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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香港左派谈香港社会 [打印本页]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1:29:18     标题: 香港左派谈香港社会

本帖最后由 远航一号 于 2022-4-5 22:38 编辑

作者 社會主義行動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 二零二二年

二零一二年

香港:左翼人士被判監

東區法院昨天的裁決,是向所有反對政府新自由主義政策及日益加強鎮壓的示威者發出預兆警告。

兩名香港的左翼活躍分子(23歲的黃軒瑋及27歲的周諾恆)因2011年抗議港鐵加價,被判監兩星期。港鐵於豐厚利潤情況底下提高票價,令民眾更甚憎恨政府持有的港鐵。港鐵公司不單於全球營運公共交通,同時更是房產的一大炒家,令香港房產市場價格高踞不下。

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指:「此裁決是政治檢控,旨在傳遞一個政治訊息 ── 抗議行動若不溫馴,將會面臨嚴刑峻法。」

去年4月,兩名示威者於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演講時,衝上講臺抗議而被重判,可見所謂「獨立司法機關」的過度反應何其荒謬絕倫。黃軒瑋及周諾恆被控「擾亂公眾秩序」,而法官李國華為合理化判刑,指此行動引起其他人仿傚。黃軒瑋是社會民主連線(LSD)成員,是該黨去年區議會候選人之一;而周諾恆並非社會民主連線成員,但受社民連線前主席陶君行雇用為助理。

抗議權利被判定為犯罪

正如我們先前於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的警告,政府及資本主義建製試圖限製香港的群眾抗議,包括對反對政府的批評人士「政治暴力」的荒謬指控、加強警察鎮壓等,以及一連串如採用會打壓現有民主權利的措施。相比起其他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香港的民主權利已受更大限製。

中港兩地情勢互相映照,香港進一步趨向更專製的統治模式,而中國內地則在一年多的時間內加強對異見人士的打壓。北京政府控製香港政府,並透過與財團、媒體和學術精英的牢固紐帶去操控香港政治。中央當今視香港的激進抗議文化為威脅,恐懼其擴散至中國內地。尤其是遍布內地的「群體性事件」(2010年超過18萬件)、如烏坎村(2011年9月-12月間)所展示部署精密、組織強大及有計劃的抗爭行動,以及最近的連串罷工事件,可見中央政府的恐懼。

被拘捕示威人數上升8倍

為了緩和極權政府的憂慮,香港政府盡其所能去展開本地的鎮壓,使很多評論員指出香港政治情勢正在「大陸化」。統治階級其中一個重要目的,是要重新恢複臭名昭著的廿三條國家安全法立法。2003年群眾抗爭運動曾阻止廿三條。

自從去年鷹派作風的警務署署長曾偉雄上臺後,可以肯定的是,政府以更強硬的警察打壓及法律檢控手段對付社運分子。曾偉雄上臺首年,總共有416名示威者被逮捕(前年數字為50名),增加了8倍,是1967年六七暴動以來最高的一年。大約20名示威者因去年各抗議場合中所謂違法,仍然等候審判。2010年被逮捕人士中沒有人被判監。但從本案例可見,法庭可能於未來案件中採取更強硬的姿態。這不是巧合,而是反映政府及其司法機關改變其政策及措拖。

社民連受到打擊

資本主義建製目標明確的要打擊社民連及其同盟(即被媒體標籤為「激進派」各類分子),試圖將該黨的行動分子打成「搞事分子」的公眾印象。政府更嚴苛的起訴及裁判是打擊社民連的手段之一,以懲罰其作為反政府的角色,尤其是2010年5月組織「五區公投」運動,而獲得反政府的五十萬票。北京極權及其香港傀儡政客決心要以打擊社民連為示範,表明對任何抗爭及挑戰零容忍。

對黃軒瑋及周諾恆的重判仍於上訴中,但應該以連串抗議行動作出反擊。除非如此,統治階級必然更進一步採取手段打擊社民連及其他抗議人士。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等人被告「刑事毀壞」及「行為不檢」,正在等候判決。有很大風險,法庭會基於政治考慮會宣布類似的重判,而「長毛」若被重判,有風險會被禁止於本年9月份的選舉中捍衛其立法會的議席。2008年選舉中,「長毛」第二次被選進立會,獲得民選立法會議員中第二高票。

可惜最近泛民主派政黨分裂,而右翼政黨進一步靠攏北京,並鼓吹民主抗爭中「妥協」,令動員群眾反對政府鎮壓的任務和捍衛基本民主權利變得更為困難和複雜。

我們需要發動強大的抗議行動去反對這件政治檢控事件。現在必須立即開始動員青年及工人去捍衛「長毛」、黃軒瑋、周諾恆等政治被告,並揭露香港統治者的專製。遊行示威的「暴力」無疑是被資本主義媒體及政客誇大渲染,但同時我們必須正視,衝突行為會被親政府陣營(受右翼泛民主派的縱容下)借助去混淆視聽,令一部分本來同情抗爭運動的民眾失去正確判斷。

遊行應該作充足準備,選舉產生的代表及幹事去管理安全問題,並應對警察的衝突策略。於當前形勢中,佔領行動、靜坐抗議等抗爭策略是正當的,應該透過參與組織及政黨選舉代表的委員會,以最民主的方式去作準備及協調。為達到最佳效果,示威方式必須高度紀律,以及有意識地呼籲無經驗的新的不滿的階層 (包括工人、青年及普通群眾等)加入陣營。

團結抗爭運動

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CWI香港)呼籲左翼分子緊急回應對黃軒瑋及周諾恆的裁決。我們必須於上訴程序完結前,立即組織抗議行動。我們應該立即召開一個協調會議,邀請各界希望反擊政府打壓的人士,擴展及協調抗爭陣線。如果被告的上訴被否決,我們更要呼籲國際性的擴爭行動,針對於澳州、英國和瑞典有營運的港鐵公司。

「反廿三條、捍衛民主的抗爭已經受到威脅,我們要立即開始,以抗議及活動去反對法庭苛刻的裁決。」鄧美晶說。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撤銷對黃軒瑋和周諾恆的裁決
反對政治檢控,捍衛香港示威權利
反對廿三條重新立法
支持群眾抗爭、建立真正群眾工人政黨,是爭取民主權利的不二法門

香港討論會:年青人如何組織起來?

澳州社會主義黨(即工國委CWI澳州支部)墨爾本市議員安東尼‧緬恩(Anthony Main)於1月10日-13日期間來到香港,與香港左翼青年交流抗爭經驗。 1月12日(星期四)晚上,社會主義行動於社會民主聯機總部舉行討論會,有約二十人參與。會中安東尼‧緬恩(Anthony Main)介紹維多利亞州一個代表快餐店和零售業工人,名為「聯合」(UNITE)的戰鬥性工會。 「聯合」工會旨在廢除「青年工資」、工作零散化和低工資水平。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亦是講者。

安東尼‧緬恩(Anthony Main)簡介澳洲的情況:

相對於陷入經濟崩潰的歐美,澳洲的經濟仍未陷入實時危機。澳大利亞經濟以中國為緩沖區,向其輸出大量礦產,使國內礦業十分發達,不過這只是單一行業發展。只有資本家賺錢,其他產業的工人收入都不斷下降,特別是年青人。所以在2003年,「聯合工會」成立了,為了對抗剝削,重建具階級意識的工會,並取代現時的工會官僚。

新自由主義肆虐,使公司利潤不斷上升,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水平卻不斷下降。同時,舊工會並沒有激化階級鬥爭,更向資本家靠攏,以致成員數量不斷下降。現在最受剝削的工人為:女工、青年和外勞。

安東尼重點指出了澳洲工人兩大問題:散工漸漸取代長工,工資不斷下降。

A. 散工問題:

在互相競爭的情況下,老板爭相剝削工人,紛紛把長工轉為散工。以件薪、日薪、時薪等計算工資的散工,使工人工作去規化,同時減少工資,工時不穩,無有薪假,也無醫療保障;令多為散工的青年人入不敷支,使他們失去前景。

B. 工資低廉:

澳洲有兩種不同的工資,一種是專門給年青人計算的,最低工資是建基於工人的年紀(15歲的青年只能拿一半的成人最低工資)。歷史上,雇主們聲稱女性的經驗和工作能力低,故薪金只有男工的一半。現在,同樣的論調卻套了在青年工人身上。可是,青年人並沒有半價消費,如交通並沒有優惠,所以這是赤裸裸的年齡歧視。當年女工的能成功爭取同工同酬,是由於她們建立了戰鬥性工會,進行了一系列的抗爭;但今時今日的青年人卻沒有,可見舊工會的無能。

今日「聯合」工會不斷進行宣傳教育,對青年工人提出清晰堅定的立場,形成新力量。他們近年的最大抗爭針對大型連鎖便利店7-11,那裏的工人多為外勞,是來澳讀書的國際學生,他們領的工資比本地工人的最低工資還要低。然而,7-11的利潤是十三億澳幣,都是從工人身上剝削而來的。

但要組織國際學生是困難的,因為他們的學生簽證是有限製的,一星期只有20小時的工作時間。為了幫補日常開支,只能被迫違反逗留條件,超過工作時間上限。要為他們爭取權益更為復雜艱難,因為不少工人害怕參與工會活動而被革職,故此「聯合」工會很多時只能作暗地裏組織,當有必要時才高調抗爭,於媒體曝光。

C. 工人抗爭:

因為他們進行了一系列的抗爭,迫使政府介入其中,令7-11把克扣了的工資還給工人,更把其中一個最嚴重的剝削犯雇主判監。但後來7-11的回應卻是把店鋪易手,變相解雇了現有的一批工人。舊工會普遍不支持「聯合」工會這青年力量,但此事已可能使更多年輕工人加入工會運動。

安東尼認同,工會必須政治化,且具戰鬥性和進行階級教育。要想辦法組織青年工人,反對舊工會的官僚;歷史會把工會官僚丟進垃圾桶。未來的經濟危機,會使資本家變本加厲地壓迫工人,所以「聯合」工會會提供一個戰鬥性的替代,以身作則,作為一個抗爭模範,教育工人。

長毛發言:

長毛又簡介了香港的工人運動之現況,工人沒有集體談判權。香港仍有工會組織,但其參與率低,也不積極去從事抗爭,所以舊工會領導下的工人難以爭取成果。

因此,香港的工人鬥爭多數是防守性的野貓式抗爭,隨著危機解決,抗爭便會結束;難以發展成獨立工會運動,更難使工人們產生階級意識。不過,大量的野貓式鬥爭,也可以刺激主體抗爭,但前景未明。可是,也有成功例子:擊退快餐連鎖店大家樂的"扣飯鐘"政策(不把工人的用飯時間計入工資,變相減薪),社民連和社義行動等組織進行一系列的野貓式抗爭,爭取了媒體的關註和群眾的支持,更有網民發起抵製行動,終迫使大家樂高層屈服。

長毛略述了香港的經濟特點:由地產及金融霸權掌控。而工人階級的成份,則由原來的傳統工業工人,轉移成為保安和清潔(多數是中年工人),還有連鎖店的服務員(多數為青年工人),也有公共事業員工。

他又舉出以往的失敗工潮為例:

1985年地鐵地勤工人的工潮。工潮引起了激烈爭論:罷工應否影響香港地鐵的運作?但當時的地鐵工人警告資方太久了,卻無更多行動,結果遭資方各個擊破。 1992年春節,國泰空中服務員及機師罷工,工業行動會對資本主義有決定性的破壞,但工會卻作出了錯誤的決定:不在春節客貨運高峰期罷工,而在假期之後;這當然就導致了工潮的失敗。

另外,資本家利用女性歧視降低工資,現時工會都沒有處理。今日的青年被外判化和中介化,以致入不敷支,成為失業後備軍。

兩位講者的發言結合討論了澳洲和香港的青年與工運發展。這凸顯出香港工人階級與青年要捍衛自身的權利與利益,必須要推動和建立有組織的戰鬥工會和工業行動,並將之與政治教育和階級鬥爭聯系起來。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張蜀傑被迫逃離中國

工人國際委員會(Committee for a Workers』 International – 工國委CWI)支持者24歲的張蜀傑的遭遇充分說明了中國日益嚴峻的鎮壓形勢,越來越多的左翼活動分子和批評者正成為當局打壓的目標。

張蜀傑是一位社會主義者。他一直以來致力宣傳在中國建立獨立工會和捍衛工人權利。他是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的撰稿人和工國委(CWI)的支持者,工國委(CWI)在包括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等眾多國家地區擁有廣泛的成員和支持者。自2009年以來,張蜀傑成為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和雙月刊雜誌《社會主義者》的記者。網站和雜誌都在中國大陸境內都遭到了全面禁止。

2011年2月,張蜀傑成為中國最新一輪鎮壓浪潮的無數受害者中的一位。北京專製當局極端恐懼因埃及穆巴拉克專製統治倒臺和整個阿拉伯世界爆炸性的革命鬥爭在中國引發連鎖反應而采取這一輪新的鎮壓。中國左翼活動分子日益成為當局鎮壓的目標,而他們的困境卻幾乎很少得到全球資本主義媒體的報導。資本主義媒體喜歡把重點放在自由主義或親西方的持不同政見者身上,因為他們的思想更接近這些媒體的口味。

張蜀傑2011年10月在工國委(CWI)的同誌們和其他中國大陸、香港和歐洲的朋友們的幫助下,躲過警方的監視而設法離開中國。提供幫助的人包括愛爾蘭社會主義黨(工國委CWI愛爾蘭支部)的愛爾蘭國會議員喬-赫金斯(Joe Higgins)和歐洲議會議員保羅-墨菲(Paul Murphy),以及香港社會民主聯機的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

假如當時張蜀傑繼續留在中國,他將可能面臨長期監禁;國家安全局威脅可指控他犯有「泄露國家機密」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這可能導致判處長達十年有期徒刑。這些指控今天經常被用於打壓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而「國家機密」的概念非常籠統,既包括質疑政府公布的2008年四川地震中遇難的中小學生人數,也包括中國實際持有的外匯儲備的金額。張蜀傑目前在瑞典,1月末瑞典國會召開的關於中國人權和當局鎮壓的聽證會上將討論張蜀傑的案例。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1:31:15

當局是如何進行鎮壓的

張蜀傑2011年2月24日在重慶市被國家安全局的警方拘傳。這時正值中共當局開始發動大規模先發製人的鎮壓,旨在扼殺由中東劇變引發的在中國發動「茉莉花革命」的討論。張蜀傑被拘傳期間既不允許聯系律師,也不得通知他的家人。國家安全局的警察告訴他,他們知道一切有關他的活動情況;除非他向警方提供所有與他接觸的人的信息,「交待」他與工國委(CWI)的關系,並同意與安全機關合作;否則他可能被無限期拘禁,即「被失蹤」。而這是中國國家安全機構采用的典型的鎮壓手法。

當張蜀傑第一次被警方拘傳時,被控製超過28小時;期間他被沒收眼鏡和被迫站立長達數小時,警方更長時間拒絕提供食物。盡管他從未遭到任何正式指控,但他的計算機、手機、銀行卡和個人文件等都被警方作為證據沒收和檢查。他被警告可能會因為「接觸被取締的組織」與「涉及國家安全」的犯罪而面臨數年監禁。他只有與國家安全機構「合作」才能避免這一厄運。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張蜀傑被迫同意他們的要求。但是,不為國安警察所知,與他們指示相反的是,張蜀傑還另外秘密地與工國委(CWI)同誌進行聯系以尋求建議和幫助。

在隨後的數個月內,國家安全警察閱讀了張蜀傑與其同誌之間的往來交流,並指示他如何答復。警方勸說他自願去香港出席會議,而警方將支付所有旅行費用。同時,他們給他詳細的指示,要求他在會議期間用手機拍攝參與會議人員的照片,並收集他人的個人信息。當重慶市國家安全部門的調查重點主要集中在與工國委(CWI)相關的香港社會主義行動和中國大陸的支持者的時候,同時也訊問其他相關的激進勢力團體的情況,如香港社會民主聯機(LSD)和其立法會議員梁國雄。他們想知道梁國雄與工國委(CWI)之間是否存在聯系,因為張蜀傑在此前參與香港會議時曾見過梁國雄。不過,社民連是一個激進的支持民主的團體,與工國委(CWI)之間沒有聯系。

中國大陸的警方和法院是無權在具有獨立司法體系的政治實體香港進行執法。根據香港《基本法》的規定,香港公民的政治結社權受法律保護,大陸的國家機關無權幹預或監視相關活動。

這就意味著,重慶市國家安全局的人員以監禁相威脅,指示張蜀傑在香港從事違反基本法的活動。這些安全官員隨後還支付了張蜀傑在2011年10月前往香港出席會議的旅行費用,並指示他收集香港政治活動人士的相關信息,其中包括一名選舉產生的香港立法會議員。

張蜀傑無意為當局進行骯臟的竊密工作。他暗中與工國委(CWI)的同誌進行聯絡,在逗留香港期間離開中國。

一案例充分暴露了中共專製當局的野蠻統治和無法無天,盡管其一直試圖給外界製造尊重法律遵守規則的形象。而外國政府和相關公司為了維持其核心利益近來大幅降低對中共當局侵犯人權和日益嚴重的壓製性統治的批評。任何敢於挑戰這一鎮壓體製,並為此付出代價的人都應該得到所有左翼力量和民主力量的支持和聲援。

2011年的「寒蟬」鎮壓

今天,中國正在經歷十多年來最嚴重的警方鎮壓,國際大赦組織將之稱為「寒蟬效應」。數以百計的作家、律師和活動分子遭到警方的拘捕和「被消失」。其中知名度較高的有藝術家艾未未和維權律師高智晟等,警方希望以此來警告其他人,並強調沒有人是「不可觸犯的」。在這輪廣泛的打壓中,尤為針對那些為其他鎮壓受害者辯護的重要維權律師,這對於任何認為中國正在出現一個獨立的司法體系的想法都是巨大的打擊。

在2011年的最後幾天,數個法院重判異議分子的案例完全粉碎了鎮壓開始減緩的想法。在西方聖誕節假期,四川的陳衛因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而被判處9年有期徒刑,貴州的陳西也應相同罪名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而另一個重要的維權分子,倪玉蘭也正因為「尋釁滋事」而在北京受審,她因為在數起征地拆遷案做辯護而可能面臨嚴苛重判。

去年中國的內部維穩預算激增至6240億元人民幣(約950億美元),甚至超過其軍事預算。政權內部支持鎮壓的強硬派的影響力得到了進一步加強。由於2012年將出現重要的領導換屆輪替,而同時嚴重的經濟衰退帶來的挑戰可能引發社會動蕩,政府因此授予安全部門隨心所欲地「製定規則」,從而消弭任何潛在的反對聲音。

安全部門因此越來越多地使用強迫失蹤、秘密拘留和其他「法外的」措施,進一步地限製中國本來就極為有限的合法的表達權利。根據國際大赦組織2011年6月的一份報告指出,「這些行為越來越明目張膽,官員們甚至放棄了假裝遵守法律的努力。」

當局全方面地提升其專製控製手段,其中包括先進的和更為深入的網絡控製、計劃建立世界上最龐大的安全數據庫以提升其社會控製的能力,對微博等網站采取更嚴格的限製措施,因為微博正在成為揭露官方濫權和報道群體性事件的重要的流行通訊工具。

對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的鎮壓

與國際上類似的發展一樣;近年來,我們明顯可以看到在中國左翼思想和反資本主義思想有顯著上升。面對全球金融危機和不斷擴大的不平的,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明確地拒絕資本主義市場體系。此前,中共當局並沒有太多關註左翼批評力量,認為自由主義和「親西方的」的影響是其最大的政治威脅。但在2008年左右局勢開始發生決定性的變化,遭到國家安全部門監控和打擊的左翼團體與個人有顯著增加。

毛派、「新左派」、托洛茨基主義者和其他捍衛工人權利的群體,尤其是那些主張為勞動人民建立獨立組織的群體,紛紛遭到拘留與監禁,其中一些案例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或「擾亂公共秩序」等罪名遭到審判。在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上有數個相關案例的報道。

張蜀傑和其他工國委(CWI)支持者在中國大陸的政治活動只是文字宣傳性質的。他僅僅是為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和《社會主義者》雜誌撰寫與翻譯文章。(在許多勇敢的朋友的幫助下,《社會主義者》網絡雜誌得以在中國大陸地下傳播)。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是工國委(CWI)的成員在2004年建立的,這引起了中共專製當局的極端不滿。網站及其支持者曾在幾個國家組織過支持中國工人罷工和反對血汗工廠的聲援活動。他們還參與各種抗議活動以宣傳中國被捕的異議分子的案例。他們的活動範圍包括聯絡勞工運動人士、農民工維權人士、同性戀平權人士,和其他因信仰和政治活動而在中國被視為「從事非法活動」的人士。

在過去的三年中,有數名與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有聯絡的青年工人和學生遭到警方的拘捕,他們先後都遭遇過與張蜀傑類似的情況。2009年,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出版的紀念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與北京大屠殺二十周年的書籍《「64」1989——震驚世界的七周》遭到中共當局明文禁止。(該書英文書名為「Tiananmen 1989– Seven Weeks that Shook the World」,國際標準書號ISBN 978-91-633-4709-2)。該書與中共前領導人趙紫陽的回憶錄《改革歷程》一書一起被當局列入當年遭禁的五本「非法政治書籍」。地方政府和郵局奉命追繳該書。張蜀傑是該書的匿名作者之一。

2009年10月,作為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創始人之一和《「64」1989——震驚世界的七周》一書的作者之一,瑞典記者勞倫斯-科茨(Laurence Coates)被中共當局禁止入境。他被中國邊境官員指控「對中國國家安全具有潛在威脅」。

一旦人們克服恐懼之心,無論增加多少鎮壓力度都不可能拯救一個集權政權,而這一進程事實上已經在中國開始發生。隨著經濟日益趨向危機、房地產泡沫的破裂和前所未有的債務水平,完全有理由使掛羊頭賣狗肉的「中共當局」對未來充滿恐慌。對包括工國委(CWI)在內的左翼批判力量的打擊顯示出真正的社會主義思想的巨大潛力。工國委(CWI)主張可以概括為:立即完全實現民主權利,結束一黨專製,自由選舉革命憲政議會,建立工人貧農政府,大幅提升基本工資和實現最高8小時工作製,免費的公共醫療和教育,所有大公司和銀行實現民主的全民所有。

張蜀傑的案例和其他數以千計的案例一樣凸現出需要在中國加強鬥爭反對當局鎮壓,要求立即釋放所有政治犯和結束警察恐怖。為此目的,工國委(CWI)準備發起一場大規模支持中國被迫害者的宣傳運動,尤其是針對像張蜀傑這樣的社會主義者。這一宣傳運動將包括團結聲援、呼籲捐款和組織抗議反對中國當局的鎮壓。

香港:內地孕婦赴港分娩的沖突

一月十五日,一千五百多名香港民眾組織遊行,抗議公立醫院產房床位短缺,矛頭直指赴港分娩的內地孕婦,指責內地孕婦「搶奪香港醫療資源」。香港公立醫院床位不足,醫護人員應接不暇,分娩服務質素受嚴重打擊,激發雙親、孕婦以至醫護人員的憤怒。遊行隊伍提出「港府賤賣香港身分證」、「盲目亂撐雙非嬰」、「出賣港人保雙非」等口號。

民眾對醫療資源短缺的憤怒固然可以理解,但遷怒於內地孕婦赴港產子「爭奪資源」,只會將政府私有化惡行轉化成地域矛盾,甚至出現種族歧視的反動意識。社會主義行動必須指出,中港政府對醫療集團牟利縱欲養惡,才是孕婦床位短缺的真正原因。

民粹主義抗議本身只會導致的是兩地社會底層為爭奪資源而引起的仇視意識。然而我們必須理解群眾的忿怒因由,從而提出社會主義的解決方案,贏取群眾支持而領導運動轉向左翼。資本建製為求合理化私有化政策而煽動民族情緒,社會主義行動必須堅決反對。然而將所有地域仇視情緒的群眾定性為「種族主義者」甚至是「法西斯主義者」,非贏取群眾支持之道,反而令民眾誤解左翼分子為空中樓閣的道德教條主義者。

醫療產業 人命生意

自二零零三年以來,香港醫院管理局為了削減公立醫療開支,首先縮減兩大醫學院的收生人數(2011年數字為320人2001年數字為340人),繼而推行「自願離職計劃」,大量專業醫護人員流失至私立醫院,令公院人手持續下降六年。很多醫護人員經過公院的專科培訓後,連帶一身技能走到私院工作,公院遂成為私院的人才培訓營,免費為私營財團提供精進的醫護大軍。公院人手短缺、工作環境惡劣、工資又比私院低至一半,因此公立醫院員工更換率奇高。在受到影響最嚴重之一的屯門醫院,前年有四分之一的年輕醫生離職,而繼續堅守崗位的醫生則要承受超高工時。根據去年「前線醫生聯盟」和「公共醫療醫生協會」的調查,12%醫生每周工作超過80小時,3%超過100小時。高工時的影響醫護人員判斷能力,醫療失誤的報導在報章上司見空慣。不要忘記,這是一個坐擁六千億財政儲備的香港政府!

政府削減公立醫院開支,目的是要提高私營醫療的占有率,配合自由行政策,促進從事接待內地孕婦赴港分娩的「醫療產業」。零三年中央政府宣布開放自由行政策,內地中上階層連帶資金流入香港,帶動香港消費、推高商戶財團利潤,醫療遂成人命生意。從2003年至2011年,內地赴港光顧私院分娩的數目飆升12.5倍。這為財團帶來豐厚利潤,2010年間,內地孕婦在私家醫院產子有3萬名,若以平均5萬港元為基本消費,全港私院營業額進帳15億。更甚者,香港12間私院中有10間皆為「慈善機構」,毋須繳交稅項。2010年,聖德肋撒醫院及浸會醫院分別錄得4.4億元及2.8億元,法例卻保障其合法逃稅。從一開始,政府推行的醫療產業就是有意識地針對內地市場,今天卻要倒過來拒絕內地孕婦赴港產子,何其矛盾!

私院侵蝕公院資源,不但表現在醫護人員流失方面,公院和私院之間的醫療工作分配亦將之表露無遺。私立醫院中每百宗產子個案裏,平均有2%需要深切治療,私立醫院很少有足夠深切設施,最終大多數高難度個案又推諉至公立醫院一力承擔。公院人手短缺,醫護人員卻要面對挑戰性的工作,資源分配嚴重不均。

政府玩弄統計數字,將私有化醫療的罪行推諉至內地孕婦身上,激化族群矛盾轉移視線。事實上,根據政府統計署資料,由2006年至2010年非本地孕婦赴港使用公院分娩的數字由11945減至10695,故此孕婦分娩數字上升的是使用私院的中上階層,公院的負擔並非因內地孕婦而加重。政府煞有介事指赴港分娩的內地孕婦增加,而令公院人手緊絀,實際上它自己正是床位不足的真正元兇。

沖關赴港分娩 收緊邊境管製?

據醫管局數字,去年闖急診室產子內地孕婦就1,656人,比前年上升逾一倍。孕婦未經預約而緊急產子,缺乏適當的分娩籌備和安排,甚至有個案沖關孕婦於救護車上分娩,或者匿藏於非法經營的旅館等待分娩,對孕婦及嬰孩本身安全造成重大危險。

香港政府任何收緊入境限製的措施並不能解決沖關問題,只要需求依然存在,反而更多孕婦會鋌而走險。收緊入境的措施除了激化地域矛盾,造成族群歧視外,就是一事無成。自從香港政府於去年開始采取「落閘」的措施,由去年4月開始停止接受非本地孕婦預約至年底期間的分娩服務,而今年政府亦限製公營醫院只有3400個非本地孕婦產子配額。此措施欲以強行拒絕內地孕婦使用公院分娩,卻不能舒緩人手緊絀,沖關赴港分娩數字反而繼續增加。同時,這亦助長中介公司的新興行業,以幫助孕婦沖關來牟取利潤。

資本主義政府的移民政策是基於資本流動為依歸,富人入境視為帶來財富,窮人入境則造成負擔。為求操弄民眾地域矛盾的情緒,特首候選人梁振英以停收「雙非」(父母皆非香港居民) 孕婦赴港產子為選舉工程的一部分,博取民意支持。在當今中港人民利益二元對立的民粹氣氛底下,梁振英借此政策擺出「夠姜同阿爺撐」、「維護港人利益」的姿態。事實上,梁振英等一眾權貴素來對人口政策的取態非常簡單,就是對有錢人無任歡迎,窮人則踢出門外。

零三年時正正是當時的行政會議成員梁振英提倡「六百萬投資移民計劃」,以實時獲得香港居民身分的條件,來鼓勵內地富豪來港投資(根據相關規定,即使投資移民香港的中國內地居民,也必須是中國籍而已取得外國永久性居民身分的人士)。直至一零年時,將房地產剔出計劃認可投資類別,以免繼續助長內地炒家推高樓價。數年前梁振英歡迎內地人入境,今天又成為港人利益的「守護者」,政客真面目無遺地表露出來。

至於政府排斥窮人入境的手段亦素有歷史。九九年一月的香港居留權爭議事件中,內地新移民爭取港人在內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權,當時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淑儀發表「十年內將會有167萬人可從中國內地移居到香港」之香港陸沈論,伺機要求人大釋法拒絕香港居民在內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權。事實上回歸十年來平均每年只有5萬人,葉劉的嚇唬手段得逞,如今在內地孕婦事件上再度促請人大釋法,取消「雙非」孕婦所生孩子的居港權。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1:32:17

過五關斬六將赴港產子,所為何事?

內地孕婦到香港生產的絕大多數都是經濟條件較好的中產以上階層,並不是因為負擔不起內地醫療費所致。如赴港生產,公立醫院需要至少十數萬元的手術、治療、旅行、食宿費用,而私立醫院更是要高達數十萬的支出,非內地基層民眾所能承受。階級社會下,只有少數富裕的人們才有尊嚴生存的權利,窮人則要繼續承受內地醫療下偽造藥品、濫收費用的危險和痛楚。

中國醫療系統全面私有化,造成醫療費用廿年間飛漲十余倍,令「看病難」成為嚴重社會問題。醫療產業和其他產業一樣,成為少數人斂財牟利的工具。雖然目前內地90%以上的醫院是公立醫院,只有10%左右是民營醫院,但所有醫院都以追求利潤為經營宗旨。由於財政撥款不足和保障體系不完善,醫院80%至90%的收入都由自己創收。在這種情況下,醫院和醫生只好想方設法從老百姓口袋中掏錢。

歸納內地孕婦赴港生子的主要原因如下:

1)香港相對較高的出入境民主權利,孩子獲特區護照可於120多個國家免簽證入境。而中國社會和政治未來局勢不穩,所以希望給孩子提供一個不同的選擇,就是辦一張香港護照留出路。

2)中介公司為求謀取利潤,誇口在港出生的孩子可享八百萬福利。此外,內地給予香港居民的特殊優惠待遇,例如香港學生可以參加難度很低的港澳臺聯考進入內地優秀的大學,北大和清華等。

※事實上,他們相當部分難以享用這些服務。因為除非孩子父母居住香港周邊的廣東臨近區域,否則享用這些服務本身會很昂貴而麻煩,但擁有權利比使用權利更為重要。

3)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內地富有家庭如果在內地生二胎,則面臨的罰款可能不低於赴港產子的費用。如果孩子在香港生產,則可以不受計劃生育配額和罰款的影響。

趨利避害是人的自然屬性。內地孕婦赴港生子是國際移民潮的一部分,只要在香港生產就自動擁有香港特區居留權的法令仍然存在,內地居民赴港生子的現象就不會完全杜絕。也不僅是到香港生產,現在中國內地每年有數千富有階層家庭不惜花費數十萬去美國生產,以便孩子能拿到美國護照,這在美國已形成相應的產業鏈。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前的香港和臺灣,以至今天很多俄羅斯、東歐和非洲的富有階層也采取這種方法給孩子獲取美國護照。美國產子是世界範圍內的產業。

部分香港居民在指責不納稅的內地孕婦占用香港資源的同時,同時有幾十萬移民海外的香港居民十幾年不在香港,但同樣享用香港的福利資源。譬如這次領取六千元政府派錢,在美國和加拿大都有移民十幾年的香港居民沒有換身份證,為了領錢而急忙換舊香港身份證來領錢。

同樣,全球範圍內非法移民和合法移民到處遍布,移民甚至冒著生命危險和債臺高築前往發達地區。只要資本主義製度仍然存在,各國和地區的貧富差距仍然存在,以民族/政治國家邊境建立的堡壘,那麽這種局面就不可避免。

社會主義者的方案

在香港民眾的地域主義上升時,仇視內地人民占用資源,甚至謔稱內地人為「蝗蟲」,要求限製內地孕婦赴港分娩的同時;內地居民的大中華民族主義意識亦有提升,認為香港經濟「背靠祖國」,既然享受自由行及CEPA等經濟利益,就必須要承擔相應的義務(事實上現在中央政府所謂扶助香港的重商經濟政策,往往更有益於香港的資本家與上層精英,而並沒有實質改善基層與貧困民眾的生活,反而進一步刺激貧富分化)。所以,這兩端矛盾不能靠民族主義去化解。根本問題是,縮小貧富差距,中港兩地的貧富差距、香港內部的貧富差距、內地的貧富差距,才能減少資本主義邊界間人口流動造成的矛盾。

內地孕婦來港分娩,嬰兒從而獲得居港權,本身就是解決香港低出生率的方案之一。香港出生率為全世界最低,平均一年每1000人之中只有7.63個新生兒童,就算加上4萬名內地孕婦出生的嬰兒,出生率醫也只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若(歐盟千人出生率約為10.8),而數字更不及美國(美國千人出生率為13.83)。假設香港本地人的生產數字升至人類平均生育率的2.49(香港僅1.07),目前香港現有的醫療設施同樣完全不敷應用。而內地來港孩童可以成為日趨老齡化的香港新一批的勞動人口,補充香港人口的人力資源。

資本主義政府的人口政策和邊境管製取態,就是視富人入境為帶來財富,窮人入境則造成負擔,是無法改變的事情。故此,社會主義行動堅決反對任何政府收緊入境限製的措施,因為這只會激化更大的地域矛盾,造成種族歧視。勞苦大眾必須奪回邊境的審批權利,取代以利潤為衡量入境指標的政府。對於公立醫院的資源分配問題,我們必須於醫療體製全面公營化的基礎上,以民選產生的中港孕婦、病人代表、醫護人員、醫院工作者的委員會,去管製中港孕婦產子配額、以及公平分配醫療資源,終結以利潤為依歸的運作模式。

中港兩地人民團結抗爭,反對私有化及削減醫護人員人手、大量增建公立醫院(香港平均興建一間公院需要40億,政府使用不足財政儲備一成的400億,即可興建10間公院)及增聘人手、恢復公院醫生公務員水平的退休金及各種補償、全面民主公營化醫療系統,以民選產生的中港孕婦、病人代表、醫護人員、醫院工作者管有及控製。

香港:「長毛」梁國雄將赴瑞典 揭露國安迫害工國委(CWI)支持者張蜀傑

1 月21日(星期六)上午,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與社會主義行動共同召開記者會,揭露中共國安部門威迫內地重慶社會主義青年張蜀傑,要他前來香港刺探香港社運組織和人物,當中「長毛」梁國雄是其重要目標之一。「長毛」梁國雄將於1月26日赴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參加瑞典國會關於中國人權與民主問題的聽證會,並為同場發言的張蜀傑提供證詞。參加此次聽證會的,還有獨立中文筆會常務秘書張裕、國際特赦組織代表和瑞典左翼黨(Left Party)的國會議員。

張蜀傑與「社會主義行動」同是「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支持者。他自2009年以來一直為本網站(chinaworker.info)撰寫和翻譯文章,支持建立獨立民主工會和支持工人鬥爭,並數次赴香港參與「社會主義行動」等左翼會議。2011年2 月,他遭重慶國家安全局警方秘密拘押和訊問,被指控「接觸被取締的組織」與「涉及國家安全」的犯罪,有可能面臨數年監禁。國安更威逼他與警方合作,刺探香港與內地的政治人士和社運活動分子,包括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社會民主聯機和「社會主義行動」等。2011年10月,張蜀傑受警方脅迫前來香港參與「社會主義行動」的會議,拍攝與會人士容貌及搜集相關信息。最後,在香港和歐洲諸多左翼人士幫助下,張得以離開中國前往歐洲避難。幫助他的人士包括「長毛」梁國雄、工國委(CWI)愛爾蘭社會主義黨的國會議員喬.希金斯(Joe Higgins)和歐洲議會議員保羅.墨菲(Paul Murphy)等。

張蜀傑的個案顯示,內地國安動用非法手段對香港左翼活躍分子進行刺探,中共當局的政治鎮壓已經延伸到香港。香港所謂的「一國兩製」的自治權正受到嚴重侵害。

從二零一一年初起,阿拉伯世界爆發群眾抗爭,中共當局借「茉莉花革命」進行先發製人打壓(張蜀傑支持的工人抗爭與「茉莉花革命」無關),對無論左右翼的政治異見份子與人權運動者,越益采用強迫消失、秘密羈押、軟禁和人身安全威脅和各種恐嚇行為。近幾個星期,中國當局分別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重判三名資深異見分子,四川陳衛(9年)、貴州陳西(10年)和湖北李鐵(10年1個月)。

張蜀傑是中國當局進行專製鎮壓的無數犧牲者之一,「長毛」梁國雄、張蜀傑及其他與會人士將利用此次聽證會作為平臺揭露當局的蠻橫與殘暴。我們希望以此團結國際工人階級共同爭取民主權利。

「長毛」到達斯德哥爾摩,將出席關於中國政府專製鎮壓的聽證會

香港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已經到達瑞典,將在瑞典國會出席一個關於中國政府專製鎮壓的聽證會。瑞典左翼黨(The Left Party)將於1月26日(星期四)舉辦此次聽證會,聽證會主題是「中國民主權利問題——見證中國政府專製鎮壓」。

除了「長毛」,其他與會的發言者包括,24歲的工國委(CWI)支持者張蜀傑,他數年來為中國勞工論壇網站(chinaworker.info)寫作,2011年因遭受政治迫害而被迫逃離中國, 獨立中文筆會常務秘書張裕和國際特赦的發言人。

由於一黨專製當局對群眾性反抗極端恐慌不安,尤其是在阿拉伯世界發生針對專製政權的大規模反抗之後;中國持不同政見者正在經歷十余年來最嚴重的一次鎮壓浪潮。在最新的鎮壓中,已經有包括博客作者、維權活動人士、記者和維權律師在內的數千人受到打擊。在過去幾個星期裏,當局做出了數起嚴厲的判決,——三位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陳西、陳衛和李鐵,合計被判29年有期徒刑。根據總部設在美國的人權觀察報告,去年中國有34名記者被監禁。

張蜀傑的案例日前已經得到香港媒體的廣泛報導,他去年二月遭到的逮捕其實是中國政府對持不同政見者進行先發製人打擊行動的一部分。

張蜀傑被威脅除非他同意與國家安全人員「合作」,否則將被判處可能長達十年的有期徒刑,他們要求他參加一個在香港舉行的政治會議,以收集香港當地和內地左翼活動人士的信息。張蜀傑不願意出賣同誌,而暗中聯絡工國委(CWI)的同誌;經安排從香港逃到歐洲。

「與其成為專製當局的間諜,我寧可選擇離開中國」,他告訴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這是我唯一能捍衛我說話權利的辦法,只有這樣我才不像其他眾多被專製當局鎮壓的人一樣保持沈默。」

國家安全局的主要目標是與工國委(CWI)有聯絡的社會主義行動,但與此同時他們也對包括「長毛」本人和他所在的社會民主聯機(LSD)的活動感興趣 。

「長毛」告訴香港的《東方日報》(1月22日)張蜀傑的案例說明,雖然香港有與中國內地截然不同完全獨立司法體系,但國家安全局公然違反「一國兩製」。

張蜀傑的支持者將在香港於周四晚上舉行燭光守夜活動,以呼應斯德哥爾摩同時舉行的聽證會。

香港:《蘋果日報》廣告- 是時候要站出來反對種族主義!我們已經受夠了!

今天在《蘋果日報》上刊登的針對內地人的廣告反映出香港正面對種族主義言論及政治行動主義的新低點。

種族主義正於香港擡頭。當內地新移民及自由行旅客被謔稱為「蝗蟲」,如《蘋果日報》廣告所描述,北大教授孔慶東則辱罵「很多香港人是狗」。政府及建製派政黨幕後推波助瀾下,不少似是而非的「非政黨組織」冒起,組織遊行示威以至簽名行動,攻擊外傭和大陸人為「侵略香港公共資源」。去年區議會選舉中,建製派為了催谷選票,扭曲外傭爭取永久居港權事件為「侵占香港」,製造恐慌掩蓋真正的社會問題。

種族主義的擡頭是為中港兩地社會危機的警號:貧富差距日益加劇、愈多人民為求謀生計以及尋一容身之所,不得不掙紮於痛苦之中。政府和統治精英利用種族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思想,去保衛自己的統治權,並分裂和迷惑群眾的反對運動。這和世界上其他的例子一樣,政府加強鼓吹種族主義,推行反穆斯林、難民以及其他族群的政策。它們被利用作為政府變得更加專製的借口。而最極端的表現是法西斯主義-在1930年代時主張剝奪所有的民主權利以及任何工人組織抗爭的能力。在今天的中國,最專製的執政黨反對基本的政治改革,並且利用極端民族主義。

資產階級政府清楚知道,「99%」憤怒的群眾對「1%」貪婪的有錢人和資本家恨之入骨。故此,當抗爭者呼喊要求權利平等時,種族主義者就用外來者和少數族裔作為「代罪羔羊」,從而轉移憤怒的焦點。

最近, 尖沙咀名店D&G不容本地人拍照,赤裸裸的歧視激怒很多香港民眾。可惜,族群仇視的情緒徘徊於民眾中,令矛頭直指大陸遊客,忘記高檔品牌蔑視窮人的暴行!

《蘋果日報》的廣告是典型的種族主義論點,而且已被用過很多次。它使用虛假的「事實」而得出不明確的結論,表示更加專製(更少民主)才是解決方案-加強出入境限製及警察執法、減少出入境自由、排斥「難民」(即使被國際法公認擁有權利)等。而實際上這其實是要求香港實行內地現有的「戶籍」製度,連中國地方政府也正步向廢除這令人反感及歧視的護照系統。《蘋果日報》的廣告要求修改基本法,若果推行,將等於加強中央政府的控製以及減少香港自主權。廣告寫道「忍夠了!」對此我們也同意,「我們忍夠了種族主義的謊言!」

不受種族主義迷惑!不受小圈子選舉蒙騙!

特首小圈子選舉正在進行,三名候選人都利用種族主義博取民心,尤其煲大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議題。不單止是專製當局的「豬狼」兩營站出來反大陸人,裝模作樣「維護港人利益」,就連民主黨的「陪跑小醜」何俊仁都樂於參與其中。

下屆特首選舉只有1200名權貴可以投票,占香港人口0.017%,但專製當局卻要愚弄我們,令我們誤以為香港有「民主」。建製當局拾起「種族主義」此工具,去打擊內地人和菲藉家傭,從而掩飾自身的罪行。面對本地孕婦要忍受大排長龍、公營醫院不勝重負的困境,「豬營」的唐英年和「狼營」的梁振英貓哭老鼠,對香港媽媽「深表同情」,但正正是唐梁任內的政府埋下當今的醫療危機。政府為取悅「1%」的醫療集團,在合同和土地契約中輸送利益,對惠及「99%」的公院醫療開支卻一毛不拔。「反種族主義青年」認為只有全面公營民主控製醫療服務,才可確保得到它所需的大規模聘請、訓練人手、大額投資。我們反對私家醫藥服務侵蝕公營醫療服務,偷取專業人士和資源。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1:33:30

駁斥種族主義的謊言

公營醫療服務因資源不足而負荷過重。政府有意識地犧牲公院資源,推動醫療私營服務。現在香港有一半花費在醫藥的開支都是私營的,但卻只服務了百分之十的病人。近年政府對內地孕婦施加配額,使問題進一步惡化!
政府在二零零二年大幅度減少培訓醫生,造成今天的公院醫生嚴重不足和長期工作超時
唐英年和梁振英假惺惺站在香港的普通家庭一方,忽然對惡劣的公共服務表示憤怒,但他們卻支持一個基層家庭無法參與的小圈子選舉。唐英年和其他建製派政客現在呼籲北京介入,修改基本法,甚至釋法以阻止內地孕婦,讓中國獨裁政權有機會再次幹預香港事務。
政府政策向有錢人傾斜,縱容「地產霸權」。它推行全世界最低的利得稅率(比起華爾街更低)和給予投資香港的有錢人實時享有居留權。只有一個方法讓香港和大陸的貧苦家庭得到公平對待,就是廢除以利潤為依歸的製度,將建造業、醫療、學校以至更廣大經濟範疇置於公共民主控製之下。
這群正在煽動種族主義的建製派政客,曾經撒謊指最低工資立法會導致裁員十萬人。但是,自二零一一年五月實施最低工資以來,共創造了四萬五千份新職位!我們永不能相信他們的謊言!
反種族主義青年.消滅歧視!

剛成立的「反種族主義青年」(Youth Against Racism)旨在建立一個戰鬥性的青年團體,以揭露和駁斥種族主義的謊言。鼓吹種族主義的團體和政黨散布仇恨意識,使各國勞動者難以(甚至不可能)團結抗爭,以得到社會變革。因此,種族主義對各國的勞動人民都是個威脅。種族主義者想要把人民的註意力轉移開去,忘卻政府的惡行。我們要不分族裔團結青年、學生和工人,為香港、中國以至國際上的製度變革去奮鬥。

從學校、校園以至工作場所開始,我們希望團結組織抗爭,爭取往學校、醫院和社會服務等公共服務投放更多資源的運動。我們反對一切歧視:不論是國藉、性別、性取向和宗教上的歧視。「反種族主義青年」對抗一黨專政的政權及其政治爪牙,並不屑拾人牙慧,講什麽虛無的「香港核心價值」,而團結中港兩地的抗爭,打破中共專製以及其所袒護的財團利益。

反種族主義青年主張:
反對《蘋果日報》廣告煽動種族主義-我們忍夠了種族主義!
團結抗爭 ——對一個人傷害,即是對所有人的傷害
消除所有歧視,——女性、新移民、性小眾、少數宗教/族裔共享平等權利
反對地產霸權、反對資本主義!
結束一黨專政 立即全面實現民主!

香港:大專院校學生在嶺南大學遊行反對族群撕裂

2月3日,嶺南大學校園,約20名來自嶺南大學、中文大學和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等大專院校的學生舉行遊行示威,抗議《蘋果日報》刊登種族主義廣告。本次示威是「反種族主義青年」(YAR)團體發起的,活動發言人為嶺南大學學生暨社會主義行動成員余煒彬。余煒彬表示,遊行目的旨在反對《蘋果日報》作為媒體平臺刊登此類種族主義廣告,意圖製造族群沖突。

活動參與者同時包括上述大學的本港學生和內地學生。示威者的主要口號是「蝗蟲與狗團結抗爭!」,不少示威者戴有「蝗蟲」或者「狗」的面具,以反對最近在香港與內地出現的歧視性和族群撕裂的言論。在遊行中,示威者散發「是時候要站出來,反對種族主義!我們已經受夠了!」的宣傳單張。之後示威人群在嶺大正門外焚燒刊有該廣告的《蘋果日報》後和平散去。

余煒彬表示,當前出現的種族主義情緒是在貧富分化日趨嚴重,階級矛盾日益對立情況下,統治精英分化群眾和轉移註意力的重要手段。所以主張香港青年應該從學校、校園以至工作場所開始,我團結組織抗爭,爭取往學校、醫院和社會服務等公共服務投放更多資源的運動。反對一切歧視:不論是國藉、性別、性取向和宗教上的歧視。

此次遊行只是系列反種族主義活動的一部分,示威活動前數日「反種族主義青年」曾經在嶺南大學設立街站進行宣傳,而下周日他們還將在中環時代廣場設立攤位繼續進行反種族主義的宣傳,團結更多青年與群眾進行反對種族主義的運動。

香港: 反對立法會議員無恥加薪

立法會小組於二月七日提出下屆議員加薪一倍,由現時的7.4萬增加一倍至14.1萬元。此提議惹起大部份市民的反感是理所當然,在香港不民主的立法會中,高達30位的議員不由人民一人一票選出,60位立法會議員當中有一半為代表財團商家利益的功能組別,包括出席率最低(於去年大會會議52次缺席23次)、連續10年從沒有提出過任何動議及修正案的霍震霆,以及在任20年來從無提出任何動議及修正案的鄉議局主席劉皇發!這些毫無作為的寄生蟲卻能每月拿取高薪7萬元,穩坐議席十年之多,而今還還要再增加薪金一倍,絕對能擔當「屍位素餐」四字!

試問勞動大眾怎能不氣得咬牙切齒?社會主義行動堅決反對立法會議員增加薪金,並要求所有議員削減薪金至一般市民的平均入息水平,不得享有任何特權。

一切歸勞動者所有 哪能容得寄生蟲

五名功能組別的紙板議員劉皇發、霍震霆、詹培忠、李國寶及李鳳英於去年全年無提出過任何動議和修正案(2010-11年度)。劉皇發自1991年以來,20年從沒有提出任何動議和修正案;李國寶20年來只提出一次修訂、缺席投票率高達87%;霍震霆連續10年無提出任何動議或修訂、參與七個事務委員會當中六個出席率不足五成;詹培忠連續7年無提出任何動議或修訂、缺席投票率達64%(數據源:立法會天主教監察組),而他們五人也恰恰都是於08年立會選舉零票當選的功能組別議員!在不民主的議會製度下,他們不受人民所監督,人民無法透過選票製裁功能組別議員,可見其腐朽之程度令人民恨之入骨。

高薪厚祿 不知民間疾苦 議員薪金嚴重脫離市民

香港去年第四季個人入息中位數為$12,000,現時一名立法會議員的月薪為$73,150,已是一名香港普通勞動市民收入的6倍,若通過加薪後將為$141,000,議員薪金和市民的平均入息差距將超過11倍!

除了基本薪金,立法會議員每年享有醫療津貼近三萬元以及約滿酬金15%,單是一個議員的一年醫療津貼$28020便已超過一個跟最低工資出糧的打工仔四個月的人工!

難以維持最低基本生活的最低工資$28於去年五月實施,但勞動市民的生活水平並沒有因此而改善,受到通脹影響,去年第三季實質工資只上升1.6%,打工仔增加的工資大部分被通脹抵消(《東方日報》, 30-12-2011)。

香港貧富懸殊為全球發達城市之冠乃是眾人皆知,勞動人民活於水深火熱之中,面對著交通費上升、兩電加價、食物通脹、高企不下的樓價及房租,付出勞力的勞動者生活苦不堪言,依靠微薄的工資生活,但另一邊廂,一些現在穩拿7萬一個月的功能組別議員屍位素餐安坐於立法會中,為維護財團利益,否決所有保障基層市民權益的決議,包括在最低工資和全民退休保障問題上節外生枝,阻擾民意!

削減高官議員薪金 踢走腐朽功能組別

立法會充斥著服務商家財團以及獨裁中共的議員和傀儡政黨,包括支持是次加薪的立法會議員酬金小組主席劉慧卿及其擔任副主席的民主黨。正是民主黨於2010年反對廢除功能組別的五區公投,向獨裁的中共政權妥協,支持不民主的政改方案,維護資本家權力,令今日的香港將更難取消功能組別!而劉慧卿不知所謂地支持加薪一倍的建議,簡直是厚顏無恥,完全揭露了民主黨是資產階級代言人的醜陋事實。

名義上議員應是人民的政治代表,被授權進入議會,根本不應享有任何特權。但在資本主義製度下,所謂的「民主議會」不過是資產階級的議事堂,大多數議員不過是資產階級的代理人,無非是為了個人名利與資產階級的利益相謀。

更何況香港這個立法會還是個「半身不遂」的偽民主議會,半數席位非普選產生,而是由統治精英與資產階級在小圈子內可恥地私相授受及世襲罔替!如此腐朽不堪的政治體製豈能不激起七百萬香港民眾之憤怒?

故此,社會主義行動主張削減現時所有高官及議員的薪金至普通市民的入息中位數($12,000),反對不民主的權貴議會,廢除作為財團商家之政治工具的功能組別,全面實現一人一票普選,建立真正的「勞動人民的議會」取而代之。

香港:反對劫貧濟富預算案

小圈子政府貫徹其厚待財團的本色,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案跟去年同樣差劣。盡管過去五年累積的經濟增長為19%,人均生產總值升至34,200美元的水平,如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資源投入仍然缺乏。曾俊華寧願花巨額退稅中產並推出令商家財閥更富有的措施,卻不打算解決社會的貧富懸殊問題。根據社聯的報道,2011年上半年度仍然有120萬貧窮人口,跟2010年相比並無任何改善。

建製派政黨、民主黨、公民黨及一眾親財團媒體近日不斷利用雙非議題把醫療等公共服務資源短缺的原因隱藏,政府眾多劫貧濟富的措施就是真正的罪魁禍首。本次預算案派糖八百億元,計劃退稅中產的款項達百億元,醫療開支只增加30億元至450億元,教育開支僅增加40億元至600億元。退稅及增加免稅額是富人的遊戲。若按就業人士每周平均工作46小時(統計處)計算,只有時薪高於58元的人士才須要納稅,統計處2010年第二季數字顯示接近70萬人的時薪低於39.5元,140萬人士的時薪低於59.5元。補貼電費、差餉也是跟基層群眾亳無關系,現時接近一半的家庭並不擁有自己的物業。政府又提供1,000億元的信貸保證矛中小企,以公共財富補貼私營企業,配以進出口報關費減半、免商業登記和減利得稅等措施,令財團更富有(大型財團往往會把其大量及不同範疇的業務放在不同的有限公司,真正的小商戶往往只持有有一間公司)。

政府早在二零零二年就開始大幅度減少培訓醫生,並不斷減少孕婦床位,社會對醫療服務的需求就由私營的醫療機構「填補」了。事實上,現在香港有一半花費在醫藥的開支產生在私營醫院中,但卻只服務了百分之十的病人。現時公立醫院的孕婦床位則比1997年少了1,000個。教育方面,學生向來就面對學額嚴重短缺的況,每年約12萬會考生被淘汰至只有5萬人能入讀高中教育,而能透過高考入讀政府資助學士學位的學生就只有1萬2千個。教育需求的真空就由私營的學院和補習社填補了。政府又從2000年初開始把教育產業化,引入副學士和高級文憑,再引進334學製,把原來由政府負擔費用的中七學年變成由每個學生因學士學位課程增加一年而多付4萬多元。學前教育在本地全部是私營的,新預算案繼續推行學券計劃,繼續把金錢送給私營機構,把每個孩童和青年必需的教育服務當成賺錢工具。值得一提的是醫療和教育都是香港政府提出的六大優勢產業中的行業,政府將來並只會不斷把更多的醫療服務和教育服務私有化。

老人問題也十分嚴重,全民退休保障遙遙無期。現時政府並無投放資源實行公營長者照顧服務,只有由非政府機構和私營機構提供的資助宿位。全港安老院舍照顧服務的7萬5千個宿位中,有6成即4萬5千個是私營的非資助宿位,根據社會福利署資料,輪候資助安老院舍的長者截至二零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有接近2萬8千人。輪候護理安老院的津助院舍及合約院舍宿位平均時間長達34個月,輪候護養院宿位的平均時間則為35個月。預算案計劃增加的1千個資助宿位只是杯水車薪。跟其他範疇一樣,政府對公營安老服務缺乏投放資源則令私營機構大大發財。除非能夠花費每月6千元或以上光顧私營機構的長者宿位,否則就只有等。現時全港約1.5萬名長者需要依靠收拾和售賣紙皮維生。

從小學教科書開始,統治階級就欺騙我們香港地少人多雲雲,然而現時本港的空置單位有22萬8千個,預算案計劃於港鐵錦上路站和八鄉車廠上黃蓋再提供8,700個單位及5,000個置安心單位予人作投機炒賣。超過30萬人正輪候公屋,計劃每年興建的公屋單位只有1萬5千個。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每年興建的公屋單位元元數量需要5萬個。

我們不能寄望這不民主的政府會有何舉措造福社群,即使設立最低工資等改革也是基層群眾自己爭取得來的,我們必需團結更多的基層群眾參與抗爭,捍衛我們勞動者的利益!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撤銷800億劫貧濟富預算案,反對親富退稅政策,增大公共教育、醫療、福利開支
獨立調查房屋投機,收回228,000個空置單位, 每年興建公屋50,000個單位
全面公營化醫療系統,增大公營醫療開支兩倍
廢除高官及議員特權,與基層民眾同薪同酬
公營化所有大企業及銀行,由工人民主控製與運作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1:34:51

香港: 訪問「反種族主義青年」活動發言人余煒彬

2月3日,在嶺南大學校園,約20名來自嶺南大學、中文大學和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等大專院校的學生舉行遊行示威,抗議《蘋果日報》刊登種族主義廣告。本次示威由「反種族主義青年」(YAR)發起,活動發言人為嶺南大學學生暨社會主義行動成員余煒彬。以下與余煒彬的對話:

1) 為什麽你和你的同誌要組織「反種族主義青年」?

香港一直彌漫著種族主義的氣氛,二月一日《蘋果日報》刊登的「反蝗蟲」廣告是一個轉折點,令我們認為迫切需要組織「反種族主義青年」。我們廿多名來大學生在嶺南大學抗議蘋果日報散布仇恨言論,當場焚燒「反蝗蟲」廣告。種族主義是鼓吹暴力,以限製民主自由來達致排外目的,威脅普羅大眾的民主權利和人身安全,它排他的邏輯不單單是針對「外來者」,更會延伸至其他弱勢群體如領取綜援人士。右翼民粹在政治真空中發展迅速,一次性的抗議行動並不足夠,我們必須建立堅實的組織進行長久戰,提供一個左翼的論述以揭露社會的真相。

2) 種族主義在香港是個嚴重問題嗎?

由英殖時期,建製有意識煽動起的對越南船民和香港艇戶的歧視,或對南亞英軍後代的歧視。到今天,政府利用港人內地非婚生子女居港權、外傭居港權或雙非孕婦來港產子議題,大打種族牌以達致其一時目的,如轉移公眾對政府親商政策、公共開支不足、利得稅率甚低等問題的視線。縱然,現在的香港與國外相比仍然是小巫見大巫,但是圍繞著嶺大種族主義教授陳雲<城邦論>的,是自覺的種族主義者,明明白白的主張香港的「文化優越論」,又指大陸人是蝗蟲,用的是殘體字。種族主義者的仇恨言論更有從虛擬世界走到現實的趨勢,例如「唱蝗團」和有人報稱看見內地人推嬰兒車路過而上前撞了一下。若果沒有人組織青年反抗,種族主義可以走向更危險的情況。

3) 對於公共開支不勝負荷,你認為如何解決?

公共服務不足源於政府不斷的私有化方案,最嚴重的要算是醫療和教育的私有化。例如醫療開支在歷年削減之下僅得國民生產總值百分之二點八,公立醫院的床位比九七年還要少一千張。教育的開支亦僅得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三點六,比例上比津巴布韋、埃塞俄比亞更低。這些問題都源於資本主義的利潤製度。解決公共服務不足的方法是立即公有化所有醫療設施、公共事業,受工人選舉的委員會民主管理,充公所有空置房屋和個人的第二套住房,供有需要的人入住,大幅度提高公共開支,廢除資本主義利潤製度。

4) 對於外傭居港權議題,你的看法如何?

外傭居港權議題是由統治階級煽動起來,以在去年區議會選舉打擊參加五區公投的政黨。他們以誇大事實、偽造數據來煽動起香港人的犬儒主義。為了統治階級的利益,一向對外傭實施歧視政策,例如外傭的最低工資(即同時是最高工資,大多數雇主不會支付高於最低工資)遠低於本地人,以維持本地的廉價勞動力。所以本地勞動人民的利益和外傭實際上是扣連在一起的,應該團結反對資本剝削和兩地腐敗的統治當局。我們應以由兩地勞動人民所組成的出入境委員會負責審查移民要求。

5) 今天香港的反種族主義鬥爭水平如何?

我們第一次焚燒「反蝗蟲」廣告向種族主義者迎頭痛擊,於一面倒的仇視內地人氣氛下出現了反輿論,連蘋果日報都忽然轉駄,急急出了一篇「要旗幟鮮明反對『蝗蟲論』與歧視」。然而,今日整體香港反對種族主義的水平是非常之低層次,右翼及中間派政客固然走上歧視內地人的立場,外傭工會以至泛左團體皆沒有信心采取行動,只想消極地逃避,期待有一天種族主義情緒會自行消失。今天的香港事實上很需要一個隨時能動員一百至一百五十名活躍分子的反種族主義統一戰線,才有望把種族主義扼殺在萌芽時期。

6) 國際經驗及例如對於你組織「反種族主義青年」有幫助嗎?

我是「工人國際委員會」(CWI)香港支部「社會主義行動」的成員。工人國際委員會在各地對抗種族主義的經驗,例如在政治運動上,瑞典、澳洲捍衛難民權,以及直接行動上阻截種族主義政團遊行,或者阻截政府遣返難民回國,故此與國際同誌定期交流,都可以作為借鏡。我們瑞典支部有同誌曾經被納粹分子列入暗殺黑名單中的第二名(原來的第一名已經被殺了!),試問在香港面對些許電話滋擾和網絡上的人身攻擊,又怎能阻止我們繼續鬥爭?

7) 「反種族主義青年」未來有什麽計劃?

我們會繼續深化在大學的組織,建設堅定的反種族主義團隊。我們目前有來自嶺南大學、中文大學、城市大學等會員,要加強在重點院校例如嶺南大學和中文大學的組織工作,設立街站和派發傳單,並且要舉行定期的政治討論會,加強會員的政治教育,增加會員人數。日後如果我們組織力量夠強大,除了與工會及左翼團體組織抗議,更會去進行反抗議反宣傳,例如種族主義的建製組織「愛護香港力量」有宣傳時,我們會組織更多人到場抗議,甚至阻止他們的宣傳行動。

8) 什麽人可以加入「反種族主義青年」?會員需要幹什麽呢?

參加反種族主義青年的唯一資格限製是參加者必不認同種族主義觀點,並以左翼理念與之抗爭。我們既有十三歲的會員,亦有六十歲的會員;既有本地人參加,亦有內地人、美國人、墨西哥人等等參加;既有學生,亦有職業青年。我們不要紙面上的會員,需要成員挺身而出切實參與抗爭,並勇於招募更多成員加入。作為我們的成員將會有一張會員證,會員應該公開自己的身分,在朋輩中建立一個拒絕種族主義的氣氛,並且參與反種族主義青年的政治活動。

香港:小圈子選舉自尋死路

香港的特首小圈子選舉淪為一場醜聞纏身、醜態百出的鬧劇。最近幾周接連發生的戲劇性事件,好像天天反復印證一句俗語 – 真相比小說還離奇。香港親北京的統治權貴和商業巨子的貪瀆腐敗、無恥謊言、犯禁違法和任人唯親的醬缸文化暴露無遺。更甚者,醜聞涉及三個月後將卸任的在任特首曾蔭權。由於接受款待、乘座私人飛機,曾蔭權在立法會道歉,指「連串事件動搖市民對製度的信心」。

我們目睹了世界各地風起雲湧的抗議浪潮,群眾群起反對操控政經決策的「1%」資本家。但香港的小圈子選舉製度甚至沒有向1%的選民開放! 0.017%的香港市民組成的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將選擇決定下一任特首。該委員會主要是由商家和有錢人組成,還包括少數的所謂「業界利益團體」以略作裝飾。無論如何,最終還是由中共當局一錘定音。

假戲真做 東歪西倒

上兩屆的2002年和2007年特首選舉中,北京只派出一名候選人,令其當然「當選」。這一次,當局有種種原因,要假戲真做,從建製陣營中推選出了第二名候選人,應付民間要求實現真正民主的聲音。小圈子選舉聲名狼藉。因此,為了給予獲勝的候選人一定的「合法性」,北京精心編排一場「競選戰」,並安排了所有選舉需要的真實內容(競選宣言、民意調查、競選集會和辯論),但是恰恰沒有真正的選民!自編自導的「偽選舉」令北京未來多一個操控局勢的手段,以便去把弄和限製群眾要求普選的要求,維護自己的牢牢手握大局的「底線」。 根據他們的計算,無論未來選舉權如何擴大,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可以改組成為提名委員會,成為「過濾系統」以排除建製不想要的候選人。

但中共預想的「紳士之間的較量」徹底崩潰。香港人目擊一場唐梁兩營之間的殊死混戰。毫無疑問,這反映了香港的資本權貴內內部的權力鬥爭,而候選人激烈沖突幕後的陰招詭計更反映出中國專製當局自身出現的分裂。

唐營節節敗退

從一開始,北京青睞的特首候選人就是商人出身的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一個惡名遠播、昏庸無能的「紈褲子弟」。但幾乎沒有人能夠預測他今天竟然會在競選中節節失退,當中他的行徑暴露其愚蠢無能的特征。同時,唐營受挫也在很大程度上說明,所謂商業天才組成的「強大團隊」到底是些什麽貨色。唐英年的競選團隊是由東亞銀行老板李國寶領銜、前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任誌剛作為「高級顧問」。另外,助選團隊中的劉鑾鴻(劉鑾雄的胞弟)近來也惡名遠揚,因為他動用價值1.52億的豪華遊艇,「順道」將出席完澳門賭場春茗的特首曾蔭權及其妻子載回香港。

唐英年一家的九龍塘豪宅非法僭建揭示出一個宏大的「地下行宮」,擁有葡萄酒品酒室、健身房、美發沙龍、多用途影院和日式浴堂等設施。唐宅圖則暴光後,唐英年的謊話連篇、諉過於人,無恥達到了前無古人的地步。最初他先是根本否認地庫的存在,接著又聲稱非法僭建物不過是個「儲藏室」,最終竟然諉過於他的妻子!如果當初2007年修建房屋時的設計包含了此非法地庫的話,唐英年及其妻可能會因為欺騙屋宇署而入獄兩年。兩人已經被下令拆除地下室,被傳需要以混凝土灌入填補空間!

遊艇和僭建醜聞揭示的資本權貴窮奢極欲、腐敗不堪的生活,與香港稠密的居住環境和驚人的生活成本對比鮮明,使絕民眾感到惡心與憤怒。拜曾蔭權的商家朋友所賜,世界上最難負擔的住房價格(與收入比)就在香港。據報的唐英年2400平方英尺的地庫面積要比香港普通住房單位的平均面積大5倍,是我們惡名昭著的木板隔間房面積的40倍!

最近美國國家科學院一份調查發現,「富人比那些不富有的人更可能撒謊、欺騙和違反法律」。這一調查結果對於社會主義者而言不但不意外,還恰恰為唐英年和他同夥加以印證。唐英年自己是政府打擊非法僭建物的一個負責人。去年五月,在曾蔭權住所非法僭建醜聞曝光後,政府成員被勒令「妥善整修房子」,並要申報告所有非法建造,當中有五名政府成員被發現違反法律。不僅是違法越軌行為本身,真正惹怒了百萬民眾的,是權貴自以為是,超乎於自己製定的法律之上的心態。唐英年聲稱他的競選是「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正如《南華早報》一位專欄作家指出:「(核心價值就是)富人擁有知法犯法的權利。」

唐英年為何不退選

《南華早報》的社論表示,「唐英年已別無選擇,只有退出競選」;《蘋果日報》則說,他的信譽已經被「埋葬在地庫」下。然而,唐英年仍然步履蹣跚地繼續競選,被人們形容為「無恥的」、「荒謬的」與「滑稽的」。這顯然不只是唐一個人的決策(說起來唐英年自己有否曾經做出過任何決定),而是反映了北京當局和富豪推波助瀾。民意調查顯示,有三分之二的受訪者說他應該退出競選。即使是當年唐英年有份成立的自由黨,也機會主義地表示,「如果民意仍然不接受唐英年,自由黨選委不會投票給唐英年」。

這不只是唐英年個人的「無恥」和「荒謬」,而是製度本身帶來的問題。從一開始,何俊仁參選特首就是為了爭取民主黨的曝光,並對北京當局顯示他的政黨追求「通過談判實現民主」的幻想。更難堪的,是民主黨何俊仁決定繼續作為「陪跑小醜」,在這場鬧劇中折騰。

正如《社會主義者》雜誌始終強調的,真正的民主權利從來不是「仁慈」的專製當局授予的。民主必須通過群眾鬥爭去爭取,不僅在香港,還需要與中國大陸的群眾鬥爭聯系起來。泛民主陣營中的妥協派,沒有真正地抵製專製政權,反而為小圈子選舉與2010年政改方案保駕護航,以粉飾「民主的」門面,註定被中共當局玩弄於股掌間。

候選人唐英年是一個上海紡織名門家族的後裔,其父親唐翔千在2010年被列為香港第40位最富有的人(「福布斯」雜誌),據說與前中共領導人江澤民關系密切。他是統治權貴的首要選擇,得到香港一批「知名的」銀行家和地產商的支持。12個大型地產集團掌握著選舉委員會中的64票,其中38票已經明確指定支持唐英年。此外,匯豐銀行的亞太區行政總裁王冬勝最近剛剛下令在香港裁減3,000個職位,他與香港首富李嘉誠一樣都是唐英年的重要支持者。

商家想在禮賓府裏安插一名恭順聽話的自己人。他們對雄心勃勃的梁振英心懷警惕、疑慮重重,視他為對大亨們統治製度心懷不滿的二線商人們的代言人。雖然兩者都清晰擁護資本主義,但是唐英年更是篤信「小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正統教義;而梁振英則更類似社會自由派,傾向於在養老金和住房等領域的政府幹預。有反梁營的商家攻擊他為「社會主義者」,但正如極右翼共和黨人對奧巴馬也有類似的攻擊,是極其荒謬的。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1:36:07

危機在此,下一步怎樣走?

不管誰能在選舉中勝出,北京現在都面臨嚴重困境和政治危機。在地下行宮曝光後,許多人認為北京會匆忙推出「B計劃」,在二月底的提名最後期限前,派出新的候選人,如民建聯名譽主席曾鈺成。但目前暫時北京仍然堅持「A計劃」,一方面是因為當局認為,當前的任何計劃改變都會表現自己驚惶失措,另一方面當局亦正猶豫於下一步棋怎麽走。如果推出第三名建製派候選人,會令在3月25日的選舉中將沒有人能得到所需要的601票,增加流選風險,而不得不在5月重新進行選舉,導致出現更尷尬的局面。

如果唐英年在群情洶湧下被當選的話,香港將面臨「管治危機」。甚至唐英年的前戰友、自由黨名譽主席田北俊也警告,2003年七一大遊行反對廿三條、數十萬人走上街頭的一幕可能重演。如果成真,影響波及範圍將超越香港。習近平作為現任國家主席胡錦濤的繼任人,是中共當局中香港事務的最終負責人,對選舉失控亦要負上責任。一位與中央政府關系密切、不願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進一步說明:「如果香港局勢失控,這將對(中國)新的領導班子帶來負面影響。這不只是香港事務。」(《南華早報》,2月29日)

唐梁之爭的激烈程度連北京都被嚇了一跳。這反映,在「選舉」工程和與之相伴的互相抹黑,大大激化資本建製派內部的權力鬥爭。這也是中共當局不想在中國推行「西方民主」的主要理由,因為它深知,現階段當局內部的權力鬥爭仍然受到專製製度這一「束身衣」的束縛與壓製,任其爆炸將對自身的統治構成威脅。這種上層的內部分裂也是資本主義危機日益深化的表征。大陸即使要推行限製重重的香港式假選舉,也很可能會形成統治危機。如今北京對香港選舉的局況未能牢牢在握,這對中央自身都是一個警號,未來任何「改革」的想法對其統治皆極其危險。

從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中共當局就與香港的名門望族建立起密切聯系。自1997年以後,當局更願意透過這批富豪來統治香港。中共當局之所以支持唐英年,因為他是豪門眼中的「安全可靠的代言人」。北京方面之所以給梁振英參選開綠燈,不過是為了增加一些「有選擇、有競爭」的錯覺。梁振英的盤算的,很可能不是今屆當選,而旨在下一屆2017年的特首選舉。但選舉就像任何領域的鬥爭一樣,它自有其邏輯。梁振英自己可能都沒預料到,由其陣營發動的「地庫醜聞」會發展成災難性的政治局面。但是覆水難收,如今這對於整個體製的損害已經是木已成舟。

甚至比中共當局,資本權貴更不漠視民意調查,更不拘泥於民主小節,至今似乎堅持要挺唐英年。他們對梁振英的不信任、擔心他過於「獨立」的想法,隨著梁營競選工程的作用日漸提高。這已經是公開的秘密,在背後泄漏相關信息,重重打擊唐英年信譽的是梁振英陣營。而且,最近也是梁營泄漏曾蔭權的相關醜聞,以打擊「現屆政府」的威望,順水推舟抹黑卸任政務司司長不久的唐英年。商界巨頭可能會遊說北京堅持挺唐英年,一是因為「無法與梁振英合作」,二是因為他兇狠的競選戰術嚴重損害了整個統治根基。

北京當局可能仍然選擇支持唐英年嗎?當前不可能作出任何確切預測。但是,從很多場合所示,香港民眾群情洶湧,對中央的大為不滿。中共威權統治的性質意味著,它缺少合適的政治工具管理一個「民主」,日間更復雜的局勢不是依靠官僚發號施令就能解決的。尤其是如果群眾的反對沒能通過街頭運動表現出來的話,唐英年仍然有一線生機。

正當選舉鬧劇令局面崩潰,對於所有反專製、反對「1%」資本家的人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機遇。今天群眾的不滿超越了針對不民主選舉製度,更去到對整個統治階級的深痛絕惡,必須以有組織的方式宣示出來。必須組織街頭抗議及群眾運動揭露三名候選人、其親資本主義方案,以及令人憎惡的小圈子選舉。社會主義行動將在這場鬥爭中起到自己的作用。舊的泛民主陣營已經崩潰,右翼泛民主派可恥地投降,現在有必要在群眾鬥爭、民主基層成員架構、反對資本主義和專製統治的綱領等基礎上,建立一個新的民主運動的。在這方面決定性力量是工人階級和青年,他們必須創建一個新的擁有社會主義綱領的基層工人政黨。

香港外勞的心聲

有301,000名外勞在香港生活工作。當中大部分來自印度尼西亞以及菲律賓,也有少部分來自泰國、尼泊爾和斯裏蘭卡等地。她們負責照顧孩童、老弱,並確保香港眾多家庭生活的正常運作-這都是此缺乏福利的城市中必要的服務。而外傭得到的回報卻是社會上的歧視與指責。去年,外傭被親建製的組織和政客攻擊。最近,兩名建製派的政客投訴星期天的市中心人頭擁擠。好像外傭們在一周這唯一的假日中能夠有其他選擇,她們大多都沒有私人地方來跟朋友社交、休憩等。

在居港權官司中反抗歧視的外傭們成了城中熱話。這被政府和資產階級建製來攻擊外傭,並將她們變成政府對於公共服務的失敗之替死鬼。外傭居港權的問題並非是特權,而是平權。為甚麽對銀行家與律師們——事實上前面兩者在社會中的「貢獻」更為成疑——與對外傭們適用不同的法律呢?。大多的外傭們根本不想要永久居留權,並認為工資以及工時的問題更為重要。《社會主義者》雜誌與都是來自菲律賓的Divina、Elsa和Glenda,討論她們的經歷。

Divina:我想念女兒們

Divina十二年前來到香港。在馬尼拉,她曾經是位會計經理,但跟公司發生矛盾後離開。她毅然到香港成為家庭傭工,為家庭賺取更多的收入,並負擔兩名女兒的教育。

她說到海外工作帶來許多困難與問題,尤其是孩子們要在缺乏母親照料的情況下成長。這往往導致許多的問題,例如未成年懷孕、濫藥和暴力等。她大女兒的住所最近被打劫。讓她感到非常擔心和心疼。她女兒跟其他女學生在大學附近合租了一個單位,而這次的遭遇不單是女兒的手機和財物被盜,更使她們成了馬尼拉高犯罪率的受害者。另一名與她女兒同一所大學的女生在數月前遇害。這令到離鄉別井打工的母親更為擔憂。

Divina早年都能夠每年回家探親,但她最近回家的一次已經是三年前的事了。她負擔不起兩名女兒來香港探望她,所以去年四月只有她大女兒來。她非常掛念小女兒。

外傭在香港第一次訂立的最低工資中被排除。「香港政府是明顯地在歧視。外來勞工跟香港本地工人沒什麽兩樣,我們都是工人!」她說。

Elsa:居港權的議題反映出不僅僅是種族主義,還有是階級歧視

Elsa在香港已經工作了差不多十二年了。自從她守寡以來,她成為了家中的唯一收入來源,需要養育兩名在學的女兒。在菲律賓,她曾經當過小商販。然而她丈夫得癌癥過身後,這一切就改變了。她的經濟狀況讓她別無選擇。「離開我兩名才十幾歲大的女兒去到外地打工是我一生人最困難的決定。」Elsa說。

外地家務傭工完成了兩年期的合約後才能夠有一次兩星期的回家休假。對於Elsa來說,到外地打工的問題之一是:她長期的離開並未能好好教育孩子,她最小的女兒在十七歲就懷孕了。Elsa的極力支援下,她女兒還是獲得了大學學位。「我上次回菲律賓是在2011年四月參加女兒的畢業典禮。」她說。

Glenda:工作成了生活的全部

Glenda今年三十三歲,已婚並育有一名兒子。她自2003年開始在香港工作。在此之前,她曾在臺灣的工廠工作三年,那時候她才二十歲。Glenda來自貧窮家庭,但她也擁有大學學位。由於在菲律賓難以尋找工作,為了幫補家計,她毅然出國找尋「更好的機會」(greener pasture)。對於Glenda,到海外工作完全吞沒了一個二十歲少女本該有的正常生活-工作成了生活的全部,來養活家人。像許多其他外勞一樣,她經歷了抑郁、情緒緊張和嚴重的思鄉病。

「那時候非常辛苦。」Glenda說她早年在香港的生活。她要早上五時起床並工作至晚上十時,不過她還是有每周一天的假期。她現在的工作更為痛苦。她跟她姊妹在一起工作生活,負責照顧一對老年夫婦。老婦人患有老人癡呆癥,並經常對Glenda和她姊妹惡言相向。

她們的生活環境非常擠迫,而她倆連基本的舒適也沒有。Glenda要她姊妹一同睡在地板上,僅僅墊了一床棉被而已。老婦人不讓她們睡在多余的床褥上。晚上她們甚至不允許在工作情況之外使用電燈,因此她們只用手電筒。她們的食物還可以,只是老婦人總是在吃飯時不停咒罵她倆,經常以「蠢豬」相稱。

她們不但在家裏受到羞辱,在外面也如是-無論在餐廳、商店甚至醫院。她認為這種歧視不單是針對她作為菲律賓人,也是在歧視家庭傭工。

「一次我永遠都忘記不了的歧視經歷是早年我主人讓我帶他兒子到私人遊泳池。管理人竟然不讓家傭們在池裏遊泳。這讓我聯想到以前美國白人與黑人的隔離政策。」

Glenda的每月工資只有港幣3,580,而她投訴發薪永遠會遲五天。「我要附賬單,買東西,我在這裏付的是港幣,不是披索!我們的工資根本不能讓我們有尊嚴過活。」

Glenda對外傭被排除在最低工資之外感到失望:「將我們排除在外實在是非常不人道!」

三月八日是國際婦女節,全世界的女性都會參與遊行活動來為自己的權利抗爭。香港亦會舉行不同的集會。女性外勞比大部分人更有原因走出來抗爭。我們需要屬於外勞真正的民主工會,並將他們的抗爭聯系到本地工人的抗爭-為了平等權利、生活工資和工作保障。

沒有團結抗爭就不會有改變!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1:37:21

香港:「長毛」被判囚兩個月

社會民主連線(LSD)主席「長毛」梁國雄被控刑事毀壞及擾亂公眾秩序的莫須有罪名,並判囚兩個月後,將可能面臨被立法會開除議席。而其他示威者-黃洋達、容偉棠,鄧建華及陳倩瑩-則被判三周徒刑。

案件針對去年九月抗議政府所舉辦的就遞補機製的咨詢論壇的示威,這再一次反映出對反政府示威的打壓。去年七一遊行有超過二十萬人抗議政府這個不民主的方案。 「咨詢」論壇只不過是政府裝模作樣的拖延策略,來轉移公眾的不滿,並準備在將來再一次硬推舊方案的修改版本。

此次法院的判決是對正義的效顰。所謂刑事毀壞的物件是在尖沙嘴一個會議中心的兩扇門,價值四千元,而對示威者加起來的刑期卻是五個月。被告們同時被控擾亂公眾秩序,但事件的成因事實上是政府拒絕示威者參與那個「公眾論壇」。

示威者被刑事檢控

「囚禁『長毛』的決定是一個恥辱。」曾經多番與這位社民連議員共同抗爭的香港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CWI)的鄧美晶評論道:「這證明了我們社會對於有錢人和有權勢的人有一套法律,而其他普通人則有另一套法律-示威者被刑事檢控,但另一方面政府高官和特首候選人可以隨意違反法律、收受奢侈禮物、並與黑勢力聯誼。」

進行中的特首小圈子選舉,將會在星期天由一千二百個精英選委投票舉行,而這個選舉自身已經變成一個鬧劇,(特首)候選人及其競選團隊接二連三地被揭發肆意違法和與犯罪分子狼狽為奸的醜聞。但是挺身對抗這完全反民主製度的人士卻遭到警察的鎮壓、法律與媒體輿論的嗜血攻擊。

正當香港要求民主的聲音越來越大,群眾對不斷加大的貧富差距的不滿越來越深,由中央支持的資產階級建製正尋求新的打壓方法。針對「長毛」的法院案件是明顯的政治檢控,是對他和他的政黨的報復,只是因為他們在2010年為抗議龜速的民主進程而發起的變相公投運動中反政府的角色。

四十五年來最多打壓的一年

政府對示威抗議愈來愈有出的對抗性和強硬手段的趨勢,並在一年前委任了鷹派的曾偉雄作為警務處處長。曾偉雄所領導的警隊明顯地改變了作風,在2011年拘捕了416名示威者,相對前年只有50人。這是自1967年導致數十人死亡的反英暴動以來拘捕人數最多的一年。

立法會議員如果被判囚超過一個月就可以被解除議員席位。我們現需要一個有力的群眾抗議運動來要求解除對這五名人士的莫須有指控,並揭露這法院判決的階級偏見。

•撤銷對「長毛」梁國雄和其他四名被控人士的罪名
•停止任何褫奪「長毛」立法會議席的行動
•提升對不民主的政府與選舉製度的抗爭,​​反對社會中1%的資本家

香港元州:領匯漠視居民需求建製議員敷衍塞責

居住於深水埗元州村元和樓十多年的街坊周先生,本月聯絡社會主義行動元州村區議會前仗候選人鄧美晶(Sally),表示希望我們能協助元州村特別是元和樓的居民解決兩項與元州領匯商場內設施有關的問題。

首先,由於領匯商場二樓可直接通往長者宿舍元和樓,而同時商場有自動扶手電梯通往二樓,因此元和樓的長者一般習慣經由元州商場回家。然而,商場近發祥街出入口的電梯每日會運行至淩晨十二點,而迎長發街一側的電梯卻會在十點鐘停止運作,這樣就對元和樓的長者造成極大的不便,令他們不得不多繞超過一百米的距離方能回家。

另外,近發祥街的商場出入口兩道玻璃門中其中一道長年累月失修損壞而不予開放,由於該出入口可直接通往保安道街市亦較接近地鐵站,因此人流量甚多,一道玻璃門的損壞足令街坊不得不集中擁擠在另一道門通行。周先生指,該玻璃門經常損壞,多次維修後不久卻又再次因損壞而不予開放,而今次更關閉了四個月仍未修復,令街坊感到相當不滿。

對於上述兩項情況,周先生無奈地告訴我們,無論是當區民建聯的區議員陳偉明,抑或辦事處就設置在元州村內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慧瓊,還是民協的施德來等,對於這些問題表現出極端不負責任的態度。要麽稱愛莫能助,要麽說自己不太了解情況。因此,周先生希望我們能夠給予協助,跟進這些問題。

不到半年前,在一片涉嫌舞弊和種票的陰霾下,建製派得以在選舉中「大勝」。當時,我們社會主義行動聯合社會民主連線組成選舉同盟參予了這一場選舉,以我們激進進步的政綱為元州村的居民提供一條左翼的替代方案。最後我們得到了近五百票的支持,百分之八的得票率。這對於我們,一個年青的激進力量,而言是一個相當成功的成績。

在該次選舉中,建製派民建聯的候選人獲得了三千多票而連任。選舉期間,我們指出建製派乃至右翼政黨民協只著眼於對居民以小恩小惠的籠絡,卻在實質的工作上推諉責任、腐化無能。特別是對領匯瘋狂加租,漠視區內民生束手無策。很不幸地這一個情境,卻被我們再一次所言中。

當我們的成員與周先生面談並到元州商場了解情況後,立即就前往元州商場的領匯辦事處跟進問題。一如所料,領匯方面采取推諉的態度,他們表示,商場本應十時正關門,只是近發祥街一側由於二樓酒樓客人未散,所以才讓電梯運作至十二時;至於玻璃門的問題,他們側推諉於「承建商」身上,指正在等待他們提供合格的零件以作維修,並稱「最快四月底方可修妥」。但直至臨離開之時,領匯方知道我們成員的身份並交換了名片。

結果,當我們正準備動員受影響的街坊舉行一次反對領匯漠視街坊需求的示威集會,與領匯交涉兩日後,鄧美晶再次接到周先生的來電,表示雖然電梯問題仍未解決,但那「最快四月底方可修妥」的玻璃門卻已經完成維修並重新開放了。

一方面,這充分暴露了右翼政黨政客的無恥無能。這一事例非常生動而現實地說明了民建聯無論在選前或選後如何大灑金錢以圖籠絡或聲稱自己如何「務實」,最終都會原形畢露。同時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不到半年前有人曾經口口聲聲的標榜自己「服務社區」多少年,或稱自己如何「熟悉社區情況」。平日裏高薪厚祿,堂而皇之地居廟堂之上,但卻對社區小小一件舉手之勞的事情卻束手無策。

另一方面,從與周先生的訪問中得知,事實上在領匯上市前,元州商場兩側的電梯都是開放至淩晨十二時,相信領匯是為了節省電費成本而縮短開放時間。領匯一直以來漠視民生需要,一味貪得無厭追蹤利潤。我們的政綱早已提出過「充公領匯資產,收歸民主公營」,亦多次發動示威反對領匯霸權。而這一次我們亦有理由相信,領匯由一開始意圖推搪拖延,到知道我們成員身份後由於畏懼群眾抗爭而加緊維修。說明社區事務,不能信任由政黨政團包辦,民眾必須親自投入參與,方能為自己爭取到改善。

雖然現時玻璃門業已修好,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的工作到此為止。電梯問題仍未解決,我們正計劃發動新一輪抗爭行動向領匯施壓;周先生亦表明願意協助,並已有十多名受影響的街坊願意參與。

當然,我們亦不會忘記,問題的根源在於領匯私有化本身!因此,我們亦同時堅守我們的立場,——充公領匯資產,收歸民主公營!

香港:豺狼上臺 民主鬥爭的暴風雨

3月25日,正當權貴主導的選委會宣布梁振英「當選」為候任特首之時,3000名示威者於投票中心開始高喊「梁振英下臺」,這是中央極權傀儡的一個不祥的新開始。示威者受到警方胡椒噴霧的攻擊,顯然亦是大事發生前的警號。在這場不民主的選舉鬧劇結束一星期後,成千上萬的民眾勢要參與4月1日首個反梁振英的遊行。

上星期投票後,一場前所未有最惡劣的選舉「圓滿」結束。對北京來說,這是一場政治惡夢,破壞了所有候選人的聲望,更進一步令香港不民主的政製惡名遠播,而北京幾乎無掩飾地控製是次選舉,深化了公眾對中央的對立意識。更甚者,是次小圈子選舉離不開貪汙醜聞、違法事件、官商勾結,連帶大力打擊香港的資本主義製度。即使選舉已過,醜聞依然繼續,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以及兩名地產界鉅頭(敦氏兄弟)正涉及貪汙事件的調查,事件前所未有地惹人註目。醜陋的選舉工程不免危及勝出者,為下屆特首造就不利條件,而非如北京所願令其取得「公眾合法性」。

只有57%的選委會(689票)投票給梁振英,是1997年香港開始特首選舉的「表演」以來最低的得票率。(小圈子選舉只有1193名名人精英可以投票,其中大多數是最有錢的資本家)。梁振英於北京控製的選委會內僅僅取得多數,但他在社會上真正的支持度卻低得多。一個由數間大學合辦的模擬投票(民間選舉)吸引了223,000人投票,更準確地反映了民意:54% (119,000)投白票,只有17.8%票投梁振英。

超出中共政權的意料,是當初讓兩名親北京候選人競選,原本為製造「民主選擇」的遮醜布,結果卻引發一場唐梁兩營之間完全失控的鬥爭。一名評論員適切地將是次選舉總結為「政治宰殺場」,而令香港資本權貴展開前所未見的分裂。

「防暴警察及催淚彈」

選舉接近尾聲之時,資本權貴陣營分裂的激烈程度展露無遺。當時已無望獲勝的唐英年指控梁振英於2003年的一個高層秘密會議中,建議使用「防暴警察及催淚彈」鎮壓反對廿三條國安法的示威者。唐英年又指梁振英又想限製商臺的牌照,以懲罰它宣傳鼓吹反政府抗議活動。雖然梁振英強烈否認,但超過一半人口相信指控屬實。事實上電臺牌照一事並非什麼新事,當時報章亦有報導過梁振英的立場。

我們可以很有把握地認為,2003年時梁振英並非唯一一個考慮使用鎮壓手段的人。唐英年的指控引致其他秘密洩漏,例如當時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淑儀(數星期後引咎辭職)曾經與自由黨黨首田北俊討論可能要動用解放軍。政府當時退讓的主要原因,並非基於「和平主義」或「捍衛香港核心價值」,而是因為2003年7月1日五十萬人遊行上街,以及由此反映出的當時民眾的憤怒情緒。在此情況上,政府使用殘酷鎮壓可以促發反彈,發展出半革命的氣氛。

唐英年因為散播這些資訊,被一些資深的政治人物嚴厲讉責。北京對於他的講話大吃一驚,並毫無疑問地十分忿怒。唐英年的指控關乎到資本權貴極力隱瞞的最內部秘密,即「國家」的真正本質,以列寧的語匯《國家與革命》可以將之歸結為「特殊的武裝隊伍」。

唐英年打破此「禁忌」,足以証明了資本建製內的鬥爭是如何激烈和嚴峻。他後來坦承,當知道「梁振英有機會勝出」後,便決定打破政府的保密協議(對此他可能會面對紀律處分)。但事實上,唐英年及其強大的利益後臺一定知道,最後階段時唐英年的選舉工程在政治上已經死亡。唐英年選舉期間醜聞不絕,如果他勝出將會造成即時的管治危機。對梁振英的攻擊是用來摧毀整個選舉,造成僵持狀態,迫使發生以新候選人參與的第二輪選舉。選舉前的一個民意調查指出,四分之三人口對流選及新候選人表示歡迎。大部分人對唐、梁、陪跑小醜民主黨何俊仁的態度是「別吵了!你們都去死吧!」。

但中共不想有任何重選發生,故此於3月14日人大會議閉幕後,中央政府開始遊說選委會投票支持梁營。「我們的底線是不想見到流選發生。」一名不透露姓名的北京人士消息指:「拖延多數星期只會引發更多互揭隱私以及建製陣營的分裂。」(《南華早報》, 3月21日)

最後數天,選舉工程變得更公開及笨拙。中聯辦不但派人到處遊說,更向報章施加壓力不得刊登批擊梁振英的報導。樹仁大學新聞系教授梁天偉指,中聯辦幹預媒體是一個趨勢,現在做法更為赤裸。

此外,有報導指李嘉誠曾於人大會議後於北京與接任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當中習近平要求他轉向支持梁振英。「李超人」不但拒絕,更將此事透露公眾。

即使在選委會的權貴陣營之內,梁振英的支持度都難以令人信服,卻邁向成為97年以來香港最脆弱的候任特首。正如很多評論員所指,即使如預期一樣,梁振英會於上任早期實行一些民粹的開支政策,但他似乎也不能享受任何政治蜜月期。正如低收入家庭、無家者、老年人需要大量政策援助之際,梁振英將面對來自資本權貴的壓力。這些權貴深深分裂,又對梁心抱懷疑,如果梁振英有響起任何警號,要放棄香港傳統的「小政府」教條,他們一定會怒吼。在選舉的最後數星期,梁振英已經開始減少談及社會政策綱領。《南華早報》發現,唐英年的選舉綱領其實比梁振英的包含更多開支計劃。

廿三條立法

梁振英是強化國家機器鎮壓、勒緊香港「抗議文化」的強硬派,去年有數千個大小的抗議活動,議題包括社會議題以及民主訴求,而警察愈來愈以強硬取態對付。盛傳梁振英是中國共產黨黨員,但他多番否認。數年來即使他自己是政府一員,卻有技巧地向特首辦發動挑戰,扮演著批評政府的角色。(由1999年來他一直是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召集人,直至2011年辭職參與此選舉)

梁振英於選舉後翌日到訪中聯訪,證實了廣泛公眾的看法:北京比以往更多地控製大局。現時有傳中間有一個交易,為回報中聯辦遊說有功,梁振英會從事「四大政治任務」:通過廿三條立法、實行國民教育(親中國/中共)、扼製港臺(時常直言批擊建製的公營大氣電波)、政製發展(以北京可接受的方式實行普選)。

特別是,梁振英力圖推行廿三條立法(很多人假定2003年事件後廿三條已告一段落)。那年夏天的群眾運動觸發了政府重要的管治危機,以及特首董建華(也是梁振英的「良師益友」)的辭職。如果廿三條當時通過,會深化香港政局的「大陸化」,引入中共對集會及組織自由的嚴苛打壓,進一步箝製媒體(現時已被依照北京意願扭曲),禁止公眾鼓動反對一黨專政。廿三條會給一張空白支票,讓政府可以鎮壓任何挑戰北京專製政權及香港資本主義的運動或鬥爭。這會將香港轉向至警察國家。

反對派政治領袖警告,梁振英會預備「白色恐怖」的統治,不是沒有理由,縱然他脆弱的選舉會令他面對很大問題。在鷹派警務處處長曾偉雄上任後,警察採取更衡突性的策略,使去年有440名示威者被捕(相比之下2010年數字為50人)。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正在鬥爭反抗報復性的兩個月判囚,法庭聲稱他擾亂一個政府諮詢論壇,其他幾個示威者亦面臨相關判監。這些都是政治大陸化的警號,而梁上任後很可能會被強化。

為了反對鎮壓手段以及新政府推行廿三條立法,需要一場與以往不同的群眾運動。2003年的遊行展示了民眾對此議題的深刻感受,而今天中國日益加強鎮壓下,已經大致上否定了對中共「民主化」的希望,民眾對廿三條更為反感。這運動可以並必須以街頭抗議開始,但不能停留在此水平,這是不足以對抗的政府製止抵抗的決心。

反廿三條、爭取全面民主權利的鬥爭必須連繫至其他政治武器,例如罷工、杯葛運動等群眾集體行動。今天歐洲工人正反削支政策以及「三座大山」(國際貨幣基金、中央銀行和歐盟)的不民主統治,例如愛爾蘭的集體拒絕付款運動以反對緊縮稅項。這運動是由左翼領導的,當中社會主義黨(社會主義行動的姊妹組織)扮演重要角度。在香港,我們必須引領大中學生加入反廿三條的陣營,推動一天罷課為開始的理念,以至其他形式的群眾行動,從而將抗爭擴散至其他領域。

未來迎戰鷹派梁振英的鬥爭必須要充分組織和準備,需要有糾察隊以及更自律的遊行,去迎接去挑釁性的警察(包括混入搞事分子)。這表明需要建立民主群眾組織去鬥爭:戰鬥性工會,更重要的是真正基層工人政黨。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1:38:59


政治震盪

梁振英的勝利標誌著由過往政府重要的轉折。他是精於計算的資本主義政客,並曾經使用民粹主義去營造「親窮人」的形象。有些反梁的富豪甚至攻擊他是「社會主義者」,一個可笑的指控!梁振英在香港和中國建立了與中共派系及商業利益的連繫,明確地支持資本主義政策。在1990年代末,他幫助時任總理的朱鎔基的政府起草了《物權法》草案。「他因為推動中國土地所有權的政策的改變而備受讚賞。」1997年5月《亞洲週刊》寫道。

曾蔭權的領導班底是富豪的走狗(固此富豪較支持唐英年)。梁振英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可能會嘗試利用社會民粹政策,例如房屋和退休金等,去粉飾對公民自由權利及民主鬥爭的攻擊。他繼承了庫房水浸的政府,有$6500億港元的財政盈餘。這給予他的政府一些餘裕,而北京的「競選管理者」會要求梁振英展開新政府的一些開支計劃,盡快克服他低民望的形勢。 但是,小圈特首選舉鬧劇展開統治階級歷史性的分裂,令梁振英的任務更為複雜。

統治階級分裂成兩個陣營

《南華早報》的社論指:「梁振英面臨的首個挑戰是令人卻步的。激烈的選舉期間兩個親建製陣營前所未有地分裂,梁振英必須將之修補。」

馬克思解釋過,當統治階級失去信心去繼續現行製度時,革命因統治階級分裂由上層開始。唐梁兩營的選戰展開了資本建製間激烈的分裂,難以修補,反而可能會因為香港政局持續不穩而「製度化」。這是北京所恐懼的。

挺唐的主要富豪正在為他們的挫敗療傷。對這群習慣呼風喚雨的人來說,這是97年回歸以來首個挫敗。尤其是當梁振英企圖爭取民心而動用一些民粹政策時,會侵犯到富豪的壟斷利益,而選舉期間權貴間殘酷的內鬥會繼續,反梁的資本主義勢力會嘗試打擊及懲戒他的政府。北京正緊急調和,拉近戰鬥中的建製派系,但處於現時經濟危機深化、社會分化嚴重的環境,這似乎難以成功。

資產階級的分裂亦與中共日益尖銳的權力鬥爭有相當密切關係。清洗薄熙來標誌住主要派系鬥爭正在展開,當中圍繞住現任領導胡溫的團體與候任國家主席習近平組成聯盟,去排擠親江澤民的派系(例如薄熙來及唐英年)。從1990年代以來,江澤民的「上海幫」在中共把持很大權力,現在可能有所改變。這過程只是開始,隨著新一輪震盪及危機,當時中共領導班子交替愈近時,鬥爭會進一步激化。這反倒過來會波及香港政治,並影響兩個建製陣營的形勢。

香港正處於風眼位

這不僅是新屆特首面臨的問題。當全球經濟危機波及香港的極新自由主義及開放市場經濟之時,唐英年可能會感謝梁振英搶走他的工作。對香港資本主義來說,現時兩條陣線上會有很大麻煩:歐洲及中國。最近國際貨幣基金(IMF)報告響起了震驚的警告,中國硬著陸的話,香港比中國會受到更嚴重打擊。國際貨幣基金(IMF)警告,中國房屋泡沫崩潰可以觸發銀行危機,抵消年度4.5%的經濟增長(將預料的8.5% GPD增長減至「硬著陸」的4%)。它亦警告,當中國經濟增長每下降1個百分點,香港則會下降1.25個百分點。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銀行龐大地涉及內地業務及其房產市場(現相當於香港GDP的200%)。這份報告亦警告,歐洲的蕭條對香港的影響比歐州本身更嚴重,歐洲經濟增長每下降1%就會演變成香港經濟增長下降1.5%。這是因為香港與歐洲的龐大貿易(輸入、輸出、和對內地輸出輸入的轉口貿易),亦因為歐洲的銀行在香港經濟中有著重要的角色。

泛民分裂繼續深化

新民黨領袖田北辰警告,在梁振英管治下,香港的政治版圖會更為分化。他指泛民主派及建製派內部都會有「進一步分裂」。

何俊仁參選小圈子選舉以至難堪慘敗,但民主黨顯然不會得到任何教訓。(何俊仁連泛民選委的一半票數都拿不到)。無論是競選期間還是梁振英勝利後,民主黨領導人均表示願意與新屆政府展開會談。

梁振英會試圖平衡不同陣營和派系,在它們之間挑撥離間。不能排除他會試圖拉攏反對抗爭的泛民溫和派, 甚至在更遠的將來讓他們擔任政府職務。民主黨明顯不會排除會這樣做,雖然現時梁振英欠缺民眾支持,但讓泛民擔任政府要員實為言之過早。梁振英亦會謀取北京支持,利誘泛民領袖更多交談,從而令泛民由反對及鬥爭的道路上離開得更遠。

因此,香港正進入新時代,一個暴風雨的時代。今年七一遊行數字將會期望更高,而廿三條會成為焦點。當天正是梁振英接任的第一天!

當務之急是為反梁振英不民主、反親資本政策的大眾(尤其是工人階級)提供一個組織平臺。舊有的泛民主派運動顯示,受製於其親資本主義觀點以及對群眾鬥爭的畏怕,它已不能為民主權利和全民普選展開真正的鬥爭。社會主義行動(CWI)為群眾性工人政黨及戰鬥性工會而努力,我們強調,要將香港的民主運動和反資本主義鬥爭連繫至內地日益壯大的反中共獨裁運動。

五一: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香港:五一是慶祝國際工人運動的傳統節日。勞動節源於120年前,自此五一經已與國際主義、社會主義、工人權利鬥爭(尤其是八小時工作天)密不可分。
至今21世紀勞動者仍在爭取同樣的要求。50小時工作周是美國1913年的狀況,但今天在香港仍然相當普遍。學校教師和「辦公室行屍」工時過長的境況也是見怪莫怪。BBC報導,2011年在臺灣過長工時導致超過40多宗的過勞死

支持消防員!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最高工時八小時與五天工作周,同時不得扣減工資!工會一定要為增加實際工資而鬥爭,並與縮短工作周的目標鏈接起來。

資本主義是一個不民主的製度,由「1%」的超級富豪統治真正創造社會經濟財富的「99%」大多數人。由美國「占領」運動的群眾抗議,到阿拉伯世界的革命,以至歐洲工人的反抗與大型罷工(詳情請參考本期關於西班牙、愛爾蘭以及美國的文章),全球群眾都在反對這個邪惡的製度。
我們不會為資本家們的危機埋單!

零八年,全世界的大銀行製造金融危機後置身事外、本性不移繼續撈取大量利潤。正當世上千萬民眾被推向貧窮線以下之際,商價巨子卻豬籠入水。

香港最富有的40個富豪的總身家為17,170億港元,是香港政府每年醫療開支的三十倍!一直以來,資本主義信徒不斷告訴我們,如果有錢人可以「投資創新」 (即投機)的話,財富就會「向下滴漏」。天大謊言!貧者愈貧才是現實,現在每五個香港人就有一個生活在貧窮下,自從1997年以來明顯上升。即使在世上最富有國家美國,全國學生借貸超過1萬億美金(約合7,760億港元),最近有數千學生走上街頭要求「免貸文憑」。

在五一勞動節之際,必須要指出生活水平下降的問題。首先,通漲問題惡化,尤以房屋和食物價格直飆,勞苦大眾十分耘耕,一分收獲。公平工資網絡( Fair Wage Network)警告,實際工資「凍薪」將會是香港2012年打工仔的趨勢。當然,比起2011年工人實際工資下降 1.7%,這已是有所「改善」了。

支持最低工資40港元——反對歧視

同樣,經過多年爭取,最低工資去年終於落實,但每小時$28即要工人挨餓,我們亦要加大施壓力度。單單要彌補一年來的通漲幅度,今年最低工資至少要提升到$35。我們需要發起運動,組織起低收入、年青和年老工人,並發動工會「戰爭」向惡名昭著的高度剝削行業(包括快餐店、便利店、餐飲與酒店)宣戰。最基層的工人由自身組織、為自己鬥爭,能夠強化工會,並將之演化成戰鬥組織,增大所有階層的工人的議價能力。當然,雇主已經組織起來反對工人福利,工會領導必須以抗議迎頭痛擊,不只是召開記者招待會,而是切切實實展開鬥爭!

更可恥的是,外地傭工的歧視正在繼續,並不斷惡化。社會主義行動要求最低工資立法覆蓋所有勞動者,包括外藉工人。如果我們在政府將外傭、女性、年青工人等群體打成「二等公民」時袖手旁觀,打壓最終會降臨至全體工人,並會削弱及打擊整個運動。

反對種族主義!

因此,社會主義行動捍衛本地及外來工人的的全面民主權利和法律保障,包括加入工會和罷工的權利、自願性居留權,並為有尊嚴的工時及工資鬥爭。我們要鏟除濫收費用的吸血中介公司,莫任之成為外傭負擔。抵製這些中介公司匪類的唯一辦法,就是要將之民主公有化,並取消向外傭征費。

「社會主義行動」與「反種族主義青年」極力反對資本建製不斷煽動種族主義,抹黑外傭和內地移民等群體,旨在分化工人,並邊緣化工人權利與民主權利的鬥爭。同樣,血汗工廠為全球億萬富豪茹毛飲血的工具,而當中工人無數的抗爭果敢堅毅,令我們不得不致以崇高敬意。

我們要求中國允許真正的工會和罷工的自由,並建立群眾運動來打倒親商賈的「中共」獨裁。五一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我們重溫過去全世界工人艱苦鬥爭中贏得的經驗:「一方有難,八方支持 - 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

社會主義行動成立未到兩年,在香港仍是一個新組織,旨在為一個具群眾會員的、新的工人政黨奮鬥,並以社會主義取代混沌無序、多災多難的資本主義。在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旗幟下,我們將與一眾誌同道合的黨派,在40多個國家進行五一遊行,槍口一致高喊:資本家,滾蛋!

資本家,滾蛋!
在中亞,工國委(CWI)積極支持哈薩哈斯坦石油工人抗爭,捍衛工作職位並反抗暴力鎮壓。在歐洲,工國委(CWI)愛爾蘭的同誌亦發起了百萬人運動,抵製政府強推的住戶稅,反對工人倒貼銀行家。在尼日利亞、希臘和西班牙,工國委的成員都活躍地參與總罷工,以反抗政府推行反工人政策。

我們要立即全面實行民主,並結束內地的一黨專政。但這必須要連系至打破「1%」資本家的經濟統治:將大企業與銀行公有化,實行公共民主管理,並將之運用於計劃真正的工作職位和廉價房屋,並大量增加公共服務。社會主義行動與工國委(CWI)在眼前的鬥爭發揮積極作用,爭取減低工時、生活工資、反對種族主義、反對歧視,但我們亦將這些議題連系到需要根本性的社會變革。

如果你同意我們的社會主義主張,欲強化反抗「1%」資本家的鬥爭,請勿猶豫,立即加入社會主義行動!

香港:專訪社會主義行動新成員 NATE

同誌,你能首先簡單介紹下自己嗎?

大家好,我叫NATE,16歲,仍在香港的高中讀書。我在差不多一個月前加入了社會主義行動。我是在一個反種族主義的集會活動時認識他們,而自此我一直很活躍地參與他們的活動。

你能說下你為甚麽加入社會主義行動?

我有一次被邀請出席他們的支部會議,我感覺到社會主義行動他們在政治上非常的活躍,並且非常有組織性。他們也對香港以致全世界的政治議題都非常熟悉,而且能夠將馬克思主義運用在實際社會政治上來贏得改變。相對來說,其他的組織一般都只會關心特定的議題,例如選舉。但是社會主義行動在面對任何政治議題都是十分活躍的。

你為什麽成為一名社會主義者呢?

我的政治立場一直都帶有左翼傾向,而自從我加入了社會主義行動以後,我越來越明白到社會主義的邏輯性和必要性,而資本主義只不過是建立在貪婪之上。社會主義是建立於大家群眾的民主合作與分配,是一個人類更進步的社會製度。


我如此關心左翼政治的原因是因為我知道政治決定了全世界每一個人的命運,現今的製度是完全不公平的,是靠剝削大多數群眾來運作的,這樣的一個製度怎可以讓它繼續下去?

雖然我來自於中產家庭,但我知道貧窮正存在於社會之中,社會的上層幾乎壟斷了社會中所有的資源,而下層的人卻一無所有。我希望可以參與建立一個更公平的世界,而這是在資本主義下不可能完成的事。

社會主義行動與工人國際委員會有聯系,你為甚麽選擇支持工國委?

我了解到工人國際委員會非常有組織性,並在國際上具有豐富的政治經驗。而且他們在全球都有就著不同議題都有許多的運動。他們對於政治也是非常清晰的,從不會怯於討論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你會有甚麽跟你身邊的年青人說的嗎?

我想說政治會深深影響著每一個人,如果大家年青人都對政治不聞不問,我們就不可能改變任何問題。年青人活躍參與政治行動是非常重要的,這才能讓政府知道他們不能夠一如以往地一意孤行,而人民其實是可以自我民主管理並滿足群眾的利益。

香港:最低工資實施一周年 需要繼續抗爭!

今年五一勞動節是最低工資實施一周年,但這並不值得高興,去年最終落實的水平遠比勞動者所爭取的每小時33元為低。政府將會於今年十一月檢討最低工資水平,為爭取真正能改善基層工人生活的最低工資,我們需要組織更多大型的抗爭。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1:40:06

太低的最低工資

28元的時薪根本不是一個生活工資。以工時中位數每周45小時計算,每月只能獲得5,400元。根據經濟日報的資料,本港現時的貧窮人口有120萬人,相比去年最低工資實施前並無改善。而樂施會的報告顯示,四成低收入住戶於最低工資實施半年後生活仍然匱乏,基本生活支出如定期檢查牙齒、看私家診所急癥、供子女參加課外活動等,仍未能負擔。隨著每年的通脹(本年首兩個月的通脹率為6.1%)影響,現時的每小時35元才相等於去年的每小時28元,而這是一個過低的水平,而去年工會提出的33元亦已經跟不上通脹,因此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最低工資應設置於40元,這才是能滿足工人和其家庭成員的基本生活的生活工資。而圍繞這一要求需要組織群眾性的宣傳運動。而最低工資亦必須把外勞、青年和學生實習生也包括在內。

影響社會?

今次最低工資水平檢討,一眾財團代表一如以往對最低工資大肆抨擊。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聯僑企業行政總裁)黃友嘉表示目前最低工資時薪28元(即每月只有5,400元)已不算低,若上調會對整體經濟帶來影響,香港現代管理飲食專業協會會長胡珠(新光酒樓主要擁有者之一)表示如果提高最低工資水平到最高35元和落實標準工時,將會有不少食肆結業。事實上,最低工資實施前,資本家一直恐嚇群眾,表示最低工資會令大量勞動者失業、雇主需結業或撤資等等。例如大家樂主席就曾於2010年6月表示,若最低工資為33元,其集團「可能要發出盈利警告」,然而該集團2011年中期報告顯示它在去年4至9月期間仍錄得1億9千萬元的巨額利潤。最近它亦計劃將內地分店從100間倍增至200間(內地省市亦已實施最低工資),可見最低工資對大型企業的利益根本絲毫無損。另外,據統計處資料,最新的失業人數和比去年最低工資實施前下降了1萬3千人。領取綜援個案中,今年2月的失業類別個案和低收入類別的個案則比去年4月分別下降了10%和14%,最低工資鼓勵了更多人參與勞動。資本權貴竭力告訴我們最低工資的害處,就是為了令財團能持續得到大量廉價勞動力,並削弱群眾的抗爭意誌,以保持他們的經濟特權。而我們並不需在得到生活的權利前先為財團取得巨額利潤,如果資本主義不能支付給工人足以維持生計的體面工資的話,那麽我們也負擔不起資本主義。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堅持,任何不能支付$33元最低工資的商業機構,應該轉型為民主公營事業,以保工人飯碗和權益。高昂租金才是小商戶的致命傷,因此我們要求凍結租金,並推行打擊地產投機的措施。

工人階級團結抗爭

梁振英接任特首後很可能會推出一些民粹的政策,表面上應建製派政黨如工聯會和民建聯要求,把最低工資作些微的上升,為它們在今年九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爭取支持,及減低群眾的抗爭情緒。如果最低工資的檢討結果並不為群眾滿意,梁振英則可以躲在「委員會的決定」後面,把責任推到委員會身上以避開批評。一個代表財閥的政府並不能夠解決工人階級的問題,我們要的是一個真正由公眾民主計劃生產的工人民主政府。民主派右翼如長期反對最低工資的民主黨亦不能被倚賴。工人們需在工作場所進宣傳,呼籲青年工人加入工會並參與抗爭。我們必需組織一個具戰鬥性的工人政黨,為爭一份體面的最低工資及其他的勞工保障,包括為更高的最低工資水平、標準工時、勞工三權(組織工會權、罷工權以及工會集體談判權)而抗爭,並與民主運動、社會運動結合,以團結所有群眾、壯大抗爭運動的力量!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將最低工資提升至每小時$40,並與通脹掛勾
立即訂立標準工時、勞工三權(組織工會權、罷工權以及工會集體談判權),捍衛勞工權益
一視同仁,最低工資覆蓋所有勞動者,包括外傭及實習生,團結抗爭

香港:徹底擊倒國民教育 師生唯有罷課抗爭

政 府由強推的「德育及國教育科課程」受到民眾質疑煽動學生「愛國愛黨」情緒,強迫學生對國家有自豪感和感恩之情,扼殺學生的言論及思考自由,惹起強烈反彈而 鬧得滿城風雨。反國民教育的中學生組織「學民思潮」動員了約二千名中學生參與七一遊行後,獲得了家長及教師的同情,國民教育家長關註組從逾千名家長募捐了 12萬元刊登反國民教育聯署廣告,向當局施加壓力。家長代表陳惜姿更揚言,學生罷課抗爭是最後一步。

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號召七月廿九日(星期日)反國民教育大遊行,下午二時半銅鑼灣維園集合,遊行至金鐘政府總部,相信超過一萬人參與,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遊行。

煽動愛國主義的洗腦課程

一 直盛傳推行國民教育科課程是梁振英的四大政治任務之一,與推行廿三條立法、扼殺香港電臺廣播、實現假普選三個任務並駕齊驅。梁振英的當選令民眾更警覺中共 政權進一步牢握香港政局。中國內地的教育課程向來一面倒歌頌政權和煽動極端的愛國主義,而國民教育科由直屬中共教育部的北京師範大學參與製作教材,中聯辦 宣傳文體部長郝鐵川早前發表「洗腦是一種國際慣例」的言論,進一步師生及家長對於思考及言論空間被扼殺的恐懼。

國民教育製服團體「國民小 先鋒」曾被內地傳媒形容為中共領導下的少年兒童組織,近年在香港積極舉辦升旗禮和訓練學生步操。最近,其油塘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分隊,被 指在步操練習中加入槍操和劍操,要小學生要手持道具兵器操練。事件惹起學生及家長憤怒,質疑國民教育會否宣傳軍國主義和武力衛國的思想。

近 日由教育局資助、國民教育中心出版的《國情專題教學手冊》,教材的參考書目大部分來自內地,包括引用中共青島市委黨校、教育部豁下《思想理論教育導刊》的 文章。當中形容中共政權是「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更指一黨專政有助「確保政權延續性和社會穩定」,而不批評獨裁政府下的官員貪腐及民主權利受打 擊。選材內容更為偏袒政權,對於八九六四屠城以至當今內地群眾鬥爭四起等議題只字不提。由於浸大當代中國研究所有份編寫教材內容,教材推出後,浸會大學教 職員工會發表聲明,強烈譴責主編者不負責任,指事件嚴重損害浸大聲譽,要求所長薛鳳旋教授向公眾交代事件。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受到輿論壓力下,被迫承認手冊 容有偏頗。

中外的統治階級向來皆以洗腦教育煽動愛國主義,麻醉學生對統治者的反抗意識。日本的「愛國教育」《教育基本法》於零六年被強行 通過,迫令學校灌輸愛國意識。零八年,大阪府門真市數位中學老師在畢業典禮上,拒絕起立齊唱國歌,並對學生說有自由選擇是否齊唱,最後全校160名畢業生 當中159人沒有起立。九名老師因違反教師指導條例被處分,老師到市政府起訴要求收回處分,但最終被駁回不予受理。而美國方面,更有許多擁有強烈宗教背景 的中小學校禁止教授一切關於達爾文進化論的科學課程!

強推國民教育 政府自取其辱

事 實上,小圈子選舉令香港統治階級四分五裂後,建製當局已經於本年五月就國民教育科被迫妥協而提出三年開展期,即表示本年九月分不會強迫性要求學校推行課 程,而給予三年寬限期作為「準備」。如今面臨震天架響的反對輿論,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及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反復強調學校可以自由選擇課程的方針及推行時間, 可見即使九月分政府方案能夠通過,實際實行的力度和效果已經被大大削弱。當局畏怕群眾反抗而被迫讓步的同時,亦盤算溫水煮蛙的狡猾策略:九月後以「自願」 推行國民教育的中學(尤其是具親中共背景的中學)為「先鋒」例子,向其他學校施加壓力,以迫使全部學校2015年全面推行洗腦課程。

新任 發展局局長麥齊光上任十二日後,因為嫌涉貪汙辭職,梁振英政府本已經陷入嚴峻的危機,而反國民教育的怒火更令新政府四面楚歌。就連前教育統籌局局長王永平 都警告,港府強推國民教育勢必陷入嚴重政治危機。臨近立法會選舉,爭議性議題令建製分裂陷入難以收拾的地步。自由黨主席劉健儀害怕失去選票而偽裝站在人民 一方,指國民教育需要「小心處理」,更罕有地動員20名黨員遊行至政府總部要求政府押後推行國民教育,事後被中共喉舌《文匯報》批評「搖擺不定難以取信於 人」。

在強大的群眾力量面前「強人政治」的形象是如斯不堪一擊。梁振英政府本來以國民教育作為探測民情的工具,以預計未來推行廿三條立法 的「可行性」,豈料遇上激烈的反抗聲音,再次證明深陷統治危機的政府將會寸步難行,推行廿三條的政治任務對政府來說將更為兵行險著,為避重復零三年董建華 下臺的復,加上為了讓中共政權安然渡過領導層換屆,中港政府將更為如履薄冰,在民意沒有顯著降溫之前很可能先將立法擱置。

擊倒國民教育 師生必須罷課

遊 行是動員群眾對抗政府不民主政策的重要手段,但單靠遊行是不足夠的。我們應該讓學生及教職員討論並設定罷課一天的確實日子。如果有認真嚴謹的準備公眾宣傳 運動,並在每間學校和地區舉行會議,罷課將成為擊倒洗腦教育的關鍵鬥爭。學生需要建設自己的學生會,以組織起來並捍衛自己的權利。群眾性的學生會可以於罷 課及抗擊國民教育中扮演決定性的角色。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

教師、學校職員和學生罷課一天
立即撤回國民教育科課程,教育局局長吳克儉立即下臺
反對政府煽動愛國主義
建設學生會組織,組織起來並為學生權利戰鬥。校方當局必須認受此組織,並給予等同教協等教員組織的資源和設施
踢走教育局官僚,由師生及學者代表選舉產生的民主委員會去討論及製定學校課程
徹底的教育民主化及社會化要徹底進行,需要組織基層民眾及工人階級的政黨去鬥爭

香港:九萬人上街反洗腦 要求撤回國民教育

七月二十九日(星期日),超過九萬人上街參與了反對國民教育的遊行,遠比主辦單位「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預期的一萬人多。遊行隊伍在下午三時於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出發,約五時隊尾才走出維園,人群到達終點金鐘新政府總部的集會時,仍久久未能看到隊尾。

參與今天遊行的人士為學生、家長、教師和普通市民,非常多家長帶同子女參與,讓子女上一課公民教育課。烈日當空下不乏孕婦參與,亦有推著嬰兒車的父母,聲言要捍衛下一代的思想自由。不同政黨及團體也參與了這場遊行,包括學民思潮、國民教育家長關註組、香港教育人員專業協會、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等,社民連線、人民力量和公民黨等政黨亦動員支持者參與。沿途示威者高喊「撤回國民教育」、「不要洗腦教育」、「吳克儉下臺」等口號。

社會主義行動高舉「取消洗腦國民教育 團結師生罷課一天」的橫額,向群眾提出呼籲老師、學生及教職員罷課一天的訴求,得到過千市民聯署支持,包括家長、老師及學生也認為唯有通過罷課,才能迫令無視民意的政府撤回國民教育的課程。

在傍晚遊行龍尾即將抵達政府總部時,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和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一同會見傳媒回應遊行人士訴求,重申會繼續國民教育科的三年開展期,政府態度強硬,只靠遊行並不足以擊倒國民教育。社會主義行動認為學民思潮及教協等學生及老師組織應該積極籌備罷課行動。距離開學尚有一個月時間,當務之急是於學校和地區設立學生會組織,民主討論罷課的確實日子和運動策略。

香港:群眾抗議反對洗腦教育

7月29日(星期日)龐大的遊行為香港新政府及其領導梁振英上任的首個月寫下災難的一頁。當天超過90,000人– 包括學生、家長、老師等– 擠擁在城市的中心,以反對政府的愛國教育課程。這一政策是中共專製當局企圖進一步加緊控製香港的又一嘗試,尤其是用以遏製青年人中日益升高的反政府的情緒。此計劃將於九月小學開學後以自願性質推行,並將延伸至中學,在2015年將定為必須課目。正如本次龐大遊行隊伍所展示的,群眾中廣泛存在對於被定性為親政權的「洗腦」課程的反對情緒。僅僅在遊行的數天前,主辦單位預計遊行人數只有10000人。

人群在遮擋烈日的雨傘下叫喊口號,並手持標語的紙牌:「不要思想控製」、「反對洗腦」,甚​​至有一張紙牌寫上「戈培爾正在香港復活!」。

「中國想香港下一代只知道國家有多好,而不知道壞的一面。」,一個9歲的遊行人士向美聯社說。 「國民教育就如毒奶粉,毒害下一代。」一名攜著蹣跚學步的小孩的家長向<南華早報>說。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去年一個調查指,7成教師反對國民教育課程。自此,反對情緒愈演愈烈,不僅是教師中,而是廣泛存在於社會各個階層中,周日的遊行就是例證。香港大學上周所做的一份民調顯示,只有12%的受訪者支持推行新的課程。此次遊行不但是遊行人數驚人,而參與者平均年齡之低亦是一新紀錄。

支持學校罷課

工國委(CWI)的支持者「社會主義行動」在遊行中提出罷課一天的訴求,以在遊行後延續運動,獲得了巨大的回響。我們是在遊行當天唯一一個提出罷課口號,並為此展開宣傳運動的組織。民眾在社義行動的攤位外列隊簽名支持罷課,雜誌「社會主義者」亦迅速賣光(賣出超過200份)。

政府推出的課程旨在宣揚經北京過濾過的中國近代史、否認政權的壓迫性、抹去一切關於八九屠殺民主運動分子的事實。如全世界所有政府一樣,北京正加強利用民族主義去合理化自己的統治。一本新推出的教材<中國模式>派發到學校,對中國共產黨的獨裁統治歌功頌德。該書宣稱專製製度造就中國的經濟發展以及所謂「穩定」。

星期天遊行的一位搞手提及該教材,說:「這本教材比中國內地的教科書更生硬惡劣。」

當中共獨裁的喉舌攻擊美國的「多黨製」(<中國模式>將之定為無效率)時,其真正討厭而針對的是例如遊行權利、組織權利、罷工權利、組成工會權利等。這些權利都是歷史上群眾鬥爭贏過來的,並提供了一​​個平臺,讓工人和受壓迫者與資本主義和剝削製度鬥爭。然而,美式製度反動落後的一面,例如華爾街對政局的操控、百萬富翁占議會人數的47%、警察對示威者的暴力打壓、不民主的媒體壟斷,正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所反對的,卻又是符合中共獨裁所需。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1:41:30

政局危機

梁振英上任只有一個月,國民教育課程成為了對抗受人唾棄的政府的首要議題。 7月1日新特首上任當天,街頭上湧現400,000人要求梁振英下臺,遊行人數為九年來最高。梁振英3月份在小圈子選舉下得到富豪689票而「當選」,但今天有傳北京準備「B計劃」去取代梁振英。

梁振英已經面臨政治大量醜聞,包括發展局局長上任12天後被捕然後辭職,現正面臨貪汙起訴。梁振英於3月的假選舉踢走其對手後,促發資本權貴的分裂,削弱了其領導班子,亦限製了梁振英以增加公共開支去減低反對聲音的能力。對民主權利的渴求、驚人的收入差距、不斷惡化的房屋危機交結在一起,形成相當大的群眾壓力。

不僅是反國民教育的鬥爭,顯然梁振英企圖重新推出鎮壓性的國安條例「廿三條」,以打擊香港的「抗議文化」。廿三條打擊示威權利,並取締所有與外國組織有聯系的政治組織。今天反國民教育的抗爭實質上是未來更大規模反廿三條的預演。

「這一反愛國教育的群眾運動反映對梁振英班子的不信任。」作家和評論員林和立說。一名遊行的長者告<英文虎報>說:「我害怕言論自由和其他自由會​​很快會侵蝕。」

政府面臨多方面的社會壓力,令保皇政黨對國民教育的立場搖擺不定。它們害怕,如果被公眾認定為親梁振英及其政策,9月份立法會選舉會失利。北京上星期向其傀儡政府示意,不要在選舉期間批評梁振英,為擊倒邪惡的國民教育的運動增加優勢。

設定罷課日子

但要成功擊倒梁振英及北京,鬥爭運動必須要升級,並將準備罷課定為問題的中心。單靠遊行很少機會能夠擊倒政府的政策,這些政策本身牽涉到相當程度的政治威望。如果梁振英剛上任不久就在此議題上作出退讓,將重挫其極力表現的「強人」形象。

整個統治建製明顯受到729的遊行數字和反對的暴風浪動搖,但政府過往曾經作短期的退讓和拖延詭計,以分化、誤導和擺脫群眾對抗。最近兩次政治製度的改動正是例如– 限製補選的惡法本年較早被強行通過,而不民主政製方案亦為小修小補下在2010年被通過。同樣,面對星期日的遊行,政府宣布成立委員會去「監督」新課程的推行。星期日遊行的搞手(包括迅速擁有5000名成員的學民思潮和教協)正確地拒絕參與這騙局。

學生、教師和家長的活動分子正在討論下一步行動,當中提出幾個策略,包括罷課行動和杯葛國民教育課。當然我們不能排除杯葛可以是行動的一個補充,但社會主義行動強調單靠杯葛是遠遠不及罷課有效的。

杯葛國民教育是如​​同一場「遊擊戰」,學校與學校、課堂與課堂之間沒有連系,而學生和老師的個體負上啟動抗議行動的責任。這個戰場會讓學校當局以紀律處分的方式施壓和要脅,孤立「搞事份子」,故此遠遠不及罷課行動有效率。罷課的行動性質可以團結最廣泛的專業教育人員、學生和家長作出集體行動。罷課同時一定要是積極行動,若果政府拒絕讓步,就以群眾遊行和集會去討論進一步的行動,而不是呆在家中休假。故此社會主義行動提出罷課一天作為第一步,並於新開學期首幾天就該實行。

社會主義行動是在729遊行中唯一一個提出罷課訴求的組織,並獲得巨大回響。教協感受到家長和自己成員的巨大壓力,故此在7月30日宣布如果政府不撤回國民教育,就考慮罷課。這是踏出正確的一步,但是不足夠的。明顯政府正在等待並希望在新學期開始時首先讓某些學校「自願」推行課程,然後削弱群眾反對。故此,需要由教師、教協會員、家長和​​學生活動分子向教協領導層施壓,設定全港一天大罷課的日子,是極為重要的。學生和家長團體不應再等待教協了,應該燃起自己的討論、地區會議和活動,去建立對罷課的支持。

群眾性組織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建立群眾性學生組織,讓學生在自己的學校建立活躍的支部,並連結至整個城市。現存的學生壓團體在現階段是較松散,大多數是在Facebook等的「虛擬」網路,而非具有民主架構的群眾性運動組織,而這在對抗像梁振英這樣如狼似虎的資本政客的鬥爭中是必須的。

罷課一天反對政府洗腦將會讓香港的資本建製感到恐懼,意味著運動重要的升級:從既龐大又重要的街頭抗議提高意識,升級至工作場所內的集體鬥爭(即工人階級的傳統鬥爭方案) 。由於歷史原因這是在香港稀見的。

社會主義行動呼籲:
•立即取消國民教育課程
•師生及相關團體全港罷課一天,反對國民教育!
•向教協領導層遞交申訴施壓,促使其啟動罷課行動!
•在所有學校建立學生民主委員會,準備罷課行動– 需要一個群眾性學生組織讓年青人發出有力的聲音!

香港:市民到教協請願要求立即啟動罷課

八月十三日(星期一)晚上7時半,60名支持罷課的市民、教師(其中包括教協會員)、教職員、家長、大中學生及不同團體成員參與了「全港大罷課行動」發起到教協的請願行動,促請教協立即設定罷課確實日子。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及社會民主連線成員亦到場支持。

遊行隊伍於起行前集會,「全港大罷課行動」發起人鄧美晶表示,目前有必要將反對國民教育的行動升級,並以推動罷課作為推倒國民教育課程最重要的抗爭手段。她又認為,從729遊行至今已從街頭收集到超過4600位市民支持罷課的簽名,足見師生及家長已有策動罷課的準備。但教協理事領導層迄今還沒有公開地表達一個清晰的立場,聲稱等待政府「若不撤回」才考慮啟動罷課。

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表示,十分支持是次行動,認為教協應發動罷課,迫使梁振英政府完全徹回國民教育科。另外,參與遊行的中學生Nate表示,反國民教育的運動非常重要,因為這將連系到未來反對廿三條的抗爭。家長Mandy及Andrew也各自分享為人父母的感受,認為政府無視大部份反對國民教育的聲音,罷課是現時的唯一出路。

隊伍於八時半起行,從旺角行人專用區遊行至教協位於山東街的總部。社會主義行動高舉「教協領導站出來立即組織罷課!」的橫額,與群眾高呼「教協教怯不要妥協!」、「支持全港大罷課」、「罷課抗洗腦教育!」口號。遊行吸引不少途人圍觀,更有路過的市民表示支持而馬上加入到遊行隊伍中。

遊行隊伍到達教協總部後,「全港大罷課行動」發起人鄧美晶與教協副會長黃克廉及代表會面,再次朗讀聲明,遞上請願信以及4600個支持罷課的市民簽名,要求教協作為全港最大的教師工會,必須擺出領導姿態,組織罷課及決定罷課的實際日子。教協副會長黃克廉在回應媒體發問時卻表示,正等待政府今個月內的回覆才會再考慮進一步的行動。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政府現時正采用拖延的手段應付群眾反對國民教育的聲音,直至九月份開學,政府必定先讓親中共學校先「自願」推行國民教育後,米已成炊再向其他學校施壓,展開洗腦工程。我們認為,要真正擊倒國民教育,唯有將抗爭升級,以罷課作為打倒洗腦教育的武器,迫使政府真正徹回國民教育科!

香港:九月九日票投社民連!製裁梁振英,製裁腐敗的建製保皇黨政客!

九月九日的香港立法會選舉於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機下揭開序幕。 <!-​​-more–>六四燭光晚會維園人頭湧湧、六月十日為李旺陽慘死擠擁中聯辦、七一40萬人上街爭民主、七月廿九日9萬人遊行反洗腦,以上事件千千萬萬的民眾正在向當今建製怒吼。

正如本文所解釋的,社會主義行動正組織選舉工程,支持梁國雄(長毛)及社會民主連線。由於社義行動乃相對新生之勢力,難以負擔立法會選舉高昂成本,故此本屆未能派出自己的候選人參與。但我們現在與去年參與區議會選舉一樣,目的並非只為了贏取選票,更是為了提高群眾政治意識,建立群眾對社會主義的支持,並要招募新的活躍分子加入。故此,我們呼籲選民票投社民連線,作為是次選舉中最激進的一個選擇,而其選情的報捷將為未來反梁振英政府打造最好基礎。但是,我們同時強調社會主義替代方案的必要性,讓大眾了解九月九日到票站投票,只是第一步,進而呼籲工人及青年加入社會主義行動而投入鬥爭,借以創造有力量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

危機中的政府

資本建製日趨貪汙而爆發醜聞、「民主進程」不進反退、各亞洲經濟體系中最嚴重之貧富懸殊,皆令香港愈來愈多人走向政治化。此外,中共獨裁政府以最可笑的偽選舉強行委派梁振英為特首,只在激發群眾不滿的怒火。

剛上任的梁振英政府並沒有享受過新政府應有的蜜月期,反而上任首五個星期內已有三名局長爆發醜聞,陷入即時性的危機。上任首日40萬人遊行要求梁振英下臺,被大部分時事評論員將形容是個「壞開始」。梁振英令北京阿爺後來重新將落敗候選人唐英年視為更穩陣的特首,可謂完成了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南華早報》(2012年7月21日)報導,有傳北京謀略家流傳一個「計劃B」去替換梁振英,正如2005年時董建華「腳痛」下臺。由於替換梁振英會令中央政權的面子受重挫,故此這似乎不會於目前發生,但我們不能排除未來事態會這樣發展。中國局勢日趨不穩,中共獨裁需要穩住香港,而梁振英似乎對此力有不及。

根據媒體報導,即使政府內部人士都認為新政府是一個「大爆煲」。梁振英不僅面臨公眾對國民教育的激烈反彈,更因其任命一班寡廉鮮恥的騙子作為政府高官,促發民眾更大忿怒。現在政府高官就如奧運比賽一樣,競逐「辭職下臺」的金牌。前發展局局長麥齊光只上任十二天即下臺,並因涉嫌詐騙房屋津貼被捕。他的繼任人陳茂波隨即被卷入經營劏房的醜聞。陳茂波企圖掩蓋事實也在數天內被揭穿。陳茂波的位子現正搖搖欲墜,新政府可謂完全失敗。

住屋危機

由於這些危機都涉及了地產界,因而令人民對此更為憤怒。這個行業由富豪和投機者前行著獨裁統治,令受害者已不止於工人階級,甚至愈來愈多的中產階級也深受其害。香港樓價在過去三年中飆升了80%,高於世界上任何地方。 「經濟學人」雜誌於2012年4月28日發表的季度房屋價格指數發現,香港物業價格高出「公允價值」58%,使得它作為僅次於新加坡的第二被高估的房地產市場。

目前在公屋輪候名單上有18,9500戶,因此我們迫切需要更多公屋和低廉的租金。然而,名冊上的這個數字低估了住房危機的真實程度,因為至少有10萬多人生活在不安全、不衛生或臨時性的住宿。同時,根據前特首曾蔭權指,香港有228,000空置單位,主要用於金融投機炒賣。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一個獨立的部門調查和沒收這些空置單位-只要發現其交易中存在投機炒賣行為的證據。我們還緊急呼籲計劃每年興建五萬套公屋單位,但這必須在民主的公共控製下將地產公司和銀行公營化,只有這樣才能打敗敲骨吸髓的富豪。

梁振英一直試圖贏得一些民眾的支持與承諾增加公屋落成量。他最近與大亨李嘉誠發生沖突,因為李嘉誠反對政府重新啟動2002年在富豪的壓力下中止的居屋計劃。梁顯然感謝李嘉誠暴殮的財富和貪婪,讓他能簡單地製定一個政治目標,試圖贏得一些輿論支持「復建居屋」計劃。

但是,如果我們關註這場虛張聲勢的戰爭背後的實際的事實,梁振英的住屋計劃其實沒有多「大膽」。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指,居屋重啟計劃直到2016或2017年都不會對地產市場有影響,而在此之後,建屋計劃將被限製於極為有限的水平-每年5000個單位。對於那些最有迫切需要的人而言,復建與否根本分別不大,因為它只是提供出售​​金額的補貼,而非租金補貼。低收入家庭被拒之計劃的門外,因此需要大幅增加公屋的供應量-而這部分梁振英卻蕭規曹隨,與之前的政府沒有多大差別。

貧富差距

住屋的危機與日益擴大的貧富懸殊密切相關。最貧困的10%的家庭平均收入自2001年每月$2,590港元下跌到2011年每月$2,170港元。
政府最近人口普查報告承認,現在貧富懸殊是1971年有記錄以來最惡劣的。同時,工人被迫工作更長的時間。從政府統計處的數字顯示,每周工作超過60小時的工人,從1997年的44萬人上升到62萬人。這主要是由於雇傭合約員工的爆炸性增長,極大地取代了永久性員工。
梁振英已采取一些小措施,如高齡津貼增加一倍至每月港幣2,200元,成本約每年52億港元,但另一方面政府的累積盈余超過6000億港元!他的政府正準備以灑一點「糖」來掩蓋有毒的反民主的政策。但令人驚奇的是,考慮到政府支持率幾成赤字,而當前又處於立法會選舉期間,——政府提出的新的支出竟然少得如此可憐!

誰在阻撓民主?

這些巨大的和不斷增長的社會問題與香港民主鬥爭是相通的。近三十年的資本主義製度-首先在英國、當下則在中國控製下-通過政策的延誤,謊言和拖延來阻礙引入「正常」的議會製度。

據其擁護者所說,資本主義與言論自由和法治是香港的所謂「核心價值」。在仔細觀察下,我們在這裏看到一個明顯的矛盾。腐敗醜聞表明,不僅資本家和他們的政府是​​今天香港最大的不法分子,他們也反對擴大民主權利。許多人,包括主要的泛民主派政黨領導人,誤以為​​中國當局是唯一反對真正普選製度的力量。

作為一個專製政權,中共的反對民主權利是明確的– 但它不是獨自在此。如李嘉誠和其他富豪等都非常成功地融合在中國政府的國家機器中(如人大,政協等),他們同時也是23條立法和其他限製民主權利政策的鼓吹者。香港的資本主義精英沈浸在反民主的情緒中,擔心如果人民群眾加強對政府政策的影響,則會導致「福利主義」和他們夢幻般的特權遭到侵犯。

回顧歷史,當新興資產階級在英國、法國和美國爭取民主權利的擴展是作為反封建主義和專製君主製的革命鬥爭一部分-一個新興的資產階級需要動員更廣泛的鬥爭人數。今天,革命鬥爭,也是推翻獨裁政權的唯一途徑。

但是,今天的資產階級,尤其是在亞洲,無論是在資本主義後開發國家或在外國帝國主義的統治下,對這種鬥爭懷著恐懼與矛盾。面對鎮壓勞動群眾,壓擠工資和增加工作時數的必要,他們一般都警惕著西方資本主義底下的極為有限的「民主」形式。即使在西方工業化國家-正如我們已經看到最近的意大利和希臘-反民主的銀行和如歐盟等國際資本主義機構扶持非選舉產生的「技術官僚組成的政府」,以迫使通過不受歡迎的緊縮政策。

這就解釋了香港資本家的利益與中共獨裁是互相掛勾的-同樣的都是出於對工人階級潛在力量的恐懼。因此,僅僅只與其中一方戰鬥是不可能的。出於這個原因,那些支持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泛民主派,並聲稱它是最有利於民主自由的經濟體系,是無法實現真正​​的民主變革。可恥的「溫和」泛民尋求與獨裁政權進行腐敗的妥協,顯示了這些政黨的政治破產。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1:42:43

「超級議席」-走向民主的第一步?

立法會選舉新增了五個所謂的「超級議席」五個-對應五個地方選區的所有選民都可以投票的功能界別。對這一創新來推銷「一人兩票」(一票為地方選區和「超級」功能組別之一)的想法持懷疑態度的市民絕大多數贊成徹底廢除功能界別。

五個「超級議席」只是一個裝飾,民主黨可恥的應上屆政府懇求同流合汙,掩蓋深深不民主的功能組別的性質。這些特權與親當局力量的堡壘被設計用來「淩駕」於群眾選舉結果之上,並保證當局可以控製立法會。 「超級議席」沒有改變這一點。其余30個功能組別,由低於香港2.5%人口的少數人​​決定。在上一屆立法會選舉中,這些議席中有14個候選人沒有競選對手而自動當選-他們的資格得到銀行家和地產商事先同意,以代表他們的利益,並抗衡受民眾的壓力影響的另外半個立法會。

最後一次的小圈子選舉行政長官,令人誤以為北京允許一場民主競爭進步的錯覺(本是操縱手法,但事與願違,兩個建製派的候選人卷入一場「內戰」)。同樣的設想,「超級議席」選舉將產生很多的「民主」的錯覺,卻同時保持目前的不民主製度的主要核心。在現實中,沒有規定「超級議席」參選人必須是區議員-真正能代表一個挑戰或替代現行製度。

但是,正如假行政長官選舉失控,「超級議席」選舉也可以令親北京陣營事與願違。目前,親建製的候選人被迫疏遠過於梁振英和其不受歡迎的政策,如學校洗腦計劃。這導致了北京香港事務的高級官員王光亞前所未有的幹預,在7月訪問深圳告訴親政府的政黨,「不要依靠攻擊政府在選舉中政治上得分」。

這些分歧並不反映任何真正的親政府陣營核心部份的轉變,而只是為選舉而作出機會主義的變化。只不過,這種情況下政府創造了新的困難和矛盾,強化了危機氣氛,並可能導致如學校課程計劃等關鍵政策擱淺,尤其是如果教協和其他抗議團體能充分利用危機升級的機會,通過罷課行動的鬥爭建立鬥爭的基礎。另一個建製陣營分裂的標誌是,梁振英的頭號支持者與選舉顧問劉夢熊催促梁振英推遲國民教育科計劃,劉夢熊也是全國政協委員。

二十三條

反國民教育的抗爭可以說是未來更為艱巨的反二十三條鬥爭的「預演」。自1989年以來首次的一天總罷課將會嚴重動搖政府的管治,尤其是在立法會選舉前夕發動的話。這會讓反二十三條運動獲得寶貴的經驗,顯示群眾抗爭需要何種形式。現在證明了單靠遊行示威已經不足夠。當然遊行示威會對提升群眾意識其關鍵性的作用,但是要真正推倒政府的惡法仍然需要更有力的行動。

二十三條通過之後將會在香港引入中國大陸獨裁政府的打壓手段。警察會獲得大量的權力來禁止「搞事」的遊行,而對中共獨裁的公開批評將會受到打壓甚至監禁。與一些外地「不受歡迎的」外國政治組織的聯系將會被禁止,以阻隔國際上的支援和聲援。但是擁有清晰政治(新自由主義)目的的大財團、金融機構或其他資本家的打手當然不會被限製。就算沒有二十三條的今天,香港記者協會指出87%的記者認為今天的新聞自由比2005年還要差。

二十三條明顯地是梁振英政治任務的核心。因此,反對此惡法通過的抗爭需要立即開始,而需要在接下來的立會選舉作為主要的議題。 「溫和派」的泛民已經表明他們不能在民主的議題上作出有力的抗​​爭。推倒二十三條第一次立法的2003年歷史性的50萬人遊行是在泛民領導們的悲觀與消極態度中發起的。當年爆炸性的動員成功阻止了第一次的立法,但也是建基於當時的實際局勢,包括經濟衰退、房價崩潰以及對董建華政府的不滿。

我們不能夠期待同樣的因素會在今天重復,所以任何現實的反二十三條的策略都需要包括其他除了遊行示威以外的手段。與更廣泛的反專製鬥爭一樣,現在需要的是要在廣大工人群眾、工作場所以及社區當中建立起群眾運動,發起不同的杯葛運動、占領甚至使用(極為重要的)罷工武器。反對二十三條而發動的一天總罷工將會是群眾展示巨大力量的機會。這不單會讓本地的資產階級精英感到害怕,甚至會影響到中共獨裁,因為他們害怕中國內地的遭受超剝削的工人階級會模仿反抗。

鬥爭的策略

作為反二十三條的策略之一,社民連承諾其立法會議員會隨時準備好辭職來迫使全港性的補選,就像是2010年的「五區公投」那樣。這個策略需要作為更廣泛反對惡法的群眾動員運動的一部分來考量,而同時還要考慮其他很多新的因素才能落實采取這個策略。後來組成社會主義行動的馬克思主義者曾在2010年的補選運動中積極參與。

社民連的領導們重新地提出此等方案有重大意義,並反映出態度上的巨大變化。跟我們組織不同,許多人-包括一些社民連成員-對於2010年「變相公投」的低投票率感到沮喪。而我們認為,雖然沒有明確表示,但這些錯誤的「悲觀」結論間接導致後來2011年的分裂-人民力量和社民連。相對來說,社會主義行動強調50萬反政府的選票是非常重要的成果-並可發展起來。

社民連提出的總辭以及反二十三條的新「公投」反映出社會情緒的改變。街頭示威的增加趨勢和對於人民力量的黃毓民、陳偉業以及社民連的「長毛」梁國雄在立法會拉布戰的巨大支持(反對替補機製)都反映出這點。拉布戰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因為大部分的「溫和派」泛民也在巨大的群眾意見下被迫改變初衷並支持「激進派」的行動。

人民力量在近月來在示威遊行中的動員也更為成功。其得到許多痛恨建製派和偽民主派民主黨的基層青年和民眾的支持,並且提出了與社民連咩有多大差別的選舉綱領。但是,盡管有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動員,其並不是由成員們民主地組成,人民力量只是由幾個出位的領導所壟斷。加上其隱藏的與「泛藍」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這並沒有公開的顯示出來)的連系,都局限了人民力量無法被推進成激進左翼,或是成為群眾運動的承載工具的可能性。

需要工人政黨

這些例子都顯示立法會的議席-用來做為動員群眾的平臺-可以是鬥爭的重要力量。這尤其是在當一個工人政黨透過清晰的社會主義綱領來贏得議席。社會主義行動從來不像其他左翼或無政府主義人士那樣采取​​一個僵化的反議會立場,我們明白利用選舉的議席來提升意識和發動鬥爭的重要性。但我們也在2010年的運動中指出,選票數字(也包括補選公投)並不是一切成敗所在。其他方面,例如在「議會」外動員和組織的成功還更為重要。

議會和選舉策略有時候會扮演重要的角色,更重要的是工人階級透過其獨立組織的角色,以至發動罷工的武器。當香港現時的工人組織由於歷史原因十分薄弱(而中國的更是如此),未來的鬥爭將會是「後追」的機會,​​到時候工人階級的組織-工會和工人政黨-將會是政治的重要力量。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為此準備並推動著由依靠工人薪金生活的代表所帶領的工人群眾政黨的建立。我們所謂的工人群眾政黨跟香港職工盟主席李卓人今年初所建立的工黨完全不同。這個新的政黨是建基於英國「新工黨」的模型,該黨已經清楚地跟工人階級劃清界線。放棄了參與和領導鬥爭,新工黨不斷跟「激進示威者」割席,因此我們認為其只會是一些中間偏左政客們的平臺,而不是工人階級運動真正的承載工具。

在這次選舉中我們呼籲支持社民連,一個對政府和保皇黨派最激進的挑戰代表。社民連提出一系列的社會改革,反對私有化並為民主權利而鬥爭-一些社會主義者也爭取的政策。不過我們認為他們沒有強調需要與資本主義完全切割,而這些政策本身並不足夠。

社會主義行動代表著一個清晰的社會主義替代,提出將壟斷香港的銀行及大財團收歸公共民主的控製底下。我們一方面積極地與社民連的成員在不同運動中合作,另一方面也指出需要建立一個擁有活躍群眾成員的工人政黨,只有其才有力量推翻獨裁者並改變社會。這也是為什麽我們在呼籲在九月九日投票社民連的同時,我們也不會就此止步。加入實現社會主義替代的鬥爭-加入社會主義行動!

香港:大規模抗議運動反對洗腦教學計劃

大規模運動迅速發展,其領導人們卻突然叫停

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CWI] 香港支持者)評論:
很少有政府能像香港特首梁振英這樣在就任沒過多久的時間內就把這麽多憤怒的人推上街頭。梁振英在上臺後11周裏片刻不寧,在7月1日就任第一天就有40萬人遊行抗議他出任特首,7月29日9萬人遊行反對他的愛國主義教育科目,在開學後添馬艦政府大樓被包圍9天,人數最多時達到12萬。民調顯示77%的人反對新的教育項目煽動民族主義和為中共這個所謂的「共產黨」專政的角色唱贊歌。

可惜,在沒有任何民主討論之下,以中產階級為主的反國教大聯盟領導人突然通過媒體宣布結束占領。這一轉折在四年一度的立法會選舉前一天晚上(9月9日星期日)宣布,當時梁振英剛剛宣布取消強製開展新科目的三年期限。由工國委同誌發起的「全港大罷課行動」學生運動在占領政總中積極活動和成長。 「全港大罷課」在一份新聞稿中稱:「政府總部的占領行動是一場歷史性的運動,但在仍未達到其主要抗爭目標之前,就突然被終止。梁振英政府深陷危機,本可能會作出更大的讓步。」

解散占領政總的決定,沒有讓「反洗腦運動」、憤怒的青年、教師和其他參與者感到滿意。在9月11日,大學進行的半天罷課得到了正面的響應。八千人參加了抗議集會,這是香港大學生在1989天安門運動之後最大規模的行動。下面的文章是一個訪港的工國委同誌所寫的關於上周群眾動員的目擊報告。此後是鄧美晶代表「全港大罷課行動」所寫的關於批評解散占領政總決定的聲明。

在香港的目擊:反洗腦抗爭和占領政總行動

訪港工國委同誌

在過去一周,「占領政總」運動在香港迅速發展,對親北京「強人」梁振英而言是個巨大的挑戰。那是反對實施「國民教育」運動的一部分。這一計劃通過在所有香港學校教授一系列民族主義課程為中共唱贊歌。
面對持續的占領和連日的抗議,梁振英政府被迫在星期六(9月8日)晚上作出部分讓步,宣布取消學校開展新科目的三年死限。當晚在添馬艦廣場聚集的10萬人,對運動所取得的成果非常激動,並感到能夠令政府作出更大的讓步。

在星期天淩晨,運動的領導層突然宣布占領結束。 24小時後,政府總部外的廣場變得空空蕩蕩。前一晚勝利之時還高高懸掛的橫幅被棄之如敝屣。這一改變是如何發生的?

反洗腦群眾運動

親政府的教育計劃最初由上屆政府所推動。新特首梁振英宣布他將落實這一計劃,盡管抗議聲不斷,並迅速引發了民憤和抗議的浪潮(參見https://chinaworker.info/zh/content/news/1850/)。 9萬多人在7月29日上街抗議。社會主義行動參與其中並呼應中學罷課迫使政府取消該計劃。

在接下來的幾周,社會主義行動幫助發起了「全港大罷課行動」,得到中學生和大學生以及其他當地支持者參與。他們每周設立街站,邀請人們簽名呼籲罷課。市民對此積極回應,多達數千人簽名支持。在8月13日他們組織了60多名抗議者到教協(香港80%的教師參加的教師工會)辦公室請願。反國教聯盟組織了添馬艦占領行動,當中的的核心成員有與民主黨關系密切的溫和派教協領導層,而教協在罷課問題上立場消極。

局勢在9月1日發生了改變,當時大聯盟發起的在立法會大樓外的抗議。超過一萬人冒著大雨參加,並在立法會外留守到晚上10點以後。 「全港大罷課」行動派發了數千張傳單,我們的口號得到積極響應。

由於把握了群眾愈加強烈的罷課情緒,我們運動的影響力得以提升。當臺上一名發言者說她不知道還能做什麽來阻止洗腦計劃時,她的講話被數百名學生高呼「罷課!」的口號打斷。

這一運動的迅速激進化迫使大聯盟的領導層在9月3日星期一發起另一場示威。這是大多數中學開學第一天,超過一萬人參與示威。這一抗議和占領運動被稱為「占領添馬艦」,因為立法會大樓周圍區域被稱為添馬艦。

示威連日進行,運動發展勢頭迅速。專上學聯呼籲大學生在之後一周的9月11日進行罷課。一個學校的學生送來了一尊民主女神像,那是1989年天安門運動的象征之一。我們的同誌和「全港大罷課」運動每晚派發數千張傳單,到周末已經派發了超過三萬張。在星期五,超過12萬人聚集在添馬艦。運動的發展勢頭及其能夠取得的成果看起來不可限量。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1:44:06

在「占領添馬艦」運動中的爭論和分歧

但是運動並不盡如人意。在周一示威之後,全港大罷課開始遇到了來自示威的組織者的刁難。其中包括一個名叫「學民思潮」的中學生運動團體,他們被廣泛視為該運動的推動者。盡管他們稱不反對罷課,但實際上卻並不支援罷課,相反他們呼籲其他更加模糊的鬥爭形式如「公民抗命」。

在添馬艦,學民思潮的糾察向「全港大罷課」成員施壓,要求其收起呼籲罷課的街站。其中一些人聲稱全港大罷課嘗試偽裝成學民思潮以得到支持和簽名。因此我們的同誌製作了數張「我們不是學民思潮—支持全港罷課運動」的告示牌。

學民思潮擁有大約400名成員,其臉書得到160,000個「贊」。盡管作為一個新力量—其發言人只有15歲,他們作為反抗梁振英政府的象征而得到廣泛支援。但是他們看起來沒有任何民主架構得以讓中學生能夠影響其策略和提出要求。同樣大聯盟組織示威的方式也沒有任何民主的成分。這場示威由於藝術和音樂演出變得越來越非政治化,這與示威者越來越政治化的情緒南轅北轍。

「全港大罷課」運動曾要求成為大聯盟的一部分,並和其他團體一起組織示威,但是他們充耳不聞。當學民思潮的成員得知這一要求時,他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加入聯盟的方式。」事實上,運動領導層和所有綱領都來自一個和教協及其他NGO聯系緊密的非選舉產生的圈子。從這個圈子他們能夠得到示威的技術設備(音響、急救帳篷以及資金)。

在上周中期,全港大罷課運動在政總外的街站受到一個人民力量的支持者攻擊,並且在臉書和報紙上受到攻擊。他們宣稱我們偽裝成學民思潮,嘗試「騎劫」這場運動。我們的運動受到的另一個批評是在我們的簽名單上收集捐款和電郵地址。之所以出現這些攻擊是由於全港大罷課越來越能有效地提出其要求,而這不合希望防止運動激進化的人的口味。

這些攻擊在星期三達到了頂點,一個人民力量的女性支持者煽動周圍一群老人攻擊了全港大罷課的街站。

一天之內兩個轉折點

盡管有這些內部矛盾,​​占領政總運動在周末時充滿了動力。全港大罷課在9月8日召開了其成立以來最大的組織會議。在會議之後的新聞發布會得到了許多電視和報紙的報道。會議決定建立罷課委員會並在九月底組織中學生罷課。就在會議結束之際,訊息傳來:梁振英讓步了。

但是這只是部分讓步,國民教育政策仍然能夠在學校「自願」的基礎上實施。這意味著被親中共勢力控製的學校會首先實施國民教育,然而再向其他學校施壓。當晚我們來到占領政總現場,人群感到自身力量,充滿了喜悅的情緒。超過十萬人聚集在一起慶祝。數千張呼籲罷課的傳單和貼紙被派發,看起來9月11日的大學生罷課參與人數會超過之前預期。這場運動勝利的可能性大增—不僅擊敗洗腦計劃而且更可能給命懸一線的梁振英政府予以致命一擊。

在集會之後,大多數人回家,占領者開始過夜。突然,在淩晨兩點左右,添馬艦群眾抗議被宣布中止。所有帳篷都應該在第二天星期日拆除。

星期天晚上,政總外的廣場已經空空蕩蕩,只有一些家庭攜帶小孩途經廣場。但是像前一天晚上大規模抗議的痕跡已經消失了。

一個由30到40人組成的團體嘗試繼續占領。一個青年教師說他不知道結束占領的決定是如何作出的。他認為不應該叫停占領,而有必要繼續鬥爭直到徹底消滅國民教育。

反國教大聯盟領導層似乎不受群眾組織民主控製,而抗議規模發展愈大和愈趨1激進化,使領導層越來越不安。他們也承認他們對梁振英的讓步「不夠滿意」,但是仍然在沒有提供任何另外繼續鬥爭方式的情況下中止了占領。

大聯盟的領導層堅決反對發起罷課的立場越來越清晰,他們害怕連日的抗議集會成為罷課運動的跳板。工國委同誌和全港大罷課行動正是罷課行動的積極呼籲者。幸運 的是,運動沒有被解散。大學生在9月11日進行的半天罷課是20年來最大規模的。梁振英註定只能在添馬艦抗議被解散後茍延殘喘於一時。在未來數周,鬥爭將繼續進行,程度將上升到更高,並有可能實現全港學校大罷課。

為什麽解散占領政府總部行動是一個嚴重錯誤?
鄧美晶,全港大罷課行動,9月10日

9月9日,十萬市民占領政府總部,是7月29日以來第三大的示威抗議。淩晨1時半,在大多數人都已回家之後,民間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宣布停止占領行動。這是由大聯盟的「小圈子」領導層作出的決定,「全港大罷課行動」一不認同解散的時機,二不認同作出決定的方法。政府總部的占領行動是一場歷史性的運動,但在仍未達到其主要抗爭目標之前,就突然被終止。梁振英政府深陷危機,本可能會作出更大的讓步,甚至要為自己的存亡而寢食不安。如果占領運動能夠繼續,哪怕只是一兩天,政府很有可能會無條件地徹底取消國民教育。現在我們必須認清,一次歷史性的機遇被不幸地浪費掉,必須重建運動,重新組織並繼續前進。 「全港大罷課行動」相信,當務之急是汲取運動中至關重要的教訓。

運動達到了其目標嗎?

即使連反國教大聯盟的發言人在取消行動的時候也承認,鬥爭還沒有取得勝利。梁振英取消三年展開期,作出些微的讓步,但當局依然能夠暗中地在逐間學校強推國民教育。在解散運動之後,大聯盟領導稱,擔心政府繼續向學校派發國民教育科的「課程指引」。在匆忙結束運動之前,原來「魔鬼細節」尚未得以解決。大聯盟的團體(學民思潮、教協、家長關註組和教會組織)曾誓言堅持抗爭,直到完全撤回國民教育。占領政總行動只持續了一周,仍然處於發展中的階段。但是,大會突然中止「現階段」的抗爭,而事前並沒有進行充分和公開的討論。此舉中斷了運動原本強大的氣勢,今後要重新動員如此大規模的群眾實為困難-群眾運動不是任你隨意開關的按鈕!

不少參與者希望這不是運動的終結,「全港大罷課行動」當然不會就此退縮,會繼續推進罷課的宣傳活動。但是,我們亦同樣要面對一現實:原本在上周仍然一鼓作氣的占領行動在不恰當的時間、以不恰當的手法「被解散」,今後抗爭將陷入復雜難料的境地。

占領運動是什麽類型的運動,為什麽被提前中止?

國民教育是占領政總行動的導火線,但整場運動的議題不只涉及洗腦課程。連日的大型群眾示威可以媲美阿拉伯之春和美國占領運動,規模遠遠超越了大聯盟的預期。運動發展之際,開始超越其最初目標,演變成一場廣泛地反梁振英不民主政權、反中共一黨專政的抗爭。 「梁振英下臺」口號響徹政總廣場,反映群眾的憤怒。可是,大聯盟的領導層希望把抗爭議題限製在國民教育上,防止運動「過於政治化」。首先,次要的音樂表演占用愈來愈多的時間,而大聯盟更將被搬至政總外的民主女神像搬走。大聯盟憂心忡忡,避免群眾將反國教運動和八九六四直接比較,故此占領行動在一周內不斷被「去政治化」。大聯盟的領導層害怕運動染上激進的政治色彩,會令自己失去其控製。

「全港大罷課行動」的義工被大聯盟的義工騷擾,阻止我們派發呼籲罷課的傳單和貼紙。我們捍衛我們參與的民主權利,並得到場內參與者的支持,收集了過萬個呼籲罷課的簽名。

「全港大罷課行動」有權以自己的方式(收集簽名、募集捐款和派發傳單)參與運動。我們不只捍衛自己的權利,也捍衛所有參與團體的民主權利。群眾運動不能被單一的立場操控(這正是我們反對中共一黨專政的原因),必須包容異見,在抗爭路途上讓所有團體都有權利表達自己的聲音。大聯盟意圖在運動中推行由上而下的控製,並避免「政治」和「激進」的做法。這正是他們如此突然決定取消占領行動背後的重要因素。

怎樣的決定應該被采納?

在9月9日淩晨,在10萬多人抗議後,大聯盟的代表宣布結束連日的占領行動。任何參與的組織和個人都有權利詢問:這決定是如何作出的?為什麽沒有訴諸更廣泛的討論和咨詢?不管大聯盟分子如何努力進行組織,一個數十萬人參與的運動不是屬於任何組織的「私產」。一個民主的領導層有責任保障所有重大決定(特別是取消運動的決定)是建立於參與者廣泛討論和理解之上的。但是9月9日大聯盟並沒有這樣做。當宣布決定的時候,數千青年​​仍然在添馬艦,非常多的人高喊口號,希望繼續留守,但是大會無視他們的訴求。據我們所知,連學民思潮的大多數基本成員亦沒有被咨詢過。

大聯盟領導以「小圈子」的方式運作,使其有了利用媒體終止運動的專權。大聯盟向媒體宣稱參與者「疲勞了」,但現場不乏新人願意成為義工。如果大會有民主的架構和組織,就能夠更易讓更多的人參與抗爭的日常運作。相反,在政府一方威逼和詭計的影響下,若果沒有民主的決策和參與,不管任何主辦團體如何努力和真誠,都可能誤判群眾的情緒而作出策略上的嚴重錯誤。通過在各組織級別選舉委員會,使群眾抗爭民主化,不是可有可無的奢侈品,而是運動成功的關鍵!

反洗腦運動不能以另一種形式繼續進行嗎?

我們一定要同心協力繼續積極推動運動,直至取得全面勝利。但是,我們也必須歸於現實,從9月9日的事件汲取經驗與教訓,明白占領行動以粗暴的方式突如其來「被取消」,令下一階段的鬥爭更為艱難。如果占領政總的集會能得以繼續的話,那麽學聯9月11日的罷課行動會更有效。再者,同時采取幾種不同形式抗爭並無矛盾,占領行動和罷課是可以同時進行,相輔相成。有誰說過一場運動一次只能做一件事?如果能在所有的學校和社區建立起民主委員會和民主組織,而不是將決定權留給少數的「領導層」,運動的能量將會無限,群眾即興發揮的創新行動亦會層出不窮。

如何應對關於罷課的問題?

「全港大罷課行動」自七月以來一直倡議,發動學校罷課是反洗腦運動贏得勝利最有效的方法。罷課直接提出了工作場所和學校的權力問題,代表對國民教育政策更直接的挑戰。反國教大聯盟的領導人曾經公開反對我們罷課的建議,認為「這過於激進」,而其他人(包括學民思潮的一些成員)表示仍未就罷課「進行討論」。所以, 與其說反國教大聯盟是在領導反洗腦運動,不如說他已經落後於運動的形勢。現場大量無組織的青年已經表現出更激進的念頭,而反國教大聯盟則試圖壓製運動的前進發展。
因此,反國教大聯盟宣布停止占領後,並沒有提出任何實質的抗爭方法或策略,例如罷課。抗爭運動放下了一件武器,而沒有拿起另一件武器,如今它已是赤手空拳!

本來在10萬多人聚集政總時,反國教大聯盟可​​以宣布罷課一天的具體日期。這不但確保大多數人參與罷課,而且梁振英正處於巨大壓力,僅僅宣布罷課就可能迫使他做出更大的讓步。但與之相反,大聯盟的領導人似乎在說,群眾應該回家等待他們決定下一步怎麽做。這並不是群眾運動取得勝利的方法。

關於疲勞的問題如何應對?

反國教聯盟指主辦單位已經非常疲倦,為9月9日結束行動自圓其說。這個解釋令人震驚,占領行動只持續至第七天!舉世共鳴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在紐約的第一場密集占領活動持續了兩個月以上,而且他們並不是自願離開的,是被警方強行驅離的。

一小群核心組織者的疲勞是否能成為,不僅他們停止活動,而且也停止動員群眾集會的合適理由呢?這似乎是個借口。即使沒有添馬艦的帳篷營地,主辦單位仍然可以呼籲群眾繼續每日的集會。營地並不是必要的,動員群眾才是關鍵。 1989年,東歐斯大林主義一黨專製的政權垮臺時,並沒有「占領」運動,只有一浪接一浪的大規模示威遊行和一些國家的罷工。再者,如果主辦單位因疲勞而減低了活動能力,則應該面向其他組織和更廣泛的群眾。反國教大聯盟動員這場運動的一個主要弱點是他們將相對一小群「內部人士」當作主角,而群眾只被看作是臨時演員。 「全港大罷課行動」的想法偏偏相反。整個運動本身才是關鍵,而臺前表演則是其次。

當群眾運動被取消時,事實上仍在發展。部分學民思潮的支持者指因為9月8日(周六)「只有」10萬參與占領,而在前一晚則有12萬人,故此運動正陷入低潮的證據。這根本不是證據!任何一場運動都不能以數學方式精確預測其發展,而一定是有周期性的高低起伏。特別是如果反國教大聯盟能夠以學聯9月11日罷課為例,呼籲中小學生罷課一天,那麽運動就會變得更戰鬥性,可以繼續擴大。

關於絕食的問題如何應對?

反國教聯盟的另一個類似說法是,取消占領是因為絕食者的健康問題。但是絕食明明可以取消,並同時與占領繼續進行的。絕食帶來的健康風險本身就是一種抗議,而政總的絕食者每人輪流絕食數天,本身也只是一個象征性的活動。真正的絕食(禁食直至死亡)是一種極端的鬥爭方法,需要非常謹慎行事。參與者非常感謝政總外的絕食者所作出的犧牲,但為了讓運動繼續發展,我們不能只依賴於這種方式。

我們應該汲取什麽教訓?

