“作为一名政治家,列宁几乎不该得到任何怜悯。他是一位无情的论战者,一位无情的恐怖主义者,一个对他和他的党几乎一切所作所为都不知悔改的辩护人。”——罗伯特·瑟维斯(Robert Service),《列宁:政治生活》(Lenin: A Political Life)第三卷,《铁环》(The Iron Ring),1995年。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一书无疑影响了年轻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正如它也影响了其他许多年轻人一样。事实上,他在一个夏天内把这本小说读了五遍。他对1904年与他同住的尼古拉·瓦连京诺夫(Nikolai Valentinov)说:“它完全重塑了我。这是一本可以改变人一生的书。”[3]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父亲伊利亚·尼古拉耶维奇·乌里扬诺夫(Ilya Nikolaevich Ulyanov)是辛比尔斯克(Simbrisk)地区公立学校的视察员,是一位有一定地位的政府官员。虽然他是俄罗斯东正教会的虔诚信徒,但他仍然保持着一种进步的观点。由于他的勤奋,他被提拔为了学校主任,甚至被提升为了世袭贵族,头衔是“官方国务委员”(Official State Councillor)。列宁的母亲安娜·埃利扎罗娃(Anna Elizarova)出身于一个相当富裕的家庭。她的父亲是一名医生,也是一个庄园的主人,后来乌里扬诺夫一家就常在这个庄园里过暑假。她能说流利的俄语、德语和法语,而且博览群书。虽然不富裕,但这个家庭确实很温馨。
这些年的热潮见证了一个新组织的成立,即“土地与自由”(Zemlya i Volya)。众所周知,这些“民粹派”(the Populists)是由数千名主要受过教育的学生青年组成的革命运动。他们的目标是启蒙乡村的农民,唤起他们反对沙皇暴政,支持一种农民社会主义的思想。他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是反动的,因此要为俄国寻求一条不同的道路。他们宣称的目标是点燃星星之火,来刺激农民采取革命行动。他们积极努力,争取实现农民起义,反对旧秩序。但是,农民虽然不满,但却沉浸在落后的环境中。他们仍然不为这种宣传所动。事实上,他们不仅无动于衷,甚至还经常做出敌意的反应,把年轻的激进分子交给警察。结果,出现了广泛的逮捕,“到人民中去”的运动遭到了失败。
占主导地位的恐怖组织以“民意党”(Narodnaya Volya)的名义出现了。其支持者被成为“民粹”(Narodnik),他们的信条是用个人恐怖来反对国家政府。他们的策略类似于巴枯宁(Bakunin)的“行为宣传”(propaganda of the deed)的概念。他们认为,公开参与直接行动会以身作则,提高人民的战斗精神。“历史走得太慢了,”其领导人之一哲利亚博夫(Zhelyabov)说,“我们必须催促它前进。”[5]列宁称其为“单独决斗论”,称“直接地引起的只是瞬息即逝的轰动,而间接地却使人变得冷漠,消极等待下一次的决斗。”[6]
实际上,个人恐怖主义的方法是围绕着少数革命者进行的,群众则被排除在外,仅仅被视为旁观者。“战士取代了使徒,”[7]托洛茨基评论道。1878年,年轻勇敢的学生维拉·查苏利奇(Vera Zasulich)——后来帮助建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党(Russian Social Democracy)——枪杀了圣彼得堡总督特雷波夫将军(General Trepov),后者刚刚对一名囚犯进行了体罚。对此进行了一场著名的审判,但查苏利奇最终被无罪释放了。
总共有15人被指控企图谋杀沙皇,并因此受到了审判。大部分被告都面临着长期监禁的刑罚。然而,被认为是主要阴谋者的亚历山大被认定有罪,并被判处了死刑。1887年5月8日,他被带出牢房,与另外四人一起在彼得与保罗堡垒(Peter and Paul Fortress)的庭院里被绞死。他代表他的同志们宣布,他们并不害怕死亡,因为“没有比为了共同利益而死更光荣的死亡了”。他的姐姐安娜(从未参与谋划)也被逮捕,但在处决亚历山大等人后又被释放了。亚历山大的母亲从她去探望女儿的路上买的一份报纸中,得知了儿子的命运。
通过维拉·查苏利奇,该组织与伦敦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取得了联系。通过这次接触,他们相信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并在马克思去世的1883年成立了“劳动解放社”(Group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Labour),目的是在俄国普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因此,普列汉诺夫的小团体成为了一座桥梁,连接着旧的民粹主义和新兴的社会民主主义,即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23岁时,年轻的列宁不仅准备成为一名作家或理论家,而且也准备成为未来的运动领袖。在他早期的作品《论所谓的市场问题》(On the So-called Market Question)中,他展示了自己对《资本论》的理解,把相关知识与最新的事实和数据结合起来,揭示了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并回应了民意派的论点。
列宁认真对待自己的责任。他没有肤浅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而是极其透彻地研究它,尽管在如何获取相关著作方面存在很大困难。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征服这些思想,而不是简单地死记硬背。在他的一生中,他对所有事情都采取了这种严格的方法。回顾这段早期时期,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Left-Wing Communism, An Infantile Disorder)中总结了这段经历:
列宁接受了恩格斯的观点,即斗争是在三个层面上进行的:经济、政治和(同样重要的)理论上的斗争。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在圈子里的成员之间被传阅,如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花时间与工人团体一起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
1894年,他写了自己的第一部重要作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Who Are the ‘Friends of the People’, and How They Fight the Social Democrats),这是与民粹主义者米哈伊洛夫斯基(Mikhailovsky)的论战,是在解决关于民粹派的问题。随后,他又发表了另一篇毁灭性的批评文章《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The Economic Content of Narodism),其中也批评了司徒卢威的修正主义。这两部作品都是非法出版的。
