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今年三月發生在深圳的 IBM 公司勞資糾紛案一樣,這是一起典型的因收購而引發的勞資糾紛,這類案件近年來在中國、尤其在廣東省常有發生。但,這次勞資沖突和法庭的審理、判決很少見。首先,它是中國工人和世界最著名、在歐美有「保護員工」的良好聲譽的跨國公司之間的沖突,有重要的象征意義;其次,工人因罷工在前,被解雇在後(而且被解雇的達罕見的200多人),資方違法的事實如此簡單、明確,工人卻兩次敗訴。其中的原因,實在值得深究;最後,明確規定了企業高級主管不得擔任工會主席的《工會法》,通過並執行已十年有余,企業,特別是工會文化深厚的外資、歐美企業,在中國仍然可以是我行我素。
2008年5月,廣東前省委書記汪洋推出了「騰籠換鳥」的「雙轉移」(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經濟戰略。在此政策的引導下,許多珠三角企業都在進行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製造功能手機(非智能機)的東莞諾基亞工廠和製造低端服務器的深圳 IBM 工廠都被像微軟、聯想這樣的大公司收購我們看到,但許多公司在並購、轉型的討價還價的過程中對普通工人沒有絲毫的尊重,因此不斷引發了工人們的憤怒,導致罷工。此案的重要性還在於,如果不在改變勞資關系的力量對比的過程中製止這些國際跨國公司的惡行,不但工人的基本權益得不到保護,而且,政府「騰籠換鳥」的戰略也很可能落空。因為,一個地區沒有對員工的權益的尊重,沒有最基本的社會公正,它就很難吸引高技術所需要的人才和高質量的勞動力。
王還提到,業內稱碼頭的休息室為「hot bed system」。由於香港碼頭工人相比其他地方的同行經常需要連做3更,24小時工作,因此工作完畢後往往馬上會到休息室補充睡眠,由下一位工人接替。當工友休息過後起床工作,上一更的工友便接替休息。由此,休息室的床總是呈溫暖狀態,是為「hot bed」。 「這樣頻繁共用的休息室無疑是疫情爆發的溫床。」他說。
2021年1月,越南勞工政治將發生重大轉變,新修訂的《勞動法》將生效。最大的變化在《勞動法》第十三章,它將第一次允許「企業一級的工人代表組織」(tổ chức đại diện người lao động tại doanh nghiệp,WROs)獨立於國家領導的越南勞動總聯合會(Vietnam General Confederation of Labour,VGCL)。
越南勞動總聯合會通常被認為是越南共產黨的工具,在保護工人權益方面毫無用處。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如此,毫無疑問,越南勞動總聯合會不能真正代表工人。不過,越南勞動總聯合會在集體談判、自下而上的工人組織以及在勞資糾紛中提供更好的法律援助方面,已經進行了一些嘗試。越南目前正在對《工會法》進行修訂,以便適應「新形勢」(tình hình mới)。修法範疇包括工會結構、工會經費,以及各級工會在處理勞資糾紛方面的作用。
越南勞工(Viet Labour)和越南勞工運動(Viet Labour Movement)是堅韌不拔、戰痕累累的異見分子組織。這兩個組織在2016年底分裂,是2000年代中期越南準備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湧現的一些獨立勞工組織的後代。正如這些組織自身所做的聲明一樣,它們並不是工會,不是由工人建立和領導的。這是一群積極分子為了勞工權利和結社自由而建立的組織。他們大多向工人提供有關勞工權利和勞動法的建議。
實際上,建設和改革勞動關系製度的目的一直是建立「和諧勞動關系」(quan hệ lao động hài hoà)——這主要是指停止罷工。目前的改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理解為就是要工人停止罷工,而且這可能是有效的,因為記錄的罷工數量在過去幾年裏確實顯著下降(由於新冠病毒帶來的危機,罷工在2020年的頭幾個月又有所回升)。
與此同時,印度最大的食品配送公司Swiggy的司機在南部城市海得拉巴也舉行了罷工,抗議公司任意降低配送費。這次罷工得到了印度App運輸工人聯合會(the Indian Federation of App based Transport Workers)的支持,罷工持續了一個多星期,得到了全國媒體的廣泛關註。
