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未明子的看法不是这样的,他拒绝认为经济是可以预测的。所以,他看到了不平等交换,从而在帝国主义问题上和红中网取得了暂时的一致;但是,由于他不认可利润率下降会导致经济危机,不认可客观规律可以预测未来,认为人的主观意识无比强大,认为未来有无数种可能,所以他认为为了稳定,为了一时的和平,中国“有可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上升为核心国家,而健康力量也“有可能”掌握资本,从而幻想有一个这么一个美好的可能,以此来攻击红中网对于未来的推测是多么“不稳定、不人道”
最关键的是第三步(但这最后一步后来并没有落实)。在公开信发表数日以后,由当时被网上追逃的四名同志主动前往公安局“投案”。
为什么要有第三步,这是当时一些左派同志所不理解的。在内部交流中,严元章同志做了解释。根据以往的经验,没有理由认为,仅仅因为左派群众的公开信(无论联署者中包含多少“名人”),当局就会做出让步,哪怕是像撤销网上追逃那样微小的让步。所以,这次斗争的主要目的,对外是争取撤销取保候审和网上追逃,而实际的主要目的,只能是以此为契机,扩大马列毛左派的政治影响,不仅争得工人运动的领导权,而且从自由派手中夺得以争取一般资产阶级政治自由为目标的斗争的领导权。
为了真正达到这个目的,仅仅有前两步是不够的,而必须要有第三步。四青年如果果然去“投案”,我们估计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也是最有利的情况,四青年去了以后,出乎对方意料之外,对方决定不抓,只是要求四人办理一定手续,然后释放。如此,则斗争取得胜利,四人免除了后顾之忧,左派政治影响扩大。第二种情况,四青年去了以后,随即被羁押。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分析,读书会事件本身,尚未被当局认定为严重案件,且案件的“主犯”已经被取保候审,那么作为被网上追逃的四名“从犯”无论如何是不会“从重”处理的。所以,有很大的可能,四人被关一个短时期以后,当局便将他们草草结案、“教育释放”了事。
如果发生了第二种情况,一方面左派可以扩大宣传,另一方面,被捕四人可以得到锻炼,而他们不畏惧网上追逃、主动“投案”的英雄气概将大大鼓舞左派群众和进步青年,对于马列毛左派的政治影响十分有利。所以,无论是第一种情况还是第二种情况,左派都可以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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