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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词典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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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1:34:48     标题: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词典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抽象勞動

　　由於一個商品既有使用價值又有價值，所以，生產商品的勞動具有兩重性。第一，任何勞動的行動都是“包含著一定的有目的的生產活動”（《資本論》第1卷，第55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根據這樣的考慮，勞動是“有用勞動”或“具體勞動”，它的產品是一種使用價值。勞動活動在這方面“是不以一切社會形式為轉移的人類生存條件，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即人類生活得以實現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同上，第56頁）。第二，如果把勞動行為的特定性質撇開，任何勞動就被看作是純粹人類勞動力的耗費，“單純的人類勞動，是一般人類勞動的耗費”（同上，第57頁），從這方面考察，人類勞動的耗費所創造的價值，叫做“抽象勞動”。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不是互不相幹的活動，他們是同一活動的不同方面。馬克思作了如下總結：

　　“一切勞動，從一方面看，是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作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它形成商品價值。一切勞動，從另一方看，是人類勞動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費；作為具體的有用勞動，它生產使用價值。”﹝同上，第60頁﹞

　　他強調指出，“這一點是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是他首先闡明和論證的（同上，第55頁）。

　　可是，關於馬克思通過怎樣的抽象思維程序來發現創造價值的勞動的本質，這在馬克思主義中有相當大的爭議。馬克思在談到“人的腦、肌肉、神經、手等等”﹝同上，第57頁﹞的生理耗費時是以時間單位來衡量的，這意味著可以把價值解釋為具體化的勞動的系數。但是，他同樣堅持認為，“在商品體的價值對象性中連一個自然物質原子也沒有”，並強調指出，“商品只有作為同一的社會單位即人類勞動的表現才具有價值對象性，因而它們的價值對象性純粹是社會的”﹝同上，第61頁﹞。

　　馬克思在這里的意思是，只有通過商品交換，才能使生產這些商品的私人勞動變為社會的勞動﹝這是等價形式的一個獨特性﹞；作為抽象勞動的勞動，只有在這種勞動的產品交換中來實現其等同。從表面上判斷，這兩種觀點並不容易一致。

　　首先考慮“生理上的”解釋。斯蒂德曼從馬克思著作中引用一系列話來證實他的觀點，他寫道：

　　可見，所討論的對象是一個資本主義的、通過市場貨幣流通“使其溝通的”商品生產經濟，並只涉及到社會必要的、具有平均技術和強度的抽象社會勞動，這些是不言而喻的，這就可以說，“價值量，是具體勞動的時間量。這一陳述精確地反映了馬克思的見解，它並不能由於指出馬克思更關心“價值的形式”、“抽象社會”勞動的性質，以及“一般等價物”的事實而改變（見“參考書目”⑦，第211頁）。

　　沙克的論斷是屬於同類型的。他論證抽象勞動的概念不是一種精神的概括，而是真實的社會過程即勞動過程在思想上的反映，這個過程在資本主義中滲透了商品關系。因為“當人類勞動被引向商品生產時，抽象勞動是人類勞動獲得的性質”（見“參考書目”⑥，第273頁），所以，在商品生產中，勞動“從一開始就既是具體的又是抽象的”（同上，第274頁）。而且，這里就含有這麽一個意思，只有考察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才能計算具體化的勞動的系數，這也就是價值表示的意義。此外，沙克還辨別了決定產品總價值、商品的單位的社會價值及其調節價格的在一定生產條件下所耗費的實際總勞動時間，以及說明調節價格和市場之間的關系、需要用來去滿足所表現出來的社會需要的總勞動時間的不同（同上，第276—278頁，並參看社會必要勞動條目）。

　　對於這種觀點，批評家們則認為它與李嘉圖的共同之處多於它跟馬克思的共同之處(參看李嘉圖和馬克思條目)。把價值僅僅看作是具體化的勞動，必定會把不同類別的勞動變成可通約的，從而能把它作為總計的手段。但是，由此也就不存在把價值範疇限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用法。馬克思指出：“如果我們說，商品作為價值只是人類勞動量的凝結，那末，我們的分析就是把商品化為價值抽象，但是並沒有使它們具有與他們的自然形式不同的價值形式”（《資本論》第1卷，第64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把具體化的勞動變為抽象勞動的抽象，是一種社會的抽象，是一種很能表現資本主義特點的真實的社會過程。抽象勞動不是通過勞動過程的商品關系來把不同類別的勞動簡化為共同的時間尺度的方式，而是在真實交換中的一種真實存在。魯賓認為，在這里一定不能把交換放在它的特定的意義上來考慮，即把它看作是資本主義再生產循環的一個特殊階段，而是應當比較一般地把它看作是生產過程本身的一種形式(見“參考書目”⑤，第14章)。只有在交換過程中，不同類別的具體勞動才能轉變為抽象的和同一的勞動，私人勞動才能表現為社會勞動，這是通過市場來做到的，因此對於抽象勞動來說，是不可能事先確定出來的。科萊蒂則進一步論證，不僅抽象呈現於真實的交換，而且抽象勞動還是異化的勞動，交換提供了在抽象平等和勞動力具體化形式中的社會統一的因素，而其中人的主體性卻被剝奪了(見“參考書目”②，第82頁；不同的觀點見“參考書目”①)。

　　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大多數的爭議中，關於抽象勞動性質的爭論是個核心（例如希梅爾韋特的見解，見“參考書目”④）。總的看來，具體勞動學派把注意力集中於研究價格產生自勞動時間的問題。他們傾向於認為強調辯證法和方法論是不恰當和形而上學的。抽象勞動學派則傾向於把注意力集中在研究馬克思如何運用他跟黑格爾對抗的成果來跟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實行決裂的，以及如何確定采取一種辯證法的方法來代替一種形式邏輯的方法以解決在價格產生的問題上所遇到的困難（參考黑格爾和馬克思；生產價格條目以及相關條目中有關轉化問題）。




參考書目

① 克里斯·亞瑟：《辯證法和勞動》，載約翰·梅法姆和大衛—希勒爾·魯賓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爭論問題》，第1卷，1979年英文版。
② 盧西奧·科萊蒂：《從盧梭到列寧》，1972年英文版。
③ 戴安內·埃爾森：《勞動價值論》，載《價值一資本主義勞動的體現》，1979年英文版。
④ 蘇珊·希梅爾韋特和西蒙·莫恩：《真實的抽象和反常的假想》，載伊恩·斯蒂德曼等編《價值的爭論》，1981年英文版。
⑤ I.I.魯賓：《關於馬克思價值論的論文集》（1928），1973年英文版。
⑥ 安瓦爾·沙克：《代數學的貧困》，載伊恩·斯迪德曼等編《價值的爭論》，1981年英文版。
⑦ 伊恩·斯蒂德曼：《斯拉法以後的馬克思》，1977年英文版。
⑧ 約翰·威克斯：《資本與剝削》，1981年英文版。


積累

　　“積累啊，積累啊﹗這就是摩西和先知們”（《資本論》第1卷，第652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馬克思在他的分析中，就是用這樣的語言揭示資產階級社會最重要的使命或推動力的。馬克思盡管引用了上述的宗教喻義，但他沒有象維貝爾那樣把積累看作是新興的新教徒節儉道德的結果。他也沒像以效用學說為依據的新古典資產階級經濟學所提出的那樣，把積累看作是為了在將來消費中追求主觀愛好的滿足而犧牲目前的消費的節制結果。在馬克思看來，資本必須積累並不取決於個體資本家主觀愛好或宗教信仰，而是決定於資本的本性。

　　由於競爭機制的作用，迫使單個的資本家去進行積累。因為資本是自己增殖的價值，所以至少要維持它的價值。由於競爭，資本不可能僅僅靠維持自身價值來存在，除非它還能增殖。在資本主義生產的不同發展階段。競爭機制以不同的方式起作用。最初，積累是通過改變生產關系以創造雇傭勞動（參看原始積累條目），同時生產方法則維持不變。對於由前資本主義社會中繼承和適應下來的不發達的生產方法來說，積累無論對於保證勞動大軍的擴展，為生產提供原材料，以及確定在勞動管理中所許可的經濟規模，都是必要的。在工場手工業中，積累對於使雇傭勞動在分工和協作中保持適當的比率來說是必要的。至於在機器和大工業中，積累為必要的固定資產的添置，原材料以及勞動力的擴大使用提供了條件。

　　可是，積累並不僅僅是生產和變為資本的剩余價值之間的一種關系。積累也是一種再生產的關系。馬克思在《資本論》第2卷中考察了資本的流通，在《資本論》第1卷中這方面考察則較少。再生產是作為一種價值和剩余價值的關系維持不變的簡單再生產來加以考察的，而這種簡單再生產則又體現為一種不論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與否生產規模都將擴大的再生產的基礎。無論是簡單還是擴大再生產，在經濟各部門之間必須從價值和使用價值出發確定一定的比例，這一點則在再生產公式中加以考察。