AIGWU行動的轉折點出現在八月,當時,Swiggy外賣平臺工人正在多個城市進行抗議。這一系列抗議揭示了從以往的自發行動發展出一個有策略、可持續的工人組織的必要性。一位與AIGWU相關的獨立研究員接受采訪時表示,各個工會之間的協調以及工人的能力建設極為重要,要幫助工人提出更有說服力的訴求,給他們提供提供清晰的行動架構,並確保這些訴求和策略都是在工人中間產生,而非來自外部機構。此外,AIGWU還獲得了同樣隸屬於CITU的全印度信息技術及信息技術支持服務雇員工會( All Indi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nabled Services Employees' Union)的支持,「幫助它在社交媒體上擴大影響力」。
類似的抗議並不常見,是次參與的工人來自緬甸團結工會(Solidarity Trade Union of Myanmar, STUM)及緬甸服裝工人聯合會(Federation of Garment Workers Myanmar, FGWM)。他們舉著標語,上面寫著「中央仲裁委員會成員,立即下臺!」,「審查委員會做出的決議!」
工人和工會成員認為,仲裁製度需要改革,同時他們也在尋求其他途徑保護工人權利。全球產業總工會(IndustriALL Global Union)的成員之一,緬甸產業工人聯合會(Industrial Workers Federation of Myanmar, IWFM)表示,解決緬甸服裝工廠勞資糾紛的真正關鍵是結社自由。
電子製造廠由傳統的血汗工場發展至現代化的大型廠房,徹底改變了工人的生產方式。以集成電路的組裝為例,以往單靠工人手工焊接電子元件的工作已經普遍被表面黏著技術(Surface Mount Technology)所取代,自動化的機器貼裝芯片和其他元件的速度大大超越人類,一個小時便可以貼上四萬個元件,加上錫膏塗抹、集成電路的回溫固定亦已機械化,機器已經成為生產過程的主體,而工人則負責監視、調節及檢查修補機器的錯誤。
緬甸工人聯合會(Federation of General Workers Myanmar,原名緬甸服裝工人聯合會)主席Moe Sandar Myint去年12月向中國勞工通訊講述了仰光萊達雅鎮服裝工人在疫情期間的鬥爭。2月6日,公民抗命運動的第一天,她帶領4000多名工廠工人發起了抗議活動。目前,她正在躲避軍方的追捕。
2月6日,緬甸工人聯合會(Federation of General Workers Myanmar, FGWM)主席Moe Sandar Myint幫助組織了仰光萊達雅鎮4000多名工廠工人的抗議活動,這是緬甸第一批反對軍事政變的大型示威。此後,Moe Sandar Myint一直在躲避軍方的搜捕。
被槍殺的工人當中,也有工會的組織者。據工人表示,自己認識一位雪碧達工業區JCK工廠工會代表頭部中槍死亡。這位工人同時也是緬甸團結工會(Solidarity Trade Union of Myanmar, STUM)的成員之一。中國勞工通訊翻查了位於雪碧達的JCK工廠,相信這間工廠的全名是Suntime Jck Company Limited,由港資的CSG International Limited持有,該企業在2015年便開始向緬甸發展。
自從意大利由大量移民的來源國變為移民的目的地,外來移民一直是農業食品行業的重要勞動力。1960年代末期,在意大利歷史上首個移民定居點,西西裏島的馬紮拉德爾瓦洛(Mazara del Vallo),有來自突尼斯的工人參與漁業工作。1989年8月,來自南非尋求庇護的傑裏·馬斯洛(Jerry Masslo)在維拉利特諾(Villa Literno)被謀殺,維拉利特諾是當時意大利南部的一個高產西紅柿種植區。馬斯洛是被種族隔離迫害的南非人,但他在意大利尋求庇護的申請被拒絕了,因為根據1951年《難民公約》,意大利的保護義務有一項「地域保留」條款,只有從共產主義東歐來的人才能受到意大利的庇護。
在過去的十二年中,打擊剝削性勞工和與非法勞工中介鬥爭一直是FLAI的頭等大事,我們已經理論化並實現了一個有利於弱勢工人的創新工作計劃,成立「 路上工會(sindacato di strada)」。通過路上工會,FLAI打算回歸到工人階級運動的本源,離開我們的辦公室和辦公桌,四處走動,與工人在他們居住、碰頭、娛樂或尋找臨時工作的地方會面,都是我們工會成員的責任。