在一場群眾抗爭中,單靠努力、熱情和善意是遠遠不夠的,戰術、理解群眾運動以及民主負責的領導層也是必不可少。在啟動「全港大罷課行動」的時候,我們都認真地汲取了埃及和突尼斯革命的群眾抗爭、以及中國八九六四的教訓。在所有這些運動中都有著一些重要的經驗與教訓。

沒有運動的發展是直線性的,其中必有高潮和低落。 2011年的埃及革命中,在某些日子裏解放廣場的示威者下降到只有幾百人,但人數在之後又回到新高點,而八九年的天安門廣場亦如是。群眾不可能成為「專業示威者」,他們都有家庭、工作或學業需要兼顧。特別是當他們感受到運動有明確的目標與策略,他們就會來參與示威,而不是日復一日,一味重復同樣的事情。最關鍵的是負責的領導層,其應該是由群眾通過選舉產生的委員會組成,在需要的時候提出戰術上必要的創新和發揮,從而提升鬥爭的層次。

在當初的北京和埃及也是如此,工人們提出了罷工的問題(包括總罷工)。因為學生領袖反對總罷工,在北京當時已為時已晚。當群眾開始疲勞之時,當局就將運動鎮壓了。在2011年2月,埃及眾多工廠罷工,是推翻獨裁者穆巴拉克的決定性因素。為了能建設一場成功的群眾運動,不僅挫敗國民教育,而且打敗不民主的梁振英政府,我們必須從重要的鬥爭中學習經驗與教訓,了解其長處和失誤。

香港立法會選舉簡報

九月九日立法會選舉結束。盡管建製派政客傾盡龐大資源成功配票下,在直選拿下17席,民建聯和工聯會分別增加3席和2席。另一方面,但是選舉在一片反梁振英和反國民教育的高漲情緒作為背景,結果的反映出香港政局出現兩極化的現象,激進派的議席由過去的3席增加至4席,未來將令反民主的梁振英政府進入更嚴重的管治危機。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1:45:15

五區公投深遠 影響激進派選舉大幅上漲

是次選舉激進民主派勢力急升,人民力量和社民連的得票總和比上屆上升七成,共得約26萬票(社民連得票約8萬7千票,而人民力量獲得超過17萬票),增長十分驚人,足見民眾對激進反政府路線日漸認同。人民力量取得三席(新界東陳誌全、九龍西黃毓民、新界西陳偉業),社民連則有新界東的梁國雄(長毛)當選連任。而同樣參與五區公投的公民黨亦獲得26萬選票,透過直選得5席。假如將人民力量、社民連與公民黨的得票加起來的話,合共約52萬票,恰恰是2010年五區公投時的票數,可見五區公投運動成功鞏固支持普選民主的群眾支持,是香港民主運動的重要一幕。

民主黨民協萎縮 妥協派路線破產

整體泛民主派的得票卻未如期理想,總得票只有101.9萬(約55%),打破了傳統泛民主派比建製派的「六四黃金比例」,原因主要是溫和民主派(民主黨及民協)流失大量選民的支持。民主黨總得票為24萬7千票,直選僅獲4個議席,並只能依靠由臺底交易換來的超級區議會議席來維持泛民的最大黨派。同樣反對五區公投的民協,也是靠超級區議會議席來免於「亡黨」的命運。民主黨與民協同樣是提倡與中央密室談判,而其於2010年支持並通過的宣稱帶有「民主進步性質」的政改方案的荒誕,在今年3月的特首小圈子選舉的大龍鳳中表露無遺,足見妥協派路線的破產。民主黨是次選舉中得票比公民黨,或激進派總和還要低,反映出群眾經已看穿傳統泛民右翼政黨支持政改、民主進程毫無建樹的本質,而轉向支持激進派。

超級區議會廢票

本年新增超級區議會功能界別的五個議席,由區議員擁有參選權、提名權,並由全港未有其他功能組別投票權的選民一人一票選出的議席。這是2010年的不民主政改方案下通過的​​,用以優惠坐擁較多區議會議席的妥協民主派和建製派。

超級區議會選舉泛民主派獲得三席(民主黨塗謹申及何俊仁、民協馮檢基),建製派則取兩席(工聯會陳婉嫻、民建聯李惠瓊)。值得註意的是,超級區議會的白票和廢票高達八萬票,可見選民對偽政方案新增的非直選議席的不信任。更多的群眾已經意識到,超級區議會只不過是傳統泛民右翼政黨與中央的一場政治交易,而非是走向撤銷正個功能組別邁向普選的真正道路。

新晉議員、意識混亂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選舉中出了傳統的勢力贏得議席,亦見泛民中有新晉的議員成功進入立法會,當中包括工黨的張超雄與新民主同盟的範國威。這些新勢力的崛起,反映出在經濟環境陷入危機下,群眾對傳統泛民的失望,以及對尋找真正代表基層利益的焦慮。必須要指出的新晉議員都並不具備清晰的政治意識,並利​​用不同的民粹政治,來填補群眾間缺乏真正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左翼力量之真空。

香港工黨並不是一個真正建基於工人階級的群眾政黨,沒有清晰的左翼綱領來達至工人民主,亦沒有嘗試在工人間組織群眾黨員。頂多而言,工黨只不過是以數個立法會議員為核心,並加上不同小型民間團體組合而成的合作聯盟,亦似乎沒有準備切實參與群眾抗爭,沖擊現存的財團壟斷的製度。加上工黨成立初期經已表明不會參與「激進」抗爭,可見其並不能夠在未來為建立反抗不民主製度和資本主義剝削中的抗爭運動。

另一個受人矚目的新晉議員為新民主同盟的範國威。表面上,新民主同盟為一些不滿民主黨支持前年政改方案的前民主黨二線黨員組成,走於激進民主派與妥協民主派中間的路線。不過其政治路線始終離不開右翼,在是次選舉中更利用民粹種族主義為政綱,當中「反對香港赤化」的模糊口號,除了反映出民眾恐懼中共而渴求民主的進步元素,更多反映的是反內地人的排外民粹。範國威的選舉工程不離開「香港人優先」的民粹口號,以雙非孕婦、「捍衛正體字」等煽動反內地群眾的民粹種族主義。這是一個危險的現象,不但將群眾對於資本主義經濟剝削下不滿的矛頭從資本家轉移至內地基層群眾與新移民身上,破壞工人階級的團結抗爭,正中此產階級的下懷;更會為本土大香港主義提共發展的土壤,甚至未來會發展成極右排外的專製主義。

需要左翼的工人群眾政黨

是次選舉中並沒有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替代參選,以挑戰主流的資產階級政客。在中共進一步鉗製香港政治,而未來惡化的社會經濟形勢下,是次選舉已經反映出群眾正被激進化,但群眾現時缺乏一個真正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左翼力量,因此正焦慮地尋找出路的大眾部分亦出現走向排外民粹的端兒。在未來資本主義危機的惡化、獨裁的梁振英政府在政治上的加大打壓(現在的國民教育與未來的二十三條立法),群眾需要組織成左翼的工人群眾政黨,並提出社會主義的替代綱領,才能免於資產階級政客的混淆視聽,為工人階級建立工人民主提供正確的路線。

最低工資繼續拉鋸30元水平遠不足夠

政府欽點組成的最低工資委員根據政府兩年一檢的政策,商討最低工資的水平,並於本周二達成「共識」,決定將最低工資調升至30元,最快於明天5月實施。加幅僅為7%,追不上兩年來整體通漲的數字(香港去年通漲率已經為5.4%),而影響基層工人及老人最深遠的食物價格上漲更遠遠超出這幅度。根據統計處去年報告,目前仍有有近33萬人時薪不足30元,當中以物業管理、保安、清潔行業為數最多,是本港最受剝削的工人之一。有調查指出,若果以前年設定的28元為基數,只計算通漲上升對物價的影響,最低工資應該調整至35元。

最低工資委員會內,商界代表竭力阻止最低工資有「三字頭」出現。代表商界的自由黨議員、曾因最低工資爭議被稱為「廿蚊張」的張宇人以歐債危機及經濟不明朗為理由,指出時薪水平應維持不變。社會主義行動的回覆是,資本主義危機最大的受害者正是工人階級,而我們絕不會為投機炒賣者的輸局埋單。

此外,最低工資實施兩年來,資本家不斷將通漲歸咎於最低工資的實施。商鋪高昂的租金將通漲歸咎於最低工資實為資本家愚弄人民的詭辯。再者,地產霸權底下高昂的租金才是小商店經營艱難的最大原因。根據高緯環球和國際購物中心協會最新公布的全球購物中心報告顯示,旺角街鋪每月呎租1000元,較去年同期升67%,升幅高於銅鑼灣及中環的40-50%,而全港平均計全年商鋪租金料升百分之5-15%。

無論是建製派還是泛民主派陣營都異口同聲指出30元最低工資不足夠。 9月19日六名現任及候任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一同出席民間爭取最低工資聯盟的記者會,除了民主黨表示最低工資水平應不少於33元,其余五名代表的黨派都明確支持最低工資35元的水平。而職工盟20人亦於9月27日於政府總部外抗議,要求最低工資上升至35元。

建製派工聯會如候任功能組別立法會議員陳婉嫻亦表示,支持最低工資提升至33元。梁振英政府深陷統治危機,來自四方八面威脅政府的壓力間接​​增加了勞方的議價籌碼,而資本建製亦想利用最低工資輕微的上調換取民意的支持。

前年最低​​工資一役,資方壓低水平至28元,漠視工人對最低工資33元的訴求,由於通漲,現在爭取33元的水平實際上已經比起前年退步。社會主義行動堅持最低工資40元,並必須與通漲掛勾,並需要成立由工人代表選舉產生的委員會去調查和監督物價上升情況。

政府退讓含糊不清反國教運動尚未勝利

9月27日下午,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主席胡紅玉公開表示:「委員會今日會議有部分共識:國教科在政策修訂下不用獨立成科,故認為不需要有官方課程指引;既然不用有課程指引,亦不用再作修訂。因此,官方指引已失效。」受梁振英操控的委員會顯示政府進一步的退讓,可是基於要維護面子,政府含糊其辭而不願公開表示撤回國民教育。即使國民教育幾乎胎死腹中,但政府始終並非真正撤回課程,我們不能排除政府仍然會以教育津貼或施加壓力的方式,令部分學校暗地裏推行國民教育。

我們需要回顧整場反國民教育的抗爭,並從大聯盟錯誤的決定中汲取當中重要的教訓:

九月九日淩晨二時左右,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突然宣布解散一連十日的占領行動。占領行動令反國教運動邁向高峰,對整個梁振英政府造成重大威脅。推動罷課正是將運動遍地開花的最佳方法,然而解散占領行動等於棄械投降,「全港大罷課行動」曾就此​​作出強烈抨擊,並預見占領行動被解散後,沒有了整場運動的一個中心陣地,下一步的抗爭將會陷入復雜的困境。林鄭月娥對結束占領和絕食的決定感到安慰,足見大聯盟的錯誤決定讓政府舒了一口氣。

即使如此,9月11日專上學生聯會號召的大專生罷課依然相當成功,共八千人參與於中文大學的集會,表現了學生反對國民教育的決心。之後更有9月xx日城市大學的500人的反洗腦大集會,還有9月24日起連續兩天公開大學部分學生進行罷課,顯示了大學生亦勇於站起來反對洗腦教育。可是,各院校的集會行動未見有協調統一,未有重新整頓反抗運動的士氣,對梁振英政府的威脅亦大不如前。

反國教大聯盟在解散占領行動後,沒有提出進一步將運動升級的策略。主要是將反洗腦的責任推回個體的學生及家長,並采取被動的態度去「監察」學校推行學民教育的情況,甚至勸喻家長日常要留意子女的教材有沒有愛國教育的成分。集體的抗爭轉向單獨的監察,使運動去政治化和去組織化,一場大規模的抗爭機會白白流失。這錯誤的決定當時甚至令不少民眾混淆起來,誤以為國民教育已經被撤回。

9月21日學民思潮號召全港中學的國民教育關註組和學生會,會議後總結下一步主要行動只是派發宣傳反國教的小冊子。不少參與者表示,會議中召集人黃之鋒被問及推動罷課的問題時,只以「罷課不是設定日期就可以」和「不是我們說要罷課就可以罷課」回避問題,沒有以準備抗爭的心態和意願,與學生切實討論組織罷課的可行性。 「全港大罷課行動」深明組織罷課不是輕然設定一個日子就可以自動成事,而是需要經過周詳的計劃和討論,並設立民主的罷課委員會去策劃和協調整個罷課運動。學民思潮作為反洗腦運動的中學生焦點,如果設一定個目標的罷課日子,可以讓學生盡快動員及籌備。可惜教協和學民思潮似乎不願意承擔這個鬥爭的責任。

作為規模較小的「全港大罷課行動」,我們仍於不同學校宣傳和組織獨立的罷課委員會,給予學生建議如何在校內由下而上推動罷課,並讓學生和參與者民主討論和決策罷課安排。我們努力維持組織的民主和開放,讓支持反洗腦的學生、舊生、家長和教師都可以加入罷課委員會,向學生建議如何在校內推動罷課。不少表示持有反國民教育的學校允許學生,但全港大罷課行動成員在學校組織罷課委員會後,受到校方巨大施加壓力以圖停止其組織行動,包括沒收學生的傳單、受到校長紀律處分的威脅,甚至要求學生會見輔導。真正威脅政府的抗爭是不可避免地受到校方打擊,而全港大罷課行動亦支力支援和協助學生抵抗打壓,鼓勵學生親身將事件向公眾及媒體曝光。

正當大學罷課泛起抗爭的漣漪,中學罷課行動能激起巨浪,不僅能對梁振英政府造成前所未有的壓力,甚至有機會迫使梁振英下臺。政府含糊的退讓無非要收買群眾的民意,事實上亦可能降低反國民教育的意欲,但我們需要隨時準備繼續鬥爭,以罷課推倒國民教育的討論在未來可以再熾熱起來。

沈痛哀悼南丫島海難39人

十月一日晚上8時20分左右,港燈一艘名為「南丫四號」的客輪在南丫島受到港九小輪「海泰號」高速撞擊,船尾受到嚴重破壞,乘客全部墜海,客輪被撞擊後約兩分鐘船身傾斜下沈,釀成101人受傷,現時仍有13人留醫,死亡人數目前增至39人。事件為1996年以來死亡人數最多的公共安全事故,引起社會各界高度關註。社會主義行動沈痛哀悼罹難者,並向死傷者家屬致以深切慰問。

發生事故時港燈船上載有121乘客及3名船員,船員與乘客比例極為懸殊。乘客當中估計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是港燈員工,其余是他們的親友;而港九渡輪則有95名乘客及4名船員。兩名船長均為超過十年經驗的資深船長,「南丫四號」客輪周姓船長右手骨折及肋骨骨裂,傷勢嚴重但神誌清醒;而港九小輪的黎船長被問及意外情況時,則表示頭暈及頭痛,懷疑患上創傷後遺癥。根據星島日報10月3日報導,「搜救人員通宵搜索,赫見船艙座椅壓死人及『屍疊屍』恐怖情景」。同日的太陽報則指出:「上層船艙的長凳,在撞船及船身直插水中後全數倒塌,壓著上層乘客並帶入水中,形成『人疊人、凳疊人』的死亡陷阱… 」此外,搜救人員亦稱搜救期間受到重物擊中而受傷,但由於時間倉卒只有負傷繼續救人。

港九小輪「海泰號」船長被指於撞船後迅速離去,根據明報10月3日報導:「目擊經過的『海泰號』乘客說,船上層10多名乘客眼見『南丫四號』下沈,曾自發收集救生衣和救生圈,準備拋下海救人,多名乘客曾大呼『停船』,更目睹一名乘客沖往船長駕駛室,要求駛回頭救人,但『海泰號』除一度減速,最終還是沒有折返救人,並迅速駛回榕樹灣碼頭泊岸。」明報報導亦指出,香港商船高級船員協會秘書長鐘東堂亦認為,港九小輪應留下協助救援墮海乘客。有超過三十年船長經驗的余誌明表示,按照慣例,如果兩艘船相撞後船體相接,雙方應交換船只損毀程度,才判斷應否離開。

港燈船只由於沒有備載客名單,故此未能提供登船人數及名單,令至今失蹤人數仍未能確定,涉嫌違反海事處指引。此外,船員亦沒安排所有小孩全程穿救生衣。南丫四號船尾短時間內下沈的原因,是因為船尾兩個船艙的防水分隔懷疑剛被撞破而未能發揮作出,而船頭的水密間封卻成功阻止入水,因為只有船尾下沈而船頭仍然浮面,發揮浮標效果。小輪業職工會理事長程岸麗昨探望南丫四號周船長後引述他指,「南丫四號」每年均有驗船,事發前不久亦剛完成驗船。港九小輪迎亦於10月3日召開記者會,表示「海泰號」當時的航速二十幾海裏,沒有超速。而船只在九月才做過檢查,船上儀器正常。

撞船意外責任誰屬,仍然未有確切的定論。肇事兩船共7名工作人員涉嫌違反水上危害他人安全罪被捕,警方不排除會有更多人被捕。海事處表示,會調查「南丫四號」的船身結構,相撞過程,安全設備是否足夠,船員駕駛航行是否違規,預計半年完成調查報告。

中共「國慶」煙花的五光十色與海難受害者的沈痛心情形成強烈對比,香港政府定10月4日起連續三天為降半旗致哀日。港燈作為公共交通的私營公司,對員工有否有足夠安全訓練及人身保障、船只維修及安全設備是否足夠,仍然有待調查。社會主義行動認為事件必須由死傷者家屬代表、渡輪員工代表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才能徹查真相。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1:46:27

香港:長者生活津貼免入息審查

小恩小惠 諸多阻撓

現時香港有53萬老人領取俗稱「長者津貼」的高齡津貼,每月為$1,090元。梁振英競選小圈子特首時,曾經開出長者生活津貼(俗稱「特惠長者津貼」)計劃的支票,爭取基層的民意支持,但裝扮親基層的面具在當選不久後很快被撕破。政府提出每月$2,200的特惠長者津貼,每年耗資約62億,因為需要設置資產審查機製,惹起基層長者及貧困人口的不滿。10月20日(星期日)社民連、街工和民協共同發動抗議,總共約100低收入人士及長者在政府總部外進行抗議,要求長者津貼免除入息審查,並以此作為設立全民退休保障的基礎。

特惠長者津貼限製65歲以上單身長者月入不超過$6,600元、資產凈值不超過$186,000元;而長者夫婦月入不超過$10,520元、資產凈值不超過$281,000元才有符合申請資格,同時一如過往的長者津貼,受惠人不能同時領取綜援、高齡津貼或傷殘津貼。門坎之高除了對待長者苛刻,還浪費估計總共5億的龐大行政費用。如果長者毋須申報資產,估計政府每年額外開支多33億元,以政府現時水浸的庫房絕對可以負擔。

現時65-69歲長者領取每月$1,100的長者津貼需要經過入息審查,而70歲以上長者。2008年時任特首曾蔭權宣告將長者津貼金額劃一增加至每月$1000,但同時表示有可能要對70歲或以上的申請者引入入息或資產審查製度。結果惹來泛民主派以至部分建製派議員的反對,加上當時剛進入議會的激進派政黨社民連在議會內大聲抗議,最後曾蔭權在眾怒難犯的情勢下被迫妥協,取消侮辱長者的審查製度。

人口老化 長者貧困

資本主義國家,尤其由於極端的新自由主義政策,醫療服務和兒童照顧服務欠奉、房屋保障蕩然無存、教育機會以至工作機會雕零,因此生兒育女的負擔沈重,令香港以至亞洲的出生率長期處於低位,年老人口比例不斷加大。香港2009年的長者人口占總人口的13%。根據政府統計署的預計,到2039年此比率將上升至28%。單是長者人口的增長,已使長者貧窮人口由2006年的26萬上升至2039年的71萬。

根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是以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一半界定為貧窮線,生活於低收入或貧窮家庭人口約有115萬,高企的數字向政府響起社會危機的警號。雖然因為年輕及中年人士受惠於最低工資實施,令2011年貧窮人口去年的貧窮人口較2010年減少5.5萬,但本港的長者貧窮率不跌反升,人數高達28.8萬人,即平均每三名長者便有一人貧窮。

政府企圖強行通過方案

在反對聲音群情洶湧的形勢下,泛民主派各政黨以至部分建製派政黨均表示不能接受政府苛刻的方案,表示會投票否決議案。工聯會議會內手握六票、可能是政府關鍵的遊說對象,其立法會議員陳婉嫻則表示,難以接受政府現時方案,可能與政府談判折衷的方案。然而,葉劉淑儀的保皇態度依舊強硬,批評長者津貼「民粹當道是民主政治必然的產物」。連新民黨副主席田北辰都反對政府方案,要求65歲以上長者劃一取消入息審查。

可見即使是寸進的福利改革對於資產階級來說都是利益的威脅。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承認立法會內仍然未有足夠票數通過方案,但可能會以些微讓步(例如提高資產限額)令政黨讓步。政府稱聲撥款會耗用大量公帑,卻僅得五日讓立法會討論,就要在本周五交財委會表決,不過是想快刀斬亂麻急急通過,以防民間有時間凝聚抗爭力量,令梁振英再次焦頭難額。

廢除強積金

政府為了讓銀行家和投機者獲益,在2000年引入強積金製度,強迫香港工人階級要每月供款5%收入至強積金戶口,將血汗錢變成金融機構的賭本。強積金平均管理費為1.74%,高昂的行政費用一直惹起工人怨憤,銀行不過用這製度作為劫貧濟富的工具。

香港作為全球金融市場的風眼自然受到歐債危機波及。由於希臘退出歐元區的危機,本年初至五月分強積金計劃的總凈資產共蒸發約$234億元,以全港257.3萬參與強積金計劃的雇員及自雇人士計算,平均每個強積金戶口蒸發逾$9,000元。

對金融投機者來說這不過是冷冰冰的數字,但對工人階級來說這是高工時高壓力底下工作的血汗成果,廢除敲骨吸髓的強積金製度可謂刻不容緩!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特惠長者津貼免入息審查
廢除強積金製度,立即設立全民退休保障
向有錢人征重稅
民主公營化大銀行及企業,由工人階級民主控製

香港:反對人工沙灘 守護龍尾生態 痛擊地產霸權

正當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風波未平,大埔龍尾人工沙灘又快將上馬。政府為求滿足地產發展商打造旅遊熱點的商業野心,不惜踐踏稀有海洋生物,
大興木土將龍尾打造成水療酒店、購物商店及洋房項目林立的「香港芭堤雅」。

環保團體及廣大民眾的沖沖怒氣要將此二億八千萬元的工程剎停。各環保團體及政黨組成「守護龍尾大聯盟」,準備十一月四日(星期日)下午三時,在政府總部草地舉行「守護龍尾大集會」。

官商勾結 吸血大計

環保團體建議,政府應在烏溪沙渡頭的天然沙灘增建設施,將之改建成人工沙灘。但當局無視其要求,堅持要在水質被評為「極差」的龍尾動工。為何?地產商會德豐及發展商偉都集團於08-09年,已經準備興建水療渡假酒店,總共提供467間房間,並設有會議設施、購物商店及一座婚禮教堂。長實集團亦看透無限商機,遂「慷慨」捐出10億元,在龍尾附近興建觀音像,現時已幾近峻工。只要將大埔汀角一帶樓價推高,李嘉誠的鳳園洋房項目可以賺得盤滿砵滿。

大埔汀角樓價過去六年已翻倍,今年也有15%至20%升幅,例如高層連天臺村屋呎價已經突破6,000元。長城物業經理錢淑敏指,估計沙灘落成,樓價可再升2-3成。(蘋果日報, 2012年10月25日) 發展商近年積極收地準備工程,令龍尾的丁屋售價較去年升高一倍,因此人工灘亦獲得鄉議局土紳劣豪的支持。

政府強調區議會已經通過方案,因而難以挽回。恰恰是腐敗的區議會反映出政商利益的勾結。大埔區議員所屬政團不是民建聯,就是經濟動力,均為財團的買辦走狗。各議員都身兼新界地產商會要職,其中委任的區議會主席、民建聯張學明更是新界地產商會的榮譽會長,在大埔持有一棟三層高丁屋和六幅地皮,並透過公司在大埔擁有一個物業和一幅土地。商會主席則是早已江庫集團主席柳明心。江庫集團是大埔最大的村屋地產商,過去幾年密密向原居民購地,興建別墅式村屋屋苑。建製派壟斷的區議會不過是通過親商政策的橡皮圖章,沒有真正的民意基礎!

香港政府繼承了殖民地時代,為了討好土紳劣豪的丁權製度,讓成年男性原居民可在新界土地上認可的範圍內興建「丁屋」。這本身就是性別歧視的政策,持有丁權的原居民搖身一變成地主土豪,甚至讓不少新界鄉紳實際就是土地發展商,或與其有千絲萬縷的利益關系。這一撮特權分子往往支持地產發展的硬道理,好讓自己土地變賣致富。因此,原居民和非原居民往往在這些發展議題上對立起來,在9月22日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上水咨詢會衡突正是一個例子。

破壞生態 踐踏環境

龍尾灘是一個位於大埔船灣汀角路旁、毗鄰大美督的一片天然潮間海岸,有豐富的海洋生物多樣性,包括魚、蝦、蟹、蜆、螺、海星、海膽等等200多種,具保育價值物種達14種。人工沙灘計劃將會迫使生物向西「大遷徙」至汀角東海岸,對遷徒生物及原居生物來說,都是生態的大災難,政府卻以皇恩浩蕩的姿態表示讓生物「原區安置」。例如,當中的管海馬為香港罕見魚類品種,繁殖力偏低,懷孕期又長,若環境大變族群就很難生存下去。

龍尾灘位於吐露港的內灣位置,水流十分緩慢,汙染會容易停滯在泳灘,較難擴散和稀釋。有實驗所揭發,龍尾灘的大腸桿菌含量驚人,遠高於零四年因水質差劣而封灘的深井釣魚灣泳灘四倍。故此,龍尾灘水質為「極差」等級,每1,000人落水後,將會有15人有機會感染輕微疾病(例如紅疹),根本不適宜遊泳。遊泳旺季夏季時期,雨水帶來的細菌和汙染物,加上日後落成的水療酒店將會排出更多廢水。

政府聲稱,建設人工灘是為了新界東北居民的休閑福祉,其謊言不攻自破。整項工程根本是本末倒置,沙灘成了配置設施,商業區才是主角!

政府強調計劃已經通過環境評估,合乎「程序」,卻受到環保組織指責環評報告避重就輕。零八年龍尾泳灘進行的環境評估報告數據不足,立場偏頗,包括當年沒有一並評估烏溪沙兩個天然沙灘的選址,亦無發現生態物種多達二百種,以及水質含有大腸桿菌及重金屬等。

寧波抗爭成功 香港不甘後人

資本家可以為了利潤,不惜於2010年迫遷菜園村居民,斥資669億建設富人專享的高速鐵路,目的是推高西九龍一帶豪宅的樓價;梁振英上任後又有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在古洞北、粉嶺北和打鼓嶺坪輋打造富豪後花園,大量收購土地和迫遷居民,目的是設立服務內地富有旅客的商用區。購地迫遷成為了地產霸權的發展公式,多數人的土地和公共空間被少數富豪操控。

浙江省寧波民眾上街示威七天,反對當局政府興建煉油化工廠PX。事緣中石化在鎮海區的最大煉油企業「鎮海煉化廠」,準備投資逾五百億元人民幣擴建,惹起民眾對空氣和水質汙染的擔憂和憤怒。群眾包圍市政府總部,要求市長劉奇下臺。由於中共十八會議即將開幕,加上統治危機一觸即發,為免點著火頭而烽煙四起,故此最終妥協擱置擴建計劃。梁振英政府同樣深陷危機,繼反國民教育運動後,再次的政總集會可以給予政府巨大壓力。

我們必須要堅定抗爭,捍衛受盡資本摧殘的環境,揭露資本家可恥的牟利大計。

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守護龍尾大聯盟」的行動,我們有以下要求:

全面取消大埔龍尾人工灘計劃
踢走地產財團,不要暴利發展
地產發展企業民主公營化,由居民、環保分子和工人選舉產生的民主委員會規劃和控製

香港:性平權的抗爭近況

迎接同誌大遊行

今天適逢臺灣同誌遊行的十周年,10月27日臺北舉行了以「革命婚姻 – 婚姻平權伴侶多元」為主題的大遊行。今年有65,000人參加,破了歷年的紀錄,場面非常浩大。此外,是次遊行亦吸引了來自23個不同國家的外國同誌參與,大會保守估計有3000多名外國人遠道而來參加。臺灣不少工薪階級認為,在職場受到歧視仍是司空見慣的事情。臺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正推出民間版民法修正草案,要求同誌婚姻、伴侶製度和收養、多人家屬製度,並正在發動「百萬聯署」運動,盼在明年九月能將民間版草案送進立法院。

今天香港同誌遊行亦不甘後人,今年的同誌遊行亦表現了民眾香港不分性傾向抗爭的團結。今年女同盟會、香港彩虹、女同學社和大同主辦,將由銅鑼灣維園遊行至中環遮打花園。大會為支持同性戀及跨性別人士在工作不受歧視,呼籲參與者穿著代表不同職業的服飾出席,以突顯主題,而立法保障同誌免受歧視亦是主打要求之一。

LGBT在香港

在今天的香港,社會並不像其他有強烈宗教背景的國家,對同性戀歧視表現為外界幹預性的歧視,但社會的主流意識中仍然明顯對同性戀持有反感,而且家庭內部的壓製更為厲害。早前,香港的名媛趙式芝與波爾表富商家族的太子女楊如芯,在法國舉行了一場同誌婚禮。趙式芝的父親趙世曾大力反對女兒的性取向自由,還擲出五億巨款為女兒招婿,務求要令女兒「拗直」。

趙世曾時常在公眾場合左擁右抱,女伴不停更替,對自己的性態度十分「開放」,卻對其女兒的同性戀取向態度保守。堅持十多年的認真感情如此打壓。對趙氏富豪來說,以金錢堆砌的異性關系比女兒多年堅貞的同性愛情更為珍貴。父權資本主義社會下,家庭延續和傳宗接代的思想令女性家庭地位一向較低,而同性戀違反了核心家庭的基本構成,自然不能為父權社會所容忍。這既是性別歧視,亦是性傾向的歧視。後來,趙式芝在她的臉書上寫道:「為何中國社會可以接受並歌頌男人擁有五個妻子,卻不可以讓女人選擇不要丈夫?有趣!」這句話真實地諷刺父權社會下男女不平等的現實。

新任立法會議員人民力量陳誌全出櫃(公開表示自己是同性戀者),是一件非常值得鼓舞的事,是香港回歸15年來首次發生。陳誌全很快受到同誌團體的青睞,亦成為了本年同誌遊行的發言人之一,為性平權抗爭充了信心。11月9日,多個同誌團體(包括香港彩虹、女同學社、女同盟等)中午在立法會外進行抗議,要求政府盡快就立法保障不同性傾向人士的平等機會及基本權利展開公眾咨詢。議會辯論期間,右翼保守的建製派發表了荒謬絕倫的言論。自由黨張宇人表示會有有偽裝同性戀伴侶而欺騙雇主福利;民建聯葉國謙更直指,立法對華人傳統製度造成破壞,引發社會沖擊,對宗教團體帶來極度震撼,直接道出同性戀不為現存製度所容許。最後,咨詢動議被功能組別否決。社會主義行動支持保障同誌的法例,這是依靠群眾抗爭向建製施壓爭取回來。但是,即使在有反歧視同誌法例的國家,資產階級政府在必要時仍然會動員落後保守思想的階層,以分裂不同性傾向的工人階級團結抗爭,並以「完善道德」為口號維護核心家庭製度。因此單靠立法並不足夠,我們必須從製度上作出根本的改變。

美國對性小眾相對開放的社會風氣,不是由美國資本家或政府恩賜的,而是群眾和工人運動多年鬥爭爭得來的成果。在總統選舉期間,美國有三大州(馬裏蘭州、緬因州和華頓盛州)通過了同誌婚姻的公投,使美國承認同性婚姻的州和地區擴大到10個。但是,美國聯邦依然未認可同性婚姻。因為共和黨的濃厚基督教背景勢力,令黨更鮮明站在反同誌的一方,這令奧巴馬成功製造不少幻想,在選舉中爭取到不少「粉紅選票」。但這不意味著民主黨政府會真正保障同誌的利益,也不意味著同性戀的普遍歧視就會在美國社會消失。

企業近年高調支持LGBT或贊助,除了是資產階級要收編同誌運動,避免其激進化成反財團或反政府的運動,更是要收割同誌運動商業化的市場。市場公司估計,單在美國有高達1,800萬人的LGBT市場,每年可消費收入(即空閑錢)高達7,900億美元,平均每人約4.4萬美元,遠高於全國的平均數2.6萬美元。紐約州去年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後,紐約審計辦公室亦預計3年內,可帶動婚宴及蜜月旅遊的消費力,涉及1.42億美元。如此龐大商機,有公司明明槍打著服務LGBT的旗號,美林銀行成立專門服務LGBT的理財顧問團隊。但是,企業所提倡的「性平權」是虛偽的,為的是牟取利潤,只為中上階層有消費力的人士服務,基層民眾和工人階級被排除在外。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1:47:51

LGBT在中國

近年中國內地(尤其是發達城市)社會風氣對性小眾放寬不少,尤其在上海、北京和廣州等發達成市,但中國政府的政策始終對同性戀者抱有歧視,未有反對歧視同誌的法例,同性婚姻亦沒有得到法例條文的保障。因為家庭壓力和社會壓力,中國大陸的同性戀者都刻意隱藏自己的身分,被迫和異性結婚。根據長期研究同性戀問題的青島大學教授指出,中國同性戀群體的一大特點是80%以上的人迫於世俗壓力結了婚或者將要結婚。

張北川估計,中國內地十五歲至六十歲的同性戀人數約為3,000萬,其中男同性戀和雙性戀2,000萬,女同性戀為1,000萬;在中國大陸有超過500個的同誌網站,全國各地大大少少的同誌酒吧,不時被公安封查或騷擾,甚至向同性戀者金錢勒索。近年中國出現愈多的同誌非政府組織,例如最大的是「中國彩虹」,但它們的行動都受到當局嚴密監管和限製,任何有可能組織群眾挑戰製度的行動,都會受到警察當局打擊和阻撓。在中國,同性戀者沒有基本的組織、集會和示威權利,都是比中共一黨專政下的其中一方受害者!為了未來的同性戀發展出一份力,無懼國家機器公安的加壓,因為在中國很多的同性戀者都只是中下階層,連民主都有,他們都因為害怕公開自己的同誌已失去工作和人生安全等問題,所以我們更加應支持他們!

但即使這些團體的活動亦非常有限,例如組織酒會或晚宴等聯誼活動,令同性戀或跨性別人士自成一角,難以說服不同性傾向人士團結一致。加上這些活動都只能照顧有一定消費能力的中上階層,難以想象埋首在血汗工廠的工人能夠有機會參與。工人階級占中國龐大人口,作為工廠或職場中受到欺壓的階級,往往是同性戀中最受壓迫而申訴無門的一群。

性平權。團結抗爭。社會主義!

政府、右翼宗教和政治勢力反對寸進的同誌平權,是資產階級分化勞動人民團結的表現。這些反動勢力除了打壓同性戀或跨性別階層,往往同時打壓少數族裔權利、女性權利、外來移民權、貧窮及邊綠人士權利,以維護自己占上位的統治製造。正如以「道德塔利班」惡名昭著的明光社,其宗教勢力是依靠政府高官和資本家支撐的,而且在政治立場上是反民主和反工人的。社會主義者支持同誌運動的抗爭,包括立法保障同誌權利,在鬥爭路途上揭破資本家和宗教勢力互相勾結的真面目,將性平權運動連系至反資本主義的鬥爭。

香港:爭取性平權 4000人參與同誌遊行

今天舉行的第四屆香港同誌遊行,一共有4000人參與,比上一屆的2500人大幅增加!不少公眾人物參加是次遊行,包括立法會議員何秀蘭、範國威、及公開自己同性戀身份的陳誌全,藝人則有黃耀明及何韻詩。何韻詩更於今天首次「出櫃」,公開宣布自己是同誌的身份,她是繼黃耀明後第一個公開承認自己是同誌的香港藝人。

參與的團體包括主辦單位(香港女同盟、香港彩虹、女同學社及大同),社會民主連線、人民力量、slutwalk HK(中譯:香港蕩婦遊行)及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等。社會主義行動舉起「性平權.團結抗爭.社會主義」的彩虹橫額,參加是次遊行,共賣出60本性平權小冊子。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性平權的抗爭,支持立法保障同誌權利,包括在工作場所不受歧視,家暴條例保障同性同居者,以及同性婚姻的權利。性小眾在社會的不平等地位其實是資本主義鞏固剝削製度的一種手段,這包括維系異性戀霸權及核心家庭概念。社會主義者認為,香港的性平權運動必須連系至反資本主義的鬥爭,並與內地的性小眾團結,更進一步推動社會製度上的變革,才能真正消除對性小眾的壓迫。

釣魚島問題:回應迷思中的國際主義左派 ——東亞民族的歷史傷口、現實的資本主義沖突與國際無產階級的團結

從今年8月中旬起,中國、日本和臺灣三方在釣魚島控製權與主權問題上的沖突歷時已二月有余,迄今未見緩解,而相反軍事對峙的局勢有增無減。

統治階級方面,日本右翼資本主義統治階級和極右翼勢力頻頻挑釁,日美軍事演習頻頻,中共資本主義專製當局則在軍事、經濟和外交上以近數十年來少見的強硬方式進行回應,臺灣資產階級朝野兩黨也采取種種手法聲張臺灣在釣魚島(釣魚臺)的主權要求。

與此同時,中國大陸近兩百座城市發生上百萬民眾卷入的長達月余的群眾性反日遊行和部分騷亂,在香港和臺灣乃至海外諸多地區也發生近年少見的華人保釣反日遊行。而日本國內,尤其是在沖繩地區,日本進步民眾反對美軍駐紮和日本當局的軍事化鬥爭正方興未艾。

近 來圍繞釣魚島發生的沖突與對抗是東亞矛盾局勢的綜合表現。作為全球性不公正的帝國主義統治秩序和深化中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一部分,中國、日本、臺灣和美 國統治階級間矛盾不斷,沖突有進一步加劇的可能性,但同時也值得註意的是諸國統治階級間仍然存在諸多勾結與妥協,面對危機維持現行「穩定」秩序的基本目標 仍未改變,迄今為止國際資本主義強權間仍然處在「鬥而不破」的局面之中。

考慮到整個東亞地區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國家包括目前全球資本主義經 濟前三強 (美國、中國和日本),三個核大國(美國、俄羅斯和中國), 四大海軍(美國、俄羅斯、日本和中國)、四大空軍(美國、中國、日本和俄羅斯)。可想而知東亞地區發生的任何地緣沖突和階級鬥爭都將對世界經濟與安全局勢 產生巨大影響。

國際主義左派關於釣魚島問題和中國反日遊行的立場

針對這一嚴重影響東亞局勢和各國民眾意 識的事件,國際主義左派自然也極為關註,紛紛發表評論和主張自己的立場。此處國際主義左派主要是指遵循托洛茨基主義基本原則的左派力量和支持者,其中既包 括國際上一些比較知名的托洛茨基主義傾向的國際組織,也包括中國大陸和港澳臺等地的華人青年托洛茨基主義者。本文的分析將主要關註一些國際主義左派組織在 釣魚島問題上的聲明。

目前,筆者所收集到的國際主義左派(托洛茨基主義派)關於釣魚島問題的主要文章包括以下四篇:

1)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文森特·科洛(Vincent Kolo)同誌撰寫的《中日島嶼沖突的背後?》(What』s behind the Japan-China island conflict?, 以下簡稱《沖突》,https://www.chinaworker.info/en/content/news/1900/,該文不僅提及了中日釣魚島沖 突本身,也涉及到相關群眾運動和更大範圍的東亞諸國(包括中、日、臺、俄羅斯和韓國等)領土領海爭端,以《釣魚島爭端背後的帝國主義沖突》的中文譯名發表 在香港出版的第18期《社會主義者》雜誌上)

2)第四國際國際委員會(ICFI) 陳駿(Chan John)撰寫的《反對中日民族主義》(Oppose Chinese and Japanese nationalism,以下簡稱《反對》,http://www.wsws.org/articles/2012/sep2012/pers- s21.shtml , 事實上第四國際國際委員會還有數篇相關釣魚島沖突的文章,但由於該文以社論形式出現,且其他後續文章的立場基本相同,所以以該文為準

3) 第五國際/工人力量(Worker』s power) 彼特·梅因(Peter Main)撰寫的《中國:北京不得不停止沙文主義宣傳的動員》(China: Beijing has to demobilize chauvinist campaign,以下簡稱《動員》,
http://www.fifthinternational.or ... chauvinist-campaign

4) 革命共產主義國際趨勢(Revolutionar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Tendency,RCIT) 的邁克·普勞勃斯登(Michael Pröbsting)撰寫的《不要中日帝國主義煽動的沙文主義戰爭!》(No to chauvinist war-mongering by Japanese and Chinese imperialism!,以下簡稱《不要》,http://www.thecommunists.net/worldwide/asia/no- war-between-china-and-japan/#)

由於上述文章都以英文撰寫,只有部分文章有官方的中文翻譯件,所以為確保盡可能忠實於原文,本文引述和分析時,將直接引述和翻譯上述文章的英文原文。(如果某些文章的中英文版本內容有所不同的,將根據具體情況分別說明)。

幾 家國際主義左派雖然具體分析和立場略有不同,但在主張立場和訴求時容易將完全抽象的原則和理論簡單地套用到復雜的現實事件,無視社會條件、客觀環境和群眾 覺悟,陷入宗派主義和教條主義的迷思之中。由於其分析往往容易依賴片面的和不完整的來自西方資產階級媒體的信息和資料(尤其是英文資料),而這些資料和信 息本身就是資產階級先驗性和選擇性地挑選與過濾的結果,更往往導致文章中都或多或少的表現西方中心主義和自由主義傾向。

歷史唯物主義者不 是唯心史觀的歷史虛無主義者。恩格斯曾經說過,「馬克思的歷史理論是任何堅定不移和始終一貫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條件;為了找到這種策略,需要的只是把這一理 論應用於本國的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了解這些條件。」(F. 恩格斯,1885.04.23, 書信《致維拉. 伊萬諾夫娜. 查蘇利奇》)國際主義左派在釣魚島問題和中國反日群眾運動雖然強調了國際主義和反對民族主義的宗旨下,但忘記去「了解中國的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所以欠 缺從無產階級立場的分析和對於未來革命的展望,在事實上也違反了托洛茨基提出的《過渡綱領》的精神,陷入了未能面向中國、日本、臺灣乃至亞洲其他地區無產 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局面。

被誤讀的中國反日群眾運動

首先,國際主義左派在對釣魚島事件和相關的群眾運動分析 時,有意無意間將中國各地發生的自發的群眾性反日運動等同於中共資本主義當局的官方宣傳和軍事主義煽動,將遊行中出現的民族主義與種族主義口號和現象等同 於群眾正當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右翼擴張主義的情緒,將遊行、示威乃至罷工的參與主體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等同於富裕的親資本的新興中產階層, 將歷史上的反殖民鬥爭和民族情緒等同於純粹的釣魚島領土爭端。由此得出中國民眾自發性反日群眾運動本身是反動的、負面的、沙文主義的和為統治階級服務利用 (不僅是中國統治階級,也包括日本和美國的統治階級)結論。

科洛同誌在《沖突》一文中分析,「在評價任何群眾運動的時候,社會主義者必須 考慮方方面面,區分進步的特征和反動的特征。這些遊行反映了當前群眾意識的極度混亂。盡管遊行吸引了許多反對中 共統治的階層,但是反日抗議遊行把這些階層引導向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方向。而且反日遊行對亞洲其他地區的群眾意識也起到了負面的影響,所謂的「中國威脅 論」被當地統治階級和美國所利用。特別是在日本,反日遊行的發生不僅沒有削弱民族主義右翼,反而幫助了他們。只有通過在日本、中國和整個地區的工人階級鬥 爭和建立社會主義替代,才能打敗各個國家的反動派。這些反動派在未來可能準備以戰爭行為作賭博。」

陳駿在《反對》一文中強調,被中共大 開綠燈的中國反日示威,也同樣反動。主導這些示威的是富裕的中產階層。他們認為自己的未來與中國作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是分不開的,同 時對中日兩國工人階級都存在深深的敵意。這反映在他們的「抵製日貨」的口號,其實質就是在削弱日本公司的基礎上去提升中國企業的地位。中 國的示威活動中有一種公然的種族主義性質。許多橫幅和標語譴責「日本狗」和「小日本」,更不用說那些針對在華日本國民的隨機性襲擊。最具挑釁性的是要求中 國政府向「日本宣戰」的呼籲以及日本出現核蘑菇雲的橫幅。這些軍國主義情緒是直接受到了中國的媒體評論員和軍官們的鼓動。他們在電視上吹噓說,如果戰爭爆 發,中國可以發揮它的「殺手鐧」,對日本發動核打擊。這種野蠻的建議無異於引發一場全球性核沖突,因為這樣的攻擊馬上就會牽動美國。

梅因的《動員》一文中描述為,這種廣泛傳播的是為無疑是得到了政府官員的同意,但在很多城市導致了抗議者與警察間暴力沖突,並發聲打砸搶日資商店和焚燒日本車的現象。而且很多標語在譴責日本入侵和收復中國釣魚島的主權外,也要求北京政府采取更強硬態度和處置官員腐敗。

普 勞勃斯登的《不要》一文中撰寫,在日本街頭沒有發現好戰的群眾示威氣氛時,在中國則完全不同。 一部分群眾,其中許多人是青年,則充滿反日情緒與中華沙文主義。根據報道,在全國至少108座城市發生示威,在許多城市這些示威轉化為反日騷亂,例如深 圳、廣州、東莞、長沙、西安和青島等地。根據報道,示威者的口號充滿沙文主義,諸如「打倒日本鬼子!」、「抵製日貨!」、「釣魚島屬於中國!」、「對日宣 戰!」等等。 大量的日本產汽車和商店被打砸和焚燒,日本大使館也成為抗議示威的目標。這導致例如豐田、本田、馬自達、佳能、松下和優衣庫等暫時中止生產經營。根據香港 報道,在北京街頭張貼有招募「強奸日本女性」的海報。

中國的社會主義者和左派絕不會否認過去1個多月的反日群眾遊行、運動、示威和罷工中 存在有相當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在小部分群眾中乃至有嚴重種族主義和沙文主義傾向。但是,不能將意識混亂的部分群眾右傾和錯誤的口號等同於遊行群眾的主 體。現實社會運動和階級鬥爭永遠不可能存在於「意識真空」中,但這些反動的、消極的非主流因素並不應該構成我們判斷整個群眾運動的依據。事實上發生在全球 各地諸多的群眾運動,無論是中東群眾發生的反美大遊行,歐洲希臘和西班牙群眾組織的反削支和反歐盟(以及反德)遊行,乃至日本沖繩地區民眾反對駐日美軍運 動,都具有相當程度的民族主義情緒,乃至少部分種族主義言行。

從8月15日港澳保釣船只登島被日本海上保安廳抓捕到9月24日中國全國範 圍的反日遊行基本趨於結束之間的一個多月時間,在中國近200座城市發生各種形式的反日遊行、示威和罷工,上百萬群眾卷入其中,自發參與的主體是工人階 級、青年和中下階層市民等,同時也必然有少部分中產階級和極少部分上層資產階級和官僚。參與的大部分群眾雖然在政治意識上是仍然混淆的,但其中多數人有強 烈的反對專製當局和反對其資本主義政策的傾向,包括以毛派為主的泛左翼力量和少部分親資本主義和西方民主的自由派支持者都有參與其中,但是後者的主體事實 上是以反對這場群眾運動為主。

在科洛的《沖突》和梅因的《動員》都有所提及運動中出現的大量毛澤東畫像的現象,但是問題在於他們強調群眾 中舉毛的畫像是中共政權內部派系鬥爭, 支持對日宣戰和支持薄熙來,並且將之稱為是中共政權內部拍戲策劃的結果,卻沒有承認這種行為在民眾中的基礎和其自發性,更多的是基層群眾對現在中共專製當 局和其推行的資本主義政策的不滿。

事實上中國毛派和泛左翼勢力復蘇遠早於薄熙來機會主義和民粹主義地左轉。早在1990年代中後期,中共 政權強製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時,在前國有企業的工人階級和普通勞動群眾(也就是當局所稱的「社會弱勢群體」)中就出現對於前計劃經濟毛時代的思念和對當局 資本主義政策的抨擊。在當時這股思潮集中於中老年,尤其是下崗的國有企業工人中,也出現了各地自發的群眾集會紀念毛澤東誕辰和唱講革命歌曲行動。這些群眾 性自發的集會與悼念十多年來一直面臨著當局的鎮壓與打擊,但隨著中國資本主義復辟的深化卻也在不斷發展。但是資產階級媒體經常對此視而不見,甚至蓄意歪曲 報道。薄熙來在前幾年推行的唱紅講傳和打黑活動不過是對這些群眾行為的東施效顰和迎合投機而已。不能將群眾的自發運動與政客的投機行為混為一談。相當一部 分毛派活躍分子也承認,薄熙來搞的不過是資本主義改良行為。有資深的毛派分子甚至更明確地說明,他投機我們,我們也可以利用上層矛盾,重要的是不為其所用 和發動群眾。而且,即使在這些群眾中存在各種混淆意識,譬如將現在的中共政權仍然視為「修正主義政權」,希望中共黨內的「健康力量左轉」,但群眾中反對現 行資本主義政策是明確的,要求左傾的訴求是真誠的。

而且,很遺憾在國際主義左派四篇文章中都未提及大多數參與遊行示威的中國工人階級和左 傾勞動群眾的主流口號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收復釣魚島」這兩個口號,並非所謂仇恨日本民眾的種族主義清洗口號。種族主義的「核平日本」和「打倒日本 狗」確實存在(如陳駿文章《反對》所描述的),但仍然也只是局部現象,至於所謂鼓吹「中華帝國主義」和「強奸日本女性泄憤」的極右口號則更是極少數中的極 少數現象(如普勞勃斯登在《不要》一文中所描述的。在這個問題上,有大量圖片和視頻為證,只要不帶有偏見,就一定會承認主流口號並非是種族主義的。當中國 廣大群眾主流仍然在強調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而不是針對日本工人階級和普通民眾時,假如不承認這一口號本身具有進步性,將群眾中樸素的義憤等同於支持「中國 帝國主義」,這對群眾運動本身是一種不公正的選擇性的態度。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1:48:53

西方的左右翼由於不了解中國的政治現實,而往往對中國反動的民族主義情緒作出 誤判。在中國的政治語境下,假如群眾運動高舉毛像,至少在言辭和形式上必然是承認自己為左派和傾向社會主義,乃至明確支持馬列主義 (雖然未必是托洛茨基主義認同的)。而這種在理論上對於馬列主義與階級鬥爭的依賴,使其民族主義的傾向受到相當程度的遏製。根據現實看,毛派中的右翼一旦 主動強調民族主義,必然會對毛派本身的階級理論進行修正,最後走向資本主義化。因為,民族主義情緒不僅表現在左傾群眾中,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其實也表現在右 傾的社會力量中,甚至表現得更為反動。右翼民族主義都是資產階級主要利用的對象,而非左翼民族主義。正在中國發展的漢服國學運動和儒教基督教主義者就是這 種右翼民族主義力量的反映。他們並不需要高舉毛像和唱紅歌,而是身穿漢服和背誦四書五經,甚至信奉基督教,他們是更為明確的反動的右翼民族主義勢力與皇漢 分子,而且在中國各民族內部進行挑撥分化,並進一步爭取新興中產階級和工人上層。他們往往以明確的反共立場(反對共產主義運動和1949革命,乃至甚至倒 退到反對一切革命),有些傾向於美國和國民黨勢力,有些則直接以德國納粹為模板。

誤入岐圖的革命失敗主義與國際主義左派

國際主義左派的文中普遍認為,由於中國現政權已經是帝國主義政權,所以呼籲中國無產階級和左派不要介入群眾性反日遊行和運動,在中日沖突上采取超脫和雙重反對的立場。

如科洛同誌在《沖突》的,中國的公司在亞洲和全球範圍內更廣泛地建立起來,中國帝國主義的出現已經是一個不斷增長的事實,並且也反映在當局的政策上,例如其對日本的態度。

梅因在《動員》一文提及,在關於島嶼主權爭論中,作為世界第二和第三世界經濟體的中國和日本的帝國主義統治階級爭相控製本地區的資源。

在 這一問題上,革命共產主義國際趨勢(RCIT) 的邁克·普勞勃斯登(Michael Pröbsting)在《不要》一文甚至走得更遠,機械地照搬列寧在革命特殊形式下而提出的帝國主義戰爭性質和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失敗主義」 (revolutionary defeatist theory)的理論。 普勞勃斯登明確主張中國和日本無產階級在未來發生的無論何種戰爭中都應該采革命失敗主義,認為如此方有力於削弱本國統治階級,實現無產階級革命。

普勞勃斯登在《不要》一文中關於「革命失敗主義」的說法恰恰反映了嚴重的機械主義和宗派主義,為了所謂的原則,而無視客觀事實。事實上,對托洛茨基主義者而言,革命失敗主義從來不是什麽放之四海皆準的政治原則,而只是列寧和布爾什維克一時一地根據力量對比而得出的策略。

在 十月革命前,布爾什維克推行革命失敗主義是因為以此來打擊沙皇專製統治的力量,而且民眾中有強烈的反戰和平情緒。而一旦十月革命爆發,為了防禦德軍入侵革 命中心聖彼得堡,布爾什維克影響的部隊可是立即進行革命防衛主義,而不是坐視德軍進攻。此後,蘇德的停戰條約談判中,也並沒有為推行革命失敗主義或者支持 德國工人革命,而主動對德國帝國主義無條件讓步,只是為了維護新的蘇維埃政權生存而被迫讓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無論是在作為半殖民地 資本主義中國的老一代托派,還是在歐美等發達帝國主義國家的多數托派,面對本國政府與德國納粹和日本軍國主義政府的戰爭,也都沒有推行所謂的「革命失敗主 義」策略。在中國,托派組織甚至自組遊擊隊,直接參與抵抗日軍侵略。在西方,托派多數派則是堅持無產階級軍事政策(proletarian military policy),號召成員積極參與反法西斯戰爭,與所有的工人階級站在一起,成為一個好士兵,呼籲由士兵委員會等民主控製軍隊,在軍隊中繼續捍衛普通工人 階級利益。

1942年12月21日,時任第四國際和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WP)領導人的美國托洛茨基主義者詹姆斯·坎農(James P. Cannon)在珍珠港事件後對美國卷入太平洋戰爭的聲明: 大多數美國民眾積極或者消極地支持羅斯福政府的戰爭計劃。作為少數派,我們必須在行動上服從多數派。我們不破壞戰爭或者反對軍事力量了。托洛茨基主義者與 他們同時代的人民一起參與軍隊。我們服從多數派的決定。但我們保持我們的立場和堅持我們表達的權利。今天工國委(CWI)英國支部的前身工人國際聯盟 (Workers international league)和其前領導人已故的泰迪·格蘭特(Ted Grant)當時也是積極支持「無產階級軍事政策」(Proletarian militant policy)。因為他們深知這是靈活利用托洛茨基的《過渡綱領》,面向工人階級的重要手段。

中國無產階級如果在中日乃至中日美間發生的戰爭上采取所謂「革命失敗主義」的立場,難道一定會如普勞勃斯登所描述的帶來更容易的改良(階級力量對比變化)和最終實現工人革命推翻資本主義製度嗎? 這個設想是只有生活在真空中的「左翼分子」才能得出的結論。

最 近十年,美帝國主義野蠻入侵和占領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現實例證,還不足以說明問題嗎? 伊拉克前薩達姆政權是個專製的軍事強權,在美國支持下與伊朗發生戰爭,此後又入侵科威特。而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也是有著嚴重封建殘余的政教合一的神學政 權。我們從不否認這兩個政權的反動性,但是難道因此可以得出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工人階級和無產階級面對美帝國主義入侵需要采取所謂的「革命失敗主義」?

兩 國遭到美軍入侵和占領後的現實是,整個國家四分五裂,教派和民族沖突不斷,被各種專製軍閥和外國帝國主義的傀儡統治著,數十萬平民遭到殺害,基本公共服務 和保障嚴重缺乏,本地統治階級勾結帝國主義敲骨吸髓地盤剝自然資源和奴役人民。薩達姆死了,換來的是大大小小更多的不同教派的薩達姆,塔利班退入農村,卻 並沒有被消滅,而美帝國主義扶植的傀儡政權在經濟上更腐敗,在宗教上同樣甚至更反動。這樣的局面真的有利於伊拉克和阿富汗無產階級革命推翻本國統治階級和 帝國主義的統治嗎?

如今中東戰雲密布,專製的政教合一政權伊朗也正面臨美帝國主義和其盟友以色列帝國主義武裝入侵的威脅。國際主義左派 難道認為一旦戰爭爆發,伊朗的工人階級也應該采取革命失敗主義的做法,反對本國專製神學統治階級,幫助或者坐視美軍和以色列軍隊的入侵嗎? 假如采取這樣的策略,能真正有助與伊朗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推行進步革命嗎,有助於削弱世界範圍帝國主義統治秩序嗎?

必須強調的是中國資本 主義政權的雙重性和部分資產階級統治精英的對外依附性意味著,在外敵入侵的情況下,即使今天資本主義專製當局垮臺,沒有足夠有組織的無產階級力量,就無法 實現社會主義革命,那麽在資本主義製度下新出現的依附性政權或者數個政權,只會更加反動野蠻地鎮壓和分化工人階級,而根本談不上有利於削弱統治階級力量和 無產階級革命的實現。反對「革命失敗主義」的口號,並不意味著中國的無產階級應該無條件支持如今的資本主義當局,反對戰爭和反對軍事擴張是中國無產階級的 支持原則。

兩元性中國資本主義專製當局與群眾性保釣反日運動

中國自從1970年代中後期開始資本主義復辟 以來,已經是一個越來越成熟的專製資本主義政權。毫無疑問,其也具有越來越明顯的上升中的新興帝國主義的特征,包括在全球範圍內的大規模資本輸出,持有包 括美國和日本等發達經濟體的巨額債務和外匯儲備,在亞非拉等邊緣經濟體(新殖民世界)進行投資和大規模勞動力輸出。

但同時,中國仍然尚具 有後進資本主義國家/半殖民地的特征,外國資本大規模進入中國並控製關鍵產業,外國資本和資產階級在事實上享有特殊權益,大量本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為外 國資本奴役和壓榨。而日本資本更是從1970年代末起,就積極參與對中國資本輸出和對中國工人階級經濟剝削,而這種資本輸入帶來的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特 別是存有歷史情結的情況下,往往容易交織在一起。

中國資本家對非洲的資本輸出、資源掠奪和勞動力剝削,會引發非洲當地工人階級和民眾對中 國資本和帝國主義不滿,因而擴展為排華情緒。而這種針對中國人,而非資本的排華情緒可能會被非洲當地民族資本家乃至西方帝國主義利用,但是並不意味著非洲 本地工人階級和民眾反對中國資本家的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情緒就是不合理不正當的。同理,可以應用到中國工人階級與日本資本家之間的關系。

而 且,值得註意的是,中國資產階級的資本外逃,以及資本家和官僚的移居外國並不等同於一般意義上擴張型的資本輸出。事實上就在不久前,科洛同誌曾經在其他文 章引用過中國有7成左右千萬富翁計劃移民他國的數據,很多官員以轉移個人資產和家屬去他國為要務,而且他們所要移民的國家主要以美國為首的歐美發達國家。 而且,絕大多數高層官員和其子女都有在美國等歐美國家接受教育的背景。無論是已經下臺的薄熙來、最近剛剛暴露腐敗醜聞的總理溫家寶,乃至即將接掌大權的習 近平都有子女在美國接受教育。中共政府甚至每年安排大量省部級官員前往哈佛大學等歐美精英學校接受培訓,因此哈佛大學被稱為「中共第二黨校」。在中國民眾 中有廣泛的傳說,如果中國與美國發生正面沖突,美軍甚至不需要對中國本土進行攻擊,只需要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在美國國內按圖索冀,將官員家屬子女與 情婦扣押,將外逃的官員與資本家財產沒收,中共政權就不戰自敗。一戰和二戰時期的軍事帝國主義日本、俄國和德國的上層統治階級並沒有在與美英法等國爭奪霸 權時集體移民去「敵國」的想法。

假如說中國資產階級一面雄心勃勃地要與美日等發達帝國主義國家爭奪控製權,一方面又要想盡方法攜帶資本成為這些「敵國」的公民,這本身不是顯得自相矛盾嗎?這種矛盾對於矛盾的資本主義製度本身而言就是一種常態。

中 國資產階級並不是單一的均質體,而是極端自我分裂的階級,這種自我分裂甚至可以體現在資本家個體身上。而資產階級內部部分力量(假如不是大部分的)仍然具 有的半殖民地國家的買辦傾向。這種資產階級和統治精英的內部分裂,也證明了資產階級的虛弱性和中國資本主義政權的雙重性。中共資本主義當局的這種雙重性也 反映在其實用主義的外交政策上,固然近年來中共外交政策越來越表現強硬與擴張性,但另一方其仍然具有對內剝削和對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退讓的特征。事實 上,在釣魚島和對日沖突問題上,統治集團內部一部分力量支持對抗政策,而另一部分支持親日政策,甚至同一個高層官員,在不同時間都可能表現出前後不一致的 態度,如現任總理溫家寶即是如此。他們對此問題的解讀從來都從如何維持其統治的角度考慮,而並不是單極擴張與對抗思維。國際主義左派在分析中只考慮到中國 政權和資產階級帝國主義擴張的一面,而沒有考慮到其向外國帝國主義投降退讓,出賣民眾利益的一面。

與此同時,中國仍然有殘留的前斯大林主 義畸形工人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特征和形式。作為一個執行資本主義製度的專製政黨,中國現行的憲法和政製仍然標榜「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統治集團仍然 宣傳自己是」為人民服務「的」共產主義政黨」。資產階級和統治集團不會以這些意識形態為標準,這些宣傳主要是為了維護其統治欺騙廣大民眾。但既然如此,不 就是恰恰證明在廣大的勞動人民和基層群眾中仍然存在「對社會主義統治合法性「和「馬克思主義進步性」的認可嗎? 否則當局何必要進行這種欺騙? 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科洛同誌此前提出的反日運動中群眾高舉毛像不一定是傾向社會主義和反對資本主義的判斷。假如沒有群眾這種自發反對和抵製,中國的統 治精英與資產階級早就迫不及待地同蘇聯和東歐一樣在政治形式上也完成了資本主義復辟。中國的社會主義者和左派應該在明確反對中共資本主義政權和其資本主義 政策同時,盡一切可能與勞動人民一起捍衛1921年到1949年中國革命所取得的一切進步成果。

而且,我們不能得出,只要是帝國主義國 家,其國內任何有民族意識的民眾運動都是反動的結論。與國際主義左派和中國的某些反民族主義左派機械化的設想不同,現實情況總是復雜的,對於個體的帝國主 義國家和個體的群眾運動,我們只有結合客觀環境和實際力量對比進行個別分析,沒有簡單而劃一的答案,只要以日本本身為例就足以說明問題。

今 天的日本政權無論是在經濟規模,資本主義屬性、資本輸出和軍事擴張的程度上,與中國相比較也都算是「當之無愧的」帝國主義國家 (這些具體情況將在下文中關於日本的問題具體分析),但是日本仍然不是一個正常國家,其軍事和外交仍然受製於美國,美國軍事力量在日本享有事實上的法外治 權。在這種局勢下,日本民眾發動的反對美國駐軍和美日安保條約的民族解放鬥爭能被界定為反動的民族主義運動嗎? 這無論在邏輯上還是現實中,顯然無法自圓其說。社會主義者和左派必然需要支持日本民眾反對安保條約和反對美國駐軍的運動,承認其中的民族解放的因素。

無 產階級在這一問題上應該正如托洛茨基在1930年「對印度支那反對派的宣言的評論」(1930年9月18日)一文中提出,「人民大眾的民族主義,是他們對 壓迫者,即外國帝國主義者,表示正義的、有進步意義的仇恨所采取的基本形式。無產階級沒有權利輕視這種民族主義。恰好相反,它必須在實踐中證明,它是民族 解放的最堅持、最忠誠的戰士。」 所以,重要的是民眾參與的具體的民族運動本身的性質和參與其中的階級構成,而並非是統治階級政權的一般性質,否則顯然就是墮入了將該國人民等同於該國統治 階級的陷阱之中。這既適用於日本人民反對美國駐軍和日美安保條約的鬥爭,也同樣適用於中國人民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群眾運動。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1:50:21

中國民間資產階級和親西方民主派對釣魚島問題的態度

我們判斷一場運動進步性為主,或者反動性為主,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參與運動的階級和階層構成。誰在支持這場運動,這場運動支持誰,誰在反對這場運動,這場運動反對誰?

陳 駿在《反對》一文中將參與遊行的主體歸類為「富有的中產階級(affluent sections of the middle classes)」顯然是一種誤讀。正如前面對中國現政權和資產階級性質的分析,事實上中國真正傾向資本主義和所謂西方民主的城市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精英 對於群眾運動即使不懷有強烈的敵意,至少也是采取敬而遠之的態度。他們強烈反對任何破壞維持資本主義統治秩序的行為,並將任何涉及自發的有反對資本主義和 帝國主義傾向的群眾運動攻擊為「義和團運動」或「文化大革命」,把參與其中的群眾藐稱為「愚民」或者「暴民」。

他們固然反對中共專製當 局,但並不反對其執行的資本主義政策,而是認為遠遠不夠,並要求當局切實執行親美日等帝國主義列強政策和尊重現行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秩序。他們固然宣 傳要民主權利與自由,但事實上他們所要的是以私產為基礎的「資產階級精英民主」,而不是真正民眾的民主與權利。如一直支持政治改革的億萬富翁聯想集團董事 長柳傳誌強調他希望的政治改革是,反對任何暴力革命,政治高層應該有經濟精英選舉產生。而《08憲章》聯署人經濟學家茅於軾則強調,「釣魚島是無人小島, 丟掉又與我何幹」?如果是為了資源,應該由中日雙方專家討論共同開發實現「雙贏」。所以,中國的主流資產階級和知識精英並不贊同與支持自發的群眾運動,他 們將釣魚島問題視為中日兩國資產階級之間就利益分配進行「協商」。

這也是中國親西方民主製度的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的主流整體傾向。如在反 日群眾運動高漲期, 一直傾向政改的《中國青年報》和日中新聞社社長韓曉清(雖然韓並非正式的《人民日報》日本分社社長,但確實是《人民日報》在日本的總代理,而且她在國內從 事官方活動或講學時確實使用《人民日報》日本分社社長,顯然得到官方的默許。)則一再宣傳「保釣害國論」,認為香港民間保釣登島是「害國行為」,而群眾自 發遊行更是破壞社會秩序。傾向中產民主派的《南方報業》和香港有線電視臺的報道,以及上海、廣州等地網民在網絡上的討論,也紛紛指責各地參與遊行的都是外 地人和底層外來工人,他們甚至將參與遊行的人員沒有本地公共交通卡和不會說本地方言視為非本地人證據,以此證明大城市中多數保守的本地富有階層並不屑於參 加這種群眾運動。遊行示威是「下等人破壞發達城市的秩序」。

反日群眾運動與無產階級的憤怒與抗爭

至於在 示威和隨後發生的反日打砸事件和攻擊性行為,與其說是明確的排日的種族主義攻擊,不如說是在社會沖突和階級矛盾加劇的情況下,底層群眾憤怒發泄的一種扭曲 反映。這與世界各地發生的底層民眾騷亂非常類似,如在法國巴黎和英國倫敦發生的以少數族群為主的各種騷亂,也和近年來在中國各地發生的騷亂型泄憤型的群體 事件沒有多大差別,譬如2011年在廣東增城和潮州,以及在浙江湖州發生的外來工人和小商販群體與當地軍警乃至本地居民發生族群沖突和暴力事件。

而 且,事實上中國近來發生的泄憤型群體事件和各地發生的針對城管和警察的群眾騷亂中暴力程度要遠遠勝於反日遊行的暴力程度,而其涉及範圍遠不可同日而語。反 日遊行中暴力行為的參與者主要分成兩部分,一部分事實上是有目的趁火打劫的職業匪徒和流氓,另一部分則是被煽動和迷茫的底層青年和勞動人民。一些中國自由 主義右派在網絡上盛傳的所謂軍警組織參與打砸的情況,往往已經被辟謠和查實自相矛盾。而從中共當局的角度出發,也不可能會去組織或者容忍這種危害其「自身 穩定」的打砸,特別是公然打砸日本品牌的警車和防暴車輛。至於所謂左翼群眾和毛派有組織打砸更是一種汙蔑,事實上根據各方面消息有組織的左翼群眾遊行,其 紀律相對更完善,而且口號也更理性,而不是強調種族主義和全面仇日的。同樣部分毛派在網絡上指參與打砸事件的是來自香港等地的民運分子,也沒有確實的證 據。

根據目前中共當局和媒體披露的被當局警方抓捕的參與示威打砸和騷亂人員的信息資料來看,也基本都是從偏遠農村和小城鎮來的外來工人為 主。譬如在所有反日遊行打砸中暴力程度最嚴重(在西安砸日系車與車主發生沖突,導致車主重傷昏迷)的案例,警方最後抓獲的嫌疑人是來自河南南陽農村21歲 的泥瓦工,而且他本人有家族精神病史且小學即已輟學。而在深圳披露與警方騷亂中打砸警方防暴車的也是來自河南農村從事保安行業的外來工人等。

日 本的一些媒體也註意到在中國深圳、成都和蘇州等地的抗日遊行中發生的暴力行為不是簡單地對日本宣泄,而與中國國內日益嚴重的貧富分化和階級矛盾有直接關 系。諸如日本大報《讀賣新聞》文章《反日遊行暴徒化,背景原因是低工資的勞工》(8月22日 反日デモで暴徒化、背景に低賃金の出稼ぎ労働者)中就提到,在深圳打砸日本料理店的遊行抗議者看似說湖南口音普通話的外來務工人員。日本料理店在中國通常 是只有高收入階層才能進出的場所,這本身就成為底層民眾仇恨的對象。

在日資企業投資密集和號稱有親日氣氛的東部重要經濟城市蘇州,在這次 反日遊行中,數十家日資餐廳和酒吧被打砸,而參與打砸的主要也是外來工人和當地青年。其經濟開發區「蘇州新區」內有著名的「日本一條街」,街道上有上百家 日式餐館和日式酒吧,提供餐飲、娛樂乃至色情服務,是當地投資的日本資本家、中國政府官僚和中日高級管理人員進行應酬消遣的場所。其中一些服務場所場所甚 至明確規定,無外籍人士參與,不接待普通中國人,往往一晚消費等於普通工人一、兩個月的工資收入。這些場所歷來被當地底層民眾和外來工人看做是階級壓迫和 民族歧視的象征,在群眾性反日示威中遭到打砸,並非是什麽難以理解的現象。

在現代社會中,大規模的遊行和抗議失控而引發騷亂中打砸燒汽車 和高檔場所並不是什麽少數現象,亢奮而憤怒的群眾沒有組織的約束和紀律,必然會將憤怒以破壞性和反生產力的方式發泄出來。不僅遊行與抗議如此,甚至在包括 群眾性的聚集,如露天音樂會和各種體育比賽的觀眾,都會引發類似情況。而在中共專製當局的專製控製下,群眾往往缺乏遊行與示威的經驗,又加之不可能有組織 規劃,無專門的路線和維持秩序的糾察,所以更容易導致在示威和遊行中一旦沖突發生出現失控局面。而由於遊行和抗議活動的議題不同,自然也針對打砸的對象有 所選擇。親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右派正在用這些案例妖魔化左派暴力化和底層勞動人民。

而且,國際主義左派的文章分析顯然都沒有提及值得註意 的反日群眾運動中國日資企業工人罷工和他們的訴求。根據不完全統計,在9月反日運動中全國由南到北至少有十余家工廠近十萬日資企業工人參與罷工。根據紅色 中國網、茉莉花網站和自由亞洲電臺等報道,其中至少包括深圳日資企業富士施樂廠、珠海的日資企業三美電機﹑藤倉電裝、美培亞精密馬達、松下電子、佳能數碼 等數家員工人數千人以上的著名日資工廠。大部分罷工工人都提出了增加工資和改善工作條件的要求,部分工廠工人也提出了「收復釣魚島」和「日資企業收歸國 有」的要求。雖然這些罷工行動仍然只是局部現象和小規模行動,但其恰恰反映了工人階級通過這一群眾性自發進步運動而逐步導向現實工人階級鬥爭。事實上在 2005年和2010年大連經濟開發區中日資企業的外來工人連鎖罷工和2011年深圳的海量工人罷工中,都有工人喊出「打倒日本資本家!」、「打倒日本帝 國主義!」和「打倒漢奸!」的帶有民族意識的口號,並且2005年大連外來工人罷工還有意將罷工與紀念「918」事件聯系起來。而這也反映了,即使在今天 的中國,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仍是相互交織和並存的,也說明了在工人鬥爭中民族意識仍然具有其進步意義。

一直主張關註工人階級抗爭的國際主 義左派卻將這一階級鬥爭重要現象視而不見,實在是令人遺憾。而且更令人遺憾的是,在科洛同誌的《沖突》一文中引用了中國一些資產階級學者如龔炯的觀點以說 明中日經濟關系緊密和抵製日貨對中國經濟和中國工人的影響。但很遺憾,這是篤信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的自由主義者的立場。維持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經濟緊密聯系 和貿易自由化不是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我們也不應該是現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辯護士。無論是在中國、日本還是美國,馬克思主義者都應該堅定反 對外來資本輸出(帝國主義特征)和對本國勞動力的剝削,支持經濟國有化和工人階級為此而進行的鬥爭。

事實上,也並非所有的中國毛派力量都 從民族主義角度出發支持保釣反日運動,如毛派中國工人論壇的活躍分子石秋在8、9月間就從宗派主義角度得出結論,保釣和反日運動是小資產階級運動,因此 「工人階級應該更關心自己的工資,而非釣魚島」,並在網絡上積極反對工人階級參與反日群眾運動。但是,在9月下旬石秋和中國工人論壇不得不調整立場,承認 「反日運動隊伍中,我們發現有大量工人的身影。甚至這期間,從各個地方不斷向我們傳來日資工廠工人的「反日」罷工和遊行的消息」的現實,並得出結論「這一 次以釣魚島問題為核心的反日運動幕後主要由資產階級勢力組織和推動;有大量的工人群眾參與運動;運動企圖利用工人,但同時也被工人利用,小資運動演變為工 人運動的現象在某些地區局部上呈現蔓延趨勢。」

民間保釣運動與反對秘密外交

科洛同誌在《沖突》一文中為 了證明保釣運動的反動性,特別有專門章節分析香港的保釣運動是為香港特區政府從政治困局中解套,同時為中共政權服務,而且接受了大量親中共的建製派人士如 政協委員劉夢熊等人的捐款。但這個分析顯然是有失偏頗。科洛同誌問,如果如同某些保釣活動人士宣稱的,他們的抗議代表了某種向中共政權的挑戰,為什麽這些 民主權利的敵人會資助這一宣傳活動?

科洛同誌再次陷入了自己的思維困境中。正如其承認的,在過去十幾年間,中共政權和香港特區一直是采取 種種手法阻撓保釣運動和民間反日和索賠運動的,而且本次釣魚島沖突激化後,中共當局雖然派了海監船等前往當地,但也阻止香港保釣運動人士再次出海,並且對 參與此次等島的大陸人士進行打壓,禁止其進行宣傳,並企圖迫使他離開深圳。不僅香港的保釣運動曾遭到阻撓和收買(如古思堯等人反映的,中共當局為了阻止他 們出海,甚至采取收買手段,表示願意給參與者個人經濟補助)。而且不僅保釣的反日運動,中國大陸的反日民間索賠運動和慰安婦真相調查人士也屢遭當局打壓。 2005年中國反日遊行的一些積極參與者也被當局重判和恐嚇,而當年反對日本天皇訪華的民間異議人士迄今仍然流亡美國。

按照科洛同誌的邏輯,我們反問,假如這些行動不被中共當局視為某種挑戰,而只是有助於現政權的話,那麽中共當局為何幾十年來要一貫對民間保釣運動進行打壓呢?

劉 夢熊作為金融資本家又是親建製的政治人物,其資助某一運動本身並不意味著這一運動必然反動,而其本身更不是代表專製政府進行捐助。正如二戰與德國納粹和日 本軍國主義作戰時期,蘇聯和中國都曾從美國接受軍事援助,並不能因為美國是帝國主義國家,就得出結論蘇聯和中國接受美國的援助是錯誤的。事實上,當時的托 洛茨基主義者也沒有反對斯大林主義工人國家蘇聯和爭取民族解放的中國接受美國的援助。

資產階級和統治集團從來不是鐵板一塊,就如香港極不民主的小圈子選舉中梁振英和唐英年都能發生如此激烈的沖突,可見其階級內部的矛盾。而這種資產階級建製精英之間存在矛盾,左翼力量完全可以利用。

譬 如,歐洲各地右傾的民族主義政黨甚至保守的工會和教會等組織都反對歐洲各國加入歐元區,而工國委(CWI)在歐洲的基本立場也反對資本主義的歐元區和歐 盟。而參與這些反對歐元區和歐盟活動的民眾政治傾向更是各有不同。我們能由此得出結論工國委反對歐元區和歐盟是這些右傾的民族主義政黨的立場是相同,並是 在幫助這些右傾政治力量嗎?

而且,與國際主義左派和親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派所設想的相反,中國的國家主義右翼勢力和偽左並不支持民間保釣 運動和反日遊行。譬如不少國內論壇上的國家主義分子和「五毛」們(包括著名的司馬南等人在微博中)紛紛指責香港保釣分子的行為是「害國」,影響中共資本主 義專製當局的政治大棋,乃至是美帝國主義的特務與代理人。以所謂揭露香港保釣活躍分子都是泛民反對派中的「反華亂港」分子,譬如古思堯等曾經在香港抗議活 動中焚燒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作為論據,甚至推導出香港民間保釣是所謂美國政府陰謀策劃的「反華行動」的荒謬結論。

這其實也反映了當前局勢 下,資產階級既得利益集團和其支持者在所謂「釣魚島」問題上的立場。「保釣賣國論」與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蔣介石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內論」和「抗日亡國論」 如出一轍,其本質就是「群眾運動亡國論」,也就是國家大事應該聽從上位者和政府的安排,小民不得幹預,更不可以自發的群眾運動參與。這宣揚的其實就是「精 英政治」和「秘密外交」。

而民間的保釣運動和反日遊行恰恰挑戰了這種精英政治和秘密外交,表明了民眾對專製統治者的不信任,同時也是民眾 針對國家事務爭取民主權利的具體表現。因為,我們如果追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群眾運動。1919年「五四」運動是因為學生和市民懷疑北洋政府可能秘密簽署 不平等的《凡爾賽合約》放棄山東主權而發起的。而1970年代的保釣運動最初是臺港等地學生和民眾反對美日私相授受釣魚島,反對臺灣當局(因為當初在西方 資本主義陣營中,臺北的中華民國政府仍在代表中國)在此問題上軟弱退讓而引發的。而香港保釣運動更具有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爭取集會自由與遊行自由的民族解 放和民主權利鬥爭的雙重特征。而這一保釣運動延續到今天,則更是直接明確地針對接受香港主權的中共當局和反對其專製政治體系和秘密外交。而這也是香港部分 保釣成員所談及的「挑戰中共當局的意義」。

無論是2010年的釣魚島海域漁船沖撞,還是2012年的香港民間保釣運動人士登島,都是發生 在一個前提下。即中國方面是民間的手無寸鐵的平民,而日本方面是對釣魚島實際控製且全副武裝的國家暴力機器。中方的保釣人士行為是在日方挑釁下做出的。香 港保釣運動決定8月15日登島的背景是,4月石原慎太郎宣布東京都購買釣魚島,此後日本政府宣布國有化,而日本右翼政客宣布8月15日亞洲太平洋地區二戰 勝利日當天日本朝野政客參拜靖國神社,8月19日將登釣魚島悼念二戰身亡者。而且中方人員在登島後即被日本海上保安廳武裝人員逮捕,而8月19日日本百余 人右翼前往釣魚島海域並登島,雖然違反日本本身法律,卻安然無恙。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1:53:17

香港民間保釣運動的登島行為其實更類似於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政府興建 定居點的防禦性行動,而且這一行為本身並不帶有攻擊性。就連保釣積極分子也認為,最終解決釣魚島問題,還是需要與日本民眾的溝通。而登島的主要意義在於民 間的自發的權利主張。假如沒有這種民間登島行為,是否日本右翼更可以解釋為中國民眾對釣魚島及其權益絲毫沒有興趣?

科洛同誌為了強調民主 權利和反對民族主義,在行文中將兩者對立起來,而其他國際主義左派或多或少地也有這種傾向。但是,問題在於在資本主義製度下這兩者其實是不可分割的。討論 民主權利必然是在一個民族資產階級國家框架中才有意義,而不實現民族解放也無從談及民主權利,任何現實的民主運動都必然存在於某種民族或者國家意識的框架 下。假如以為,具有民族意識的群眾運動可能有利於本國民族資產階級,那麽爭取民主權利的群眾運動本質上不也可能有利於資產階級統治嗎? 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獨立地參與民族運動則必然會提出民主權利的要求。

將民主運動與民族運動看做是黑白對立和一正一邪的其實是自由主義者 的立場,而非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托洛茨基是如何回答這一問題的呢? 「民主的或民族的解放革命運動,可以給資產階級以擴大或加深其剝削的機會,而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獨立的行動,則有恐嚇資產階級並消滅其任何剝削之可能。 (托洛茨基, 中國革命問題第二集11頁)

被誤讀的大連親日情結和前殖民地宗主國情結

科洛同誌在《沖突》一文中舉例薄熙來曾經任職大連市市長(1993-1999)大舉吸引日資, 並因此推導出大連當地的親日情緒和薄熙來推行的親資本主義政策所致,並因此得出部分毛派(並非所有)群眾支持薄熙來是自相矛盾的問題。

「薄 熙來雖然是百萬富翁,但是卻被許多激進人士(特別是青年)視作插在當前北京的親資本主義領導人身旁的一根刺。許多積極參加反日遊行的新毛派,認為薄主張 以更民族主義和更強硬的采態對待外國資本主義。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大連市作為薄熙來政治生涯的跳板,據報道沒有發生反日遊行。大連市三分之一的外資企業是 日資,也是有超過20萬學生的日語教學中心。然而恰恰是薄90年代任大連市長期間大力吸引日資。」

薄熙來無論是在大連、遼寧、重慶主 政,還是中央政府擔任商務部長確實都執行過親資本主義政策,但這是整個中共官僚集團的大政方針,與是否薄熙來擔任這個職位沒有必然聯系。而且具體到大連當 地民眾中的親日情結,大連早在1984年就已經成為中國改革開放政策規定的沿海開放城市,在80年代大連街頭非法走私的進口車輛就可以肆無忌憚地上路行 駛,這比薄熙來主政早10年。而大連的親日情緒更是有其歷史因素。科洛同誌的觀點很遺憾又是接受單方面信息誤讀導致的。

根據親法輪功海外 中文報刊《大紀元時報》網站報道,在今年8月下旬大連事實上也曾經發生小規模反日遊行,只是其未能提供進一步細節。但如果回顧近幾年大連發生的工人鬥爭, 事實上與反日本資產階級情緒密切相關。前文提及2005年9月和2010年夏末,大連經濟開發區內曾發生連鎖型的數十家外資企業數萬工人發動的罷工。這些 工人以來自其他地區的外來工人為主,他們除了經濟訴求外,同時將之與9月18日的反日紀念日相聯系,並且在罷工中喊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打倒日本資 本家」的口號。可想而知大規模日資企業投入並沒有消除外來工人的反日情緒,反而將之與階級矛盾聯系起來。

大連本地以中產階級為主的市民習 慣學習日語、在日資企業工作或者赴日工作(據說大連600萬人口中赴日工作與學習人員高達30萬),在很大程度上是當地歷史性親日氣氛導致的結果,而並非 是導致親日氣氛的原因。否則,無從解釋上面提及的像蘇州、南通、深圳這些有大量日資企業和學習日語人口的地區發生的反日遊行乃至嚴重的暴力騷亂的現象。

大連的歷史性親日情結從何而來呢?大連有「北方香港」的綽號,這不僅是因為大連作為港口城市的商業繁榮,也是因為大連和香港極其類似的歷史,因為大連恰恰是俄國殖民者和日本殖民者在中國國土上從無到有建立的一座新城市。

1895 年,中日甲午戰爭清朝政府戰敗,日本侵略軍占領現大連轄下的旅順縣(當時只有大連灣,而無大連市)和清朝北洋艦隊在旅順的軍港,大肆屠殺戰敗清軍士兵和普 通平民2000-20000人,最後只留下36名負責掩埋屍體的中國民眾。當時英國《泰晤士報》和美國《紐約世界報》相繼報道日軍這一暴行,並評論道, 「日本為蒙文明皮膚,具野蠻筋骨之怪獸。」

這次野蠻屠殺事實上導致大連灣當地人口結構發生巨大變化。日本政府要求清朝政府割讓整個遼東半 島,但因屠殺致外界輿論嘩然,而且俄國、德國和法國等帝國主義國家深恐日本獨占東北利益,所以派出海軍進行武裝幹預。日本被迫放棄割讓要求,而向清朝政府 索要三千萬白銀賠款。俄國則趁機要挾清政府租借大連灣,在當地規劃建立殖民城市達裏尼(Dalny)和亞瑟港(Port Arthur,也即今天的旅順港)。

1905年發生在中國領土上的日俄戰爭中俄國戰敗,將正在興建的殖民城市達裏尼和亞瑟港割讓給日本。 從1905年日俄戰爭到1945年日本二戰戰敗,日本殖民統治大連40年,是舊中國,除臺灣以外,日本殖民時間最長的地區。日本政府將當地命名為關東州, 包含大連和旅順兩座城市,並歸日本帝國內閣總理大臣直接管轄。大連由此成為日本帝國在東亞地區重要的軍港和經濟城市,後來臭名昭著的關東軍本部設立於此, 也因城得名。

1940年代,關東州實有人口70萬左右,其中中國人40多萬,多數是從山東遷移過去,而日本和其殖民地朝鮮移居當地人口合 計三分之一,有20萬左右。關東州完全進行日式教育,目前大連75歲以上老人從小接受的都是日語教育。作為日本重要的殖民城市和軍事重地,大連得以躲過日 本侵華的戰火和日軍暴行。1945年日軍戰敗投降,未經戰火直接被蘇聯紅軍接收。蘇聯將大連作為其太平洋艦隊的軍港控製到1955年,此後根據中蘇協議歸 還中國。至此,大連在日俄兩國統治下合計達60年之久。

作為歷史唯物主義者,我們可以認知這些前外國殖民地的部分階層居民對於前殖民者的 好感和客觀理解這種情緒的出現。特別是殖民宗主國在當地長期經營的情況下,被殖民民眾中的中上階層和資產階級得利群體會因此效忠殖民者,甚至在殖民結束後 仍然保持親近感。其實在中國和世界各地,這種想法屢見不鮮,無論是臺灣的親日情結、香港的親英情結,乃至上海和大連的小資中對宗主國情結都是例證。事實 上,在中東、非洲和拉美等國,這種宗主國情結不少見。當年在阿爾及利亞反法獨立戰爭中,也有至少數十萬阿爾及利亞阿拉伯人親法,並為法國殖民政府當兵和服 務。而在當地脫離殖民統治和民族解放後,由於新的民族資產階級和精英集團的統治無能、腐敗和野蠻,也會導致一批前既得利益階層和部分對歷史無知的青年人出 於簡單的「非此即彼」的邏輯,而懷念前殖民統治或對前宗主國存在各種幻想。

不過並不意味著縱容乃至支持這種情緒。如果把這種情緒視為反抗 專製統治,甚至是反資本主義的情緒,那就實在是大繆了。因為殖民統治下中上階層的利益其實是建立在剝削其他更廣大勞動人民的基礎之上的,無視殖民者的殘暴 侵略和專製統治,無視受壓迫和受剝削勞動人民的抗爭,是對進步的民族解放鬥爭歷史的否定。「97前,我們家頓頓都吃魚翅撈飯……」和「假如還是關 東州,我們人均收入4萬美元,去美國不用簽證」,絕不是什麽進步的爭取民主權利的勞動人民的呼聲。

在釣魚島爭端問題上,這種對歷史的誤會 在國際主義左派的行文中屢屢出現。例如,即使前日本殖民地臺灣的立場並非如同科洛同誌說的,是建立在屬於釣魚島屬於「中國」的基礎上,也並不是只有在臺上 的泛藍的國民黨政府才予以關註。在爭端中組織宜蘭縣當地漁民和議員出海護漁的宜蘭縣縣長恰恰是民進黨政客,而且在臺灣立法院通過保釣決議時,傾向臺灣獨立 的民進黨投的是贊成票,而主張急獨的臺聯黨投的是棄權票,也非反對票。中國政府對釣魚島主權邏輯一直是釣魚島是臺灣附屬島嶼,而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所以 釣魚島也是中國的一部分,而非相反。所以,是否主張中國主權,並不是臺灣當地人民主張釣魚島權利的依據。將釣魚島問題與統獨問題聯系起來,其實無視了臺灣 人民和漁民的歷史權利。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1:54:28

被忽視的沖繩人民自治訴求和反美情緒

科洛同誌在《沖突》一文中為了說明中共當局和軍方進行的擴張主義宣傳,而特別提出了中共軍方和智庫主張「琉球地位未定論」,及在反日遊行中極端民族主義者「收復琉球」和「鼓吹琉球獨立」的主張,其原文如下:

「解 放軍將軍和學院呼籲把現時爭議領土的範圍從釣魚島「擴大」到整個琉球群島,包括有130萬居民(和美國大型軍事基地)的沖繩。這些呼籲依據在於一個含糊的主張:琉球王國在成為日本的一部分之 前,是明清兩朝的朝貢國。甚至在一些中國的反日遊行中,也出現「收復琉球」和「奪回沖繩」的口號。盡管沖繩人由於文化和語言不同而在日本受到歧視,但是幾 乎不存在支持該島獨立,亦沒有支持中國接管該島的。」

中國的社會主義者和左派當然絕不支持中共政權和右翼民族分子的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 主張,而且更要明確反對中國極端民族主義者所謂「收復琉球「這種無視沖繩人民意願的擴張主義叫囂。但是,需要指出的科洛同誌的文章在這一點上再次出主觀判 斷,武斷地得出「沖繩當地人民幾乎無人支持獨立」的結論。這其實恰恰違背了國際主義左派一直以來的主張,未能尊重弱勢民族群眾自決和現實利益,忽視沖繩人 民反美反日情緒與自治訴求的鬥爭。

雖然由於歷史原因,琉球曾經在文化和語言上更接近中國文化,但「琉球主權未定論」的依據並不是簡單的所 謂「在明清時代琉球曾經是中國的朝貢國」的問題。因為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的朝鮮、韓國、日本、越南、蒙古乃至尼泊爾等在歷史上也都是中國的朝貢國,而中國朝 貢體製下這些的藩屬國一直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中原封建王朝無從幹涉其內政。現在確實也有極少數極端中華民族主義者會在網絡上提出所謂吞並日本、越南、朝鮮 半島和蒙古等國的主張,但這從來不是一個嚴肅的政治主張,更不用說相信這一說法的人只有絕對的極少數,這也不會成為主張主權訴求的依據。

中國部分國家主義者提出「琉球主權未定論」的真正依據恰恰來自於二戰後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體系和東亞統治秩序。諸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開羅宣言》和《波 茨坦公告》中,戰勝國單方面指定日本領土主權不涉及琉球群島,琉球群島主權由簽署宣言的戰勝國中國(中華民國)、美國、蘇聯和英國決定。而且,時任美國總 統的羅斯福曾主動向當時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提出由中華民國托管琉球的問題。1947年時中華民國臨時立法咨政機構國民參政會曾經也向美國國務院提出琉球主 權問題。甚至,臺北中華民國政府派駐日本沖繩那霸縣的外事機構數十年間一直沿用「中琉經濟文化協會」的名稱,以示不承認日本對琉球的主權。直到民進黨執政 期間2007年,臺北政府才將「中琉經濟文化協會」改名為「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那霸分處」。

二戰後,美國軍事當局管製沖繩時,為了鉗 製日本戰後當局,曾經推動琉球民族主義運動和民族自決運動。而當美方確認冷戰期間要依靠日本製約中蘇力量時才放棄對琉球獨立運動的支持,但也只承認日本對 沖繩的「剩余主權」(residual soveregnity)。而在1972年,美國向日本轉移的也是沖繩的行政權,而非完全主權。

在1970年代前,當時毛澤東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恰恰是一直支持沖繩人民復歸日本鬥爭,反對美軍駐紮沖繩,將這一鬥爭與支持日本進步人民反對日美安保條約鬥爭相聯系。這也是當時的中共政權在冷戰中爭取日本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和反對日本資產階級鬥爭的一部分。

琉 球並入日本不是普通的「合並」(Incorporation), 而是「武裝吞並」 (Annex)。日本是在近代資本主義擴張中通過武力強行占領琉球群島,廢除當地王室,改設縣治,大舉殖民。日本殖民政府禁止琉球當地居民使用琉球語和保 留自己的文化,將琉球改名為「沖繩」。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面臨戰敗,日本軍國主義者又逼迫沖繩居民自殺或自殺攻擊美軍。即使今天對沖繩居民和地區,在日本 國內仍然存在體製性和民間的雙重歧視。

戰後,琉球群島又成為美國獨享的軍事托管地,而日本中央政府也樂得將駐日美軍帶來的各種矛盾和問題 轉移給作為「二等公民」的沖繩縣。琉球群島總面積只有日本全國國土面積的0.6%, 但承擔約75%的駐日美軍基地,超過一半以上美軍長期駐紮在沖繩。而由於美軍駐紮的影響和日本中央政府的輕視,迄今沖繩當地居民平均收入只有日本本土居民 收入的三分之二。

在沖繩地位問題上,社會主義者和左派需要謹慎地了解沖繩人民自身的真正願望,才能做出判斷。現實狀況中是否如科洛同誌所 說的沖繩居民中幾乎不存在對於琉球群島獨立的支持呢?曾任琉球大學副教授的香港學者林泉忠實在2005年和2007年就琉球獨立問題針對1000多名沖繩 居民進行調查,調查顯示兩成受訪者支持沖繩獨立,七成反對獨立。在族群身份認同上,五成受訪者認為自己是琉球人,三成認為自己即是日本人也是琉球人,約二 成認為自己是日本人。在臺北政府拒絕承認琉球是日本領土的問題上,半數受訪者表示很好或者可以接受,在臺北政府仍然將沖繩稱為琉球的問題上,七成五受訪者 表示很好或者可以接受。在日本對沖繩政策的問題上,七成受訪者表示反對日本政府對沖繩的政策。沖繩縣知事仲井真弘多曾經公開說過,沖繩是日本國內最親華的 縣,並以本人是琉球華裔後代為榮。這一結論顯然與科洛所說的「沖繩人民中幾乎不存在支持獨立的情緒」相去甚遠。

由於《日美安保條約》下的《日美地位協定》規定,美方對美軍士兵有優先司法管轄權;即使在日美軍在公務以外的犯案,如果美方先行拘留嫌疑人,在日方正式提出起訴前無需將嫌疑人移交日方。這也就在事實上賦予了駐日美軍「法外治權」,眾多違紀美軍可以逃脫法律處罰。據沖繩縣議會的決議和意見書中記載,自1972年美國將沖繩「歸還」給日本以來,記錄在案的美軍所犯案件共5747起,平均每隔兩三天,美國士兵就會在沖繩製造一起違法事件,而真正能被繩之以法的少之又少。1995年,三名美軍士兵輪奸沖繩少女案引發數十萬沖繩和日本各地民眾抗議,要求美軍撤離沖繩和日本。為表示向民眾意見妥協,日美政府曾表示將遷移走設置在宜野灣的普天間軍用機場。該機場設置在市中心,且占據市區要津,占地面積超過25%, 被稱為「全世界最危險的基地」。但是,由於日本政府屈從美政府要求而未能在達成協議,引發沖繩民眾集會抗議,並因此在2010年導致前民主黨鳩山內閣垮臺。

2005年-2007年,日本扶桑出版社修訂歷史教科書,美化日本殖民歷史和二戰罪行,包括否認強迫沖繩居民服役和戰時自殺。這一版本教科書得到日本文部省批準許可,不僅在中國、韓國和新加坡等地引發大規模群眾抗議,而且在沖繩當地也引發包括行政長官縣知事參與的11萬群眾集會抗議,要求日本文部省撤回許可,立即修改教科書中美化日軍罪行的描述。

今年美軍為增加在亞太地區軍力,向普天間機場增派魚鷹戰機,9月曾引發10多萬沖繩居民抗議。就在科洛同誌文章發布前後的10月16日,駐沖繩美軍士兵再次輪奸當地女性,引發十數萬沖繩居民和日本民眾參與的數十次大規模抗議,沖繩當地議員和政府官員也準備前往首都東京和美國首都華盛頓抗議。

而且,在沖繩民眾抗議美軍基地的示威和運動中,也出現 「畜生(美國人)滾出沖繩!」(Animal(American), out of Okinawa!)的口號和標語。筆者認為左派不能由此得出所謂沖繩人民反對美軍的遊行與示威就是一場種族主義遊行,雖然其中民族主義的情緒非常強烈。

以上事實說明,在沖繩島內民眾中存在至少強烈的自治情緒。而按照支持沖繩獨立自稱出身「琉球石垣島」的日本龍谷大學教授松島泰勝接受媒體采訪時警告:琉球人對日本的絕望感正在蔓延,「琉球獨立」正在成為一種現實選項。

中國民眾中的仇日情緒與未清算的日本世襲右翼政治體製

無 庸諱言,在中國的廣大民眾中存在強烈的仇日情緒,而且這種情緒近年來有增無減,這與資本主義製度下民眾受壓迫情緒日益激烈有關,正如同中國民眾仇富和仇官 情緒不斷激化一樣。而且,近來反日遊行中出現不少種族主義的言行也是階級壓迫通過民族主義異化的一種反映。中國的資產階級和專製當局無疑會試圖利用此加強 其統治和轉移矛盾註意力。

自由派資產階級媒體習慣性地將中國民間的仇日情緒稱為中共當局官方煽動的結果。陳駿在《反對》一文中聲稱,正如那些反日口號一樣,中共的宣傳也是基於本質上是種族主義的觀點。國家媒體刻意培養對全體日本人的仇恨,不斷聲稱整個日本社會都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早期殖民戰爭中在亞洲犯下的可怕戰爭罪行負有責任。

這其實就是一種典型的誤讀。在二戰後,中國政府(無論是中華民國政府還是此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恰恰放棄了對日的戰爭賠款要求。中國人民對於日本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仇恨主流上絕對不是針對日本全體人民的仇恨。而日本政府還以此為理由拒絕向戰爭中受害的性奴役的「慰安婦」和強迫奴役勞工,以及二戰遺留化學武器受害者賠償。固然這一放棄戰爭賠款的決定其中有地緣政治的因素(由於美國政府的操作中華民國政府還是此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都被單方面排除在1951年 同盟國與日本諦約的《舊金山條約》之外),此後中國政府在與日本建交時也是因為不對希望將戰爭賠償的責任加諸在普通日本民眾身上,將日本軍國主義者與普通 民眾分開而放棄戰爭賠款。(日本在戰後雖然向臺北的中華民國政府和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提供政府發展援助,但是其中絕大部分資金都需要償還的。)

而且環顧亞洲,這種對日本右翼統治階級的仇恨情緒並不只限於中國大陸人民身上,中共官方的種族主義宣傳無從朝鮮、韓國和臺灣民眾,乃至日本本國民眾中也蘊藏對日本資產階級右翼的憤怒。

在釣魚島問題上,恰恰不是因為領土爭端的沖突產生民族仇日情緒爆發,而是因為中國民眾長期積蓄無法發泄的仇日情緒導致了在釣魚島沖突問題上的激烈表現。在今年反日遊行前,中國規模最大的反日遊行發生在2005年, 而當時與釣魚島領土沖突無直接關系,主要是日本修改教科書否認歷史上的侵略罪行和日本要競選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當時,不僅在中國和韓國引發反日運動, 甚至日本國內和沖繩民眾大規模遊行,而日本的反戰運動不僅在於反對日本美化戰爭罪行,更是反對日本政府追隨美國參與海外派兵,包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中 為美軍提供後勤援助和軍事擴張。

而 這種表現在相當程度上也是在於中共專製當局限製民眾的基本權利,禁止他們日常發表自己主張的導致的結果。這不同於一般的領土爭端引發的民族主義對立情緒, 也不同於中國與其他東南亞國家在南中國海領海爭端問題。很難想象由於中國和菲律賓在黃巖礁的主權爭端上,在中國能動員起數百萬人參與的反菲遊行。(事實 上,中國與越南等國在領海和領土問題面積上的爭端遠遠大於與中國和日本之間就領海問題的爭端)

假如這種民族仇恨不僅是來自中共當局的宣傳,而群眾運動又不是以民眾自發為主的,那是否該關註真正刺激其發生的重要來源呢? 西方國際主義左派將中國廣大人民群眾今天的憤怒只歸結於歷史上百年和數十年前日本慘絕人寰的戰爭罪行的不滿。他們的文章中都簡略地提及了歷史上日本軍國主義在亞洲犯下的種種罪行。譬如文森特·科洛的《沖突》一文中提及中國民眾中對日本戰爭時期殘暴罪行可以理解的擔憂與憤怒。陳駿在《反對》一文中提及野田政權宣布國有化釣魚島恰逢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也即中日戰爭全面爆發日。梅因的《動員》一文中提及中國反日遊行高潮主要是圍繞1931年日本占領東北的「九一八」事件發生的,普勞勃斯登也對中日歷史戰爭背景進行了簡略介紹。

但 卻忽視了很重要的一點,這種半個世紀前的歷史仇恨之所以能持續積累和發展更重要的是由於日本戰後繼續的資本主義右翼政治體製所導致的。並且與經濟和政治危 機下日本資產階級右翼政治勢力得以大規模擴張有關。換而言之,如果當前的日本右翼政治勢力發展的趨勢沒有得到遏製,那麽中國民間的仇日情緒很難得以平復, 這是空喊階級團結和超然中立所能解決的。

實際上在1970到1980年 代間,中日兩國間民間關系曾經處在相當親密的關系,這在相當程度是由於中日兩國左翼群眾共同努力的結果,也是日本左翼群眾二戰後反對戰爭反對美帝國主義反 對資本主義的運動的歷史貢獻。而隨著世襲化的體製性右翼政治體製獨家掌握大局和對日本工人階級和左翼群眾鎮壓的結果,導致中日工人階級和民間關系的惡化。

如果意大利前法西斯獨裁者墨索裏尼的孫女亞力山德拉·墨索裏尼(Alessandra Mussolini,現為意大利前總理貝盧斯科尼所屬的右翼「自由人民黨」的國會議員) 當選出任意大利總理,想來這在歐洲必然會引起左派的軒然大波。如果德國和意大利的包括總理和議會議長在內的政要近幾十年來多次在歐洲戰爭紀念日公開前往希 特勒和墨索裏尼墓地悼念希特勒和墨索裏尼,必然會在歐洲和以色列等國引起強烈抗議。假如德國法院總是裁定德國現政府不必賠償二戰德國納粹遺留毒氣彈導致戰 後他國平民傷亡和戰爭奴役勞工帶來傷亡(非政府間戰爭賠償),想來也會引起歐洲左派群起不滿與抗議。

但是,類似事件在日本戰後歷史,尤其是在1970年代以來屢屢發生。10月17日,重新當選自民黨總裁安倍晉三參拜了靖國神社。而安倍晉三當選自民黨總裁其實就是日本主流右翼政治勢力選擇的結果,其個人背景更能說明戰後日本世襲化右翼政治體製。安倍晉三出身政治世家,父親安倍晉太郎曾任中曾根內閣的外相,外祖父岸信介(1957-1960)和外叔祖父佐藤榮作(1964-1972)都是日本戰後臭名昭著的右翼首相。日本政界特有的世襲家族政治使岸信與安倍家族壟斷山口縣半數選票達半世紀之久。外祖父岸信介本身二戰期間1940年代曾經擔任東條英機內閣的商工大臣,1930年 代曾受日本政府指派出任傀儡國滿洲國的工業部長,大量使用中國奴役勞工為日本侵略戰爭服務,曾經名列東京國際法庭的甲級戰犯。但是,美國軍事當局為扶植日 本親美右翼政權,未對其審判即釋放。此後岸信介旋即成為日本民主黨(前)和自由民主黨的創始人之一,並擔任日本政府的外相和首相。在其首相任內,為通過與 美國簽訂《美日安保條約》,罔顧日本國內左翼和數百萬群眾參與的反對安保鬥爭,采取強力鎮壓。其弟佐藤榮作在出任首相期間,為確保到期的《美日安保條約》 順利延期,鎮壓第二次群眾反對安保鬥爭和70年代左翼抗爭運動,分化沖繩人民反對駐日美軍鬥爭,而且在其任內多次參拜靖國神社。安倍晉三在2006-2007年上一次首相任期內就將日本自衛隊機構從防衛廳提升至防衛省,推動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曾經多次參拜靖國神社,並聲稱「日本二戰戰犯不是罪犯」。

除岸信介與安倍晉三家族之外,另外還有與之有聯姻關系的吉田與安信家族。日本二戰後1946-1947年和1948-1954年兩次出任首相吉田茂曾在1920年代出任日本駐中國東北奉天(現沈陽)總領事和外務省次官,並在1927年參與當時首相田中義一組織的東方會議,為入侵和瓜分中國東北及內蒙等地(滿蒙)製定戰略性計劃。吉田茂在美國占領軍支持下出任日本首相,並推行「正常化」措施,使18萬二戰後被禁止從政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重返政界,其本人在首相任內五次參拜靖國神社。吉田茂的外孫麻生太郎在2008-2009年出任日本首相,並積極推動日本天皇正式參拜靖國神社運動。麻生太郎在從政前曾出任家族企業社長,而麻生會社的礦業公司曾經在二戰期間非法奴役1萬名朝鮮勞工和300名歐美盟國的戰俘從事強迫性采礦服役,並導致大量勞工和戰俘死亡,迄今未有賠償。日本戰後大半首相之間都存在各種聯姻親戚關系,並且與眾多二戰戰犯有直接關系。

美 國二戰後出於反對共產主義陣營的冷戰和維持帝國主義統治秩序需要,從未完整清算日本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罪行,帶有封建世襲家族製的財閥政閥體系並未得到廢 除,包括日本天皇裕仁在內的眾多日本戰犯都未收到懲罰,並在戰後繼續在日本政治體製內占據高位。根據相關統計,包括岸信介在內的48名甲級戰犯嫌疑人未經審訊即行釋放,數千名乙級丙級戰犯全數釋放。如日本黑社會黑龍會頭目海軍少將兒玉譽義夫身為乙級戰犯向美軍提供供數億美元從亞洲戰場掠奪來的財富和情報,即被釋放成為美國中央情報局正式工作人員,並成為自民黨創始人之一。被認定為甲級戰犯的重光葵曾在1945年戰敗前出任日本外務大臣,並在日本投降書上簽字,7年監禁出獄後。1954-1956年 他再次出任日本外務大臣。而包括東條英機秘書在內的一些日本將領直接成為美國占領軍的顧問而免去任何處罰。正是這一世襲性的右翼政治體製決定日本歷屆政府 和自民黨在戰後一直未能反省戰爭罪行,並且鎮壓日本國內反戰運動和左翼運動,通過否認侵略、篡改歷史、悼念戰爭罪犯、軍事擴張的挑釁東亞各國曾遭受日本軍 隊侵略的人民。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1:55:35

陳駿在《反對》一文中強調,事實上,日本工人和貧苦農民在日本軍國主義政權下遭受的苦難並不比中國人民少。有組織的勞工運動和政治反對派都遭殘酷鎮壓,迫使數百萬計的年輕人加入軍隊, 為日本帝國主義的野心當炮灰。正由於勞動人民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敵視之深,即使在今天,政府對於除去該國憲法中的所謂和平條款,仍面臨著深刻的困難。而科洛同誌在《沖突》一文中則列舉了日本東京、大阪和名古屋三座主要城市行政長官的右翼言論。

兩者之間的觀點顯然發生了沖突。日本是所謂的資產階級民主社會,所有的臺上政客都是選民一人一票選舉產生的。而東京、大阪和名古屋三地是日本人口排名前五的城市,總計人口近2000萬。如果沒有相當民意基礎支持右翼政客,至少不反感其右翼言論,這些右翼政客又如何可能當選。這也是為什麽社會主義者要強調不能迷信在資本主義製度下的民主,因為資產階級民主同樣含有「毒素」,也不是解除民族主義情緒的「靈丹妙藥」。德國納粹上臺時,恰恰是在所謂民主的魏瑪政府體製下通過選舉實現的。近來橋本龍太郎和橋下徹積極組建新黨參與政治活動更說明在經濟危機下日本社會中政治意識右轉。科洛在文中列舉了民意調查顯示有一半人口不支持任何政黨,而自民黨則有35%的支持率。這並不是說明日本社會中對於右翼的抵製,而是恰恰在於日本左翼的失敗,尤其是在1970年代左翼運動和反戰運動失敗後,普通民眾對政治失去興趣,而使右翼獨大的結果。

雖 然日本社會極右翼政治團體規模並不大,但其政治主流意識就是右翼思想,並一直有強烈的保守民意基礎。這也是主流政客為什麽經常有參拜靖國神社和為日本歷史 戰爭罪行辨護的言行。譬如,和自民黨聯系密切的日本遺族會就是一例。日本遺族會是由二戰後日本軍人的遺屬組成的民間協會,其主要目標是表彰為日本戰死的英靈,促使政府官員正式參拜靖國神社,並保護靖國神社;二是要求日本政府提高遺屬補助金。日本遺族會核心成員包括前日本戰犯東條英機孫女東條由布子等眾多甲級和乙級戰犯和其家屬,日本多名前首相橋本龍太郎、森喜郎和小淵慧三是遺族會的會長。目前日本遺族會有800多萬會員,其中近20萬是自民黨黨員,是自民黨最重要的票倉之一。而日本遺族會一直推動官員正式參拜的靖國神社是日本神道重要宗教場所,軍國主義的重要象征,1978年,靖國神社將包括被14名甲級戰犯在內的近2000名戰犯列入供奉供奉名錄內,而歷屆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被普遍認為是應遺族會的要求。

今天的日本。一 方面,作為一個資產階級民族國家,其國家體製並不獨立與完善,日本受到二戰後《和平憲法》的約束,放棄了所謂的國家交戰權和擁有核武器的權利。而自二戰以 來,美軍就長期駐紮日本各地,並且不受日本司法管轄,加之日美軍事同盟、《日美安保條約》和《美軍在日地位協定》等不平等條約約束,美國很大程度上控製與 影響日本的政治、外交與軍事政策。因此,在日本國內普通民眾和資產階級中的一部分都長期具有受壓製感和屈辱感,而與中國的釣魚島爭端問題則成為這種屈辱感 的一個發泄渠道。

另一方面,自從冷戰時期以來,日本一直在大力擴充和發展軍事力量,日本軍力一直雄踞亞洲前三。2011年日本本國軍費開支約為550億美元,總額排名世界第六,但國民人均軍事開支世界第一,軍隊人均軍費開支世界第一,軍隊人均收入世界第一。同時,在技術和規模上,日本擁有亞洲實力第一的海軍和第二的空軍。加之,日本從1970年代起就長期承擔駐日美軍多項開支,若加上這部分支出,日本在防務方面的總開支約為1000億 美元左右,與目前排名世界第二的中國的軍事開支相當。而且,從上世紀海灣戰爭開始,日本政府就積極承擔美軍侵略戰爭的軍費開支。本世紀初更直接派出自衛隊 參與美軍在伊拉克、阿富汗戰爭的後勤援助和索馬裏沿海巡邏任務,並且據說還派出特種部隊接受美軍指揮,直接參與阿富汗和非洲等地的秘密任務。日本的資產階 級政府同時又是美國全球戰略的「忠實走狗」。

二戰後軍事占領琉球群島的美國單方面決定將琉球群島和並非是琉球群島附屬的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行政權交給日本,罔顧當時斯大林主義的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其軍事盟友國民黨的臺北中華民國政府的抗議是有其歷史背景的。在1960年代,由於對於美軍占領沖繩和罔顧法紀不滿,沖繩當地屢屢發生農民暴動和市民。迫於大規模群眾抗爭,美日資產階級統治階級同時采取暴力鎮壓和懷柔安撫以挫敗左翼群眾運動。1970年,日美需要延續已經10年到期的《日美安保條約》,在日本全國發生了數百萬群眾參與的激烈反安保鬥爭,甚至出現占領大學、機場和激進分子與警察發生暴力沖突情況,當時日本政府和警方竭力鎮壓,以維持日美同盟關系。回顧1972年日本獲得釣魚島」行政管轄權」的背景,美帝國主義之所以決定將琉球群島與釣魚島及附屬島嶼交給日本,簡單地說就是對於日本資產階級的「褒獎」和對日本左翼群眾鬥爭的安撫。

同 時,美國通過釣魚島的主權懸置,在中國大陸、日本和臺灣勞動人民間製造不和,進行分化瓦解,也在一定程度上轉移了日本民眾對於美帝國主義控製與占領日本這 一最侵犯日本人民民族權益和主權的關註。而今天日本右翼資產階級獨大的局面很大程度也是美國政府為在亞洲推行自己不公正的帝國主義統治秩序和反對中國、蘇 聯等共產主義陣營,蓄意培植的結果。中國和韓國等東亞國家民眾的仇日民族情緒顯然很大程度上是這一不公正的帝國主義統治秩序和日本右翼政治體製的產物。

社會主義者和左派對待自發性群眾運動的態度

任 何群眾運動的性質從來不是非黑即白的或者涇謂分明的,總是同時存在著各種進步的和反動的因素。對於社會主義者和左翼力量來說,問題在於如何判斷其中哪些是 進步的因素與力量,哪些是反動的因素與力量,哪些是運動的主流,哪些是運動的旁枝末節,而這些運動是否有利階級鬥爭和社會運動的發展。只有在充分了解和認 真分析後,才能選擇政治上的立場。

針對中國大陸的群眾性反日遊行,國際主義左派先驗性地判斷反日遊行一定會把參與群眾引向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方向,換而言之,就是群眾會通過反日遊行支持現中共專製政權。並強調其對亞洲其他地區的群眾意識會起到負面效應,把中國群眾運動的表現等同於帝國主義宣傳的「中國威脅論」,這種「負面印象」的出現與中國和西方的資產階級媒體的誇大宣傳有關。國際主義左派的這一立場顯然有所傾向於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

革命共產主義國際趨勢(RCIT) 的普勞勃斯登在《不要》一文中提出相關的民眾賠償訴求: 另 一個重要問題是訴求立即給予數百萬中國、韓國和其他二戰受害國的人民合理的賠償,他們是二戰時期日本帝國主義恐怖占領的犧牲品。尤其是涉及到數十萬日本軍 隊強征而遭到強奸和折磨的性奴慰安婦女(日本官方迄今仍否認這一事實)。同時,日本應該有必要在外交上完全承認朝鮮,並賠償由其1910 -1945對朝鮮進行殖民統治的損失(註:日本帝國對朝鮮的正式吞並始於1910年,但其殖民統治開始於1895年)這一賠償不應由日本工人承擔,而通過向超級富裕的日本壟斷資本家征稅實現。

這一建議固然很好,但如何才能實現要求日本資產階級支付賠償的訴求呢? 難道是依靠普勞勃斯登提議的「革命失敗主義」嗎? 如果沒有廣泛的中、日、韓、朝和臺等地群眾自發進行的群眾運動,包括遊行、示威和罷工,而且反對各國統治階級政府,日本統治階級如何會屈服而主動賠償呢?如果要求中國的工人階級和民眾放棄通過遊行、示威和罷工的民主權利方式鬥爭,普勞勃斯登又有什麽建議能實現這一目標呢? 國際主義左派這一超然中立和雙重否定的態度事實上不正是在縱容日本右翼資產階級政府和軍國主義復蘇嗎?

國際主義左派在釣魚島問題上所犯的教條主義與宗派主義錯誤在國際共運歷史上並不鮮見。而且那些錯誤對中國革命曾經產生非常消極的影響。1929年,斯大林主義指揮下的中國共產黨在1927年機會主義路線失敗後,又極左關門主義地跳到了另一端,在與國民黨蔣介石政府與東北軍閥張學良發生的中東路事件中機械地指示中共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國民黨利用中東路事件和中國共產黨的粗暴宣傳將蘇聯指為「社會帝國主義」,並將中國共產黨稱為「拿著盧布的赤色帝國主義的走狗」。而且這在結果上確實影響到中國共產黨在當時國民黨統治的城市地區工人階級和中下階層民眾中的形象,對1930年代初期中國共產黨無法繼續工人階級鬥爭而轉入農村軍事鬥爭具有一定影響。

正如當時與中共決裂前陳獨秀指出的,「武裝保衛蘇聯」口號「未曾用群眾所能了解的事實而不僅是我們主觀上的理論,對於中東路問題之本身,加以正確的詳細的解釋及打碎國民黨的假面具,能夠使群眾減少民族偏見,不至為國民黨所欺騙而接受我們的宣傳的領導」,恰恰幫助了國民黨維護狹隘民族主義利益的欺騙。陳獨秀當時提出「反對國民黨政府賣國誤國政策」口號,再輔以如下的宣傳:不讓帝國主義借中東路事件進攻蘇聯;不讓帝國主義者因爭奪中東路而相互戰爭。(其實陳獨秀提出的口號尚不清晰,如能明確提出「保衛社會主義鐵路,支持蘇聯武裝托管」的口號更能清楚解釋階級立場和說服中國普通群眾)

社 會主義者和無產階級不支持資產階級政府之間的戰爭,而且我們也不贊同一些毛派分子和資產階級自由派寄望由中共當局的國家機器與軍事力量實現這一任務,同樣 我們也不會為了釣魚島領土爭端問題而支持中共資產階級政權的軍事擴張行動或為其行動背書。這不僅是因為資本主義當局的擴張主義可能引發犧牲民眾為代價的軍 事沖突,也是因為當局的投降退讓可能會最終出賣中國工人階級和民眾利益。

但 是無視中國廣大勞動人民合理正當的呼聲,將遊行、示威與罷工的鬥爭方式和其中出現的種族主義和軍事擴張主義混為一談,不僅無助於解決中國反日遊行和群眾運 動中的出現的種族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傾向,反而在幫助中共當局和右翼民族主義獲取支持基礎,並使國際主義與社會主義進一步邊緣化,而重蹈歷史上左派關門主 義的錯誤。因為普通的工人群眾無法通過自己組織活動進行鬥爭,則只會將希望寄托在本國資產階級政府身上。

同時,左翼的這種指責也無助於日本工人階級和左翼的發展與其反抗資產階級右翼統治的鬥爭。恰恰正是因為亞洲資本主義和親資本主義政權,其中也包括1970年代以來中共政權的資本主義復辟,縱容日本右翼勢力和他們對日本工人階級和左翼群眾運動的鎮壓,才導致日本左翼運動和反戰運動一蹶不振和工人階級缺乏自己的組織。自1970年 代反戰和左翼運動失敗後,日本左翼力量極端邊緣化。甚至被稱為修正主義的日本共產黨事實上也處於政治打壓中,其普通黨員在生活和就業等各方面都遭到嚴重歧 視。在日本資產階級右翼政治力量壟斷日本政壇的情況下,假如沒有來自受害國人民的遊行示威抗爭,以民眾意見表達訴求,只會進一步擴張日本國內右翼聲望而打 擊左翼,在事實上幫助了日本的資產階級政府。正如一名日本資深的反戰活動人士對中國調查二戰歷史真相的活動人士說的,假如你們都忘記了,我們還會記得嗎?

中國的社會主義者和無產階級絕對不能支持中國的資產階級政府以「保衛釣魚島」的名義發動戰爭,但同時必須強烈譴責日本資產階級政府和右翼力量在釣魚島問題上侵犯中國和臺灣勞動人民的整體利益。並通過直接參與群眾運動,在運動中引導群眾從階級立場出發,反對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等消極因素,而且通過這些群眾運動也可以鍛煉群眾,發展骨幹組織力量,實踐真正基本民主權利。

資本主義政府為了追求利益,既可以以「愛國主義」的 名義蠱惑民眾發動對外戰爭,工人階級和底層勞動人民充當炮灰為其火中取栗,但同時也可能為維持統治,而隨意犧牲本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整體權益。所以, 中國大陸和臺灣的勞動人民如果希望和平和真正地實現在釣魚島及附屬海域的權益,只能訴諸於日本勞動人民,通過與日本工人階級的聯合,才能避免民族沖突和戰 爭,而實現工人階級的共同權益。

日本工人階級分享釣魚島及其附屬海域和東海權益,也不能寄希望於日本的資產階級政府和國內的右翼政黨與組織,必須訴諸於與中國大陸和臺灣工人階級的聯合,並深切認識到中國大陸和臺灣勞動人民對於自身權益的認識和切實需求。

只有中日臺三方的工人階級在東亞地區實現真正的團結,共同反對各自國家的資產階級政府和反對美帝國主義為代表的外部幹涉勢力和軍事存在,那麽才可能真正實現和平、民主、環保的共同開發。中日人民要友好,必須建立在客觀認識歷史,現實和未來的基礎上。

要在東亞地區真正解決包括釣魚島、獨島和北方四島等領土糾紛和實現永久和平,只能通過建立一個真正的東亞社會主義聯邦才能實現。

美軍立即無條件撤離整個東亞地區,立即廢止《日美安保條約》!
支持日本人民和沖繩人民反對美國駐軍與反對《日美安保條約》的鬥爭!
反對東亞地區的中美日臺的軍事競賽!
面向中日臺美無產階級與進步勞動人民,實現國際無產階級團結!
團結日本勞動人民和進步力量,反擊日本資產階級右翼勢力,正確認識日本軍國主義二戰罪行!
要求日本資產階級和大企業賠償二戰民間受害者損失,反對日本民眾承擔賠償!
反對本地區任何帝國主義和強權軍事聯盟,包括美日韓臺的軍事同盟和中俄等國的軍事合作!
反對各國資產階級政府精英政治和秘密外交,要求實現民眾的民主政治!
日本軍事和警察力量立即撤出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區域!
反對任何一方的資產階級政府的軍事力量進入和長期占據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
反對任何激化釣魚島沖突和軍事化沖突的舉動!
反對中日臺政府和右翼力量煽動民眾民族主義對立和種族主義仇恨!
絕不信任中日臺三地資產階級政府或其中任何一方能解決領土糾紛問題!
中日臺三方工人階級聯合團結起來,實現本地區永久和平和資源有計劃的民主和平共享!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1:56:39

釣魚島問題:反對戰爭和軍國主義,支持工人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

回應陳墨首次發表在紅色中國網站上的文章《釣魚島問題——回應迷思中的國際主義左派》。工國委對於自稱托派的陳墨發表這篇為民族主義辯護的文章,感到非常驚訝。

由於陳墨的文章包含大量內容,本文無法一一回應,但我們從陳墨錯誤的結論 –中國民族主義立場 -作出回應及總結經驗。我們歡迎繼續與各界左翼分子辯論,認真的分析對國際工人運動是有裨益的。

「國際主義左派」?

工國委是認真看待不同意見,不會將之扭曲。可惜陳墨沒有針對性地處理文森特·科洛就中日衡突的文章的內容(在中日島嶼爭端背後隱藏了什麽?),陳墨將工國委(CWI)與其他面目模糊的「托派」團體混為一談。工國委在全球50多個國家工作,包括中國內地、香港和很多亞洲國家,其中國同誌自2009年出版定期刊物,在一定數量的讀者間傳閱,我們亦面對其他左翼分子也遭遇過的鎮壓、在可能的情況下介入過罷工,並打著社會主義綱領參與過2011年香港的選舉,亦投入過很多群眾鬥爭,包括展開香港唯一一個反對種族主義運動(反種族主義青年),對抗反內地人的沙文主義。可是,我們卻被陳墨一並打成「國際主義左派」,與「革命共產主義國際趨勢」這個只存在於奧地利沒有領導和介入群眾鬥爭經驗的細小宗派團體等並列起來。陳墨以這種混淆視線的論述,以偏概全地攻擊我們的「錯誤」,暗示所有具有國際背景的團體是有一模一樣的立場——這是拙劣的歪曲!

反日遊行的民族主義

陳墨的文章是捍衛反日遊行,其主要的結論是社會主義者不應該對此作出批評,而應該支持這一「自發」的運動,甚至根據他的說法是無產階級的群眾運動。即使我們接受這一說法,這種極度中國中心的看法完全沒有考慮到,這些抗議對亞洲其他地方的工人意識的影響。他忽略了抗議和其中的種族主義言辭對日本以至菲律賓、越南以至其他地區群眾的影響(他視之為極小數,但這些言辭被媒體大量利用)。他刻意避免提及中越之間的沖突和中菲之間的緊張局勢。在更落後的越南,就南海爭端反對「中國帝國主義」的抗議是進步的嗎?我們應該以半殖民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去看待越南及菲律賓與中國的島嶼爭端嗎?實際上越南和菲律賓和中國在南海中的島嶼爭端變相服務了美國帝國主義的利益。可見,這問題是復雜的,是帝國主義勢力之間的衡突,不能以單向的民族主義分析去解釋。

陳墨誇大反日抗議的進步性、無產階級性和自發性,在他的文章總共用了16次「自發」兩字。如果這些抗議真的是自發及獨立於國家機器之外的話,為什麽它們沒有繼續和發展?至少,這顯示了其自發性是有限的。事實是,反日抗議服務了政權,被利用為向日本和其他相關的政府發出警告,並讓群眾對當局的憤怒轉移至日本政府。「但是這場運動並沒有完全受到政權的控製。在一些城市,遊行帶有明顯的反政府特征,但是是以一種混淆、矛盾的方式表現出來的,帶有極端民族主義但同時敵視中共及其親資本主義的政策。由於這一原因,示威只在短期內被當局容忍了。」因為欠缺具階級意識和社會主義的工人運動,在沒有獨立的政治力量挑戰當局下,反日遊行不可避免地被當局利用。當局利用這個運動,甚至內部不同派系以不同方式利用運動,以確保不會對當局構成真正威脅。我們不會盲目崇拜群眾的自發運動,而是從運動中學習,並提出綱領將鬥爭引至階級戰線上。

陳墨指由於反日示威主要由工人和貧窮階層組成,所以順理成章是「進步」的,但他完全忽視重要的問題,運動領導層的性質和鬥爭的訴求及綱領,以及主導運動的思想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都是關鍵。在越戰中,美國的反戰示威者曾有名地被「安全帽」(被政府主戰論調蒙上眼睛的建築工人)攻擊和毆打。即使不可否認這些工人都是無產階級,但沒有社會主義者會將之認定為進步。有很多工人階級基礎的運動都不是進步的。反日示威運動同時受到政權外部和內部的資產階級的支持。在西安有歐洲豪華汽車組成車隊參與示威,提出「打倒小日本,滾出釣魚島」等反日的口號。

在這場反日遊行潮不是由工人階級群眾領導的,很多遊行中中小資產階級和地方上中共基層黨組織在其中發揮了領導成用。況且,如果只要有工人參與的運動就自動是進步的話,哪麽我們為什麽還需要領導工人的組織——革命政黨?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陳墨為了製造藉口,竟然指出希臘和西班牙反歐盟和反削減開支的遊行中有種族主義的口號。事實完全相反,正是工人的群眾鬥爭限製了種族主義的危險!在希臘近幾年有超過16次反對資本家削減開支的總罷工,當中帶有前革命狀況的特征。同時由於缼乏缺命政黨,加上國家工會領袖軟弱,令鬥爭變得復雜,並為金色黎明黨打開了發展空間。現時金色黎明黨在國會有18席,對外來移民進行殘酷的攻擊。這些發展表現了革命和反革命同時進行。馬克思主義者需要將之分辨,而不是混淆起來!

資產階級領導下的民族解放運動?

中國已經不再是「半殖民」國家,即使陳墨正確地指出中國有落後國家特質以及被外國資本剝削。但中國同時愈來愈扮演帝國主義的角色,經濟上剝削東亞和非洲等地其他更弱的國家。在一戰時期,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知道俄國是半殖民地(受英法資本支配)但同時又是帝國主義國家(特別是對烏克蘭和波蘭等非俄裔的群眾)。他們沒有視俄羅斯民族主義是進步的,或者支持對德國開戰。而且,陳墨再次只看到問題的一方。現在的情況不是帝國主義軍隊占領中國領土,而且在現時條件以及政治和軍事力量對比下,在短期內美國或其他帝國主義競爭勢力(這競爭正在尖銳化,但現時受製於經濟互相依賴,但小型的衡突可以激起更大的社會和政治運動)並不會侵占或攻打中國。陳墨機械地將釣魚島事件與狀況不同的進步的反軍事占領民族運動(巴勒斯坦、伊拉克、1920-30年代的中國、法屬印度支那)相提並論。對於這些情況,社會主義者不會只限於支持抗議和鼓動,並支持群眾武裝抵抗的權利。雖然他提出的例證中社會主義者都會支持軍事行動,但陳墨沒有提倡中日開戰,卻沒有作出解釋。

然而釣魚島事件背後是帝國主義勢力之間的衡突,要建立新的統治規則去控製該區的海洋和資源,也是中美之間對於地區主導權的爭奪。而如果在釣魚島上發生武裝沖突,將可能讓中國當局利用和日本以及美國的外交危機,對內大力鎮壓反對勢力,同時加大對勞動人民的壓迫,藉此推動更快和更殘酷的私有化政策。就如1979年的中越戰爭之後,鄧小平大力藉此推動資本主義復僻和市場改革。戰爭令越南和中國人民付出了慘重代價,而鄧小平利用這場戰爭鞏固統治集團,並加快改革和開放。對於如何對待中國統治精英未來可能發動的軍事沖突,這是很大的教訓。

即使陳墨在文章末尾有提及過「亞洲社會主義聯邦」,但整篇長達三萬字的文章的立場實際停留在資本主義的框架內,與這目標違背。他引用托洛茨基,強調不要全盤否定受法殖壓迫的印度支那(Indochina)群眾的民族主義,托的說法是正確的。但托洛茨基的方法是將民族獨立鬥爭與社會主義革命連結起來。這不是基於教條的原因,而是對今天世界非常重要的歷史教訓。看看巴勒斯坦、科索沃和東帝汶的例子,在資本主義框架下的民族解放是沒有前途的。陳墨把這事情混淆起來,混淆了反對殖民侵占的民族解放運動和在無人居住的島上的領土爭端以及海軍力量競賽。

工國委(CWI)反對任何政府對東海和南海漁民的騷擾。我們反對任何一方的軍事擴張,反對日本資本階級家最近挑釁的行動,但同時表明要達至目的,只能透過建立國際戰爭性工人運動,而非依附反日民族主義。相反,反日民族主義會混淆群眾的意識,將日本群眾推向反中國的民族主義一方。

很多左翼組織都機會主義地墮入了民族主義的陷阱。歷史上,LIT以僵化和教條的方式對待民族問題,令其在1982年福克蘭群島/馬維娜斯群島戰爭上,要求其成員自願參加阿根廷的軍隊反對英國。彼特.塔夫在其小冊子《阿富汗、伊斯蘭和革命左翼》中提到:「他們[LIT]限製自己的民族問題的訴求在「獨立」上,但沒有社會主義的內容。從LIT的立場唯一的結論是,它在民族問題上是建基於地理上的概念,而且十分接近階段論。根據他們的方法,一塊領土曾經在某一階段屬於特定的國家,是決定性的因素。」可惜,在今天中日衡突中,陳墨犯上很多類似的錯誤。而我們會對民族主義情緒采取敏感的態度,同時提出過渡訴求去接觸被民族主義或沙文主義混淆的階層。基於他們直覺上對統治精英的仇恨,提高他們的階級意識,爭取他們團結工人階級的鬥爭。

陳墨沒有提及中國作為對西藏和新疆的民族壓迫者。中國當局在釣魚島上展示軍事實力除了向東京施壓,亦有其內部的議程,就是要警告非漢族區的群眾不要挑戰中央或推動民族獨立。同樣,在此情況民族主義亦有其雙面性。社會主義者不會全盤否定藏族及突厥語群眾的民族渴求,但我們指出藏族及烏魯木齊民族運動的親資本主義領導是完全不能挑戰當局的殘酷統治,因為只能透過革命社會主義鬥爭,尋求團結漢族工人和國際工人階級,才能推翻現今政權及帝國資本主義。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1:57:48


抵製日貨?

陳墨抵製日貨上的觀點是錯誤的。對於社會主義者不會支持抵製日貨,陳墨表示這是「篤信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的自由主義者的立場」。他拒絕承認今天供應和生產鏈全球融合的情況下,事實是更為復雜的。即使工人階級有國有經濟和計劃經濟的綱領,都不能在一個國家內解決問題,但當然這不意味著「等待」國際社會主義來臨,而是各國都同時進行鬥爭。抵製日產汽車和電子產品將會打擊中國工人,令工廠關閉和失去職位。中國第六大汽大公司廣州汽車集團報告指,其公司去年94%的利潤來自生產日本品牌的汽車(豐田和本田)。蘋果最新的iPhone 5在血汗工廠富士康生產,當中的內存來自東芝,屏幕來自夏普,還有新力的攝像頭、村田的藍牙設備、松下的電池。社會主義者不會反對全球勞動力分工,這可以達到節約時間的效果,是進步的。但社會主義者堅持這過程要從資本家貪婪的手中奪過來,而由國際工人階級民主控製和計劃。社會主義者支持國有化和工人民主控製,反對外國資本所帶來的剝削,但不是以抵製的方式反對所有外國投資。這將會淪為一個孤立的經濟,並阻止對經濟重要的技術和專門知識輸入。再者,資本主義全球化已經是事實,抵製外國貨品根本不可能發展為持續的群眾運動,這也是現實,與支不支持全球化的立場無關。我們支持國際社會主義,國有經濟和民主規劃,包括群眾控製跨越邊界的投資。

社會主義者不會輕易提出抵製外國貨品的訴求。如果我們提出這個訴求,我們會強調工人組織以工會的單位共同行動——例如以碼頭和鐵路工人去阻擋貨品,而不是以消費者的個體行動。例如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南非反對白人種族隔離獨裁政權的鬥爭,當時的抵製行動是南非左翼提出的,亦得到他們的支持。今天中國並不能以抵製日貨的訴求建立集體鬥爭。當局可以容忍甚至在一段時間內鼓勵這行動,以作為引導群眾憤怒的安全網,又可以向日本政府施加經濟上的壓力。

香港「保釣」運動

陳墨錯誤地指出,因為釣魚島活動分子很多次出海登島被阻止、被當局打壓,就證明這是對當局的政治威脅。這再次美化了這個宣傳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運動。北京阻止保釣行動委員會出海以避免不可預計的事件(任何國家機器都會捍衛自己壟斷勢力)。當局一方面要利用民族主義示威增強自己在亞洲向日本和美國的實力和地位,一方面卻害怕「過激」的民族主義會失去自己的操控,這是典型資本主義建製看待民族主義的方法。當局一直以來都阻止登島行動,但正是在這次的中日沖突中香港出海登島的行動有利當局的外交,所以當局才拉起閘門讓他們出海。中共喉舌《人民日報》下屬的《環球時報》在8月16日登出一篇題為「中國官民默契是保釣成功之本」的社評指出,解放軍不派軍艦為保釣人士護航,並非軟弱,又指中國如果現在「奪回」釣魚島,會觸發大規模戰爭。稱「民間保釣行動都是由國家綜合實力做支撐的。政府未對保釣人員登島提供公開支持,並不意味著保釣人士是孤立的。」這正好駁斥了陳墨指當局鎮壓「保釣」行動。

其中一名保釣分子、香港政黨社會民主連線的領導人物之一曾建成,曾經在黃巖島議題上於2012年4月發動抗議反對菲律賓,焚燒菲律賓國旗。香港有15萬菲藉外傭,她們面對壓迫、歧視和種族主義,特別是在2010年馬尼拉的人質慘劇案時。曾建成的抗議在這反菲情緒的背景下是特別有害的,但他同時反對內地孕婦來港產子,支持更強硬的邊境管理政策。工國委的香港支持者反對曾建成的沙文主義立場。

如果民族主義意識在中國真的代表著挑戰政權的話,為什麽政府還是大搞火箭升空和愛國教育等工程來煽動民族主義呢?為什麽香港政府又要推動愛國國民教育挑戰自己呢?

關於日企罷工

陳墨通過9月份在日企工廠和前幾年大連開發區發生的罷工潮說「工人鬥爭中民族意識仍然具有其進步意義」。然而陳並沒有解釋工人的提出了怎樣的訴求,罷工取得怎樣的成果。

然而,少數日企比如松下珠海廠發生了打砸設備的事件。和陳墨的看法相反,在這些工廠中工人的民族主義情緒起到了負面的作用。

我們當然支持工人們利用這一時機在進行罷工爭取提高工資待遇和要求獨立工會的權利的時候,完全策略性地在罷工中使用反日口號,在中日關系緊張的形勢下給與工人一定的「保護」,給當局鎮壓製造困難。

在馬克思主義者可以介入日資工廠的罷工的情況下,我們強調建立獨立委員會,將鬥爭民主化,不要信任中共官方工會,保持對鬥爭的獨立控製,向日本姊妹工廠的工會(佳能、松下等)發出團結及聯系未來鬥爭的呼籲。我們提出充公日本資本及中國資本的訴求,並由工人民主控製和真正的公共所有。我們強調需要有紀律的鬥爭,不要破壞機器和財物,因為這些東西是屬於工人階級而不是資本家的。

如何介入反日群眾運動

陳墨文章提到:「誤入歧途的革命失敗主義與國際主義左派的文中普遍認為,由於中國現政權已經是帝國主義政權,所以呼籲中國無產階級和左派不要介入群眾性反日遊行和運動,在中日沖突上采取超脫和雙重反對的立場。」這是捏造事實的,工國委(CWI)並沒有認為不應該介入反日群眾運動,反而陳墨沒有提及過社會主義者應該如何去介入運動。

馬克思主義者在可能的情況下都會介入運動,與群眾展開對話並提高他們的意識,與誤導性的或反動的「方案」戰鬥。反日遊行由於被國家機器嚴密監控,介入不是容易的事,甚至在一些情況下是不可能的:脫離當局默許的民族主義訊息的橫額和口號會被禁製,我們的同誌會被驅趕甚至逮捕。右翼民族主義分子亦可能會煽動身體上的攻擊。社會主義者可以試驗性地到遊行路線,提出「不要日本國有化釣魚島!不要戰爭!中日工人團結鬥爭,反對資本主義和軍國主義!」秘密派發傳單可以更全面地解釋社會主義的立場,需要工人階級團結、民主權利、以獨立工會聯系日本以至國際群眾進行團結鬥爭反對中日政府。

我們應該從2011年6月內蒙古的群眾抗議學習,那是當地30年來最大的抗議。當時內蒙古土地維權分子被一名受雇於大型媒礦公司的漢人貨車司機殺死後,蒙古青年發動抗議。他們是反對媒礦公司和環境破壞,而不是漢人。這運動贏得了全國網民的同情,而不像2008年西藏騷亂,被國家媒體演繹成反漢人而不是只反中共的行動。陳墨忽視了重要的教訓,低估了群眾反日情緒的負面影響。

關於如何對待遊行中的暴力

陳墨指反日示威是「底層群眾憤怒發泄的一種扭曲反映」,卻沒有提出策略帶領工人作出有效的鬥爭。工國委(CWI)沒有單純對把反日示威的暴力與種族主義攻擊等量齊觀。我們不是將騷亂浪漫化的無政府主義者,因為這本身不是工人階級的鬥爭方法,而是受欺壓階層找不到出路時作出的盲目反應。陳墨用大篇幅指出騷亂緣自工人階級的仇富憤怒,卻沒有指出這不是工人有效的鬥爭方法,是機會主義的表現。在群眾面臨類似的條件下,我們對待騷亂的立場在各國是一貫的。在2010年英國的騷亂中,我們指出騷亂的責任在於資本主義的卡梅倫政府,以及無法帶領鬥爭捍衛工人生活水準、無法為年青一代爭取工作職位的工會領袖。我們反對國家機器在騷亂施以鎮壓的手段,縱使因為有很多工人階級因為工人區受到大肆破壞而不同情騷亂,支持這些鎮壓。例如,在騷亂後的民意調查中,90%英國成年人支持警察使用水炮。但是,同時我們不像其他左翼團體盲目褒揚這些暴動。例如,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WP)將搶劫商店的行為描述為「強烈的政治行動」。正如我們的文章(騷亂:是誰毀掉了英國? )指出最大的搶劫者是資本家,但同時騷亂不會改變世界,而工人以罷工、占領和建設革命黨的鬥爭方式是當務之急。我們對待反日示威的立場亦相近。我們認為中共獨裁應該為騷亂和搶劫負最大的責任,反對警察鎮壓,但同時我們清楚指出騷亂不會實現政治上真正的改變,也不會幫助工人群眾建立替代方案。

總結

社會主義者了解運動的進步與反動元素,但我們不是單純的評論,而是要方方面面考慮如何介入運動。陳墨的文章沒有提及工人階級組織應該如何獨立地介入反日示威,卻偏面地褒揚中國民族主義的進步性,實際上就是迎合群眾的民族主義意識,而沒有提出工人階級的立場。

中國、日本和國際的資本主義正引領群眾走入災難。工人階級的大型運動正在來臨,這力量可以改變全球。各處的統治精英恐懼未來的這些運動,因而瘋狂地囤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加大了使用民族主義宣傳的力度。社會主義者一定要建立新的戰鬥性組織,以介入鬥爭、提出口號和方法,令群眾無意識的行動變為有意識的,反對資本主義和專製統治。在鬥爭裏會看到群眾情緒在希望與絕望間迅速轉變,而現行既得利益者將會誓死捍衛自身利益。中國、日本以至其他亞洲國家的沖突會為馬克思主義帶來考驗,只有以正確的方法和途徑我們才能通過這些考驗,發展壯大。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1:59:08

在中日島嶼爭端背後隱藏了什麽?

發生在東海關於有爭議的島嶼上的沖突,觸發了中國和日本(分別是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的經濟體)兩國邦交正常化40年以來最嚴重的外交沖突。在9月,大規模而有時暴力的反日抗議行動席卷中國,由此造成了日資企業嚴重的經濟損失。兩方的政客都以主戰論調發表了保衛國家主權的言論。在日本強烈的極右翼的壓力下,日本首相野田佳彥通過向據稱破產的「島主」購買爭議群島中的三座島嶼,將它們「國有化」,由此挑動了北京和東京之間緊張的政治神經。

中國所稱的釣魚群島或者日本所稱的尖閣諸島,是無人居住的小群島(只占6.3平方千米)。該群島自1972年之後其「行政管轄權」移交日本被日本控製,但在「國際法」下未定主權歸屬。中日之間在1970年代達成協議,將釣魚群島/尖閣諸島主權歸屬爭議無限期擱置。日本打破協議而激怒了中國政權。故此,兩國於2008年達成協議,共同開發島嶼周邊能源。這協定現在已處於垂死狀態。

這些島嶼位於富裕捕魚區,並且很可能有石油儲備,但是這些都不是今天沖突的主要動力,而是由於中日統治精英的威望和在該領域的野心。這些島嶼在中日關系中有很敏感的象征性意義。因為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中,日本取得對沒落的清王朝的得勝利,而首次獲得該群島。這場戰爭標誌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建立,並使其先吞並臺灣(福摩薩),然後是朝鮮,之後在20世紀30年代入侵中國大陸,在這場戰爭中兩千萬中國人死亡。最近發生在中國的反日遊行(香港和臺灣也有相對較小規模的遊行),日期正好碰上歷史事件的周年紀念,例如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標誌著日本軍隊占領中國東北(滿洲)的開始。

「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馬克思說。歷史對亞洲國家之間的關系有重大影響,是因為由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造成的歷史問題一直得不到解決。種族主義的東京都知事石源慎太郎首先提出購買釣魚島/尖閣諸島,因而激起現在的危機,從這事可見歷史引起爭執的可能性。

帝國主義勢力之間的緊張局勢

當前在東海發生對峙,以及在南海較大的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上的同類爭端,都是更大的地緣政治鬥爭的一部分——在美國、中國和日本之間關於對亞洲的經濟主導權的爭奪,而且牽涉到俄羅斯和印度的「勢力範圍」,另外還有該地區的澳大利亞、韓國、印尼、越南和菲律賓作為配角。

南海的緊張局勢不僅基於就捕魚場地和海底礦場的爭端,而且包括軍事戰略議題,比如對關鍵貿易通道的控製權和美國軍艦是否有權駛入中國的兩百海裏專屬經濟區。北京宣布整個南海是「國家核心利益」——地位和臺灣、西藏和新疆等同,而中國、菲律賓和越南在南海一些島嶼上存在爭議。

不少於七個政府宣稱對全部或者部分的南沙群島擁有主權,有三國對部分或全部西沙群島宣稱擁有主權。這些領土爭端在近幾年越來越頻繁和激烈,為各國政府的軍備競賽添加了燃料,國防預算急劇上升(社會支出受到擠壓),特別是海軍預算的增加。今年4月,根據參議員安東尼奧•特裏拉呢斯所說,菲律賓和中國就斯卡伯勒礁(中國稱黃巖島)的沖突「近乎開戰」。他被派到北京代表菲律賓總統阿基諾進行秘密會談。

「我們都磨拳擦掌,準備一場在該地區的國際拉鋸戰。」在東京的軍事安全評論員道下德成說。 「每當權力分配發生戲劇性的變化的時候,人們就開始重劃邊界。」(《紐約時報》,2012年8月22日)

世界經濟的重心東移,這在2008年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爆發後更加明顯。根據世界貨幣基金組織的資料,「亞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除去了日本、澳大利亞以及其他「發達經濟體」之外的二十七國)在全球GDP中占有17.9%,超越有17名成員的歐元區在全球GDP中占16.9%的比重。十年前這些亞洲國家只占全球GDP的8%,而歐元區則占20.8%。這是一個驚人的徹底轉移。

然而資本主義製度下,過去十年的經濟快速增長不僅沒有令階級分化得到緩解,反而將之越拉越大。各國之間的競爭亦如是。日本資本主義相對其主要競爭者(特別是中國)的衰退被稱為「失去的十年」,而日本降為全球第三大的經濟體,這些都給地區局勢帶來新的不穩定因素。日本統治階級希望維持世界列強的地位,越來越尋求更加強硬的外交和軍事政策。這意味著修改(二戰結束後製定的)「和平」憲法,而帶頭提出這項要求的是日本三大城市的極右翼領導人。

美帝國主義「戰略重心轉向亞太」

除此之外,美帝國主義通過五角大樓的「戰略重心轉向亞太」,希望重新奪回在該地區失去的地位。十年來美國的註意力被「分散到」中東的戰爭,美國現在要抑製中國不斷增加的影響力。當美國發動了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戰爭時,中國是世界第六大的經濟體。而到了「戰略重心轉向亞太」的2011年,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

美國新的策略會在2020年前將60%的海軍力量部署到亞太地區,並在這一地區建立新的軍事基地和簽訂新的協定。例如,美國部隊和海軍剛剛宣布在澳大利亞的部署(從達爾文到珀斯),以及在新加坡更大的海軍,是為了保衛麻六甲海峽和南海的「航海自由」。這些部署的真正目的在於,一旦爆發全面武裝沖突,控製中國從中東和非洲運送石油的戰略通道。這些輸油線路對中國和日本都至關重要。華盛頓與日本右翼民族主義者有共同目標,急需日本加大軍事角色,作為美國戰略包圍中國一部分。

中國經濟力量的提升意味著,北京當局擁有強大的「軟實力」對整個亞洲和全球的經濟和政治施加影響。但是即使北京兩位數地增加軍費,它仍然無法企及美國的「硬實力」——其強大的軍事優勢。特別是在海軍方面,即使中國近年來快速建設海軍。總部設在倫敦的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估計,美國每年的軍費開支超過1萬億美元,超過在它之後42國的國防相關開支的總和。相比中國的每年大約花費1,110億美元。

美國「戰略重心重返亞太」和中國的海軍建設,都在煽動亞洲軍備競賽。根據國際戰略研究所指出,亞洲的軍事開支今年將超越歐洲,是現代史上首次發生。去年菲律賓政府幾乎將防衛開支提升一倍至24億美元。在馬來西亞的軍備支出在2005到2009年間翻了八倍,而涉及南沙群島爭端的印尼的則在同期上升84%。各國政府正在獲取和提升潛水軍備的能力,包括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和越南。東南亞國家的軍事開支總和在2011年上升了13.5%,達到245億美元。根據亞洲發展銀行的資料。相比之下,只要每年80億美元就可以確保整個亞太區有安全的飲用水,但現在有5億人得不到安全的飲用水。這一例子表現了資本資義的浪費罪行,將公款用於軍備支出而無視急切的社會投資。

亞洲經濟快速擴張,使得階級矛盾達到無法忍受的程度。特別是在中國,社會不滿達到爆炸點,而且經濟調整至個位數增長的「新常態」,使得政權面臨革命爆發的潛在危機。到2020年,世界二十棟最高的建築幾乎都將處於亞洲(僅中國就有九棟),作為富有野心的統治者的紀念碑。然而,世界61%的貧民窟居民也是生活在亞洲,每年有超過50萬亞洲人死於環境汙染。亞太地區現在號稱比歐洲和北美有更多「高凈值資產」的個人(即以美元計算的百萬富翁)。每個地方,貧富差距都在拉大,資本主義全球化讓臨時合同工作取代穩定工作。

即使在日本,有210萬人由於工資過低領取國家補貼,創下日本記錄。最近富有國家的經合組織(OECD)認定,日本為其成員中貧富分化第六大的國家。在這一地區出現了反對全球化惡果的運動,例如最近在印尼(反對外判和提高最低工資)和印度(反對向跨國公司開放零售行業)的大規模罷工。面對群眾反對,各國政府紛紛轉向民族主義以轉移他們自己政策所造成的民眾憤怒。

亞洲的海域爭端都由來已久,那麽他們為什麽會在當前突然爆發呢?政府和民族主義政客故意利用這些島嶼爭端煽動民族主義以火中取栗。韓國和日本就獨島/竹島爭持不下,而俄羅斯和日本最近出現關於南千島群島的爭端,該群島在日本稱為北方領土。 7月,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參觀了這些島嶼,而遭到東京譴責。兩國政府都聲稱這些島嶼是其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臺灣在地理上最接近釣魚群島/尖閣諸島,同樣抓住當前外交危機,再次聲稱其對該群島的主權。臺灣聲稱的主權與北京的互相重疊,又互相競爭(兩地政府都聲,該群島屬於「中國」——但是對「中國」的定義卻不同)。

臺灣和其他地方一樣,在馬英九上擺出高調的軍事姿態的背後,釣魚島問題是包含著國內政治的議題。馬英九和他的國民黨政府在釣魚島問題上出現分裂,而其支持率在最近一些民調中降到只有15%。馬譴責日本國有化這些島嶼,並派出軍艦到有爭議的海域,和日本海岸警衛隊展開全面的「水戰」。但是馬同樣拒絕和北京組成共同陣線。他試圖平衡兩方,一方式來自其黨內和軍方的反日民族主義者,另一方是美帝國主義。美帝國主義警覺到東京和臺北出現潛在分歧,而兩國都是美國戰略包圍中國的戰略盟友。

新冷戰?

中國和日本之間的沖突可能破壞整個地區的穩定。一位資深的的中國評論員和海事法專家傑羅姆A.科恩對此表示憂慮,指這一沖突是「超過半個世紀以來,對這一地區的和平最嚴重的挑戰」(《南華早報》2012年10月5日)

9月份,美國國防部長萊昂•帕內塔(Leon Panetta)訪問東京和北京時也警告說:「某一方判斷錯誤可能導致出現暴力,而可能演變成軍事沖突……而沖突有擴大的可能性。 」

帕內塔的偽善的聲明,並不能掩蓋美國軍事「重心轉移」是這次爭端的重要原因。日本右翼煽動家如東京的石原慎太郎知道,只有美國軍事機器的「背後支持」,他們才可以進行反中國的極端行動。但是帕內塔的言論顯示華盛頓希望沖突冷卻,害怕經濟受影響和其他不確定的後果。美帝國主義不希望被卷入關於這些小島的軍事沖突,因此它保持在釣魚群島/尖閣諸島問題上的「中立」,美日間有長期的美國支援日本的軍事協議。但是如果中國出動軍隊奪取這些島嶼的控製權,美國將被迫幫助日本維持在亞洲列強的地位。

盡管中國和日本之間(特別是在短期內)不太可能出現軍事沖突,但是長期的「冷戰式」的經濟保護主義和外交製裁會進一步打擊全球經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Lagarde)以此表達了對全球資產階級的恐懼。她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在東京的峰會上說世界「無法承擔」中國和日本的沖突。

北京和東京之間的談判正在幕後進行,雙方都急於解決目前的僵局,害怕經濟損失會很快增加反政府的情緒。現在還有待看是否可能達成某種保留雙方面子的妥協方案。這一協議至少包括日本承認釣臺島/尖閣諸島的主權歸屬具有爭議。盡管不太可能發生軍事沖突,這一僵局很可能會持續下去,可能引發新的外交沖突、民族主義抗議和報復性的經濟製裁。

民族主義政客

即使不計算造成的經濟損失,煽動該地區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意味著他們正在在玩火。右翼民族主義的思想和運動正在獲得支持,特別是在沒有真正的左翼政黨的情況下。這顯示出需要各國群眾跨國界的共同鬥爭反對掠奪該地區財富的腐敗精英。

最近在中國、日本和韓國,民族主義的上升和即將來臨的政府換屆有明顯的聯系。這些政府都是弱勢和不受歡迎的,而且內部出現分裂。無論是政府自身(如韓國)或者資產階級反對派(如在日本)利用這些由來已久的領土爭端來煽動民族主義,把註意力從不受歡迎的經濟政策和親資本主義的政治綱領上移開。

在日本,最近關於釣魚島/尖閣諸島沖突的幕後「主使」是極右翼民族主義的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這個「老式的排外主義者」被紐約時報稱為「日本勒龐」。他和另外兩個主要城市(大阪的橋下徹,名古屋的河村隆)一樣是「歷史修正主義者」,否認日本在二戰中的暴行,包括強迫10萬韓國和中國女性成為名為「慰安婦」的軍妓。河村隆所屬城市為中國南京市的姐妹市,他曾發表驚人言論,指1937年的南京大屠殺從未發生。石原慎太郎立即捍衛河村隆的立場。

這些頑固的民族主義者利用東海的危機,讓自己成為日本政治舞臺上的「新興」力量。大阪市長橋下徹發起組建了臭名昭著的日本復興黨(Japan Restoration Party),該黨的黨徽上印著釣魚島/尖閣諸島和獨島/竹島的地圖。而新當選的自民黨領導人安倍晉三是另一名狠毒的民族主義者,如果他如預期當選,可能會尋求與極右翼組成聯盟。這些勢力代表了日本資產階級最危險的一派,無論是在國際事務上,還是與日本工人階級對峙的時候,他們希望解除「和平主義」的束縛。即使「跛腳鴨」野田佳彥和他的民主黨的領導如此失敗,自民黨在民意調查也只有35%支持。一半人口不支持任何政黨,展示了裂開的政治真空以及日本出現真正左翼替代的可能生。

當前石原挑動和中國的沖突,不只是針對釣魚島/尖閣諸島,而且是要推動右翼政治綱領。他利用其代表東京都政府購買島嶼的運動,不僅在於顛覆危機重重的野田政府,而且要推動其讓日本軍事化和擁有核武的計劃。很不幸的是,中國官方媒體發怖的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資訊恰恰只是說明了石原等人。

其中一個例子是,中國將領和學院呼籲把現在的爭議領土的範圍從釣魚島「擴大」到整個琉球群島,包括有130萬居民(和美國大型軍事基地)的沖繩。這些呼籲基於一個可疑的論斷:琉球王國在成為日本的一部分之前,是明清兩朝的番屬國。甚至在一些中國的反日遊行中,也出現「收復琉球」和「奪回沖繩」的口號。盡管沖繩人由於文化和語言不同而在日本受到歧視,但是只有少數人支持該島獨立,更不要說支持中國接管。不論北京官方立場是怎樣,但是中共在和日本的宣傳戰中鼓勵這些極端言論。這些口號不僅不反對帝國主義,反而傳達了擴張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意識。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曾經對美國進行煽動性攻擊的石原慎太郎(他在20世紀80年代參與寫作反美暢銷書「日本可以說不!」),現在卻樂於在美國軍事保護之下逗弄中國。石原像其他民族主義政客(包括自民黨的許多領導人)一樣,說日本必須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換句話來說即是「正常的」帝國主義大國,擁有不僅僅註重「自衛」而且向海外伸延的強大軍隊。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2:00:15

中華帝國主義的崛起

中國公司日益遍布亞洲和全球,而中國帝國主義的崛起越來越成為不爭的事實。和日本一樣這反映在中國當局的政治議程上。同樣,政府的民族主義宣傳,雖然繼續利用人們對日本侵華時期的暴行的憤慨,也越來越強調中國的「超級大國」地位。

根據曼谷的《國家報》(The Nation)(2012年10月6日)報導:「中國不再把自身看作一個發展中國家,而看作一個在國際舞臺上發揮作用的主要大國。這一前所未有的自信帶來更加強硬的外交政策。」

中國資本現在在亞洲和全球扮演重要角色。中國每年對外直接投資從2003年的30億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580億美元,增加了將近20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因此上升到世界第五位。 在北京「走出去」戰略下,和政府關系密切的公司如聯想、華為、寶鋼和中石油「積極」進行國外並購。在非洲和拉美,中國國有的中國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在過去兩年向當地政府的貸款比世界銀行(中國也是世界銀行的第三大股東)的還要多,而在世銀中國是最三大股東。其中大多數中國貸款牽涉基礎建設專案,而這些專案交易的背後涉及能源和其他原材料。

列寧發現資本輸出是帝國主義的一大特征。不過當今,帝國主義關系往往只是間接地通過經濟支配和「新殖民主義」表現出來,而不是標準的殖民主義。但是資產階級和大公司最終還是需要軍事力量和將權力延伸跨越海陸邊界線的能力,以保衛其投資、市場和原材料資源。

韓日緊張局勢

但是,韓國最近發生的事件表示,政治動亂在美日軍事化計劃的基礎上隱若呈現。 7月,親美國政府的總統李明博被迫在其與日本計劃簽訂的軍事條約上恥辱地變卦。 日韓原定簽署的《軍事資訊總體安全協定》(GSOMIA)原本將是1945年日本結束侵占韓國後,兩國間首個軍事協議。但是在立法機關內所有政黨(包括他所屬的右翼大國家黨)的反對下,李明博被迫在正式簽署儀式的不足一小時之前,使計劃中途夭折。

這次的變卦解釋了為什麽李明博之後到訪獨島,這是韓國領導人首次到訪該島。獨島被韓國實際控製,但日本同樣聲稱擁有主權,並稱之為竹島。李明博和其執政黨的目的,是要在12月總統大選前利用反日情緒的高漲。這一議題甚至蔓延至足球場上,在倫敦奧運男子足球銅牌賽,當日本敗給韓國的時候,韓國選手樸鐘佑因為舉起「獨島是我們的領土」的標語牌慶祝勝利而被罰失去銅牌。

首爾東京軍事協議的瓦解對美帝國主義來說是一個挫敗。美國一直作為中間人促成該協議,與韓國和日本組成三方聯盟以壓製朝鮮,並間接壓製中國。 「即使美國想重返亞洲,它〔美國〕對其首要地區同盟國之間的關系失望。」《經濟學人》(2012年8月18日)局勢甚至緊張到一個地步:9月份日韓聯合軍演時,一只日本軍艦被拒絕駛近韓國的釜山碼頭。東京強烈抨擊該決定為「極端失禮」。這表明了在亞洲爆發的權力博奕的復雜性,它不會由華盛頓或任何一方全盤設計的。韓國資產階級基於顯示其作為上升的地區大國的實力。臺灣與日本之間在釣魚島/尖閣諸島上的爭端同樣顯示了美帝國主義試圖在日本重新軍事化的同時調和亞洲國家間關系的問題。

李明博政府的煽動性的民族主義立場是充滿諷刺意味的。韓國精英們都背著1910至1945年間殘暴的日本殖民時期「日韓合並」的歷史包袱。在朝鮮戰爭開始時期,韓國國家的核心在美國的保護下得以組建,極其依賴服務過日本殖民軍隊的韓國軍官。這包括前獨裁總統樸正熙,其女兒樸槿惠是大國家黨的總統候選人。她為她父親的鎮壓統治的紀錄辯護,顯示出韓國統治階級的反民主傾向,這是整個地區的資本階級統治者的共同特征。

緊密交織

遍布中國120多座城市的示威,有些甚至演變成騷亂。最近關於東海的島嶼沖突升級,給在中國的日資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中國對日本資本主義至關重要:中國是日本第一大的出口市場,又是日本跨國公司的主要生產基地。但是日本經濟對中國也同樣至關重要,作為中國第二大的出口市場,又是最二大的直接外來投資國。日本公司在2012年前八個月在中國大陸投資51億美元,僅次於香港。大約70萬中國公民現居於日本。雙邊貿易在過去十年間增長兩倍,達到3,450億美元,遠遠超過任何釣魚群島/尖閣諸島附近的石油和其他資源的預期收益。

島嶼爭端總的來說,使日本汽車製造商在這個世界最大的汽車市場蒙受了巨大的損失。尤其是對日產公司來說,其在中國的銷量達到其全球銷量的27%。日產報告其僅僅在9月反日遊行爆發的一周時間裏就損失了2.5億美元。示威中多家汽車展廳被砸,生產設備而被迫關閉,其他日本品牌的汽車也受到攻擊。

豐田汽車銷售在9月較去年同期下降了49%,而本田銷售下降40.5%。 《金融時報》報導日本在中國汽車市場所占的份額從2009年的26.6%下降到22.8%,使得德國汽車製造商的銷量首次超過其競爭對手日本。韓國汽車製造商也漁翁得利,其占中國市場的份額也增加了。

抵製日貨並不純粹是自發行動,中國當局利用這些行動向東京施壓。但是在保護主義擡頭的全球化的經濟環境中,中國公司自己越來越多地面臨貿易壁壘,抵製日貨是一個充滿風險的策略。

因此,中日危機以及其他地區沖突可能成為嚴重拖慢地區經濟的毒藥。亞太區經濟己經受到了歐洲和美國的金融和債務危機的拖累。摩根大通的經濟學家查瑟(Chase)警告,釣魚島地區的領土爭端讓日本第四季度的GDP損失0.8%,使整個經濟陷入衰退。中國經濟今年很可能是13年以來增長最慢,也同樣可能為此付出沈重的經濟代價。

除此之外,抵製日本企業可能讓中國經濟自作自受。 「這可能是世界上投資和貿易聯系最緊密的地區。」美國前駐韓國大使斯蒂芬•博斯沃思警告說。例如去年,日本發生的海嘯和核災難後打亂了整個地區的供應鏈和工廠產量。

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的經濟學副教授龔炯說:「今天兩國經濟如此緊密相連,甚至很難去定義一個日貨。日本生產的零部件可能滲透到每一個先進的電子產品中。蘋果的iPhone手機、聯想筆記本、海爾的電視,僅舉幾例,所有這些電子產品都有零部件是日本生產的。」

許多日本品牌的產品實際上是通過合資企業在中國製造,利用中國資本和中國工人。特別是在汽車行業,大多數豐田,日產和本田的汽車通過有國有股份的合資企業生產。龔認為:「抵製日本汽車實際上等同於抵製這些中國企業。」

反日遊行示威

鑒於日本在戰爭時期的暴行,不難理解在中國群眾中對於日本政府單方面的挑釁行為的憤怒和恐懼情緒。日本政府的這一行為受到來自美帝國主義支持的極端民族主義者的壓力。這些抗議同樣反映了更大問題:社會中不斷增長的不滿和挫折感。但是中國當局利用這種情緒,將其表述成沙文主義和軍國主義的語言,目的在於推動自己成為超級大國的目標和支撐國內對政權的支持。

香港《英文虎報》認為9月中旬的抗議潮是自從1989年民主運動以來中國最大的。日本「共同社」報導,抗議遊行在多達125座城市發生。中國當局利用這些抗議遊行向日本和美國施壓。盡管當局批準了這些示威,一些企業甚至讓工人放假以便參加遊行,而安全機關則「指引」人群,但是這場運動並沒有完全受到政權的控製。在一些城市,遊行帶有明顯的反政府特征,但是是以一種混淆、矛盾的方式表現出來的,帶有極端民族主義但同時敵視中共及其親資本主義的政策。由於這一原因,示威只在短期內被當局容忍了。

中國自由派博客寫手「安替」對日本《朝日新聞》(2012年10月16日)說:「因為〔遊行〕一直都是禁止的,但是現在又開了一個視窗,所以就有各種人會去參加了……』反日』是一種混雜著階級對立的復雜的遊行。出現了這麽多的』毛』,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中國人也都非常吃驚……存在著支持被開除黨籍政治家〔薄熙來〕的團體是非常令人驚訝的事情。 」

毛像在遍布全國的示威中出現令當局尤其是其中的自由派感到震驚和尷尬。許多人抱怨這些遊行(其中出現了對日貨商店的洗劫和其他暴力行為),稱其「和文革差不多」。薄熙來在黨內的派別支持者和安全部門很明顯利用這些遊行讓中央政府處於尷尬,並譴責當局對日本的「軟弱」。這事實上可能令中共內部在如何處理薄熙來的問題上的平衡被打破,在遊行潮不久後,中央領導集體就足夠「團結一致」將薄熙來開除出中共,並提起刑事訴訟。

薄熙來雖然是百萬富翁,但是卻被許多激進人士(特別是青年)視作插在當前北京的親資本主義領導人身旁的一根刺。許多積極參加反日遊行的新毛派,認為薄主張以更民族主義和更強硬的采態對待外國資本主義。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大連市作為薄熙來政治生涯的跳板,據報導沒有發生反日遊行。大連市三分之一的外資企業是日資,也是有超過20萬學生的日語教學中心。然而恰恰是薄90年代任大連市長期間大力吸引日資。

在遊行中出現毛澤東頭像,同樣反映了復雜的政治進程。毫無疑問,舉毛像是表達對當前中共領導層不滿的流行方式。但是毛主義的回潮並不一定意味著支持左翼或者社會主義思想。很多人把對毛的支持聯系到呼籲對日宣戰。

當局的麻煩並不只是來自毛和薄熙來的支持者。廣東和深圳的一些抗議這舉起呼籲「政改」和呼籲更多民主的橫幅。在據稱遊行最為暴力的深圳,存在諸多社會問題,特別是經濟危機深化下,該市的移民工的問題。抗議者試圖闖入政府大樓,與深圳員警發生激烈沖突。有人認為暴力是由薄熙來和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的派別精心策劃的,目的在於讓廣東省委書記和自由派旗手汪洋難堪,破壞他升遷政治局常委的機會。
很明顯,中共政權的殘酷的內部鬥爭的影響遍及反日遊行,使其帶有混亂和矛盾的特征。這顯示了當前政權在政治上的脆弱和中央「控製力」的局限。而這使得當前領導集團更加小心翼翼,也更希望將人民的不滿通過「官方」管道發泄。無人能保證這一做法會產生效果,也無人能排除會發生新的動蕩(可能由內部派別沖突引發)。

在評價任何群眾運動的時候,社會主義者必須考慮方方面面,區分進步的特征和反動的特征。這些遊行反映了當前群眾意識的極度混亂。盡管遊行吸引了許多反對中共統治的階層,但是反日抗議遊行把這些階層引導向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方向。而且反日遊行對亞洲其他地區的群眾意識也起到了負面的影響,所謂的「中國威脅論」被當地統治階級和美國所利用。特別是在日本,反日遊行的發生不僅沒有削弱民族主義右翼,反而幫助了他們。只有通過在日本、中國和整個地區的工人階級鬥爭和建立社會主義替代,才能打敗各個國家的反動派。這些反動派在未來可能準備以戰爭行為作賭博。

所有在這一地區的國家都存在巨大的左翼真空,這是前群眾性左翼政黨的退化和崩潰的結果。值得註意的是,各個地方的前史達林主義政黨在當前的領土爭端中都忠誠地支援他們的資產階級政府。日本共產黨盡管和石原的挑釁行為保持距離,卻支持日本國有化釣魚群島/尖閣諸島以「平靜地堅守」這些島嶼。在菲律賓,流亡的前毛派領導人何塞.瑪麗亞.西遜在馬尼拉和中國的島嶼爭端中維護馬尼拉對斯卡伯勒礁/黃巖島的「國家主權」。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2:01:43

社會主義者的立場

社會主義者及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支持者不會支持這些領土爭端中的任何政府和國家。我們反對日本控製釣魚島/尖閣諸島,並反對野田政府的「國有化」措施。這些事件令局勢火上加油。

我們捍衛所有鄰國的漁民進入這些處於爭端的海域的權利,同時認為有急切需要一個全面的國際計劃去保護頻危海洋生物,並避免過度捕魚。我們反對國家海岸巡邏隊騷擾和拘留漁船船員,和利用捕魚船作為政府爭端中的掩飾工具。所有政府在這問題上都難辭其咎。

社會主義者反對日本資產階級和極右勢力的挑釁,但不是通過支持中國擁有釣魚島/尖閣諸島主權的口號達到這訴求。中國政權也利用此議題,以及利用中國人對日本軍事主義的合理恐懼,以滿足自己更大的政治野心。當局發表的民族主義的辭令以及種族主義和主戰言論不但不會弱化日本的民族主義力量,反而會淪為他們的籌碼。

釣魚島/尖閣諸島無人居住,因此這不是捍衛受到壓迫人民的權利的鬥爭。而在南海的爭端中,主要是基於對海域的戰略控製、對海底下的資源的控製權,以及與島嶼控製權連帶的軍事意義。

社會主義者和工人國際委員會(CWI)警告,目前受到各方領導人煽動和操縱的民族主義浪潮會被利用來推進加大鎮壓、反民主和反工人的政策。日本的右翼民族主義者反工會、反移民、反女性權利和反性少眾(LGBT)權利。他們代表著對日本工人和青年的利益的威脅。橋下徹支持征兵製度,並模仿中國領導人的說法,指日本需要受選舉監督和製衡的「獨裁」。他們的政策會大大增加軍事開支,不惜加大日本群眾現在的經濟負擔。

但是打倒日本民族主義者和好戰分子的方法是通過中日韓乃至整個地區的工人和青年共同鬥爭和團結,例如最近日本壯大的反核抗議正是一個好例子。

社會主義者反對這一地區各國政府推進軍事化。他們燒錢裝備武器並將海軍升級的同時,各地的勞動人民卻欠缺可負擔的房屋、有保障的工作、有質素和可負擔的教育和醫療。我們要求大幅削減軍事開支,將資源用作滿足真正的社會需要。社會主義者和工國委(CWI)要求關閉美國軍事基地,例如長期受到當地人民反對的沖繩軍事基地。我們要求美軍完全撤離亞洲,讓當區人民決定自己未來。

在資本主義框架下,今天的民族沖突是沒有解決方案的。有人呼籲成立新的(資本主義的)地區論壇,以對話去尋求危機管理和避免衡突;也有人指出以歐盟作為跨國合作的模型。但即使是諾貝爾獎也不能隱藏歐盟資產階級內部的極度的不統一和分裂。歐盟是統治階級精心策劃的,為求最大化利潤而掠奪群眾。同樣,由10個國家組成的東南亞國家聯盟(汶萊、柬埔寨、印尼、老撾、馬來西亞、盂加拉、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沒有能力解決自己成員國在南海中島嶼的領土爭端。

社會主義者認為,這些島嶼不應被某一國的盜賊控製,海洋資源和頻危漁庫應該共同所有,並被該區人民控製及民主管理。急於登上無人居住的島嶼和石頭上插旗,並因此而響起民族主義-軍國主義的合唱,違反了各地工人階級利益的。社會主義者支援分享這些島嶼和附近海域的進入和使用權,並以建設由中國、日本和所有鄰國人民民主控製的「公共海域」取代國家控製。我們支持通過大規模工人階級鬥爭建立亞洲社會主義聯邦,以取代資產階級統治苦難和混亂。

香港的「保釣」運動

8月,滿載著保釣者的保釣船從香港出發,最後登上了釣魚島。這次抗議活動由保釣行動委員會組織。這一組織接受來自許多不同政治團體的捐贈,其中包括前左翼分子。這些前左翼分子在釣魚群島的立場受到70年代地緣政治色彩的影響。當時毛澤東的中國被視為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替代,雖然被稱為「社會主義」但是實際上是非常官僚和畸形的計劃經濟。但是現在已經完全不同了,中國正日益向資本主義靠攏。但是保釣行動委員會同樣從資深的親中共建製人物中獲得大量資助,其中包括政協委員、梁振英特首選舉時的主要打手劉夢熊。劉夢熊在過去六年裏向該團體捐助了四百萬港幣。正如英文有一諺語:「He who pays the piper calls the tune.」(付錢的人給笛手定調子)如果如一些保釣人士所說,這場抗議活動代表了某種對中共的挑戰,那麽為什麽這些民主權利的敵人還要資助這場活動?保釣征程明顯受到梁振英當局的幕後支持。根據《南華早報》(2012年8月17日),梁振英捐贈一幅畫給保釣委員會拍賣籌款,民建聯重量級曾鈺成議員也同樣如此。香港水警自從2004年之後每次都攔截保釣航行,然而此次卻沒有阻止保釣船離開香港水域。保釣船不僅攜帶四面中國、臺灣、香港和澳門的旗幟,而且還攜帶著來自親北京的鳳凰電視臺的攝製組。梁振英當局看到如果可以炒熱這一議題的話,當局就能從中獲利,特別是當時正是立法會選舉三星期前。而且這個議題可以用來抵消反對國民洗腦教育群眾抗爭的力量。

國際聲援日抗議:要求愛爾蘭合法化墮胎

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三)將會是就愛爾蘭被拒墮胎而慘死的婦女哈拉帕那瓦(Savita Halappanavar),要求當地政府立即將墮胎合法化的國際聲援日。世界各地都會進行抗議,來表達我們對此事件的憤怒。現時愛爾蘭的墮胎法已經過時並需要改變。如果女性在愛爾蘭有選擇的權利的話,這悲劇就不會發生。我們要求立刻的改變,11月21日下午2時到愛爾蘭駐港領事館抗議。我們屆時會向的愛爾蘭政府提交抗議信。

抗議信:
致愛爾蘭共和國總理:

我們對於貴國的醫院由於拒絕哈拉帕那瓦(Savita Halappanavar)終止懷孕的要求而導致其慘死的事件感到驚訝。她在懷孕十七周時出現自然流產,但被拒絕進行墮胎手術,其原因是因為當時胚胎的心跳仍沒有停頓,而根據她丈夫的說法當時的醫生跟他說:「我們住在一個天主教國家。」我們向其家人和親友致以深切的同情。

這個慘劇反映出愛爾蘭需要立即將墮胎合法化。雖然愛爾蘭的最高法院的在「X案件」的判決指名墮胎應當在母體受到危險的情況下被允許,但是歷屆政府都拒絕為此立法。甚至歐洲人權法院亦發現現時愛爾蘭的法律不足以保障婦女合法墮胎的有效途徑與程序,並違反了歐洲人權公約。

為了給予醫療專業人員充足支持以及法律的清晰度,我們要求愛爾蘭當局立刻下達政令允許墮胎以保障母體健康與減低婦女痛苦。

哈拉帕那瓦正是這長期原地踏步下的受害者。今天是要求愛爾蘭將墮胎合法化的國際聲援日,我們認為愛爾蘭政府應當立即立法以允許在母體健康受到威脅下的墮胎,作為保障愛爾蘭女性對身體選擇權的第一步。

社會主義行動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香港:支持外藉工人的鬥爭

香港是超級富豪的天堂,卻是一般工人的地獄,尤其是對於從事著「3D」工作 – Dirty(骯臟)、Difficult(困難)和Dangerous(危險)的家務工人而言。

新移民面臨著政府有系統的種族主義和歧視打擊,工時長、工資低、缺乏勞工保障。政府和政客故意建起一堵圍墻,將外藉工人與其余工人階級分隔開,以防止外藉工人為爭取合理保障的鬥爭,與香港群眾爭取民主權利、工人權利,以及更多的基本福利保障的鬥爭連合起來。

「沒有母親的一代」

社會主義行動為建立工人階級鬥爭的團結而戰,反對種族主義與資本主義。今天,於聯合國國際移民日,我們支持外地工人的示威活動。外地工人所面臨的困境,乃是由於他們不得不在國外從事粗重勞動,以支持他們在本國的家庭。他們的數量已從2000年的一億五千萬人增長到今天的二億一千四百萬人。由於在國外工作是長期而非臨時的,這就導致了愈來愈多國家出現了「沒有母親的一代」,如菲律賓。移民是資本主義製度深層次危機中的最大輸家。正當世上千萬民眾被推向貧窮線以下之際,商價鉅子卻豬籠入水。

反帝國主義!