　　在《資本論》第3卷中，馬克思通過對剩余價值和資本的分配（以及再分配）的全面考察來分析積累。在早期發展階段，積累的基礎是資本積累；在晚期發展階段，集中（參看資本的集中和積聚條目）是占統治地位的方式，通過這種方式資本在不斷擴大的規模上被加以利用。這需要有一個發達的信用體系作為先決條件。當積累的目標在於提高生產能力時，其實現的機制便是通過信貸。這就必然形成生產資本的積累和金融資本的積累的分離。這也就是形成虛假資本的基礎，這種情況，當積累遇到無法克服阻礙剩余價值生產持續擴展的障礙時，它能導致經濟危機的強化。另外，資本的集中和積累的不平衡本身也是與經濟和社會的不平衡發展聯系在一起的。因此，正如馬克思主義傳統所一貫強調的那樣，積累的過程從來不僅僅是一個經濟過程，而且牽涉到諸如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以及國家作用的轉變這樣一些社會關系的一般發展情況。

　　在馬克思看來，積累過程決不是平坦的、協調的或單純的發展過程，它時常要被危機和衰退所打斷。但是，資本積累的障礙並不是絕對的，而是依據資本主義矛盾的強化程度而變動的，這種矛盾可以暫時被解決，從而出現一個擴展的新階段。分析這樣一種矛盾強化的發展，是馬克思按照利潤率趨於下降趨勢的規律所作的經濟學意義上的研究；而跟這種以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為基礎的規律相聯系的發展的本身，則又跟對它是起抵消作用的種種影響發生矛盾。在這里，馬克思就將自己跟李嘉圖和斯密區別開，李嘉圖認為利潤率下降決定於農業生產率的下降，而斯密則認為關鍵在於市場的有限範圍。

　　馬克思在經濟分析中，把相當大一部分力量用來分析積累過程的形式與結果，在這方面他借助於邏輯上和經驗上的研究。他區別了生產方式發展的不同階段，發展了勞動過程自身的規律。他還考察了積累對工人階級的影響作用。由於機器和機器生產，迫使其他生產方式采取極端剝削方式來保持競爭。機器和機器生產本身創造了勞動後備軍及其相關聯的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即隨著一部分沈滯的勞動階層在規模上不斷擴大的同時，他們的按照官方標準的貧困化的程度也不斷加深。另外，甚至工人階級在力量上不斷組織起來並通過工會的組成來對抗積累的時候，他們也蒙受喪失技能之害並受機器的支配。

　　在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中，一些像列寧這樣的人認為壟斷是強化了而不是否定了競爭，從而強調了資本積累的必然性。另一些作者們則傾向於強調積累過程的某一或某幾個方面而不顧其綜合的總體性。消費不足論者強調指出一種蕭條的趨勢，認為壟斷取消了競爭並對投資起了強制作用。因此，市場需求的不足就成為注意的中心（如凱恩斯的理論）。這方面，盧森堡的觀點經常地被引證，雖然她還強調了軍國主義的作用。這一思想路線較為近期的代表是巴蘭和斯威齊。另一些秉承新李嘉圖主義和斯拉法主義傳統的人，則把積累看作像是一種公理的東西，以此來追隨馬克思，但是，由於他們在自己的分析中忽略了把強制因素結合到積累中來，這就使他們沒有能夠自圓其說。競爭只是為了使利潤率和工資率趨於平均。因此，工資就被看作決定積累進度的關鍵。在生產率沒有增長的情況下，工資提高和利潤率下降，積累就受到威脅。





阿德勒，麥克斯

　　1873年1月15日生於維也納，1937年6月28日在維也納逝世。

　　阿德勒在維也納大學攻讀法學後成為一個律師，但是他把自己的大部分時間用於哲學和社會學的研究上，以後從事大學校內和校外的教學工作，並參加了奧地利社會民主黨(SPÖ)的活動。1903年，在卡爾·倫納和魯道夫·希法亭的協助下，他在維也納建立了一所工人學校；1904年他和希法亭創辦了《馬克思研究》。從第一次世界大戰起，他跟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左翼聯系，有力地支持了工人委員會的運動。他還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左翼的期刊——《階級鬥爭》的撰稿人，從1927年該刊創刊以來就經常為它撰稿。阿德勒對奧地利馬克思主義的主要貢獻，是他試圖建立一種作為社會學理論的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基礎，在這方面他受到了在科學哲學中的新康德主義的思想和恩斯特·馬赫的實證論的強烈影響。此外，他的著述還廣泛地涉及其他的主題，發表了有關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工人階級的變化、知識分子、法律和國家﹙批判凱爾森的純粹法律理論﹚等問題的論著。（參看奧地利馬克思主義條目）。





參考書目

① 麥克斯·阿德勒：《科學爭論中的因果關系和目的論》，1904年德文版。
② 同上作者：《卡爾·馬克思學說的社會學意義》，1914年德文版。
③ 同上作者：《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論社會學方法和法學方法的區別》，1922年德文版。
④ 同上作者：《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1930、1932），1964年德文版。
⑤ 葉馮·布爾代：為麥克斯·阿德勒《民主和工人委員會》一書寫的導言，1967年法文版。
⑥ 彼得·海因特爾：《學說與意識形態——奧地利馬克思主義在麥克斯·阿德勒的哲學中的反映》，1967年德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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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1:35:59


阿多爾諾，西奧多

　　1903年9月11日生於法蘭克福，1969年8月6日在瑞士的菲斯普逝世。

　　從中學起，阿多爾諾在哲學和音樂兩方面興趣就同時增長。1924年，他通過研究胡塞爾的論文獲得博士學位後，就追隨奧爾本·柏格和愛德華·斯特爾曼在維也納學習作曲和鋼琴。1931年，他開始在法蘭克福大學講授哲學，但是，由於納粹主義的出現，他離開德國去英國。4年以後他移居美國，並在那里加入了社會研究所(參看法蘭克福學派條目)。1953年他隨同該所回到法蘭克福，當上教授並成為該所的一位所長。阿多爾諾作為法蘭克福學派最突出的代表之一，他的著作有很大的獨特性。他的有關現代社會的一些觀點乍看起來似乎是稀奇古怪的。他認為，我們生活的世界完全被官僚體制、行政管理和專家統治所編織的羅網網住。個性只是過去的事情：資本集中、計劃化和群眾文化的時代已經摧毀了個人的自由。批判性的獨立思考能力已經消失和死亡。社會和意識是“完全物化了”，它們看來似乎具有自然對象的特性——占著特定的地位和不變的形式(參看物化條目)。

　　但是，如果拋開形式來考慮內容的話，那是不能完全理解阿多爾諾的思想的。通過“激烈沖擊的表述方式”、“驚人的誇張”和“戲劇性的強調”，阿多爾諾希望能削弱意識形態，並創造一種條件使社會的世界重新變得可以辨認。他廣泛地采用散文和格言形式(這在《最低限度的道德》一書中表現得最清楚)來直接地表現他所關心的要破壞他所認為的封閉思想體系(如黑格爾的唯心論或正統馬克思主義)，以及防止一種對社會不加反思的肯定。他以這樣一種方式來表述自己的思想，即要求讀者不僅僅是冥思苦想，而是要為創造性的重建進行批判性的工作。他要求保持和產生獨立批判的能力，並有能力接受社會激烈變動的可能性。

　　阿多爾諾著述涉及領域是驚人的。他的選集 (現在以一種標準版問世)合計達23卷(見“參看書目”⑦)。這里的論著是橫跨各領域的，包括哲學、社會學、心理學、音樂研究和文化批判。在他的成果中，有對所有哲學基本原理的挑戰性的批判並發展了一種獨特的唯物主義和辯證的方法(見“參考書目”⑦)，有對工具論的起源和本質的重要分析(見“參考書目”⑧)，有關於美學哲學的論著(見“參考書目”⑥)，還有許多關於文化的獨創性的研究，包括對申貝爾格和馬勒這樣的人物的分析(見“參考書目”①)，以及對現代消遣娛樂產業的論述（見“參考書目”⑤）。





參考書目

① 西奧多·阿多爾諾：《現代音樂哲學》（1949），1973年英文版
② 同上作者：《最低限度的道德》（1951），1974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多棱鏡》（1955），1967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社會學和心理學》（1955），1967、1968年英文版。
⑤ 同上作者：《文化工業的再思考》（1964），1975年英文版。
⑥ 同上作者：《否定的辯證法》（1966），1975年英文版。
⑦《西奧多·阿多爾諾全集》，共23卷，德文版（1970年起）。
⑧ 西奧多·阿多爾諾和麥克斯·豪克海默：《啟蒙辯證法》（1947），1972年英文版。
⑨ 西奧多·阿多爾諾等：《極權主義的個性》，1950年英文版。
⑩ 蘇珊·巴克—莫爾斯：《否定辯證法的由來》，1977年英文版。
(11) 尤根·哈貝馬斯：《哲學政治學概論》，1971年英文版。
(12) 吉利安·羅斯：《憂郁科學》，1978年英文版。