金界娛樂城高棉雇員勞工權益支持工會(Labor Rights Supported Union of Khmer Employees of Naga World)主席Chhim Sithar認為,裁員舉動不僅僅是由疫情引起的成本削減。對於金界控股來說,「這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應對工會的方法,」她說,「公司從中得到了很多好處……他們降低了成本,解雇了工會成員,(並)削弱了工會。」
柬埔寨工會所屬的全球組織,國際食品、農業、酒店、餐飲、煙草及相關工人協會聯合會(International Union of Food, Agricultural, Hotel, Restaurant, Catering, Tobacco and Allied Workers』 association)指出,一方面工人收入下降連基本生活都難以維持,另一方面公司卻還能向股東發放股息。Sithar說,一些工人在下半年的月收入不到100美元,這甚至不足以支付金邊的基本食宿費用。
由於在香港難以謀生,而這些在香港出生的原居民擁有英國及殖民地公民(Citizen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Colonies,簡稱CUKC)身份,擁有英國居留權,故大批新界原居民男丁均前往英國另覓出路,「英國社會有種族歧視,如果不懂英文、沒有城市技能,難以在本地尋找到工作,很多工作對於不懂英文的人是有歧視性,故此在很大程度上,這些從香港來的原居民,沒有融入到英國社會。」
「那是在唐人街一間三層樓高的中餐館,當時老板要轉手,把餐館賣給另一個人,轉手前一兩個星期才通知員工,新老板不會聘用你們。但根據法例,英國有業務轉讓(Transfer of Undertakings)條例的保障,新老板是需要保障原有的員工留在原公司工作,即使裁員本身都是有法例的,但華人社區是有另一套行事方式,認為給予兩星期通知已經是盡了人事。」
在林懷耀看來,要發展英國華人社群的工運仍相當困難。「我不敢說建立不到,但直到目前而言,難度真的很高」,林懷耀說,不是完全沒有華人參與當地的工運,「有很積極的參與者,但都是以個人名義為主,我也認識幾個。有沒有人相信工會呢?有,但主要是公營部門或自己行業本身已有的工會,例如倫敦運輸局(Transport for London),有些人即使不算很積極,但也會承認工會是代表他們的。」
而在此次阿裏巴巴事件中,阿裏員工自發成立了「勇敢牛牛幫助小組」,發布《Aliren help Aliren,6000名阿裏人關於807事件的聯合倡議》,聲援受害女員工,提出推動員工、特別是女性員工職場反性騷擾和反性侵製度的建立。要營造安全、平等、友好的工作環境,消除職場性別暴力,建立起企業防治性騷擾、性暴力機製,仍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印度App運輸工人聯合會(Indian Federation of App-based Transport Workers, IFAT)全國秘書長Shaik Salauddin對此表示:「這些平臺公司明明在不斷壯大,卻還不斷削減外賣工人的工資,迫使工人不斷延長工時(才能維持收入)。我們希望,這些企業的每一位投資者都能關註一下工人們的實際工作狀況,看看這些平臺是怎樣在對待工人,明明工人才是支撐起他們經營發展壯大的功臣。」
去年四月,金界賭場以新冠肺炎導致的經濟損失為由,宣布了將解雇1329名工人的計劃。五月,大家發現,所有金界娛樂城高棉雇員勞工權益支持工會(Labor Rights Supported Union of Khmer Employees of Naga World, LRSU)的組織者以及積極參與工會活動成員都在裁員名單內。工會認為,這無疑是公司針對工會的打壓。
365名工人要求復職,而同意離職的工人要求按照柬埔寨勞動法重新計算解雇賠償。盡管公司口口聲聲強調經濟壓力,工會卻發現公司正在開發一處名為Naga3的新賭場項目,建造總價高達35億美元。罷工中,工人們拿著的寫有Naga3、公司首席執行官曾立強以董事長Timothy Patrick McNally的文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