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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洗审判
很久之后,「塞宁」本人亲自证实这点,他承认:「我服务苏联秘密警察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931年」(尽管几乎能肯定他们从更早就开始)。「这份工作是替约瑟夫·斯大林监视托洛茨基,斯大林痴迷于了解他憎恨的对手的一举一动与所思所想,甚至是在流亡的期间……在1931年和1932年的两年时间裡,我暗中监视托洛茨基和他周围的人。托洛茨基毫无怀疑,邀请我到他在土耳其比于卡达戒备森严的家中做客。然后我向克里姆林宫汇报了托洛茨基私下告诉我的一切,包括他对斯大林的尖酸评论。」
这件事于1957-8年间在美国被揭露,「塞宁」现在的名字是杰克·索布尔(Jack Sobel),作为俄罗斯在美国的一个间谍组织的核心成员受审。杰克·索布尔在口供中、在受审时、在其同伙兹博罗夫斯基(Mark Zborowski)受伪证审判时、以及有关间谍活动的参议院听证会的证词中,他和他的兄弟(现在被称为罗伯特.索布尔Robert Sobel)详细证实了格别乌在谋害托洛茨基及其家人和支持者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托洛茨基渴望逃离孤立的比于卡达,找到一个更靠近欧洲事件中心的基地。但是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根本不愿意给予托洛茨基政治庇护的民主权利。最终,在1933年,托洛茨基获准进入法国。然而,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特别是民族主义和法西斯右翼势力的壮大,很快导致法国达拉第(Daladier)政府下令驱逐他。几乎每个欧洲政府都已拒绝给予他政治庇护。正如托洛茨基所写,他生活在一个「没有签证的星球」上。1935年,托洛茨基在挪威找到了一个短暂的避难所,在那裡他写下了《被背叛的革命》(1936)。
托洛茨基在法国时写道:「说谎、弄虚作假、伪造以及滥用审判,达到了迄今以前历史上所未有的地步……」(《流亡中的日记》,45页)。但在他抵达挪威后不久,莫斯科的第一次大清洗审判就在全世界面前爆发了。「目前苏联正在进行一场扰乱人心的审判。」托洛茨基在日记中评论道;「斯大林专政来到全新的界线。」
在第一次骇人听闻的作秀公审,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其他重要领导人都以捏造的罪名被控罪,背后是伪造供词、残酷施压、施以酷刑和威胁被告家属。主要被告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达到了高潮。
在这些大清洗的审判中,托洛茨基作为缺席的主要被告,被指控进行了数不清的阴谋活动,据称其目的是暗杀斯大林、沃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和其他苏联领导人,并秘密勾结希特勒和日本天皇,意图摧毁苏维埃政权并使苏联解体。
与此同时,斯大林对挪威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以限制托洛茨基,防止托洛茨基对莫斯科的卑鄙指控作出回应和反驳。为了避免遭到监禁,托洛茨基不得不另寻避难所,他急切地接受了墨西哥卡德纳斯政府提供的庇护。途中,托洛茨基回忆起了他写给政治局的公开信,在信中,他预见了斯大林的「世界范围的官僚主义诽谤运动」,并预言了对他的暗杀企图。托洛茨基以令人不寒而栗的预感补充道:「斯大林在完全不同的层次上斗争,他不是攻击对手的思想,而是攻击对手的头颅。」(《托洛茨基文集》,1936-37,第44页)
在俄罗斯,清洗的范围并不仅限于少数老布尔什维克或左翼反对派。每有一位领导人出现在公审中,就有成百上千的人被秘密地关押起来,或被送到北极的劳改营等死,或在监狱的地窖裡被草草处决。在大清洗中,至少有800万人被捕,还有500到600万人在劳改营裡无人过问,其中许多人被处死。毫无疑问,左翼反对派的支持者,托洛茨基思想的追随者,承受着最残酷的镇压。
利奥波德.特雷伯(Leopold Trepper),一位真正的革命者,曾被捲入格别乌裡面,在他最近出版的回忆录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但当时有谁抗议?谁站出来表达他的愤怒?」(《伟大的游戏》The Great Game, 1977)。他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托洛茨基派可以要求这一荣誉。这群人以他们的领袖为榜样,这位领袖被斯大林用冰镐的一端奖励他的顽强不屈,他们与斯大林主义战斗到死,而且他们是唯一这麽做的人。大清洗的时候,他们只能在冰冷的荒原上大声反抗,他们被拖到那裡等着被消灭。在劳改营裡,他们的行为令人钦佩。但他们的声音消失在苔原上。今天,托洛茨基派有权利指责那些曾经狼狈为奸的人。然而,请他们不要忘记,他们拥有比我们更大的优势,即拥有一个能够取代斯大林主义的连贯的政治体系。在目睹革命遭到背叛的极度悲痛中,他们仍有一些信念必须坚持。他们不『认罪』,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认罪对党和社会主义都没有好处。」(56页)
俄罗斯的大清洗也与斯大林对革命以及1936年夏天西班牙爆发的内战进行直接的反革命介入有关。通过莫斯科控制的西班牙共产党的官僚领导、苏联军事顾问机构以及格别乌的「特别任务小组」,斯大林将他的恐怖镇压伸向了无政府主义者、左翼激进分子,尤其是阻碍他政策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与此同时,斯大林的秘密警察也加强措施,破坏由托洛茨基的儿子列夫·谢多夫(Leon Sedov)领导的,位于巴黎的国际左翼反对派中心。
1936年,格别乌窃取了托洛茨基存放在巴黎的部分档案,此举旨在削弱托洛茨基回击莫斯科大审中骇人指控和伪证的力量。但对托洛茨基本人和整个反对派来说,更沉重的打击是谢多夫的死。
协助托洛茨基着述、筹备和分送《反对派通讯》、维持国际反对派团体间的联繫,这些工作中谢多夫不可或缺。同时,谢多夫也为反对派的工作做出了杰出的、独立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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