美學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看不到關於藝術的系統理論。可是，這兩位作者不但很早而且是終生對美學和藝術有興趣，他們對這方面的問題所作的各種概要的論述，成為許多人試圖創立一種特殊的馬克思主義美學的基礎，這在近幾十年來尤其如此。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藝術的零散的論述最近已經被收集為若幹卷出版，並為一些考察馬克思主義美學思想發展的書籍所引用（見“參考書目”①、⑤）。由於這些論述本身就很零散，因而在後來作者的論著中出現各種不同的見解和不同的則重，也就不足為奇了。本詞條首先要簡略地闡明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一些出發點以及它們是如何對不同的作者起啟示作用的；其次看一看馬克思主義美學史和這一領域的近著中所包含的若幹中心的論題。

　　 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美學

　　從馬克思關於藝術在本質上是創造性勞動，跟其他(非異化的)勞動在本質上沒有什麽不同這種論述中，建立起了一種人本主義的美學(見“參考書目”⑦)。當馬克思在指出人類勞動的基本特性時，把工程師和蜜蜂作了比較(見《資本論》第1卷，第202頁)。在這里，工程師顯然只是作為人類勞動者的一個例證來援引，而不是把他當作是應另眼看待的一類藝術家。認為一切非異化的勞動都是創造性的，因而也把藝術勞動從本質上看作是創造性的觀點，為一種人本主義的美學奠定了基礎，這種美學鼓舞著我們去考察藝術的歷史發展及其如何從其他活動中分離出來，從而成功地消除了藝術的神秘感（參看異化條目）。

　　持這種觀點必然會導致這樣一種認識，即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藝術，也跟其他各種形式的勞動一樣，正逐步成為異化勞動。藝術本身變成了商品，藝術生產的關系使藝術家的地位降為一個被剝削的、生產剩余價值的勞動者。正如馬克思在《剩余價值理論》第一部分關於“生產性和非生產性勞動”的附錄中所說，“資本主義生產對一定分支的精神生產，如藝術和詩是敵對的”。他接著闡明了在資本主義統治下藝術勞動的變態：

　　“密爾頓創作《失樂園》得到5鎊，他是非生產勞動者。相反，為書商提供工廠式勞動的作者，則是生產勞動者。……萊比錫的一位無產者作家在書商指示下編寫書籍……就是生產勞動者；因為他的產品從一開始就從屬於資本，只是為了增加資本的價值才完成的。一個自行賣唱的歌女是非生產勞動者。但是，同一個歌女，被劇院老板雇傭，老板為了賺錢而讓她去歌唱，她就是生產勞動者，因為她生產資本。”（《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上，第432頁）。

　　對資本主義統治下藝術勞動和文化產品變態的這一分析，是後來的人（如阿多爾諾和豪克海默）對“文化工業”批判的前提，他們認為這種文化工業遵循價值規律的調節作用並把文化產品轉變成商品，也就是說使文化和藝術屈就於一種循規蹈矩的地位，降低為覆制品和毫無價值的東西，其作用是保證政治上的安穩平靜。從馬克思主義的商品拜物教的一般原理出發，馬克思主義的美學家盧卡奇發展了一種藝術理論。在他的主要哲學著作《歷史和階級意識》中，盧卡奇通過分析商品拜物教對意識的影響作用，描繪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人的生活和經驗的具體化和片面化的性質。然而，具體化的思想並不能抓住社會和經濟關系的總體。盧卡奇便把他的余生全部投入文學和美學的創作，在他的這些著作中“總體”始終是一個中心概念。盧卡奇認為，偉大的作品善於透過表面的現象去理解和揭示社會的總體及其全部矛盾。

　　跟這個理論相關的是藝術中的現實主義理論。盧卡奇認為，優秀的“現實主義的”文學通過運用“典型”人物去描繪總體。這種對現實主義的看法可以從馬克思主義奠基人的著作中找到理論上的依據，特別是恩格斯在19世紀80年代給一些很有抱負的女小說家寫的兩封重要信件。在這些信中，恩格斯堅決反對所謂“傾向小說”——一些直接地傳播政治消息的小說，而是讚成那種仍然能從中得出正確的政治分析的“現實主義”的內容。“作者的見解愈隱蔽，對藝術作品來說就愈好。我所指的現實主義甚至可以違背作者的見解而表露出來。”（給瑪格麗特·哈克奈斯的信，1888年4月，《馬克思和恩格斯論藝術》，第176頁）。接著，他舉巴爾紮克為例，說他提供了“一部法國‘社會’的卓越的現實主義的歷史”，盡管事實上他是一個正統派，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滅亡的那個階級方面。”通過運用“典型”來對社會及其結構（階級）沖突的精確描繪的現實主義觀點，是馬克思主義美學觀的一個中心要點。

　　從更為廣泛的意義上說，關於文學和藝術跟它們從中產生的社會之間關系的理論，應當歸功於馬克思在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所提出的關於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比喻。在這個比喻中，美學是明確地被列為上層建築的一部分，是一種階級對抗在其中展開的“意識形態”。在普列漢諾夫的著作中，比較早地提出藝術是時代精神的表現的這種觀點，他認為“文學和藝術是社會生活的鏡子。”（見“參考書目”①，第12頁）。這樣一種論述，以最粗糙的方式把藝術歸結為只不過是從社會關系和階級結構這些物質特性中自然而然地產生的一種反映。至於有關藝術作為思想意識的較為覆雜的論述，則可以從近期的作者例如戈爾德曼的著作中看到。

　　最後，在馬克思主義的美學中，對於強調藝術的革命能量，以及藝術家所肩負的義務的問題，有著相當不同的傳統信念。恩格斯關於現實主義的論述清楚表明，他自己把客觀的描繪放在比公開的黨派立場更為重要的位置上。但是，馬克思主義者則從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選摘了有關藝術的激進主義的理論。列寧勸告作家們用他們的藝術為黨服務（見“參考書目”⑥，第22—27頁）；那些以此來證明他的實利主義的人，卻忽視了他關於文學藝術的其他論述，特別是他對托爾斯泰的研究（見同上引書第48—62頁）。根據馬克思關於“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和意識對政治變革起著極其重要作用的觀點，從馬雅可夫斯基、布萊希特和本傑明到現代的電影制造商如哥達爾德和巴索里尼這樣一些美學家和藝術家，已經制定了革命美學實踐的綱領。

　　 馬克思主義美學中的主題

　　現實主義的概念，包括各種不同的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不論是原蘇聯和中國的官方觀點，還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見“參考書目”⑤、①），仍然是廣大馬克思主義美學的一個中心議題。同時它也是兩種攻擊的焦點。第一種攻擊要追溯到盧卡奇跟布萊希特的早期爭論（見“參考書目”④、①），在這場爭論中，布萊希特指出，19世紀古典的現實主義文學已經不再適應20世紀的讀者和觀眾了，特別是它不再有實現激進化的力量了。顯然，如今的問題已經成為：對藝術或文藝的評價，究竟是從它對社會描繪的精確性和批判性著眼，還是主要從它的革命潛能來著眼。這場爭論在今天已經演變為，在藝術、文學和戲劇中，把先鋒派的和形式上創新的形式跟較為傳統的敘事體形式對立起來，前一種形式倡導者指責後一種形式鼓勵消極的和不批判的態度，盡管它的作品內容多麽激進也罷。對現實主義的第二種攻擊也是跟這一爭論有關的。這種攻擊指出，以統一的和連貫的敘事體為基礎的傳統現實主義在表現中使真實的矛盾和對立模糊不清，在它所表現的世界中制造了一種人為的統一。相反，現代作家的作品，則能通過對原事物進行片斷和中斷的處理技巧來抓住矛盾，從而讓隱藏的和沈默的東西說話。阿爾都塞的合作者比埃爾·馬舍雷以及法國的符號論者羅蘭·巴爾瑟斯和尤里雅·克里斯蒂瓦等人的著作，對這種傾向很有影響。

　　在近年的論著中，特別是在西方馬克思主義還有東德和蘇聯的論著中，藝術作為意識形態的理論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和改進。藝術在一個重要意義上雖然仍然作為意識形態的藝術來理解，但它已不僅限於反映社會生活，而是被看作是一種以中介形式來表現的意識形態。特別是，給予表現的形式和代號以應有的地位，即把它們看作是意識形態藉以在文學和藝術中產生的主要程序和規則。結構主義和詮釋學，以及對俄國形式主義者的作品的興趣的恢覆（見“參考書目”③），這一切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作用。藝術的組織機構和實踐越來越被看作是理解作品和原文性質的必要條件——諸如出版者、美術館、批評家等媒介者的作用。但是對於批評家（其中多是從事藝術和新聞專業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目前只有少數作家對他們加以嚴肅對待。最後，觀眾和讀者的作用也被看作是藝術工作本身的組成部分，一些作者經常引用馬克思在《大綱》導言中關於“消費產生生產”的論述來支持這種觀點。釋意學、符號學和接收美學——它們多數沒有躋身於馬克思主義傳統中——提供了分析接收者在產生文化作品及其意義中的能動作用的洞察方法和工具。這就是說，作品的“意義”不再被認為是固定的，而被看作是決定於它的觀眾。