菲律賓、印尼和尼泊爾政府如同香港親富豪政府一樣,都遵從著跨國公司的曲調而起舞。過去二十年內,在菲律賓和印尼等亞洲國家都爆發了低收入和欠缺勞動合同保障的社會問題。在資本主義的製度下,大型企業將工人的勞動條件和實際工資在各地拖低,以「競次」的方式增加利潤。這個國際體系令1%的鉅富得以專製地操縱著99%人的命運,特別是工人階級的命運;同樣地,富裕的帝國主義國家亦得以操縱著貧窮國家的政策,一如發生在亞洲各國的情況。

在愈來愈多的國家,工人紛紛起來反抗這種壓迫。最近幾年在印尼已經形成了新的戰鬥性工會。在十月,二百五十萬印尼工人舉行了幾十年來最大的罷工,要求提高最低工資水平,並禁止缺乏保障的合同工。在希臘、葡萄牙和西班牙,數百萬人參加了總罷工,對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歐洲央行強迫他們的國家實施緊縮政策。

聯合國不是工人的盟友

社會主義行動在香港各民族的工人間進行組織,加強反擊的力量,並提出了一個對抗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工人不能信任聯合國,因為它僅僅是一個資本主義政府的清談俱樂部。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的薪金為每月146,700港元,還有免費住房!他與其他資本主義的政客一樣,根本不知道99%人民的實際生活。聯合國通過ILO(國際勞工組織)和「國際移工日」(十二月十八日)等活動,試圖為資本家的全球搶城行動塗脂抹粉。二零一零年在柬埔寨二十萬紡織女工發動了大罷工,在這次事件中,國際勞工組織表現出它的真面目-它破壞了這場大罷工,迫使工人接受極低的工資調整水平,並承諾不再罷工!

當然,十二月十八日給我們的,並不是對聯合國的信任,而是一個建立自己組織的機會,外藉工人應該把握這個機會與我們並肩而戰。應該指出,我們只能相信我們自己的組織力量,而非聯合國的決定和要求。我們要求民主地控製工會,由選舉產生代表,這些代表並只能領有普通工人的工資,以真實地反映基層和外地工人的訴求。

最低工資四十元-不要歧視,人人享有!

香港明年的最低工資將調整為每小時三十港元,這依然處於一個很低的水平。我們要求提高至四十元,並呼籲工會為此訴求戰鬥,向印尼工人的例子學習,準備基層工人一天的罷工行動。社會主義行動要求最低工資立法覆蓋所有勞動者,包括外藉工人。如果我們在政府將外傭、女性、年青工人等群體打成「二等公民」時袖手旁觀,打壓最終會降臨至全體工人,並會削弱及打擊整個運動。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2:03:18

反種族主義!

社會主義行動捍衛本地及外來工人的的全面民主權利和法律保障,包括加入工會和罷工的權利、自願性居留權,並為有尊嚴的工時及工資鬥爭。我們要鏟除濫收費用的吸血招聘機構,莫任之成為外傭負擔。抵製這些仲介公司匪類的唯一辦法,就是要將之民主公有化,並取消向外傭征費。

「社會主義行動」與「反種族主義青年」極力反對香港政府和媒體不斷煽動種族主義,抹黑外傭和內地移民等群體,旨在分化工人,並邊緣化工人權利與民主權利的鬥爭。我們爭取婦女權利,以及反對任何形式的種族、宗教或性別歧視。

社會主義行動成立未到三年,在香港仍是一個新組織,旨在為一個具群眾會員的、新的工人政黨奮鬥,並以社會主義取代混沌無序、多災多難的資本主義。在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旗幟下,我們將與一眾誌同道合者共同推翻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

資本家,滾!

我們要立即全面實行民主,並結束內地的一黨專政。但這必須要連系至打破「1%」資本家的經濟統治:將大企業與銀行公有化,實行公共民主管理,並將之運用於計劃真正的工作職位和廉價房屋,並大量增加公共服務。社會主義行動與工國委(CWI)在眼前的鬥爭發揮積極作用,爭取減低工時、生活工資、反對種族主義、反對歧視,但我們亦將這些議題連系到需要根本性的社會變革。讓工人民主地管理和規模經濟-這就是社會主義!

如果你同意我們的社會主義觀點-請加入社會主義行動。我們會在每周五和周日舉行以中英文雙語進行的定期會議。在這些會議上,匯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社會主義者和工人積極分子,並會規劃我們的選舉活動,以確保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聲音變得更強!

二零一三年

十三萬人參與元旦大遊行

一月一日元旦日,估計有十三萬人參與大規模反政府遊行,要求特首梁振英立即下臺。梁振英政府剛剛執政半年,這次元旦大遊行是民眾對非民選的政府表達強烈的憤怒,並施加強大的壓力。

遊行中示威者指梁振英是「狼」、「吸血鬼」,並且由於梁振英多次以謊言欺騙民眾而被諷為「長鼻木偶」。同時,很多示威標語上寫著「689」,指梁在去年三月的小圈子選舉中只得微乎其微的689票,並將99.9%的民眾排除在這場選舉之外。

示威者高呼「打倒梁振英」和「立即普選」。示威後的一星期,社民連的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將會在跛腳的假議會內提出彈劾特首的議案。而在元旦日,香港的親中共團體還組織起細小的遊行以示支持梁振英,而隊伍中絕大多數是老年人。即便是警察公布的數字,也不得不說反梁遊行的隊伍人數是支持隊伍的三倍。

在香港,警察監管大規模抗議活動愈益嚴厲,在元旦日,全港三分一的警力的部署在遊行區域上。在遊行數星期前,警察表示他們將禁止參與團體在遊行路線上擺設街站籌集資金。而擺街站是反對派爭取民眾支持的傳統方式和重要的民主權利,因此必須積極捍衛。當日,幾乎所有參與團體都無視這一禁令,繼續在沿路設立街站。

示威活動一直持續到深夜,警察封鎖了通往禮賓府和中環其他地區的道路,以圖阻止企圖進行占領的遊行隊伍前進。在午夜警察拆除了示威者在禮賓府架設的帳篷並逮捕了多名示威者,當中包括「長毛」梁國雄。

對社會主義理念的興趣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在香港的支持者-社會主義行動在遊行中設立了兩個街站並發行二零一三年一月的新雜誌,以傳播社會主義的理念。我們街站籌措了超過三萬一千港元,並銷售超過三百四十本雜誌,展示群眾拒絕警察鎮壓民主權利。

對於一些示威者在遊行中展示港英殖民時代旗幟一事,香港和國際媒體都作出了相當多的報導。這個趨勢持續了幾個月,而中共領導人亦會以此借題發揮,證明有「外部勢力」幹涉香港政治問題,並將之連系至需要就鎮壓性的基本法廿三條立法。

雖然現時一些打出殖民旗幟的相對的小團體主要是為了爭取更大的自主權甚或香港獨立,但同時亦表達一些反中國內地人的沙文主義和種族主義成分,一些通過互聯網松散地連系的階層亦卷入這趨勢。對後者而言,殖民標誌是一種表達反中共的方式,就如愈來愈多人戴上V煞臉具遊行。社會主義者捍衛民主權利和表達意見的自由,但反對殖民旗幟象征著的混亂的理念和反動的思想。

整個製度的危機

與其說是一個政客的「失敗」或欠缺誠信,不如說是香港面臨整個政治製度的危機 – 讓中共獨裁強加的資本主義領導欺壓人民對民主的渴求。

梁振英的領導班子雖然上任不久,但已經引發千千萬萬的示威者上街-包括在七月一日他上任時四十萬人遊行和九月超過十二萬人包圍政總反國民教育。隨著未來威脅民主的新法案 – 廿三條 – 來臨之際,未來抗議很可能會繼續。最近新委任鷹派的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和政治局常委的張德江,可見惡法將至的蛛絲馬跡。北京利用委任張曉明去加大香港政客對廿三條立法的壓力。2005年的時候,張曉明時任廣東省委書記時,汕尾發生了一場鎮壓示威的大屠殺,造成了二十名示威者被槍殺。

無論何時何地,中共都軟硬兼施(或者用胡椒噴霧作談判籌碼!),並以2017年特首選舉的規則(假普選)來作誘餌,嘗試爭取和中立化泛民主派政黨。未來的鬥爭必然會面臨這種威脅,可見需要以民主的架構 – 選舉產生的委員會-去組織倒梁的群眾鬥爭。

梁振英在與唐英年600票的搶奪戰中,曾經拋出一些民粹承諾,包括處理房屋危機、增建公屋和使政策傾斜窮人。但正如社會主義者雜誌當時警告,沒有一樣會得以實現。政府推出了一些小措施(例如增加印花稅)去打擊樓市,但2012年大眾市場的房屋價格上升超過23%,樓房暴漲情況惡化令數以百萬計家庭置業無望。

但對社會最窮的人來說,房屋危機已經造成慘痛的苦難。有報導指木板隔間房住戶醜聞惡化,估計25萬人要住在這種狹窄的空間裏,數字是之前估計的兩倍。因此民眾對梁振英數間高價房屋僭建憤怒,是可以理解的。

二零一七年的普選?

經過數十年的拖延、謊言和耍手段,北京與香港的菁英們越來越難於阻隔落實普選。群眾的壓力再增加,這反映在對梁振英的不滿,而這也迫使政府至少在表面上在2017和2020年的選舉方案給予「發展進程」。但這並不表示他們會落實真正的普選,甚至遠比不上政治上(更有技巧地)被財團商家壟斷的西方民主製度。這個問題的結果將取決於未來幾年的群眾鬥爭。

時間愈接近2017之際,我們必須要準備好應對他們更多的手段和奸計。政府將代表資本家尋求維持不民主的防衛網(雖然稍作改動)去確保高門坎的提名資格,因此不想要的候選人永遠不會出現在選票上。

我們再次見到右翼泛民政黨恐懼真正的反政府鬥爭,並不意願領導運動。在2010年他們抵製「變相公投」和與北京代表秘密交談,支持「改善」和延續功能組別。因為這個背叛,特別是民主黨在立法會選舉受到重罰,比起上次2008年選舉損失了10萬票。

反抗國民教育的群眾運動的經驗對於未來反對梁振英和二十三條抗爭中非常重要。這個運動在去年秋季已經有潛力打倒梁振英,迫使他下臺。占領行動的參加者日益增加,甚至超出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的預料,而其當中主要由民主黨及其緊密盟友教協控製,並以年輕的學民思潮為外衣,因其年青新鮮的形象大受群眾支持。這個領導層遠遠落後於群眾抗議的政治情緒,例如當中要求梁振英下臺的口號,並支持社會主義行動提出的全港大罷課的要求。大聯盟將自己與這些「政治」口號劃清界線,強調改運動「只是」反對國民教育-但實際上這是群眾對更廣泛的普選、反二十三條和反抗整個腐敗製度鬥爭的預演。

前進之路

9月的反洗腦抗議原本可以獲得更大的退讓,但反國教大聯盟領導與政府談判者背著群眾進行暗室交易,令他們突然解散運動。

很多活動分子和年青今天在討論將倒梁運動升級的方法,當中包括占領和政總紮營的可能性。在反國教行動中,我們提出以罷學作為反抗升級的第一步以擊倒國民教育,在將來,罷工罷課等行動會再次成為鬥爭的一個關鍵,不只是學生的罷課,而工人階級的罷工會更有力量製造改變。

一個建基於工人階級和堅持民主組織原則的戰鬥性組織是現時急切必須的,同時民主的運動架構以確保所有提議可以被廣泛討論,並紮根於最廣泛的活動分子之間。這是一個問題 – 關於群眾鬥爭的領導層和綱領,也是關於哪種組織形式能最佳地促進揀選和測試可以帶領鬥爭勝利領導層。社會主義者雜誌的支持者會繼續活躍於未來抗議,並主張將香港和內地的民主鬥爭連結起來,打倒梁振英和一黨獨裁,並需要建立工人群眾政黨和推翻資本主義。

香港:百人遊行要求落實標準工時

增加有薪假期及男士有薪待產假

今天下午三時,職工盟發起遊行,聯同多個工會與市民約一百人從灣仔修頓球場遊行至金鐘政府總部遞交請願信,要求梁振英政府於未來的施政報告中落實「家庭友善政策」,包括立法標準工時44小時、增加勞工假期17天、以及男士7天有薪待產假期。職工盟成員舉起三個8字的大汽球(見圖),代表「八小時工作、八小時自主時間、八小時休息時間」。遊行口號包括「加班要補水」、「標準工時要立法 照顧家庭盡職責」、「爸爸媽媽工時長 無人陪我好淒涼」。

參加的工會包括「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零售、商業及成衣業總工會」、「香港鐵路公司員工協會」及「保安及物業管理工會」等。小區組織「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政黨社民連亦參加了是次遊行。社會主義行動舉起「八小時 x 五天工作製 有薪假期最少17天」的橫額,參與遊行,並訪問了數字基層工人及婦女。

28歲的余先生,任職飲食業,為全職清潔工人,每天需工作十小時,每周上班六日,他感到現時的長工時非常辛苦,認為每周工作五天,每天六小時對他來說才是合理,於是參加這次遊行要求落實標準工時。余先生與家人同住,一家五口,月薪僅有$7200,並不夠照顧家中成員。他認為,最低工資$28或$30不足以應付生活,認為最少應該$33。另一位清潔工人邵小姐59歲,為幫補家人及丈夫外出做兼職,每星期上班六日,每天工作五小時,也希望能立法製定標準工時及增加有薪假期。

即將退休的鐘女士為兼職家務助理,獨居,今年已經65歲,但仍需依靠工作維持生計。她表示參與遊行的原因是眼見其兒子每天上班十多小時但沒有任何補水,認為必需落實最高工時。她兒子為大廈冷氣工程人員,即使是假期,公司若打電話要求上班,也需要立即工作,並且不會補水。她又指,現時百物騰貴,吃一個午飯也需要$30-40,所以最低工資最少應為$33。

全職運輸工人陳先生表示,他的工作沒有固定時間,公司表示需工作多久便多久,現時每星期需工作50-60小時,他的主要要求是要求立法規定紅色假期,以及最高工時44小時。

陳先生的極長工時不是個別例子,香港眾多在職人士工時長,並且加班沒有任何補水,失去照顧及陪伴家人的時間。65歲的鐘女士到了退休年齡仍然需要兼職工作,是因為香港政府不肯落實全民退休保障製度。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職工盟有薪假及男士待產假的要求,將法定有薪假期增加至最少17天(現時為每年12日),以及男士7天有薪待產假期。我們認為,需要落實每天八小時、每星期五天工作製,並增加最低工資至$40,本勞及外勞一視同仁。

支持《南方周末》記者罷工!捍衛新聞自由!

社民連約十名成員發起抗議,聲援《南方周末》記者爭取新聞自由的抗爭。早上十一時,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與其成員在西區警署外集合,遊行至中聯辦抗議並要求接信。社會主義行動成員亦有到場支持,遊行其間高呼「聲援南方周末」、「打倒真理部」、「捍衛新聞自由」等口號,到達中聯辦後宣讀聲明,指出眾多內地記者因報導新聞而被監禁甚至喪命;去年中國在囚記者人數全球第三,因為采訪新聞而被控「顛覆國家政權」及「泄露國家機密」,河南電視臺記者李翔便因揭露地溝油事件於去年九月被亂刀砍死。

《南方周末》記者的抗爭引起內地廣大群眾的關註及聲援,昨天約百人到廣州的《南方周末》總部大樓外聲援《南方周末》記者,抗議當局審查和刪改《南方周末》文章,群眾手持標語及菊花,標語包括「取消新聞審查製度 中國人要自由!」「新聞解禁 聲援南周」等。內地群眾也於網上表示聲援記者。

《南方周末》事件

《南方周末》於1月3日發表的新年特刊獻詞被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庹震刪改,引起員工不滿,並聯署公開信要求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庹震辭職。1月6日,該報高層領導層利用編輯部的官方微博公開聲稱,獻詞由該報一名編輯撰寫,否認宣傳部官員修改,將錯誤歸咎於該員工,並向讀者致歉。《南方周末》全體編輯記者及員工因此決定發起罷工抗議。這是二十多年來,首次有主要報章的編輯人員公開罷工,抗議政府的審查製度。

社會主義行動及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全力支持《南方周末》記者的罷工抗爭,認為必須終結新聞審查製度,捍衛新聞自由及言論自由。

支持《南方周末》記者罷工抗爭!
捍衛新聞自由,不要審查製度!
捍衛組織工會的權利及一切民主權利

香港:元旦倒梁後,梁振英深陷窘局

梁振英深陷窘局

元旦遊行十三萬人上街「倒梁」,是九七年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後,最大型的元旦反政府抗爭行動,令政府的統治進一步陷入四面受敵之窘局。中央政府顯然被群眾的威力震懾,對梁振英作為統治傀儡的信心有所動搖,香港資本家亦不信任政府維護商界利益。對梁振英能否熬過五年任期,唐營的恒基地產主席李兆基以及梁營的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都表示不予置評。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更直指,梁振英現為跛腳鴨政府,難以在一七年普選連任,不排除中途會換特首。

遊行翌日,中共黨喉舌報新華社發出新聞稿,清楚報道元旦示威者「提出要求梁振英下臺」,與過往掩蓋遊行要求的做法回異。時事評論員林和立指,新華社做法實屬罕見,中央或是藉此向梁振英示警,要他加把勁改善施政。但是,報導並沒有出現在新華社的網頁上,似乎是避免內地網民看到而鼓起抗爭的信心。雖然新華社及後再報道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於12月31日拜會梁振英的新聞,並重申中央領導人「充份肯定」梁振英,以平衡一下對梁的嚴苛責罵,但主子大膽地動用媒體暗斥,足以已令奴才額角不禁冒汗。

中聯辦正副主任在去年三月小圈子特首選舉的最後關頭時,為了急切挽救唐梁兩營互相惡鬥的局面,呼籲選委轉投梁振英,結果換來今天政府統治不穩定的局面。最近從中聯辦高官調職一事亦可見梁營官員受懲罰之端倪。前中聯辦主任彭清華卸任後,沒有按以往之慣例升職至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等職務,只是調職至同等級的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書記,而前中聯辦副主任李剛亦只調職至澳門中聯辦副主任。而中央政府任命政治局常委張德江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兩名政治局委員李源潮和劉延東為副組長,可見中共對香港更為重視,有意將管治權集中在高層手裏。

梁振英上任時,溫和泛民主派拒絕支持彈劾梁振英的議案,但半年來民怨載道,畏縮在群眾尾巴的民主黨和公民黨不得不追趕民意,連同其他反對派共27名議員簽署議案,準備在1月9日(星期三)彈劾梁振英。在功能組別分組點票的製度下,議案是必然被否決的,但作為立法會史上首次彈劾行政長官,可見香港民主運動正處於至少廿年來的高潮。當晚在政府總部門外有三百群眾集會,直播彈劾辯論。

廿三條換普選?泛民主派暗室交易的可能…

正如公民黨梁家傑所指,現任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中共十八大後發表的報告,反映廿三條立法是行政長官的政治任務。但作為資產階級的法律塔利班,民主黨和公民黨是不敢超出統治階級所訂立的法律框架的,始終認為廿三條立法是「憲政責任」,勢在必行。他們相信依循中共政府的引領下香港可以逐步邁向民主。因此,經常強調所謂「未有真普選,不談廿三條」原則底線的反面,實質上是指只要中共政府設計一個完善的「民主安全閥」,他們就會允許鎮壓式的法律在香港通過。梁家傑最近在電臺訪問時,表示同意以廿三條換普選,受到公眾強烈非議。正如我們《倒梁憤怒激增》一文(社會主義者雜誌19期)指出:「無論何時何地,中共都軟硬兼施(或者用胡椒噴霧作談判籌碼!),並以2017年特首選舉的規則(假普選)來作誘餌,嘗試爭取和中立化泛民主派政黨。」因為對中共的法治圈套有所幻想,公民黨未來難免走上民主黨2010年的妥協之路。

現時中央政府為2017年的「民主安全閥」急忙籌備,包括小圈子的提名委員會,以確保只能讓中央可接受的候選人當選。此外,中央政府要確保五年後現任特首可以在「普選」機製下順利連任。在有假普選的機製下,中共將更容易分化和收編溫和反對派,並就國安條例立法後削弱香港的民主權利。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2:04:33

民主黨的立法會超級議席議員何俊仁最近在公開論壇上表示,若果在2017年的普選未能達致共識,會考慮辭職發動公投。2010年民主黨抵製五區公投,2010年進入中聯判就政改方案談判妥協,繼而贊成政府的方案,無限期拖延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雙普選,背叛民主。去年年末民主黨領導層換屆後,當上黨主席的劉慧卿,一直強調與中聯辦談判為正確之舉,可見民主黨背叛之路只會愈走愈遠。今天何俊仁的言論,不過反映民主黨在立法會選舉受到選民懲罰而喪失10萬票後,被迫披上反抗的面紗混淆視聽,拖延群眾揭破其真面目的日子之來臨。溫和派未來即使真的發動公投運動,不會視之為凝聚群眾反抗的力量,而只是挾群眾作為與政府談判的籌碼,將選票作為向中央乞求的請願書。

廿三條換普選很可能成為收編泛民主派的糖衣毒藥,然而民眾必然會緊記零三年拉倒惡法的是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一直遏製群眾運動的資產階級反對派。

真正的民主鬥爭

社會主義行動不相信依循基本法的道路能帶來真正民主,只有依靠群眾運動打破中共的一黨專政,在任何條件下反對廿三條國安法,反對禁製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和示威自由。我們支持普選權的鬥爭,並以真正人民議會取代現時跛腳的立法會,將資本家的代表排除議會之外。政治代表由工人和窮人選舉產生,只能享有普通工人的薪金,並可以通過民主程序被隨時召回。

香港:二百人遊行要求梁振英扶貧

今天下午二時,多個團體及政黨,由灣仔修頓球場遊行至政府總部,要求梁振英政府於施政報告落實扶貧政策,包括參考國際標準,以家庭入息中位數的六成定為貧窮線、設立全面低收入生活補貼,改善綜援製度(包括標準金,租金津貼,兒童學習津貼)等。 遊行人士包括低收入家庭,本地及新移民婦女,其中不少帶同子女參加。大專院校學生也到場支持。主辦團體「關註綜援低收入聯盟」包括關註學童發展權利聯席、屯門婦女貧窮關註會、同根社等組織,參與政黨則包括工黨、街工、社民連。不同團體帶同標語及橫額表達其訴求。

低收入家庭生活艱苦

34歲的林太是新移民,居於天水圍,育有兩名小朋友。她表示,來到香港感到很無助,家中只依靠丈夫收入,但日用品如奶粉及尿片等價格甚高,負擔困難,根本無法再花錢讓小孩參加興趣班發掘不同興趣。她希望政府能資助小朋友上興趣班。

同樣是新移民的陳太住在深水埗區,家中包括其丈夫與三位子女,五人住在少於一百尺的劏房中,月租更高達$2800!丈夫在酒樓全職工作,月薪$12000,但因為要供強積金,加上食物價格、租金上漲,每個月幾乎不能儲半點錢。她剛升上小一的兒子有需要補習英文,但她與其新移民丈夫沒接受過英文教育,無能力教導,需要再花錢外出補習,但憑家中收入根本無法負擔。她參與遊行,希望政府能幫助新移民及低收入人士。

43歲的呀Sue住在深水埗區公屋,與丈夫和兩名孩子同住,她表示,因為外出費用太高,交通費如地鐵、巴士加價令她不敢外出,即使外出也寧願步行兩至三個地鐵站而節省高昂的車費。她與其他受訪者一樣是家庭主婦,因為需要照顧小孩及處理家務而不能外出工作,但現時物價高企,僅是兩個孩子(幼稚園低班及中三)一個學期的費用便超過六千元,所以正在尋找兼職,希望能幫補家計。她對政府的無能感到憤怒,於是參加遊行,希望發聲表達不滿。

駕院馬師傅「巧遇」車禍 

1 月29日被駕駛學院無理解雇的資深導師之一馬偉雄,在青山公路深井段練習跑步期間,突然被一輛失控鏟上行人路的私家車輾斷右腳腳掌。手術後,情況由危殆轉為嚴重,腳掌成功駁回,但日後的活動能力仍是未知之數。

事發前的同一天,馬偉雄曾接受NOW 電視臺訪問,講述自己籌組工會受打壓的情況,並在電話中與行政總裁梁霆鈞公開對質,準備透過職工盟起訴資方無理解雇。

由於駕院打壓工會的醜惡形象深入民心,車禍發生後,極多網民質疑車禍是否與是次勞資糾紛有關。車禍的確疑點重重,肇事司機聲稱,因為被一駕平治房車撞其車尾,以致失控沖向行人路,平治房車更不顧而去,導致未能追查其下落。但警方在場卻發現肇事私家車並無被撞痕跡,現場路面上亦無煞車駄痕,馬偉雄妻子向警方報案,要求徹查。

在公眾壓力底下,駕駛學院管理層於車禍翌日早上到醫院探望馬偉雄,一改數天前談判時的囂張態度,帶同五萬元體恤金給予馬偉雄的妻子,但遭到拒絕。駕院資方期後更承諾會讓兩名員工無條件復職,會先安排馬偉雄擔任文職指,「以前件事當粉筆字抹咗佢」。但另一名被解雇師傅何德明斥責公司無良,拒絕復職,就算「乞食都不會回去」。學院市務及傳訊主管宋偉梁表示,重聘兩名員工是「基於人情考慮」,而行政總裁梁盈鈞又指「以前件事當粉筆字抹咗佢」,資方似乎有意抹去公司打壓工會的惡行。

此外,1 月28 日談判時暈倒的練國亦已出院。

年青廚師被拖欠工資 勞工處草率了事

任職飲食業的二十三歲年青人阿豪,自中五畢業後便出來社會工作,已有五年全職廚師的工作經驗。於California Pizza Kitchen工作三年多後,轉職至另一家西餐廳工作至今,已經有任職一年多。阿豪表示,上一次轉職的原因是因為被公司拖欠部份工資接近萬元,到勞工處詢問,職員建議他透過申請索償,取回十八個月的拖欠工資(共港幣九千元),但最後卻遭裁判官判其敗訴,並受到出言威嚇,指若果決定繼續追討,第二堂聆訊的費用將會非常昂貴,意圖阻止其上訴!阿豪為此辭去工作,並感到非常灰心。

California Pizza Kitchen拖欠薪金近萬元 勞工處索償無果

California Pizza Kitchen(加州薄餅,簡稱CPK) 是一間國際連鎖餐廳,全球有超過240家分店。阿豪上一份工作就是在CPK任職廚師,工作三年,由最低級的助理廚師開始,直至升職兩級後,餐廳總廚向阿豪建議其擔任多一個額外職務,作為培訓師訓練剛入職的新人,此額外職務可在月薪外再多發$500薪金。阿豪答應後,擔任了一年半的額外培訓師,並因此由原來九龍灣的分店轉到尖沙咀分店培訓新人。公司一向的慣例是培訓師這職務從不需簽任何合約,但十八個月來,公司從沒向阿豪發那額外的$500工資,於是他向其上級經理查德問,三位經理曾經幫他追問總廚,但總廚總是再三推卻:「所有拖欠的工資會遲些會一次過發支票給他,不用擔心。」阿豪於是到勞工處查詢,勞工處調查主任了解後向他表示,口頭承諾也具法律約束力,建議他透過勞資審裁處申請索償,追討他被拖欠的部份薪金。

經過一個多月的輾轉,每星期只有一天假期的他用了大部分時間處理這件事,包括請其經理及店長作證人寫口供、自費索取公司的商標、處理文件等。到了聆訊當日,裁判官用數分鐘聽完阿豪講述事件經過後,一句也沒問過作為公司總廚的被告,就對阿豪破口大罵:「口頭承諾唔會計數,唔好以為你有幾個人寫幾封信就得!」還出言相嚇:「如果你仲要再打第二堂,第二堂(費用)好貴架!」聆訊居然不夠五分鐘便結束了!

聆訊終結後,阿豪與被告被請到和解區,和解員再三提及下一次的聆訊費用將會非常高昂,勸阻阿豪上訴。由於第一堂聆訊是免費的,阿豪自己根本無法負擔以後的堂費,聽到裁判官的判決後已經感到非常灰心。

「調查主任、個官、和解員三人分別同我講如果再上訴會好貴,慫恿我不要再追究下去。明明系個調查主任話口頭承諾有法律效力,叫我去申請索償,我花左好多時間、精神、洗左千幾蚊,法官一句話口頭承諾冇用就咩都冇曬」。喪失萬元的阿豪對判決感到非常失望,「普通打工仔根本不會有任何法律常識,勞工處要我們靠自己去找數據,根本沒有幫我哋,做事非常草率馬虎,只系想盡快了結件事。」

強製性無薪「落場」時段 變相加班無補水

阿豪表示,飲食業大部份餐廳都有一「落場」慣例,如他在CPK工作時,月薪$8500,理論上公司規定每位全職員工每天工時九小時,但必須於中段時間「落場」,即是不計薪的休息時段,工作時間從早上九時至下午二時;五時半至九時半,而中間落場的三個半小時不計薪,這包括員工午膳時間。用膳時間不計薪這種剝削員工手段,大家樂兩年前也嘗試過,但遭到群眾發起罷食抵製運動才收回。事實上這些都是資本家為求將利潤最大化而剝削員工,節省成本的手段。

阿豪繼續解釋,在餐廳客人多的繁忙時段,原本的休息時間也可能隨時失去,在落場時段也需要繼續工作,變相是加班而不會補回工資!

「因為隨時要繼續工作,員工連食飯也沒有固定的時間。」阿豪無奈表示,飲食業多數情況都是一樣。

工人階級需要戰鬥性工會 挑戰資本主義製度

阿豪所遭遇到的剝削及拖欠薪金只是冰山一角。這件事揭露政府勞資審裁處之虛偽,表面上為工人爭取應有權利,但如今次事件所見,勞工處將工人的投訴案件草草了事,實際上其角色是為維護資本家的利益,只不過是借助不公平的法律遏製工人爭取自己應有的權益,站在資方角度盡快平息工人反抗。

面對香港服務業主導的職場環境,財團實行的工人零散化和短期工作合約大行其道,令工會尚未緊密連系至青年工人階級。但隨著青年政治意識的激進化,青年群眾運動將會蔓延至有意識的青年工人。改變需要透過抗爭獲得,而團結就是力量。我們呼籲工人積極加入工會並參與抗爭,捍衛自己的權益,挑戰現時的剝削製度。需要以抗爭意識武裝工人,並將之組織在戰鬥性的工人政黨的旗幟底下,以爭取基本的工人權利(如追討拖欠薪金)為開始,並要求設定標準工時40小時、提升最低工資至每小時40元的水平、爭取勞工三權(組織工會權、罷工權及工會集體談判權)。工人起來抗爭反對資本主義製度,就是對不民主政製的最大挑戰。

香港:嚴重的環境汙染及破壞

要講地球的環境及資源如何被利潤第一的資本主義破壞得體無完膚,起碼要講三日三夜。今期就只講近年的香港。由反高鐵至反對龍尾人工沙灘的抗爭,環境破壞及地產霸權的禍根,是以利潤為本的資本主義。經歷過大大小小的抗爭,群眾越來越意識到這一點。

龍尾生態災難 利潤發展不離官商勾結

政府嘗試強行於大埔龍尾興建人工沙灘,動用二億八千萬公帑,讓地產商將龍尾發展成旅遊區。無論是否住在大埔區的居民均一致反對,十一月首三千群眾在政府總部外公園集會,要求政府撤回計劃。

連前天文臺臺長林超英也公開撰文,懷疑龍尾人工沙灘計劃涉及利益輸送。他表示,由政府委托的環評報告用了近兩年時間,只發現三十多種生物,並指龍尾屬低生態價值,而業余團體僅用了三日,已發現二百多種生物,包括全港罕見的管海馬(國際瀕危的二級受保護海洋生物)。

事實上,龍尾一帶早已成為財團牟利大計的囊中之物,將該區樓價推得更高。而李嘉誠早在桐梓開始巨型觀音像的工程,其鳳園的豪宅項目亦在進行中。兩間地產發展商德豐及偉都集團將在龍尾隔壁興建水療度假酒店。

龍尾方案在由建製操控的區議會中獲得通過,大埔區24名區議員中,9人同時是新界地產商會成員,大埔區議會副主席文春輝,同時是新界地產商會副主席!其中委任的區議會主席、民建聯張學明更是新界地產商會的榮譽會長。

龍尾的人工沙灘毫無疑問將是一場生態災難,需要的是群眾抗爭,連系至民主及反資本主義的運動,才能避免未來更多的自然生態再受破壞。更多關於龍尾抗爭,請見由左仁撰寫「反對人工沙灘」一文。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2:06:11

本帖最后由 傑瑞米柯賓 于 2022-4-5 22:08 编辑

高鐵、新界東北、龍尾:為誰發展?

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機場興建第三條跑道、東湧填海計劃、高鐵,都是政府為資本家謀利的種種政策,為了少數人的利益,犧牲的是大多數人的公共資源、家園、多年謀生的工作、以及大量生物的性命。

新界東北發展,主力興建低密度豪宅及商場等,為了更進一步引入內地資本,興建富豪城鼓勵投機炒賣。政府於07年提出計劃後,一眾地產商已開始在區內買地。新界東北發展區內大量農業的農地(約400公頃),以及本地鄉郊產業(工業、物流、傳統製造業),都會因為此計劃而徹底消失。

有「香港後花園」之稱,深受市民歡迎的西貢大浪灣,於2010年被蒙古能源集團主席魯連城以1,600萬元收購十萬呎土地興建私人別墅,沙地被推平、樹木遭砍伐。此事引起群眾強烈反對,並成立「大浪西灣關註組」,到長沙灣政府合署門外示威,社會主義行動亦是其中一員。

由於群眾抗爭,政府受到壓力,最終承諾將77幅位於郊野公園內的私人土地納入保護範圍,但至今仍有34幅土地未受任何保護。直到2012年10月,漁護署才宣布將落實把17公頃的大浪西灣土地納入郊野公園,指該處自然資源豐富,有一個沒汙染的天然海灘、林地、溪流及茂密紅樹林。事實上,大浪西灣事件只屬冰山一角,世界自然基金會(WWF)調查顯示自03到10年全港疑有55個自然風景地區遭到破壞。

香港環境汙染及破壞問題存在多年,並由於官商勾結利益龐大而糾結復雜。政府同於10年強行通過高鐵項目,僅26公裏的高鐵斥資669億,為全球每公裏造價最貴之鐵路項目。高鐵穿過三個郊野公園,破壞自然環境及僅有的本地農業,同時強行迫走菜園村原住民,又以警察打壓反高鐵集會,可見新自由主義政府犧牲環境及人民利益,為建築商利益保駕護航之真面目。

機場第三條跑道 嚴重威脅中華白海豚

政府計劃花費1,300億元公帑,於機場建設第三條跑道,將嚴重威脅白海豚的生存。事實上,在短短8年間(2003-2011),大嶼山水域的中華白海豚數目已經劇減一半,由158減至78條。
大嶼山北面是中華白海豚的主要棲息地,雖然群眾及多個環保團體過去大力反對第三條跑道計劃,但政府仍打算一意孤行。環保團體「地球之友」高級環境事務主任周月翔表示,機場擴建是本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基建項目,但機管局卻走精面,對有機會超目標回避不做。「環保觸覺」亦指,第三條跑道環評涉及的工程項目簡介有多項缺漏,並無包括中華白海豚大幅下降的數據。
香港機場管理局就擴建機場第三條跑道,向環境保護署提出「工程項目簡介」。地球之友發現,簡介出現嚴重疏漏,如沒打算評估二氧化氮(NO2)、微細懸浮粒子(PM2.5)等威脅公眾健康的汙染物,更故意不去評估擴建後引發海陸交通排放的大量汙染,對東湧未來20萬居民帶來的健康風險。

有人經常講所謂「香港的核心價值」,事實上核心價值沒有地域之分,只有階級之別,政府及資本家的核心價值就是維護社會上少撮人的利益,包括李嘉誠及四大地產商等財團的豐厚利潤;而占社會上大多數人的是每天朝九晚六默默耕耘的勞動者,亦即是工人階級,我們是屬於社會上的99%,我們的核心價值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99%一樣,我們要的都是作為人類最基本的需求和有秩序的持續發展,住屋權利、醫療、教育、以至是共享這個世界的天然資源-這包括最基本的空氣和水。

香港每年1,200人空氣汙染致死 *空氣質素25年從未達標

香港空氣汙染嚴重眾所周知,原來香港的空氣質素25年從未達標,香港大學研究更指出,每年平均有1,200人因空氣汙染致死,即每日平均有近3.3人因空氣汙染喪生。
2011年,路邊二氧化氮的全年平均濃度水平,不但超出法定上限53%,更比世衛組織標準高出逾兩倍。另外,高汙染水平天數由07年的74天增至去年的175天,增幅高逾1.3倍之多。
世界衛生組織早已於05年訂立新的指引,但香港的指標自1987訂立30年,政府依然不肯更新,即使將在2014年實施的新指標亦不合世衛標準。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指,政府建議的空氣質素指標過於寬松,無助改善本港空氣汙染,並推算因汙染空氣致病的公共醫療開支每年達200億元。他們認為,政府建議的指標只會容許更多超標次數,且未有計算暴露於汙染空氣人口、路邊汙染水平、健康影響評估,有關建議指標製定方法欠缺科學根據。

本港車輛排放問題惡化,許多高汙染車輛仍在路面行駛,而專營巴士廢氣排放量占總排放量四成。香港的車輛密度屬全球最高,使用柴油的貨車和巴士是道路上最嚴重的汙染源,共產生路面上88%的有害微粒,75%的氧化氮和其他汙染物質。約1/3的商用巴士和貨車,117,000車輛當中有38,500架是仍然使用歐盟前期和歐盟一期引擎,占路面微粒性排放73%。
由於公共交通的私有化,私營巴士公司縱使利潤每年至少數千萬,卻懶理空氣汙染,只能在政府補貼提供「誘因」的情況下,才去轉換更環保的引擎。我們認為,必須公有化所有私營巴士公司,配合擴建地下鐵路,升級某些必須的巴士至低汙染型號,達致全民免費使用交通工具,以此限製過度使用汽車和由此帶來的空氣汙染。

地產霸權賺到盡 屏風樓加劇空氣汙染

資本主義下,房屋瘋狂的投機炒賣使地產商興建愈來愈多高樓大廈及屏風樓(即接近「一」字排開,高度密集的樓宇),造成熱島效應,城市內的空氣流動減弱、氣溫升高、加劇地區性的空氣汙染問題。環保觸覺主席譚凱邦表示,全港至少有逾百個樓盤屬屏風樓,屏風樓能令更多單位享有更佳景觀,使單位價格更高賺取更多利潤,但卻害了區內其他住宅居民,加劇空氣汙染。

香港:吝嗇的財政「騙」案

曾俊華的第六份財政預算案在二月尾發 表,預算案一貫既往的吝嗇哲學。除了一些司空見慣的「派糖」措施(電費和租金減免),這只是政府在坐擁大量現金的情況下細小的零錢,這份財政預算案仍然無 法幫助草根工人、年輕人、窮人和不斷增長的需要房屋的人。在國際婦女節(三月八日) 的前一個星期,女士們受此預算案的打擊卻是最深。

南華早報訪問一名女建築工,她月薪一萬元,需要照顧患病丈夫和兩個兒子,她的心聲基本上代表著廣大民眾:「我感到失望…我認為今年與去年一樣,但政府派糖更少。」

曾俊華年年使用一次性的措施,避免打開實施真正福利的缺口。今年政府撥款$330億作出一次性「紓困措施」,比起去年800億的一半還不如。減少派 糖的藉口是:全球經濟危機,香港去年GDP只緩慢增長1.5%。此外,政府援引歐洲破產國家為例,指退休保障令西班牙、希臘等國債臺高築,繼續拒絕承諾實 行全民退休保障,縱使這是最有效減少城市貧窮的措施。

這位忽然中產的財政司司長表示,政府在下個財政年度會有650億的盈餘。650億有幾多?

• 650億港幣幾乎是政府在醫院和保健一年開支的1.5倍。•這是連續九年政府錄得財政盈餘。政府年年預料財政赤字,今年亦如是。這究竟是錯誤的計算,還是假裝財政困難,以欺騙市民?• 在錄得多年的財政盈餘後,政府有多達7,340億的財政儲備,等於政府23個月總共的開支
在波斯灣的石油國家外,在世界上沒有一個政府會如此的富有,曾俊華一貫吝嗇作風,繼績拒絕使用儲備去支援公共服務,減輕房屋危機。

隨便訪問街上一名市民,問他財政預算案需要什麽,可能會有以下回答:

設立全民退休保障製度—超過十萬個老人家(全港三分之一老人家)生活在貧窮線以下。
政府立刻采取措施去解決房屋問題—要解決公屋輪候冊上三十萬人的需求,就只有興建比現時多雙倍以上的公共房屋。
因為政府囤積資金,推動私有化,迎合資本家,令公共服務正資金短缺。要增加教育、托兒服務、老人服務等基本褔利。
普羅大眾的憤怒已達到臨界點。窮人更窮,富者越富,達至瘋狂狀態!李嘉誠的個人財富在去年增加了620億港元,與政府盈餘不相伯仲。李嘉誠可以為全年的教育開支供應資金,同時繼續和上年一樣穩坐亞洲第一首富。

香港首五十名富豪的總資產有15,810億港元。根據褔布斯在一月公布的富豪榜,李嘉誠的財富上升36.4%至2,330億港元。其他財閥財富也增加了數以百億,例如貪汙而被補的新鴻基郭氏兄弟,以及恒基地產的李兆基。

財爺扮中產

曾俊華月薪為$368,220,高於美國總統奧巴馬,卻不知恬恥聲稱自己是中產,所以也明白社會上的問題。其後,他更辯稱中產是「生活態度」,由於他喜愛法國電影和茶,所以他和中產人士的生活並沒有太大分別。

可見,政府是如何脫離現實,低估反抗情緒的高漲,而其所服務的商業精英是如何傲慢。在受人唾棄的梁振英(民意現落至27%)任內的第一份預算案,清楚顯示新政府不會將政策轉向「民粹」方向。我們可以一致裁定,梁振英政府和預算案沒有帶來半點改變。

政府對於廣大民眾要求聽而不聞,是植根於資本主義製度以及香港半獨裁政治製度。這個財政預算案只會增加人民的憤怒,令更多人反對服務1%的富人,兼 且沒有民意基礎的不民主政府。現時製度的設計是用來排除群眾的聲音的,所以反對這些政策的抗爭將會連系到民主鬥爭和反對資本主義。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是在全球50多個國家組織的社會主義國際組織,社會主義行動為其一員。我們組織年青人和工人鬥爭,反對資本主義,並主張以 社會主義取而代之。我們為建設新的工人群眾政黨奮鬥,為多數人提供政治聲音和組織力量。如果你忍夠了今天的腐朽製度,加入我們,並為以下戰鬥:

公營的全民退休保障,與最低工資的水平掛勾
奪取鉅富的財富!立即實行財產稅,支持急切的房屋、退休金和福利開支。增加企業稅至少與國際水平看齊
大大增加學校、醫院和社會服務的開支。結束外判和私有化 – 踢走從福利部門牟利的吸血鬼。由工人和消費者民主管理和控製公共服務
最低工資40元,復蓋所有工人,不要歧視
將私營的公共交通、基建和設施重新公營化
急切的房屋計劃,每年建設公屋五萬間。將地產集團和銀行置於民主公共擁有,踢走鉅富和投機者!
向政府和資本主義宣戰,工人階級需要自己的政黨,組織群眾為社會主義鬥爭!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2:08:46

香港:罷工!支持貨櫃碼頭工人抗爭

三 月廿八日早上,香港國際貨櫃碼頭(HIT)約300名外判工人宣布罷工,在六號碼頭閘口示威,並沖入貨櫃碼頭示威,然後組成人煉阻擋貨櫃車出入。下午,工 人堵塞六號碼頭大部分行車通道,但留下一條通道讓貨車進出。現時八號、九號和十號碼頭基本上停止運作,有效降低碼頭的運作效率。隨後陸續有更多工人自發參 加罷工,晚上約一百名工人和學生通宵留守示威。

三月廿九日,約三百名工人在碼頭遊行,高呼「罷工!撐到底」、「加人工」、「永豐可恥」等口號,進取地呼籲其他碼頭工人響應和加入罷工。另外有五十名大專生到長江中心門外向和黃集團主席李嘉誠抗議。

香港國際貨櫃碼頭(HIT)隸屬和記黃埔港口集團,為全球最大型的貨櫃碼頭經營商,擁有四號至七號和九號泊位,並與中遠太平洋合資經營八號兩個泊位。公司最終持有人是香港首富李嘉誠,和黃港口集團在零九年的盈利高達13.9億元。

由 於工人長期受盡剝削和壓迫,這次罷工在農歷新年前已經開始蘊釀。直至三月廿日,80名工人首次在碼頭發起抗議。貨櫃運輸業職工總會主席(工聯會)跟和黃旗 下香港國際貨櫃碼頭開了閉門會議,達成所謂加薪5%的「共識」。這侮辱工人的加薪幅度激發工人憤怒,成為罷工的導火線。

薪金低 工時浮動

現 時大約300名工人進行罷工,分別屬於永豐外判商(八號至十號泊位)和現創外判商(四號、六號和七號泊位),占全體外判工人的一半。工人要求與資方立即進 行談判,增加時薪12.5元。目前日薪是1,150元,要求增加至1,600元。但是,昨午承判商只承諾時薪增加3元。HIT推卸責任,指外判工人並非由 其直接聘用,故此不會負責,又否認工人十年來沒有加薪。事實上,公司每年只加人工給判頭,工人完全沒有受惠。

碼頭工人已經有十年沒有增加 工資,前年工資更由日薪(24小時)1,480元減至1,300多元,比起九七年的水平更低。參與罷工的布先生怒斥:「我們不能再忍受剝削,資方抹黑罷工 是勒索,我們只是要求合理的薪酬。現在資方承諾只增加5%工資再加送什麽禮物,簡直是侮辱我們。」

碼頭不分晝夜運作,工人連續工作24小 時為家常便飯,有時甚至需要工作48小時以至72小時。由於早年公司將每天5-8更的製度改成每天3更,令工作量更為浮動,不少碼頭工人基本上廿四小時隨 傳隨到,有時因為沒有貨櫃船停泊而連續十六時沒工開,有時又被急忙召回工作。布先生感嘆道:「…就像賣身給公司。」

工作環境惡劣,工傷頻頻發生,即使八號風球亦要如常工作,並需要人手吊繩固定貨櫃,極度危險,甚至有工人指曾經有貨櫃倒塌傷人而無人知道。理貨員郭生表示:「休息室沒有冷氣,沒有自來水,老鼠昆蟲又多,環境比天橋底更惡劣。我們要自己湊錢購買物資。」

資方還擊 準備鬥爭

資方發動全面的攻擊破壞罷工。不少工人曾經受到經理恐嚇,指若果參與罷工將被解雇。此外,判頭臨時聘用70多名不符合安全資格的臨時工,不惜一切破壞罷工。

為了長期留守抗爭,工人現時在六號碼頭下通宵留守,需要大量物資,包括帳蓬、地墊、衣物、飲品等。

現時公司派出保安嚴陣以待,打壓集會和示威自由的民主權利,卻反過來抹黑工人與保安爆發衡突。資方要脅海事處與警方介入,工人必須準備加大動員和宣傳能力,抵抗暴力清場和政治打壓。

社 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工人的合理訴求,包括所有工人時薪增加12.5元、按年薪酬調整、資方須承認工會的談判地位。我們主張民主公開的工人運動,任何與資方 的談判必須公開透明,並號召所有支持罷工的團體參與行動,確保所有團體的宣傳和言論自由。工運中的民主不是奢侈品,而是今次碼頭罷工勝利的必要條件之一。

社會主義行動訴求:

資方須承認工會的談判地位

立即滿足工人的加薪要求

立即取消外判製度,直接聘用工人

踢走和黃集團,公共擁有碼頭業務,由碼頭工人控製和管理

資方打壓升級 碼頭工人需要還擊

法院可恥!禁製令是為李嘉誠服務的

以下是社會主義行動在罷工現場及募捐街站派發的傳單:

碼頭工人的罷工展示了工人鬥爭的決心,罷工人數至今有增無減,葵湧貨櫃碼頭的運作效率癱瘓七至八成,令公司每日損失約600萬元。在碼頭委屈多年的工人鼓起信心,瞬間發現掌握著碼頭控製權的是自己,而不是大老板李嘉誠。

工 人要求與資方立即進行談判,增加時薪12.5元(即每更增加100元),這是合情合理的加薪幅度。碼頭工人已經有十年沒有增加工資,現時日薪(24小時) 為1,300元,比九七年的1,480元更低。和黃港口集團在零九年的盈利高達13.9億元,工人受盡超額剝削,最終持有人李嘉誠實為可恥。

碼頭公司竟然指為公司拼搏多年的工人不是他們的工人,因此不用負責工人的福利保障!可見外判製度是讓公司推卸責任的製度。

罷工引來外界政黨、工會、社運團體以至普通民眾洶湧而至的聲援,大量物資和捐款鼓動工人的信心,可見罷工是爭取到公眾的廣泛支持。無論最後的結果如何,這場壯大的運動已為香港工人鬥爭史寫上光輝的一頁。

禁製令 – 工運廿三條!

和 黃集團說罷工工人並不是直接受雇於工人,因此不會負責工人的福利保障,但入稟法院申請禁製令的,卻是國際貨櫃碼頭公司,可見資方是何等虛偽!李嘉誠寧願花 錢請大狀申請禁製令,外判公司寧願虧損數以百萬元,都不願意滿足工人日薪加三百元的訴求,可見資方視工人為敵人,視這場為不可調和的階級鬥爭。

法 院的禁製令根本是資本家的工具,用來打擊碼頭工人的罷工。四月一日禁製令頒布當天,是香港民主最黑暗的一日。法庭和法律從來不是中立的,往往是資本家鎮壓 工人的工具,尤其在勞資沖突中,法庭往往偏袒有錢人和資本家的。香港首席法官的月薪系$21萬,幾乎是碼頭工人一年所賺的錢。他們當然是用老板的角度去看 待事情的。法官李瀚良指出「工人的示威權不能淩駕私人業權」,可見法院的最終任務是保護有錢人的財產,而非大眾的權利。

禁製令打壓工人基 本的民主權利–罷工權,破壞香港的民主權利,禁製令簡直就是工運廿三條。各國政府以專製手段打擊罷工,已經成為國際趨勢。例如,在2010年,英國航空在 公司92%工人投票贊成罷工的情況下,仍然可以頒布禁製令。在2011年,美國威訊通信取得禁製令,打壓45,000名工人的罷工。本年年初,希臘政府頒 布戒嚴令,勒令渡輪及地下鐵路工人結束反對減薪的罷工,這法令是70年代時期專製政府打擊罷工所用的。

各地的工會都站在民主鬥爭的前線,因為攻擊工會權利等於攻擊民主!

行動升級 抗爭到底!

禁 製令頒布之後,工人被迫撤出六號碼頭閘口,激起更強烈的反抗情緒。現在我們要將行動升級,呼籲其他行業的工會、工人和大眾聲援,並向法院進行抗議,揭破其 階級歧視的本質。資方利用法院打擊罷工權的手段會陸續有來,甚至有可能申請新的禁製令去對付碼頭工人,在未來甚至對付其他工人。禁製碼頭工人,等於禁製全 體工人階級!我們需要各種方法還擊,例如在4月5日雙方再出庭應訊時,動員工人和聲援者到法院外抗議,可以是其中一個可行的方案。

工人階 級需要以集體行動和團結聲援,抵抗不公義和不民主的法例,贏取更廣泛對罷工的支持。現在六號閘口被迫清場後,鬥爭有必要有進一步的形式。我們需要群眾糾察 隊,這是對法院禁製令最有力的還擊。數以百計支持者組成的群眾糾察隊在過往很多鬥爭中都是有效的工具,用以堵塞關鍵的出入口或交通。群眾大會可以用來以投 票方式決定鬥爭策略,並組織和吸納大量聲援者,讓工人的意見得以傳播。糾察隊亦用來應付警察騷擾和打擊,維持罷工現場的秩序。在資方的攻擊升級之際,警察 之後很可能會逮捕工人,或者動用流氓騷擾罷工,糾察隊的角色是猶關重要。

雖然碼頭工人不免要在法律條文上與資方角力,但工人的戰場始終在於鬥爭本身。碼頭工人罷工要徹底成功,必須要繼續強化組織力,進而擴大罷工規模。

百多名屈臣氏送水工人被迫轉外判 李嘉誠再向工人宣戰

有指資方準備向被解雇的一百名工人派發一定水平的賠償,利誘工人妥協接受外判。現在是整體工人階級向外判製度反攻的大好時機,如果今天工人錯失反抗機會,外判製度只會再次在未來壓榨工資,加重工作負擔。因此,送水工人與碼頭工人的聯合鬥爭,是當務之急!

貨櫃碼頭工人罷工如火如荼之際,和黃集團董事局主席李嘉誠淪為眾矢之的。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和黃集團旗下的屈臣氏蒸餾水公司昨日起遣散100名跟車送水的工人,迫使他們轉去外判的特許經營商工作。

屈臣氏蒸餾水公司為了逃避工人的福利保障,推出「自組車隊計劃」威迫利誘工人轉去自雇人士,要員工自組公司承接為期兩年的送水服務合約,又發放「特惠金」給工人所謂「自組公司」。同時,拒絕的員工則經常被調派偏遠地區送水。這實際上是將工序外判,利誘並分化工人,瓦解工會的力量。

和黃集團的零售業務2012年的收益總額1486.26億港元,而工人則每日需運送約30,000桶蒸餾水,占全港大約50%的辦公室的送水工作。

事件於本年年初已經開始蘊釀,去年12月31日,30多名屈臣氏公司職工會員工早前屈臣氏大埔工業邨廠房外抗議,舉著「反外判」、「名為外判車隊,實為打擊工會」、「我們要穩定工作,不要外判和內判」的紙牌抗議。

這並不是送水工人遭受的第一次進攻。在2008年7月11日,維他奶國際集團有限公司無理解雇一名活躍維權的員工,並扣減工人的傭金報酬,激發了一 場大罷工,在200名工人的團結鬥爭下取得相當的成功。這場罷工亦激發屈臣氏蒸餾水的送水工人於同年7月22日進行罷工,抗議資方自2003年起減少工人 的傭金,最後也成功迫使資方讓步。

資方一直嘗試縮減工人人手以及減少工人傭金,及後的2009年和2012年亦爆發送水工人的罷工鬥爭。但資方近年來的態度越來越強硬,去年的罷工最終在公司的分化策略下未能迫使資方讓步。

碼頭工人罷工已經成為香港工運的焦點,必將鼓動其他行業的工人起來鬥爭。反外判製度和反資本家剝削的鬥爭戰線正在拉開。送水工人同樣受到李嘉誠的財團壓榨以及外判製度的分化,因此與碼頭工人聯合鬥爭,不但可以增加自己的勝算,更可以強化碼頭工人的鬥爭。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2:09:48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 廢除外判製度,重新聘用100名被解雇工人

· 送水工人與碼頭工人聯合抗爭,反抗吸血的和黃集團

· 將和黃集團業務實現民主公營化

碼頭工人 – 香港工人的典範!鬥爭要立即升級!

加薪兩成,絕不妥協

碼頭罷工已經超過十天,各大工會、社會各界和學生都積極聲援,包括昨日在各大百佳門外的抗議行動,而「碼頭工人罷工基金」已經籌得超過240萬元, 證明罷工得到基層民眾的廣泛支持,對工人來說是一大鼓舞。李嘉誠不但是百佳與HIT的大老板,其生意更遍布全港每一角落,因此,罷工開始演變成一個挑戰李 氏經濟獨裁的社會運動。

資方依然態度強硬,拒絕談判,除了向未罷工的工人派5,000元利誘外,又以法院的禁製令打擊罷工。但罷工的勝負關鍵始終在於進一步癱瘓碼頭的運 作,並聯合其他更廣泛的行業共同抗爭。下一步的鬥爭需要激起更多碼頭工人參與罷工,並聯合其他行業的工人加入鬥爭。同時,資方準備繞過香港,在深圳碼頭落 貨,因此必須製訂策略以應對打壓。

呼籲直屬工參與罷工

在四月五日,法院拒絕撒銷禁製令,工人依然要留守在碼頭閘口外。「社會主義行動」強烈譴責法院為有錢人服務,強烈譴責禁製令保衛老板利益、對罷工權(基本的民主權利)施加重重限製。

在工人罷工的壓力下,法院被迫將禁製令松綁,容許八十名工友進入碼頭停車場。仍在工作的HIT直屬員工因為外判工的罷工,工作負擔加重,早已疲累不堪、士氣低落。三百名直屬員工已經開始按章工作,爭取超時補貼。

工人在四月六日開始,將會安排工人輪流進入碼頭,說服尚未罷工的工人參與罷工。雖然允許工人聚集的停車場距離工作地點甚遠,但如果有組織及系統地進行,以揚聲器呼籲,並設法將傳單交至直屬工手上,絕對有成功的機會,激起更多工人參與罷工,進一步癱瘓碼頭的運作。

定期的罷工工人大會可以吸納沒參與罷工的工人加入到罷工行列。工人大會必須確保所有工人的民主參與,才可以維持工人的高度參與,並鞏固罷工的韌力。

廢除外判製!

同樣,和黃集團旗下的屈臣氏蒸餾水的送水工人亦面對外判的剝削,公司在四月一日起遣散100名跟車送水的工人,迫使他們轉去外判的特許經營商工作。 雖然有傳資方準備向被解雇的工人派發一定水平的賠償,利誘工人妥協接受外判。但從碼頭引入外判製十五年來的經驗來看,公司的目的是瓦解工會力量,讓外判製 度長存,未來只會再次在未來壓榨工資,加重工作負擔。因此,當務之急是送水工人與碼頭工人的聯合鬥爭,並連結各行業的工會組織反外判的抗爭。

在印尼,去年十月有二百萬人罷工,反對外判製度,迫使不少老板簽訂永久合同。在埃及蘇克哈納,去年二月杜拜環球港口有千二名工人罷工十六天,最後成功爭取全部由外判工轉成直接聘用。

和黃集團的嚴磊輝同時為外判商「富大」和「成功」的董事,是罷工揭破了的重要黑幕。事實上,外判不過是弄虛作假的技倆,除了為雇主提供雙重剝削,亦掩飾剝削的幕後黑手 – 和黃集團及李嘉誠的商業王國。

和黃轉用鹽田港口 呼籲深圳碼頭工人抵製!

在450名工人罷工的情況下,葵湧貨櫃碼頭癱瘓接近一半,令公司每日損失$500萬。資方正準備轉用廣東省鹽田、蛇口、四個貨櫃碼頭落貨,甚至促港 府向廣東省「求救」,特批貨櫃迅速來港,甚至製訂新航運路線繞過香港,從而瓦解罷工的力量。例如,澳門有三分一凍肉經香港入口再轉到澳門,現時部分貨主擬 改經深圳轉運到澳門。

鹽田碼頭同樣由和黃集團擁有,資方如果調動業務,繞過香港碼頭落貨,對罷工是一大打擊。我們需要聯合深圳的工人共同鬥爭,在香港的工會應該呼籲深圳 及其他港口的工人,拒絕處理從香港繞道而來的貨物,捍衛香港碼頭罷工的力量。當然,深圳工人面對更嚴峻的處境,例如鹽田工人只有官方控製的工會,也要面對 中共公安的暴力打壓。

若內地支持香港碼頭工人的團結抗爭遭到警察鎮壓,香港的工人應保證支持內地的碼頭兄弟,亦應呼籲國際上的碼頭工人支持,發起抗議並將聲援行動升級。

這是中港兩地工人反擊李嘉誠和中共獨裁的好時機,我們可以錯失嗎?

同樣由李嘉誠控製的鹽田港碼頭,工人工資只有約三千至四千人民幣,九成的低技術工人也是受聘於不同的外判公司,與HIT的工人狀況相似。在零七年, 超過700名鹽田碼頭工人曾發起罷工,在中共的獨裁下罷工,所需要的鬥誌絕不比香港工人少。老板的組織跨越國界,令他們更有效地剝削勞動力,盡量遏製工人 組織起來反抗。因此工會也必須跨越國界,通過真正的組織,將香港和內地的工人連結在同一陣線,捍衛工人的飯碗、工資和工作條件。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與其他聲援罷工的團體一樣,一直積極參與罷工,支持工人的合理訴求。我們至今為「碼頭工人罷工基金」籌得超過二萬元,亦為是次罷工出版《社會主義者》雜誌的「碼頭罷工特刊」,將所有捐款捐至職工盟的罷工基金。

作為與「工人國際委員會」聯系的戰鬥性社會主義組織。我們站在工人身邊,投入整場鬥爭,分享工人鬥爭的經驗(包括從國際鬥爭的經驗),並協助建立戰略和方法以贏得勝利。

我們通知了工國委不同國家的工會成員,呼籲作出聲援香港碼頭工人的行動。我們瑞典的同誌已發起了反對李嘉誠3(電訊)的行動,在瑞典的3分店門外抗議。

聲援碼頭工人罷工:

加薪兩成,絕不妥協!
譴責和黃HIT公司拒絕談判!要求集體談判權
廢除外判製 - 外判製只是資本家壓低工人工資、增加工時、削弱工會的技倆!
積極利用禁製令的松縛,進入碼頭說服未罷工的工人參與罷工
呼籲深圳四大碼頭(特別是鹽田港口)的工人抵製香港轉過來的工作-工人階級大團結,對抗資本家的技倆!
打倒李嘉誠和大商家的經濟獨裁!民主公有大企業,經濟發展應為人民需要,而非為少數人的利潤
團結聲援碼頭工人罷工!

碼頭罷工 – 勞資談判僵持不下 要真正的行動升級

今天,碼頭工潮進入第三輪談判,逾百名碼頭工人遊行至談判地點葵興政府合署外示威,向資方施加壓力。目前,外判商「永豐」拋出加薪7%的方案,而「高寶」則只願意加薪8.5%,與罷工工人要求的20%仍有相當遙遠的距離。罷工工人絕不會接受這屈辱的不平等條約。

此 外,沒有參與罷工的建製派工會 – 勞聯和工聯會表示會接受加薪12%,顯然這是工會官僚與資方達成的「協議」,用以向職工盟施加壓力。此外,每年外判商會在七月與HIT續約,有罷工工友表 示,在最壞的情況下,外判商有可能會準備在今年七月續約前結業,逃避對罷工工人的責任。碼頭工人必須準備抵抗資方的技倆。

由於資方不答應 每更加薪90元(即18%),職工盟宣布將行動,會呼籲HIT直屬工和外判內運車司機加入罷工,並移師至長江中心外繼續紥營留守。4月17日中午,約二百 名工人已經抵達長江中心外示威並紥營留守。為了爭取公眾關註和支持,留守長江中心外可以是其中一步,但更重要的是如何令罷工進一步癱瘓碼頭的運作,令公司 董事損失盈利才能擊中其要害。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碼頭工人罷工抗爭。罷工勝負的關鍵在於能否癱瘓碼頭的運作,碼頭工人的當務之急是呼籲HIT直屬工和內運車司機參與罷工,並號召國際碼頭工人團結鬥爭,包括深圳碼頭工人。

呼籲HIT直屬工和內運車司機參與罷工

在外判工人罷工後,碼頭公司的四十七個吊機,現在只有三十四個運作。現時HIT直屬工(主要為吊機操作員)工作負擔加重,疲累不堪。300名直屬工按章工作,爭取超時補水1.5倍,更不排除會將行動升級。

HIT 更聘請了沒有考獲安全證的南亞裔工人,不少未有罷工的工人指工作險象環生。部分復工的工人接受《星島日報》訪問時指,四十名的船上裝卸員最少已連續工作三 天,當中有六人自上月底工潮起,不斷在碼頭內「車輪式」工作,至今已半個月未嘗回家。法院的禁製令打壓工人合法的糾察權,卻連最基本的勞工權益都不能保 障,可見「法治」的雙重標準昭然若揭。

在工潮後,碼頭內的工人工作士氣低落,工作負擔更為沈重,有組織和耐心地呼籲他們加入罷工的戰線,是絕對有可能的。

在 4月15日晚上,數十名罷工工友嘗試走進碼頭內,呼籲內運車司機參加罷工。「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持續的和有系統的呼籲行動,包括清晨在葵芳及荔景地鐵 站擺設街站,呼籲正在上班途上的內運車司機和HIT直屬工參加罷工。此外,將工友呼籲罷工的演說錄音,並以揚聲器在碼頭內不斷播放,亦是另一選擇。這種堅 定的集體行動可以說服更多工人參加罷工,狠狠教訓一下外判商和和黃集團!

國際團結聲援行動

國 際貨櫃碼頭公司(HIT)昨日再發出聲明,指工潮下每天處理貨量運力維持八成六。這說法是誇誇其談,以打擊罷工工人的信心。根據職工盟的聲明所指,現時貨 櫃碼頭內每隊裝卸工人平均每小時能處理7至8個貨櫃的起卸工作,比起正常運作時的25個少於三分之一。工會估計,現時貨櫃碼頭的運作效率只及正常水平的三 成。

但是,HIT的確準備轉用廣東省鹽田、蛇口等四個貨櫃碼頭落貨,甚至促港府向廣東省「求救」,特批貨櫃迅速來港,甚至製訂新航運路線繞過香港,從而瓦解罷工的力量。

李 嘉誠的剝削爪牙遍及全球,鹽田港同樣由其控製。和黃集團可以繼續剝削深圳工人牟利。工人唯一反對老板全球化的武器,就是國際團結抗爭的行動。在零七年曾經 出現過罷工,抗議公司十年只加薪100元人民幣。在香港的工會應該動用媒體,呼籲深圳及其他港口的工人,拒絕處理從香港繞道而來的貨物,捍衛香港碼頭罷工 的力量。

我們明白到內地當局必然會阻止任何與深圳工人的連系,但即使單單公開呼籲團結深圳工人的舉動,就足以引起各界高度關註,更會挑起 雇主一方的神經。香港的碼頭工人應該承諾,未來深圳工人起來抗爭的時候,香港一方都會全力團結支援,絕不會沈默 – 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深港工人的團結不是遙遠的夢想,而是目前將罷工升級的必要任務。

4月16日,澳洲海事工會的八名代表親臨罷工現場聲 援,捐出12.8萬港元致罷工基金,並與百多名罷工工人,由葵湧貨櫃碼頭出發,遊行至勞工處的葵湧辦事處(即談判地點),一起喊「罷工!撐工人!」的口 號。國際上的工會已經展開討論實際行動支持香港碼頭罷工,包括慢駛甚至停駛來港的船只以幫助拖延貨期。可見,國際上的碼頭工會已經積極前來聲援,香港工會 應該有更進取的行動,呼籲國際碼頭工人參與鬥爭。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2:11:07

撒切爾夫人和英殖治港的結束

撒切爾被資產階級思想家尊崇為女英雄,最近亦被內地官方媒體譽為「偉大的」領導人,但她在上世紀80年代與中共的談判時,卻表現得相當無助和不諳時勢。這場 談判為1997年的主權移交鋪平了道路。《環球日報》一篇社論談及香港問題,稱撒切爾「做了她在首相位置上的最大一次正確妥協」。

從歷史 去看,這是不正確的,盡管有其「鐵娘子」的形象,撒切爾實際上數次在有組織的勞工的堅決抵抗下,作出過重大的退讓(正如所附文章解釋的)。例如在利物浦 市,工人運動是由托派組織「戰鬥派」(與「社會主義行動」結盟的工國委 [CWI] 的一員) 所領導的,當時的群眾鬥爭,包括總罷工迫使撒切爾退讓,並使公共住房和地方公共服務的經費增加。

在英國與鄧小平及中共獨裁的交易中,撒切爾的妥協實際上指的是,她要被迫接受英國高官從一開始所說的話 – 在轉折點1997年後,放棄延續英殖統治這個不切實際的想法。這些官員,包括當時的港督曾經探測過北京水溫,確切告訴她,北京在收回香港這一點上是「不容談判」的。

在 福克蘭群島戰爭戰勝阿根廷後,撒切爾意氣風發,在1982年9月赴北京會見鄧小平。傅高義在《鄧小平傳》中指:「撒切爾後來描述,會面令人苦惱,但是與會 的英國官員指證說,撒切爾匯報時大大誇大了與鄧小平的對峙。她在會後的新聞稿和中國隨之而來的反應,才是對峙感的源頭。」

因而根據傅高義的消息來源,「和鄧小平對峙」僅僅只是媒體技倆,用以掩蓋英國政府的順從。

撒切爾訪京的一星期內,恒生指數下跌了25%,而在一個月內暴跌了一半。這段時期,從港幣的崩潰可見到經濟的不確定性,並導致政府在1983年作出孤註一擲的決定 – 港幣與美元掛鉤。這就所謂的「平穩」過渡!

無 論撒切爾或者其他領導人的意願如何,一旦中國決定收回香港,英國作為一個衰落的帝國主義勢力,顯然無法與中國對抗。相比起毛澤東滿足於將香港主權的問題 「留給後代」去解決,中國收回香港的決心本身標誌著其焦點有所轉移。在北京走向資本主義瓦解國有行業、免費教育和醫療、廉價住房等等後,難以繼續濫用「社 會主義」的名義維持統治,而更加需要民族主義的措辭,也更需要復興大中國的願景,因此要收復香港。

「英國首先退縮。」陸恭蕙在其《地下陣線:中共在香港的歷史》一書中說,「畢竟,英國需要考慮中英的長遠關系。」意思是,英國資本主義不會為了無從把握的香港,而妨礙其涉足準備打開的中國巨大「市場」。

撒切爾真正關心的,不是香港群眾的困境,也不是他們在中共統治下會否面臨鎮壓(正如英治時期就多次發生鎮壓)。1981年,和中國開始談判的一年前,戴卓 爾推動種族歧視的《英國國籍法》,剝奪三百萬香港人(以及其他前英殖民地的數百萬人)的居英權。撒切爾當時在演講稱,英國被「外來文化所淹沒」。撒切爾收 緊移民法主要目的,是製止香港移交中國後引起的逃亡潮。

撒切爾、鄧小平和其各自的統治菁英,不僅不是敵對關系,而且還基於經濟利益而達成 了諒解。撒切爾將鄧小平的一國兩製以「精妙」來形容。我們社會主義者反對撒切爾主義,也反對鄧小平主義,對於中共官員現在得傳於撒切爾的階級鬥爭的謀略, 我們並不感到驚訝。《每日電訊報》報道:

「在位於上海的中國最精英的黨校之一 – 中國浦東幹部學院,『危機管理』課程已經包羅了撒切爾的哲學,當中也聚焦到2011年的英國騷亂。」

「…李敏教授,在一次學院的課程上說,就危機管理而言,英國這位前首相堪稱楷模。」

據估計,中國每天發生500件的「群體性事件」,而警察和國內安全的維穩費甚至高過國防。因而不難理解中共癡迷於撒切爾的鎮壓政策,如加強警察,以及在歐洲最不民主的反工會法律。

今天,對於英國和撒切爾在香港所扮演的角色,仍然存在廣泛的誤解。或許其中最極端的表現,是有被誤導的香港青年在反政府示威中揮舞英殖民旗,並錯誤視之為抵抗中共獨裁的象征。事實上,這種政治混亂始於上層,在政治建製中,特別是在泛民主派的領袖人物。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最近評論說,撒切爾「沒有考慮到香港人的福祉」,並補充說「這是英國歷史上非常非常不光彩的一頁」。如果有人相信這說法是一種諷刺,是可以理解的。

那 麽劉慧卿又認為英國哪一次的軍事入侵和奴役是光彩的?正如《每日電訊報》指出,英國前前後後侵略了「世界上除了22個國家之外的所有國家」。作家理查德. 戈特(Richard Gott)在《衛報》中寫道:「當前世界上的許多沖突,發生在英國已經拋棄、耗盡和一貧如洗…的前殖民地」。 戈特列舉斯裏蘭卡、巴勒斯坦、塞拉利昂、南非、津巴布韋、肯尼亞、巴基斯坦和印度作為例子,在這些國家中,英國「分而治之」策略下培育的民族沖突和不穩定 一直持續到今天,奪去不計其數的性命。

撒切爾代表著資本主義製度,並特別野蠻殘忍地捍衛它。她在中共體製內贏得眾多崇拜者,是不會令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感到吃驚的。社會主義者理解,無論是在東方或者西方,都需要挑戰資本主義和專製統治。

反李嘉誠的鬥爭需要團結!

致左翼廿一公開信:你們捍衛言論自由嗎?
葵湧國際貨櫃碼頭的工人爭取合理工資的鬥爭,凝聚起公眾、青年和社運人士的大量支持。不少學生和市民都站在碼頭工人的背後,提供財政和物資上的支 持。「社會主義行動」也不例外,除了每日到場支持罷工,至今已為「碼頭工人罷工基金」籌募了超過一萬一千元(註:至本刊出版之時,數字為三萬六千元),並 將會加強街站募捐及到場聲援的工作。各組織(包括「左翼廿一」)和個人都做了重要的聲援工作,我們對此表示歡迎。

可惜,對於「左翼廿 一」 的部分成員阻撓「社義行動」成員的民主權利,我們深表遺憾。四月一日,二千人由荔景地鐵站遊行至碼頭,在碼頭舉行集會期間,「左翼廿一」的主持向我們表 示:「『社會主義行動』成員不可以發言,因為你們出售雜誌。」所指的是《社會主義者》雜誌的罷工特刊。我們向「左翼廿一」成員解釋,罷工特刊的收益將全數 捐贈予罷工基金。

職工盟代表表示,完全沒有禁止《社會主義者》雜誌在罷工現場或其他地方發布,更感謝我們支援罷工基金。然而,即使「左 翼 廿一」得知這消息,在四月二日晚上打氣晚會期間,仍然阻止我們的成員發言。即使我們解釋雜誌並非向罷工工人籌錢,而是向外界人士募捐,「左翼廿一」仍然繼 續抵製我們。這等同審查和禁製政治觀點,違反民主原則,令我們極度震驚。

我們相信大多數「左翼廿一」支持者並不認同這些不民主的行為。希望此抗議信能夠提醒「左翼廿一」,你們部分的代表成員不幸持有非常危險的立場。

我們將繼續聲援工作。事實上,我們寧願將精力集中對抗資本家,向服務李嘉誠的法院頒布的禁製令反擊。但為了捍衛工運中不可或缺的透明和民主,我們不得不發表此公開信致「左翼廿一」,以示抗議。

我們要求「左翼廿一」清楚表明立場。 貴組織是否支持新聞自由?抑或是僅僅支持除「社義行動」外的新聞自由?這場鬥爭實在非常重要,不能因有違民主原則的騷擾行為而蒙上陰影。請以民主的方式合作,團結鬥爭!我們的立場都是支持捍衛言論和新聞自由並為之而鬥爭的,不是嗎?

資方在禁製令的護航下已經清場,罷工進入關鍵的階段。我們必須更堅定、更團結地揭破和反抗資本家的剝削製度。

碼頭彥將李李嘉誠的商業王國暴露於鎂光燈下

碼頭罷工震撼人心, 一個多月以來,揭露了李嘉誠等權貴治港的現實,令愈來愈多人睜亮了眼睛。根據《華爾街日報》資料,六大企業集團支配著香港經濟,包括超市銷售額的90%及 私人屋苑市場的三份之二,在每$1的花費中最少吞下23仙。他們的商業帝國遍及各行各業,你每次乘一程巴士、在一商場購物、撥一次電話、住一次酒店、看一 套電影,或照亮你的家,更勿論買一個單位,都不得不令這些富人更富有。財閥大亨控製地產市場,「地產霸權」一語由此衍生而來。

在這權力架構的頂端是李嘉誠。據福布斯雜誌,李嘉誠在富豪榜排行第八,坐擁$310億美元($2,410億港元)的個人財富。按股票總值計算,他擁有的公司占股票市場的15%。去年,李氏等香港富豪豬籠入水,李氏身家上升了$80億美元($620億港元)。

算 一算,李嘉誠的財富在過去12個月的增幅幾乎足夠支付香港一年的教育預算($630億港元),幾乎相當於香港政府去年的賣地收入($690億港元)。其他 一級富豪即使未如李氏,也賺得盤滿砵滿。恒基兆業主席李兆基的個人財富在去年增加$230億港元,達到$1,550億港元。郭氏兄弟沒有受嚴重的貪汙指控 及家庭內哄阻礙,財富於去年增加$310億港元(來源:福布斯富豪榜)。

對香港大眾而言,故事則截然不同。現時的貧富差距是已發展經濟中 最極端的。根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指,貧窮成為這城市「地方獨有」。根據經濟學家謝國忠,香港平均工資在上個年代每年只增加了1.5%,低於通脹。而生活在 貧窮線下的長者數目首次突破三十萬,達到305,000。

裙帶資本主義

「白手興家」的奮鬥故事不過是資本主義下的傳說。李嘉誠並無真正的白手興家,而是靠剝削 工人賺錢。無論在昨天的英殖政府,還是今天的中共獨截及其香港傀儡下,他都大大地受惠於國家,通過「裙帶」關系中受到特別厚待和保護。李氏在1972年成 立的長江實業,現今是香港第二大的地產集團,在香港7個單位中有1個由其建築。

在毛派影響下的六七暴動後,李嘉誠趁著房產投機熱潮中建立 長實集團。在英政府的允許下,長實集團分支到公共事業,並於1979年收購了控製港口的和記黃埔,又於1985年收購了作為香港第二大的能源公司港燈,成 為打入批發、電訊及媒體等經濟領域的跳板。李氏的屈臣氏集團擁有超過7,800間分店,包括百佳超級市場(在香港有250間分店並於國內有50間)及其他 品牌例如Taste和豐澤。

在1970年代後期,全球政策轉向新自由主義,助長了李嘉誠尤其在英國(因當時英殖治港)擴張公共事業和基礎建設的生意。如果沒有政府的幫助,李氏家族真的會靠穿膠花白手興家?

新 自由主義聲稱國營部門「沒有效率」,而要盡可能私有化最多的部門,水、能源、交通、學校、醫院,甚至監獄,被私人資本家以利潤模式營運。李氏等大亨及其國 際上的同類人物一直大有影響力,令政客們采用激進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如私有化、去管製化(降低服務質素和對客戶的保障,以增加利潤)、外判製(正如我們在 碼頭業中所見,「血汗工廠」的工作環境和削弱工會的議價能力)。

但當新自由主義攻擊政府的福利和扶貧措施時,財團卻受著政府的政策庇蔭, 來保障土地的供給、超低的稅率、縱容資本寡頭(財團之間達成控製價格的協議,操控市場)。因此,香港是個典型的「裙帶資本主義」-官商勾結,這完全粉碎了 右派智庫指香港為世上「最自由」經濟體的神話宣揚。

自由派經濟學家往往回避這些問題,但事實上世上並不會有一個沒有「裙帶」關系的資本主 義經濟。當梁振英「選上」了香港特首的時候,曾經揚言要挑戰大財團(當中大多數支持其對手唐英年),尤其是他們對房屋市場的壟斷,並提出要增建公共房屋。 但這並沒有兌現。以李嘉誠為首的一眾財團,在北京的盟友的幫助下,迫使梁振英乖乖聽話,淡化其建屋的計劃。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2:12:18

海外擴張

香港資本主義是「成熟」的資本主義,意味著其經濟幾乎完全是寄生性的,建基於錢滾錢,而非建 基於民眾可消費或可使用的生產來創造財富。大多香港的利潤來自外地,尤其是在中國大陸的血汗工廠勞工。今天,金融的投機製造了鉅額金錢,製造了連中產都透 不過氣的房屋惡夢。25萬人住籠屋與板間房,被剝奪了基本的住屋權利。但正如列寧解釋,「剩余資本」在此狹小的市場中出現,導致資本家需要向外擴張。李嘉 誠可以說是這個現象活生生的教材。

李嘉誠擁有一系列的港口、電信、媒體和公共事業,全球雇用25萬名工人。他控製了世界上港口總貨運量的13%,營運將近30個國家的碼頭。李嘉誠的旗艦港口企業「和記港口控股」是和記黃埔的一部分,其亦與中國的國有企業合作,包括營運深圳的港口業務。

李 嘉誠在中國的投資不止於此,在北京等大城市都有其建築項目。在農歷新年前,吉林省有100名工人在和黃擁有的豪宅外抗議,追討$2,000萬的欠薪。香港 財團在鄧小平的走資改革後,很快便擁護中共獨裁,而這些權貴家族甚至被「選上」為半官方職位的政協或人大,包括李嘉誠的兒子李澤鉅。

歐洲 爆發債務危機,該區成為了李嘉誠收購的目標,購買私有化的公共事業、能源公司和電訊。和黃的收入有42%是來自歐洲。一個財經分析師對於李嘉誠最近收購供 給英國四份一人口天然氣的威爾斯與西部事業(Wales & West Utilities)後感嘆道:「歐洲成為了李嘉誠新的寶貝。」李嘉誠擁有的其他英國公共事業為英國電力網絡(UK Power Networks)、北方天然期網絡(Northern Gas Networks)和南方水業(Southern Water)。去年,和黃花了200億歐元來入股愛爾蘭的電訊商Eircom,花了130億歐元入股另一奧地利的電訊企業Orange。李嘉誠的屈臣氏集 團擁有英國及愛爾蘭超過900所分店的連鎖藥房。

社會主義的解答

香港的社會主義行動,是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盟友,支持香港碼頭工人爭取生活工資的鬥爭。我們與碼頭罷工工人 以及通過工國委與世界上社會主義者討論,我們正在協助這場鬥爭,並推動全球的聲援行動。根據國際工人鬥爭的經驗,例如去年葡萄牙的碼頭罷工得到歐洲八國碼 頭的罷工一小時聲援,我們提出全球碼頭工人罷工,聲援香港的階級兄弟。在李嘉誠擁有全球多個港口,在其工會中特別可以提出這呼籲,包括在亞歷山大港、布裏 斯本、布爾諾斯艾利斯、雅加達、卡拉奇、倫敦、洛特丹與悉尼。

碼頭工人的鬥爭贏得了香港普遍群眾的巨大支持,激起了對貪婪狂妄財團的憤 怒。工人需要強大而民主的工會來捍衛自己的權利,但同時需要建立一個新的工人階級政黨來終結財團的專製與經濟壟斷。這個任務源於國際上階級鬥爭的尖銳化和 政治的激進化,對「1%」貪婪富豪和資本主義日益憤怒。現在極需要新的工人政黨,爭取對社會主義綱領的支持:

讓財團為危機埋單-向財團征收富人稅,並終結香港的超低企業利得稅率!
終結所有外判與合約勞工-捍衛真正的工作,並要求工資增幅水平超過通漲!
建立戰鬥性的工會與新的工人政黨!支持國際主義、團結聲援和反對一切形式的種族主義與歧視!
要求立即增建廉價公屋,每年5萬間-踢走財團,並將銀行和地產商民主公營化!
打碎資本家的寡頭,終結地產霸權!唯一方法只有將長實、和黃等財團擁有的企業國有化,並實行工人與大眾的民主公共管理。

香港:五一勞動節 爭取標準工時的抗爭

巴菲特的名言與李嘉誠所思所想一脈相承。李氏發動階級戰爭,通過和黃集團和HIT的奴才,還有作為「爛頭卒」的外判商,向碼頭工人發起進攻。但是,碼頭工人展示了還擊的方法。

葵 湧貨櫃碼頭工人罷工抗爭,增取加人工,得到廣大群眾支持,可見群眾反資本霸權的情緒高漲。日本、澳洲、瑞典和許多其他國家的碼頭工人和海員紛紛團結聲援香 港碼頭工人,可見國際主義是工人的階級本能,更呼應五一節的主題 – 「全世界無產者團結起來!」物價飛漲、世界資本主義危機深化、雇主打壓愈發嚴苛,今年的五一遊行繼續是勞動者重要的行動,以捍衛自己生活水準。最低工資已 經在兩年前實施了(盡管其水平遠低於群眾需要),勞工三寶中的標準工時將是下一個勞資對抗的戰場。

極長的工時

作 為全球國家和地區中人均生產總值排行前三十名的地方,香港勞動者的工時之長在世上也是諷刺地名列前茅。根據瑞銀2012年9月的「價格與收入」報告,全球 72個被調查城市中香港人均年度工作時間為2,296小時,高於全球(1,915小時)和亞洲(2,154小時)平均人均年度工作時間,位列全球第五高。 東京的人均年度工時為2,012小時,芝加哥為1,854小時,倫敦為1,787小時,最低的巴黎僅為1,558小時。

而統計處亦在今年 三月公布了去年(2012年)本地雇員的工時資料。去年,全港雇員每周工時中位數是45小時(國際勞工協會規定每周工時四十小時,超過四十四小時已屬嚴重 長工時),相比前年(2011年)並無下降。年長人士工時更長,年逾五十五歲的雇員,每周平均工作達48小時。四大低薪行業中,保安員的每周工時中位數長 達64.7小時,最長工時的保安員每周工時更高達72時。飲食業中,中式酒樓菜館員工,每周工時中位數是60小時,最長工時高達63小時,港式茶餐廳員工 每周工時中位數是57小時,最長工時可達61.3小時。

真實情況很有可能比以上數據嚴重,因有其他因素沒被納入調查中。最常見的情況是雇 員加班了但不被雇主記錄。例如,在本文撰寫時還在進行的葵湧貨櫃碼頭工人罷工中,部分參與罷工的工人就曾指出他們每次工作時期名義上是24小時,但連續工 作48或72小時(即整整兩天或三天!)是常有的,一位工人表示最長曾經連續工作96小時!

外判是香港和世界上都存在的大問題。印尼和南 韓近年都爆發了反對外判和分判的罷工,亮起了引領香港工人前進的明燈。資本家用來增加工作時間和削減實際工資,今次碼頭工人罷工將其罪行一一揭破。不僅是 碼頭工人,保安、清潔工、公共機構如大學的食堂,甚至是公立醫院的醫生都紛紛被外判。在香港外判工人占勞動力比例愈來愈高。200個公屋商場賤賣給領匯 後,雇員工作條件急劇惡化 – 保安由8小時一班改為12小時一班,而且超時補水沒有增加。工會必須抵抗攻擊,首先在群眾面前揭破外判的邪惡本質,然後通過精密部署的工業行動,要求永久 工作,結束外判和分判。

外籍家庭傭工也是工時極長,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於2009年進行的調查發現,受訪的外傭每日平均工作長達15小時,當中四成七的工時介乎15至20小時之間。這令已經受著種族和婦女問題深深壓迫的群體更加受苦。

爭取標準工時

群眾長年深深體會高工時之苦,樂施會於2010年的調查顯示,逾八成巿民認為本地人超時工作的問題「嚴重」,接近三分二人支持立法訂定立最高工時。

去 年三月,超過一千名消防員為爭取將每周工時由54小時縮減至48小時參與了其工會發起連續三日按章工作的行動。近日,消防處提出減低每周工時的方法竟然是 透過縮減夜更消防車及執勤人手數目,而非投入資源增加人手。每周工時只減少至51小時,這令服務質素下降的措施因遭大批前線員工反對而擱置。最近的新方案 (新「五一方案」)是透過把每輛出動消防車的人手減少一人,繼續堅持不增加人手和資源,這正是小圈子政府一向進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做法之一。

政 府剛於4月初成立了標準工時委員會。跟最低工資委員會一樣,標準工時委員會充斥著資產階級的代表。23名委員中有12名勞工顧問委員會成員,除了名正言順 的雇主代表,勞顧會的所謂雇員代表就有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和勞聯財務主任周小松等建製派人士。其他委員除小圈子政府的代表,則有會計師公會會長(趙麗 娟)、中大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莊太量)及恒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蘇偉文)等依賴資本家給予龐大利益和極力維護資本主義製度的人。正在領導碼 頭罷工的職工盟則被排除在外。委員會並表示需要花3年時間討論才能提出最高工時的建議,可以想像,屆時只會因應資本家而非勞動者提出建議。

連結其他訴求並抗爭

為確保享有合理的工時,我們需要把爭取最高工時的訴求連結至生活工資(最低工資至少40元時薪)和集體談判權等訴求,通過民主公有的綱領把經濟的控製權從一小撮反民主的有錢人中奪過來。社會可以沒有資本家,但不能失去勞動者,因為工人階級才是維持社會運作的一群。

今 年五一勞動節,將圍繞著碼頭工人英勇罷工的氛圍,可見階級鬥爭是今天的現實,也是工人階級歷史得出來的經驗。組織、團結和國際主義永遠都如此貼題。工人需 要建立工會,將工會民主化,並將其改造為一個戰鬥的組織,以清晰的訴求向老板還擊。當務之急是建立一個有力的工人政黨,把包括外傭工人和全世界的工人抗爭 團結並壯大起來。

香港:碼頭工人罷工訪問系列

罷工第三天
30.03.2013

橋邊理貨員蔡生:「我們可以停止碼頭運作,我們工人的力量很大!」

蔡 生是俗稱「摣紙」的橋邊理貨員,在碼頭工作了17年,之前是在另一間公司工作,到一年半前才到永豐工作。他現時的工資是1,315元(24小時),比起 96年時的1,480元更低。由於工作時需要用梯爬高爬低,容易滑倒跌傷,在八號風球時工作更是危險。平日要擡高頭,拿著打掣棒工作,手容易疼痛。

問到有什麽激發他決心罷工,他說:「公司跟我們說要接受5%的加薪,並說會加送「禮物」,對我們簡直是一大侮辱!」他認為現在需要加薪300元(25%),其中20%只是追回以前的水平,然後另外再加5%罷了。

他 說,第一天早上罷工人數只有120-150人,但兩天後早上在碼頭內遊行已經有200人,並有各大工會和年青人到場支持。蔡生感受到各方的支持力量,顯得 相當有信心,說:「公司竟然說我們不是他們的工人,現在我們要迫大老板向永豐交代。」他認為罷工已經開始,並不能回頭:「無論今次罷工成功與否,我也絕不 後悔。我們可以停止碼頭運作,由少數人聚集到現在的大力量,滿足感難以形容。我睡在這裏也很開心!」

貨櫃裝卸員:「八號風球更加要上班,我試過四日不停工作」

「姑 爺」(即苦力)是貨櫃裝卸員,三位不願留名的拆卸工人,由第一天參與罷工到今天晚上,坐在地上與我們閑聊。兩位均是永豐外判公司的「抓結」工人,負責在船 上裝拆貨櫃。當記者問到他們對工作的感受時,其中一名工人表現出百般無奈,他說:「我做咗廿四年,有一仔一女,為咗層樓,做到死,忍無可忍才罷工。」他們 表示,做這一行經常有工傷,因為他們每天重復同一個動作不下三百次,所以非常容易受傷。工作沒有安全措施,非常危險,「因為拉繩很重,隨時可能不夠力便跌 下來。而且每只船的船齡不一樣,一些較舊的船只,會令工人更易踏錯腳墮下。曾經有工人因此而受傷」。

他們工時極長,最少要連續工作廿四 小時,有時還需要加班至九十六小時(連續四天)!「打風落雨,八號風球更加要上班,我試過四日不停工作。即使橫風橫雨,也要繼續工作,需要完成工作,只船 才走得」。關於下一步的行動及罷工運動的發展,他認為等待假期後,罷工的威力將更大,「放完假,街車便會入來,到時殺傷力更大」,對罷工有一定的信心。

機手吳生:「有工人連櫃跌落海我都見過」

旁 邊站著的一名機手吳生,在碼頭工作十多年,也對於工作環境非常不滿,「工作未完結時不可以停下吃飯,好苛刻,若果你部機持續十五分鐘不動的話,便會有幾十 個電話叫你工作,根本不讓你休息。又每日吸廢氣,好大塵,有工友因為咁而患肺癌」。他憶起工作情況,「每日都有十字車,每日都有工友受傷。工友要爬上爬落 貨櫃,好危險,有工人連櫃跌落海我都見過」他手指旁邊的工友,「佢可以由呢度(地面)爬上第六層櫃,你見過未?」

他希望罷工運動能完全癱瘓碼頭的運作,迫使資方談判及答應訴求,他認為堵塞行動可以更進一步,亦希望有方法可以令更多碼頭工人加入罷工,「如果用兩架貨車塞住便可能癱瘓成個(碼頭)運作。如果四間(外判公司)一齊罷工,培記、永豐、高寶、聯永,便可以癱瘓碼頭!」

罷工第三十天
26.04.2013

這天晚上,我們與工友在長江中心外集會,之後沿著花園道,一同遊行到禮賓府,要求梁振英面對工人。以下是幾位工友罷工一個月的心聲,他們都是高寶外判公司的塔機操作員。

張先生:支持廢除外判製

被問到罷工將近一個月來的感受,張生先表示仍然非常樂觀,堅持到底,並且十分感謝市民連日來的支持。他認為資方連日來的打壓(包括外判公司高寶倒閉、申請禁製令、和黃公開聲明等)某程度反映他們開始焦慮,因此工人反而可以不用著急,他亦希望罷工能夠繼續和平地進行下去。

張 先生認為,這次的罷工不單單是碼頭工人的事,而是將影響到全港所有的外判工人,能夠為自己爭取利益。他希望碼頭工人的罷工能成為香港其他工人抗爭的重要榜 樣。對於罷工的未來發展,張先生希望罷工運動能夠擴大,但無奈內運車司機被十多間外判商操控,力量非常分散,難以團結起來,而HIT的直屬工又享有與外判 工人更高一等的薪酬福利待遇,令他們更難走出來罷工。因此,張先生亦支持社會主義行動「立即廢除外判製」的訴求。同時,他亦支持國際上的工人團結聲援抗 爭,可以將事件成為國際工人共同反李嘉誠的運動。

至於被問到他家庭與身邊朋友對他參與罷工的態度,他說起初他們都不太支持,通常是受到主流傳媒偏頗報導的影響。其實早在反國教運動的時候張先生已經察覺到傳媒不中立的角色,而身邊的人在更多的了解事實後都會站在工人的一方。

陳先生:高寶結業不負責任,可能會另開新的外判公司

經 過幾十日罷工,陳先生認為整個運動最終結果可能是兩敗俱傷,一方面資方HIT由於碼頭運作減慢而蝕錢,另一方面工友可能無法得到合理待遇。陳先生認為高寶 公司行事「縮骨」,結業時間由最初的六月三十日改至四月三十日,從而避過四月後的薪金結算,他批評這樣的做法是不負責任。他認為,高寶的領導層可能事後會 另開一間新的外判公司,就像坊間酒樓倒閉後再開一間。據他了解,十年前有外判商也做過類似的事。但不同於其他罷工工友,陳先生認為罷工運動無需升級,他對 現在情況合乎當初目標感到滿意,通過和平、理性的手段達到訴求,並希望運動可以停留在現階段狀態,但被問到認為怎樣才能有效達到罷工工人的加薪及各種訴 求,陳先生表示想不到辦法。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2:13:39

爆哥:呼籲參加五一遊行!

爆哥已在碼頭工作了十二 年,在高寶受雇四年。於罷工的第二天跟一眾高寶工友加入罷工。罷工的抗爭一直受資方不斷打壓,包括突然把高寶結業,以及向法庭申請禁製令,禁止工友進入長 江中心(已被法院通過),但他對抗爭前景並不擔心。他相信罷工仍能持續一至兩個月,因他自己是技術工人,會有信心資方難以另找員工取代自己(以及其他機 手)。他昨日亦有參與返回碼頭的示威遊行。他希望能把運動壯大,亦希望在此呼籲群眾參加五一遊行。

香港:曾蔭權造「一晚總統夢」

英文有一諺語:「It never rains, but it pours.」屋漏偏逢連夜雨,那香港正適逢貪汙的雨季。若用之描述貪汙,那香港正適逢雨季。這一年,可恥的小圈子選舉過後,緊連著連串醜聞,赤裸呈現官商勾結和政客奢華生活。同時間,廉政公署正著手調查其成立38年來最大型的貪汙案件,涉案人士包括香港地產富豪郭氏兄弟。百萬群眾看清楚了以「廉潔」自居的香港資本主義製度的本質。

監察全球貪腐的「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在2011年的調查指出,香港排名全球最不貪腐的第13位,分數為8.4/10。相對之下,臺灣排在33位(5.8分),中國則在78位(3.5分)。

看罷以上調查結果,相信大多香港人都根本不信。因為大家都出離的憤怒,根據最新曝光的醜聞,將離任特首的曾蔭權到訪巴西的時候,入住當地一所全國最高級之一的酒店,下塌一晚房價高達6,900美元(約合$54,000港元)的「總統套房」。曾蔭權早前收受富豪利益,分別乘坐豪華遊艇和私人飛機到澳門和泰國布吉,已經面臨立法會的彈劾,而且更可能涉嫌利益衡突,正受到廉政公署調查。但是,廉政公署只對曾蔭權本人負責,如此我們對其所謂的全面調查和「公正」又如何能有信心呢?一場人民調查,由普通工人和市民選舉產生的委員會負責調查,他們直接對公眾負責,這是唯一能弄清真相的方案。

事實上,行政長官正是政府行政體製內規範公務員收受利益的各項規條的最後仲裁人;而基本法第57條訂明廉政公署「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固此,法例向坐擁特權的權貴傾斜,香港政府自詡的「廉潔」不過為空談。

二月時被傳召到立法會解釋事件,曾蔭權哽嗯「鄭重道歉」,承認「跟公眾期望有落差」,被迫放棄早前與內地富豪黃楚標簽訂的、價值5億港元深圳單位的優惠租約。自稱天主教徒的他,只不過是在立法會「告誡」後幾個星期,又再次「犯罪」了。

「造一晚總統夢」

曾蔭權在巴西皇家郁金香巴西利亞阿爾沃拉達酒店的總統套房一晚的住宿費,相等於一名普通餐飲業工人十個月的薪水(每小時$28)。曾蔭權辦公室辯稱,只有總統套房才配備特首開會使用的設施,但媒體報導揭發他逗留酒店期間,根本沒有進行任何會議。曾蔭權的酒店開支超過了政府準許公務員海外公幹的每天支出上限的23倍。更離譜的是,超過十二個華盛頓的香港駐美經濟貿易辦事處官員從美國飛到巴西「預備」曾蔭權的短暫訪問,而單是機票就花了$760,000港元(當然是頭等艙了)。

奢華的官方騷高額揮霍公帑,顯示了香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脫節」。這個城市並沒有全民退休保障,迫使30萬長者要拾荒維生。官方統計亦指出有120萬香港居民生活在貧窮線以下。

前政務司司長早前被揭發隱瞞九龍塘的僭建,其面積是香港平均房屋的四倍,現在恐怕一輩子都會被人聯想到他惡名昭著的「地下皇宮」。不過,唐英年的前任許士仁正就更嚴重的罪行被調查。他在三月二十九日與同其好友,亞洲最大地產商新鴻基地產的郭炳江和郭炳聯被捕。他們雖被準許保釋,但作為廉署有史以來最大的案件,涉案金額高達1930萬港元;他們涉嫌賄賂政務司長許士仁,他是僅次於曾蔭權的第二號人物。所付的款項與郭氏的公司直接相關。5月3日,廉政公署逮捕了郭家第三個兄弟郭炳湘,他為了排除他的兄弟而控製新鴻基地產而發動了一場權力鬥爭。據推測郭炳湘可能與廉政公署達成協議,在可能的起訴中指證他的兄弟們。

福布斯估計郭氏兄弟的財產為一百八十三億,在香港僅次於「超人」李嘉誠。郭氏的生意與與其他商賈鉅頭一樣,像八爪魚般四通八達,其企業帝國的業務從房地產(IFC)、酒店、到巴士(九龍巴士)和電訊(數碼通),以至香港駕駛學院。地產霸權勢力龐大,其爪牙怎能不深入政府?

無論廉署的調查如何,焦點已聚在不民主政府與壟斷財團之間的裙帶資本主義。自2005年,許仕仁便住在禮頓山上新鴻基地產一座5000平方呎的豪宅,遠眺跑馬地馬場。當年他搬進去的時候,已經有聲音指,這與公職身分有沖突,並會在政策上偏幫郭氏。而2007年上任時,許仕仁承諾會以每月十六萬港元繼續租用單位。

史無前例的醜聞
政治分析員劉銳紹提到:「特首與前政務司司長涉嫌的貪汙案件是史無前例的。」就連梁振英亦不例外,涉嫌在西九文化藝術區設計比賽有利益沖突。梁振英小圈子選舉的「勝利」付上代價,資本建製的嚴重分裂。梁營的內地資本家與北京一派,正著手修補唐英年落選後的建製破裂。

貪汙醜聞不單破壞唐英年或曾蔭權的個人聲譽,亦令大眾開始註意到整個製度的腐敗。群眾不信任候任政府,使梁振英未上任已經低民望。故此,梁振英要謹慎避免下屆政府人員會被揭發醜聞,令其組班進度緩慢。最近,溫家寶引用《論語》告誡梁振英政府要「清廉」。大家可能在想,影帝溫總統治下的內地貪汙腐敗之嚴重,怎能面不改容說這番話?

我們的回應

社會主義行動指出我們根本信不過現行的政府製度是能夠自我「改革」或清理的。資本主義將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扭曲成追求利潤的工具,而當然其政客亦不例外。銀行家和投機者既然可以透過資金流動或股票期貨寄生蟲般地牟取暴利,他們就想,為甚麽政客就分一杯羹?

要根治問題,我們回歸問題核心。我們要打破資本權貴的權力,將他們的企業帝國收歸公共民主的管理之下。董事們應該由工人和消費者透過民主群眾組織選舉產生。那些公司需要融入民主計劃管理,來滿足社會的立即需要(廉價房屋、有尊嚴的工作職位、環境保護和強化的福利製度)。



社會主義者支持立即全面實現民主,普選權的投票年齡應該降至16歲,取締特首職位,由真正的人民製憲會議產生新政府,並取代現在被功能組別壟斷的橡皮圖章立法會。所有被選舉的代表的任期應被縮短(如兩年),並且可以隨時被選民召回。

應該削減民選政治人物的薪金與工人平均工資的水平。這同樣適用於政府首長(今天行政長官的月入比美國總統奧巴馬還要高!),以至立法會議員和委任官員。在2011年的區議會直選中,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承諾,若果當選只會支區議員的1/3工資。這承諾未來立法會選舉中尤關重要,尤其對於聲稱要代表基層草根的政治人物,這承諾可以考察他對反貪汙、反裙帶利益的決心。若果是真有必要的公共開支,也應斷然拒絕「七星級」的奢華服務!我們不需要「外部」機構來審核其開支,而改由工人、失業者、小商販組成的委員會來審查民選與委任公仆的支出。
政府貪汙腐敗的惡臭只能被工人群眾的行動清除掉,尤其是要建立新的基層工人群眾政黨,其政治代表宣揚並身體力行與其他工人享受同樣的工資生活。

碼頭罷工四十天後結束

勞資達成協議

5 月6日,碼頭罷工第四十天,四大外判商(永豐、現創、聯榮及培記)與職工盟達成共識,所有貨櫃碼頭的員工從5月1日起加薪9.8%。職工盟宣布停止罷工, 但尚未決定復工的日期。加薪幅度與工會最初提出的20%有一段距離,令部分工人感到失望,但由於外判商態度強硬,指不會再返談判桌,大部分工人認為,目前 形勢僵持不下,這已是最好的結果,因此只好接受停止罷工。

四十天的罷工迫使和黃作出一小讓步。除了罷工的四大外判商加薪9.8%外,外判清潔工和保安員亦連帶加薪9.8%,碼頭內河非HIT的員工亦連帶加薪9.4%。面對世界八大首富李嘉誠,500名罷工工人面對重重困難,但仍然迫使公司作出一小讓步,可見工人抗爭的強大力量。

但 外判商故意設定加薪幅度僅僅低於兩位數字,是要擺出不會屈服的強硬姿態,在待遇細節上的談判,工人未見可以取得優勢。雖然協議包括不追究曾參與罷工的工 人,但公司違反承諾的例子可謂司空見慣。零八年,和黃巴拿馬港口公司,就在平息了碼頭工人一天的工潮後,慢慢對工人秋後算賬。而所謂「讓員工自行選擇停機 吃飯」,在具體落實時並無保障,例如吊機上的攝錄機很大機會不會拆除。北京和黃董事總經理霍建寧曾經以同樣的邏輯諷刺地說,工人有權「自行選擇」工作時 間,無人可以被迫工作24小時。同樣,協議在職安健的問題上也未有任何具體方案。

碼頭罷工令人鼓舞,亦為工人鬥爭上了重要的一課。對社會 主義者來說,當務之急是總結罷工的教訓,認清這場鬥爭我們贏了什麽,並問:工人可以贏得更多嗎?職工盟代表、聲援罷工的民間團體和學生對結果過於樂觀,也 回避了一些必要的問題。工人在經濟上作出重大犧牲,甚至冒著被解雇的危險罷工,我們不能一句「鬥爭尚未完結,市民仍需關註」就草草了結,要對罷工作出認真 嚴謹的總結。

高寶問題未解決 – 「一齊走出來,一齊入返去」?

前高寶機手的復工安排尚未明朗,不少員工都擔心能否保障就業崗位。在決議投票的工友大會上,有10多名機手表示不欲停止罷工,認為各工種工人應該支持到底。

四大外判商所簽署的文件並無提及前高寶機手的安排。由於吊機手的外判商高寶在罷工期間結業,和黃另起一間名為「捷旺」的新外判商,表示會接手前高寶機手。但由於「捷旺」的管工(俗稱「科文」)與前高寶的為同班人馬,因此前高寶員工拒絕轉投「捷旺」,只願意投向永豐和培記。

職 工盟指工人復工的細節尚待處理,這情況顯然應該避免的。即使工人有口頭協議,在未解決前高寶員工復工安排前,不能復工,但迅速宣布停止罷工,工人會視之為 可復工的訊號。若果工人現時復工,會令前高寶機手因此會喪失談判的籌碼。尤其是和黃為了清洗有鬥爭經驗的前高寶機手,以免他們令碼頭工會的實力坐大,前高 寶機手,尤其是籠機操作員,會有被遺棄的危險。有前高寶機手向我們表示失望,認為自己在罷工的角色未受到相應的尊重。

吊機操作員作為技術工人,其操作執照需要至少三個月時間才能考獲,公司因而難以即時重聘新的工人補充勞動力,150名吊機手成為整場罷工的骨幹。若果「和平協議」要犧牲前高寶機手,有違「一齊走出來,一齊入返去」的團結承諾。

總結與前瞻

和黃惡毒攻擊罷工,先以法院禁製令限製罷工者的糾察權,繼而聘請新手代替罷工工人,接著高寶又突然結業。另一打擊罷工的是黃色工會工聯會,在整場罷工潛水,更刻意遏製旗下工人參與罷工。

為了向和黃反擊,「社會主義行動」曾在罷工中提出,有需要組織更有力的糾察隊堵塞馬路,並強調4月25日早上的突擊堵塞葵湧馬路行動,是罷工策略的轉捩點, 應該有組織地持續進行。此外,我們認為有需要呼籲更多工人參與罷工,故此連同罷工工友早上在地鐵站外進行街站宣傳。法院禁製令大大限製工人的糾察權,應該 更強硬挑戰。

政治上屬於泛民主派的職工盟,在整場罷工的策略上步步為營,害怕失去外間公眾的「輿論支持」。事實上,罷工在公眾輿論占上 風,失去公眾支持的危險性並不嚴重,而有力的糾察工作與爭取外間支持並無矛盾。職工盟領袖強調要避免激發警察鎮壓和逮捕。當然,工人被逮捕是嚴肅的問題, 不能輕率對待,但不能因此在原則上否定堵塞碼頭出入口。如果罷工者因此行使糾察權而被逮捕,可以引起公眾的同情,碼頭公司在政治上會受到唾棄。

職工盟竭力避免與法院有沖突,實際上卻是限製了罷工的力量,讓和黃可以維持碼頭一定程度的運作。過了幾星期後,罷工令人感覺進入了「僵持」狀態。

工 會的力量和統一性是評估罷工目標高低的重要因素。香港碼頭工人沒有澳洲和歐洲工會般強大,加上工聯會和勞聯的角色破壞了碼頭工人的統一性,限製了罷工的力 量。未來,工人將罷工的經驗帶回碼頭,建立更強大、民主和戰鬥性的工會,為其他行業的工人樹立榜樣。就此,我們認同「鬥爭仍會繼續」,亦會繼續支援。但 是,職工盟領袖的策略過於謹慎,不願以糾察隊堵塞碼頭,全面運用罷工的力量。為了未來的鬥爭贏得整杯水的勝利,我們同時要緊記這個教訓。


碼頭工人罷工四十日後結束

世 界第三大的「香港國際貨櫃碼頭」500名工人罷工40日後,宣告結束工潮。職工盟代表罷工工人與資方達成協議,於五月一日起加薪9.8%。這是自1922 年著名的海員大罷工(長達55天)以來香港最長的工人鬥爭。階級鬥爭原本在這個資本主義堡壘中缺一席位,但現在也重臨香港。在長年剝削加深、工作條件惡化 (尤其對外判工來說)的情況下,現時的實際工資比90年代中還低,結果觸發這場罷工。這場罷工大大地影響了香港的港口業,振蕩了政治環境,並曝露了世界第 八首富李嘉誠和與其一夥的資本權貴的貪婪和冷血。

罷工表明工人階級作為改變社會的關鍵力量,並引起部分中產階級,例如學生和社運人士的鼎力支持。整場罷工中,參與的工人只占少數,可以想像一下,未來的階級鬥爭中有成千上萬的人參與罷工,影響力會是如何。

罷工贏得了什麽?

職工盟形容結果是「半杯水的勝利」。這次罷工迫使資方從原先「5%+2%」(前者是底薪,後者是津貼)的方案上作出讓步,調升至9.8%。但5月6日達成的協議依然留下了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

職工盟本已降低了工人最初加薪20%的要求,並在談判時一再強調不會接受任何低於雙位數增長的方案,資方則故意拋出9.8%作為最終方案,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資本家在乎的並非那小數點上的加加減減,而是背後的精神勝利。因此,許多工人對於無法爭取到雙位數加薪感到沮喪。

工 友大會在5月3日拒絕了9.8%的方案,但在三天後卻轉而選擇了接納。據報導,在5月6日的大會上,有五分之一的工人深感憂慮,並投票反對接受方案。但亦 有很多工人感到,資方是擺出強硬的姿態,表明不會再重返談判桌,在經歷了六個星期的戰鬥後,這是所能取得的最好成果了。

這場罷工令人印象 深刻,對當下更廣泛的工運而言,有很多有價值的經驗。必須寫出成績表,認清鬥爭取得了什麽成果,同時提出一個問題:罷工工人可以贏得更佳的方案嗎?在我們 看來,職工盟領導人和許多支援團體及學生對於結果都過於樂觀,忽視了可否贏得更多、用什麽策略可以贏得更多的問題。「鬥爭尚未完結,要以不同的形式繼 續……」之類的籠統建議是遠遠不夠的,在任何罷工也可以這樣說。

工人在這場罷工作出巨大犧牲,並面臨可能被解雇的威脅,我們須要更認真的 檢討。「社會主義行動」積極支持罷工,為罷工基本籌募了近$36,000元。我們亦提出了具體措施,例如在碼頭工人上班的清晨時分,於地鐵站外散發傳單, 呼籲未罷工的工人加入。我們亦指出,工人於4月25日占領馬路,暫時封鎖碼頭出入口,並取得貨櫃車司機的支持,是一個成功而進取的策略。可惜,職工盟的領 導人寧可將其視為一個偶然的孤立事件,而非利用該次作為模範,將罷工行動升級。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2:14:40

對被解雇工人的保障?

另 一個關鍵問題,是雇用了約100名罷工工人的外判商「高寶」在罷工期間結業。高寶結業並解雇工人,是為了對罷工工人施加壓力。「高寶」與其他外判商都充當 李嘉誠的和黃港口控股(HPH)的馬前卒,而非資本家想讓我們相信的獨立公司。雖然罷工的核心起因是外判和合約工的問題,但至今這些問題也未得到解決。

顯 然,「高寶」工人一直作為罷工支柱,在罷工期間失去工作,除非能保證他們重返工作崗位,否則不應接受任何協議結束罷工。對於罷工結束,「高寶」工人向「中 國勞工論壇」表示失望,認為工會領導沒有足夠重視其處境。職工盟業已宣布於5月9日開始復工,但他們除了呼籲政府「幫助」高寶工人復工外,就沒有更具體的 行動去保障他們再就業。

重要的一課

從很多方面來說,我們可以視這場罷工為工人階級的榜樣,但同時需要總結一些重要的教訓。在 罷工初期,職工盟領導層低估了資方反抗的強硬程度,並相信單靠公眾支持與同情就能贏得戰役。尤其是只有未過半數的工人參與罷工,寧願高估敵人也不要低估敵 人。除了遊行示威(當然這很重要)以外,重點應該放在不可替代的傳統工人鬥爭的行動上,例如組織糾察隊、堵塞要道,以及呼籲其他工人參與罷工,或者拒絕做 罷工工人的工作等。假如這些都有計劃地進行的話,這場罷工肯定會更有牙力。

職工盟領導在政治上親近泛民政黨領袖,並受其影響,在許多關鍵時刻采取保守的策略,以免「失去社會支持」。但這從來都不是個嚴重的威脅,社會大眾的支持非常之大,罷工基金從外界籌募到超過$900萬元。再者,組織糾察隊與獲得社會支持之間時沒無矛盾。

在 和黃屬下的外判商肆意攻擊抹黑下,需要以此角度觀察策略問題。資方指控工會搞「階級鬥爭」(恍如自己是和平主義者似的),並以骯臟的手段來打壓罷工,包括 三次動用法院禁製令來限製罷工工人的糾察權和示威權、聘請頂替工來破壞罷工、讓外判商高寶結業。另一個主要的障礙,是親北京的黃色工會工聯會。工聯會竭力 來破壞罷工,讓沒有參與罷工的大多數碼頭工人(其中一些為直屬工)反對罷工的外判工。

在罷工期間,「社會主義行動」提出需要在碼頭將罷工 行動升級、組織糾察隊並嘗試堵塞馬路,同時要呼籲更多工人參與罷工。法院的判決嚴重限製了罷工的場地範圍,因此應該更盡力的向其反抗,不是單靠法院程序, 而是發動抗爭運動,揭露判決階級傾斜的本質。這同時會提出一個問題:工人在鬥爭時有必要違反不公義的法律,應該如何抵抗惡法。

職工盟領袖強調要避免觸發警察鎮壓與拘捕的行動。警察打壓是嚴重的問題,不能輕率以待。但是,我們不應以此概略地否定組織糾察隊來癱瘓碼頭運作。如果罷工工人因為行使糾察權而被拘捕,將會引發更多的大眾支持,激發輿論反彈,令本已受人唾棄的碼頭公司受到更大壓力。

由於全力與法院和警察避免沖突,職工盟領袖不幸地限製了罷工的效果,使其未能發揮最大的力量,變相讓和黃保持碼頭相當的貨運量。幾星期後,罷工令人感覺進入了僵持狀態。

雇 主與建製陣營正在嘗試利用罷工的結局(尤其未能獲得雙位數加幅)來增大宣傳力度,謊稱抗爭不能帶來任何改變。當中工聯會的黃國健更明言:「罷工組織者成功 地動員各大政黨和社區組織參與,(使其)持續一段長時間。即使如此,工人未能成功加薪雙位數字百分比,令公眾覺得這種策略並不湊效。」

但是,事實上,如果碼頭工人的鬥誌與決心能夠結合起一個戰鬥式的策略、組織和行動的話,正如我們所說的,工人階級是個無堅不摧的力量。

外判製的騙局

15年來實際工資和生活水平不斷下降,房價和生活開支不斷飆升,是碼頭罷工的背景。香港 碼頭工人在罷工前每小時工資約55港元,比1995年外判前的60港元還要低。職工盟並沒有明確反對外判,也沒有將反外判作為鬥爭的核心部分,但是外判的 確是碼頭工潮的核心,需要與之對抗。屈臣氏集團同屬李嘉誠商業王國底下,在四月100名屈臣氏送水工人被轉至外判工作,但職工盟卻接受了。

和 黃集團如其他亞洲的企業一樣,利用外判製度來減低工人工資、醫療補貼和其他福利,並且來削弱工會力量。澳洲和荷蘭到訪香港的工會分子,同樣是在和黃(全世 界最大的貨櫃碼頭經營者,占全球13%的占有率)旗下的碼頭工作,為香港的罷工帶來了國際的團結聲援。但同時,也突顯出外判泛濫的香港與國際上工會成功阻 止和黃外判,迫使全部為直屬工的港口之間,在工作條件和薪金上的天差地別。

到訪的澳洲海員工會的碼頭工人稱,香港的碼頭工作環境為「活地 獄」和「近同於奴隸」。他們指出,澳洲的碼頭工人每年工資為HK$647,000,每天工作八小時,香港碼頭工人則每天12到24小時卻只拿到三分之一的 工資(一年$216,000)。香港碼頭的外判工加班工作並沒有額外補貼,協議亦未能復蓋超時工作的問題。雇主只是同意「繼續討論」相關問題。

同樣,到訪的荷蘭鹿特丹港的碼頭工人是和黃集團直接聘請的,他們的工資比香港的同工多出50%到60%,而每月工時只有178小時,比起香港平均330小時的工時少一截。

建立戰鬥的工會

工 會的力量和凝聚力是評估罷工目標高低的重要因素。香港碼頭工人沒有澳洲和歐洲工會般強大,加上工聯會和勞聯的角色破壞了碼頭工人的凝聚力,限製了罷工的力 量。未來,工人將罷工的經驗帶回碼頭,建立更強大、民主和戰鬥性的工會,為其他行業的工人樹立榜樣。就此,我們認同「鬥爭仍會繼續」,亦會繼續支援。但 是,職工盟領袖的策略過於謹慎,不願以糾察隊堵塞碼頭,全面運用罷工的力量。為了未來的鬥爭贏得整杯水的勝利,我們同時要緊記這個教訓。

加價潮此起彼落 波及學校學費

自資專上院校課程 學生墮下沈重陷阱

自 2000年起,當時的行政長官董建華打著「教育普及化」的旗號,引入大專學歷的副學士學位及同等級的高級文憑,將專上教育學位數目由28,000個增加至 約55,000個。自此,副學士課程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據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資料顯示,自資專上教育的全日製課程數目,由十年前 84 個增加至今個學年的 532 個,就讀的學生人數去年更超過 7 萬人。由2000年2006年短短6年間,自資副學士學額供應量增加了9倍之多。 在特區政府追求十年內達到目標的背後,引伸出來的問題卻是欠缺監管、各自為政、教學和課程質素參差、門檻降低、濫收學生,犠牲學生之余,自資學位學費近年 加價更拙拙逼人,誓要將莘莘學子在成為社會上的「樓奴」前,率先一步改造他們成為「學奴」,畢業後債臺高築的學生,前路茫茫,這條路如何走下去?

學費年年加 自資院校變學店

學 費一直也是貧苦學生必須面對的問題。一整個2年製的自資副學士學位課程,學費已經大概是10萬元,與學生的負擔能力越走越遠。 自資院校年年加學費,每次加幅也超過通漲。根據「大專反加學費聯席」的資料顯示,院校為求加學費,往往以一次性增加校內設施為藉口,但只要細心想一想,這 些一次性的支出與持續性的學費增加並沒有任何關連。

聯席發言人陳樹暉表示,珠海書院10個四年製的自資學士課程由2012/2013年的 整筆學費 – 22萬, 將會升至24.6萬,加幅高達11.8%。另外根據「經評審專上課程資料網」(iPASS)顯示,理大香港專上學院的課程將加價2.4%,而香港專業進修 學院則會加價 2.3%。對於學生來說,學費增加就代表他們將來畢業後的還債負擔更沈重,政府完全將教育拋給巿場,在商業化的教育模式下,每間院校為渣取更多利潤的個中 手法,可從一名就讀高等文憑課程的周雪凝同學的說法中清晰可見:「一個課程內的700名學生,居然超過1成學生未達到最低入學資格, 更有些課程還沒有通過資歷評審就已推出,我不明白為何教育變得像有限公司一般為了盈利不斷開辦不同課程為賺取更多的錢,教育在現今社會是否已變成了商 品?」在商品化的教學模式下,利益最大化必然導致教學質素下降!

缺乏監管 學生成犧牲品

在 2012年11月初,教學局首發布28所自資副學位及學位課程的院校預期及實際收生人數,揭露出缺乏管理,緃容學院濫收等問題達到無法無天的地步。如香港 大學轄下兩所社區學院,由當初預計的5,500名學生,超收取錄至8,000名學生。 超收的情況並不是只在香港大學獨有,嶺南大學持續教育及社區學院,由原本只收5,800 人,突升至8,000人,超收達4成。而恒生管理學院也超收486人。超收情況嚴重,導致教學配套不足,教學質素下降,政府對自資院校缺乏監管。香港大學 便在超收的情況下,掠奪1億元的學費。而嶺南大學的自資課程,3年內的盈余則提升了5.8倍。

自資課程背後的深遠商業利益

梁 振英政府雖然在施政報告中表明 「讓七成適齡人口(17-20歲)就讀專上課程」,當中三成三為學士學位課程。可是說穿了,受到教資會資助的學額比例卻只是占兩成,余下的8成就是自資院 校的學士和副學位課程。其實資助學額在這10年內仍然維持在18%水平,遠遠偏低和不足以滿足學生的需要。政府不欲增加教育開支,卻又急欲提高接受專上教 育的人口比例,無疑把青年學子推向教育商品化的火坑。

現在的大專教育,就是要將整個教育過程,由開發以至到老師薪酬,全部由學生承擔,最 後學生得到的未必是高等質素教學,反而是一身債務。政府清楚明白在剛過去的雙軌年會有大量學生尋找出路,所以積極鼓勵院校取錄學生,因為政府明白如果有大 量學生未到找到學校,必然會令社會承受沈重負擔,所以變相就是縱容大專學院各自為政,置教學質素於不顧,令收生門檻下降,配套設施不足等問題無日無之,學 生面對學院持續將學費上調,只可以繼續成為待宰的羔羊。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會長馮偉華說:「現在政府的政策就是借錢予院校作增加校舍和設施,但最終就是將這些投資轉介去了學生的口袋,實際上學生付出在教育上的支出卻很少。」

政府的象征式政策

對 於超收情況泛濫,教育局局長吳克儉的政策卻沒有對政府在教育資源投放不足這核心問題上對癥下藥,只是在現行商品化的教育模式下作出例行的監察,這無疑就是 偷天換日,以圖掩飾政府在教育上不可推卸的責任。雖然近年歐洲各國在資本主義危機下削減開支,但奧地利、芬蘭、挪威、瑞典等國家的大專教育仍是免費的。而 香港學生在飽受學費加價壓力和被忽視之下,政府卻居然可在財政預算報告裏撥出每年4.8億去資助20名菁英學生到海外升學,對普遍學生的教育問題卻只字不 提,反映出這個政府如何與真實情況脫節。

貧富懸殊反映在教育機會上

十多年來政府竭力 推行教育商品化,令貧富懸殊與社會的不平等進一步反映在教育機會上。教院根據人口普查數據,發現過去20年間,窮學生升大比例一直停留在平均每10人有1 人可讀大學,但富學生升大機會卻急增,由1991年每10人有1人升大學,增至2011年每2人有1人升大學。由於公共教育開支短缺,師生比例高達1比 40下,學生缺乏老師協助。中上階層的學生可以接受課外補習,相對有更多機會參與海外交流增進語言能力,但窮苦學生則要受填鴨式教育之苦,在艱澀和單一的 教學方式下「寒窗苦讀」,缺乏老師的援助。教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副系主任周基利表示,2011年富有家庭的學生升大學比率(48.2%)是貧窮家庭學生 升大學率(13%)的3.7倍,差距較二十年前(1.2倍)顯著擴大。教育製度顯然按階級分化。

今天香港貧窮人口超過100萬,因家庭開支不足而無法升學的個案比比皆是,絕不是在封建時代才出現的故事。一位貨櫃碼頭的年輕罷工工人向「社會主義行動」成員說,因為家庭負擔沈重,他就學至中四後就被迫出來尋找工作。

「社 會主義行動」要求政府大幅增加教育開支,令所有教育開支全數由公帑支付,大幅增加大學學位,令大專教育普及化,讓人人可免費享有公平和優質的教育機會。現 時,政府以「教育普及化」為名,實質縱容學店林立,讓劣質學校為了牟取暴利,課程粗製濫造,令學生得不到良好的教育機會。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2:16:00

國際反加學費的鬥爭經驗

2010 年,英國保守黨和自民黨聯合執政政府上臺後,大幅將大學學費提高三倍,由3,000英鎊提升至9,000英鎊,並挖走八成教育學支。事件激發五萬名學生群 眾上街示威,面臨警察暴力鎮壓。政府最終勝利,但這場運動成為三十年來最大規模的學生運動,向政府施加重重壓力。在加拿大魁北克,去年三月因為政府要加學 費75%,激發廿二萬名學生示威,超過十五萬名學生罷課超過四個月。抗爭得到各大工會支持,最後令魁北克成為加拿大學費最低的一個地方。這些都是香港學生 可以效法的鬥爭經驗,各國政府在削減教育開支的同時,亦打擊房屋津貼、老人福利、醫療保障等。因此,反對教育私有化不僅是學生運動,也是工人階級反對削減 開支、反對公共服務私有化的鬥爭之一。由罷課運動開始,並與工人階級鬥爭連成一線,共同反對貪婪的資本主義製度。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大專生#反加學費的鬥爭:

1. 學院帳目全面公開,讓學生、家長和教職員組成審查委員會,進行日常監督

2. 大幅增加教育開始,全部學位由公帑資助,人人可接受高等教育

3. 在學校組成學生群眾組織,以罷課運動為開始,連系至工人階級的鬥爭,共同反對私有化政策

香港:黃毓民退出人民力量

黃毓民決定即日起退出人民力量立法會黨團、人民力量執行委員會及民主倒梁力量。繼2010年黃毓民退出其本人創辦的「社會民主連線」後,激進勢力再一次陷入分裂。

蕭若元為人民力量的最大財政支柱,其創辦的香港人網為人力提供強大的網路動員力量。然而,在本年三月底,蕭若元突然宣告香港人網結業,揭開了「蕭派」與「黃派」分裂的序幕。

政治分歧

與三年前社民連分裂一樣,人民力量今次的分裂牽涉錯綜復雜的人事和金錢糾紛,背後細節難以一一厘清,但政治分歧始終是蕭黃兩派決裂的導火線。
黃毓民在網臺要求人力主席劉嘉鴻下臺,斥其擅自在報章上發表文章,表示接受有提名委員會的「真普選」方案。可 見,在2017年關鍵的民主鬥爭來臨之前,泛民主派開始降低叫價,連人力一派也立場軟化,開始接受有篩選機製的假普選。社會主義行動同樣反對一切的篩選機 製,然而,黃毓民提出的反建議 – 「公民連署」提名特首,方案亦未見清晰。
此外,黃毓民近年由國民黨的愛國主義急轉為所謂「本土政治」,靠攏右翼民粹的族群主義,甚至在網臺宣稱自己是極 右民粹主義學者陳雲的追隨者。相反,蕭若元坐擁內地生意,傾向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立場,支持中港資本融合,遂以「普世價值」為名反對排斥內地人(所帶來的資 金),造成了關鍵的政治裂痕。
激進政治走向右翼民粹?

黃毓民在社民連時期領導的五區公投運動,是香港近年最有力反中共獨裁的民主運動,造成了香港的政治震蕩,並奠定香港「三分天下」的政局,自此建製派、溫和民主派、激進民主派割據一方。而黃毓民亦因為前年七一遊行占領馬路,受到可恥的政治檢控,被控非法集結罪成,在5月21日判刑六周,緩刑14個月。

但 由於未有建設民主的架構,且因為急促廣納不同階層的支持者,令政治綱領模糊,激進政黨未能應付發展急促的局勢。反映這些黨派的基礎來自中產階級,欠缺反資 本主義的替代方案。人民力量的分裂,意味著黃毓民從人力自由派一翼「松綁」,未來很可能走向更「激進」的右翼民粹路線,露骨地煽動族群沖突的同時,繼續打 著激進民主和福利改革的旗號,令支持民主的激進青年以及中產階級陷入意識的混亂。「溫和」的民主黨由於在2010年支持不民主政改方案,又杯葛五區公投,在去年立法會選舉受到選民合理的懲罰而徹底失敗,但今後可能會重奪主導地位,令香港的民主鬥爭陷入復雜的境地。不幸的是,根據人力和黃毓民飄忽錯亂的民粹路線,並不能建立一個取代妥協黨派的群眾力量。

要挑戰民主黨的妥協路線,亟需一個工人階級的群眾政黨,並在工人社區和職場紮根,而黨領袖需向黨員負責,受到民主控製。黨綱不僅挑戰中共獨裁,亦要挑戰不民主的病態資本主義製度。

六四:對今天民主鬥爭的重要教訓

香港:六四燭光晚會將會有十多萬人參加。在八九年後出生的新一代來說,每次的悼念晚會成為抗議行動,反對不改革、不悔改的中共獨裁,為了政權續命而殘酷屠 城。迄今,中共政權不僅沒有容許寸進的民主改革,反而加大鎮壓力度,將維穩機器。過去三年維穩費增加2,000億人民幣,超越軍費開支。

新中國領導層承諾「經濟改革」去討好銀行家、資本家和右翼國際機構(如世界銀行),但斷然拒絕民主化,並將之定性為「西方製度」。

香 港燭光晚會的搞手再次高叫「平反八九民運」的口號。但口號的意思是什麽呢?顯然,要求獨裁政權道歉並招認屠殺,如同叫魔鬼不再吸血,是徒勞無功的。要真正 的「平反」,唯有重建運動!即為未來中港的新群眾鬥爭,在組織和政治上作出準備,並汲取八九年的教訓 – 中共如何鎮壓運動。

「占領中環」有從歷史學習嗎?

「占 領中環」的討論展開,運動旨在未來香港的普選議題上,向中共獨裁施壓,吸引不少有誌引領鬥爭向前的人的興趣。因此,今年分析六四運動特別切題。可是,「占 中」的主要發言人顯然沒有從1989年的鬥爭汲取教訓,甚至也無視最近的「占領華爾街」以至阿拉伯世界反獨裁的革命群眾運動。他們強調要限製未來的運動, 拒絕「激進」手法,以免激起北京強硬的反彈。這聽起來更像是廢棄八九鬥爭而不是任何的平反!

例如,戴耀庭向《南華早報》指(2013年 5月21日),占領中環是「有限製和有條件的公民抗命」。限製鬥爭規模,可見完全低估我們面臨的挑戰:要打擊中共獨裁。連能量巨大的八九運動都未能贏得中 共的退讓,戴耀庭「有限度」的占中如何能達至這目標?泛民主派領袖跳上「占中」的政治救生艇,目的有兩個:一、要在未來運動挽回自己日漸消失的影響力。 二、要抵製不可避免會推動真民主改革更激進的群眾抗爭。

六四燭光晚會的主辦單位首次揚棄「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並以「愛國愛民,香港 精神」的口號取而代之,反映泛民領袖趨向以逢迎中共獨裁,誤以為可以在普選上取得有意義的退讓。事與願違的是,泛民開始軟化自己的立場,反而令北京更容易 以小修小補蒙混過關。(更深入分析個中原因,請閱讀《社會主義者》雜誌21期的社論《激辯「占領中環」》)

戴耀庭坦然主張「中產階級運 動」,並要限製年青人的參與,徹底違背1989年的經驗。同樣,這些想法反映「溫和泛民」恐懼未來鬥爭會演化成激進的運動。香港近年反政府示威者都是手無 寸鐵,因此占中發言人就「非暴力」的說法,是非常誤導和不平衡的。2003年反廿三條的鬥爭,會因為「有限製」而勝利嗎?1萬人的集會會比50萬人更有力 嗎?我們應該緊記,2003年時溫和泛民自封運動領袖,想與政府妥協,避免攤牌,在2010年時又投票支持中共認可的政改方案。

八九年 的學生領袖沒有清楚呼籲挑戰和替代獨裁政府形式的另一選擇的綱領。學生反專製、反官倒的訴求得到群眾響應,鼓動了人民起來行動。這些訴求的確燃起了鬥爭, 但要令運動持續並帶向勝利,是需要更多的。須要一個清晰的綱領,包括立法選舉產生革命立憲會議,全國各市組織群眾委員會、由工人和貧農政府結束一黨專政、 保證全面民主權利,同時實現緊急措施去提升工資、退休金和群眾普遍生活水平。這包括團結底層士兵,呼籲他們加入鬥爭,拒絕接受北京屠城的命令。

違反法律?

雖 然北京的學生領袖有著政治上的弱點,但也準備違反中共鄧小平不民主的法律。人民日報惡名昭著的四二六社論(據聞是鄧小平親筆撰寫)命令示威者結束占領天安 門,並回校上課。政府禁製學校與學校之間的溝通,並禁製學生與工人連系一起,並全面禁製學生和工人的獨立組織。八九的示威者拒絕服從鄧小平的命令,他們知 道如果受製於中共的「法律」限製,運動必敗無疑。

同樣,在中國的法律下,天安門廣場學生當時要求反專製、爭民主,是「煽動叛亂」的政治訴求。這與香港「溫和」泛民政黨近年揚棄「結束一黨專政」的訴求,形成對比。這種自我閹割的邏輯在今天已經體現,在鬥爭開始之前,泛民已經降低對2017普選訴求的叫價。

在普選提名委員會上的議題最為清楚,沒有一個真正的民主派會接受的。任何提名委員會,不管是如何構成,都是設計用來削弱群眾的影響力,造成「妥協」的結果而有利統治菁英。因為比起控製群眾自由的投票,政府和統治階級更容易控製封閉的提名委員會,即使是「選舉」產生的。

占 中發言人將「守法」奉為至高無上,與八九天安門學生形成強烈對比。再者,他們刻意將「守法」與「非暴力」扣在一起。八九年的與其他群眾鬥爭可見,兩者並非 完全一致的。六四屠城以及隨後中共的白色恐怖是法律認可的。相反,人民日報發表《四二六社論》,命令解散天安門集會後,數以十萬計的示威者回到天安門,這 是公開違法的行為。同樣,警察在過去兩年動用胡椒噴霧上升兩倍,是合符法律的,卻與「非暴力」相違。

八九屠城並不是因為群眾「違法」,而是因為運動有潛力推倒中共獨裁。任何嚴肅有力、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皆會面對獨裁政權的鎮壓。這不是指鬥爭是無希望的,或者應該限製它,而是需要策略和領導,將鬥爭升級並確保勝利。

法 律製度是建基於捍衛統治菁英的利益和特權的,無論是資本家還是「共產」官僚。即使在西方所謂「民主製度下」,司法獨裁不過是一個迷思 – 統治階級的政治決定和壓力在各層面都反映出來。香港連西方水平的「民主」也不是,而我們近月見到的審判 – 禁製碼頭罷工、推翻外傭居港權、打擊激進示威者 – 反映統治階級加強鎮壓,以抵製工人階級和挑戰現存製度的人。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2:17:02

工人階級是勝利的關鍵

占中的領袖們決定在未來的民主抗爭中扮演中產階級的角色,這不但沒有跟隨 1989年的強大傳統,更重復當年一些最嚴重的錯誤。89時的學生領袖認為不應該鼓勵工人參與運動,甚至認為不應讓工人進入廣場。不過這主要是在抗爭的早 期階段的錯誤。期後因為基於群眾運動的經驗,以及學生中最醒覺的一群了解到與工人階級團結抗爭的重要性,於是改變了立場。占中的領袖們實在沒有任何藉口忽 視當年六四的教訓。

如Maurice Meisner描述,「學生有一些〔知識分子對於工人階級的〕階級偏見,很多反對工人參與民主運動的學生認為工人沒有紀律和容易引起暴力。有人提出,工人的參與會讓政府有藉口使用武力...」(《毛澤東時代和之後的中國》,1999)

在 早期的天安門示威中,學生糾察隊被指示要圍成人鏈,阻止工人加入。這個錯誤的立場被隨後的事件所顛復。特別是在五月份,在數百名學生開始發起了絕食後,成 千上萬的工人從工廠、辦公室、包括政府部門、甚至警察也參與了示威。正如《社會主義者》雜誌解釋,因為工人階級掌握著決定性的經濟力量,所以其參與對任何 要求社會變革的群眾運動都是關鍵的。這發生在1989年,同時也在今天的埃及、突尼斯和其他經歷革命性動蕩的國家中發生。

無論是不是自 覺的,那些嘗試限製或分化運動的領袖或政治組織,實際上也是在為獨裁政權服務。學者陳雲也是一樣,提出香港的民主抗爭與內地的群眾運動毫無關系,其擁護的 香港沙文主義,裝扮成激進的自治概念,並主張香港民鬥爭與內地無關。陳雲收割了群眾對泛民妥協的不滿,但他自己的邏輯是一樣的 – 中共在內地的罪行與「我們」無關,陳雲甚至號召杯葛六四晚會,指這議題與香港無關,可謂誤人子弟。任何真正反專政的鬥爭都是跨越邊境的,正如我們見到埃 及、突尼斯和阿拉伯各國。再者,中港兩地我們面對共同的壓迫者中共獨裁,試圖以地域、某種地方語言或者族眾來限製或分裂群眾鬥爭,都是註定失敗的。

號召總罷工

1989 年五月中,工人階級在群眾鬥爭的影響力激增。中共政權意識到,工人正在激增化,會令政權在工廠失去支持根基。一件事件總,中央美術學院的學生豎起「民主女 神像」(具有爭議性的,有被視為親美表現),中共官員想派北京最大工廠的煉綱工人去拆除民主女神像。在晚上時分集會人士數目下降時,這在物理上是有可能 的。但最後中共高官和公安間諜放棄這樣做,恐懼「這樣會激起反彈,令更多工人支持運動。」(Quelling the People, Timothy Brook, 1992)

工人當時尋求帶領鬥爭前進的方法,明白到純粹抗議去「引起政府關註」是不夠的。運動已經超越這個水平。中共政 權支離破碎,正在掙紮求存,而鄧小平已經準備血腥鎮壓。不幸的是,因為沒有有意識的工人革命組織,可以集中和加速認清政治任務,讓工人階級奪取運動的領導 權。只有這樣才可以獲得勝利。

工人階級最戰鬥的部分,開始提出總罷工的訴求,以支持學生的民主綱領。悲劇的是,學生領袖反對,認為罷工 過於激進。這是與今天中港兩地狀況最切題的教訓。但我們社會主義者提出罷課行動,例如在2012年反洗腦鬥爭要求全港大罷課,我們認為這方法(尤其如果由 工人領導)可以達到反專製政權所需的鬥爭水平。這與提倡暴力,或與民粹政客(例如陳雲)所提出的勇武社運沒有任何關系。

當然親政府陣營 和資本權貴,無論如何都會這樣攻擊我們。2003年他們用這樣的理由攻擊七一遊行,今天他們用同樣的理由攻擊占領中環,指社會會墮入無政府狀態,經濟被破 壞。資本家和中共政權一樣抵製民主變革。對香港的資本權貴來說,鄧小平是一名英雄,而六四屠城只是「枝節」。 這就是為什麽必須通過社會主義的政策打破資本家對香港經濟的不民主的控製。

在四月至五月的碼頭罷工期間,李嘉誠的法律代表誣告工人「不 守秩序」,又指工人示威牽涉安全問題,以贏得禁製令打擊罷工。統治階級動用殘酷的手段,但媒體和宣傳機器卻將爭取民主、捍衛工人權益的人為「搞事」和「暴 力」。有組織和民主運行的群眾行動可以削弱這些輿論攻擊,並同時贏得群眾對激進手段的支持 – 罷課、總罷工、堵路、組織民主群眾委員會。運動要贏得勝利,這些都是需要的。

1989年的鬥爭在去到這個水平前,已經被鎮壓。雖然群眾 果敢站出來,但欠缺不可或缺的以工人階級為基礎、以推翻獨裁政權為任務的革命黨,而中共鄧小平一翼較堅決和有組織。桑塔亞那講過:「那些未能汲取歷史教訓 的人,就註定重復它。」不幸的是,占中領袖無視1989年的教訓,但是我們社會主義者以這些血腥教訓為依歸。因此,我們主張通過激進的群眾鬥爭,立即全面 實現民主權利,而非小修小補,或者為獨裁政權續命的交易。

香港:激辯「占領中環」

香港的民主鬥爭正邁向關鍵的階段。中共發言人證實了所謂的2017普選承諾不過是空頭支票,《社會主義者》的警告不幸言中。中共獨裁者要掌握特首人選的最後控製權,將選舉降格為「諮詢性」的儀式,任何與北京「對著幹」的候選人都不會有機會成為特首候選人。

親政府陣營甘為應聲蟲,竭力宣傳「真普選是烏托邦」的論調。

法律系教授戴耀庭提出以「占領中環」與中共一決雌雄,得到主流泛民主派的支持。建製陣營擔憂,這主意會發展起來,並得到更多支持。各大媒體則以陳腔濫調鋪天蓋地的警告,「占中」會令香港陷入政治混沌和經濟自殺。

「占領」並非新的主意,沒有任何個人或團體可以對此有專利權。在2011年突尼斯和埃及革命的鼓舞後,「占領華爾街」以及歐洲類似的大動員成為世界新聞的頭條。如果「占領中環」以動員大量群眾為目標,不加人數設限;如果占領和遊行以公開和民主的方式進行(而不是像2012年占領添馬艦反洗腦行動那樣的自上而下的組織方式),可以是群眾運動邁向重要的一步。

集體占領的目標是什麼?

集體占領的行動可以作為跳板,將為真民主而鬥爭的行動升級。但要達致目標,我們需要更有效的群眾鬥爭方法,例如罷工/罷課,以基層工人和青年為基礎建立群眾組織。不幸的是,溫和泛民主派領袖並非采取這方法,而是將「占中」設想為有限度的、象徵性的占領,其目標並非重重打擊中共獨裁,而只是向選民有所向待。若不打擊中共,全面民主是不可能實現的。這種戰略之前已經失敗過,在未來也不見得會成功。依靠與獨裁者談判,承認政府繼續統治,從而換取獨裁政權賜予民主權利,在歷史上是從未出現過的。

近年溫和泛民政黨支持率下降,今次想利用「占中」議題去確保自己與中共談判的權力代理人地位。尤其是民主黨,在2010年投票支持不民主的政改方案後,其犬儒和背叛的角色仍未被公眾原諒。泛民領袖害怕群眾抗爭,因為害怕會被迫走得太遠,甚至群眾會在鬥爭過程中踢開泛民,選擇更堅定的抗爭力量。但他們又明白到,2017年的選舉將至,如果自己無所作為,便會名譽掃地。雖然很多普通工人和青年視占中行動為鬥爭的機會,但對民主黨而言,這不過是捧自己做領袖的平臺,並嘗試控製運動,避免其演變成為挑戰現行權力架構的全面抗爭。

戴耀庭最初提出,限製占領和堵塞中環的人數為一萬人。在組織手法和政治綱領來看,這想法有幾個弱點。事先限定鬥爭的規模,或者強加組織上的限製,是完全反效果和不現實的。戴耀庭又表示他想由「中產階級」甚至是「中年人士」主導運動,因此貶低兩個鬥爭成功的關鍵元素 – 工人階級和青年。不幸的是,戴耀庭愈展述其主意,就愈知道這些主意是憑空想象出來的,完全脫離真正的鬥爭經驗。遠的先不談,就算在香港,近五年來政治運動的潮流是由九十後帶起的,但戴耀廷及其泛民盟友似乎對此一無所知。

怎麼樣的鬥爭可以擊倒獨裁政權?

溫和泛民領袖脫離現實,低估爭取普選所需要的力量,對未來的鬥爭是相當危險的。例如,戴耀廷發表了難以置信的聲明:「理論上,在我們要發動占領中環前,北京就會先妥協。」(HK Weekend, 2013年4月18日)。這看法完全錯誤,低估中央政府態度的天真想法,是泛民領導的先天缺陷。李柱銘回顧三十年前中英談判開始時,坦白地說:「那時形勢不同,我們那時相信只要多等十年就會有民主。」(《華爾街日報》,2012年4月9日)。

單靠占領行動並不足夠迫使中共妥協。再者,參看其他國家的運動,如果沒有清晰的綱領和民主的架構,長期的動員只會消耗參與者的能量,達不到政治上的變革。雖然如此,占領行動可以作為開始,以動員群眾,並升級至其他模式的集體行動,最後不可或缺的,是將運動蔓延至中國內地。因此,社會主義行動不同意泛民以「占領中環」為最後手段 (正如梁家傑所言),而應該是一個平臺發動更有力的抗爭方式,包括罷課/罷工,以及呼籲跨越香港邊境的團結行動。最近,有泛民領袖又改變了立場,指如果「占中」被警察暴力驅散,可以以其他形式的集體公民抗命延續。這反映泛民開始瞭解真相的端倪,知道單靠占領根本不足以令中共退讓。但即使如此,新的立場仍然欠缺贏得勝利的對策,而占領僅僅是群眾挑戰極權的政治抗爭的其中一步。

中共之所以要最終控製香港的政製,不是擔憂香港失去控製的本地後果,而是擔憂對內地會產生的影響。中共最高領導愈來愈恐懼中國會爆發革命,習近平公開警告中共政權會在10年內滅亡。若要成功,香港的民主鬥爭一定要是群眾運動,並必須連繫至中國革命性的鬥爭。內地群眾(尤其是受盡超額剝削的4億工人)是擊倒中共的核心力量。如果香港的民主鬥爭被孤立在香港(如今天泛民領袖希望),拒絕積極連繫並支持中國的反專製鬥爭,將不能夠成功。

同時,這場鬥爭並非單單反對中共獨裁。香港由少數富有家族主導的資本家階級同樣堅決反對民主變革,確保可以繼續榨取鉅額利潤。有大公司和大銀行正在威脅,如果占領行動發生而造成「政局不穩」,它們將會撤出香港。可見,對資本家階級來說,政治自由遠遠次於賺錢的「秩序」。因此,民主鬥爭必然走向反資本主義的鬥爭,否則就會停滯不前。

運動應該有什麼即時的訴求?

戴教授及泛民盟友至今對「民主選舉」只有模糊的解釋。沒有詳盡解釋,只會讓中央政府有空間玩弄細節,繼續施展拖延、枱底交易和小修小補的技倆。戴耀庭又指2017年的普選方案應該與西方體製看齊,但這是真民主嗎?英國擁有上議院,美國的總統則由選舉團產生,而非真正的一人一票。這種所謂「民主」不過是用以掩飾銀行和大商家的統治。

戴耀庭又說,只要選委會由普選產生,他會接受特首候選人由1,200人組成的選委會篩選。但是,如果要由一場選舉去決定誰有權決定誰有權參選,就連西方標準都不如了。如果這是泛民領袖的起點,當面對政府和商家反擊時,他們會退到哪裏去呢?李柱銘甚至說,只要五個候選人中有一個是泛民主派的,可以接受篩選機製由現時建製派主導的提名委員會把關。由於輿論強烈反彈,李柱銘其後在48小時內被迫撤回這一主張。從「香港民主之父」的「失誤」,可見泛民領袖是何等脫離群眾。

如果群眾不願再被出賣,一份爭取真正民主變革的清晰綱領是必須的。必須要求梁振英政府下臺,必須要清楚表明立即廢除所有精英主義的小圈子架構,例如選舉委員會和功能組別,而不是「逐步取消」或「改革」。絕不接受篩選機製(不民主政權的典型特色),所有政黨和個人都應該有權參選。這運動一定要拒絕枱底交易,例如所謂以普選換取廿三條。但是,只有這些低限度的條件,並不會帶來真正的普選,因為中共獨裁把持最終權力,決定誰去組成政府,因此任何選舉最後都不過是「諮詢性質」的!

因此,社會主義行動一方面站在群眾身邊奮鬥,支持寸進的民主改革,但同時主張民主鬥爭必須連繫至推翻中共獨裁和中港兩地的資本家。我們主張以真正的民主議會取代將跛腳的立法會,由16歲以上人士普選產生,議會有權力選出政府,並實施有迫切需要的社會改革 – 立即立法通過八小時工作製、調高最低工資、由公帑全數支付全民退休保障、大量增建廉價公屋、改善汙染的政策,以及社會主義的綱領去打破資本權貴對經濟權力的壟斷。

再來一次「變相公投」呢?

在群眾鬥爭裏,各式各樣的策略是需要的,辭去立法會職務並觸發變相公投是其中一個方法。在2010年,社會主義行動積極參與在社民連等的516運動中,我們認為這場運動發揮了重大作用。516從激進化的群眾中取了50萬反建製的選票,這些選民大部分都永久地離棄背叛妥協的民主黨等溫和派。當時尚未分裂的社民連在運動中扮演領導角色,令運動有著反建製的性質,並將來自基層青年的忿怒反映出來。

現時有討論指,未來「公投」會由民主黨和何俊仁發動和主導,這將會和上次的運動差天共地。何俊仁在去年參與小圈子選舉的鬧劇裏,可見民主黨並無權自認為民運的唯一或主要發言人,包括在未來可能發生的變相公投中。何俊仁反對2010年「公投」,並極盡所能減輕「公投」的影響,代之以支持和中共對話。如果變相公投的策略是在民主黨領導層的組織和政治控製下,將只會產生一個口號和行動「溫和」得多的運動,而和現時鬥爭所需完全脫節。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未來的「公投」運動必須建基於民主和公開的運動架構,將不同組織容納於民主鬥爭中,在關鍵議題上進行民主討論和決策。

應該排除政黨參與嗎?

有民主黨和公民黨領袖表示擔心「占領中環」會被「騎劫」,不點名暗指激進派分子。他們亦主張排除政黨橫額、徽號、出版物在運動之外。這是不民主和官僚操控占領行動的手段。初看之下,這種「排除政黨」的主張可以得到部分青年和工人的支持,他們正確地對資本建製的政黨采取蔑視態度。但必須要問一個問題,為什麼是這些政黨的政客突然偽虛地反對政黨的自由呢?任何群眾運動若果不容許自己陣營內有民主(不同團體、政黨和個人公開運動並發表自己意見),這個運動根本不能創造民主的社會。

諷刺的是,最擅於禁製不同政黨的是中共政府。同樣,聲稱自己民主的領袖和團體抱怨運動會被「騎劫」,是自相矛盾的,與中共指責群眾反抗「別有用心」的說法一脈相承。無論是中共還是泛民的指控,都是輕蔑群眾的表現,視群眾為無思考能力的人質,會被「外來勢力」操控或騎劫。泛民領袖這種說法反映其內心的憂心和虛怯,要保持運動的牢牢控製,並排除所謂「激進勢力」的影響力。這並非我們第一次見識到小圈子領導層如何用官僚手段控製運動。

泛民政客主導媒體上的辯論,但同時自己在實地上欠缺實力,沒有群眾政黨和活躍分子。這是國際性的現象,政治「明星化」,由主流媒體、廣告和選票主導,但完全沒有在群眾裏紥根。在前工人和左翼政黨轉右並淪為資本建製的附庸後,也無一倖免走上這道路。因此,社會主義行動及工國委主張組成新的戰鬥性工人政黨。歷史表明,這樣的政黨在民主鬥爭的路途上是必須的。

親資政客(包括泛民派領袖)害怕現實的鬥爭,時刻指望著妥協,不需要也不願意與示威群眾站在一起,宣傳自己的理念。他們只需通過主流媒體媒體傳播理念,試圖從最不積極和覺悟最低,而非站在抗爭前線的階層中獲得支持。各個政治派別(或無派別)的代表或領袖在曝露在公眾面前,對群眾鬥爭才是有利。民主黨領導之流反對以民主和透明的方式建立運動,因爲他們希望隱藏他們真實的政治主張,方便為與政府秘密談判。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2:18:25

反洗腦占領政總一役,有何教訓?

去年,反洗腦運動演變成十萬人占領政總九日的行動。但這群眾由非選舉產生的小圈子控製,主要由教協官僚(民主黨政客)及一些民間團體主導。「學民思潮」被捧為運動領袖,受到媒體嘉許並人氣急升。但「學民思潮」實際上不過是一個Facebook群組,由一兩個「政治明星」主導,組織並無民主架構的會員基礎。這松散的網路除了反國民教育外並無清晰的目標和戰略,令教協官僚非常容易將其操控在手中,引用他們的術語,「騎劫」了他們。反國教的領袖在完全沒有民主諮詢群眾參與民意的情況下,突然解散運動,接受政府的半妥協(擱置國民教育),任由計劃在未來死灰復燃。群眾運動就這樣被出賣,而梁振英政府得到喘息的機會。

在「占領中環」運動裏,戴教授取代了「學民思潮」的位置,作為掩飾民主黨之流的一塊「新臉孔」。我們認為,無論是占領政總還是占領中環,都必須完全民主並廣納,讓勞動人民和青年不只是以「老臨」的角色參與而不能發聲,而需要有民主的渠道讓人們討論運動方向、訴求和策略。任何與政府的談判應該公開,而領袖的建議應該先通過群眾大會辯論,當中由不同團體表達贊成和反對的意見,才能得到認可。

反國教運動期間,社會主義行動的年青成員積極參與的「全港大罷課行動」受到反國教大聯盟的部分領袖嚴苛抨擊。因為「大罷課」提出了一些「大聯盟」不欲見到的民主原則,例如容許所有國教的團體派發單張、籌款和收集簽名。「大罷課」當時印刷了超過5萬張支持罷課的傳單。

我們支持罷課的同誌受到攻擊,並以中共的邏輯指控我們「分裂運動」、「騎劫運動」、「冒認學民思潮」(但學民思潮是反對罷課的!),甚至被身體上的暴力襲擊。正如我們當時指出,群眾鬥爭以「一黨專政」的形式進行的話,是相當荒謬和危險的。運動中之所以欠缺民主,是因為小圈子領導層想牢牢控製運動,防止運動升級,並竭力將其去政治化。具體來說,主辦單位竭力遏製占領者對要求罷課、要求梁振英下臺的訴求。以此,他們用演唱會代替政治討論。在突然解散運動後,很多參與者都感到驚歎和混淆。

運動應該非暴力嗎?

很多人希望不通過暴力而達致政治變革,是可以理解的。對於「香港自治運動」陳雲提出,民主鬥爭必須「勇武鬥爭」,社會主義者雜誌並不支持。我們主張有組織、有紀律及和平的示威行動,但我們同時警告,國家機器鎮壓的威脅,並需要在政治上所出準備。從來沒有統治集團會不戰而降,捨棄自己的權力和特權,因此他們必然會動用國家機器(警察、保安和法院)對付群眾。中共固然希望將鎮壓香港的任務外判給香港警察。正如唐年英在特首選舉所爆料,2003年反廿三條的政治危機時,香港統治菁英曾經討論動用解放軍鎮壓示威者。

雖然至今這仍未在香港發生,但鎮壓加劇已成趨勢,例如政治逮捕案件激增八倍,和平示威者被嚴厲判處。甚至連西九龍總區指揮官鄭仕廉也承認:「並沒有數據表明近年來的示威趨向激烈。」《南華早報》(2011年9月16日)

支持「占領中環」的泛民主派領袖特別強調「非暴力」抗爭,好像「非暴力」是方法,好像「占中」要與七一遊行和反國教占領零舍不同。他們支持戴耀庭提倡的篩選程序和宣誓儀式,以排除「暴力」示威者於行動外,完全扭曲政治抗爭的圖片。不幸的是,同一班泛民主派政客卻未能警告警察暗中增設鎮壓武器,不僅包括1萬個防暴手榴彈,以及發出高分貝和高頻率的聲波炮。

戴耀庭和泛民主派領袖說,示威者被逮捕的話不應反抗,顯然這是錯誤的。按照這邏輯去說,這等同讓政府和警察決定何時結束占領行動。如果這樣的話,為什麼要展開運動呢?提倡這想法的人完全沒有建基於群眾鬥爭的實際經驗。參考天安門廣場的例子,示威學生組織基本的安全糾察隊,甚至在一段時間內接管了交通警察的工作(1989年4月-5月期間罪案率降低了)。較近的,是廣東烏坎村的群眾起義,見到有組織的社區如何抵抗警察激烈的鎮壓,並安排自衛,將中共地方官員和警察驅逐出外,後來更迫使武裝到牙齒的獨裁政權妥協,令村落免於受到代價沈重的政治打擊。

在民主鬥爭運動的決戰時,認真的戰略一定包括警告警察會打壓,而增加政府鎮壓的政治成本。同時,以罷工糾察隊為榜樣,在運動中組織基本的籌備和自衛(防範親政府的搞事者)。這種措施會降低暴力發生的可能性。對警察打壓采取沈默態度是鴕鳥政策,只會令親政府陣營更放膽攻擊運動,增加爆發暴力衝突的危險。

為什麼罷工/罷課比遊行占領更有效?

總結來說,如果占領行動是反中共鬥爭的開始,並會發展至更廣泛和有力的戰略,占領本身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去集結力量為鬥爭升級。但單靠占領要打擊中共是不足夠的。

要完成這歷史任務,其他的鬥爭方法,例如號召全港工人罷工一天作為起始的「警告」,更符合現實的力量所需。罷工應該擺擺一系列的訴求,包括全面民主權利,並將之連繫至被忽視已久的提高工資、八小時工作務、集體談判權和全民退休保障。

社會主義行動提倡學生罷課作為先鋒的行動,仿效1989年天安門的鬥爭。學生罷課和占領校園可以作帶頭作用,接著以更強大、更關鍵的工人階級力量承接。

在埃及和突尼斯的反專製鬥爭中,工人群眾開始罷工令運動邁向高峰。泛民主派領袖的戰略並不建基於任何實在的經驗,又害怕實際鬥爭。我們社會主義者與他們不同,我們緊貼群眾鬥爭和革命起義的新鮮例子,從而產生引領成功的理念、口號和策略,並在未來鬥爭爆發時應用出來。

香港:六四悼念晚會,警告中國新領導人

今天六月四日,是八九年北京血腥鎮壓群眾運動的二十四周年。再一次,數以萬計的人集合於香港維園,抗議中共一黨專政。今年令人最印象深刻的一幕,就是一枝枝在雨傘下的蠟燭。狂風暴雨在公園裏灑下了每小時30毫米的雨水,引致水浸和停電,令燭光集會在僅僅開始50分鐘後就不得不中斷。

六四當天,工國委(CWI)香港和大陸支持者在維園周圍擺設三個街站裏,進行了一整天的活動,籌得了超過三萬港元的款項,用來支持我們社會主義者結束一黨專政的鬥爭。感謝所有捐款支持我們鬥爭的人,很多紙幣被雨水弄濕,但仍會被善加利用!

香港是全中國唯一能進行這樣的集會的城市。據主辦單位統計,當晚約有15萬人出席。出於政治理由,警方一如以往在人數上打折扣,聲稱只有54,000人參加。許多全身被雨水沾濕的參與者(包括本文記者)流露出熱烈的反抗情緒。中國「共產」獨裁的新領導人必定憂心忡忡,擔心這城市掀起激烈的民主鬥爭,這同時也是審度中國反政府情緒的指標。

加大審查和鎮壓

在中國大陸的社交媒體上,八九年鎮壓時街上坦克和裝甲車的照片遭到嚴格監控。廿四周年前幾星期,政府如常加強對異議者和維權人仕的鎮壓和日常監控。今年,新領導人習近平上任後,鎮壓力度比過去更為大。死難者家屬和批評政府的人再次被軟禁家中,而且更為嚴格。天安門老將李旺陽的妹夫趙寶珠向《南華早報》表示:「我們被軟禁了幾天……甚至現在跟你說話都非常不方便。」李旺陽在一九八九年嘗試組織罷工,後來拒絕妥協屈服,而被囚禁了廿一年。去年,在接受香港《有線電視》采訪後不久,於去年六月六日發現被吊死。

一位來自福建的年輕人被香港的電視臺拍攝到舉起寫上「感謝香港」的標語牌,在回程的時候被逮捕。然而,即使中共加強了威脅和騷擾,估計仍有超過一萬名大陸遊客參與了集會。

新一屆由太子黨主導的領導層下,六四的鎮壓加強政府鎮壓的一部分(太子黨是前「共產黨」領袖的後代,包括習近平本人)。這屆領導層承諾,會推動自十五年前朱镕基改革以來最大一波親資的結構改革,但任何政治放寬的希望都已經破滅。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丁子霖,六四當時其十九歲的兒子被士兵殺害。她發表了一封123人聯署的公開信予習近平,譴責他拒絕民主化。這封信主題為「希望已漸消失,絕望正漸逼近」,指責習近平上臺後「大踏步地退回毛式正統」,變得更為獨裁。

同時,主辦燭光晚會的支聯會領導人李卓人表示:「習近平上臺後,我們只見到收緊,而非放松。」

害怕革命

習近平統治下加強鎮壓,反映了統治菁英的共識,驗證了《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網站」在去年十一月領導換屆期間對中國自由派不切實際的幻想的警告。他們只會繼續沿著六四屠夫鄧小平的政治模式走下去 -「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和市場化,同時獨裁的控製不減。

在新上臺最初幾個月,習近平發表了民族主義的言論和一些象征性的反腐敗措施,兩者都只是中共用來鞏固自己統治的手段。他愈來愈多地談論到毛澤東的名字,但只不過是用作維護中共持續及不可挑戰的統治,並非有意效法毛澤東「左」經濟政策。與此同時,習近平製定了「七不講」,七個大學課堂不能討論的話題」,當中包括了新聞自由、民主權利等,值得註意的是還包括了「權貴資產階級」。由此可見,獨裁統治者如何利用「毛派正統」來保護中國鉅富菁英的權力和「私隱」。

太子黨在新一屆領導層中大力掌權,將是中共政權演變中的一個轉折點。統治菁英拒絕那怕局部的民主「改革」,會令公眾監督更有力,揭露他們坐擁鉅額財富,並可能因此打開大規模反抗的閘門。然而,中共獨裁者面臨著兩難的困境,愈來愈加強鎮壓的話,令革命爆發的可能性更大。即將到來的鉅變可能比歷史性的八九六四更為波瀾壯闊。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2:19:30

在香港的爭議

今年的晚會較往年有更多的爭議和宗派分歧。這是政局不斷激進化和政府危機深化下,群眾對資產階級「泛民主派」希望幻滅的結果。一個報紙的專欄作家以「無膽」形容泛民。一些青年對中共的敵意異化成對「本土主義」的支持(一個香港獨立國),甚至反內地人的種族主義。

主辦晚會的支聯會是一個未經選舉產生的「小圈子」委員會,近年和「溫和泛民」一起失去了威信。由於長期以來向中共獨裁作出政治妥協,接受中共統治為必然,並因而降低訴求。這表現在今年的大會口號,淡化了「結束一黨專政」而強調「愛國愛民」。此舉適得其反,支聯會尋求天安門母親丁子霖的支持,後者卻抨擊新口號「愚蠢」和「與中國脫節」。支聯會一直希望丁子霖能協助抵抗「本土派」的攻擊,向針對「愛國」口號而號召抵製晚會的香港自治運動反擊。

在燭光晚會的前四天,支聯會主席李卓人被迫宣布放棄有爭議的口號。他表示與丁子霖曾存在分歧,但事實上,支聯會在香港亦備受批評,甚至擔心會被杯葛會見效。杯葛行動最終失敗,揭露出「本土主義」勢力背後缺乏真正的力量。燭光晚會的高參與率,反映了廣大群眾對六四仍未忘記,並希望繼續民主鬥爭。但同時,支聯會的領導人也敏銳地意識到,自己的權威已受到嚴重打擊。許多冒著暴雨參加的人表示,他們是為了悼念六四,而不來支持支聯會!

需要民主的組織結構

燭光晚會後,支聯會表示在明年舉行重要的六四廿五周年紀念時,將作出重大「調整」。但只是次要的技術層面和組織方面,而不是調整支聯會政治立場,主導支聯會的「溫和」泛民不會沖擊中共政權,也不會提供大規模反獨裁鬥爭的戰略。

社會主義者和工國委(CWI)在中國大陸和香港的支持者一貫批評主辦六四燭光晚會的自上而下的官僚方式,而且近年來由於被支聯會企圖壟斷晚會,令其他團體難以籌集資金而變得限製重重。民主黨在支聯會中占有主導地位(諷刺!),並拒絕將支聯會開放和民主化。這是一個有意識的政策,以維持對支聯會的控製,並遏製那些反對向中共妥協的更激進的力量。在大規模的反抗運動中以「小圈子」強加控製,在去年九月的反國教和(泛民發起的)2014年「占領中環」方案中,都看到一個相似的模式。

社會主義者和所有真正爭取民主權利的戰士,都必須反對這種自上而下組織抗爭的模式。這模式將令運動一次次地錯失機會,並面臨失敗。要取得成功,需要一個群眾鬥爭的民主架構,共必須建基於社會上最受剝削的階層 - 工人階級和青年。這種路線需要連系到大規模行動的策略,並有意識地連結上中國大陸反對中共及其親資政策的群眾鬥爭,只有這樣,才能戰勝獨裁,實現真正的民主變革。

香港:一千人示威保護告密者斯諾登

前美國CIA網路技術人員斯諾登來港,成為告密者揭發美國政府監控全球的通訊網路。不僅包括普通民眾的電話和互聯網,連香港的政府部門、大學和普通學生也受監控,全面威脅人民的私隱權。美國國家安全局(NSA)被揭發在2013年3月收集了970億項情報。

斯諾登亦揭發「稜鏡行動」,國家安全局在美國以至全球從私人帳戶中獲取資訊。Google、Facebook、Skype、PalTalk、微軟、蘋果和雅虎也有與稜鏡行動合作,可見網路大企業的惡行。美國政府其身不正,卻經常指控中國政府不民主,打壓民主權利。

斯諾登警告,聯邦調查局(FBI)正在迫使香港引渡他。而FBI亦表示,斯諾登洩露美國監控資料,會對他展開全面追捕。另一「民主大國」英國亦急急列斯諾登為「不受歡迎人物」,並要求航空公司拒絕斯諾登乘往英國航班。

梁 振英作為中共傀儡,不敢自作主張,要等待北京阿爺落命令。中央政府一定掌握最後的決定權,其關心的不是人權和言論自由,而是地緣政治的利益考慮。中美局勢 愈趨緊張,北京一方面想收割今次事件的政治資本,向美國政府施壓,另一方面又緩和來自美國的壓力(在貿易、貨幣戰爭、美軍重返亞洲圍堵中國方面)。中國政 府自己的監控系統不相伯仲,如果斯諾登事件過了火,會造成中美的雙輸局面。

美國「民主」的虛偽

2010 年,維基解密洩露美國政府的秘密文件,包括美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罪行。美國政府不擇手段追捕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他至今仍被軟禁在厄瓜多爾駐英國 的領事館。而另一洩密者曼寧,因為向維基解密提供70萬份以上的機密文件,被美國政府拘禁接近三年,期間受盡酷刑,今個月才受審。美國政府打著「人權」的 旗號,但一旦言論自由威脅到統治菁英的利益,就會如中共獨裁一樣瘋狂打壓。正如金培力在《南華早報》(6月5日)指:「中美不僅在經濟上愈趨睇齊,兩國對 真相的詮釋權和對資訊的控製力亦愈來愈近似。」

美國政府聲稱保護全球的民主權利,事實上其最重視的是企業的利潤。此外,近年美國政府通過不民主的法案,限製網路自由,因而激起群眾抗議。斯諾登事件證 明,美國政府將「民主」作為政治武器,向中共獨裁施壓,為的是本國資本家的利益。民主權利、私隱權利、免受政治打壓的權利,並不是靠帝國主義政府賜予,而 是透過群眾鬥爭贏回來的!