此时,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印象颇深,特别是他在1895年出版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nist View of History)一书。该书概述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对那些像司徒卢威一样偏离马克思主义的人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列宁称普列汉诺夫这本书是一部“帮助教育了整整一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
二十五岁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895年9月从国外回来,手提箱中塞满了隐蔽的非法文献。回国后,他在圣彼得堡遇到了另一位年轻的革命者朱利叶斯·马尔托夫(Julius Martov),他也被大学开除了。马尔托夫同样被马克思主义深深吸引。从那时起,这两个年轻人将在建立马克思主义圈子方面进行密切合作,并迅速成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Union for the Struggle and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学校教师娜·康·克鲁普斯卡娅(N.K. Krupskaya)也参与其中。不久,在敖德萨(Odessa)和图拉(Tula)出现了分支机构。第二年,在尼古拉耶夫(Nikolayev),一个年轻的学生列夫·布朗斯坦(Lev Bronstein,后来被称为托洛茨基)帮助成立了“南俄工人协会”(Workers’ Association of South Russia)。
这时,这些圈子的活动重心从理论讨论转向了在工人中增加政治鼓动。这种变化反映在了列宁的著作中,如《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Explanation of the Law on Fines Imposed on Factory Workers)和《新工厂法》(The New Factory Law)。他还继续写下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纲领、策略和组织方面的任务。由于他们的活动,其组织常常受到国家秘密警察(Okhrana)的监视。在访问普列汉诺夫之后,列宁和他的同志们计划发行一份非法的工人报纸《工人事业》(Workers’ Cause)。然而,1985年12月,伊里奇、马尔托夫以及其他人都在报纸出版的前夕被捕。这些逮捕耗尽了他们的积极力量,扰乱了他们的工作,而新报纸也从未得见天日。
逮捕与流放
在监狱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仍然通过探视和用牛奶写的秘密信件(这样警察就看不到字迹)与他的同志们保持着联系。弗拉基米尔在狱中非常忙碌,写着小册子,准备着他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Russia)一书,该书最终于1899年出版。他还写了《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Draft and Explanation of the Programme for 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在这份草案中,他得出结论:
列宁越来越多地展望未来的工作,并以此在1897年底写下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The Tasks of the Russian Social Democrats)。他解释说:“俄国社会民主派还很年轻,刚刚在走出那以理论问题占主要地位的萌芽状态。它才刚刚开始展开实际活动。”这样的活动意味着它转向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则显示出不可估量的前景。“总之,同志们,干起来吧!不要浪费宝贵的时间!”
正是在这一时期,列宁制定了一个未来计划,他与克鲁普斯卡娅讨论了这一计划,并在后来的《火星报》(Iskra)以及小册子《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和《就我们的组织任务致一位同志的信》(Letter to a Comrade on Our Organisational Tasks)中作了阐述。这个计划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建议建立一个全俄罗斯的社会民主党报纸,在国外出版。这将是一个中央机关,它将把组织联系在一起,并通过工人通讯员的网络帮助指导俄国境内的工作。这项工作非常需要这样一个中央机关来指导工作。作者: 马列托主义者 时间: 2022-2-5 18:24:30
波特列索夫加入了列宁与普列汉诺夫的讨论。很明显,普列汉诺夫对这两个新人都有怀疑,讨论变得相当紧张。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行为深感震惊和受伤。不久之后,列宁在《“火星”怎么会差一点熄灭了?》(How the ‘Spark’ Was Nearly Extinguished)一文中,为他最亲密的同志们写下了他对这次会面的印象。
一个集中的组织
在慕尼黑期间,列宁不仅通过《火星报》,而且也在《从何着手?》(Where to Begin)和《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等其他著作中寻求巩固党的框架。他提请注意该组织与其目的不相适应的弱点。地方上的圈子之间没有协调、没有领导,以草率的方式从事工作。工作专业化的需求变得越来越迫切,列宁对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提出了明确的想法。
列宁在《怎么办?》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些关于革命组织专业化的观点。他于1901年完成了该书的写作,并于1902年将其出版。这本书吸引了革命者的极大兴趣,特别是那些接触过俄国工作的人。它成为了关于革命党的建设、职能和任务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的一部分。然而,这本书却受到了改革派和资产阶级评论家批评,认为它给极权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种子提供了所谓的成长基础。例如,安东尼·雷德(Anthony Read)在他的《燃烧的世界》(The World on Fire)一书中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