　　美學和政治的問題，仍然是現代馬克思主義美學的一個中心問題(見“參考書目”②)。這個問題跟以上探討的有關現實主義的爭論是有聯系的。對本傑明著作的興趣的恢覆，引起人們把注意力集中在使藝術創作手段革命化以便起政治行動和策略作用的這種可能性上，而不是完全把注意力集中在激進的內容以至文化產品的形式這樣一些問題上。當前爭論的另一個方面，就是例如社會主義劇作家所考察的關於究竟哪一種形式能夠最有效地表達激進思想的問題：是擁有巨大的觀眾並為技術革新和布萊希特的手法提供廣泛余地的電視呢？還是觀眾較之為少，但卻相對地擺脫了結構上和專業上的束縛、並且（就社區和街頭戲劇而言）還相對地擺脫了思想上的束縛的戲劇呢？最後一個方面的問題是，伴隨著對馬克思主義本身進行一種女權主義的批判的開展（參看女權運動條目），一種社會主義女權運動的文化理論和實踐在近年中逐步興起，它在著重強調階級和意識形態問題的同時，對藝術中的家長制的主題以及存在於劇院和其他文化機構中的家長制的關系進行批判並反其道而行之。

　　最後，馬克思主義美學的發展，也給美學價值觀提出了問題。認為不僅藝術本身，而且藝術批判的實踐和組織機構必須被看作是意識形態和利益關系的這種認識。揭示了對藝術作品所授予的價值具有相對的和任意的性質。然而直到不久以前，馬克思主義美學家還沒有認識到這是一個問題。像盧卡奇這樣的作者，竟然設法在文學中保持一種“偉大的傳統”，按照一定的政治美學標準，這種傳統也許跟主流的資產階級批判的偉大傳統有驚人的相近之處。至於有關“高深的”和通俗的藝術之間的關系問題，像有關批評的偏頗觀點這個問題一樣，很少被提出。目前，價值問題通過許多方式擺在馬克思主義者的面前，從樂意接受相對主義對意識形態批判的結論，到試圖在一種人類學或心理學所設想的人類共性的基礎上重申美和價值的絕對標準(同時參看藝術；文學條目)。




參考書目

① 亨利·阿馮：《馬克思主義美學》，1973 年英文版。
② 李·巴讚達爾編：《藝術中的激進觀點》，1972 年英文版。
③ 托尼·貝奈特：《形式主義和馬克思主義》，1979 年英文版。
④ 恩斯特·布洛赫等：《美學和政治》，1977 年英文版。
⑤ 大衛·拉恩：《馬克思主義的藝術理論》，1978 年英文版。
⑥ 弗·伊·列寧：《關於文學和藝術》（1905 ），1967 年英文版。
⑦ 阿道弗·桑切斯·瓦茲蓋茲：《藝術和社會——馬克思主義美學論文集》，1973 年英文版。
⑧ 雷蒙德·威廉斯：《馬克思主義和文學》，1977 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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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1:37:13


異化

　　按照馬克思的意思，異化是指一個人，一個團體，一個機構，一個社會通過一種活動（或處於一種狀態中）變成（或保持）異在於（1）自己活動的結果或產物（以及活動本身），及（或）異在於（2）其生活的自然，及（或）異在於（3）其他人，另外，通過（1）到（3）的任何一項或全部，也異在於（4）其自己（異在於其自身創造歷史的人的可能性）。這樣表述的異化總是自我異化，也就是，人（他的自我）的異化是通過他自己（通過他自己的活動）從他自己（從他的人的可能性）中產生。自我異化不僅僅是異化形式中的一種，而且也就是異化的本質和基本的結構。另一方面，“自我異化”不只是一種（描述的）概念，它同樣也是對世界實行革命轉變（異化消除）的一種呼籲或號召。

　　只是在20世紀的下半世紀才被編入哲學辭書的異化概念，今天已經被看作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中心概念，並為馬克思主義者和非馬克思主義者雙方所廣泛使用。可是，在它被認作是一個重要的哲學術語以前，它已經在哲學範圍外廣泛使用。在日常生活中，其意義是對從前的朋友或夥伴的疏遠和厭惡；在經濟和法律中，它是一個表達一個人將財產讓渡給另一個人(通過買賣、竊取、饋贈)的術語；在醫學和精神病學中，是一個表述反常和神經錯亂的名詞。在馬克思把異化發展成為一個超出哲學的(革命的)“概念”以前，黑格爾和費爾巴哈已把它發展為一個哲學概念。然而在黑格爾制定有關異化的概念時，他也已經有了一批先驅者。他們當中有一些人使用了這個術語但卻跟黑格爾的(或馬克思的)用意不近似，有一些人則是先表述了這種思想而卻沒有使用這個術語，還有一些人甚至達到某種使思想和術語之間相結合的地步。

　　基督教的原罪和贖罪的教義，被許多人看作是有關人類異化和異化消除的最初的表述形式之一。有人堅持認為，《舊約全書》中的偶像崇拜的概念是西方思想史上有關異化概念的最早的表述。赫拉克利特關於人對邏各斯的關系，也能夠用異化概念來進行分析。還有一些人認為黑格爾關於自然是絕對精神的自我異化的形式的觀點，可以追溯到柏拉圖關於自然世界是宏大的理念世界的一個不完整投影的觀點。在近代，特別能夠在社會契約的理論家中找到有關異化的術語和問題。例如，胡果·格勞修斯是把異化作為一個表達某人自己將主權讓渡給他人的名詞來使用。但是，不論他們是使用這個術語（如格勞修斯）還是不使用這個術語（如霍布斯和洛克），社會契約的思想本身確實可以被看作是這樣一種意圖，即通過有意的部分異化去推進異化消除的過程（達到更自由、或至少更安全）。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開出一個包含更多先驅者的名單。然而，在黑格爾以前的思想家中，恐怕沒有任何人的作品能夠像盧梭那樣更易於用異化和異化消除的概念來加以閱讀和理解了。我們只想從許許多多的有關論點中提出兩點：盧梭劃分的自然的人（l’homme de la nature，l’homme naturel，le sauvage）和社會的人(l’homme policé，l’homme civil,l’homme social)之間的區別，可以同非異化的人和自我異化的人的區別相比；他的關於克服一般意志（volonté générale）跟特殊意志（volonté particulière）矛盾的設想，可以被看作是消滅自我異化的方案。但是，盡管有包括盧梭在內的所有先驅者，異化的真正哲學史卻是從黑格爾開始的。
雖然在黑格爾早期著作中已經有了異化的思想（以Positivität實在性一詞出現），但是，從他的《精神現象學》開始，異化才作為一個哲學術語加以明確的闡述。另外，雖然在該書中關於異化的最直接和最集中的論述，是在標題為“自身異化的精神；教化”這一部分中。然而，這一論述實際上是全書的中心概念和指導思想。同樣地，雖然黑格爾在以後的著作中沒有關於異化的集中的和明晰的論述。但是，他在《哲學全書》中概要地提出的並在他以後的所有著作和演講中進一步擴展的整個哲學體系，卻是借助於他的異化和異化消除的思想建立起來的。

　　在黑格爾的著作中，自我異化的概念的一個基本的意義，是把它應用在“絕對”上。對黑格爾說來是唯一實在的絕對理念（絕對精神），在參與異化和異化消除的循環過程中是一個能動的自我，絕對精神從自我異化為自然（自然是絕對理念的自我異化的形式），它又從自我異化中覆歸為“確定的精神”即人（人是在異化消除過程中的絕對理念）。自我異化和異化消除在這種形式中是絕對存在的方式。

　　自我異化的另一個基本意義（它直接地由以上的意義派生），是它可以用於“確定的精神”，或者說是人。就其是一個自然的人說來，人是一個自我異化的精神。但是，就其是一個歷史的人而言，他能夠達到“絕對”（同樣對自然和他自己）的充分理解，他能夠成為一個異化消除的人，即“確定的精神”實現其達到對絕對精神理解的神聖使命。這樣，人的基本結構也可以表述為自我異化和異化消除。

　　異化還有另外的意義能為人所具有。它是確定的精神（人）相對於生產行為、相對於其自身在客觀中表現、相對於其自身在物理事物、社會組織和文化產品中的對象化的一種本質特征；並且，每一種對象化必然是異化的一個實例，生產出的物體成為生產者的異己物。在這個意義上的異化只有在它被充分理解的意義上才能被消除。

　　在黑格爾著作中異化還有更多的意義被人們所發現，例如，沙赫特斷定黑格爾是在兩種很不同的意義上使用這個術語的：第一種意義，“異化”是指“諸如個人和社會實體之間，或者一個人的現實狀況和基本屬性之間”（如“自我異化”）可能出現的一種分離和不和諧的關系”；第二種意義，“異化”是指“在消除第一種意義上的異化的同時，放棄和犧牲特殊性和固執性，重新達到一致”（見“參考書目”⑧，第35頁）。

　　在費爾巴哈的《黑格爾哲學批判》（1839）和後來的一些著作如《基督教本質》（1841），《未來哲學原理》（1843）中，批判了黑格爾關於自然是絕對精神的自我異化的形式和人是在異化消除過程中的絕對精神的觀點。對費爾巴哈來說，人不是上帝的自我異化，而上帝則是自我異化的人——他只是從人那里抽象出來的、絕對化的和疏遠化的人的本質。當人創造了一個想象的更高的異在的人，將其高高捧在自己頭上，並象奴隸般地頂禮膜拜時，他就從他自身中產生了異化。人的異化消除就在於消除上帝這個疏遠化的人的影像。