倡議「占領中環」的戴耀庭講過,香港的民主要符合「西方標準」。斯諾登事件正是一幅諷刺的寫照,揭示1%的統 治階級不民主地控製著美國社會。在資本主義製度下,如果群眾不去抗爭,不去捍衛自己的民主權利,我們的權利就會被統治者不斷侵蝕。「社會主義行動」支持為 全面民主權利而鬥爭,我們警告,資本菁英會竭力阻止我們,因此只有在真正的社會主義製度下,才能確保穩固的民主。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保護斯諾登行動:

反對引渡斯諾登,要求其政治難民身分
停止迫害斯諾登,釋放告密者曼寧
停止「稜鏡行動」,停止一切反民主的監視行動
打倒「老大哥」國家,廢除秘密和反民主的國家安全局(NSA)和中央情報局(CIA)
停止政治審查,捍衛新聞和言論自由
打倒私營媒體和科技企業的壟斷,由公共民主控製,要真正的媒體自由

學民政改方案妥協 引起成員退出潮

「學民思潮」最近公布政改方案的立場,建議立法會選舉將地區直選比例增至六成,即承認保留功能組別,直至2020年才全面廢除。此外,「學民思潮」 又提出2017普選行政長官,並由全港選民組成提名委員會。這實際上與循序漸進的路線自相矛盾,因為在北京的普選(即基本法)架框下,根本不可能開放提委 會讓全民提名。

雖然「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強調,方案在成員全數贊成下通過,但不幸地,政改方案公布後,其妥協的立場激起成員不滿,近日不少更紛紛退出組織,促成近來反對派組織的再一次分裂。

正如我們一貫指出,「學民思潮」的領導人物不過是溫和泛民的一塊年青面紗,掩飾泛民老政客的陳腐守舊。民主黨的妥協立場令其近年進退維谷,恰巧學民推出政改方案後,亦陷入同樣窘境。

學民發言人張秀賢在《NOW TV》節目「時事全方位」時表示:「學民思潮現時十分尷尬,因為他們在被人罵保守的同時,亦被人視作激進。」所指被視作「激進」,不過是建製派的輿論攻擊。

「學民思潮」領導層妥協素有前科。在反國教運動時,學民領導層依循教協的妥協路線,拒絕嘗試號召全港罷課運動,最終在反國教大聯盟的小圈子領導下,突然解散運動,連不少學民成員事前亦矇在鼓裏。由於抗爭的不徹底,不少國民教育中心繼續營運,梁振英的洗腦計劃將會死灰復燃。

從這事件可見,亟需戰鬥性的、具民主架構的青年學生組織。社會主義行動會與任何真誠的力量共同奮鬥,包括對「學民思潮」幻想破滅的前成員,去建立這個運動。

香港:43萬人七一上街

今天是香港主權由英殖政府移交至中共獨裁的16周年。自從2003年,50萬人七一上街後,七一變成群眾表達不滿的抗議日。今年是2003年大遊行的十周年,在三號臺風和滂沱大雨下,在香港的群眾堅持上街。主辦單位「民間人權陣線」宣布,有43萬人參與遊行,而警方數字則只有6萬。如此眾多的遊行人數是反映群眾不滿的指標。建製派勢力為了降低遊行人數,斥資巨額大搞維穩音樂騷和購物優惠,但都無功而還。然而,中共的喉舌《環球時報》將遊行貶低為「新傳統節目」,是港人撒嬌的好機會,擺出無視群眾對民主權利和社會公義的訴求。統治菁英和梁振英政府拒絕改變,將會繼續累積民憤。

「梁振英下臺」的口號在人群中響徹天際。去年梁振英上任時,40萬人要求他下臺。在過去一年,由反洗腦國民教育的群眾鬥爭,到警察鎮壓社運分子,到逐一打破選舉承諾,令政府的信任度跌至谷底。有謠言指出中共正在討論「B計劃」,在梁振英完成任期前將他撤換,因為他的不受歡迎會令政府更難在普選問題上蒙騙群眾。政府幾名局長相繼爆出醜聞,有些甚至被迫下臺。前發展局局長麥齊光去年上任12天後,被揭發騙取租金津貼而被辭職,在七一的一星期前,法院更裁定他有罪,令他成為主權移交以來最高級的犯罪官員。

參與遊行的團體包括溫和泛民(例如民主黨和公民黨)、較激進的社民連和人民力量,還有從人力分裂出來的普羅政治學苑。很多細小的民間團體和政治組織也有參加。社會主義行動在銅鑼灣及灣仔擺設街站,提出「梁振英立即下臺」、「廢除外判製」、「民主公營企業」、「占領中環 罷工罷課」的口號。

占中集會

今天遊行的終點改為中環遮打花園,作為「占中預演爭取民主」的象征。從「讓愛與和平占領中環」團體籌得80萬元,可見明年占中的方案受到很多普通民眾(尤其是年青人)的歡迎。人民更有決心爭取民主、反對現存製度,一方面是好事,但不幸占中領袖沒有表現出真正鬥爭的決心和意願。占中三子在集會中的發言,強調需要「愛與和平」,而沒有提及所需的戰略和策略去打倒中共獨裁。

七一的集會令現實與理想的隙縫更明顯,令很多有意識的青年失望。根據《蘋果日報》的調查,6成受訪的遊行人士表示會參與占中,而7成更支持罷工和罷課去爭取真普選。群眾特別是青年似乎比起占中運動的資產階級領袖更有決心、更激進。社會主義行動是目前唯一清晰宣傳推動罷工罷課的組織,在支持占領行動作為開始的同時,解決民主鬥爭需要更果斷的方法和戰鬥性的訴求。

可見,現在存在巨大的政治真空。有決心的戰士(特別是工人和窮人)尚未足夠地組織起來,爭奪民主運動的領導權,相反政治上既軟弱又無經驗的資產階級明星突然跑到鏡頭面前,獲得短暫的人氣。在未來爭取真民主、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裏,亟需一支以戰鬥性工人和窮人為基礎、並以社會主義綱領武裝起來的左翼力量。

學校轉直資:埋下拉闊貧富懸殊的種子

最近多間傳統名校,如聖士堤反女子中學及其附屬小學、聖保祿中學等相繼轉為直資學校。在中西區內的12所津貼中學裏,已有3所轉為直資。直資製度的支持者聲稱這可令學校享有收生自由、財政獨立、課程自決等「優勢」,說穿了,這不過是方便學校篩選有錢學生入讀的途徑。但是,追捧直資製的名校往往會把學費提升。有統計顯示,2012-2013年,在61所的直資學校裏,有近4成的全年學費高達2萬元以上。面對教育商品化,貧窮的基層巿民奈何喪失更好的教育機會,畢業後在職場上吃虧,造成隔代貧窮,這是公平和教育的本義嗎?

直資製始於1998年,現時直資學額占總學額的12.3%。名校相繼擁抱直資製,其中一個原因是學校可以自行彌定學費,如聖保羅男女中學及聖士堤反書院的學費高達每年5萬元或以上,讓教育進一步進入市場製度,集中為富人服務而牟利。教育局長吳克儉指,超過三成的直資學院學費是每年5千元以下,但根據中大香港教育研究所客座教授曾榮光指出,單單是2002年由傳統津校轉直資的12所學校,他們的平均學費已是3萬多元了,所以這直資趨勢和學費加價風潮絕對不容忽視。在喇沙書院升讀中五的Derek同學也表示,自己本身是中產家產出身,家庭支出也是頗大,而因為現時學校仍是津貼學校,所以只需支付每年300元的堂費和書簿費,但如果轉為直資模式後,相信家裏也不能支付起學費。而對於直資製度,他則表示這是對經濟有困難的學生十分不公平。

審計署揭露直資監管不足

現時有規定直資學校要提供至少1成學費收入作為助學金以紓解基層家庭在學費上的壓力。但是,在2010年審計報告揭發有22間直資學校助學金撥款不足,直資學校更使用捐款作為那1成的助學金,這揭露教育局的監管不力,有法不依。巿場化做就直資學校財政自主的能力,而家長熱捧直資製度同時,兆基創意書院校監黃英琦卻撰文指,直資製削弱平等教育機會,原因是直資學校擁有收生自由的權利,它們可以跳過中央派位機製收取學生,令經濟困難的優異生失去入讀名校的機會。

教資會腐敗 教學經費被操控

當高中受到直資製度的張牙舞爪的同時,大學教育模式也在官僚之風下被一一整頓。教資會(UGC)和大學學術研究發展關系密切。教資會負責管理大學資源經費分配。可是實際上,教資會成員卻是由行政長官委任,在沒有民主的管理架構之下,權力傾側於行政長官,令他可以操縱各大學的校監人選、校董會成員,令教育資源調配更切合搞「教育產業」的資本家所需。

大學的學術自由也響起警號。如在最近4月時,在反對聲之下,梁振英硬推行政會議成員、一國兩製研究中心總裁張誌剛上任的教資會委員,引起學界人心惶惶。張誌剛曾公開表明支持國民教育,又撰文批評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的特首民望調查混肴視聽,都顯出其聽命於梁振英和中央的號令。此外,曾經支持廿三條立法和國民教育的「梁粉」,準備九月上任為嶺南大學的新校長 - 鄭國漢,激發起200多名嶺大學生在6月17日的假諮詢會上示威。嶺大學生不排除在九月發動罷課抗爭,要求由學生選出校長的聲音開始響起。

在2011年,教資會更推行學額回撥機製,要求八大資助學院撥出百分之六學額重新競逐,令院校為了爭回學額數目而加大競爭,機製欠缺透明度之余,亦令院校為取悅教資會,開設迎合巿場的課程,令冷門的科目更被邊緣化。在互相競爭之下,大學管理層和教授的精力轉向研究經費數量的競爭,而不是研究本身學術的需要和價值,令教育加速地配合官僚背後的利益整治手段。

教師不再中產 政府津貼成泡影

教師一向被視為中產工人,但最近「香港女教師協會」一項調查發現,在761名教師中,約三成受訪教師沒有自己的物業,加上合約教師前景難料,而政府也一直對教師的津貼輔助不足,令教師士氣低落,而正直暑假來臨,有6成教師也表示暑期內充斥補課、當值等工作,長遠令教學質素受影響。在以利潤為依歸的巿場經濟下,工人階級被壓迫的情況不斷惡化,社會只有透過真正的民主規劃,消除政府以至財團對工人的勞役,才可真正改善教學質素。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2:20:38

社會主義行動堅決表示:

1.  大幅度投放教育資源,人人享有教育福利

2.  教育全面公營化,反對商品化教育

3.  由學生、家長和教職人員民主決策教育製度,民主管理教育機構,享有獨立自主,拒絕背後獨裁及商業製

聲援林慧思老師 抵抗建製組織打壓言論自由!

小學教師林慧思因不滿親政府組織「青年關愛協會」騷擾法輪功街站,以及警方執法不公。被指「粗言穢語」謾罵,其影片被剪輯上傳上網。頓時引起建製團體群起圍攻,先是於網上製造輿論,將「粗言穢語」放大成焦點,並向林老師所屬學校投訴要求將其撤職,更於八月四日動員遊行「支持警察執法」。如此謊謬的集會引發普通民眾的憤怒,並自發動員反遊行,使得當天雙方一共有三千人在旺角街頭對壘。整個事件可以看到親北京團體的組織本質,其甚囂塵上的流氓手法,是政府當局打壓反對聲音日趨猖獗的表現。

事件的起因源於七月十四日,法輪功團體如常於旺角行人專用區擺設街站,和平抗議中共打壓以及一黨專政,並宣傳自己的宗教觀點。期間,青關協成員帶同標語橫額,包圍並阻擋法輪功的攤位,引發許多在旁路過市民的不滿。及後,警察到場封鎖該區,但並未阻止青關會對法輪功的騷擾行為。警察的縱容與青關協的野蠻行為引發民眾憤怒,許多途人開始斥責抗議,林慧思老師亦是其中一人。最終,青關協成員在群眾的叫罵聲下落荒而逃。

過後,有人將事件的錄像剪輯上載網上,刪除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只突出林老師用「what the fuck」斥責警察不公的片段。親北京的所謂愛國團體(「香港家長聯會」、「愛護香港力量」、「愛港之聲」、「青年關愛協會」等)乘機藉此攻擊林老師,將焦點完全擺在「粗口」上面,指其言行失德,辱罵執法警方,並公開支持警方執法。而代表警察上層的「警察員佐級協會」更發出聲明譴責老師「侮辱」警員。及後雖然林老師就失言道歉,但「香港家長聯會」不斷寫信要求校方開除老師,更動員集會支持警方。這完全是毫無掩飾地為政府與國家機器站臺的行為!

事實上, 這幾個團體早已經不是第一次以流氓手法打壓其他團體的民主權利。「青年關愛協會」長年騷擾法輪功,典型的手法就是直接用巨大橫額遮掩及包圍法輪功的街站,阻止其和平宣傳。而「愛護香港力量」早前亦闖入「占領中環」的論壇叫囂,以圖破壞會議的進行,其成員亦曾在遊行期間襲擊記者。社會主義行動在5月19日的旺角宣傳街站,亦曾經遭到「愛港之聲」成員的騷擾,拍跌我們成員手上的電話,並將其推跌在摺臺上。顯然,他們已經熟練地運動流氓般的暴力手法來打壓異己聲音。

雖然掛著「民間」名義,這些名稱掛羊頭賣狗肉的組織實際上也與中共專製、官方建製黨派,或資本家們有著直接或間接關系。「愛港之聲」的召集人高達斌是新民黨員, 而「愛港力」的陳靜心早前亦被揭發與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誌祥在深圳密會。而所謂「香港家長聯會」只不過是建製派控製的空殼機構,其主席李偲嫣被揭發受聘於建製派立法會議員梁美芬之下。早在去年激進民主派因反對長者津貼的入息審查而發起議會「拉布」戰時,這些建製團體發起「反拉布」集會遊行支持政府, 參與者後來被揭發是日薪300元雇用來的,當中許多人都是流氓,亦發生辱罵,襲擊徒人的情況。說穿了,這些建製組織就是中共專製,特區政府與資本家的雇傭兵!

這是個令人擔憂的情況,使用暴力手段打壓群眾民主運動,並煽動極端的愛國主義,是極右勢力的一貫手法。雖然將香港的愛國極右勢力稱為法西斯,實為言之過早,但如果這些組織繼續激進化,脫離政府控製,是有可能演變成法西斯主義組織的。在日本,極右在七十年代 重新活躍。其組成背後獲得右翼政客及財閥支持,通過黑幫聘用打手來執行暴力手段,一般包括圍攻、滋擾、恐嚇等行為。這些團體嘴上掛著民族主義和國族主義,實際上是要用暴力去威嚇和打壓社會上的民主進運動與工人鬥爭。而極右團體因勾結政客,因此其暴力威嚇手段亦往往得到警察包庇。希臘的警方被揭發與金色黎明成員勾結,打擊外來移民社區。

事件中,警察執法顯然縱容青關協的流氓行為,才會惹起林老師與一眾徒人的憤怒斥罵。而「警察員佐級協會」的聲明,和休假警司劉達強在八月四日的集會中為建製派站臺,赤裸裸地看到警察並不是中立的,而是站在政府一方,與建製組織互相勾結。社會主義者指出,警察從來並不是中立的,隨著群眾鬥爭走向激進的局面,警察為資本家犬馬的角色,將會更暴露出來。

自梁振英上臺後,警察打壓不斷升級,這些親建製的團體如今亦變的囂張起來。今天林老師的事件再一次警惕著香港的群眾,統治精英正朝著更專製更右翼的方向前進。社會主義者雖然不認同法輪功的政治和宗教立場,但我們捍衛一切組織的民主權利,包括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宗教自由等。政府借助極右勢力打擊反對聲音,可見群眾鬥爭已經進入更激烈的階段,我們必須組織起來,嚴陣以待。

訪問何生:碼頭罷工過後,生活怎樣?

「半杯水的勝利」蒸發了

記者:左仁(社會主義行動)

受訪者:何生(碼頭罷工工人)、譚生(電話訪問、碼頭罷工工人)

何生是今年碼頭罷工工人之一,在罷工的四十天,看穿了公司如何看待員工,亦不見公司日後會有什麼重大改變,唯有轉行至建築地盤業。罷工完結後,何生考獲了地盤鏟車的駕駛牌照,唯目前尚未找到相關職位,因此先任職雜項工人,在港鐵車廠外判的一間上市承辦商上班。八月十一日下午六時,我與何生會面,談談近況。一日不見,如隔三秋,他皮膚變得黑黝黝,身體也消瘦了。何生新工的日薪為$530,早上八時上班,下午六時收工,六天工作,星期日休息。「新工的好處,在不用上夜晚,星期日可以休息,可以有些社交生活。」

八月天氣酷熱,何生每天都大汗淋漓,苦不堪言。「不戴手套的話,泥鏟的手柄是辣手的!」休息室只是一隻貨櫃,沒有冷氣風扇,只有一堆雜物,一扇小窗子,空氣不流通。「有天,我午飯後在休息室內睡一睡,汗一直在滴。」

地盤的工作環境惡劣,工作設備和指引嚴重不足。何生幹了一星期多,發了工作安全大有問題,擔心其他新入行的工友稍有疏忽,會危及生命安全,他希望工友加以警惕,安全至上。

何生板著臉地說:「地盤的工作安全有很多甩漏,安全措施、裝備都不足,跟碼頭差不多。新人沒有上頭帶領,對初入地盤的新人,是比較危險的。」他續說道,「第一天,居然要我在休息室100米之外,獨自工作,中間又有雜草遮擋,上頭多個小時不在,什麼都無安排,聯絡電話也沒有。」

工作與工具不配合,上頭要何生拆除鐵絲網的焊接位,但沒有磨機,只有鎚和鑿可以用。「看下去沒有什麼問題,但鐵粉可以飛入眼睛,非常危險。」地盤的工作環境比碼頭更為危險,因為工場都是臨時搭起的。

「這職位是卑微的,但我想考驗自己,阿頭的指示我都服從。」每次談起工作經歷,何生如數家珍,常常強調不要計較小得小失,應該盡力去幹,但他不會盲從老闆。記得有次,他談及多年前搬火水罐的經歷,為了保護雙手多帶一對手套,老闆卻怪責他浪費物資。「我保護好自己的手,都是為了搬多幾罐呀,他卻來跟我計較,這老闆跟不過!」他當時立即辭職了。

在地盤,上頭在何生心目中也是差不多。開始上班頭幾天,判頭呼喝道:「(上頭)巡得好密的,不要『蛇王』呀!」何生既是憤憤不平,又以嚴正的態度批判,說:「一睇就知這個阿頭無料到!這天氣,如果太辛苦,有需要休息,難道不停一下嗎?工作表現不是一時一刻的,做阿頭要懂得判斷夥記的狀態。」

其他工友有不滿嗎?「全部都很不滿,但只會埋怨,不敢出聲。」何生未知會否長做這份工,但已成為了職工盟地盤建築工會的理事。「建築行業的職位比碼頭更散,一重判一重,工人很少接觸爭取權益的事。要在他們身上灌輸概念,帶給他們一些成功的例子,思想上打好基礎。當有事殺到埋身時,有個工友代表可以聚集大家在一起。」

談及碼頭的近況,何生自己也不太清楚,立即幫忙聯絡另一位碼頭罷工工友譚生,做一個電話訪問。

譚生說:「判頭名義上說加9.8%,但就如培記,根本加不到9.8%。」

「現在,有15分鐘的食飯時間,有飯鐘錢的,總算不用邊工作邊吃飯,但還是很倉卒,而且還是用繩子把飯盒吊上去,在吊機內進食。機手可以選擇一小時午膳時間,但沒有飯鐘錢。」

「機手是可以要求地勤用車接送去廁所的,但地勤很多時有事在身,至少也要等五分鐘,因此機手很多時還是在吊機內解決。」

「塔機手有40人左右返到碼頭工作,但HIT從其他碼頭(例如MTL)聘請機手,都不想找回我們。一些在罷工期間拋頭露面的,也被列入黑名單。」

正如社會主義行動所言,「半杯水的勝利」蒸發了,罷工展現了工人的鬥爭精神,但與勝利相距甚遠。對未來再罷工抗爭,還有信心嗎?何生淡然回答:「我不能答你有無贏的信心,但這運動是大家的一種團結,保障工人的一種做法,要做就做。」

有了罷工的經驗,何生有信心未來可以助一臂之力。「紀律要明確,工人代表與工友商討後的決定,應該在大會一起講、一起聽,決定後人人遵守。」何生憶起,上次罷工時,消息發布比較分散,很多時工人自發進行小組討論,商討的集體性不足夠。此外,何生認為,要培養工人集體紀律的意識,有事宣布時,大會要集中精神去聽,去想,每個工人都應有規定時間留守碼頭或中環。

列寧說過,罷工是工人階級「戰爭的學校」。從碼頭罷工經驗裡,何生學習到工人鬥爭勝利的基本條件之一:鐵的紀律、集體商討、一致行動。記得罷工期間,我跟何生略談過俄國革命史,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當家作主。訪問完結後,我送了何生一件托洛斯基的紅色T-shirt,以作戰衣,何生說:「紅色很有革命的味道。」

香港:抗議埃及軍方血腥鎮壓

八月十六日(星期五)早上十一時,社會民主連線舉辦到埃及領事館的抗議,反對軍方政權屠殺數以百計穆斯林兄弟會的支持者。社會主義行動亦有到場參與,高呼「反對血腥鎮壓」、「埃及工人獨立鬥爭」、「打倒軍方、穆兄會」的口號。

埃及軍政府卻在8月14日以裝甲車,堆土機,真槍實彈大規模血腥屠殺穆兄會支持者,最後導致超過2千死亡,1萬多人受傷。穆兄會支持者對軍方政權並無構成即時威脅,可見屠殺的目的是為了展示軍隊的實力。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埃及軍方鎮壓任何政見的陣營,因為加強專製暴力最終的傷害是工人階級。軍方政府現在把反對2011年革命的政客安插在各省政府,並利用官方工會煽動支持軍政府的遊行,同時竭製罷工。

穆爾西絕對不是站在人民一方,社會主義者不會站在軍方或穆兄會任何一方的陣營。埃及2012年的示威次數為3,400次,是過往13年任何一年的5倍,其中有2/3是在穆爾西六月上臺後發生的。穆爾西鎮壓示威、罷工和占領的力度與穆巴拉克時期並無分別。

現時,穆兄會將會利用軍方的鎮壓,包裝自己為親民主的受害者,並煽動伊斯蘭宗派分裂的情緒,攻擊被視為擁護軍方的基督教派系,以收割政治上的優勢。伊蘭斯教派的反動思想亦增加了開羅廣場的性暴力事件,軍方甚至對強奸受害者進行「處女驗身」。極右的伊斯蘭派光明黨亦企圖在反對運動中獲得增長。

只有透過團結工人階級的鬥爭,跨越不同的宗派團結起來,才可以打倒軍方的殘暴統治,並帶來真正的清除埃及代表資本主義的舊政權。

香港:林慧思不滿校方屈服 必須加強聲援行動

對林慧思一人的攻擊,是對整個民主鬥爭的傷害

寶血會培靈學校於今天發表聲明,內容單方面指責林慧思的個人操守,並指會給予「適當處分」,卻只字不提事件背後的根源:青關會打壓言論自由、梁振英動員流氓勢力、警察縱容暴力,顯然屈服於政府底下的政治壓力。林慧思亦公開表示不滿學校的聲明。

建製派目前的攻擊只是開始,之後必然繼續窮追猛打。兩星期前的天水圍論壇,梁振英高調要求教育局就林慧思事件提交報告;警方重案組高調調查林慧思「阻差辦工」;組織反林集會的「香港行動」更準備在九月開學日動員「林慧思下臺日」。建製派一旦加大施壓,校方將會進一步屈服,令林老師有可能教席不保。這場抗爭是民主運動中重要的一役,絕對不能逃避。

建製派的打壓激起了普遍民眾的憤怒。 「社會主義行動」一星期以來舉辦多次聲援林慧思的街站,得到大批路過民眾支持,總共收集到2千多個簽名。動員支持林慧思將會得到龐大的群眾支持。

以民主黨和公民黨為首的妥協民主派,在聲援林慧思的立場上避重就輕,立場模糊不清。民主黨政客控製的教協亦立場軟弱,表示「尊重學校處分林慧思決定,希望事件可以告一段落。」對這群紳士淑女來說,粗言穢語乃「敏感話題」,可以蓋過言論自由的民主大義!

建製派不會就此罷休,對林慧思一人的攻擊,是對整個民主鬥爭的傷害。任何真正支持民主的團體和人士,必須支持公開的反擊,以街站、集會、遊行以至動員罷課的手段,建立捍衛林慧思的運動,要求校方撤回聲明,保衛林老師的教職,揭破政府、警察與愛國流氓組織的暴行。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2:22:04

香港:高鐵地盤工人罷工一天現已答應復工

葵湧石蔭昌榮路的200多名高鐵地盤工人今早發動罷工,導火線是承建商禮頓建築今早的通告,宣布工人遲到五分鐘將扣減半小時工資,遲到十五分鐘或早退,則要扣減一小時工資。

工人曾經發動簽名行動,投訴工作環境差劣,卻沒有得到資方回應,終於要發動罷工抗爭。約200名日更工人參加罷工,地盤工程全面癱瘓一天。地盤早晚更分別約有200名直屬工人,另外約有150名外判工。早更公司工罷工一天,約150名外判工雖然沒有留守罷工現場,但亦停工一天。到晚上,工會與資方達成協議後,夜更工人已經復工。

今次罷工迫使資方立即作出讓步,可見工人抗爭的力量。雖然罷工時間短促,但罷工工人均為承辦商直接聘用,有更大團結鬥爭的潛力。不少工人在首天罷工就付出會費加入工會,是罷工工人之決心的證明之一。

這地盤工種超過20個,包括泥水工、釘板(木工)、紮鐵工、爆破工、運石司機、督導員等。其中約三分之一是南亞裔的工人,包括巴基斯坦、印尼、尼泊爾等。公司工工時為12小時,視乎工種,每月底薪為$400-600左右。

底薪主要分三級(九小時):

雜工-$400/ 9小時
力架 -$500/ 9小時
釘板(木工)-$600/9小時
-另加3小時 x 1.5的超時補水

罷工工人的主要訴求:

取消遲到克扣工資
改善工作環境,特別是隧道內的空氣質素
午飯時間可以到地面用膳
增加工資,減少工時

工作威脅安全,損害健康

大部分工人在地底隧道長時間工作,溫度高達攝氏40度,而且通風設備嚴重缺乏,空氣極度汙濁。工人表示,進入隧道必須配戴口罩,但十分鐘內便會變黑,每天至少要更換十多個,因此對於公司強迫在地底午膳,深感憤怒。工友阿豪怒斥:「現時還要求我們十二小時不見天日,在隧道裏吃飯,飯盒十分鐘已經變黑和濕曬,點接受?」

爆破工程進行時,地盤工人不被允許離開隧道,工人即使帶著耳塞,也要受五雷轟頂之罪,而且要吸入爆破後的煙塵和石粉,危害呼吸系統的健康。很多時工人感到難以呼吸、心短加速,前兩天才有兩個工友缺氧暈倒。更嚴重的是,泥沙走入眼睛,會割傷眼角膜,因此地盤工人容易老花。清石時又可能有石頭跌下,非常危險。

此外,地盤工人喝的是「環保水」,即用廢水簡單過濾後用來飲用。周生憤怒地說:「空氣差、水質差!老了後,後遺癥就會出來,血管病、腦退化、肺塵病甚至肺癌。」

公司對員工的安全都是茍且了事。阿豪說:「之前在隧道,暈過很多人,多到數不到。如果我們不舒服想上去(地面),也不能自行離開,要公司『安全部』人員下來批準才可以。」

前地盤工人才哥表示,工傷次數多不勝數,但公司不會公布。 「公司會在病假裏給你工資,以避免公布工傷,工人的後遺癥也可以不管。一出事,公司要掩蓋事件,只會打給救護車,或用私家車直接送入醫院,不會打九九九。」

外判製分化同工不同酬

上個月,公司突然聘請150名外判工(稱為「代工」),現時另外還有50多名外判工正在受訓,工資比公司工更高,工時卻較短。燒焊工人孫先生指,這是利誘並分化工人的手段,公司想解雇公司工,用外判工代替,令工作零散化,日後更易打擊工人。

以雜項工人為例,公司工每日底薪為$400多元,但外判工卻高達$1,300元。工友來哥任職信號員,俗稱「力架」,是公司工,負責指揮吊運,工時為12小時,人工只有$900;但外判「力架」工時為10小時,工資卻有$1,700。

從碼頭工人、屈臣氏送水工人到地盤工人,外判製度都是剝削的罪魁禍首。

女工權利受壓

地盤也有少部分女工,工作是「打交通」,即督導和指揮,沒有男地盤工人般體力勞動,但環境同樣惡劣。一位女工辛酸地說:「你看(她把手掌攤開讓記者看),手指罉全部都長了濕疹,我的胸口也是一樣。汗一直長時間腌著,非常痕癢。」

女工放工後還要照顧家庭,但公司想通過新條例,延遲下班時間,由過往的六時左右延至七時十五分。 「現在規定,離開隧道的時間是七時十五分!」從隧道離開,還要洗澡換衣服,離開地盤時已經八時。 「我家在上水,回到家已經九時;煮好飯給子女時已經十時了!」

地底隧道沒有女廁,只有流動廁所,衛生極度惡劣。 「打開門連早餐也想吐出來!我們是女性,每月不方便時怎辦?」

「我從來不會在下面解決,每天只有早上一次,午飯時間一次,下班一次。現在連午飯時間也要在下面,我不能再接受了。」

談判結果

晚上,八名工頭作為談判代表,與資方達成協議,工人已經準備復工。資方承諾改善隧道工地的空氣質素,及設置冷氣貨櫃讓工人休息,而工人毋須在地底隧道內用膳。但改善空氣質素的實質方案卻未有談好,而加薪的訴求亦落空。

碼頭罷工展示了香港工人鬥爭的新一頁,雖然只有「半杯水」的勝利,但工人階級逐步認清自己的力量,造就了今次地盤業勞資的短兵相接。如果職工盟希望建立具戰鬥力的工會鬥爭,對抗腐敗官僚的工聯會,需要以民主的方式組織工人,讓工人集體決定協議,提供罷工抗爭的策略。可惜,從碼頭罷工到地盤工人罷工,讓工人民主決策及發聲的平臺始終欠奉。

雖然今次罷工事件告一段落,但工人長遠的工作條件尚未得到解決,包括公司有可能預謀解雇公司工,以外判工取而代之。目前外判工待遇反而較為優厚,但這只是資方利誘分化的手段。

此外,政府有計劃以輸入外勞為手段,分化本勞與外勞,壓低工資成本,甚至造成更大「反內地人」的族群情緒。工人鬥爭需要以堅定的政治路線避免工人墮入狹隘本土利益的陷阱,團結本勞外勞的鬥爭,共同反對資本家的剝削。

抗議教育局政治迫害聲援林慧思老師

社會主義行動與社會民主連線約十五人,於昨日中午遊行到灣仔的教育局辦事處,抗議教育局向培靈學校施加壓力,迫使校方提交立場偏頗的報告。社會主義行動攜同過去一星期「聲援林慧思」街站所收集到數千個市民的簽名,表達對林慧思老師的支持。

林慧思老師仗義執言,捍衛言論自由,反對警察偏袒建製流氓組織,是為教師的典範,卻因講粗口而遭到建製陣營無限上綱,進行政治迫害。培靈校董局早前突然發表偏頗的聲明指責林慧思,而吳克儉於期後稱贊培靈校董會「客觀」、「專業」,教育局實有向培靈校方施壓之嫌。林慧思一人受害,將是對整個民主運動的打擊,任何真正支持民主的組織和人士,都必須公開以行動支持林慧思。

反國教占領政總一周年

又踏入九月,標誌著反國民教育的抗爭高潮過去一周年。去年七一,梁振英正式上臺就任特首,隨即進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推廣,並試圖在三年內於全港小學強製推行。

國 民教育科以國族主義與吹捧中共專製來煽動學生「愛國愛黨」情緒,當中有材料更提出中共乃「進步、無私、團結的執政集團」雲雲,以此來強迫學生對國家有自豪 感和感恩之情,扼殺學生的言論及思考自由,其目的不過是要為獨裁者培養毫不反抗的「順民」以鞏固其統治。由此掀起一個夏季的反國教群眾鬥爭。

從 九萬人參與七二九反國教大遊行,到由八月底三名學民思潮學生絕食所出發的連續九天占領政府總部的運動,高峰時期有多達十二萬人參與。然而,在運動被認為所 向無敵之際,占領行動竟然在未有贏得徹底勝利之前自我瓦解!最終政府免於完全撤回國民教育,所謂的讓步不過是將計畫變成「學校自願推行」,實際上某部分小 學以至中學已經在本年度自行推行國民教育,此外政府仍能透過中文科、中史科、交流團等隱性途徑植入「洗腦」教育,已經有新版教科書的內容被指煽動「愛國情 懷」。如此強大的群眾運動,最終卻未能贏得勝利,因此我們必須要再次總結其經驗教訓,為未來更激烈廣泛的鬥爭作好準備。

1. 需要連結起更廣泛的議題與行動升級

反 國教的占領政總的運動一開始就打著單一的旗號,只針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議題。運動期間,主辦的反國教大聯盟竭力將運動去政治化。曾經有學生將「民主女神 像」帶到占領現場,象征反國教的運動與民主運動互相連結,卻即時遭到主辦者及學民思潮割席,表示運動只反對國民教育,並不關系到反對不民主政府以及中共獨 裁。

這實際上是個反智的行為。明顯地,國民教育科的落實作為梁振英政府上臺「四大政治任務」之一,背後亦是中共企圖將大陸的「洗腦」教育 輸出香港,以奴化新一代的民主抗爭意識。這就代表爭議並不能與小選子特首,與及中共一黨專製切開。反國教運動本身就是在挑戰政府與中共的獨裁,這是無法逃 避的現實!然而反國教運動所奉行的這種「單純議題」手法,不僅無助民眾了解真相、提升鬥爭意識,更不過是右翼泛民領導為向政府妥協、出賣運動,所留有的一 條後路而已。

同樣地,占領行動雖然動員大量準備好戰鬥的群眾,但是主辦者卻放棄一切提升鬥爭的策略。鬥爭運動實際上是一場與統治階級的力 量對比,計劃、策略、行動升級等議題尤其重要,將會決定運動的成敗,理應推動全部參與的討論。相反地,占領晚會只有「學民思潮」等組織的煽情演出,並以音 樂晚會掩蓋政治討論,從不討論抗爭運動的計畫與策略,占領十天連一張討論運動前路的傳單都沒有!這正好是運動領導「去政治化」的計畫,讓運動牢牢控製在不 願徹底抗爭的人手中。

社 會主義行動在去年七月反國教運動之始已經提出要擴大運動、發動罷課才能完全擊倒國民教育,並且發起「全港大罷課行動」的抗爭,得到超過四萬名市民聯署支 持。我們於八月發起到「民間對反國民教育大聯盟」之一的教協總部門外請願,展出街頭所得的市民簽名,呼籲發動全港一天大罷課來反抗國民教育。在占領運動期 間,我們倡議罷課的傳單就如火種,看過的人群不時叫出「罷課」的口號,但卻沒有得到大會的回應。顯然民眾的意識與意誌已經超出主辦者的層次。

及後雖然專上學生聯會在九月十一日發動大專生罷課,但是反國民教育大聯盟卻「先發製人」地於九月九日淩晨解散占領運動,直接導致反國教運動夭折。

2. 不要相信右翼泛民

以 民主黨為首的泛民右翼政客早在2010年反對五區公投,並與中共妥協支持政改時露出了背叛民眾的狐貍尾巴。然而,去年反國教運動的領導權卻又一次地落入右 翼泛民手中。「民間對反國民教育大聯盟」由學民思潮、反國教家長關註組以及教協主導。學民思潮的學生在運動初期的確擺出了戰鬥的決心,但組織的領導層卻與 官僚的教協的官僚愈走愈近。運動方向的決定者是教協和中間派的社運分子,學生們不過成了民主黨政客的公關外衣而已。

因此,占領運動的局限 性,包括上文所提到運動的「去政治化」以及後來的腰斬,都由此起。值得留意的是,反國教大聯盟聲稱解散運動的原因是政府有所讓步,以及學民思潮的學生感到 疲累,「再占領下去也是徒勞無功」。但正如前文提到,所為的讓步並不是真正的讓步,甚至在結束占領後,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與國民教育家長關註組召集人陳 惜姿都表示「因政府未有撤回課程指引,故抗爭仍會繼續」,此言猶如自打嘴巴一樣!又或學民思潮的學生真的感到疲累,但是反國教運動已經吸引了數以十萬計的 市民參與,實質上是個全民運動,若學生感到疲累大可以預先公開向在場參與群眾提出,相信會有更多的民眾團體願意接力鬥爭,讓運動成為真正由群眾參與的民主 鬥爭。如果占領下去也是徒勞無功,大會不是應該將行動升級,號召罷課抗爭,徹底擊倒國教嗎?罷課會是鬥爭的新階段,群眾運動是不退則進、不進則退的。當大 聯盟害怕將鬥爭升級時,就只有解散運動。

而大會選擇在淩晨兩時宣布解散占領,就如「政變」一樣,是在趁民眾回家的時候作出的反民主決定! 背後主導運動的教協與泛民右翼,他們的如意算盤是與政府妥協,避免在立法會選舉前與政府有「過激」的沖突。顯然,對他們來說,選票與議席遠比實際抗爭勝利 重要!因此在鬥爭中,往往向運動自身的泛民右翼作出鬥爭,是與向統治階級作出抗爭同等重要。

3. 民主運動自身也需要民主化,應讓各不同團體參與並表述自己立場

民主黨與泛民右翼為了控製運動,必然地會不民主地進行決策,並盡可能排除其他提出不同立場的團體參與。

去 年成立的「全港大罷課行動」,旨在於反國教運動中推動全港一天總罷課的鬥爭策略,用以徹底擊敗國民教育科。反國教運動既然是屬於群眾的鬥爭,理應不屬於個 別團體的私有活動,而該開放予所有意見參加。但是反國民教育大聯盟卻多次拒絕全港大罷課加入聯盟的申請,更企圖抹黑全港大罷課在政總的宣傳街站,冠上「冒 認學民思潮」、「騎劫運動」等莫須有的罪名。學民思潮甚至指在政總派發傳單、收集簽名的團體是「外來團體」。

一 場社會鬥爭的成功,在於鼓動及凝聚盡可能多的群眾的意誌,與統治階級進行對抗。運動自身的民主程度將決定群眾鬥爭的力量,這代表了恒常讓參與民眾討論運動 的目標和策略、選舉抗爭的領導層、容許不同意見的團體進行就不同議題的公開辯論等。而去年反國教占領行動恰恰就是典型的反面教材,被動員出來的群眾只是被 邀請參與音樂嘉年華會,實際抗爭的決策與工作則壟斷在少數未被民主授權的泛民右翼領導手中,全港大罷課行動等的其他組織則被排除在運動外。

民主並不僅是普選製度,更重要的是群眾在鬥爭過程中所獲得的民主傳統。而這些都是只能透過民主運動自身的實際民主經驗中累積而成的。在未來「占領中環」以及其他的民主鬥爭中,去年反國教占領運動的經驗與教訓必然會再一次影響著群眾鬥爭的成敗。

壓榨・鎮壓・掠奪・愚化: 雀巢公司簡史

正 如英國學者Tom Standage於其著書《An Edible History of Humanity》中所言,於現代,食物不再單純是一種用以維生、果腹,或滿足食欲的物品,它更成為一種政治鬥爭的工具。在最近一波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浪潮 下,跨國企業的壟斷達至史無前例的水平,無孔不入滲透到我們的生活中。

雀巢公司於1866年於瑞士成立,早於20世紀初即成為當時食品巨擘之一。今天,從咖啡到雪條,我們每天也食用或飲用了不少雀巢公司的產品,雀巢似乎與現代人生活不能脫軌。但雀巢的成功是建基於何物的?還是逃不開全球剝削、跨國搶掠和蒙騙大眾。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2:23:05

壓榨

赤 貧國家埃塞俄比亞(下稱埃國)是雀巢公司旗下的雀巢咖啡的咖啡豆重點生產國。這個貧窮的東非國家經歷了多年戰亂,百廢待興,但現在卻毫無寸進,除了政府的 官僚架構外,也「多虧」了雀巢公司不少。自90年代埃國,斯大林主義政府倒臺,重新對外開放時,吸引了一直覬覦這個傳統咖啡大國的跨國企業註資埃國,當中 包括了雀巢咖啡。雀巢與其他咖啡業巨擘合作壟斷埃國的咖啡豆出口市場,並把咖啡豆價格不斷壓低,務求達至利潤最大化。

每天早上的紐約期貨 交易所內,來自不同咖啡公司的交易員不斷嘶叫著殺低喊價。每一聲,便抹殺了一群埃國咖啡農的未來。據統計,於2002年,埃國咖啡豆的價格只有1960年 的1/4;於2007年,每公斤的咖啡豆由3美金被壓低至0.86美分,令埃國這個赤貧國家每年損失近8.2億美金。這筆資金,已可於當地興建2000所 小學,開展掃盲政策。令人咋舌的是,這些由埃國咖啡農以賤價出售予雀巢及其他跨國企業的咖啡豆,到了英倫半島,竟可以188倍的價錢出售,成為中產家庭或 是富有人家的「杯中物」。

雀巢公司與它的壟斷夥伴掌控著埃國的咖啡豆出口市場,令埃國人民生活水平裹足不前,無法脫貧。在一股抗議聲中, 雀巢在2006年已開設了所謂公平貿易咖啡品牌,作為平息抗議的技倆,建造企業良好形象的宣傳手段。但事實上,公平貿易咖啡產品只占了雀巢咖啡的產品不足 一成。雀巢公司對發展公平貿易的熱誠與決心顯而易見。雀巢公司與Starbucks一樣,賣幾粒「公平貿易」咖啡豆,便沾沾自喜地擺出一副正義使者、道貌 岸然的姿態,裝公平貿易的代言人,相當嘔心。

非洲的另一邊,卻有另一幕雀巢的惡行在上演著。在科特迪瓦(前稱:象牙海岸),一個供應全球 40%可可豆的國家,雀巢一直涉嫌間接介入可可豆童工的人口販賣、虐待與強製勞動。可可豆童工雖有「工」之名,卻無「工」之實,他們只是一群奴隸:生命只 值200港元左右、沒有薪水、每天工作至少14小時、嚴重缺乏食物及睡眠,更時而被監工鞭打及毆打。這種帝國主義的暴行,不禁叫人回想起糖島(Sugar Islands)的黑奴們。全球的反全球化人士、人權及勞工組織一直指控雀巢的罪行,但雀巢一直只是逃避責任。雀巢不但壓榨埃塞俄比亞咖啡農,更進行人口 販賣及利用童工,至此,有關雀巢的企業道德,相信讀者也是相當清楚的了。

也因如此,為反抗雀巢的帝國主義暴政,近年雀巢旗下不斷爆發工人 罷工及示威。但對雀巢這等「泰坦企業」而言,瓦解工運毫不困難。雀巢雇用了大批私人軍隊及黑幫,又或是壟絡當地政府出動鎮暴警察對付工人。前菲律賓雀巢工 會領袖Diosdado Fortuna因組織罷工在2005年被刺40多刀身亡、哥倫比亞的雀巢公會領袖Romero Molin疑因各媒體透露美祿內含過期奶粉而遇刺。雀巢公司更將罷工工人編入當地工廠的黑名單,令罷工工人全數長期失業,甚至賄賂當地政府,以捏造工會領 袖的犯罪資料,實行趕盡殺絕。壓榨與鎮壓: 雀巢是資本主義的最佳體現。

搶掠

一個印 度洋之隔,在東亞的巴基斯坦,旱災問題一直纏繞著當地90%的人民。雀巢公司卻無視大眾的燃眉之急,每年在卡拉奇抽取3億加侖的地下水,又在水資源供應緊 拙的拉合爾大舉搶奪水資源,令拉合爾的情形雪上加霜。雀巢在當地大力開采資源,但卻從未顧及當地人民的苦況。仿如在雀巢公司的眼中,除了金錢利益,其他一 切都是虛無且不存在的。

這毫不稀奇。雀巢公司的主席Peter Brabeck-Letmathe在上任CEO時,曾接受一輯記錄片的訪問,他竟毫不猶豫說:「我認為一般NGOs所說,水是一種基本人權這種論調相當極 端。」他更稱水資源應被私有化,人人應付得起錢才可以喝一口水。他亦稱,他認為公司的CEO除了把公司利潤最大化,便不需要負上其他社會責任。這完全反映 了雀巢公司的思考模式: 金權至上,利潤至上。雀巢無視人類利益、壓迫勞工、草菅人命……一切,都只是履行他們聲稱的「社會責任」。

回到 非洲,於2010年,雀巢被揭發對南非茶及蜜樹茶這兩種土生南非草本植物進行生物剽竊(Biopiracy),打算將這兩種土生植物製成多種商品並申請專 利。根據南非政府的《生物多樣化法案》(Biodiversity Act),任何利用南非獨有及土生生物資源作商業用途,需得到南非政府批準及與南非政府分享產品利潤。但雀巢卻從未知會當局及得到批準,這表示了雀巢是一 間流氓公司,不但踐踏工人及農民,更每每視法律為無物。

雀巢猶如達伽馬那幫暴徒般 - 周遊列國,四處虜掠,為了利益目空一切。

愚化

縱使雀巢公司是如斯野蠻暴戾,它還是有些「文明」一點的技倆的。雀巢是誤導消費者的專家,旗下的雀巢奶粉便是鐵證。

我 們都知道母乳比配方奶粉來得健康及正常。但雀巢公司卻為保護自己產品的銷路,向第三世界的文盲母親強銷人工配方奶粉,以奶粉包裝健康的金發白人嬰兒,誤導 目不識丁的母親,令她們認為人工配方奶粉比母乳更好。雀巢公司更時常誇大HIV病毒透過母乳傳染嬰兒的風險,最終令文盲母親紛紛向雀巢公司奉上所有積蓄。 但事情還未畫上句號。第三世界的水源大多都已受汙染,都是不潔凈的食水,但母親們卻以這些汙水沖泡雀巢奶粉予嬰兒飲用。結果是在第三世界內,飲用奶粉飲料 的嬰兒比飲用母乳的嬰兒,死於腹瀉的機率高出了25倍。現時每年約有1,500,000名新生嬰兒死於非母乳餵哺,每年投放70億美金蒙騙第三世界母親的 雀巢公司實在責無旁貸。

在第一世界國家,雀巢亦毫不忌諱地愚化大眾。在宣傳單張中,雀巢不斷誇大其奶粉的營養價值,經常曲解研究數據,吸引消費者購買其產品。它亦經常贊助及捐款予一些專業醫學組織,拉近雙方關系,令消費者產生錯覺,以為雀巢具有一種醫學權威,從而信任雀巢公司及其商品。

工人鬥爭 打倒雀巢資本家

雀巢在2005年榮獲Public Eye Awards的「最卑鄙公司」,並成功入選 『Hall of Shame』。8年過去,雀巢行商手法依舊卑劣。

在 每年9月21日國際反雀巢日,不少民間團體和人權組織都會發動「良心消費計劃」或推行「公平貿易」,但只要雀巢公司依舊為一小撮資本家控製,以利潤為依歸 的營運模式就不會停止。大企業的爪牙已經深入我們生活的每一處,單靠自發的消費者運動,沒有可能動員大多數群眾反對雀巢。

大財團的洗腦廣告遍布我們生活每個角落,消費者若果不加以警惕,隨時跌入危險食品的陷阱。而所謂「公平貿易」不過是將財團宣傳技倆的負擔轉嫁至消費者身上,為吸血企業購買贖罪券。故此,大眾不應盲目信任公平貿易產品;反之,應對大企業宣傳手段的標簽更為小心。

鬥 爭的出路是,組織雀巢公司的工人進行罷工抗爭,支持農民組織起來示威,反對跨國財團及世界貿易組織(WTO)等。近年中國青島、香港、菲律賓都有工人罷工 反抗,要對付跨國財團的資本家,跨國性協調的工人鬥爭也是必須的,揭破雀巢公司以暴力鎮壓工人。工人和消費者需要民主成立的委員會,監督食品安全、監督勞 工保障、環境汙染、貿易壓榨等問題,並要求財團公開數簿,將剝削和壟斷的暴行曝露於公眾眼前。只有將雀巢及與之有聯系的企業國有化,收歸工人民主管控,才 能徹底實現這些目標。

中共建國六四周年 十一大遊行

十月一日早上,職工盟發起遊行,要求中共政府立即釋放吳貴軍及在囚工運人士。約五十人的遊行隊伍在早上十一時於西區警署出發前往中聯辦抗議。中國勞工論壇的香港支持者亦有參與是次遊行。

遊行的訴求之一是釋放不久前因參與罷工而被公安拘捕的工人吳貴軍,吳貴軍被拘留超過一百天,其間並未作出任何指控或公開審訊。同時,自習近平上臺以來,除吳貴軍外亦有多名工人因組織工會或參與罷工等原因而被逮捕甚至而重判,因此遊行的主要訴求亦包括釋放所有工運人士等。

遊行隊伍抵達中聯辦後各團體開始發言。張蜀傑因為在《社會主義者》雜誌及本網站宣傳罷工而被逮捕,被監視、被迫害。中共政府表露出對工人抗爭的恐懼,而本年九月鹽田港碼頭工人罷工的成功,指出中港兩地工人階級團結的重要性。中港兩地的工人所面對的都是同一個獨裁政權,只有共同團結鬥爭才能奪回勞動成果和民主權利。

職工盟代表在所有團體發言後遞交請願信,但中聯辦方面拒絕接收。最近代表將請願信貼在中聯辦大門的門牌後散去。

支聯會、正委會及中國維權律師關註組等團體於中共建國六十四周年之際發起遊行,由銅鑼灣時代廣場遊行至金鐘政府總部,要求中共當局釋放政治犯。約有一百名市民參加。社會主義行動亦有參與是次遊行,舉起「反對白色恐怖 釋放所有政治犯」的標語。

支聯會一行人掛上近日被捕的140名異見人士名牌及其罪名(如吳貴軍及許誌永),戴上面具,並綁上繩索,而遊行全程並無高叫口號,象征被捕人士失去自由,被迫沈默。遊行隊伍中亦有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出現。

遊行隊伍到達金鐘政府總部後,參與者高叫「沒有國慶,只有國殤」、「結束一黨專政,釋放異見人士」及「釋放許誌永」等口號,並將遊行時的名牌除下,象征被捕的異見人士最終獲釋。集會結束後人群陸續散去。

另外,社民連發起,並聯同保自聯、社會主義行動等參與組織,近百人下午二時由中環皇後像廣場計劃遊行至中聯辦,抗議中共一黨專政,要求釋放所有政治犯。社民連主席「長毛」梁國雄一如往年擡著棺材遊行,悼念在中共政權下被迫害的群眾。但遊行開始未幾,當隊伍步行至皇後大道,匯豐總行後方時,警察突然將遊行隊伍攔下,指遊行未根據公安條例向警務署申請批準,因此屬非法集結,要求示威者撤離馬路並服從警方指示。

「長毛」梁國雄公開反駁,指警方過去數年來一直允許同樣的遊行,指責警察的執法不公,是有意的政治打壓。其後,示威者與警察一直原地對峙數小時,並高叫「中共政治打壓可恥」、「我有權示威,無須警方批準」、「警察開路」等口號。示威期間,有十數手持五星紅旗的親建製人士在馬路的另一方集結,並向社民連等的隊伍叫囂,但警察並無阻止。

至大約四時,警察突然組成人鏈縮窄防線,警告會拘捕在場的示威者。最後,有包括梁國雄、古思堯、嚴敏華等十多名人士被警察封鎖包圍,至晚上約七時全部被警察強行搬離馬路。遊行正式結束。

過往十一的和平示威都沒有申請而順利進行,顯然今年梁振英加強對抗議聲音的打壓,我們必須加以譴責。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2:24:34

港府扶貧政策的偽善

有關貧窮問題的討論這幾年來日漸升溫,香港在近年已成為全球先進地區貧富懸殊之首,也是全亞洲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城市(聯合國人類住區規劃署:《2008/2009年度世界城市狀況:和諧城市》)。大眾對「香港繁榮富裕」這自小被灌輸的概念,已經完全幻滅。

梁振英政府的扶貧委員會在9月28日公布了香港首次製定的官方貧窮線。筆者一心以為港府不論是如何的不濟、腐敗、官僚,盡管是敷衍了事,也略懂攏絡人心之法,算是開始扶貧工作,好讓梁振英班子的民望從不堪的谷底回升。然而,瞥見那條所謂的貧窮線時,卻揭破梁振英政府的不可救藥。

港府向大眾公布的貧窮線為「入息中位數一半」。簡的來說,單身人士的貧窮線訂於$3,600,二人家庭為$7,700,三人家庭為$11,500,而四人$14,300、$14,800和$15,800。沒錯,單身人士月入$360才稱得上是貧窮。根據2012年的統計數據,本港有131萬二千人活在貧窮線下,計算福利後,貧窮人口則跌至約102萬。數字淡化了香港貧窮的實況。可笑的是,梁振英出席扶貧委員會高峰會時,強調滅貧是不可能的事,社會必然存在財富差異。可見,貧窮線不過是花瓶而已,政府不會以此設定實際的扶貧措施。

在最低工資實施後,一般基層市民月入都會超過$4000,港府居然把單身人士貧窮線訂於$3,600,明顯過低,形同虛設。在今天樓價物價高企的香港,個人月入$3,600根本不能應付基本開支。記得在本年公布財政預算案時,月入超過30萬元的曾俊華聲稱自己是「中產」!

再者,近年通漲猛於虎,7月分按年整體消費物價上升6.9%。去年住戶入息中位數的增長比通漲更低,全港打工仔女的工資都被拖低。通漲特別反映在食物、交通和租金等生活基本需要上,對基層的負擔特別沈重。純粹以入息中位數為標準,等同令窮人的生活水平隨著整體水平降低而進一步拖低。

令人反感的是,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還擺一副煞有介事的樣子,在政府網頁說:「具體來說,只計算收入無考慮資產,或會將一些『低收入,高資產』人士 (如較富裕的長者或退休人士) 界定為貧窮,因而誇大貧窮問題。」

香港貧窮問題癥結之一在於港府的房屋政策。現時公屋輪候冊上有22萬戶,但自曾蔭權時代伊始,政府每年只供應15,000個公屋單位,令大量基層市民不能上樓。香港2011年人口普查結果發現,香港家庭總數為230萬,而住宅單位數量卻有260萬間,即全港空置住宅單位數量差不多有23萬多間,占全部的一成左右。不少單位只作炒賣,而非自住用途,造成有屋無人住,有人無屋住的局面。另一方面,香港政府手持2,100公頃的官地,但為什麽一直不加建公屋?政府與地產商聯手囤積土地,推高房價,。明顯,公屋問題不是由地理因素造成,而是由地產因素產生的。

政府不願增建公屋解決房屋問題,現在卻提出發牌管製劏房,將「劏房合法化」。現今逾20萬的基層只可蝸居於不足200尺的劏房之中,不少單位尺租比山頂豪宅更貴。政府的思維是劏房有價有市,索性合法化。

劏房本身便違反了不少樓宇結構條例及消防條例,根據政府過往監管房屋安全的壞紀錄,可見劏房合法化後只會推高租金,房屋安全不會有任何改善。2010年馬頭圍道唐樓倒塌事件的起因,正正是業主的劏房改變了樓宇結構;2011年花園街排檔大火死的都是劏房住客,反映了劏房的消防設施極為貧乏。

在 香港壟斷市場造成小撮人的繁榮幻象背後,是一個20多萬人不能找到「瓦遮頭」,只能任由地產商宰割的「國際都會」。面對無視基層的新自由主義政府,我們除了起來抗爭便別無他法。反劏房合法化、爭取每年興建公屋5萬間、爭取全民退休保障,是窮人和工人的燃眉之急。

太古飲料工人罷工一天

太古飲料約250名運輸工人於10月3日(星期四)發動罷工,要求公司承認工會,要求公司增加人手減輕工作負擔,反對業務外判。運輸工人全體罷工,加上兩輛貨車堵塞門口,運輸服務一度癱瘓,影響到全港的麥當勞、7-11、機場、茶餐廳等飲料供應,包括可口可樂、陽光紙包飲品、糖漿等。罷工在一晚內迅速結束,勞資雙方達成三點基本訴求,但當中兩點的落實時間仍未確定。

公司業務外判

運輸工人的工資是底薪加傭金。新入職員工底薪為$180一天,傭金是根據工人運貨量而計定,例如紙包$0.36、罐裝$0.61等等。運輸工人主要不滿公司將運貨量大的業務外判,尤其是走一趟運貨量大的業務,削減了他們的傭金收入。

公司近年將賺取較多薪水的工作外判,以削減工人的工資,並打擊工會的力量。去年,工會反對公司將機場禁區運輸的業務外判,最終在公司與客戶簽署協議後,仍能成功阻止外判。但目前,外判製依然慢慢滲入公司,例如家興超市的業務已經外判至「安平」、「汝誠」等公司。

取消執貨工作

工人每天早上要負責「執水」工作,即將貨品搬上貨車上。這項工作原本由其他部門負責,因人手短缺而將負擔加在運輸工人身上。工人須要預早時間上班「執水」,而不時更因貨品分配不均而發生衡突。公司一直無誠意解決這一問題。

談判結果

淩晨時分左右,工會會長陳慶龍在罷工現場表示,要求公司立即簽訂草擬的八項勞資協議中的三點訴求,否則會繼續罷工。1) 遇上交通意外而被解雇之司機復職 2) 取消沙頭角業務外判 3) 運輸工人不用負責執水工作。

最後,陳慶龍向在場40多名留守工人表示,公司大致同意三點訴求,雖然第二和第三點未有落實時間,但急急在午夜時分宣布解散罷工。

根據職工盟網站的聲明,勞資最終達成四點協議:

1. 集體談判權

1.1 勞資定期會議:公司書面確認,同意每三個月與工會進行定期會議。
1.2 集體談判框架:工會在會議上草擬了一份集體談判協議框架,內容包括確認工會為唯一談判對象、公司如有涉及員工的權益和工作的變動,需事先和工會商討、工會理事可享有每月兩天的工會事務假等等。公司書面確認,同意在兩個月內雙方同意草擬與簽署一份有關與工會的合作關系和溝通模式的文件。

目前概況:公司承諾每三個月與工會進行定期會議。

2. 車長發生嚴重交通意外:公司表示會在今天和該車長與工會代表開會,即時安排他復職,擔任其他崗位,公司會提供與原本工作相若的薪酬。

目前概況:根據罷工工友表示,公司已經安排事故司機復職。

3. 沙頭角客戶:公司表示轉由沒有傭金的部門(中央倉車隊)進行運送是客戶要求,絕對不會外判。之後沙頭角的客戶的運送安排會再交由營業部的同事跟進,盡量爭取交回有傭金的部門(分銷部車隊)負責。

目前概況:在沙頭角業務外判問題上,公司答應「盡量爭取」交回有傭金的部門負責,目前仍未有進展,實際落實的情況仍有待觀察。

4. 車隊及分銷部的執水安排:公司承諾在三個月內和工會繼續溝通,雙方同意在切實可行情況下,在2014年內盡快執行。

目前概況:工人不應該負責執貨上車,這是最迫切的問題。但公司只表明會於2014年內解決,沒有表明確實時間,不少工人憂慮這只是無了期的等待。

總結

由碼頭罷工、高鐵地盤罷工到今次太古飲料罷工,都與工人反外判有關,可見香港工人的鬥爭信心有所提高。太古飲料的運輸工人作為直屬工,令工會的團結性更高,更有意識反對外判製度。

占領中環: 北京打擊占中,如何還擊?

占領中環激起民主運動辯論,建製派正積極動員反「占中」勢力,除了以「愛字堆」為首的激進建製派外,大學教授及教會牧師等亦組織「幫港出聲」,動員「沈默大多數」的保守中產階級反對占中。警察執法對其偏袒愈來愈明顯,動員流氓打壓反對者愈來愈猖獗。中共政治局常委張德江在9月首會見保安局局長及各紀律部隊首長時,高度贊揚紀律部隊表現。可見,這是中央未來打壓香港民主鬥爭的部署。

「占中」運動需要前進,就需要回應統治階級的攻擊,解決目前的政治任務。

占中會造成經濟損失?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攻擊占中會造成經濟損失,亦有財團威脅占中甚至資本家會因此撤資。運動從一開始就要準備商家的反擊,由工人階級成為中堅的力量,提出要挑戰商家的經濟統治權,才能迫使統治者妥協。因此,占中必須發展為工人罷工,影響現存經濟的運作,反對商家壟斷和私有製橫行。鼓動工人告訴資本家:在今天的製度,「經濟利益」是商家剝削我們的利益,與我們無關。

因此,面對資本家打擊「占中」,例如關閉工作場所而拒絕資薪,甚至撤資,我們要麽宣告運動失敗,要麽鼓動工人向前進一步,占據企業並置之於民主掌控。如果占中運動要成功爭取普選,必然挑戰資本家的統治利益,而連系至激進的社會變革,全民退休保障、八小時工作製、公營化公共設備。群眾運動的動能不是戴耀庭所能控製的。

可惜,中產階級的「占中三子」幻想一個不挑戰商家的占領中環運動,於是采取的是駝鳥政策,一邊安撫資本家不會利益受損,一邊欺騙群眾占中得到商家支持。所謂「占中死士」之一,出身商界的蔡東豪就在訪問中說:「商界是應該支持真普選,因為真普選是一個保障、一個護身符,是可以幫到商界。」苦口婆心勸說商家接受他們的好意,不過是一廂情願。

提名權的爭議

中央政府會在普選設立篩選機製,以小圈子的提名委員會阻止「反中亂港」的候選人參選。提名機製成為了重要的魔鬼細節,在親民主的民眾之間廣泛辯論。

「真普選聯」拋出三個普選提名方案,其中B方案是接受分20區選舉產生400人組成提名委員會。「占中」發起人陳健民說,若中央接受其中一個方案,或接納其主要精神,便應該不會發生占中。這表示「占中三子」會接受間接提名的方案而解散運動。民主黨的何俊仁指「公民提名」是遙不可及的方案,強調只要泛民候選人可以入閘參選,就會接受。民主黨追求的民主,不過是民主黨的參選權罷了。

學民思潮邀請泛民簽署《全民提名聯署約章》,得到公民黨、社民連、工黨等支持,但遭到民主黨和民協拒絕。但「全民提名」指的是「提名委員會由全港選民組成或全港選民擁有均等提名權」,那麽真普聯的方案也可以是「均等提名權」

當然,似乎較進取學民思潮本質與泛民無異,都是追求基本法框架內,但他們早前提出的政改方案,是認同保留功能組別至2016年的。由於不少學民成員認為方案妥協,加上有成員聲稱組織內部決議的不民主,是受到領導層壓力下,才被迫投票支持方案。這事件引發多名成員退出。

事實上,單靠「公民提名」並不足以確保公平的選舉權和被選權。中央政府可以設定高昂的參選保證金,篩走代表勞苦大眾的政黨。而且特首選舉的高昂經費,也會隔絕代表基層和工人的力量參選。將會資產階級普選的不平等,還有巨額和媒體。愈靠攏有錢人的政黨,就愈能控製媒體,

擁有資產階級民主選舉的臺灣同樣有「公民提名」機製,表面讓普通群眾有參選可能,但門檻卻設在參選和競選的經費上。去年統領聯署運動、幫助宋楚瑜參選的親民黨發言人吳玉昆指,去年宋楚瑜以公民連署方式提名參選,單單花在廣告征求聯署已800萬新臺幣(207萬港元)(《信報》,8月29日)。連資產階級的小政黨都叫苦連天,代表勞苦大眾的政黨沒有財團的鉅額資助,在這製度要參選是幾乎不可能。這解釋了為什麽臺灣藍綠兩黨即使腐敗不堪,但貧苦大眾卻不能在選票找到自己的政治代表。

在美國,參選總統所須的選舉經費極為龐大,選舉經費變成資本家的維穩費用。去年美國總統選舉,共和黨及民主黨的經費合計為156億港元,大部分是來自大財團。因此,兩黨無論哪個政黨進入議會後,自然都為商家服務。

占中會壤成暴力?

梁振英講過占中「不可能和平、不可能不犯法」,恐嚇群眾不要參加。正如筆者提過,如果「占領中環」演變成威脅政權的鬥爭,解放軍絕對會駕臨香港,即使不是立即全面血腥屠城,也要進駐香港實施戒嚴,宣示中共的主權。(激辯「占領中環」(二),本刊第22期)。建製派的言論,金融服務界立法會議員張華峰在7月問特首,向特首梁振英問及若占領中環真的實行,會否向中央請示,出動駐港部隊。民建聯區議會議員亦開腔,威脅解放軍會鎮壓「占中」。

「占中三子」顯然低估政權鎮壓的威脅,陳健民說:「中產階級人口較多,思想較和平理性,因此香港的社會沖突不會嚴重。」社會衡突的嚴重與否,並非由「理性中產」的數目多寡而定,而取決於多方面的社會條件,包括經濟環境、失業率、貧富懸殊、種族歧視的程度等。中產階級比例與香港差不多的倫敦,就在2011年發生了一場暴動。一名黑人平民遭警察槍殺後,群眾示威不幸演化成砸車、縱火和搶劫的暴力行為。這不但沒有改變英國政府打擊工人的政策,反而令警察有藉口加大鎮壓。要避免暴動爆發,不能單靠學者道德說教、倡議和平,需要組織受壓迫的群眾鬥爭,工人階級愈組織在工會、社區組織和少數族裔團體進行反抗,就愈能將憤怒聚焦在有效的反體製鬥爭,減少渲泄性和破壞性暴動的可能。

但在群眾運動中,率先動武的往往是國家機器,暴力的責任也應落在統治階級,而非群眾。就如梁振英將會動用建製流氓勢力伺機搗亂,與其消極恐懼群眾會「失控」,不如積極組織群眾的糾察隊進行防衛。因此,今天「占中」搞手發動的約章簽署要群眾自我克製,保持「和平理性非暴力」,是本末倒置的。

「占中」應該要求學生組織和工會簽署約章:如果警察逮捕或襲擊占中參與者,這些組織立即發動罷課罷工還擊。土耳其群眾在六月占領塔克斯廣場遭到警察鎮壓後,公務員工會發動全國30萬人大罷工還擊,但這是突發和自發性的。尤其在香港工會力量相對薄弱下,「占中」運動需要更早作出準備,今天就應爭取工會支持以罷工強化「占中」。

不允許政黨參加?

「占中三子」曾經表示,政黨只能以個人身分參與行動,避免運動被政黨「騎劫」,得到泛民主派政黨附和。這是虛偽的,占中三子本身就與黨派有很大聯系。「三子」中的陳健民和朱耀明都是民主發展網絡的成員,而「占領中環」的捐款也是由民主發展網絡代收。民主發展網絡和中產階級政黨民主黨關系密切,同為2010年「終極普選聯盟」(現則同為「真普選聯盟」)成員組織。在政改方案通過後,民主黨、民主發展網絡和新力量網絡曾共同撰書《寸土必爭:香港民主運動的政治論述》來為民主黨支持政改方案辯護。

中共向來以軟硬兼施的復雜手段對付反抗運動,沒有人能完全預計運動時發生的一切,因此抗爭目標和策略不可能事前一錘定音。如果確保「占中」,在運動中必須讓群眾表達不同的意見,決定下一步行動。因此,任何參與者的的組織自由是成功的基本條件之一。

資產階級學者和政客都有較優越的話語權,尤其占中三字可以通過主流媒體講述自己立場,但勞苦大眾在占中只有依靠組織大會、舉起橫額、派發傳單、呼喊口號,去爭取自己的訴求。在運動中,不同的組織派別代表著不同意見,只有容許有組織或政黨參加,才能讓普遍參與者有充足的表達自由,且令政黨和組織的立場曝露在陽光之下。在「個人名義」製度下,少數運動菁英更容易隱瞞背後的議程,背著公眾監督騎劫運動。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2:26:09

準備鬥爭

在地區成立占中的群眾委員會,並以選舉產生代表,讓社區自我組織和策劃占中運動。在街頭上的宣傳鼓動也要立即起來進行。社會主義行動會繼續奮鬥,宣傳罷課和罷工的必須性,鼓動民眾準備鬥爭。群眾會逐漸認清這場民主運動也是反資本主義的鬥爭。

大專學界「占中」商討日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在10月13日舉行了名為「大專學界商討日」。在香港的七所大專院校裏同時間舉行有關政製發展的學生會議,總共有724名學生參加,討論氣氛熱烈,可見學生爭民主的情緒愈來愈高漲。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參與了城市大學的商討日。商討日以小組形式進行,具體將參與討論的學生分為6– 8個小組,每組12人進入不同房間進行會議。

由於中央政府會在2017年的特首普選進行篩選,阻止不「愛國愛黨」的人成為候選人,所以普選的爭議自然落在提名辦法之上。對於是否認同提名委員會,小組都認為提名委員會是會削減公民的權利,是一個間接和小圈子的題名,各人也是反對需要有提名委員會的存在的。基本法限製行政長官的產生,學生持有不同見解,例如部分學生認為基本法不民主,不是以民眾利益出發。

討論項目已經設定圍繞2017年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對於提名權、參選權、投票權,小組內的學生討論由是否需要普及和平等和對它的定義,行政長官的權力、提名權在基本法下的條文、參選權和投票權應否涉及少數族裔及新移民等都有不同意見的討論。結論是,學生一致認同對於普及和平等在提名權、參選權、投票權上都有一致的認同,並贊成「公民提名」。但在各細節上,例如何謂公民的定義,少數種裔及新移民是否也是公民和享有以上權利,學生也各抒己見。

在「公民抗命爭普選」是否合理的問題上,最後結果是82%學生們認為,有效阻礙經濟運作來達致目的是有必要的。但是,對於合理的阻礙程度、政權會動用的武力的可能性、現在運動的部署的否循著正確的方向進行等,依然有很多地方有待討論。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參與了城市大學的商討日,並在會議內積極發言。我們強調學生(由中學以至大專生)需要準備組織罷課,作為強化「占中」的有效手段,並且應該在第二次商討日進行投票決議。商討日應該是議行合一的大會,討論的結果必須如果大專生要在占中發揮影響力,目前就應該討論罷課議題,不應拖延。

我們贊成公民提名,並以目前立法會選舉的提名門檻的5倍,作為特首的提名門檻,即500個提名。商討日的討論不應限製在選舉辦法的細節上,雖然這是重要的,但學生占中的抗爭路線更需要討論並決定。例如,爭取民主普選必定要透過鬥爭,而非與政權談判妥協,占中必須拒絕任何密室談判。運動必須由下而上組織,開放讓參與者民主決策,容納不同的聲音。

政府電視發牌黑箱作業

港府宣布發出免費電視發牌,但三間申請的電視臺中,只向有線寬頻旗下的奇妙電視,以及電訊盈科旗下的香港電視娛樂,獲得免費電視牌照。香港電視網路則不獲發牌。政府拒絕解釋不發牌的原因,被指有政治審查及黑箱作業之嫌。事件激起群眾憤怒,準備於10月20日包圍政府總部。

由於無線亞視多年壟斷免費電視平臺,節目質素每況愈下,題材單一乏味,令觀眾沒有選擇。加上新聞報導政治審查日趨嚴重,時事評論往往偏袒建製一方,分別被謔稱為「CCTVB」和「中央臺」。香港電視是四十年來首次出現的新媒體企業,觀眾翹首以待,視之相對獨立的新選擇。香港電視本來打算開6條頻道,即使王維基表明主打娛樂節目,牽涉政治的成分少,但中港政府都害怕開放免費電視頻道,擔憂未來要審查言論需要更多成本。

港視不獲發牌後,旋即裁員320人,是員工總數的三分之二,成為本港電視史上最大規模裁員。我們強烈抗議政府無理拒絕發牌,製造大規模裁撤,令員工失去工作;而港視雖然仍坐擁50億資金,卻急於裁員,可見以利潤為本的私營財團始終要犧牲員工的飯碗。我們認為,政府必須立即發牌至港視,保障員工的工作,在不扣減工資的情況下,恢復被解雇員工的職位。

雖然港視被拒絕發牌,很大程度上因為中國政府視王維基為難以駕馭的人物,但王維基本身是第十屆浙江省政協委員,與中共關系密切,其「魔童」稱號只在於他大膽冒險的經商手法,與政治上的敢言沒有關系。他不會出席今次遊行,也不足為奇。

商家擁護北京 媒體政治審查

40多年來,香港免費電視只由無線電視和亞洲電視兩臺壟斷,其中以無線電視一臺獨大,市場占有率達60%,電視廣告市場也占47%至59%。其節目因多次違例植入商業廣告而被廣管局嚴重警告。最近又因惡意壟斷的經營手法,受廣管局輕輕罰款90萬元以作「交待」,但這筆數目以10億計的大臺來說,可謂微不足道。無線近年的政治審查,例如低調報導六四燭光集會、抽起《新聞透視》碼頭罷工的特緝等,故得「CCTVB」的謔稱。而亞洲電視更「黨國喉舌」的作風惡名昭著,經營惡劣而年年虧本,但因其擁護中央的立場而屢獲註資。早前,亞洲高層多次在政府總部集會,反對政府增發免費電視牌照。

獲發牌之一的「香港電視娛樂」為電盈旗下公司,公司主席李澤楷為香港首富李嘉誠之子。李氏同時坐擁「新城電臺」、《信報》及「now寬頻電視」。最近,信報一篇批評無線電視支持CY的稿件被無理抽起,惹來自我審查的嫌疑。媒體在李氏皇國底下。另外一間獲發牌的公司奇妙電視,隸屬於有線電線旗下。有線電視則是九龍倉集團旗下機構,其董事會主席吳光正,是中國全國政協常委,曾經參與首屆特首選舉,可見與中共關系非常密切。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梁在2012年12月出席立法會會議後,公開向記者表示:「免費電視牌照系無上限…」如今,蘇局長卻指發牌須按照「循序漸進」的原則。諷刺地,這四字也是政府拖延普選的一貫藉口。

中共近年就以商業手段操控臺灣輿論。擁護北京的旺中集團收購臺灣《蘋果日報》,鬧起一場反媒體壟斷的風波,激發數千群眾上街反對。《蘋果日報》老板黎智英曾一度與旺中集團達成交易,準備將公司出賣至臺灣富商,令蘋果員工感到被背叛。只是後來兩方談判破局,最終談判不成。

可見,反對媒體壟斷不能依靠私營媒體下的偽民主,也不能依靠個別「開明」的媒體老板,而是要民主公共擁有媒體企業。

民主公營媒體企業

我們支持一個公共擁有的、不由政府控製的自由媒體。我們反對媒體的私有製,這在各地導致印刷媒體和大氣電波集中到不民主的強大壟斷集團手中。在香港、臺灣和西方「民主國家」中所謂的「媒體自由」名不副實,媒體反而往往被少數媒體壟斷集團控製,近年旺中集團收購臺灣媒體,就掀起了一輪抗爭風潮。

社會主義者主張人人可用的大眾媒體,讓整個社會將之用作一種溝通、表達藝術和文化的方式,需要極大的開放性和容納不同的思想。要實現這一點,只有通過一個民主管理的政府基金來支持自主的出版和媒體組織,讓其充分反映不同的意見。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府電視發牌黑箱作業:

政府立即發牌港視 ,全面開放免費電視牌照,人人可以使用
反對一切政治審查,捍衛新聞及言論自由
320名被裁港視員工立即復職,不扣減工資
民主公營媒體企業,由民主管理的政府基金來支持自主的出版和媒體組織,打倒媒體資本壟斷

十二萬市民黑衣上街 反媒體壟斷

十月二十日(星期日)超過十萬市民走上街頭,不滿政府電視發牌黑箱作業,不發牌予香港電視,並拒絕公開發牌決策。由多個民間團體及政黨組成的「民間開放電視行動」遊行下午在銅鑼灣東角道集合,下午兩時陸續有大批市民到達,由於人數遠高於預期,東角道迅速被迫爆,人潮一直迫至紀利佐治街及駱克道。社會主義行動在紀利佐治街擺設街站,收集市民簽名,準備新一輪的抗議行動。

隊伍於三時起行,有市民不斷途中加入,龍頭到達灣仔修頓球場時,在東角道的龍尾仍未起步,可見人數眾多。市民沿途高叫「拒絕黑箱作業」、「梁振英!落臺!」等口號。社會主義者要求媒體全面公共擁有,舉起「抗議政府電視發牌黑箱作業 反對媒體壟斷 媒體全面公營」橫額參加這次遊行。

另外,約二千名香港電視員工下午二時在中環碼頭出發,遊行至政府總部。藝人和員工隊伍沿途高叫「解釋!解釋!」、「還我夢想!」。藝人遊飆憤怒表示,政府令香港電視數百員工失業。

在金鐘政府總部外,由下午三時起,人潮已經站滿政府總部外,人群擠滿添美道及行人天橋。香港電視職工會表示,至晚上7時,參與集會及遊行人數達8萬。大會估計有12萬人參與。香港電視員工輪流到臺上發言,其間有員工及藝人一度咽哽,為香港的媒體前路感到難過。

參加集會的市民普遍對梁振英施政和不民主的政治製度不滿。任職設計的陳先生表示今次上街是抗議政府發牌決議絕無透明度,不相信政府「沒有政治考慮」的聲稱。三十歲的何小姐表示,反對無線電視長期壟斷市場,扼殺創意行業,她又言,自己不看無線電視,因其節目內容實在太「hea」(馬虎)。47歲的主婦戴太,帶同一家大細參加集會,要求政府公開拒絕發牌港視的原因,又表示反對無線電視的「河蟹」(和諧)新聞。被問到如何評價梁振英施政,她表示政府「不知所謂」,如香港住屋問題嚴重,但政府沒有興建可讓市民居住的房屋,她不滿香港的官商勾結。50歲教師蕭先生,認為政府發牌真正只有一兩人決策,而且沒有考慮過大眾的意見。他認為梁振英施政從沒為人民利益著想。就讀機電工程的Ive學生Jones表示上街為了捍衛新聞自由,指現時官商勾結嚴重,如三月份碼頭工人罷工,勞工處只偏幫資方李嘉誠,並沒真正為工人處理事件。所有受訪者都表示支持普選的抗爭,並會為爭取民主參與未來的占領中環。

香港電視員工將會通宵留守政府總部。預計明天(21日)會有後續行動。社會主義行動在此呼籲市民到政府總部,聲援香港電視的員工。社會主義行動將提出,所有媒體的員工應聯合發動一天罷工,聲援港視員工,作為下一步的抗爭行動。

反對電視發牌黑箱作業 行動需要升級

罷課罷工的提案

政府在免費電視發牌過程中黑箱作業,觸發12萬人包圍政府總部。政府無理拒絕發牌至「香港電視網路」,扼殺創意媒體發展,更造成香港電視業界史上最大規模的裁員,激起港視員工留守政府總部,要求行政會議盡快交待發牌事件。

港視不獲發牌後,旋即裁員320人,是員工總數的六成之多。我們強烈抗議政府無理拒絕發牌,製造大規模裁撤,令員工失去工作;而港視雖然仍坐擁20億資金,卻急於裁員,可見以利潤為本的私營財團始終要犧牲員工的飯碗。我們認為,政府必須立即發牌至港視,保障員工的工作,在不扣減工資的情況下,恢復被解雇員工的職位。這場抗爭得到大規模群眾支持,不再局限於香港電視網路本身,由支持發牌予港視,擴展成全港民眾反對媒體壟斷、爭取資訊自由,並宣示對梁振英專製的忿怒。

商家擁護北京 媒體政治審查

40多年來,香港免費電視只由無線電視和亞洲電視兩臺壟斷,其中以無線電視一臺獨大,市場占有率達60%,電視廣告市場也占47%至59%。其節目因多次違例植入商業廣告而被廣管局嚴重警告。無線近年的政治審查,例如低調報導六四燭光集會、抽起《新聞透視》碼頭罷工的特緝等,故得「CCTVB」的謔稱。而亞洲電視更以「黨國喉舌」的作風惡名昭著,經營惡劣而年年虧本,但因其擁護中央的立場而屢獲註資。

獲發牌之一的「香港電視娛樂」為電盈旗下公司,公司主席李澤楷為香港首富李嘉誠之子。李氏同時坐擁「新城電臺」、《信報》及「now寬頻電視」。最近,信報一篇批評無線電視支持CY的稿件被無理抽起,惹來自我審查的嫌疑。另外一間獲發牌的公司奇妙電視,隸屬有線電線旗下;有線電視則是九龍倉集團旗下機構,其董事會主席吳光正,是中國全國政協常委,曾經參與首屆特首選舉,可見與中共關系非常密切。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梁在2012年12月出席立法會會議後,公開向記者表示:「免費電視牌照系無上限…」如今,蘇局長卻指發牌須按照「循序漸進」的原則。諷刺地,這四字也是政府拖延普選的一貫藉口。

社會主義行動捍衛言論新聞自由,但反對媒體壟斷不能依靠私營媒體下的偽民主,也不能依靠個別「開明」的媒體老板,而是要民主公共擁有媒體企業。

我們支持一個公共擁有的、不由政府控製的自由媒體。我們反對媒體的私有製,這在全球各地導致印刷媒體和大氣電波集中到不民主的強大壟斷集團手中。在香港、臺灣和西方「民主國家」中所謂的「媒體自由」名不副實,媒體往往被少數壟斷集團控製,近年旺中集團收購臺灣媒體,就掀起了一輪抗爭風潮。

社會主義者主張人人可用的大眾媒體,讓整個社會將之用作一種溝通、表達藝術和文化的方式,需要極大的開放性和容納不同的思想。要實現這一點,唯有通過一個民主管理的政府基金來支持自主的出版和媒體組織,讓其充分反映不同的意見。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2:32:46

行動需要升級 罷課、罷工的建議

從七一遊行43萬人上街,到反國教運動12萬人占領政總,梁振英政府依然態度強硬,拒絕讓步。可見單靠大規模遊行集會,都不足以迫使梁振英政府屈服。罷工將能展示工人的集體力量,過往三十年的民主運動都無功而還,是因為沒有采取更有效的抗爭手段。

現在行動需要升級,並提出有可能的方案。演藝媒體界工作者若果進行罷工,將能更有力迫使梁振英政府妥協。

香港電視專業人員協會和香港演藝學院校友會已經就此事發展聲明,批評政府發牌過程不公,可見今次事件已經觸怒演藝媒體界的工作者。作為抗爭核心的港視員工工會,如果能號召大學傳理系和演藝學院的學生罷課一天,並以此作為開端,進一步推動所有媒體工作者聯合罷工一天,作為下一步的抗爭,聲援港視員工,將令整個捍衛媒體自由的運動更具威力。

遊行集會動員群眾固然重要,但過往的遊行都未能成功,必須有更進取的鬥爭方式。不僅是港視員工,其他媒體工作者都有必要建立自己的組織,獨立於老板之外。畢竟,昨日出席集會的是港視員工和香港民眾,而不是王維基。另一個教訓是,群眾運動需要民主的平臺,包容各種聲音,而不是強加小圈子的領導層在運動之上。

電視發牌抗爭的教訓:左翼的角色

10月20日,占領政總行動共有12萬人參與,聲勢浩大。即使欠缺主流反對派的泛民領導,群眾倒梁的情緒依然高漲。港視事件令建製陣營分裂,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表示,行會可以再次考慮發牌問題,甚至中共喉舌《大公報》也批評梁振英的失當。他們害怕事件會令反政府和要求普選的情緒註入新力量。同時,雖然大型遊行是動員鬥爭非常重要的平臺,但並不足以令聽從中共獨裁命令的港府轉變立場。無論是過往的反國教運動,還是未來的普選鬥爭,都是如此。

大型遊行都未能迫使政府退讓,令愈來愈多民運人士和激進青年感到機會一再錯失,因此變得沮喪。群眾被號召出來遊行,然後又被解散,沒有戰略去延續運動並令行動升級。除了表達憤怒外,就是要求政府「聽民意」外,沒有清晰的目標和訴求。占領的價值可以很高,但將運動限製在占領內,只會令群眾的力量消散,去年反國教運動就是一例。社會主義行動在電視牌照的遊行中提出行動升級,建議演藝學院和大學傳理系學生罷課,連系至媒體工人罷工一天,這訴求在運動中得到廣泛市民認同及支持。罷工可見展現工人的集體力量,在香港長年的民主鬥爭中,尚未成為關鍵性的鬥爭方法。這是鬥爭尚未成功的原因之一。

「民間開放電視大行動」(下簡稱「大行動」)的FACEBOOK群組本是啟動運動的好開始,但後來被攻擊想控製運動,主要指控包括(一)壟斷運動,沒有建立民主開放的運動聯盟 (二)在集會中籌款。

關於第一點的指控,是左翼廿一在運動中的一貫做法,例如在碼頭罷工。社會主義行動曾經作出抗議,包括在2013年4月3日發出公開信(註*),而信件從未得到回覆。

一個重要問題是如何組織廣泛的抗爭運動。社會主義行動曾經批評,去年反國教運動由「反國教大聯盟」的小圈子領導層主導,當中包括了學民思潮。整個聯盟與教協(其領導層是民主黨成員)關系密切,但排除了很多其他團體。去年九月,在政府稍有退讓之際,大聯盟決定解散運動,令群眾錯失了贏得更多的機會。這決定並無以民主討論達成,沒有其他組織可以提出替代戰略。這是因為運動欠缺民主包容的架構,決策未能以自由辯論並由民主投票決定。解散占領是幕後決定的,甚至很多學民成員都無被諮詢。

左翼廿一不幸重蹈覆轍,犯上反國教大聯盟的錯誤。10月20日的遊行由一小撮自封主辦單位的團體主導。近年,這種社運模式已令積極參與者愈來愈不滿,「本土派」這細小勢力收割這一情緒,利用半流氓的策略,並抹黑「大行動」冒認港視職工會籌款獲利,謔稱社運分子為「左膠」。如我們過去警告一樣,若主辦者用開放民主的方式組織運動,今天的情況絕對可以避免。這事件不僅向左翼廿一的支持者,也向整個社運響起警號。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本土派」右翼種族主義的政治立場和手段,其行為並沒有提出一個更有建設性的方法去讓群眾擊敗政府。令人擔憂的是,他們在激進青年中有一定的回響,並在網上社交平臺製造了一定的混淆。「本土派」的攻擊間接令「港視工會」成為了運動的單一領導,很可惜地,他們同樣用了不夠民主的方法,並沒有歡迎其他支持的團體參與組織運動。

港視員工固然是運動重要的一員,但並非唯一受影響的一群。這場運動連系至資訊自由、反媒體壟斷、開放大氣電波、反對行會保密製以至民主抗爭等更廣泛的議題,無團體可以壟斷這一運動。「本土派」的抹黑反倒令政治組織更難介入運動,變相令集會進去政治化,限製了運動只可以爭取發牌至香港電視,降低了運動擴展成政治鬥爭的可能。運動越是去政治化,沒有進一步爭取的訴求,他們口頭裏最討厭的「提早散水」反而更容易成真。

關於第二點的指控,左翼廿一受右翼的攻擊,被指在集會中籌款獲利。社會主義行動完全反對這些指控。任何組織和政治流派都應有自由在運動中公平競爭,爭取群眾支持自己的理念,並保持合作精神對抗共同敵人-梁振英政府。這關乎到運動的民主原則。諷刺的是,部分左翼廿一成員曾經利用同樣的理由,攻擊社會主義行動在群眾鬥爭中「獲利」,包括籌款、散布政治材料(派傳單和賣雜誌)。

今天左翼廿一支持者受到同一指控攻擊,正是他們反思的好時機。我們呼籲左翼廿一支持者以我們的方法回應攻擊:無人強迫參與者捐款或者買刊物,這是一個自由選擇。政府及受商家支持的團體不用在公眾中募捐,但我們這種為窮人和受壓迫者發聲的團體,需要公眾捐款支持我們組織,並為了延續運動提供資金。在群眾鬥爭中,確保全面的民主,讓不同聲音自由表達(包括建立基層運動,並為其提供資金),這些不是群眾運動的奢侈品,而是運動能否擊敗政府的決定性因素。

今天我們聽到各種「禁止籌款、禁止組織旗幟橫額、禁止政治化」等理論,諷刺地正是和中共獨裁的如出一轍!中共為了「主導」社會輿論和政治立場,壓製一切異見聲音。這種專製的手法若被接受,將必定導致群眾運動的潰敗。

社會主義行動一貫提出開放和民主的運動平臺,例如在去年反國教運動和未來的占領中環。我們相信,如果在電視發牌抗爭的開始采取這方法,會大大強化運動,並能夠團結鬥爭中不同的(甚至某程度上有矛盾的)元素。這個運動的委員會並不會強加特定的政見,但會決定行動,確保讓最多人加入鬥爭。在這基礎上,所有願意建立運動的團體可以派出代表,舉行定期計劃會議,在遊行示威、策略、下一步行動上,在民主的基礎上達成決議。在主要的實務決策上,各團體應該達成共識(何時、何地、什麽行動),同時在不違背鬥爭目標的前提下,讓所有團體自由為地提出自己的個別方案、口號、策略等,競逐群眾支持。

評論員林和立 – 「習近平督師嚴打占中」

11月4日,資產階級自由派評論員林和立在《蘋果日報》發表一篇「習近平督師嚴打占中」的文章,內容指中共已經對「占領中環」高度戒備,並加強輿論攻勢及軍警部署,嚴打反對運動。

「大陸無論內部與公開的文件和報道已經把占中無限上綱,等同為準恐怖主義的『極端勢力』,兼且是境外策動反華『顏色革命』的先頭部隊。」

早前,「占領中環」發起人朱耀明、真普選聯盟召集人鄭宇碩和工黨主席李卓人,因為到臺灣與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會面,被中共喉舌報指控向臺獨分子取經,勾結外國勢力等。

官方的輿論亦攻擊占領中環,文章提到:

「軍方國防大學宣傳片《較量無聲》更說什麽占中的幕後老板是英美駐港總領事館以及秘密派駐特區的CIA與MI6特工雲雲,甚為駭人聽聞。」

習近平在三中全會後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繞過其余政治局常委而獨攬大權。習近平在中共政權內部分裂的狀況下,要鞏固大權防止擦槍走火。林和立的評論中看到,習近平集中權力的另一目的是應付香港的反抗運動,以免其影響蔓延至內地。

「政治局常委已決定在必要時采用解放軍與武警鎮壓香港的『反中亂港』力量,而根據中共規矩,只有身兼中央軍委主席的習總可以調動軍隊。」

此外,文章更提到:「據消息人士介紹,北京很快會在廣東某地設立統籌粉碎『占中敵對分子』的指揮中心,而此跨部門組織的行政級別更高於中聯辦。」如果這消息真確的話,將會進一步令香港政局兩極化,更多群眾不信任中央政府,尋求激進的道路抵抗。因此,戴耀庭等人的妥協取態會漸漸被唾棄。

「而且假如在痛擊占中的同時多恩賜特區一些經濟優惠政策,大部份港人,尤其是以經濟掛帥的商賈與中產階級不會亦不敢不配合中央的英明決策。」

在中國內部的經濟危機下,所謂經濟「優惠」政策,不過是肥上瘦下的中港資本融合計劃,必然造成貧富懸殊加劇,累積更多底層群眾的怨憤。

依賴中產階級為基礎的政黨並不會有決心與中共反抗,並會受製於在中國的營商利益而妥協。基本法委員會主任訪港,表明未來特首候選人必須要愛國愛港,清楚顯示中共不會賜予香港真正的民主普選。以民主黨為首的妥協派繼續尋求與中央談判。

激辯「占領中環」(二)

梁振英的選舉承諾已逐一打破,群眾對政府的幻想破滅。習近平政府上任後,全無放寬政治箝製的跡象,民眾對中央亦信心盡失。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最新一項調查顯示,各項港人信任及信心指標均全面下跌,其中,市民對中央的信任程度更跌至14年以來低位。值得註意的是,年屆18-29歲的受訪者最不信任特區及中央政府,比率分別為54%及67%,可見年輕人的壓抑和忿怒。

靜待改變的耐心日漸磨滅,群眾鼓噪起來,欲迅即行動。泛民主派將今年七一遊行的終點改為中環遮打道,為「占領中環」造勢,令不少民眾懷著對「占中」的希冀上街。社會上就「占領中環」的討論愈演愈烈,鼓動不少青年關註香港民主鬥爭的前途。

建製派的抹黑攻勢一浪接一浪,香港中華總商會及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登報,指責「占中」沖擊香港的「法治精神」、「破壞香港經濟及營商環境」。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批評「占中」是「少數人的獨裁」,又表示不會接受由300多萬名選民組成的提名委員會,意味著提委會一定由小圈子控製。建製派似乎比五區公投年代更有準備,早早開始搶奪輿論空間。然而,建製派愈是咬牙切齒發動攻擊,「占中」的反政府鬥爭意味就愈濃烈。

建製派害怕的,不是主導「占領中環」的泛民主派,而是害怕泛民不能控製運動,讓更激進的群眾有機會挑戰政府。六月十日,「占領中環」第一輪的商討日在城市大學舉行,邀請了泛民主派政黨、學生組織、社運團體等參加,然而卻由民主黨和公民黨等溫和泛民主導。商討日總結出的「七大議題」,即使不是由保守泛民預先製訂的,也是以這群政客的預設議程為基礎,目的要排除激進派的參與。主流媒體吹擂的民主商議不過是面紗。

近日,戴耀庭近來一改舊日排除政黨身分參與的立場,於六月二十日與民主黨中委會商討第二次「商討日」的構思,並準備邀請其他溫和泛民,如公民黨和民協,組織後續的商討日。一開始「拒絕政黨」的主張不過是政治修辭,確保溫和泛民利用外圍資源主導運動,將激進勢力排除於外。

民主派操控的「占中」行動,將會接受一個有篩選機性的普選方案,好讓特首候選人為中央的心儀對象。而「和平占中」背後的議程是不會影響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的運作,戴耀庭早前提出一系列限製運動的手段,包括不建議年青人參與「占中」、被捕者不能反抗等,步步為營,不敢造次,不敢冒犯中產階級和商家的既得利益。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2:33:51

行動需要升級 罷課、罷工的建議

從七一遊行43萬人上街,到反國教運動12萬人占領政總,梁振英政府依然態度強硬,拒絕讓步。可見單靠大規模遊行集會,都不足以迫使梁振英政府屈服。罷工將能展示工人的集體力量,過往三十年的民主運動都無功而還,是因為沒有采取更有效的抗爭手段。

現在行動需要升級,並提出有可能的方案。演藝媒體界工作者若果進行罷工,將能更有力迫使梁振英政府妥協。

香港電視專業人員協會和香港演藝學院校友會已經就此事發展聲明,批評政府發牌過程不公,可見今次事件已經觸怒演藝媒體界的工作者。作為抗爭核心的港視員工工會,如果能號召大學傳理系和演藝學院的學生罷課一天,並以此作為開端,進一步推動所有媒體工作者聯合罷工一天,作為下一步的抗爭,聲援港視員工,將令整個捍衛媒體自由的運動更具威力。

遊行集會動員群眾固然重要,但過往的遊行都未能成功,必須有更進取的鬥爭方式。不僅是港視員工,其他媒體工作者都有必要建立自己的組織,獨立於老板之外。畢竟,昨日出席集會的是港視員工和香港民眾,而不是王維基。另一個教訓是,群眾運動需要民主的平臺,包容各種聲音,而不是強加小圈子的領導層在運動之上。

電視發牌抗爭的教訓:左翼的角色

10月20日,占領政總行動共有12萬人參與,聲勢浩大。即使欠缺主流反對派的泛民領導,群眾倒梁的情緒依然高漲。港視事件令建製陣營分裂,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表示,行會可以再次考慮發牌問題,甚至中共喉舌《大公報》也批評梁振英的失當。他們害怕事件會令反政府和要求普選的情緒註入新力量。同時,雖然大型遊行是動員鬥爭非常重要的平臺,但並不足以令聽從中共獨裁命令的港府轉變立場。無論是過往的反國教運動,還是未來的普選鬥爭,都是如此。

大型遊行都未能迫使政府退讓,令愈來愈多民運人士和激進青年感到機會一再錯失,因此變得沮喪。群眾被號召出來遊行,然後又被解散,沒有戰略去延續運動並令行動升級。除了表達憤怒外,就是要求政府「聽民意」外,沒有清晰的目標和訴求。占領的價值可以很高,但將運動限製在占領內,只會令群眾的力量消散,去年反國教運動就是一例。社會主義行動在電視牌照的遊行中提出行動升級,建議演藝學院和大學傳理系學生罷課,連系至媒體工人罷工一天,這訴求在運動中得到廣泛市民認同及支持。罷工可見展現工人的集體力量,在香港長年的民主鬥爭中,尚未成為關鍵性的鬥爭方法。這是鬥爭尚未成功的原因之一。

「民間開放電視大行動」(下簡稱「大行動」)的FACEBOOK群組本是啟動運動的好開始,但後來被攻擊想控製運動,主要指控包括(一)壟斷運動,沒有建立民主開放的運動聯盟 (二)在集會中籌款。

關於第一點的指控,是左翼廿一在運動中的一貫做法,例如在碼頭罷工。社會主義行動曾經作出抗議,包括在2013年4月3日發出公開信(註*),而信件從未得到回覆。

一個重要問題是如何組織廣泛的抗爭運動。社會主義行動曾經批評,去年反國教運動由「反國教大聯盟」的小圈子領導層主導,當中包括了學民思潮。整個聯盟與教協(其領導層是民主黨成員)關系密切,但排除了很多其他團體。去年九月,在政府稍有退讓之際,大聯盟決定解散運動,令群眾錯失了贏得更多的機會。這決定並無以民主討論達成,沒有其他組織可以提出替代戰略。這是因為運動欠缺民主包容的架構,決策未能以自由辯論並由民主投票決定。解散占領是幕後決定的,甚至很多學民成員都無被諮詢。

左翼廿一不幸重蹈覆轍,犯上反國教大聯盟的錯誤。10月20日的遊行由一小撮自封主辦單位的團體主導。近年,這種社運模式已令積極參與者愈來愈不滿,「本土派」這細小勢力收割這一情緒,利用半流氓的策略,並抹黑「大行動」冒認港視職工會籌款獲利,謔稱社運分子為「左膠」。如我們過去警告一樣,若主辦者用開放民主的方式組織運動,今天的情況絕對可以避免。這事件不僅向左翼廿一的支持者,也向整個社運響起警號。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本土派」右翼種族主義的政治立場和手段,其行為並沒有提出一個更有建設性的方法去讓群眾擊敗政府。令人擔憂的是,他們在激進青年中有一定的回響,並在網上社交平臺製造了一定的混淆。「本土派」的攻擊間接令「港視工會」成為了運動的單一領導,很可惜地,他們同樣用了不夠民主的方法,並沒有歡迎其他支持的團體參與組織運動。

港視員工固然是運動重要的一員,但並非唯一受影響的一群。這場運動連系至資訊自由、反媒體壟斷、開放大氣電波、反對行會保密製以至民主抗爭等更廣泛的議題,無團體可以壟斷這一運動。「本土派」的抹黑反倒令政治組織更難介入運動,變相令集會進去政治化,限製了運動只可以爭取發牌至香港電視,降低了運動擴展成政治鬥爭的可能。運動越是去政治化,沒有進一步爭取的訴求,他們口頭裏最討厭的「提早散水」反而更容易成真。

關於第二點的指控,左翼廿一受右翼的攻擊,被指在集會中籌款獲利。社會主義行動完全反對這些指控。任何組織和政治流派都應有自由在運動中公平競爭,爭取群眾支持自己的理念,並保持合作精神對抗共同敵人-梁振英政府。這關乎到運動的民主原則。諷刺的是,部分左翼廿一成員曾經利用同樣的理由,攻擊社會主義行動在群眾鬥爭中「獲利」,包括籌款、散布政治材料(派傳單和賣雜誌)。

今天左翼廿一支持者受到同一指控攻擊,正是他們反思的好時機。我們呼籲左翼廿一支持者以我們的方法回應攻擊:無人強迫參與者捐款或者買刊物,這是一個自由選擇。政府及受商家支持的團體不用在公眾中募捐,但我們這種為窮人和受壓迫者發聲的團體,需要公眾捐款支持我們組織,並為了延續運動提供資金。在群眾鬥爭中,確保全面的民主,讓不同聲音自由表達(包括建立基層運動,並為其提供資金),這些不是群眾運動的奢侈品,而是運動能否擊敗政府的決定性因素。

今天我們聽到各種「禁止籌款、禁止組織旗幟橫額、禁止政治化」等理論,諷刺地正是和中共獨裁的如出一轍!中共為了「主導」社會輿論和政治立場,壓製一切異見聲音。這種專製的手法若被接受,將必定導致群眾運動的潰敗。

社會主義行動一貫提出開放和民主的運動平臺,例如在去年反國教運動和未來的占領中環。我們相信,如果在電視發牌抗爭的開始采取這方法,會大大強化運動,並能夠團結鬥爭中不同的(甚至某程度上有矛盾的)元素。這個運動的委員會並不會強加特定的政見,但會決定行動,確保讓最多人加入鬥爭。在這基礎上,所有願意建立運動的團體可以派出代表,舉行定期計劃會議,在遊行示威、策略、下一步行動上,在民主的基礎上達成決議。在主要的實務決策上,各團體應該達成共識(何時、何地、什麽行動),同時在不違背鬥爭目標的前提下,讓所有團體自由為地提出自己的個別方案、口號、策略等,競逐群眾支持。

評論員林和立 – 「習近平督師嚴打占中」

11月4日,資產階級自由派評論員林和立在《蘋果日報》發表一篇「習近平督師嚴打占中」的文章,內容指中共已經對「占領中環」高度戒備,並加強輿論攻勢及軍警部署,嚴打反對運動。

「大陸無論內部與公開的文件和報道已經把占中無限上綱,等同為準恐怖主義的『極端勢力』,兼且是境外策動反華『顏色革命』的先頭部隊。」

早前,「占領中環」發起人朱耀明、真普選聯盟召集人鄭宇碩和工黨主席李卓人,因為到臺灣與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會面,被中共喉舌報指控向臺獨分子取經,勾結外國勢力等。

官方的輿論亦攻擊占領中環,文章提到:

「軍方國防大學宣傳片《較量無聲》更說什麽占中的幕後老板是英美駐港總領事館以及秘密派駐特區的CIA與MI6特工雲雲,甚為駭人聽聞。」

習近平在三中全會後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繞過其余政治局常委而獨攬大權。習近平在中共政權內部分裂的狀況下,要鞏固大權防止擦槍走火。林和立的評論中看到,習近平集中權力的另一目的是應付香港的反抗運動,以免其影響蔓延至內地。

「政治局常委已決定在必要時采用解放軍與武警鎮壓香港的『反中亂港』力量,而根據中共規矩,只有身兼中央軍委主席的習總可以調動軍隊。」

此外,文章更提到:「據消息人士介紹,北京很快會在廣東某地設立統籌粉碎『占中敵對分子』的指揮中心,而此跨部門組織的行政級別更高於中聯辦。」如果這消息真確的話,將會進一步令香港政局兩極化,更多群眾不信任中央政府,尋求激進的道路抵抗。因此,戴耀庭等人的妥協取態會漸漸被唾棄。

「而且假如在痛擊占中的同時多恩賜特區一些經濟優惠政策,大部份港人,尤其是以經濟掛帥的商賈與中產階級不會亦不敢不配合中央的英明決策。」

在中國內部的經濟危機下,所謂經濟「優惠」政策,不過是肥上瘦下的中港資本融合計劃,必然造成貧富懸殊加劇,累積更多底層群眾的怨憤。

依賴中產階級為基礎的政黨並不會有決心與中共反抗,並會受製於在中國的營商利益而妥協。基本法委員會主任訪港,表明未來特首候選人必須要愛國愛港,清楚顯示中共不會賜予香港真正的民主普選。以民主黨為首的妥協派繼續尋求與中央談判。

激辯「占領中環」(二)

梁振英的選舉承諾已逐一打破,群眾對政府的幻想破滅。習近平政府上任後,全無放寬政治箝製的跡象,民眾對中央亦信心盡失。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最新一項調查顯示,各項港人信任及信心指標均全面下跌,其中,市民對中央的信任程度更跌至14年以來低位。值得註意的是,年屆18-29歲的受訪者最不信任特區及中央政府,比率分別為54%及67%,可見年輕人的壓抑和忿怒。

靜待改變的耐心日漸磨滅,群眾鼓噪起來,欲迅即行動。泛民主派將今年七一遊行的終點改為中環遮打道,為「占領中環」造勢,令不少民眾懷著對「占中」的希冀上街。社會上就「占領中環」的討論愈演愈烈,鼓動不少青年關註香港民主鬥爭的前途。

建製派的抹黑攻勢一浪接一浪,香港中華總商會及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登報,指責「占中」沖擊香港的「法治精神」、「破壞香港經濟及營商環境」。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批評「占中」是「少數人的獨裁」,又表示不會接受由300多萬名選民組成的提名委員會,意味著提委會一定由小圈子控製。建製派似乎比五區公投年代更有準備,早早開始搶奪輿論空間。然而,建製派愈是咬牙切齒發動攻擊,「占中」的反政府鬥爭意味就愈濃烈。

建製派害怕的,不是主導「占領中環」的泛民主派,而是害怕泛民不能控製運動,讓更激進的群眾有機會挑戰政府。六月十日,「占領中環」第一輪的商討日在城市大學舉行,邀請了泛民主派政黨、學生組織、社運團體等參加,然而卻由民主黨和公民黨等溫和泛民主導。商討日總結出的「七大議題」,即使不是由保守泛民預先製訂的,也是以這群政客的預設議程為基礎,目的要排除激進派的參與。主流媒體吹擂的民主商議不過是面紗。

近日,戴耀庭近來一改舊日排除政黨身分參與的立場,於六月二十日與民主黨中委會商討第二次「商討日」的構思,並準備邀請其他溫和泛民,如公民黨和民協,組織後續的商討日。一開始「拒絕政黨」的主張不過是政治修辭,確保溫和泛民利用外圍資源主導運動,將激進勢力排除於外。

民主派操控的「占中」行動,將會接受一個有篩選機性的普選方案,好讓特首候選人為中央的心儀對象。而「和平占中」背後的議程是不會影響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的運作,戴耀庭早前提出一系列限製運動的手段,包括不建議年青人參與「占中」、被捕者不能反抗等,步步為營,不敢造次,不敢冒犯中產階級和商家的既得利益。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2:35:25

非暴力?解放軍鎮壓的可能

唐英年在競選特首期間爆料,指梁振英曾講過「香港始終要出動防暴警察」,近年對示威者的打壓愈趨瘋狂,警察又不斷加強裝備對付示威者,因此如何抵禦警察鎮壓是一個重要的課題。特首梁振英指占中「不可能不犯法」、「不可能和平」,與其說是擺官威靠嚇,倒不如說是道出統治者的真正想法。雖然戴耀庭逐漸承認「占領中環」不免犯法,但卻將抗爭要「和平」的責任推在群眾身上。戴教授的結論是,要由上而下強加規矩,控製運動,避免暴力發生。

香港不少激進青年想效法土耳其和巴西民眾抵抗警察武力的方法,陳健民卻走相反之路,強調抗爭即使警察清場也不反抗。事實上,這不但是空想,沒有參考實際鬥爭經驗,更將公眾赤裸裸置於暴力之下!土耳其群眾反對強拆加濟公園時,行動者均手無吋鐵,和平地阻擋工程車進入公園,直至警察動用催淚彈和水炮鎮壓,才挑起混亂。土耳其群眾沒有聽從戴耀庭的指示,睜開眼睛、束手就擒。相反,鎮壓令鬥爭行動升級,激起全國示威浪潮,坐擁30萬的公務員工會發動政治罷工,反對警察政治打壓。這將群眾的憤怒引導至更集中、更有力、更有組織的工人鬥爭。

任何強加群眾的宣誓條款,都不能限製群眾抵抗的本能。最重要的是,強化群眾的組織和紀律,包括組織自衛委員會和糾察隊,讓「占中」示威者民主決策抵禦行動。就如土耳其群眾在塔克斯廣場以障礙物和廣告板圍起示威區,阻擋警察進入。烏坎村的農民更組織糾察隊,日夜巡邏監視政府派流氓混入示威隊伍。

這是活生生的鬥爭經驗,如何「占領中環」能鼓起群眾能量,群眾不會受製於自上而下的指揮去束手就擒,讓運動「被自殺」。自我組織捍衛抗爭,是成功的基本一步。

此外,陳健民認為,若按2005年警方處理韓農示威的效率(一日清場),相信不需要出動解放軍(諷刺地,這是預設「占中」失敗的立場),低估政府的鎮壓力量。相反,曾被中共以間碟罪逮捕,並坐牢接近三年的程翔,由於作為傳媒人對八九六四有更深刻的認識,對統治階級的鎮壓手段更有認知。程翔在「占中」商討日時呼籲,參加者要做好心理準備,因為事件可能成為八九民運的翻版,連自由黨創黨主席李鵬飛亦表示認同。

當然,中共若果血腥鎮壓香港群眾,要付出極沈重的政治代價,並很可能激發大陸群眾共同反抗。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亦是中國紅色資本走向國際市場的跳板,鎮壓會損害中港資本家的營商環境;中美在亞太區的局勢日趨緊張,中共鎮壓是美國豎起「人權民主」旗幟的好機會,藉以拉攏其他亞洲國家,加強經濟及軍事上圍堵中國,幫助美帝的勢力「再平衡」。因此,中共固然會盡量將鎮壓責任「外判」給香港警察,但是,如果「占領中環」演變成威脅政權的鬥爭,解放軍絕對會駕臨香港,即是不是立即全面血腥屠城,也要進駐香港實施戒嚴,宣示中共的主權。我們絕不能輕視中國維穩香港的決心。

群眾組織可令政治上取得優勢,將警察從統治階級拉到示威群眾的一方。兩年前,埃及革命在推倒穆巴拉克前,有獄卒讓監獄內的政治犯釋放出來。而土耳其近有警察向示威者派發面罩,甚至有軍方人員支持示威。這是群眾分裂國家機器的初始現象,如果群眾成立反鎮壓的基層警察和士兵委員會,組織叛變的軍警加入群眾一方,可以大大強化群眾的防衛力量。只有有組織紀律的鬥爭行動,才最有機會減低被鎮壓的犧牲而贏得勝利。

罷課、罷工

商討日裏,有市民提出罷工、罷課和罷市應,《蘋果日報》刊登相關討論後,建製派喉舌《大公報》隨即強硬回應,瘋狂攻擊占中「煽動罷工罷課罷市」。然而,這個具震憾力的意見似乎受到「占中三子」的冷落。首先,商討日結論的七大建議之一,是要確保「占中」不會破壞香港(資本主義)的經濟運作。這代表要排除罷工在運動中發揮關鍵力量。陳健民處處流露出對工人抗爭的渺視,指罷工罷課是「合法」行動,相對沒有「占領中環」那麽激進,甚至暗示基層只懂「吐苦水」而搞不懂「高尚」的民主理念。這些學術菁英迷信法律,卻徹底誤解群眾鬥爭的模式。

「占領中環」的原意是癱瘓香港的運作,威脅政權的統治穩定,迫使統治階級妥協。然而,單靠十萬人在中環集會甚至占領馬路,都不能癱瘓金融市場的運作。這點也是戴教授努力證明的一點,以安撫中產階級。三個月前爆發的貨櫃碼頭罷工是一個好例子,500名罷工工人雖然只占全碼頭的小數,但鼓起了全港四十天反李嘉誠的浪潮,局部癱瘓了碼頭的運作而令和黃財團每日虧損$500萬。在資本家心目中,從碼頭罷工的經驗可見,罷工從來都是非法的。法院在判決禁製令時指,基本法保障的罷工權,是「不能淩駕私有產權的」。泛民工會職工盟亦因為視「不違法」為金科玉律,限製工人更進取的鬥爭方式。

群眾運動的湧流是不能靜止的,不進則退,「占領中環」開始一段時間後,如果行動不升級,群眾的能量會被消耗而感到迷茫,參與的人數會減少。在反國民教育鬥爭時,中聯辦放風指絕不能讓罷課出現,而十萬人以下的遊行則可以大安旨意,由於教協不願推動罷課,最後集會十天後,「反國教大聯盟」的領袖沒有提出行動升級的方案,最後更突然宣布解散,運動冰消瓦解。

因此,學生罷課後,可以鼓起工人罷工的信心,繼而號召工人罷工。與陳健民的講法相反,香港罷工比起單純集會有力得多,將會震憾國際,真正達至癱瘓中環的效果。

清晰的鬥爭目標 – 立!即!實現真民主

中共面對「占領中環」時,可以玩弄對普選的魔鬼細節,試圖愚弄群眾接受偽民主的政改方案,甚至讓泛民提出「廿三條換普選」之類的腐敗交易。我們必須有清晰的民主綱領。

戴耀庭提倡的所謂「全民製訂」政改方案,要由國際專家判斷是否符合「國際標準」。在中情局叛諜斯諾登一案後,可見只要民主權利威脅到政權統治,美國政府如同中共一樣,瘋狂打壓異見分子。「西方標準」只是一個笑話。再者,專家鑒別無視群眾運動中提出的訴求,限製更激進的變革聲音,就如特首篩選機製,「占中」商討日淪為偽民主荒誕劇。

即使中央人大釋法,破壞承諾早有前科,泛民主派迷信基本法的「普選路線圖」。認為「占領中環」在路線圖框架下增加談判籌碼的工具。即使是學民思潮在六月底拋出的政改方案,亦認同保留功能組別至2016年,至2020年才全面廢除。難道我們在2014年「占領中環」後還要等待六年,直至2020年才有真正民主?

正如本刊廿一期的《烏坎抗爭再次爆發》所指,中共在抗爭期間答允示威者訴求,讓運動解散後,隨即打破承諾,因此在承諾實踐前,不應解散群眾抗爭的委員會。對香港也不例外,中共可以在答允訴求後,讓「占中」解散後,用鬼辯技倆打破承諾。因此,建基於對中共的絕不信任,「占中」必須要求立即實現民主,絕不拖延。

社會主義行動的占中訴求:

● 梁振英政府立即下臺

● 立即廢除功能組別、立即廢除提名委員

● 政治代表與普通工人同薪同酬,不享有經濟特權

● 廢除基本法,一人一票普選「真正人民議會」,取代立法會

● 由選舉產生的議會代表,選出政府特首

「真正人民議會」立即實行的社會改革,不能拖延到占中之後,而應該納入為占中訴求:

● 立即立法通過八小時工作製、最低工資每小時$40元

● 由公帑全數支付全民退休保障、每年興建五萬公屋、改善環境汙染

● 民主公營大銀行及大企業,由工人民主管控

2013蕩婦遊行宣傳:我要性自主 不要性暴力

本年度香港的「蕩婦遊行」將於11月24日舉行。為宣傳來周的「蕩婦遊行」(Slut Walk Hong Kong),11月15日晚上8時,社會主義行動連同香港蕩婦遊行,由中環地鐵站遊行至蘭桂坊。遊行約有十多人參與,包括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沿途高叫的口號包括「唔好教我點著衫,教下D人咪強奸」、「我要性自主,不要性暴力」、「女性不是性工具」等,吸引大批市民駐足留意。

遊行隊伍抵達蘭桂坊後,各團體代表開始發言,當中社會主義行動的代表鄧美晶表示: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在5月談及強奸案數字上升時,公開建議年輕女性不要喝太多酒。言下之意,即是說「女性被強奸是其咎由自取,並不是強奸犯的錯」,是公開歧視女性及責備受害者的言論。由於社會和經濟權力由男性主導,對女性的歧視變成責備受害者的父權意識形態。女性必須走出來捍衛自己的權利,對抗父權資本主義。

長毛譏諷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指他叫人不要喝酒,以為是叫人避免肝硬化,豈料是叫人避免被強奸。

遊行參與者隨後亦在場向路人派發宣單,呼籲參加來周的「蕩婦遊行」。希望能夠通過一系列的活動宣傳婦女身體自主權和人身安全權利。

回應本土派的攻擊:民主運動自身豈能不民主?

捍衛群眾運動中的組織和宣傳自由

近日,在《熱血時報》上一篇文章攻擊政治組織在遊行集會中「非法募捐」,當中包括社會主義行動。我們反對這些荒謬指控,並作出以下回覆:

禁止籌款、組織旗幟 - 中共打壓異己的手法

各政治流派都應有自由在運動中公平競爭,爭取群眾支持自己的理念,同時保持合作精神,對抗梁振英政府這個共同敵人。在群眾鬥爭中,確保全面的民主,不是群眾運動的奢侈品,而是能否擊敗政府的決定性因素。

今天,本土派提出「禁止籌款」、「禁止組織旗幟」、「禁止政治化」等理論,諷刺地與中共立場如出一轍!若果縱容這種專製手法,群眾運動必招潰敗。

政治組織要在街上募捐,需要經過復雜的申請程序,對沒有財團資助的基層組織來說,合法籌款是不可能的事。民建聯及民主黨每年分別都獲取來自中共和財團的鉅額資助,街上募捐之收入對其來說,可謂微不足道。打壓街上的籌款權利,只會扼殺基層和工人團體的組織權利,讓有資本家支持的政黨繼續獨大。

群眾有選擇自由,並根據組織的政治理念和抗爭紀錄,決定是否值得捐款支持某一團體。例如,在港視事件上,「社會主義行動」一連兩星期在旺角及政總集會進行街站,共收集到7千多個簽名,於11月6日集會中,交給港視留守員工代表蔡錦源導演(見圖),大會亦在當晚宣布我們的成績。這是群眾支持我們的原因之一。

警察打壓組織自由 本土派淪為幫兇

自從「愛之堆」冒起後,建製派打壓街上活動日趨猖獗,我們的街站亦時常受到流氓騷擾。例如,在八月份我們進行十多次聲援林慧思街站,期間除了受到流氓騷亂外,亦受到警察曾經威脅票控阻街。建製派的目的是阻止更多激進組織發展,現在本土派報警指控有團體的街站「非法籌款」,實際上是愛之堆的幫兇。

文章寫到:「警方要『收你皮』,對公關形象之破壞非一隊藍帽子所能承受!」,可見作者天真無知,完全低估了梁振英政權下警察打壓的程度。今天,政治打壓已經愈來愈露骨,在今年遊行集會或街站上,團體籌款遇到的風險愈來愈大。

民主運動自身豈能不民主? 「騎劫」、「抽水」- 莫須有罪名

社會主義行動一貫批評,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由「反國教大聯盟」的小圈子領導層主導,當中包括了學民思潮。大聯盟為了操控運動,一直以「騎劫」、「抽水」,甚至「冒認學民思潮」等莫須有罪名,排擠任何不受其控製的團體參與。最後,更於九月九日立法會選舉前夜,突然宣布解散占領政總。決定沒有經過民主討論,甚至很多學民成員都無被諮詢,令不少想繼續抗爭到底的參與者深感被出賣。運動欠缺民主包容的架構,決策未能以自由辯論並投票決定。

今次港視事件中,同樣由左翼廿一等一小撮人組成的「民間開放電視行動」自封主辦單位,主導了10月20日的遊行,激起積極參與者累積多時的怨憤爆發。若主辦者用開放民主的方式組織運動,今天的情況絕對可以避免。本土派指出主辦單位的不民主,是正確的,但並沒有提出運動民主化的出路,反而令情況更惡劣。

在當日港視政總集會中,本土派與主辦單位發生沖突後,間接令港視員工成為了運動的單一領導,令集會進一步去政治化,限製了運動只可以爭取發牌至香港電視。爭取言論自由、開放大氣電波、反對行會保密製、廢除功能組別等訴求,都被排除於外。沒有進一步爭取的訴求,本土派口頭裏最討厭的「提早散水」,反而更容易成真。

「左右膠」雖然表面對立,但兩派的所為帶來的客觀效果,可謂如出一徹。去年「反國教大聯盟」煽動反政黨的情緒、排斥政治組織介入群眾運動,今天本土派以「非法籌款」阻止任何政治組織參與;當日反國教大聯盟與今天本土派一樣,都強調運動要「單一議題」,將運動去政治化。反國教大聯盟將運動主導權交到教協(民主黨政客)手上,最後妥協收場;本土派則將運動主導權交到公民黨政客手上,消耗28萬人的鬥爭意誌。

群眾運動自身必須民主,開放予不同的黨派參加。在同時在不違背整體目標的前提下,所有團體都有自由提出自己的個別方案、口號和策略等,競逐群眾支持。例如,在反國教運動裏,社會主義行動推動「罷課」這特定策略;在港視集會裏,民間電臺提出「開放大氣電波」的理念。這不僅不會分裂運動,反而是動員更廣泛群眾參與、強化運動的必要手段。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2:36:53

捍衛出版言論自由

本土派攻擊我們售賣刊物籌款。然而,出版定期刊物是工運民運的傳統,以抗衡資本家操控的主流輿論。諷刺的是,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過往都攻擊我們售賣《社會主義者》雜誌。

我們售賣的《社會主義者》雜誌,除了為群眾運動做紀綠,亦是捍衛內地新聞自由的工具。《社會主義者》簡體電子版在中國大陸有不少訂閱者,是被當局禁製的刊物之一。2011年,《社會主義者》的內地撰稿人張蜀傑被公安逮捕,當時公安指他可被控「泄露國家機密」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後來在梁國雄(長毛)和工國委(CWI)協助下,張氏才得以逃離中國,在瑞典得到政治庇護。

社會主義行動沒有政府、財團和NGO的支持,售賣本刊的收入是我們主要的財政來源,用來建立我們的組織和運動。我們絕不會屈服於本土派的攻擊之下,繼續支持港視事件的抗爭,並捍衛任何團體在集會中宣傳組織的自由。我們強烈要求《熱血時報》回應:該報是否支持言論自由、組織自由及出版自由?

捍衛公共空間 反對縮減旺角行人專用區開放時間

11月21日,油尖旺區議會通過縮減旺角行人專用區的開放時間,由一星期七天縮減至兩天,非開放時間期間行人專用區將會改成馬路。樹仁大學進行了一個訪問,非居民或商戶的途人中,近六成認為應維持現狀,四成同意縮減開放時段。而,居民和商戶中,近兩成認為應維持現狀,八成同意縮減開放時段。

行人專用區不但成為悠閑街道,更演變為香港僅有可讓市民表達意見,享受藝術的的公共空間,歌舞表演、繪畫、雜耍、戲劇等藝術表演者林立,令其成為香港特色街道,不但娛樂到旺角消遣的市民,也吸引世界各地的遊客慕名而來。此逐漸形成一種香港的街頭藝術文化。

綜觀世界上不同城市,都有讓市民自由表達意見和藝術的公共空間,如奧地利國家劇院附近有步行街,供當地人表演音樂;法國巴黎文物建築物附近也設有步行街,作保育及藝術表演;亞洲則有臺北西門町、澳門步行街。

封街不能解決噪音阻街問題 

近年來行人專用區接收到不少居民投訴,指街頭表演的音量過大造成滋擾。自去年六月,運輸署將行人專用區時間提早至晚上十時關閉。區議會也聲稱因為「居民投訴受到噪音滋擾」而動議封街決定。事實上,日後周一至五街道改回馬路後,問題並不能解決,人車爭路將會再次發生,汽車所產生的廢氣和噪音問題也將卷土重來。區議會在沒有嘗試任何咨詢,監管和規劃底下,決定「一刀切」封街,並不能為居民解決任何問題。

行人專用區自2000年開始啟用,當年因旺角西洋菜南街人流太多,人車爭路問題嚴重,汽車排出的廢氣和噪音又滋擾居民,政府在壓力底下而建立部份時間行人專用區,星期一至六下午四時至午夜十二時、星期日和公眾假期中午十二時至午夜十二時禁止車輛駛入。此措施成功解決了人車爭路,車輛廢氣和噪音汙染問題。

封殺行人專用區決議單在油尖旺區議會通過,沒有充分咨詢廣大市民。區議會由建製派政客壟斷操控,單是油尖旺區議會,便由保皇黨民建聯和所謂「獨立」的區議員組成。上月電視發牌黑箱作業令市民對政府和建製失去信心,建製派區議員為取回旺角區居民的選票作此決定,是逃避問題,更是扼殺全香港市民僅有的公共空間。

整個油尖旺區議會在無人反對下,以24票通過旺角行人專用區日後只在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開放。這並不是民主的決定。民調顯示,六成行人支持旺角行人專用區,維持現時每周7日開放。

同時,行人專用區也被越多越多的「寬頻」檔和「易拉架」阻塞街道,銷售寬頻和電話計劃的檔口占滿整條行人專用區,阻礙行人走動。而單是登打士街開始,一整條街便樹立數十個易拉架霸占,全為商業廣告。近日《蘋果日報》揭發,大部份易拉架由集團式經營,以一小時數十元聘請中年婦女看管,集團月入達二十萬元!

保留街頭藝術 捍衛言論空間

旺角行人專用區的街頭藝人絕大多數為有正職或已退休,希望發揮自己的興趣,在下班後走上街頭,從中賺取微薄收入,娛人自娛,也為有「藝術文化沙漠」之稱的香港發展一些本地藝術文化。

SMS樂隊在旺角表演多年,有一定名聲。成員之一威哥,有「旺角John Lennon」之稱,是退休人士,每晚7時至10時在行人專用區表演,都吸引過百市民圍觀。樂隊另外兩名成員Tony和Connie是夫妻,為歌唱導師,晚上業余到行人專用區表演。「我們廿多年前已開始在街頭表演,沙田、尖沙咀星光大道等,政府不願意開放公園讓更多藝術發展,我試過在沙田公園唱歌,所有居民也很支持,但康文署為了阻止我們在公園使用揚聲器,曾試過報警和派人在那時段洗地數小時!」Connie憤怒表示。

由於香港沒有噪音標準的相關法例,現時法例容許警察由其主觀感覺判斷聲量是否為噪音,SMS樂隊在去年曾被警員一晚連續五次要求調低音量,該名警員更說:「我的耳朵認為你是噪音便是噪音!」,繼而票控他們,過百市民當時批評警察執法不公。

包括社會主義行動在內,不少政治組織也在行人專用區擺設宣傳街站,是市民向政府發聲的重要渠道。梁振英政府過去多次逆民意而行,令市民民怨一度累積。不論是反對國民教育,林慧思受政治迫害,電視發牌黑箱作業等社會事件,不少團體都到西洋菜街發起簽名運動,收集市民意見。今次封街,令這些民間聲音在日後更難表達。

噪音管製需立法 街道要規劃

我們和大部份街頭表演者一樣,反對在沒有任何咨詢下,「一刀切」封殺行人專用區。我們認為,要解決噪音、人群聚集阻礙街道問題,需要透過規管和發牌等方式解決,如立法管製噪音(現時香港並沒有這法例)。旺角著名的「女人街」因為有劃分攤位和行人通道位置,攤檔大小有標準,一直以來並沒有阻街問題發生。我們提出以下管製方式:

■設立噪音管製,每個表演單位必須在一定分貝標準下進行活動

■采用發牌及輪流機製,每一單位可在指定時期內進行一定次數表演(如一個月使用五次,每次兩小時)

■在行人專用區劃分表演區及通道區,攤位之間距離設立標準,確保行人有足夠地方流動

我們要求:

■立即撤回縮減行人專用區開放時間的方案

■開放公園和休憩用地,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藝術表演和政治活動

■禁止大型商業機構霸占用地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2:38:47

職工盟發起集體談判權遊行

十二月一日下午二時半,職工盟及屬會過百人發起了「爭取集體談判權大遊行」,從灣仔修頓球場出發,遊行至特首官邸禮賓府。是次遊行參與的屬會包括巴士、國泰、碼頭、地盤、飲品、外勞及個人行業等工會。

參加示威的馮小姐,任職診所職員,是個人行業工會的成員。她表示作為個人服務行業的一員,一個工人的聲音太薄弱,爭取集體談判權就是為了讓工人得到較有力的談判位置。她提到,現時工時過長,每天工作朝九晚八,每周一至六上班,並且過去四、五年來一直凍薪。希望能夠透過更團結的工會運動爭取標準工時及加薪。

作為保安導師的馮先生,入行四十三年,是保安工會的一員。他提到工會沒有集體談判權就等如工人不能發聲、不能團結。現時保安行業的工時是最需要改變的,一般保安每天工作十二小時,加上上班通勤的時間一天就是超過十四小時,根本不能夠擁有合理的家庭與個人生活。而雖然政府實施了最低工資,但工人沒有集體談判權之下,老板可以肆意巧立名目,譬如取消飯鐘錢、減少有薪假期等手段壓低工人工資。雖然自己的工作待遇相對合理,但今天仍然站出來遊行,以示工人階級的團結抗爭。

除了本地工人,遊行亦有外勞工會的參與。來自菲律賓的Feliza在香港當家傭二十多年,到今天的工作待遇依然十分不人道,她說她每晚都是要睡在地板上,毫無私隱可言。因此她希望集體談判權除了能夠讓工人爭取合理工資外,亦能爭取外地家傭能夠獨自選擇居所的權利。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工人爭取工會集體談判權,在現今政府奉行新自由資本主義下,工人只有更團結的鬥爭,建立戰鬥性的工會運動才能捍衛每一項工人權利!

黃毓民的「掟汽油彈」言論

12月9日,立法會議員黃毓民在討論政改諮詢的立法會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批評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政改方案假諮案,聲言香港除了革命沒有第二條出路,表示「唔系掟你雞蛋,就來掟你汽油彈」。

建製派攻擊這言論。特首梁振英表示,黃毓民的說話具恐嚇成分,社會完全不能接受,政府不會姑息,揚言政府一定會依法辦理。愛港之聲、保衛香港運動、沈默之聲及匯賢起動舉行聯合記者會,譴責社民運梁國雄及泛民議員黃毓民煽動及破壞社會秩序,要求二人引咎辭職。社民連成員在梁振英的施政報告地區論壇時,兩名社民連成員陳德章和曾浚锳向他投擲雞蛋,誤中曾俊華。根據香港基本法第77條明確規定,「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在立法會的會議上發言,不受法律追究。」

最近政府擺出強硬姿態,抵製真普選,先有李飛來港宣布香港特首必須「愛國愛港」,後有林鄭月娥開始政改諮詢,民怨幾何級上升,可預見來年政局會更兩極化。然而,中共在三中全會後,習近平進一步獨攬權力,並加強鎮壓異見聲音,斷然拒絕自由派的改革訴求。這自然連系至對香港的管治,不難想像,李飛的言論是三中全會後中共高層拍板決定的。在這局面下,依靠泛民主派的談判妥協不可能爭取到任何東西,正如黃毓民所言,香港只有革命性鬥爭的出路。

黃毓民澄清,並非威脅要向政府掟汽油彈,而只是預視民怨升級,有朝一日不止是掟雞蛋,而是掟汽彈,溫馨提示政府會出現這個問題。

面對群眾激進化的局面,黃毓民近來愈來愈多使用「革命」、「勇武鬥爭」等激進修辭。11月6日,立法會辯論動用《權力及特權法》,調查港事發牌事件,五萬人集會支持。黃毓民發言時,指示威者唯有沖擊政府總部,才能令迫使政府就範。然而,這些不過是他空泛的民粹修辭,將民怨收割為政治資本,未見會連系至行動上。黃毓民無論在過去組建的社民連和人民力量,還是他自己的參選政綱,都沒有提出革命的立場。

在未來的民主鬥爭,群眾要與獨裁政府一決雌雄,需要不妥協的革命性鬥爭,拒絕任何密室談判,除了提出沒有篩選的一人一票普選,議員亦需要領取普通工人薪金,可以被隨時罷免,並以新的議會取代跛腳的立法會。民主運動只有由工人階級領導,並連系至中國內地的群眾反抗,與社會主義的鬥爭連結起來,實行八小時工作製和民主公營大企業等政策。只有打破中共一黨專政,香港才會有真正的民主。

傳單:中央堅拒實現真普選

以下是社會主義行動在占中商討日派發的傳單

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訪港,為中央的普選方案劃上底線。李飛表明未來特首候選人一定要「愛國愛港」,拒絕任何與政府對抗的人參選。林鄭月娥帶領政改假諮詢,清晰表示特首候選人必須經過小圈子提名委員會篩選,不可能允許公民提名。

中央堅絕賜予真普選,態度清晰,但泛民依然在群眾中散播幻想,堅持與政府有談判空間。曾經反對五區公投的公民黨湯家驊一馬當先,以「個人名義」拋出沒有公民提名的方案,接受「愛國愛港」的篩選標準。真普選聯並無批評湯家驊的取態,因此與其說湯家驊「另起爐竈」,倒不如說他為泛民主派作好兩手準備,為這群政客打開與中共密室談判的後門。

政府為普選架設「基本法」的鳥籠,但中央從來不用遵守自己製訂的法律。人大常委會曾經兩度否決2007/08及2012年普選,違法所謂基本法的「承諾」;一零年的政改方案一役,起初中央指超級區議會功能組別方案違反基本法,但後來與民主黨民協達成臺底交易後,又轉馱支持。

現在是動員群眾、準備占中的好時機。如果有清晰的策略和立場,必定可以凝聚民氣、起來鬥爭。相反,占中三子的實際回應是,拒絕號召參加元旦遊行!我們警告,占中三子和泛民主派猶豫不決,令運動有失去民意的危機。

占領中環 罷工罷課

中央政府已從過往廿年泛民爭取民主失敗的經驗,可見單靠遊行集會並不足以對抗政府。戴耀庭等人目前提出的占中方案含糊不清,更時而提出各種自我束縛的荒謬策略。如果占中繼續清晰而進取的策略,恐怕占中最後與過往的集會無異。

在上次商討日,已經有參與者提出罷工罷課,而社會主義行動亦一直在不同的占中論壇提出罷工罷課的必要性。然而,占中三子卻指「占中不會對抗商家」,但商家財團正是不民主製度的最大既得利益者,苦口婆心勸說商家接受他們的好意,不過是一廂情願。

「占領中環」要達至癱瘓經濟運作,威脅香港統治階級的利益,才有可能勝利,而罷工將能發揮這重要的效果。學生罷課作為鼓動鬥爭的起點,然後號召工人罷工。「占中」應該要求學生組織和工會簽署約章:如果警察逮捕或襲擊占中參與者,這些組織立即發動罷課罷工還擊。土耳其群眾在六月占領塔克斯廣場遭到警察鎮壓後,公務員工會發動全國30萬人大罷工還擊,就是一例。

沒有團體可以壟斷占中

最近,「和平占中」發表聲明指,支持占中的團體要先知會主辦方,強調其他團體要扮演「後援」角色。社會主義行動必須指出,占領中環是屬於所有群眾的,並非任何團體的專利,「和平占中」並無權壟斷運動。任何人都有權成立組織支持占中,不受限製地獨立行動,提出自己的策略,爭取群眾支持,包括集會和募捐。

終院裁定申領綜援「七年限製」違憲

社會主義行動歡迎這項裁決,這將為減輕內地新移民貧窮邁向一小步。然而,右派民粹政客,如新民黨葉劉淑儀和自由民李梓敬之流,伺機抹黑「內地人來港搶福利」,煽動反內地人的族群仇恨,分化中港兩地群眾的團結。這群政客同時亦打擊勞苦大眾的社會福利(包括最低工資、集體談判權、增加富人稅)。香港的福利、學校和公屋資源短缺,是因為政府吝嗇的理財方法,不是因為內地新移民!港府福利開支的水平占本港GDP的5.8%,是經合組織裏已發展經濟體的平均水平(19.2%)的四分之一。當務之急是,要打破香港作為「避稅天堂」的困局,由有錢人支付增加公共服務的開支,將財富重新分配予勞苦大眾。

右派民粹抹黑內地新移民

多年來,社福署製造「綜援養懶人」的輿論抹黑窮人,又要申領綜援的老人之子女簽署「衰仔紙」(承認自己無能力供養父母),竭力逃避政府公共開支的承擔。今年,自由黨的李梓敬發起運動抹黑領取綜援人士,舉起「反對濫用綜援大聯盟」招徭過市,合理化政府的重商政策。此外,「激進」的本土派更提倡「蝗蟲論」,發表內地人侵蝕香港資源的仇恨言論。

自1970年代起,申請綜援的資格為居港滿1年。直至03年,在時任政務司長曾蔭權以「經濟不景」為由修改規定,在翌年實施「領綜援需居港7年」的規定。

事實上,內地新移民領取綜援占整體綜援開支不過是一小部分。根據終院的判辭所指,以2001年至2002的財政年度為例,即使當年實施了「居港7年規定」,政府實際上可節省的綜援開支大約只是7億多港元。可見,曾蔭權當時的政策不是為了節省開支,而是為了將對政府的憤怒轉嫁至窮人身上。

根據《主場新聞》報導:「終院指出,早在1998年至2003年之間,即未實施7年居港限製的時期,新移民占申領綜援總人數大約12%至18%,認為即使讓居港未滿七年人士申請綜援,對財政負擔影響微不足道。」

此外,判辭又指出:「估計花在新來港人士的綜援開支,由1999/2000年的1.467億港元(相當於綜援開支總額的10.8%),增至2001/02年的1.728億港元(比率升至12%)。」

社會福利署資料顯示,居港未滿7年的綜援受助人由2001年12月底的58,576名,減至2010年底的19,127名。此外,居港少於7年的綜援受助人數為27,197人(2008-09年度)跌至14,843人(2012年底),出現一定程度 (45.4%)的跌幅。

若以每人領取2,000元計算,2010年內地新移民的綜援受助額不過$3,800萬港元,與當時政府6,000億港元財政儲備相比,不過是九牛一毛。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2:40:00

人口政策仇窮迎富

政府的人口政策向來仇窮迎富,富人可輕易付「路費」跨越邊境,相反不少貧窮家庭中港相隔而不能團聚。今年正為本港推出投資移民計劃10周年,讓來港投資650萬元的內地富人獲得居港權。自03年10月起接受申請至2009年,投資移民成功批核個案逾4,350宗,以每個個案最少來港投資650萬元計算,香港最少已有逾282.75億元進帳。當然,豬籠入水的是地產商和炒家,而不是普通市民。

99年的香港居留權爭議事件中,內地新移民爭取港人在內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權,當時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淑儀發表「十年內將會有167萬人可從中國內地移居到香港」之香港陸沈論,伺機要求人大釋法拒絕香港居民在內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權。

然而,根據統計署資料顯示,2013年申請單程證來港的只有約47,000人,根本未用盡每天150個的限額,「陸沈論」早已破產。打著「反政府」旗號的本土派,今天攻擊「內地人搶福利」,實質上與建製派葉劉淑儀當年的荒謬理論如出一轍。

敵人是政府和資本家 不是內地新移民

目前房屋、教育和醫療的資源不足,是因為政府投放公共開支極為吝嗇,香港公共資源的不足,在於政府的緊縮開支政策,而非「被內地人搶福利」。無論是「親政府」的自由黨還是「反政府」的本土派,其所抹黑內地人的歪論,最終只會是政府新自由主義政策轉移視線的幫兇。香港的工人和基層的矛頭應該指向掠奪財富的資本家和政府。

二零一四年

中央堅拒真普選 政改假諮詢激化群眾

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訪港,為中央的普選方案劃上底線。李飛表明未來特首候選人一定要「愛國愛港」,不得與中央政府對抗。他亦指出,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將會承接現時的選舉委員會,即由商界菁英和建製政客主導的四大界別組成。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表示,公民提名方案只屬於公民推薦,無論什麼方案,最重要是無削弱提名委員會的提名權。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表示,提委會的特首提名權是「排他」及「專屬」的,不可被架空和削弱。此外,建製派亦會限製候選人數目,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暗示,特首是不出二至四個候選人參選。

可見,中央政府必定牢牢控製,無論泛民主派提出什麼提名方案,如果不廢除現時的提名委員會,最終還是受提委會主導。溫和派的民主黨和工黨,提出公民、政黨或提委會任何一渠道取得有效提名,便可入閘。所謂「三軌製」最後會是由提委會主導,另外兩種提名方法不過是「諮詢性質」的政治花瓶。而激進派的社民連和人民力量提出的「公民提名不可或缺」,為接受提委會與公民提名留下一道後路,沒有信心打破中共體製的框架。

泛民主派在政府架設的「基本法」鳥籠打轉,不敢從事體製外的抗爭,但中央從來不用遵守自己製訂的法律。人大常委會曾經兩度否決2007/08及2012年普選,違反所謂基本法的「承諾」;一零年的政改方案一役,起初中央指超級區議會功能組別方案違反基本法,但後來與民主黨民協達成枱底交易後,又轉駄支持。

泛民妥協 占中猶豫

中央堅拒賜予真普選,態度清晰,但泛民依然在群眾中散播幻想,堅持與政府有談判空間。

曾經反對五區公投的公民黨湯家驊一馬當先,以「個人名義」拋出沒有公民提名的方案,接受「愛國愛港」的篩選標準。湯家驊接受訪問時,表示北京很怕特首選舉出亂子,偏激的候選人會在選舉論壇大聲疾呼「打倒共產黨」、「推翻一黨專政」,中共或會覺得未必可以處理。真普選聯並無公開批評湯家驊的取態。

民眾對占領中環愈來愈失去耐心,最近梁振英的落區宣傳演變成反對者的抗議,元旦遊行將會見到大批群眾上街,政治氣氛勢比去年更為激進。

政府拒絕真普選的態度昭然若揭,現在是動員群眾、準備占中的好時機。如果有清晰的策略和立場,教育群眾已經與中共沒有妥協空間,必定可以凝聚民氣、起來鬥爭。相反,占中三子的實際回應是,拒絕號召參加元旦遊行!在社會主義行動的占中商討日中,我們成員鄧美晶抨擊,占中三子和泛民主派猶豫不決,令運動有失去民意的危機。

中央政府已從過往廿年泛民爭取民主失敗的經驗,可見單靠遊行集會並不足以對抗政府。戴耀庭等人目前提出的占中方案含糊不清,更時而提出各種自我束縛的荒謬策略。如果占中繼續欠缺清晰而進取的策略,恐怕占中最後與過往的集會無異。

占領中環 罷工罷課

在第一次商討日中,已經有參與者提出罷工罷課,而社會主義行動亦一直在不同的占中論壇提出罷工罷課的必要性。然而,占中三子卻指「占中不會對抗商家」,但商家財團正是不民主製度的最大既得利益者,苦口婆心勸說商家接受他們的好意,不過是一廂情願。

「占領中環」要達至癱瘓經濟運作,威脅香港統治階級的利益,才有可能勝利,而罷工將能發揮這重要的效果。學生罷課作為鼓動鬥爭的起點,然後號召工人罷工。「占中」應該要求學生組織和工會簽署約章:如果警察逮捕或襲擊占中參與者,這些組織立即發動罷課罷工還擊。土耳其群眾在六月占領塔克斯廣場遭到警察鎮壓後,公務員工會發動全國30萬人大罷工還擊,就是一例。

在未來的民主鬥爭,群眾要與獨裁政府一決雌雄,需要不妥協的革命性鬥爭,拒絕任何密室談判,除了提出廢除提名委員會,爭取沒有篩選的一人一票普選,議員亦需要領取普通工人薪金,可以被隨時罷免,並以新的議會取代跛腳的立法會。民主運動只有由工人階級領導,並連繫至中國內地的群眾反抗,與社會主義的鬥爭連結起來,實行八小時工作製和民主公營大企業等政策。只有打破中共一黨專政和資本主義,香港才會有真正的民主。

香港:民主鬥爭何去何從?

元旦大遊行再一次動員了香港成千上萬的民眾上街捍衛真正的普選,並反對北京當局委派的非民選政府。但是今年的參與人數明顯比去年的13萬人(元旦遊行的最高紀錄)回落,這反映出現時局勢的復雜性,並突出了民主陣型中激烈的矛盾與分裂。

這是個反對2017不民主的行政長官選舉製度鬥爭的關鍵時刻,屆時將會是首次全部選民都能參與其中。縱使如此,這個選舉製度(主要由英國人發展出來的)允許中共專製可以通過財團菁英壟斷政治架構淩駕於民眾的選擇。他們刻意誤導公眾可以在2017年獲得「自由」的選舉(沒有操控的),但群眾變得日益憤怒因為越發明顯地這只不過是另一個騙局。於此同時,北京不斷提升警告與威脅,將任何挑戰其立場的方案稱為「不愛國」和「不合憲」。

遊行參與的人數並不能夠作為唯一衡量公眾情緒或鬥爭的意誌的標準。但無論如何,三萬人(根據主辦單位的數字)抑或萬三到萬六人(根據香港大學的數字)的參與數字,是對現時民主運動的手法和其實際領導的一次警告,尤其是「溫和的」民主黨。正如民陣的發言人楊政賢對《英文虎報》評論遊行的低下參與:「反映出有些人認為單純的遊行並不足以表示憤怒」社會主義者更會加上,群眾需要的並不只是要「表達憤怒」,而是需要一個能夠擊敗現政府的鬥爭策略和手段。

元旦遊行的參與人數大幅下跌所代表的,是部分民眾感到每半年一次的遊行並不能夠帶來真正民主改變的一個征兆,就算其中的一些遊行有龐大的參與人數(譬如去年七一遊行的四十三萬人和前年相若的人數)。民眾開始對泛民領導的無為感到沮喪,他們明顯只尋求與中共專製達成妥協。我們從他們不斷降低對未來選舉製度的政治要求,並越來越減少反政府的群眾動員中看得出來。

工人國際委員會在香港的支持者(社會主義行動)一直重申中共政權並不會被「理性」論點所說服以在香港(或任何其統治的土地)落實真正的普選,而因此所有可能的「妥協」――一個調控至並接受中共專製的繼續――只會導致今天不民主製度的不斷重復。表面上可能會出現改變,但這不會是根本性的。真正的民主改變必須要擊倒獨裁統治,而這只能夠透過香港的群眾鬥爭,采取更有效的策略,譬如反政府的政治型群眾罷工等,但同樣關鍵的亦是要連結中國大陸被壓迫的群眾,建立團結民主抗爭並終結專製統治。

占領中環

非民選產生的香港梁振英政府並不會因為元旦遊行較低的出席率而感到安心。就如一個親政府智庫的前主席劉紹佳警告說:「政府沒有感到自滿的空間…民調都在顯示不滿正在增加。」

梁振英政府在各個戰線都困難重重,從經濟下滑和爆發性的貧富差距,到接二連三的貪腐醜聞與官員辭職以及民意的崩潰。十一月的民調顯示梁振英的評分已達到40.6 分(100分為滿分),是自2003年大遊行以來所有特首的最低評分,當時的運動迫使時任特首的董建華下臺。中國政權繼續拖延民主的舉動是民怨爆發的其中一個原因。這股民怨在遊行當中以要求梁振英下臺而呈現出來。但是,現在需要的是一個能夠帶領鬥爭向前走的策略,而這也是過去一直所缺乏的。

去年元旦大遊行有13萬人參與,當時關於「占領中環」的概念還在最初的階段。當時的計畫是一個無限期占領主要商業區域的群眾運動,而當初計畫會在本年七月緊接七一遊行後發動。在過去的一年以來的「占中」運動,一開始吸引了青年人與民主運動中活躍分子的廣泛回響。社會主義行動歡迎占領的提案並在運動中積極的參與,同時也指出運動的局限性(占領運動是有效的跳板,但需要升級至群眾性的罷工罷課)。我們亦批評由「溫和」泛民主派主導的「占中」領導層綱領的缺陷,其不過是在模糊而非澄清甚麽選舉辦法才能夠終結中共專製的操控。

不幸的是,在最近的一段時間中「占中」領導層更再次降低抗爭的言論,無論是就占領運動的廣泛性抑或是組織性,並進一步模糊2017選舉的訴求。在中國政權和其扯線公仔香港政府的壓力,但同時亦關鍵性地受到香港資產階級的壓力下――其不斷批評占領「擾亂社會」而歷史上亦一向反對民主普選――,「占中」的領導層動搖了並往後退,隨時會犧牲群眾對占領運動的支持。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2:41:17

鎮壓的威脅

建製派與其控製的媒體的言論越來越變得強硬,警告占領行動會變成「動亂」,甚至指責「外國敵對勢力」的幹預(暗指英美政府,縱使他們都未嘗支持民主)。一些親北京的政客更暗示解放軍可能的鎮壓。梁振英不斷地強調占領運動「不可能」會是「合法或和平」的。不同的紙面壓力團體頓時冒起來反對占領――實際上由建製派所組織的――,並準備攻擊或挑釁沖突來作為警察鎮壓占領的藉口。這些組織在最近的一段時間中日益自信和強硬,並首次在元旦遊行舉行的同時擺設街站――明顯的挑釁行為。

建製的壓力堆積在泛民及「占中」領導層身上,使他們放棄「暴力和不合法」,但實際上是要迫使他們一些領導們放棄占領的概念。這個「非暴力」的宣傳由這些同時支持北京當局1989年的六四屠城鎮壓的政客推動,顯得額外偽善。

與其認真辯論關於真正民主選舉製度的論述,建製派的政治恐嚇宣傳更激起廣泛群眾,尤其是青年人的反感。假如擁有清晰而堅定的領導層帶領,對於占領運動以至長遠反專製的策略的支持將會倍增。不幸地,這並不是實況。建製派的壓力與「占中」和泛民領導層的越發龜縮,正積極地製造能達至2017選舉製度妥協的幻想。我們重申:任何與中共獨裁達成的妥協,正如過去多次證明一樣,只會是表面上的修飾。

「占中」領導層最近宣布占領行動會由2014年七月延遲至2015年三月,來迎合政府的諮詢過程與報告。但這個「諮詢」只不過是場戲,政府一直都有前設立場。這個醜陋的諮詢過程就連前政務司司長(香港政務官員首長)陳方安生都稱為「不誠實和具誤導性」。

「明顯地,無論是根據政府文件或者官員們近來的言論,都顯示落實普選的尺度都已經被事先決定下來,並受到北京中央勢力的嚴重影響。」陳說。

縱使群眾鬥爭的時機可能會隨著某些客觀因素影響,由上而下的官僚作風使得早前「占中」領導層提出的民主討論大相逕庭。這樣對待群眾鬥爭的態度――以為能好像水龍頭般隨時打開關閉――完全違背了全球大型群眾運動,如2013年土耳其和巴西的抗爭經驗。

延遲行動會導致士氣的瓦解並在未來更難去動員。這樣卻恰恰迎合一些右翼泛民政客,他們實際上卻非常不願意進行占領行動,恐防運動會脫離他們的控製。與其建立認真的運動挑戰政府,他們尋求一個有限度的、象征性的占領使他們可以「嘗試過」。一些泛民領導層充滿愧疚的語調,不斷祈求政府不要「迫使」他們發動占領。

這種缺乏戰鬥性的態度,導致民主運動的廣泛層面當中出現兩極化與沮喪感。這透過不同的方式呈現了出來,包括越來越高調的「本土」極端分子(右翼反大陸人種族主義者),以及其他更激進的派別,但是未能提供一套貫徹的替代策略或者明白建立民主的鬥爭架構的重要性。

公民提名VS精英委員會

關於反民主和泛民主陣型的核心分歧在與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提名程序。中共及其在香港的耳目堅持需要提名委員會,並透過它篩選走「不合適」的候選人。這個委員會是參照過去小圈子選舉中的由精英壟斷而極度不民主的選舉委員會所組成的,兩年前梁振英就是由1200個非民選的代表組成並被大資本家所壟斷的委員會所揀選的。

為了披上一個「聆聽市民」的外衣,政府可能同意擴大委員會並接納民眾直選代表作為其組成部分,但同時會保障建製派的壟斷地位。無論如何,中共會確保擁有最終的控製。其與泛民領導層辯論的「絕招」就是提名委員會是香港基本法,以及全國人民大會的橡皮圖章中所規定的。這個「憲法」論就好像球證的「紅牌」一樣,北京當局能夠否決任何不屬意的方案。至今這個法律緊箍咒很有效,因為泛民的領導層都中了咒語般墜入了維護基本法的迷思中。

與其反對這些不民主的規定,甚至提出憲政修改,泛民的領導層允許自己被拉進這個無意義的討論和「詮釋」基本法裏甚麽允許不允許。但這個文件本來就是個精英製下的官方文件,在四分一世紀前由中共專製與香港資本家們聯手製定的。其主要目標就是要確保資本主義製度,並根據基本法規定是一直不變至2047年的。這樣的一份文件中充滿專製的法律條文並不是個巧合。

主要的泛民政黨組成真普選聯盟,提出「公民提名」的要求,意即任何人假若能夠獲得足夠的公眾連署就有權利被直接提名。但同時這些政黨卻不反對北京的提名委員會。這個「墻頭草」立場是政客們企圖建立談判的平臺,來達至某個包含直接(公民提名)元素及間接(提委會)的雙軌方案。社會主義行動批評這個立場,首先這樣是在散播中共會願意妥協(其往往會表面上妥協――但不會放棄控製),第二這會是右翼泛民領導妥協的前提(我們已經察覺到了)來放棄公民提名並接受提名委員會,讓中共可以篩選走任何能夠不在中國政權控製下真正具有威脅的人。

中共的喉舌不斷強調他們不會接受公民提名,指其「違反」基本法。最近,梁振英其中一名高官,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指公民提名的概念「天馬行空」。這是就元旦日當天占領中環運動發起的「公投預演」民調的回應。這個民調主要透過網上及電話投票,吸引了62000的票數。其中,94%的票數支持選舉需要「公民提名的元素」。這故意使用模糊的詞語――「…的元素」――反映了「占中」領導層更進一步準備妥協的證明。但是,正如我們警告著一樣,就連這個被模糊化的立場也會被政府否決。

因此,泛民領導層將自己帶進談判的死胡同,一個很腐爛的並由精英壟斷的提委會加上一些「民主」修飾方案將會是很可能出現的結果,讓中國專製繼續控製選舉過程,除非社會爆發由下而上的巨型運動打破這個局勢。

元旦遊行後的下一步

今年元旦大遊行參與人數的低落是人民對於一次又一次重復的行動,以及反政府陣營的內部分裂甚至活躍分子之間尖銳的矛盾情緒的一個反映。雖然這並不就意味著群眾運動的低潮,但確實曝露了資產階級政客的無能和對抗中共時的軟弱。去年十月政府堅持媒體壟斷政策拒絕發牌予香港電視的事件中,近二十三萬人次共參與了三次巨大的集會行動,顯示了有相當多的群眾願意站出來對抗政府。顯然,泛民主派的領袖並沒有積極參與其中並藉此契機認真地準備未來的普選抗爭,反而在過程中一直保持低調,不給予群眾任何期望並隨時將之解散。

元旦大遊行的過程中出現了更復雜的情況:「占中」的領導者宣布他們要將行動推遲至二零一五年以遷就政府的所謂「咨詢」時間表,甚至表明不會參與元旦大遊行。這無疑是對群眾發出了一個負面且混亂的訊號。盡管如此,兩名「占中」的領導者卻在遊行後的集會中上臺發言,而他們所提出的「消極抵抗」策略卻主導了運動。運動的參與者被要求平躺在地上以排練「非暴力」的手段去對抗警察的鎮壓。這種所謂的「甘地精神」是出自於「占中」領導者對於印度獨立鬥爭片面而膚淺的分析和理解,印度反英殖鬥爭的勝利,有賴於大規模群眾運動、全面性罷工、農村起義、群眾公民抗命、以及各地反殖民主義革命的國際浪潮。這些鬥爭都沒有因為聖雄甘地的「非暴力」原則而自縛手腳。(何況甘地也支持有某些情況下使用暴力以抵抗國家機器的鎮壓。)

「占中」領導者沒有考慮到親政府團體日益嚴重的威脅,他們很可能會成為警察鎮壓行動的前鋒。社會主義行動不提倡暴力,我們強調良好的組織和群眾運動中堅實的紀律是最有效的抗爭方式。這包括在民主監督下組織糾察力量和巡察行動以作自衛。我們亦呼籲香港的工會承諾假如政府采取暴力行動或鎮壓「占中」時發動罷工與之對抗,就像2013年土耳其群眾運動中公共部門工會所做的那樣。

意義重大的諸多問題

「占中」領導者發起智能手機「公投」遇到很多人的批評,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是批評者之一。雖然他亦有呼籲群眾投票,他認為過於強調投票而掩蓋了參與遊行。其他一些人走得更遠,「公投」所設定的三個議題中有兩個都暗示著接受提名委員會的存在。〔三個議題分別為:1)提名委員會代表性應予提升。(!) 2)行政長官的提名程序不應設篩選機製 3)行政長官提名程序應包括公民提名元素(!)〕

這次「公投」包括網上投票,以及在元旦遊行的維多利亞公園起步點設有實體票站,在實體票站旁,一些青年就議題質詢投票主辦方並呼籲群眾不要投票,因為這將變相贊同其妥協方案。在最後的集會上,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聲稱「即使沒有公民提名的普選也可以接受」,隨即被參與的群眾大喝倒采。她的發言顯露了民主黨的小算盤-他們準備以拋棄公民提名作為妥協以換取將來重新設計的提委會。這樣的方案甚至不能稱之為「局部民主」,再一次,民主黨向我們展示出他們的「妥協」其實是變相投降。

正正是泛民領導這樣的倒退令那群揮舞著殖民地旗幟的「本土派」得以立足。這個松散的組織活躍於網絡社交媒體,主張與中國大陸區別的香港人身份和自主權,但卻混合了針對內地人的種族主義責難,甚至指組織元旦大遊行的民間人權陣線為「親中國組織」。即使他們參與遊行的人數比一年前要少,但本土派的聲勢卻日漸增長。一個自稱「香港人優先」的團體在元旦大遊行中展示了一個易拉架,上面寫有反內地人的種族主義口號(針對「蝗蟲」),並帶來了一些蕃茄用作投擲。民主黨副主席蔡耀昌被「本土派」示威者圍堵和威嚇,但卻並非因為他的黨準備在普選議題上向中共投降,而是由於他協助一名內地新移民婦女就香港政府對綜緩居港年限的訴訟中勝訴。

盡管本土派的力量仍然弱小,但他們力量的增長代表了另一個妨礙反擊中共爭取民主權利和反對香港資本主義當局的鬥爭的障礙。去年十二月,「香港人優先」的成員攜帶著香港殖民地時期的旗幟闖入駐港解放軍軍營大門。這次只有三個成員以及若幹攝影者參與的行動純粹是為了宣傳,但實際上卻為對抗中共統治的鬥爭帶來了反效果,中共的媒體和宣傳機器借用這次事件全力渲染香港的民主鬥爭是「親外國」的。但同時,我們亦全力反對對這些示威者(他們的行動是和平的)的逮捕和很可能隨之而來的嚴懲,而且必須指出的是,對這一示威的批評很多是來自於泛民的高層,為的是借此抹黑「激進示威」方式。

矛盾的是,我們看到右翼種族主義和民族沙文主義的團體都在親中國和親香港的陣營中出現,而同樣的都會被統治階級利用,以分化和破壞大型反政府群眾運動。這類團體的出現是由於民主鬥爭中領導力量的真空所引發的病癥之一。這些團體的核心思想-排外主義-沒有或只遭到很小的反對,因為大多數泛民政黨甚至「左翼」團體都不敢公開挑戰和組織對抗。社會主義行動的支持者通過我們「反種族主義青年」的運動,在這個重要議題上作為少數的聲音去表明我們的立場,通過示威行動和呼籲組織聯合鬥爭以對抗資本主義和獨裁專製。

可以肯定的是,在這個政治的緊要關頭,民主鬥爭缺乏領導力量是最為關鍵的問題,社會主義行動的支持者確信一股新的力量正在前來並會提出一個必要的政治綱領去建立一個勢不可擋的群眾民主運動。就如我們一直所說,不論在香港抑或中國,這場鬥爭的關鍵力量是工人階級和青年人,並且必須建立群眾性工人政黨。假如群眾在「2017之戰」中再次被出賣將引發爆炸性的反彈,反對占統治地位的右翼泛民主派領導以及整個政府。

反中共獨裁的鬥爭不能與反資本主義的鬥爭分割開,香港的富豪一直與中共專製狼狽為奸以保護龐大的既得利益。社會主義者將當下為爭取僅僅是部分民主與社會進步的運動與持續的運動想結合,以表明得到真正的民主權利和尊嚴體面的生活都必須要推翻資本主義製度並建立民主的社會主義。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2:42:23

元旦遊行後:泛民妥協 民主黨投降

今年元旦遊行,大會民陣宣稱有3萬人上街,數字比去年的13萬人驟然下降。梁振英的統治下民怨沸騰,特首民望凈值只有- 46%,而中央政府清晰表示不會接受公民提名,會篩走任何與中央對抗的候選人,為政改一役揭開序幕。政治氣候驟變,在混沌無序、錯綜復雜的局勢下,民主派無心亦無力號召群眾反抗,泛民陣營內的政治矛盾亦變得尖銳。

占中三子猶豫不決

政改諮詢展開後,占中三子猶豫不決,沒有積極動員反抗,也沒有推進占中的具體策略。「和平占中」原本宣布不會參加元旦遊行,並且會將占中拖延至2015年3月舉行。這將令未來占中的議題繼續淡化,更難動員群眾參與。群眾對年復一年的遊行感到疲憊,難免失去信心。民陣發言人楊政賢指:「市民認為遊行已無用,希望用更激進或高層次手法表達意見……」如果民主運動中有強而有力的領導,提出清晰進取的抗爭綱領和策略,可以鼓動更多群眾元旦上街,準備動員更有力的行動。

但是,「和平占中」卻在元旦遊行日舉行政改公投。公投的方案玩弄細節,半遮半掩地推行妥協的議程。這是占中三子進一步妥協的征兆。

公投項目包含三項議題:

1) 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的代表性應予提升
(預設議程:承認提名委員會的代表性,順應了泛民妥協派擴大提委會、保留小圈子提名方式的方針)

2) 行政長官的提名程序不應設篩選機製

3) 行政長官的提名程序應包括公民提名元素
(預設議程:公民提名「元素」,意味著可以接受公民提名出來的候選人,由提委會篩選。)

最後,有6萬多人通過手機、上網或親身到維園遊行現場投票,當中64%來自手機程式投票,大多數人均支持三項議程。建製派(例如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故然無視投票結果,指其沒有參考價值;對支持民主的群眾來說,這也不過是一場不能凝聚民意的鬧劇。

此外,在元旦遊行後的集會裏,戴耀廷強調占中參與者要竭力避免暴力,並列出「和平理性」的守則,包括被警察拘捕時,要蹲下雙手放上頭上,表示不會反抗。社會主義行動同樣不支持個人暴力行為,但我們需要組織動員挑戰政府的群眾運動,如罷工、罷課、罷交稅等,而非占中三子宣揚的象征式反抗。

公民提名 + 提委會確認 = 公民推薦

在遊行裏,除民主黨外,各泛民政黨都打著「公民提名」的旗號,但同時接受小圈子提委會並存。甚至是激進民主派「公民提名,不可或缺」的訴求,亦是留有一線,願意保留小圈子提委會的提名方式。提委會的提名權力一定遠遠淩駕其他提名方法,令官商權貴享有更大的提名權。甚至提委會會劃走由公民提名產生、但不「愛國愛黨」的候選人。

在元旦遊行一周後,真普聯公布普選方案,提出「三軌製」的提名方法,包括提委會提名、政黨提名和公民提名,而後兩者需要由「提名委員會」予以確認。公民提名出來的候選人需要由提委會確認,實則上等同接受小圈子的篩選,與建製派所講的「公民推薦」無異。再者,建製派只需要千多名官商權貴支持,即可通過小圈子提委會入閘,遠較公民提名容易。這猶如特權分子享有通關的特快通道,違背了平等被選舉的原則。

即使真普聯的「三軌製」已經是妥協的爛方案,但民主黨提出更倒退的立場,在1月9日發表聲明澄清,指三軌製並非缺一不可,暗示可以接受沒有公民提名的方案,可見此黨已走上投降的不歸路。而元旦集會期間,民主黨劉慧卿亦在臺上表示,公民提名並非不可或缺,當時被群眾以噓聲回應。愈來愈多人看穿民主黨希望可以與中共達成交易,旦求自己能入閘參選特首。前港區人大代表吳康民在1月11日《明報》撰文表示,民主黨劉慧卿、新民黨葉劉淑儀與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如可一起成為特首候選人,必然獲得公眾歡迎,「也許可以破解當前提名問題的悶局」。

真普聯由泛民妥協派主導,對民主黨的立場自然得過且過。在公布方案的新聞發布會上,召集人鄭宇碩最初表明三個機製缺一不可,並多次重申三軌是一個整體。然而,在1月10日鄭又改口風,表示記者會上從沒有說過三軌「缺一不可」。占中三子之一戴耀廷指,三軌製是否缺一不可,由政改的占中公投決定。不難想像,屆時的所謂「民間公投」又如元旦公投般,預設妥協的議程,方便泛民主派公然放棄公民提名。

真普聯包庇民主黨,可見這個泛民妥協派主導的賊窩,讓政客互相掩飾其叛賣群眾的行為,並不可能在當中推進民主抗爭。泛民妥協派的其他政黨,如公民黨、民協和工黨等,希望由民主黨當「擋箭牌」,躲在民主黨背後走妥協之路,這些政黨都準備妥協。據報道,民主黨內有人埋怨:「沒理由次次都犧牲民主黨、其他泛民不出聲…」

「進步民主派」接受真普聯方案

社民連和人民力量隨後召開記者招待會,指控民主黨違背了真普聯的共識,要求該黨退出聯盟。但是,兩黨卻接受真普聯的妥協方案,沒有提出提委會的「確認」程序等同篩走公民提名出來的候選人。

社會主義行動必須指出,唯有直接要求廢除提委會,才能享有平等的公民提名權。

《基本法》的鳥籠

學民思潮提出「全民提名」的方案,即由350萬人組成提名委員會,是目前資產階級民主派中最進取的方案,成為了元旦遊行的焦點。然而,學民思潮始終強調,真正的公民提名是可以符合《基本法》,不會挑戰現存體製。他們沒有告訴群眾一項事實:如果不打破基本法的框架,不挑戰中央統治的權力,並不可能爭得真正民主。

不少與中聯辦關系密切的高官,例如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都表示公民提名不符合《基本法》。在1月10日,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就出席了一個閉門午宴,指《基本法》已經非常明確、清晰規定提名委員會的職權,任何削弱及架空提名委員會權力的方案,都不符合基本法精神。可見,真正的公民提名,而非目前真普聯提出的「公民推薦」,在中央的法製內是不容許的。

《基本法》由英殖時期的資本家與鄧小平下的獨裁者製訂而成,最後的解釋權亦在大陸的人大常委,以確保箝製香港的民主運動。中央政府向來「法為己用」,曾經以人大常委決定兩次否決普選。最近,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更引用《基本法》18條,如人大常委會宣布香港進入緊急狀態,中央政府可命令香港實施中國法律。如果香港的民主鬥爭威脅到大陸統治,基本法和解放軍可說是同一級別的鎮壓機器。

現在就需要向群眾解釋,如果《基本法》不容許真正普選,我們不應受製於法製框架,應該將之打破,並且以新的人民議會取代權貴控製的立法會。

本土派崛起的危險

打著反大陸人旗號的本土派有崛起之危機。元旦遊行當日,約30名「反蝗蟲」隊伍參與民陣的遊行大隊,沿途高呼「左膠賣港賊」等口號,以大香港民族主義攻擊社會主義行動。

此外,「反蝗大行動」有100多人由修頓球場遊行至政府總部,主要攻擊最近終院裁定內地人申領綜援的「七年限製」違憲,亦以「反殖民、反赤化」等口號,將大香港民族主義精致地包裝起來。本土派遊行隊伍遇上民主黨副主席蔡耀昌。蔡耀昌在綜援「七年限製」一案裏,幫助內地新移民打官司,因而被本土派人士圍堵,最後需要受警方保護下,沖上的士離開,混亂中蔡耀昌疑被紙牌擊中。

12月,本土派組織「香港人優先」舉著港英旗沖入中環解放軍駐港總部,被軍方人員阻止。其後,該組織四名人士被逮捕。這行動為整個民主運動帶來反效果。大陸官方媒體誇大這次的行動,並指控香港的民主運動「勾結外國勢力」,製造加強鎮壓的藉口。但同時,該行動是和平的,我們必須反對逮捕或檢控四名示威者。

由於泛民領導的失敗,不少激進青年不再信任傳統民主派政黨,而有可能將希望投放在本土派身上,將之視為更激進的反獨裁力量。然而,這些大香港的民族主義主張排拒內地人,只會分裂中港兩地的群眾運動,削弱反抗中共的力量,並為打擊整體工人福利的論調護航。另一方面,建製派趁著群眾對民主派失望沮喪,伺機推動大量親中建製勢力發展,例如「愛字堆」和「保衛香港運動」等,當中有些是極端的大中華民族主義者。現時,港獨與親中兩派民族主義勢力的對立,令左翼和民主運動陷入更復雜的局面。

2014年的政治任務

泛民主派進一步背叛,在欠缺左翼運動的出路下,反動的右翼勢力有崛起的危機。如果群眾在2017年的普選路上再度被右翼泛民欺騙,將會製造更大的政治反彈。社會主義行動在2014年民主鬥爭的路上,會繼續提出徹底的民主訴求,以及推進更有力的抗爭策略。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運動註定失敗,民主抗爭與反資本主義運動是密不可分的,在政治氣候混沌的時期,建立社會主義綱領的工人群眾政黨,是勝利的基本條件。

明報撤換總編 AM730廣告被抽起

2014年,面對民主抗爭運動枕戈待旦,中共與特區政府業已打響前哨戰。梁振英政府民望江河日下,深陷統治危機,管治威信蕩然無存,連最後一根稻草的壓力也承受不下。在新一年,梁振英要收復輿論陣地,「敢抓敢管、敢於亮劍」,即便是媒體不時的「小罵」也讓他食不下噎。香港在世界的新聞自由排名已經連續兩年下跌,從2011年34位跌至2013年的58位。

新年伊始,政府明目張膽破壞新聞自由。《明報》傳出,疑因其一連九天頭版報導港視發牌風波,觸怒梁振英權貴,任職兩年的總編緝劉進圖因而被粗暴撤換,並安排一名馬來西亞藉人士掌管編采業務。《明報》的立場近年愈趨親建製,在前年特首選舉期間,劉進圖被認定為「梁粉」,多次延遲報道梁振英的僭建新聞。但梁振英似乎連這樣的報章也容不下。

此後,再有報導指,由中原地產董事施永青所創辦的免費報紙《am730》,懷疑亦因其編采方針,被兩至三間中資財團在未有解釋原因下,統一地抽起廣告。施永青指,被抽起的廣告份額超過1,000萬元,報章每年盈利約1,000至2,000萬。施永青本身是地產霸權一分子,《am730》亦非反對派報章,只是有些民主派人士在此報撰寫專欄,例如公民黨余若薇、人民力量劉嘉鴻等。

私人媒體為求牟利(或者那怕只是為求茍存),極為依賴廣告收入,因此廣告客戶對該行業的報導方向和立場有著極大的影響力。隨著中資財團在香港影響力愈來愈大,不少報章老板與內地人大政協關系密切,甚至本身就是這些高官,專製爪牙更容易以國家資本侵蝕新聞自由。基於政治因素扼殺新聞自由,卻被包裝為「商業決定」。例如,眾所周知《蘋果日報》多次在碼頭罷工期間批評李嘉誠,李氏於是抽起所有壹傳媒的商業廣告。

《明報》老板背景

《明報》大股東張曉卿是馬來西亞第九富豪,身家超過100億元。張曉卿旗下的世界華文媒體, 在馬來西亞的六分華文報章中持有四份,包括《星洲日報》、《南洋商報》、《中國報》同《光明日報》,占據當地整個華文報章廣告市場超過七成的份額。這些報章的立場都親建製,並曾經因為淡化六四報道,支持香港國民教育,引起當地華人反感。

根據《主場新聞》報道,張曉卿創辦的常青集團,根據集團網站,形容公司是中國改革開放後最早進入內地投資的國際跨國公司之一,在中國內地的總投資額近20億港元,其商業活動投資範圍涵蓋木業、石油產業、公路建設業等。2011年中,貴洲省僑聯曾指出,常青集團擬在貴州投資100億美元興建中馬產業園區,張曉卿並親身到當地考察,簽訂合作框架協議。

只有掌握財力的老板才有資源控製媒體,代表工人發聲的媒體故然無立錐之地,連立場靠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媒體亦難以生存。在「自由市場」和官商勾結的陰霾下,反政府的媒體不是被絞殺,就是被收編。

在資本壟斷下,私營媒體要麽造成無線電視式的一言堂大,要麽就如今次財團以商業手法幹預編采方向,永遠不能確保編采自主和新聞自由。媒體應當民主公營,這絕非指要將媒體交到政府手上(像大陸的中央臺),而是由傳媒工作者民主選舉產生的編輯委員會下運作,並由根據群眾意願,公平分配充足的公帑支付開支。這才能確保職能可以不受幹擾,切實監督政府,如實地反映社會的真相。同時,假如民眾認為公營媒體的報導偏頗或失職,可通過民主程序,隨時罷免編輯委員,確保媒體能如實反映民意。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2:43:24

支持傳媒工作者抗爭

去年,內地報章《南方周末》因為被中宣部抽起一份《憲政夢》的文章,激起記者罷工一星期抗議。明報員工組織了關註組,發起聯署尋求外界支持,可見員工堅守新聞自由的底線。相反,傳媒老板往往為了金錢利益,往往在關鍵時候放棄編輯自主。例如,親北京的旺中集團去年欲收購臺灣《蘋果日報》,老板黎智英曾一度與旺中集團達成交易,準備將公司出賣至臺灣富商,令蘋果員工感到被背叛。只是後來兩方談判破局,最終達不成交易。可見,站在前線捍衛新聞自由的,不是媒體老板,而是傳媒工作者。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記者組織獨立工會,以罷工對抗政府和財團扼殺新聞自由。

五千人遊行聲援受虐外傭Erwiana

中午十二時,眾多的印傭和菲傭團體,聯同香港各政黨和團體,先在修頓球場集合,遊行至灣仔警察總部,群眾高叫「We are workers, we are not slaves!(我們是工人,不是奴隸)」等口號。到達警察總部後,隊伍於門外呼叫口號,要求警察檢控雇主,還Erwiana一個公道。期後,隊伍遊行到金鐘政府總部外集合。大會宣布是次遊行共五千人參與。

社會主義行動亦參與遊行,舉起橫額:

「Justice for Erwiana! (為Erwiana討回公道!) No violence, No racism! (反暴力,反種族主義!)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全世界勞動者團結起來!)」

途中我們派發傳單,與外傭討論資本主義政府如何與商家聯手打壓工人的權利,縱容中介公司謀財害命,大行其道合法地剝削外傭。她們非常支持廢除中介公司製度,支持立法八小時工作製,由公共部門直接聘請家務傭工,並且提供宿舍讓外傭有自己的私人空間。

Erwiana除了在身體上被虐待至嚴重受傷外,雇主只準許她每天睡四小時、從來沒有休假、以及扣除她所有工資。當她被虐至重傷以致不能工作後,雇主便立即把她辭退,並送回印尼老家,行為可恥卑劣!這件事只是整個香港的冰山一角,反映了中介製度、「兩星期條例」等歧視性製度,令她們即使飽受欺壓甚至虐待,也因為害怕失去工作而不敢發聲。此外,強製雇傭同居除了剝奪了外傭的私人空間(如雇主突然要求晚上工作),亦令受虐待的外傭不能遠離施暴者。Erwiana的事件爆出後,令更多外傭勇於站出來揭發雇主的惡行。

我們認為,除了要求檢控虐待Erwiana的雇主外,曾拒絕協助受害者的「兆暉中介公司」應被立即停牌,然後進一步!