　　莫澤斯·赫斯最先批判並擴展了費爾巴哈的異化概念。然而，在沿著同一路線展開更全面和更深刻批判的人是赫斯（同時代的）更年青的朋友馬克思（特別是在《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讚揚黑格爾把“人的自我產生看作一個過程，把對象化看作失去對象，看作外化和這種外化的揚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頁。按：本引文中“外化”兩字在本條目原文中均為“異化”）。但是，他批判黑格爾把對象化和異化等同起來，批判黑格爾把人看作自我意識，把人的異化看作是人的意識的異化：“人的本質，人，在黑格爾看來是和自我意識等同的。因此，人的本質的一切異化都不過是自我意識的異化……對異化的、對象化的本質的任何重新占有，都表現為把這種本質合並於自我意識”(同上，第165頁)。

　　馬克思讚同費爾巴哈對宗教異化的批判，但是，他強調指出宗教異化只是人的許多自我異化形式的一種。人不僅把自己的一部分異化為上帝的形式；而且還把自己的精神活動的其他產物異化為哲學、共同意識、文藝、道德的形式；把自己的經濟活動的產物異化為商品、貨幣、資本的形式；把自己的社會活動的產物異化為國家、法律、社會機構的形式。人通過多種的形式使他自己同他的活動的產品相異化，並把它們塑造成一個分離的、獨立的和強大的客觀世界，面對這個客觀世界他卻是一個軟弱的依附的奴隸。無論如何，他不僅使自己同他自己的產品相異化；而且他還使自己同那些生產出這些產品的活動，同他生活所處的自然，同其他人相異化。所有這些異化形式歸根結底是一致的；他們是人的自我異化的不同方面或不同形式，是人同他的“本質”或“本性”、同他的人性相異化的不同形式。

　　“異化勞動，由於（1）使自然界，（2）使人本身，他自己的活動機能，他的生命活動同人相異化，也就使類同人相異化……(3)……使人自己的身體，以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他的精神本質，他的人的本質同人相異化。(4)人同自己的勞動產品、自己的生命活動、自己的類本質相異化這一事實所造成的直接結果就是人同人相異化；……總之，人同他的類本質相異化這一命題，說的是一個人同他人相異化，以及他們中的每個人都同人的本質相異化……人同自身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異化，都表現在他使自身和自然界跟另一個與他不同的人發生的關系上”(同上，第96—99頁)。

　　馬克思對異化的批判(揭露)並不以這種批判本身為目的。他的目的是為激進的革命、為共產主義的實現開辟道路。這種共產主義的實現被理解為“人向自身的還原或覆歸”、“人的自我異化的揚棄”，被理解為“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並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同上，第120頁)。雖然馬克思在後期著作中沒有經常地運用異化和異化消除的術語，但是，所有的後期著作，包括《資本論》在內，都提出了對現存異化的人和社會的批判，並要求解除異化。並且，至少在馬克思後期的一部巨著即《大綱》中，廣泛地使用了異化的術語。

　　《經濟學哲學手稿》初版於1932年，《大綱》初版於1939年，然而它們實際上只是在1953年再版後才為人所了解。這可能是造成19世紀和20世紀頭幾十年在所有對馬克思的解釋（以及在一般的哲學討論）中漠視異化和異化消除概念的主要的“理論的”（還有實踐的）原因。在盧卡奇的《歷史和階級意識》中，對異化的某些重要論述最先是在物化的概念下展開的，但是在這本書中，沒有對異化做出總括的和清晰的探討。這種探討只是在1932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發表後才開始。馬爾庫塞（見其在1932年的論述）是最早強調手稿的重要性並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向異化概念的學者之一，奧·科爾紐（見他在1934年的論著）是首先比較細致地研究“青年馬克思”的研究者之一，昂·勒費弗爾（見他1939年的論著）可能是最先試圖把異化概念引進當時已經確立的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開始了對異化更為廣泛和更熱烈的討論。參加這個討論的人，不僅有馬克思主義者，而且還有存在主義者和個性主義者；不僅有哲學家，而且還有心理學家（精神分析學家），社會學家，文藝批評家，作家等。在非馬克思主義者中間，尤其是海德格爾有力地推動了異化的討論。在《存在與時間》（1927年出版，見1967年英文版）中，他使用疏遠化（Entfremdung）去敘述人存在的一個非真實性的基本特性，並在1947年強調指出異化的重要性。在同一著作中，他運用了Heimatlosigkeit（意即“失去故土”）這一概念。還有人發現在馬克思的自我異化和海德格爾的Seinsvergessenheit(意即“忘記存在”)之間，以及在馬克思的革命與海德格爾的Kehre(意即“急轉”)之間有某種類似。對異化的討論作了進一步重要推動的還有：薩特，他無論是在其存在主義還是在馬克思主義的階段中都運用了“異化”；保·提利克，在他把耶穌教神學、存在主義哲學同馬克思主義合為一體中，異化概念起了重要作用；亞·科葉夫，他借助於青年馬克思的洞察力來解釋黑格爾；讓·依波利特，他探索了黑格爾和馬克思著作中的異化（特別是異化和對象化的關系）；J.Y.加爾維茨，他從基督教觀點出發對馬克思的批判，是立足於把整個馬克思思想解釋為一種對不同形式異化的批判的基點上；還有漢·巴爾特，他對真理和意識形態的分析包含了一種對異化的詳細論述。

　　在馬克思主義者中，盧卡奇研究了黑格爾（特別是青年黑格爾）和馬克思著作中的異化，並試圖確立他自己的異化概念（以及他同具體化的關系）；布洛赫在使用異化概念時並沒有對它提出特殊固定的要求，而是試圖表明疏遠化（Entfremdung）跟異化（Verfremdung）的明確的區別；埃·弗羅姆不僅切實地研究了馬克思著作中的異化概念，而且他在社會學、心理學和哲學研究中，把這種異化概念作為分析的主要工具。

　　在本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中，這些試圖覆興和發展馬克思的異化理論的馬克思主義者被當作唯心主義和黑格爾主義而受到嚴厲的批判。這種批判一方面來自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既定解釋的代表人物（斯大林主義者），另一方面則來自所謂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如阿爾都塞）。這些異化理論的反對者堅持認為，馬克思在早期叫做異化的東西，在他後期著作中用了諸如私有財產、階級統治、剝削 、勞動分工等科學概念作了更適當的表述。但是，反駁這種觀點的人指出，異化和異化消除的概念不可能完全簡化為那些被用來起代替作用的概念中的任何一個（或全部）。對於馬克思的真正革命的解釋，異化概念是必不可少的。這些爭論的結果是，那些堅持反對在任何情況下使用異化的馬克思主義者大大減少了。

　　有不少願意接受馬克思的異化概念的人卻不接受自我異化的概念，在他們看來自我異化似乎是非歷史的，因為它意味著有一種固定不變的人類本質和屬性（參看人的本性條目）。跟這種觀點對立的看法是，自我異化不應該理解為對事實或理想的（“規範的”）人的本性的異化，而應該理解為對歷史地產生的人的可能性的異化，特別是對人類為實現自由和創造性的能力的異化。因此，自我異化觀念並不是要支持一種對人的固定不變和非歷史性的看法，而是要求人不斷地更新和發展。康格爾加強烈地維護這種觀點，他指出；自我異化是指“人的自身的異化，即一個人從他自己的行為（工作）、自己的活動、自己的生產、自己的創造中自我異化；從作為人類實踐和人類成果的歷史中異化”（見“參考書目”④，第27頁），因此，一個人在還沒有成為人的時候，才有異化或自我異化的現象，這種“過去和現在都存在的”現象，“只有當它被看作是可靠的和唯一的真理的時候”，或者是當一個人活動在“一個現成的世界中並且不采取實踐批判的（即革命的）方式從事活動”的時候，才會發生（同上）。

　　另外一個爭論的要點是關於異化應該首先運用於個人還是運用於整個社會。在那些主張異化應該首先運用於個人的人中，有些人認為，一個人不適應其所生活的社會便是他的異化的一種標志。另一部分人（如弗羅姆在《明智的社會》一書中所說）則爭辯說：一個社會也同樣會得病或異化，因此，一個人不適應現存的社會並不一定是他自己的“異化”。在主張異化只能運用於個人的那些人中，許多人甚至形成一種更為狹窄的觀念，即認為異化是一種關於精神感覺和狀態的純心理學概念。例如，埃里克·約瑟夫遜和瑪麗·約瑟夫遜就認為，異化是“一個人跟自己、跟其他人，以及跟整個世界分裂的情感和狀態”（見“參考書目”③，第191頁）。另外一些人則堅持認為，異化不只是一種情感，它首先是一種客觀事實，一種存在方式。A．P．奧古爾佐夫在《蘇聯哲學百科全書》中給異化下的定義是：“一個哲學和社會學的範疇，表明人的活動及其結果在客觀上轉變為一種控制他並跟他敵對的獨立力量，以及人從能動的主體相應地轉變為社會過程的客體。”

　　在那些認為“異化”是一種精神狀態特征的人中，有的人認為異化是一種精神病理學的事實或概念；另一些人則堅持認為，異化雖然不“好”或不能令人滿意，但是嚴格說來，它並不屬於病理學範圍。他們還往往認為一個人應當把異化跟兩個相關的但卻不同的概念——社會反常狀態和人格崩潰區別開來。“異化指的是以精神疏遠為特征的個人心理狀態，社會反常狀態指的是相對的非規範的社會系統，而人格崩潰則指由於個人內心沖突而引起的混亂行為”（M．萊文的觀點，轉引自“參考書目”③，第2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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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1:38:26

　大多數研究異化的理論家對不同形式的異化作了區分。例如，沙夫（見“參考書目”⑨）提出兩種基本的形式：客觀異化（或簡單異化）和主觀異化（或自我異化）；E．沙赫特爾提出四種形式（人同自然、同自己的夥伴、同自己的體力或腦力的工作、同自己相異化）；M．西曼提出五種形式（無能為力的、沒有意義的、脫離社會的、反常的和自我疏遠的）。每一種分類法都有其長處和短處。因此，有些人並不想把所有這些形式收羅俱全，一覽無遺，而是試圖對應當（或確實）作為上述分類的依據的基本準則進行闡明。

　　自我異化究竟是人作為人的一種本質的、不滅的屬性，還是只不過是人類發展的一個歷史階段上所具有的特性?這是一個特別為人們所廣泛探討的問題。一些哲學家(特別是存在主義者)認為異化是人類存在的一種永恒的構成要素。人在他的真實的存在之外，還有一種非真實的存在，希望人有朝一日只生活在真實的存在之中，這是一種幻想。相反的觀點則是，最初非自我異化的人，在發展過程中自己同自己相異化，但是在將來又要覆歸於他自己。這種觀點可以從恩格斯和許多現代馬克思主義者那里找到；馬克思本人似乎認為，人迄今為止總是自我異化的，但是，他能夠而且他必將恢覆他自身。

　　那些接受共產主義就是異化消除的觀點的人們，在關於異化消除的可能性、有限性及其形式等方面卻持有不同的看法。例如，有一種答案是，絕對的異化消除是可能的；所有的異化——社會的和個人的——能一勞永逸地被消滅。持這種樂觀主義觀點的最激進代表人物甚至認為，所有的自我異化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已經大體上被消滅；在那里，異化只是通過個人精神錯亂和無足輕重的“資本主義殘余”的形式存在。不難看出這種觀點的問題所在。除非人性是某種永遠固定、一成不變的東西，絕對的異化消除才是可能的。然而，從面對現實的觀點出發，就容易看到在所謂的“社會主義”中，異化不僅以“老”的形式存在，而且以許多“新”的形式存在。因此，跟這些主張絕對的異化消除的倡導者相對立，有人主張只有相對的異化消除才是可能的。按照這種觀點，消除所有的異化是不可能的，但是，有可能創造一個基本上沒有異化的社會。這種社會將會促進非自我異化的、真正的人類個性的發展。

　　就那種把自我異化看作是本質問題的觀點而言，其所主張消除異化的方法也是不同的。一些把自我異化看作是“心理的”事實的人，懷疑任何外部“環境”的變化所具有的重要性以至關聯性，認為消除異化的唯一方法乃是個人的精神力量即“自我內在的革命”。一些把自我異化看作精神病現象的人，始終堅持對它采取一種精神分析的療法。持另一種極端觀點的則是這樣的一些哲學家和社會學家，他們所依據的是一種退化變種的馬克思主義即被稱作“經濟決定論”的觀點，他們認為個人是社會的（特別是經濟的）組織的被動產物。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把異化消除的問題歸結為社會變革的問題，而又把社會變革問題歸結為消滅私有財產的問題。

　　跟以上兩種觀點相對立的第三種觀點則認為，由於社會和個人的異化消除是密切聯系的，因此，既不能脫離一方面來消除另一方面的異化，又不能將一方面歸結為另一方面。創造一種有利於異化消除的個體發展的社會制度是可能的，但是卻不可能組織一個能自動地產生這種個體的社會。一個人只有通過他自己的能動作用才可能變成一個非異化的、自由的和有創造性的人。異化消除不僅不能被歸結為社會的異化消除；而且社會的異化消除也不能簡單地設想為隨著經濟組織的變化而使人類生活的所有其他領域或方面都自動地發生變化。根據馬克思所說的自我異化的社會，社會分為相互獨立和沖突的領域（經濟、政治、法律、藝術、道德、宗教等等），其中經濟領域占統治地位；然而，這遠非社會生活的永恒的事實。因此，社會的異化消除不可能脫離人類各種活動之間的異化消除。

　　同樣地，經濟生活的異化的消除問題，也不能只是通過消滅私有財產來解決。將私有財產轉變為國有財產並不能導致工人或生產者狀況的根本變化。經濟生活中的異化消除同樣要求消滅國有財產，並使它轉變為真正的社會財產。除非在直接生產者自我管理的基礎上組織整個社會生活，否則，這種轉變是無法實現的。但是，如果說生產者的自我管理是經濟生活的異化消除的必要條件，那麽這個條件本身也還是不夠充分，因為它不能自動地解決在分配和消費中的異化消除的問題，甚至靠它來解決生產中的異化消除問題也是不夠的。在生產中，一些異化的形式根源於現代生產手段的屬性，因此，它們不能僅僅靠改變生產管理的方式來消除。




參考書目

① 埃里希·弗羅姆：《馬克思關於人的概念》，1961年英文版。
② 喬基姆·伊斯雷爾：《異化的概念》，1972年德文版。
③ 埃里克· 約瑟夫遜和瑪麗·約瑟夫遜編：《獨自的人：現代社會中的異化》，1962年英文版。
④ 米蘭·康格爾加：《馬克思著作中的異化問題》，1967年德文版。
⑤ 依斯特萬·梅查洛斯：《馬克思的異化理論》，1970年英文版。
⑥ 貝特爾·奧爾曼：《異化—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概念》（1970年），1976年英文版。
⑦ 加約·彼得洛維奇：《馬克思在二十世紀中葉》，1967年英文版。
⑧ 理查德·沙赫特：《異化》，1970年英文版。
⑨ 亞當·沙夫：《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的異化》，1980年英文版。
⑩ 普列德拉格·弗蘭尼茨基：《社會主義與異化問題》，載埃里希·弗羅姆編《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一書，1965年英文版。


阿爾都塞，路易

　　1918年10月16日生於阿爾及利亞的比曼得利。在本世紀60年代初，法國共產黨員、哲學家阿爾都塞提出了一種關於馬克思著作的看法，它很快就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他的《保衛馬克思》和《閱讀<資本論>》在國際上贏得了讀者。在馬克思早期著作影響下，他的作品出自於對當時為人們所廣泛探討的人道主義和黑格爾主義主題的挑戰，從而提出了一種關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新概念。

　　阿爾都塞力求否定許多人對這些早期著作所賦予的優先地位，認為不論馬克思的早期著作和成熟著作在表面上是何等相似，它們卻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思想模式。其中每種模式所包含的問題體系——即理論框架或體系及其所決定的每個特殊概念、所提出的問題、中心命題以及省略的意義等等，都有著本質的區別。在青年馬克思那里，人的異化和自我實現的這幕思想劇（由人類這位作者來展示其有待展現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據黑格爾世界精神的方式來展示；可是，以後所出現的歷史唯物主義，則是一種關於社會形態及其歷史的科學理論，並具有其結構意義上的概念：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的決定作用，上層建築、國家和意識形態。這樣，這兩種思想體系便被一種“認識論的斷裂”（一種新的科學從其意識形態史前史中產生）所分割。在阿爾都塞看來，通過批判地閱讀馬克思著作去揭示這一斷裂，就能夠在它的論述中，在其明言和同樣在其隱喻中辨別出它隱晦的問題的征兆。

　　在這種馬克思思想分期中所展現的觀念——問題體系和認識論的斷裂，以及所謂“征兆讀法”的觀點——在阿爾都塞看來，其本身都屬於馬克思所開創的革命新哲學。這種哲學即辯證唯物主義，是暗含在科學的基礎即歷史唯物主義之中的（由於只是暗含，便需要明確表達和發展），它首先是認識論，即關於認識的理論或科學。它的主要打擊目標是經驗主義，這是一種認識的觀點，根據這種觀點，在認識中的主體要面對實在的對象並通過抽象來揭示它的本質；這種認識觀從假設思想直接與實在接觸、以及主體無中介地觀察客體出發，來追求認識真理的外部保證。跟這種靠觀察力的認識概念相對立，辯證唯物主義提出了它自己的認識論概念，即一種生產和理論實踐的概念；因此，它本身也就被說成是理論實踐的理論（參看認識論條目）。