廢除歧視外傭的「兩星期條例」
廢除剝削外傭的中介製度,外籍家務勞工由公共部門直接聘請
取消強製雇傭同居,每年興建50,000間公屋,本勞外勞共享
建立不分種族的戰鬥工會,共同爭取權利:八小時工作、提高最低工資,外勞與本勞一視同仁,反對種族主義!
全世界勞動者團結起來,反對剝削和壓迫!

香港去年罷工:工人階級意識蘇醒

貨櫃碼頭工人罷工雖然被資方擊敗,但工人的抗爭意誌卻啟發了其他行業的工人敢於罷工,爭取改善工資及工作環境。高鐵地盤罷工、太古飲料廠罷工和日出康城三期的地盤罷工,都與碼頭罷工不無關系。幾場罷工的都是技術工人,薪水與最底層的工人相比都較高,更有信心團結一致挑戰資方。但外判製度的剝削,加上極高的工時,令他們處於奴隸式的生活。

有組織的罷工是跟資本家抗爭的有力武器,可以部分停止、甚至全面癱瘓企業運作,展示企業的真正主人是工人階級。政治罷工更是社會激烈變革不可或缺的鬥爭手段,威力遠高於遊行集會。罷工運動發展過程中,工人從經驗可以迅速學習到階級鬥爭的,工會意識乃至階級意識可以幾何級地提高。就如碼頭罷工爆發一星期後,李嘉誠置若罔聞、態度強硬,令工人開始認清到,敵人不只是騎在頭上的經理,也是自己的大老板。

廢除外判製度、恢復集體談判權、建立戰鬥工會,都是香港工人當務的重要任務。

高鐵地盤

200多名高鐵地盤工人於2013年8月31日罷工了一天,導火線是承建商禮頓建築當天早上的通告,宣布工人遲到五分鐘將扣減工資,並要求工人在隧道裏用膳。

工人的不滿還包括工作環境的惡劣,大部分工人在溫度極高並且空氣汙濁的地底隧道長時間工作,沒清潔的食水,工人患病和工傷被忽視。

最後,承建商宣布取消遲到早退扣錢,亦準許工人吃飯時離開地底,在隧道外用膳,並承諾改善隧道工地的空氣質素,工人才結束罷工,但改善隧道工地的空氣質素的具體方法仍不清楚。

太古飲料

太古飲料約300名運輸工人亦於2013年10月3日展開了一天的罷工,因資方擬將運送汽水工作外判,及準備對早前曾發生嚴重交通意外的司機作處分,資方5年來未有增聘人手,而運輸工人因人手短決而須預早時間上班負責行內稱「執水」的執貨工作,即將貨品搬上貨車上。

工人運輸工人不滿公司將運貨量大的業務外判,削減了他們的傭金收入。

運輸工人全體罷工,加上兩輛貨車堵塞門口,運輸服務一度癱瘓,令全港的大量餐廳和店鋪的飲料供應受影響,以增加其談判力量。

罷工當晚,資方表示同意工會的三點訴求:遇上交通意外而被解雇之司機復職 ;取消沙頭角業務外判,及;運輸工人不用負責執水工作。然而第二和第三點未有落實時間,只表示在2014年內盡快執行,工會則急急在午夜時分宣布解散罷工。

屋宇署

屋宇署約100名員工於2013年10月31日,中午罷工一個半小時,並舉行集會,要求立即增加前線員工以應付不斷增加的工作。

長期人手不足令未處理的已發出清拆令個案不斷增加。積壓的個案從2009年的3萬宗暴增至2012年底的5萬千宗。去年度因業主拒絕執行清拆令而發出的檢控卻比2007/08年度少30%。

政府的「肥上瘦下」做法令前線員工壓力日增,經常被迫於星期六、日,甚至假日加班。2011年起,大量技術人員不再續約。

工會要求增加人手500人。罷工過後,發展局於11月底則只向立法會申請190個常額公務員職位,卻包括一個常額助理署長職位掌管強製驗樓部,涉及的每年開支約227萬元中竟有173萬是用以支付該名常額助理署長的年薪。該申請將於明年二月被處理。

日出康城3期地盤

約100名工人於2013年11月17日發起罷工,並堵塞地盤出入口。事源地盤的二判公司聲稱資金周轉不靈而破產,拖欠逾兩個月合共約900萬元薪金。

這是繼貨櫃碼頭工人罷工後,李嘉誠旗下的企業又一次被牽涉及在內,長實發言人則指事件是二判淮輝工程與大判亮雅發展之間的糾紛,與該集團無關。

罷工開始兩日後,只有約一半工人已領取全數欠薪,故仍有40名工人在地盤罷工。翌日即11月20日,被工聯會控製的工會的代表、大判公司和勞工處進行會議後,罷工卻在亳無成果下被結束了。大判公司「承諾」約80名工人於填寫欠薪資料及出勤紀錄,給予勞工處核對後,盡量支付9月至當時拖欠的薪金,總共500萬元,即並非真正承諾。勞工處則向工人派發破欠基金申請表(因二判公司申請破產),而申索上限只有3.6萬元,故不少工人擔心未能全數追回薪金而未有交回。工會則指會給予大判一兩日時間考慮墊支欠薪,如大判不回應訴求,工會將再商討下一步行動。跟其他被少數官僚解散的抗爭運動一樣,這「下一步行動」於罷工結束後從未出現。目前仍未有消息指其余當時未取得欠薪的工人於其後能取回。

低薪工人組織起來

近月,美國低薪的快餐店工人進行了罷工,爭取提升最低工資水平,是底層工人抗爭的。香港的飲食業工人、清潔工、保安的平均年齡愈來愈低,可見青年的就業和晉升機會每況愈下,而外判製度令工會組織薄弱。但同時青年入行,如果能夠組織起來,會為這些領域的工會註入力量。年青工人需要建立戰鬥工會,團結工作零散化下的受害者,切實參與抗爭。

工會的民主

在罷工爆發後,如果工會都有召開大會,與工人討論出清晰目標,會更能增強團結力,但工會並沒有這樣做。而工會領袖應當就談判結果諮詢工人,並投票決定,令工人日後更有信心建設工會、參與行動。但工會欠缺民主,與資方達成協議後,在晚上甚至午夜時急急宣布解散罷工,令不少工人憂慮訴求未能達成。工會讓工人發表意見,民主決定罷工訴求和策略,不是奢侈品,而是抗爭成功的必要條件。

政治罷工

在占領中環運動中,社會主義行動一直強調,工人罷工是更有力的抗爭手段,威脅資本主義政府的運作。工會應該立刻鼓動工人組織起來,提高工人政治意識,未來切實參與民主抗爭(包括占中)。每場帶來社會變革的民主運動,一定以經濟訴求號召工人支持(解決貧窮、增建公屋、退休保障等),才能成功。而只有工人組織起來領導民運,反專製的抗爭才能走得最徹底。

實際窮人147萬 打工仔越做越窮

大堆數據可能會令人眼花撩亂,每個基層勞動者的切身困境才是貧窮最真實的反映。12月1日,職工盟發起爭取工會集體談判權的遊行,許多普通打工仔都是帶著自身經歷,憤憤不平參與鬥爭:

參加示威的馮小姐任職診所職員,現時工時過長,每天工作朝九晚八,每周一至六上班,並且過去四、五年來一直凍薪,根本追不上瘋狂上升的物價。她表示作為一個勞動者,一個工人的聲音太薄弱,希望能夠透過更團結的工會運動,爭取標準工時及加薪。

作為保安導師的馮先生,入行四十三年,是保安工會的一員。他提到,現時保安行業的工時是極需要改變的,一般保安每天工作十二小時,加上上班通勤的時間,一天就是超過十四小時,根本不能夠擁有合理的家庭與個人生活。而雖然政府實施了最低工資,但工人沒有集體談判權之下,老板可以肆意巧立名目,譬如取消飯鐘錢、減少有薪假期等手段,壓低工人工資。

除了本地工人,遊行亦有外勞工會的參與。來自菲律賓的Feliza,在香港當家傭二十多年,到今天的工作待遇依然十分不人道,她說她每晚都是要睡在地板上,毫無私隱可言。因此,她希望能夠讓工人爭取合理工資外,亦能爭取外地家傭能夠獨自選擇居所的權利。更表示樂於與本地工人一同抗爭,以示工人階級的團結。

港府於九月發布了《二○一二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更同時訂立出本港第一條的貧窮線。根據政府數據,以住戶入息中位數一半作為標準,全港貧窮人口為131萬,占總人口的18%!其實,將貧窮定義為住戶入息中位數一半,當中一人貧窮線月入3,600港元、二人家庭為7,770港元,標準實在低得可憐。若果將福利輔助計算在內,官方貧窮數字仍高達102萬,貧窮率為15.2%!梁振英更直指:「當局不可能滅貧……滅貧目標是不實際也無必要……」

政府劃出貧窮線的目的,似乎是炫耀扶貧「政績」。政府誇口福利政策令到近30萬人「脫貧」,但實質上這占貧窮人口不到四分之一,可見扶貧政策一直是杯水車薪,更不用說所謂「脫貧」只是個不溫不熱的超低標準。在政府眼中,財爺曾司長月薪36萬只是中產,個人月入4,000元卻不算貧窮!

政府在貧窮狀況報告中,刻意將基本生活保障包括在開支內,製造舒緩貧窮的假象。「計算一次性寬免措施如公屋免租、關愛基金的非恒常現金福利轉移後,貧窮人口降至八十萬五千人;再計算公屋補貼後,窮人剩六十七萬四千人。」

再者,貧窮線以上不代表能夠負擔合理的生活開支,政府的標準根本形同虛設。香港城市大學與英國布裏斯托大學的共同研究,計算衣食住行的基本生活開支,推算出全港未能負擔合理生活水平的貧窮人口高達147萬,比官方數字高出45萬!每5個人就有1個貧窮,16,000人一日無法吃足三餐,4萬多人沒有足夠禦寒衣物,猶如第三世界地區。

要解決貧窮問題,我們需要增加失業和傷殘援助金、直接落實增建公屋至五萬、全民退休保障、八小時工作製、最低工資與通漲掛鉤等公共政策,並將財團私營的地產商、銀行、媒體及公共事業公營化,由工人民主控製自己的經濟。

為什麽政府不去做?原因很簡單,財團商家對工人的剝削可以有一百個「合理」理由,但要向有錢人征重稅,將資金投入公共開支,來應付民眾的合理生活水準,卻是萬萬不能。資本主義製度就是有錢人的製度!

政府和資本家不會容易就範,工人要實現這些訴求,一定要切實進行抗爭。在低工資的行業先組織起來,特別是年青工人建立具戰鬥力的工會,加強工人階級的團結,是當務之急。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2:44:30

大香港民族主義的危機

近年,反大陸人情緒再度升溫。右派民粹政客爭相高呼「本土優先」,並將矛頭指向菲律賓外勞。這趨勢的背後是什麽?左翼應如何應對?

在中港經濟融合的政策下,港資為了從大陸市場牟取暴利,迅速將市場轉向迎合大陸消費者的需求,服務大陸的中上階層。市場經濟不受規劃,只會盲目追求利潤,大陸國內龐大的資金湧流至外地市場時,造成供應與需求的不平衡。再者,資本家刻意製造供應短缺,從而投機炒賣產品和服務。生活消費品價格飆升、基本服務資源短缺乃至生活空間縮窄,令中港兩地的勞苦大眾都感到困苦。

「大陸人搶奪資源」?

自由行政策帶動了大陸旅客來港消費,擡高了零售業、地產業等企業利潤。繁忙地區鋪租高昂,只有做遊客生意的超級市場、珠寶店和藥房才能承受,令香港居民埋怨生活需求受到忽視。同時,自由行的消費帶動了通漲,生活消費品價格高企,加劇貧富懸殊。中港基層人士都同時受害,獲益的只有零售商和地產商。

「搶奶粉潮」就是一例。在毒奶粉的陰霾下,大陸人對洋奶粉趨之若鶩,因而造成大陸人來港的搶購潮。大陸人對生活消費品的龐大需求,造成市場供需的不平衡。奶粉商有意識地強化市場不平衡,例如耗資廣告洗腦,吹噓奶粉的營養價值,製造需求;又恃其寡頭壟斷地位,迫使零售商以卑劣手法控製供應。奶粉零售價格被大大擡高,而水貨市場正是商業投機下的產物。(詳見:奶粉供應短缺-供應商為罪魁禍首,《社會主義者》雜誌第20期)

擠擁在鬧市的大陸旅客和邊境車站外的水貨客,成為了民粹政客針對的對象。右派排外政客散播「蝗蟲搶奶粉」的言論,將資本家投機炒賣造成的經濟困局,渲染成大陸人製造的禍端。

同樣,大陸人在國內得不到基本生活需要,較富有的中上階層自然求諸境外。香港的財團看準這個商機,而政府亦縱容基本生活設施私有化,以利潤為先的服務不能滿足需求,造成學位和床位不足現象。

大陸醫療質素慘不忍睹,又經常濫收費用,大陸孕婦尋求香港質素相對較好的醫療服務。醫療產業變成人命生意,迎合大陸市場,孕婦產子費用高達10多萬元,甚至提供由安胎至產子的一條龍服務。香港公共醫療開支僅得GDP的2.8%,而政府政策長年助長私院侵蝕公院資源,令公立醫院的床位比97年還要少1,000張。此外,參考本刊《終院裁定申領綜援「七年限製」違憲》一文,亦可見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才是資源短缺的原因。

危險的文化優越論

尤其是受到97亞洲金融風暴打擊,因而失去過往優越地位的中產階級,甚至在英殖經濟繁榮時待遇較優厚的工人階級,都容易產生懷緬英殖統治的迷思。泛民主派不時贊揚英殖的「法治人權」,亦強化了這種幻想。民怨沸騰而苦無出路,民眾對港英時期的幻想逐漸變成反大陸人的情緒。

本土派經常打著「保衛本土文化」的旗號,強調香港文化之優越,鼓吹區隔大陸人以免港人被溝淡。同時,他們指控中共在香港實行「殖民」政策,像西藏和新疆將漢人移植而侵略經濟和文化,因此區隔大陸人是為了保衛「自治權」。這技倆將大香港主義精致地包裝起來,列寧在1914年早就提及過這種「精致的民族主義」:「精致的民族主義就是這樣一種思想,它在最漂亮和最好聽的借口下,例如在保護『民族文化』利益、保護『民族自決或獨立』等等借口下鼓吹無產階級實行分裂。」《腐蝕工人的精致的民族主義》列寧

雖然香港本土派目前尚未成為納粹組織,但其論調與不少歐洲新納粹組織一脈相承。在歐洲經濟崩潰的情況下,歐洲弱國的新納綷提倡強人政治,反對歐洲強國進行經濟殖民,以保衛「自治權」去包裝背後極端民族主義議程。

此外,香港本土派攻擊大陸人的語言、文字和文化侵蝕香港,形容簡體字為「殘體字」。在歐洲亦有極右排外政黨,例如英國「捍衛英語聯盟」會抹黑穆斯林人溝淡白人血統,要求驅逐他們出社區;意大利「北方聯盟」則指控意大利南部人的文化被阿拉伯國的移民溝淡,要求北方擁有「獨立自治權」。這些黨派在議會內都支持新自由主義政策,亦打壓左翼和工會運動,煽動種族對立而分化底層工人階級。

社會主義者捍衛不同民族文化和語言的權利,亦支持少數民族的本土文化和自治權利,但這必須建基於工人階級不分種族的團結鬥爭,共同反對壓迫者的統治製度。鼓吹種族撕裂只會分化反抗的群眾,助長資本家和獨裁者的壓迫。

人質慘劇案 – 反菲種族主義

此外,反菲種族主義亦是另一危機。2010年,港人於馬尼拉發生人質慘劇事件,眾多港人對菲國政府和警隊深痛絕惡。直至今天,由於總統阿奎諾拒絕向死難者家屬賠償道歉,態度囂張跋扈,進一步激起港人的仇菲情緒,甚至有受害者家屬要求梁振英要「強硬起來」,對菲國實行經濟製裁。11月香港大學進行了民意調查,訪問港人對16個國家及地方的觀感,當中港人對菲律賓人及政府的觀感最差,90%港人對菲律賓政府表示反感,32%人稱對菲律賓人反感。

然而,各黨派為了收割民粹政治資本,提出各項措施製裁菲律賓。人民力量提出最「激進」的措施,要求停止輸入菲國外藉家勞,直接打擊菲侓律賓工人飯碗。公民黨和民主黨則提倡杯葛菲國產品等較溫和的政策,不敢支持人力的方案。兩個溫和中產政黨並非為了保護菲律賓工人的飯碗,只而是為了避免為中產雇主帶來不便。在11月分,人民力量陳偉業提出無約束力的法案,要求政府製裁菲律賓措施,在建製泛民兩派「團結一致」下,在立法會大比數通過。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這反動的議案。我們支持死難者家屬得到合理賠償,但經濟製裁措施若果實行,首當其沖的會是菲律賓勞動人民,而非菲國總統和警隊。例如,經濟封鎖造成菲律賓企業利潤下降,但菲國資本家會合理化裁減工人和壓低工資,甚至造成物資短缺而價格飆升,出現投機炒賣的情況。更重要的是,製裁措施會在香港會彌漫一片仇菲情緒,加劇菲港群眾的對立,讓港府分而治之,打擊港菲工人的權益。要記得,當年人質慘劇案發生的翌日,曾蔭權政府宣布凍結外藉家勞的最低工資。我們絕不能輕易被政府的分化技倆蒙騙。

中港區隔不是解決方案

由於生活困乏和經濟不景,而香港的工會和左翼力量薄弱,受壓迫的中下階層未能找到抗爭的出路。公民黨毛孟靜、新民主同盟範國威等民粹政客,以「香港人優先」的旗號將自己包裝成激進的新選擇,在群眾中有一定的回響。9月,這兩人連同其他本土派人士,於《明報》、《都市日報》登聯署廣告,指責「新增人口實在太多」,建議政府實現「源頭減人」以解決房屋問題核心。這是徹頭徹尾歧視大陸人的論調。

本土派提出的「中港區隔」是不切實際的,只要兩地仍是資本主義統治,即使香港「獨立」,中港商家為求牟利仍會繼續跨境通商,打擊勞苦大眾的利益。依靠收緊入境人口限製,是不能解決經濟融合所帶來的中港矛盾。就如實質上「獨立」的臺灣,資產階級的馬英九政府為了營商利益,都竭力促進兩岸通商,務求打進大陸市場。

「中港區隔」這種排外論調,將資源不足歸咎於外來人,為掠奪99%資源的資本家轉移視線,然後迷惑窮人為1%的餅碎內鬥,只會淪為「地產霸權」和「財團壟斷」的幫閑。真正解決之道是打破盲目牟利、令資源分配失衡的資本主義製度,以民主委員會監督消費品價格,調查消費品投機的情況;以民主委員會控邊境人口流動,擺脫以錢為先的人口管製政策,並公平分配公共資源。

右翼民粹肆虐 左翼的出路?

大香港民族主義與大中華民族主義冒起,一方是打著「反政府」旗號的本土派,鼓吹區隔內地人保衛領土;另一方「愛港力」等愛國流氓組織,則是中華民族主義論調的代言人,強調國家需要維穩,反對「外國勢力」幹預。這兩派民族主義雖然表面對立,卻同時打擊左翼組織權利,反對工運團結爭取福利,為專製獨裁和重商政策製造土壤。未來政局陷於復雜境地。

傳統泛民黨派無能力挑戰獨裁爭取民主,加上泛民社運屢次出賣群眾運動(解散反國教運動),在強而有力的左翼領導缺席下,激進中產和青年感到苦無出路而鼓噪起來,繼而尋求右翼民粹為「激進」道路。強化獨立於泛民主派的激進左翼力量,建立以社會主義為綱領的群眾工人政黨,不是陳義過高的理想,而是當前鬥爭生死攸關的任務。社會主義行動正在為此目標奮鬥!

食環署洗太平地 連串檢控街頭藝人

從1月20日開始,政府縮減行人專用區開放時間,由每周開放七天,改為只開放周六、日。不少街頭音樂人移師至旺角東天橋繼續表演。然而,食環署在殺街前後「洗太平地」,連串票控街頭表演者。1月19日殺街前,國畫藝人梁小姐在行人專用區被檢控,而在1月22日,SMS樂隊和雄樂館在旺角東天橋表演期間亦被票控。

行人專用區的封街後遺癥

西洋菜南街行人路狹窄,但人流眾多,恢復通車後,不少行人被迫走出馬路,人車爭路情況嚴重,險象環生。此外,現時電訊公司的推銷員把攤檔放在行人路邊,阻街情況進一步惡化。

不少藝人移師至旺角東天橋繼續表演,以致觀眾人數大幅下降,但環境比以前更為擠迫。

無理檢控街頭藝人

1月19日(星期日)傍晚,「保衛旺角行人專用區行動」成員之一的梁小姐,如常在旺角行人專用區擺設檔攤。在沒有任何預先警告下,梁小姐突然被四名食環署人員拘捕,然後帶回旺角警署。她被票控「無牌小販」和「阻街」兩條控罪,沒收攤檔物資,並將她帶回警署。梁小姐並沒有涉入金錢交易。

當時,梁的國畫攤檔只有約2米乘2米,擺放在路旁位置,根本不構成阻街。況且,當日食環署的行動只針對數個一人的攤擋,對其他人數較多的攤檔則沒作出任何檢控,可見署方針對勢單力薄的個人藝術者選擇性執法!

梁小姐是內地國畫及美術教師,對國畫藝術有一股熱誠。她幾年前來到香港,但因其內地文憑不受本地承認,所以不能在香港當美術教師。梁小姐沒有學歷,唯有於茶餐廳兼職維生,在空余時間於旺角行人專用區擺檔,繪畫國畫和寫生贈予途人,為的是推廣藝術。由於收入不穩定,她在租房時屢屢受業主歧視,現在只能居住板間床位。

梁小姐的攤檔面積細小(見圖),亦沒有涉入任何金錢交易,但警方正式落案起訴梁小姐「在公眾地方造成阻礙」及「沒有牌照而販賣」兩條控罪。她不岔被打壓,否認控罪,以100元保釋離開。但十多件攤檔物資則被扣留,包括臺凳、推車、畫具等。直至2月25日上庭抗辯,才可取回。

此外,在殺街後,不少樂隊(例如SMS)被迫移師至旺角東行人天橋表演。SMS樂隊、雄樂館樂隊在旺角東天橋表演期間,分貝機標示聲量並無違反噪音條例,但警方仍然以《噪音管製條例》第400章第5條,無理票控樂隊成員TONY。

抗議行動

社會主義行動將於1月26(星期日)下午三時,由旺角行人專用區遊行至旺角警署,抗議警方無理檢控街頭藝術家。同時,我們要求政府恢復行人專用區每周開放七天,保留藝術公間。

■ 撤銷所有對街頭藝人的檢控

■ 立即恢復行人專用區每周開放七天

■妥善管理規劃行人專用區,設立噪音管製,劃分表演區,采用發牌及輪流機製

■ 開放公園和休憩用地,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藝術表演和政治活動

■ 禁止大型商業機構霸占用地  

再有抗議行動,為外傭爭取公義

23歲印傭Erwiana Sulistyaningsih受虐打事件發生後,香港外傭發動了一連串的抗議,特別是14萬人的印尼人群體。1月19日,約5,000名家傭與其支持者遊行,要求討回公道,並結束限製外傭自由和權利的嚴厲法律。1月26日(星期日)將會再有抗議,由維多利亞公園遊行至印尼領事館。以下是社會主義行動(CWI)支持這次遊行的聲明:

立即取消雇傭同居限製!
廢除吸血中間公司,要公共聘用製度
團結鬥爭,反種族歧視,反資本主義
Erwiana Sulistyaningsih的受虐事件震撼全港,令香港「現代奴隸製」的真面目成為國際媒媒的焦點。今次事件開始激起了社會對外傭的同情和支持,民眾打破了政府和資本菁英的種族分化,這可以說是外傭今後爭取工人權利和法律保障的轉捩點。外勞占全港勞動人口10%,外勞的抗爭若果勝利,足以增強全體工人的力量。

Erwiana的慘劇打開了媒體和很多民眾的眼睛,讓各位認清現時外傭聘用製度之惡。政府就如獄卒一樣,死守苛刻的「雇傭同居限製」和「兩星期條例」,嚴重限製外傭的自由和法律權利。最近一項調查顯示,58%的印傭曾經受到語言侮辱,差不多20%曾經受到身體虐待。今個月,兩名印傭抹窗期間墮樓身亡。事實上,很多家傭都不敢拒絕這些危險和無理的工作。

政府竭力淡化自己在Erwiana事件中的罪行,裝作「第三方」旁觀者。我們是不會被騙的!事實上,正是政府的政策製造了虐待案的土壤。整個製度該當受到譴責,必須徹底改變。

現時外傭聘用製度的設計,是用以最大化地剝削外傭,視之為廉價和馴服的勞工。這符合那些有錢人(香港真正決策者)的利益。他們為了保護龐大的利潤,反對福利製度 – 全民公共托兒和護老服務,而轉向剝削低薪外傭以提供這些服務。

團結抗爭,反對種族歧視

社會主義行動是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支部。從馬來西亞到美國,我們在全球50個國家建立社會主義的戰鬥組織。我們曾積極參與幾場反種族主義、捍衛工人權利的鬥爭。統治者以種族主義掩飾自己製度的失敗。在居港權議題上,香港右翼政客攻擊外傭;在馬尼拉人質事件上,利用外傭作為國際政治沖突的棋子,在工人階級之間製造分化。只是本地工人和外傭之間團結抗爭,才能贏得真正的變革。

社會主義行動完全支持取消「雇傭同居限製」,容許家傭自決是否外出居住。這對於爭取標準工時的鬥爭至關重要。香港的平均居住面積是全球最細。政府堅持雇傭同居,是要維持傾向地產商傾斜的房屋政策,避免為人民建立可負擔的房屋。我們亦要求廢除中間公司,並以公共控製的非牟利聘用製度取而代之。我們有兩個選擇:一個選擇是建基於虐待和不公義、令一小撮人致富的製度,另一個選擇則是與建基於公眾利益、以民主控製的製度。資本政客就如非民選的港府般,永遠利潤行先,而社會主義是完全相反的!

團結、鬥爭

在港外傭的鬥爭是全球女性抗爭的一部分,反對種族主義法案,這些法案在世界各地愈來愈嚴重。可見,有需要建立具戰鬥力的工會,可見向資本家和政府反擊。此外,有需要為工人階級的替代製度,取代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政策,讓多數人得益。為爭取外傭權利的持續抗議,以推倒現時不公義的法例,愈來愈能夠爭取普通港人的支持。就像從前的奴隸主一樣,港府在壓力下是可以被迫妥協的,工人階級團結抗爭就是出路!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2:45:31

數千名外傭促結束不公平法例

在港的外傭憤憤不平。1月26日,超過4千名外傭和支持者再次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的壯觀遊行。

Erwiana事件不僅觸發了大型遊行,更重燃了女性外傭旳戰意。她們為自己在今天不公平的雇傭製度下所受到的不公義吶喊。這場示威運動動搖了種族「區隔墻」,這道墻由政府架起,用以區隔和排斥外傭,以維持其超額剝削。以前,外傭抗議往往受到本地港人冷待,但現在有更多港人關註。

今次遊行主辦單位為「為Erwiana爭取公義及捍衛外傭權益委員會」,是外傭組織、工會和聲援團體的聯盟。今次和上周(1月19日)的遊行都吸引了大量媒體關註。

「這只是運動的開始,而不是一次性的抗議。」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香港)的鄧美晶表示:「印尼女工、家傭都意識到,社會現在已開始關註她們,而且愈來愈支持她們的目標,即是基本的權利,還有法律保障。」

香港有31萬名外藉家傭,來自印尼的占差不多一半。她們工時非常長,又被迫與雇主同居,很多時都沒有自己的房間。標準工時、晚上的私人時間、私隱,對外傭來說都是遙不可及的夢想。Erwiana殘酷受虐的事件震驚了香港,令更多外傭敢於發聲指控她們雇主虐待。

「我們沒有選擇,要賺錢寄回我們家鄉,我們一定要來這裏。」遊行至印尼領事館的Lia表示:「與其他國家相比,香港是很好的工作地方。在印尼,我們每月賺得少過1千港元,但在這裏做家傭的人工差不多高四倍。」

但即使如此,外藉家傭的工資仍然十分低。香港外傭每月的最低工資為$4,010,相比之下本地工人的最低工資為$30一小時,若以典型的每周48小時計算,每月最低工資為$6,240。很多家傭每周工時高達60-70小時。

運動發展起來

顯然,在過去兩星期,外傭的抗議運動發展起來,並且信心大增,提出針對香港和印尼政府的明確訴求。除了為Erwiana討回公道(其雇主被起訴連串虐待,並在1月22日保釋),星期日的遊行亦要求三個領域上的法律改變。

此外,外傭團體亦要求「自決是否雇傭同居」,容許家傭可以選擇外出找居所。

鄧美晶表示:「為什麽政府這麽強硬,不容許自決是否外出居住?這個訴求十分合理。這不是政府開支的問題,而是進行社會控製,要令外傭置於極度弱勢。」

現時的抗議亦針對惡名昭著的1,200間中介公司。在1月26日的遊行裏,這顯然是印傭面對的首要問題。一提到關於中介公司,她們的憤怒水平顯然提升。招聘公司鮮有受到規管,而且普遍有實行不當的習慣:過度收費、假帳戶、無視投訴,收起例如護照等文件。

與「兩星期條例」一樣,高昂的中介費令外傭即使遇上差劣的雇主,都不敢辭職,因為她們要再付費用,成本倍增。法律上,中介公司只容許收取外傭月薪10%的費用,但正如《南華早報》報道:「現時香港的費用是$28,000,大約是工人月薪的7倍,高於法律限製的70倍。」

印傭工會(IMWU)的示威領袖Sringatin向《英文虎報》表示:「印尼政府迫我們借貸,以及通過中介公司找工作。我們的護照被沒收。投訴不被鼓勵,我們不容許轉雇主,直至完成付款。」

增大壓力

社會主義行動完全支持外傭的抗議,以及她們非常合理的訴求(參考我們聲援的傳單)。在印尼領事館外,鄧美晶向遊行隊伍發言,表示支持她們三個主要訴求,並支持團結鬥爭以擊倒政府。社民連的梁國雄亦發言,他是唯一一個香港立法會議員表示支持。印傭工會(IMWU)、亞洲移居人士聯盟(AMCB)、香港職工盟亦有發言,其中職工盟呼籲外傭加入工會。

清楚的是,勞工處和港府面臨的壓力正在增加,針對其嚴厲的外傭政策和歧視性法例。Erwiana受虐的醜聞令香港本地人改了看法。外傭感受到廣泛社會上更大的支持和同時,現時是時候將壓力升級。未來數周將會是將抗議運動升級、贏得更多普遍港人支持的重要時刻,兩種壓力結合起來,可以迫使港府退讓。

「政府想我們閉嘴」

「我有兩個孩子和雙親等著我供養。我必須每月寄錢回家給他們;如果我不養他們,誰會?這就是為什麽我繼續撐下去。」Nisa自零八年來港工作,她的故事解釋了千千萬萬的印尼女性離鄉別井到香港、臺灣、新加坡等地打工的原因。Nisa在香港的首個雇主非常刻薄。她被雇主用語言,有時甚至身體上的暴力對待。她選擇默默忍受,留在這個可怕的地方工作,是因為中介公司高得離譜的收費。「就算我被她(前雇主)侮辱,我也需要完成那兩年的合約,因為一旦我轉工,就是違約。中介公司會要求我重新再付一次中介費,那相等於我七個月的薪金。」

筆者訪問了四位來自印尼的女性外勞,Nisa、Eny、Lanny和Lia,她們已經在香港工作五至十二年了。她們為了養家,在香港曾經歷過艱辛的日子。她們四位正在積極參與「為Erwiana討回公道」運動。在短短兩星期之間,運動已經發動多次抗議,以及數千人遊行,要求停現時外傭的聘請製度、中介公司吸血鬼的剝削。

Lanny在港工作了八年。她對印尼政府不負責任的回應態度尤其震怒。「政府只想我們閉嘴,說會付錢給Erwiana的家人,然後要他們和所有的外傭閉咀。政府從不在乎我們的性命!」

國際特赦組織形容外傭的困境是「現代奴隸製」。她們幾乎沒有任何私人時間和私隱,超長的工時令她們無可能有八小時休息。因為「雇傭同居」製度,老板可以隨時要求她們工作。中介製度令她們只有極少權利轉換工作。

「我曾在洗手間做功課。。。」

Lia在香港工作七年。跟很多其他外傭一樣,她需要每月寄錢回鄉,同時她在香港自付報讀一個電腦的文憑課程。在她的第一份合約工作的家庭裏,即使有多出一張床,家中的婆婆也不準許她睡床,只能夠睡在客廳的梳化。「一天晚上,我正睡到一半時,她突然在床邊扯我的腳,叫我下床,然後要求我以後只準睡沙發。」Lia唯一可以做學校功課的時間,是每天完成工作後,即是午夜十二時後,但她不準開客廳的燈。「最後我唯有在洗手間做功課。因為那裏是唯一他們不知道我做什麽的地方。」

Nisa的第一名雇主經常語言上侮辱她,叫她做「白癡」、「死蠢」,這樣的侮辱天天發生,長達兩年,甚至連雇主的兩個小孩也有樣學樣,用相同的態度和字眼對待她。

對於這些外傭來說,早上六時開始工作是平常事,很多人需要工作至午夜。尤其是因為「雇傭同居」的強迫性製度,她們等如24小時待命工作。Nisa憶述她的第一個雇主說:「那時是淩晨三時多,我在客廳梳化熟睡中,突然被老板叫醒。老板當時很生氣,她說她女兒的一件衣服洗得不夠幹凈。她要求我立即起床從頭再洗…淩晨三時!」幸運地,現在Nisa已經脫離這些可怕的日子,找到一個正常的雇主。

她同意廢除強迫性「雇傭同居」的製度,讓家務勞工自決是否與雇主同居。「我有些朋友每天工作十八小時,就是因為這強製性法律。」

每天二十小時工作

Eny第一份工的家庭住在元朗。一開始,她的雇主要求她到距離三十分鐘的一間獨立屋打掃,這代表老板違法,要求她替兩個雇主打工,若果被揭發,雇主可以被檢控。每天Eny要由早上六時工作至淩晨二時──二十小時工作和不夠四小時睡眠時間!

她的老板經營燒烤場生意,曾經要求Eny幫兩個雇主打工後,又要她幫忙在燒烤場燒食物。這不是任何家務勞動,完全違反法例規定!她不能承受極長的工作時間和環境,所以她在工作六個月後決定辭職。但後果就是她被迫重新繳交中介費,這等於是失去她工作半年以來的所有工資!十四個月的工資被扣走,這還不是奴隸製嗎?

踢走中介公司!

所有印尼的家務勞工都必需透過中介公司到外地工作,否則她們的合約不被承認。這是政府刻意的一項政策,去縱容1,200間「販賣」外傭的中介公司合法地牟取暴利。菲律賓政府沒有這項條例,因而菲傭相對地幸運。每介紹一位印尼外勞來到香港,中介公司就能賺取$21,000港元,這通常是她們足足七個月的工資。一些中介甚至被揭發收取外傭比上述更多的額外費用!

Nisa說,中介製度欺騙所有外勞。「所有人必須到中介中心找工作。我曾被迫付錢上一些教導如何成為家務勞工的『訓練課程』。」但這些課程根本是不必要的,中介公司實際上只是用另一種手段,讓它合法地索取更多額外收費。而即使你付錢完成課程,中介也不會保證你會找到工作。

中介公司一直惡名昭彰,過度收費和發生問題時不負責任非常普遍,但外傭一旦簽約,便不能要求轉換公司。正正是這些吸血中介公司,令眾多外傭在受到雇主虐打、被扣薪、扣假期時,都不能反抗。在Erwiana事件的醜聞爆發後,更多外傭勇敢地走出來,為對抗不公義而抗爭。現在最急切需要的,是透過工會組織起一場戰鬥性的運動,並與社會上其他的工人階級連系起來,共同戰鬥。

訪問韓連山:「進師盟」參選教協理事

由韓連山、等人組成的「進步教師同盟」,準備參選2014年的教協監事會,選舉將於2月21日至3月14日進行投票。教協坐擁9萬教師會員,但長期在民主黨政客的主導下,工會怠於抗爭,未能為教師爭取權益。進師盟的參選,有機會為教協帶來新氣象。社會主義行動記者特意與「進師盟」成員韓連山進行電話訪問。

記:進師盟的參選目的是什麽?

韓:我們是一群教協會員,看到教協最近處理教育和政治議題的事務上,與會員期望愈走愈遠。因此,我們組成「進步教師同盟」,討論如何改善教協會務。經商討後,決定派19人參選2014年的教協監事會,希望監督理事會工作,改革監事會不足,要求會務公開透明,讓會員有更大發言權;在理事問責、教師專業、教育生態、民主政治方面,希望改善得更好。

政府在教育改革時,教師的權益受到挑戰:工作量增加,職業不穩定,入職困難,只有朝不保夕的短期合約,但教協力度不足,未能維護教師權利。

記:在教師權益方面,你們有何看法?

韓:教協立場要更硬凈,向教育局爭取權益,問題是可以改善的。就如小學縮班殺校的慘況,政府殺了一百幾十間學校,令教師們流離失所。教協一直聲稱爭取小班教學,但只有叫喊口號,看著學校每年被殺,數千教師失業,教協卻沒有和教育局攤牌,讓政府殺校成功,在殺校後才推行所謂的小班教學政策。

從另一面看,教協與教育局合作得好。未來中學都會有殺校情況出現,但現時教協維護權益的力度並不足夠,否則教育局不會如此猖狂。

在林慧思事件上,教協最初立場曖昩,只將焦點集中在老師言辭過激過火,但不看林老師行俠仗義,抱打不平,對她十分不公道。到見到社會回響很大,很多人支持林慧思,教協才能另外一些聲明。我們「進師盟」也不認為講粗口是對的,言辭不當是犯錯,但焦點不應在那裏。相反,我們應該教導學生,遇到不公義時,應該采取林老師的立場。

在反對國民教育科上,教協一直非常被動,只要求再修訂指引。修訂後教協認為指引有進步,所以在反國教上放軟手腳足。後來反國教的群眾運動發展起來,直至教協不得不加入後,教協才加入反國教大聯盟,但始終是後知後覺,作為一個工會,是要不得的。

記:你們的選舉工程如何進行?

我們正在以網頁和文章宣傳,並在教協會所樓下派單張,讓教師聽到我們的聲音。未來,我們希望舉行諮詢論壇,目前選委會未答應,但「進師盟」自己無論如何都會舉辦,並會邀請所有候選監事來辯論,辯論會公平公正公開,讓會員決定投票意向。

勝算方面,很難講,要看宣傳攻勢、會員關註度,而且會員可能出現慣性投票取向。

另一點我要澄清,坊間說我們奪權、搞內訌,我們並非這樣。監事會並沒有權力的。會務運作是由理事處理,監事只是給予意見,在會務上提醒理事。權力不在我們手上,也不在張文光「薪火相傳」名單的10人手上。權力是在會員手上的,會員有權去投票選擇能讓會務進步的監事,教協並非私器。

記:未來會否參選理事?

韓:這要看將來發展。如果理事非常長進,可以改善會務,我們就沒有必要參選。如果來屆理事會也達不到我們的期望,相信其他教師會員都會有意見,去組成另一內閣參選理事。

記:如何增大教協力量?

韓:一個接近9萬人的工會,如果立場堅定,力量是可以很大的。但教協多年來采取溫和路線,與政府多方面合作,領導會員方面則做得不足。會員會否企出來爭取,很視乎領導人的風骨和能力。如果工會有領導力,不是次次和政府合作,你是有工具要求政府退讓的。

工業行動,是隨時可以啟動的,但教協自1973年罷課後,之後基於種種原因,一直走溫和路線,都沒有強硬的行動。工會應該在適當時候采取工業行動,要改善教師權益,這是一個有力的武器。

回應《熱血時報》抹黑社義行動籌款

近日,《熱血時報》試圖大肆抹黑社會主義行動,指控我們在眾多議題上發聲、以及在社運活動上籌款。以下是我們的回應:

撈政治油水的是「熱血公民」

社會主義行動在各項社會議題上積極行動,符合我們理念的議題都會全力參與,對抗社會上的不公義。我們的目標是建立以社會主義為綱領的新工人政黨,自然要從街上小額募捐,爭取勞苦大眾的支持。我們旨在建立有民主架構的組織,讓普遍群眾自身參與鬥爭。

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在參選2011年區議會選舉時,承諾若果當選只會領取基層工人的薪金,將其余收入會捐予社會運動。這與立法會議梁國雄(長毛)的做法一樣。「熱血公民」的黃洋達在2012年參選立法會時,並沒有提及這一承諾。

相反,「熱血公民」要建立的是圍繞一個「政治明星」的宗派集團,只容許追隨者為首領搖旗吶喊,但不能參與組織的決策。《熱血時報》年用120萬,恃著坐擁龐大資金,操控網上輿論機器,到處造謠抹黑其他組織。

政治團體應該以政治活動吸納群眾支持,例如街頭宣傳、出版刊物或支持者捐款等。《熱血時報》沒有信心在政治上獲得支持,就以商業模式運作,製造明星效應,依靠商業產品和廣告收入維生,例如在年宵售價的黃洋達人形公仔,價值竟高達8萬元!將賺回來的利潤供養其政治宣傳,例如免費報紙、網上電臺等。這是本末倒置的。「熱血公民」的立場只會隨著市場趨勢左搖右擺。

雖然在一些特定的政治議題上,社義行動與「熱血公民」有一致的立場,例如指控「反國教大聯盟」解散運動、攻擊民主黨舍棄公民提名、反對真普聯「公民提名+提委會確認」的妥協方案。然而,《熱血時報》以造謠抹黑和人身攻擊的手段對付政敵,以誇張失實的手法做政治宣傳,務求刺激官能,煽惑支持者淪為辱罵政敵的流氓,不能提高群眾政治意識。

不可以介入國際議題?

《熱血時報》指控社義行動就「以巴沖突」的議題進行宣傳,稱這議題「與香港無關」。「熱血公民」又指控「什麽議題都與你們有關」,可笑的是,你們只有一個議題,就是讓黃洋達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當選。避談一切政治理念,就是你們的意識形態!

社會主義行動是國際社會主義組織,在以巴組織名為「社會主義鬥爭運動」。我們反對以色列國家恐怖主義,亦反對暴虐的阿拉伯政權。我們提出以社會主義方案解決以巴沖突,支持以巴工人不分種族團結鬥爭,反對統治者煽動種族沖突。我們一以貫之,在香港痛擊「熱血公民」之流煽動族群沖突!

可笑的是,《熱血時報》以為我們只能在以巴兩方的統治陣營之間選擇其一個,可見這群人骨子裏的種族主義之毒是何其之深,在政治上是何其無知。

社會主義行動曾籌款支持我們在南非以至埃及的組織,幫助他們反對資本主義與獨裁鎮壓。對國際主義者來說,這是自然不過的事。《熱血時報》抱著狹隘的大香港主義,不明白任何地方的鬥爭要勝利,都不可能孤立在一個地方/城市,不可能得不到海外群眾的團結聲援。諷刺的是,《熱血時報》在曼特拉逝世時,發表文章贊揚曼特拉的抗爭,但似乎你們不知道這場鬥爭曾經得到全球群眾的支持,包括在金錢上和行動上。

誰是民族主義者?

「熱血公民」經常扭曲左翼分子的立場,抹黑任何反族群仇恨者為「大中華派」、「支持中共殖民」。我們支持中國的地下組織,亦有同誌因為反中共而被捕。

社會主義行動是最堅定反中共殖民的團體。我們曾多次到中聯辦示威,支持藏族、維吾爾族的自決權、文化和宗教自由。「熱血公民」自詡反中共殖民,何解在這些行動上,從未見其蹤影?同樣,如果香港大多數群眾認為需要獨立,我們亦會支持社會主義的獨立香港。然而,我們始終強調,勞苦大眾需要不分族群團結鬥爭,共同打倒中共獨裁政權,才能贏得真正的民主,包括自治權利。相反,煽動種族沖突,只會為中共鎮壓製造藉口。2009年在新疆烏魯木齊,維吾爾族人與漢人爆發種族沖突,中共伺機大力鎮壓,打壓穆斯林的宗教自由。

在2010年,廣州市政協企圖將粵語的廣州電視臺改為主要使用普通話廣播,激起廣東省地區人民不滿。社會主義行動參與遊行,反對中共扼殺語言自由,捍衛使用廣東話等所有方言,以及普通話的權利。同時,我們在遊行現場強烈批評「香港人講廣東話 唔識聽就返鄉下」等族群歧視的口號。

目前,香港存在兩派極端民族主義勢力。一方是打著「反政府」旗號的本土派,鼓吹區隔內地人保衛香港領土;另一方是支持政府的「愛之堆」流氓組織,以「愛國」名義強調國家需要維穩。這兩派民族主義雖然表面對立,卻同時打壓左翼的組織權利,為專製獨裁和重商政策製造土壤。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2:46:47

「熱血公民」推祟大香港民族主義,煽動族群沖突。以民族主義對抗民族主義,等同抱薪撲火,引火自焚,危害香港的民主運動。

只有群眾不分族群和語言共同鬥爭,才能打倒中共這個世上最強的獨裁政權。

訪問黎汶洛:政改何處去?

社會主義行動邀請了學民思潮的黎汶洛,參與以下論壇:

為讓各位先了解「學民思潮」對普選的看法,我們在1月30日跟黎汶洛對談:

記:學民思潮提出「五區總辭」,可否說明一下?

黎:政府不斷拖延諮詢期,令占中運動慢慢被陰幹,所以我們認為應該選擇三至五月期間總辭,七至十月期間進行補選。公投的議題應該是原則性的,例如「公民提名是否不可或缺」、甚至是「公民提名是否需要提委會確認」等等。

有人說,學民思潮倒不如推動在2015年年初公投,並以完整的政改方案進行公投。但是,政府狡猾的地方在於控製補選期。若果在半年前辭職,政府不可能半年也不讓我們補選,這是法律上的限製。

但如果我們在2015年年頭才進行辭職,倘若公投拖延至下年5月,變相公投時限性被破壞。所以,如果以方案公投,變數很多,可能政府提出的方案會玩弄細節,調整數字,混淆視聽。例如,沿用現時選委會過渡的提名委員會,但將1,200人加至1,500人。

記:對民主黨和真普聯的方案分別有何看法?

黎:現階段民主黨的方案,只為自己政黨鋪一後路,讓「阿爺」看穿底牌。我們不知道,民主黨在未來短時間內,立場會否有轉變。現在我們還未約到民主黨會談,所以不會批評民主黨。在會面後看看他們的立場,我們再作回應。

我希望民主黨站在民意一方,與我們團結一起。張文光指我們分裂泛民,但現在看看誰與泛民的立場不同?我不能說學民是泛民的核心,或具有什麽影響力的,但大家理念是相同的。大家都在推動民主運動,當大家都在說「公民提名」時,為什麽你在真普聯裏唱反調呢?這令很多市民解不通。

至於跟真普聯會面時,我認為真普聯只是一個空殼,是一個平臺讓各政黨各自表述,然後收窄分歧,即是叫各黨讓一步。如果泛民不能在真普聯達成共識,一起通過政改方案也好,一起否決也好,那麽真普聯不如不要繼續下去了。反而將力量放在占中,甚至是街頭宣傳「全民提名」直接平等的選舉。

記:即使真普聯的「三軌方案」保留「公民提名」,都與你們的方案有出入,你們如何推進自己的方案?

黎:有時也挺辛苦的,與政黨討論時,他們都說「我明白」,敷衍我們後,當我們純粹空談,甚至在背後寫文章批評我們。學民思潮會繼續遊說政黨、團體和占中三子,接受我們全民代表提委會的方案。

我們提倡350萬選民組成提委會的方案,實質上令提委會名存實亡。但是他們(泛民)不想那麽前進,要保留提委會,就像學聯前幾天搞了學界公投,竟然連「增加提委會人數」都當成一個論點。

記:那麽學民對《基本法》有什麽立場?

黎:我們的方案自稱,是自稱,符合基法的,包括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我們未至於要求廢除《基本法》。政府叫我們按照框架走,你可以說我們與政府在玩弄字眼,但我們提倡的是直接、平等的選舉模式。

雖然我不認同基本法,例如起草時只有10-20人,但不會要求廢除《基本法》。我們希望有一天官員自己出來解釋:「是,當時《基本法》字詞有問題」,透過官員的口說出來。這是技術上或策略上的論述問題。

記:對占領中環有何看法?

黎:學民支持占中,也認同公民抗命彰顯社會不公義。在反國教時,我們沒有申請不反對通知書,是「非法集結」的,學民過往遊行都不申請。我們明白並同意這一點。但在實際操作上,占中是否像嘉年華一樣,象征性占領廿四小時後就散水呢?能癱瘓經濟?

我們希望占中可以癱瘓經濟或社會運作,才能有談判籌碼。若果「占中三子」只是劃分區域去占領,或者短時間占一占就當完成,並符合占中的本質。日後,我們希望繼續與占中三子在技術、人手、資源上再交流。

戴教授不希望我們參與占中,說18歲以下要簽回條。但我要提醒一下,歷史上很多群眾運動都是學生和勞工推動。學民會出席占中,但要看運動本質有沒有變,如果是象征性的占領,就與我們想要的大有不同。

至於罷課,反國教時大專曾經罷課,但都是象征式的。我認為,是否推動罷課,要看群眾情緒,如果氣氛高漲,就有可能成功。但如果貿貿然推動,就會讓建製派有攻擊的機會。我對罷課持開放態度,有需要時應該發動,但重點還是要看運動的性質有沒有變。

香港:「One Billion Rising(十億人起義)」為外傭權利發聲

二月九日的香港是個下雨天,雨勢有時甚至頗大,但眾多來自菲律賓、印尼、泰國、尼泊爾的家務勞工依然氣氛澎湃,來到維多利亞公園聚集,為的是參與這個全球的反對針對女性暴力活動-「One Billion Rising(十億人起義)」。紫色是今天的主題顏色,參與者戴上「為公義站起來」的紫色頭巾,跟著英文、菲律賓和印尼語的音樂共同起舞。

「十億人起義」是跨越二百個國家的全球性舞蹈運動,在情人節當天,喚起社會對於強奸和針對女性暴力的關註。這運動由美國一位女權劇作家Eve Ensler發起,其中「十億」代表世界上每三名女性便有一名在人生中曾受到強奸或虐打的數字(聯合國數據)。

在香港,這個活動由最近成立的「為Erwiana和所有外傭爭取公義委員會」舉辦。由於香港三十萬的外籍家務傭工只能在星期日休假,所以這場活動改至星期日舉行。現時香港最重要的女性工人抗爭,是反對歧視外傭的雇傭條例。

現時的條例令外傭處於極之不利的地位,於是非常容易能被雇主暴力對待。Erwiana這名二十三歲印尼家務外傭,就是被其雇主殘暴地虐打、禁錮和不給予食物,這事件在被揭發後引起社會廣泛關註,人們發起連串的大型遊行示威,要求對外傭有更多法律上的保護。她們要求享有不與雇主同住的選擇權利,以及嚴厲打擊那些以販賣外勞來謀取暴利的中介公司。

今天「十億人起義」的活動上,她們再一次喊出這些訴求,在一片色彩燦爛的舞蹈下,臺上臺下的人一同喊出她們的口號:「我們要公義!」「現在!現在!現在就要!」

亞洲外勞協會(Asian Migrants』 Coordinating Body)的Eni Lestari在臺上表示,印尼政府將外勞當是商品。其他發言人則批評香港政府在這個「亞洲的國際都會」縱容著現代奴隸製。代表「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在臺上表示,全力支持外勞要求徹底改變現時的製度,「這些政府只為有錢人和財團服務,政府從不在乎工人的性命!一個工人看似勢孤力弱,但眾多工人的團結能使我們有力量迫使政府讓步,改變這個製度,廢除兩星期條例、給我們外出居住的權利、終結中介公司的剝削!」

香港外傭:「是時候組織起來!」

「在港的外籍家傭視Erwiana為他們的縮影。」外傭權益運動老將、在港菲傭工會的副主席Eman Villanueva表示:「她是長期暴力的受害者,但現在她表示自己會抗爭,令她成為許多外傭的榜樣。」

訪問當日,傳媒報導印尼政府官員公布一項計劃,指將在未來數年向香港供應技術工人 - 包括供應駕駛員、建築工人和護士 - 以填補勞動力的短缺(雖然更準確地說,是去滿足香港雇主對更廉價勞動力的需求)。來自雅加達的一隊隊伍已經正式到達香港,來商討涉及23歲的Erwiana Sulistyaningsih案件的影響。Erwiana經歷數月被傭主有系統虐待和饑餓後,在一月離開香港。Eman表示,印尼政府和香港官員會面,表面上是表示對印傭的「關註」,但實際上是用這次機會談生意,開拓新的勞動力市場。在這時機提出這項計劃,是「厚顏無恥」。像菲賓律和印尼等的較貧窮國家,因為外傭會匯款給自己的家庭,政府主動地鼓勵輸出外勞,以促進國家支出的平衡。

在2014年的首幾個星期,數千外傭女性已經走上街頭,要求為Erwiana討回公道,並將事件擴大為爭取外傭權益的運動,而在筆者書寫的同時,Erwiana仍因為可怕的創傷而留院。這些抗議,和社會上有關這些外傭被超額剝削的正在擴大的議論,代表香港一個重要的形勢轉變。

「這案件牽動了大量情緒。很多的外傭,甚至是那些無加入工會的外傭,也對抗議有回應。這代表形勢已有利於組織外傭起來。」

組織與教育

「這是一個組織和教育外傭的好時機,包括教育外傭,為什麽有被迫勞動存在。」Eman說;「這個案件帶出奴役的問題。在我於香港22年的時間,我從未聽過這樣的事 - 『現代奴役』這個字竟可用得如此盡致。我們一早就這樣說過。但現在社會和傳媒評論員已經意識到這問題。甚至梁振英也被迫就案件表達意見,說不能接受暴力。」

「我們知道Erwiana不是一個獨立的個案 。只是去年,就有Kartika Puspitasari的案件(Kartika的前雇主因身體虐待她,而被判入獄數年)。這案件令港府十分尷尬,並破壞了其國際形象。」

目前,超過300,000在港外傭面對的問題是私人中介公司。中介公司強收大量費用,來換取簽署工作合約。這些中介費鯨吞一個外傭的數月薪水,也因其他的過犯而被各方指責。在今日賺大錢的人口販賣行業裏,這些欠缺規管的公司是關鍵部分。

印尼政府和菲律賓政府也實行有助於中介公司的政策,並給中介公司以處理合約的方式,強力地控製外傭。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2:48:12

債務束縛

「如果一個外傭就其工作條件向中介公司投訴太多,中介公司就會拒絕幫助,那這個外傭就會被困在那裏。」Eman表示。「法律只許中介公司收取外傭工作首月的薪水的10%作為費用,約港幣401元,但實際上中介公司收取更高費用,最高可達港幣25,000元。對外傭而言,這就代表無首六至七月幾近無薪工作,類似受契約束縛而必須工作的勞工。」

這個強迫勞工製度曾被英法殖民地使用,是一類債務束縛。據此,窮人,有時是整個家庭也被縛於一個雇主(一般是一個莊園主)下無薪工作一定年期,來作為他們去殖民地的旅費。

「在2006年,菲律賓政府取消中介公司收取的舊的『職業介紹費』,以『強製訓練費』代替,雖然這新例也是一樣的,為中介公司帶來數以億計的收入。」

出外居住權

Erwiana事件帶出另一個當紅的問題,是外傭要求可以選擇出外居住,來代替今日的強製外傭留宿雇工家中。Eman同意這點,香港政府堅持強製留宿的規定,是因為它是對外傭的社會控製,限製他們和社會互動,而不是主要是經濟問題的考慮。

「我們想要靈活性。有些外傭選擇和雇主同住,有些想出外居住。強製留宿也是對香港家庭的不公平規定,許多家庭住於非常小的套房。政府在2003年前采用一個較靈活的方法,容許出外居住,但現在收緊了控製。現在更嚴格執行這項規定,甚至進行突擊檢查!」

現在,外傭的抗議運動的三個主要訴求是,容許選擇是否出外居住、廢除兩星期規定,以及嚴格規管中介公司,包括懲罰過度收費或觸犯其他法規的中介公司。

Eman表示,現在教育是外傭組織活動的關鍵焦點。他相信在今年稍後,Erwiana回港出席其前雇主的審訊時,將是抗議運動的新高潮。

外傭作為香港勞動力的差不多10%,2014的大型抗議標誌著抗爭的新階段。建立他們的組織,更重要是戰鬥工會,並與其他行業的工人階級連系,這些需求是前所未有地清晰可見。

李慧玲被封咪 新聞自由屢受打壓

香港新聞自由面對新一輪打壓。商業電臺「名嘴」李慧玲,昨日突然被解雇,引起媒體工作者及社會一片嘩然。上百市民及傳媒工作者昨晚在商業電臺外集會,包括商臺節目員工、資深傳媒人程翔、碼頭罷工代表和駕院絕食師傅練國等,舉起燭光示意「商臺已死」,批評商臺要滅聲,香港言論自由進一步縮窄。

容不下溫和的反對聲音

李慧玲在商臺擔任時事節目主持近十年,在陳誌雲轉任首席智囊翌日突然被辭退,眾多商臺員工對李被滅聲表示氣憤。李慧玲經常在電臺節目批評梁振英政府,曾經幫助反國民教育、駕院絕食以至碼頭罷工宣傳。由於她站於溫和泛民的政治取向,商臺在2004年辭退黃毓民後,容許她擔任主持。近年,聽眾一度批評她立場過於溫和,未能「緊貼形勢」,例如向五區公投運動大潑冷水。但對商臺高層來說,她的言論已經過於刺耳。

在去年11月已經由一直主持的早上節目《在晴朗的一天出發》被調離,調到傍晚節目《左右大局》,《晴朗》則由時任行政總裁陳誌雲頂替。李在當時亦此調動在事前沒有諮詢,揭發陳威脅她若不接受安排就會被解雇。此舉在當時已引起社會各界不滿。對於今次的解雇,李慧玲表示,昨天黃昏才被知會解雇,即時終止合約,而且商臺沒有交代任何原因。

商臺牌照將於2016年屆滿,有傳政府要商臺除去批評梁振英的聲音,作為續牌的交易條件之一。商業電臺並非第一次封殺批評政府的節目主持人。2004年,節目主持鄭經翰及黃毓民,因為在節目一直狠批政府,尤其在2003年七一50萬人上街後,懷疑受到背後政治壓力,二人在十日內相繼辭職。

香港新聞自由度連創新低

過去一年,香港發生多宗新聞自由被打壓事件,特首梁振英向《信報》及練乙錚發律師信、《明報》撤換總編輯、《蘋果日報》及《AM730》被抽廣告等,新聞自由面臨極大威脅。

此外,威普諮詢顧問亞洲區總監伍佩瑩,在去年底的免費電視牌照事件中,曾作「吹哨者」,踢爆特首梁振英與行政會議審批免費電視牌照時,扭曲顧問報告原意,指政府發牌猶如「造馬」。發牌事件後,伍佩瑩的總公司被投訴,令她早前「被離職」。《壹周刊》報導,投訴信批評伍佩瑩「站在公眾一方」、「質疑顧客(特區政府)」、「違反顧問生意規矩」。這秋後算賬事件,是政府幹預言論自由的又一例證。

「無國界記者」昨日公布最新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報告,香港排名連續三年下跌,由去年第58位下滑至61位,在12年間下跌43位。香港記者協會指,香港的新聞自由排名已低於臺灣、南韓、南非等地,而早前港大民調顯示,港人對新聞自由的滿意程度由09年的74.6%跌至去年的27.1%。

罷工反封咪 媒體要公營

社會主義行動強烈譴責商業電臺打壓李慧玲,並全力支持傳媒工作者捍衛言論及新聞自由的抗爭。抗爭行動需要升級,商臺員工若果以罷工24小時作開端,將更有效迫使高層讓步,撤回封咪的決定。

香港新聞自由所受到的威脅,一方面是今次商臺及《明報》的粗暴政治幹預,另一方面是企業實行經濟施壓,抽起《蘋果日報》或《AM730》等報章的廣告。要保證真正的新聞自由和編輯自主,媒體應當民主公營,這絕非指要將媒體交到政府手上(像大陸的中央臺),而是由傳媒工作者民主選舉產生的編輯委員會下運作,並根據民眾意願,公平分配充足的公帑支付開支。

在港尋求庇護者占領社會服務社

二月十一日(星期二)開始,約一百名尋求庇護人士占領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位於太子、旺角及荃灣的辦事處,發起靜坐抗議。今天是抗議的第四日。本網記者探訪新成立的「難民聯會」。服務社受政府資助,作為社福基金幫補尋求庇護人士的房租,並提供緊急食物援助。可是,補貼的水平極低,難以想像任何人能依靠這些津貼維生!服務社沒有履行職責,妥善運用津貼金,令五千個尋求庇護人士積壓著越來越多憤怒。

來自孟加拉、中非共和國、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和斯裏蘭卡的示威人士,向本網記者表示,無人對服務社有半點信心。其中,有人在港申請庇護超過十年,但法例禁止他們在港工作。而且,社會福利署所分配的津貼金是直接繳至業主或食品供應商手上,尋求庇護者自己從來沒有發過一分錢。他們就是這樣,被迫在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忍受煉獄般的生活!

一位來自斯裏蘭卡的泰米爾難民向筆者表示,他最近才從監獄釋放出來,在十八年來香港最寒冷的冬天裏,連續七晚露宿街頭。最後,他告訴社福署職員,如果無人幫他尋找容身之所,他會「做點事」令自己回去監獄,至少那裏可以有容身之所。

事實上,國際社會服務社早已惡名昭彰,觸發過憤怒爆發。《南華早報》於去年八月報導,一班尋求庇護人士擠進屯門一個由豬欄改建、缺乏食水和熱水淋浴的地方。國際社會服務社營運此「貧民區」,負責人向難民們表示「你要就要,不要就罷!」。一人在飲過被汙染的水後送進醫院,令這醜聞曝光。

政府給國際社會服務社的撥款,在2012年高達二億三百萬,原意讓服務社運用這筆撥款,向難民提供食物及容身之所。可是,在新自由資本主義的世代下,可怕的外判製橫掃香港以至全球,是次事件成為另一例子。政府以價低者得的原則將服務外判,從而「節省納稅人的錢」。可是,政府庫房坐擁7,340億,相當於GDP的36%,卻不願投資於社會服務。政府將服務分隔,從而逃避對在港難民困境的責任,免受公眾批評。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是「非牟利」機構,總部位於瑞士。「難民聯會」指,這機構剝削在港難民,尤其是操控政府規定的「十天緊急食物津貼」,將每月$1,200元的資助金額扣除至$6-700元。聯會不排除當中牽涉犯罪行為,要求政府徹查。此外,占領者亦要求服務社立即公開食物分配的價目表,但遭到拒絕。

組織「難民聯會」

全球的尋求庇護者都遇上生活困境。但與很多其他國家相比,港府的難民政策是更為不人道的,需要迫切的改革。團體Vision First的Cosmo Beatson解釋,近年尋求庇護者一連串的抗議行動,成功迫使政府改進,並實施了輕微但重要的改善措施。自2004年後的數年,沒有難民完成過申請個案,但自2012年以來,由於該團體、難民與媒體持續向政府施壓,50個案例成功獲得處理。「難民聯會」要求,難民在辦理申請手續期間應該享有工作權,並以超市現金券取代現時不公平、不透明的食物津貼製度。現時,尋求庇護者約被發現非法工作,可被判監15個月。

占領香港社會服務社辦事處的行動,顯然很有協調和紀律,是受歧視群眾組織起來,向不公義又專橫的當局反擊的好例子。社會主義行動探訪占領者,表示支持,並邀請他們到會議講述抗爭經歷。社會主義者支持結束外判製,要求政府恢復直接管製難民服務處,而部門需要全面的民主控製。

停止向Satinah執行死刑!

約40名外勞及其支持者聚集於灣仔沙特阿拉伯領事館外,就當地印尼外勞Satinah Binti Jumadi Ahmad的死刑案件發起抗議。該案的死刑斬首處決將在未來幾星期內執行,示威者要求寬大處理。

Satina是沙特阿拉伯當地接近400萬名的外勞之一,她被裁定於2007年謀殺雇主。就像許多前往波斯灣國家的印尼外勞一樣,她堅稱犯案前遭到雇主一連串的施虐。沙特是一個極端壓抑的封建國家,殘告壓迫當地的婦女、少數民族和多數的外來工人階級。因此,當涉及基本的法律權利時,像Satinah的女性外勞必然是處於被壓迫的最底層。

在當地的監獄中,有27名來自印尼和140名來自菲律賓的外勞等待處決。現代的奴役的現實曝露在鎂光燈,全球共有1.5億外勞被販運地世界各地,作為廉價勞動力而遭到剝削,例如於索契冬奧運和多哈世界杯(當中造成了185名尼泊爾建築工人殉職)等面子工程之上,也有從事家務勞動,在不穩定的條件下日以繼夜地工作。

香港的示威者高呼「Save the Life of Satinah!」(拯救Satinah!)、「Justice for all migrant workers!」(為所有外勞爭取公義)。對於印尼政府和其他政府的無所作為,她們感到憤怒。

Satinah的案件是一宗悲劇。在2010年由於王室的幹預而推遲執行死刑,容許她的家人和印尼政府給予被殺者家屬贖金以換取赦免,總額為700萬沙特裏亞爾,即190萬美元(約1,450萬港元)!印尼政府已經設立了財政募捐,但至今只籌得該數額的一小部分。

組織抗議的香港亞洲外傭協調會(AMCB)說:「由於印尼政府未能籌得贖金,Satinah即將被處決。」幾位組織代表也在集會中發言,包括AMCB的Eni Lestari 和印尼外勞工會(IMWU)的Sringatin。社會主義行動的 Vincent Kolo 亦發言表達了支持。

在港難民抗爭 得到愈來愈多支持

2月14日(星期五),在港難民連續第四天占領社會服務社(ISS-HK)位於太子、旺角及荃灣的辦事處,向國際社會服務社抗議,行動得到愈來愈大的支持。國際社會服務社總部位於瑞士,受到港府每年2億元的資助,但經常引起尋求庇護者大量投訴。

其中一名占領者身處太子辦事處一樓,向窗門外空地的支持者叫喊:「我們被當成動物般看待!但我們團結起來,展示我們強大的力量,是可以改變現狀的。」該機構分配予難民的食物遠少於政府規定的金額,因而受到很大關註。

在星期五晚上,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親臨太子辦事處,向占領者致敬,並承諾會與廉政公署等機構會面。超過60名示威者聚集於太子辦事處,《蘋果日報》及《無線電視》明珠臺都有采訪。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是次占領行動,並要求改善難民的權利。我們反對政府將難民服務社瘋狂外判(例如ISS),主張所有福利部門應當置於公共民主控製。社義行動成員正致力協助是次占領行動,並在實務上支持新成立的「難民聯會」,包括提供擴音器、中文的示威牌及橫額,以至聯絡中文媒體。難民需要更大支持,如果施壓力量在未來升級,可以迫使政府作出更大讓步。這將代表所有在港工人和受欺壓者的勝利。

「普教中」政策:扼殺語言文化自由

近日,教育局將廣東話定性為「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方言」,又突然將網站上普教中(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科)的缺點刪除。教育局刻意貶低廣東話的地位,似要為普教中政策造勢,逐步在學校強行「推普廢粵」。由於中小學現已設立獨立的普通話科,「普教中」政策本是畫蛇添足。在國民教育洗腦科後,中共再次企圖操控香港教育政策,普教中被認定為「國民教育2.0」。群眾不忿大陸攻打擊香港獨有語言文化,激起強烈的抗拒意識。

學生淪為「白老鼠」

2000年,教育局的「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發表的一份《香港學校課程整體檢視 - 改革建議》,當中寫到:「在整體的中國語文課程中加入普通話的學習元素,並以『用普通話教中文』為遠程目標。」

普教中政策早已推行,政府在國民教育科語常會(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於2007年宣布,撥款港幣兩億元,從2008年9月起,在中小學推行為期4年的「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計劃」,每年有30所小學和10所中學參加,共 160 所中小學參加上述計劃。在國教科一役,政府聲稱讓學校「自行決定」是否推行,但在銀彈攻勢和政治壓力下,令學生根本無從選擇。今天,政府再用同樣手段推普教中政策,惹來學生的反感。

教育局網頁上,被問及普教中是否能提升中文能力,回答指:「目前仍未有確實證據,證明以普通話學習中國語文的學生的一般中文能力會有所改善。」未有證據證明普教中可以改善語文能力,但政府先斬後奏,當學生為白老鼠,背後的目的不是為了教育,而是政治性的。

政府並非首次將學生當實驗品。90年代初,政府不顧師生和家長的反對,強推母語教學政策,令大部份中學非中文相關科目的教學語言由英文轉為中文。學生的英語能力大幅下降,令時任教育局局長孫明揚都不得不承認政策失敗。最後,教育局轉回讓學校自由選擇教學語言,母語教學最後無疾而終。

凍結「普教中」政策

社義行動支持學習不同語言(包括普通話)的權利,但在十年母語教學政策失敗後,政府今天再次在未有充足研究和準備下,急急推行普教中政策,扼殺學生的選擇權,目的只是為中共煽惑愛國主義服務。我們要求教育局立即凍結「普教中」政策:在現正推行普教中政策的學校裏,學生、家長和教職員應該有權自決是否繼續執行。此外,在未有詳盡研究並獲得師生家長認同前,停止將這一政策擴散到其他學校。此外,政府亦應加大教育投資,改革現時千瘡百孔的語言教育製度。

一刀切的語言政策

大陸政府的語言教育政策向來官僚僵化,普教中政策只是一個例子。在西藏和新疆,中國以大漢民族主義壓迫少數民族,迫使他們學習漢語,暴虐的壓迫語言文化自由。中共不但不能如其所願,收復離心離德的少數民族,反而造成激烈的社會沖突。90年代之後,西藏許多學校的藏文授課班被取消,除了藏語本身之外,其他課程全部都用漢語教學。在西藏和新疆,由於高等院校只用漢語為教學語言,少數民族的學生為了升學,被迫學習漢語。2012年11月9日,數千名學生在青海省黃南藏族自治州同仁縣上街和平示威,高喊「民族平權」、「語言自由」等口號,要求藏語成為學院的教學語言,結果組織抗議的學生旺秋多傑在去年被判監四年。

「大國崛起」下,中國除了擴充在世界上的經濟影響力,更要擴充文化影響力,控製社會輿論。自2004年以來,中國政府總共花費5億美元在「孔子學院」。孔子學院雖然以漢語教育和文化交流為名,但事實上卻灌輸擁護中國的意識形態。如今,大陸政府在香港重蹈覆轍,將可能引爆族群矛盾的計時炸彈。

今年一月,加拿大大學教師協會在網站上呼籲加拿大各大學和學院校終止與孔子學院的合作。協會執行總監托克批評:「孔子學院本質上是中國政府的政治機構,限製討論中國政府認定有爭議的話題。」

世界各地的語言教育政策,都相對中國的具彈性。在星加坡,所有學校均以英語為首要語言,然後根據族裔學習自己的語言,包括華語、馬拉語和塔米爾語等。在瑞士主要有三個族裔(法裔、德裔、意大利裔人),學校會以相應的本土語言教學。在高年級的班別,學生會學習其他語言。例如,德裔學生會在GRADE3學習英語和法語。

大陸政府譴責高舉港英旗的示威者「煽動港獨」、「分裂祖國」,但自己箝製香港政治和文化自由的政策,正正就是助長這種論調的幫兇。社義行動反對舉港英旗的反智行為,我們不是「保衛祖國」,而是因為港英政府與大陸政府一樣,從來沒有捍衛本地的語言文化自由。

舉港英旗捍衛粵語?

在英殖時期的60年代,港英政府刻意貶低中文地位,除了華文報章的輿論不受重視,中文的地位被邊緣化,任何與政府有關的文書,亦必須以英文書寫。倘若要向政府部門提出建議或投訴,只有寫信給《南華早報》方有實效。當時,香港高中生只能升讀英語授課的香港大學。統治階級有意限製學習英語的普及性,排除勞苦大眾在外,加強社會的階級分化。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2:49:32

直至1970年代中大學生發起中文運動,加上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需要控製華語媒體的輿論,才被迫確立中文的法定地位,達至今天相對的平權。今天,舉港英旗的本土派高舉港英旗幟,聲稱要「保衛粵語」,但可笑的是,今天中文的法定地位,不是靠港英政府賜予,而是前人反英殖政府的抗爭贏回來的。

正因為社義行動捍衛語言的平等權利,所以才強烈反對「本土派」倡議的文化優越論。這種妄言廣東話優於普通話、謔稱簡體字為「殘體字」等族群歧視的論調,實則上是中共橫蠻政策的另一面鏡子。

社義行動支持不分族群、語言和文化共同抗爭,打倒中共民族壓迫的語言政策。唯有打倒中共獨裁和資本主義,才能結束這種官僚橫蠻的統治。

近百名示威者參與排外遊行

2月16日,近百名示威者參與名為「尖沙咀驅蝗大行動」的排外遊行,由尖沙咀鐘樓出發,沿著廣東道遊行,沿途指罵自由行旅客,期間兩批人多次發生推撞。團體「熱血公民」、「香港人優先」都有參與。

反自由行示威者打著煽動族群仇恨的口號,包括「大陸蝗蟲打橫行,港人塞住無得行」等。反自由行示威者沿途於各大名店停留,向店內大陸旅客重復叫喊「蝗蟲!」,令多間名店要拉閘鎖門。遊行前,示威者聲稱會向大陸旅客噴殺蟲水,但最後沒有發生。

另一邊,除了有親中團體「愛港之聲」廣東道新港中心擺設街站,宣傳「歡迎自由行旅客」外,亦有「保衛香港運動」高舉中國國旗到達現場,與本土派示威者隔著鐵馬對峙。

政府為了摧谷旅遊業的利潤,推高鋪租樓價,大力推動自由行政策。由於欠缺強而有力的左翼力量對抗政府的重商政策,本土派示威者利用群眾反對財團的忿怒,將之扭曲至族群沖突的民粹方向。例如,「旅遊賺咗幾十億,市民幾時有得益」、「陸客購物一團團,錢銀俾曬大財團」等口號,都夾雜著反財團的意識,將族群仇恨精致地包裝起來。吊詭的是,示威者打著「反殖民」的口號,卻高舉代表殖民統治的港英旗。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府為開發大陸市場的「中港融合」政策,包括自由行政策。這些政策只為令旅遊業界和地產商得益,加劇貧富懸殊。但本土派將矛頭指向大陸旅客,只會為背後既得利益者轉移視線,並將大陸群眾推向支持政府的一方,分裂兩地的群眾運動。

正如社會主義行動講過,打著「反政府」旗號的本土派煽動大香港民族主義,與親政府的愛國派的大中華民族主義對抗,等同抱薪撲火,引火自焚,危害香港的民主運動。

當務之急是重建左翼運動,將矛盾指向中港資本融合的真正元兇 - 政府和財團,才能抑製這種排外意識。

法院頒布禁製令 打擊難民占領行動

由數百名尋求庇護者及難民新成立的「難民聯會」,連續七天占領ISS-HK太子辦事處。今日高等法院頒布禁製令,勒令占領者撤離場地。

ISS-HK在二月十七日(星期一)向高等法院申請禁製令,打擊占領行動。司法系統再次曝露其階級歧視的本質,同時禁止未經許可的抗議人士進入ISS-HK福利辦事處。ISS-HK是國際社會服務社的分部,總部設於瑞士,但實際上是以「有限公司」註冊的。ISS在2006年投得每年2億300萬港幣的政府合約,承包香港約5千名難民的支援服務。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占領行動,成員鄧美晶表示:「法院的判決一如既往靠攏財團。去年,碼頭工人罷工也曾面對過類似打壓工人的判決。」

十七日晚上,「難民聯會」成員召開會議,決定在翌日繼續新一輪的抗爭。

「我們不是停止鬥爭,只是改變策略。」一名占領者Raymond說:「法院的判決反映出,ISS-HK正感受到壓力,且未來感受到的壓力會更大。」

占領人士不滿ISS-HK克扣每月的食物津貼、提供不合格的房屋等瀆職行為。在上星期,難民正式向廉政公署報案,要求徹查ISS-HK。

「全港基層和工人都應全力支持參與占領的難民。」鄧美晶說:「我們聽到很多難民控訴,,ISS-HK沒有履行責任。這社群被嚴重壓迫,但他們堅決的勇氣和鬥誌大大激勵了我們。」

「香港難民聯會」開了一個新的Facebook專頁,請「Like」及「Share」幫忙宣傳。

「香港難民聯會」到ISS-HK 灣仔總部抗議

2月18日(星期二),「難民聯會」40名成員到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灣仔總部抗議,並呼喊「ISS可恥!ISS可恥!」等的口號。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亦到場聲援。

「在政府及社福署重新擯製難民福利服務前,我們不會放棄鬥爭!」「難民聯會」發言人Raymond表示。

遊行隊伍首先在總部大樓外的街頭示威,然後走上位於六樓的ISS-HK辦事處抗議。

遊行人士不滿高等法院昨日發出禁製令,禁止示威者占領ISS-HK位於太子、旺角及荃灣的辦事處。「難民聯會」成員自二月十一日起進行為期一星期的占領,要求徹查ISS-HK 的涉貪,引起了媒體的關註。

「ISS以為他們驅趕了示威人士,但這運動會繼續,直至政府取消與ISS的優厚合約。」遊行組織者之一、社會主義行動的Vincent Kolo 指出。

法院判決,禁止7名人士及其他沒有指明道姓的示威者,進入及逗留ISS-HK三個辦事處。除此之外,ISS-HK在網上展開宣傳攻勢,否認克扣$1,200的食物津貼。「難民聯會」回應,ISS「以大話掩飾大話」。

今次的抗議表達的信息是,在占領結束後,反ISS-HK 的抗爭將會繼續,並在未來以新的策略進行。占領運動在這個鬥爭中意義重大,強化了「難民聯會」過百成員為公義而戰的決心。

「難民聯會」舉行大會 超過100人參與

2月24日,「難民聯會」過百名成員舉行大會,討論組織下一步的行動。這次是占領行動後的首次會議,參與人數上升了三成,共有十多個不同種族的難民參加,體現了跨越種族的團結鬥爭。

在法院頒布禁製令,打壓占領ISS辦事處的行動後,難民被迫撤離。然而,持續七天的占領行動向ISS造成巨大壓力,三間辦事處至今尚未恢復開放,似乎要逃避難民的追究。

聯會的成立令與會者都十分鼓舞,無論男女發言都慷慨激昂。本地港人與會者包括社會主義行動成員外,以及一名關心難民的社工。

難民爭相發言,怒斥ISS乃至政府的不人道。一位來自非洲的女性難民表達了鬥爭的決心:「我們被抹黑為破壞法律者,但我們只是爭取權利。我們應該團結一致發聲,把自己的問題先放在一邊。有朋友叫我們不要來參加聯會,說會有問題,說我們會被遣返。但不是這樣的!我們一定要爭取應有的權利。」

另一名來自中非共和國的難民激昂地說:「我們在媒體、警察、律師和公眾面前,揭露了ISS的貪汙腐敗。現在,所有港人都知道真相。若我們談到『難民聯會』,是很好的,但若果談革命,就更好了……現在,跟進我個案的人員每日到打電話給我,問我生活是否OK。」

另一名來自巴基斯坦的難民領悟到,抗議已令ISS態度改變,說:「現在,ISS的跟進員變得很有禮貌。他們說:『如果你們有什麽問題,告訴我知。不要去抗議,來向我們解釋,我們是會幫你的。』…」

社義行動亦到場表示支持,成員鄧美晶說:「對香港來說,我們占領ISS辦事處7天,是十分前進的抗爭手法。本港政客口講「占領中環」爭取民主,但卻遲遲未敢行動,你們作出了最佳示範。」

會議亦討論到日後的抗爭行動,包括如何進一步向政府施壓,以及參與國際婦女節大遊行等。會議後,來自伊朗的Raymond被選為「難民聯會」的首任主席。這是建立「難民聯會」組織架構的重要一步。若要對抗龐大的官商勾結製度,難民需要民主辯論、行動一致的緊密組織。

2月26日(星期三),難民聯會代表將連同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及社義行動代表,到灣仔社福署辦事處與當局人員會面。談判若果破裂,我們將會發動下一輪的抗爭。

外傭遊行:抗議入境處拒絕百多名外傭工作簽證

2月26日(星期三)中午十二時,外傭團體發起遊行,抗議入境處無理拒絕170宗外籍家庭傭工的工作簽證申請。30多名外傭及支持者由灣仔地鐵站出發,沿行人天橋遊行至入境事務處外抗議。示威者沿途高叫「We are workers, not criminals!(我們是工人,不是罪犯!)」「Abolish 2 week rule!(廢除兩星期條例!)」「Make live-out an option!(我要外出居住權!)」等口號。

警察在入境處門外架起鐵馬,遊行隊伍只能於示威區內抗議。參與團體包括亞太移民事工中心(APMM)、 亞洲移居人士聯盟(AMCB-IMA)、 在港菲律賓移民工聯會(UNIFIL-HK)、菲律賓外勞工會(FMWU)、亞洲和平協會、社會主義行動等。

遊行的主辦單位之一Dolores表示,不能接受政府拒絕外傭工作簽證的理由,如懷疑外傭「跳工」騙取金錢。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表示,「希望這裏所有經過的市民都見識到香港政府是多麽可恥,由始至終都打壓本地和外地工人的權益,這個抗爭一定要連結起兩地的工人團結,反抗今天的壓迫性製度。」最近新成立的「難民聯會」之主席Raymond也有參與表示支持,他在發言提到,「我們一定要站出來發聲,一個人的力量很少,需要團結抗爭才能勝利!」

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在早前表示,入境處在處理外傭的工作簽證申請時作出審查,指若申請人過去有提早終止合約的經驗,則可能拒絕其申請。

黎棟國誣蔑外傭「跳工」,即是迫使雇主中止合約後,騙取代通知金及機票錢。這並無任何實質證據,是謊話連篇。Erwiana受虐慘劇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外傭受盡今天的製度壓迫,如中介公司剝削、強製性雇傭同住、「兩星期條例」等。政府不但沒有反省並修例,反而抹黑外傭,試圖淡化Erwiana事件和背後整個壓迫家傭的製度,從而分化本地和外籍工人的團結抗爭。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2:50:58

千名外傭遊行爭取權利

三八國際婦女節翌日,一千多名外籍家務勞工趁著星期日唯一一天的假期,上街爭取權利。

三月九日下午一時許,眾多印尼外傭在銅鑼灣百德新街出發,遊行到印尼駐港領事館,再到金鐘政府總部抗議。遊行隊伍沿途高呼「We are workers! We are not slaves!」(我們是工人,不是奴隸!)、「Abolish two-weeek rule!」(廢除兩星期條例!)、「Abolish Agencies!」(踢走中介!)等口號。不少外傭是人生第一次上街。印傭Mei和Ally向我們的記者表示,這是她們第一次參加遊行,因為最近看到Erwiana及其他在港外傭受虐的事件,令她們認為必須站出來抗爭。

隊伍期後遊行到金鐘政府總部外集會,遊行發言人Dolores表示,今天的奴隸製度必須終結,要求政府廢除不公平的「兩星期條例」、要求讓外傭享有外出住宿的權利。不同聲援團體也發言表示支持。最近在政府社福署外發起占領行動的「難民聯會」一行十多人,帶著一家大小參與這次外傭遊行。本身是印尼難民的婦女Puji在政府總部外發言:「這不單是Erwiana一個的事,是政府對我們所有女性的壓迫。難民聯會會與你們團結抗爭!」。

社會主義行動主席鄧美晶表示:「不單是外傭受到壓迫,全世界的婦女也是。全球貧窮人口中有七成是女性,因為我們活在一個歧視女性的社會製度下。在此呼籲所有受壓迫的女性,在今天的階級社會團結反抗!」社義行動全力支持本勞外勞的共同抗爭,要求立即廢除中介製度及所有壓迫性條例。

六十多名難民抗議 要求特首夫人停止贊助貪汙機構ISS

星期四(13日)早上11時,六十多名難民遊行到禮賓府,要求特首夫人停止贊助貪汙機構「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又批評她拒絕與難民會面,間接支持政府對待難民的不人道政策。社會主義行動成員,以及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也有參與遊行。

一批「難民聯會」成員及支持者在中環遮打花園集會,遊行到禮賓府外抗議。他們帶同印有「打倒貪汙」、「廉署查特首 左手查右手」、「停止贊助貪汙機構」等示威牌和橫額,沿途一直呼叫「We want justice! (我們要公義)」、「Who took our money? ISS!(誰偷了我們的錢?ISS)」、「Who sponsors corruption? Ms CY!(誰贊助貪汙?特首夫人!)」等口號。

「難民聯會」成員Adella指,他們在香港受到極不人道對待,包括被克扣津貼,給予極少和過期食物、又被安置在不適合人類居住的非法寮屋。香港政府社福署每年花費逾2億公帑,將難民服務外判至ISS-HK,但當難民被ISS克扣津貼時,社福署卻繼續包庇ISS的貪汙惡行,特首夫人又置之不理。

「難民聯會」已連續兩星期占領灣仔社福署總部大樓外,2月底曾到廉政公署報案,要求徹查社福署外判的難民服務機構「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涉嫌貪汙,然而迄今杳無音訊。由於廉政公署直接隸屬於特首梁振英,而特首夫人唐青儀則為ISS-HK贊助人。難民聯會關註到,特首夫人的角色會妨礙廉政公署公平公正調查事件。

特首辦昨回應,拒絕與難民會見。難民聯會指,他們會繼續抗爭及有進一步的行動,直至爭取到應有的權利為止。

物業管理及保安職工總會發起遊行

「我一家四口住在深水埗的唐樓,依靠丈夫做快餐店,加上自己的微薄薪金過活…我子女書簿費很貴,唐樓居住環境又狹窄,很艱苦。」在醫院任職清潔工的張太,是3月16日(星期日)的遊行人士之一。她抱怨道:「$30最低工資,只能僅僅維持家庭基本開支」,因此現時最低工資必須調整。

星期日,香港職工盟屬會 - 物業管理及保安職工總會發起遊行,由灣仔修頓球場遊行至金鐘政府總部,有超過60多名工會分子參與。社會主義行動亦有到場支持。

遊行隊伍高喊「最低工資 一年一檢」、「八小時工作製」、「加班補水一倍半」等口號。工會表示,雖然最低工資從去年5月1日開始得到調整,由時薪$28提升至$30,但過去多年間通漲加劇、百物騰貴下,在職貧窮的家庭比比皆是。保安員及清潔工就是最受影響的一群。

另一位屋苑保安員黃太表示,現時保安員的「兩更製」令他們長時間工作。「每天12小時工作,加上往返的交通時間,總共超過14小時。」工作占生活的一大部分,令她回到家中也失去照顧家庭(如為家人煮食)的意欲。黃太無奈表示:「與子女關系只是一般,長時間工作令家人欠缺溝通。」

此外,她更憂慮到65歲時會失去工作,由於現時政府規定65歲或以上人士只能到單幢式樓宇工作,而相關的空缺只有很少。「我現時已差不多60歲,故很希望放寬牌照年齡的限製。」

在沒有全民退休保障的情況下,不少老人都被迫打工賺取微薄收入渡日。因此,保安員亦支持政府放寬保安乙牌年齡上限,由65歲的退休年齡改至70歲,令他們可以繼續工作。

社會主義行動舉起「規管工時40小時」、「廢除外判製度」的橫額。在沒有全民退保的情況下,保安員與清潔工變成老人爭相競逐的職位,令老人未能安享晚年。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建立戰鬥性工運,推進反外判、規管工時的運動,挑戰整個資本剝削的製度。

男女平權:讓女性站在工人抗爭的前線!

三月八日國際婦女節,是女性站起來為自己權利鬥爭的一天。全球的新自由主義浪潮不斷剝奪女性的權利,令女性飽受貧窮、失業、性暴力等折磨。

女性貧窮 同工不同酬依舊

在鄰近的臺灣情況也是一樣,上星期臺灣政府公布男女平均工資,顯示男女同工不同酬情況非常嚴重,女性要賺到男性一年的工資收入,需比男性工作多59天!根據2010年職工盟婦委會公布的數字,在香港,女性工資平均也比男性低三成。性別歧視顯然易見,但在今天資本主義的所謂「自由市場」底下,政府和平等機會委員會卻對同工不同酬表示認可!

政府統計處公布本港最新人口數據指,女性勞動人口於11年間增加了35萬人。可是同工不同酬沒有絲毫改善。

根據《Randstad 2013/2014 工作世界報告》近期發表的第三期調查報告顯示,在香港超過60%女性雇員因缺乏發展機會及薪金欠競爭力打算於今年離職。近年女性勞動力參與率只維持約50%,部分原因是由於缺乏產假和育兒等支援。

服務性行業女性沒法律保障

平機會於本年二月發表一項關於空中服務員受性騷擾的調查,337名女性受訪者中,29%曾受性騷擾。平機會指現行無法律保障服務提供者免受性騷擾。39%受訪者認為,公司沒有或不清楚有關政策,68%人表示未曾受過防止性騷擾的培訓,遭性騷擾空服員中僅3%有向公司舉報,舉報率非常低。

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副主席胡綺薇指出,調查中有27%空服員曾受性騷擾,實際情況可能會更加嚴重。胡綺薇表示,曾經有工會會員及空服員就受性騷擾向公司投訴,惟公司其後不交代如何處理,事件變成不了了之,令員工十分灰心。

家庭主婦及新來港婦女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與「在職新來港婦女權益關註組」 的調查發現,新來港婦女出外工作中,有超過九成的原因乃是為了幫補家計,另有逾五成婦女求職是因為不想依賴政府。可是,大部分受訪者也要擔當家庭主婦角色,93%要打理家務,而83%和74%要照顧子女和照顧各家庭成員起居飲食,亦有63%要處理子女學校事宜,但這樣雙重身份令她們感到吃力,57.5%需要放棄休息時間。83.8%當兼職和散工的受訪者,主要是因照顧年齡較小子女而不能全職工作。

這反映政府長期以來不願意提供公共的托兒和護老服務,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令女性被迫擔當家庭主婦的角色,也是為什麽令女性只能從事低收入的散工或兼職工作,而當中新來港婦女更受到歧視。根據人口政策諮詢文件,七成新來港人士任職低技術工作。

建立戰鬥性的運動

最近,外籍家務勞工的抗爭是一個很好的範例,單靠法律的保障並不能保障女性和工人權利,而需要建立群眾運動才可以有效迫使當局作出讓步。團結起不同種族的婦女,共同爭取同工同酬,八小時工作製,增加最低工資,公共醫療及托兒,護老服務,以致終結現今為資本權貴服務的腐敗製度。女性絕對可以站在工人抗爭的最前線!

支持在港難民抗爭

「誰克扣我們的金錢?ISS!誰資助貪汙?特首夫人!(Who took our money? ISS! Who sponsors corruption? CY』s wife!)」3月13日(星期四),超過六十名難民遊行,繼續反對社署外判機構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涉貪的鬥爭。示威由「難民聯會」發起,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的成員及社民連主席梁國雄(長毛)亦有到場支持。是次行動強調,梁振英妻子唐青儀是ISS的贊助人。

社義行動成員鄧美晶指:「ISS的醜聞直指香港的權力核心 - 特首家庭!」

特首夫人的身分與調查ISS涉貪存在沖突。雖然ISS貼上「非政府組織」的標簽,但事實上ISS卻每年承包港府的難民服務合約(本年為2.8億元),從中獲取豐厚的利潤。這機構為在港難民提供最低限度的福利保障,其水準達不到香港貧窮線的25%。早前,三名「難民聯會」成員到廉署報案後,ISS正受到調查。

廉政公署直接向特首負責,因此只要特首夫人維持與ISS的關系,則意味著潛在的利益沖突。在禮賓府的示威者要求唐女士辭任ISS贊助人一職,並批評她拒絕難民的書面要求與她會面,以及聆聽他們的訴求。

「唐青儀不答應你們的要求,不肯與你們會面,相當無賴。」長毛在示威中說:「假如她認為自己的一方沒有犯錯,她應該出來澄清;假如她不了解情況,她應該出來與你們會面,聆聽你們的訴求;假如她認為ISS有犯錯,她應該辭職。」

鄧美晶提出質疑:「特首夫人在ISS身居要職,(對ISS的)調查怎能公正在獨立?」

在港難民的鬥爭已經成功加大對當局施壓,也讓群眾更清楚認知到:梁振英政府坐擁足以應付21個月開支的財政儲備,是世上最富裕的政府之一,卻不人道對待難民。Tania Branigan最近在英國《衛報》發表一份報告,指香港的難民庇護製度「殘暴不仁」(draconian),難民受到的待遇比囚犯還差!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2:52:10


正在贏得更多支持

一個月前,難民一舉占領了ISS三間辦公室,抗爭運動開始進入媒體鏡頭,後來轉移至灣仔社會福利署外,無限期紮營留守抗議。「難民聯會」已經開始自我組織起來,開始爭取到公眾輿論支持。對此而言,橫額、標語、以及中英文錄音演講都是必要的,這才能將訊息傳達至多數人的華語社區。

行動開始有所收成,有熱心人士探訪營地,並提供支持。難民運動的目標,是要挑戰政府將難民妖魔化的宣傳攻勢,試圖抹黑其為「犯罪分子」、「假尋求庇護」和「納稅人的包袱」等。難民下一階段的行動必須升級,拉闊戰線至同樣深受政府反民主的重商政策所害,因而普遍不滿政府的青年、工人等階層,爭取他們過來支持「團結抗爭,對抗共同敵人」的理念。是次行動只是第一步,「難民聯會」及其支持者不會讓特首夫人甩身。相反,向公眾揭露她與承包商的關系的行動,只是剛剛開始。

反政府鬥爭

尤其是「激進」和左傾政團,應該結束沈默,明確支持難民的鬥爭,從而提高施壓力度。可惜,迄今只有梁國雄以個人身分站出來,與社義行動的成員並肩作戰,而很多坐擁更多資源的反政府黨派,卻仍在作壁上觀。無疑,有些組織誤以為公開支持難民,會令他們失去自己選民的支持,因而害怕公開表態。

即使真的會失去選民支持,這場鬥爭牽涉到重要的原則,例如民主權利(避難權、問責權)、工作權、反貪汙、反官商勾結(ISS是外判製帶來的典型禍害)、以及反對歧視。況且,從難民運動已經開始展現到,政府妖魔化難民的輿論攻勢獲得很小社會支持,甚至與偽政改方案、新自由主義的預算案以至其他經濟政策相比的支持更小。

「難民聯會」在短短個多月間已經建立了一個出色的組織機器,並開始打破難民的政治孤立。當然工作仍然接踵而來:新一輪抗議、出版刊物,以建立積極的支持。假如政府認為,難民最近幾星期的反抗只是曇花一現,那就大錯特錯了。難民反抗行動已在香港政治版圖占一席位。

香港:為婦女權益而戰

三月八日(星期六),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連續第四年發起國際婦女節集會,在銅鑼灣時代廣場外,聚集起不同國籍的婦女,大約有40人出席。重要的是,這是香港唯一真正的「國際」婦女節活動,目的是從不同的族裔社群和各分散的鬥爭中,展現出需要團結抗爭,打倒歧視和女性壓迫。

國際主義

在今年的集會裏,有來自非洲、中國內地、印尼、菲律賓、斯裏蘭卡的婦女,與香港的男女社運分子參與。多個組織有發言人,包括「難民聯會」。難民發動了數月的占領行動,反對政府營運的難民服務歧視和貪汙。社民連、蕩婦遊行香港、香港女同盟會也有發表講話。

2014年,外傭對抗奴隸式的雇傭法律尚在進行,這是香港最受註目的婦女與工人抗爭。印傭Erwiana被雇主暴力虐待七個月,演變成國際議題,香港被稱為「現代奴隸製」社會。就此,本年舉行了幾場大規模的遊行都相當成功。香港約有330,000名家庭傭工,在歧視性的法律中生活和工作,大多數來自菲律賓和印尼,也有些來自泰國、尼泊爾和緬甸。她們工時極長,現時幾乎沒有法律保護她們對抗無情的中介公司的經濟勒索,或者在家中遇到的身體虐待。

對外傭的剝削

常見到,中介公司收取外傭「介紹費」或「合約費」港幣21,000元,等於她們首七個月的薪金。每次外傭找新雇主,就要再次征收此,所以就算遇到雇主暴力虐待,也嚇得不敢終止合約。政府的「雇傭同居」規定, 令外傭要24小時隨時候命。許多外傭一日工作18-20小時,而因為香港的居住空間細小,在家中毫無私隱。外傭一般睡在客廳,有時睡在走廊,或廚房地上,令她們更易受暴力對待、騷擾,甚至是是性騷擾。對外傭的壓迫是對所有婦女製度性壓迫的極端例子,影響到所有本地工或外勞。

三月九日(星期日),是外傭一周裏唯一一天的假期,由多個外傭團體組成的聯盟舉辦遊行,超過1,000名外傭參加。「We are workers, we are not slaves!(我們是工人,不是奴隸!)」的口號響徹天際,獲得不少旁觀者的支持。

是次遊行特別針對政府最近輿論上攻擊「跳工」,同時港府企硬反對廢除壓迫外傭的雇傭條例,例如雇傭同居規定和兩星期條例。後者強令外傭需在合終結束後十四日內離開香港。

最近,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健宗表示:「…容許外傭在外居住,會偏離輸入外傭的基本原則。」但如印傭工會(IMWU)代表Sringatin在遊行當天向傳媒表示,這規定阻嚇外傭投訴雇主,因為她們不單會失去工作,還會失去居住地方。遊行者譴責政府指控她們「跳工」, 在現行規定下這實質上並不可能。

盡管這是國際婦女節最大規模的遊行,任何支持婦女權益或女權主義的組織明顯都應參加,但除社會主義行動外,當日參與的香港團體寥寥可數。多名外傭組織發言人也有講話,包括「Justice for Erwiana!」運動的Eni Lestari,她報告說她最近曾到印尼探訪Erwiana,以及她的家人和支持者。「香港難民聯會」的Puji Babul亦以印尼語發言。

暴力對待女性

在銅鑼灣時代廣場舉行的三八婦女節集會得到「香港蕩婦遊行」的支持。「蕩婦遊行」以反對性暴力為題,而社會主義行動幾年積極協助建立。根據「關註婦女性暴力協會」的數據顯示,在香港,每七名女性中就有一名是曾經歷過性暴力對待。社會主義者解釋,資本主義建基於性別和階級壓迫,是女性受暴力對待的根源。

從很多例子可見,國家機關中(法官、警長以至右翼建製)鞏固性別壓迫、宣傳剝奪女性權利和自由的思想。上年,保安局局長黎楝國批評女性應該少飲酒免被強奸,就是當中的「典範」。這言論觸動激怒很多人(尤其是女性),令她們更積極去挑戰性別主義思想,以及製造此思想的製度。

嗇吝的福利開支

同一群政客在兜售守舊的女性觀念之余,亦延續性別不平等的經濟政策上。新自由主義政府的政策下,公共開支變得傾斜向大財團(《經濟學人》將香港評為裙帶資本主義之中的首位),而忽視老人和兒童的護理服務。這迫使很多貧窮家庭的婦女留在家中,無償照顧家庭。或者如果家庭較為富庶,則聘請低薪家傭,以照顧兒童或老人。

在三八集會裏,社會主義行動其中的一個主題是全民退休保障。香港作為全球最發達經濟之一,卻沒有這一保障。現時製度排除了未經正式聘用的家庭主婦,剝奪了女性應有的退休保障。

因此,在香港每三名老人中就有一名是活於貧窮,當中的大部分是女性。超過3萬名已介乎退休年齡的女性,依靠每天在街道上執拾廢紙皮謀生。

難民抗爭

本年度三八集會的其中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有女性難民參與。她們現正在占領社福署總部大樓外的街頭。「難民聯會」派了大群人參與活動,一名來自烏幹達的女難民Adella講話,解釋為何她們正在抗爭,以及女性在當中的重要角色。社會主義行動支援「難民聯會」的占領行動,尋求方法克服政府造成難民的孤立,並將事件向外宣傳。當天,「難民聯會」的街站反應良好,可見到有潛力爭取很大公眾支持。

除了出版中文雜誌之外,香港社會主義行動、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在中國和臺灣的支持者也出版了女性抗爭特刊,紀念國際婦女節,並接觸到不能閱讀中文的女性(例如外傭和難民)。較早前,我們派發了四種不同語言的傳單(中文、英文、菲律賓語和印尼語),聲援外傭抗爭。

印傭舉行燭光晚會 Erwiana受虐案再次提堂

昨晚(24日)六時半,亞洲移住人士聯盟(AMCB)與自治八樓在尖沙咀天星碼頭(五支旗桿旁)舉行燭光晚會,要求為受虐印傭Erwiana討回公道,約有30名印傭與20名香港支持者到場參與。Erwiana受虐案將於翌日(25日)於觀塘裁判法院提堂,涉嫌虐打的女雇主羅允彤將會上庭。

印傭工會代表Sringatin表示:「我們是工人,不是奴隸。我希望Erwiana事件是最後一個的個案,雇主對工人的殘酷對待從此結束。」

香港外傭運動的代表Tom Grundy說:「香港還有58%外傭曾受到語言侮辱,差不多20%曾受到身體虐待。香港是一個現代奴隸製社會。」

社義行動的Pahsa亦發言表示支持:「這不單單是外傭的事,也是本地工人的事。因為政府正在打擊所有工人的共同權利…你們的抗爭令我們十分鼓舞,請繼續戰鬥下去!」

最後,在場參與者拿起燭光,高唱「We shall overcome」等歌曲結束晚會。

3月25日(星期二)早上9時,約20名外傭在觀塘裁判法院外聚集,高喊「Justice for Erwiana! Justice for all migrants!」,然後進入法院旁聽。女雇主羅允彤被控包括意圖傷人、普通襲擊、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及4項刑事恐嚇等共7項罪名。控方表示,尚在等候印尼當局4份醫學報告及一份病理學報告,因此要押後至4月29日再提堂。

印傭工會不滿案件一拖再拖,要求特區政府促請印尼方面,盡快準備好案件所需的文件。印傭工會代表Eni表示:「印尼領事館應該合作,盡快交出文件,不應再拖一個月。案件結果是怎樣,很視乎裁判官的取態,目前尚未清楚。我們希望這次能夠勝利,未來可以再打破不公義的外傭條例。」

控方較早時已向印尼駐港總領事館提出要求,希望Erwiana來港出庭作證。若果Erwiana來港作證,相信會再度哄動全城,並引發大規模的抗議行動。

長毛撐難民:為何支持難民抗爭?

難民占領灣仔社福署大樓外,已經持續了四星期。3月19日(星期三),社義行動成員到金鐘議員辦事處訪問長毛,談談在港難民情況。

左:為何支持難民抗爭?

毛:ISS(註:國際社會服務社)涉嫌貪汙,私相授受。政府以為外判可以慳錢,但只造成損失公帑。而且,梁振英老婆(註:唐青儀)就是ISS的贊助人,譚耀宗(註:民建聯主席)又是委員,這種情況在香港很普遍,官商勾結,裙帶資本主義嘛。所以,對抗ISS貪汙是正確的,我絕對支持。

從人道立場來看,很多難民在本國面臨酷刑、宗教或者政治迫害。這其實都是全球資本主義所造成,因為國際上需要吸納勞動力就接收難民或輸入外勞,但卻不照顧有需要的時候就排斥外來者。香港是富裕的地方,政府有責任保護他們起碼的生活權利。

更遠大的來說,我和你都是國際主義者,難民與我們一樣都是受到製度壓迫的,所以也是我們的兄弟。

左:對在港難民狀況有何看法?

毛:我也做過酷刑聲請的一些個別案例,但這樣大規模的難民抗爭卻是第一次。這是結構性的問題,香港1992年簽署了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有責任接收面臨酷刑的難民,但對其他形式的難民卻繼續置之不顧。而且,政府不肯承擔難民服務,拖長難民申請庇護的甄別程序。香港審查難民的程序極慢,又不容許難民工作,很多在香港白等十年八年,沒有結果,浪費了光陰。

至於難民為何如此孤立,這是因為政治運動的意識水平,未去到跨越種族的連結。香港人不明白,是有政治難民、酷刑聲請者存在的。他們被遣返就要受到迫害。目前的運動水平是防守性的,只達到反對濫用公帑、反對裙帶關系的層次,未去到「國際主義」的層面,視海內外群眾皆為兄弟。

我希望難民聯會會繼續擴大發展下去,未來的抗爭的意識和力度進一步提升。

【聲明】難民占中 對抗貪汙

香港難民聯會

難民聯會占領了灣仔社福署總部大樓外超過六星期,參與的難民愈來愈多,因而決定將行動升級,一方面繼續留守灣仔,同時亦占領中環擴大戰線,進一步向梁振英夫婦及政府施壓。占中是因為中環是香港最繁忙的金融中心,而政府亦因為反對陣營倡議的占領中環而坐立不安。

六星期的占領行動以來,我們已經成功向貪汙機構「國際社會服務者」(ISS-HK)施加一定壓力。難民聯會每天不斷向社福署遞交投訴個案,成功迫使ISS改善部分難民的房屋和食物問題。在占領行動開始前,社福署一向無視難民的投訴。

社會熱烈討論占領中環爭取民主。在香港不民主的政策下,官商勾結橫行無忌,窮人與少數族裔受盡壓迫。社福署與「國際社會服務者」的互相包庇,壓迫難民,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難民聯會認為,尋求庇護權也是民主權利之一,因此我們亦支持占領中環。如果未來民主派發動真正的占中運動︳我們亦會積極參加。

ISS克扣難民津貼

ISS-HK乃社福署外判承包商,從政府利潤豐厚的合約中(來年政府資助2.8億)牟利,但卻克扣難民的食物與租金津貼。《南華早報》在2月19日公布了該報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ISS提供的食物包的金額低於政府規定的30%。早前傳媒亦發現,難民被迫住在豬欄改建的非法寮屋。

官商勾結

特首夫人唐青儀正是ISS-HK的贊助人,而ISS正受廉政公署調查,但廉署是直接向特首負責的,可見這關系存在潛在的利益沖突。因此特首夫人與ISS的關系可以影響調查。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是ISS委員會成員之一。譚耀宗及民建聯因其親北京、親財團,又反對真正的民主權利與新聞自由,早已惡名昭彰。建製派政客為ISS管理層一員,政府包庇貪汙機構。

後續行動

難民聯會將會於4月20日(星期日)下午二時,由遮打花園遊行至政府總部,表達對政府不人道難民政策的不滿,並邀請香港各大支持基層的團體參加。此外,我們將會發動一系列狙擊譚耀宗的行動,揭露政客假汝「慈善」之名,實為政治分贓的惡行。

難民一無所有,沒有什麽可輸,我們會戰鬥到底!

「難民聯會」要求:

特首夫人唐青儀辭任ISS贊助人!
公正調查ISS貪汙!
結束外判難民服務
實施人道的難民政策!

預算案:未來基金沒有未來

2月底政府公布財政預算案,一如既往並無令勞苦大眾受惠。香港的貧窮人口已接近120萬,長者貧窮率更達32.6%,有大約27萬人,政府於2013/ 14年度的預計盈余為120億元,財政儲備預計增加至7,459億元,但吝嗇的理財方式始終不變。政府謹守「大市場小政府」的教條,維護商家財團的經濟特權。梁振英選舉時標榜自己基層出身,但其重商取態比曾蔭權有過之而無不及。

雖然政府預測來年經濟有增長,但一次性的寬減措施由去年的330億減少至200億,公屋免租由兩個月減少至一個月,取消電費補貼。此外,曾俊華更以2,200億設立「未來基金」,以此把更多資源投放在地產基建項目上,對教育、醫療和房屋等生活所需的投入則仍舊缺乏。梁振英選舉時標榜自己基層出身,許下多個惠及基層的政策承諾,但不到兩年原形畢露。在今年的預算案,政府正準備打擊全體工人階級的工資與條件。今年減少派糖只是開始,從1998-2003年的經驗就可見到,當經濟放緩甚至有「硬著陸」的危機時,政府的打擊會更為猛烈。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2:54:03

未來基金:資本家為經濟危機的準備

預算案計劃以2,200億元設立「未來基金」,在首十年用作高風險投資。「未來基金」用於多項大白象基建工程。在未來經濟危機時,政府將全面緊縮其他項目的開支,「未來基金」的作用就是先將大資本家的財寶分開存放,確保其利益不少減少。



基建投資包括在施政報告中提過的「東大嶼都會」,在大嶼山東部興建人工島,將之發展為商業都會,作非住屋商業用途。與高鐵、港珠澳大橋、新界東北發展等大白象工程一樣,僅為建造商和地產商製造牟利機會,特別是中資財團提供大量項目以牟利,同時提供更多空間給予地產發展商的貴價住宅項目。工人階級與窮人根本不能受惠。

預算案所增加的公共開支,是對基建的投資,為發展商牟利,而不是增加教育、醫療、公屋等開支惠及窮人的。今年,港府將會耗資781億在基建項目上,數目遠超過社福開支。政府近年對生活所需範疇的資源投入有減無增,各項目開支占所有公共開支比例中,最明顯的是,由2005年至今基建增加了37.1%,而教育則暴跌了21.3%。可見,梁振英的經濟政策更傾斜於商家,比曾蔭權有過之而無不及。

根據新成立的反未來基金組織「青年重奪未來」的資料,2,200億足以香港所有大專生,免學費31年;4次全民退休保障的種子基金;興建36萬間公屋。

此外,在官商勾結與官僚架構底下,近年的基建投資不斷「結構性」超支,高鐵在2013 年已超支44億,約 12%;港珠澳大橋超支88 億;西九文化區2008 年預算216億;2013年預算近500億。

向富人派糖

曾俊華假惺惺投訴梁振英派糖太多,但派糖最大的受惠者是資本家。代繳一個月公屋租金和發放一個月額外津貼合共只用了37億。相比之下,寬減薪俸稅、利得稅和寬免差餉合共則需163億。再看每項一次性的優惠,政府是對中上階層與商家財團大搞「民粹」。

寬免差餉的最大得益者,是坐擁大量物業的財團,包括寫字樓和商鋪等非住宅物業。據估計在差餉寬免中最受惠的機構可獲寬免高達大約三千多萬元。持有自住物業的中產人士,尚可以在寬免兩季差餉中得到2千多元優惠,但無上車的貧民就一無所得。薪俸稅寬減是把錢給予工資較高而有納稅的人士,但在職貧窮人士卻不能受惠。一年收入少於12萬元而不用納稅的更不能獲得分亳,而現時有超過一半的勞動人口是這類別的,有超過200萬人。利得稅寬減是只是輸送利益至大財團的手段,大企業擁有大量分公司和子公司,可以獲得多重寬減優惠。

特首財爺理財的分歧代表什麽?

今年預算案吝嗇至極,是香港開始進一步轉向緊縮經濟政策。偏向唐營的曾俊華以「人口老化」和「結構性財赤」作為新的恫嚇詞,警告香港不能走向「福利民粹主義」。這似乎是唐梁之爭在經濟政策上鬥爭的延續。梁振英大舉投資基建,目的之一是引入中資財團勢力,鞏固自己的黨國資本在港的統治勢力。曾俊華代表的則是自由市場派的金融界利益,要確保大市場小政府的教條。兩人的理財哲學上的不同之處,在於要侍奉不同派別的資本利益,但兩人都是勞苦大眾的敵人。

反預算案的抗爭

社民連、人民力量與黃毓民於4月16日開始拉布,爭取全民退休保障,反對預算案的未來基金。社會主義行動支持是次抗爭,認為政府應該大幅增加醫療、教育、房屋、退休保障等社福開支。汲取過去的高鐵的教訓,大白象工程並不能為工人提供良好的就職機會,反而建築工人會受到削剝。因此,建立戰鬥性的工會力量,是未來增強反重商政策的重要一環,迎接未來新自由主義的攻擊。

香港:Erwiana回港 再次受到折磨

對33萬名在港外傭而言,Erwiana回港是一件大事。4月29日,Erwiana前雇羅允彤的虐待案將會續審。4月7日,在家人和支持者的陪同下,Erwiana自印尼返港準備出庭作證。羅允彤面對的指控,包括嚴重傷害Erwiana和另外兩名前雇員的身體。在Erwiana案受到國際關註後,這兩名外傭也鼓起勇氣,挺身而出指證其前雇主。

1月10日,Erwiana在滿身傷痕的情況下,被雇主以一張機票送回印尼,迄今是她首次回港。此前的8個月,她一直遭受到虐待、毒打和營養不良等折磨。在印尼治療她的醫生指她大腦嚴重受損,還有其他傷害。入境處官員被問及為何在機場時對Erwiana的傷痕視而不見,他們回應指,由於她的「皮膚較黑」而無法察覺。

被官員「軟禁」

但不公義仍未停止,Erwiana回港後又再次受到折磨。在香港警察的合作下,印尼官員扣留了Erwiana及其隨行者,強迫她留在印尼領事館。一群香港支持者與外傭權利分子因而不能與她會面。外傭團體的法律顧問,大律師Robert Tibbo說:「Erwiana返港後的情況令人震驚。」據報告,香港警察威脅Erwiana,假如她不聽從領事官員的指示,就會將她驅逐出境。

翌日,在印尼領事館外有一場示威,約有50名外傭和支持者參與,要求「釋放Erwiana!」。領事館受到壓力下,扣留Erwiana 24小時後允許她離開。「為Erwiana爭取公義及捍衛外傭權益委員會」的Eni解釋:「她覺得自己在坐牢。領事館違背她的意願,強迫她留下來。假如她拒絕,領事就不會跟進她的案件。」

從這荒謬的事件可見,香港和印尼當局相當恐懼Erwiana事件帶來的政治影響,以及有可能威脅對外傭的「人口販賣業」,從中兩地政府都能獲利。兩地政府都想控製對審判的輿論,以阻止外傭爭取權益,妨礙外傭爭取香港民眾的同情。

現代的奴隸製

Erwiana受虐的醜聞標誌著在港外傭反剝削鬥爭的轉折點。在去年,有一個調查受廣泛報導,當中國際特赦組織將香港的外傭待遇定義為「現代奴隸製」。

報告指:「在港外傭經常遭受雇主嚴重侵犯人權,包括毆打辱罵、限製人身自由、禁止他們進行宗教行為、支付的工資不達最低工資標準、不給予足夠的休息時間,有時甚至與中介機構合謀,無理終止合約。」

Erwiana 的案件激起香港家庭女雇發動大規模示威運動,並有一連串遊行,要求改變現時苛刻的雇傭法律。這些法律把她們困在勞動市場下不受管製和保護的灰色地帶。

各大外傭團體和新興工會有三項主要訴求:

廢除「兩星期條例」。該條例要求,外傭被終止合約14天內必須找到新的工作,否則就要離開香港。
彈性執行「留宿條例」,允許外傭於雇主住所外居住。
反對中介公司濫收中介費。這是一種債務奴役,即使外傭在遭受虐待,或權利受侵犯時,也被迫留在工作崗位。
羅允彤受審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JACO一直積極反對種族主義,並捍衛外傭權利的指:「在即將到來的審判中,被告席上不僅有Erwiana 的前雇主,也應有香港和印尼政府。兩地政府的政策令虐待變得泛濫。」

4月11日,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透露,羅允彤除了被指控刑事傷人罪外,還有沒有根據雇傭條例支付她的三名前雇員工資以及給予假期。法律規定,家庭傭工享有每星期一天休息,以及一年12天的法定假期。政府一直等到Erwiana回港,且媒體充分曝光後,才對羅作出上述指控,實在令人難以置信。就像「為Erwiana爭取公義及捍衛外傭權益委員會」的Eni所講:「該部門終於做了早就該做的事,令人安慰。」

在Erwiana的案件中,她的假期被剝奪,並被迫每天工作21小時。在她試圖投訴時,就被反覆毒打。雖然她受虐的案件較為極端,但她所面對的待遇,例如休息時間被剝奪、工資不達法定標準、沒有法定假日等等,在香港並不罕見。

國際特赦組織的調查發現,印尼家傭在香港平均每天工作17小時。沒有外宿權利,外傭就等於要隨時候命,沒有工時監管。在中介機構的債務和「兩星期條例」的壓力下,她們絕大多數都不敢追究雇主的違法行為,以免雇傭合約被終止。

嚴待外傭 寬待中介

即使港府和張建宗被Erwiana受虐醜聞所動搖,香港的國際地位亦因此而受到打擊,但他們仍然拒絕改革雇傭條例。作為對Erwiana案的回應,今年二月的政府文件表示:「兩星期條件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讓外藉家傭有足夠時間準備離開,而不是為了讓她們尋找新雇主。」

由於本案產生了巨大壓力,港府口頭上答應會嚴格控製「吸血」中介公司,但卻不付諸行動。香港的外傭中介公司濫收中介費已是常態,數額通常超過2萬元,相當於外傭七個月的薪金,遠超法定上限的首月工資10%(即$401港元)。印傭工會(IMWU)的調查發現,近六分之一的印傭在還清中介費用之後就被終止合約。盡管張建宗說,政府將采取強硬措施對付「害群之馬」,但即使根據政府部門的數字。在2013年,1,200多家中介公司中只有六家被裁定違規。

印尼的角色

從Erwiana在香港機場被企圖「綁架」的事件可見,印尼政府重視與港府的商業關系,更甚於保障其工人的法律權利。兩地政府都是建基於資本主義的利潤製度上,在全球「競次效應」下,爭相壓低工資和工作條件,為大企業和商賈鉅富製造了龐大的利潤。

雅加達和香港簽訂了一項協議,據此港府獲得嚴格控製的廉價勞動力,以填補因公共開支不足而造成的社會服務空洞(如安老服務和幼兒托管等),並減輕工時過長對家庭生活的影響。在香港,平均每周工時為48.7小時,比國際勞工組織建議的40小時高出22%。

為此,印尼政府願意為香港出口廉價勞動力,並希望在未來幾年內輸出半技術勞工到港,令兩地政府的關系升格。這等同承認了印尼資本主義的失敗,盡管該國自然資源豐富,但當地數以百萬計的人卻連生活工資都得不到保障。從新加坡到沙特阿拉伯,600萬印尼外傭每年匯返本國的外匯中,在2013年高達88.6萬億印尼盾(600億港元)。數額龐大,相當於其中央政府總支出的7%。這些資金數額解釋了,為什麽印尼當局與港府緊密合作,淡化Erwiana受虐的醜聞。

工人和外勞無法指望從資本主義政府能得到任何公義。只有受壓迫者的群眾鬥爭與自我組織,為真正的變革奮鬥,才是政府會聽的訊息。這即是要將外傭的抗議行動升級,在爭取她們非常溫和的即時訴求時,將之連結到香港、印尼以至亞洲地區廣泛的工人階級鬥爭。這場鬥爭由組建具戰鬥性而民主的工會為起點,以對抗雇主和捍衛工人權利,但同時亦要包括一個取代資本壓迫的群眾政治方案 - 國際社會主義!

無懼ISS司法打壓 難民繼續反貪抗爭

4月20日(星期日),難民聯會發起遊行,抗議「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入稟法院控告協助「難民聯會」之一的團體Vision First Limited誹謗,否認自己克扣難民食物及租金津貼,中飽私囊。難民聯會要求ISS立即撤銷指控。

下午二時,約60名尋求庇護者及酷刑聲請者(簡稱「難民」)在遮打花園集合。「難民聯會」手持寫上「有錢誣告難民 無錢解決貧困」的橫額,諷刺ISS-HK將資金投放在打壓難民發聲的自由。「難民聯會」強調,對ISS的貪汙指控是有證明據的。此外,《南華早報》在2月19日公布了該報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ISS提供的食物包的金額低於政府規定的30%。聯會於2月15日連同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到廉政公署報案。

遊行隊伍高喊「Down Down ISS!Down Down CY Leung!Down Down 唐青儀!」、「We want! Justice!」、「Stop! Stop! Corruption!」等口號,經太古廣場遊行至政府總部。

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指,唐青儀將自己的社會地位押在ISS上,但到難民有申訴時卻不出來交代及會面。此外,他的立法會「同事」譚耀宗是ISS的委員,亦從來沒有出來面對難民的質詢。

聯會主席Raymond說,他們被禁止在港工作,打黑工的話就要坐牢15個月,或者選擇販毒。政府只提供$1,500元的租金津貼,根本不能找到正常居所。有些難民不想露宿街頭便只能故意犯法坐監,起碼在獄中有基本食物及住所。

社會主義行動JACO表示,建製派報章正在發動輿論攻勢,抹黑難民為製造罪案、浪費公帑等。可見ISS正在感受到難民抗爭的壓力。難民會積極進行反宣傳,對抗無理的抹黑。

「難民聯會」從2月27日開始占領灣仔社福署總部大樓外,並從4月12日開始同時占領中環天星碼頭天橋,抗議政府縱容ISS-HK克扣難民津貼。難民會繼續抗爭行動,直至政府取消與ISS-HK的外判合約,並實施人道的難民服務。

難民聯會要求:

ISS立即撤銷指控
政府結束外判難民服務
特首夫人唐青儀辭任ISS贊助人!
公正公開調查ISS貪汙!

香港:難民向不公製度反抗

在港難民團結起來,不再甘心被社會忽視。 1月27日,數十名難民組織成「難民聯會」,並在兩星期內和平占領了「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的辦事處,抗議食物及租金津貼被克扣,以及不公的福利政策。

香港貧富懸殊嚴重,難民往往被無視、被指責為社會負擔,為一群被遺棄的窮人。在港難民法律上被禁止工作,不能為本地經濟作出貢獻,因而被迫依賴ISS-HK微薄的援助渡日。ISS-HK是社會福利署的一間私營承包商。這是香港瘋狂外判與私有化政策的又一例子。

「ISS只會跟隨命令」

「港府不想難民有保障,他們誣稱這會吸引更多尋求庇護者。」難民聯會主席Raymond表示:「所以ISS只會像奴才一樣跟從主子命令。」

為了能讓自己的聲音被聽到,並滿足他們的基本需要,難民聯會早前到廉政公署報案投訴ISS。不久,ISS在法院取得了禁製令以驅趕占領ISS辦事處的難民。2月27日,抗議者轉移陣地至社福署灣仔總部大樓外的公共區域,繼續占領。

「我們不想犯法,冒上被逮捕的風險。」Raymond說:「犯罪紀錄會影響我們在聯合國難民公署的庇護申請,令我們更難遷移到其他國家。」他說,占領行動是最後手段,以抗議不能公平獲得香港法律下應得的援助。

至2014年年初,社福署指明每名難民每月可獲得$1,500元的租金津貼,並在自己尋找住宿後由社署直接向業主繳付租金。他們每月亦可獲得價值約$1,200元的食物包。但是,這些津貼根本不能滿足香港的基本生活水平。

據Raymond所指,難民聯會在2月與社福署官員會面談判,但完全沒有成功。聯會其中一個訴求是確保ISS-HK的運作透明並被問責,並公開食物包的價目表。

他續說: 「ISS的資金來自港府(註:2014年為2.8億元),而港府的公帑而由香港納稅人的血汗錢支付的。換句話說,政府正在透過ISS-HK欺騙難民與港人,並逃避問責。」

《南華早報》發現ISS-HK日常派發的食物包少於政府規定的30%,確認了難民的控訴有所理據。

Raymond表示:「從我們的津貼裏,納稅人有至少$2,000萬被中飽私囊。」

「貧窮的瘋狂」

對ISS-HK和政府的批評是有歷史前科的。根據前政府顧問Leo F. Goodstadt直言:「難民與定居者持續被認定為威脅香港的生存與可管治性。當局官員堅持任何對新來者的福利或者同類援助,會鼓勵更多人湧入。」Goodstadt續稱:「官員保證不能獨力維持生活的人會被給予收入以維持基本需要。食物援助裏也對難民充滿疑心,當局認為不可信任窮人而讓他們拿現金到手。」

Raymond解釋:「很多難民並不清楚自己的人權,因此政府能達到目的。他們折磨並壓迫我們,希望我們離開香港,不惜冒生命危機回鄉。」

多份本地及國際新聞報道也透露到,很多難民被迫睡在由豬場改建的破舊寮屋,這些地址登記都是假的,並與業主簽署的正式租約上所描述的不符。

「誰製造了這貧困的瘋狂?不要責怪難民製造貧困的瘋狂。不幸很多人只看到香港美麗的一面,因此很多人不知道尋求庇護者與難民的存在,更莫說知道我們在香港受苦。」Raymond解釋道。

「最近,一位尼泊爾難民孕婦加入了我們在灣仔的占領行動。她寧願與我們紮營路宿,也不想與業主爭論ISS拒付租金的問題。」他說。

極端貧窮迫使一些難民去盜竊和打黑工,冒上被逮捕和監禁的風險。申請定居的案底就被罪案紀錄劃花了。

「香港的法院製度是歧視窮人的。很多難民最後被關在監獄或拘留所,並面對不人道的對待。」Raymond說道:「很諷刺,有些難民說,比起活在外面,活在監獄內會少一點即時擔憂,因為至少有居所。我們已經輸掉一切。我們沒有什麽可以再輸。」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2:56:48

「還我工作權」

最近終審法院有一個重要而荒謬的裁決,判定可容許難民選擇職業,但卻不能工作。「我們寧願獲得合法工作權,就不用再投訴差劣的社福政策,像腐爛食物與籠屋。給我們工作權吧。」Raymond評論道。

正當本刊準備印製之時,難民聯會繼續占領社福署總部大樓,並在中環國際金融中心旁展開第二個占領營。

Raymond解釋這裏如何運作:「平均來說,每晚約有10人在占領的帳篷留守。每朝有很多人趕上班經過占領營地,很多有興趣的人、難民和香港人都會來探望我們,給予支持和捐款。為保安全,我們有記錄名冊。請求每名探訪者寫下名稱、出生國、電話號碼和探訪時間。這樣,聯會更有效去聯絡人更新資訊,並組織未來難民運動的計劃。」

難民聯會繼續向ISS和社福署施壓,令他們更受問責。難民歡迎捐款支持,以及來到占領營探訪討論。

「我們難民從未如此團結。我們想多謝社會主義行動、工人國際委員會,以及Vision First,在香港政治上給予我們意見、製作橫額,並教我們如此募捐。如果他們不幫助我們製定計劃以繼續下去,可能我們已經放棄了。但現在,我們會戰鬥到底,直至勝利!」

關於難民的資料

根據聯合國資料,目前全球有4,500萬名難民,是14年來最多。不論是戰爭逃難或者逃避迫害,這些大多數都是沒有離開自己國家邊境的「國內難民」,有2,880萬人,占全體人口的64%。與一個廣傳的迷思截然相反,只有少數難民能走到富有國家,大部分都生活在貧窮國,例如大部分國內遷徒者都住在以下國家:哥倫比亞(490萬)、敘利亞(300萬)、剛果民主共和國(270萬)、蘇丹(220萬)、伊拉克(210萬)。

根據社署數字顯示,香港有超過5,700名難民。香港的庇護政策極為嚴格,即使與其他已發展經濟相比,只會收留少數難民。

難民的定義是,具有正當理由而畏懼會因為種族、宗教、國籍、特定社會團體的成員身分或政治見解的原因,受到迫害,因而拘留在其本國之外,並且不能或,由於其畏懼,不願接受其本國保護的任何人。由於人權被極端侵害,包括酷刑甚至死亡,他們被迫放棄擁有的一切。為了在香港尋求短暫保護,難民可能會申請「尋求庇護」或「酷刑聲請」。

難民被困在香港的法律籠牢,如果回國就會身處險境,他們亦依賴香港政府和聯合國難民公署去處理自己的個案。

根據學者Gordon Mathews表示,難民「持續在香港勉強維持生活,不能離開當地,無止境地等待自己個案的結果。」有些難民被困在這個過渡的暫停地,等待超過16年當局才有結果,才能定居於其他國家,而且遞交投訴信後經常被無視。

社會主義行動:我們的主張

尋求庇護權作為基本民主權利之一,社會主義行動對此捍衛。歷史上有很多有名的尋求庇護者,包括馬克思、孫中山和愛因斯坦。港府的政策不人道,實際上拒絕承認尋求庇護權,我們對此表示反對。右翼資本主義政府和政客拒絕尋求庇護權,且抹黑難民是來「搶福利」,往往這些政策同時也打壓整體上的民主權利與福利系統。這是鉅富菁英對整體工人階級的攻擊,而唯一的答案就是所有受壓迫的群眾聯合起來鬥爭。

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病態製度造成了戰爭與內戰,就如烏克蘭和敘利亞。利潤製度正面臨危機,令軍費上漲,民族主義升溫,並支持各個獨裁政權。這倒過來製造了「失敗國家」,大規模貧窮、族群或宗教沖突,迫使無數人離開家園。資本主義的「解答」是國家鎮壓強化,邊境軍事化,種族主義加劇。我們的答案是以民主社會主義路線改變世界,令社會以人民需要為依歸,而不是少數人的利潤。

五一勞動節 工人大團結

五一勞動節,是工人大團結,從財團老板身上奪回勞動成果的大日子。去年五一,碼頭罷工的鬥爭如火如荼,激起全城反李嘉誠剝削的抗爭熱情,向資本家表明香港工人階級不甘沈默。罷工結果雖然未如理想,但也為香港工人鬥爭累積了寶貴的經驗。

一年過後,碼頭工人面對的外判工、臨時工、低工資、高工時問題,仍是普遍香港工人面對的困境。此外,現時物價上漲、生活費飆升、強積金壓榨血汗錢,打工仔女苦不堪言。在外勞方面,印傭Erwiana受虐事件也掀起全城哄動,受害人更獲選《時代》雜誌年度百人,令香港「現代奴隸製」醜聞傳遍國際。此外,社會主義行動正在組織難民抗爭,因為難民長年被禁止工作,在五一勞動節當天會上街爭取工作權。

在職貧窮

現時政府訂立的貧窮線是家庭入息中位數的一半,即一人家庭貧窮線訂於月入3,600元、四人家庭14,300元,按這標準香港的貧窮人口高達130萬人,貧窮率高達近兩成。而在職貧窮今年更超越65萬人,創近10年新高,每6名港人便有1人是貧窮。現時本港的勞動人口大約是380萬,官方失業率雖然為3.1%,但當中大量企業聘請的是臨時工和短期合約工,就業不足的問題嚴重,有些工作甚至與失業無異。

爭取標準工時

中大社工系家庭小組實務研究中心一份調查指出,近四成港人每周工時長達70小時或以上,遠超國際勞工組織建議的40小時。

現時工人既無加班補水,工時過長也令家庭生活越來越少。香港鄰近地方如南韓及日本,標準工時已設定為40小時,而新加坡則為44小時,臺灣為每兩周84小時。當然,在實行上各地資本家往往可以鉆法律隙。在上年2013年,由五十四個商會組成的「香港各界商會聯席會議」恐嚇標準工時立法會令企業成本大增兩至六成。這些財雄勢大的企業控製輿論,在沒有證據顯示之下製造恐慌。

為壓低工資而輸入外勞

工人待遇極差令行業流動性高,造成「勞工短缺」的假象。據統計處數字反映,現時所謂「勞工短缺」較嚴重的行業,例如零售、餐飲、酒店等行業,在扣除通脹後,由2003年至今工資水平沒有上升,而同期的人均生產總值大幅增加60%。

政府伺機以輸入外勞為手段,壓低香港工人的工資,並更大力地剝削欠缺保障的大陸外勞。今天的資本剝削是跨境跨國性的,因此中港工人亦需要團結鬥爭。我們當然明白輸入外勞為資方壓低工資的手段,但「反對輸入外勞」的口號只會造成排斥大陸工人的情緒,分化兩地工人的團結。社會主義者支持打著「本勞外勞同工同酬」的旗號,同時吸納中港兩地工人加入工會聯合抗爭,才能抵抗資本家的分化技倆。

未來的鬥爭

歐美全球資本主義危機開始蔓延至亞洲,從南韓、柬埔寨到中國大陸,亞洲區的工人都激烈反抗。東莞裕元鞋具代工廠爆發4萬人罷工,並掀起全國不同行業的罷工浪潮。在香港,碼頭工潮過後,高鐵地盤罷工、太古可樂廠工人、康城地盤罷工雖然都是小規模的行動,但可見工人階級意識的正在醞釀蘇醒。未來工人需要更具戰鬥性的組織,挑戰資本家的既得利益。

現時,社會經濟的控製權由一小撮資本家不民主地把持著,改善工人待遇的合理訴求,需要連系至廢除外判製、爭取集體談判權的抗爭,以至將企業公營化,並置於工人民主管理之內,才可以徹底地扭轉剝削的局面。在今天資本主義衰落的時期,資本家難以承接持續而大幅度的改革,因此工人只有挑戰整個經濟體系,才能穩住鬥爭的成果。

工人階級的力量是建基於組織、團結和國際主義之上。要達至這點,必須要在全球積極建立強而有力的工人政黨。

社會主義行動的訴求:

最低工資40 元,標準工時八小時,覆蓋全體工人,包括外藉家務勞工
本勞外勞同工同酬,抵抗輸入外判分化技倆
還在港難民的工作權
廢除外判製度,爭取集體談判權
組織具戰鬥性的工會,並建立以社會主義為綱領的工人政黨,打倒資本主義製度

勞動節:社義行動到血汗鞋店示威

五一勞動節,社會主義行動與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到銅鑼灣時代廣場,在Nike、Adidas、Timberland及三間鞋店,抗議國際品牌企業剝削工人。這些公司與中共緊密合作,鎮壓罷工工人,逮捕林東等工運人士。裕元罷工是中共改革開放以來最大規模、持續最久的罷工。在慶祝五一勞動節之際,我們向裕元罷工工人致敬。

四月,大陸東莞高埗的裕元鞋具代工廠工人,不滿公司沒有按法例繳足社保以及住房公積金,掀起了兩星期的大規模工潮,總共超五萬名工人參與。裕元是全球最大的運動鞋及休閑鞋製造商,占全球市場的20%,每年為Nike、Adidas、Puma、Timberland等品牌生產三億對鞋,而Nike是裕元的最大客戶。

反對血汗工廠剝削工人

在時代廣場公眾空間宣讀聲明後,十多名示威者先後到商場7樓的Nike、Adidas、Timberland鞋店,沿途高喊「聲援裕元工人」、「血汗工廠 剝削工人」、「跨國企業 牟取暴利」、「爭取三八工作製」、「支持獨立工會」等口號,並將諷刺三間血汗鞋店的海報貼在玻璃窗外。

社義行動的Pasha表示:「這些跨國公司之所以在中國投資,是貪圖中國廉價勞動力,而且中共政權下工人沒有組織工會權利。今天五一勞動節,我們支持裕元工人抗爭。」

這些跨國企業在中國建設血汗工廠,超額剝削工人,欠交社保費用是全國常態。

譴責裕元及中共暴力鎮壓

在一黨專製下,工人的罷工權被剝奪,罷工期間受到警察暴力鎮壓。中共政府曾調動一千多架警車戒備,歐打、逮捕,甚至用狼狗襲擊工人,不少工人被送往醫院。此外,代表春風勞工服務部協助裕元工人與資方溝通的工運人士林東,遭到警方正式刑事拘留,指控他在網路上散布工廠罷工的消息,造成社會動蕩。

長毛發言表示:「百多年的五一勞動節,工人已經在爭取三八工作製,就是八小時工作、八小時休息、八小時悠閑……林東不是裕元工人,只是非政府組織人員仗義幫助罷工,但被中共指控他造謠。就像我在立法會說政府有多無能時,他們都是說我造遙,只是我未至於要坐牢罷了。」

現時,很多裕元工人被趕回廠房內,有些被迫復工,但是很多工人進廠後是怠工的,像Adidas生產線。有管理層人員毆打不肯復工的工人。社會主義行動譴責裕元資方及中共的暴力打壓,支持工人抗爭到底!

社義行動的JACO表示:「工人不信任官方工會,有報道指工人在廠房撕毀官方工會的信件,因為信件叫他們復工。中華全國總工會與政府和資本家勾結,中國工人要有權組織獨立的工會。」

大氣電波占領天星

民間電臺臺長曾健成(阿牛)接受訪問時,仍舊是一副悠然自得的模樣,難以在他的臉上找到一絲抗爭歲月痕跡。

問到阿牛為何要占領天星,非法廣播,他表示:「因為現時政改勢危,一連串事件,就如封殺商臺李慧玲,暴力襲擊傳媒人,打擊新聞自由,所以必須要繼續公民抗命。」誠然,李慧玲忽然被「商業電臺」解雇、《明報》撤換總編輯、特首梁振英向《信報》及練乙錚發律師信等,一波又一波對新聞自由的打壓接踵而來,正如《信報》創辦人林行止在專欄裏表示:「現時要保持中共所不容許的新聞自由,難度不比攀梯登月低,新聞自由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

民間電臺與一眾團體組織,如保衛香港自由聯盟、社會主義行動、社會民主連線、天外有天@謎米香港等,成立「大氣電波占領天星」,宣布由4月12日開始,一連12天在尖沙咀天星碼頭紮營留守,以非法廣播的形式公民抗命,讓各組織參與節目,要求開放大氣電波,反對不公義的《電訊條例》。

此舉挑戰由殖民地時期已訂立的廣播條文,規定「藉未領牌的電訊設施發送或接收訊息」即屬犯罪。自2005年9月成立以來,民間電臺在過去9年裏裏不斷抗爭。阿牛更因為故意拒絕繳交4,000元的無牌廣播罰款,準備在六月進入監獄。

社會主義行動亦參與了三晚的非法廣播,並在帳蓬留守了四晚,合力支持這一運動。我們分別邀請了難民聯會代表講述難民的抗爭運動,又與阿牛談論政改,最後一晚則有社義行動主席鄧美晶講述到臺灣參與占院運動的經歷。

阿牛稱,自己入獄期間,民臺不會停止抗命,會在街頭繼續廣播。「出獄後的第二天,民間電臺便會到廣管局(註:廣播事務管理局)樓下廣播,繼續追擊!」廣管局曾經多次充公民間電臺的發射器、天線等儀器。在現今法律下,如擁有發射器是足以罰款十萬和判監兩年,可是民臺多年來也無懼封鎖,不斷以身試法,挑戰不公義的法律。

因為他堅拒繳交罰款,法官本應判他入獄,但多名法官只知道他是犯法而不犯罪,因此不敢做判決的「罪人」而拖延審訊。他憶述上庭自辯的過程說:「法官你今天可以判我坐言論自由的小監獄,但包括法官你在內,也坐在言論自由的大監獄。」

阿牛認為,民間電臺的責任除了是要求開放大氣電波外,還要呼籲更多巿民關心現時的普選運動。阿牛指,搞運動要有理想,要在波平如鏡的湖水上擲出石頭,擊起漣漪。相反,民主派大佬多年來等待運動來到時,才上臺做領袖,是極其愚昧的。

阿牛表示,未來如果香港發生「占領中環」,他不會理會戴耀廷是否接受民臺廣播,無論如何也必然會堅持開咪,以中立的轉播方式,保衛民眾對於運動的知情權。

阿牛強調,在支持開放大氣電波的前題下,參與今次行動的組織都可以表述自己不同的政見,掛起自己組織的橫額,派發或售賣自己的宣傳刊物,體現運動中的開放與民主。相反,在很多其他團體舉辦的運動裏,禁止不同立場的討論,甚至禁止組織的獨立宣傳和組織自由,仍是常態。民臺容納不同意見的取態是值得學習的。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2:58:04

勞動節:三千人參與職工盟遊行

五一勞動節,職工盟發起遊行,共有3千多人參與。參與的本地團體包括通訊業總工會、電訊盈科職員協會、碼頭業職工會、社會民主連線、青年重奪未來、專上學生聯會、民間長遠社會發展運動等等。社會主義行動亦與約50名「難民聯會」成員一同遊行,讓今年成為香港勞動節首次有難民組織上街。

職工盟三名成員帶上道具手銙,控訴工人「假期少、長工時、無補水」,諷刺工人生活受到束縛。工會主要訴求為落實標準時工時、提升最低工資至35元、加班要補水、取消強積金對沖、全民退休保障等。此外,曾俊華在今年的預算案裏,宣布投資$2,200億在未來基金,用以興建大白象工程項目。各團體都指責政府浪費公帑,倒不如花錢於民生上。

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正在拉布反對財政預算案。社民連指責政府寧將2,200億投資在大白象基建上,也不願花費500億推行全民退休保障,拉起寫上「全民退休保障」的紅色長布。

專上學生聯會成員則拉起「捍衛勞動尊嚴 不要血汗校園」,反對大學剝削低薪工人,要求廢除校園保安和清潔工的外判製度。

近日東莞裕元鞋廠五萬工人罷工,社會主義行動特意在勞動節早上,到時代廣場三間血汗鞋店示威(另見勞動節:社義行動到血汗鞋店示威一文),期後在下午加入職工盟的遊行隊伍。社義行動拉起「裕元罷工工人萬歲」的橫額,並出版了第26期的《社會主義者》雜誌,詳細報導整場罷工。香港政府通過輸入外勞的政策,以圖壓低工人工資,我們認為,本勞外勞需要團結抗爭,透過戰鬥性的工會運動,要求同工同酬,反抗資本家分化工人的手段。

與社義行動同行的難民聯會則主力要求有工作權,因為早前終審法院裁決在港的5,600名難民在香港不能工作,這事實上迫使更多無法生活的難民鋌而走險犯案。政府抹黑難民為社會負擔,卻禁製難民工作權利,令他們不能為香港經濟作出貢獻。難民隊伍士氣高昂,又特意學喊中文口號「我要!工作權」,希望爭取本地港人的支持。

印傭:「我們都是Erwiana」

此外,印傭Erwiana事件亦激起更多外傭參與勞動節遊行。過千名外傭亦由維園遊行至領事館,反對中介公司剝削,然後再到維園跟隨大隊遊行至政府總部。大批印傭參與者帶上Erwiana的面具,並拉起「We are all Erwiana」的橫額,喻意一人受難,八方支援。

五一勞動節,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

太陽花運動對香港的影響

臺灣示威者坐言起行闖入立法院示威,激勵了香港抗爭者的士氣,並爭取了普遍群眾的同情。占領中環還徘徊在無了期、無結果的商討,令群眾的熱情減退。相比之下,香港民主空談家相形見拙。

臺灣群眾看到香港簽訂CEPA後,經濟與政治更受大陸政府控製,是為太陽花運動反服貿的因素之一。倒過來,梁振英為了鞏固其統治勢力,近年大舉引入中資財團進駐香港,而十年多自由行政策優惠香港財團、公共服務私有化以吸引大陸市場、豪宅林立炒高樓價,群眾早已對中港資本融合深感憤怒。太陽花運動對港人有啟示作用,反對新自由主義的貿易與商業協定。

占中三子受盡壓力

在香港「占領中環」由去年開始激起熱烈討論,卻因為領袖的猶豫不決而暫時走向低潮,但臺灣占領立法院行動激勵人心,令香港群眾看到占領行動不是遙不可及的。群眾心急如焚,質問占中三子為何不行動走來,為其造成不少壓力。

占領中環作為公民抗命的手段,本來就是打破政府的遊戲規則。但是,戴耀廷的回應「占中尚未有爆發點」,是因為「特區政府把那『爆發點』拖後」。占中三子一直依循政府所謂的「政改五步曲」,被中央牽著鼻子走,脫離了群眾運動的脈搏。

政府故意拖延政改諮詢,並在期間發動輿論打擊。率領「政改三人組」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發表「一錘定音論」,加上中共護法強硬表明任何公民提名的方案都是「違反基本法」,獨裁者的攻勢可謂來勢洶洶。

占中三子的回應是七一不會「全面占中」。面對各方批評,戴耀廷的回應是,臺灣占院運動是「多元」的,因此香港其他團體可以先占,換句話說是「有本事你們自己做吧!」這態度是傲慢而不負責任的。

臺灣占院運動也有類似教訓,因為在議場的學生領袖排除更激進的聲音,令部分學生不耐煩下與主流派別分裂,繼而沖進行政院。如果議場內能容納不能的聲音,經過民主決策而共同行動,運動就能更為團結。

在占中提出不久後,議題壟斷了社會輿論,占中三子在資產階級媒體吹捧下掌握了運動大權,面對激進聲音的批評時,卻不以開放態度討論,反而指「我決定了這樣,你不接受就不要來參加。」戴耀廷「你們先占」的立場實際上是分裂運動。

無錯,在爆發點來臨前,帶領討論運動策略與目標是必須的。但占中掌握了話語權後,卻沒有動員群眾上街支持,又暗示可接受不民主的提委會,占中三子就是拖延運動爆發點的始作俑者。試想如果臺學占領者在闖入立法院前就表示不會堅持退回服貿,還有人會冒流血的風險去抗爭嗎?

可惜,正因為占中三子不敢與中共對抗,以致沈醉在「三軌製」、「提委會組成」、「公民推薦」、「學者方案」等繁瑣的詞語,令群眾望而生厭。六月的電子公投並不能凝聚民意,尤其如果投票選擇模糊不清,只會更難動員群眾鬥爭。

回望五區公投之所以能促成香港廿多年來最進取的民主運動,是因為「落實雙普選,廢除功能組別」的口號清晰明確,號召群眾與港府和中共一決勝負。製定今天爭取真普選的口號,號召堅決的鬥爭,就不如清脆俐落「取消提委會,公民直接提名」吧。

臺獨意識升溫 醞釀港獨情緒

臺灣太陽花運動的一個重要元素是對中國的恐懼,尤其是中共對臺灣的經濟與政治上的控製。近年,中資財團收購臺灣媒體,威脅了島上的言論自由;加上馬英九愈加與中共互相合作,讓中臺資本家更大力剝削兩地的勞工。綠營背後的資本家勢力也爭相投靠中國,開發大陸市場,因此民進黨領袖近年不斷淡化臺獨言論,但為了在11月的七合一選舉撈選票,民進黨有可能會再打臺獨牌。反服貿運動與擺脫中國控製緊密扣連,令沈寂了一段日子的統獨議題重新熾熱起來。

太陽花運裏出現「今日香港,明日臺灣」的口號,表示臺灣人若不想步香港人後塵,生活被大陸控製,就要起來反抗。

這反倒過來激化了港人的自治甚至是獨立情緒。普遍港人揭穿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謊言後,對中共的憤怒轉化成抗拒大陸的情緒,當然可以理解。臺灣實際上已為獨立國家,而香港在中國底下統治,臺聯等右翼臺獨勢力雖然有介入運動,試圖煽動反中國人的國族情緒,但似乎效果不大。臺灣具臺獨意識的激進青年,很多都支持與中國受壓迫群眾團結抗爭,在最近臺灣聲援中國東莞裕元罷工的行動就可見到。相反,港獨情緒為小撮右民粹分子主導,他們舉港英旗散播對殖民地的幻想,並具有強烈的反大陸人意識,甚至主張杯葛一切與中國大陸有關的群眾運動。

未來香港民主運動相信離不開復雜的港獨問題,將令泛民主派進一步分裂。社會主義者支持各地的自決權,如果港人大多數認為需要獨立,我們亦支持香港有獨立的權利,但是,唯有中港受壓迫群眾團結抗爭,挑戰中共一黨專政,才能確保真正的自治權。

百多人遊行反大白象工程

高鐵接二連三爆出醜聞,令群眾對政府和港鐵愈加不滿。5月4日(星期日),在學聯學生團體支持下新成立的「青年重奪未來」發起「毋忘反高鐵誓反大白象」遊行,於下午2點集合,由遮打花園遊行至新政府總部,反對政府斥資鉅額興建大白象工程。百多人參與了遊行,包括社民連、保自聯、土地正義聯盟、環保觸覺等十多個團體,社會主義行動亦有參加。

政府大花公帑投資高鐵等大型工程,包括高鐵、港珠澳大橋、新界東北發展計劃、飛機場第三條跑道、東大嶼人工島等等,造價昂貴,合共6,000多億港元。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於預算案中計劃投放2,200億設立「未來基金」,用作更多基建和高風險投資。主辦單位的訴求是,停止準備落實的大白象工程,例如新界東北計劃及已進行的工程例如高鐵項目,並擱置「未來基金」。

警察暴力打壓

遊行隊伍於大約三點出發,遊行非常和平。但當隊伍行至金鐘添馬街,因有一個團體的示威物品較大(一個木板製的寮屋),故要求警方開路,讓整條隊伍經馬路行到政府總部。雖然這只會封路約15分鐘,但遭到警方無理拒絕。警方要求示威者使用天橋,但木板寮屋尺吋過大,根本無法上橋。

雙方對峙了接近兩小時,部分示威者不憤而推向鐵馬,走出馬路抗議。警方向推鐵馬人士施放胡椒噴霧,中椒人士包括社民連的梁國雄(長毛)。沖突中有一人受傷,救護車到達現場。最後,遊行隊伍被迫跟從警方指示,經天橋到達政總,而木板寮屋則以另一道路到達。

「青年重奪未來」成員表示,警方明知示威道具不可能上天橋,卻不願意開馬路,極為不合理。

社會主義行動發言時表示,未來基本是曾俊華要確保未來經濟危機時,要削減公共開支,但基建工程的開支不可以削減。除了4年前的反高鐵運動,去年的高鐵地盤工人罷工亦是一個佳例,從中見到基建工程下地盤工人受到剝削,被迫在空氣汙染的地底吃飯。因此,反大白象的鬥爭需要更具戰鬥力的工會力量,連系至工人運動。

普選鬥爭處於拉弦狀態

近月,北京打壓真普選的輿論攻勢一浪接一浪,態度極為強硬。 泛民主派與和平占中並無率領群眾還擊,令群眾心急如焚。民主黨、公民黨、工黨等溫和泛民派發起絕食爭普選行動,其中四名泛民中人斷食17天。可是,泛民不敢提出清晰的普選原則,例如為「公民提名」或「取消提委會」而抗爭。隨著群眾的激進化,沿用多年的絕食、跳海、遊行三部曲,逐漸被群眾視為「政治騷​​」。

相反,臺灣占領立法院運動令不少港人眼前一亮,令更多人質疑為何占中遲遲未起步,為占中三子造成更大壓力。 戴耀庭回應,占中尚未有爆發點,並傲慢地表示「有本事你們可以先占」。而陳健民則表示,需要等待政府提出的方案是否有「真普選」。

泛民被動的策略似乎令群眾暫時寂靜下來,目前未來大規模運動尚未爆發。但是,中共更強硬的打壓將會引起群眾反彈,迫使泛民在壓力下向前走一步。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2:59:22

普選篩選 一錘定音

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在兩會的言論,清楚表明中央否決真普選。 普選特首必須符合「一個立場,三個符合」的原則,一個立場是指,「香港根據《基本法》循序漸進發展民主」,即任何繞過小圈子提名委員會的方案都不會接受。 三個符合指的是普選要「符合香港實情」、「符合基本法與人大規定」,而特首必須「符合愛國愛黨港條件」。 張德江強硬表明,特首候選人必須是北京屬意的,有些人「打著爭普選的旗號出來攪局……另起爐竈、另搞一套」,效果是阻礙香港民主發展進程。很明顯,言論是針對占領中環。

身兼基本法委員會委員的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饒戈平,在三月出席研討會時,強調不論是公民提名、政黨提名,還是公民推薦或政黨推薦方案,一律都有違《基本法》立法原意。 同場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會後形容饒的言論有「一錘定音的效果」。言論惹起群眾反感,令更多群眾認清,普選是無商無量。 政府宣傳「有商有量﹐實現普選」的口號,但實際上要確保只有提委會才能唯一提名權,任何其他提名方式都不能繞過提委員的篩選。

對於為何中共竭力打壓香港真普選,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的解釋比任何泛民政客更誠實、更清晰。 李飛指,首選舉程序中的提名委員會提名,目的是「必須保障工商金融界的政治經濟利益,不能搞民粹主義,不能推行高福利政策」。 香港資本家依賴不民主製度維護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中共害怕真普選打開威脅其既得利益的大門。

公民推薦 魚目混珠

真普選聯在今年年頭提出三軌製方案,其中一軌的「公民提名+提委會確認」,本來是用來討好基本法的。 真普聯召集人鄭宇碩表示,中央立場愈來愈強硬,為普選特首劃設底線,否定公民提名,但他不認為三軌方案會削弱提委會權力。

但是,當中央政府連半妥協的三軌方案都指「違反基本法」的時候,更保守的泛民勢力就開始提出更惡劣的方案了。

最近,港大民調總監鐘庭耀被建製派猛烈批擊,指控其「不客觀」並經常發表「不利中央」的調查結果。從事件可見,中共正在向資產階級學界施壓。同時,十八學者提出「公民推薦」的政改方案,表示由市民提名產生候選人後,須要再由1,200人的提委會中至少1/8的確認。 學者亂說此方案可以達到公民提名的效果,混淆公眾視聽。 小圈子的提委會由建製占絕大多數,必然將「對抗中央」的候選人篩走。

不幸的是,真普聯倡議的「三軌製方案」的其中一軌,正是「公民提名+提委會確認」的方案,與十八學者的方案沒有根本上的不同。真普聯方案為了討好《基本法》45條而不繞過提委會,最終只會將公民提名與公民推薦混淆。而真普聯的妥協方案也受「進步民主派」(社民連、人民力量等)所支持。

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牽頭成立「香港2020」,提出2017年的普選特首方案,建議中沒有提出公民提名,卻指只要改革提委會則可以「達到公民提名的效果」。 至於2016年立法會選舉,亦未有建議取消功能組別。 陳方安生呼籲各界「妥協」以達成共識。

保守泛民並非依歸群眾,以正確的方案、口號與策略號召群眾起來抗爭。相反,他們自己沒有底線,卻不斷揣摩上意,爭相摸索一個迎合中共的方案,得到「甜頭」後就沾沾自喜。然而,中共見到泛民一退再退,只會步步進迫,得勢不饒人。

泛民訪上海談政改

對於是否到訪上海會見中共領導人,泛民議員起初猶豫不決,連番商討決定參與。 由於害怕會見京官會勾起選民對4年前與中聯辦密室談判的記憶,民主黨尤其如此感到壓力。所謂的政改商討是閉門會議,而且沒有預定的議程,不過是京官訓話、泛民點頭的一次機會。 可是,泛民主派又怎會放棄一次揣摩上意的機會?

梁國雄到達上海入境關卡時,遭到海關搜查行李。 因為有攜帶六四T-shirt、六四傳單,以及寫有「結束專政,全國普選,平反六四,釋放政治犯」的紙牌,被指攜帶「違禁品」而被禁止入境。梁國雄表示,05年時他仍可以穿著六四衫到深圳地鐵,可見今天中央政府對人權自由的態度比2005年時更為倒退。

廿三條與國安法

23條立法必然會勾起群眾11年前50萬人上街的回憶,因而是梁振英政府「四大政治任務」中最困難的一項。但是,中共始終會死心不惜,並展開輿論攻勢,為立法鋪路。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提到香港就《基本法》23條立法前,可試行內地的國安法。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胡漢清最近又公開表示,若香港進入緊急狀態,中央可引用《基本法》18條,把國安法套用在港。早前,中聯辦的郝鐵川亦有相同言論。

中共放風若果廿三條不能立法,就要在香港行使國安法,為駐軍出動提供「法理基礎」。目前,連警務署署長曾偉雄與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都不敢為這言論背書。從這極嚴重的恐嚇可見,中共正積極部署鎮壓占領中環或香港其他民主運動。 在臺灣爆發占院運動後,建製派討論如何防止占領立法會在港發生。

此外,中共明知港獨勢力為極少數,目前根本不足以威脅其統治,但卻刻意強調本土派的威脅,從而抹黑整個反對陣營為「分離主義」。從烏克蘭的災難裏,我們可見到在工人階級與左翼組織力量薄弱,未能提供出路的情況下,兩派民族主義造成的毒害。 恐懼俄羅斯的控製是推翻阿努科維奇政府的主要因素,但過程中被右翼資本家政黨與半法西斯團體主導。 烏克蘭的俄裔人被親西方政府威脅其語言自由與民主權利,因此驚惶失措地尋求俄羅斯保護,視暴虐的普京政權為「救星」。 如今,血腥內戰是有可能爆發的。在香港,由於「港人治港」與「高度自治」的謊言逐漸被揭破,獨裁的中共態度愈加強硬,而香港統治菁英與之勾結,港人愈來愈憤怒,因為想擺脫中共控製而趨生了合理的獨立情緒。但是,香港的本土派想收割這情緒,煽動反內地人的族群仇恨,並不會幫助到香港的民主,反而只會讓中共抹黑香港民主勢力會「威脅中國利益」。在烏克蘭的反政府示威裏,普京以「保護在烏克蘭的俄裔人」為名接管克裏米亞。

正如社義行動一直強調,如果占領中環發展為威脅政權的運動,解放軍在香港戒嚴是絕對有可能的。 暴力的源頭來自獨裁政權而非群眾,「非暴力演練」並不能抵擋暴力的打壓。我們必須從宣傳與教育開始,向群眾響起這個警號。占中需要群眾的組織民主的糾察隊,並呼籲工人與工會組織協助。在過往世界各地的運動中,包括最近茂名的反PX運動裏,號召罷工罷課抵抗政權鎮壓是一個重要的策略。 ■

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香港)的立場:
·梁振英立即下臺
·取消提名委員會,公民直接提名,立即廢除功能組別
·占領中環作為起步,以罷工罷課將運動升級
·中港群眾運動連結抗爭,打倒一黨專政
·召開人民議會,選舉產生勞苦大眾的代表,執行社會主義政策

占中選出三個公提方案

五月六日(星期日),「和平占中」在占中商討日(三)舉行投票,選出三個政改方案,作為6月22日的占中電子公投的選擇。投票方案主要被視為有三大類別:包含公民提名的方案、公民推薦方案,以及建製派方案。2,508名參與者投票,結果公民提名方案大勝,三個入圍方案都包含公民提名,包括學界方案(1,124票)、人力方案(685票),以及真普聯方案(445票),得票占接近9成。有意占中者一面倒支持較進取的方案。

全港五個商討日場地,共超過2,500人參與,可見群眾仍熱切尋求爭取民主的機會。然而,大會一如既往以沈悶的法律與技術細節開首,卻無提及整體的政治局勢。對於中共堅拒無篩選的普選,占領中環受到來勢洶洶的輿論攻擊,以及未來占中所需要的策略等,都沒有機會得以討論。

民意逆泛民意願而行

過去三場占中商討日裏,都有引導參與,包括在商討日的討論框架都在方案的技術細節上,而非整體政局分析如何對抗中央政府。而且占中三子無視占中參與者,往往擅自向媒體發表未經討論的言論:由不動員元旦上街、參與者要自縛手腳以「避免暴力,到七一不會全面占中、推遲占中至2015年等等。事實上,商討日的參與者從來沒有權力改變運動決策,而被占中三子當作民主花瓶。學者恃著自己在不平等的社會階梯上有優厚的地位,透過資本建製(法律、學者及媒體機器)牢握運動的主導權。

但即使如此,由於整體香港政局的激進化,加上中央政府的強硬態度打破了談判的幻想,群眾還是投票支持相對進步的三個方案。

真普聯瀕臨分裂

社民連在投票前的幾天,宣布支持人力的方案。因為幾個有機會跑出的公名提名方案中,人力的方案較少支持,因此社民連呼籲集中票源支持人力方案。而工黨、街工、職工盟在群眾壓力下,亦在最後關頭轉投學界方案。

民主黨及公民黨攻擊真普聯內的社民連與人民力量轉馱,指兩黨在商討日(三)轉馱支持人力的方案,沒有投票予真普聯的方案,違反了聯盟的協定。保守泛民的代表陳方安生與公民黨湯家驊都抱怨道,6月22日的公投「沒有選擇」,甚至暗指激進派騎劫占中。

當初真普聯公布三軌方案時,民主黨在翌日即指可以拋棄公民提名一軌。現在,民主黨卻反指人力與社民連沒有投票支持真普聯方案,表示因無法合作而考慮退出聯盟。

可見,各黨派在普選上的最終立場,是建基於政治力量鬥爭的結果,而非只靠真普聯這個空殼組織去捆綁各黨派遵守共同紀律,或者靠一場偽客觀的投票就能停止泛民分裂。在政治鬥爭愈迫近之時,泛民內部只會隨著群眾的兩極化進一步分裂,所謂「團結泛民」只是不切實際的空想。

正如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所指,如果激進派(例如社民連)一早退出真普聯,表達對三軌妥協方案的不滿的話,可以讓民眾更清晰見到妥協派與抗爭派之間的決裂,令激進派從分裂中為抗爭派在真普選運動中贏得更好的位置。

6.22電子公投

無論占中三子如何表現自己的超然獨立,客觀上還是順從保守泛民的立場。即使電子公投勝出公民提名的方案,占中三子也不會自然順應民意,立即發動占中。

因此,目前來看,6月22日的電子公投投票率不會高,更不會促成一場群眾運動,不能像過往的五區公投透過街頭宣傳而凝聚民氣。建製派很可能會將電子公投結果貶低為「民意調查」,削弱其政治權威。沒有政治運動,群眾也不會重視無效果的投票。

現在,有不少民間團體及學生組織準備七一發動「民間占中」,社義行動支持此一行動。

裕元罷工一個月 要求釋放工運人士林東

5月14日,一個月前的今天,東莞裕元鞋廠爆發罷工,抗議公司欠交社保及住房公積金,掀起全國一片工運浪潮。罷工期間,林東代表春風勞工服務部協助裕元工人與資方溝通的工運人士,結果在4月22日遭到警方以「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並同時該處兩臺電腦受查封。警察指控他在網路上散布工廠罷工的消息,造成社會動蕩。

今天,社會主義行動由西區警署遊行至中聯辦,要求釋放被捕工運人士林東,還工人組織權及罷工權,沿途高叫口號「釋放林東!」、「工人有權組織,工人有權罷工!」、「跨個企業,剝削工人!」、「打倒中共獨裁」。

社義行動Nathan表示:「繼去年港資迪威信家具廠罷工,工人代表吳貴軍被捕後,中共現在連非政府組織人士林東也不放過。兩人也很可能被判坐監4-5年,可見中共加強了鎮壓。」

中國工人沒有組織獨立工會的權利,全國只有一個被政府牢牢操控的官方工會。根據媒體報導,罷工期間官方工會向工人發出信件,要求工人立即復工,有工人深深不憤,於是在廠房內撕毀該信件,可見工人對官方工會極不信任。裕元罷工期間,曾經要求有選舉產生工人代表的權利,但由於政府往往會大力迫害拋頭露面的工人領袖,因此工人難以組織起來。

社義行動Jaco表示::「中國工人沒有罷工權利,往往被政府、資方及官方工資打壓。跨國企業與中共勾結一起,全力打壓工運,前者為了利潤,後者為了統治穩定。」

這場是中共改革開放以來最大規模、持續最久的罷工。中共一黨專政下,工人每次罷工都遭到血腥暴力的鎮壓,政府曾調動一千多架警車戒備,毆打、逮捕,甚至用狼狗襲擊工人,不少工人被送往醫院。

我們要求中共立即釋放林東、還工人組織權及罷工權,打倒獨裁中共。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釋放林東,釋放被捕工運人士
打倒跨國企業剝削工人
打倒獨裁中共,確保工人組織工會權利

Erwiana受虐案:羅允彤被控20項控罪

昨日,Erwiana受虐案第四度於觀塘裁判法院提堂,約20名外傭在法院外拉起橫額表示聲援。羅氏被控一共20項控罪,包括意圖傷人、普通襲擊及刑事恐嚇等10項罪,共有三名外傭涉被虐待。

有關新增罪控,是由於勞工及福利局受到群眾壓力,於是加控女雇主羅允彤10項涉違反《雇傭條例》的控罪,指她拖欠Erwiana近29,000元工資。4月11日,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透露,羅允彤除了被指控刑事傷人罪外,還有沒有根據《雇傭條例》支付她的三名前雇員工資以及給予假期。

較早前,由於證據未準備好,而Erwiana需要來港進行檢查以撰寫傷勢報告,審判幾度被拖延。在Erwiana回港時,香港警察與印尼領事館緊密合作,扣留了Erwiana及其隨行者,強迫她留在印尼領事館。直至百多名外傭工會分子到領事館外抗議,她才得以釋放。

被問到希望羅允彤得到怎樣的懲罰,亞洲外傭協調會(AMCB)代表Eman表示:「所有虐待外傭的人都不值得到輕判,我希望這名雇主會得到法律上最高的懲罰,因為要避免下次還有其他外傭受虐待。」

案件將提堂至地區法院,於6月10日正式開審。屆時若果有需要由Erwiana本人作證,她有可能會來港出席,但目前尚為未知之數。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3:00:32

撐同誌與反同誌勢力對壘

5月17日(星期六)為國際不再恐同日,各個同誌團體則於銅鑼灣舉行街頭活動,爭取性傾向歧視立法。活動合辦者為大愛同盟、香港女同盟會和彩虹行動。而社會主義行動亦進行街站宣傳,掛起「張宇人抹黑可恥 捍衛性小眾勞動保障 不分性向抗爭」的橫額。我們強調,反對同誌平權的勢力往往都是一樣的反民主、親財團的。

譬如,早前建製派立法會議員張宇人早前在立法會口出狂言,指若果同誌獲得有薪侍產假,將會讓變性人呃假期!其所屬的自由黨除了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外,更同樣反對訂立標準工時、全民退休保障等有利工人的福利。

翌日,5月18日(星期日),由不同保守團體組成的「維護家庭基金」,發起名為「愛爸媽,愛我家運動啟動禮」遊行,從尖沙咀九龍公園出發,沿柏麗大道到文化中心對開的廣場,宣揚所謂「一夫一妻」的核心家庭價值,發動針對性小眾權利的輿論攻勢。遊行隊伍遠途高呼「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等口號,事後大會宣布有32,000人參加集會。

建製勢力選擇在國際不再恐同日(IDAHO)的翌日舉行反同誌遊行,是要與同誌團體的對壘。組織遊行的「維護家庭基金」,號稱有超過90間支持機構參與,當中包括如浸信會、宣導會等多間主流教會,亦有如維他奶、3電訊、新巴、AM730、明報等商業財團支持。雖然大會不斷重申遊行與「反同」無關,但官方口號中一再強調「一男一女」的核心家庭,明顯要排除其他自由結合、多元成家的可能。大會更被揭發註冊地址與頭號反同誌組織明光社相同!最近,明光社大力攻擊小童群益會協辦同誌友善的活動。

此外,建製派政客亦有動員參加,立法會議員梁美芬高舉「反對跨性別婚姻」標語,而去年抹黑林慧思老師的李偲嫣也組成「正義聯盟」,其標語更將多元性向妖魔化為侵犯兒童的惡魔。由於建製勢力要竭力維護固有的經濟製度,保障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需要與保守宗教勢力互相勾結,資助其宣揚保守家庭觀念。

社義行動完全支持同誌平權的運動,包括性傾向條例立法與同誌婚姻合法化,而這鬥爭需要連結至同誌的勞工保障,且作為家庭單位獲得房屋醫療教育等基本生活需要。保守宗教勢力往往與資本權貴互相勾結,因此同誌平權的運動也是挑戰資本主義的鬥爭。

18萬人參與六四維園晚會 尖沙咀集會顯示政治兩極化

八九北京大屠殺25周年,參與悼念六四死難者的香港維園燭光晚會的人數達到18萬,創近兩年來新高。由於中國其他地區嚴厲禁止此類集會,維園的大規模悼念傳遞出強烈的訊息。「毋忘六四」響遍維園,激勵港人堅持對抗極權中共。

在中國,在工人、學生和少數族裔都處於動蕩不安,同時,國家主席習近平不斷加強國家鎮壓箝製,對異見分子、罷工領袖、博客和維權律師進行新一輪的鎮壓,連那些不反對中共的溫和批評者也不放過,他們往往僅僅呼籲改革,以及增強政府透明度的。在香港,中共要牢牢箝製香港未來的特首普選,一場大規模的政治鬥爭即將到來。在六四晚會上,這些緊張情緒隱隱可見。

爭取公民提名

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呼籲群眾參加七一遊行,爭取沒有篩選的公民提名,廢除立法會「功能組別」。中共阻撓公民提名的態度強硬,要所有特首候選人「愛國愛港」。

來自北京的維權律師滕彪得到了當晚最響亮的歡呼聲。他呼籲人們支持占領中環,在香港爭取真正的民主。他說,中共已將其惡名昭著的維穩升級為政治清洗,一波接一波地采取逮捕行動。

親中共團體「愛港之聲」在維園外組織了一場小規模的反示威,提出口號「放下包袱,釋懷向前」,可見香港政治的兩極化。與大部分中共辯護者的說法相呼應,「愛港之聲」叫民眾忘記89大屠殺事件,把焦點放在當今中國「出色的經濟發展」上。

雖然六四燭光晚會出席人數眾多,然而,主辦單位「支聯會」近年來卻屢屢受到批評。支聯會企圖把天安門事件去政治化,將晚會單純地變為一場悼念活動,而非以此作為中港民主鬥爭的凝聚點。近年,主辦方愈加嚴格限製維園內參與活動的政治團體,也由於支聯會每年采用的口號愈來愈引發爭論,就可見其受到抨擊。

大會去年的口號「愛國愛民,香港精神」飽受抨擊,一來因為立場軟弱,二來是屈服於中共宣傳的大漢民族主義。在輿論壓力壓力下,「支聯會」最後不得不放棄這一口號。今年則采用了聽起來更具鬥爭性性的口號「平反六四,戰鬥到底」。盡管要求「平反」是挑戰北京官方對八九民運的定性,但更需要的是,清晰號召群眾抗爭把獨裁政權中共拉倒下臺,才是最有力的「平反」。

幻想破滅

這些政治爭議並非僅僅關於歷史,也反映著如今的抗爭狀況。泛民主派領導者,尤其是主導支聯會的民主黨大佬,已經準備與中共妥協,在中國拒不讓步的強硬態度下節節敗退。泛民領袖並沒有充分運用群眾抗爭的力量,反而僅將此作為與北京談判的平臺。這根本不能幫助香港的民主鬥爭取得重大進展。

令許多年輕人和網路激進分子失望的是,主流泛民過於「軟弱」,同時缺乏真正的鬥爭野心。這也可以從香港本土派團體「熱血公民」在六四當晚另起爐竈,在尖沙咀搞了一場集會,有7,000人參與。盡管與維園的人數相形見絀,但與去年200人的數字相比是巨大的增長。

本土派集會代表著更加激進的民主訴求和戰鬥性修辭的奇特結合,並帶有右翼民粹、族群主義的危險思想。當晚主辦單位的演講只有少量針對大陸人的族群主義,而晚會參與者並非帶有強烈的族群仇恨,而主要是因為泛民利用六四作為政治資本,故此感到失望和反感,因而想尋求對支聯會以外的選擇。晚會結束之後,集會人士發起在廣東道「自由行」,高喊「打倒共產黨」,令街道廣東道被短暫封鎖。這些行動令他們看起來比「支聯會」激進得多。

需要革命性的抗爭

「社會主義行動」作為工國委(CWI)的香港支持者,大力介入維園的燭光晚會中,在三個入口處擺設街站。我們強調,普選永遠不可能在中共統治下實現,因此中港兩地的群眾抗爭密不可分。從八九大屠殺中最重要的一課是,既獨裁、又行資本主義經濟製度的中共政權,永遠不可能被改良,只能通過群眾運動來推翻。從今年四月份,五萬名鞋廠工人參與的歷史性大罷工,也可見工人階級主導社會變革的巨大潛力。

八九民運是一場革命性的鬥爭。但可惜的是,當時只有中共獨裁者一方擁有著清晰的策略和明確的領導,並為了戰勝群眾而無所不用其極。這個用鮮血換來的教訓,對於組織一個工人階級替代方案,並以結束一黨專政,並要求立即完全實現民主權利,並且對經濟實行民主控製,以滿足社會需求。

反東北計劃 兩百示威者闖入立法會大堂

二百多名新界東北村民及聲援市民到立法會抗議,要求撤回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撥款審議最後在晚上暫停,會議結束。示威者表示,下星期五會再次集會。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今日審議「新界東北發展前期工程撥款」申請,涉及3.4億元。一批來自粉嶺北、古洞北及石仔嶺的新界東北村民、聲援團體和學生到立法會外示威區抗議。直至下午五時許,約五十人沖進立法會大堂,於地下靜坐。期後越來越多人參與聲援,晚上有二百多人在場內外聚集。財委會會議最後於晚上九時許結束,撥款未通過。

村民及聲援人士高喊「保衛家園 不遷不拆!」,要求撤回計劃。示威者一直和平靜坐抗議,直至晚上,二百多名警察到場,試圖包圍封鎖立法會門口,使場面一度混亂,有示威者受傷。

古洞村民:「一定要撒回」

來自古洞的村民呀祥今年已經60歲,數十年來靠耕種賣菜維生。他認為,這個不公義的計劃「一定要撤回」。「政府經常講大話,說東北發展能夠解決房屋問題。如果是用來建公屋,幫助社會上的基層市民,我不會反對,但如果是建高級住宅,就如當年興建高鐵一樣,是不合理的。我們農民耕作,地產商囤地收地後,很多村民像我一樣,很想種也沒得種。」他又指,地產商用非常卑劣的方法收地,迫走村民。

呀祥每天早上三時起床割菜,到古洞的兩個菜站賣菜維生,「東北發展令我們失去維生的工作」。

政府假咨詢 建製派村長出賣村民

呀祥又指,政府聲稱所辦的公眾咨詢,只是表面的。他也非常後悔當初投票選了建製派的村長,讓其出賣了他們。「諮詢會並不在新界,而是在北角!政府想咨詢的對象不是我們,是鄉事委員會、村公所等,我們村民什麽都不知道。我們村的兩位村長是民建聯和自由黨的,他們開會都是鬼鬼祟祟的。我們村民辦過兩次村民大會,他們故意不出席,寫信給他們又不接,在逃避責任。」

從事教育的Ellis今天到場聲援,她表示,留意東北發展已有一段時間。「我在反高鐵的時候已經有留意,我很討厭這個很不公義的製度,官商勾結,為什麽城規未通過,立法會財委會仍然可以審議撥款?地產商多年來不斷滋擾村民,迫他們搬走,到最後把土地都荒廢掉。這件事也令我更痛恨那些保皇黨議員,功能組別和整個分組點票的議會製度。」

就讀中文大學地理系的學生陳樂彤也前來參與示威,她認為,政府聲稱香港沒有土地興建房屋,卻不利用現有的土地,如哥爾夫球場,空置用地等。她又認為,所謂的公眾咨詢只是一個形式,「就算有很多村民在會上問了很多問題,那些高官也沒有回答過,但民眾並沒有實質的權力。即使有六萬人的反對書,政府也沒有反應。」

示威者和平散去 抗爭將會繼續

占領行動一直相當和平,但到9時左右,立法會外開始有二百多名警察部署,準備進入立法會大堂清場,期間製造了混亂及沖突。由於撥款沒有被通過,東北村民與聲援團體認為,已經成功迫使財委會主席吳克星休會,決定撤出立法會大堂,行動暫時結束。

下星期五下午三時,示威者將會重返立法會抗議。

反巴西世界杯的示威

6月13日(星期五),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的支持者到巴西領事館抗議,響應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在世界各地聲援巴西的群眾運動。巴西群眾抗議,反對在世足期間鎮壓社會運動,並聲援「人民世界杯」運動(由「無家者工人運動」組織的占領土地運動)。工國委(CWI)巴西支部「自由、社會主義、革命」(LSR)在示威中相當活躍。

今屆世界杯於6月12日開幕,但群眾鬥爭的浪潮掩蓋了賽事內容,他們反對揮霍無度的迪爾瑪.羅塞夫政府斥資115億美元於世界杯上,超出原定計劃的10億美元。

這筆錢花在富麗堂皇的體育場館和「政績工程」中,但沒有用在急需資金的醫院、學校和住屋。普遍的感覺是世界杯只服務富人、建造業等商業利益。許多普通市民都無法承受昂貴的票價去觀看比賽。

「隨著世界杯的來臨,房地產價格大幅上升(在城市的某些地區高達200%),房租急劇上漲。」「自由、社會主義、革命」(LSR)的Andre Ferrari解釋:「數以百萬計的工人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在遠離工作場所的地方生活,進一步加劇了城市交通的問題,例如在聖保羅市。」

在世界杯的開幕之前,地鐵員工在聖保羅進行了五天的罷工,並表示除非讓42名因罷工而被解雇的工人復工,否則準備再度罷工。在巴西其他其他抗議和罷工則繼續進行。這包括在裏約熱內盧的三個主要機場的24小時罷工。世界杯開幕伴隨著的是額外的國家鎮壓,巴西軍警用催淚氣體和橡皮子彈,驅散在幾個城市中的示威。

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羅塞夫政府在世界杯期間的保安支出達到19億雷亞爾(8.55億美元),部署了57,000軍隊和大約10萬名警察,再加上新的設備和武器裝備。因此,難怪根據一項民意調查指,61%的巴西人認為,世界杯對於他們的國家來說是一件壞事。

在香港的抗議中,社會主義行動成員將抗議信交給巴西的總領事蘇亞雷斯。他們高呼「血汗世界杯可恥」、「鐵路員工立即復工」等口號。總領事回應稱,解雇在聖保羅的地鐵員工是一個「法律問題」,而巴西有一個「社會主義政府」。示威者質疑他的講法,並指中國也有一個「共產主義」的政府,他回答道:「這是兩碼子的事情!」

除了大規模的示威浪潮席卷巴西外,在德國、印度、英國、瑞典等國家也有聲援行動。

長毛被判入獄四周

「長毛」梁國雄於2011年抗議遞補機製論壇,被法院政治檢控,被刑事毀壞及擾亂公眾秩序兩項罪名,判監四周,即時入獄。至於其余四名被告(鄧建華、容偉堂、陳倩瑩,及已服刑的黃洋達)則上訴得直,當庭釋放。這是長毛自2000年及2002年以來,再一次受到政治撿控的冤。

咨詢論壇只是面門功夫,讓親政府人士優先進場,長毛等人被擋在門外。而所謂被毀壞的物件是在尖沙咀一個會議中心的兩扇門,價值四千元,但在並沒有任何證據證明被毀物件是由長毛本人破壞的。但法庭以長毛為抗議行動的帶領者而將他入罪。在論壇的沖突中,有兩名親政府阿伯叉頸襲擊長毛,但卻無被逮控及檢控,可見法庭的政治取態是反人民的。

法院拒絕讓長毛保釋,即時判監入獄,是為相當嚴厲。長毛正於立法會「拉布」,與議會外的群眾共同對抗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梁振英政府選擇在此時囚禁長毛,可以打壓目前的抗爭,也令他缺席七一遊行,是有政治目的的政治撿控。

6月10日,社民連於高等法院外發起聲援長毛行動,過百支持者到場聲援,人民力量、保衛香港自由聯盟、社會主義行動及難民聯會都有參與。

長毛入獄被迫剪發,其象征「長毛」被削成「短毛」。據其社民連的重要戰友唐婉青說,長毛會被單獨囚禁於「水飯房」內,一個月只能有兩次的探監機會,不過其律師與其他立法會議員的公務探訪則不在此限。作為一等一的球迷,長毛未能觀看世界杯賽事,但據說他拿了套關於托洛茨基的《先知三部曲》,以及一本瞿秋白的詩集,相信在牢房中的時間不會被白過。

事實上,長毛的這次入獄並不是件個別事件,而是北京與梁振英政府近期一系列有計劃的白色恐怖事件。在長毛被囚禁一天,國務院就發表了《「一國兩製」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聲言「中央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權力…」雲雲。至於在香港,建製派別亦來個趁火打劫,企圖在立會硬闖東北發展的撥款。

六月十三日,二千多名市民趁立法會辯論東北發展的撥款,到場包圍立法會抗議,及後警察淩晨清場並拘捕二十多名示威者,當中甚至有七十多歲的東北村民,其後又拘捕於網上討論沖擊立法會的十五歲青年,另有示威者被捕後困在警車內遭警察毆打​​。

另一方面,政府點名批評八個社運組織於東北抗議中的「暴力」行為,而建製派報章《大公報》則大肆抹黑長毛以及社義行動,指我們為「極端暴力組織」。

社會主義行動與長毛雖然代表不同的政治組織與綱領,但在多場抗爭裏有合作行動,我們反對所有人的政治檢控,反對警察暴力。政府打壓愈趨猛烈,警察暴力正在升級,警民的對立更為鮮明,我們需要更有力的組織,包括示威的群眾糾察隊,並提出民主控製警隊的訴求。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3:01:56

中央發表白皮書挑起群眾憤怒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長《「一國兩製」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白皮書明文提出:「中央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香港的高度自治權非固有的…權力的唯一來源是中央授權,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權力…」

國務院於七一遊行前發表這份白皮書,在時間上不是偶然的,而顯然是要減少群眾七一上街。雖然占中領袖一退再退,拖延發動占中的日子,運動正走向下坡,但中央要進一步向泛民領袖施壓,令他們不敢支持群眾運動。尤其從最近的反東北占領立會可見,社會的激進化令中共憂慮溫和泛民不能抑製群眾反抗。

白皮書強調,基本法內所講的「兩製」從屬於「一國」,國家領導人就重大事項「指導」行政長官,中央政府擁有向行政長官發出指令的權力。此外,白皮書在第五章論及香港的政製發展,指特首需要「愛國愛港」,候選人須由提委會提名產生。這顯然是要扼殺公民提名特首的可能性。

中共在主權移交時,為了安撫港人,在《基本法》上加上「一國兩製」、「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定義含糊的字眼,讓香港在警察、法院、議會等機關上有一定的自治權。但多年來,中央力圖挑戰香港民主的底線,而白皮書的發布是一個轉捩點。中央政府重新解讀這些字眼,中央政府全面撕破自己的假面具,要更牢牢箝製香港的民主權利。

白皮書最為刺眼的一點,是表明治港者首要條件是愛國。而香港法官及司法人員亦被公開「治港者」之一。在不少港人眼中,法院尚有僅存的「獨立性」。相比中共全面控製的黨國機關,香港固有法院製度更為隱敝精密,一方面維持表面上的「獨立性」,但在最終的決定上還是順服資本建製的秩序。但在中央不斷箝製和收編,要將香港法院變成鐵板一塊的黨國機關,更為直接受到黨的決定。

近年曾任全國政協的袁國強為律政司司長,加上愈來愈多政治審判,整個司法機關愈來愈收中共箝製。

白皮書發表之際,剛好是最近法院新一輪的政治檢控。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因為三年前於替補機製示威而被判監4周,而反東北計劃占領立法會的三名示威者亦被逮捕。不難令人聯想到,白皮書是中央向香港民主權利下的一份戰書。

勾結外國勢力

白皮書的結語又提到,要始終警惕外部勢力利用香港幹預中國內政的圖謀,防範和遏製極少數人勾結外部勢力幹擾,又強調中央可決定香港進入緊急狀態。中央將本土派舉港英旗說為港獨行為,藉以抹黑整個民主運動為「反中亂港」。

在白皮書發表的同日,《大公報》在頭版「長毛暴行大起底」,以兩頁篇幅抹黑在獄中的梁國雄(長毛)成立極端暴力組織「社會主義行動」,並大幅報導我們組織的國際連系,渲染工國委(CWI)在瑞典及巴西的支部為暴力團體。有關我們對大公報抹黑的回應,可參看:回應《大公報》抹黑長毛及社義行動。

挑起更大反抗

中央在七一遊行前發表白皮書,只會挑起群眾憤怒,勢令更多人上街遊行。占中運動由於泛民領袖的軟弱無能,三子想設法逃避實際行動。但白皮書激起群眾反彈,對中共更不信任急增,因此溫和泛民要走中間妥協路線就更為困難。民主黨害怕承受政治風險,被迫擱置於中聯辦會面。

中央政府打壓香港民主運動的態度強硬,需要更有力的抗爭行動,占領中環可作為起步,需要以罷工罷課將運動升級,才能有足夠力量爭取真正的民主權利。運動將要擴展為帶來中港製度變革的運動,不只是爭取民主權利,而是反對不民主不公平的資本主義製度,打倒腐敗的鉅富菁英。

回應《大公報》抹黑長毛及社義行動

中共喉舌《大公報》在6月10日的頭版新聞抹黑長毛及社會主義行動。在報道刊登當日,剛巧長毛被政治審判而入獄,需要坐牢四周,加上七一遊行在即,香港的民主鬥爭進入關鍵的時刻。報道刊登的日子絕非偶然,中共政權要將抗爭組織渲染為「外國勢力」和「極端組織」。

《大公報》對我們組織的毀謗錯漏百出,我們未能逐一回應,在此只能澄清當中最荒謬的幾點。我們保留法律追究的權利,也在政治上進行頑強的辯護,揭露其可笑的謊言。

1) 報道指,社會主義行動倡議在占中時罷工罷課,渲染罷工罷課等同激進與暴力。事實上,罷工罷課是有組織有紀律的方式抵抗政府和資本家,有效將群眾憤怒引導至集體鬥爭手法上,避免因警察打壓而激起暴動。相反,從去年的香港碼頭罷工,到今年的東莞鞋廠罷工,都可見到工人發動罷工時是和平行動的,而施用暴力鎮壓的是資方和政府。

建製派與《大公報》近年大力抹黑激進民主派(包括長毛)「暴力」,向溫和泛民主派施壓,迫使他們與「激進極端」勢力割裂。中共在八九六四時殘暴屠城,《大公報》之流今天卻為其暴行護航,可見其對所謂「暴力」的譴責是虛偽的。

2) 報道指:「他們的示威手段非常暴力,2013年5月20日,『工國委』瑞典支部、亦即瑞典『社會主義正義黨』發起示威,抗議政府的民生政策和公共服務不善,示威者放火焚燒汽車、破壞購物中心,以及襲擊警察局,造成3天的大騷亂,警民多人受傷。」

以上全為捏造事實。2013年5月20日,瑞典爆發的一場暴動,是由於當地警察槍殺一名69歲手無吋鐵的老人,激怒了當地居民。「工國委」瑞典支部呼籲停止打砸放火等暴力行動,反而應集中力量發動街頭抗議及工人運動,團結對抗政府削減開支及私有化等新自由主義政策。

3) 報道指:「同年6月17日,巴西全國各地逾30萬人上街示威,要求降低公交車輛票價,示威者癱瘓各地主要公路,當中裏約熱內盧的示威者最為激進,引發警方鎮壓並逮捕大批示威者,並以『身為有組織犯罪集團成員』的罪名起訴,當中包括不少被告是『工國委』巴西支部、亦即巴西『自由、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員。」

2013年6月,在巴西反車費加價的示威裏,「工國委」巴西支部竭力介入鬥爭,宣傳以工會鬥爭和集體占領的力量打敗政府,完全沒有參與打砸暴動的行為。《大公報》指我們有多名同誌被逮捕,並被以「身為有組織犯罪集團成員」的罪名起訴,完全捏造事實。

4) 工國委(CWI)從不認為群眾應以暴動作為反資本主義、反失業與反貧窮的鬥爭手段,同時了解到,群眾在絕望的社會條件下會以暴動作為反應。我們主張以有組織(工人政黨與戰鬥性工會)、有紀律的集體行動,例如工人罷工和占領手段,作為群眾鬥爭的方法,去建設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

5)  報道誣陷我們企圖以難民作為「打手」,並引述所謂消息人士稱:「這些難民坐監都不怕,皆為監中有得食、有得住,仲有人工收,總比遣返好,可以說他們無得輸,故他們一旦被政黨利用沖擊政府或參與占中…」。

這段抹黑是對抗爭中的難民極大的侮辱。事實上,由於難民處於社會弱勢,警察的政治打壓更為肆無忌憚,被政治檢控的話甚至面臨被遣返的風險。他們參與政治抗爭需要付出比香港居民更大的代價和犧牲。難民發起紮營占領120日,爭取人道的難民政策,反對贊助機構的貪汙,整場運動展示了高度的紀律,完全沒有出現報章所渲染的犯罪行為。

6) 報道指:「香港的『社會主義行動』成立於2010年7月,政壇消息,指稱是社民聯的梁國雄指示鄧美晶牽頭成立。」
「早於3年前透過『入室女弟子』鄧美晶,成立隸屬國際極端組織『托派』的香港支部『社會主義行動』…」
「『長毛』梁國雄在該組織雖無實際職位,但卻是核心成員…」

以上完全是捏造事實。長毛與社會主義行動即使在很多鬥爭運動中有共同合作與行動,但由於代表不同的政治組織和綱領,我們參與的是完全兩個獨立的組織。

7) 最可笑的是,報章將社義行動與熱血公民並列為「合作組織」。熱血公民為極右民粹主義組織,煽動反大陸人的族群仇恨撈取政治資本。熱血公民為了打擊左翼勢力,不斷瘋狂抹黑社義行動,與我們是截然對立的,沒有任何合作空間。

8) 報道指:「『社會主義行動』是一個國際性組織,成立於1983年,總部在美國加州奧克蘭…」
「工人國際委員會(工國委)也是一個國際性組織,成立於1947年…」

社會主義行動為工人國際委員會的香港支持者,而工國委(CWI)的總部設於英國而非美國,於1974年成立(而非1947年)。《大公報》強調長毛與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及難民聯會有連系,又指社義行動有「外國成員」,極力渲染「勾結外國勢力」的印象。這是中共典型的大中華民族主義宣傳技倆,抹黑任何反對力量為「分裂祖國」。要記住,若果廿三條立法通過,任何與外國組織有連系的政治力量都會被禁製。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現今資本主義體製為全球化的,而中共獨裁政權以銀彈子彈,將爪牙遍布國際,因此我們有必要在國際上組織起來,在48個國家設立支部,挑戰這個腐敗的獨裁資本主義製度。

9) 報道指:「『托派』全名為托洛斯基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其中一個激進極左派系,源於前蘇聯暴力理論家托洛斯基…」

報道以毛澤東式語言渲染托洛斯基主義為「極左暴力」政治流派,又誣陷「不少國家都視他們為僅次於恐怖主義的極端組織」,更抹黑不斷革命論為「不斷搞暴動」。事實上,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精辟地指出,在殖民與半殖民的國家裏,資本家無能力完全資產階級民主任務、統一國家或解決其他封建社會遺下的問題。香港、中國與亞洲其他國家都證明了這理論的正確性,因而解釋了為何工人需要組織社會主義的群眾力量,而不能把反獨裁、反帝國主義的鬥爭拱手讓給資產階級的任何一派。

總結

中港都進入暴風雨的階段,獨裁者正在搜獵並中傷其政敵,能被敵人點名批評,反倒證明我們做了正確的事。整份報道唯一正確的地方是,社會主義行動「關心的議題非常廣泛,從滯港難民、新界東北發展、同性戀、新聞自由、中國工運民運、支持疆獨和藏獨、臺灣反服貿、國際環保汙染、愛爾蘭墮胎合法化到哈薩克政府屠殺等等,講得出都有,因而被溫和反對派人士諷刺為『什麽都關你事,點同你玩呀!』」社會主義者不會因被攻擊而畏縮,反而會更有決心建設工人階級及青年的群眾組織,打倒獨裁製度與資本主義。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3:02:57

外傭團體遊行到入境處示威

6月15日,約一百人參加由亞洲移居人士聯盟(AMCB)發起的遊行,當中包括外傭及本地支持者。遊行人士一面高喊著「加人工!」、「廢除《兩星期條例》」、「我們是工人,不是奴隸」「承認《C189》公約!」等口號,一邊遊行至入境處門前集會。

當日遊行的主要訴求為讓外傭有選擇出外居住的權利;正名國際勞工組織的C189慣例,廢除兩星期條例和其他歧視外傭的簽證政策;提升工資至4500元等。

為外出居住權抗爭

菲律賓外傭工會成員Olive來港工作約四年,她表示,現行的雇傭同住規定(live-in rule)令外傭24小時待命工作,也令像Erwiana和其他外傭被虐的案件出現,所以需要讓外傭有選擇出外居住的權利。

另一方面,《兩星期條例》讓外傭在和舊雇主解約後,只讓她們有14日尋找新的好雇主,根本不夠時間。她又指出,中介公司不但收取高昂費用,還有巧立名目的額外費,如醫療、訓練費等去剝削外傭。

同住政策下外傭面對不衛生的休息環境

一名未有透露名字的印傭以流利的普通話接受訪問。她認為,香港的房屋空間本來已很小,令很多外傭在同住政策下需要在廚房,甚至洗手間休息,這些環境的衛生狀況非常不理想。所以她認外傭需要有選擇出外居住的權利。

壓迫外傭的不只是個別雇主,而是整個製度

菲籍外傭的Nancy已來港工作超過八年,她表示,政府常宣稱像Erwiana等的事件是獨立案件,雖然不是每個雇主也有虐待傾向,但卻是整個政策令外傭處於困境,例如《同住條例》令外傭無時間進行投訴,加上在施虐者家中也難以進行舉報。

她要求政府給外傭「好的工資」,因為目前的工資已經不夠應付如交通等日常生活支出,而政府給予外傭的食物津貼也非常不足。所謂食物津貼,是指如果雇主決定不和外傭一起用膳,政府就需給外傭食物津貼。但目前政府給的食物津貼似乎最高只有九百二十元(一個月),根本不足應付生活。而且她們身上背負的,還有在故鄉的家人的生活所需。

提到工時的問題,她表示目前有的外傭每日工作十六至十八小時,但國際勞工組織的C189條例,聲明家庭勞工應享有八小時工作製的權利。她認為,香港政府必須承認這公約,保障外傭的基本權利。

Nancy曾在臺灣的工廠工作兩年,實行八小時工作製,加班有額外補貼。相反,在香港同住政策和沒有標準工時的立法下,她的工時十分長,又被雇主要求做額外(非家務)的工作,如洗車等。

「我們來這裏集會,是要改變現況。法律必須改變。」Nancy表示。

香港貧窮問題比政府所言更加嚴重

清婆婆,78歲,過去十四年來一直靠拾紙皮維生。旺角的一條繁忙街道裏,她在濃煙中艱辛地工作,每公斤廢紙換70分錢。我問她為什麽做這個,她的第一反應是「我別無選擇呀。」正如其他許多老年人一樣,除了每月1,180港幣的「生果金」,她無法從政府獲得任何養老金。香港成千上萬的老年人靠撿垃圾維生。國營報紙《中國日報》2012年評論道:「隨著貧富差距擴大,這數字還在增加。」

這就是中國恢復對香港統治十七年後的驚人現實。盡管在80年代,戴卓爾夫人領導下的右翼反工人階級政府在英國進行了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實際上,香港在主權交接後變得愈發不平等(因為中國共產黨本身就在中國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

在香港,每三名老年人中就有一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是老年人口貧困率最高的發達地區之一。其他群體也生活在極度經濟困難中。全港高達四分之一的兒童無法保證一日三餐。

與此同時,香港富豪的排名在2013年上升了22%。世界排名第八的富豪李嘉誠,近日指責某些全球財富研究在過去十年間將其資產低估了40%左右。這些雜誌忽略了李嘉誠在加拿大獲得的石油和天然氣的利益。據估計,李嘉誠身價達2,480億港幣。

政府誤導性數據

梁振英在解決貧窮問題上空話連篇,更在今年年初的施政報告中,針對貧窮問題提出所謂「一百六十項措施」。但正如被指責為「空談俱樂部」的扶貧委員會一樣,這些措施在應對貧窮問題上無疑是杯水車薪。盡管如此,由建製派企業巨頭們控製的行業不信任梁振英,抨擊梁振英提出的措施是政府「無力支付」,威脅香港的「競爭力」。

國際非政府機構樂施會(Oxfam)近期一份報告揭穿政府有關貧窮問題的不實數據。據官方稱,130萬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之下,對於總人口720萬的城市來說已經非常糟糕。

而樂施會六月份發表的研究發現,單身人士的狀況較政府設定的貧窮線更差。樂施會指出,單身成人每月的基本生活花銷是$7,344,單身老人是$4,613。但梁振英政府的扶貧委員會卻把貧窮線設為$3,800。二者間的巨大差距是由不同的計算方法造成的。政府是根據「相對貧窮」,即入息中位數的一半,來設定貧窮線;而樂施會是按照「絕對貧窮」來計算,即需要多少錢才能生存下去。

大多數人的貧窮與少部分人對奢侈品與財富的炫耀就這樣並存著。它反映出這個社會的核心出現了嚴重問題。針對北京最近的不民主操控(提名委員會)的抗爭,不僅僅是在爭取選出我們自己的特首候選人和政府的權利,更是要組織起來將特首拉下臺,更是要改變整個製度。

建立全民退休保障製度

社會主義者將民主抗爭與解決貧窮問題、住房危機以及增加公共服務開支聯系在一起。我們要求廢除強積金,因為它將許多人排除在外,最主要目的是幫助銀行和股票市場的投機者獲利。強積金應由全民退休保障製度取代,其最底保障應與最低工資相同。我們也提倡將最低工資大幅提升到至少45港幣每小時,以此應對房價及租金上漲、票價上漲以及食品通脹等。

這些要求只能通過大規模群眾抗爭來實現。但群眾抗爭需要有組織地進行,也需要有一個指導社會變革和政策變革的方案。這正是為什麽我們支持建立一個基於社會主義理念的新工人政黨。它的目標無疑是爭取社會改革和民主,破壞企業巨富們的力量,摧毀以保障其利益為目的的獨裁政權。一個經由選舉產生的政府,代表著基層工人、退休人士和廣大的窮人。這樣的政府會將銀行和大型企業民主公營,針對大多數人的需求實行計劃經濟,而不是讓有錢人變得更富有。

世界難民日:香港 300名難民團結抗爭

6月20日(星期五)為聯合國世界難民日,400名在港難民於發起遊行。難民高喊「打倒ISS」、「打倒貪汙」、「我要工作權」等口號。難民聯會主席Raymond表示:「香港難民生活於水深火熱中,ISS克扣我們的津貼,給我們吃腐爛的食物,要我們住非法寮屋。政府要我們不發聲、不反抗,要這裏的人不知道。但今天我們告訴政府,香港的難民是可以團結抗爭的。」

遊行隊伍士氣高昂,到達政府總部後,與正在反新界東北的示威者聚合起來,雙方互相支持打氣。社義行動的鄧美晶發言:「難民與東北村民都是被梁振英欺壓的,政府要用種族歧視分隔我們的團結,我們要連結在一起。只要是反梁振英的抗爭,我們都會全力支持,希望反東北的市民也支持我們。打倒ISS!打倒梁振英!」

今年,在港難民第一次自我組織「難民聯會」起來,發起了持續130日的占領行動,至今尚在進行。難民抗爭的訴求也明確化、政治化起來,有別於過去籠統要求「人道政策」,而將矛頭指社福署外判機構「國際社會服務社」(ISS),要求社福署中止與ISS的合約。 ISS以援助難民為名克扣食物及房屋津貼,正在接受廉政公署調查。

難民隨後發動了果敢的抗爭,占領行動。在2月10-17日期間,難民占領了ISS三間辦事處,一度癱瘓了ISS運作一星期,及後2月27日亦於灣仔社福署大樓外紮營留守,在4月12日更移師中環天星碼頭天橋,將難民運動連系至社會鬧得沸沸揚揚的「占領中環」。關於ISS如何克扣難民津貼,並牽涉到官商勾結,可閱《社會主義者》雜誌第26期的文章「難民向不公製度反抗」。

工作權

今年也是香港開埠以來,首次有在港難民參與五一勞動節遊行,爭取合法的工作權利。在港難民得到的福利援助匱乏,不足以渡日,不少都被迫打黑工,一旦被發現,最高可判監15個月,而犯上店鋪盜竊罪一般也是判監數個月之久。正因為政府禁止難民合法工作,才迫使他們部分人鋌而走險。建製當局抹黑難民社群為罪惡溫床,自己才是最大的罪惡元兇。

聯合國與港府的虛偽

在落後國家裏,香港「國際大都會」的洗腦宣傳特別行之有效,因此不少尋求庇護者都選擇香港,希望覓得容身之所,安居樂業。

難民聯會主席Raymond是來自伊朗的小商人,因受到當地的恐怖主義威脅人身安全,決定來香港避難。在接受記者訪問時,他就曾講過:「起初我以為香港是國際大城市,高樓大廈,五光十色。來到後,我被拘押在羈留所七個月,當時還在想只是因為自己越境闖關,觸犯入境法例,才遭到這樣的待遇,獲釋後就會有好轉。但生活久了,我才慢慢醒覺,這裏的政府對待難民與第三世界沒有分別。」

香港1992年簽署了《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該公約禁止締約國將人送回可能使該人遭受到酷刑的國家。但是,可是22年來,在來港尋求協助的13,000名尋求庇護者或酷刑聲請者中,只有0.2%成功獲得難民身分,而全球的平均的成功率是38%。連落後如南非這國家的成功率也有5%,是香港的25倍!

港府對難民的甄別程序極為緩慢,不少難民滯留在港10-20年,沒有工作權利,只能浪費光陰。即使通過了甄別程序,難民仍然無法獲得香港居民身分,沒有基本的公民權利,包括投票權、工作權,也不能獲得香港居民的福利,而只能等待被安排送往其他國家。若果一名難民在港找到伴侶組織家庭後才獲得難民身分,被安排送往其他國家的話,就要與家人分離。

可是,聯合國對於締約的香港政府,從來都是小罵大幫忙。面對難民的占領行動及大遊行,聯合國難民署至今仍是緘默不言,根本不會支持抗爭。今年的難民日,聯合國難民署更是無所作為,只舉辦優雅高尚「難民電影節」,讓一小撮知識分子和社會菁英在冷氣房內互相取暖。難民連最基本的生活費也缺乏,何來有錢享受電影?

難民聯會正在急速擴大,短短成立了4個月已經有約400名成員,並發動了組織強而有紀律的占領抗爭,是在港難民的歷史新一頁。難民會抗爭下去,直至打倒ISS,打倒梁振英。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3:04:10

六二二公投:投票人數超預期群眾占中心不死

中共公布《一國兩製白皮書》,聲言可以「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加上電子公投系統受到國家級的駭客入侵,反倒激起了大眾的投票意欲,六二二電子公投變成了反政府的抗議票。至本文截稿時,已經有超過70萬人投票,反應比預期熱烈得多。

社義行動批判性地支持票投3號的學界方案,雖然方案沒有明確指出廢除提名委員會,而只是以直選立法會議員組成提委會,但仍然是三個方案之中最進步的一個。但我們認為,即使是由直選立法會議員組成的提委會,也會受到建製當局的壓力而造成不平等,因此我們拒絕任何形式的提委會。

「和平占中」於較早的商討日投票中,選出了三個普選方案作為今次電子公投的選擇,包括學界方案、人民力量方案以及真普聯方案。由於三個方案都包含公民提名,都不會為政府所接受,因此票投哪一方案已經變得次要,各黨派的宣傳活動都集中於摧谷投票率,以求表達群眾為真普選占中的意願。

「占領中環」在一年半前被提出,一開始本受到大眾支持,尤其是年輕一代都熱切期待這場運動。可是一直以來,泛民主派及占中三子提出占中至今猶豫不決,拖延發起占領中環的日子,令群眾對占中領袖愈來愈失望。因此,原本預計6.22的投票率並不會高,但在近幾個月,北京政府歇斯底裏的打壓抹黑占中,反而令公投起死回生,群眾視投票為反抗的手段。雖然占中領導層逃避抗爭,但群眾卻公民抗命為重要武器,可見兩者有著不可逾越的鴻構。

中央對待公投的策略原本是冷處理,以免激起民情反彈。但是,發現投票人數比預期多得多後,港澳辦和中聯辦發表聲明攻擊全民投票。港澳辦指全民投票「是非法的,也是無效的」;中聯辦則稱全民投票結果「不具任何參考價值」,「是一場鬧劇」。這只會加強公投的對抗意味。
占中三子較早前講過,如果投票人數少過10萬人就會退出占中領導層。但是,如今的投票率反映出普遍群眾爭取真普選的決心,再次推進了占中運動,實令占中三子騎虎難下。

鼓動群眾反抗信心

在短期內,電子公投的高投票率可為占中三子及泛民主派贏得權威,迫使泛民向中央政府擺出高姿態。此外,群眾亦會更有信心參與群眾鬥爭,經歷過政府一連串的輿論攻勢、警察暴力與政治檢控,一個新的反擊浪潮將會來臨。

從六二二公投的高投票率,可見群眾對現存製度的不滿,並將給予占中三子及泛民領袖巨大壓力,迫使他們不敢過於保守。但是,泛民領袖還是會主張與中共政府談判,又害怕民主鬥爭會變得過於「激進」,還是會充當群眾運動的剎車掣。因此,社會主義者強調由下而上民主建設群眾組織,而非泛民主派主導的運動架構。電子公投投票率高的話,可以向政府施加一定壓力,但不能取代工人及青年的群眾組織。

目前,各溫和黨派都口講支持公民提名方案,但問題是有多少決心去爭取​​,願意用什麽手段去爭取。泛民主派內部本來就沒有堅實的政治立場,組織也相當松散,因此在政局愈來愈兩極化下四分五裂為不同的陣營。不少人希望占領中環可以團結泛民,而透過電子公投令各黨派信服一個共同占中方案。

在商討日(三)選出三個公民方案後,民主黨對投票結果不滿,表示正在考慮退出真普聯;加上資產階級媒體竭力渲染占中被激進派「騎劫」,令占中三子屈服於壓力下,突然繞過商討日的機製,擅自加上另一項投票選擇 - 「如果政府方案不符國際標準讓選民有真正選擇,立法會應予否決。」占中三子之一戴耀廷表示,這裏做是為了讓溫和泛民可以繼續參與公投!相信不少投票人士會在此項投棄權票以示不滿。

公民黨湯家驊因為公開表示公民提名方案是不務實,最近於城大舉辦「政改研討論」,與基本法委員饒戈平討論「如何將提委會民主化」,向傳媒放風可接受沒有公民提名的方案。

此外,在最近反東北計劃在立法會的抗議裏,警察暴力鎮壓示威者而爆發沖突,建製派媒體全力開力輿論機器,抹黑反東北運動是「占中預演」,誣陷占中必然會釀成暴力。民主黨、公民黨及工黨何秀蘭立即與反東北示威者保持距離。在未來這些抹黑只會有增無減,泛民主派即使不會全面屈服於輿論壓力而取消占中,也會用種種方法限製占中的規模與抗爭手法,避重就輕。

七一上街倒梁

六二二的投票率反映了群眾的憤怒,接著的就是七一上街。

高投票率最多也只是凝聚了民氣,但要發動有力的群眾鬥爭(包括占領中環),需要的是更有力的群眾組織力量。占領立法會的行動讓我們窺探到占中運動會面對如何強大的警察暴力,因此單靠占領並不足以挑戰整個政權。我們需要在工會及工人階級之間宣傳,令工人有準備以罷工的手段參與占中,並改變香港奴役工人的製度。只有工人階級成為群眾鬥爭的領導力量,才能有徹底的政治和經濟變革。

歷史上的社會變革的運動,都不會僅限於改變政治製度的鬥爭。曼特拉在南非結束種族隔離的運動裏,就提出一系列改善工資、工人權利、國有化經濟體系的政策,然而由於非洲國家大會沒有提出打破資本主義的綱領,令「民主化」後的南非墮入了新自由主義的陷阱,使今天南非的底層工人仍然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在2012年屠殺罷工的礦工裏,可見國家的鎮壓力度更強。

占中運動若果要動員普羅大眾與工人階級的參與,就不能限製於普選製度的問題上,而要提出工人權利、改變經濟製度的訴求,結束巨富權貴的不民主統治。這是唯一的道路可以爭取群眾支持,並為群眾(特別是中國大陸受壓迫的血汗工廠工人)指明一個方向。由下而上的跨境團結運動,從而反對獨裁資本主義的中共政權,是唯一的出路。

社會主義行動的占中訴求:

● 梁振英政府立即下臺
● 立即廢除功能組別、立即廢除提名委員
● 政治代表與普通工人同薪同酬,不享有經濟特權
● 廢除基本法,一人一票普選「真正人民議會」,取代立法會。新議會有權實施大幅社會改革,打破巨富權貴的經濟控製
● 由選舉產生的議會代表,選出政府特首
● 立即立法通過八小時工作製、最低工資每小時$40元
●  民主公營大銀行及大企業,由工人民主管控,從而可以由公帑全數支付全民退休保障、每年興建五萬公屋、改善環境汙染

東北發展:粗暴的計劃 暴力的鎮壓

東北發展計劃近日提交立法會財委會審議,在六月六日首次會議進行期間,一批受影響的居民和聲援團體等沖入立法會大堂靜坐抗議,成功迫使會議中止。一星期後,財委會再次討論有關議案。

同時,再有數百人在立法會外示威,而議會內有議員采取拉布手段以拖延表決,但立法會財委會主席吳亮星試圖「剪布」粗暴闖關,激起在場民眾的憤怒和不滿,部份人試圖沖進立法會大樓,遭遇到警察武力鎮壓,並在淩晨清場,逮捕部份示威民眾。而在本文截稿前,警方仍在逮捕當晚參與示威的人仕,包括社民連成員曾浚锳、廿一世紀少年成員林朗彥等。

所謂的「充分諮詢」

梁振英政府強行推動的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早被質疑官商勾結和利益輸送。而負責推動計劃的陳茂波則一直堅稱計劃已「充分諮詢公眾」,但被揭發原來五萬份意見書中只有七分是支持計劃!此外,發展局通過互聯網發布數據試圖反擊反對聲音,然而那些數字卻籠統而含混不清,試圖混水摸魚。而陳茂波稱願意與反對者商談,但條件是不撤回不押後計劃,亦不會調整公私營房屋比例,這不單是毫無談判誠意,更是對反對民眾的羞辱!

警察暴力

在沖突當日,資產階級媒體極力放大示威者沖擊立法會大樓門外的畫面,又反覆播放高官「不容示威者暴力」的說辭,卻對警察暴力輕描淡寫一筆帶過。內地官方媒體亦反覆播放沖突畫面,渲染香港示威者為「極端暴力」。

社會主義行動譴責警察暴力,暴力的來源是政府和警察,而不是示威者。立法會有建製派及功能組別保駕護航,只要舉手投票就必能通過受人唾棄的東北計劃。財委會主席吳亮星粗暴剪布更是挑起示威者沖擊的導火線。6月6日占領立法會的行動本來相當和平,但警察卻煞有介事要在第二周嚴密布防,甚至派人混入人群中搞事,刻意挑起示威者的憤怒。

今次,警隊出動防暴警察對付示威者,暴力手段全面升級。有被捕示威者稱,反黑組警員盤問他們是否黑社會成員,並作出言語羞辱。在清場過程中被擡走的示威者亦指,被擡時警察故事屈扭他們四肢關節,有示威者因而脫臼等身體損傷。甚至有兩名被捕者黃永誌及周諾恒指出,警察將他們押上警車,關燈落簾後毆打他們,向他們吐口水,有人被打至頭破血流。香港警察「公安化」的形象已經深入民心!建製派輿論抹黑示威者視今次為「占中預演」,但操練占中部署的卻是警隊。

另一方面,警察被質疑混入示威隊伍中製造混亂,給予其同僚暴力鎮壓的口實。保安局近日一口否認有此事,但當日有示威者稱親眼看見藏有警員證件的人混入人群中煽動群眾情緒,亦有電視直播畫面拍到,未有配戴警員委任證的便衣人員在示威群眾中活動,其後返回到警方防線時才戴上證件。此外,6月13日沖突當日,有一批陌生的蒙面示威者多次帶頭與警察沖突,但在警察施用胡椒噴霧前離去。

這些對付示威者的技倆,在全球的群眾運動都相當普遍。社會主義行動譴責警察暴力,並支持撤回東北發展方案。警察狡猾的伎倆令整場運動陷於復雜,提高了對示威者組織紀律水平的要求。我們支持組織群眾糾察隊,保持示威有高度的紀律性,以防範警察滲透挑釁。反東北計劃需要民主組織的抗爭委員會,讓各團體派出代表參與,民主決定下一步的策略和行動,對抗政府輿論機器的抹黑和武力鎮壓。

【七一上街】參與抗爭 支持社義行動

今天七一遊行很可能是多年來最大規模及最重要的一年。社會主義行動希望可以發揮最大的影響力,因此需要大量義工,讓我們拒絕妥協、反對資本主義聲音響亮起來。

中央發布《一國兩製白皮書》,聲稱對香港有「全面的管,「高度自治權非固有的」、「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權力」。白皮書可謂對香港的民主運動全面宣戰,挑起群眾的巨大憤怒,因而占中電子公投的人數遠超預期。去年七一遊行有40萬人上街,今年七一上街人數很可能會更多。

中共的打壓歇斯底裏,對占領中環運動發動瘋狂的輿論抹黑,又勤加操練和部署警隊,甚至騰出監獄空間準備囚禁示威者。隨之而來的是警察暴力的升級,反東北計劃示威者在立法會抗議,受到「公安式」的警察鎮壓,有示威者被拉到警車關燈拉簾,打至頭破血流。多名不同政治派別的活動者皆被政治檢控,當中長毛因三年前於政府的諮詢論壇上示威,被判監四周,因而無法出席七一遊行。警察及法院發動連串打壓的時間絕非偶然。

社會主義行動受到中共喉舌《大公報》以頭版篇幅抹黑我們,指控我們為「極端暴力組織」以及「勾結外國勢力」。

泛民主派及占中三子雖然寄望於與中共談判妥協,以換取半假不真的普選方案,一直充當群眾運動的剎車掣。但是,群眾已經愈來愈不耐煩,在七一不排除會有局部的占中行動發生。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除了占領行動外,更需要罷工罷課等更有力的運動,並堅拒與中共妥協。香港的民主鬥爭要徹底勝利,必須要連結至中國大陸反獨裁的鬥爭,推翻一黨專政及資本主義。正因於目前的民主運動由資產階級政黨把持,其在中共及資本家面前只會退讓屈服。因此民主運動要徹底勝利,需要工人階級來領導。

我們組織把握七一當天宣傳社會主義的聲音,為宣傳未來的工人階級群眾政黨而奮鬥。當天我們會售賣新一期《社會主義者》雜誌第27期,籌得的款項會用於建立我們中港臺的組織。我們需要大量義工,希望各位踴躍出席。

七一留守 占領中環 Delay no more!

占中電子公投總共有78萬票,遠遠超出預期,可見群眾對政府的憤怒已極為洶湧。

現時群情洶湧,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應該把握時機,發起占領中環運動。然而,占中三子繼續采取拖延策略,如此民氣有消散的危險。我們歡迎學界組織在七一當晚留守占領的決定,並會參與其中。在任何政治鬥爭裏,時間是至關重要的,現在是時候行動起來了!

幾點原因令今年七一的政治形勢特別有利:

中央頒布白皮書,全面向香港民主運動宣戰,令群情洶湧
占中公投的投票人數極多,連和平占中領袖都感到驚訝
新界東北發展計劃令梁振英政府的支持度再度崩潰
建製陣營受到動搖,又不知如何回應

到中共政府未來再發動攻勢時,政治形勢未必會如目前大好。泛民主派及占中三子堅拒在今年七一發起占中,依然寄望於與中共談判妥協。這是重大的錯誤,而需要從下而上施加壓力去與之抗衡。

中央發布《一國兩製白皮書》,聲稱對香港有「全面的管治權」,且「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權力」,可謂對香港的民主運動全面宣戰。除了對占領中環運動發動瘋狂的輿論抹黑,政府又加強法院、警察及監獄等國家機器的鎮壓。在反新界東北計劃示威者被「公安式」的警察鎮壓,多名不同政治派別的活動者皆被政治檢控,當中長毛因三年前於政府的諮詢論壇上示威,被判監四周,因而無法出席七一遊行。

現在就是反擊的機會,在此社會主義行動呼籲各位遊行人士七一當晚參與占領中環行動。

占領的下一步

「占領中環」的原意是癱瘓經濟運作,迫使統治階級妥協。雖然占領是好開始,但僅僅占領並不能達致這目的,加上政府出動前所未有的警力對付示威者,單靠占領運動並不足以對抗政府,而需要將行動逐步升級為更有效、更有組織的行動。學生若果準備在開學時進行罷課一天,以此作為開始,可以推動罷工運動。在臺灣「太陽花運動」中,運動提出罷課後進一步鼓起群眾,香港需要學習這群眾鬥爭的新方法。

有內地網民聲言在七一發起「占領深圳」及「占領天安門」,且在湖南有民眾拉起「支持香港公投,湖南也要公投」的橫額,可見香港民主運動也鼓動了內地人的反抗心。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內地的團結聲援行動。中共最害怕的不是單單香港有民主普選,而是一旦民主運動蔓延至中國內地各省各市,將會陷入失控的局面而威脅一黨專政。香港民主鬥爭該當鼓勵這些內地的行動,並有意識地連系至內地反獨裁的鬥爭,並挑戰 - 依賴中共獨裁政權牟取暴利的 - 資本主義製度。

社會主義行動的占中訴求:

立即建立占中運動 - Delay no more!
梁振英政府下臺
立即廢除功能組別,立即廢除提名委員,公民直接提名
政治代表與普通工人同薪同酬,不享有經濟特權
立即立法通過八小時工作製、最低工資每小時$40元,並實施政策對抗鉅額權貴的經濟控製
將民主運動結合反資本主義的鬥爭。民主公營大銀行及大企業,由工人民主管控,從而可以由公帑全數支付全民退休保障、每年興建五萬公屋、改善環境汙染

七一大遊行後 香港將何去何從?

本年香港的七一大遊行乃近十年來最大型的抗議遊行之一。主辦單位估算遊行參與人數超過51萬人,就好比2003年的遊行。許多參與者甚至認為總人數更高達70萬。遊行於當日下午3時開始,隊伍龍尾至晚上11時才到達終點。
這次的巨型遊行再一次地反映出香港不斷尖銳化的政治危機。最近數星期,反對中共獨裁的群眾抗爭此起彼落,抗議中央政府拒絕實現真正的民主選舉。 18萬人參與了紀念北京六四屠殺的二十五周年集會。就在七一遊行前夕,近79萬人參與了「和平占中」發起的非官方「公投」。公投的參與人數甚至連占中領袖也感到震驚,是其預計人數的四倍。而北京方面則指這個公投為「非法無效」。

中共政權不斷拒絕向香港下放更多的政治權力。中共擔憂一旦失去對香港政府的控製將會波及整個中國,鼓勵更多公開挑戰一黨專政的反叛。我們已經留意到在中國有關「占領深圳」甚至「占領天安門」抗議活動的消息,縱使現階段只是在網上──在中國一個主要的反政府論壇提出,這明顯是受到香港的啟發。網上評論指,香港的占領中環將會是未來「占領天安門廣場」的預演。在湖南長沙,示威者舉起橫額聲援香港的非正式公投,並要求「湖南也要公投」。

北京對香港2017年能夠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的承諾,經過多年的阻滯,如今已被揭穿成中共另一個騙局──正如社會主義行動所預料一樣。北京堅持利用提名委員會來篩選候選人,以控製選舉結果。這次的政治危機源自於過去數十年來被不斷違背的承諾,首先是被英國,然後過去十七年來是被中共專製。他們欺騙、操縱並設立假局來回避對自由選舉的要求。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3:05:15

北京的白皮書

正當鬥爭進入了關鍵階段,香港政府將在年底前提出其(也就是北京的)2017年的選舉方案,而中共亦向民主運動發起了更激烈的宣傳戰。資產階級「溫和」泛民政黨與占領中環的領袖們,實際上正積極地避免進行全面的抗爭,但也被北京抹黑為「極端」民主派和「外國反華勢力」的傀儡。

政權的發言人最近發表的言論和文章警告著「危險的後果」,並威脅會進行鎮壓。北京更首次地在6月10日重錘發表了關於香港狀況的白皮書,這相當於向民主運動宣戰。白皮書中強調香港自治的界限,並且指出北京可以宣布「緊急狀態令」(用來實施直接管治)。七一過後,最有影響力的中國國營媒體對巨大的參與人數「無動於衷」,而香港的傀儡政府提升了對遊行示威的打壓,進行了對參與者的集體逮捕並刑事起訴主辦遊行的民陣成員。

中共喉舌《環球時報》的七一社論,警告香港可能會「變成烏克蘭或泰國並發生不同的危險狀況」。 《環球時報》立場屬於鷹派,利用內戰或政變的恐嚇進行宣傳戰。

香港的親中報章《大公報》最近也頭版抹黑了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以及激進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並恐嚇參與公投的人們未來將自作自受,承受金融中心與社會混亂的惡果。警察將會非常忙碌,而駐港解放軍也可能被動員處理危機。

而香港警察正將這些威嚇實現,明顯受到高層的政治命令,在七一遊行使用暴力手段。

激進化

在過去數周,尤其是伴隨著白皮書的爭議,中共的強硬手段不但無法讓民主情緒退縮,反而更激發廣大的反抗。七一大遊行的人數就證明了此點,而且示威群眾的情緒也變得更憤怒、更不耐煩。泛民領袖也招致越來越多的批評和反對聲音,尤其是年輕人,指責泛民領袖「太軟弱」,嘗試拖延或回避鬥爭行動的升級。社會主義行動在七一當日提出「Delay No More」(不要再拖延),呼籲立即開始議而不決的占領行動──以及「我要真民主,打倒財團專政」等的口號。得到眾多支持。

對「溫和」泛民領袖的不滿也明顯地反映在各黨派的籌款數字上。縱使遊行規模更大,所有「溫和」泛民政黨都比去年錄得更低的籌款數字:
公民黨 (41萬元)
工黨 (18萬元)
民主黨 (20萬元)

相對而言,屬激進派的社民連,因應其領袖「長毛」被監禁4周而缺席遊行,在七一當日募得93萬元,比去年增加近50%。至於募款金額第一的,則是「讓愛與和平占領中環」運動,籌得近140萬元。 「和平占中」運動被視為香港下一階段的主要抗爭行動,雖然其領導的態度傾向妥協並與「溫和」泛民緊密合作。

棄掉「羊皮」外衣

群眾日益上升的不滿與沮喪不單是針對北京,也是對「和平占中」的領導層不斷在拖鬥爭的後腿。這股壓力導致了學生團體們在七一當天的遊行後自行發起了具象征意義的占中「預演」。他們的行動卻沒有得到「和平占中」發起人的響應,陳建民更聲言不希望任何團體啟動占中「預演」。 「和平占中」領袖的立場堅持要等到政府提出政改方案後(年底前),才可以啟動運動。實際上,政府明顯地會堅持保留「提名委員會」,並已經否決了「公民提名」(普及的參選權)的訴求。 「和平占中」領導層尤其是在過去數星期,等同放棄了群眾運動打鐵趁熱的機會,讓政府肆無忌憚地進行大量的抹黑宣傳和政治打壓。

政府方面的回應是明顯的。香港警察在學生發起的占領行動中拘捕了511人。這是自1997年主權移交後在單次遊行中最多的拘捕人數。被捕人士包括了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與Nathan Leung。警察的大型行動與暴力手段都是為了表達政治訊息。警察使用「按穴」來凍結只是和平靜坐的示威者。警方的擴音器不斷重復要求記者離開現場,公然打壓新聞自由──香港的新聞自由最近受到政府的多次打壓。律師們也被拒絕參見被捕的示威者,明顯違反法律。

大部分的示威者都被警告後釋放,代表他們可能會在之後被警察秋後算帳,控以「非法集會」和「阻街」等。其中25人需要保釋。政府與警方的舉動同樣可能會帶來更大的反撲,學生發起的占領行動在社會中獲得大量同情,並向「和平占中」領袖施加更大壓力,要求結束推諉的政策。

緊接著的數天,七一大遊行的五名組織者被捕,並控以「沒有跟從警方指示」的罪名。警察指控遊行速度「太慢」!這是對每年舉行的七一遊行前所未有的打壓,顯示中共和港府都視其為眼中釘。抗議警方行動的包括剛出獄的「長毛」:「我被監禁26 日,不過只是從一個小監獄釋放到香港這個大監獄。」

這些打壓手法於中國大陸乃司空見慣的事情,但在香港是一個新階段,國家機器有計劃地進一步加大鎮壓。其目標是要讓公眾「習慣」警察的暴力手法,並視暴力鎮壓是反政府示威為一個新的「慣例」。這被香港群眾廣泛地視為警察的「公安化」。
香港政府與資產階級精英,在北京的敦促下正準備應對民主運動的升級。政權的策略是要加大對「溫和」泛民與「和平​​占中」領導的施壓,攻擊他們在鼓吹「暴力」與製造「混亂」,試圖分裂他們。將部分泛民成員分裂,讓其倒戈並支持政府的「方案」(只能是北京的方案),導致民主運動的瓦解。

社會主義者與民主鬥爭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活躍於廣泛的民主鬥爭,並自一年半前占領中環運動提出以來就積極參與。我們會為每一寸民主進步甚至部分改革而戰鬥,但是社會主義行動同時批判著今日泛民領導層尋求妥協的態度與策略。民主鬥爭要勝利,就需要階級鬥爭的分析,並將民主訴求連結起廢除資本主義的社會災難。香港的民主鬥爭只能透過聯結起中國的群眾鬥爭──尤其是大量中國工人階級的覺醒──才能成功。今年四月便發生了中國近30年來最大型的工廠罷工。

社會主義行動強調占領行動是一個發展群眾運動的重要平臺,但單靠這樣並不足以結束中共的專政。我們需要升級至更效的策略,例如臺灣「太陽花運動」的學生罷課,去引發工人們組織罷工。在占領運動面臨著國家打壓之下,──包括那些親北京流氓「誌願團體」的威脅下,這是非常重要的。

占領中環運動的領導者們(在沒有經過真正的民主討論下)決定將運動名稱加上「讓愛與和平」的字眼,不幸地反映了對鬥爭的關鍵問題的一種鴕鳥政策態度。反而面對北京與港府「仇恨與暴力」,包括可能動用解放軍的打壓威脅,才是應該正視的問題!
我們將會發表新的文章討論如何讓民主運動向前走,檢視主流泛民的綱領、鎮壓的威脅,以及中國內部潛在的社會政治不穩。

難民Ibrahim說:「法律是不公平的。我們需要工作!」

香港難民持續占領120天後愈變強大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Nate Norman對來自多哥的Nino Ibrahim進行了采訪。 Ibrahim是一位已經留在香港超過九年的難民。

你來香港多久了?你為何被迫離開自己的國家?

明年二月就滿十年了。

在我的國家多哥,社會製度十​​分不公平。政府從1967年起就在同一個家族的控製之下。 2005年的總統選舉有人在幕後操縱,我哥哥參與了一些反政府抗議,隨之被逮捕。三個月過去了,還沒有見到我哥哥。我向軍方和警方可能知道他下落的人打聽,得到的唯一回答是「他在被捕當天就已經被殺了。」我無法接受這個事實。我不能讓我哥哥白白死去。之後我開始組織反政府抗議,軍方註意到了我,所以我只好離開,否則會被殺掉。

你為什麽選擇來香港?

我的朋友說香港很安全,而且我們從多哥來這裏不需要旅行簽證。

在這裏申請得到庇護的過程要多久?

我在申請當天就得到了。但從一開始我就沒有得到政府的任何援助。他們允許我呆在香港,但不讓我工作,也不給予任何幫助。

你在無法工作的情況下怎樣生活?

第一年我在天星碼頭靠乞討維生。一天晚上,淩晨三點左右,我實在餓得睡不著,就慢慢走到了重慶大廈。一些警察攔住我要查身份證,而我只有庇護證明,他們就把我關進了監獄。接下來的四個月我呆在移民羈留中心。被放出來後,我在朋友的幫助下得到了一些政府援助。

你在香港有家人嗎?你們住在哪裏?

2009年我妻子來到了這裏。我們現在有兩個孩子,大的4歲小的3歲。生活非常艱難。孩子們上幼稚園的費用要先由我自己支付,半年後政府才為我報銷。但不允許我工作,我怎麽可能支付得起?這個法律實在是太不公平了。我們需要工作。如果香港政府不改變這個製度,我們怎麽能夠把孩子們養大?住在「國際社會服務社」(ISS)的收容所裏。那裏還可以,能夠勉強度日,但實在沒有空間養孩子。

你能講一些關於香港難民的抗爭和難民聯會的事情嗎?

我們已經進行了多次抗議,以便我們的訴求得到關註。占領行動已經超過120天。我們深知,想要爭取到工作權和正常的居住條件,前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會堅持下去,不會放棄。反正我們沒有工作,更有充足的體力去抗爭。

占領中環:學生表示發起罷課 展示了鬥爭前路

最近幾星期,香港政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民主運動兩邊陣型之間的鬥爭愈加尖銳。學聯代表提出在八月全國人大常委會(當中很可能會否決公民提名)後發動罷課。這意見該當受到熱烈歡迎。此外,和平占中三子之一的朱耀明牧師甚至提出了罷工,都是極之重要的發展。不論這些言論背後有多少認真的成分,單單是公開提出罷工罷課作為鬥爭的可能武器,已經是前進了一大步,也展示了民主鬥爭要勝利所需的運動模式。

北京的白皮書、79萬在公投支持公民提名、七一50萬人遊行、警察於七一後占中預演拘捕511人,可見反政府的鬥爭已經進入了一個新層次。政府最近發表政改公眾「諮詢」報告,不敢猛烈攻擊公民提名,反映了政府懼於民情反彈而促發大規模群眾運動。

可惜,和平占中的領導層並沒有呼應形勢的急變。戴耀廷最近向前線警務人員發表公開信,贊揚其於七月二日占中預演行動中「克製的專業態度」,根本完全脫離現實。就連溫和泛民的陳方安生也都批評了警察的行動。戴耀廷應該收回信件,否則只會助長親北京組織更肆無忌憚地抹黑示威者「暴力」。

如何組織罷課罷工?

社會主義行動的支持者一直在民主運動的場合中提出罷課罷工,包括於和平占中的商討日。在本周之前,我們的建議並沒有得到廣泛響應,甚至有工會領袖曾指出政治罷工「不切實際」。社義行動一直強調,我們完全支持占領行動,並認為不應繼續拖延,否則有機會讓中共獨裁者先聲奪人。然而,我們認為單靠占領並不足以打倒中共,而罷課罷工是比占領更有效的鬥爭手段。學生罷課可以作為起始,並以啟發香港工人罷工作為目標。

當然,純粹宣布罷課以威脅政府與切實組織罷課是兩碼子的事。和平占中領袖似乎天真地將宣布罷工罷課當為談判的把戲。現在需要開始為罷課作準備功夫,尤其是透過學聯,以民主的手法進行組織。組織方式應當走群眾路線,即在每間院校建立罷課委員會,並組織群眾大會向學生解釋議題,從而爭取大部分人活躍參與。

罷課需要是集體而主動的,而非個人自發式的行動,或者消極的走堂,也不應是學院單方面以行政手段決定罷課,而忽略了普通學生的積極參與。如此才能建立紮實而具代表性的罷課運動。這也是一個從臺灣太陽花運動得到的重要教訓,當時有超過80所大學參與行動。

隨著中央發表白皮書等強硬舉動,民怨不斷升溫,占中三子和溫和泛民領袖們正面對巨大的群眾壓力,因而迫使他們有些人的言辭愈趨激進,也許朱耀明牧師發表罷工的言論也是同樣道理。溫和泛民的領導感到自己正失去運動的主導權。剛在五月份,占中三子才威脅會退出運動領導層,等同表示要結束運動。但如果今天他們再這樣做,恐怕會讓其他的勢力走進來,在「和平占中」單位缺席下先行占領。因此,不但是中共與港府,連資產階級反對派都正在群眾的情緒上騎虎難下。

學聯以及其他真心希望鬥爭向前走的組織實在不能浪費半點時間,要立即為開學時發動罷課作準備功夫。為達到目的,關鍵就是要在校園裏切實建立罷課委員會。社義行動及其支持者未來將會全力為此奮鬥。

為九月開學後發動全港大罷課作準備功夫
Delay no more!立即啟動占領中環,向政府施壓。
由下而上建立罷課委員會與民主的鬥爭組織
廢除提名委員會,要求公民提名與真正民主,絕不妥協!

政改假諮詢激起憤怒

立即占中 全港罷課!

特首梁振英公布提交人大常委會的政改諮詢報告。這份所謂諮詢公眾的文件,得出的結論卻完全違反民意,挑起群眾更大憤怒。

報告指所謂「主流意見」認同《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已明確規定提名權只授予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顯然是北京政府及香港財團屬意的人把持,報告內提及將提委會「民主化」根本毫無意義。諮詢報告指,社會大眾普遍認同行政長官人選須「愛國愛港」。在去年年底,基本法委員主任李飛發表特首須「愛國愛港」言論後,港府與建製黨派齊聲和應,今天就成為了所謂「民意」!

民情洶湧的情況下,港府不敢明確否決公民提名,以免觸發大規模群眾反抗。但這不過是援兵之計,梁振英要把否決公民提名這艱鉅任務留給中央政府,待人大常委在8月公布的政改決定再「一錘定音」。

最近一國兩製白皮書發布後民情洶湧,激起80萬人參與公投支持公民提名,51萬人七一上街,年七月二日511人因參與占中預演被捕。群眾運動本是民意最有力的表現,但在報告內全無提及。而報告指亦提出公民提名的只是「有一些團體和人士」,也沒有提及香港群眾準備占領中環爭取公民提名。

戴耀廷對報告不滿,但表示不至於要馬上啟動占中,繼續其拖延本色。他甚至懇求中央不要在8月,而在10月才決定,「可以爭取更多對話時間」。戴耀廷為中央獻上援兵之計,可謂用心良苦!

較激進的學聯表示,一旦人大常委會8月否決公民提名,勢必會在9月發起罷課。學聯也表示正與教協商討中學罷課的可能性。秘書長周永康表示,也會聯絡不同團體準備罷工罷市,希望罷課會鼓勵工人罷工。社會主義行動對此表示歡迎,並就此發起「全港大罷課行動」,現在就開始為罷課作準備功夫,尤其是透過學聯,以民主的手法進行組織。組織方式應當走群眾路線,即在每間院校建立罷課委員會,並組織群眾大會向學生解釋議題,從而爭取大部分人活躍參與。

八月底人大常委的決定公布時,將會是另一場重要的抗爭。現在就應該加緊時間,為九月開學罷課做最多的準備。爭取公民提名,廢除提名委員會,立即占中,準備罷課!

泛民收受《蘋果》黎智英捐獻 - 我們的看法

近日,建製媒體報道黎智英多年來資助泛民團體合共逾4,000萬港元。在社會討論占領中環得如火如荼之際,建製派企圖利用此事渲染整場民主運動都是背後財主搞的「顏色革命」,以打擊占中以至整場民主運動。然而,民建聯卻每年接受建製派七千萬的捐款,與財團及北京的關系最為緊密。建製派的道德指控故然是極度虛偽,但黎智英金主事件的確提出了重要的問題,泛民黨派需要正面回答。黎智英捐錢後當然不可能沒有回報,而是要向泛民的政策及行動施加壓力和影響。

報道稱,當中以陳日君收款最多,兩年內前後兩次合共收取600萬元,陳方安生則在2013-14年期間,分三次收取黎智英共350萬元,李柱銘則在13年收取30萬元。

受惠人有民主黨及公民黨等溫和泛民,也有社民連梁國雄及工黨李卓人。民主黨獲得黎捐款500萬元、公民黨則獲300萬元,而工黨主席李卓人、社民連梁國雄、占中發起人朱耀明出任主席的香港民主發展網絡都各獲捐50萬元。』

《蘋果日報》為泛民主派的喉舌,雖然持有反政府的立場,但卻往往為溫和泛民保駕護航,抹煞更激進的抗爭聲音。《蘋果日報》控製了民主運動的話語權,在關鍵時候卻剎停運動避免「過火」。

在2010年6月23日政改方案通過前,《蘋果日報》為民主黨做蠱惑宣傳,合理化其投票支持政府方案的惡行。今年,在爭取公民提名,《蘋果》又為18學者、陳方安生的公民推薦方案造勢。甚至有傳言指,在今年七一遊行前,黎智英密會多名泛民領袖,要求他們不要在七一發起全面占中,避免「過早」與中央政府對抗。

此外,《蘋果》於2012年頭刊登了「蝗蟲論」廣告,社義行動當時組織學生焚燒廣告,對抗族群主義。

可惜的是,即使是民主派的激進陣營,往往都畏於《蘋果》的強大宣傳力而不敢與之徹底決裂。工人鬥爭與民主運動需要自己的獨立性,不能依賴商業媒體作為宣傳工具,而要創建獨立於資產階級的媒體和組織。這也是《社會主義者》雜誌堅持獨立出版的原因。

近年,一些左傾社運人士以及右翼本土派大力抹黑社義行動「只會籌款」,而這些組織往往直接簡接收受財團或政府的資助。社會主義行動為以工人階級和底層群眾為依歸的組織,絕不接受財團一分一毫的資助,我們所有收入都從街上小額募捐、售賣政治刊物以及會員捐獻收入籌得來。若要堅決拒絕財團資助,就更需要群眾的財政支持,因此在街上募捐是完全合理的。

近年連串打壓香港新聞自由的事件發生,可見我們需要受公共控製、讓任何群體都可自由使用的民主大眾媒體,而非今天由有錢人壟斷的私有媒體。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3:07:01

澳門:二萬人上街反離補法的鬥爭

對於關心政治的大眾來說,一般不會對澳門有太深刻的印象,澳門往往只是一個賭風彌漫的城市,金碧輝煌與霓虹光管似乎掩蓋了貧苦大眾真實的生活實況。澳門於2009年已經率先通過基本法廿三條,並且近年來年年「派錢」維穩,而立法會中被保皇黨占據,只有寥寥四位的民主派(總共33席)。難怪當香港年年六四七一數以10萬計上街抗爭之際。有澳門人卻概嘆遠在主權移交前澳門已經是「解放區」。

整體社會氣氛被牢牢「和諧」、立法會早已淪為建製派的橡皮圖章,澳門特首崔世安於五月一如既往地將議案送往立法會作象征式的通過。此時,手中的議案為《候任、現任及離任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的保障製度》,簡稱「離補法」,而內容大致如下:

● 特首離任後可取得相等於月薪7成的長俸(以現任特首崔世安為例,他於1999年至2009年擔任社會文化司長10年,可獲700多萬元離      任補償,離任特首時另可領取每月約18.9萬元「長俸」。)

● 主要官員離任則可獲得額外一次過補償,相當於任職月份乘以月薪的14%至30%

● 建議特首在任期內可享有刑事豁免權

此案早於去年12月的時候已經於立法會「一般性討論及表決」獲得通過,這次只是按程序計畫於5月27日在立法會正式通過。澳門對上一次就政治議題而起的抗爭是2008年的反廿三條遊行,當時只有過百人參與示威。崔世安心想,這次也不可能出什麽岔子吧?

5月25日,「澳門良心」發起遊行反對離補法案。遊行由塔石廣場走至政府總部,起初大會預計只有1千人參加,但當天卻有超過2萬人走上街頭,超出預期二十倍!澳門人口只有61萬人,以人口比例來說相當於有22萬人在香港上街。示威者要求政府撤回離補法,而當特首拒絕撤回,群眾即時號召行動升級,於27日表決日當天包圍立法會,再有超過7千人集會。最後,特首崔世安於29日宣布撤回草案,反離補的抗爭最後以勝利告一段落。

事實上,反離補的抗爭能夠動員如此廣大的群眾參與,除了法案本身的荒謬與高官貪婪自肥外,亦是澳門經濟社會危機累積起來的民怨所致的。正如沒有沙士所致的失業及經濟危機,香港2003年也不會有50萬人上街反對廿三條。澳門自主權移交以來加速發展賭業資本,近年人均生產總值已經一躍成為亞洲第一(每月約58,000港元),是香港的兩倍多,但總體勞動者的個人入息中位數只有每月約13,000港元,與香港的水平差不多。可見澳門的就業狀況與工作條件非常差,財富集中在小撮人手裏。

適逢今年八月底為澳門的特首小圈子選舉,在接任期間雖然在小圈子的欽點下現任特首崔世安乃唯一候選人,無疑兩萬人的抗爭在此刻對統治階級來說尤為尷尬,加上澳門政府少有處理突發示威運動的經驗,今次犯了眾怒後可謂手足無措,唯有立即撤回方案。

與香港同樣,新任特首亦需要處理2019年的「普選」政改問題。反對小圈子選舉、反對假普選的鬥爭亦會在澳門掀開。澳門正仿效香港「和平占中」發起民間公投運動,抗議特首小圈子選舉,可見兩地運動會互相鼓舞。

在未來的鬥爭中,應當將民主普選的議題,結合群眾反對貧富懸殊、資本壟斷、官商貪腐的勞動者議題。社會主義者一直強調,需要完善退休保障製度的是窮人而不是高官。而政治代表的薪津應該與普通工人工資相等,不應享有經濟或政治特權。澳門群眾及工人也需要廣泛群眾性工人政黨,提出社會主義綱領以挑戰當今的資本主義製度,才能達至真正的民主。

300名救生員罷工抗議康文署欺壓

8月5日(星期二)約300名公共泳灘的救生員發起罷工,於早上11時開始在沙田康文署總部集會。罷工員工所屬的港九拯溺員工會為職工盟的工會之一,員工舉起「無前景,新人不入行」、「脫離技工 設救生員獨立職系」、「泳客激增 壓力爆煲」等示威牌。社會主義行動到場聲援,並了解救生員的狀況。

據媒體報導,工會估計約15個泳池或會受影響,較大規模的罷工行動發生於城門谷泳池、灣仔摩利臣山泳池、大圍顯田泳池;亦有至少8個沙灘受影響,當中蝴蝶灣全體33名救生員都會罷工,而舊咖啡灣和屯門黃金海岸也有逾半員工參與。

要求增加人手

工會要求署方盡快增加人手,以及讓救生員脫離技工職系,設立獨立職系,將起薪點由每月13,000元升至17,000元,跟救護員看齊。

工會副主席郭紹傑表示,由於政府近十年來不斷削減人手,加上多了自由行泳客,令救生員的工作負擔百上加斤。政府於04年開始削減開支,將救生員數目由約2,400人減至約1,600人。泳池救生員的人手持續緊張,由2004年每個泳池有10人,降至現時6至7人,人手卻不加反減。郭紹傑指,內地泳客激增,很多人不遵守泳灘守則,加大了救生員工作負擔,但救生員歡迎任何人士到泳灘遊泳,解決方法應該是增加人手。

一位救生員張生談及工作苦況:「我們除了看守員和巡池員外,還有負責救生站的同事。但康文署不斷縮減人手,編排只有一人在救生站,如果譬如有人在更衣室發生意外,一個人根本擡不起擔架,變相要調動其他救生員來幫忙,這會影響到泳客安全。」此外,城門谷遊泳池因為人手不足,曾經試過封池。現在,這個泳池要訂明新規定,同事想放假就需要用申請形式,由主管批核,令放假比以前難很多。

僅為「技工」 沒有前景 流失量高

救生員需要經過訓練、視力測試,還要考取多項專業資格,但是此職業在公務員體系只屬「技工」。最基本的牌照包括(1)泳池救生章(2)沙灘救生章(3)急救牌,每隔三年要重考一次,如果是季節性的兼職工更要付出$5,000-$6,000元考試費。政府準備在2015年要求新入行人士考取水上電單車牌或獨木舟牌,方可再考取救生章以成為執業救生員。

由於入行要經過訓練和考試,但泳灘救生員的職位級別卻被貶低,因此不少年輕人寧願投考紀律部隊。康文署對核下泳池和池灘救生員的要求對比起其他私營的泳池更高,

發仔埋怨道:「我們需要每隔三年就考取不同牌照,有機製設定不同測試,可以給予公眾信心我們是可以保護到巿民安全,可是外間的私營遊泳池,卻只是有泳池救生章就可以,我們的付出和成果根本不成正比,實在是很不公平。」

入職後難有晉升機會,工資也難隨著年資增加,不少做了10-20年的資深救生員也只有15,000 – 16,000元左右。發仔表示:「與外國相比,這裏工作沒有前景,管理層又無視野。外國是從交流生開始做,其後認為適合當救生員後再給予進修,然後成為救生員,又有機會晉升為管理層。這裏什麽也沒有。」

康文署長期想將救生員工作變得零散化,2000年-2009年期間就涷結了長工,變成只有臨時工,當時令大量救生員流失。發仔自己是2009年恢復長工申請後,才成為長工。

可惜,至今救生員的流動率非常高,新入職差不多8-9成上班半年多就暫停或完全停止上班。救生員蕭生說,原本救人工作是有使命感的,可以處理好事件會有很大滿足感。但他慨嘆這行業不受重視,沒有前景,因此難有年輕人再入行。他有點憤憤不平,說:「為什麽我們一隊救生員要自己操練,就是為了有突發事件時可以有默契地協調工作,但現在新人入行上班兩三個月又不做,或者間間斷斷的上班,我們怎樣操練?」當了14年救生員的發仔更表示:「每次考核都要安排在11月份開始,這分明是有心戲弄我們!那時正值冬天,要落水考試、又要冬天跑沙灘,康文署的安排實在很過份!令一眾兄弟也捱得很辛苦!」

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表示,今次只是「警告性」的罷工,如果康文署不改善工人狀況,未來將會有更大規模的工業行動。社會主義行動完全支持工人合理的訴求,更大規模、更持續的行動將會獲得廣大市民同情和支持。

反占中遊行抹黑民主運動為「暴力」

經歷了個多月抹黑占中的工程,8月17日「反占中大聯盟」動員大規模親政府遊行,打著「保和平、保普選、反暴力、反占中」旗號,指控占領中環為激進暴力,會破壞香港穩定。大聯盟發言人周融聲稱,遊行人數為25萬人。遊行隊伍比七一疏落得多,且較七一遊行更早完結,但警方公布遊行人數為11萬,多於今年七一遊行的9.8萬,其偏頗顯然易見。

「保普選、反占中」意思是要香港民眾放棄公民抗命,先接受2017年中央安排的提委會篩選方案。在遊行前,有建製陣營放風威脅,如果2017年政府的政改方案不能通過,就要等多十年才有普選。如果2017年的假普選得以通過,政府並不會「循序漸進」將假普選民主化,反而會視之為一次專製政府的勝利,從而進一步打壓民主權利,包括為廿三條立法等。

建製派以大量人力物力動員支持者上街。通過社團聯會及鄉議局以金錢利誘動員,向每名參與者派發$200-500元的報酬,並贈送免費海鮮餐。亦有不少中資財團向員工施壓,要求他們上街;而親中學校亦組團帶學生充撐場面。當傳媒訪問參與者上街原因時,很多都答得胡裏胡塗。

與對待七一遊行截然不同,警察幾乎為親政府示威者開路,甚至縱容遊行人士到未封鎖的馬路上遊行,造成交通堵塞。相反在七一遊行時在交通安排上就諸多留難,更指控主辦單位的領頭車司機慢駛而將他逮捕。邐外,有親政府人士向人民力量反示威者擲雞蛋而誤中警員,但警方卻完全沒有追究。

建製派大動員

無疑這場是主權移交以來建製派最大規模的一次動員。參與遊行的建製派政客包括,行政會議成員張誌剛、新民黨葉劉淑儀、立法會財委會主席吳亮星等。而特首梁振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等都在遊行前高調簽名反對占中。

在7月至8月,建製陣營全力開動輿論機器,向占領中環運動作出反擊。反占中大聯盟在全港擺設400個街站,聲稱總共收集了150萬個簽名反對占中。這是建製派向六二二公投80萬人支持公民提名、七一51萬人遊行、千人占中預演(511名示威者被捕)所作出的回應。

無論中共及其屬下團體的動員手法如何醜態百出,這次可謂與反對陣營作出一次較量,我們必須認真對待。在2017年落實一人一票的「普選」前,中央政府要進一步強化自己的選票機器及上街機器,就如港區人大代表鄭耀棠所指,要確保特首選「零風險」,不僅要牢牢操控選舉結果,還要操控整個選舉過程,以免2012年的唐梁之爭翻版再現,曝露統治階級的內部權鬥。

未來群眾反抗愈趨激化時,建製陣營會更大力動員這些愛國勢力,而這些勢力往往有失控的危險,釀成「激進」的愛國群眾運動。

泛民回應蒼白無力

對於反占中遊行,占中領袖之一的戴耀廷表示「尊重市民權利」,又強調占中是「迫不得已」才做。

因為八月人大決定公布在即,自七一遊行後,建製派發動了一連串的抹黑工程,旨在壓製占中運動的勢頭。中央政府顯然態度極為強硬,提出要提委會過半數支持才可成為特首候選人,門檻極高。但是,泛民主派依然寄望與中央談判,哀求政府不要過於強硬而「扼殺談判空間」。民主黨、公民黨與民協等近日與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會面後,語調非常溫和,沒有準備動員群眾反抗之勢。

此外,溫和泛民不斷淡化「公民提名」的議程,以更抽象的「國際標準」代替,而什麽是「國際標準」的普選並無明確定義。溫和泛民務求令群眾忘記公民提名,方便與中共日後談判妥協。

目前群眾普遍的反抗決心已經超越了泛民領導,因此泛民也十分畏怕與中共妥協會受群眾唾棄。如果人大決定將普選門檻「定死」,泛民因為害怕失去運動主導權而不得不發動一些抗議,但同時要削弱和壓製運動,避免與中央全面對抗。因此,近來溫和泛民有提及「局部占中」、「分批占中」、「流動占中」等光怪陸離的策略。

人大決定公布在即,社會主義行動繼續為占中和罷課運動竭力宣傳。罷課和占中可以作為運動的開始,繼而發展為罷工等更有力的抗爭,挑戰港府及其背後的中央政府和中港資本家。

《主場新聞》結業 - 論新媒體運動

網上媒體《主場新聞》創立不夠兩年,在7月26日突然宣布結束營運。創辦人蔡東豪於其網站僅留下一篇聲明,表示由於收支不平衡,以及受到政治打壓,決定正式結束運作。蔡又指,現時社會彌漫一片白色恐怖,令他和其家人感到恐懼及困擾,加上收支未平衡,唯有結業。

近年傳統主流媒體受盡打壓,《明報》被撤換總編,《商臺》李慧玲被解雇,《蘋果日報》被抽起廣告。網上媒體開拓了新空間,成為傳統媒體的暫時代替品。 《主場》平均每日「獨立瀏覽人次」有30萬人,是眾多網上媒體之冠,短時間內躍居為新聞自由的希望,其結業引發眾多讀者的同情。

蔡東豪主張普選可以維護商界的穩定,呼籲商界支持為普選占中。當然這只是烏托邦的主張。香港記者協會主席岑倚蘭也表示關註事件,「主場新聞結束,可能與蔡東豪占中十子身份有關。」

《主場》資金主要來自《蘋果日報》資助

《主場》雖然沒有直接接收廣告贊助,但營運資金大部分來自蔡東豪與《蘋果日報》的合作計劃,實則上也擺脫不了市場製度的局限。自今年4月份,《蘋果》宣布削減5%開支預算,變相令《主場》收入大減。但對於蔡東豪一名年薪過千萬的富豪來說,《主場》的營運資金實際上是微不足道,真正令其結束《主場》新聞的原因更是其在內地龐大的生意。

據報道,蔡東豪是上市公司的行政總裁,去年度薪金、酬金連花紅為1066萬元。精電國際工廠設於大陸,蔡受到了當局的政治壓力,要求停止繼續製造反北京的輿論平臺。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3:08:05

員工不知情沒有遣散費

按照勞工法例,員工工作滿兩年可獲遣散費,但蔡東豪於兩周年的前兩日突然結束營業,事前只有知會其他創辦人,其16名員工全不知情,不少也是在「主場新聞」的網頁上看到蔡東豪的告別信才得知結業事件,所有員工到最後只能獲發一個月代通知金遣散。

從此也看到「民主媒體」內部的不民主,只有掌握資本的人才有話事權。 《主場新聞》由一眾員工並無決策和知情權。

媒體不能依靠財團資本需要獨立民主公營

在資本主義製度下,網媒還是逃不過利潤製度的製肘。至今網媒仍然未如傳統媒體般被財團全面操控,只是因為網媒生意尚未能為資本家賺大錢。但所謂「新媒體運動」發展下去時,大資本就會入侵這片「最後樂土」,親商建製的言論還是會大行其道。資本家首要關註的不是民主,而是追求利潤,不能依賴他們維護新聞自由。新媒體運動只是改變了資訊發布的形式,但資本家操控話言權的製度若不改變,長遠來說網媒領域絕不能獨善其身。

傳統媒體始終會占據社會上絕大部分的言論空間,如果以網媒作為代替品,而放棄在傳統媒體陣地上抗爭,只是積極的逃避。要徹底捍衛言論自由,對抗政治打壓,打破資本家壟斷輿論的局面,爭取真正的編輯自主和新聞自由,需要由傳媒工作者民主選舉產生的編輯委員會下運作,並根據民眾意願,公平分配充足的公帑支付開支。

人大常委為香港普選「落閘」

全國人大常委就普選框架「落閘」,堅持特首候選人必須為親中共人士,由中央操控的提名委員會篩選候選人,無視民眾對普選的訴求。此舉形同清楚證明了一個殘酷現實:中共一黨專政下並不可能有真普選。北京不但落閘,更準備放狗咬人。

人大決定令公眾震驚、憤怒、絕望甚至是被背叛。民主鬥爭若要前進,就需要一場群眾運動去引導社會上的憤怒。這場運動一定要包括罷課罷工、占領行動、杯葛等公民抗命。

人大決定的提名程序的門檻比現時小圈子選舉的更高。連曾經提倡妥協方案的溫和派湯家驊都坦承方案「比想像中更不民主」。六月湯家驊與親中人士舉行政改論壇討論妥協方案,社會主義行動當時到場抗議。

人大決定的重點不僅在其內容,其強硬語調亦不可忽視。政治局常委張德江明言中央已「心理上準備香港會有事發生」。建製陣營猛烈抹黑民主勢力與占中運動,尤其最近幾個月指控其為「違法行為」。

「堅持占中只會頭破血流」

人大決定發表之際,當局發言人驟然改為強調「國家安全」,外國勢力借香港顛覆中國。這指控是毫無根據的,英美等西方國家政府與中國交涉時從來都是商業利益行先,人權為後,根本不會關心香港是否有民主。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指,中共獨裁者只讓「愛國人士」出選特首,正如美國也不會容許恐怖分子的首領擔任州長。陳佐洱在港臺節目更表示,如果堅持占中「只會是頭破血流」,近日也有不少中共高官發表過同類言論。

中共喉舌《環球時報》社評指,香港不免面臨攤牌,而中共及其爪牙有「資源」(即國家鎮壓力量,包括解放軍)去應對危機,這闡述了人大常委強硬立場背後的「戰略意義」。

《環時》8月26日的社評指:「香港反對派存在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只要我們有不允許香港淪為西方勢力範圍的決心,中國內地和香港社會就有取之不竭的資源,將極端反對派和其背後支持力量最終推向絕望。」

人大決定等同向香港民主運動宣戰。中共似乎計算到之前與資產階級反對派領袖(泛民)的所謂「對話」已再無價值,現在是他們擺出強者姿態,在香港重新樹立權威。北京可能預計不免會有一些抗議發生,但他們有信心將其抑製,並重挫泛民主派的力量,令香港以至大陸的民主鬥爭敗退。這些舉行無疑反映出中共政權深陷危機,激烈權鬥正在進行。習近平需要展示其「強人」作風。

張德江等官員表示,當局已經準備鎮壓,由大規模逮捕清場,以至檢控或有可能拘留活動分子及公眾人物。這戰略可以惹來反彈,激起更大規模的抗議。正如《華爾街日報》指出,中共可能會發現自己與大批港人長期僵持不下。

歷史性的挑戰

北京不僅想令香港民主進程停滯不前,更要令其倒退,因此開始警察暴力對待示威者、打壓新聞自由,從而恫嚇並打壓批評政府人士。最近資助並動員反占中等親政府「示威軍」,當然據稱的19萬反占中遊行人士只是收錢的臨記,並非親政府的真正勢力。如果中共成功推動這些反革命措施,他們會繼而步步進迫,試嘗重推廿三條國安法,並對香港強加其他政治束縛。

因此,最近的事件為中港的民主鬥爭帶來歷史性的嚴峻挑戰。當務之急是要有果斷而有力的回應-大規模的群眾示威-去挑戰人大常委的政改框架,並向中共妖魔化占中以及整場民主運動的輿論反擊。然而,為了這場反抗運動得以勝利,必須從最近的鬥爭經驗中汲取教訓,當中曝露了泛民領袖在綱領及戰略上的重大弱點。他們偏好妥協和逐步改革,避免以群眾鬥爭去公開挑戰獨裁統治。

占中三子也是如此,他們政治及策略上親近溫和泛民,不斷拖延發動占中,令運動的民氣不斷消耗,寄望於與港府及北京達成協議,但最後也不能說服北京不落閘。相反,他們一直拖延而導致錯失了建設運動的時間,而單單空談占中去威嚇中共反而只勾起了中共對八九時的回憶,當時的危險幾乎令中共失去政權。

社會主義行動的支持者一貫批評占中三子及泛民主派拖延發起占中及其犬儒懦弱的路線。我們強調若果要取得勝利,要打倒獨裁政權而不只搞一場象征性的抗議,占領只是運動開始的一塊跳板,讓運動升級至真正的群眾運動,包括罷課罷工是關鍵的元素。這連系至建立群眾組織,尤其是戰鬥性的工會及工人階級群眾政黨,為民主鬥爭賦予經濟實力及政治領導。要拉闊民運戰線,從而取得中國群眾的回響,就是要令民主運動走向反資的社會主義的路線,將民主訴求連系至需要消滅貧窮、長工時及高樓價等民生問題。

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長王振民指,需要提委會篩選候選人「保護」香港工商界精英的利益,在香港的一場論壇說:「目前主導香港政治的是少數企業界精英人士,他們控製著香港的命運。」他這樣說是為了合理化構成提委會都全是菁英。香港商界如何敵視占領中環,而加拿大、印度及意大利在港的商會也是如此,由此可見資本家對民主的態度。

「我們被騙了」

前民主黨領袖李柱銘表達了很多港人的共同意見:「我們一次又一次被騙,民主一次又一次被拖延。」

社會主義行動一路以來警告,不能信任中共之前落實普選的承諾。期望獨裁者去舉行公平公正的選舉是荒謬的。可惜,泛民領袖的綱領和政策正是以此為前題的。在歷史上,民主權利都是直接間接通過反獨裁的革命性鬥爭中贏回來的。在歐洲大部分國家在1917年革命前並沒有普選權,因為1917年俄國革命後第一次成立工人政府,歐洲資本菁英害怕革命會蔓延至他們的國家,才在民主權利上作出退讓。

今天我們所需的是推倒一黨專政的戰略,這戰略是建基於香港以及至關重要的中國群眾抗爭。如果沒有這場鬥爭,尤其如果沒有面向中國受盡超額剝削的工人階級,單靠香港單方面的鬥爭是不能贏得民主訴求。

由於泛民領袖不願抗爭,香港「本土派」在這一片失望與沮喪中冒起,但他們並不明白這一現實。溫和泛民相信香港單獨與中共獨裁者媾和,而本土派則認為可以單靠香港與獨裁者對抗,其實只是同一錯誤的兩面,都無視中國當權菁英與工人群眾的截然對立。本土派種族主義的言論是團結兩地群眾反對中共的障礙,而兩地群眾團結抗爭是唯一出路。同時,人大決定及北京的強硬立場不免令香港愈來愈多人支持「真正港人治港」甚至港獨,而本土派可以從這情緒中收割政治資本。

泛民主派誇大了中共對改革的空口承諾的價值,為他們的騙局作掩護。正如李柱銘所言,這一次又一次發生。

運動若要向前走,就必須放棄幻想中共有心或有力在民主上作出退讓。在人大決定公布後,顯然至少在基層活動分子、工人與青年之間,愈來愈多人終結這一幻想方面踏出了一大步。中共若果稍作讓步可能會贏得一些民意,乍看起來現在它寸步不讓的取態似乎難以理解。然而,中共之所以這樣做是有其邏輯的,因為它害怕若果未來香港的管治班子不受控製,將會波及全中國,有可能威脅獨裁者的存在。

要就要,不要就罷!

中共采取軟硬兼施的策略,向泛民領導威迫利誘,從而令泛民陣營分裂。溫和派害怕群眾鬥爭,更特別害怕占領運動會失去他們控製,中共期望這會向泛民造成壓力而倒戈支持政府。雖然最有機會叛變的民主黨對人大決定深表震驚,但不能排除他們日後會倒戈。教協立法會議員、溫和派代表葉建源坦承評人大決定「比想像中更差」,民主黨劉慧卿形容方案「令人作嘔」。

對北京來說,似乎要準備出動Plan B。如果泛民沒有倒戈支持政府,而否決了政改方案,北京就會將責任推向泛民,指控他們阻礙落實普選的進程雲雲。

這會造成民怨爆發,民主運動進一步激進化,造成政府嚴重的統治危機。如果泛民倒戈支持政府方案,2017年特首普選可能會有大規模杯葛運動,造成大量白票。

泛民主派的危機

面對人大決定的結果,溫和泛民完全沒有預見這一情況,因而陷入了震驚與絕望。但這震驚不必令他們反省。雖然在本文撰寫之時,泛民領袖在群眾壓力下強烈譴責人大決定。中共的政策引致非常尖銳的政治兩極化,而令寄望於當權者賜予政改的所謂「中間道路」愈來愈窄。溫和派代表的湯家驊指溫和民主派在港從政「無路行」。

未來幾個月,中共會向這批政客施加心理壓力,令泛民支持政府方案從而防止這場「歷史性危機」。北京威脅如果政府方案被否決,香港未來十年都不會有普選。因此,現在只有群眾由下而上的壓力才能保證溫和派不會重犯2010的錯誤,讓政府通過方案。現在需要發起一場運動去鞏固關鍵的反對票,通過要求溫和派議員簽署承諾書,向他們施加壓力。

激進勢力,例如社民連的「長毛」梁國雄希望再來一次「變相公投」,通過議員辭職去促發一場全港的補選。如果這可與切實的群眾運動配合起來,可以向溫和派施加最大壓力,迫他們否決假普選,成為鬥爭的重要平臺。

雖然很多活動分子希望並假設人大決定會是占中的開始,但占中領袖面對鬥爭時一再表現得猶豫不決。戴耀廷現在提出「持續長期」、「一波又一波抗爭」的公民抗命。這本身不是錯誤的想法,但他可以用此作為掩飾自己無心行動的借口。局部、分散的抗議只會消耗民氣。

社會主義行動從沒講過占領是唯一或主要鬥爭策略。由和平占中提出開始,我們認為占領可以是一個開始,但需要更有效的集體行動,例如由學校罷課開始,繼而推動罷工。我們亦解釋到無限期的占領運動是十分難以持續的。從美國、西班牙、希臘以至其他國家中占領運動的實際經驗,就可看到這一點。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3:10:22

組織起來 罷課罷工

現在民主鬥爭的一個極為正面的發展是,愈來愈多團體開始提出大學中學罷課(包括學聯),社義行動一直竭力倡議這抗爭方法。有組織的全港罷課,可以有力的指出鬥爭的前路。雖然歷史上工人組織在香港非常疲弱,而罷工很少發生,但學生的罷課可以掀起工作場所的罷工發生,而罷工是勝利的關鍵。

社義行動正於中學大學為建設罷課奮鬥,強調需要組織起來,建立罷課委員會,集體行動。有部分人認為讓個別學生「走堂」,或者由學系從上而上去領導一場被動的罷課,會是較易走而避免沖突的方法,但鬥爭若要成功,就要依靠大規模集體行動,並在每間學校和工作場所建立民主的戰鬥性組織。

人大決定打破了談判的幻想,削弱了妥協派,令社會上政治兩極化起來,為中港的民主鬥爭揭開新一頁。在這形勢,革命與反革命的元素都顯然存在,更迫切需要在民主鬥爭中建立工人階級群眾政黨,將民主訴求連系至推翻貪汙專製的資本主義。

群眾抗爭激化 揭露警察鎮壓本質

近年來,香港發生越來越多政治檢控、政治審判、警察選擇性執法、暴力濫權等事件,六月份,警察在立法會的反新界東北集會中,動用反黑組將示威者拘捕並私下毆打和淩辱;社民連主席長毛梁國雄因為三年前示威而被判入獄一個月;七一大遊行,五十多萬人上街,警察在翌日清晨拘捕511位預演占中的和平學生和民眾,並在數日後拘捕遊行主辦單位的五名成員,作秋後算帳。

這些政治打壓令普羅大眾對警察的角色產生更多不信任和反感。在反新界東北的立法會示威後的一份港大民意調查顯示,市民對警隊的滿意度凈值,跌至回歸以來新低,只有36%。警察暴力鎮壓和平的學生與民眾,使用不必要的暴力和違法手段恐嚇示威者,故意阻嚇民眾參與反政府運動。

預演占中當日511人被捕97年以來最多

警方在七月二日清晨,拘捕共511名在中環遮打道參與占中預演的和平靜坐示威者,這個數字是自97年主權移交以來,不單破了單日被拘捕示威者的記錄,更是除05年反世貿示威外因遊行集會而被拘捕的最高全年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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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集會被捕人數:
2010:57
2011:444
2012:56
(單日)2014年7月1日:51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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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在7月2日當天侵犯人權的行為令人發指。示威者被拘捕後需留在旅遊巴上,然後被帶到黃竹坑警察學院,必須留在的狹窄座位好幾小時,多個小時不被允許飲食或上廁所。筆者也是被捕的其中一人,當日我便親眼見證著一位五十多歲的女士在旅遊巴上要求去洗手間而多次被拒,擾攘約一小時才讓她下車。警方又阻止律師與被捕人士見面,被捕人士不準使用手提電話。警察不但侵犯最基本的權利,並且違反了警察內部守則。

不但是7月2日的511人被捕,5名七一遊行組織者的民陣成員,在遊行數天後被捕,這是自03年有七一遊行以來從未試過的,他們涉嫌的罪行包括「公眾遊行組織者沒有遵從警務人員所發出的指示」及「妨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警方表示他們令遊行「走得太慢」。

七月二日被捕的511人中,有25人被控協助及組織非法集結等罪名,保釋後定期到警署報到,但警方要求延長保釋期,其中十六人不滿,將會拒絕保釋,改為要求即時檢控或無條件釋放。

香港警察「公安化」 暴力毆打示威者

在六月反對新界東北的集會中,警察在立法會外擡走190名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示威者。當日警察動用了「反黑組」 - 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 來處理示威者!反黑組警員在警車上將燈關上,對被捕的示威者毆打、「吐口水」、盤問他們是否黑社會成員,並作出言語羞辱,有人被打至頭破血流。有電視直播畫面拍到,便衣警察混入示威隊伍中製造混亂,其後返回到警方防線時才戴上證件。建製派輿論抹黑示威者「預演占中」,但實際上,預演占中的卻是警察!

指示威者「尋釁滋事」

香港警察員佐級協會在七一遊行後,發聲明批評遊行有人製造混亂,並首次在正式聲明中使用只有大陸公安才使用的名詞,將和平示威者說成是「尋釁滋事」。

尋釁滋事罪是中國刑法(第293條)下的罪行,最高可判5年有期徒刑。維權人士如結石寶寶之家發起人趙連海、內地維權律師浦誌強就是被內地公安以「尋釁滋事」的惡法將其拘留。該罪名指:1.隨意打人;2.追逐、辱罵他人;3.強拿或損毀、占用公私財物;4.在公共場所起哄鬧事,造成公共場所秩序混亂。此罪名現被香港警察用作公開聲明,反映日後警隊作風將更強硬,將內地公安打壓異見人士的手段在香港恒常化。

香港警察世界第五多開支龐大

香港警隊人數眾多,成為全球警力最高的五強地區之一,根據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統計,本港每10萬人口有約450名警察,警民比例在全球主要國家及地區中屬第五高,比哈薩克在亞洲區更屬最高,比例較新加坡多近兩倍。香港警隊整個部門的人手編製接近3萬人,另外還有數千人屬於輔助警察隊。但警隊人數每年仍然不斷上升,公帑開支一樣上升,每年政府開支百多億元,2013年警隊開支為146億元,本年的預算開支是155億,其中「維持社會治安」的開支比例占最大,而且近年更大幅增加,翻查過去10年的《財政預算案》,警務處的「維持社會治安」開支,較10年前增加了41.5%,達22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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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隊每年財政支出
2008:115億
2012:138億
2013:146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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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警方、入境和海關更突然增設助理職位的臨時工,其中警方短期內以時薪聘請退休員佐級人員擔任新設的警署助理以應付占中。這些屬於人民的錢,本應用於公共房屋,醫療,教育等公共開支之上,政府對此一毛不拔,但卻每年增加這些「維穩費用」開支。

中國的維穩開支超出軍費開支,超過8千億人民幣。實際上,各國統治階級亦在面臨同樣情況,面對著社會危機,群眾運動四起,資產階級不得不利用更大力度的鎮壓來保護自己的地位和私有財產,在巴西,成千上萬的民眾上街示威要求基本的住屋,醫療和教育權利,政府卻動用警察鎮壓大規模的群眾示威和罷工,花高達8億美元,動用17萬軍警在世界杯期間維穩。美國警察在占領華爾街運中也暴力清場。

警察作為政府和統治菁英的工具,在必要的時候,將會擔當越來越多政治角色去鎮壓群眾抗爭。而且隨著近年來香港的社會政治局勢越趨尖銳化,貧窮、房屋、物價等民生問題沒有解決,資本家依賴不民主的議會製度通過打擊普羅大眾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如新界東北發展計劃),中共獨裁對於普選的承諾又一次次地落空,這導致群眾運動激化,統治者不得不動用更強硬的鎮壓手法來維持「穩定」,這便進一步揭露了警察作為國家機器鎮壓群眾抗爭的本質。

反抗運動需要有組織、有紀律

中共獨裁及香港政府很明顯不會在普選的抗爭上作出任何讓步,而現時政府建製已為對付可能隨時發動的占領中環作出準備,可以預見,統治者已準備在未來加大警察的暴力和政治檢控等打壓,所以我們急切需要的,是討論如何對抗警察的暴力和如何保衛這場運動。可惜的是,面對著國家鎮壓靜坐示威者,占中發起人戴耀廷不但沒有譴責警察暴力,捍衛那些勇於公民抗命的示威者,相反地,戴耀廷更反過來贊揚警察「盡忠職守及克製的專業態度」!

我們強烈譴責警察的暴力、濫權和政治檢控。我們支持在群眾運動中組織起群眾糾察隊,保持示威有高度的紀律性,以防範警察滲透挑釁。群眾運動都需要民主組織的委員會,讓各團體派出代表共同參與,民主決定下一步的策略和行動,對抗政府輿論機器的抹黑和武力鎮壓。

現時迫在眉切的,是建立起一場抗議警察暴力和「公安化」的運動,我們非常歡迎民陣發起的聲援511名示威者的遊行,這將號召更多願意鬥爭的人投入到這場運動中。

警察需由社區民主控製

國家就是壟斷的暴力,而警察就是資本主義私有製中作為國家的鎮壓機器,其任務包括鎮壓工人運動和群眾反抗運動,為了保護資產階級當權者的地位、利益和財產。國家機器包括警察、法院、秘密警察和監聽系統等,目的是為了打壓工人、社運分子,尤其是打壓群眾抗爭。這就是為什麽我們必須爭取對警察的民主控製權,在每個城市,通過民選的委員,在警察不同事務上進行討論和決策,即使是高級任命、資源調配、警察的策略方向等等,委員會都有權決策。

全港大罷課:分析罷課形勢,如何組織?

香港的民主運動進入了關鍵時刻,八月分是抹黑中傷的一個月,建製派大灑金錢動員反占中的宣傳,在各區大規模組織街站,並於8月17日舉辦遊行,將領占領中環說成是「極端暴力」。

7月底,專上學生聯會(學聯)及學民思潮表示,若果八月底的人大決定否決公民提名,或者會發起罷課行動。這是民主運動廿年來的一個重要轉捩點。因為過往的鬥爭手法最多只是遊行集會,而罷課將會是更有組織、更有效的抗爭手法。若果以正確的方法發動罷課,將造成震撼的輿論效果,將香港民運的群眾組織力提升至另一​​層次。

社會主義行動發起了「全港大罷課行動」這一推動罷課的組織。我們提出組織罷課的方法,並吸引學生率先行動,再向學生會及校方施加壓力,從而推動罷課。固然我們並非龐大的群眾組織,而大學及中學罷課始終需要由學聯及教協發動。但我們提出罷課所需要的組織方法及策略,並以一些學生開始做帶頭效應,可以影響及強化罷課。

如何組織罷課?

成功的罷課必須是集體而積極的行動,而不是消極的「走堂」。在8月9日我們的首次罷課義工會議上,保衛香港自由聯盟的韓連山表示:「1973年教師的反減薪罷教運動之所以成功,是因為真的能癱瘓教育製度。」

要達到這目的,罷課就需要由下而上的組織,由學生自己在各間院校成立罷課委員會,民主策劃罷課運動。委員會需要紮實而具代表性,應該由學生為主導。不同於現時學聯主要依靠聯絡教授或院方,而希望對方可以允許一段罷課日子,但欠缺在學生之間進行組織宣傳。

全港大罷課行動會製作傳單及海報,提供組織方法的意見,讓學生回到自己學校組織。在過程中,各校的罷課委員會派出代表,來到全港大罷課行動的大會匯報成果。

具體的組織步驟在末段談及。

罷課的日子、策略

罷課要向政府構成壓力,選擇的日子會是關鍵。有傳學聯考慮於9月第一個星期罷課,全港大罷課行動對於這個日子極有保留。因為9月第一個星期正式教學多數尚未開始,罷課並不能達致癱瘓教育製度的效果。

罷課應該設定為正式教學的時期,才能真正中斷課程。而且發動罷課的前一天與翌日一定不可以是假期。因為如果前一天是假期,很多學生只會是消極的休假多一天,而難以號召他們回校積極集會。而如果罷課翌日為假期,就會打斷罷課開始的勢頭。

此外,學聯講過有可能會罷課一星期。以此為目標是好事,但應該先以一天罷課為開始向政府發出警告,然後經過民主商討再作決定課。因為持續多天的罷課會開始涉及更復雜的問題,例如教師因為害怕失去工作或被解雇而不願支持,或者學生受到校方政治打壓等問題,都需要嚴謹處理才能避免被敵人打擊。

所以,在罷工罷課經驗較豐富的歐洲國家,都以罷課/罷工一天為開始,造成時勢後進而決定後續行動。

民主決策

2012年,魁北克學生發動了反加學費的罷課行動,持續了四個多月,共有25萬人參加。罷課學生領袖都指出,罷課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為不能單靠一小撮人或個別團體去控製整個運動,而要由下而上民主決策,並需要在大會討論決定。這樣,運動才不會感到疲累(「疲累」是2012年反國教大聯盟解散占領政總運動的解釋)。

我們不排除政府會在罷課期間,利用語言偽術愚弄我們,提出看似讓步的方案,誘導學生解散運動。學生運動中要有民主的機製決定是否接受政府所提出的條件。

例如,在2012年反國民教育的運動中,梁振英答應「擱置國民教育方案」後,反國教大聯盟突然在一夜間宣布解散12萬人的占領政總行動,事前從來沒有與參與者共同商討,激起了尤其是年青示威者的極度不滿。未來的罷課運動若要避免重蹈覆轍,就必須由下而上的民主組織。

學聯正在組織罷課,為什麽要發起一個「全港大罷課行動」?

目前,全港大罷課行動是支持罷課的壓力團體。學聯與學民思潮宣布罷課固然值得鼓舞,但若果不以由下而上、紮實組織及具代表性的方法推行罷課運動,將會削弱抗命的效果。中大學生會會長張秀賢指,未有罷課時間表和行動方案,仍在聯絡大學教授和組織工作,這實在令人著急。

因此,我們提出罷課運動所需要的組織方法,但需要學聯等大規模的學生組織全面支持,才可以全盤實現。相比於空談,我們先實踐自己的方法,希望得到初步的成功成為示範效應,從而令學聯或各校的學生會采納我們提出的罷課模式。

罷課的下一步是什麽?

罷課若果成功,社會風潮會得以改變,從而鼓動工人罷課或市民發起占領中環。正如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在宣布罷課的記者會上講過,希望罷課可以鼓勵工人罷工。工人有經濟實權,政治罷工將會非常有效迫使梁振英政府妥協。

在1968年的法國五月風暴中,學生罷課集會期間受到警察鎮壓,激起學生成立行動委員會、占領大樓、築起街壘、展開巷戰。而運動的轉捩點是千百萬工人發動罷工。

由零開始在學校建立組織

香港廿多年來都沒有由下而上組織的罷課運動。因此,組織第一個罷課委員會是相當具挑戰性的事,要有由零開始的決心才好參加!

1. 向我們索取一份罷課委員會的義工表,然後招募你身邊的同學填表參加。通過我們的傳單說服他們

2. 不要期望有大批同學參加,一開始能有3-5名堅決參加的同學,已經相當成功

3. 組織了3-5人後,可以在lunchtime或下課後,召開會議商討下一步行動

4. 在學校門口拉橫額、派傳單、收集簽名,呼籲其他學系同學也組織自己的罷課委員會

5. 在學校舉行示威行動,召開記者會,呼籲其他學系及院校組織罷課委員會

6. 如果你的罷課委員會吸引到同學一定回響,你已經成功了一半,接下來就是設定一個罷課日期,公開呼籲學生會支持

全港大罷課行動鼓勵學生自我組織起來,得到宣傳的成效後,可以向學生會施加壓力,要求他們采取我們的罷課模式,鼓動全部學系成立罷課委員會。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3:11:53

校方會支持還是打壓?

對於校方支持罷課,我們不能寄予厚望,相反,只有在學生之間造成罷課的聲勢時,校方才會有機會妥協。在2012年我們組織「罷課抗洗腦」的經驗裏,很多學生受到校方嚴厲打壓。因為愈高級的校方人員就愈受到建製方面的壓力,所以就會愈保守。

面對校方的打壓,第一時間要聯絡我們,然後我們將事件向傳媒曝光,揭露學校內的不民主。如有這樣才能將打壓變為我們推動罷課的武器。
以上僅為行動概要,行動的實踐需要持續研究和討論。讓我們掃除障礙,發起罷課運動,打倒梁振英!

香港:戴耀廷發表言論引起人們對占中的懷疑

人大決定為香港普選框「落閘」,將特首選舉的篩選門檻提到極高,準備強推假普選。這決定打破了與大陸政府談判妥協的幻想,激起了全港民眾抗爭的決心。香港正陷入動蕩不安的時期,大規模群眾反抗可以一觸即發,而政府亦磨拳擦掌準備加強鎮壓。受壓迫群眾與統治階級的對立愈趨激烈。

「香港人的思維都很現實」

現時群眾情緒正進入全面抗爭的狀態,愈來愈多人問「幾時占中」,只欠堅決有力的領導去帶領運動。可是,9月2日戴耀廷接受《彭博》訪問時,表示占中的戰略目標「到目前為止已經失敗」,又表示對占中運動的支持也正在減少,「我們的人數不會像我們預期的那樣多」,更指不會再期望這一運動能改變人大決定的「政治現實」。這番言論引起人們對占中計劃的懷疑,不少民運活動者對此深感震驚。

資產階級媒體抓住了戴耀廷這番言論,政府及反占中陣營亦將之加以利用。翌日《南華早報》以「Is this goodbye to Occupy Central?」為頭版大標題,《商報》亦有一篇「戴耀廷認衰 占中戰略失敗勢趨弱」。

學生準備9月22日發動罷課,抗爭分子醞釀10月1日占中,甚至社會開始討論罷工、罷市。據今天報章引述戴耀廷所講的言論將對整場運動帶來負面影響,肯定無助抗爭者動員群眾並將行動升級。

戴耀廷認為「對占中運動的支持也正在減少,因為香港人的思維都很現實」。這一結論低估了人大決定公布後的民憤,也低估了普選框架所帶來的深遠影響。況且,如果人大決定落閘後對占中的支持就會減少,為何當初不順應社義行動及其他很多團體的倡議,早點發動占中呢?

更深層次的問題

及後,和平占中在網上發表了一篇聲明,與戴耀廷對《彭博》發表的言論保持距離。陳健民指,戴耀廷的悲觀論調不能準確反映占中行動的主流情緒。「但也有許多立場溫和的民眾發來電郵,他們對人大決議感到憤怒,說如今更有決心要參加占中。」現在,占中領袖受盡群眾的壓力,雖然有可能會於10月1日發起占領中環,但是戴耀廷的言論可見占中領導層欠缺決心及戰鬥性的戰略。他指現在運動的目標是達到「公民覺醒」而不是「戰略性」之爭,這表示他與其他占中領袖想可能將占中收窄為短期的象征性示威,而未能掌握今天香港的群眾情緒。今天對民主的渴求一早「覺醒」已久,很多人正在尋求改變的方法和行動。

然而,戴耀廷的言論反映出占中三子及溫和泛民的一些更深遠的路線問題。占中領袖一直都視公民抗民為威脅手段,而非認真的實際行動,天真以為只要高喊「占中」就會令大陸政府妥協,並視之為與中共博奕的「談判籌碼」。戴耀廷及部分溫和泛民過往曾經講過希望不需要占中就有民主,因此被批評為不切實際。正如戴耀廷表示:「我們過去的計劃是,以(占中)行動為威脅創造壓力。」

溫和泛民及戴耀廷低估了對抗中共所需要的鬥爭力量,而北京的強硬立場令他們為之震驚。

占中領導層不斷拖延,希望能與中共對話,錯失了很多良機,令支持者(特別是年輕人)愈來愈失望沮喪。占中運動欠缺準備,讓中共從中取得優勢,因而恃勢淩人強硬落閘。當然,即使泛民領袖欠缺鬥爭意誌,但北京落閘後仍可以激起全港的民情反彈。

人大決定公布後令群情洶湧,如果占中領導層堅決果斷地發動占中或其他抗命運動,很有機會可以亡羊補牢。但是和平占中在這幾天卻繼續拖延,只會發動「一波又一波」的集會。

民主架構

占中領導層的猶豫不決反映了另一個問題,就是民主運動內部欠缺民主架構,例如占中「三子」就是由由資產階級媒體欽點出來,但掌握了整場運動中政治和策略等重要問題的決策權。和平占中雖然以「商議式民主」之名舉辦多次占中商討日,但參與者的意見從來不能反映在領導層的決策,尤其是發動時間與運動性質等關鍵的策略問題。

所謂商討淪為民主花瓶。戴耀廷沒有經過任何集體商議,就向公眾表達「占中失敗」這一重要的看法,對目前如箭在弦的運動有相當大的破壞。

在香港內外的各場鬥爭裏,我們多次見過這種不受群眾監督的領導由於受到建製當局的壓力,在關鍵時往往作出錯誤的決定。在2012年反國民教育的運動中也遇過同一問題。當時梁振英答應「擱置國民教育方案」後,反國教大聯盟突然在一夜間宣布解散12萬人的占領政總行動,事前從來沒有與參與者共同商討,特別是激起了年青示威者的極度不滿。此外,大聯盟一直與更激進的訴求保持距離(例如要求梁振英下臺),脫離群眾的抗爭情緒。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現時迫切需要召開一場大會,召集所有反對人大決定的組織和人士,當然包括和平占中,但沒有任何一個團體可以壟斷運動,而是要民主方式決定抗爭運動的下一步,並為群眾鬥爭的行動升級製定戰略,決定哪種形式的公民抗命,並將之建立起來。整場運動需要由下而上組織起來,從而製定出戰鬥性的策略,不能單靠自我欽點的團體或個人去控製整場運動,而要由下而上民主決策,才能打倒不民主的假普選,挑戰中共的一黨專政及資本主義製度。

非「三堆一爐」不可?

香港現時每日棄置九千噸廢物,這些廢物除回收外完全依靠將軍澳、打鼓嶺及屯門等三個堆填區處理,而這三個堆填區亦將於2015、2017、2019年相繼飽和。現時政府提出方案要求擴大三個堆填區及於石鼓洲興建焚化爐,但受到群眾大力反對。在爭議持續的情況下,廢物處理飽和的危機卻日復一日地迫近,到底誰該為此負責?

「源頭」在哪?

對於解決都市廢物,最理想的方案固然是從源頭著手,減少廢物的產生。但不論現時政府日以繼夜鋪天蓋地地宣傳所謂的「源頭減廢」抑或呼籲「惜食」減少廚余都不過是將產生廢物的責任推諉於個人,這不但無助於真正解決廢物問題,更為真正的廢物源頭扯起一塊巨大的遮羞布。
誠然,作為個體理應負擔起減廢的責任,筆者就在工作場所帶動起廢物分類回收工作。但放到社會層面上,政府現時的政策和宣傳卻是把資本企業的責任轉嫁往群眾個人身上。日常生活中有不少廢物的產生是由於其不合理的、和刻意浪費產品設計,甚至提高損耗率故意降低產品的使用壽命,縮短消費者的消費周期而從中獲利。

同時,根據環保署二零一一年《香港固體廢物監測報告》的數據指出,自二零零七年開始,工商業廢物公噸數平均以每年7.5%的速度增長,而家居廢物公噸數則每年平均下降5.7%(圖表1)。再者,由於不少工商業廢物處置不善,因此在收集的過程中被統計為家居廢物。因此,香港都市多數廢物的源頭實是於資本家而非個人!

需要民主決策解決方案

香港的都市廢物問題的確需要一個迫切的解決方案,但擴建堆填區只不過是飲鴆止渴。堆填區再大,終有飽和之日,屆時難道又再將其沒完沒了地擴建?焚化爐似乎是唯一一個合理選擇。過往焚化爐由於會產生極大的汙染和致癌物二惡英而令人聞之色變,事實上隨著技術的進步,現時的焚化技術多采用高溫燃燒室、空氣洗滌系統等,幾乎已過濾所有二惡英。如在美國全國87座焚化爐,每年只排放10克二惡英,相比87年每年排放10,000克減少了99.9%。此外,也有人提出的高溫處理技術加外海垃圾島的方案。

政府現時的焚化爐計劃問題出於缺乏民主而透明的程序讓民眾參與和了解決策的製定和內容,無法改變民眾對焚化設備的壞印象,令政策陷於僵局。而無論任何更先進的處理垃圾政策,都應該有民主選舉的居民委員會共同商議並決策,而非政府在議會強硬通過!

企業的源頭減廢

而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求資本家為從浪費型消費市場中獲利而負上主要的責任,零五年已公布的《都市固體廢物大綱》已提及生產者責任製,但至現時已近十年卻仍只聞樓梯響。生產者責任製要求生產商、分銷商和零售商負上廢物生產的責任,要求他們在生產和設計產品時更符合環保原則、減少不必要的包裝,以及令產品具體高維修性和可重復使用等,並對固意浪費的企業廠商征收高額的懲罰性稅款!

然而,香港政府作為資本家的服務機關,絕不敢動財團利益一根汗毛,因此要實施這些政策,就必然要將企業民主公營化,並由工人和消費者民主管控,才能打破資本家對經濟政策的控製。

由於環保事業難以產生利潤,尤其在極端新自由主義的香港社會更是寸草不生,只有政府應該全面公營城市的環保事業,大幅增加環保的開支,才能令環保業興旺起來,製定更全面和高效的資源回收計劃。相反,撒手交予私人營運,令大量本可回收減廢的物品因無利可圖,從而變成掩埋在堆填區內的「純粹廢物」。環境破壞造成的社會代價不會計算入企業支出或國家生產總值上,資本主義經濟製度本身就迫使社會走向環境汙染。

近二十年,世界各地資本家為了縮短利率周期,設計並生產了大量容易損壞、不可修復的商品,甚至鼓吹追求時尚而棄置尚未損壞的產品,從設計到生產,從生產到銷售再到棄置這一個過程中製造了環境災難。一城一地的小修小補政策或可挽救該區的環境於一時,但對全局而言卻甚至遠遠談不上「杯水車薪」,就如同香港實施膠袋征費計劃一般,筆者早就指出這或者可以稍為減少香港一地的膠袋廢物產生量。但更長遠而言,因為膠袋的供應量是建基於利潤而非需求,而精煉塑膠原料的石油壟斷企業往往可以操控這些供應,因此塑膠原料產量絕不會因此而減少。

反對「三堆一爐」議案

立法會在今次會期結束前,因為反對派議員拉布令「三堆一爐」方案暫時未能通過,但在10月議案再審議時,功能組別必為這個可恥的方案保駕護航,屆時全港居民都要為自己的健康和環境而抗爭!我們在關註香港的廢物政策同時,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很清楚地意識到最終的「源頭」就是奢靡浪費的資本主義本身!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3:13:08

標準工時立法拉鋸

去年香港政府成立標準工時委員會「研究」標準工時,並表示三年內提交報告。首階段公眾諮詢已於七月三十一日完結,一如過去最低工資的立法鬥爭一樣,本地資本家紛紛兇相畢露,群起抹黑標準工時,意圖維護其剝削地位。

香港作為一個資本主義發達地區,卻一直沒有任何法律規管工作時間,那怕在全亞洲各國之中,也僅有緬甸沒有工時規管法例。相比其他亞洲發達國家和地區,日本和南韓分別在1997和2011年將每周標準工時減至40小時,而臺灣亦於2000年將工時由每周48小時減至每兩周84小時。當然,在實踐起來時資本家往往「走數」,沒有工人階級的持續鬥爭這些法律都是一紙空談。

反觀香港,在缺乏標準工時的保障下,根據去年的統計數據指出,工人平均工作時數為年周52.2小時,遠高於全球平均值44.6小時,而且加班工作缺乏額外薪金補貼更是常態,形同變相減薪,損害工人的經濟權利和健康。

現時,香港有多達34萬打工仔要無償加班,平均每周8小時,單是加班補水費用就高達141億元。筆者的工作在繁忙季節需長時間加班而且連續兩個月沒有假日,平均每周工作超過66小時,雖有加班補貼,但連續長時間的工作對個人身心造成極大的壓力,因此標準工時對筆者而言本身就相當重要。

曾參與去年貨櫃碼頭罷工的何生抱怨道,現在碼頭的長工時問題毫無改善,因為工作浮動,有時更要突然加班。他是塔機操作員,每更工作12小時,有時要由早上8時工作至晚上11時半,雖然中間有休息時間,但都要留在碼頭內,無法處理私人生活事情。此外,1個月只有4天假期,工作是高度專註和集中的,疲勞工作很容易釀成意外。

塔機內的設備破舊,令很多機手坐姿不好,加上長時間工作,造成腰骨、頸椎和手的勞損。最近就有一位籠門操作機手,腰骨勞損至無法繼續工作,現正申請向公司索償。

在標時委員會諮詢會裏,資本家抹黑標準工時是伎倆和措辭不過是令人發笑的謊言。諸如物價上漲、企業裁員撤資、失業率飆升等,在最低工資立法時的恐嚇再一次被用於抹黑標準工時。有清潔公司老板預言商家在立法後將大規模裁員,失業市民勢必上街抗議,「到時可能唔止51萬,而系500萬人」。

人力資源公司代表則稱最低工資已導致「出街食個雙拼飯要八、九十蚊」,將通脹問題歸咎於最低工資與標準工時。香港工人階級早晚會認識甚至親身體到這些謊言的破產,老板們歇斯底裏的吼叫只能自欺。

在缺乏民主權利的環境下,香港政府一直赤裸裸地推行著親商政策。顯然而見的是,梁振英政府根本無心推動標準工時立法,所謂的標準工時委員會全數委員由梁所委任,根本不具有工人階級的代表性,標準工時委員會委員劉展灝在一個諮詢會上公然稱「員工就系做莊,老板就系做閑」,而劉展灝本身作為運年表業集團董事總經理及創辦人、香港工業總會主席,卻身兼勞工顧問委員會委員,強製性公積金計劃諮詢委員會委員,可見這些所謂的「勞工委員會」不過是掛羊頭賣狗肉。另一方面標準工時的立法報告更要長達三年才提交予立法會。整個過程猶如復製一個滿清皇族內閣立憲的騙局!

我們很清楚,標準工時是香港勞工權益保障的重要一環,即使諮詢期完結,資本家對它的攻擊只會更為兇狠,工人階級為了捍衛自己的權利必需準備為此而團結鬥爭。因為就如港九粉面製造業總商會永遠會長馮秉孝稱:「標準工時不應由工人階級倡議,再由政府立法製訂。」

今年五月,在美國150個城市裏,快餐連鎖店工人罷工示威,爭取提高最低工資,最後在西雅圖成功爭取到15美元的最低工資,運動勢會蔓延至其他地區。而社會主義行動在美國的姊妹組織「社會主義替代」的西雅圖市議員Kshama Sawant在運動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角色。美國與香港一樣沒有深厚的工運傳統,而且工作零散化令工人階級組織困難,這個城功例如可作為借鏡。香港工人現在就需要建立具戰鬥力的工會,強化工人階級的團結,準備向資本家還擊。 需要有認真的組織和準備,才可以在與雇主公開的鬥爭中勝利。大規模招募未被組織的行業,例如飲食業和快餐店工人,並組織抗議爭取廣泛社區的聲援。年輕工人在這場鬥爭是關鍵所在。

在資本主義社會,勞方和資方之間唯一的「共識」就是階級鬥爭!

700救生員發起罷工 要求康文署增加人手

九月九日中秋節假期,香港救生員發起罷工,這是繼上月初400名救生員罷工後,港九拯溺員工會再次發動罷工,超過700名救生員參與。他們早上於尖沙嘴跳海遊泳抗議,中午由文化中心遊行至九龍公園集會。他們高喊「脫離技工、還我專業」,「人手唔夠,危害泳客」口號,要求康文署增加人手,以及要求救生員脫離技工職系。

今天的罷工行動令全港9個公眾泳池需要關閉,20個泳池局部開放。另外有13個泳灘因為救生員不足懸掛紅旗,顯示工人的力量。可是,康文署沒有正視救生員訴求,更回應表示「呼籲罷工同事盡快返回崗位,繼續為市民提供專業的救生服務」,回避救生員長期不足問題,妄顧人命的正是康文署!社會主義行動到場聲援及采訪。

人手嚴重不足 康文署漠視公眾安全

現年30歲,入行已超過10年的姚生參與罷工,他認為,救生員是專業工作,但職業卻被歸類為技工,工資比郵差更低,希望爭取加薪。另一方面,他感到泳池長期人手不足,尤其是6至8月的暑假旺季,以及近期內地泳客增加,令他們工作量增加,一個標準泳池需要4至6人當值,但現時只有3至4人。

姚生曾參加2004年的罷工,反對政府計劃把兼職救生員的工資由11,000元削減至8,300元,該次罷工成功令政府取消這安排。

他認為,康文署長期沒有聆聽及註重救生員的訴求,希望這次罷工能爭取改變。

救生員多為男性,今天的集會也有數位女救生員參與。20歲的陳小姐入行數個月,也感到人手不足的問題嚴重,「政府削減救生員人數,但同時香港的公共泳池增加了很多,人手非常不足,如有人請病假,我們的工作量更大增,休息時間完全不夠」。

政府於04年開始削減開支,將救生員數目由約2,400人減至約1,600人。

25歲的鄭生在06年入行至今,他表示,救生員需要經常考章,例如銅章、急救牌、沙灘及泳池救生章等,每三年要重考一次,如果是兼職救生員,更要付數千元的考試費。

工會指,收集現場救生員意見後,發現98%贊成若署方不回應訴求,支持發動罷工3日。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罷工行動及救生員合理的訴求。今次罷工是繼上月400名救生員罷工後再次發動的行動,參與人數大幅增加,全港約有1100名長工救生員,今天700人參與罷工是非常成功的動員。

香港民主鬥爭面臨重大考驗

8月31日,中國政府為香港未來的選舉加設了非常嚴謹的規定。這對民主鬥爭意味著什麼?

「這意味著2017年一人一票的特首選舉將會被獨裁政府操控。他們強加了一個伊朗式的提名委員會,只有親中共傀儡才可參選。我們一直在抗議,香港也有大型示威,要求『公民提名』,讓人人都可參選,但北京誓死反對。」

「全國人大常委是一個由中共控製的偽民主國會,最近頒布了決定。現時香港特首由不民主的選舉委員會選出,而人大決定意味著選委會會變成未來的提名委員會。提委會是1,200人的菁英機構,當中主要是親中共的有錢權貴。這模式讓中共100%全權控製。選民只能在爛蘋果丶爛橙和爛蕉之間揀一個!」

在香港的人有何反應?

「公眾非常憤怒甚至震驚。學生準備罷課一星期,也有占領市中心的計劃(占領中環)。群眾都非常沮喪,因為為民主普選權利的鬥爭從英殖時代開始,已經持續了超過30年。」

「今日,情況實際上是倒退了。媒體愈來愈受控製,警察更強硬對付示威者,中共愈來愈加大對政製的控製。所以,整個大勢是北京收回香港僅有的民主權利,這些權利過往是通過群眾壓力贏得的,北京的決定是當中的一部分。」

「從中也可見到民主派領袖在政策及戰略上的重大弱點。香港有名為大規模抗議的城市,有些遊行超過50萬人參加。但這還是未能爭取到民主選舉。我們曾解釋過,獨裁者不會被『說服』或受壓而允許民主,因為他們是獨裁者,他們想全面控製。」

「當然,如果北京面對足夠的群眾壓力,是可以作出一些讓步。但任何讓步都不可以過界,不可以削弱他們的權力和控製力。在2003年,政府撤回違反民意的廿三條國安法,成為了抗議運動中重要的勝利。但這與今天形勢不同,當年他們可以忍受,因為他們的權力沒有受威脅。但如果他們接受真正的一人一票選舉,他們害怕任何不受其控製的人當選,而在群眾壓力下這點造成與北京的沖突。這可以造成在中國的連鎖效應,令人民有膽公開挑戰這個獨裁製度。」

那麼這是否代表沒有可能打倒中共?

「不是這個意思。所需要的是群眾鬥爭去結束一黨專政,在中共控製下並不會有民主選舉,這是顯然易見的事實,我們從一開始就這樣說。香港的鬥爭可以是催化劑,但需要連系至中國大陸的群眾。但這顯然不是泛民領袖的戰略和路線,他們寄望於與中共妥協。他們視香港的群眾抗議為談判的籌碼。我們經常講這是不足夠的,對中共這一個政權來說是不足夠。人大決定就證明了這一點。」

你提出甚麼替代方案?

「我們支持所有群眾抗爭的建議,例如罷課。事實上,社會主義行動是香港第一個提出罷課的組織,我們在幾年前已經提出,但其他組織認為這訴求太過『激進』,或者不明白罷課的潛在力,因而不願意支持。我們支持占領,盡管我們強調占領只能作為運動的跳板,然後將行動升級。運動不僅限於在香港發生,也要爭取中國內地群眾的支持。香港泛民主派從來不會這樣做,因為他們害怕這樣會激怒中共而令一切的談判破裂。」

「占領中環可能即將發生,問題是它會以甚麼形式進行。占中的領袖現在不斷提出『一波又一波』的抗爭和『長期』抗爭的字眼。實際上,這三十年以來已經是『長期』抗爭,占領之所以得到群眾支持,是因為群眾已經理解到『一波又一波』的遊行集會已經不能改變現況。我們認為,占中領袖已經拖延太久,因此中共政府才擺出強硬姿態。

正如我們一早提出過,若果占中一早開始是可以真的動搖政府,可以成為運動升級至罷工罷課等群眾抗爭的跳板。現時我們可以做的是由下而上建立運動,例如在學校建立罷課委員會,並將罷委會蔓延至工作場所。這場運動需要民主,不只是幾個自我欽點的領袖指揮群眾。」

社會主義者在這場民主鬥爭的目標是什麼?

「我們支持任何民主改革,即使是局部的,這可以令工人階級處於較大優勢去在爭取權利,例如集體談判權丶全民退休保障丶標準工時40小時,結束外判製度等等。我們警告,香港及中國的資本主義製度並不會支持民主改革,而是反對民主權利,即使只是泛民領袖所提倡的『國際標準』。而我們則指出歐美的例子遠遠還不是民主製度。資本家支持中共獨裁者,因為中共保衛他們的利潤,而且一直與他們有良好的商業來往。中港的狀況正好印證了托洛斯基是對的,他的不斷革命論指出,在殖民地及前殖民地國家的資本家階級是不能領導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香港資產階級『反對派』軟弱無能,且在政治上迎合中共獨裁者,就正好顯示了這一點。對社會主義者來說,改變社會的關鍵力量是香港及中國的工人階級。我們為建立獨立的工人階級政黨奮鬥,這個黨必須將革命的民主訴求連系至推翻資本主義的需要。這些訴求包括廢除獨裁者的不民主控製,立即實現全面民主,結束一黨專政,以全面民主的真正人民議會取代香港現時的橡皮圖章立法會。這議會有權接管大企業及銀行,提升工人工資,包括目前非常低的最低工資水平,增加醫療及公共服務的投資。」

學生罷課前瞻

為了反對人大就香港普選框架的決定,大專生宣布9月22日罷課一星期。如果政府沒有滿足運動訴求,將會延續罷課或將行動升級。目前有15間大專院校表態支持,而中學生亦正在推動罷課。自1973年以來香港都沒有大規模的罷課,今次是將民主運動升級的重要一步。罷課是比過往遊行集會更進取的抗爭摸式,將可以對政府發出強烈的訊號,引起全世界民眾的關註。在臺灣太陽花運動中,學生罷課雖然沒有發展至有組織的集體行動,但在宣布罷課後也發揮了鼓動群眾的作用,觸發了40萬人上街遊行。

由於香港中學生只有像學民思潮般的民間團體,欠缺學生的群眾組織,要發起真正的集體罷課可謂舉步維艱。此外,香港教師工會教協雖然坐擁9萬教師會員,其網路勢力龐大,但由於工會領袖被民主黨政客主導,目前對發動罷教仍然拖拖拉拉不肯回應。

反占中大聯盟的周融近日發起舉報中學生策動罷課的熱線,從而向校方及組織罷課施加壓力。可見,反占中行動背後的目的並不是所謂「保和平」而針對所謂的「激進違法行動」,而是要攻擊一切支持民主的抗爭。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竭力推動罷課,作為群眾運動升級的重要手段。在社會開始討論「占領中環」時,我們強調單靠占領運動並不足以勝利,而需要將行動升級為罷課罷工。在中共一黨專政底下香港並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選舉,因此香港的民主抗爭必須蔓延至中國大陸。只有全國群眾都起來抗爭,才有機會迫使獨裁政府作出退讓。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3:14:30

罷課委員會

各大院校的學生成立了罷課委員會,讓有誌參與罷課的學生共同商討及行動,並且成為組織罷課的力量,這比前年反國教的大專罷課邁進一大步。通過罷委會從下而上組織罷課,由學生共同組織宣傳行動,且民主決策下一步的抗爭策略,任何重大的抗爭策略(例如退場決定)都需要罷委會民主討論,在必要時以投票決定。

2012年,魁北克學生發動了反加學費的罷課行動,持續了四個多月,共有25萬人參加。罷課學生領袖都指出,罷課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為運動沒有依賴一小撮人或個別團體去控製整個運動,而要由下而上民主決策,並需要在大會討論決定。

罷課委員會將會成為學生群眾組織的萌芽,即使在罷課結束後也要延續下去。罷委會可以持續進行政治宣傳運動,有機會時重新發動抗爭。

罷課的下一步

學生罷課可以作為起點,但面對著目前強硬的梁振英及其背後的大陸政府,一星期的罷課顯然不足以拉倒人大決定。學聯也表示將會準備行動升級。工人擁有經濟權力,罷工可以停止社會的經濟運作,造成資本家商業上的損失,比罷課的力量更加強大。

在1968年的法國五月風暴中,學生罷課集會期間受到警察鎮壓,激起學生成立行動委員會、占領大樓、築起街壘、展開巷戰。而運動的轉捩點是千百萬工人發動罷工。

人大決定公布後,民主派的溫和談判路線正式宣告破產,並證明了單靠香港一城的力量根本不足以挑戰整個中國的一黨專政。香港學生的罷課不但可以鼓起香港群眾運動升級,更會啟蒙中國內地的群眾也為民主權利反抗。在罷課期間,學生可以。以目前內地的狀況,即使未必能鼓起內地學生罷課反專製,但這是加強兩地群眾鬥爭的連結。

學生及年輕人往往是掀起群眾運動的先頭部隊,讓學生團結起來,繼而將行動升級,反對假普選,挑戰梁振英政府及一黨專政。

中學生發起遊行 支持罷課反假普選

9月19日,廿多名「全港大罷課行動」中學罷課委員會(將軍澳區)的中學生,於午飯時間發起遊行,由天主教鳴遠中學遊行至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呼籲全港中學生站出來,參加9月26日罷課。他們沿途高喊「926!大罷課!」、「人大不代表我」、「不要假普選」、「我有權罷課,毋須校方批準」等口號。遊行學生在校服貼上「全港大罷課」貼紙遮蓋校徽,喻意校方打壓學生宣傳罷課。

無懼校方打壓 呼籲926中學大罷課

就讀中五的慕德中學代表黃同學表示,在校內宣傳罷課時,受到校方施加壓力,曾經被召見與校長單獨會談施壓,又禁止在校內派發立場的宣傳單張,連在校外也禁止穿著校服宣傳罷課。他認為不合理,「學生無論在校內或校外均有權表達自己的意見聲音,校方無權打壓學生。」

鳴遠中學罷委會代表阿King則指,由於學校與民建聯關系緊密,打壓尤其嚴重,他曾被拉進副校長室施壓,小息時用揚聲器宣傳罷課時被老師阻止。他又指在校外派發宣傳罷課的傳單時,老師禁止他穿著校服,他和同學被迫脫下校服繼續宣傳。他指,這次遊行是要求校方停止打壓學生宣傳罷課,還我校園民主。今天遊行開始前,學生均用罷課貼紙蓋過校章。

「全港大罷課行動」發起人鄧美晶表示,呼籲中學生在各自的學校自發組織罷課委員會,以集體行動抗爭。如任何學生受到校方打壓,可向傳媒揭露,並動員其他學校的罷委會發起聲援行動抗議。她表示,教協作為全港最大教師工會,應站出來公開支持中學生罷課,並呼籲教師罷教,強化罷課運動。

不要假普選 罷課抗爭 打倒中共專政

為了反對人大就香港普選框架的決定,拒絕中共篩選的假普選,大專生9月22日罷課一星期,中學生亦會於9月26日罷課一天。如果政府沒有滿足運動訴求,將會延續罷課或將行動升級。這將會是民主運動的轉捩點,罷課會產生示範效應,掀起新一波的抗爭行動。在臺灣太陽花運動中,學生罷課雖然沒有發展至有組織的集體行動,但在宣布罷課後也發揮了鼓動群眾的作用,觸發50萬人上街遊行。

罷課的下一步 –呼籲罷教、罷工、占領

學生罷課可以作為起點,但面對著目前強硬的梁振英及其背後的大陸政府,一星期的罷課後,行動必須持續升級。罷課會成為整場民主抗爭的風眼點,如果在罷課期間召開抗爭大會,呼籲所有反假普選的團體和人士,討論下一步的升級行動,包括占領行動、罷交稅、罷工等公民抗命運動,將可以燃起各處的抗爭之火。 罷課支持者若果呼籲教師罷教,可以令中學罷課更為徹底有力。香港教師工會教協雖然坐擁9萬教師會員,其網路勢力龐大,但由於工會領導層被民主黨政客主導,教協甚至表示不鼓勵中學生罷課。

由於工會領袖立場軟弱,令教師欠缺了團結的力量,即使教師心裏支持罷課也不敢單獨出來表態。罷課學生可以公開向教協領導層施壓,要求他們發動教師罷教,承擔起工會應有的責任。 工人擁有經濟權力,罷工可以停止社會的經濟運作,造成資本家商業上的損失,比罷課的力量更加強大。在太陽花學運裏,即使很多親建製工會的立場靠攏國民黨政府,但在學生公開呼籲工人罷工後,也獲得了一些工會的響應。香港罷課的學生若果呼籲罷工,將會發出強烈的訊息,令香港工人階級意識到民主運動與自己的緊密關系。

打倒一黨專政 連結內地抗爭

在獨裁的國度裏,統治者絕不會讓香港一城擁有真正的民主,因此香港的民主抗爭必須蔓延至中國大陸,促成全國性的反抗運動,才有機會迫使獨裁政府作出退讓。這也解釋了為何中共全力打壓香港的普選權,因為若果香港有自由選舉,會造成示範效應,令中國其他省分的群眾都會要求有權選舉領導。繼622香港80萬人參與電子公投,支持公民提名後,澳門人也仿效香港,內地湖南人民表示「香港有公投,湖南也要公投」,可見民主運動在兩岸三地的連鎖效應。 盡管內地生罷課比香港學生面臨更大的風險,今次的罷課運動仍然獲得不少在港的內地生響應,可見內地學生非常關註中港的民主。香港的罷課不但可以鼓起香港群眾運動升級,更會啟蒙中國內地群眾為民主權利反抗中共專政。

近年,內地學生罷課運動崛興,多場反環境汙染的運動中都是以學生的罷課作為骨幹。 如果香港罷課的學生公開呼籲內地學生也罷課爭取民主,並向內地民眾發出強烈的訊息,將令更多群眾認知到兩地團結抗爭的強大力量。

罷課委員會

罷課的力量除了在於強烈的訊息,更在於學生有組織地參與群眾運動。作為抗爭的手段,罷課的組織力遠超過過往遊行集會的形式。這組織就是罷課委員會。 各大院校的學生成立了罷課委員會,讓有誌參與罷課的學生共同商討及行動,並且成為組織罷課的力量,這比前年反國教的大專罷課邁進一大步。通過罷委會從下而上組織罷課,由學生共同組織宣傳行動,且民主決策下一步的抗爭策略,任何重大的抗爭策略(例如退場決定)都需要罷委會民主討論,在必要時以投票決定。 我們不排除政府會在罷課期間,會利用語言偽術愚弄我們,誘導學生解散運動。學運要有民主的機製決定重大的策略,否則就有可能重犯2012年反國教運動的錯誤 – 當時梁振英答應「擱置國民教育方案」後,反國教大聯盟突然在一夜間宣布解散12萬人的占領政總行動,事前從來沒有與參與者共同商討,激起了尤其是年青示威者的極度不滿。未來的罷課運動若要避免重蹈覆轍,就必須由下而上的民主組織。

2012年,魁北克學生發動了反加學費的罷課行動,持續了四個多月,共有25萬人參加。運動相當成功,最後政府撤回加學費的議案,撤回打壓示威權利的法案,令魁北克省長下臺。罷課學生領袖指出,罷課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為運動沒有依賴一小撮人或個別團體去控製整個運動,而要由下而上民主決策,並需要在大會討論決定。 罷課委員會將會成為學生群眾組織的萌芽,即使在罷課結束後也要延續下去。罷委會可以持續進行政治宣傳運動,有機會時重新發動抗爭。

抵抗校方打壓 我要校園民主

建製派近日瘋狂抹黑學生罷課,行政會議成員李國章抹黑學生為紅衛兵,又指搞罷課等同文革;反占中大聯盟設立舉報熱線,呼籲舉報策動罷課的學生,製造白色恐怖! 很多中學的校方禁止同學宣傳罷課,甚至以紀律處分威脅同學。有些校長指學生年紀太小,思想未成熟,不應接觸政治,但這是虛偽的講法。

最近蘇格蘭舉行獨立公投,決定蘇格蘭是否脫離英國獨立成國,16歲以上的居民均享有投票權,在民族自決的國家大事上表達竟見!而在奧地利、尼加拉瓜等國家,政府允許16歲的年輕人有投票權。 此外,梁振英於2012年試圖將洗腦國民教育帶入中學,現在反對「將政治帶入校園」的校方當時都沒有反對梁振英,甚至為了拿取辦學經費而舉腳支持。難道國教科不是政治嗎?說穿了,建製派只想將親政府的聲音帶入校園,排斥學生表達不同意見的權利。 我們不能輕易屈服於校方反民主的行為。

面對打壓,第一時間要聯絡「全港大罷課行動」,然後一起將事件向傳媒曝光,揭露學校內的不民主。這樣才能將打壓變為我們推動罷課的武器。 學生在校園內贏得民主,關鍵是建立獨立的學生群眾組織,加強中學生的團結力量。目前香港的學生會往往是校方的半官方組織,受到校方直接間接控製。中學生需要組織起全港性的獨立學生會,由學生自己選舉產生代表,並參與學校的決策,捍衛校園的民主權利。

連系至社會經濟訴求

在今天不民主的政製下,任何有利民生的政策在議會內都被資本家「零風險」地否決。而特首要經過提委會篩選,目的也是要保障特首不會推動有利民生而背向商家的政策。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長王振民指,需要提委會篩選候選人「保護」香港工商界精英的利益。 民主運動若果要動員廣大的基層群眾和工人參與,必須將政製民主訴求連系至社會經濟的訴求,包括反對教育商品化、反對地產霸權、反對私有化、反對勞工剝削、要求全民退休保障、八小時工作製等。我們主張以真正的民主議會取代將跛腳的立法會,議會有權力選出政府,並實施有迫切需要的社會改革,打破資本家對經濟的操控。

誰是全港大罷課行動?

「全港大罷課行動」於2012年由社會主義行動的學生成員成立,只要有誌推動罷課抗爭,反對不民主的政府,歡迎任何政見人士參加。我們一直竭力推動罷課,早在反國民教育科時在中學宣傳組織罷課,在社會開始討論「占領中環」時,我們強調單靠占領運動並不足以勝利,而需要將行動升級為罷課罷工。在今次反假普選的運動中,全港大罷課行動與學生一起推動罷課,鼓勵中學及大學生組織罷課委員會。

立即加入罷課運動!

★ 不要假普選,人大不代表我,公民提名,廢除提委會

★ 在學校組織民主罷課委員會,由下而上發動罷課抗爭

★ 全港群眾發動公民抗命

★ 要求教協支持中學罷課,支持教師罷教

★ 呼籲中國內地、澳門學生罷課聲援

呼籲中學生延長罷課 聲援被捕學生 譴責警察暴力

9月26日千二名中學生罷課,反對人大落閘及假普選。晚上二百多名學生闖進政府總部,引來逾千市民聲援。過千名警察嚴密怖防,進行暴力鎮壓,多次動用大支裝胡椒噴霧,並展示伸縮警棍威嚇學生。學生領袖黃之鋒被指襲警而被逮捕,被拘留警署不許保釋。

警察政治打壓學生領袖,目的是殺一儆百,令其他學生不敢參與抗爭。此時警察進行政治檢控,也是為了製造白色恐怖,阻嚇我們參與十一占中。然而,暴力鎮壓只會激起更多人的憤怒,我們必須把行動升級,予以最大的還擊。 全港大罷課行動強烈譴責警察暴力清場,將會繼續留守政府總部。

我們認為,全港中學生需要於10月1日前延長罷課,並到政總集會抗議。全港大罷課行動的中學生會嘗試竭力推動9月29日罷課,要求立即無罪釋放所有被捕示威者。

我們的訴求:

★ 延長罷課,抗議警察暴力
★ 立即釋放所有被捕示威者,停止政治檢控
★ 譴責警察襲擊示威群眾,曾偉雄下臺,梁振英下臺!

香港:警察鎮壓後,爆發大規模占領運動

上周本香港徹底變天。在一星期的罷課後,大批以年輕人為主的群眾不分晝夜進行街頭反抗,聚集了10-18萬人,成功迫退了港府及防暴警察。

事件前所未有,全球媒體稱之為「歷史時機」。占領運動繼續擴大,而在星期日群眾成功抵抗警察鎮壓後信心大增,《美聯社》稱這場運動代表著北京政權在中港推動反民主立場的「重大挫折」。

9月28日警察暴烈的鎮壓引來社會前所未有的震驚及憤怒。這是香港主權移交以來最嚴重的政治危機。目前出現了一些前革命形勢的特性,政府深陷危機,並失去控製及統治權威。國家機關(特別是警察)受盡唾罵和不信任。大部分香港人不再信任所謂「高度自治」。

但這場運動幾乎完全沒有組織、綱領和領導層,與全世界各地這類示威的模式相似。示威中有強烈的抗拒政黨情緒,即使泛民及和平占中不斷發聲明,表明自己與運動掛勾,壟斷了媒體曝光,這些政黨在占領實地上幾乎完全缺席。

即使這種「自發」模式達成了啟動占領街道的任務,現在進一步需要:組織起來、建立罷課罷工委員會、建立占領委員會、製訂清晰綱領,以推進鬥爭去打敗不民主的政府。

有重要的一點是,需要透過呼籲中國大陸的工人及年輕人加入鬥爭,以將運動蔓延至中國大陸,共同反對中共一黨專政。只要仍受中共統治,香港並不可能會有民主選舉,只要打倒中共政權才會為此開路。

這任務不能單靠香港群眾完成,需要更大的力量。我們不應像一些泛民團體浪費時間於呼籲英美政府支持,而應該尋求在中國以至世界各地的基層工人及年輕人支持。對英美資本主義政府來說,與中國的商業來往永遠比民主及人權更重要。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3:15:54

兩傘革命

由於示威者反起兩傘保護抵擋催淚彈及胡椒噴霧,運動在社交媒體被稱為「兩傘革命」。警方承認在9月28日(星期日)總共投擲了87枚催淚彈,企圖驅散在金鐘政總外的示威者。自1967年英殖統治以來,從未試過對香港示威者施放催淚彈(2005年反世貿示威時,警方向韓農施放催淚彈)。

9月29日(星期一)晚上,約18萬示威者占領香港三處,在主要大路上架起了零散的路障。在星期日晚上,職工盟號召全面罷工。宣布政治罷工對香港來說是前所未有的,這是極度重要的發展,也一直只有社會主義行動(CWI)支持者倡議,但罷工的參與度在現階段還是非常有限。

大學生延長罷課,而中學生即使受到校方的巨大壓力和威脅,也愈來愈多人罷課,在學校靜坐抗議的人數增加。運動的主要焦點在要求梁振英下臺。梁振英在星期日指揮鎮壓,使其本人更為罄竹難書,受盡唾棄。

年輕人的角色

這不僅是香港統治菁英的危機。政府受到北京的壓力,加上想展示對北京的忠誠,因而要展示強硬手段而鎮壓示威。

「這已經比北京或香港當局預期大得多。」《紐約時報》史丹福大學的Larry Diamond指出。「他們沒有戰略和平驅趕運動,因為這需要談判,而我不認為習近平會容許談判。」他補充。

不出所料,中國收緊網路控製、封鎖網上搜尋器「催淚彈」、「占領」等關鍵字、封鎖Instagram。

這場運動有一點極度重要,就是與世界各地的運動一樣,以年輕人為開始,尤其是9月22日的罷課。過去兩年,唯有社會主義行動的支持者及學生成員在倡議全港大罷課,並以此激起工人罷工,作為民主鬥爭的關鍵武器。在過去一星期的事件將這一願景徹底驗證了。

13,000名大學生參與了罷課一星期後,激起了目前大規模示威和占領。9月26日,1,500名中學生(有些年齡僅為12-13歲)參加罷課。在當天晚上,一群學生闖進架起了圍欄的「公民廣場」開始占領。

大約80名學生及其他示威者於星期五及星期六被捕,警察動用胡椒噴霧等強硬手段。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被捕,被拘留40小時後無罪釋放。起初警察表示黃之鋒受襲擊這項嚴重罪行。學生活躍分子被捕,加上警察嚴重施用暴力,成為了這場群眾占領的火花。

威脅鎮壓升級

在高峰期,12萬人在香港下午抗議警察鎮壓學生。星期日下午,5萬人繼續留守,與防暴警察對峙。有傳警察準備使用橡膠子彈及備有聲波炮的裝甲車,但後來警方否認。在混亂的局面裏,非常難知道這些是否流言,也能故意流傳的,也可能是傳聞本來屬實,但政府及警察猶豫過後就退縮。和平占中領袖非常重視這些報告。但占中三子在罷課及占領運動裏,完全沒有扮演過任何角色,更準備地說,他們只是在運動發展起來後自封為運動領袖。

星期日晚上,由於有傳警方出動橡膠子彈及裝甲車,占中三子之一陳健民呼籲示威者從金鐘撤退。他指:「這是生死問題。」即使是學聯的領袖也呼籲示威者離開當區,而社民連的長毛梁國雄就公開批評這一決定,呼籲示威者堅守留低。

雖然大部分示威者退出金鐘夏愨道,占領在旺角及銅鑼灣又再開始。3,000人聚集在旺角,封鎖了交通重點彌敦道。在本文撰稿之時,「占領旺角」的人數仍在壯大,在星期一晚上有約3萬人參加。此外,銅鑼灣也有群眾通宵留守。因此,警察武力並沒有如預計般成功驅散占領運動。相反,占領運動不斷擴散為多個地區,以此策略應付警察,令其更難鎮壓。

這結果代表著巨大勝利,示威者成功抵抗自由派評論員林和立形容的「警方攤牌」。自占領中環宣布以來,兩年來香港警察一直在極度細致地準備應對。警察轉化為準軍事力量,令警察變成政治工具。但即使在現階段運動欠缺有凝聚力的組織,警察鎮壓在頑強英勇的抵抗下還是失敗。

幻想破滅

這是一個月內第二次,在英殖及中共統治下的幻想破滅。第一次是8月31日人大決定令下屆特首真普選的希望幻滅。這次,對香港警察的幻想也在一夜晚徹底消失。即使是溫和派的教協會長馮偉華,也表示「警察令自己變成了人民公敵」。

重要的是,占領運動中群眾喊得最多的口號之一是「警察罷工!」,呼籲警察拒絕接受命令。這無疑令警員士氣低落,對警方指揮官造成問題,因此他們被迫重新部署。

中共立場愈加強硬、鎮壓性和僵化,本身就是獨裁政體深陷危機的表現。這令人們數十年多對國家機器中立以及「法治」的幻想破滅。中共就如一部只懂鎮壓的機器。中共政權不能進行有限度的政治改革以滿足資產階級自由派,中國未來的願景會是走向社會爆炸的局面。香港目前的形勢就是走向革命性鬥爭的先兆。

對新疆穆斯林地區的國家鎮壓不斷加劇,今年有數百人在與國家機器沖突時喪生,最近更在一些地區禁止留須!上星期法院更以「分裂主義」判決一名新疆學者伊力哈木.土赫無期徒刑。而土赫只是一名對中共政權的溫和批判者,倡議改革而非革命。

在香港也如是,主張就政改談判的溫和泛民也被狠狠刮了一把。他們準備接受北京不民主的統治,以換取小修小補的改革,但即使如此中共也不接受。

「一國兩製」受到壓力

這強硬路線很快令香港人無法再容忍。過往不少人認為香港可以在中共獨裁的統治下享有相對的,與專製的中共和平共處。工國委(CWI)在中港兩地的支持者一路以來解釋這並不可能,民主鬥爭可以從香港可能點起火花,但只有蔓延至中國大陸打倒獨裁政權才能勝利。否則中共會不斷嘗試收窄香港的民主空間。我們今天就見證住這一動態。

在占領運動爆發前,《南華早報》的一份民調發現,53%香港市民對現時「一國兩製」沒有信心,而37%則有信心。這與2007年時的76%大幅下周。正如我們之前解釋,在獨裁者現在的政策下,香港「分離」的情緒及支持港獨會不免升溫。

但是如果北京(特別是在習近平執政下)容許小許所謂「西方式」的自由選舉,會恐懼失去對中國的控製。他不僅是停止香港的民主進程,但相反強加更大的政治控製。

八月的人大決定是打壓香港民主鬥爭的一環。除了要軍事化警隊,加緊對本地媒體的控製,這計劃也包括削弱本已跛腳的立法會的權力,以及讓下屆「普選」的特首有更大權力,例如控製預算支出。這將香港帶向更專製的統治的計劃,引發了過去幾日的群眾反抗。

大量的支持

政府計劃要瓦解和抹黑「占中」,並以此強渡就北京不民主的選舉方案的抗議浪潮,但這如意算盤已經打不響了。縱使反占中的大型宣傳,甚至渲染「混亂」和「暴力」,但是周末發生的事情完全證明了哪一方贏得民眾的支持。

《南華早報》報導有白領工人在星期一返工路上向占領銅鑼灣的人士喝采。該報還引述一名會計師控訴政府「低估了人民的力量」。許多途人也向占領者捐贈許多食水與食物以示支持。

星期一晚上的集會有大量市民參加,並集體高叫「梁振英下臺」。運動已經發展到首次出現了工人階級參與的先兆,而這對社會主義者來說是尤關重要的進展,雖然到現在為止工人階級仍然未有作為一股獨立、有組織的勢力參與。關於號召罷工的反應一般,這反映出香港工會長期以來的力量薄弱,但還是有一些重要的組織停工來抗議警察的鎮壓。這包括了沙田太古可口可樂工廠的兩百名員工、送水工人、巴士司機、部分銀行職員以及學校教師。

超越和平占中

這次的鬥爭,一下使歷時兩年的「和平占中」運動不過為歷史的小註腳,而紙上談兵的計劃並被由下而上自發的「雨傘革命」所取代。正如我們對於占中領導層的批判所指出的,他們構想的只是更小型和純粹象征性的抗議,預算只有一萬人參加,甚至在初期打算排除青年人參與。他們計劃中的每個部份都是為了防止「激進行動」與自發行為。不過,現實已經全盤逆轉。

因此,當資產階級媒體──我們明白為什麽他們會這樣做──繼續將占中領導們視為本次群眾運動的牽頭人,但事實並不如此。現在的運動是獨立於占中領導層而爆發的,而他們只是隔岸觀火,並沒有參與學生罷課或反抗警察暴力的第一輪示威。他們直到9月27日晚上才加入,而當時的運動已經迅速擴大,占中三子不過是在「趕尾班車」。

正如社會主義行動在2013年和平占中剛剛提出的時候,除了支持對號召群眾占領外,也指出了和平占中不過是「溫和」泛民領導們嘗試重奪民主運動的領導權,尤其是在青年人和社運分子抗議政改運動的當中帶頭。占領運動的構思的確符合了群眾對於民主運動激進化的渴求,而「溫和」泛民正好就是利用了「占中」的標簽來阻止由下而上的激進運動。「溫和」泛民在政治上與占中領導層走得很近,而直至上個月他們仍然試圖與北京達成妥協。他們在過去數年間的背叛和與獨裁者的妥協,尤其是2010年投票通過政改,使得他們在選舉中遭受挫折。

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曾經指出:「占中三子猶疑和拖延了很多次。在學生們與警察對峙了兩天後,戴耀庭才走到現場宣布啟動占領中環,當時有很多人向他們喝倒采並憤而離開。」

在幾乎所有的方方面面──時機、組織、策略、以致他們非常局限的「溫和」綱領,占中領導層都與現實和群眾的情緒脫離。甚至他們計劃的地點中環,在今天的鬥爭中淪為配角。這個運動更像是「占領去中心化」──不斷以化整為零的策略來製勝警察的驅趕。現在的占領行動是由下而上爆發的,由冒死抵抗警察鎮壓的示威者發起,而不是自封為王的「領導者」。

社會主義行動強調如今需要的民主領導層,組成行動委員會來決定策略與戰術,並向所有團體、政黨和工會開放參與,而不讓任何一個組織獨大。

又一次的天安門?

周末的事件再一次地令許多人聯想起中國1989年的民主運動,以及接續發生的血腥鎮壓。在過去的文章中我們討論了中共政權為阻礙香港自由選舉所可能做的極限。中共專製現在內部出現非常嚴重的權力鬥爭。習近平將難以就香港的危機示弱或任何行差踏錯。這可能引發由在過去兩年的反貪被針對的「既得利益者」和「老虎」們(中共高層)向習近平的反撲。

與此同時,習近平手中集中了至高無上的權力,不同於過去三十年的「集體」專製。在政權對香港的政策嚴重失敗後,這將會使他成為了眾矢之的,無法躲在其他人身後。《紐約時報》有評論指出:「就連最保守的妥協(向香港的示威者)將會向大陸的人發出一個訊號,就是群眾運動是可以帶來改變的,而大陸的評論者指出一直形象強勢的習近平是不會希望露出如此的弱勢。但是細小的讓步也很可能不能滿足已經占領街頭的香港群眾。」

中共在八月的決議中一錘定音,甚至將「溫和」泛民的最低要求排除掉,計算著他們能夠瓦解由懦弱的占中領導所控製的反抗。社會主義者此前也一直在警告,北京的挑釁使得運動超出「溫和」領導的限製。

警察施放催淚彈鎮壓,使得反抗運動更為強大。這迫使梁振英和本地的國家機器暫緩片刻,政府在星期一宣布撤離所有防暴警察(雖然實際上並非完全撤離)。

星期一的早上,警察公共關系科的「好警察」派出談判專家與示威者談判,「友好」地呼籲是否能打開通道讓交通恢復,就好像昨晚沒有發生過什麽事情那樣!在旺角和銅鑼灣的占領區則幾乎沒有警察在場,而警察則重兵把守金鐘的政府總部,並與示威者對峙。

由於政府憂慮示威持續,甚至取消中共建政六十五周年的十一國慶煙花匯演。可見香港的危機導致習近平建立的強勢領袖形象的破滅。

中共喉舌《環球時報》的一篇英文社論寫道:「激進分子只有死路一條。」而在報章中文版中,此文章被刪除,但指出中國武警可以協助香港警察鎮壓示威。其報導「武警的支援可以更快地恢復穩定」。他們開始意識到這些言論與在地的現實脫離,因此也被低調處理,並理解到需要小心處理這次爆炸性的政治危機。

就連駐紮在香港的5千名解放軍,也未必有能力重挫占領運動而「恢復秩序」,尤其占領運動越來越分散。出動軍隊更可能引發更進一步的政治反撲。對於中共政權和香港的資產階級建製來說,目前駐港解放軍更重要的角色是震攝和威嚇,而非真正出擊。

這不代表說,解放軍一定不會出動,甚至不能排除會從大陸增援到港,假如危機去到香港的統治機器和警隊出現分裂的時候。但是在短期內這是不大可能的。政府在接續數天的策略,會好像臺灣當局在今年初的「太陽花學運」那樣,利用雇用黑幫或親政府社團來挑釁並試圖引發沖突,抹黑運動並讓警察有藉口再次鎮壓。

梁振英下臺!

雖然局勢的發展迅速,有很多可能性和改變,但暫時來看政府會暫緩發動新一輪的鎮壓,並試圖透過讓步,甚至辭掉一些不受歡迎的官員(這以前曾經發生過)來拖延並渡過危機。

我們並不能排除梁振英將會下臺,來換取香港恢復「穩定」,但面對群眾抗爭而下臺將會對香港和中國政府帶來巨大的成本。這會大大地提升群眾的自信,證明戰鬥性的反抗是可行的。要求梁振英下臺是目前的核心口號。就連占中領導們也在提出特首的請辭,反映出運動底層的民憤。在星期一早上,梁振英發表了一份聲明,指出他將「不會讓步」,但危機持續下去,嚴重的壓力將導致政府陣營分裂。

社會主義行動非常活躍於運動中,並透過「全港大罷課行動」組織中學生罷課。社會主義行動提出要贏得真正的民主,就必須要將香港的群眾運動與中國大陸的革命連結起來,工人階級將會是結束專政和改變社會的關鍵。爭取真民主的鬥爭並不能夠在資本主義的框架下完成,泛民傾向的「西方民主製度」也只不過是讓非民選的有錢人和財團壟斷政治。無論是由專製政權還是金融市場統治,資本主義就是獨裁製度        。我們另一個的選擇就是社會主義製度,並且民主地計劃經濟,來終結不斷惡化的貧窮、樓奴、失業者和低薪合約勞工。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3:17:04

在現在的群眾示威中,社會主義行動倡議建立中港的工人群眾政黨,將革命性的民主綱領連結起清晰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

團結聲援香港「雨傘革命」的不合作運動、罷工罷課和占領運動!
打倒梁振英政府!
反對鎮壓,天安門事件不要重來!
建立工會、學生會和罷委會,將罷工罷課蔓延
中港立即實現全面民主!打倒中共一黨專政!

不與暴虐的港府談判!

最近幾日,反占領流氓暴力襲擊占領運動,警察袖手旁觀,縱容暴力,放走一個個被拘捕的暴徒!中共及港府資助愛護香港力量及藍絲帶勢力,策劃這場暴力事件。

同時,警察施用狡猾的手段,向特首辦駛進載滿催淚氣體丶橡膠子彈等武器,試圖恐嚇占領人士。政府於9月28-29日派出「第一梯隊」施放催淚彈鎮壓失敗,挑起了民情反彈,現在派出親政府流氓作為「第二梯隊」發動攻擊。

在旺角,群眾英雄式地回應了這些攻擊,約1萬平民到旺角抵抗暴力。雖然占領運動的「官方」領袖學聯丶學民思潮及占中三子呼籲群眾撤離旺角及銅鑼灣,但仍然有過萬人到旺角留守,這本身已令人驚嘆不已。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活躍於旺角占領區,我們認為必須保衛旺角區。民主地組織起來,成立行動委員會協議日常鬥爭。

為了應對警察9月28-29日的猛烈鎮壓,占領者機智地分散為四個不同的占領區,令警力不足以全面清場。警察鎮壓占領運動的部署是針對原本「和平占中」只占遮打的策略。

「雨傘革命」內不同派別的力量正受到壓力,「溫和泛民」往往害怕群眾鬥爭,害怕群眾會激進化而失去控製。他們在壓力下可能以「保持民意支持」的名義解散運動或向政府作出退讓。這會削弱運動的力量,令我們更難勝利。

社義行動一直強調,暴力襲擊是政府戰略之一,向溫和泛民及和平占中施加壓力,要他們尋求妥協的道路。任何與梁振英及中共的妥協只會拿到小修小補的退讓。這絕不能帶來群眾要求的全面民主。

與政府談判?

在香港過往的群眾運動多次都無功而還,因為運動領袖不受民主控製。而即使有無數單一議題的民間團體,卻欠缺真正的群眾組織(尤其是工人組織)去監督運動領袖。泛民領袖墮入與中共或其傀儡假對話的陷阱。對話的目的只是解散運動,而贏不到任何真正意義的改變。

有溫和派的聲音認為,現在運動需要退卻。對這批人來說,「對話」才是唯一出路。但這將造成災難,會錯失了勢不可擋的群眾力量,放過了詭計多端的政府。

需要工人政黨

任何鬥爭的成敗(尤其是如此具歷史意義的運動)一定要以實質改變而非口頭承諾來衡量。暴虐腐敗的梁振英政府必須下臺,但不要換人不換製度,立即實現真普選,而要求真正民主選舉產生繼任者,不要中共和資本家壟斷的提委會,一定不能限製參選人。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這也應該聯系到以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立法會橡皮圖章廢除,議會代表均由普選產生,人民並擁有隨時召回的權利,而政治代表的薪金應與普通技術工人工資看齊。蘇格蘭最近的公投允許16歲青年投票,香港年輕人在社會的政治發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也應降低投票年齡至16歲。

社會主義行動將民主鬥爭與反資本主義的必要連系起來,特別是需要建立新的工人群眾政黨,來整合這場運動的工人階級與左翼分子。這才能挑戰壟斷香港經濟力量的財團家族並且為社會替代和民主控製銀行金融機構等贏得支持,這是唯一能夠解決如今不可高攀的房屋價格──已經是全世界「最難以負擔」,以及貧窮丶實際工資停滯和公共事業私有化的惡夢。

將雨傘傳遍全國!

這場鬥爭必須擴散到中國大陸,支持在中國血汗工廠工人的非法鬥爭,反抗國家機器的鎮壓。這是唯一一個能擊敗中共獨裁者的戰略。共產黨本身就是一道看似不可逾越的「高墻」,阻礙香港乃至中國走向民主。

如果以為「自我審查」就可以避免觸怒中共,並試圖分開兩地的鬥爭分開,就是犯下了嚴重錯誤,客觀上強化了中共政權的力量。我們需要將「雨傘」由香港傳遍中國,愈快愈好。但這需要一個建基於工人階級和窮人利益的綱領,無論是在香港或是中國。

占領運動必須民主地組織起來,包括成立民選的行動委員會,開放讓所有參與占領的團體加入,來協調罷工罷課的工人和學生,並決定未來戰術等重大決策,包括是否未來是否接受與政府談判,是否接受政府的讓步。

在運動爆發的首幾天,自發松散的占領者以無比的熱情發起了行動,但在政府的暴力攻擊下,這鬥爭模式受到嚴重的考驗。因此,民主組織乃當務之急。解決出路在每個占據地點建立行動委員會,以協調動員工作及組建自衛隊,類似的民主組織也要在學校和工作場所中成立,推動罷課罷工。這些委員會為需要決定運動策略,並透過公開民主的討論作出合適的政治回應。運動民主必須全面民主,才能擊敗政府。

社會主義行動為以下鬥爭:

★梁振英下臺!
★不要假妥協丶假談判,立即實現真民主!
★堅持繼續「雨傘革命」 ─ 建立民主行動委員會,決定運動路向,並組織自衛糾察隊,反抗政府有組織的暴力!
★繼續推動罷課,建立具戰鬥性的獨立學生會!
★打倒中共一黨專政,打倒受其保護的資本財團!
★民主鬥爭也是階級鬥爭 ─ 建立工人群眾政黨,為社會主義而抗爭!