　　阿爾都塞認為，這一實踐完全在思想中進行。它只對理論對象起作用，而從不去直接面對現實對象本身；雖然它的目的正是去了解現實對象，但是更需要打交道的卻是通過被他分別地稱為普遍要素Ⅰ、普遍要素Ⅱ和普遍要素Ⅲ的東西亦即：是思想和抽象思維的理論原料；對這些原料進行加工的生產概念手段（即上述的問題體系）；以及這一過程的產物——一種經過改造的理論實體，即認識。理論實踐不需要得到認識有效性的外部保證，因為每門科學都具有內在的驗證模式來證實它自己的產品的效用。理論或科學的實踐其所以不同於意識形態的實踐，也不同於政治實踐和經濟實踐，是由於它不受超越理論的需求即社會或階級利益的支配，而是由其內在的認識需要所決定；所以，它是自主的，不屬於上層建築的一部分，而是追隨其自身發展過程並在一定程度上與社會歷史變遷無關。然而，它們都同樣是實踐，都是生產的類型。它們具有共同的結構形式，並各自具有自己特有的原料、生產手段、生產過程和產品。世界就是如此。辯證唯物主義首先是認識論，同時也包含它的本體論，即關於絕對本性和存在構成的理論。

　　阿爾都塞堅持認為，實在是不可簡化的，是覆雜的和多方面的，它是受多方面因果關系制約的，因此一句話，它是多元決定的；而科學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總體的概念，是不可跟黑格爾的概念混為一談的，後者對覆雜性的看法只不過是表面的。黑格爾認為，一個歷史時期的不同特殊方面——它的經濟、政治、藝術、宗教——所有這些都表達一種單一的本質，它本身只是世界精神發展中的一個階段。由於每個連續的整體都被設想為可以用這種方式來表現，因而對歷史的解釋就變為簡化論的，即簡化為一個獨一無二的中心源泉。甚至馬克思主義也受到這樣的一些異常形態的污染：例如經濟主義，它把上層建築的要素看作只是經濟基礎的普遍決定論的被動結果；又如歷史主義，它的錯誤特別表現在把所有的實踐同化為一種共同的歷史存在，它把知識作為相對物來處理，使科學喪失自主性，並把馬克思主義本身看作是現代世界、階級意識或無產階級世界觀的自我表達，而不是看作一種客觀性科學。然而，正確地理解的話，一個社會形態是沒有本質或中心的，因此可以說是偏離中心的。這就是說，實踐或結構具有真正互相區別的層次，雖然在這種層次之中，經濟在因果關系上是主要的，但其它因素也是相對自主的，具有一種它們自己的特殊的效能，以及在某種程度上的獨立歷史。在一定情況下，它們甚至能起到支配作用，而經濟方面的決定作用只是最終意義上的。

　　所有這些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學來說，是十分重要的。在整個覆雜性中把握住社會並對每個歷史環節進行分析——阿爾都塞在簡要地闡明這種觀點時，還把社會形態稱為一種決定結構。這種結構所確定的因果關系（被他稱之結構因果關系）支配著歷史的發展（參看結構主義條目）。人們不是這一過程的創造者或主體，這個偏離中心的過程是沒有運動主體的。他們是社會形態的各種關系與結構的配角和效應。在阿爾都塞看來，馬克思否認有普遍的人性或人類本質。因此，他信奉一種理論上的反人道主義。

　　阿爾都塞的著作在支持者和反對者那里同樣引起強烈的反響。只有冷靜的評價才能比較公平地對待它們。雖然他的言辭有時過分渲染和誇張，但是他所闡述的一些東西是重要的，特別是他所認為重要的東西。從1845年起，在馬克思的著作中確實出現一種新的理論，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概念，它無論在認識論上和政治上都優越於其早期著作。以一種反簡化論的方式堅持這一點；主張科學的相對自主性；認為馬克思自己相信客觀科學認識的可能——這些他都毫無疑問地做到了，並希望以此為總體作出自己的貢獻，這些都是優點。盡管如此，他的問題體系及其相關的觀點，則缺乏有益的成效。除了理論上的荒謬以外，那些例如說馬克思否定一切人性概念的論斷，是無據可依的。阿爾都塞的這樣一種論斷也是沒有根據的，即認為共產主義社會也有其幻想表現現實的意識形態；然而不論是正確還是錯誤也罷，馬克思無論在成熟或年青時，都認為共產主義社會是一種對它成員透明的社會（參見拜物教條目）。阿爾都塞當然沒有迫使自己同意馬克思的這一種觀點或其他觀點。但是，他自稱已經在馬克思的著作中讀到跟一種愚昧主義相對立的東西。

　　另外，盡管阿爾都塞的體系強調的是唯物主義科學，卻表現了許多唯心主義的特征。它削弱了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發展理論所應有的跟當代階級鬥爭歷史的聯系。它在否定經驗論的名義下，卻把認識隔絕在一種完全循環的、自我生效的概念領域之內。在斷絕了跟現實中既有的東西發生直接接觸的情況下，卻允許理論以一種更神秘的形式與現實溝通，它的奧秘只不過是讓理論和其他社會實踐（最終是生產方式）具有唯一的共同本質而已，至少是它對社會現實的態度是這樣。通過跟物質生產的類比，使阿爾都塞能夠獲得關於理論知識條件的重要觀點。盡管如此，他如同立法般地制定社會現實的各層次都具有如此這般的內在結構，卻產生了一種其價值值得懷疑的形而上學。譬如就政治來說，它只不過是一種主張，而談不上有任何可資比較的精細工作或洞察力。部分地為了彌補這些弱點，阿爾都塞後來提出了一個新的哲學定義，但這並無補於事。他的最初的定義，不管有什麽樣的缺點，它的內容和主旨還是清晰的，然而這個新定義則是空洞無物的。先前說的是關於理論是實踐的理論，如今哲學被說成是沒有對象的，它根本不是一種理論，然而卻能代表理論，成為插足在政治中的理論幹預；而同時它既非政治（階級鬥爭），卻又能代表政治，成為插足在理論中的政治幹預。換句話說，哲學憑其本身一無所有，但事實上存在於一切事物中。

　　最後必須指出，阿爾都塞提出作為綜合的、具體的分析基礎的觀點，在他自己從事的工作中卻是十分貧乏的，從對斯大林主義的論述可看出這一點。在他所闡述的事物中，對關鍵問題大有不值一提之概：一方面，陳述是不加論證、含糊其詞的，充滿了回避和辯解的氣息；另一方面，在經濟主義方面進行了令人驚異的平庸解釋——對人道主義的解釋也是如此。




參考書目

① 路易·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1965），1969年英文版。
② 同上作者：《列寧和哲學及其他論文》，1971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自我批評論文集》，1976年英文版。
④ 路易·阿爾都塞和埃蒂耶納·巴里巴爾：《閱讀<資本論>》，1970年英文版。
⑤ 佩里·安德森：《在英國馬克思主義中的爭論》，1980年英文版。
⑥ 亞利克斯·卡里尼科斯：《阿爾都塞的馬克思主義》，1976年英文版。
⑦ 諾曼·傑拉斯：《阿爾都塞的馬克思主義述評》，1972年英文版。
⑧ 瓦倫丁·傑拉塔納：《阿爾都塞和斯大林主義》，1977年英文版。
⑨ 安德雷·格魯克斯曼：《一種心領神會的結構主義》，1972年英文版。
⑩ E.P.湯普森：《理論的貧困》，1978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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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1:39:34

無政府主義

　　無政府主義是這樣一種學說和運動，它否認政治權力的原則，認為沒有這種權力的社會秩序是可能的並是稱心如意的。它的主要矛頭指向組成現代國家的核心要素：它的領土及與此相一致的邊界觀念；它的統治權，意指在它的疆土之內居於所有人和產權之上的專獨的管轄權；它對各種主要強制手段的壟斷，其目的在於在內部和外部維持其統治權；它的獨斷的、要求壓倒其它所有法規和習俗的法律系統；以及作為最高政治共同體的民族的觀念。無政府主義的鋒芒所指則是直接地為“自然社會”即一種個人自我管理的社會和自由形成的集團作辯護。

　　雖然無政府主義奠基於自由主義的理性原則，特別是以區分國家與社會為其基礎，然而其學說千變萬化的特性，使得人們難以對不同的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學派加以明確區分。但是，在個人主義的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無政府主義之間卻有一個重要的區別。前者強調個人的自由和個人的主權，強調私有財產和所有權的重要性，以及一切壟斷的不公正。這種觀點可以被看作是持有極端論斷的自由主義。“無政府的資本主義”是這一學派的現代變種（見“參考書目”⑤，第12—14頁）。相反，社會主義的無政府主義把私有財產與國家一起當作社會不平等的主要源泉來反對。由於堅持認為社會平等是所有個人最大限度自由的必要條件，因而可以用“共同體中的個性”來表達其理想的特征。這表現了一種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融合：自由的社會主義。