香港:警匪合作,政府和警方製造襲擊事件打擊「雨傘革命」

10月3日(星期五),占領運動進入進入第六天。經歷過與警察對峙,兩天的公眾假期結束後,占領運動受到有組織的暴力襲擊。社會主義行動(CWI)活躍於旺角占領區,這一帶多日來受到黑幫和愛港力動員出來的流氓暴力襲擊,拆毀拆毀帳篷和路障,襲擊占領人士,而警方則袖手旁觀。警方指星期五有37人受傷,當中旺角就有18名傷者。有19人被捕,根據警方資料,有一半被捕者有黑幫背景。

在銅鑼灣,同時有黑幫分子及親政府勢力發動同類襲擊,讓警察有藉口介入並清走圍欄及帳篷,從而結束占領。有報導指有暴徒推撞及性騷擾女占領者,又說「出得來示威預左俾人非禮」。本星期更出現一群親政府的「藍絲帶」勢力,支持警察執法,對抗佩戴黃絲帶的支持民主人士。這群所謂的「反占領市民」實際上來自中共的外圍組織。在一段廣泛流傳的視頻中,警察在銅鑼灣警署附近向一批中年男子分發藍絲帶,隨後同一批人被目睹襲擊占領人士。

在昨天的暴力襲擊事件發生前,新界鄉議局於兩日前襲擊了職工盟的街站。來自運輸、教育及服務等領域的大約一萬名「職工盟」成員,從星期一就加入了示威,支持此次運動。建製派媒體抹黑占領運動「現場混亂」且「癱瘓經濟」,將罪名歸咎於占領人士。

與此同時,在金鐘占領區,當務之急是組織認真的防衛,對抗右翼親中共流氓和警察的新一輪攻擊。警察的狡猾且挑釁性的策略激起了警民沖突。在星期五早上,警察要求示威者開路讓救護車通過,但卻利用缺口運送大量催淚彈、橡膠子彈等武器。一名CNN記者報導,目睹星期四晚運往特首辦的貨物上標簽為「round, 38 mm rubber baton」,即橡膠子彈。

集體捍衛占領區

警察實質上將特首辦轉變成堡壘,以應對激進學生的包圍行動。可見愈來愈多的激進學生對政府的拖延戰術及暴力襲擊不耐煩,以及愈來愈憂慮「溫和」泛民會試圖解散運動。

襲擊各占領據點的行動顯然是有組織的。每次襲擊的時段和模式幾乎一樣,在日間占領人數下跌時進行。「雨傘革命」示威者毫無懷疑地相信,對占領的暴力襲擊是由梁振英政府和警務處上級組織策劃的。

為響應號召重新占領旺角,鞏固示威運動,星期五晚旺角的占領人數增至一萬人。如此回應著實令人吃驚,因為包括「學聯」和「學民思潮」在內的「官方」組織者都呼籲人們前往被包圍的政府總部,將金鐘作為此次運動的主要示威地點,而保衛旺角的動員來自更激進的「非官方」示威團體和普通市民。

社會主義行動的成員本來已在旺角地區活躍多年,我們也在占領旺角最薄弱的時間中午的時候,與其他示威者聯手保衛占領區。在被親政府暴徒以二十比一的數量下包圍,守方被迫後退。其中一個困擾許多社運分子的問題關於所謂「本土派」的角色──他們乃一群松散的網絡組織,主要在網上動員並結合「無政府主義式」對所有政黨及「領導」的批鬥,帶有傾向獨立的思想,同時亦有粗疏的反大陸人的種族主義。這些團體也活躍於旺角占領區。但是他們的「行動」則更多地針對其他在場組織,尤其是社會主義行動,試圖在我們派發傳單的街站製造混亂和騷動。但是這些「本土派」在星期五親政府分子圍堵進攻占領行動時(當天最主要的新聞)卻神秘地消失掉。

有證據顯示「本土派」被中共滲透。去年十二月,一群「香港人優先」的示威者沖進解放軍軍營,並揮舞殖民地時代的港英旗,要求解放軍「滾出香港」。該組織的一名主要成員及後被發現為中共臥底並因此而解散。即使北京當局支持或操控港獨組織,表面上自相矛盾,但中共一直擅長使用這些手法。中共當局對於這些團體的滲透程度仍不清楚,但無疑北京正利用反大陸人的「本土派」──讓他們獲得大量的外國媒體關註──來將民主運動抹黑為「反華勢力」並將更大的政治打壓合理化。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3:18:25

分散占領

保衛多個占據點是相當重要的問題。分散占領一方面可以增加運動的效力,更重要的是政治效果。最重要的或許是令警察難以全面清場。群眾分散占領成四個不同區域,是為了應對警察9月28-29日的猛烈鎮壓,占領者機智地分散為四個不同的占領區,令警力不足以全面清場,也突顯了警察的戰術問題。警察鎮壓占領運動的部署是針對原本「和平占中」只占遮打的策略。

「雨傘革命」內一些派別的力量正在施加壓力,這派別不想有多個占領據點,令這些自我欽點的領袖難以控製。「溫和」泛民壟斷這場運動的政治路線,但他們幾乎與中共與香港政府,完全被示威者的戰鬥精神所震攝。這些政客們一直都恐懼於群眾鬥爭,害怕群眾會被激進化並失去控製。

民主黨何俊仁說:「現在情況混亂。」何俊仁等泛民政客過往多次反對群眾鬥爭,附和政府關於「極端政治」和「暴力抗爭」的恐嚇輿論。在2011年一場替補機製的論壇裏,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在會場示威後,泛民政客對其予以譴責。「長毛」最近就此案坐牢一個月。

因此,何俊仁等溫和派對今天空前的群眾鬥爭感到「困惑」,是不足為奇的。但是,運動中最震撼人心的是年輕人、學生和普通勞動大眾,每天與政府和警察對峙中清晰的目標和有決心的行動。

「溫和」泛民的目標是要尋求妥協,一個所謂的「現實方案」,而這只會是小修小補的讓步,並讓本來的專製政府得以繼續執政(無論梁振英是否下臺)。這並不是群眾要求的「真民主」,而這樣做也可能會引發起民眾的大量不滿。

社會主義行早前已經告誡過,暴力襲擊示威者是政府的戰略之一,這是來向「溫和」泛民及「和平占中」等施壓,讓他們接受那個爛「妥協」。這也會增加「溫和」泛民的影響力,讓運動從新集中到單一、更易控製的地方。這解釋了為什麽(一定程度地)譴責警察與暴力攻擊,但卻沒有任何意誌試圖保衛旺角和銅鑼灣的占領區。

談判?

鬥爭經過了起初的高潮後,在現階段已到了停滯時期,加上欠缺清晰的戰略和真正的領導,運動的路向及訴求仍然不明確。其中關鍵的一點是對談判的態度。

在香港過往的群眾運動多次都無功而還,因為運動領袖不受民主控製。而即使有無數單一議題的民間團體,卻欠缺真正的群眾組織(尤其是工人組織)。主導民主鬥爭的泛民領袖不想有雨傘革命發生,因為他們與資本家階級一樣恐懼,運動會超越資產階級民主一人一票的訴求,開始將矛頭指向掠奪財富的大財團和銀行。泛民領袖往往墮入與中共或其傀儡假對話的陷阱。對話的目的只是解散運動,而贏不到任何真正意義的改變。

就談判問題,在運動內部已開始出現分歧。學聯起初決定正確,宣怖梁振英若不下臺就不會談判。這是底線!但在10月2日(星期四)晚上,政府顯然受北京指示下,表示願意與運動領袖會面,溫和派(等別是占中三子)似乎向學聯等人施壓,表示願意談判。這與泛民政客害怕失去運動的控製權不無關系。

旺角及銅鑼灣受到襲擊,令運動形勢有所改變,學生領袖受到的群眾壓力增大,令他們改變立場,不再與政府談判。但是,「和平占中」領袖仍暗示願意與政府談判。他們希望將街頭運動變為領袖圓桌會議,正是溫和泛民的政治基因。他們想透過談判去宣布「道德勝利」,主張占領者應該「暫時」撤退。但這立場將造成災難,會令我們錯失了勢不可擋的群眾力量,放過了詭計多端的政府。

需要工人政黨

任何鬥爭的成功,尤其是如此具歷史意義的運動,一定要以實質改變而非口頭承諾來衡量。這代表殘暴而腐敗的梁振英政府必須下臺,並拒絕任何除真正民主選舉出來的繼承者,不要中共和資本家壟斷的提委會。一定不能對參選人有任何的限製。對於社會主義行動來說,這也應該聯系到將立法會橡皮圖章廢除,並由一個真正的人民議會所取代,其中的所有成員皆普選產生,人民並擁有隨時召回的權利,而政治代表的薪金應與普通技術工人工資看齊。正如蘇格蘭最近的公投,投票年齡應降到16歲,我們已經看到現在的年輕人在社會的政治發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社會主義者並非原則上絕對反對談判的教條主義者。在許多情況,無論是工人鬥爭或社會運動,社會主義的領袖都需要談判,但必須有群眾運動的壓力作為後盾。但港府受獨裁者的命令,絕不會放下權力,與它談判只會是註定的失敗,特別是,如果參與談判的都是溫和泛民領袖。今次的占領運動他們完全沒有發揮過角色,而在過去三十年,他們的妥協路線從來沒有為民主運動贏過絲毫的勝利。

社會主義行動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組織,目的就是要成為工人階級運動的記憶體。我們不斷提醒群眾過去的失敗經驗,告誡香港民主運動歷史中痛苦的背叛,避免今天的鬥爭再次錯失良機。

這個偉大的群眾運動得到了全世界的註目,尤其是工人和年輕人們。全球都發起了不同的聲援行動,包括從菲律賓到英國的工人組織。在「十一國慶」假期期間,參與香港運動的群眾數字超過20萬。

社會主義行動在占領運動扮演了積極的角色,並竭力推動罷課中。我們將民主鬥爭與反資本主義的必要連系起來,特別是需要建立新的工人群眾政黨,來整合這場運動的工人階級與左翼分子。這才能挑戰壟斷香港經濟力量的財團家族並且為社會替代和民主控製銀行金融機構等贏得支持,這是唯一能夠解決如今不可高攀的房屋價格──已經是全世界「最難以負擔」,以及貧窮、實際工資停滯和公共事業私有化的惡夢。

將雨傘傳遍全國!

社會主義行動作為運動中少數聲音,呼籲將運動擴散到中國大陸,支持在中國血汗工廠裏的非法工人鬥爭和反抗國家機器鎮壓的鬥爭。這是唯一一個能擊敗共產黨的策略,而共產黨本身就是香港(乃至中國)通往民主的一道看似不可逾越的「高墻」。不幸地,許多示威團體,例如民主黨,都不這麽認為,甚至覺得「幹預」中國內政會激怒獨裁者采取更強硬的立場。

但這種「自我審查」並試圖將兩地的鬥爭分開乃是個嚴重錯誤的想法,實際上更會強化中共政權的力量。我們需要將「雨傘」由香港傳到中國,並且越早越好。但這需要一個建基於工人階級和窮人利益的綱領,無論是在香港或是中國,以反抗堅定地站在反民主陣型的資本家的利益。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以來都強調群眾的民主示威需要民主地組織起來,包括民選行動委員會並開放讓所有參與占領的團體加入,來協調罷工罷課的工人和學生,並決定未來戰術等的所有重大決策,包括是否接納未來政府所作出的談判讓步。

而當2012年反國教運動時,我們遭受一些民主陣營內的團體抨擊,被以官僚的手段阻止我們行動。我們已經告誡過「小圈子」的領導層在沒有民主程序下獨斷所有決定的後果。當年的運動後來在政府沒有完全撤回國教時被突然解散,這就凸顯出問題的重要性了。

不幸的是,今天的運動同樣缺乏民主的架構,而當自發而松散的占領者以無比的熱情使得占領初期數天運作尚算流暢,這種群眾鬥爭的模式正在政府的圍堵攻擊下受到嚴重的試驗。反占領的暴力更突顯了民主組織的重要性。解決出路在每個占領地點建立行動委員會,以協調動員工作,組建自衛防禦,類似的民主組織也可以在學校和工作地點中推動罷課罷工的行動。這些委會為需要決定運動的策略,並透過公開而民主的討論作出合適的政治回應。只有運動的內部全面民主,我們才能擊敗政府。

可惜,今天的占領運動同樣欠缺民主架構。在運動爆發的首幾天,自發松散的占領者以無比的熱情發起了行動,但在政府的暴力攻擊下,這鬥爭模式受到嚴重的考驗。因此,暴力襲擊令民主組織變成為當務之急。解決出路在每個占據地點建立行動委員會,以協調動員工作及組建自衛隊,類似的民主組織也要在學校和工作場所中成立,推動罷課罷工。這些委員會為需要決定運動策略,並透過公開民主的討論作出合適的政治回應。運動民主必須全面民主,才能擊敗政府。

社會主義行動與工人國際委員會為以下鬥爭:

梁振英下臺!
不要假妥協和假談判:立即實現真民主!
支持並延續「雨傘革命」──建立民主行動委員會來決定下一步的計劃,並組織自衛糾察隊反抗政府有組織的暴力!
繼續推動學校罷課!支持建立具戰鬥性的獨立學生會!
打倒中共一黨專政!打倒受其保護的資本財團!
民主鬥爭本身也是階級鬥爭,我們需要一個工人群眾政黨,為社會主義而抗爭!

重新啟動罷課 必須踢走梁振英!

香港的政治危機再次有戲劇性發展。政府企圖透過一次假談判來結束占領運動,但失敗而回。梁振英政府深陷危機,不但用暴力催淚彈鎮壓群眾,現在更被揭發涉嫌貪汙!近日傳出梁振英收受澳洲公司UGL約400萬英磅(約5000萬港元),卻從來沒有申報,涉嫌嚴重違反多項法例和行政規定,包括《防止賄賂條例》、違反行政會議的利益申報規定等。這件醜聞更為現時政府的危機火上加油。這也是為什麽林鄭月娥突然宣布拒絕與學生對話,政府權威經已重挫,害怕談判可以變成群眾動員新一輪抗爭的機會,去要求梁振英下臺。

政府希望「擴大」談判的對象,將最保守的泛民溫和派也包括在內,這包括「和平占中」,但群眾在這場運動中,已經越來越看清他們阻礙群眾運動前進的妥協角色。相比起學生,政府當然希望與這些溫和派對話,因為他們曾經表示希望大家撤離並結束占領。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一定要重新啟動群眾抗爭,尤其是清晰呼籲全體香港學生重新啟動罷課。我們沒有時間猶豫。占領一定要繼續,不能作半點讓步,需要組織民主的行動委員會,爭取當區居民和小商戶的支持,同時組織自衛隊抵擋攻擊。

要確保新一輪的抗爭成功,並鞏固占領的話,我們一定要克服在雨傘革命所面對到的最大困難:基層組織與民選領導。我們必須由下而上建立這個領導層,取代現時幾個自我欽點的「小圈子」領袖,他們口頭上代表「占領」發言,實際上卻叫人撤離!

雨傘革命從此改變了香港。無論現在發生什麽,新一代的年輕人已經投入到政治抗爭之中,他們更有鬥誌去為真正的民主而戰鬥,並且不希望像過去那麽多次受到背叛。

我們不能相信這個卑鄙暴力的政權。政府在催淚彈和胡椒噴霧的失敗後,改變策略利用「藍絲帶」和黑社會襲擊占領示威者。政府試圖製造恐慌,讓運動中的妥協派動搖,並結束占領和罷課行動。他們成功影響了那些一直質疑並拖延運動的領袖們。

這場運動的核心是最積極參與的普通勞動者和年輕人,對於結束運動的呼籲,他們大力反對。運動仍然得到大多數的公眾支持,有六成的香港人反對八月的人大決議,而只有五分一的人支持。

在香港過往的群眾運動多次都無功而還,因為運動領袖不受民主控製。而即使有無數單一議題的民間團體,卻欠缺真正的群眾組織(尤其是工人組織)去監督運動領袖。泛民領袖墮入與中共或其傀儡假對話的陷阱。對話的目的只是解散運動,而贏不到任何真正意義上的改變。

有溫和派的聲音認為,現在運動需要退卻。對這批人來說,「對話」才是唯一出路。但這將造成災難,會錯失了勢不可擋的群眾力量,放過了詭計多端的政府。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3:19:26

需要工人政黨

任何鬥爭的成敗(尤其是如此具歷史意義的運動)一定要以實質改變而非口頭承諾來衡量。暴力腐敗的梁振英政府必須下臺,但不要換人不換製度,我們要求立即實現真普選,要求真正民主選舉產生繼任者,廢除中共和資本家壟斷的提委會,不可以限製參選人。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這也應該聯系到以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立法會橡皮圖章廢除,議會代表均由普選產生,人民並擁有隨時召回的權利,而政治代表的薪金應與普通技術工人工資看齊。蘇格蘭最近的公投允許16歲青年投票,香港年輕人在社會的政治發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也應降低投票年齡至16歲。

社會主義行動將民主鬥爭與反資本主義的必要連系起來,特別是需要建立新的工人群眾政黨,來整合這場運動的工人階級與左翼分子。這才能挑戰壟斷香港經濟力量的財團家族並且為社會替代和民主控製銀行金融機構等贏得支持,這是唯一能夠解決如今不可高攀的房屋價格──已經是全世界「最難以負擔」,以及貧窮、實際工資停滯和公共事業私有化的惡夢。

將雨傘革命由香港傳到中國!

這場鬥爭必須擴散到中國大陸,支持在中國血汗工廠工人的非法鬥爭,反抗國家機器的鎮壓。這是唯一一個能擊敗中共獨裁者的戰略。共產黨本身就是一道看似不可逾越的「高墻」,阻礙香港乃至中國走向民主。

至今已經有約四十名維權人士在中國發起聲援香港的「雨傘革命」而被當局拘捕。縱使中共獨裁在大陸實施全面的媒體封鎖,並將香港的運動抹黑為「西方陰謀」,還是有人計劃在未來數天,於天安門廣場舉起雨傘進行抗議。大家試設想下,假如香港的占領運動能夠清晰地呼籲中國大陸人民聲援,在中國的反應會如何?至今未有運動的領導層願意作出這樣的呼籲。所謂如果我們避免幹預中國「內政」,中共就會恩賜民主給我們,這完全是個誤解。民主鬥爭是沒有中間余地的:要不獨裁者勝利(香港沒有民主),否則就是他們的失敗(在中港兩地都能實現民主)。

如果以為「自我審查」就可以避免觸怒中共,並試圖分開兩地的鬥爭分開,就是犯下了嚴重錯誤,客觀上強化了中共政權的力量。我們需要將「雨傘」由香港傳遍中國,愈快愈好。但這需要一個建基於工人階級和窮人利益的綱領,無論是在香港或是中國。

占領運動必須民主地組織起來,包括成立民選的行動委員會,開放讓所有參與占領的團體加入,來協調罷工罷課的工人和學生,並決定未來戰術等重大決策,包括是否未來是否接受與政府談判,是否接受政府的讓步。

在運動爆發的首幾天,自發松散的占領者以無比的熱情發起了行動,但在政府的暴力攻擊下,這鬥爭模式受到嚴重的考驗。因此,民主組織乃當務之急。解決出路在每個占據地點建立行動委員會,以協調動員工作及組建自衛隊,類似的民主組織也要在學校和工作場所中成立,推動罷課罷工。這些委員會為需要決定運動策略,並透過公開民主的討論作出合適的政治回應。運動民主必須全面民主,才能擊敗政府。

社會主義行動為以下鬥爭:

踢走梁振英!
不要假妥協、假談判,立即實現真民主!
堅持繼續「雨傘革命」-建立民主行動委員會,決定運動路向,並組織自衛糾察隊,反抗政府有組織的暴力!
繼續推動罷課,建立具戰鬥性的獨立學生會!
打倒中共一黨專政,打倒受其保護的資本財團!
民主鬥爭也是階級鬥爭 ─ 建立工人群眾政黨,為社會主義而抗爭

梁振英涉收受澳洲財團賄款5千萬

香港「雨傘革命」踏入第三個星期,在林鄭月娥拒絕與學生談判後,有10萬人參與占領金鐘的集會。梁振英政府受盡壓力,連日來不斷有流言傳出,指中央會撤掉梁振英來平息民憤。

十月八日,澳洲傳媒《Fairfax Media》突然報導,梁振英在2011年11月底宣布參選特首後,隨即於12月與澳洲財團UGL簽署秘密合約,承諾繼續擔任其顧問並支持其在亞洲擴展業務,作為回報金額高達400萬英鎊(約5,000萬港元)。自梁振英2012年正式上任特首以來,更兩度收受報酬而並未申報。梁振英涉嫌嚴重違反多項法例和行政規定,包括《防止賄賂條例》、違反行政會議的利益申報規定等。

UGL乃澳洲的跨國企業,業務包括工程、地產項目等。該公司於2011年12月收購戴德梁行,而梁振英則時任戴德梁行的亞太區主席。現在UGL企業與港鐵公司(港府為最大股東)有至少三項香港及澳洲的合作項目。

「雨傘革命」的群眾高呼梁振英下臺,警察於9月28日投擲催淚彈鎮壓示威者後,警隊內部士氣低落,軍心動搖。甚至有傳梁振英曾與政府高層商討,要犧牲曾偉雄一人以平息民憤。不難想像,今次針對梁振英的貪汙醜聞,是建製陣營為隨時準備犧牲梁振英而鋪路。

梁振英面對貪汙醜聞,政府正陷入新一輪的危機,但未必代表會因此立即下臺。董建華在03年七一50萬人上街後,也繼續任職至05年才「腳痛」下臺。統治階級內部的一些派別會想犧牲一個傀儡而保存整個製度。

2012年特首小圈子選舉中,梁振英就是以揭露對手唐英年僭建和婚外情的黑材料,才得以當上特首,自始唐梁之爭引起了香港統治階級之間持續的分裂。梁振英上臺後,政府內閣的醜聞繼續被揭發,涉及面包括上臺數天便下臺的麥齊光、前行政會議成員張震遠、發展局局長陳茂波等。這不是香港製度的肅貪倡廉,而是中共式的反貪權鬥搬到香港上演。梁振英收受的金錢資助,不過是整個腐敗政府的冰山一角罷了。雨傘革命不要只換人而不換製度,踢走梁振英,革走整個腐敗政府,實現真普選,打倒財團專政!

雨傘革命分裂危機 - 背後原因是什麽?

要打倒梁振英政府,要爭取到真民主,就要團結起來抗爭。但只有民主決策及自由討論才能達致真正的團結!

雨傘運動踏入第三星期,抵受了警察暴力、黑幫襲擊及反占中的輿論抹黑。但是,運動內部正就路向分歧而陷入分裂,為什麽會出現這情況?

占領群眾深深不信任泛民及占中三子等團體,認為他們會背叛運動。經過以往民主運動的經驗,這些批評是合理的,有必要公開討論。可惜,盤踞於旺角的本土派並非以討論作為手段。本土派沒有提供一個替代妥協派的方案,從而建設更強大、更團結的運動,而是用散播謠言和抹黑的手段排斥異己,甚至傷及反對妥協的組織。本土派以流氓惡霸的手段,歇斯底裏攻擊「左翼」(有很多實則上並非左翼)以及任何異見者,令運動愈來愈專製。這嚴重危害運動內部的言論自由及組織權利,有違民主原則。

學民思潮及學聯表示,願意以撤離金鐘道作為交換條件,要求政府重開公民廣場作為集會用地。黃之鋒宣布決定時,雖然聲稱是與占領現場人士商討後共識決定,但金鐘道不少占領者表示反對,甚至表現出憤怒。

學民及和平占中表示,為了爭取所謂「中間派」的支持,因此要向政府釋出善意,但換來的是政府立即清除金鐘一帶的路障,可見尋求談判根本不會有結果。

占領當然需要策略調配,但運動欠缺民主的組織架構,令群眾不能集體民主決策。現時學聯、學民及和平占中成為了金鐘區的談判代表,但由於沒有組織行動委員會,與占領者民主商討決策。黃之鋒於深宵宣布可以撤離金鐘道,只是在重覆反國教解散運動的錯誤。

只有繼續堅守占領運動,並將行動升級(尤其要將雨傘運動從香港蔓延至中國),向大眾展示勝利的可能,才能爭取遊離群眾的支持。相反,妥協只會令群眾感到運動走向下坡,令民氣消散。

金鐘代表泛民勢力,泛民視群眾力量為談判籌碼,想重用過往由上而下的方式控製運動。旺角則代表了本土派的勢力,吸引了一批不滿泛民及學聯的激進年輕人。熱血公民為了收割年輕人抗拒組織的情緒,打著「沒有大會」的旗號,禁止其他組織參與運動,實質上要令自己成為單一領導。在沒有民主的組織下,旺角、金鐘兩派的對立令運動有分裂之危機。

本土派的攻擊分裂運動,讓政府、警察及反占中流氓坐享漁人之利,對這場鬥爭造成具大危險。本土派充當運動的警察,只要參與者不聽其指令,就指控其為「共碟」並圍堵驅趕。社會主義行動都曾經被流氓叫囂圍堵,甚至破壞物資。我們強烈譴責這種反民主的惡行。

泛民主派及和平占中過往壟斷群眾運動,在關鍵時候煞停運動,激起了群眾不信任組織的情緒。極右本土派從中得勢。現在本土派只是復製泛民的控製手段,只是做得更專製、更歇斯底裏:嚴格控製運動「紀律」,扼殺活動自由;強調運動要單一議題,不能各自表述政治理念;抗拒組織參與,實質上要令運動只有單一領導。更重要的是,本土派長遠會令香港民主運動扭向族群衡突的方向,撕裂中港兩地反獨裁的運動,反過來只會讓中共得益。

為了令運動團結,堅持抗爭下去,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需要建立民主的行動委員會,讓占領人士及團體可以共同參與決策。香港民主鬥爭的一大弱點是欠缺具群眾基礎的基層組織。最大的缺失是欠缺具戰鬥性的工人政黨,將反獨裁運動連結至反對低工資、高工時及反對商家操控經驗的鬥爭,這場鬥爭可以由香港開始,但唯有蔓延至中國大陸的工人和年輕人,推翻中共政權,才能取得勝利。因此,建立民主的群眾組織及新的工人政黨是當務之急,要求向領袖問責,並民選產生基層代表取而代之。這些基層代表必須真的來自基層,並切實為工人階級和年輕人發聲。

人大決定不撤回,真普選未實現,我們絕不退縮!

美國正在香港搞「顏色革命」嗎?

官媒聲稱香港的占領運動是西方勢力背後策劃,以分裂國家,阻止中國經濟增長。這論調在習近平的民族主義宣傳中占重要,透迥指控運動是外國勢力策劃,並會破壞社會穩定,以遏製在中國對民主的呼聲。

中共「顏色革命」的陳腔濫調被眾多事實否定。首先,社會主義者及很多左翼分子都積極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軍事侵略,我們這群人在現階段是運動中的少數,但也非常活躍於民主鬥爭。例如,社會主義行動有份舉辦聲援斯諾登遊行、聲援加沙(反對以色列國家恐怖行動)、反對美國在伊拉克及敘利亞的戰爭。我們同時反對中美政府兩方是沒矛盾的,因為兩國政府都代表著商家鉅富的利益,壓迫大多數的人民。

第二,中共選擇性地利用「美國威脅」去迎合自己的輿論宣傳,是虛偽的做法。事實上,中國的統治菁英與美國資本主義是一個龐大復雜的夥伴關系。的確,隨著中國崛起而蠶食美國在世界多處的利益,兩國關系變得愈來愈不穩定。但從經濟來說,兩國關系仍是全球資本主義歷史上最龐大、最重要的關系,迫使兩國政府面對紛爭時要小心處理。

兩國經濟是由龐大貿易及金融關系緊密連系,同時中國持有龐大的美債。美國最大的企業都是中國的主要投資者,例如通用汽車、百勝(肯德基)、波音和蘋果,他們在中國售賣的貨品比美國更多。但今年也可見到一個歷史上的轉折,就是中資在美國的投資超越了美資在中國的投資。阿裏巴巴在紐約上市的股票,總共集資250億美元,令主席馬雲一夜變成中國首富,也令另外10名阿裏巴巴董事變成百萬富翁。

這種盈利關系解釋了中美政府想淡化香港的示威事件,確保不會影響生意。正如據報道前國務卿希拉裏說:「就人權問題批評你的莊家是不好的。」這正正是美國駐港領事在9月28日警察投射催淚彈後的回應,美領事發表聲明指美國「不會在香港政製發展問題上有立場」。

基於同樣原因,中國指控「美國幹預內政」和「顏色革命」時,通常透過《環球時報》等更強硬的官媒,但有時也會出自其母報章《人民日報》,但很少直接出自中共領導高層的口中。這些喉舌報的作就是令人覺得政府發言人的言論相對「合理」。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3:20:30

與美國「新保守派」友好

有些泛民領頭人物與美國右翼政客有連系,是事實來的。最近,前港督彭定康在主權移交前為《蘋果日報》的黎智英安排居英權(彭定康拒絕了10萬港人申請居英權)。據報道,黎智英與美國新保守派人物保羅.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是好友。沃爾福威茨是2003年伊拉克戰爭的策劃者,也是因為他令恐怖組織伊斯蘭國冒起。

黎智英的政治顧問Mark Simon是共和黨香港支部的領頭人物,也曾為喬治布殊助選。另一外美國「新保守派」愛倫(Ellen Bork)與李柱銘是好友。中國媒體大肆報導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旳角色。NED是一個美國政府資助的右翼智庫,資助不同的非政府組織,2012年在香港用了75.5萬美元,2013年用了69.5萬美元。

對於香港泛民與美國不民主的資本主義代表有連系,社會主義者並不感驚訝。雨傘革命並不是因為這些領袖而爆發的,而是因為沖破了這些領袖阻礙而爆發!從此可見泛民的政治矛盾,他們對民主的願景是建基於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因此主張妥協及逐步改革,但這路線經歷了30年的考驗都無功而還。中共獨裁者在全世界的企業都有一班有權有勢的好友。這批人與香港的商家一樣,認為民主對中國是壞事。

泛民領袖及其美國好友害怕,鬥爭的群眾不會停留於要求民主,而要求更進一步的社會變革,這將對資本主義構成威脅。從雨傘革命可見這一點,而泛民之前並無預計或希望運動會發生。

泛民領袖的美國好友不但沒有煽動顏色革命,反而不鼓勵群眾示威。美國領事在今次事件采取中立,而有傳沃爾福威茨在七一前與黎智英在遊艇聚會時,要求他不要發動占中。不論這是否屬實,占中的確被推遲了。

這立場與美國對港政策是絕對吻合的。在2010年,當五名立法會議員辭職發起「五區公投」時,《蘋果日報》並不支持五區公投,反而支持泛民妥協派。溫和泛民後來與中共密室談判,支持政府的政改方案。其中有份參與密室談判的就是今天的「占中三子」之一陳健民。

美國「重返亞洲」?

親中共的陰謀論者以美國「重返亞洲」作為例子,指控香港的民主運動(可參考「多數中國人預料對日開戰」)為「外國勢力陰謀」,包括一些國際前斯大林派左翼也如是。雖然奧巴馬政府無疑想在亞洲建設軍事及經濟聯盟,包圍中國以阻止其經濟影響力增加,但這不代表他們想就香港問題與北京立即沖突。如果認為美國資本家階級主張中國實現自由民主,是完全錯誤的。美國希望可以圍堵中國, 但仍然希望與目前獨裁的中共政權打交道,因為中共也主張穩定的盈利環境,而不想由未知的勢力取代中共。

特別現時伊拉克及敘利亞處於尖銳危機,伊斯蘭國控製了兩國約三分之一的土地,而美國發起的空襲未來阻止其得勢,白宮希望避免與中方進一步對峙而造成後顧之慮,而不想進一步刺激中俄正在萌芽的聯盟。正如《華爾街日報》於9月29日指出:「美國政府正面對多處的地緣政治問題,預計因此會小心處理與北京的外交。」

同樣,英國更加如是,右翼政府深陷危機,希望可以安撫北京,避免就香港問題發生糾紛。英國國會決定派員到香港調查,其實只是無意義的姿態,但大陸官媒就此事大肆攻擊。但今年6月李克強到訪英國時,總理卡梅倫就有相當關註一點:要確保價值2200億港元的中國投資合約,包括能源、鐵路和銀行。倫敦已經向中方代表保證,不會再發表「人權講話」,卡梅倫也不會再如2012年時般與達賴喇嘛會面。當時北京要求英國道歉,而英國也跪低了。

在今年夏季,陳方安生及李柱銘到訪英國,希望爭取英國資本家政客的支持,但以失敗告終。最令人註目的是,卡梅倫拒絕與他們會面。根據《華爾街日報》報道,卡梅倫保持緘密,並將香港問題交由副首相克萊格處理。克萊格是自民黨黨魁,將於下屆選舉受到重創。因此他們用盡任何機會爭取曝光,但他對香港的民主鬥爭幾乎沒有任何幫助。

泛民認為民主鬥爭需要尋求外國政府或商家領袖的協助,社會主義者徹底反對這一立場。香港群眾需要贏爭取境外盟友的支持,但對象應是其他地方的工人和年輕人,尤其是中國,因為反中共的關鍵地方就是中國。香港本土派團體舉港英旗爭取民主,是自討苦吃的,英國政府及資本家階級並不是示威的得益者,因為他們正忙於與北京做商業勾當。

反占中暴徒攻擊占領者街站

強烈譴責暴力

10月19日下午三時半,社會主義行動在藍田地鐵站A出口外擺設街站,呼籲支持雨傘運動。期間突然被十多名自稱反占中的中年男士滋擾,除粗言辱罵外,亦推撞及拍打我們義工的頭、胸及背,又以腳踢臺及揚聲器,令部份街站物資損毀,活動被迫中止。警員到場,護送其中一名成員上警車,但沒有逮捕任何暴力襲擊人士。

社會主義行動強烈譴責使用暴力,打壓言論的行為,此次事件證實站在暴力一方的是建製和政府。這些可恥的暴力行為並不會窒礙我們爭取民主、打倒中共專政的決心。我們將會抗爭到底!

對抗警察暴力 需要號召罷課罷工一天

雨傘運動經過了三個星期,為了實現真普選,打倒梁振英占領者抵抗了警察近乎失控的暴力,堅忍黑幫的暴力襲擊,被驅趕後又再度重新占領。在10月18日淩晨,9千名群眾重奪旺角占領區,遠遠出乎政府和警察的預算,群眾即使面對警察多次以胡椒噴霧及警棍襲擊,但仍然成功奪回旺角街道,甚至一度迫使警察退後防線至登打士街,群眾又一次擊敗警察!

著名美籍戰地女記者波恩斯坦(Paula Bronstein)站在私家車頂上,遭警方以刑事毀壞罪拘捕,也有其他記者被警棍打中。有示威者被打至頭破血流,是六七暴動以來首次發生的。

政府采取拖延策略,等待民氣消耗。政府目的是分裂運動,然後讓泛民政客及占中三子等妥協派宣布撤離,甚至批評「激進分子騎劫」。政府想孤立不妥協的年輕人,然後加強鎮壓去驅散整場運動。

可是,政府一再計算錯誤,不斷惹起民情反彈,包括反黑警員在龍和道曾毒打示威人士曾偉超、警察強行在旺角清場,再一次激起群眾重新占領。由928警察投射摧淚彈、10月3日的黑幫襲擊、警黑合作、到龍和道及旺角暴力清場,每次都是政府的計算失誤而令民氣再度凝聚起來。

單靠占領並不足夠 - 如何升級?

面對著警察、黑社會的暴力,市民依然不斷回到占領場地,顯示群眾的勇敢和鬥誌。然而,一批年輕占領者對於現時運動停滯不前感到不耐煩,發起零散的堵塞行動,但這種「快閃」行動難以長期鞏固占領,若果誇大直接行動,而忽視了集體力量的話,占領將難以長久持續下去。要真正保衛占領區只能依靠說服群眾,改變民意,動員更多市民上街,才能打倒梁振英。群眾動員不能依靠小撮人的直接行動所取代。十月十八日,我們在旺角的勝利示範了如何保護占領區:團體和普通市民大規模動員群眾參與。若果占領區中有一個民主的行動委員會,有協調、有系統地運作,將更有效地鞏固占領區,而且提供平臺讓所有人通過討論及投票,民主地決定運動的下一步。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支持並參與占領行動,但我們認為,根據全世界的占領經濟(美國、西班牙、希臘等),要長時間維持占領是非常困難的,因此,罷課罷工相當重要,尤其罷工是更有力的鬥爭手段。

因此,現在有必要重啟罷課,以罷課一天作為開始,對抗警察暴力,迫使梁振英及曾偉雄下臺。學聯等主要團體應該盡快宣布罷課日子。9月的罷課是香港群眾運動的一大進步,也因此啟動了雨傘運動,但也應從之前罷課汲取經驗- 如果有民主的罷委員去組織大規模學生群眾參與,並協調各校各系的罷課,罷課的力量會更強大。此外,罷交稅及罷工等抗命手段,也有必要展開討論,其他抗命手段不是取代了占領堵路,但會作為補充和將運動升級的手段。

雨傘革命 傳遍中國

梁振英的態度極為強硬,是因為有中共撐腰。顯然,除非雨傘革命能演化成威脅中共統治的革命鬥爭,中共絕不會讓香港有真正的普選,更莫說在大陸民主上退讓。而要威脅中共統治,雨傘運動就不能限製在港,必須擴散到中國大陸,尤其鼓動大陸血汗工廠工人的鬥爭。這是唯一一個能擊敗中共獨裁者的戰略。中共實際上比想像中脆弱得多。如果中共真的如此強大,就不會害怕香港有真普選。中共害怕真普選就正好反映其外強中幹,他們知道自己的統治命懸一線。

在運動爆發的首幾天,自發松散的占領者以無比的熱情發起了行動,但在政府的暴力攻擊下,這鬥爭模式受到嚴重的考驗。因此,民主組織乃當務之急。解決出路在每個占據地點建立行動委員會,以協調動員工作及組建自衛隊,類似的民主組織也要在學校和工作場所中成立,推動罷課罷工。這些委員會為需要決定運動策略,並透過公開民主的討論作出合適的政治回應。運動民主必須全面民主,才能擊敗政府。
建立工人政黨
雨傘革命的成敗一定要以實質改變,而非所謂「公民覺醒」來衡量。梁振英政府必須下臺,但不要換人不換製度,我們要求立即實現真普選,要求真正民主選舉產生繼任者,廢除中共和資本家壟斷的提委會,不可以限製參選人。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這也應該聯系到以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立法會,議會代表均由普選產生,人民並擁有隨時召回的權利,而政治代表的薪金應與普通技術工人工資看齊。

我們將民主鬥爭與反資本主義的必要連系起來,需要建立新的工人群眾政黨,來整合這場運動的工人階級與左翼分子。中共在港利益千絲萬褸,雨傘運動也要挑戰操控香港的商賈鉅富,並且為社會主義替代和民主控製銀行等贏得支持。這是唯一能夠解決貧富懸殊、地產霸權、工資停滯及公共事業私有化的惡夢。雨傘運動亦需要支持以下訴求:

★全民退休保障 - 不要老年貧窮
★最低工資$40,標準工時40小時,外傭得到平等權利及保護
★凍結租金,大量增建公屋,給予年輕人居所

雨傘運動若要擴大,爭取更多支持,抗衡反占領陣營,就要支持這些訴求。梁振英會說這些訴求也是「不切實際」。但若果將真普選的抗爭連系至反資本主義的鬥爭,將可創造勢不可擋的運動。

延續雨傘革命 在中學組織真正的獨立學生會

為了爭取真普選,要求撤回人大決定,「雨傘革命」撼動了港府及中共,讓我們見證了香港的歷史。運動得到了全世界關註,全球數十個城市發起聲援行動。學生帶頭於9月22日發起罷課,超過24所大專院校及百多間中學罷課,後來200多人闖進公民廣場受到警察鎮壓,然後燃點起了這場運動。

組織起來,對抗梁振英!

近日傳出梁振英收受澳洲公司UGL約400萬英磅(約5,000萬港元),卻從來沒有申報,涉嫌嚴重違反多項法例和行政規定。我們不能姑息梁振英及整個腐敗的製度!

我們永遠不會忘記,9月28日,警察動用87枚催淚彈鎮壓手無吋鐵的學生及普通市民。自人大8月31日的決定以來,新一輪的政治打壓陸續展開。在這場運動中,被逮捕的學生很可能會被秋後算帳,受到比以往加倍的政治檢控。我們絕不能以沈默縱容政府的惡行,當務之急的是組織起獨立戰鬥的學生組織!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3:21:40

抵抗學校打壓

罷課運動期間,許多中學生希望在學校自發罷課,都被校方阻止。一些學校校方雖然被迫退讓,但仍以高壓方式壓製學生。部分學校「安全」名義把學生困在校內,不允許外出,甚至禁止同學去洗手間。也有學校致電家長施壓,要求將同學帶走。教聯黃楚標中學學生在操場邊一字排開坐,再輪流被老師問話。學校變成了一所監獄,校長變成了獄卒,阻止同學組織會議、派發宣傳罷課的單張,甚至一些學校連派黃絲帶也被禁止!
雨傘運動期間的罷課組織面對重重打壓,包括建製派抹黑、校方威脅「記大過」、「不準升班」等。

建立具戰鬥力的真正學生會

因為中學生之間欠缺一個獨立、由下而上的全港學生組織,當組織罷課的學生受到打壓時,往往不清楚如何應對,與其他學生之間也沒有協調。全港的中學生需要一個貫穿所有中學的機製,讓所有希望參與鬥爭的學生都加入到這個獨立學生會中,定期舉辦會議,討論及投票決定下一步的行動。

如果香港有一個真正為學生爭取權利的學生會,在罷課期間,若有任何一間中學受到校方打壓,我們可以將消息立即向傳媒公開,向學校作出反擊,發起聲援行動等。一個真正的學生會不應受到校方任何控製,面對打壓時,可以有效團結集體力量,不會孤軍作戰。

現時全港各中學的官方學生會都受學校校方控製,所有決策及行動都需要經過校方批準,學生並沒有自己的獨立組織。當學生嘗試爭取權利或校製的改革時,往往處於弱勢。我們於將軍澳中學生成員便反映,他代表學生會與校方開會時,曾提出一些校內改革,例如修改只能在地下操場飲食、早上必須於操場集會等條例,老師立即回應「校規上已有的條例不用再討論,沒有可能修改」而終止對話。事實上,學生會只是像政府的一個假諮詢民意的機構,實際權力始終在校方一邊。

學生應該有權組織屬於自己的獨立學生會,由學生選舉產生代表,並且有權力與校方共同製訂校政。只有具戰鬥力的學生會,才可團結學生,捍衛校園民主!

全港大罷課行動認為,通過今次罷課運動建立起來的罷課委員會應該保存下去,並轉化為未來獨立學生會,不受校方控製。為了在日常捍衛中學生的權利,也為了重建民主鬥爭的群眾基礎,指明戰爭的新路向,獨立學生會是必須的。

雨傘運動給予我們真正徹底改變香港的機會,實現我們久等的真民主。我們受夠了那些欺騙與語言偽術。但是,要達到最終勝利,群眾需要更有組織,包括工人組織工會、學生需要組織獨立的學生會,為了抵抗未來政府、主流媒體和警察的攻擊。從雨傘運動中再次見到,泛民領袖及和平占中並無能力帶領鬥爭,相反,他們正充當著運動的煞車掣。這批政治明星和學者害怕群眾會「失控」,往往寧願與政府談判,即使只是沒有結果的假談判。雨傘運動反映了群眾有能力擺脫這批領袖,建立起新民主運動。這個組織需要由下而上民主地建立,不可能一日達成,需要由零開始。

全港大罷課行動認為,通過今次罷課運動建立起來的罷委會應該保存下去,並轉化為未來獨立的中學學生會。

占領者無視禁製令 堅決留守

高等法院頒布禁製令,禁止示威者占領旺角及金鐘部分占領區,有效期至星期五早上十時。經過了一輪警察暴力,建製陣營動用法院國家機器作為恐嚇手段,但占領人士無視禁令,繼續堅定留守。

示威者抵擋了警察的胡椒噴霧,以及警察毆打的致命武力,且本身為了堅守占領已經犯上非法集結罪。禁製令決不會成功驅趕示威者,在法律技術上本身也難以執行。因此,這最多只能造成輿論恐嚇,令未加入占領的市民不敢加入。梁振英政府要妖魔化旺角占領區,宣傳示威者為「激進勢力煽動」、「外國勢力介入」,務求令其失去大眾支持。現在除了堅守占領區,亦需要有組織的宣傳行動,說服更多群眾參與。

正如梁振英之前所講,談判不代表不清場,政府現時兩手準備,在今天(10月21日)準備與學聯談判之際,背後繼續放劍打壓運動。可以肯定的是,梁振英及背後的大陸政府態度非常強硬,談判不會有任何實質結果,而只是梁振英拖延戰的手段,令占領運動的民意消散。此外,學聯代表了整個運動去作談判,容易讓政府以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段去分化運動。

談判應該作為平臺,去宣布下一輪的抗爭行動。從社會討論「占中」開始,社會主義行動一直強調,單靠占領運動的力量並不足以迫使政府妥協,需要將運動進一步升級,例如罷課、罷工、罷交稅等。現在迫切發動罷課罷工,以進行一天為開始,然後逐步延續及升級。10月28日正值警察投擲催淚彈一個月,在當天發動罷課罷工將對一個月以來警察暴力的最好回應。

有說法指現在占領人數正在下降,不是行動升級的時候。社會主義行動的看法正好相反,若果運動領袖發起升級行動,才能加強群眾再參與的信心。正如《明報》最近一份民調,超過75%成受訪者贊成行動應該升級,如展開「不合作運動」、持續占領及罷工等。現在欠缺的是一個由下而上組織的民主行動委員會,讓占領人士及團體決定下一步的抗爭方式。

香港雨傘革命深入探討

從尚在進行的雨傘革命中,得出了什麽重要經驗?

這次運動參與者數以十萬計,其豐富性及創造力,即使我們社會主義者也未能想像到。我們不像政府及其他人,我們一早預計到會有運動爆發。工人國際委員會(CWI)支持者,社會主義行動,香港形勢愈來愈趨向爆發局面。香港貧富懸殊在已發展經濟體最嚴重,每五人中就有一人處於貧窮。最近一項調查發現,41名億萬富翁所擁有的資產,等於香港74.4%的GDP,只有斯威士蘭的財富集中度比香港更高。香港的房屋是全球最貴,很多正在占馬路的年青人預期要與父母同住至40歲。

現時,民主抗爭陷入僵局,加上中共拒絕退讓,是社會矛盾爆發的觸發點。雖然香港人在2017年選舉特首有投票權,但卻不能選出心儀政府,而這權力正在中共手裏。

以往的大規模遊行都失敗告終,原因在於資產階級民主領袖的錯誤政策。他們為了不要驚動北京,就堅持香港民主是香港事務,而不將運動連系到中國大陸這個更缺乏民主的地方。這就如我們說,機艙裏有吸煙與非吸煙座位 - 但兩邊乘客卻是呼吸著同樣的空氣!中共可以在香港受到挑戰,但只有在中國才能被完全打倒。同樣,這些領袖支持資產階級「民主」,但資本主義根本不想中港有民主。資產家與獨裁製同床共枕,他們懼怕民主「改革」會如水壩排洪,小小修改會激起洪流,淹沒獨裁者以至整個資本主義製度。特首梁振英最近就不慎脫口,說如果有真民主貧窮人士就會主導選舉。一名中共高級顧問王振民講明「香港的資本主義就會停頓」!

當全球資本家也賴以中國經濟生存之時,中共獨裁者認為自己實力雄厚,根本不用作出半點讓步。表面上這論述是正確,但事實卻是相反。中共正處於嚴重分裂及掙紮求存的邊緣,這也是資產階級民主派不理解到。

民主陣營內部有什麽勢力?

今次的運動參與者涵蓋不同階層,有老有嫩,而大部分人也不是任何政黨的支持者。在跛腳立法會內,民主派各大黨代表著各派的自由主義,一些團體較接近瑞典的右翼社民黨。民主黨等所謂 「溫和派」政客一直主張和獨裁者妥協,循序漸進的路線。但這種方式已經沿用了超過30年,並沒有帶來任何出路,雨傘革命正正在這背景下爆發。即使如此,這次運動還是爆發了,並將這些領袖貶為配角。

此外,也有另一「占領中環」運動,雖然名為「占中」但卻在今次運動毫無角色,且一直設法避免現時的運動。它原意是以一個平淡的占領行動「交差」,占領五日後向警方自首。「占中」領袖拖延運動超過一年時間。 最後,年輕人等得不耐煩,尤其是罷課一星期的學生,在沒有這些「領袖」帶領下行事。

如果當初運動是由這班領袖主導的話,規模和膽量一定不能與現時相提並論。 WPZOOM在9月28日,警方發射第一枚催淚彈後,「占中」領袖已經呼籲群眾撒離,之後亦再不斷發表同類講話,要求縮小占領規模,甚至全面撤退。但是,他們也承認了自己不能控製運動。

可惜的是,當這些領袖大大被邊緣化時,他們混亂而錯誤的思想仍廣泛流傳,例如就如何挑戰獨裁政權、該提出什麽訴求等問題。原因是他們並沒有被挑戰,沒有被清晰的替代方案所取代。

現時出現了政治理念的真空,且過度依賴 「行動」。行動固然重要,但很多年青抗爭者只是集中於行動,而忽視了思想的重要性,忽視了需要透過辯論得出的一個致勝的戰略。很多勇敢的參與者說 「我要站出來」,但他們並不相信可以打倒中共獨裁政權,也不相信中共會改變對香港普選的取態。關於綱領和策略的鴻溝,就是社會主義行動通過活動去填補的地方。

現在形勢如何,下一步會發生什麽?

情況每日都在變化,突然而來的變化可以影響整體的方向。占領行動已經持續了三個星期,盡管政府大規模使用暴力、警察搜捕、甚至流氓打手的襲擊,但都徒勞無功,反而激發了民情反彈,擴大了占領規模。在10月18日,旺角這個社會主義行動所活躍的工人階級社區,更取得了一場大勝。警方早上發動突襲,出動泥頭車等重型機器搗毀了占領區的街壘和帳篷。但當天傍晚超過一萬名群眾反攻,重建街壘並迫使警方後退。而由於警察使用愈來愈危險的武力,令民眾也付出了不少受傷的代價。警察甚至有意地襲擊和逮捕記者,因為要控製新聞發放。

今次是集體行動的典範,要在此之上建立運動,我們需要一個真正的基層組織。我們多次強調,需要建立一個民主的行動委員會以維持占領行動,可惜現正缺乏這點。現時運動沒有領導也沒有組織。長遠而言,任何占領運動都難以維持長時間的,因為參與者會疲勞,人數會下降。因此我們強調,要使運動成功就必須將行動升級為罷課罷工行動,以一天的罷課罷工作為開始。

香港現時僅有的自由空間會否進一步收窄,或是相反?

這取決於鬥爭如何展開。毫無疑問,中共專製政權及其香港傀儡想剝奪民主權利、打壓更「激進」的政團,以及操縱下一屆的立法會選舉,以削弱反對派的力量。他們熱切希望通過廿三條,方便打壓抗議權利及以言入罪。假如廿三條獲得通過,工人國際委員會 - 就如在中國境內一樣 - 將被取締。

但即使現時的運動不能取得成功,變得筋疲力竭,也並不一定表示政府能夠徹底通過這些反民主的計劃。他可能會蠢蠢欲動,但卻會面臨阻力。這場鬥爭已經使數十萬人變得更激進和憤怒,尤其是年青人。警方淪為政權打手,而被視為過街老鼠。從現時示威者稱警察為「黑警」就可見這點,指的是警察與黑社會狼狽為奸。

無論短期結果是什麽也好,最有可能的情況是政府面臨長時期的政治危機,並隨時再次爆發大規模示威。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3:23:00

工國委在鬥爭中起到什麽作用?我們面對著哪些困難?

這場運動非常復雜,且包含著很多不同的甚至相沖的派別。除了要面對警察和流氓暴徒的外來攻擊,同時也存在著內部隱憂。內憂包括了不停宣揚失敗主義的「和平占中」和妥協派,亦包括帶有無政府主義傾向的極右本土派,粗糙而民粹地批評妥協派政客,並混合反大陸人的種族主義和反左翼的威脅。因此,鬥爭中存在著一些「烏克蘭特征」,幸好沒有烏克蘭那麽強烈。

本土派顯然存在於占領區,特別是旺角。相比起政總和金鐘的占領區,旺角占領區更強硬和「反領導」。本土派也以民粹的方式來收割獨立的情緒,但他們沒有任何實行的策略。有些本土派對西方帝國主義存有幻想。不過西方國家多半只是在細枝末節上譴責獨裁的中國,仿佛這樣就足以打垮這政權。

社會主義行動多次受到本土派的攻擊和抹黑。他們曾對我們街站包圍叫囂,並在網上威脅要將我們趕出占領區。當我們的成員遭到親政府暴徒的肢體攻擊時,本土派加入襲擊,並叫囂要我們關閉街站。我們已經製作傳單曝露他們的目的和手法,堅守自己立場。有時我們能夠分割他們,並令群眾反對他們。在目前的鬥爭中,他們在一定程度上被視為「偽激進派」,例如他們在10月18日早上警察清場時消失了,卻把占領區丟給其他人來保護。而且有本土派團體愈來愈被懷疑有中共滲透。

社會主義行動是唯一一個政治團體將民主鬥爭連系到反資本主義鬥爭上。我們認為這種連系不單單是一個「好主意」,而是民主鬥爭能夠通往勝利的唯一道路。不但因為資本家支持著獨裁政權,而且民主運動要推翻獨裁政權的話,就不能將自己限製爭取「真普選」之內,更要爭取一個社會主義的解決方案,徹底改變這個導致貧窮、剝削的經濟製度。只有社會主義行動說雨傘革命必須蔓延到中國。

我們的任務就是嘗試指出前進方向,提出分析和戰鬥口號,避免運動偏離正軌。同時,無論是整個左翼,還是社會主義行動在左翼群體中,可惜的只是一個少數派。雖然許多工人都加入了占領行動,但工人階級還不是一個有意識、有組織的力量。需要社會主義者,工國委,要成為更強大的聲音,所以要嘗試建立和政治化群眾鬥爭。比如我們在推動罷課扮演先驅的角色,同時我們也希望招募更多的成員,增強力量。這最能夠保證未來的鬥爭浪潮會在一個更強大和更清晰的位置上展開。

反對占中搞公投 引導群眾妥協

學聯、學民思潮及占中三子於10月23日晚突然宣布,將於周日在金鐘集會現場舉辦電子公投,決定是否接受以下兩個政府的談判條件:向中央政府提交一份民情報告,以及設置多方平臺討論2017年後的特首選舉。

占中三子急急兩天內舉行公投,從沒有在占領區內與公眾討論,更沒有讓參與者製定公投選項。這次公投的議題設定明顯引導輿論,集中討論是否接受政府的爛回應,而不是抗爭下一步如何走。

這是占中及泛民重奪運動主導權的手段,為準備解散運動而鋪路。社會主義行動對此感到遺憾及憤怒。最令人失望的是,學聯及學民思潮都為這場公投站臺。

每次學聯及學民違反占中意願,所作出的決定往往是正確的。無論是七一占中預演還是九二二罷課,學生都沒有占中三子的背書,但卻能反映到群眾的鬥爭情緒。可是,現在學聯/學民為戴耀廷站臺,此人曾多次公開呼籲撤離。是占中改變了立場,還是學聯/學民?

泛民及占中只有信心掌握金鐘的話語權,因此只有金鐘占領區才可投票,而「失控」的旺角及銅鑼灣則無票可投。這種公投由上而下官僚製定遊戲規則,架空占領者的決策權,正是我們正在反對的小圈子選舉。

學聯否認公投與撤離有關系。但恰巧的是,戴耀廷在同一晚在社交網路撰文表示,「占領行動不可能無了期進行」…「占領日子必有完結的一天」,而「延續運動占領行動結束後必須有其他行動,延續和平非暴力的抗爭」。我們必須緊記反國教運動的慘痛教訓,在主辦方宣布「階段性勝利」、「運動要遍地開花」後,整場抗爭無疾而終。

學聯表示今次公投可作民意回應,向政府施壓。談判後群眾繼續占領,已是最清晰的民意表態,再作公投根本多余。真正要向政府施壓,應該集中討論如何將行動升級,強化群眾力量。

占中發起人在整場運動裏,除了多次呼籲撤離,就沒有起到任何作用。學民及學聯代表了促發運動的罷課學生,但由於兩個組織政治上都歸屬泛民主派,因此與之緊密合作,不敢打破他們的政治框架,限製了運動進一步發展。

社會主義行動並不反對就運動策略進行商討和表決,但必須有更充分的討論,更民主地製定公投議題及機製,否則公投遊戲只會淪為小圈子操控運動的手段。不少獨裁者都曾利用公投弄權,合理化專製統治,真心爭取民主的人,絕不應該仿效壞榜樣。

廣場投票擱置後,占領運動如何走下去?

和平占中、學聯及學民思潮決定擱置廣場投票,承認今次決定投票前,與群眾商議不足,為此向公眾道歉。

社會主義行動歡迎這一決定。在戴耀廷提出公投後,我們指出投票的選項及機製未經群眾商討,倉卒進行投票,對凝聚民意及團結群眾並無幫助。我們支持運動要有商討及表決,但必須有更充分的討論,更民主地製定投票議題及機製。這需要由下而上建立民主的行動委員會,開放予占領人士及團體參與。

網上及占領區都有很大反對今次公投的聲音,但社會主義行動是唯一的團體,正式表明不支持舉辦是次投票。

我們分別在旺角及金鐘派發傳單,解釋反對是次公投的原因,但在金鐘占領區,和平占中單位阻止我們。其中工黨的郭紹傑更威脅我們收起橫額,否則「搵人過來搞你」。及後,有約20名金鐘義工到場,但經過社義行動成員解釋後,他們贊成我們的立場,並表示支持廣場的言論自由,然後散去。這些普通的義工並非完全受泛民控製,有自己的獨立思考,民主意識比所謂的泛民更高。

現在有必要重啟罷課,以罷課一天作為開始,對抗警察暴力,迫使梁振英及曾偉雄下臺。學聯等主要團體應該盡快宣布罷課日子。9月的罷課是香港群眾運動的一大進步,也因此啟動了雨傘運動,但也應從之前罷課汲取經驗 - 如果有民主的罷委員去組織大規模學生群眾參與,並協調各校各系的罷課,罷課的力量會更強大。

占領區需要一個民主的行動委員會,有協調、有系統地運作,不但可以更有效鞏固保衛占領區,並提供平臺讓所有人通過商討、辯論及投票,民主地決定運動的下一步升級行動。其他抗命手段要與占領街道同時進行,作為補充和將運動升級的手段。

2014同誌遊行:撐同誌!反歧視!

一年一度的同誌遊行將於11月8日舉行,由銅鑼灣維園遊行至添馬艦公園,與占領金鐘的群眾會合。群眾正在堅守雨傘廣場,也不忘同誌權利也是民主權利的重要一環。

雖然香港沒有統計同性戀人數之正式調查,根據現代學者一般同意認為同性戀者人數約占整體人口的6%至10%。按此推斷,本港的同性戀者人數估計約為60-70萬。如果有效組織起來,爭取同誌工人的平權,將是一股強大的抗爭力量。

為保障同誌條例而抗爭

保障同誌的法案受到建製派大力反對,保守的教會、家長及辦學團體也不支持,聲稱會沖擊傳統一夫一妻製的觀念。《反性傾向歧視條例》的立法在立法會討論也被禁止。平等機會委員會正檢討現行歧視條例,當中建議將異性及同性關系的「事實婚姻」納入保障範圍,也受到建製派反對。李偲嫣組成的建製流氓組織「正義聯盟」,更將多元性向妖魔化為侵犯兒童的惡魔。

當然,單靠立法並不足夠保障同誌權利,因為在資本主義製度下,法院和警察往往都立場偏頗,而起訴人亦要付出大量時間和金錢代價。如果歧視的風氣不滅,不少受欺壓的同誌也不敢提出申訴,真正能申張公義的個案可謂萬中無一。

保守的經濟政策

近年,撐同誌與反同誌的沖突愈加激烈,並不是偶然,而是整體社會及政治鬥爭激進化的背景下帶來的。同誌平權並非單純抽象的改變社會觀念,而是挑戰背後的政治經濟製度。

早前建製派立法會議員張宇人早前在立法會口出狂言,指若果同誌獲得有薪侍產假,將會讓變性人呃假期!其所屬的自由黨除了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外,更同樣反對訂立標準工時、全民退休保障等有利工人的福利。

建製派除了要維護保守家庭價值,更要保護既得利益。如果同誌在法律上可以組成家庭,也就可以以家庭為單位申領房屋、醫療和教育等基本生活保障。對資本家和政府來說,這會打破「大市場、小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教條。

粉紅鈔票 - 不要商業化!

去年,香港同誌遊行的贊助商數量創下新高,多達26家,其中不乏醫療、保險、銀行、婚姻中介等新近開發同誌業務的產業。六間有資金贊助的公司贊助額分別從1萬到10萬港元不等。資本家看中同誌群體是新消費市場,急急打著支持平權的名義,撈一筆「粉紅鈔票」(Pink Money)。在美國、加拿大及阿根廷等國家,財團的入侵令運動趨商業化。

這些商業機構一方面在香港表面支持同誌,但它們也不介意與嚴酷迫害同誌的獨裁政府(與沙特阿拉伯、巴林、埃及等)合作,在那些地方對同誌權利緘默不言。花旗銀行及摩根士丹利尤其如此。

社會主義者支持同誌有更好的社會服務,但商業機構只會照顧到中上階層的小撮人,絕大部份的基層同誌被視若無睹。粉紅鈔票將運動去政治化,變成自成一角的消費活動,而非挑戰製度的抗爭。高消費力的階層的聲音淩駕基層,掩蓋基層及工人階級同誌的訴求:同誌勞工保障、加大同誌公共服務、防止學校及職場欺淩等。

保守宗教勢力往往與資本權貴互相勾結,因此同誌平權的運動也是挑戰資本主義的鬥爭。同誌工人需要大量加入工會,並將同誌議題納入工人抗爭。工人階級與窮人要跨越性傾向歧視的分化,團結抗爭。只有在社會主義製度下,才能徹底消滅性傾向歧視、性別歧視與種族歧視。

保衛旺角占領區 抵抗法院警察打壓

需要組織民主糾察隊 有效守護陣地

雨傘革命堅持了超過40天,警察多次用盡暴力清場,始終無法驅散勢不可擋的民意。APEC會議於11月11日結束,早有傳警方多個星期來部署清場。習近平與梁振英在雨傘革命爆發以來首次會面,為特首打壓運動打了強心針。

法院延長臨時禁製令,針對的地點包括介乎亞皆老街及登打士街之間的彌敦道、介乎通菜街及砵蘭街之間的亞皆老街西行路段、及中信大廈龍匯道及添美道的出入口。今次法庭執達吏將加強與警察合作,屆時將有7千名警察隨時候命。法官亦強調示威者可能會觸犯藐視法庭,製造白色恐怖。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保衛旺角占領區,現在需要大力動員,為未來幾天的戰爭準備。此外,當務之急是組織民主的糾察隊,用作協調守衛工作。

我們譴責法院禁製令,因為法庭只顧保障商人利益及財產權,無視市民示威及集會的自由。雨傘革命的第一天就是違法抗命的,「法治」只是權貴的政治工具,我們不應順從。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3:24:16

運動需要升級

梁振英恃著背後的大陸政府撐腰,態度非常強硬,在普選立場上不讓半步。現在單靠占領的力量不足以迫使他妥協。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支持並參與占領行動,但我們認為,根據全世界的占領經濟(美國、西班牙、希臘等),要長時間維持占領是非常困難的,因此,罷課罷工相當重要,尤其罷工是更有力的鬥爭手段。因此,現在有必要重啟罷課,以罷課一天作為開始,對抗警察暴力,迫使梁振英及曾偉雄下臺。學聯等主要團體應該盡快宣布罷課日子。9月的罷課是香港群眾運動的一大進步,也因此啟動了雨傘運動,但也應從之前罷課汲取經驗 - 如果有民主的罷委員去組織大規模學生群眾參與,並協調各校各系的罷課,罷課的力量會更強大。

需要民主行動委員會

為了面對更大的挑戰,占領區需要一個民主的行動委員會,有協調、系統地運作,不但可以更有效鞏固保衛占領區,更重要是提供平臺讓所有人通過商討、辯論及投票,民主地決定運動的下一步行動,包括集體罷交稅、罷交差餉等群眾抗命運動,也有必要展開討論。其他抗命手段要與占領街道同時進行,作為補充和將運動升級的手段。在運動爆發的首幾天,自發松散的占領者以無比的熱情發起了行動,但運動要有策略部署及組織,就需要民主組織運作抗爭。解決出路在每個占據地點建立行動委員會,以協調動員工作及組建自衛隊,類似的民主組織也要在學校和工作場所中成立,推動罷課罷工。

將雨傘革命由香港傳到中國!

梁振英的態度極為強硬,是因為背後有中共撐腰。顯然,除非雨傘革命能演化成威脅中共統治的革命鬥爭,中共絕不會讓香港有真正的普選,更莫說在大陸民主上退讓。而要威脅中共統治,雨傘運動就不能限製在港,必須擴散到中國大陸,尤其鼓動大陸血汗工廠工人的鬥爭。這是唯一一個能擊敗中共獨裁者的戰略。如果中共真的如此強大,就不會害怕香港有真普選。中共害怕真普選就正好反映其外強中幹,他們知道自己的統治命懸一線。

建立工人政黨

雨傘革命的成敗一定要以實質改變,而非所謂「公民覺醒」來衡量。梁振英政府必須下臺,但不要換人不換製度,我們要求立即實現真普選,要求真正民主選舉產生繼任者,廢除中共和資本家壟斷的提委會,不可以限製參選人。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這也應該聯系到以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立法會,議會代表均由普選產生,人民並擁有隨時召回的權利,而政治代表的薪金應與普通技術工人工資看齊。我們將民主鬥爭與反資本主義的必要連系起來,需要建立新的工人群眾政黨,來整合這場運動的工人階級與左翼分子。中共在港利益千絲萬褸,雨傘運動也要挑戰操控香港的商賈鉅富,並且為社會主義替代和民主控製銀行等贏得支持。這是唯一能夠解決貧富懸殊、地產霸權、工資停滯及公共事業私有化的惡夢。

保衛旺角 行動升級 罷課罷工一天

需要召開群眾民主會議 決定下一步行動

雨傘革命堅持了超過六個星期,占領群眾爭取民主的意誌堅定,無懼警察多次暴力清場,民意勢不可擋。早有傳警方多個星期來部署,於北京APEC會議結束後清場。習近平與梁振英在雨傘革命爆發以來首次會面,為特首打壓運動打了強心針。

法院延長臨時禁製令,今次法庭執達吏將加強與警察合作,屆時將有7千名警察隨時候命。法官亦強調示威者可能會觸犯藐視法庭,製造白色恐怖。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保衛旺角占領區,現在需要大力動員,為未來幾天的戰爭準備。此外,當務之急是組織民主的糾察隊,用作協調守衛工作。我們譴責法院禁製令,因為法庭只顧保障商人利益及財產權,無視市民示威及集會的自由。雨傘革命的第一天就是違法抗命的,「法治」只是權貴的政治工具,我們不應順從。

行動升級 占領學校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占領行動,但顯然單靠占領一招,力量並不足以迫使政府妥協。運動必須升級至更有力、更有效的抗爭手段。占領運動可以擴展至大學,由學生及市民占領校園,並將之化為鬥爭陣地,舉行群眾會議、紮營留守、爭取公眾支持。學生罷課激起了雨傘革命,如果認真呼籲占領學校,可以展開新一波的鬥爭。占領學校應該與新一輪的罷課連系起來,我們曾經提出過重啟罷課,以罷課一天為開始,學聯等主要團體應該盡快宣布罷課日子。罷課後更要呼籲工人罷工。罷工會造成巨大的經濟影響,其效果比罷課更強大。

9月的罷課是香港群眾運動的一大進步,也因此啟動了雨傘運動,但也應從之前罷課汲取經驗 - 如果有民主的罷委會去組織大規模學生群眾參與,並協調各校各系的罷課,罷課的力量會更強大。

需要民主行動委員會

在運動爆發的首幾天,自發松散的占領者以無比的熱情發起了行動,不論是參與人數、抗爭手法與意誌,雨傘革命是香港多年來最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但運動要有策略部署及組織,應對更復雜的局面,就需要民主組織運作抗爭。現時運動欠缺內部民主,沒有平臺讓參與者共同商討及決定下一步行動,令運動欠缺清晰的方向。

我們將面對警察政府清場,加上占領區附近的居民及商鋪受到影響而產生怨氣,但如果能令群眾對運動的成功有更高期望,就可令更多人準備為運動付出更多。由於運動「領導層」未能給予清晰方向及計劃,令占領群眾感到運動失去方向。

運動的重大決策由泛民政客、和平占中、學生領袖及民間團體組成的「五方平臺」主導,但沒有經過占領群眾授權。和平占中從開始以來不停呼籲撤離,遏製運動進一步發展。這與2012年反國教運動一樣,當時反國教大聯盟組成小圈子領導層,最後私下決定解散運動,沒有經過民主商討,令運動無疾而終。

五方平臺往往在閉門會議後,沒有與群眾商討,直接通過媒體向公布決定。社會主義行動一貫批評由上而下的手法,我們認為運動需要行動委員會及定期的群眾會議。現時占領區的論壇多為抒發意見,但沒有實質決策權。民主的領導已是當務之急。現時的領導不是準備投降(例如占中及泛民),就是不知下一步如何走。

本土派在運動裏唯一所做的只是批評泛民領導,但他們提出的「沒有大會」只是一句空泛口號,沒有為運動帶來明確方向。實際上,因為領導層沒有民意授權,而且對下一步行動不知所措,愈來愈陷入分化,現在運動已無領導可言。這就是本土派提倡不要領導的結果!

我們面對有強大組織的獨裁政權,自己當然需要有力的領導會議,去討論行動策略及政治訴求。這個領導層需要由運動內的底層選舉出來,並受其監督。領導層的討論需於群眾會議討論(反對由上而下的「大臺」),讓參與者提出不同的建議並互相辯論,不要篩選發言者。解決出路在每個占據地點建立行動委員會,召開群眾會議,公開民主地討論運動的下一步,如何行動升級,以及如何對抗政府打壓。

運動要面向工人窮人

梁振英早前說不能讓月入萬四元以下的窮人有平等選舉權,否則「政策會傾斜於窮人」。政府搞假普選的目的可謂呼之欲出,就是為了維護富人當道的精英製度。因此,爭取民主本身就是一個階級鬥爭,勞苦大眾不僅挑戰中共獨裁政府,更挑戰香港的資本家。不民主的政製得以維持,資本家就更容易否決一切威脅其利潤的政策。

運動若要動員廣大的工人階級參與,尤其是升級至罷工這有力的抗爭手段,就需要納入勞工訴求,包括提高最低工資、八小時工作製、全民退休保障、集體談判權等,連系至打破商家權貴操控經濟的亂局。這不但不會分散焦點,反而更能凝聚抗爭力量。

建立工人政黨

雨傘革命的成敗一定要以實質改變,而非所謂「公民覺醒」來衡量。梁振英政府必須下臺,但換人更要換製度。我們要求立即實現真普選,要求真正民主選舉產生繼任者,廢除中共和資本家壟斷的提委會,不可以限製參選人。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這也應該聯系到以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立法會,議會代表均由普選產生,人民並擁有隨時召回的權利,而政治代表的薪金應與普通技術工人工資看齊。我們將民主鬥爭與反資本主義的必要連系起來,需要建立新的工人群眾政黨,來整合這場運動的工人階級與左翼分子。中共在港利益千絲萬褸,雨傘運動也要挑戰操控香港的商賈鉅富,並且為社會主義替代和民主控製銀行等贏得支持。這是唯一能夠解決貧富懸殊、地產霸權、工資停滯及公共事業私有化的惡夢。

社會主義行動為以下幾點鬥爭:

捍衛旺角占領區 – 召開民主群眾會議,建立民主行動委員會,決定運動下一步及路向
占領校園,以罷課一天為開始,呼籲工人罷工
踢走梁振英,立即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
打倒中共一黨專政,打倒受其保護的資本財團
民主鬥爭也是階級鬥爭 ─ 建立工人群眾政黨,為社會主義而抗爭

社會主義者對沖擊立會事件的立場

11月19日淩晨,有數十示威者試圖闖進立法會,用鐵馬撞破玻璃門,但未成功進入立會,警察動員胡椒噴霧及警棍暴力鎮壓,有6人被拘捕。雨傘革命持續了五十多天,梁振英政府及大陸政府寸步不讓,唯一的回應就是警察、法院及流氓的暴力攻擊,激起民憤。

警方及港府譴責沖擊者「暴力」,利用輿論抹黑整個運動。事實上,50多日來警察的催淚彈、胡椒噴霧及警棍襲擊,才是製造暴力的最大源頭。即使示威者撞破立法會玻璃門,但未至於胡亂打砸的行動,期間亦沒有襲擊任何人,因此不能構成「暴力」。

然而,泛民議員及和平占中立即譴責沖擊行動,與示威者劃清界線,卻沒有譴責警察暴力!這只會附和了建製派「示威者暴力」的言論,客觀得益的是政府及警方,合理化未來的清場行動。

雖然不排除今次的沖擊行動有警方臥底滲透,但可以肯定的是,這行動反映了激進占領者欲尋找出路的情緒。任何希望運動團結的人都不應譴責今次的沖擊者,而應將矛頭指向政府及警方。同時,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沒有動員群眾的準備,零散的沖擊行動並非有效的升級手段。

運動內部缺民主 部分人寧願零散行動

雨傘革命陷入僵持狀態,沒群眾授權的泛民主派及和平占中主導了運動,卻未能提出行動升級的策略,令不少參與者(尤其年輕人)感到不耐煩。愈來愈多人希望行動升級,卻得不到泛民政客回應,唯有繞過「大會」發起零散沖擊。

更重要的是,運動欠缺一個民主的平臺,讓占領者具實質的決策權,商討下一步行動。不少占領者不滿「金鐘大臺」壟斷了話語權,扼殺運動內部的聲音。由泛民、和平占中、學聯、學民及「支援學界全民抗命聯合陣線」組成的五方平臺,只是一個小圈子的菁英領導層,與前年出賣運動的反國教大聯盟性質相似。特別是所謂的「聯合陣線」只是一堆親泛民的民間團體,沒有經過群眾授權,又封閉起來不讓外界參與,但卻突然成為運動的「領導層」!

「和平占中」糾察隊並非由占領者選舉產生,不受占領者監督,多次作出不民主的行為。例如,社會主義行動曾在金鐘占領區擺設街站,反對和平占中的廣場公投,被和平占中糾察領導包圍,威脅要立即停止。

占領者急切希望行動升級,社會主義行動理解這種情緒,也認同行動需要升級。但我們必須指出,在沒有準備動員的情況下,徒具形式的行動難以成功,甚至讓警方伺機製造混亂,為清場製造藉口。

「沒有大會,只有群眾」?

熱血公民為了收割這批沖擊分子的支持,無條件「支持」今次沖擊行動。他們的目的是突顯自己比泛民「激進」,卻沒有指出提出運動升級的正確策略。「沒有大會,只有群眾」不過是騙人的口號,正因為本土派倡議「不要領導」,令今天運動陷入僵持狀態。運動面對有組織的警察、法院、黑幫及資產階級傳媒,自己又怎不能不組織起來迎擊。

單靠占領不足 行動需要升級

在雨傘革命最初,自發堵路雖然展示了強大力量,但我們由始至終強調,運動需要延續下去,就一定要一個民主的行動委員會,讓占領者民主決策,一致行動。

顯然單靠占領一招,力量並不足以迫使政府妥協。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運動必須升級,應朝著有組織的方向走,包括重啟罷課、發動罷工等。運動必須升級至更有力、更有效的抗爭手段。

最重要的是,運動需要公開提出推翻中共政權,呼籲中國的工人階級和受壓迫者鬥爭,只有如此才能為中港兩地贏得民主權利。

社會主義行動提出以下幾點:

譴責警方暴力襲擊立法會外的示威者
暴力源自警方,停止譴責占領者「暴力」
重啟罷課,鼓動罷工,以有組織的方式行動升級
建立民主行動委員會,民主決策,一致行動

訪問韓連山:良心抗稅運動

雨傘革命尚在進行,不少占領者急切希望行動升級,展開更多方面的公民抗命。最近,港大講師蔡先生發起「良心抗稅運動」,連同一班藝術界朋友以及韓連山老師組成。社義行動成員訪問運動成員韓連山,了解抗爭的理念及操作。

運動呼籲市民分開多張支票交稅,增加政府的行政成本,表達對梁振英政府的不滿。這手法固然不能癱瘓政府運作,只是姿態性的抗爭,但希望激起更多人對抗稅有興趣。此外,立法會有權查到響應抗稅的人數,等於變相公投,可以量化民意。

韓連山表示,雨傘革命經過了這麽久,政改三子不理,建製派議員不理,政府的全是庸官廢官,但市民還要交稅出糧給他們,一定要有堅定的心態,跟它們對著幹。希望即使雨傘革命結束後,會有團體展開其他不合作運動,遍地開花。

第一階段,運動呼籲市民在今年年底交稅時,分開幾時邀交,每次繳付$68.9或$689元。他們製作了一批原子印,例如 「陸佰捌拾玖圓」($689)、 「陸拾捌圓玖角」($68.9)、「陸圓捌角玖分」($6.89)、「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我要真普選」等,供市民借用,方便市民分開多張支票交稅。

抗稅運動上周在金鐘進行街站,每天有8-10人立即蓋印參與。韓連山說:「很多市民都贊成,覺得好玩有趣,而且合法,不會有太大後果。」

此外,市民也可於透過網上銀行或信用咭,分開幾次納稅。

策略上,由於第一期少交稅項,會罰款整筆稅項的5%,成本較沈重,因此暫時只是分數次繳交的方式,作出姿態性的抗爭。在下年4月前,將是第二期繳稅,屆時就會呼籲市民少交10元,這將會造成更大壓力,同時罰款只占10元的5%(0.5元),成本較輕。

事實上,保自聯兩年前曾經發動少交10蚊稅運動,但韓老師表示,那時社會氣氛仍未激烈,當時響應的人不多,運動未能成功。但人大落閘後,社會形勢不同了,相信會有更多人響應。

其他團體亦有發起遲交公屋租金,也有討論關於在差餉和水費方面的不合作運動。他有信心,占領區即使清場,也會有更大規模運動,下一波的對抗行動將更厲害。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3:25:18

澳門博彩業工人運動及獨立工會

博彩業作為澳門經濟的重要支柱,一直吸納了大量勞動人口,並為澳門經濟在帳面上帶來了可觀的增長。然而,就如同世界上所有資本主義體製社會一樣,帳面上漂亮的GDP增長根本不會惠及基層勞動人民。澳門賭場老板賺得盤滿砵滿,員工卻深受剝削。近期澳門澳博、美高梅、星際三家娛樂場的員工自行發起了工業行動,要求改善工作待遇、廢除不合理的職位製度等。就此我們訪問了協助這次工業行動的獨立工會「FMGI 澳門博彩最前線」副理事長李國強,他向我們詳細講述了澳門博彩業工人的現況。

對於近日博彩業工人發起的集體請假及按章工作行動,李表示這是要趁「黃金周」時段所作的抗爭行動,是過去三個月以來工運的延續。澳門現時六家博彩業公司存在著相當嚴重的同工不同酬的情況,他舉例指同樣是監場經理一職,永利的薪金要比澳博高出整整一萬(澳門幣,下同),因此具體對工作待遇的的訴求各有不同。比如澳博由於薪金普遍較低,因此他們爭取加薪10%其實也是很低的要求。此外他們也要求與永利及銀河一樣發放十四個月的月薪,要求工作待遇達到市場上的平均標準,亦是一個相當合理的訴求。

同時,這次工人運動的另一個訴求是在於要求廢除「實習主任」這一職位。李國強向我們解釋,實習主任簡單來說就是資方由於人手不足以負擔主任的工作,又想要節省資源而開設的一個所謂「實習崗位」,「其實就是製造了『高級打雜』出來」。六家博企對這個職位都沒有清晰的定義,而且所謂的「實習」也沒有時效性。他指有個案一名實習主任「實習」了七年都未能晉升為正式主任。相反一些與高層關系密切者,「實習」一兩個月就能正式晉升。同時「實習主任」的工作內容包括了一般莊荷和主任的範圍,工作量相當大,而薪金卻只比普通莊荷高二千元,因此有些人寧可拒絕晉升。

澳門從事博彩業的工人占整體勞動人口相當大的比例,但李國強向我們指出,澳門現時沒有正式的工會團體,只有親政府的博彩社團,他們支取政府巨額資助,因此當然不會站到勞方立場去爭取福利。另外也有一些博企自身的員工團體如澳博的福諮會等,基本上不具備工會的性質,多是搞些社區活動。平時並不活躍,但選舉前夕就會舉辦很多免費旅遊,吃喝玩樂(如香港著名的「蛇齋餅粽」)。同時他亦向我們透露澳博是香港聯交所的上市公司,在澳門立法會選舉期間,澳博會動員旗下員工和資源去助選,已有可能觸犯了上市公司的一些規定。他指這是公開的秘密,希望香港聯交所介入調查。

李國強向我們介紹到,澳門博彩最前線成立兩年,曾發起無數次簽名運動、集會和遊行。在今年八月二十五日的一次遊行十天後,治安警察無理指控他們沖擊警方防線,博彩最前線的五位成員被捕,包括李國強本人,他懷疑是由於資方向政府施壓而作出的政治檢控。

一直以來資方和政府對他們多次的示威行動都反應冷淡甚至置之不理。他認為這是由於澳門沒有工會法的關系。他表示博彩最前線雖然以工會形式運作,但實際上只是澳門政府登記的非牟利社團。這次工會運動他們在初始階段主動接受求助個案,並協助整理訴求的。直到最近,美高梅和澳博員工自發舉行工業行動,博彩最前線更變為協助角色。同時亦由於沒有工會法的關系,無法啟動三方會談,集體談判也不過是流於紙面。所以他們未來的目標走上街頭向工人介紹工會法的重要性。

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深知澳門博彩業工人階級是社會中一股極其巨大的潛在力量。假如能夠充分地組織起來必將是改變社會製度的中堅力量。澳門的工人能夠作為一股獨立的力量,不論在爭取經濟訴求抑或是政治訴求的抗爭上發揮更大的作用。

我們支持博彩業員工加入工會,組織起來,爭取工資及工會法例上的保障,向掠奪財富的賭場大亨鬥爭!

澳門博彩業實況:

澳門博彩業發展蓬勃,目前已有35家賭場,市值約3,500億港元。
今年,澳門博彩業員工發動過8次遊行,最近一次為9月13日,有700名澳門博彩控股的員工遊行,要求提高工資及福利待遇,並實施賭場禁煙。
10月3日,「博彩最前線」號召3家博企員工發起按章工作及集體請病假。美高梅約有200-300人響應請病假,澳博則有約100名早更請假,星際有約60名早更請假。

旺角形同戒嚴 占領區被清場

旺角占領區清場後,警察在旺角高度戒備,呼喝並驅趕行人路上的市民,截查路人的身分證及攜帶物品。多段影片拍到,警察亂揮警棍,毆打無反抗、無挑釁的路人。情況形同戒嚴。示威者手無吋鐵,但警察突然以催淚水劑驅趕占領者。

由於香港警隊權威盡失,梁振英唯有躲在法庭背後,用「法治」之名義暴力清場。尤其在彌敦道的清場行動中,執行禁製令的原告代理人就是一批反占中人士,其完全是裝飾工具,為警察暴力清場作掩護,因為以刑事藐視法庭檢控占領者的罪名,會更有阻嚇力。在群眾運動愈趨激烈的年代,不只警察,連法庭的鎮壓本質也表露無遺。

警察禁製令執行期間,以涉嫌藐視法庭、刑事毀壞,及妨礙公職人員執行職務等罪名,拘捕占領人士,人數達148人,包括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及社民連5名成員、學生領袖岑敖暉及黃之鋒等。

當務之急:行動升級、運動內部民主化

在9月28日,警方投射催淚彈後激起民憤,令雨傘革命爆發;10月3日的黑幫襲擊不但沒有嚇怕占領者,反而將運動推向另一高峰。今次的警察暴力是運動發生以來前所未有的,學聯表示,會有下一步針對政府和商家的行動,很可能會是重占旺角或者包圍政府總部。旺角清場後,相信警察的下一個目標將是金鐘。現在就是行動升級的關鍵時間。

如果可以重新占領旺角,或者占領新的地區,的確可以鼓舞群眾士氣。但愈來愈多群眾認知到,運動要勝利就要超越獨沽一味的占領策略。從過往中國、美國以至埃及的經驗,占領運動經過一段時間後,會面對兩難局面:單靠占領並不足夠,甚至會消耗鬥爭的力量,而不能有效打擊政府。顯然不能迫使梁振英及背後的大陸政府妥協,因此有必要與占領者共同決定戰略去延續運動,包括在占領的同時,發動學生罷課,罷工。

雨傘革命至今其中一個弱點是,罷課罷工這武器未完全被派上場。只有9月底五天的罷課,而罷工這更具殺傷力的工具並未真正上場。由於罷工的經濟影響及組織力量,會更有效迫使政府讓步。關鍵的因素是如何將這場鬥爭提升至更高水平,蔓延至中國大陸,反對中共專政。除非中共被20-30個兩傘革命包圍,否則不會感受到威脅,只會如過往幾星期,繼續打拖延戰。

五方平臺內的泛民顯然不想行動升級,並建議退場,與占領者的鬥爭情緒背道而馳。抗爭愈持久,雙學與泛民的意見分歧就更明顯,運動「領導層」失去決策能力。

現在將運動內部民主化,公開與占領者商討及決定下一步的行動策略,是為當務之急。內部民主是什麽意思?這表示由下而上建立民主架構,建定運動去向。這表示支持有領導層(所謂「大會」),但領袖必須是選舉產生,公開透明進行商討,而不是把幕後討論好的計劃直接向傳媒公布。需要群眾大會討論及決定所有重要問題。不要小圈子領導層,但要真正的基層組織和民主。只有這樣,運動才能升級,改變運動方向至將鬥爭蔓延至中國,以推翻中共專政。

難民抗爭略有所成政府小讓一步

經過了今年難民200多日的佔領行動,對抗貪汙的難民外判機構ISS,改變開始到來!最近有消息指,政府改動難民外判服務政策,由現時讓「國際社會服務社」(ISS)壟斷全港的難民服務(每年政府資助2.5億),改為將難民服務分成香港、九龍及新界三區,讓各非政府團體或企業投標,而一個團體或企業最多只能投到兩區的服務。換言之,來年至少會有一區是由新的企業援助。

此外,難民目前的食物援助是收實物的,今後很可能會改變現金券製,讓難民到指定地點換取食物,選擇相對多了一點,相信可略為改善剋扣食物的情況。

ISS壟斷了難民外判服務廿多年,難民成功施壓,迫使政府作出小退讓,可謂踏出歷史性的一步。今次小勝一仗,要徹底改變,必須打倒貪汙的ISS,廢除外判製,迫使政府加大對難民的援助,降低審核的門檻。難民聯會創辦人之一Raymond指:「感謝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支持我們的抗爭。他們組織遊行,向ISS及社福署抗議,並將我們的訊息傳播至香港本地人社區。另外也感謝長毛,很多香港的政黨都不支持我們,因為我們沒選票。」

政府新機製備受質疑

最新數字顯示,香港已有超過9,500名難民,其中大部分已被迫滯留香港多年。由於難民身份確認過程曠日持久,動輒十餘年,其間沒有工作權令他們的生活舉步維艱,醫療教育等權利更是無法得到保障。

香港政府於2014年3月3日開始實施「統一審核機製」,即由入境處一次過審核免遣返聲請(non-refoulement claims)。過往,來港尋求庇護者可基於《酷刑公約》向入境處申請「酷刑聲請」,或按《香港人權法案》第三條向香港聯合國難民署提出「不人道待遇」,及按《難民公約》提出「難民迫害」申請。新機製下,難民申請交由入境處一併審核,難民署僅擔任顧問角色。

但之前經入境處審核的案例成功率一直很低。至2013年三月,入境處在過去二十年收到逾1.2萬宗「酷刑聲請」申請,僅2008年和2013年兩宗斯裏蘭卡籍人士的聲請獲確立,成功率為0.016%,而通過難民署申請的成功率略高。除此之外,一些早前已由難民署確認的難民身份也可能會重新經過法院審查而被宣告不合法,屆時難民需要向法院申請上訴,若果失敗就要被驅逐出境。因此,這一新機製很可能導致收緊審批或驅逐一些難民,甚至很可能會否決過千名難民的申請。截至11月,僅有504位聲請者接受審核,9,500人依然處於等候之中,即僅有0.2%被受理。

難民生活窘境毫無改善

儘管近期由於「難民聯會」的成立,並發動了200天的佔領行動,難民極端艱辛的生活條件稍稍為外界所知,但改變卻遲遲未發生。因為被禁止工作,他們被迫依賴ISS(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微薄的援助渡日。每月獲準只有價值$1,200的食物包,但很多時候只收到價值$700-800的食物,當中更有不少腐爛過期食品。他們每月只有$1,500房屋津貼,不得不常年居住在由豬場改建的破舊寮屋和貧民窟,很多人由於房租上漲,ISS又拒絕提供更多資助,甚至連貧民窟內的住所也失去。許多新來港難民由於沒有及時得到經濟援助,只能被迫露宿街頭,以乞討維生。

難民子女的受教育權更是難以得到保障。他們即使在香港出生,也不是香港永久居民,更沒有外國的戶籍,基本屬於無國籍人士,無法享受教育的權利。即便有些兒童被安排就學,ISS的學費資助往往乏善可陳,難民要自行尋求慈善機構援助,即使入讀公立學校,交通膳食、課外活動等開支也是十分沈重的負擔。不少人祗好鋌而走險去做黑工,被發現便會面臨15個月監禁。

社會主義者的立場

很多難民在本國面臨酷刑、宗教或者政治迫害,這其實都是全球資本主義所造成的。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病態製度造成了戰爭與內戰,利潤製度面臨危機,軍費上漲,民族主義升溫,各個獨裁政權得到支持。這些進一步導致了大規模貧窮、族群或宗教沖突,迫使無數人離開家園。

同樣在資本主義不民主的政策下,香港政府不肯承擔難民服務,拖長難民申請庇護的甄別程序,又不容許難民工作。社會主義者竭力支持香港及世界各地的難民鬥爭,並會繼續幫助「難民聯會」擴大發展下去,進一步提升抗爭的意識和力度,直至政府實施人道的難民服務。同時團結全世界受壓迫者去挑戰資本主義製度。

二零一五

14歲女童粉筆塗鴉被政治檢控

一名14女童於12月23日在金鐘政府總部「連儂墻」上用粉筆塗鴉,突然被20多名警察包圍,並被以涉嫌刑事毀壞捕。在雨傘革命期間,市民把抗爭訴求張貼在「連儂墻」上。該名女童一度被送往屯門兒童及青少年院,現時暫時保釋,但需要遵守宵禁令。

警方通宵扣查該名女童17小時,並向法庭申請兒童保護令。雖然女童的父親已表明有能力照顧其女兒,但法庭仍執意將女童判入兒童及青少年院至本月19日再聆訊,但因女童家人申請保釋才暫被釋放。社工界人士均表示這樣的判決極為罕有,顯然與政治打壓有關。警察和法院剝奪兒童人身自由,製造白色恐怖,想殺一儆百,恐嚇群眾不要抗爭。

1月1日,有近百名市民聚集在連儂墻附近,聲援該名少女,高叫「梁振英下臺」、「我要真普選」等。警方高度戒備,圍成人煉不許市民走近墻壁。

雨傘革命完結後,警察和法院正在準備秋後算賬,加強對抗爭人士的監控和政治檢控。這些惡行只會激起後雨傘時期的更大反抗。社會主義行動譴責警方及法院的政治拘捕和裁判,停止對該名女童的宵禁令,停止打壓言論及人身自由。

許仕仁及新地集團世紀貪汙案

法院裁定,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五項控罪成立,合共判入獄七年半,並要向政府歸還涉案的1,118萬。新地前聯席主席郭炳江則判囚五年,違款50萬元。新地前執行董事陳鉅源判囚6年,罰款50萬,6年內不得擔任公司董事。港交所前高級副總裁關雄生被判囚五年。

經過了兩年調查後,這宗「世紀貪汙案」終於落幕,許氏成為有史以來最高級的階下囚官員。

收受利益多年 生活揮霍無度

許仕仁2000至03年擔任積金局行政總監期間,接受免租入住市租每月16萬的禮頓山一相連單位。許仕仁亦隱瞞與新鴻基地產洽談顧問合約,及獲得新地旗下財務公司的兩筆分別為90萬及150萬元的無抵押貸款。

2005年3月1日至2007年6月30日串謀時任政務司司長的許仕仁優待新地以換取850萬元。

金額最大的是零七年底,在2007年底透過港交所前高級副總裁關雄生,收到1,118萬元,而款項非來自新地聯席主席郭炳江及郭炳聯,並相信是與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兼港澳辦主任的廖暉。

兩年前,在西九文娛藝術區的招標項目中,其中一間參與單一招標的公司,是長實及新鴻基地產合資的財團「活力星」。許仕仁在2003年曾於新鴻基地產任政治顧問,但於2005年7月上任後,正式接手整個西九發展計劃,涉及利益沖突。

據傳媒報道,許仕仁生活極為奢華,每月領取8萬元長俸,非常懂得享受生活,曾飼養多匹馬,每月花數萬元買紅蘿蔔、幹草飼料予他擁有的馬匹。他有一次在日本酒店消費10萬,又到倫敦看歌劇,行程用了15萬。他也曾在港麗酒店的意大利餐廳,一頓飯便花了33,000元;用42,000元買一只Bvlgari名表;花逾10萬元到日本旅行等。

「法治公義」彰顯了嗎?

這場判決遠不是彰顯了什麽法治公義,反而審判揭露了法院的階級本質。整場貪汙案涉及的款項高達1,900萬,一個普通工人勞碌一輩子也賺不到,判刑數年根本過輕。

權貴犯法有一堆社會「名人」為他求情,包括前特首曾蔭權、港大前校長徐立之、前工商局局長周德熙、前立法會議員劉千石。法院會因為求情者的資產階級社會地位而加以重視。曾蔭權的求情信當然寫得落力,難道他不怕下一個就是自己嗎?

此外,法官的判詞也自揭了其骨子裏的階級不平等。裁判官麥機智稱贊許仁是最優秀的政務官,在1998年采取「救市」行動,因此減刑9個月。我們應該反問,作為政務官的身分,本已高薪厚祿,貪贓枉法理應罪加一等,為何因此反而減刑?何況,所謂「打大鱷」的救市行動有救過人嗎?有減輕過金融風暴為多數人所帶來的痛苦嗎?這可以叫為社會貢獻嗎?

廉署無力反貪 貪汙日增

兩年前,前特首曾蔭權被揭發接受富豪款待,以低價租住「深圳李嘉誠」之稱的黃楚標在深圳的6,000尺豪宅,乘搭重慶首富張松橋的私人飛機往泰國布吉及日本旅遊。未來曾蔭權也有可能面臨刑事起訴。事件引起了大眾關註香港貪汙狀況,根據「透明國際」公布2014年環球清廉指數,香港得分則連續3年下跌,排名17。

但今次許仕仁案件並不代表廉署更有決心肅貪倡廉。廉署有足夠證據起訴許仕仁及郭炳江是偶然性的,因為新地集團內部爆發家族內鬥,有傳郭氏第三子郭炳湘與廉政公署一度達成協議,為案件提供證據。

此外,廉署在官員面前多是無牙老虎,尤其今天香港的貪汙已上升至特首層面。在雨傘革命期間,特首梁振英被揭發涉嫌秘密收受澳洲企業五千萬元酬金。但除非梁振英下臺,喪失其政治權力,否則廉署並不可能調查此案。因為特首就是廉署的直屬上司!

但即使如此,梁振英還是要收復廉署的。最近,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譚惠珠獲委任為廉署的審查貪汙舉報諮詢委員會主席。譚惠珠是梁振英的政治盟友,有著其身不正的紀錄。1990年,她同時出任行政局、立法局、市政局及區議會四職,後來被揭發持有「先達的士公司」的大量股份,且未作申報,跟交諮會主席的公職,有嚴重利益沖突。事後,她更涉圖借跟無線高層的關系向記者施壓,幹預新聞自由。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3:26:58

打破資本操控政治的局面

現行製度下,銀行家和投機者透過資金流動或股票期貨牟取暴利,坐擁公權力的政客自然會想分一杯羹。擁有無限金權的資本家必然可以繞過這些「法治」的製肘,廉政公署大部分情況下是無牙老虎。

香港特首的年薪約482萬元,政務司司長年薪也達429萬,比起美國總統奧巴馬的更高。所謂「高薪養廉」這句騙人口號,只是合理化資產階級官員享有經濟特權。社會主義者認為,任何政治代表只應享有普通工人的薪金。

解決問題的核心是,要打破資本權貴的權力,將他們的企業帝國收歸公有及民主管理。董事們應該由工人和消費者透過民主群眾組織選舉產生。審核機構不能依靠資本家左手查右手的機製,而改由工人、失業者、小商販組成的委員會來審查公仆的支出。貪汙的濁水只能被工人群眾的行動清除,建立新的基層工人群眾政黨,由領取工人薪金水平的政治代表出任公職,才可打破資產階級政黨操控政治的局面。

香港雨傘革命的教訓

雨傘革命持續幾乎三個月,徹底改變了千萬香港群眾運動的遠景,現在暫時偃旗息鼓。運動發展達至極限,面對政府的施壓,沒有清晰的戰略繼續下去。

雨傘革命最初是由警察暴力激起的自發群眾運動,不但徹底撼動了政府,也超越了泛民領袖原來的劇本。戴耀廷及「和平佔中」本來想堵路三天後就回家。今次運動的一大成就是,這堆「領袖」受到猛烈抨擊,被大大邊緣化。

但是,群眾雖然有自發性,但欠缺組織和戰略,僅能在起初避免運動在警察和佔中三子手中夭折,但不足以帶領運動超過首幾個星期。運動單單聚焦在佔領這一招抗爭手法,之後能量消耗,想法殆盡了。佔領行動是一個好的開始,但需要升級至罷課罷工等有效的鬥爭手段。為了動員新力量加入,向媒體抹黑還擊,智勝強大政權的代表人物,透過民主行動委員會組織起來是必要的。最重要的是,在每個新轉折點,就策略和訴求展開真正的民主辯論也十分必要。

在這場歷史性的鬥爭後,群眾一方面不免會有百感交雜的失望情緒,同時也會繼續有抗命的怒火,以及戰鬥下去的決心。在後雨傘時期,《社會主義者》雜誌要強調今次運動的成就,也想重提運動的問題和政治弱點,讓政府無須作出讓步而結束了佔領。

梁振英及香港統治菁英的「勝利」將是對其的小補償,但他們不能期望香港可以「回復常態」了。9月28日後,香港從此再也回不去了。正如《紐約時報》寫到:「示威後這地方會深深兩極化,統治將更棘手。」中港經濟體難以逃避未來新一輪的全球經濟危機,屆時政府統治將可被進一步削弱。

雨傘成為違禁品

「雨傘運動」雖然被清場,但慘勝的政府將會更為弱勢,更為不受信任。公眾對警隊的態度從此不再一樣,對待北京最緊密的盟友 – 鉅富菁英 – 也如是。現存的資本主義製度除了貧窮加劇、沒前景的工作和世上最昂貴的房屋外,還能給香港什麼?撐起的雨傘引起了統治菁英心中的恐懼。習近平12月到訪澳門,利用訪問去向香港支持民主的示威者發出警告。當時當局禁止記者在微雨時撐起雨傘,改為派發雨衣!

這件小事反映出中共獨裁政權背後的大問題,今年中共的週邊被港臺澳前所未有的示威所撼動。正如臺灣總統馬英九在今年三月的「太陽花運動」中也只是作出小步退讓,但在11月的九合一選舉受到重挫,當中反映出群眾抗拒其親中共的政策。一切的事態發展都是中國未來革命小震洫的前兆,因為當地的群眾(尤其是年輕人)也面對類似問題:沒有民主、工作不穩定、不平等日趨嚴重。這個害怕在官方場合見到雨傘革的政權是色厲內荏的。

態度轉趨強硬

在香港,新的裂痕將會再展開。政府可能會變得更強硬,並針對性打壓一些反政府團體。警察手上有一張200多人的名單,準備對參與過佔領的人士以嚴重罪名起訴,例如襲擊、阻差辦公或組織非法集會等。白色恐怖的氣息彌漫半空。但這可以激起民情反彈,引發新一輪的示威。不排除未來會重推廿三條國家安全法。曾經警告佔中會「頭破血流」的中共高級顧問陳佐洱,高呼廿三條要立法。

政改方案第二輪諮詢將在1月7日開始,大家都知道政府不會對泛民作出退讓。現時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將會變成提名委員會,最多只會有小幅度改變。北京和港府現在可能想方案在立法會被否決,令下屆選舉繼續現時的小圈子模式。因為他們害怕2017年會有杯葛選舉的白票運動,令這場假普選的僅有合法性都被打擊,下屆特首將會蒙羞上臺。此外,臺灣選舉的大地震也會是一個因素。

為什麼雨傘運動連政府些許的讓步都贏不到呢?這是因為運動內部矛盾 – 尋求「體製內改革」的綱領和領導層。運動綱領有兩方面的局限性。一方面是迷信可以與中共獨裁政權並存,另一方面是欠缺挑戰資本主義製度的視野。這成為了社會和民主發展的障礙。在整場雨傘運動裡,工國委香港和中國強調,民主鬥爭必須也要為社會主義而鬥爭才會勝利。

一場群眾運動可以迫使不願改革的政權讓步,就如2003年香港反廿三條,以及今年較早的澳門反對離補法案。北京可以不情願的同意這些讓步,因為這些讓步不會威脅到其統治。但是,今次香港的鬥爭並非如此。一名不具名的中共高官向《英文虎報》(10月15日)表示:「如果我們讓一步,水壩就會缺堤。」他指,如果撤回人大決定,就會在西藏、新疆等其他大陸地方引發骨牌效應,各處也要求選舉權。」

這証實了《社會主義者》雜誌一直所說的,香港的民主鬥爭必須積極在中國建立支持,最重要在工人階級之中,反對獨裁統治,反對資本剝削。可惜,即使在示威者之間也是極小數認知到這一點。「很多香港學生也是只想本地,對外隔絕的。」《時代週刊》(10月10日)寫到。該刊物引述了一名年輕示威者的話:「我對改變中國政局無興趣。」但是,推翻中共專製政權是勝利的唯一道路。

領導層問題

雖然泛民妥協派和戴耀廷很久以來已經不受公眾支持,特別在八三一人大決定後,他們仍然無動於衷,因而更受人唾棄。但從上一段所述的劃地為牢的政治弱點,可見他們的政治路線仍然大大地影響運動。他們拖延佔領行動,避免運動爆發,令他們不能成為運動的正式領導。相反,他們被迫躲在學生背後,依賴著群眾對學生的信任去行事。

戴耀廷向《南華早報》承認他不享受這場佔領行動,說:「我多次感到格格不入。」起初,20萬人自發上街佔領,加上群眾怒火一發不可收拾,迫使這群領袖比自己所希望的走得更遠。學生領袖呼應群眾要求梁振英下臺的訴求,雖然後來這訴求在沒解釋下消失了。10月4日,學民思潮的黃之鋒在金鐘說:「我們不是要革命,我們只想要民主。」這就是學生領袖在10月11日的演說及致習近平公開信的主題。

由於沒有一貫的戰鬥性戰略,不論是策略上(目光超遠佔領一招抗爭手段,尋求罷課罷工等形式的集體行動),還是政治上(解釋香港要有民主,必須結束中共獨裁統治),因此運動領導層撕裂為兩邊。一邊是學生,他們靠受由下而上的壓力所影響;另一邊是泛民領袖和佔中三子,他們竭力盡快退場。

在12月22日《有線新聞》節目《新聞刺針》的訪問裡,戴耀廷暗示曾與林鄭月娥達成幕後協議,當時同意政府向北京交一份民情報告,作為慢慢退場的轉折點。在10月21日,林鄭與學生代表在電視談判後,學生領袖面對示威者反對退場的群眾壓力,所以拒絕接受政府的條件,戴耀廷在訪問中表示當時感到失望。和平佔中在學聯起初的支持下,在廣場推動所謂電子公投,當中投票選項提到政府的民情報告。社會主義行動當時是唯一公開表態反對公投的組織,指出這是以「公投」之名引導群眾退場的手段。《明報》當時報道我們反對公投的立場:「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這次公投的議題設定明顯引導輿論…形容是佔中及泛民…為準備解散運動而鋪路…對此感到遺憾及憤怒。」之後,在群眾壓力下公投取消,學生收回對公投的支持。今天,戴耀廷承認與希望談判後退場,正好為我們當時的立場平反。

這次披露証實了運動領導層的分裂,一派是由戴耀廷及泛民領導、有意識的「退場派」,他們害怕運動激進化;另一派則非有意想退場,但欠缺一貫的戰略去帶領運動向前。因此,學生沒有準備公開與「退場派」沖突和決裂。《有線》同一節目亦指出,民主黨的何俊仁曾向學生開條件,如果學生願意退場,他就可以辭去立法會議席發動變相公投。公投運動是好是壞可另作討論,但如果當時接受了何俊仁的提議就必然是重大錯誤,對運動是一大傷害。

建立有內部民主的民主運動泛民領袖長期以來將自己小圈子領導層的模式強加於香港民主運動之上。他們傾向暗室討論,避免政治技倆曝露於公眾面前,而不是向群眾公開拋出自己的方案(通常包括「退場」)。運動欠缺真正的民主架構,而領導層不公開民主,是雨傘運動的致命弱點。

在鬥爭中的確有一股強烈的沮喪情緒。即使本土派組織利用這一情緒,進行「拆大臺」行動,從而爭取曝光,但不可否認這股情緒的真實。因為「大臺」以官僚的方法運作,由小部分團體壟斷,避免有人上臺批評泛民的錯誤方法和路線。本土派並沒有主張建基於民主架構的另一種組織模式。他們的替代方案是粗劣的無政府主義 – 不要任何領導。

社會主義者主張運動內部要有真正的民主討論及問責製度,但我們的替代方案不是解散領導層,而是要領導層受到運動底層的民主控製。所有就策略和政治訴求的討論,應該通過民主架構進行。鬥爭的領導層一定要開放予所有參與鬥爭的組織,讓其派出代表參與。顯然,運動當時的「聯合陣線」並非如此,而是一個封閉的小組,其組成也是泛民領袖的小圈子。除了學生組織和政黨外,有一堆「民間團體」成為了領導層的代表。這堆團體的名字從沒對外公佈,即使連核心的佔領者也不知道。誰決定這個聯陣是領導層的呢?

在鬥爭裡,所有重大的提案應該提到群眾大會上。我們拒絕本土派「沒有大會」的幼稚路線,並指出運動的公眾代表應該受到真正的民主監督,這才可以打倒妥協派政客的不民主和官僚影響,並建立戰鬥式的民主運動,讓雨傘革命的無畏精神和堅毅決心不至枉費。

雨傘革命撕破警察真面目

經過雨傘革命後,群眾遭受過胡椒噴霧、催淚彈、警棍等警察暴力,是六七暴動以來香港最猛烈的鎮壓。此外,警察與黑幫攜手合作襲擊示威者,令「黑警」一詞家傳戶曉。甚至9月28日當晚,警察一度高舉「速離否則開槍」的橙旗,有傳警察準備動用橡膠子彈和音波炮,後來是中央政府為免民情反彈而煞停。

在9月28日、10月3日、10月17日裡,警察暴力不但沒有撲滅佔領運動,反而惹來民情反彈,原本正走下坡的運動起死回生。從梁振英的角度去看,警察多次犯下致命的策略錯誤。

在雨傘革命的初期,群眾一度高喊「警察罷工」的口號,喻意要求警方停止執行上頭指令。政府多年來竭力宣傳,製造警察「廉潔奉公」、「保護市民」的虛假形象,全部毀於一旦。

警察作為國家機器的本質揭示於群眾眼前。最近港大民意調查發現,警隊的民望為61分,比解放軍的63.1分更低。警務處處長曾偉雄贊揚警察「專業克製」,臉不紅、耳不熱,最近更指警察保護學生,就如慈母保護孩子一樣!

9月28日,示威者和平堵路,但警方瘋狂投擲87枚催淚彈,不少在示威者頭上爆開。當時,筆者站在金鐘夏愨道,眼見催淚彈清場完全無效果,但警察沒有停止,與其說是為了清場,倒不如說是為了挑釁示威者。警方高層稱催淚彈不會傷人,但本港呼吸科專家表示,催淚彈可引致人體九個身體部份出現不同徵狀,包括皮膚出紅疹、眼結膜炎、呼吸困難甚至腦出血等。2013年埃及抗議活動中,首都開羅警方曾向囚犯卡車投擲催淚彈,導致超過30人死亡。

警察縱容黑幫襲擊旺角的佔領者,企圖製造混亂場面,乘機清場。10月3日晚上是整場運動裡民憤最高峰的一夜。警察受盡千夫所指,士氣低落,黑警一詞家傳戶曉。到了運動的中後時期,前線示威者清楚見到警察情緒已經失控,胡亂揮舞警棍攻擊示威者,甚至途人、記者、醫護人員也無一倖免。整場運動中過千名示威者被捕。

警隊內部作為統治階級的機器,本身就充斥著其代表的反動意識,例如盲目祟拜權力,蔑視低下階層,還有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這是製度造成的問題。有警察曾經叫印度裔女示威者「返印度啦!」,還有警察威脅女示威者「再嘈捉你返差館強姦」。在埃及2011年的革命裡,有警察在開羅廣場強姦女示威者,甚至強迫驗證被拘捕的女示威者是否處女。

監警會不過是政治花瓶,完全沒有實際作用。民陣警權關註組召集人陳樹暉回應警方言論指,由928開始,警方共收到1324宗投訴個案,是關於警方疏忽職守以及濫用暴力,但警方至今從沒有公開任何內部調查進度,而且一宗都沒有證成。

現任監警會主席為郭琳廣,曾任廣西政協及廣西社團總會副會長。該社團總會去年曾經在報章登廣告,強烈譴責反對警察執法不公的林慧思辱警。

從監警會2013年至14年度工作報告的資料,總共審核2,591宗投訴警察個案,涉及超過4,700項指控,經過「全面調查」案件有1,300項指控,結果獲「證明屬實」只有86項,佔總調查指控總數6.5%。

在雨傘革命爆發前,戴耀廷曾經表示要限製示威者的各種行動,去避免佔領運動釀成騷亂。從雨傘革命的經驗可見,非暴力教條根本捉錯用神。單靠「道德」並不可能感召警察,而暴力的源頭來自警察而非抗爭者,即使群眾和平克製,也不能避免受暴力對待。若果遏製群眾的行動,只會聚積怨憤,繼而走上騷亂甚至暴動的絕路,沖擊立法會的行動正反映這股沮喪的情緒。這不但不能威脅政府,反而會讓政權有藉口加大鎮壓。

真正避免血腥沖突的方法,將行動升級(尤其是罷課罷工),將群眾的忿怒情緒引導至有紀律、有組織的鬥爭,而且政權鎮壓的話要付出最大的政治代價。這種行動必須要建立群眾學生/工人組織,並以社會主義綱領組織工人階級的政黨。

由社區民選代表去組成審查委員會,委員會有權僱傭和解雇警察,獨立調查雨傘革命中的警察暴行,嚴懲施暴警員。這是民主控製警隊的重要一步。

梁振英「扶貧」假大空

就在雨傘革命相峙之時,香港政府扶貧委員會提交報告指,貧窮人口下跌至百萬以下,並稱這是扶貧政策「初見成效」。實情是梁振英政府玩弄修辭、將數據解讀成有利自己的一方,以為自己功在社禝,這些伎倆早已為民眾所司空見慣。貧富差距未見收窄,富豪在香港依然窮奢極侈,拾荒老人依然隨處可見,正是由於經濟的不平等和民主權利被剝奪,才觸發了這一場史無前例的佔領行動!莫非梁振英政府天真地作出「其實你們生活得很幸福」的北韓式官方宣傳,就能以此障目,消解民眾的怒火?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3:28:19

老有所養 應有之義

政府報告指長者貧窮的情況改善最為顯著,貧窮率下跌至約三成。事實上,政府所宣稱的貧困人口下跌是由於恆常補貼(包括長者生活津貼、綜援以及生果金等)發放後才令三十多萬人藉此勉強擠過貧窮線。假如不計算恆常補貼,按政府自己製訂的貧窮線作標準的話,2012年時貧窮率為19.6%,而2013年的貧窮率是19.9%,增加了兩萬人,人數高達133萬6千人!這代表著資本家對勞動人民的剝削不但沒有收斂,反而變本加厲,勞動環境比去年更惡劣!所謂的扶貧不過是香港資產階級專製政府為了粉飾太平,替資產階級刷屁股之舉,好讓社會從紙面上「看上去沒那麼不平等」。

退一步說,老有所養難道不是社會和政府的應有之義嗎?當下十個長者中仍有三個被政府界定為貧窮,換言之有二十九萬老人仍處於貧困之中。這對於像香港這樣一個發達城市而言本身就是一個恥辱,然而政府寧可用一堆架牀疊屋的高齡補貼去敷衍,也不願意落實全民退休保障,一勞永逸乾淨利落地解決老人貧窮問題。

去年香港有75名超級富豪控製著17,360億港元的資產,相比之下本年則增長至82個億萬富翁掌控了26,583億港元。而同時正如前文所述,貧窮人口在扣除政府零星落索的補貼後實質增長了三萬人,這是典型的貧富差距繼續擴大,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的反映。

一方面,路易十三集團聯席主席洪永時一口氣買下三十輛勞斯萊斯,總值1.55億港元,創下史上最大單一交易額。洪永時將於澳門投資名為「路易十三」的賭場度假村,當中將有全世界最奢華套房的酒店──達20,000平方尺的套房(每晚收費約100萬港元)。另一方面,基層民眾卻面對日益惡化的勞動條件,只能眼巴巴的等待著政府的「扶貧政策」去「脫貧」,成為梁振英的報表上一個冷冰冰的數字。

最令人氣憤的是,政府宣稱貧窮人口的下跌是「受惠於工資增長和就業情況改善」。同時,政府卻與資本家狼狽為奸,聯手壓抑最低工資的調整幅度。假如政府當真認定工資增長能有助脫貧的話,何以在最低工資的調整上錙銖必較?以致在今天最低工資都未能達至當初所提出的每小時三十三元的水平?梁振英不過是口頭扶貧,兩手卻將基層民眾-特別是年青工人-推到剝削更深的位置。

政製民主 經濟民主

正是這種向資本家一面倒的政策,梁振英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在媒體前公然說出他認為「月入一萬四千元以下不配享有平等政治權利」這句實話。民眾對民主權利的熱忱,同樣也是由於他們切身地感受到政治地位的不平等。梁振英所吝嗇的「福利社會」,不過是有利於基層勞動者的福利社會,自己卻一心將大把利益分予資本家,維護他們既得利益。因此勞動人民除了要奪回政治民主權利,仍不忘要求經濟的民主權利。

不要白象基建 不要發展商掠水

過去十多年,香港政府的大白象工程不斷出臺,當中為人所熟悉的有高鐵工程、港珠澳大橋、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等等。這些基建工程耗資百億,超支延期卻屢見不鮮。就九大基建項目來說,最新總開支超過4,000億元,比最初政府所估算數字超支逾1,600億元,幅度達66%。工程所花的公帑昂貴得令人咋舌,納稅人的金錢白白流失,究竟當中發生了什麽事?這些財政黑洞工程均與我們的生活有什麽關系?

基建超支 浪費公帑

政府刻意引導輿論,營造興建基建的必要性,如機場第三條跑道花費2,000億,政府指雙跑道機場的流量已經接近飽和,但遭到前天文臺臺長林超文撰文駁斥。根據當年興建赤鱲角機場的規劃文件,顯示機場的客運量最高可達8,700萬人次,而現時卻只有6,000多萬。貨運量方面,在原來的規劃中上限可達900萬噸,但現時機場的貨運量卻只有400萬噸。「機場有充裕的容量處理人流和貨運,跑道看似飽和是機管局低效率使用跑道闖的禍…」

近年已有多項大型基建工程嚴重超支,其中原本建造費650億元的廣深港高鐵,因延誤兩年超支65億元,超支幅度10%。中環灣仔繞道和東區走廊連接路的工程費原本預計費用為281億元,超支79億元,超支幅度28%。蓮塘口岸的工地平整及基礎建設工程預算費用由162億港元,增至約249億港元,超支約87億,超支幅度達54%。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工程超支達50億元,是最初預告的10倍。大橋口岸因工資及建材價格上漲,最新建造費上升至354億多元,升幅達16%,超支幅度比嚴重延誤的廣深港高鐵更高。

今年六月底,在立法會通過上期撥款的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整個工程合共1,200億公帑。當中發現,大量土地被發展商囤積,公屋興建只占土地使用的百分之六。而且各大地產商已早在新界囤積大量土地,透過發展局局長陳茂波的「原址換地」方案,即改變土地用途,由農地發展成高增值的私人項目,說穿了就是赤裸裸的官商勾結。

不要爛基建 我要生活保障

截至10月底,香港政府的財政儲備為7,425億港元。政府的施政妄顧社會大部分人利益,尤其是勞動階級。港府投放教育資源不足、興建公屋數量極小、醫療私有化、退休保障遙遙無期,但港府說要避免「財政赤字」而不肯增加公共開支,卻拿出2,200億促成「未來基金」來興趣基建。這筆錢可以免卻大專生學費37年、回購東西隧、足夠全民退休保障成立四次500億元的種子基金。

北京代言人以至港府官員經常強調「行政主導」,立法會有一半非民選的議員,議會也只是橡皮圖章。梁振英政府可以透過建製派大多數下強硬通過議案,背後其實是要維持香港的資本家的壟斷地位。從梁振英就坦白向外媒說,香港不可以讓窮人「主導」政治,就可見一斑。

今天,香港的大大小小工程已總共耗資超過6,000億,它們與民生所需完全背道而馳。6,000億足夠興建逾百萬間公屋,以及每名市民發放8.5萬元。社會主義行動並非反對發展,更便宜發達的交通設施是必須的。香港作為經濟發達的城市,若果經濟不是由資本家操控,絕對可以負擔人人免費的交通服務。但政府的基建項目只會浪費公帑、破壞環境、剝削工人,並擡起房地產價格,向商家鉅富輸送利益。只有將土地及地產發展企業民主公有化,置於工人和居民的民主管理之下,才能打破這個局面。這會讓香港人民民主規劃「綠色」的市區發展,建設一個綜合性、現代化和環保的公共交通網路。

香港民主運動僅僅是「香港事務」嗎?

雨傘革命見證了香港群眾鬥爭的激進化、規模化和持續化,示威者冒著催淚煙,沖出馬路,震撼人心。期後,為了消耗警力,群眾自發的分散佔領,克服了兩萬警力的嚴峻打壓,其策略之成功也是世界各地的佔領運動中鮮有的。

但是,梁振英由頭到尾只是傀儡,人大決定由中共政府拍板的。要挑戰人大決定,就必然威脅到整個獨裁體製。習近平打「不流血、不妥協」的消耗戰,最後還是成功了。這場普選戰,群眾有著無限的熱忱和機智的策略,但卻缺少一個發展運動的完整綱領。在9月28日,警察收到指令,為了將運動消滅於萌芽中,投擲催淚彈,犯上了策略上的嚴重錯誤,激起了大規模的佔領,然而中共知道,如果運動僅限在香港爆發,時間是在政權一方的,大可以逸待勞。

從一開始,運動就有迫切需要蔓延至中國大陸,只有將黃傘傳遍大陸,才有足夠力量挑戰中共政權。八九六四運動雖然最後失敗告終,但也因為得到全國城市響應,令中共政權一度深陷分裂。中共強硬不讓香港有真普選,最大的原因就是害怕一旦妥協,民主運動會蔓延至全中國,推倒中共一黨專政。

雨傘革命整整70多天,在大陸得到了零星的響應,很多勇士舉傘聲援,因而有超過100人被拘捕。可是,大陸的響應尚未發展為一場群眾運動,所以雨傘革命對中共造成的威脅始終及不上八九民運,當時北京的佔領運動獲得了全國響應。未來香港的民主運動要成功,就不可以孤立在一個城市,而需要一個綱領,將運動連結至中國大陸的群眾抗爭,特別是血汗工廠的工人罷工。

中國的工人階級有強大的經濟實力,一旦發動大規模的政治罷工,實可威脅中共政權。因此,大陸工人是香港民主運動的重要彈藥。根據《中國勞工通訊》,在2011年至2013年的40%的罷工與工廠工人相關,其中60%發生在與香港毗鄰的廣東省。

中港兩地的鬥爭是緊密連繫的。在廣東省投資血汗工廠的香港資本家,同時也反對香港的普選和「福利主義」,他們是雨傘運動的一大反對者。多年來,大陸罷工由只限於提出經濟訴求,到慢慢開始要求選舉工會代表,政治意識逐步提高。雖然目前罷工仍未提出打倒獨裁專政的政治訴求,一來是八九六四的陰霾尚未完全驅散,群眾避免全面鎮壓,二來是欠缺一個社會主義綱領武裝工人的思想。

泛民與雙學認為,在雨傘革命中提出打倒中共的口號,會扼殺與政府的談判空間,甚至挑起中共鎮壓。因此,他們強調,雨傘運動的目的只是希望香港在「一國兩製下」實現真普選。所以,在10月中學聯發表的《致習近平公開信》裡,他們表示爭取民主「不代表奪權」。可是,中共必然視香港普選為大敵,並不會因為幾句好話而釋出善意。

基本法不是講好「高度自治」嗎?

十多年來,中共持續加大對香港的箝製,收窄香港的民主空間,長遠目標是完全收復香港這個反抗基地。所以,尤其在習近平統治的時代裡,香港的民主運動並沒有中間路線可走。中共不會進行民主改革,所以要麼民主運動成功打倒中共,要麼香港也會走向專製,沒有中間路線可走。

在主權移交時,泛民主派寄望中共遵守承諾,讓香港高度自治。泛民老大司徒華就曾經預言,習近平上臺後,中共會逐步體製內改革,香港普選也指日可待,但這一幻想只是一再落空。近年中共正在走截然相反的道路。

就像臺灣,即使實際上已經是獨立國體,但在資本主義製度下,臺資為了商機還是會為中共當「買辦」,加強對臺灣經濟的控製。長遠來說,特別是國民黨希望與中共合作營商,必然會盡力配合中共,削弱臺灣的民主權利,在太陽花運動裡就可見一斑。因此,只有推翻中共一黨專政和資本主義製度,才能折損獨裁者的子彈和銀彈。

第二點就是社會主義者未來的任務,我們在中港臺建立的組織,將為未來推翻中共的革命作好準備。

訪問佔鐘留守者:為什麼堅持至最後?

12月9日,佔領運動進入第74天,自從旺角佔領區被清場後,只剩下金鐘和銅鑼灣的佔領區。清場的聲音甚囂塵上,社義行動記者訪問一下佔領人士的看法。

從事貿易行業,曾小姐回憶起催淚彈的一幕,仍感相當震撼:「我是自從警方在9月28日發放催淚彈後開始參加佔領運動的,雖然我不是每晚都留守,但我仍然盡我一分綿力。」

金鐘已頒佈臨時禁製令,面對清場在即,曾小姐表示會留守到底,但也對佔領運動作出反思:「我對現時佔領的方向也抱有疑問,感覺對政府影響效力不大,所以我會支持其他不合作運動、例如罷交稅、罷工、罷課等等,因為可以影響到既得利益者,但具體操作仍是其次,最重要是令社會多認識為何要抗爭。」

曾小姐認為,無線亞視等媒體很多的新聞偏向建製,政府在輿論戰方面一直也是佔有優勢。「我認為可以做的,就是盡量與身邊朋友多點解釋真普選,多些參與社會上的抗爭,例如參與街站的宣傳。我認為經過今次佔領行動後,整體香港人的意識也大大提高,例如警察與黑社會勾結、濫用暴力、梁振英不斷抹黑運動等。」

運動策略方面,曾小姐認為現時運動裏有一些採取較溫和方式與採取激進方式的不同派別人士,而沒有渠道商討決策。政府強硬,是因為背後中央政府的力量強大,但支持民主者不應灰心,期望未來會有更大的運動,可以吸引到更多人走出來。

另一位留守金鐘人士叫Tony,是動畫設計師。他回億起兩個半月前的情境:「我是由9月27日開始參加佔領運動的,當時是因為8‧31人大落閘令我感到不滿。」

Tony 對金鐘快要被清場,他會考慮回到佔領區守護,但會盡力避免被捕。他對現時佔領運動感到不樂觀,原因是未能找到方向。「我認為佔領欠缺力量,影響不到政府,但可幸的是運動成功揭示了政府的不民主。政府態度強硬,甚至動用警察暴力攻擊示威者,可恨的是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及警方的高層都不斷製造謊言、抹黑示威者暴力。」

對香港的前景,Tony 認為香港發展是一個完全單一的模式,例如一切以大財團利益為先、小巿民生活越來越艱苦。「例如觀塘的密集工廠區,有大大小小的藝術工作室,藝術家們也有自己的一片天地、一個生存的空間,但可惜現時租金不斷上漲,甚至工廠區被收購後改建成酒店,酒店房價起碼也要二千元一晚,可想而知大財團的霸權將多少弱勢人士推向社會邊緣。」 冷冷的風吹過空曠的佔領區,帳篷顯然抵擋不了寒風侵襲,但佔領者的心從未冰冷下來,仍然聚精匯神地堅守崗位。

奶粉供應短缺-供應商為罪魁禍首

近日,香港奶粉供應短缺,離奇現象令全城哄動,不少藥房和超市掛上「無貨」的告示。事實上,被搶購一空的是多款熱賣的大品牌(又稱「配方奶粉」)。熱賣品牌的奶粉價格迅速飆升,香港父母既困惑又忿怒。這並非離奇,而是中港資本融合的必然現象,繼房屋與醫療成為「產業化」的目標後,連嬰孩的生活必需品都無倖免,淪為中港外資本家的投機工具。政府不敢冒犯奶粉商的「自由市場」,但因為眾怒難犯,被迫推出治標不治本且沒長期效果的政策 – 限製每人帶兩罐奶粉出境。此外,政府更動用公帑設立訂購熱線,倒過來幫助製造災難的罪魁禍首。

市場失衡有眾多原因,其中之一是零八年三聚氰胺的毒奶粉災難,令內地消費者對國內奶粉信心盡失,而冒牌假貨在內地盛行,消費者也不願購買內地貨架上的進口奶粉。因此,中國內地的中上階層有消費力,自然南下或網上辦貨,設法直接購買境外的洋奶粉希望趨吉避兇(但「洋奶粉」也不安全),底層工農的下一代則要繼續冒險吃大頭奶粉,甚至更劣質的嬰孩食品。2012年中國內地出生人口為2,000萬,龐大的市場令奶粉商磨拳擦掌。據近日媒體報導,去年香港本地奶粉出售量比6年前激增約4.5倍,但同期香港嬰兒出生率只增加約1.3倍。

右翼民粹派(如陳雲之流)伺機煽動反內地人的族群仇恨,以反政府的修辭吸納憤怒和困惑的群眾,將一切問題歸咎於內地人越境走私,講成要將自主權「從大陸人手上奪回來」。陳雲甚至公開發表法西斯傾向的論調,表示「一場族群鬥爭不可避免」。同時,可笑的是,這群「港獨派」和「自治派」最近在網上呼籲聯署向美國總統申訴奶粉短缺問題,美國奶粉商在最近事件中發了災難財,試問服務美國資本家的奧巴馬政府又怎會出手營救?激化中港兩地人民的對立,將群眾對奶粉商惡行的視線轉移開去,又散佈對西方資產階級政府的幻想,只令資本家坐享其成。

最大贏家 – 奶粉商

奶粉荒成為最大贏家,供應商恃財團勢力幕後操控供應,化嬰孩生活必需品為投機工具,製造供不應求的現象,從而擡高價格牟利。美國奶粉品牌美贊臣,2012年第四季純利為10.46億元, 比前年同期上升57%,創下零九年二月上市以來最大漲幅。該公司2012年全年純利升19%至47億元。

六大奶粉商市佔率逾九成,要操控市場供應實為易如反掌。近日最大的幾間供應商被揭發「綑綁式銷售」,美贊臣和美素佳兒的初生嬰兒奶粉需求量最大,但供應商要求藥房綑綁式訂購同樣數量的1至4號奶粉,不容許他們只訂購需求較大的初生嬰兒奶粉。奶粉商又減少供應至小型藥房,主力供應至售價較高的壟斷超市,甚至威迫藥房要以「建議售價」出售,否則截斷供應。

內地的嬰兒食品市場2011年達到60億美元的規模,有美資行更預期3年後會倍增至120億美元。在自由行政策推出後,奶粉商看準內地出生率高的龐大市場,開始大幅增加廣告費。美贊臣在2010年年末時,每月的廣告費用幾近2,000萬。2012年,各大奶粉商的總廣告費用達16億元。

現時市面上被搶購一空的,只屬於幾個「配方奶」品牌。這些品牌的公司斥資巨額大賣廣告,吹噓奶粉的營養價值,例如廣告經常宣傳DHA和Choline有助兒童腦部發展,但事實上這並無科學証實,實際作用鮮為人知。近日,愈來愈多醫生指出各品牌的奶粉其實大同小異。政府不敢冒犯奶粉商利益,對廣告的監督蕩然無存,「洗腦」廣告在大氣電波天天傳播,務求將家長的擔憂化成賺錢的機會。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3:29:41

水貨客由集團操控

水貨奶粉在內地大有市場,因為不僅國內品牌奶粉不安全,內地零售店的進口奶粉也充斥著冒牌貨,貨源來自香港的水貨反而更有保證。通過水貨客直接搬運奶粉,可以逃避中國海關的關稅和轉售貨品的增值稅,價值貨品買賣差價的17%,水貨集團因而有利可圖。香港每月入口約400萬罐奶粉,本地嬰兒每月消耗約60至70萬罐,即是每月約300萬罐奶粉經香港轉出口,按水貨奶粉每罐利潤200元計算,即是水貨市場每月利潤高達6億元。

事實上,水貨客有六成是香港人,四成是內地人,右翼民粹派宣傳「水貨客都是內地」以煽動族群仇恨,但事實上沒有中港兩地的資源和人脈,水貨集團根本不得以經營。有報章揭發香港超市的經理有限製面市的供應,以確保水貨客有穩定的供應量;也有業主將單位屋苑單位改為貨倉,出租給水貨客牟利。

這行業能夠興起,本身反映著中港兩地之間、中國大陸以內和香港以內的貧富差距的問題。水貨集團聘請退休老人在店外排隊搶購,香港三名老人有一名活在貧窮線下,而內地工人的工資被瘋狂壓榨,加上拖欠工資問題蔓延全國,走水貨一趟雖然只有70-200元的報酬,但對內地工人來說已是相對高的收入。

任何限製邊境人口進出的措施並不能解決跨境資本流動所帶來的問題。只要內地人對進口奶粉的需求仍然不得以滿足,加強邊境機關的鎮壓,只會令水貨集團以層出不窮的手段鋌而走險,甚至造成更嚴重的治安問題。收緊入境的措施除了激化地域矛盾,造成族群歧視外,就是一事無成。水貨客是奶粉投機下的產物,要消滅投機的根源,必須將奶粉供應商公有化,置於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民主監督和管理。這才能阻止水貨集團的投機。

「洋奶粉」就安全嗎?

在毒奶粉的陰霾下,內地人對洋奶粉趨之若鶩。2011年中國進口奶粉的進口額達25億1000萬美元,排名前三的奶粉進口國分別是紐西蘭、澳洲與新加坡。事實上,在全球化的經濟下, 奶粉供應鏈往往一環扣一環,為了節省成本,進口奶粉的奶源供應很多時都是來自中國公司,而在中國由於缺乏食品安全監管。洋奶的品牌不過是資本主義下的一種掩眼法。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曝光時,恆天然乳品集團(Fonterra)就是三鹿集團的第二大股東。旗下的兩個奶粉品牌安怡和安滿也由三鹿經營、部分奶源由三鹿供應,但在當時退出中國市場的一年後,在零九年八月又再度重新在中國銷售。可見,中資和外資企,所謂洋奶粉較安全的品牌效應,實際上只是廣告效應作祟。

恆天然佔全球近40%左右的乳品交易,其乳製品近日被檢測出有雙氰胺的殘留,在事發後仍拒絕披露所供應的乳品企業,又不承認事件涉及食品安全問題。內地民眾對紐西蘭的奶粉愈來愈不信任。

消滅奶粉投機,改善育嬰條件

極右本土派將奶粉荒問題歸咎於「大陸人搶資源」,掩蓋背後資本家投機的根本問題。

奶粉的進口公營化,由中港兩地的消費者代表、母親代表和醫護人員民主選舉產生,除了嚴格監督奶粉廣告的失實,也要確保公布現時奶粉的真確資訊,並禁止零至36星期的奶粉賣廣告。消費者需要成立民主監督委員會,調查奶粉商操控供應和推高價格的情況,阻止通過兩地差價進行投機。

現時香港公營醫療對母乳餵哺的支援不足,令不少母親在開始不久後被迫放棄。私家醫院與奶粉商的利益關係千絲萬褸,因而多數不鼓勵母乳餵哺。所以,香港母乳餵哺率偏低,嬰兒以純母乳餵哺四至六個月的比率只有15%。母乳含200多種營養,比奶粉(含70多種營養)更為天然和優質,政府應該創造良好的條件,包括加大宣傳教育母乳餵哺乳、建設大量公共哺乳室,以鼓勵母乳餵哺以逐步取代奶粉。

在很多國家,包括美國、加拿大、英國、北歐等都有母乳庫的成立,儲存母親們捐贈的母乳給予有需要的母親。香港的公立醫院應該向不適合哺乳的母親免費供應奶粉,更應逐步成立乳庫供應健康的母乳。

婦女產假香港孕婦產假僅有10星期,瑞典與香港財富收入差不多,但父母可共享16個月產假,可謂天壤之別。香港男士沒有有薪侍產假,令孕婦身心壓力倍增,影響產後分泌乳汁的能力。社會主義行動支持改善勞動條件,包括8小時工作製、女性16個月有薪產假、男士有薪侍產假七天,減輕產子帶來的壓力,讓婦女有健康的身體哺人乳。

內地食品安全是問題關鍵,只有食品供應商民主公有,置於人民民主監督底下,才可以取代官僚貪汙和資本家牟利的現狀。毒奶粉事件和香港奶粉荒的震盪證明,真正的社會主義和民主控製是生死攸關的問題。

關綜聯遊行:保基層,反壟斷,反官商勾結

1月11日,「關註綜援低收入聯盟」(簡稱關綜聯)發起遊行,在施政報告出爐前表達「保基層,反壟斷,反官商勾結」的訴求。主辦單位不滿政府扶貧無效,未能解決貧富懸殊問題,要求當局製訂有效及公平的長遠財富分配。遊行有16個團體支持,近百人參與,由灣仔修頓球玚出發,遊行至政府總部門外。

新一年的施政報告將於本周三(14日)發表,政府一直不能對貧窮問題采取有效的施政,上年施政報告設立「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也只是動用每年30億的公帑,資助少且條件嚴苛,還要在2015年下旬才正式接受申請。

我們記者在遊行途中訪問了陳女士,她一手推著女兒的嬰兒車,一手系著兩名兒子。她是內地移民,來港生活了7年。當問到她為何參加遊行時,她表示「政府應該加大低收入家庭生活的資助」。陳女士來港後,居於上水狹窄的劏房達4年之久,其後終於成功入住公屋,但生活仍是足襟見襯。

「我要照顧三個子女,沒工作,試過找托兒服務,但一直也沒有空缺。我先生也是從大陸過來香港,當雜工,月薪只有12,000元。我自己教育程度不高,本來來香港讓子女受更好的教育,但可惜在港教育開支高昂,幼稚園沒有資助,政府講過15年免費教育,但一直回避承諾。」

陳女士沒有太大期望脫貧,因為她一直是生活在社會的邊緣,出來巿區走走,對於她和子女們是難得的機會,她表示曾因為子女在校遺失校服而大動肝火,因為各項書薄費也要每名子女約一千元,還有每個子女每月$850的補習費,沒有錢讀幼稚園又會犯法,經濟上的折磨令家庭產生更多糾紛。

「我沒有任何娛樂,家裏所有的錢也用作購買食物、生活費,並給丈夫作為交通費。他是家庭的唯一支柱。現時電費、水費和房租又加價,但反而一些生活津貼如房屋津貼、電費補貼正在不斷削減,生活沒有曙光。在4年前最艱苦的時間裏,我曾有輕生的念頭,更患上了抑郁癥,幸好有其他媽媽扶持,才捱至今天。」陳小姐的經歷只是冰山一角,今天港府的扶貧方案到喉不到肺,還厚顏吹噓扶貧政策有成果。

社會主義行動在遊行裏舉起「立即落實全民退保,廢除強積金,權力歸於勞動者」的橫額。我們的發言者Jaco反對政府花500億搞自願醫保計劃,這等同用公帑補貼保險業。而政府對待殘疾人士和難民這些社會最邊緣人士也極為苛刻。要真正解決貧窮,必須政府必須加大公營開支,將社會福利訴求連系至民主抗爭,將銀行及大企業民主公有化,打破商家操控經濟的亂局,才能讓窮人有公權力合理分配資源。

施政報告假扶貧

施政報告出爐,梁振英早前敲鑼打鼓,四處叫囂扶貧有效,卻被發現搬弄數字,文過飾非。事實上,去年香港貧窮人口仍有133萬,每7人就有一人是貧窮。今年港府的施政報告並沒有帶來新希望。梁振英施政依循自由市場的教條,私有化政策大行其道,擴大公營部門則要小心翼翼。如此,今屆施政報告就一如既往了無新意。香港作為全球金融市場的一個中心點,大商家把持整個政治和經濟生殺權,整個製度必為金融體系服務。資本利得稅率極底(16.5%),工資受嚴重壓榨(今年最低工資$32.5),房屋全球最難負擔,這是所謂「自由經濟」。

「申請公屋是放棄自己」

正值施政報告發表前,港府委任的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振彬在電視訪問中直指,大學生畢業申請公屋是「放棄自己」。陳振彬並於早前占領運動期間建議舉辦多個青年舞會,讓青年宣泄精力,便不會「上街搗亂」。可見,激發年輕人抗爭的是社會矛盾和經濟問題,但政府卻對其視若無睹,何其脫節!

政府打算興建「廉價居屋」,即將新建成的公屋以市價五折出售,協助公屋戶置業。但這是糖衣毒約,如果計劃的廉價居屋數量小,就根本無助年輕人和基層置業;如果廉價居屋興建數量多,則等同動用大量公帑擴大私人房產市場,推高樓價。二手居屋投入市場後,價格正在不斷攀升。政府數字又顯示,由前年八月至去年六月,居屋二手市場樓價上升三成半,比私樓升幅更高。

港府向來以為穩住中產民心就可以解決香港社會矛盾,然後可以繼續無視水深火熱的底層民眾。香港有8.64萬劏房戶,不少尺租比豪宅更貴。但是,政府斷然拒絕恢復租金管製,恐惶違反市場信條。

退休保障要入息審查

政府在施政報告中表明會預留500億成立養老基金,但將會設立資產審查。梁振英推行的長者生活津貼(每月$2,285)的資產上限為18萬元,未來所謂「退休保障」的條件將更為苛刻。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一再重覆「財政赤字」、「誰來付鈔」等陳腔濫調,說到底,政府害怕威脅到強積金公司的利益。

國教復活 學店狂賺

港府將資助中小學生到內地交流,又將約600間中港學校締結為姊妹學校,甚至組織解放軍夏令營的參加者成立製服團體,種種政策與宣揚愛國主義不無關系。據《明報》最近報道,有政府中人承認,政府正在低調推動國民教育。前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常務副主任陳佐洱最近發表言論,教育局要隨時接受中央政府及香港社會的監督。可見,洗腦教育正在死灰復燃。梁振英批評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的民族自決論,惹來白色恐怖的質疑。

政治壓迫以外還有經濟壓迫。香港各大學學費年年上升,令香港大學畢業生平均欠學債10.9萬元。但最近港府消息透露,八大院校的附屬公司總盈余高達42億,其中中文大學附屬社區學院盈余更達15億。施政報告呼籲八大院校回饋學生,但卻沒有任何實質措施。這是政府多年來推動教育商品化造成的惡果。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今年施政報告假扶貧。經濟壓迫已激起怨憤,只欠一個平臺讓香港工人和窮人以行動表態。呼籲工人加入工會,建立工人階級群眾政黨是當前重要的任務。

立即落實八小時工作製,立即實行全民退保
提高最低工資至$45元,跟隨通漲升幅
八大院校全數退回盈余,用作公共教育經費;教育全面公營,全民免費
恢復租金管製,每年興建公屋5萬間
民主公有化銀行、地產商等大企業,由工人民主管控

英國為香港假普選方案背書

經過去年秋天的雨傘革命,相信全世界大部分人都認識到香港的「民主」只是謊言,但香港的前宗主國英國政府卻屬於冥頑不靈的少數。

在倫敦國會委員會最近的一份聲明中,英國外交部宣稱2017年的伊朗式選舉方案(當中只允許三名經篩選的候選人參加)能為香港選民提供一個「真正的的選擇」。這可能是自貝利雅聲稱伊拉克擁有大殺傷力武器以後,英國國會最大的ㄧ個謊言。外交部次長施威爾(Hugo Swire)承認香港不會有「真正的民主」,但縱使如此,他仍然呼籲泛民不要否決政改方案。施威爾向委員會稱:「總好過什麽都沒有」。與施威爾同為保守黨政客的巴倫(John Baron)亦稱外交部的立場好像「刻意地模糊掉」。

應聲蟲

施威爾和英政府的言論將會使香港的建製派歡喜若狂,他們會視其為重申自己的論點。這些言論,加上一份即將公布的報告中,提到英政府認同香港警察在79日占領運動中的處理手法,無疑會觸怒許多香港的民運分子。特別是那些對英國當局存有幻想的「歸英派」,他們誤以為英國是香港民主抗爭的盟友。在雨傘革命的尾聲期間,有些受受本土派思想感染的青年甚至於十二月在英國領事館外發起了一場占領行動,呼籲英國政府采取強硬的立場。如今外交部已經作出了回覆。

英國在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從中國手上奪得香港,當年的戰事就是為了捍衛英國商人向中國民眾販毒的「自由」。直至1930年代英國和各列強的海軍,都在長江自由進出。風水輪流轉,今天中國的經濟實力拋離英國,中國更拒絕了一個英國議會代表團在十二月一日到訪香港。該代表團計劃檢視中英在1984年簽訂的聯合聲明的落實情況。英國方面及後並沒有就這個事件向中方發出任何外交抗議,甚至乎一封發給駐倫敦大使的抗議信也沒有。不過,外交部卻否認向北京跪下。「我不認同我們以任何形式向中國政府叩頭。」施威爾向國會說。

在商言商

最近,《明報》報導一份政府內部文件顯示,在1984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時,英國當局即場帶商界訪問團招商,來順便締結有關向中國出口核能科技和武器的協議。但這在當時的港督反對下擱置,理由是這「太過明顯」了。

卡梅倫政府幾乎沒有掩飾自己迫切尋求增加與中國的經貿投資。英國在中國的投資於2014年增加了28%,與此同時來自歐盟的總投資下降了5.3%。事實上,根據《電訊報》(一月19日)的報導,英國在華投資會於未來五年翻四倍。反過來,中國公司現控有北海油田、希斯路機場和曼切斯特機場、谷麥生產商Weetabix 以及連鎖餐廳Pizza Express的股權。中英政府於去年六月簽署了價值300億美元的貿易協議,並包括銀行、鐵路和核能產業的中國投資。「我認為英國政府的外交政策可以用幾個字來總結:增加對中國的貿易。」這是民主黨元老李柱銘的話。

警察反應「恰如其分」

英國政府對於十二月被拒入境事件(英國公民入境香港本不須簽證)的懦弱回應,並接續支持北京的偽民主選舉方案,清楚地反映了它對雨傘革命所抱有的立場。同樣,大家並不驚訝其在即將公布的報告《英國外交部關於香港的半年度報告,2015年一月》(Half-yearly report from British Foreign Office on Hong Kong, January 2015)中為梁振英政府背書,並指警方的「反應恰如其分」。畢竟就是英國向香港警察出售催淚彈的!但是,這些外交措辭正好駁斥了中國官媒對於雨傘革命和其民主訴求是「西方顏色革命」的指控。

縱使卡梅倫政府矢口否認,但最近又再向中共專製叩頭的一個關鍵原因,就是習近平計劃將於今年訪問倫敦。上一次中國最高領導人參訪英國,就已經是2005年的胡錦濤了。當時中國還是世界第五大經濟體,而英國排在第四;如今中國已是世上第二大經濟體(國際貨幣基金會和一些其他機構甚至將其排在第一),而英國則跌至第六。當北京承諾加大金融體製的自由化,以及人民幣的自由化之際,英國資本家已迫不及待,要求將倫敦變成中國金融貿易的主要離岸中心。對於資本主義來說,這是十分重要的──比空談所謂「民主」更重要。

習近平向倫敦回禮

習近平即將到訪英國,顯然是獎勵卡梅倫政府的自我審查和馬屁工夫。「我認為習近平訪問英國的部份原因,是北京對英國就香港占中問題的反應沒有太不高興。」上海復旦大學國際關系學者陳誌敏指出。在2012年五月,卡梅倫在倫敦接見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引起了與北京之間長達18個月的外交冷戰。自此以後,英國政府便對商貿合約虎視眈眈,並小心翼翼避免觸怒中共政權。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反駁北京的「顏色革命」抹黑,並指出這只是專製當局掩飾自己與西方資本主義政府之間密切的政經關系。同樣,我們警告過,若香港及中國的民主運動對卡梅倫等西方資本主義和右翼反工人的政府抱有幻想的話,只會有災難性後果。若要成功,反抗獨裁的鬥爭需要是世界性的,反對滿口謊言的資產階級菁英,並聯合起中國以至全球的基層青年和勞動者。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3:31:02

錦上路鐵皮屋發生火警 一名難民喪生

1月29日早上10時半,元朗錦上路吳家村一貧民窟發生一宗火警,導致一名33歲斯裏蘭卡難民男子Sivarasa Sivatharan死亡。

貧民窟約有30名難民居住,土地本身是非法豬場和農地改建而成,環境極度惡劣。房屋由鐵皮砌成,以劏房形式分租,環境擠迫,欠缺安全的防火規格,發生火警時容易造成傷亡。火警發生時,就有三間這些鐵皮屋被燒著。

政府、社會福利署、保安局一直漠視難民的基本住屋需要。社會福利署將服務外判給「國際社會服務社」(ISS),服務差劣,惹來激烈批評。這次發生火警的房屋,就是由ISS安排難民入住的。

我們深切哀悼這名死難者,並且強烈譴責港府及ISS無視難民的住屋安全,導致今次的慘劇發生。我們支持難民的抗爭,反對不人道的難民政策。

訪問城巴司機:職場裏的委屈與壓力

2015年1月2日中午,社會主義行動在深水埗街站宣傳時,遇到了一位支持民主的城巴司機阿趙(化名),於是約了他作一個訪問。這天他受訪時,剛完成了大廈立案法團的義工工作。他在城巴工作已經快踏入第13個年頭。阿趙也許只是個生活平淡的工人,但從他的言談裏卻最能體會基層在今天社會受到的委屈。

訪問者:麗芬(社會主義行動)

受訪者:阿趙(城巴司機)

麗:你可否自我介紹一下?

趙:我現年 54歲,已經做了城巴司機差不多13年,我是一個有五名子女的父親。我是1997年後入行,之前是駕駛「拖頭」,我是70年代來香港的,已經在香港超過40年。

麗:你對於城巴的工作有什麽評語?

趙:公司的福利和薪金製度令同事之間產生摩擦。我是1997年後入職,屬於「新製」,當時我的底薪是7,074元。13年後今天的底薪也只是調升至11,000元。我超時工作一小時只有70元,而舊製度的司機卻有100元,新入行司機更只有60幾元。底薪內亦有「跳分」製度,同事每做滿一年得一分,每一分是170元,換句話說我的底薪是經過3次「跳分」,但舊製同事卻有10次「跳分」機會,新入行的司機雖然開始底薪只有大約9,400元,但他們反而有5次「跳分」,所以他們的底薪可以比我更多。福利方面,「舊製」司機可享24次看醫生的福利,但我只有10次,令同事之間產生矛盾。另外,雖然薪金差不多每年都會調升,但非常緩慢,每年我只有數百元的升幅。

麗:你在城巴工作有什麽壓力?

趙:我們只靠底薪並不足夠生活,我們還有一部分工資是稱作 「酬金」,包括在司機在路上的安全獎、城巴專利獎、總共大約是3,200元,但這是要建基於司機工作的質素之上,所以如果表現良好,我總工資大約會有14,000元。「酬金」是非常重要,但是公司卻要將它連結至我們的福利,例如我如果身體不適要請病假,公司會扣減「酬金」,現在社會怨氣越來越重,乘客很輕易會投訴司機服務,或有交通意外,扣減「酬金」之余,司機更可能要入獄,令我們生活壓力很大。現在物價上漲,普通午飯也是40元,幸好自己不需要「供樓」,否則負擔更大。

麗:你在城巴服務多年,你對公司服務巿民有什麽看法?

趙:我認為公司不斷削減成本,令服務質素下降,犧牲的是巿民的安全。例如公司會要求驗身不合格,或快將退休的司機轉做兼職,就可以逃避驗身的成本。當巴士司機工時長,我年輕時也經常超時工作至每日15小時,但現在年紀大所以我回復每天工作8小時,反而現在會留給新入行的年青人,因為新入行的年輕人如每天工作12-13小時,他們可以每月有15,000元左右。但很多司機也捱病了,腸癌、鼻煙癌、肺癌也有,有些司機也因病死亡,也是因為公司限定1小時食飯時間,時間倉卒大家也變得飲食不太健康。現時有很多乘客投訴巴士 「脫班」變得越來越嚴重,在司機的角度看,問題是因為公司對巴士司機的保障不足,例如工作量過大、年輕人也不願入行。惡性偱環下,司機都寧願請病假也不願上班,導至「脫班」。

麗:之前發生「占領」事件,對司機有什麽影響?

趙:老實說「占領」事件對司機沒有什麽影響,因為流量被拖慢以至班次會刪減,工作量減少,司機反而更舒服了。但可能對某部份想超時工作的司機,公司會因應情況刪減班次,對他們來說可能賺少了。但我是支持民主的,因為現時社會氣氛變得暴躁,由董建華開始後到現在梁振英管治,不斷製造社會自相殘殺,政府刻意製造攻擊支持民主人士的言論,很難怪年青人出上街頭抗爭的。

香港:三萬人上街爭取民主

二月一日(星期日)的大遊行是自雨傘革命後首次大規模動員,主辦單位估計參與人數接近13,000人。人群中泛起一片黃傘之海,遊行很大程度上是表達不曾遺忘去年79天的占領運動。

傳統的元旦遊行推遲,變成今次的二一遊行,由民間人權陣線主辦,口號是「自己香港自己救,自己政府自己揀」,以及 「不要假民主,我要真普選」。雖然占領似乎不會這麽快就再次爆發,但警方就如驚弓之鳥,部署了二千警力在場戒備,唯恐會有新一輪占領行動發生。

雨傘運動後可以見到政府的立場強硬起來,提出一系列的計劃,企圖打壓民主訴求。由從重推國民教育,到梁振英在施政報告大會裏斥責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倡議「港獨」。這些做法伴隨著中共獨裁者在背後持續施加的壓力,他們聲稱「國家安全」受到香港的民主訴求威脅。

最不祥的是,北京與香港政客多次發表重推《基本法》廿三條《維護國家安全法》的言論。最近,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就在立法會宣稱「外國勢力」正在幹預香港,2003年時任保安局局長的她曾推動廿三條立法,因為大規模反對而失敗告終。她正在主張廿三條的強化版,包括禁製所有與外國組織有聯系的政治團體。

建製派加強反擊,也令資產階級泛民領袖承受巨大壓力,同時也是在測試一下泛民否決政改方案的決心。在八月份,當人大常委頒布對2017年特首選舉的篩選規則後,泛民主派表現得堅決反對這伊朗式的假普選。但是,最近北京與香港政府對於泛民在壓力下轉馱,抱有更有希望。只要四名泛民陣營人士轉馱,就足以令人大的政改方案在立法會順利通過。

內部分裂和矛盾

從星期日的遊行,可見群眾持續反對北京的假普選。但同時,與雨傘運動相比之下,遊行人士明顯以年長一輩居多,這標誌著香港民主運動內部政治矛盾和分歧。很多年青人可能感到今次只徒具象征意義,與重建群眾鬥爭和行動升級沒有關系,而似乎決定不參與這次遊行,。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雨傘運動是一場歷史性的鬥爭,但由於運動的綱領極為有限,提倡改良而非革命,令運動受到挫折,無法迫使政府妥協,之後內部的政治分歧就越來越尖銳。可逐步改革獨裁體製而贏得民主──這信仰反映了一個事實:即使運動內部底層(尤其是年輕人)對泛民領袖越來越抱有懷疑,但他們對運動的影響仍然揮之不去。

2月1日的遊行由泛民主派及「占中三子」所主導,但在雨傘運動裏的占重要地位的青年與學生組織,在遊行裏卻顯得較為低調,可能代表著他們對老一輩的不滿。

「占中三子」戴耀庭、陳健民和朱耀明帶頭遊行。但雨傘運動的爆發是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和平占中始終躲在後方,不斷呼籲與政府妥協,力勸占領者撤退。無論那時和現時也好,他們的思維反映了泛民政治領導害怕被更激進的勢力、思想以及鬥爭形式所取代。

左搖右擺的泛民

在幕後,泛民的右翼陣營已經彌漫著新ㄧ輪的妥協氣氛。最近《南華早報》的ㄧ項民調顯示,過半受訪者希望泛民否決政府的政改方案(需要2/3議員通過)。政改方案需要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員(即47名)投贊成票方能通過,泛民控製了70席立會議席中的27席。否決後選舉製度會原地踏步,由鉅富壟斷的1,200人選委會欽點下屆特首。但寧願這樣,也不要為北京的「中國特色的普選」把戲擡轎。

雨傘運動造成的群眾壓力看來有下降的跡象,泛民上層顯然開始動搖起來,一些較直言的妥協派正在尋求「袋住先」的方法。在這個階段,這些舉動只是試探性的,但除非組織起群眾反抗,否則這可以令民主鬥爭再次被「溫和」泛民右翼所背叛。

最近,作為資訊科技界功能組別議員的公共專業聯盟莫乃光,在《無線電視》的訪問中透露,如果北京承諾全面取消功能組別的話,泛民則應該「袋住先」。此話引起了巨大的爭議,迫使莫乃光在數小時內收回言論。他聲稱不是認為如果中央願意就此作出承諾。

不過,莫乃光的言論並非單一事件。另一位泛民功能組別的議員李國麟表示,他可能會支持政府方案。而公民黨議員湯家驊同樣表明可能接受類似交易,以支持2017年伊朗式選舉來換取廢除功能組別。這所謂的「妥協」──將假普選合理化──是不可接受的。再者,中央很大可能不會兌現與泛民政客所提出的任何「妥協」,就好像2007年時所「承諾」的2017年普選那樣。

打倒獨裁體製!

功能組別確立了股票市場與資產階級在香港立法機關的權力,與親北京菁英的提委會是融為一體的。因此,在他們眼中,犧牲任何一方都會威脅另一方。這不代表功能組別不能廢除,但與香港政製的其他專製面貌一樣,是需要大規模群眾鬥爭與一個綱領才能掃除,而非拙劣地修補現存的不民主政製。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拒絕假民主,拒絕提名委員會,拒絕所有腐朽的妥協!
廢除功能組別!以真正民選的人民議會取代橡皮圖章立法會,新議會有實權向富人征重稅、消滅貧窮、落實體面的最低工資、逆轉私有化︳以及打破商賈鉅富的經濟束縛。
投票年齡限製降至16歲,包括外勞。
政治代表只領技術工人的薪金,將開支合理地公開受公眾審查。
建立民主行動委員會,建設運動內部民主,協調集體行動(強調罷課罷工),從而重建雨傘運動,聚凝爭取這些訴求的不可抗拒的壓力。
公有化銀行及大企業,置於全面民主管控,采取社會主義政策,作為唯一的手段去保障全面民主權利、保障就業職位、可負擔房屋,以及生活工資。
雨傘革命,今日香港,明日中國,打倒一黨專政!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3:32:40

百多名難民指控社福署為殺人兇手

二月六日中午時分,難民聯會率領百多名成員到灣仔社會福利署總部示威,抗議社福署無視在港難民的安全,多年來將難民服務外判,縱容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安排難民入住違法及極不安全的房屋,導致上星期一名居住在錦上路八鄉吳家村鐵皮屋的難民Sivarasa Sivatharan(Lucky)被燒死。社會主義行動協辦這次遊行。

「SWD kills refugees!」(社福署殺害難民)、「Down down ISS!」(打倒國際社會服務社)、「Close the slums! Save our lifes!」(取締寮屋!拯救生命!)。示威者垂頭默哀一分鐘,然後要求社福署代表回應事件。當局人員如臨大敵,早於難民示威前鎖上辦公室所有出入口。

「是社福署殺了Lucky,政府從不在乎難民的生死!」難民聯會成員Raymond怒斥。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也到場支持難民的抗爭:「寮屋被發現是違法的,但為什麼政府不在悲劇發生前執法?」社福署對難民惡劣的居住環境一直知情,卻置難民生死於不顧,在火災發生時,鐵皮屋溫度極高,加上每間屋住20-30人,環境擠迫、密不透風,又欠缺防火措施,令Lucky未能逃出生天。

「社福署為了逃避援助難民的責任,將援助服務外判予國際社會服務社。服務社只給予在港難民每月$1,500的房屋津貼,連最基本的安身之所都不能負擔。」社會主義行動發言人鄧美晶要求政府難民停止服務外判,由政府直接營辦,收歸使用者民主管控。

「Lucky這次悲劇令我覺得要更堅決走出來打倒ISS,他的死正證明了ISS的所作所為。政府很早便知道這些鐵皮屋是違法的,這些屋由農地改建,它們的結構根本不安全和不及規格,但政府無所作為。」居住在粉嶺鐵皮屋的難民Arif表示,他已居住在鐵皮屋超過兩年。ISS多年來不人道對待難民,包括分配難民入住元朗、坪輋一帶由豬場雞場改造的違法鐵皮屋。

「大約800-1000名難民住在鐵皮屋區,除了錦上路還有錦田、粉嶺、屯門泥圍等。在這次悲劇發生後,住在Lucky家附近的朋友們都很想搬走,他們不想住在鐵皮屋。我們要求政府增加難民的住屋開支,不只是現在的$1,500。」

來自埃及的難民Hanna要依賴拐仗走路,抱怨道:「ISS安排我入住佐敦一間很小的房間,那裡的洗手間的裝置極不安全,需要爬梯才可使用,我已經向ISS投訴過兩次,但沒有任何回應。最後在去年底,意外發生了,我跌倒了並跌傷了腳,要在廣華醫院留院三星期,ISS在得悉事件後才願意為我更換房屋!」

難民聯會要求政府立即取締違法寮屋,大幅增加難民住屋津貼,停止將難民服務外判。社福署公開指如果對待難民「太好」,會造成磁石效應吸引難民湧港,這態度正反映了資本主義政府種族主義的本質,歧視窮人,只為富人服務。政府的難民政策一日不改變,難民必定抗爭到底。

Erwiana案件勝訴 現在加強外傭權利鬥爭!

香港法院裁決雇主嚴重虐待罪成

2月10日(星期二)將成為香港外傭反歧視、反虐待的持久鬥爭中重要的一日。法院裁決雇主羅允彤在20項罪名中有18項成立,持續八個月襲擊、虐待Erwiana Sulistyaningsih,並導致她挨餓。這事件被《時代雜誌》等主流媒體形容為「重大案例」。《每日電訊報》指出,Erwiana在香港可怕的經歷「激起了全球義憤」。

「我希望他們會開始像對待工人和人類航對待外勞,停止待我們如奴隸。」Erwiana在六個星期的審訊結尾中說道。

群眾示威

之前香港一連串數以千計外傭的示威,顯然爭取到社會上各界層的廣泛同情,向當局(包括司法製度)施加了壓力,揭露了香港不公義的外勞雇傭製度。

「這次勝利令我們很鼓舞。我們會運用今次的勝利來推動外勞權利的鬥爭。」亞洲移工協調會的Eman Villanueva向中國勞工論壇表示。

很多人都認同有必要向港府加大施壓。

「今次的判決雖然很好,但可惜不會就此改變政府的種族歧視外傭的政策。」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表示:「『雇傭同居限製』以及『兩星期條例』就像南非以前的種族隔離政策,用來分隔和控製一批受超額剝削的工人。」

國際特赦組織發表聲明,指「外藉家務工雇主涉虐罪成,反映政府對外籍家務工無從保障」。在2013年,國際特赦組織譴責印尼外勞「奴隸般」的生活條件,控訴港府「不可寬恕」的無所作為。

Eman Villanueva很清楚香港外傭的大規模示威發揮了關鍵作用,他說:「若果沒有這場運動,政府只會無視這宗案件。正是這場運動令全港和國際社會留意到Erwiana案件,政府和法院因此被迫行動。」

「猶如囚犯」

從法院審訊可得知Erwiana受到其雇主可怕的對待。她曾被雇主打臉至牙齒脫落,被雇主用吸塵機塞進口裏令她嘴唇流血。她被迫挨餓,只允許吃小量的面包和白飯,每晚只可睡四小時。

裁判官胡雅文指,Erwiana猶如羅允彤家中的「囚犯」。羅允彤曾威脅如果Erwiana報案的話,會殺害她的家人。控方指她的待遇就如「無薪資的奴隸」──Erwiana從未收過羅允彤的工資。法院裁決,羅允彤要向涉案三名傭工繳交共$28,000元欠薪。

香港總共有約32萬名外藉家庭勞工,有一半來自菲律賓,其他大部分來自印尼。近年,她們的力量愈來愈壯大,以高調的示威行動要求改革不公義的雇傭法例,也要求對中介公司采取行動。中介公司往往違法向工人收取高昂中介費,迫使她們成為債奴。

廢除「雇傭同居限製」

在「雇傭同居限製」條例下,外傭被迫與雇主同住。這條法例只是作為社會控製的工具,避免外傭獨立居住,在社會上紮根,從而增加她們經濟上的議價能力。「雇傭同居限製」剝奪了外傭的私隱權,而雇主同時為「房東」的情況下,她們更為脆弱。居住在工作地點不免令工時更難管製,令家傭受到壓力而工時極長。國際特赦的調查發現,香港印傭平均每天工作17小時。

裁判官胡雅文間接承認了這悲慘的現況:「說得好聽一點,她(Erwiana)猶如囚犯…她完全被孤立,故被長時間虐打亦沒有作出相應反抗,也不為外界所知。」

對香港大部分的外勞來說,雖然虐打和暴力並非尋常之事,但被孤立的感覺卻是普遍切實的。判詞本身就是廢除「雇傭同居限製」的有力論據。但相反,港府正在加強執行這條法例,在數星期前警方突擊檢查,打壓外出居住的外傭。

Eman Villanueva說道:「如果港府堅持現時的政策,只會有更多『Erwiana』出現,更多虐打外傭的案件出現。」

港府無恥無極限。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健宗「歡迎」法院就Erwiana案的判決,說道:「這亦顯示出政府當局和法院亦高度重視保障外籍家庭傭工的法定權益和他們的人身安全,這一點是重要的。」

工人並不期望港府會帶來任何「保障」,港府保障的只是商賈鉅富。今天法院重要的勝利一定要作為一個裏程碑,在未來建立更有力的鬥爭以爭取外傭權利。外勞的鬥爭會作為所有工人團結鬥爭的一部分,對抗這個反工人的政府。

財政預算案向富人派糖

二月二十五日,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發表的最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大家可能會感到似曾相識的感覺。兩年前,本雜誌評論2013年的預算案:「與過去的一模一樣,吝嗇得難以置信。」而這次同樣是照辦煮碗,所謂的一些「派糖」措施不過是庫房的九牛一毛而已。派糖只是包裝,用以掩飾預算案優惠富豪菁英的本質。

在發表財政預算案期間,曾俊華嘗試將經濟的放緩歸咎於去年的雨傘抗爭運動。去年政府所預計的GDP增長為3%,但實際增長只有2.3%。事實上,經濟正瀕臨衰退,而財爺對於今年的增長預測只有1-3%。中國越來越有可能出現經濟硬著陸,隨時會海嘯航沖擊香港,並將重創金融及地產市場。

中國的「次按」放貸

隨著香港經濟「金融化」越來越猖獗,經濟危機越可能出現。香港經濟複製華爾街的那種高風險銀行產品,七年前就是這些玩意觸發美國經濟爆破。香港經濟上一次出現衰退(負增長)是於2008年,當時整個香港銀行的債務總值7萬億港元,但今天已經膨脹到26萬億港元,超過當年的三倍。而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在這些借貸增長當中,對中國大陸企業的貸款佔了40%,相比2008年的時候只有10%。

這些對中國的借貸正是另一種形式的高風險「次按」放貸,可以對整個香港的經濟造成沖擊。香港銀行的高度參與也令更易受到中國地產泡抹和壞帳的影響。因此,香港政府竭力累積盈餘,庫房儲備已快達到8,560億港元,相當於政府23個月的開支。政府要準備好註資拯救大富豪和投機者。

曾俊華在發表預算案時承認未來一年的經濟將會面對眾多挑戰,並指出歐洲和日本的通縮有可能使經濟進一步萎縮。他亦表示明白香港的社會沖突正在激進化,但是這份預算案卻沒有任何解決房屋問題、拉近貧富差距的政策,沒有措施能夠減低沖突。

五分四的資源到了中上階層手上

一些媒體稱曾俊華作了一百年八十度的轉變,他去年說過派糖和一次性紓困措施「將會成為歷史」。《英文虎報》甚至預測可能「背後有人指使」,暗示可能是梁振英在背後撰寫這份預算案,亦可能是為2017年選舉鋪路。

可是,對於有輿論將這份預算案形容為「慷慨」甚至「民粹」、「贏盡年輕人的掌聲」等,我們則完全感到摸不著頭腦。所謂340億的派糖措施,但實際上當中五分之四的金額皆是去到中產上層的群體,而基層群眾只分到剩餘的20%。

荒謬的是,在一片右翼民粹的浪潮下,有論調指新移民濫取綜援。事實上,在去年綜緩七年限製撤回後,領取綜援的總金額下跌了21億。領取綜援人士大部分是年老、傷殘、單親等社會最底層。而新移民領取綜援的百分比只是約5%,而且當中絕大部分都是18歲以下的兒童。「反政府」的本土派與建製派自由黨一氣連枝,將資源不足歸咎於新移民「搶福利」,煽動排外情緒。從這點就可見,本土派不過是建製的打手。

政府再次估錯盈餘,今年財政年度的盈餘估計為638億,遠超於曾俊華去年估計的91億。這些盈餘是香港工人的血汗裡擠出來的,主要透過高企的樓價向香港工人、小企業和消費者徵收間接稅。只有十分之一的盈餘會重新回到社會上的底層,而且只是透過一些沒長遠目標的舒困措施,例如公屋免租一個月及綜援三糧。

財政預算案簡介:

稅收:正如《南華早報》報道:「中等收入家庭繼續從增加子女免稅額和薪俸稅優惠中獲益,但低收入家庭什麼也沒有。根據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的資料,額外援助沒有照顧到在職貧窮人士,因為這些月入二萬元或以下的家庭不用納稅。」

房屋: 沒有大改變,政府承認不能達到每年興建兩萬間房屋的目標。政府雖然實行所謂樓市加辣,價值七百萬元以下的自用物業,由過去的六至七成按揭成數,一律降至六成。

全民退休保障:曾俊華表明全民退保「不可持續」,因此不能落實。香港老人是最貧窮的一群,三個老人就有一個生活在貧窮線下。

長者及殘疾人士照顧住宿服務:政府承諾增加1,200個照顧及康復服務的宿位。有些地區的殘疾人士要等10年才求得一宿,這根本完全不足夠
醫療設施:醫療開支增加至706億,比去年上升24%。但大部分增加的開支(100億)是用來註資自願醫保計劃,即「鼓勵」病人從公立醫院轉用私立醫院。

性暴力受害女性的個案上升

香港女性受性暴力對待的個案正在增加,響起了警號。性暴力或家庭暴力個案均有上升,而兩者之間是有關的。不論是肢體侵犯、性侵犯或精神侵犯,對女性的暴力都是關於「控製」的。我們身處不平等的階級社會,有著奴役女性的權力結構;女性被限於扮演妻子、母親的角色,受男性掌控。以家庭暴力為例,社會福利署的數字指出,自2012至2013年,家暴事件上升了40%,即2013年增加了3,800宗家庭暴力事件。在2014年所有報案的暴力事件中,80%的受害人為女性。

性暴力案件整體上亦在增加。社署在2013年接獲的首次呈報性暴力個案有680宗,而2014年首九個月更接獲874宗,超過2013年的總和。真實的數字遠遠更為驚人,很多受害人懼怕「責備受害者」或遭到社會標簽等的原因不敢舉報。

特定群體

性暴力也影響到性小眾中的女性。一個LGBTQ團體指出,上述的官方性暴力統計並不包括受到性暴力對待的性小眾。他們曾向社署要求對性暴力的受害者提供協助,但這些案件並不被紀錄為性暴力個案。

一名跨性別的青年被家人趕走而無家可歸,也找不到任何協助,因為香港的庇護中心一聽到她是跨性別人士,都立即掛斷電話,或表示中心只接收女性。家庭暴力案件也不包括性小眾的受害人,因為前線的工作人員都沒有受過足夠的訓練處理性小眾的案件。

在智障人士中,針對女性的暴力數字也大幅上升,智障女性被性侵的個案自2007至2014年上升了40%。在這些案件當中,95%是女性,73%未成年。東華三院轄下芷若園指出,輕度智障的女性思想單純、容易受騙,遭到性侵犯亦不知道。可是,社會對智障人士的性教育不足、傳統家長禁製智障人士接受性教育,也間接令這些女性處於容易受害的位置。資本主義社會要竭力控製女人的性自主,無法提供正確的性教育,包括教導女性(及男性)何謂健康、互相尊重的關系,何謂侵犯性行為。

這也是香港青年的一個問題。關註少女及兩性平權議題的機構Miss Alpha就年輕情侶戀愛期間的暴力態度進行調查,發現58%青年指曾遭另一半影響正常社交活動,38%受訪者曾遭伴侶企圖操控,12%人更被對方強行愛撫或性行為,涉遭非禮或強奸,當中一人更是十六歲以下少年,12%人曾被肢體暴力對待。同一份調查指出,社會中對「約會強奸」、在關系中被伴侶暴力對待等的意識非常缺乏,加上一些受害者沒有觀念,令不少人受到傷害亦不自知。

缺乏足夠的社會服務

新自由主義對整體公共服務的打擊,令香港缺乏足夠的社會服務提供給女性,例如女性庇護中心的短缺,令女性要尋求安全的居所非常困難。香港現時只有五間女性庇護中心,三間由非政府機構營運,政府沒有提供公共的服務中心。所有中心加起來只有260個宿位,完全供不應求。一些庇護中心更缺乏托兒服務,一些有其他限製如煮食的時間限製等,令入住的女性生活非常不便。以現存的組織架構,女性庇護中心缺乏足夠的支援,中心不會協助受害人處理如托兒、申請公屋、綜援或離婚等事宜,反映建立一站式服務中心的需要。不同的婦女團體也批評,缺乏一站式的性暴力部門,迫使受害者必須到不同的部門,一次又一次重覆自己受害的經歷。

總結

性暴力受害女性上升,反映需要加強抗爭的力度來提高社會關註,並向政府施壓,要求更多資源。需要結束保守及有害的社會態度,如為「保護」青年和智障人士而不向他們提供足夠的性教育、責備受害者等的觀念。對性小眾的保守態度也令受害者不能提供應有的協助。同時,我們必須加強鬥爭,為女性和其孩子爭取更多的經濟資源,讓她們脫離受虐的環境。提供足夠的庇護中心宿位,成立處理性暴力的部門,以一站式的社會服務提供協助。這一切對女性反抗性暴力運動中都至關重要。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3:35:08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

對女性的壓迫,由職場歧視到媒體廣告的性別歧視和暴力,根植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中。世界上70%的貧窮人口都是女性。即使在如香港這樣的「富裕城市」裏,右翼的建製派政客、大媒體、以至國家機器—高級法官及警司—都在灌輸保守的意思來強化性別的壓迫(如認為女性要避免被強奸就不要飲醉酒!),目的是限製女性的權利和自由。

社會主義者反抗這些思想和態度,並為加大公共服務如全民托兒服務、老人服務等而抗爭,從而減低女性的負擔。我們支持法律改革的抗爭,提高女性的社會地位,但這連系至與資本主義完全決裂的必要。我們為社會主義政策而抗爭——民主控製經濟——為女性完全解放建立重要的基礎。

各大院校出現退聯潮

香港大學通過退出學聯決議後,學聯面臨分裂的危機。各大院校成立了退聯關註組,無疑反映本土派勢力日增。本土派學生策動退聯,只求嘩眾取寵,但卻沒信心爭取學生支持自己的右翼和種族主義綱領,因此採取只破不立的手法。

退聯並不會將學生會的民主化,也不會強化學運的力量,反而只會令民主運動更為零碎化,組織更為困難。

但普遍學生之所以大力批評學聯,並不只是因為本土派的影響,而是對學聯官僚體製的不滿一早存在。因此,有必要將對學聯的真誠批判與本土派嘩眾取寵的技倆分開來看。學生在民主運動中地位崇高,退聯事件提出的問題相當重要:如何避免學運分裂,同時改變學生會架構和領導層的不民主,要建設戰鬥性學運。

香港大學舉行退出學聯的公投,結果為2,522票贊成,2,278票反對,1,293票棄權,以224票之差通過退聯。事件引起連鎖效應,嶺南大學也有同學成立了退聯關註組,將於三月初舉行退聯公投。而浸大、理大都有學生成立退聯關註組,中大的「本土學社」亦表示或於下月發起退聯公投。

退聯關註組的學生主要本土派思想影響,其中嶺大退聯關註組的周韋樂就是熱血公民成員。各大院校的學生會都愈來愈受本土派的意識形態影響。嶺大三年級生的余同學就向筆者表示,新一屆的嶺大學生會就有很多本土派分子,提出「中港區隔」、「香港獨立建國」等右翼民粹思想。他們利用退聯議題為自己造勢。但支持退聯的學生只有少數是明確的本土派,多數是泛泛不滿學生會的官僚體製。我們一定要將兩者區分。

學聯雖然承諾會進行「體製內改革」,但沒有實際方案。兩方都沒有將背後的政治鬥爭放在枱上公開辯論,而只集中在於繁複的技術性問題。沒有人提出戰鬥性學運的新選擇。

組織官僚化

在雨傘運動中,群眾看穿泛民政客及佔中三子拖運動後腿,因此大力支持學聯,令學聯一躍成為運動領袖。但同時,學聯卻沒有與泛民過往小圈子的組織方式決裂。

學聯與泛民政黨及親泛民的民間團體開閉門會議,決策後通過媒體「知會」學生及群眾。這令學聯與普遍學生愈來愈脫節。嶺大的同學又表示:「罷課委員會應該盡量吸收同學進去,但他們點到即止,有很多同學來開會後,認為自己沒有實際權力和位置,就沒有意欲再來。」

由反國民教育到去年的雨傘革命,學生愈來愈投入政治運動,開始與學聯由上而下的組織方法發生沖突。各大學生會未能在學生群眾中紥根,建立有實體架構和具動員能力的組織。

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香港的學生會往往以「學生純潔性」的名義,排斥不受泛民控製的組織參與,令不同意識形態的辯論受到扼殺。如果有學生提出更鮮明的立場,就會被指控為「騎劫學生會」。「政治背景」不應該是禁忌,任何學生組織都會有其政治傾向。在群眾運動成熟的地方,各政黨都會有青年部在大學裡公開活動,宣揚自己的政治立場,讓學生在民主辯論的環境下選舉。

中大學生會候選內閣「野草」的會長王澄烽是左翼廿一成員,被本土學社揭發後進行「公審」。這種獵巫行動製造一種反左翼的白色恐怖,從而貶低整個左翼運動。我們捍衛任何政見人士參選學生會的權利。但是,我們認為任何候選人都不應隱瞞自己的政治背景,而應該公開其政治身分、公開明確的政治立場爭取支持。

共識製的不民主

本土派虛偽地批評學聯決策不民主,學聯回應指自己向來以共識製決策(即八大院校的代表討論直達全體一致的立場,就成為學聯的立場),可以保障各大學生會的自主性。共識製聽起來很民主,但事實並非如此。很多時各大學生會為了勉強達成共識,連夜開會通宵達旦而不能明確決策,結果最後由一小撮人決定最重要的事宜。另一種情況,就是少數派在「團結」的壓力下被迫拋棄自己意見,令民主辯論窒息。專製者往往用「共識製」獨攬決策權,歐盟在共識製下還是由德國支配,美國政製也充斥著共識製。共識製在操作起時,只要有一方阻撓就可以停止一個議案或行動向前行。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多數製的民主概念,在重大問題上公開投票,並容許充足的討論和辯論。

學聯既然是一個平臺。各大學生會毋須在政治立場上達成一致共識,而應該各自表述爭取學生支持。在具體行動(例如組織聯校罷課)上盡量協調和團結。

與泛民緊密合作

學聯與泛民政黨及民間團體緊密聯繫,深受其政治立場影響。在雨傘革命退潮後,年輕人及學生愈來愈激進化,尋求變革的出路,但感到絕望與不耐煩。泛民領袖無心無力帶領群眾鬥爭,又將小圈子領導層強加在運動上。雨傘革命期間,自封為領導的「五方平臺」包括了泛民主派、和平佔中、學聯及學民思潮,還有一堆從沒公開團體名的民間團體。學聯在「五方平臺」與泛民緊密合作,縱有分歧也不公開表態。因此,本土派伺機指控學聯「勾結」泛民,從而收割學生不滿泛民的情緒。這做法與他們在雨傘革命裡提出「沒有大會」、「不要領導」是一脈相承的。

此外,在雨傘革命期間,學聯發表《致習近平公開信》,懇求中共獨裁者容許香港落實真普選。學聯與泛民政黨的立場一樣,為了避免觸動中共的神經,沒有鼓動中國內地群眾起來抗爭,將雨傘革命蔓延至中國,清晰表明有必要打倒一黨專政。本土派學生團體更走得更遠,倡議中港區隔,認為中國的民主運動與香港無關,提出要放棄「建設民主中國」的綱領。若果這一立場主導整個民主運動,只會招致鬥爭的失敗。

學生福利的鬥爭

退聯表面是技術細節的變動,但實際上這代表著香港學運反動倒退的一步,將令團結抗爭更加困難。當要發起聯校抗爭的運動,未來將會更為困難。學聯過往發動過抗爭爭取學生福利,尤其是工人階級家庭出身的學生,例如反加學費運動都需要聯校參與。實際鬥爭將揭露本土派的右翼立場,他們嘩眾取寵的技倆只會危害學運。

退聯無補於事
清除官僚體製 建設獨立民主學生會

本土派策動的退聯成功後,會令他們的信心大增,從而逐步把持學生領袖席位。但同時若果學生會沒有製度變革,即使學聯全面瓦解,八個學生會還是會繼續官僚。此外,沒有各院校學生會聯合行動的平臺,社會運動更為零散化,學運的組織力量不但不會加強,反而將會倒退。因此,我們認同現行學生會及學聯的架構並不完全民主,但我們反對退聯。

學聯提出的自我改革是不足夠的,需要由下而上組織起來向學聯領導層施壓,清除學生會的官僚體製。現時學聯架構冗贅,作為一個協調各學生會行動的平臺,完全可以簡化。此外,學生會往往受校方製肘,沒有真正獨立性,因此有需要與校方官僚抗衡,爭取學生會的自主權。

學聯過往召開的全民大會很多時淪為空談俱樂部,實際決策權還是落在一小撮官僚手中。其中一個例子,就是9月28日雨傘革命爆發當晚,城大舉行的罷課會議後,完全沒有落實討論的結果,學聯號召「無限期罷課」後並無做過動員和組織工作。

學生會每月召開有實權的全民大會,讓學生參與討論及決策,在重大問題上投票決定。學生可以隨時通過民主程序罷免領袖。在各學系和班級建立民主架構與活躍的會員基礎,由下而上監督領袖。只有學生積極投入學運鬥爭時,才能徹底廢除官僚惡習。從雨傘革命的經驗可見,當有大事發生時,學生是會全程投入鬥爭的。

學運需要一場民主革命:建立獨立民主、具群眾性的學生會組織,全面改組學運,但退聯行動只是學運的的反革命。

雨傘革命退潮 政改風暴醞釀

在雨傘革命結束後,政府開動輿論機器,宣傳所謂「民意逆轉」,製造接受「袋住先」的假民意。泛民面對政府的壓力,把民主運動變為防守。沒有在政治檢控和愛國教育等議題上反攻,反而靜待政府拋出的方案,最多只會在六月分時投票否決,但沒想過發動大規模鬥爭推倒人大決定。甚至有部分泛民政客眼見雨傘運動退潮後,開始再吹起妥協之風,準備轉投支持政府的方案。不少泛民政客正準備安排與中央會面,討論在政改上枱底交易的條件。政製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誌源表示,對通過政改方案的機會由「極度悲觀」改為「審慎樂觀」。

只要有4名泛民議員轉投贊成票,政府的政改方案就會有足夠票數通過。最有可能轉軚支持政改方案的五名泛民立法會議員分別是:公民黨湯家驊、民協馮儉基、教育界葉建源、資訊科技界莫乃光、衞生服務界李國麟、會計界梁繼昌。他們提出各種在人大框架下的改良條件,表示會考慮支持政改方案。

首富李嘉誠在長實業績發佈會上,亦三度呼籲所有人支持政改,否則會成為「輸家」。在去年雨傘革命期間,《環球時報》曾經有一篇文章指責香港富豪沒有出面反對佔中,其後被迅速刪除。現在從李嘉誠的論調可見中共與港商又再一氣連枝了。

英國政府在一月份呼籲泛民支持政改方案後,最後又向國會提交香港半年報告書,明確表態支持香港特區政府的政改方案,並認為人大決定對香港進一步邁向民主仍存在空間。可見,所謂外國勢力支持雨傘運動並不存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關心的是與中國作生意勾當,而不是民主價值。

中共標籤:「香港民主運動=港獨=反中國人」

梁振英點名批評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鼓吹港獨,反而挑起公眾對民族自決的興趣。中聯辦、鄉議局、建製黨派也齊聲譴責港獨,好像港獨是民主運動的主流路線。政府從而有藉口合埋化鎮壓,在政治上操控香港。

雖然中共表面對港獨恨之入骨,但卻刻意挑起中港矛盾,製造「香港民主運動=港獨=反中國人」的標籤。中共最害怕民主運動蔓延至中國大陸,這一標籤煽動族群分化,從而孤立香港的民主運動。愛國流氓組織領袖在網上散播黃絲帶即港獨的訊息,甚至捏造「香港導演彭浩翔罵大陸人是狗」,挑起中港族群矛盾。中共網軍亦假裝大陸平民,鼓吹「不再去香港」。打著反政府旗號的極右本土派,通過反水貨客、指罵大陸旅客的行動煽動大香港民族主義。本土派鼓吹的「香港人優先」、「中港區隔」客觀效果只是中共的打手。

無疑,港獨與民族自決的思想正在醞釀發酵,由於中共加大政治箝製,而中國資本輸出造成香港的經濟問題,愈來愈多年輕人視之為政治抗爭的出路。但在現階段,與其說他們真的準備為港獨而戰,不如說只是一種宣示式的叫喊。

社會主義者在工人階級團結的基礎上,支持藏族、新疆的民族自決權,獨立臺灣,只有能團結中國大陸群眾,打倒一黨專製政權與資本主義製度,才能確保每個民族的真正自主權。

鎮壓加強

建製派早前大談引入國安法,製造輿論恐嚇,目的是為廿三條立法鋪路。葉劉淑儀倡議重新推動廿三條立法,更要加強防止外國勢力幹預的條例。目前群眾憤怒尚未平息,政府不敢貿貿然推行廿三條立法。但新一輪的政治檢控準備開始,不排除會有示威者被重判,作殺一儆百之效。

雖然洗腦教育在2012年的抗爭後被迫擱置,但政府一直暗地裡繼續推行。港府將資助中小學生到內地交流,又將約600間中港學校締結為姊妹學校,每間學校提供12萬元資助。很多校方面對這招銀彈攻勢都會立即投降。恰巧的是,前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常務副主任陳佐洱早前發表言論,教育局要隨時接受中央政府及香港社會的監督。可見,洗腦教育正在死灰復燃。

此外,新成立的青少年軍總會由梁振英擔任榮譽贊助人,特首夫人唐青儀則為總司令,在成立典禮上建製派政客濟濟一堂。青少年軍具相當濃厚的政治色彩,其誓詞中包括了「報效祖國」。

同時,中共在內地加強網路審查,封鎖翻牆軟件,令內地網民不能登入多個熱門網站。此外,中共對大學作出一次愛國大清洗,教育部長袁貴仁指絕,不能讓傳播西方價值觀念的教材進入中國高校課堂。中國政府禁製了載有「西方價值」的教科書,撤換了一些自由派的大學學者和教授,甚至拘禁部分人士。

右翼本土派的冒起

右翼本土派發動的反水貨客的行動,吸引了一部分激進年輕人參與,被視為憤怒的出發點。在商場的沖突中,示威者與警察激烈對峙,警察施用胡椒噴霧和展示警棍。雨傘革命由於欠缺強有力的組織領導,為行動至上的抗爭模式製造了土壤,當時就有一小撮人在街上拾散紙短暫堵路,乃至打爆立法會玻璃門的行動。反水貨客的行動模式可說是後雨傘的延續,

示威者感到傳統的遊行集會無效,要加強組織化的抗爭路線(例如罷工、罷交稅)又非能短期內有收成。因此,本土派收割了這一不耐煩的情緒,為所謂「勇武抗爭」推波助瀾,強調與警察激烈沖突,同時煽動驅逐大陸人的種族主義。

在群眾鬥爭的一定階段,成立自衛委員會甚至武裝起來是有必要的,但這必須置於運動的綱領和組織之下。本土派無序的沖擊行動,甚至走向個人恐怖主義的路線,只代表一種絕望中還擊的情緒,對於建立戰鬥性的民主運動並無幫助。真正的出路是,在學校、社區和工作地點建立強有力的組織,建立集體化的抗命行動,並以工運鬥爭作為民主運動的主軸。

社會主義者的立場

在六月分政改方案將於立法會投票,將成為民主抗爭的一個風眼點。社會主義者會堅持反對中共篩選,立即廢除功能組別,降低投票年齡到16歲、外傭的投票權、立法會議員領取技術工人的薪金、以「真正人民議會」取代跛腳的立法會,從而令議會有權向富人徵重稅、消滅貧窮、實施體面的最低工資、重有公有化私有產業,創造真正的工作職位。只有將民主鬥爭連繫至打倒香港和中國的資本主義製度,才可見帶來真正的變革,也是遏止右翼民粹歪風的最有效方法。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3:37:15

新自由主義打擊女性權利 造成女性貧窮

三八婦女節即將來臨,紀念女性在超過百年的抗爭路上成功爭取眾多重要的權利,今天我們所擁有很多的權利如投票權、工作權、受教育的權利等,都是過往歷史鬥爭的成果。但必須認清一點,在今天全球資本主義製度下,女性在社會上的種種不平等依然存在。香港作為其中一個資本主義城市,女性受著經濟政策、父權文化的壓迫,當中又以工人階級女性所受到的壓迫最大。

父權資本主義合理化私有化政策

資本主義是為了將利潤最大化的製度,在香港一個高度私有化的社會下,醫療、老人服務、教育、托兒等公共服務完全不足,這令女性受到的打擊最大,也導致了女性貧窮,並且在父權文化下,女性貧窮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服務財團的政府寧願把錢投放在千億的基建項目上,也不願意投放公共資源於老人服務或兒童託管服務。父權社會下的性別定型及性別分工根深蒂固,「應由誰來照顧家庭或打理家務?」父權社會的答案一定是女性。父權社會一直透過教育、媒體、政府等公共機關舖天蓋地的宣傳「這些是女人的天生職責」,來合理化歧視女性及私有化政策。

在所謂「男女平等」的父權社會下,女人事實上被剝奪很多權利、自由和選擇。我們不能再忍受「女人要履行天職留在家中」這種父權概念!正正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欠缺公共的老人、託兒、長期病患及傷殘人士等服務,很多女性在婚後被迫放棄工作,在家照顧老幼,成為家庭主婦,從事無薪的家務勞動。一項政府調查就指出,未婚女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有67%,與未婚男性相約,但已婚女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只有46%,已婚男性卻有71%。

即使在婚後工作,只能在家務外有限的空餘時間,從事兼職工作,又因為家務勞動的性質,工作時間不能太長而且需要彈性,令很多女性被迫選擇不穩定的臨時工、兼職、散工等低收入工作,俗稱「4C」行業,即清潔(Cleaning)、飲食(Catering)、護理(Care-giving)及收銀(Cashiering),多屬一次性或兼職。這類工作當然工資偏低,變相造成女性貧窮。女性亦會在收入較另一半低的情況下,財政上必需依賴丈夫,一方面令女性無法獨立自主,另一方面,工人階級的男性工資本來已被壓低,當女性工資更低時,工人階級家庭的財政壓力便更大。

而對於離婚獨自照顧小孩的單親媽媽來說,政府所提供的支援更近乎零,令很多單親媽媽都活在貧窮線以下,香港政府是何其可恥!另一方面,又因為社會在老人及託兒等的公共服務缺乏,很多已婚女性即使受到家庭暴力,希望與伴侶分開,也不敢離婚──試問一位單親媽媽如何以月入不過一萬來兼顧房租(一間劏房至少需要三千元)、孩子學費書簿費雜費、交通、食物等開支?

託兒服務嚴重短缺 女性被迫放棄工作

香港沒有任何完全公共的託兒服務,社會福利署提供的託兒服務都是非政府機構提供(需付費),而且名額長期不足,全港有超過30萬名6至12歲兒童,但該年齡兒童的「課餘託管服務」全港只有約5,500個名額!同時,這些託管服務的時間缺乏彈性,很多媽媽因為不能於下班時間前後接送孩子、未能負擔費用、地點不方便等問題,被迫放棄工作。香港婦女中心協會2013年一項調查發現,大部份基層婦女認為香港託兒服務不足。超過七成婦女認為,若果能夠解決託兒問題,她們希望外出工作。我們認為,女人要有工作權,所以託兒服務更應是所有人的基本權利!

全民退保遲遲未落實

政府多年來不肯落實全民退休保障,梁振英準備推行的退休保障又要入息審查。政府堅持吸血的強積金製度,為的就是將工人階級的血汗錢給銀行家用作投機炒賣。而這也是造成女性貧窮現象的其中一個原因。由於很多女性沒有正職工作,家務勞動並不受到強積金的保障,很多女性在老年退休後沒有任何積蓄,高齡津貼(生果金)的每月金額只有約$1,100,根本不足夠生活,令她們最後要靠拾紙皮變賣來維持生活!一項有關香港拾荒長者研究指出,85%的拾荒長者為女性,近50%拾荒長者每月收入少於500港元,超過40%更曾因與人爭奪紙皮而受傷!

此外,女性的平均壽命比男性長六年,但政府並沒有對女性長者的醫療需要增加公共醫療開支,很多老年婦女人到晚年,體弱多病卻無錢醫治。老人在退休後過有尊嚴的生活,是一個社會基本的條件,香港的老人卻要淪落街頭,每三位老人便有一位貧窮,正是新自由主義的受害者!
男女同工不同酬—女性比男性低22%!

縱觀過去數年,男女同工不同酬仍然非常嚴重。男女工人都被壓低工資,當中女性工人的情況更甚。男性每小時的工資中位數為63.2元,女性則為51.8元,比男性低22%!

有薪產假落後亞洲地區

去年11月,聯合國建議香港政府應將有薪產假增加至符合其認為是「國際標準」的14週,但香港的有薪產假(現為10週)排列亞洲榜末位置,比亞洲地區如南韓、新加坡落後。

有薪產假的好處多不勝數,尤其是對女性的健康有利。而那些經常強調「傳統家庭價值」的保守政客正正是反對增加有薪假期的人!我們認為,即使是聯合國所建議的14週有薪產假也不足夠。歐盟國家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比香港低,但也有至少18星期的全薪產假。社會主義行動認為,工會、婦女團體及社運分子應該要求6個月(24週)的全薪產假。

而經過多年建製派及資本家的阻撓下,男士侍產假終於在去年12月在立法會上通過,將於今年2月27日起生效,但這是由勞工處提出只有最多3天、只拿4/5薪酬的議案。

女性團結抗爭 反抗父權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除了剝削工人階級外,亦以物化女性身體,開拓美容產業來賺取利潤,這導致對女性價值觀的扭曲(認為外表是女人唯一的價值),強化父權思想及對女性的控製。在這個製度下,女性受盡製度性的壓迫和歧視,我們如何還擊?女性必須組織起來,包括女性工人加入工會,反對資本財團對整體工人階級的打擊。要反抗整個壓迫性的製度,就必須建立一個新的戰鬥性女性運動,去反對新自由主義政府的私有化政策、要求大幅增加公共開支、公共託兒及老人服務、要求男女同工同酬、男性7天全薪侍產假、有薪產假6個月、8小時工作製、增加最低工資(包括外傭)、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等政策,連繫至社會主義性平權的抗爭。

三八婦女節 國際婦女大團結

三月八日是一年一度的國際婦女節,這是為了紀念百多年來女性和工人階級為爭取權利而上街抗爭的一天。

在婦女節前夕,三月七日的早上,社會主義行動連同難民聯會、社民連、香港蕩婦遊行數十人一同發起抗議行動,遊行至政府總部,要求政府正視香港性暴力日趨嚴重的問題,提供公共庇護中心予女性性暴力受害者。他們高喊「不要性暴力!」、「我要公共庇護中心!」、「我要公共托兒服務!」「立即落實全民退保!結束女性貧窮」,行動發言人鄧美晶表示,香港性暴力上升1.8倍,但現時社會上只有280個由非政府機構營運的庇護中心宿位,絕對供不應求她又指,由於沒有全民退休保障,從事無薪家務勞動的女性不受強積金保障,造成女性貧窮的現象。

今年的三月八日湊巧是星期日,正是全港三十萬名外籍家務勞工的假期。下午一時,數百印尼及菲律賓外籍家務勞工遊行到政府總部,沿途高喊「我們是工人,不是奴隸!」、「廢除兩星期條例!」、「我要外宿選擇!」等口號。

社會主義行動及難民聯會也有參加這次遊行集會。我們一直以來支持並積極參與外傭的抗爭,支持結束香港現時歧視外傭的條例,將外傭置於極易受虐的情況。在集會中,社會主義行動發言人鄧美晶表示,Erwiana雇主被判襲擊罪成入獄,證明群眾示威是可以帶來改變的,這是外傭鬥爭的重要勝利,也強化整體工人及女性的抗爭。

下午四時,我們舉辦了國際婦女節的街頭活動,香港、菲律賓、印尼的女性都團結在一起,向大眾講解女性要站起來抗爭反對性別歧視製度的必要。我們也特別製作了四種語言的婦女節單張,很多人表示支持男女同工同酬、以及捍衛外傭權利的抗爭。

反對性別歧視 反對向女性施加暴力

爭取同工同酬 擴大公共服務

三月八日,社會主義行動參與數千人的遊行,為女性權利而抗爭。我們是一個社會主義組織,屬於「工人國際委員會」的一部份,在全球四十多個國家為工人和女性權利抗爭。過去多年女性所贏得的權利,如投票權、工作權、受教育的權利等,都是工運和婦運中群眾鬥爭贏得的成果。

外傭勝利,就是全體女性的勝利

今年,印尼外傭Erwiana的雇主被判襲擊罪成入獄,成為外傭鬥爭的裏程碑。這次勝利推進了外傭運動,增強了整體工人及女性的力量,也證明群眾運動是可以向政府施壓,帶來真正的改變。

外傭抗爭必須升級,爭取廢除「雇傭同住條例」及「兩星期條例」,避免外傭完全被雇主操控。吸血中介公司必須關閉,中介工作應由公共部門負責,由公帑支付,民主運作。

在今天全球資本主義製度下,女性在社會上的種種不平等依然存在,女權持續受到打壓。港府寧願花錢在千億基建項目上,輸送利益至大財團,也不願花錢在公共服務,改善托兒及老人服務,令女性有更多自由、保障她們的經濟。

「男主外,女主內」這種過的父權觀念貶低女性,只會被親商政府利用來推動私有化、削減公共開支。今天,香港女性的平均工資水平低男性22%。很多已婚女性因為照顧家庭,被迫選擇不穩定的臨時工、兼職、散工等低收入工作,造成女性貧窮。我們要結束這些不等的製度!

停止暴力對待女性-停止商品化女性!

不平等的勞動市場不但鞏固女性對男性經濟上的依賴,更是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一個重要原因。政府縮減公共服務,令已婚女性往往不能離開一段惡劣關系。

女人的身體一直被物化來為財團大企業賺錢。在主流媒體中,對女人的焦點總是其身材、年齡。無處不在的廣告及媒體渲染「女人一定要靚」才達到社會的成功標準,令很多女性花費幾萬至幾十萬光顧無安全規管的美容集團!最後往往付出昂貴的代價,甚至賠上性命。

社會主義行動對抗鼓吹歧視和虐待女性的性別觀念。我們要求為家暴受害者提供公共的庇護中心,要求男女同工同酬,要求政府提供充足的公共服務。我們主張團結抗爭,對抗資本主義和性別歧視,為一個平等的社會主義製度而抗爭!

為什麽最低工資最少要每小時$45?

政府將於今年五月調升最低工資至時薪32.5元。底層打工仔等了足足兩年終於加薪。但是,這足夠嗎?

在2011年首次訂立最低工資水平的時候,兩大工會已經要求每小時33元的水平。今天的最低工資水平還未追上當時要求的數額,更莫說將物價升幅計算在內!以每周工作四十小時計算,最低工資每月只有5,590元。打工仔衣食住行的開支持續上升,是次的調升不過是杯水車薪。

另一邊廂,月入9萬元以上的高級公務員在2015年將會加薪9%,而特首亦會將每月薪酬增加兩萬元,達到約39萬元一個月。

相對2011年的28元,四年來的升幅只有16%,但是自2010年底到2014年底四年來的物價變動,如以低開支範圍的住戶計算(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其升幅至少為22%。換言之,工資增幅遠遠落後於通脹,實質工資變相被削減6%!連保守如工聯會亦要求將最低工資升至時薪39.7元。

為什麽要設立最低工資?最低工資的目的正正是要保障最底層的工人,確保他們付出的勞動力能夠為他們賺取其個人及贍養家庭的最基本生活保障。因此,如果以2010年時的33元計算,根據四年來的通脹升幅應該達到至少每小時40元。其實,時薪40元一點也不高,以每周工作四十小時計算,每月收入也不過是6,880元,亦未能足夠應付工人的合理生活開支水平。

所以,工人的最低工資應等於其「工人及其贍養家庭人口基本生活需要」的成本。根據各工會於2014年的計算,每名勞動者的最低月薪,應為8,066元(職工盟)至8,248.5元(工聯會),而在每周工作四十小時下,這代表每小時的最低工資至少要$46(兩大工會都是以每周工作四十八小時計算,因此倡議的水平較46元低)。因此,工人們要求最低工資45元只屬最基本的要求。

政府所訂立的最低工資水平如此低廉,與香港作為富有資本主義社會不符。相比其他經濟發展相若的地區,本港的工資保障最為缺乏。日本每月人均生產總值只與香港相差約40美元(港幣312元),但其最低工資水平每小時平均6.94美元(港幣54元),超過香港1.5倍。這代表雖然社會的財富相若,但香港的底層打工仔所分享到的勞動成果要遠遠的少!難道香港的勞工天生只配當個廉價勞工嗎?

美國傳統基金會發表了2015年經濟自由度指數排名,香港連續21年獲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這獎座代表香港的勞工最沒有保障、勞工法例最寬松、去管製化最嚴重、私有化最猖獗、富人稅率最低,絕對是「死亡之吻」。

最低工資只是蕓蕓眾多勞工保障的一部分,要捍衛普羅勞動者的基本生活,我們同時要爭取八小時工作製(香港的工時是比起鄰近地區中最高的)。有合理的最低工資、八小時工作製,才能為所有付出血汗的勞動者提供最基本保障,過有尊嚴的生活。資本主義製度已經無法滿足勞動大眾的基本需求,我們要組織起來,打倒這個製度!

中介公司害死印傭Elis 周日上街討回公道!

上周三(11日),印尼外勞Elis(Elis Kurniasih)在中介公司北角陽光女傭中心留宿時被二百磅的石屎檐篷擊中,經送院多次搶救、留醫六日後終告不治。昨日多個外勞團體約六十人到北角陽光女傭中心門外集會,要求立即檢控中介公司,還Elis一個公道。「為Elis討回公道!我們不是奴隸!立即檢控陽光中介!」的口號響遍整條街。

三十三歲的Elis是一名單親媽媽,為家中的經濟支柱,供養一對高齡父母及兩名分別十歲及十三歲子女。她同時是工會的活躍成員,是香港印尼移工協會(ATKI-HK)的一員,數月前曾參加為Erwiana爭取公義的遊行。悲劇發生之際,Elis剛獲發新的工作簽證,正等待新合約開始。

事發地點位於露天平臺,而中介公司安排給Elis居住的地方只有帆布遮頂。「這個安排導致檐篷石屎跌下時,Elis得不到適當的保護而被砸至重傷。」印尼移工工會發言人Eni Lestari指出,事件並非意外,而是人為慘劇,因事發地點為陽光女傭中介公司,中介為了防止外傭找新公司,在轉約期間,公司強製外傭居於其提供的地點。

事發地點屬「陽光女傭中心」持有,該公司總經理陳國梁承認,案發地點屬於僭建。警方將事件列為誤殺案處理。

「這個絕對不是意外。是陽光女傭中心殺死了Elis!」亞洲移工協調組織團體代表Eman Villanueva昨日激動地表示,Elis曾聲援過Erwiana,但現在她正正死於現代奴隸製下。

香港有超過一千間外傭中介公司,而陽光女傭中心是全港最大規模的中介之一,而過去已有不少關於此公司的批評和投訴。當日參與集會的一名印尼外勞也是由陽光中介安排工作,她說陽光為了防止外傭轉公司,會強製扣起她們的護照證件,這屬違法行為,但沒人監管。

在港外傭超過三十萬人,面對著私人中介公司的剝削。中介公司在外傭簽署工作合約時,強製收取大量費用。這些中介費鯨吞一個外傭數個月的工資。這令外傭像奴隸一樣工作,當受到不平等對待如被雇主毆打時被中介公司無視,正正導致Erwiana的慘劇發生。

而印尼政府強製所有外勞都必須經過中介公司安排,才能來港工作。而自2010年起,印尼領事館更禁止外傭在兩年合約期滿之前更換中介公司。這令私營的中介公司更容易壓榨外勞,牟取暴利。

社會主義行動沈痛哀悼Elis,支持為Elis討回公道。我們支持立即檢控陽光女傭中心、註銷其牌照,然後廢除私營的中介製度,以政府公帑成立公共部門安排外籍家務勞工來港工作,保障所有外勞的基本權利。

呼籲各位與星期日(22日)由外傭團體發起的遊行,將於下午三時從印尼駐港領事館出發,往導致Elis死亡的陽光女傭中心抗議。團體呼籲參加人士穿著黑衣,以示哀悼。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3:39:07

機場三跑 史上最貴

行政會議通過機場第三條跑道(三跑)工程計劃,造價高達1,415億,不但是香港歷史上最昂貴的基建工程,相比起其他國家的跑道造價亦遠遠超出數倍。

三跑造價冠絕全球,但跑道卻只能降落不能起飛。而政府尚未解決空域問題,跑道落成後未必能增加飛機升降量。此工程所涉及的龐大資金、落成後的可用性、以致對環境生態的汙染問題,全部沒有答案,政府亦未就計劃作公眾咨詢,就突然繞過立法會,由機管局直接撥款,令社會出現極大回響及反對聲音。政府連跛腳的民主機關都想繞過,強推向富豪輸送利益的政策。群眾必須動員起來抗爭,否則為政府這種不民主的施政手法開了先例,日後變本加厲。

機場三跑 史上最貴

三跑工程計劃花費1,415億元公帑,即每位香港人需付出20,000元建造此跑道!相比起其他國家如澳洲布裏斯班市、加拿大卡加利市和廣州白雲機場,這三個機場都是新增一條跑道和配套設施,布裏斯班的新跑道長3,300米(造價相等於80億港元),卡加利4270米(124億),廣州和三跑一樣是3800米(235億)。香港三跑所需的1415億約為它們平均造價的10倍!(「香港三跑全球最貴之謎」,獨立媒體)

大部份市民均反對三跑工程。最近的民意調查顯示,六成八人認為機管局應先集中力量改善雙跑道的效率,並在未用盡雙跑道的能力前不應考慮第三條跑道。六成四被訪者認為政府不應繞過立法會,讓機管局透過融資興建第三條跑道(浸會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2-03-2015)。

機管局計劃耗資1,415億元,利用本來上繳政府的收入攤還,再增設離境稅作幫補及發債解決。三跑計劃繞過立法會,不用透過財委會撥款,也免除立法會議員反對計劃而拉布的「煩惱」。如果一項造價如此高昂的方案可以如此落實,日後必定會有更多類似的大白象工程可以繞過立法會而強行推出。

由曾蔭權提出興建十大基建至今,基建項目超支延誤已成常態,估計總超支額逾1600億元。其中原本建造費669億元的廣深港高鐵,因延誤兩年超支至715億元,而這次三跑造價更比高鐵高出一倍,將來超支的責任,又是用人民的錢去負擔。

政府指,現時兩條跑道機場的流量已經接近飽和,所以有建第三條跑道的必要性。但就連前天文臺臺長林超英也撰文反駁,根據當年興建赤鱲角機場的規劃文件,顯示機場的客運量最高可達8,700萬人次,而現時卻只有6,000多萬。貨運量方面,在原來的規劃中上限可達900萬噸,但現時機場的貨運量卻只有400萬噸。結論是,只要妥善規劃現時的兩條跑道,根本無需要再興建新一條跑道。

廣州白雲機場最近落成第三條跑道,本來預計可增加五成升降能力,結果每日只增加10班航班,不及預計的三分之一,原因是空域過於擠塞。現時香港三跑計劃的空域問題尚未解決,但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卻稱由於「涉及商業及戰略資料,所以不能公開詳細內容」!

「基建創造就業機會」的歪理

機管局行政總裁林天福早前引述顧問報告指,三跑落成後有望提升本地生產總值4%至5%,可額外帶來4,500億元經濟效益,並創造逾10萬個新職位。縱觀過去的基建工程,沒有一項實際令基層工人得益,結果反而是眾多建造業工人被外判商壓榨剝削,2013年4月便爆發了200名高鐵地盤工人罷工的抗爭,抗議禮頓承建商為了趕工,強迫工人在地底內進食午餐、以及遲到五分鐘扣半小時人工等不合理要求。該地盤工人工時高達每天十二小時,工作環境極度惡劣、勞工保障缺乏,可見大型的基建工程根本無助工人階級的利益,反而是地產發展商、外判商從中獲取巨大利潤的手段!

基建工程不斷超支,但香港社會最迫切需要的公共服務卻嚴重短缺。單是三跑所需要的一千四百億,便可興建十四萬個公屋單位、可讓香港十六萬名學生免費讀大學、可興建十間公立醫院、立即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等。我們需要的是社會上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而不是假大空的基建項目。

香港:社會主義的選舉工程

本文於2011年11 月29日首次刊登。今年十一月將會是新一屆的區選,社會主義行動準備參與,因此重登這篇文章,解釋社會主義者整體上如何對待選舉,作為爭取群眾支持社會主義理念的手段。

作為成立於短短十八個月前的馬克思主義組織,11月6日區議會選舉對社會主義行動是一個大考驗。廿二歲的鄧美晶代表我們於工人階級地區元州及蘇屋區出選(當區選民大概有10000人)。在選票層面上,當區是親北京政黨民建聯最穩陣的一席,故此我們的候選人並無勝算可言。結果,我們拿得493票(8.4%),是一個好開始,然而選舉運動中獲得的支持、經驗和影響力是更為重要的成果。

我們於此地區運用選舉作為平臺,宣揚社會主義解決方案。此地區年青失業率高企(12%),而五個家庭之中有一個生活於貧窮線以下。香港縱然財富豐厚,卻患上長期的社會疾病。例如有數據指出,在34個國家組成的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 經合組織)中,平均使用國民生產總值(GDP)的19.2%於房屋、醫療、老年人、就業培訓、家庭服務等開支上,但香港於2010年的數字卻 只有5.8%。

對工國委(CWI)的支持者來說,11月6日面對中國地區首次舉行的選舉挑戰,這本身就具有重要意義。我們的目標是增強組織、招募和建立對社會主義理念的支持,向香港及中國內地的左傾青年展示社會主義組織的運作模式。我們跟從列寧的建議,即馬克思主義者應該「絲毫也不追求議會的「肥缺」,而是到處啟發思想,發動群眾,抓住資產階級說過的話,利用資產階級設立的機構…」[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 1920]

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參與資產階級的議會選舉猶如「打作客賽」,即屬於我們的天然平臺是工人鬥爭和罷工等,而非選舉。外國的資產階級議會已經是諸多製肘,但相比之下,香港的區議會選舉更是優待資本主義建製的。

選舉公平嗎?

香港是一個「受箝製」的資產階級民主之地,受中國獨裁繼承英殖民地政府的機器而統治。英殖統治時期,政府為製造「民主參與」假象而創立十八區區議會,實際上是純粹的諮詢架構。現今,五分之一議席由非選舉產生的行政長官委任,而整個體製由政府官僚主導,聯合財團利益。

儘管行政長官曾蔭權可笑地指:「香港的選舉製度是公平、公開、公義和透明」,經已有證據揭露出大量親政府陣營的選舉騙局。於美孚南選區,有一個住址登記了13個選民的名稱,而此住所是一名中國廣東省政協委員所持有的。另外,有選民於一幢只有21層的樓宇上登記了32樓住所。

身份証明的管製極其寬鬆,加上完全欠缺政府跨部門的反復核對,令最有錢的親北京陣營可以於關鍵議席登記「選民大隊」去操控選舉。相比2007年區議投票率38.8%,本屆投票率相對較高,達到41.4%。本屆有120,000新登記選民,當中有90,000人年齡高過50歲。年輕人的參與度相對較低,與去年反建製的五區補選形成強烈對比。

為2010年尋仇報復

我們永遠無法完全知道選舉舞弊和騙局的規模,但肯定是相當大的。於區議會進行選舉操控比起立法會相對容易。由於區議會選舉使用的是「英國西敏宮」(Westminster model)的單一選區製,所以相比於使用比例代表製度(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的立法會,更容易發生濫用操控選舉的現象。

北京當局精心策劃,甚至有部分針對逐個議席去清除「搞事分子」,以擊敗泛民反對派,為來年更重要的立法會選舉作準備。

去年五區總辭觸發全港補選爭取民主權利後,北京的目的尤其是要懲罰三個向其挑戰的「激進」政黨。去年補選勝利的五個議員中,有三位(公民黨陳淑莊、人民力量陳偉業、社民連梁國雄「長毛」)在今次區議會選舉(不必要地)落敗。正如公民黨領袖梁家傑評述:「北京…想拿多少票就多少票。我們很驚訝他們的票從哪裡來。」

對一個社會主義組織來說,是次選舉亦有其他難題需要克服。建製派長期培養一個意識,令所有政黨及候選人受到很大壓力,視區議會選舉為非政治化的平臺,強調候選人的「地區工作」及「良好地區紀錄」,反對「空喊政治口號」。大部分政黨(包括泛民陣營)滿足於玩這遊戲,投入非政治性的「慈善工作」,諸如派月餅或撿垃圾。當然一個社會主義組織不會逃避跟進地區個案,盡可能幫助居民與政府官僚抗爭及捍衛個人公義,但是社會主義行動不會墮入「蛇齋餅糭」的陷阱。建製陣營如民建聯有更多更好吃的月餅,我們要提出資本主義和專製統治以外的政治選擇。

群眾選舉運動

縱使有很多障礙及限製,社會主義行動判斷區議會選舉依然會給予我們一個平臺,讓我們宣揚社會主義理念、連繫地區抗爭、累積組織及政治經驗,以及擴大周邊的支持範圍。此判斷是正確的。

這是我們首次運作一個群眾性的運動,當中我們在元州及蘇屋派發超過50,000張宣傳單張、拍門訪問超過5,000戶、並致電承諾過投票給我們的數百選民,提醒他們緊記投票。縱使是對手陣營的義工都稱贊社義行動選舉工程的專業,包括派發四種語言的宣傳單張(中文、英文、泰加羅語及烏爾都語)。我們特別從少數族裔得到很大迴響,例如巴基斯坦及尼泊爾的年青人及工人都支持我們。

我們派發12,000份選舉宣言,當中解釋社義行動是工國委(CWI)的一部分,以及爭取建設新的工人群眾政黨。選舉工程的重點是我們於六星期間每天進行的街站,在攤位豎起橫額、拉起易拉架和用揚聲器。同誌們無薪休假數天助選,更有一位同誌辭去工作成為選舉期間的全職人員。社民連成員告訴我們,以單一選區計算,我們的助選員人數比他們更多。除了在投票當日,我們每天活躍的助選員比兩個對手陣營多得多。投票當天,我們全天總計有26名義工,但仍遠遠少過兩個對手陣營。

我們製作的傳單合共復蓋了超過16個議題,即每星期兩份或更多,包括醫療保障、種族主義、政治暴力、警察鎮壓、民主、房屋、最低工資、交通、私有化等等。我們一星期的每天淩晨於地鐵站外派發數以千計的傳單,於選舉期間亦有介入其他運動,例如10月15日的全球佔領日。當天,鄧美晶接受給《南華早報》等媒體的訪問。十月份,我們的雙月刊雜誌《社會主義者》銷量是全年第二佳的成績,共賣出208本。

選舉工程中亦有組織數個規模細小的遊行和抗議行動,包括抗議領匯(領匯營運180個私營購物商場)。我們的候選人向領匯小商戶進行訪問,發現公屋商場私有化後,租金上升300%而令數間商舖被迫結業。這消息被印製成超過2000張的傳單並散播至媒體。我們亦將此議題連繫至十六年來最高的通脹問題,以及對手候選人支持領匯上市的紀錄,更於商場門外將一張模擬的$900萬的巨型支票撕毀,喻意打破領匯行政總裁黃國龍的高薪厚祿。

透過此選舉運動,社會主義行動能夠招募新成員,達到我們招募目標的80%。我們正在開始成立組織第二個支部,這也是我們選舉運動的一個重大目標。

聯盟及策略

社會主義行動與激進民主派政黨社會民主連線達成協議參選。由於社義行動並非註冊團體,沒有這協議,我們的候選人就沒有被選的資格。我們曾經與社民連於幾個運動中有所合作,而此選舉聯盟意味著,我們的選舉工程以自己的綱領及口號參選,而選舉材料及單張都是我們寫的。同時,我們呼籲其他地區的選民投票支持社民連,其作為主流政黨中最激進的政黨,並為選舉過後的鬥爭提供最好基礎。

此聯盟成為與香港及中國其他左翼分子的辯論焦點。有些左翼分子聲稱工國委支持者「加入社民連」(在特定情勢下,我們未來不排除會這樣做,但現在這不是真相),又指我們提出了非社會主義的政治綱領。這些都不是真相。

有批判者比喻我們重蹈中國共產黨的復轍,即其1920年代機會主義地融入國民黨。先不講1920年代的國民黨與今天的社民連之特質大為不同,托洛斯基曾指中國共產黨錯誤地融入國民黨,但提議與國民黨達成共同行動的聯盟,同時保持獨立組織及社會主義的政治身分。實際經驗告訴我們,元州及蘇屋區的工人、青年及退休人士比起那些自稱馬克思主義者的「精英」更快瞭解我們選舉聯盟的策略。

與社民連的討論及分歧

即使我們選舉的焦點不在於影響社民連,但社會主義行動的取態及政治立場對社民連部分會員有一定的政治影響,例如我們的候選人承諾當選後仍生活於工人工資水平。雖然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採取此立場,但此並非社民連的整體立場。

社會主義行動認知到反外傭種族主義議題將於選舉中至關重要。我們計劃進行回應,並主張社民連亦要這樣做。社民連原則上採取了支持外傭權利的立場,拒絕附和建製派(例如民主黨則可恥地支持建製派的立場),但可惜社民連沒有於選舉工程中公開正視此議題,並錯誤地認為可以拖延至選舉後進行。親北京陣營散播荒誕的種族主義謊言,輔助其選舉騙局。選舉工程當中,這謊言並無以群眾規模的揭露及回應。很多社民連成員現在承認,迴避此議題是錯誤的。

社會主義行動於元州及蘇屋區派發三千張題目為「外傭居留權之真相」的傳單(點選連結閱讀傳單),警告親政府陣營的謊言,並呼籲所有種族團結為工作職位及福利抗爭。我們於地鐵站外及街站派發大量傳單,亦面對一些種族主義的攻擊(有人問我們的候選人是否「菲律賓人」)以及大量混亂意識,但某程度上仍然成功揭露建製一方的技倆。

社會主義行動亦有組織規模細小但有所迴響的反遊行,對抗種族主義團體「愛護香港力量」(一個帶著偽裝面具的、親民建聯及政府陣營的陣線)。我們的抗議行動受到媒體復蓋,但可惜其他左翼失去展示堅定立場的機會,反映出嚴重低估種族主義的威脅,以及未來發展的潛在可能。

選舉結果出來後泛民主派遭遇暫時挫敗,妥協派及抗爭派的分裂更為明顯,前者繼續靠攏「勝出」的建製一方(包括在攻擊外傭上)。因此,急需在政治上重新整合那些有意重建民主鬥爭運動的力量,而社民連可以為此提供平臺。
社會主義行動將會繼續與社民連及其他組織站在一起,為民主權利及社會公義努力抗爭。同時我們強調三件事:以社會主義綱領取代崩壞的資本主義之必要、不要墮入本土主義的死胡同(事實上香港的命運是連繫至中國內地的反獨裁鬥爭的)、需要建設工人政黨作為改變社會的主要力量。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3:40:34

元州及蘇屋區的成績

社會主義行動參與競選的元州及蘇屋區議席,本來是屬於兩個選區。民建聯長期割據蘇屋,當中很多年老居民近年已經遷移至元州的新屋邨。民建聯於選舉工桯期間極少作公開活動,因為對他們來說這是不必要又不想要。然而,投票當日他們動員大量支持者及老年選民。可見,他們有一座避免政治的巨大選舉機器。

2007年的選舉成績

元州:民協 2,420票,民建聯 1,736票

蘇屋:民建聯 3,074票,民協 1,245票

2011年選舉成績

元州及蘇屋:民建聯 3,403票,民協 1,947票,社會主義行動/社民連 493票

縱使此運動的重點不是選票,493票仍是一個好成績。社會主義行動於六個月前在選區開始定期活動,而之前不論社義行動或社民連於當區都沒有活躍成員。

社民連出選27個議席,平均得票率為24%(資本主義媒體所宣傳的「徹底失敗」與事實很大距離)。在社民連其他4名與泛民主派候選人對撼(即除了建製派或所謂「獨立」候選人外,有另一位泛民候選人競逐)的選區中,平均得票率為7.9%。元州邨中右翼泛民主派民協擁有穩健根基,但其在當區以至其他地區的影響力明顯下降。與2003年選舉比較,民協由25席跌至15席。鄧美晶的8.4%投票率不僅是反對民建聯的一票,同時亦反對民協的親資本主義政策及與北京方面妥協。故此,這一票是有意識地支持年青的社會主義基層鬥士,令人鼓舞。

女權主義不是罪!

五名婦運人士在今年三八婦女節前夕被捕,分別是武嶸嶸(30歲)、鄭楚然(化名大兔,26歲)、李婷婷(化名李麥子,26歲)、王曼(32歲)和韋婷婷(26歲)。她們向來以「行為藝術」見稱,旨在令公眾關註女權問題,現在有可能會被控「尋釁滋事罪」。這條罪行定義模糊,向來用於政治打壓,最高可判監五年。

習近平最近瘋狂打壓工運人士、人權律師、反貪汙人士,而這五位婦運人士是鎮壓中的受害人。去年,中國有超過一千名異見者被捕,是1990年代初以來最嚴重的鎮壓。習近平擺出強硬姿態,就算是不會挑戰一黨專政的溫和異見者也不會容忍。

這五名中國婦運人士被打壓,等同全球的女權被打壓。在中國以至全世界,女性都面對著受歧視、低薪、接受教育機會較低。

全球貧窮人口中有70%是女性
今天中國女性的平均工資是男性的67%,比1990年的78%更低。在香港,女性平均工資僅是男性的78%。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資料,全球超過三分之一的女性受過性暴力或家暴。在香港,近年性暴力個案增加了1.8倍。
中共政權禁製了各式各樣的政治活動,現在似乎連女性運動也不放過。我們不能依賴世上各國的政府和政治領導人,因為他們將商業利益放在第一位,不敢向中共獨裁者施壓。只有由底層群眾組織起來的國際聲援行動,為言論自由及女權發聲,才能施加真正的壓力。這場鬥爭是屬於全世界的,以反對壓迫婦女的父權製度和剝削製度。

聲援中國女權分子行動在全球遍地開花

四月十一日,「聲援中國女權運動者」與一眾民間團體在銅鑼灣時代廣場發起集會行動,聲援一個多月前被中國政府拘捕的五名女權分子。集會參與者高呼「女權主義不是罪」、「釋放女權五人組」等口號。該五名女權分子以不同的快閃行為藝術來推動公眾意識,卻遭中國政府嚴厲打壓。

這次的集會是全球聲援行動的一部分,從美國到澳洲都會在周末期間舉行聲援行動。而香港的集會亦同樣帶有濃厚的國際特色,有著不同國籍的婦女來到參與示威行動。

五名女權分子至今已經被拘留超過一個月,有報導稱至少兩人在羈留期間健康惡化(武嶸嶸患有乙型肝炎,而王曼則患有心臟疾病)。事件使人關註中國當局以嚴刑拷問異見人士和社運分子來套取認罪口供。鄭楚然患有視力障礙,卻據報被沒收眼鏡。中國的法院很依賴口供,因此執法部門正設法打破該幾名女生的意誌,迫使她們屈服。

經過一個月的拘留,警方一改策略,以「聚眾擾亂公共秩序」取代原本「尋釁滋事」的控罪。兩個控罪的最高刑罰為五年徒刑。習近平為一展強人本色,指使了中國近二十年來最嚴重的打壓,去年有超過一千名異見分子被當局抓捕。當局對媒體以及互聯網的監控亦大幅上升。在一些高調的審判中,異見分子被控以尋釁滋事罪並判以長久的監禁刑期。新公民運動的許誌永在去年被判以四年徒刑。

該批女生的代表律師的報告暗示她們被嚴刑拷問,而審問的焦點從原本的「罪行」(三八婦女節當天派傳單宣傳反抗性暴力)轉移到更以前的事情。協助她們的律師梁小軍表示武嶸嶸被審問關於2012年的「占領男廁」運動(抗議商場與公共場所男女設施分配不公的運動)。其他的女生則被問及在2013到2014年抗議家暴的「血新娘」運動。

顯然,國家的維穩機器正試圖以這個案件來殺一儆百,以高調的審判和嚴重的判刑來展示其對任何示威活動的零容忍。尤其是現在經濟正步向政府認為的「安全底線」,未來更有惡化的風險,專製政府恐懼數以百萬計的血汗工人的反抗,更害怕在中國發生類似香港的雨傘占領運動。因此,這五名女權分子雖然嘗試在體製內進行活動,並未提出結束一黨專政等的口號,她們依然被當局嚴刑打壓。這些女權分子所帶出來的訊息──反對性暴力與性騷擾──也挑戰著習近平所提出的儒家思想,他的新年發言中充斥著所謂的「家庭價值、家庭教育和家庭傳統」。

女性平權的鬥爭是一個需要耐力與以致的道路,並加大對中國政府的施壓。本周末的行動只是未來更多行動的前奏。

在時代廣場的集會中,來自菲律賓、代表難民聯會的Vanessa指出了全世界共同充斥著的性暴問題。婦女和兒童就占了全球難民人口的八成。

社民連主席「長毛」梁國雄亦要求當局釋放該五名女權分子,並聲援中國的言論自由。社會主義行動代表鄧美晶斥中國政府在將女權鬥爭非法化,並指出中國男女之間的收入差距正在增加。

由「最高」到「標準」再到「合約」

三十歲的順豐速遞員的陳先生,每天工作逾10小時,每週上班六天,新年前後的高峰期工作12小時,甚至試過工作至淩晨十二時趕尾班地鐵回家。這就是香港工人階級的寫照。

香港自2011年起開始落實最低工資之時,民眾就一直要求同時將最高工時納入法律規管。蓋因要真正保障工人的勞動權益,必須要最低工資與最高工時並行,方可堵塞資方以加班之名變相減薪,以及強迫工人長時間工作的漏洞。一直以來,香港工人工時之高冠絕亞洲,半數工人每周工時長達40-50小時。而根據標準工時委員會的報告顯示,23%的工人(即728,100人)每週工時超過51.5小時。而有四分之一的工人超時工作,但當中有71%沒有超時補水,有逾76%人從事清潔、保安及機械操作員等低技術工作,23%人則從事教育、會計等行業。因此對香港的工人階級而言,落實最低工資後的下一步必然是爭取製定最高工時。

而當時政府迫於民眾的壓力之下,才於2013年不情不願地成立所謂「標準工時委員會」,聲言將通過此委員會「研究」規管工時的問題。事實上,在此時已經可以看出政府將工時規管的水平予以「降格」:將民眾一直要求的「最高工時」降格為「標準工時」,意味著不會為資本家畫下死線,強製要求他們不得讓工人工作時間超過某個時數,而是變成強製力薄弱、不痛不癢的「標準工時」,即便如此,這個標準工時委員會在成立之初就耍起了緩兵之計,就著工時問題竟然稱要「研究」整整兩年!政府一直以保持香港競爭力為由,拒絕規管工時,然而香港多年來作為全球經濟自由第一、競爭力名前前茅的地區,但基層工人的生活卻是苦不堪言。

而在今年三月,標準工時委員會最終所拋出來的「研究報告」出爐。隨報告而來的是一項所謂的「初步共識」:委員會同意立法規管工時,但並不會就標準工時立法,而是建議雙方在僱傭合約內訂明工時給補薪安排,並且不會一刀切規管不同行業之工時。

換言之,規管工時的議題從一開始就自「最高工時」降格為「標準工時」,到最終則是連「標準」都被拋棄,只餘毫無意義的「合約工時」。「合約工時」即表示政府不會規定工時的上限,在工人欠缺議價條件的不對等地位之下,只能任由資方隨意擺布合約內的工時條款,也就意味著屆時不管多長的工時也能披上合法的外衣;同時亦不會強製要求資本家為加班工作而補薪,資方即便是要求工人加班也可以毫無顧忌地不予任何補償,等同將剋扣工資合法化!

此外,假如最終不就標準工時立法的話,僱員與僱主之間的工時安排在法律上仍只會停留在民事關係中而失去公權力介入保障,簡單而言即假如資方故意違法合約條款(比如合約上列明加班可獲補薪,最終卻沒有給予),政府一方也不會介入,只能由僱員申訴僱主違反合約,同樣在地位不對等以及政府官僚機構一直明顯包庇資本家一方的情況下,工人的權益可謂毫無保障。所謂「合約工時」唯一餘下的強製力竟不過是強製要求合約需列出的條款以及格式,也就是說,即使那是一份奴隸販賣協議,只要格式合乎規範,也會被「法律」所認可。

事實上,整個標準工時委員會根本不過是徹頭徹尾政府公關機器,所謂的勞工代表多是工會官僚甚至根本是建製派的中堅,如勞方代表之一,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這廝不久前因建議將《國安法》引入香港而臭名遠揚)在報告發表當日竟然表示僱主對標時立法有強烈顧慮,要求工會要有耐性慢慢說服資方,儼然一副資本家代言人的嘴臉。

我們不應忘記的是,當初討論最低工資立法之時,資本家一方同樣囂張拔扈,更有張宇人之流公然聲稱應訂立在每小時二十元的水平。當時群情激憤,工人組織起輿論反擊,讓他們悻悻而回,「廿蚊張」之名至今仍為群眾之笑柄。當下工時規管之議題莫不如是,政府與資本家一方仍在想著開天殺價,試探工人階級底線,我們就必須予以還擊,捍衛工人休息權利,聲討吳秋北工聯會與資本家私相授授,出賣工人權益的行徑!

而職工盟也需要以切實行動拒絕標準工時委員會的報告,動員工會成員發起規管工時運動,在職場召開會議,大規模招募工人加入工會,發起抗議以至停工行動,以此為開始爭取最高工時40小時。

香港工時的資料:

每周工時長達50小時或以上的僱員,由九七年的佔整體僱員近23%,大幅增至一二年的近29%。
有4.3%的僱員,每周工時更長達65小時或以上,即每天平均工作超過半日。
根據委員會的報告顯示,即使有合理補水,五成八受訪僱員也不願加班。

青年上樓遙遙無期 長策會紙上談兵

不打破地產霸權,何從解決房屋問題?

眾所周知,房屋問題是香港人面對的第一大問題。普通市民連覓得一安居之所乃一大難題,尤其是年青人如是。公屋輪候人數每況愈上,至2014年底約已超過27萬宗申請的破紀錄數字。當中未滿30歲的單身青年申請者的比率亦每年上升,由2009年只佔整體的14.5%,上升到2012底的26.9%,反映上樓問題越來越「年輕化」,情況令人擔憂。

每當談及青年人大量輪候公屋的現象,政府輿論和資產階級政客往往歸咎年輕人「不思進取」、「懶惰」雲雲。但普通打工仔的工資跟不上樓價的升幅卻是不爭的事實。當勞動者的名義工資在自2001年以來只增加了10-20%,而算上實質工資(扣除通漲影響)的話, 2014年度的實質工資更下跌了7.4%!相對而言,房價是十年前的三倍,租金則增加了一倍。根據知名研究機構Demographia的調查,香港樓價中位數是一般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數的17倍,這難以負擔的程度不單是冠絕全球,更是史無前例!該研究認為3倍以下才屬於「可負擔」的水平,並指出澳洲的6.4倍已經是「令人擔憂」。在這樣絕望的條件下,廉價的公共房屋成了青年人與打工仔安居的唯一希望。

面對嚴峻的房屋問題,就連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在《南華早報》的撰文中承認,本港的問題「極端」。而長策會亦在去年年底宣布「長遠房屋策略」,並提出十年房屋供應47萬個單位的目標。但實際上原來只有六成是公營或資助房屋,亦即是說只有28萬個單位(當中20萬為租住公屋,平均每年的供應量為2萬間)。只要屈指一算,現時有超過27萬個公屋申請,就算未來沒有新的申請,也要13.5年才能讓所有人上樓,而近年來每年的公屋新申請都超過3萬單,也就是說公屋不足的問題仍然會不斷惡化。

況且,房委會承認在未來五個年度只有77,100個新公屋單位落成,即平均每年只有15,400個單位落成,遠低於長策會提出每年平均興建2萬個單位的目標。特區政府亦會在2017年換屆,到時候「長遠房屋策略」大可以像當年的「八萬五政策」那樣「不提就不存在」。

政府經常以「地少人多」催眠港人,更歸咎市民反對開發東北或郊野公園,來為其低下的公屋供應做擋箭牌。住宿作為人類的必需品,社會主義者提出廉價的租住公屋的每年供應量應至少5萬間,抗衡現時私樓支配房屋供應的困局。

事實上,政府預設的公私營房屋的6:4比例,本身就是一個不合理。私營房屋的密度比公屋要低的多,雖然說單位數量只佔40%,但實際土地資源必定比公屋使用的多。那麼假若以同等的土地資源,全數用來發展公營房屋的話,總建屋量達到50萬,平均每年5萬間公屋單位的目標是絕對有可能的。

政府聲稱增加私營房屋的供應就能「解決問題」,陳智思在同一篇撰文中甚至說香港現在不可能使廉價社會房屋佔整體的80%。如今香港的私人樓宇價格瘋狂,假設房價跌至一半,依然是家庭年入中位數的8.5倍。再者,香港業權壟斷非常嚴重,香港首10名富豪已擁有超過4萬單位,首100名更擁有7.9萬個。房屋被視為投機的工具,更多的私營房屋只會淪為資本雄厚的財團地主作囤積及炒賣之用。而有研究認為,本港的空置住宅物業超過20萬間,這等同於公屋輪候冊數字的三分二,所謂「有人冇屋住,有屋冇人住」!對於這些空置房屋,若然查明屬實的話,理應將其公有化,紓緩公屋輪候時間。

政府政策偏袒地產財團,對於市民所急的房屋社保問題置之不理,反而動用數以千億計的公帑建造「大白象」基建,目的只是為了利益輸送,並繼續保障有錢人在私人市場中的既得利益。前政府許仕仁與郭氏兄弟的世紀貪汙案,可以窺見一直以來官商勾結之嚴重。今天這已變成不個可調和的矛盾,香港究竟是要這一小撮超級富豪們的利益,還是所有民眾的基本保障呢?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要打破所謂的「地產霸權」,將地產發展商、銀行及金融企業公有化,由大眾民主管理,才可決定房屋乃至社會的發展。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3:41:35

勞動節2015: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

五一勞動節是紀念國際工人鬥爭運動的傳統節日。130年來,五月一日就等同於國際主義、社會主義、工人權利鬥爭、八小時工作製。

到了廿一世紀的今天,我們仍要為這些權利而戰鬥。自2008年,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陷入嚴重危機,工人階級受到新一輪打擊,包括工作零散化、外判化、緊縮政策等。勞動群眾需要在五一當天動員起來抗爭,並建立自己的組織,討論捍衛工人權利的鬥爭如何向前走。

工人失利 急需社會主義政策

香港:作為「資本主義天堂」,香港對草根的剝削越來越嚴重,內部的憤怒日增。工時過長,令很多基層家長幾乎沒有時間與兒女相處,但政府今年否決了製訂最高工時,以完全沒有約束力的合約工時取代,只會讓老闆合理化虐待工人的工時。實質收入在過去15年來沒有增加,根本追不上生活成本的上升。

去年的「雨傘革命」不單單為了爭取民主,而且不滿樓價高企,工作條件差,沒有未來。根據政府的資料顯示,十分之一的青年人(15至34歲)為在職貧窮人士,一個月工資低於8,315元。超過130萬市民(18%的人口)生活在官方的貧窮線以下,諸如樂施會的非政府組織認為實際情況更為嚴重。香港老人沒有全民退休保障,而去年度有5,700名長者在輪候安老院宿位期間去世,可見香港政府的涼薄。

全球:面對工作零散化、外判化的浪朝,勞動者的工資被壓榨,就業保障受到打擊。從美國到南韓,各地政府們都紛紛推出反工會法例。五一遊行需要聚焦在建立具戰鬥性的民主工會,並為建立工人群眾政黨打好基礎,以擊敗資產階級政客。

女性權利

全球:全世界70%的貧窮人口皆為女性,而自2008年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以來,女工受到最大的壓迫。在深陷危機的希臘裡,女性的失業率飆升至31%,工作被削除、幼兒教育和托兒服務的投入被削減、而老闆們也不再遵從法定產假等。在中國,萌芽中的女權運動被習近平嚴加鎮壓。反歧視、反壓迫的平權鬥爭會是重建並強化工人組織的強大引擎。

香港:本港女性工人平均收入只達到男性工人的78%。香港政府庫房儲備充足,但不願加大投入社會保障,令本港缺乏托兒設施,全港有295,700名0-6歲的兒童,但全港幼兒中心只有26,000個名額,婦女很多時一力承擔沈重家務。九成的家庭因此認為不會生第二胎。社會欠缺庇護中心等設備,女性面對家庭暴力很容易害怕無處容身而不敢舉報。

香港:《福布斯》雜誌報道,香港的富人的財富從上年的166,00億增加至今年的19,200億,增幅為14%,商家財團又再豬籠入水!難怪有錢人都支持中共獨裁體製製,拒絕香港有真普選。正如梁振英在雨傘運動時所講,政府政策不能「傾斜於窮人」!

李嘉誠的身家為2,600億,比波利維亞或約旦的年均生產總值更高。這筆錢等同香港四年醫療開支。愈來愈多人認清一個事實:極端的財富累積與「勤奮」或「聰明」沒有關係,而是靠裙帶關係,靠與政府勾結。尤其是房屋政策成為鉅富進一步搜括財富的工具,令愈來愈多人住劏房板間房,公屋輪候冊大排長龍。最近一項民調顯示,77%受訪者認為不能負擔今天的樓價(南華早報,2015年3月23日)。

全球:2008年以來資本主義製度崩潰後,令全世界陷入危機,但之後卻富者越富。樂施會報道指,下年全球1%人口擁有的財富會比其餘99%多。這極端的財富不均是前所未見的,愈來愈多人希望反抗。

反對種族歧視!

全球:在敘利亞、伊拉克、烏克蘭及也門等地爆發戰爭,令全世界都處於危險。敘利亞有一半人被迫遷離家園。即使難民遷到安全地方(例如香港這難民的地獄),也會被檢控、逮捕或者過不人道的生活。

腐敗的獨裁者、石油戰爭,美國作為「世界警察」造成的亂局,都是這些破壞的源頭。在美國,數百個城市爆發示威,反對警察種族歧視射殺黑人,令1960年代民權運動以來再次重燃反種族歧視、反建製的運動。五一是國際工人階級的節日,應藉此展示一個取代今天世界亂局的替代:國際主義、工人階級團結及社會主義。

香港:葉劉淑儀最近發表針對菲律賓外勞的種族歧視言論,可見香港建製派正煽動種族主義。種族歧視及性別歧視是為了分化工人,禍害全體工人,我們必須以團結鬥爭作回應。在中國內地人及自由行旅客的問題上也是如此,我們不要排外主義,而需要兩地團結抗爭,反對政府親商政策造成的資源短缺。

政府想在未來3年輸入中國內地1萬至1萬5千名工人,以輸入外勞的手段壓低香港工人工資。我們支持本勞外勞共同加入工會團結起來,爭取同工同酬,抵抗分化。

誰是社會主義行動?

社會主義行動為一個工人群眾政黨而奮鬥,以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亂局及苦難。五一勞動節,我們與工人國際委員會(CWI)40多國的姊妹組織一起參與遊行,共同發聲:打倒資本主義、打倒種族主義、打倒獨裁!
在美國,工國委的民選西雅圖市議員為15元美金最低工資打先鋒角色。西雅圖上個月開始實施15元美金最低工資,是美國首個城市達到這目標。4月15日,6萬快餐店工人發動全國大罷工。在愛爾蘭,工國委的同誌正在領導一場集體罷交稅運動,反對政府強推水務稅壓榨工人。在英國,工國委成員將與工會及社會主義聯盟(TUSC)組成聯盟,參與將於5月7日舉行的全國大選,挑戰親商政黨(包括工黨)。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立即實現全面民主,結束一黨專政統治中國及香港。但我們將反獨裁的鬥爭連繫至打倒資本家對經濟的操控,將大企業及大銀行置於公共民主擁有,用來計劃增加就業職位,增建廉價公屋,擴建公共服務。社會主義行動及工國委活躍於今天的鬥爭,支持最高工時、生活工資,反對種族歧視,但我們也將這些議題連繫至製度變革的鬥爭,為社會主義而鬥爭!

五一遊行:三千四百人上街反資本剝削

今天是五一勞動節,是全世界勞動者團結抗爭捍衛權利的一天。在香港,職工盟發起「拼尊嚴,五一大遊行」,職工盟各屬會(碼頭業工會、巴士業工會、飲食及酒店業工會、家務助理總工會)、外勞工會、大學學生會等多個團體都有到場參與。

遊行隊伍下午由銅鑼灣維園出發,遊行至金鐘政府總部,並沿途高叫「我要全民退保」、「訂立標準工時」等口號。主辦單位指共有三千四百人參與遊行。社會主義行動亦有參與遊行,舉著「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 打倒資本剝削」的橫額。

參與遊行的人士不乏普通工人。任職維他奶公司當送貨員的張先生認為,現時最急需解決的問題是強積金殘缺不堪的製度,並且立即推行全民退休保障。

來自鐵路工會的三位工人,任職港鐵公司的司機、維修人員。三人都認為工會的集體談判權、工人的最低工資及標準工時都是相輔相成的權利,缺一不可。現時的狀況根本就是「不完整的勞工政策」。除此之外,他們都要求全民退保,反對強積金,並怒斥政府政策偏袒大商家。至於政改問題,三人都不接受「袋住先」方案,所謂的提委會根本就是要延續少數人壟斷的「小圈子選舉」。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每周工時四十小時、最低工資四十元,全民退休保障,要求廢除外判製度,支持本勞外勞同工同酬,反對政府分化勞工等。

此外,工聯會亦有3,000人於另一隊伍遊行,但工會理事長吳秋北亦借機呼籲市民接受假普選,稱這才可以改善勞工問題,連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都有參與遊行。

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

葉劉淑儀種族歧視 被迫道歉

行政會議成員兼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昨(4月25日)發表聲明,就其近日在報章一篇針對在港菲律賓外勞的言論道歉。她早前在報章撰文指「大量菲籍女傭在港淪為外籍男士的性資源」,又在其facebook專頁上載「大量菲傭為外國男士提供性服務?」的圖片,惹來外勞及左翼人士批評其種族主義及歧視女工的立場。

4月23日,外傭團體到新民黨總部外抗議,舉起「Regina Ip Shame on you(葉劉淑儀可恥)」、「Racism is a social virus(種族主義是社會病毒)」等標語。亞洲移居人士聯盟Eman Villanueva表示,她的言論已經冒犯了在港17萬菲律賓外籍家務勞工,將要求消除社會對外勞的種族歧視。在葉劉淑儀收回言論後,團體在星期日(26日)繼續上街,拒絕接受葉劉虛偽的道歉。菲勞Stella來港工作六年表示:「她的言論是種族歧視,令我很憤怒。我看過她的道歉聲明,根本完全不真誠,只是受到壓力,想平息事件。」來港四年的Christina怒斥:「我來港是為了生計,是為了賺錢養家,不是為了所謂的勾引僱主!」

群眾壓力 虛偽的道歉

葉劉自言論公開後一直態度強硬,拒絕道歉,直至受到社會極大譴責的壓力下才作出讓步。她在道歉聲明中表示,尊重菲籍人士勤奮工作及對香港的貢獻,又說她對待自己的傭人如家人,對於文章引起誤會深感遺憾。可惜,這只是為平息事件的虛偽言辭,更有可能是因為她剛巧正部署參選特首,為了爭取中央信任她可在假普選製度下穩定民心,起碼暫時要避免負責新聞。實際上,葉劉過去反外勞、反工人、反民主的立場已經惡名昭彰,已不是第一次攻擊外傭權利。

反外勞 反工人 反民主

葉劉淑儀亦是前香港保安局局長,她的此番言論正正反映了政府官員、建製上層的思維,態度囂張地打壓工人階級。

葉劉曾經反對外傭有居港權,又倡議要求人大釋法解決問題,伺機讓中共加強控製香港法律機關。她亦主張設立外傭「試用期」,若僱主在三個月的試用期內即時解僱外傭,所需支付的代通知金由一個月減少為七日。2011年,她又在立法會建議,將僱主所需為外傭支付的醫療費用封頂,表示若外傭即使有工傷,僱主也不用全數負擔!

葉劉不只是反外勞,也曾指內地新移民爭取港人在內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權,當時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淑儀發表「十年內將會有167萬人可從中國內地移居到香港」之香港陸沈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當然是03年擔任保安局局長時強推廿三條惡法,在雨傘運動期間又大力支持警察執法,在兩個月前更重新提及「當局需重研23條立法」。

反種族主義運動需要持續 對抗排外主義

2013年底,一項國際特赦組織的調查報告發現,香港印傭平均每日工時達17小時,2/3受訪者曾受身體或精神虐待,強製留宿規定令外傭在面臨虐待時難以逃出,曾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卻回應指香港法例沒有問題,指外籍家務工的工作本質如此,工時長屬理所當然。

去年Erwiana事件揭露了香港的現代奴隸製,外勞的示威迫使法院製裁暴力僱主,可謂戰勝一仗。本港外勞抗爭的信心大大加強,在其他被虐外勞事件上更大力發聲,希望可以改善權利。葉劉淑儀的言論証明有錢人及老闆已經感到壓力,因此氣急敗壞,散播荒謬言論以作反擊。但這只會激起更大憤怒,令外勞鬥爭的士氣持續高昂。社會主義行動支持本勞外勞團結抗爭,對抗像葉劉淑儀這般可恥的資本家及其代表。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外勞抗爭:

不要種族歧視,不要性別歧視
廢除兩星期條例,廢除外傭留宿限製
廢除私人中介公司,由公共部門接管
本勞外勞團結抗爭,反對資本剝削

退聯潮一浪接一浪

繼香港大學退出學聯後,理工大學和浸會大學最近也通過退聯公投,而嶺南大學的退聯公投則未成功。這可以說是對學聯的一大沖擊,有報章報道,學聯最近由於忙於處理退聯事件,無暇關註政改問題。

各大院校的退聯關註組都有本土派組織的影子,或者組織人士受到本土派影響,但投票支持退聯的學生大多都沒有強烈的政治傾向,而是泛泛對學聯不滿──包括學聯由上而下的官僚體製、與泛民有緊密的政治連繫。支持退聯人士寄望退出學聯後可以由學生「自主」,決定,但是只要學生會的官僚體製沒有改動,沒有在廣大學生之間根,大規模組織活躍的學生,學生最終還是由一小撮人控製,不能帶來真正的「民主自決」。

這些不滿都是合理的,也由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提出。但退聯並不能解決學生會官僚化的問題。我們支持自下而上組織起來,用外來的壓力清除學聯的官僚體製,建立民主的學運力量,而非只破不立崩解學聯。本土派只求先削弱學聯的力量,但卻沒有提出任何替代方案。《大公報》、《文匯報》、《東方日報》等建製派報章都大幅報道退聯事件,並為本土派的輿論推波助瀾。退聯派指退聯是為了「走更遠的民主路」,但為什麼走這條路會受到中共喉舌夾道歡迎呢?

在雨傘革命之前,學聯並不為普遍學生所熟悉,在廣大市民的知名度也不高。在雨傘革命爆發後,由於溫和泛民及佔中三子的妥協作風不得民心,而一般市民出現一種「抗拒政治」的情緒,學聯慼著無政黨背景的形象得到廣泛支持,一躍成為運動領袖。可是,學聯沒有在學生群眾中根,也沒有大規模的活躍成員應對雨傘革命這個大型運動的挑戰,因此決策往往只能由上而下。

中文大學學生刊物《大學線》調查發現,51.4%受訪學生對退聯持中立態度。調查又指出,61.2%受訪學生認為,大專學界需要一個聯合組織,推動聯校參與政治和社運事宜。兩個結果結合起來,可見學生普遍支持一個學運的聯合平臺,但同時也不想維持現狀。因此,學生需要的是一個由下而上決策的學生群眾組織,讓同學決定政治路線及學運訴求。

右翼本土派攻擊學聯「建設民主中國」的綱領,因此今年學聯在壓力下不參加六四悼念。這是對泛民的一個大沖擊。

由於近年由民主黨主導的支聯會愈來愈不受年輕人支持。然而,關鍵不在於六四集會的節目安排(事實上本土派六四集會的模式也差不多),而是支聯會(即泛民)沒有提出一個切實打倒中共的綱領,甚至愈來愈淡化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愈來愈多年激進化的群眾(尤其是年輕人)感到泛民對待六四只是行禮如儀,沒有連結至實際抗爭。由於沒有具規模的戰鬥性替代方案,群眾對推翻中共感到無力,開始寄望於中港區隔、獨善其身的幻想。

社會主義行動認同溫和泛民的妥協路線應該由更激進的革命力量所取代,但本土派指「建設民主中國不是港人責任」,只是一個退步。這不是道德義務,而是政治現實的需要。在一黨專政底下,中共絕不會讓香港多一點自治權,無論是香港獨立還是民主中國,始終要連繫至推翻整個中共政權,也就必須連繫至中國內地的群眾鬥爭。

學生會每月召開有實權的全民大會,讓學生參與討論及決策,在重大問題上投票決定。學生可以隨時通過民主程序罷免領袖。在各學系和班級建立民主架構與活躍的會員基礎,由下而上監督領袖。只有學生積極投入學運鬥爭時,才能徹底廢除官僚惡習。

學運需要一場民主革命:建立獨立民主、具群眾性的學生會組織,全面改組學運,但退聯行動只是學運的的反革命。

政改方案出爐 再度激起民憤

政改方案出爐 民意戰開始

政府就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的方案出爐,一如所料,在去年人大決定的框架下,政府通過提名委員會全面操控特首參選人,沒有任何放寬的空間。提名委員會由1,200人的四大界別組成,候選人需要過半數提委會支持才能出選。有傳北京打算讓一名泛民候選人參選,但這只是討價還價的誘餌,令泛民墮入陷阱後淪為民主花瓶。

各大報章由建製派控製,在政府宣佈方案的翌日,有12份報章紛紛打出支持「袋住先」的頭條。建製派政客紛紛出言護駕,有的恐嚇,有的美化腐敗製度。

高官落區宣佈只留在巴士上揮手微笑,不敢落地,因為車下就有數百示威者「狙擊」抗議。前新聞統籌專員何安達稱,五年前與今次氣氛很不同,現在的氣氛是劍拔弩張。

政改方案公佈後,旺角舉黃傘示威者再度出現短暫的佔領行動,一度沖出馬路與警察爆發沖突。警察出動胡椒噴霧及警棍,逮捕了五名示威者。雨傘運動受挫折後,群眾一度跌入失敗的情緒,目前再度爆發大規模的佔領似乎不可能,但潛在的憤怒足以令國家機器提心吊膽。

你要就要,不要就罷!(你愛要就要 不要拉倒)

雖然政府現時,但內裡顯然。對北京和港府來說,能夠通過今次假普選方案,可以是奠定了日後長時間的選舉製度,表面上為這十多年來的「爭拗」畫上句號(當然這個算盤不會打響)。經過假普選欽點出來的特首,將會有更大「合法性」去推動親商及反民主的政策,令行政權力更為集中,例如廿三條立法,並且削減公共開支。

但同時,政府也不介意今次政改被否決,因為反正資本建製已經向人民開戰,倒不如追求一場徹底勝利。政改方案否決的話,政府會散播輿論將責任歸咎於泛民主派,指不會再給「機會」泛民。此外,政府亦擔憂2017年的假普選會面對杯葛潮,特首當選的得票率低的話,將會重挫政府的權威。

政府目前擺出強硬姿態,你要就要,不要就罷。在此局勢,中共和港府短期內似乎公字都贏,但長遠這只會令香港政局更為兩極化。可見政府未來的統治愈來愈不穩定,只能靠更大的鎮壓。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3:43:39

最大施壓 阻止泛民轉向

八三一人大決定對溫和泛民來說是一個分水嶺,令香港政局的中間路線從此收窄。任何走向與政府談判妥協的泛民政客,都會被與雨傘革命的示威者對著幹。現時,雖然政府一直有幕後與溫和泛民會面,嘗試撬走四票通過政改。其中大熱轉向的泛民議員包括,公民黨湯家驊、民協馮儉基、資訊科技界莫乃光、會計界梁繼昌。但目前,政府都撬票的興趣似乎減低了,而泛民在壓力下也步步為營不敢談判。

《無線電視》最近一項民調顯示,若受訪者有泛民背景,更有71.4%市民表示下次不會再投票給該名「轉軚」的泛民議員,可見群眾的憤怒令泛民受盡壓力。加上五年前民主黨支持政改方案後受到猛烈抨擊,在上屆立法會選舉輸掉10萬票。因此,泛民不敢貿然轉向。

溫和派政黨內部就此問題出現分裂,民主黨中委黃成智撰文,支持應該對政改「袋住先」,駁斥自己黨內的成員,及後他退出民主黨中委。另外,公民黨湯家驊也公開批評泛民(包括自己的黨)太強硬。溫和政治在香港已經無路可走。

現時故然必須向泛民施壓,讓這群政客知道若果贊成政改,將會受到群眾唾棄。但僅此並不足夠,需要展開一場民主大會,廣邀任何支持真民主的團體和政黨,討論下一步的行動,如何重啟雨傘運動。但上次雨傘運動陷入僵局,是因為運動領導停留在局部改革。今次要有打倒政府的戰略和訴求,有將鬥爭蔓延至中國、打倒中共一黨專政的目標。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梁振英政府立即下臺;立即廢除功能組別、立即廢除提名委員;政治代表與普通工人同薪同酬,不享有經濟特權;廢除基本法,一人一票普選「真正人民議會」,取代立法會;由選舉產生的議會代表,選出政府特首。新的議會必須有權通過八小時工作製、大量增建公屋、民主公營化大財團及大企業,打破資本家操控香港的經濟。

國泰員工不滿剝削 八月發動罷工

近千名國泰空中服務員在5月19日開始於機場發起靜坐抗議,抗議資方剝削員工,不滿國泰剝削員工的外站津貼、同工不同酬及取消對員工的法律保障。

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對資方發出回應的截止時間為今早(25日)十時。數百名國泰員工今早遊行至國泰城外,包圍國泰總部,高呼「國泰可恥!最佳無良公司!」,但仍得不到資方的正面回應,工會表示會將行動升級,於八月份的旅遊旺季發動罷工,日期定在8月18日至8月底。

工會外務副主席丘誌雄表示,國泰有一萬名員工,工會約有6,300名成員,如發動罷工,將對公司影響很大,並歡迎更多人加入工會。工會又在下午四時率領員工到中環市區向公眾宣傳,在交易廣場天橋上示威及派發單張,得到市民支持。

扣減津貼 實際減薪

在國泰任職十年的潘小姐表示,國泰航空公司一向給人良好的形象,但實際上她見證到員工待遇一年比一年差,「我最不滿是公司對外宣傳我們加薪,但事實上在減我們的福利。機票越來越貴,但錢都沒有回報給一班不斷付出的前線員工。」

潘小姐指,經理楊詠儀向外公布員工有雙位數字的升幅,但實際上員工的外站津貼不斷被削減,變相不但沒有加薪,實際上是減薪。

空中服務員抵達外國時屬於休息時間,公司提供站外津貼,覆蓋員工的三餐膳食和住宿。「現在公司所安排入住的酒店質素下降,我們的合約也規定,公司需要提供我們享用中等價錢的膳食,但這些質素也不斷下降,變相就是扣減了津貼!」

最令這些員工不滿的其中一項,是休息時間被縮減。公司扣減了外站所逗留的時間,空中服務員休息時間少了,其實直接影響乘客的安全。一名任職四年的空少表示,「例如三天奧克蘭、四日波士頓這些行程,都是最近才推出的安排,以奧克蘭為例,這是一班十至十一小時的長途機,但我們站外的休息時間只有廿四小時,奧克蘭的時差快香港五小時,其實我們根本沒有足夠時間休息!」

國泰扣減成本 前線員工壓力大

「現在油價這麽低,為什麽機票(價格)年年加?我們的福利又扣!」一名空姐怒斥。

新入職的同事合約條款不同,導致同工不同酬的情況出現。一名任職七年的空少也表示不滿,「長約的時薪是176元,但一些人只有159元,為什麽會有同工不同酬的情況發生?站外津貼對於新入職的同事來說是他們三分一到一半的人工,現在扣減了對他們是很大影響的。」

實際上,國泰對機上乘客所提供的服務也不斷下降,這名空少表示,其實餐盒內的份量減少了。潘小姐又指,飛機餐的數量減少了很多,令很多客人選不到自己想要的餐,服務員要向客人道歉。「很多時候我們要犧牲自己的餐盒去給客人。為什麽要我們這樣?公司的成功是依賴我們一班前線員工做出來的,但公司沒有照顧我們。」很多員工在抱怨,他們連工作時本來有的三文治和水也被扣減了。

國泰員工上一次罷工在1993年,約3000名空中服務員在農歷新年期間發起了長達17天的罷工。

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國泰員工的鬥爭,爭取應有的工資和津貼,反對同工不同酬,團結一致對抗剝削!

中國正走向一場新的天安門運動?

中共面對經濟獨裁體製正面對經濟放緩,黨高層權鬥尖銳化,陷入最困難的時期之一。八九民運裡,中共於六月四日橫蠻屠殺和平示威者。六四週年是中共心緒不寧的一天,而今年比過往更甚如此。中共政權陷入前所未有的問題:經濟債臺高築,房產泡沫爆破,工人及貧農愈來愈心神不安。

八九民運經歷了七星期,數百萬學生和及後的工人投入政治鬥爭,示威遍及400個城市,把中共獨裁者推向倒臺的邊緣。六月三日晚上,軍事鎮壓開始,根據官方數字241人死亡,但可靠的非官方數字估計死亡人數數以千計。隨後一波又一波的鎮壓開始,當中工人比學生受到更苛刻的懲罰。大部分的「罪名」是組織罷工和企圖成立獨立工會──當時這些行動令原本的學生運動提升到另一層次,開始對政府的存亡造成嚴重威脅。

今年的中共領導應該會特別留意到一點:八九民運是在經濟急促惡化,通漲率升到三成,大量工廠關閉,激起全國工人的不滿。加上中共最狂熱的市場派(特別是中共時任總書記趙紫陽,當時他受到鄧小平支持)推動強硬的經濟改革,令經濟動盪進一步惡化。趙紫陽比他自己主張走資政策活得短命,在八九血腥屠城後,新的領導人繼續並深化這樣政策。

八九會重臨嗎?

每年六四都有悼念活動,特別在香港有大規模集會(去年就有18萬人參加),愈來愈多人問另一場類似的群眾運動會在今天的中國爆發嗎?

過去廿六年來,中共獨裁者琢磨了自己的鎮壓工具,利用軟硬兼施的手段驅散示威者。當大規模示威爆發時,當局立即關閉當地的互聯網,實施嚴謹的媒體管製,有效隔離「被感染地區」。過去幾星期裡,在四川鄰水縣有群眾抗議將鐵路改道(5月16-17日),在廣東淺水鎮,有群眾示威反對興建垃圾焚化爐(5月20日)。這些運動都聚合了數萬人,並受到嚴厲鎮壓。最近幾月,在中國其他地區也有些一定規模的抗議。大部分個案裡,當局都作出了一些退讓,但都不是重要的讓步,很多時候都是空口承諾令示威者散去,然後再違反承諾。

GDP快速增長(軟的方面,但只有少數人實際上受惠)加上愈來愈高科技的鎮壓手段,是自天安門屠殺後阻止全國或跨地區示威運動爆發的主因。當局政權的維穩手法成功將示威維持在地區性並短暫性的,很多時候運動都沒有領導層,或者沒有可持續的組織方式。但隨著經濟快速增長這個軟的因素消失,就提出了一個問題──中共將不能解散或鎮壓群眾運動?

去年我們看到中國週邊地區爆發了群眾示威浪潮。有香港的雨傘運動,這場運動比八九天安門運動持續更久,還有本來作為「穩定」模範的澳門,都出現了歷來最大規模的反政府示威。當然,我們也不能忘記臺灣太陽花運動的政治震盪,當中發生過臺灣史上最大規模的遊行,共50萬人參加。太陽花運動改寫了臺灣的政治版圖,親中共的馬英九政府在11月大選受到重挫。這些運動都預兆著中國正等著發生的事,在中國社會和政治怨氣的潛在爆發性會更大。

危機的訊號

中國最少有三個主要的訊號表示危機正在加深,這危機最終可以招致一黨專政倒臺。第一是經濟表現是三十年來最差,令全球很多評論員指出中國經濟將會「硬著陸」,是對全球經濟的主要威脅。礦產業有七成的礦產企業報告虧本,正面對嚴重的蕭條,已經感受到經濟正在放緩。製造業也是如此,這行業的就業數字連續19個月下跌。

政府公布的7%經濟增長被廣泛視為造假,真正的數字跌至大概一半左右。根據Wigram Capital的Rodney Jones表示,在2015年第一季,中國的省份裡有三分之一的經濟在萎縮。他向《金融時報》表示:「經濟下滑在貧困省分的感受最嚴重──出現最大的財政赤字,並最依賴投資推動增長。」政府連番減息,並多次放寬貨幣措施,企圖刺激經濟增長,但今年這做法主要刺激了股市增長,增加了資本外流去其他國家。

危機的第二訊號是黨高層之間的權鬥。上星期宣布,前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的審訊被延遲,可見事情並不如習近平及統治集團計劃般發展。可能周永康推翻了之前的證供,而周永康作為黨高層,手上一定有很多打擊其他中共領導人的資料,因此他可能威脅如果他要被判死刑(目前似乎可能會如此),就會上庭公佈這些資料。

目前並不可能肯定幕後發生的事,但明顯的是,周永康被審判和鏟除是習近平鞏固權力的重要一環,對習近平鞏固獨裁體製,令其更集中化和個人化,脫離鄧小平時期以來的集體專製模式。如果周永康違背早前的協議(在黨高層貪腐案中這種協議很普遍),那麼就要問這是他個人的舉動,還是背後有其他未背習近平清洗的高官和退休領導的阻力。經濟危機出現,加上有一種愈來愈普遍的觀念認為北京失去以前「點石成金」的決策,令政權內部分裂更尖銳。正如《金融時報》的Gideon Rachman(2015年2月9日),「可能習先生很完美地控製著政製,令他可以針對一些強大的利益集團。但北京一些與高官有來往的人現在估計,有可能有人企圖踢走國家主席。有人留意到之前發生群眾動盪(例如1989年)都剛巧遇到中共黨高層的分裂。

第三點很受首兩個因素影響,是愈來愈多的群眾反抗。鄰水縣的運動是極為重要,因為這發生在依賴耕種和礦業的貧困區。這是一個警告,如果經濟下滑至蕭條狀態,會有更多同類的抗議。在當局決定高鐵由經過鄰水縣改道至廣安(鄧小平的出生地)後,大批群眾出來示威,(有些報道指達10萬人),喊著「還我城際鐵路」的口號。廣安已經有一條鐵路及機場,鄰水縣的當地人認為鐵路繞道會對當地經濟帶來嚴重挫敗。中共統治者不會不留意到,1911年夏季四川的保路運動在推翻清朝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同年稍後清朝出現士兵譁變。

根據目擊者表示,鄰水縣的激烈沖突是由警察暴行挑起的,令人聯想到天安門事件的小規模版本。有些未經確認的報告指有四人死亡,包括一個年輕女孩。社交媒體的圖片顯示很多示威者流血,不論男女,也有目擊者指被徵召到當地的鎮暴警察坐車裝甲車,並一度使用催淚彈。可見武裝齊備的警察不僅用於非漢族區(新疆和西藏的很多地方現在正處於變相的軍事統治)。今年首季的罷工數字是去年同期的三倍,同樣也面對愈來愈大的鎮壓。同時,政府正加強對非政府勞工組織的打壓,這些組織很多時候幫助工人組織工業行動。

雖然硬的鎮壓會在短期內幫助政府驅散示威,但代價是大大累積憤怒和不安,將無數鎮壓的受害人(傷者、被解雇的工人代依、被逮捕的女權人士)推向尋求替代現存製度的新方向。就如北京的刺激政策製造了經濟高舉債務的計時炸彈,鎮壓手段會製造一個政治計時炸彈。引爆只是時間問題,當爆炸的時候,中國會出現比八九民運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群眾鬥爭浪潮。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3:45:33

香港:假普選方案的殘局

隨著特區政府推出政改的最後方案,2017特首選舉製度之爭經已進入新階段。去年,人大八三一決議觸發了79日的雨傘運動。但政府仍根據人大決議的框架,提出篩選候選人的「伊朗式」選舉製度。

要通過政改方案,必須得到立法會議員中三分二的支持。有關表決將於六月進行,如無意外很大可能會被否決。縱使建製派發動史無前例的恐嚇宣傳──從股市崩潰到中央取消香港的一國兩製,政府的如意算盤完全打不響。至今這只成功地激發公眾的反感,因而未能像當初計劃那樣從泛民手中奪走四張倒戈票來通過政改。

這些資產階級反對派政客為甚麼突然有「腰骨」起來,背後原因很簡單:雨傘運動雖然未能贏得真正的普選,但卻完全改變了香港的政治氣氛。

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香港的支持者)與中國勞工論壇當時指出,雨傘革命雖然未能贏得任何讓步,令部分的參與者認為運動失敗,但縱使如此政府也只是慘勝。正當立法會的表決越加接近,而且不能排除泛民之中會有人最後轉軚(關於這點本文稍後討論),明顯泛民領袖受到了更大群眾壓力而要去反對政府的方案,否則隨時自己會被政治滅門。

「2017一定要得」

政府在四月中旬推出政改宣傳攻勢「2017一定要得」來試圖爭取公眾對方案得支持,基本上表示即使不喜歡方案也應策略性地「袋住先」,來讓所謂的「民主進程」有所邁進。他們說,假若政改方案被否決,未來數年內將不會再有民主化的機會。據報,不單是選舉行政長官的方法會原地踏步,就連立法會也不會得到普選。

政府的困局就是太多人經已看穿這些謊言。過半市民反對政府的方案,大家都廣泛明白這個中共設計的假普選只是為了使獨裁者欽點的候選人得到合法性。

政府宣稱政改將會是邁向民主的踏腳石,但實際上,真正目的就是要叫停香港的「民主發展」,因為對北京來說香港越來越是眼中釘,尤其是習近平上臺以來,對所有方面都收緊了控製。中共當局希望將權力集中到特首手中,並利用假普選來為此爭取合法性,同時間將立法會等機構的權力削弱。雖然立會本身有許多局限,畢竟其還是對政府的權力有一定的製衡。

北京要令香港的民主倒退,其大計中包括重推二十三條立法,打壓香港的示威文化。而他們認為假普選產生的特首會更有能力地推動二十三條。

然而,當假普選被泛民議員否決後,中共對香港民主的敵意就會更深,並認為民主不單疾礙中共對香港的控製,更會為中國自身帶來不穩。

支持度下滑

明顯地,政府的宣傳完全收不到效果。政府高官要以「打遊擊式」的突然落區來避免遇上反政府示威者。整個宣傳運動已變成個鬧劇,一些建製派人士甚至提出腰斬宣傳。至今支持政府方案的人從4月29日的47%(Now TV)下跌倒5月12日的42.5%(南華早報)。

有未經證實的消息指出,北京目標要將支持政改方案的比率提升到70%。顯然這是不可能的。當局一方面仍希望民意壓力能讓四名泛民議員轉軚,但另一方面這個宣傳運動也是在為方案被否決作出準備,屆時北京的輿論機器就會歸咎泛民斷送香港的「普選」了。

泛民的領袖試圖利用當前的對立來挽回他們過去在雨傘運動時期所失去的支持,當時他們淪為次要角色。去年的同一時間,右翼及溫和泛民仍相信他們能夠從北京手中贏取一些妥協,並接受遠離自己原則上的「真普選」方案。北京在八月的人大決定卻對此關上大門,亦令主張妥協的泛民領袖們手足無措。

去年群眾運動的爆發導致了今天的泛民比起2010年政改之爭的時候採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場--這對政府來說這也更為棘手。

雖然今日並不是2010的翻版,但是若果就這樣認為「溫和派」會變得更有戰鬥性那就大錯了。不幸地,這些政客們尋求循序漸進的多餘策略依舊是階級鬥爭的絆腳石,而只有建立這樣的鬥爭才能擊敗專製當局。

不過縱使如此,政府現在絲毫不讓,就連一些象徵性的讓步也不作出,同時間雨傘革命的餘燼猶在,因此泛民右翼要想在這個時候倒戈是很困難的。無線電視進行的民調顯示有71.4%的泛民支持者表示他們不會在選舉中票投支持政改方案的候選人。

「倒戈嫌疑犯」

政府和各媒體都有著一份公開的「倒戈嫌疑犯」名單。當然在現今的力量對比下,就連這些嫌疑犯也準備否決方案,因為他們意識到一旦倒戈的話,他們隨時會變成「政治瘸子」。跟2010的時候不同,泛民陣營不可能讓這些叛徒重回政治舞臺。

2010年民主黨在立法會表決政改方案前三天突然宣佈支持政府,因此到今天政府依然有一點兒的可能能夠贏得四張倒戈票。一些流傳的消息暗示,北京能夠讓一名「可接受」的泛民(也就是北京認為其無威脅的)出閘作為三名特首候選人之一。當然一旦政改通過後,沒有人能保證中共方面會恪守這些承諾。這些協議也是不大可能的,雖然建製派有著壓倒性的資源操控輿論及選舉,但北京仍是會擔心有泛民參選的話會讓他們失去對選舉的控製力。

最後,倒戈者可能藉口說通過政改是為了避免「更壞」的結果。因為政府作出各種口頭上要脅,包括取消未來重啟政改的可能、甚至終止「一國兩製」並由中央直接控製香港。

但在今天的狀況下這些威脅又有多大可能實現呢?這不是取決於中央政府在法理上或「憲製」上的權力,而是實際上的政治力量對比。北京方面在雨傘革命期間抑壓著港府的警察暴力,避免對事件火上加油,原因是害怕香港的事態發展會蔓延到中國大陸。這關係到習近平和中央政府自身面對的一系列問題,包括黨內權力鬥爭、國際外交爭端,而且未能改善經濟嚴重放緩。

公投?

政改方案被否決的話,可說是後雨傘革命的勝利,中共和港府會因此損失政治權威,對它們來說是一個重大挫敗。

泛民在今天攤牌過程中沒有變強,反而愈來愈進退失據和分裂。他們認為否決政改只是沒辦法中的辦法,而不想為新一場戰鬥作準備。

民主黨的何俊仁曾經提出今年稍後辭去立法會超級區議會議席,以足發一場全港補選運動。這主要是想挽回民主黨的地位,避免流失支持到激進派對手。愈見明顯的是,2015年版本的辭職公投比2010年的更多限製,且受民主黨機器由上控製。這些組織上的束縛肯定會令綱領更為溫和,而且更難吸引年輕一代投入運動。

由於種種局限,學民思潮拒絕加入公投委員會,加上內部本身就因支持和反對公投而分成兩派,足以令民主黨高層說要重估形勢,在政改表決後再決定是否發動公投。學聯則陷入嚴重內部危機,因此似乎也會與民主黨領導的公投保持距離。

學民思潮表示「不敢茍同」民主黨堅持公投委員會「擱置泛民主派間的爭拗」。我們認為學民是正確的。泛民這句聲明是荒謬絕倫的,但可惜這卻是他們的典型──泛民機器主導的運動裡,往往欠缺基本的內部民主。為什麼一個聚合不同力量去達成特定行動(今次是反政改的公投運動)要製止參與團體提出不同的意見?

正如雨傘運動期間,泛民領導層及其盟友設立空殼的所謂「五方平臺」,以不民主的手法建立和運作群眾運動,但只得到很小支持。民主黨企圖禁止「爭拗」(與自己的思議)的手法是與中共的政治一脈相承的。可見2015的公投運動與之前的分別。如果不斷然拒絕這種不民主的手法,就會令運動不能有效成為真正反政府鬥爭的平臺。民主黨害怕民主辯論和基層參與,是與它避免激進政治和群眾鬥爭相承的,它寧願附和建製當局。

學聯分裂

同時,八大院校的學生會中有四間退出學聯,令其陷入了成立57年以來最嚴重的危機。本土派發動退聯行動,往往以歇斯底裏的方式人身攻擊學聯的領導層,得到一群不滿學聯官僚體製的學生的和應。這些不滿的學生不一定都支持本土派的政治立場。

可惜,泛民領導的不民主手法及其與政府枱底交易的歷史,為本土派混亂而矛盾的政治立場製造了土壤。學聯在政治及方法上沒有與泛民領導保持距離,甚至用類似由上而上的手法領導群眾鬥爭(包括雨傘運動),現在因此付出代價。同樣,「左翼廿一」近年來都有成員在學聯領導層具影響力,但卻沒有鮮明地爭取對左翼理念的支持去作為領導層的基礎。

他們慣用「委員會式手法」,鮮有在校園發起群眾活動去組織活躍的成員基礎,也沒有民主架構,不幸為本土派及其網戰開了打門,讓其在短期內成功。若學聯是群眾學生組織,具有民主傳統和政治意識高的脷生,是可以抵抗本土派的破壞行動的。

退聯事件不但是學運的挫敗。事件會令大學的政局更為複雜,令學生更難聯合發起運動。本土派自己沒有能力領導任何真正的鬥爭,也不能在建製當局面前取得勝利。他們「什麼都反」都教條,他們不會嘗試建立替代現存領導層的選擇,而主要想關註的是自己的曝光率。

工人的替代方案

中共政權註視著政改方案的挫敗。中共雖然可讓這情況發生,但這代表它失了預算,而香港政局會持續不穩並可能感染中國。現況是欠缺工人群眾的替代方案來運用政權的不安局面來帶領前路。

這是雨傘運動的關鍵教訓。泛民陣營的領導沒有戰鬥性戰略,只在盲目信仰資本主義的願景:自由市場經濟是民主製度的框架。但中港的實況都反証了這點,當獨裁製度有利資本家時,他們會誓死保衛它。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只有通過階級鬥爭,打倒由富豪家族及其盟友主導的中共獨裁體製,才能實現中港兩地的民主。為了實現這個可能,需要在中港跨境乃至國際上建立一個走社會主義政策的新的工人政黨。

支持肖友懷獲得居港權及教育權

工聯會陳婉嫻召開記者會,高調要求政府讓一名無證逗留香港的十二歲小童獲得居港權。肖友懷06年經雙程證來港,後逾期與外婆同住,多年來沒有接受教育。外婆周紹璇說,肖友懷出世時被棄置紙盒內,母親懷孕時患乳癌、父親又因工傷需截肢。父母並無為他申請戶籍。事後曝光後,肖友懷現時只獲得臨時身分證明書(俗稱「行街紙」),未能獲得基本的教育和生活保障。

本土派借事件挑起反大陸人的族群仇恨,他們指如果肖友懷獲得居港權,會有大量內地人跟隨湧至香港,分薄公共資源。事實上,入境處過去3年來只酌情容許38名無證人士留港,與歐美先進資本主義社會比較是非常低的比率。

多個右翼民粹的本土派團體發起遊行,要求政府遣返肖友懷。他們亦到一間幫助肖友懷辦入學手續的大成小學示威,甚至嘗試到肖友懷住所滋擾他,令他被迫遷離。

本土派對待內地移民的立場是與政府一致的。在1999 年,終審法院裁定香港永久性居民內地出生的子女,都可獲得香港的居留權。政府為了推翻判決,肆意製造恐慌,當時前保安局長葉劉淑儀聲稱將會有多達167 萬港人內地生子女湧入香港。但從97年7月至12年底,只有76.2萬內地居民持單程證來港。

建製派通過誇大,製造內地人來港搶公屋、學校和床位等輿論,從而將公共資源不足的責任歸咎外來人(包括內地及南亞裔移民、外勞和難民)。如今,本土派卻成為這些政府輿論的流氓打手。

工聯會陳婉嫻忽然高調處理事件,而梁振英又高調譴責本土派示威者,借機抹黑整個民主運動。令人質疑建製派刻意利用事件挑起排外情緒,轉移群眾對政改方案的憤怒。

無論是中共還是港府都越來越懂得利用中港矛盾來分而治之,例如在本土派早前的反水貨行動中,中央電視臺早前大肆播放(平時不會播放香港的反政府運動),而大陸五毛網軍散播「不再去香港」的言論。

香港公屋、醫療、教育和老人服務的資源不足,是因為政府對公共服務一毛不拔。本土派製造族群分化,只會為政府轉移視線。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排外主義,從去年開始我們支持香港的難民鬥爭,反對政府極不人道的難民政策。政府階級歧視及種族歧視的入境製度是針對窮人、有利富人。

我們支持肖友懷獲得居港權和教育權利,支持不同族群/種族的群眾團結鬥爭,反對掠奪我們資源的政府和資本家。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3:48:38

六四26週年:支聯會燭光晚會淪為儀式?

在八九北京屠城後,全中國只有香港可以公開舉行集會,控訴一黨專政的殘暴。

近年的六四集會都接近廿萬人參加,是90年以來的高峰,而內地來港觀摩人數也在上升。六四集會的人數多寡反映社會對政府的憤怒程度。最近,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稱,不能保證廿三條立法通過後,要求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的人不會受檢控。可見,六四集會多年來都是中共的眼中釘。

近年,支聯會領導下六四悼念晚會受到連番批評,被指為行禮如儀而沒有戰鬥性,也不能連繫至今天的民主鬥爭。溫和泛民只把六四作為自己的政治本錢,但沒有將其發展為一場有力的抗爭運動,往往流於哭訴和渲泄情緒,沒有推翻中共專政的綱領和願景。由於沒有具規模的戰鬥性替代方案,群眾對推翻中共感到無力,開始寄望於中港區隔、獨善其身的幻想。

本土派策劃退聯行動,八大院校中有四間退出了學聯。退聯派攻擊學聯支持支聯會「建設民主中國」的綱領。本土派主張中港區隔,認為反對中共獨裁與香港無關,幻想可以在中共統治下「保住香港」。

面對批評,支聯會出版了《六四小冊子》回應,但論據卻十分薄弱。支聯會認為,「建設民主中國是出於中華民族感情」,但中華民族主義往往是中共用以統治的手段,強調愛國因此需要維穩。習近平上臺後,更要在國際上裝扮成強人角色,強調要維穩。此外,支聯會因此不支持中國少數民族的自決權,對於藏族和維吾爾族人民受到的壓迫也隻字不提。

港英時期,泛民一直深信香港繼承英殖的「法治民主價值觀」,可以逐步改革邁向主。「我們仍可扮演重要角色…就是自由人民法治憲政民主的價值觀,並爭取在香港實現,以成功的經驗提供示範作用。」因此,支聯會持有中國自由派的觀點,否定需要推翻中共獨裁體製,而要讓其自我改革慢慢開放。

此外,支聯會長期被溫和泛民政客操控,內部運作不民主,兩年前有傳出過很多組成團體只是掛名,讓保守的領導層可以控製選舉保持領導地位。這些組成團體看似來自不同背景,但實際上都是溫和泛民各界別的組織,而一些政治立場更激進的團體則會受到排擠。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溫和泛民的妥協路線應該由更激進的革命力量所取代,但本土派認為「建設民主中國不是港人責任」的立場卻是比泛民更為退步的。這不是道德義務,而是政治現實的需要。在一黨專政底下,中共絕不會讓香港多一點自治權,無論是香港獨立還是民主中國,始終要連繫至推翻整個中共政權,因此香港尋求變革的群眾必須連繫至中國內地的群眾鬥爭。爭取民權和抵抗鎮壓的鬥爭要擴散到越廣泛的地區就越有可能勝利,相反孤立在一個城市或國家就更易被當權者鎮壓。從香港2013年的碼頭工人罷工,到今年較早五名被拘禁的女權人士最後被釋放,都可見到基層民眾的跨境聲援是必須的。

六四集會應該變成一個動員群眾鬥爭的平臺,並開放讓不同團體民主組織和發言,結束由溫和泛民壟斷的情況。此外,只有一個以推翻中共獨裁及資本主義的綱領,才可將八九民運的戰鬥遺產延續下去,直至勝利。

日灑雨淋,五千元底薪的工作

我們對「電話銷售員」這行業並不陌生,因為每天總有一個在街頭的易拉架檔站著。24歲的新仔(化名)剛剛從IVE畢業,便做了一間電訊公司的全職電話銷售員。

他的工作就是推銷電話,幫客人提供出電話卡或購買電話的服務。他說,從前的電話推廣多數在商舖門市進行,但電訊公司為節省舖租的成本,所以近年出現了越來越多在街頭的易拉架檔,俗稱「街霸」,即是他的工作。這種模式為公司節省成本,但員工就需要日曬雨淋。

他的工作不但需要全日站著,而且工時很長,朝十二晚十,十小時工作,還要經常加班。「一日十小時工作,這只是在街上的時間,員工通常都經常要加班,例如開單後,客人必須在某一天前上臺,開單後員工需要回公司處理單據等工作,沒有其他同事會幫你,必須親自去做,所以即使是下午12時開檔,也需要早上9時回公司先處理單據;有時候公司開會,也是在開站外的時間回公司,所以不在那十小時的工作時間內。」

「好天要打埋落雨柴,因為一下雨就不能擺站了,太熱太曬的話,客人也不一定會停下來。所以有時候,晚上十時後人流也多,就不會那麼早收檔,會做晚一點,多開一些單。所以即使正常規矩是一星期放假一天,但其實因為追單,我通常兩星期才放假一天。這份工作很長時間,其實也蠻辛苦的。」

「這份工作,港九新界都需要到處去開站,有時候遇上對臺公司,見你是新人不懂規矩,會表示他擺開的位置不準你擺。不一定所有位置公司都有申請,很多時候,一些好的位置都要和別的公司員工鬥早;即使是自己同一間公司,一些外判工,稱「特許經銷商」,他們可以佔的位置是優先的,我們不能和他們爭奪。這些外判工沒有任何福利,不是直屬員工,底薪有沒有我也不清楚,但公司規定他們的位置優先,我們不能將站放在他們的位置。」

「這份工作很大壓力,正常員工都需要『追數』,因為底薪只有五至六千元,主要是靠開單的傭金,每張單的傭金約二百元,每個月至少要開四十多張單才僅僅夠收入,也很辛苦。現時我月入兩萬多,自己每月給家人家用5千元。」

「以前我是政治冷感,現在我覺得甚麼都關政治事。所以我支持你們(社會主義行動),因為我會想,為何要起機場第三條跑道?為甚麼樓價會貴了?買一個麵包會貴了?為甚麼坐巴士又貴了,很多這些為什麼,原來都與政治有關。」

「我以前認為這些與我無關,因為由媽媽去為我交學費交租。現在自己出來工作,我改變了。尤其是自從我成為『黃絲帶』後,在雨傘運動坐了二十多天,變化很大,我以前是鍵盤戰士,現在認為不應純粹宣泄,一定要出來發聲表達訴求。」

政改方案被否決 表決淪為鬧劇

政改方案表決日,人大框架下的假普選方案被否決已成大局,曾經被質疑會倒戈支持政府的泛民主派議員,包括公民黨湯家驊、民協馮儉基、李國麟、梁繼昌等,也因為後雨傘革命的群眾壓力而否決方案。此外,功能組別醫界學的梁家騮也加入反對陣營,令最終有28票反對政改方案。

但出乎意料的是,一場鬧劇令建製派只有8票支持政改方案。由於建製派想等待遲到的劉皇發回來一起投票,故集體離席希望令法定人數不足,但最後因小部份建製派仍在席中,人數足夠進行表決,方案順利被否決。雖然方案被否決早成定局,但只有8票支持的結果令港府及中共都顏面無存。

由於建製派想將政改被否決的責任歸咎於泛民主派,本來準備在方案被否決後向媒體「強烈譴責」反對陣營。但今次卻是建製派庸碌懶散和欠缺組織,放棄了投贊成票的機會。建製派召開記者會低頭致歉,成為政改方案荒旦劇的最後一幕。

政府推行假普選的計劃雖然失敗,但民主鬥爭也遠遠未算勝利。現在的關鍵問題是,該如何準備下一步的鬥爭?

溫和泛民雖然因為受到壓力而否決方案,但即使在普選路線圖幻滅,循序漸進改革路失敗後,似乎仍然堅持期望在現存體製內爭取民主。溫和泛民政客的思維始終是不會改變的。在否決方案後,泛民議員拉起要求政府「重啟政改」的橫額,恐怕他們自己也不相信這口號會實現。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表示「呼籲中央和特區政府盡快重啟政改」。溫和泛民極力喚醒「逐步改革」的死屍,只是想避免群眾走向革命鬥爭的路線。

中共知道若果給予香港真正普選,會引發在內地引發連鎖效應,威脅整個政權統治。除非中共面臨革命性的倒臺危機,否則不可能撤回最高權力機關的一個決定。但如果爭取民主的群眾起來革命了,還會停留在懇求中共重啟政改嗎?

在人大八三一決定一錘定音後,基本法框架內跟隨普選路線圖逐步改革的幻想已經破滅。今後中共會準備加強媒體審查、加強警察暴力、為廿三條立法鋪路,在下屆立法會選舉也準備向民主派發動攻擊。泛民主派30年來向中共談判妥協爭取民主的路線被證實徹底失敗,事實擺在眼前,要爭取民主就必須打倒中共專政。溫和泛民右翼的經濟主張,希望在不觸碰大資本家利益的同時爭取民主,也應被徹底摒棄。

雨傘運動的一大弱點就是運動內部欠缺基層的民主監督,令運動不能蔓延更廣,也不能持續升級至更有效的鬥爭手段,例如罷工乃至政治總罷工。新一輪的民主運動需要有戰鬥性的新領導層,也需要建基於基層民眾鬥爭的組織,才可以向前走。需要建立民主的基層行動委員會,也需要將運動積極蔓延至中國內地以至國際,爭取各地的群眾聲援行動。最重要的,是需要一個具社會主義綱領的工人階級政黨,連系至革命的民主訴求,以及需要廢除商家財團操控的經濟製度。

香港:七一4萬8千人上街

今年七一遊行有4萬8千人上街。遊行人數不足去年的十分之一,是2003年以來第三低的遊行數字。經過了去年79天的雨傘運動,加上政改方案被否決後,民主運動似乎走入喘息的階段。

主辦方民陣今天的主要訴求是「梁振英下臺」、「追究黑警責任」、「廢除公安條例」,而「踢走提委會」和「修改基本法」這兩句新口號,也意味著民主運動正在開始討論如何走出基本法的框架爭取民主。

除了泛民主派政黨,在雨傘運動後冒起了眾多新成立的組織,一方面代表著多了群眾希望自我組織投入抗爭。這些組織通常是單一議題的民間團體,例如關註煙民權益、社區議題組織、捍衛同誌權益等。另一方面,可見目前欠缺有力的群眾政黨整合不同力量,力量不免顯得零碎化。

國安法

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國家安全法》,條文提到要維護港澳治的「國家主權」。中國經濟衰退及政治動蕩,促發愈來愈多群眾示威,中共固然要加強箝製內地的反抗聲音。而近年,港臺澳都分別出現大規模示威運動,中共需要港澳政府加強控製。這也表明中共下一步是要香港為廿三條國安條例立法。而作為實質上獨立國體的臺灣,也不過是一種權力宣示罷了。

梁振英下臺?

最近習近平在首次與曾俊華握手,而唐英年與田北俊這些建製派唐營人士都公開表示支持曾俊華當特首。不少人預計中共政府準備2017年換上一個較能穩定政局的人,甚至有人揣測如果局勢繼續不穩,中共準備要梁振英在2017年之前下臺。

社會主義者的立場

今年遊行人數下跌,不少聲音表示遊行已經無用,不是對抗政府的有效方法。社會主義者一直強調單靠遊行並不足以對抗政權,而需要更有力的鬥爭方法(尤其是工人階級有組織的鬥爭行動)。但是,七一遊行是動員運動和燃起討論的重要平臺。現在問題的關鍵是未有一個有力的工人群眾政黨能夠帶領更有效的鬥爭。

在後政改時期,社會主義行動今年在七一的口號為「當循序漸進已死 革命就是出路」,因為政改方案後民主鬥爭進入新階段,再沒有所謂「中共承諾的路線圖和時間表」,更突顯中共不會讓香港有吋進民主,只有打倒中共獨裁體製才能成功。此外,我們不能像泛民幻想能爭取商家支持民主運動,因為他們與中共獨裁有著共同利益,因此「資本家不倒 民主不會到」。「雨傘革命 傳遍中國 打倒中共專政」,我們強調香港的民主運動要擺脫過往的失敗,必須要蔓延至中國大陸,連系內地的群眾鬥爭才能成功。未來民主運動若要成功,必須要壯大工人階級的鬥爭力量,以階級鬥爭為路線。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3:50:30

政治檢控加劇

香港政府展開新一輪政治打壓,而且更比過往變本加厲,遭到政治檢控的市民越來越多。相反,去年雨傘佔領運動期間毆打市民的七位警員及警司朱經緯則遲遲未有下落。

7名警員於去年10月將佔領人士拖至暗角毆打的事件,發生至今超過10個月仍未有任何進展。去年11月,時任沙田分區指揮官朱經緯,被多間傳媒拍到在旺角佔領區用警棍毆打途人,事後朱經緯如期退休,調查工作事件不了了之。

女示威者「以胸襲警」罪成判監

法院早前裁定4名參與反政府活動的示威者襲警及阻差辦公罪成,當中一名示威者被判入獄超過5個月。另一位女示威者吳麗英遭男警推跌至鼻骨骨折,頭破血流,卻反被控「以胸襲警」,控罪之荒謬程度令人發指之餘,吳更被判監禁3個月15天!

反佔中男士非禮罪成 僅輕判罰款

另一邊廂,一對反佔中退休夫婦在去年佔領旺角期間襲擊及非禮一名女子,因不滿被拍攝,女被告搶去其手機,男被告陳南星則不斷大力觸碰其胸部,影片被傳媒廣泛報導。夫婦二人分別被裁定非禮及普通襲擊罪成,但法官卻因為其健康狀況以「人道理由」判處「非常特殊的判刑」,輕判夫罰款8千元,妻則監禁14天緩刑一年。

「胸襲」二字的意義自此被改變:當一位女性面對真正的性暴力時,性暴力罪犯不需要受到應有的製裁(猥褻侵犯是刑事罪行,最高可判10年監禁);相反,參與反政府抗議的女性卻被控「以胸部作為武器」襲擊警務人員。

要增加的是公共開支 不是維穩費!

過去10年的《財政預算案》中,警務處「維持社會治安」的開支,較10年前增加了4成!本年度的警方開支預算為168億,是全港花費最高的紀律部隊。全港另外五支主要紀律部隊(入境事務處、消防、海關、懲教署,飛行服務隊)的總和(155億)都比警隊開支要低!

警務處更預算以2700萬元購買3部水炮車,增強警隊鎮壓的力度!當社會的公共房屋、醫院等公共資源嚴重短缺的時候,政府往往推說沒有足夠的資金,但花在維穩費上卻如此闊綽!

白色恐怖如濫捕、打壓言論、示威自由等越來越倡獗。我們需要堅定地組織起來,現時唯有組織一場積極的反抗運動,才能有效對抗政治打壓。

立即停止政治檢控,撤銷所有示威者控罪
捍衛集會、言論、新聞自由,反對廿三條立法
我要真民主,打倒中共專政
大幅增加公共開支: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大幅增加公共醫療資源、公共護老及托兒服務、增建公屋至每年5萬間
公共事業(如港鐵、領匯、東西隧道)民主公有化,結束財團專政

香港難民鬥爭取得重要勝利

香港難民成功改變當局的食物援助政策,是難民鬥爭的一大突破。

自五月底起,難民開始以食物劵的形式從超級市場購買食物,毋須被迫到指定店舖領取食物包,以供他們有更多選擇,食物質素也較佳。但是,食物券不能領取巧克力、薯片、藥物、酒精等食物。這轉變消除了社福署官僚對難民的社會控製。這種控製是基於政治理由多於經濟理由。

今次成果是難民一年多以來的抗爭所得的成果。政府今次的讓步具重要的意義,因為過去幾年在梁振英政府統治下,甚少組織能夠在抗爭中贏得訴求。難民只有很小的討價能力,加上在香港嚴苛的庇護政策下被嚴重孤立,是次抗爭是一次重要的勝利。可見,有決定和組織性的抗爭是可拿到成果的。

二百天佔領運動

在去年一月二十七日,幾十名難民成立了香港難民聯會,並佔領了「國際社會服務社」(ISS)辦事處,抗議食物與住屋津貼不足,以及不公平的福利政策。ISS是非政府的援助組織,但同時也是有限公司,獲得與政府的合同,並執行港府不人道的難民政策。從二零零六年開始,ISS香港支部每年從政府取得兩億三百萬的巨額去援助香港約五千名難民(這數字在上升)。

佔領開始不久,ISS申請禁製令驅逐示威者。示威者在佔領期間跟社會主義行動成員討論,決定轉移到社會福利署灣仔總部外的公眾用地,及後再轉到中環國際金融中心外,繼續和平佔領運動。整場運動持續了兩百天,期間舉行過大大小小的示威,建立起香港難民聯會,獲得了傳媒的曝光機會。

難民被法例禁止工作,因此被迫依靠慈善團體和ISS少量的援助過活。他們投訴食物包原應有值一千二百元的食物在內,卻持續被剋扣。《南華早報》於2014年二月進行問卷調查,發現ISS提供的食物包價值少於法定指引13-30%,即ISS每月從中取走了每人價值300-400元的食物。香港難民聯會懷疑ISS跟食物供應商勾結,收取高價去提供劣質甚至過期食品。

及後,香港難民聯會向廉政公署報案,但調查聲稱因「證據不足」而被撤銷。為何會有此結果?廉署雖然聲稱「獨立」於所有政府部門,但卻直接隸屬於行政長官梁振英之下,而特首夫人唐青儀就是ISS的資助人。很有理由涉及利益沖突。可見司法製度的階級歧視,可見「法治社會」的偽善。

誰是真正的社會負擔?

香港政府常把抹黑難民為香港經濟「負擔」,卻同時禁止難民工作,令他們不能貢獻本地經濟。

政府迷信所謂「磁石效應」,認為一定要製定嚴苛的政策,把來港的難民嚇退。但從經濟角度來看,把福利服務外判給ISS此等黑店,令難民和香港市民都淪為受害者。政府新自由主義親商政策才是勞動者的真正負擔。不論是難民、本土地低收入人士還是老人,政府都以守財奴的思維對待,令香港成為所有已發展經濟體系中福利最匱乏的城市。

在現時政策下,每名難民只可獲得1,500元作為租金津貼。香港樓價高居全球首位,根本不可能足夠租到單位。難民聯會創會成員Sabir Butt表示,1,500元甚至不足以用來租電單車的車位。所以,難民常居住非法寮屋,如廢棄的豬欄或養雞場,造成安全問題。今年年初,三十三歲的斯裏蘭卡難民Sivarasa Sivatharan在鐵皮屋裡被大火燒死。因此,香港難民聯會會持續抗爭,並在政府在食物援助的政策上讓步後升級,要求政府取締非法寮屋。

社會主義行動的主張

在這場抗爭裡,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支持難民聯會,包括鼓勵難民抗爭,提供政治建議及實質協助。政治庇護者的權利是基本的民主權利,因此社會主義者會全力捍衛。港府不人道的政策拒絕承認尋求政治庇護者的權利,我們大力反對。

資本家政府和政客一方面否認尋求政治庇護的權利,甚至抹黑難民為來港騙褔利,一方面也更廣泛的打擊民主權利和福利製度。面對商賈鉅富這樣攻擊工人階級,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團結所有被壓迫的社群起來抗爭,改變製度。

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病態製度造成在烏克蘭、也門和敘利亞的戰爭和內戰。逐利製度正陷於危機,令軍費上升,民主權利被摧毀,專製政權冒起,民族主義升溫。因此,世界上出現一個個「失敗國家」,民眾變得貧窮,種族及宗教沖突令無數人逃離家園。資本主義的回應竟是加強國家機器鎮壓,邊界軍事化,種族主義團體擡頭。我們要以這答案回應:民主的社會主義綱領改變世界,以人民的需要為本來運行社會,而不是以少數人的盈利為本。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3:55:02

食物券製度令惠康盈利再升

總體來說,食物券製度受到廣大難民的歡迎。但大贏家還是惠康連鎖超市。至今,派發予難民的食物券一年總值1億800萬,只能用於惠康。即使我們的鬥爭令難民獲得較平等的待遇,但政府也要從中優惠大財團。

惠康由國際牛奶公司擁有,而國際牛奶公司又屬怡和洋行旗下。怡和的收益遍及房產、交通、旅遊業、和零售。萬寧、7-11、美心、Oliver』s、宜家傢俬(香港)和文華東方酒店集團,都是怡和企業帝國的一部份。怡和老闆皆是那些商家之流,一直警告香港會走入「福利主義」,並要政府減少社會支出,但自己反倒是政府輸送利益的最大受惠者!

中國經濟危機引起全球市場鎮痛

8月24日中國股市大瀉8.5%,連官媒《新華社》也感嘆當日是「黑色星期一」。由於全球恐慌中國經濟引致全球衰退,全球股市來了一次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最急速的下滑。

從前美國銀行在2008年崩潰時,華爾街是全球金融危機的中心點,但今次中國經濟出現危機,加上國家領導人明顯失去控製能力,輪到中國成為全球危機的促發點。全球資本主義社會過去一直都居危思安,盲目相信北京「會有辦法」去應對經濟放緩的問題,但8月11日人民幣「輕微貶值」令他們如夢初醒。人民幣貶值後,超過5萬億美元從全球股市蒸發。在短短數天內財富被大量銷毀,這足以證明資本主義是一個瘋狂垂死的經濟製度。金融危機蔓延到歐洲,《路透社》於黑色星期一報道:「今天歐洲三百間最大企業的市值減低了4,000億歐羅。」

前美國財政部長薩默斯(Larry Summer)在Twitter發言:「就像1997年、1998年、2007年及2008年的八月那般,我們現在可能處於嚴重危機的初階段。」即使是美國總統候選人川普(Donald Trump)也警告,全球可能正邁向蕭條。白高敦時期的前英國經濟顧問麥克布萊德(Damian McBride)也警告,現在的危機可以「比2008年的嚴重20倍」。

香港恒生指數經歷了1987年以來最大的跌幅,港股自四月的高峰以來大瀉超過20%,正式進入熊市。印尼及臺灣的股市也處於熊市區。同樣,已發展經濟體的股市經過了過去兩周的鎮痛後,於星期一再度急挫。英國富時100指數的市值自四月以來下跌了18%,德國Dax指數也自4月以來損失了20%。在星期一,澳洲股市下滑了8%,是歷來最大跌幅之一,反映了澳洲經濟與中國經濟的緊密相連。

全球經濟崩潰蔓延至石油、銅礦、鋁礦及鎳礦,這些大宗商品的價格跌至2008年全球危機以來最低的水平。在全球經濟扮演重要角色的油價,自2014年夏季的每桶115美元一度下跌,最近更進一步下跌至低於每桶43美元,為由俄羅斯到委內瑞拉等燃油生產國造成壓力,這些國家本已處於衰退狀態。彭博大宗商品指數是22種原材料的價格指標,這指數跌至本世紀以來最低水平,今年下跌了17%,過去三年下跌了40%。

過去幾年中國曾經是全球經濟增長的驅動器,帶動了全球經濟增長的三分之一,而美國也只帶動了17%。中國消耗全球一半的金屬,也主導了其他大宗商品市場(包括農業產品)。這類大宗商品的價格大幅下跌,阻礙了大宗商品出口國的經濟增長,也令全球經濟陷入通貨緊縮。雖然價格下跌可以短暫刺激各國經濟去輸入大宗商品,但如果這演變成長期的通縮,將會嚴重壓垮經濟增長,也會惡化債務問題。這些問題在中國以至全球都愈來愈嚴重。1990年進入通縮危機的日本就是如此,經濟停滯不前而且債臺高築,到現在日本也未能走出困局。中國以至全球經濟今天都表現了很多與1990年代日本類似的特質。

人民幣貶值的震動

過去中國一直都不想將人民幣貶值,並視之為「秘密武器」,但兩星期前政府突然作出這決定, 震驚了全球資本主義製度。一方面這證實了外間一直的揣測:中國經濟問題的實情比北京所承認的更為嚴重,而官方數據往往是被做過手腳、誤導公眾的。人民幣貶值至今已促發各國貨幣相繼貶值(所謂「貨幣戰爭」),這倒過來會引起全球經濟的「通縮浪潮」,正如法國興業銀行的Albert Edwards所指。

中國政府實行人民幣貶值的方式相當混亂,令資產階級評論員摸不著頭腦。正如克魯曼於《紐約時報》(8月14日)寫道:「他們(北京)對於市場可預期的反應似乎十分驚訝…投資者開始逃離中國,決策者突然由推動人民幣貶值變成全力推高人民幣。」

人民幣對美元至今只貶值了3%,這麽小的幅度對刺激中國出口根本沒有任何真正的影響。此外,中共政權與央行已經加強介入以支持人民幣,否則會出現更大的資本外逃危機。過去五季中國已經有8,000億美元外逃,規模之大前所未有,不論中國還是外國的公司及投機者都將人民幣轉變為美元或其他「安全天堂」的貨幣。

人民幣貶值似乎一度受到央行抗拒,直到在最後一刻才被接受,但貶值後卻得到預想中最壞的後果。貶值的決定引起了全球市場的慌亂,引發各國貨幣貶值的連鎖效應,但對中國刺激出口並無真正幫助。事實上,過去兩星期亞洲及其他新興市場的貨幣大幅貶值,完全消除了、甚至逆轉了人民幣貶值刺激出口的效果。亞洲貨幣整體都向下滑(除了日元被視為「安全天堂」的貨幣),馬來西亞的令吉和印尼貨幣都跌至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以來最低的水平。俄羅斯的盧布、南非蘭特幣和土耳其裏拉都跌至歷來最低的水平。貨幣貶值帶來另一個主要的影響,是令本來打算九月加息的美國聯儲局很可能將計劃延遲。這令美國政府的狀況更為復雜,也令中美的局勢更為緊張。

難以置信的失誤

中共政權在處理股災中作出了難以置信的失誤,在過去十個星期裏花費了超過一萬億美元來試圖救市,但最終卻什麽都救不到。「黑色星期一」的拋售是八年來最惡劣的狀況,導致股價比政府出手幹預的7月8日還要低。無疑,今天的損失抵銷了這個全球第二大股市在今年以來的升幅。

這些事件成為了政權的轉捩點。工國委及其中國支部一直都批判所謂中共獨裁政權的「不敗」神話,也否認其控製經濟的能力。一直到最近,中國的領導人都被全球資本主義的代表們視作「模範技術官僚」。

過去數月的誤政──首先是引發了一個不可能維持的股市泡沫,然後在泡沫爆破後試圖去繼續支撐,最後猶豫不決並含著淚實行貨幣貶值,將北京的經濟權威名譽掃地。政府沒有公開宣布最近將貨幣貶值的背後原因,其實是由於政府未能在黑色星期一的股災中以新一輪的救市措施來穩定市場。北京顯然意識到自己不能同時間支撐著股市及貨幣,於是決定集中處理後者。這些措施代表著世上少有的無能,也反映了北京根本無能力控製經濟發展,而全球的資產階級也高估了他們的能力。

「夏季所發生之事件的真正受挫的是政府的信用。當你看到入市幹預、幾個星期前拙劣的人民幣貶值失誤、天津爆炸等,你所看到的根本就是個無能力控製局勢的政府。當你看到這一切的時候,所帶出的訊息是中國領導層的無能。究竟誰應該為此負責?習近平好像消失了似的。」

以上評論來自《紅色資本主義》(Red Capitalism)一書的作者之一霍伊(Fraser Howie),這是今天典型的資產階級分析。很多這些評論員此前還是中國領導人的粉絲,現在卻像孩童長大時驚覺到耶誕老人原來是不存在的。

中國的股市崩盤是完全意料之內,股票價格早就與實體經濟沒有任何關聯了。最新的經濟數據再一次確定中國經濟危機的嚴重。工廠的產出量已經是連續第五個月下滑,並處於六年來的新低。過去一直在增長的行業,例如手機和汽車──中國是兩者的最大市場──也都在萎縮。雖然近期樓價「穩定」下來,但是新的建築項目的數量在今年頭七個月下跌了16.8%。在過去數年,中國就占了全球建築項目的一半,因此這樣的年度跌幅就等於全球的建築項目就減少了8%。這解釋了為什麽商品市場──從石油到黃豆──都在過去幾個禮拜受到打擊。同時,一些最大型的美國公司也因為他們對中國市場的依賴,而導致他們的股份市值蒸發了數以十億計美元。這些公司包括蘋果、通用汽車等,他們在中國所賣的東西比在美國還要多。

資本主義的全球危機

今天的金融動蕩突顯了資本主義的盲目,只會從一個危機跌進另一個危機。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及其中國支部過去一直警告,下一波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將會是「中國製造」──這展望似乎愈來愈會成真。但今天中國經濟的問題,以及其嚴重的債務負擔(這是政府過去數月實施政策時左搖右擺的根源)都是來自全球資本主義歷史性的僵局。

在2008年當全球危機險些陷入1930年代式的大蕭條時,中共政府通過前所未有的信貸推出超巨型的刺激方案。起初這帶來了令人震驚的效果,中國GDP增長加速,似乎抵擋了全球蕭條的地心吸力。上海匯豐銀行的首席經濟師Stephen King當時指中國是「全球經濟的避震器」,但是今天中國反而變成全球資本主義的震央。這是因為2008年後由刺激方案帶來的增長是建基於不可持續的債務累積,令全國債務由2007年的7萬億美元上升至今天的28萬億美元。如我們今天所見,這令中共政權更難進一步刺激經濟以走出危機。在2008年以前,每一元人民幣的信貸可以帶來0.8元人民幣的GDP增長,但今天只有0.2元人民幣。

中國的問題是全球債臺高築的一面境子。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所指出,全球債務自2007年底以來增加了57萬億美元,達到199萬億美元的水平。全球經濟會進入另一次衰退,而其結構會比上次危機更壞。在過去幾年整個資本主義經濟經歷了不穩定的「復蘇」,但都是依賴政府和央行在財政上的贖命湯──尤其是通過量化寬松政策,至今整個經濟體都未能擺脫這一政策。如果利率繼續維持今天這個歷史性的低水平(接近零,有些國家甚至是負利率),這意味著資本家會有更少武器去應對新一輪的衰退。同時,工人階級自2008年的危機以來面對不斷的緊縮政策,在多個國家的生活水準都大幅下降,意味著新一輪的衰退會引爆前所未有的政治運動,並挑戰資本菁英。正是這種恐慌驅使了全球市場的動蕩。

【九月十二日】全球聲援難民日

敘利亞三歲難民小童伏屍於土耳其海灘的照片轟動全球,觸發全球民眾上街,要求政府保障難民的安全和權利。九月十二日將會是全球聲援難民日,由澳洲、英國、瑞典、德國,歐洲各地以至鄰近的臺灣也有人發起聲援行動。

數以萬計的難民正在逃離中東和非洲的戰爭、專製與動蕩。他們大部分都因戰亂而身無分文,並在國內或鄰國流離失所。而當中的一小數人(有少許金錢的),則被蛇頭帶走並賭上生命試圖橫跨地中海。歐洲資本主義「堡壘」充斥種族歧視的入境政策,建立了一道無形的長城,使得數以千計的難民無辜犧牲。

所謂資源匱乏根本就是一大謊言。英國政府每年動用大筆公帑於戰爭上。「三叉戟」核武器計劃預計會花費1千億英鎊(1.1萬億港元)。而英軍每年占領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爭費用就高達3百億英鎊(3千5百億港元),也就是每個納稅人需要分擔1千英鎊(1.1萬港元)。

政府花費大量資金投入戰爭,但卻對於飽受戰亂而無家可歸的難民視若無睹。我們不能夠將審批庇護權的生殺大權交給這些虛偽的歐洲政府手中。

在香港,奉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梁振英政府一直以極苛刻及不人道的難民政策對待9千名尋求庇護人士,社福署安排難民入住違法鐵皮屋,導致一名難民喪生。

我們展現國際團結,捍衛所有逃離戰爭、地區沖突和專製政權的難民的庇護權利。我們亦支持為家庭團聚,反對歧視,結束與監獄無異的難民營政策。

我們呼籲大家參與九月十二日的全球聲援難民日集會,捍衛難民權利,要求安全引道難民逃離戰亂國。

9.12 全球聲援難民日香港百多人遊行

「Refugees! Solidarity!  EU』s wall, has to fall! Stop the killings, stop the war(聲援難民!拆走歐盟高墻!停止戰爭,停止殺人)」九月十二日,全球多個國家城市,包括澳洲、英國、瑞典、德國、以至臺灣都有集會聲援難民。

香港響應全球聲援難民日,約二百人於中環遮打花園集會,遊行至歐盟駐港辦事處抗議。到達歐盟駐港辦事處外時,辦事處鎖起整棟大樓,禁止所有示威者及難民進入,二百人在外面為所有因逃亡而喪生的死難者默哀一分鐘。

社會主義行動和難民聯會共同發起這次遊行,而參與團體包括社會民主連線、保衛香港自由聯盟、進步外勞聯盟(Migrant Progressive Alliance)、居留權大學。

難民聯會代表Arif及Peter支持歐洲的難民抗爭,也表達大家的共同訴求是一致的,包括爭取工作權利,基本的生活權包括住屋權利等。他們控訴香港的難民政策不人道,審批難民的時間極長,往往要等五至十年才有結果。香港尋求庇護者及酷刑聲請者的審批率不足1%,而且審批過程極長,令難民平均苦等5-10年才有結果。政府不允許香港難民工作,一旦被發現打黑工要坐牢15個月。

進步外勞聯盟的Elis表示,外勞和難民都是香港最受壓迫的底層,希望可以團結起來抗爭,亦希望香港普通人民明白大家的利益是一致的。

甘浩望神父彈奏國際歌,象征國際主義及工人團結,表示聲援國際所有被壓迫的人。

遊行發起人鄧美晶表示,歐洲各國一直指因為資源匱乏而不能接收難民,根本就是一大謊言。英國政府每年動用大筆公帑於戰爭上。他們有份製造戰爭,卻拒絕為戰爭所受害的難民負上責任。

社會主義行動的Jaco提到,香港民建聯近日公開要求堵截尋求庇護人士,又抹黑難民為罪犯。也有極右本土派團體煽動反難民和內地新移民的排外情緒。他們想製造公眾對難民的恐懼,從而分化香港和少數族裔的基層鬥爭。這些自稱為「反建製」的本土派也只是親政府輿論的打手。

保自聯的代表Donald表示,為敘利亞難民的遭遇感到難過,要求歐盟政府提供安全的通道讓難民逃離戰爭。即使在歐洲社會對難民的歧視其實很普遍,政府援助難民的政策也是很不足夠。

社民連的周嘉發表示,政府將難民服務外判至承包商「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安排難民入住違反安全條例的鐵皮屋,反對香港政府將難民服務外判,要求政府保障難民的權利。

代表美國社會主義替代(社會主義行動的美國姊妹組織)的Alec表示,美國黑人一直被嚴重歧視,所以反種族主義運動也不斷持續。

難民的權利和所有勞動者的權利一致,我們主張團結抗爭,捍衛所有逃離戰爭、地區沖突和專製政權的難民的庇護權利。

遊行的訴求包括:

。捍衛全球(包括歐洲及香港)的難民庇護權

。要求提供安全通道讓難民逃離戰亂國

。反對香港及歐盟的種族主義邊境政策

。支持香港難民工作權

。停止將資源用於戰爭,將公帑建設公共房屋、醫療、教育

香港雨傘革命一周年

一年前的今天,警察前所未有地猛烈鎮壓,投擲了87枚催淚彈,因而激起了「雨傘革命」。這是1989年以來香港最大規模的民主運動,在三個月期間總共有120萬人參與。可是,即使群眾有著無比的勇氣,還有大膽的自發行動,但運動始終不能從中共獨裁者手上取得政治退讓。

我們認為原因是組織的不充分,欠缺由底層群眾組織起來的民主架構去運作鬥爭。此外,從運動的經驗可見,未來需要以建基於工人階級的階級鬥爭為方向,而不是依賴律師、媒體明星和中產政客,並要將民主訴求連系至工資、就業和房屋等民生議題。因為打破資本權貴的操控是解決政治和經濟問題的唯一出路。

從這場歷史性事件中得到的另一個教訓是,需要更替泛民領導及其盟友(例如「和平占中」)失敗的政策和策略。大眾媒體仍然將占中三子捧為去年運動的領袖,今天他們發表的言論比去年更為思想混亂,充斥著更多的失敗主義。

以下是我們的分析和回答:

占中三子盡可能避免香港發生大規模占領,因為害怕「激進派會騎劫」。他們提出短暫而象征性的占領,當然這從來沒有發生。
在八三一人大決定公布後,占中三子之一的戴耀廷接受《彭博社》訪問時指出抗議「不會改變政治現實」。那時是雨傘運動爆發前的三星期。
正是罷課激起雨傘運動的,和平占中和戴耀廷都與學生罷課保持距離。
在9月27日當天,警察鎮壓和逮捕學生後,戴耀廷終於在集會現場出現,並宣布「占領中環 正式啟動」,但大部分現場的年輕人發出噓聲,並離開抗議現場,反對他突然變成運動的領導人。
9月28日晚上,有傳言指警方出動裝甲車及真槍實彈,占中三子之一的陳健民呼籲金鐘的示威者撤退。但群眾將占領擴展為三區!
10月21日,學聯與政府在電視機辯論後,戴耀廷想舉行電話公投去解散占領。一年後的今天,他說他當時應該更堅持舉行公投,當時退讓是一個錯誤。當時在群眾反對的壓力下,戴耀廷等人被迫取消電話公投,並走上金鐘大臺為提出公投而鞠躬道歉!幾天後占中三子宣布離開占領區,因為要「保障公眾安全」。

占領中環在社會裏討論了兩年但完全沒有結果:最後占領的是金鐘、旺角和銅鑼灣,而不是中環。這是因為占中三子不斷拖延,最後被真正運動的洪流淹沒。及後,他們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嘗試解散和結束鬥爭。

媒體企圖恢復這堆人的名譽,再度吹捧他們為去年運動的領袖,根本就是篡改歷史。無論媒體如何誇大他們在運動中的角色,都掩蓋不了他們在運動中被邊緣化的事實。而媒體這樣做背後是有個中原因的。占中三子和泛民主派繼續作為運動領袖,對媒體和親政府陣營來說是有好處的。因為只要民主鬥爭仍然受到他們的影響,仍然尋求與中共談判妥協,就不會威脅到現存的不民主製度。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5 23:56:39

社會主義者主張截然不同的路線。當占中三子及泛民頭面人物在散播悲觀主義,甚至認為群眾鬥爭根本沒用時,我們指出一定要重建運動,並以工人階級為基礎,並建設運動的內部運動。若果中共獨裁政權不倒臺是不可能有真民主的,最近北京官員陳佐洱及張曉明的言論就將這點說得非常清楚。因此,群眾鬥爭是成功的唯一出路。.

一年來我們更清楚見到循序改革是一條堀頭路。只有革命性的群眾鬥爭,將香港的民主訴求傳播到中國大陸,並將之連系至社會主義政策與民主掌控經濟,作為改善就業、落實全民退休保障、可負擔房屋和完善公共服務的唯一出路。

工國委中港臺支部第二次大會完滿結束

10月10-11日,在香港舉行了工國委(CWI)中港臺地區的第二次大會,是一場極其重要的會議。與會者相當年輕,而大會討論以三語(普通話、粵語和英語)即時傳譯,表現了工國委在中國和該地區的跨國性。在大會最後,來自從臺灣到印尼八個不同民族的與會者,以不同語言合唱《國際歌》,本身已可算是一種成就。此外,大會募集了港幣$4,990的捐款,也強烈表現出工國委中港臺的工作是認真的。

對於社會主義者而言,過去的一年充滿著動蕩,有香港雨傘運動的結束,也有波及全球的中國經濟危機。

鄧美晶就香港局勢發表引言,她表示「雨傘革命是自八九六四以來香港最大的群眾運動」,而「在這場鬥爭結束後,社會危機進一步惡化」。她說:「香港最富有的25名富豪共坐擁1.5萬億港元的財富,比香港政府的財政儲備還多。」政府一邊說貧窮人數正在下降,但在職貧窮的人數卻不斷攀升,那是因為官方把貧窮線設定得相當低。

雨傘運動沒有贏得真普選這目標,因為運動若要成功,必須要由一個革命運動推翻中共專政和資本主義製度。雨傘運動中的主要領導人,無論泛民黨派、學生組織還是非政府組織,都沒有提出一個從根本上去變革的綱領,而單純的占領策略也不足以完成這個任務。

自運動平息以來,對立的局勢依然繼續。政府以打壓的手段進行「消耗戰」,例如在港大副校長的任命上阻撓陳文敏上任。但就如鄧美晶所指,政府擔心會再度觸發群眾運動,因而沒有信心在短期內通過廿三條立法。

來自香港的Nathan報告了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外勞和難民的工作。最近外籍家勞再度發起抗議,突顯了香港雇傭條例的不平等和歧視性。 Nathan解釋道:「外勞團體在九月爭取加薪至每月$4,500元,這比本地工人的最低工資每月$6,630元仍有一段距離,外勞的情況更為嚴重。由於現在香港未有標準工時立法,外勞每星期工作60-70小時非常普遍。但政府最近公布只願意加薪$100元至每月$4,210元。事實上,外勞工資過去17年來只加了$250元。」

「去年中國每五天就產生一個億萬富豪,同時每五天就有41,000名農民失去土地,22,000人因空氣汙染相關的疾病死亡,930名工人在工業事故中喪生。」

中國的討論是大會中最好的一節,帕莎就此題目發表引言。而中國大陸的同誌也通過視像會議參與了大會。

帕莎解釋道,中國龐大的民工群體工資在2013年只增加了13.9%,而人均消費支出同比增長了21.7%,後者的升幅主要來自於住房開支。住房開支目前占農民工總生活費的50%左右。這是在今年經濟危機全面襲來前的情況。他亦指出,2015年首九個月的經濟衰退令勞資糾紛大幅增加,總共爆發了1,642宗罷工,相比之下,2014年全年罷工數字為1,379宗,而2013年則是656宗。超過75%的罷工事件是由於拖欠工資所引起。

帕莎亦概述了股市崩塌的情況,過程中蒸發了40%的市值。債務、產能過剩和通縮水平都是有紀錄以來最高,是更深遠的經濟困境的癥狀。

工人罷工

一位任職店員的年輕人Gary說,中國官方工會只是代表公司利潤或國家「維穩」。因此官方工會的威信極低。 2010年廣州佛山本田工人的罷工年是一個轉折點,官方工會獲得「黑色工會」(指他們與警察勾結)的稱號,這比「黃色工會」(與資本家勾結)更不堪。

他引用一個訪問廣東省工廠工人的民意調查,表示82%的工人不知道誰是他們工會的領袖,而95%的工人從未參加過工會選舉。這數字駁斥了中共宣傳聲稱工人可以選擇他們的工會分會理事長的說法。

非政府勞工團體經常支持工人鬥爭,為他們提供意見,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 「非政府組織說過,只要工人不要激進起來,不要與政府發生衡突,就不會受到鎮壓。」Gary說:「但現在改良主義的非政府組織也受到鎮壓和禁製,所以除了激進化外別無選擇。」

大會的另一個討論焦點是,社會主義者該如何對待民族主義以及日益升溫的自決訴求。這點與近年世界的事件不無關系,包括烏克蘭的內戰、克裏米亞被並入俄羅斯、工人階級因反緊縮而令蘇格蘭獨立情緒升溫、加羅隆尼亞的事態發展等。來自香港的Jaco解釋道,若果列寧和托洛茨基這樣的革命領袖沒有對俄國少數族裔的民族訴求采取敏感的態度,工人階級並不能在俄國革命中取得勝利。俄國革命領袖依據群眾的意願保證分離權,將​​受壓迫民族爭取到自願社會主義聯邦的理念之下。

他說:「在中國,習近平為了鞏固統治權而推動大漢民族主義。中共在西藏和新疆進行文化壓迫、監視宗教場所、禁製各種衣著服飾和宗教儀式,這些對少數民族的鎮壓令局勢緊張,為恐怖主義製造土壤。」中共大肆破壞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的環境,例如修建大水壩,也令獨立的支持度增加。

大漢民族主義

習近平推動大漢民族主義,加上中國經濟力量擴張,為臺獨情緒提供養分,尤其在年青人之間。同時,尤其在今天資本主義危機的時代,民族問題不能在資本主義的框架下解決。 「今天臺灣已經接近資本主義框架下的獨立,但仍持續受到中國的壓力。」Jaco表示:「獨立派,即使是當中的左翼,都欠缺反帝國主義的目光。他們集中在修改國號和憲法等次要的問題上,但沒有指出哪個階級、什麽國家行使權力、怎樣的運動才能帶來出路。我們認為只有社會主義運動才是出路。」

來自臺北的Vincent概述了臺獨陣營裏的不同流派,各派的思想往往都非常混淆。他說,有親獨的右翼力量只是想追求「正常化的國家」而爭取美日帝國主義的支持。他們當中有些帶有種族主義成分,利用反中國人的論述爭取支持。

Vincent說,以年輕人為主的左獨勢力正在增長,他們正確地批評馬英九的親中經濟政策,提出一個泛左或反資的論述。但這批左獨團體中,有些誤以為日本軍事化可以製衡中國,因此在這方面的立場就顯得雙重標準和混淆不清。社會主義者強調,只有工人階級獨立於所有資本主義國家和政黨進行鬥爭,並在國際上團結起來,才能打倒資本主義,為真正的自決掃平道路。工人國際委員會支持臺獨的民族自決,作為全亞洲乃至全球反資鬥爭的一環,為東亞的自願社會主義聯邦奮鬥。

大會其他部分亦討論到社會主義行動在香港深水埗區議會的選舉運動,以及建立黨組織的關鍵要點。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國際書記處秘書Tony Saunois通過視像會議就國際展望發表講話。與會者都感到大會的討論令我們的政治分析更為尖銳,為建立中國乃至更廣泛地區的真正社會主義力量打好基礎。

七警暗角打人案原告變被告

去年十月十五日淩晨,正值雨傘運動期間,七名「黑警」將一名示威者曾健超擡到添馬公園的一個暗角,拳打腳踢四分鐘,過程被無線新聞的記者拍攝。雖然影片拍攝位置與施暴地點有一定距離,但影片也清楚傳出「呯呯」的聲音。警察動用私刑的畫面轟動全城,讓廣大群眾一夜間學習到國家機器的本質。在事件發生一年後香港政府才作出起訴,而令人髮指的是原告曾健超變成被告,被控涉嫌襲警及阻差辦工罪!同時,律政司落案起訴七名警員「有意圖而導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罪,以及其中一名警員「普通襲擊」罪。

曾健超指出,警方拘捕他是「向市民宣戰」,而選擇同一天拘捕兩方,是「對沖做法」、「公關手段」。意思是政府在群眾壓力下不得不檢控七警,但為了不失面子,就同一天向曾健超羅織罪名。

「有意圖而導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罪最高可被判處終身監禁。但是,律政司作為控方,只將案件提堂到東區法院裁決。由於在區域法院裁決的案件,最高判刑只有七年,可見政府用盡陰招令黑警獲得輕判。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甄啟榮的黨友梁美芬為了幫警察護航,指警察只是低學歷兼培訓不足,遇到示威者挑釁容易失控。但是,黑警的暴行一看就知不是一時沖動。

當晚,毆打過程相當有組織,兩名督察級警員(黃祖成及劉卓毅)帶領五名初級警員行事,其中幾員四周張望負責把風。曾健超被帶回警署後,警員的「一時怒火」理應平息,但他再度被其中一名警員掌摑,可見警察是有意識施暴的。

警察恃著有政權的偏袒,在執行「政治任務」時往往被賦予極大的權力,而且司法製度會保障他們濫暴的特權,所以才可以狐假虎威,如斯放肆!即使七警就被停職拘捕,但至今一直獲支全額薪水。另一例子,就是前香港警司朱經緯於佔領期間,於旺角區以警棍毆打途人,激怒全港市民。有示威者只是以電話擾騷朱經緯以洩憤,急急被判有罪,但朱經緯卻遲遲未被檢控,還在今年七月退休領長俸!

無線新聞 事事旦旦

無線新聞因為政治審查而謔稱為「CCTVB」,七警打人的影片於《無線新聞》播出後,他要求旁述及字幕裡刪除「拳打腳踢」的字眼,並加上「懷疑」或「涉嫌」詞語。無綫新聞部總監袁誌偉向來因政治審查而惡名昭彰,日後他報道八九六四時會否寫成中共「涉嫌」屠城呢?

這次政治審查激怒了無線的前線員工,新聞部共有近八十名員工發起聯署抗議。無線在事後發起秋後算帳,將報道事件的員工調職,令新聞部有五分之一的記者辭去工作。

「慈母」民望一沈不起

去年九月,警察施放87枚催淚彈襲擊佔領金鐘的示威者,促發了79天的雨傘運動期間。警察在六七暴動以來首次以警棍襲擊示威者,向和平示威者、醫護人員甚至記者亂噴胡椒噴霧,與襲擊佔領區的黑社會勾結,刻意保護並放生反佔領暴徒,對示威者則動輒以「襲警」罪名逮捕。

這些情景,任何一位雨傘運動的支持者都瀝瀝在目。然而,時任警務署署長曾偉雄還厚顏宣稱警察像「慈母」般對待示威者。

在佔領運動後,警察民望跌至主權移交以來新低,比解放軍更不受歡迎。即使去到今年六月,港大民調顯示警隊滿意度淨值再創新低,跌至21%。即使雨傘革命消散後,政局繼續兩極化,因此群眾仇警情緒並不會消減,而警隊民望只會一沈不起。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府政治幹預七警案,反對政治審查幹預新聞自由。我們支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警察在雨傘革命裡的暴行,並賦予委員會有嚴懲警察的權力,而不能依靠官官相衛的律政司提出起訴,然後由被特首侵蝕的法院作出裁決。只要警察繼續由資本權貴掌控,資本家和獨裁者會維護讓黑警施暴的特權,類似暗角打人的警察暴行只會重復。因此,我們支持民主控製警隊,打破資本家和獨裁者的掌握。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4-6 00:00:18


鄧美晶:「我會領取區議員三分之一的薪金」

你認為這次選舉最重要的議題是甚麼?

我參選的目標是希望利用這個選舉,作為發動抗爭的平臺,帶領居民爭取我們原來應有的公共財富和政治權力。我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我認為如果經濟繼續由少數有錢權貴把持,勞動者、長者和年輕人都不會得到公平的對待。

由於中國經濟出現大問題,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即將到來,對香港也會造成海嘯式影響。政府和建製現在粉飾太平,一面倒唱好,但如果經濟危機真的來臨的話,可能是明年,政府和資本家將會削減工人工資,打壓公共部門,重復他們在1998年、2003年及2008年的惡行。群眾需要準備組織起來,抵抗這些攻擊──這就是我的選舉運動要重點帶出的訊息。

建製派資源充裕,你如何與他們競爭?

代表權貴、財團、中共的建製派政黨多不勝數,他們財鴻勢大,利用「蛇齋餅粽」等小恩小惠來賺取支持。我參選的其中一個任務,就是要揭露他們表面「服務基層」,實際上出賣草根階層的利益,在議會裡否決的民生議案,通過向地產商利益輸送數百億元的方案!沒錯,我們沒有中共的維穩費,沒有月餅派,但我們做的是以抗爭迫使政府讓步,爭取我們應有的權利!

你在雨傘運動非常活躍,而你的文宣裡都有黃傘標誌。為什麼你在選舉中打出黃傘旗號?

「雨傘革命」改變了香港。黃傘代表抗爭、反獨裁、反警察暴力,我正是在這次區議會選舉中提出需要抵抗梁振英政府的政治打壓,並且開拓戰鬥的民主運動。我們需要將民主運動重新鑄造為群眾力量。民主運動一定要由基層參與者控製,內部有真正的民主,而不是被幾個由傳媒挑選出來的政客和領袖把持。因此,我們需要從過往運動的錯誤中、缺點中汲取教訓,重建一場勢不可擋的民主運動。

你表示若當選只會領取三分之一的區議員薪金,為什麼?

香港的達官貴人高薪厚祿,官員薪金冠絕全球,遠遠拋離外國官員,梁振英年薪4百多萬,比美國總統奧巴馬更高!局長月薪30多萬,卻不斷有高官被揭發貪汙事件;立法會議員的月薪則有8萬!高官、議員的生活與一般香港市民脫節,令他們不願改變,寧可安坐現在舒適的席位,維護現時的製度,成為既得利益者。

全港打工仔的平均月入中位數是$14,800,區議員的月薪已超過普通打工仔月入中位數的一倍!新一屆區議員將加薪15%,達到差不多三萬元,但普通打工仔的工資平均只每年只增加3至5%!加薪與否以及加薪的幅度,應由市民民主決定。我會領取區議員三分之一的薪金,一萬元左右,其餘全部投放於抗爭運動之用。

深水埗是全港最貧窮的地區,你認為需要怎樣改變這情況?

立即落實全民生活退休金,解決老人貧窮的問題,讓老人可以有錢看醫生,做到老有所養!第二,立即落實最低工資每小時$45,舒緩在職貧窮;第三,全港有超過二十萬劏房,深水埗是其中最多的地區,我主張立即實施租金管製,並每年興建最少五萬間公屋單位,解決20多萬公屋輪候冊的房屋問題。

區議會的架構官僚,而且權力有限,若你當選,你會怎樣帶來改變呢?

區議會充斥著建製派保皇黨,還有表面「獨立」實際保皇的議員。將我這個基層鬥士送進區議會,代表各位揭露區議會的陰謀,監察政府在推出項目時是否利益輸送,究竟如何利用公帑,並在每次區議會會議前,動員居民到場抗議。

商家權貴有建製派政黨為自己的利益保駕護航,但社會上的大多數人並沒有自己的政治工具,就是一個獨立的代表群眾、工人的政黨。我參選的目的之一,就是為創立這樣的政黨蘊釀條件。

你的對手甄啟榮代表經民聯及西九新動力。你可以給三個例子顯示你和他的差別嗎?

甄啟榮是經民聯和西九新動力的成員,即惡名昭彰的梁美芬所屬的政黨,經民聯是全港第二大的建製派政黨,第一是民建聯。第一,他在區議會曾投票支持中共八三一人大決定框架下的假普選方案!第二,他所屬的經民聯在立法會曾投票否決全民退休保障、標準工時立法等方案;第三,經民聯支持地產霸權,曾在立法會投票反對回購領匯!

香港曾爆發一場大規模的群眾民主抗爭,但似乎敵不過中共政府。你認為現在應怎樣走下去?

我們面對的是中共的一黨專政,過去數十年來,溫和泛民主派主張與中共對話,希望中共可以給予民主權利,這路線已經徹底失敗。中共獨裁不願給予香港民主,怕的是在中國內地所造成的骨牌效應。要捍衛民主,就必須將群眾鬥爭蔓延至中國大陸,與大陸群眾連結起來打倒中共專政,這樣我們才可能有民主。

你的選舉運動如何?你會怎樣宣傳你的訊息?

這是一個非常激烈的選戰,現在選舉工程良好進行。我們每天在區內宣傳,派發單張、逐家逐戶家訪、組織地區抗議、遊行,向群眾解釋需要組織起來抗爭的重要性。

我將公開邀請甄啟榮來一場公開辯論,讓他向所有居民交代自己的政治立場。我將會質問他,為何反對全民退休保障、維護吸血的強積金製度?為何反對標準工時立法?

這場區議會選舉是一場硬仗,一場權貴與基層、獨裁與民主陣營的對決!對抗專政獨裁、財團霸權,我們唯有抗爭才有出路!請你投票給我,將一個基層鬥士送進議會!

蝸居老人:訪問白田邨譚婆婆

房屋署拖延個案逾一年

居住在白田邨十多年的譚婆婆今年已79歲,退休多年,與女兒同住,但自從去年女兒結婚,女婿搬進來後,一直沒有足夠的居住空間。

雖然房署批準譚婆婆一家三口申請更換三人單位,但等了整整一年也沒有回音。筆者曾到訪譚婆婆家,單位非常狹窄,不但沒有房間,除洗手間及廚房外,只有兩張雙人床拍在一起,連書桌和餐桌也放不下。

房署條例表明,任何公屋居民,必須擁有不少於平均每人 7 平方米(75 平方呎)的空間,而譚婆婆的人均空間只有5.9平方米(63平方呎)。三個人,怎樣在不到200平方呎的空間生活呢?梁振英常常落區做戲,請問特首是否願意在譚婆婆的居所住一個月,甚至一星期?

「沒錢看醫生」

婆婆的活動空間非常少,令她長年的病痛更加嚴重,尤其是手腳,吃飯時手麻痺得不能正常拿起碗筷。患有白內障的她視力模糊,上半年她在家中不慎滑倒,撞傷腰部,至今仍未康復,經常疼痛,但由於她每月只領取2千多元微薄的生果金,她寧願忍痛不看病,因為看醫生一次便花費幾百元。

譚婆婆沒有接受過正式教育,過去做酒樓待應、清潔工等,退休後申請綜援,但自從去年便被強製終止。筆者曾致電負責譚婆婆的社工,但無法聯絡。婆婆稱自己不識字,不懂閱讀文件內容,希望可以申請綜援,有錢看病。

梁振英政府在十月公布最新貧窮報告,聲稱貧窮人口下跌,事實是把貧窮標準定得極低,玩弄數字。但現實是貧富懸殊加劇,香港1%人口擁有本地超過一半的財富!

眾所周知,香港貧富懸殊世界第一,而老人貧窮就更不用說,全港每三名老人便有一名活於貧窮線底下。在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下,政府不願落實全民退休保障,醫療、護老院等公共服務被不斷私有化。基層老人的生活艱苦無比。

要老有所養 抗爭才是出路

筆者在一次白田邨宣傳全民退休保障的街站中認識譚婆婆。她的個案只是冰山一角,是典型香港貧窮老人的悲劇,儘管年輕時曾努力工作貢獻社會,但退休後老無所養。

可能有人會覺得,婆婆的家人應該供養她,但在今天工資低微,物價如此昂貴的香港,打工的子女有可能供養父母嗎?最低工資調整累積升幅只有一成六,但同期通脹卻高達兩成,香港的在職貧窮家庭數目五年來由增加一成,在職貧窮人口亦增至近65萬人,佔人口近一成之多!但是,港府是全世界最有錢的政府之一,財政儲備高達8,200億,足以應付政府兩年的開支,但對有利平民及長者生活的政策卻一毛不拔!我們必須團結抗爭,爭取全民生活退休保障,廢除吸血的強積金製度,立即增加最低工資至$45。

公屋縮水變「劏房」 深水埗淪偽豪宅區

政府計畫將白田邨重建,並且將居民安置於新造的公屋中。但實際上,正在興建的白田新邨的面積較早前已獲安置的首批住戶的石硤尾邨單位面積縮水約13%。由本來的430至450平方呎減少到370至390平方呎。受影響主要為4至5人家庭的單位,亦即是說每人所分享到的平均空間只有80平方呎左右,大小根本與「劏房」無異!

實際上,公屋縮水並不是今天才突然出現的,而是近幾屆政府持續的政策。三任特首以來,公屋卻越起越小。在董建華時代落成的白田邨昌田樓,兩房單位約470平方呎,而曾蔭權時代落成的石硤尾邨第二和第五期,同款單位約440平方呎,到現在梁振英時期進行重建的白田邨,同款單位再縮至約380平方呎,比起最初的單位少約90平方呎。

「因地製宜」?

就白田新邨單位大大縮水的爭議,運房局常任秘書長應耀康稱政府採用「因地製宜」設計。而所謂因地製宜,實際上就是政府為了追趕公屋單位興建數字,卻又不願意增加土地資源供應的結果。當局在2012年指白田邨重建4座可建成1,200個單位,但其後秘密提高發展密度。最新資料顯示同樣的4座加上巴士總站地皮共提供3,100個單位,比之前大增逾1.5倍。

政府又再一次借「土地問題」避免增加對公共房屋的開支與投入。但弔詭的是,深水埗雖然作為全香港最貧窮的一區,近年來卻越來越多「偽豪宅」出現。市建局過去數年來在深水埗進行重建的項目皆為私人樓宇,當中更有貴價偽豪宅「禦匯」、「海峯」等。將窮人居住的地方迫遷,新造的卻是有錢人才買得起的豪宅,變相將基層趕盡殺絕!

地產霸權製造房屋危機

衣食住行乃一般民眾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而在香港,私人財團壟斷導致樓價居高不下,加上政府的廉價公共房屋連年供不應求,至2014年底約已超過27萬宗申請的破紀錄數字,住屋成為市民大眾一大難題。上樓問題越來越「年輕化」,埋下社會忿怒的計時炸彈。

政府政策偏袒地產財團,對於市民所急的房屋社保問題置之不理,反而動用數以千億計的公帑建造「大白象」基建,目的只是為了利益輸送,並繼續保障有錢人在私人市場中的既得利益。而區議會及立法會內一種保皇黨建製派議員亦不遺餘力地為各個官商勾結的政策保駕護航。香港究竟是要這一小撮超級富豪們的利益,還是所有民眾的基本保障呢?

支持租金管製及增建公屋

今天香港樓價和租金都創下歷史顛峰,一間300呎的私樓平均月租要過萬元!深水埗是全港最多貧窮人口的地區,許多赤貧家庭捱不了貴租,唯有租住區內的私人唐樓的板房、套房、天臺甚至籠屋。而當中最惡名昭著的,是將一個板間房再井字形劏成六間細房,每間房只有棺材大小的「棺材房」。這些被「劏」開的房間一般大約幾十到200平方呎不等,居住環境十分惡劣。社會主義行動深水埗區議會下白田選區候選人鄧美晶支持租金管製,限製業主的租金上限及加租幅度。

社義行動及鄧美晶亦支持每年興建公屋五萬間。既然政府的長策會認為以6:4的比例十年內能提供47萬個單位,那麼假若以同等的土地資源,全數用來發展公營房屋的話,總建屋量絕能達到50萬有餘,可見香港絕對有土地每年興建5萬間公屋單位。只是政府要維護地產商利益而不為!

本港的空置住宅物業超過20萬間,這等同於公屋輪候冊數字的三分二,所謂「有人冇屋住,有屋冇人住」!社義行動及鄧美晶認為,對於這些空置房屋,若然查明屬實的話,理應將其公有化,用作公共住宅。

地產霸權恃著自己的經濟和政治權力,會全力抵製和破壞這些政策。要有效落實租管,必然要將地產商和銀行民主公營化,由工人和居民民主管理,打破地產商和銀行家的權力壟斷。

看不見的群體──與視障人士對話

大家可知道,原來視障人士在數十年前是被禁止乘搭地鐵的!現在聽來很荒謬,但這種不平等確實存在過。

「地鐵過去拒絕任何殘疾人士使用,原因是認為我們是『造成阻礙』,現在當然改例了。約三十年前,我們曾透過發起社會行動,來爭取權利,例如提出道路安全等問題,所以現在的設施才比較完善了,增設了有聲交通燈、引路徑等無障礙設施。」失明人協進會的一位退休人士李先生表示。

香港有17萬已登記的視障人士,但受訪者都表示實際上有更多,因為不少後天失明的人士並沒有正式登記。在深水埗白田邨和石硤尾邨,都住了不少視障人士。筆者走訪數個盲人中心,與不同的視障人士對話。他們都有一個共同要求,就是認為政府需要提供就業機會給所有殘疾人士,包括視障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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