　　威廉·葛德文（1756—1836）首先系統地闡述了無政府主義。他的一些思想可能影響了歐文主義的合作社會主義者。可是，經典無政府主義作為一個更為廣泛的、爭論不休的社會主義運動整體構成的部分，最初產生於蒲魯東的互助論和聯盟論的觀點。蒲魯東采取一種基本上合作的態度接近社會主義，但是，他堅持認為國家權力與資本權力是一丘之貉，無產階級不能通過運用國家權力實現自身的解放。巴枯寧身體力行地傳播了後一種觀點，在19世紀60年代後期，在他的領導下，無政府主義在國際上發展為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最主要的對手。可是，巴枯寧不同於蒲魯東，他提倡用暴力和革命手段來沒收資本家和地主的財產，以導致一種集體主義的建立。巴枯寧的繼承者彼得·克魯泡特金（1842—1921），強調的則是互助這一要素在社會演變中的重要性；主要是他發展了一種無政府主義的共產主義理論，根據這種理論，“每件東西屬於每個人”，而分配完全以需要為原則；在《國家——其歷史作用》這篇文章中，他對無政府主義者所厭惡的東西進行了透徹有力的分析。

　　巴枯寧的戰略想象是被壓迫階級會自發地起義，國家會在普遍的農民和工人起義過程中被消滅，並為根據聯邦制原則結合為地區的、全國的、以至國際的自治公社所代替。被巴枯寧稱讚為“勇敢而無保留地否定國家”的1871年的巴黎公社，近似於這種無政府主義的革命模式。在它被鎮壓（恩格斯認為這是一種缺乏集中制和權威，並且沒有充分自由地使用它的強制手段的結果）以後的時期，國家社會主義的傾向——包括馬克思主義和改良主義的各種流派，得到了發展。以後，一些無政府主義者采取了“以行動作宣傳”的策略——暗殺政治領導人和對資產階級實行恐怖主義——意在鼓勵人民起義。這種運動隨即被鎮壓，從而導致另一些無政府主義者去開展了另一種替代辦法，即與工團主義相聯合的戰略。其想法是把勞動工會變成無產階級反抗資產階級鬥爭的革命手段，並使工會而不是公社成為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組織細胞。革命被設想為采取總罷工的形式，在這一過程中，工人將接收生產、分配和交換的資料，並消滅國家。在1895—1920年間，無政府主義通過工團主義對工人和社會主義運動施加了它最大的影響。這種影響在西班牙持續較久，在西班牙內戰期間（1936—1939），無政府工團主義者曾試圖貫徹他們的革命概念。由於工團主義的衰落，無政府主義只能對社會主義施加有限的影響。然而在本世紀60年代的新左派運動中，無政府主義的觀念和傾向有明顯的覆興（人們並不總是這樣認識）。今天，吸收了基督教的無政府主義傳統，並更多受到甘地（1869—1948）所宣揚的非暴力直接行動手法鼓舞的無政府的和平主義，成為西方的和平運動中的一種有意義的趨向。

　　人們認為，由麥克斯·施蒂納（1805—1856）、蒲魯東和巴枯寧所闡述的個人主義的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無政府主義，都是相當重要的，以至值得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它們進行廣泛的批判（見“參考書目”⑥）。總的說來，他們認為無政府主義（如以巴枯寧為例）是一種與冒險主義和以革命空談為特征的喪失階級性的知識分子和流氓無產階級結盟的小資產階級現象。作為社會主義運動中的一種過時的“宗派主義”傾向，它反映了小資產階級對大規模的資本主義和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集權化國家的發展的反抗。這一反抗所采取的形式並不是去否定任何實在的國家，而是否定“一種抽象的國家，這樣國家本身是不存在的”（見《社會主義民主同盟和國際工人協會》1873年英文版，第二部分）。更為重要的是，無政府主義否認在工人階級解放的鬥爭中所必不可少的東西——獨立的工人階級政黨領導的旨在奪取而不是直接摧毀政治權力的政治行動。“對於共產主義者來說”，如恩格斯所闡述，“只能在階級消亡的必然結果的意義上論國家的消亡，隨著階級消亡，一個階級為了鎮壓其他階級的目的而必需組織的權力將自動地消亡”（見“參考書目”④，第27頁）。

　　無政府主義在這種批判中存在下來，並繼續成為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實踐進行批判的一個主要來源。人們通常認為，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者的最終目的（無階級、無國家的社會）是一致的，只是達到最終目的的手段不同，這種看法似乎論據不足。從更深的層次上看，它們的分歧在於對國家的本質及其與社會和資本的關系的看法，在於怎樣能夠超越作為一種異化形式的政治。




參考書目

① 大衛·阿普特和詹姆斯·卓爾編：《今天的無政府主義》，1971年英文版。
② 丹尼爾·蓋林：《無政府主義》，1970年英文版。
③《彼·克魯泡特金論無政府主義和革命著作選》，1970年英文版。
④《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無政府主義和無政府工聯主義》，1972年英文版。
⑤ J.R.彭諾克和J.W.查普曼：《無政府主義》，1978年英文版。
⑥ 保羅·托馬斯：《卡爾·馬克思和無政府主義者》，1980年英文版。
⑦ 喬治·伍德科克：《無政府主義》，1963年英文版。


古代社會

　　馬克思主義在歷史分期方面的依據和對相互連續的時期的解釋，是跟歷史發展的一般理論結合在一起的（參看發展階段條目），從而給傳統的歷史分期引進了一個嶄新的範疇。因此，馬克思主義者不說古代世界而寧可說古代社會，這並不是一種無意義的咬文嚼字的表現。其經典論述見諸於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一段話：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社會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做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2—83頁）。

　　馬克思關於歷史時代的分期表也許已經“被他的最忠誠的繼承者們所一再修訂”（見“參考書目”⑨，第19頁），然而一個世紀以來，一種簡單而“庸俗”的說法事實上簡直被奉為聖典。亞細亞社會被一個原始共產主義的前階級時代所取代而不用了；“進步”這個詞被用來說明一種直線發展的進化，說明各時代在編年上的承續；而“社會革命”則從字義上理解為一種制度被一個在舊制度內的被剝削階級所推翻。不過馬克思本人在1857年到1858年為準備寫作《批判》及其續篇《資本論》而寫的大量筆記，卻削弱了這些主要觀點的根基，這無論對於簡單化的教條以及它的以後許多解釋者和評注者來說，都是很不幸的。這部標題為《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著作，是馬克思為自我反思而寫作的，而不是為了發表。它最初在莫斯科出版（1939—1941），但是，直到1952至1953年在柏林出版前，幾乎沒有受到人們的注意。在這里，我們采用的是馬丁·尼古勞斯翻譯的優秀的英譯本（1973），然而，其中馬克思以“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為標題的一個直接有關古代社會的部分（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70—520頁），從1964年起已經有了單行英文本。

　　在《大綱》的這一部分中人們了解到——雖然它是以高水平抽象和常常省略方式寫作的——馬克思區別了日爾曼的、古代的和斯拉夫的財產和生產方式，認為它們是源自於原始共產主義而又不同於亞細亞方式的另一種發展道路。奴隸制和農奴制“總是派生性的形式，而決不是原始的形式，盡管它們是以共同體為基礎的和以共同體下的勞動為基礎的那種所有制的必然的和當然的結果”（同上，第496頁）。由此可見，各種不同的形式並不是在一種直接演進中從歷史上相互連接，特別是亞細亞社會並沒有在其自身中產生自我毀滅的種子。

　　為什麽在1859年以後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們最直接的繼承者）看來拋棄了《大綱》的比較覆雜的方案，而為後來成為聖典的那種比較簡單的直線的演進開辟了道路？這點不在本文的探討之列。盡管如此，還是不妨在這里指出這樣一點，那就是他們對前資本主義的形態的興趣是從屬於他們對歷史發展理論的關心，因此，對於他們這種壓倒一切的關心即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和理解來說，是既不需要在那方面從事廣泛深入的研究，也不需要進行深奧細微的區分。正如霍布斯鮑姆所指出，馬克思自己並不探討“前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在動力，除非是為了解釋資本主義的前提條件”，或是解釋“一種奴隸經濟的真正的經濟矛盾”，或者是解釋“為什麽在古代發展的是奴隸制而不是農奴制”，或者是解釋古代模式為什麽和怎樣地被封建制所代替（見“參考書目”⑨）。比較近期的主要理論家，不論是列寧、葛蘭西還是阿爾都塞，也都沒有對這個問題進行探討，其原因也是一樣的。他們的精力如果不是放在現代世界及其政治上，就是放在極其抽象和廣泛的理論和哲學上，或者是兩者兼顧之（如盧卡奇）。近年來也偶然有些例外情況，如辛德斯和赫斯特便在古代社會知識不足的情況下進行掙紮（見“參考書目”⑦）。

　　歸根到底，馬克思主義的古代史學家有待找出一條自己的道路去填補馬克思主義文獻所留下的空白。回顧起來，在《大綱》後進行第一次充分研究的成果是威爾斯考夫在1957年發表的著作（見“參考書目”(11)）。她所作的探索至今仍然是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主題思想的最可靠的指南，況且她還有自己的分析。問題是再多再覆雜不過的了。古代（希臘——羅馬）世界在羅馬帝國時期變成了一個政治統一體。帝國在公元2世紀初幅員最大，它包括西亞、從埃及到摩洛哥的整個北非，歐洲的大部分（包括英國但不包括歐洲大陸的北部地區），大概有175萬平方公里的版圖和大約6000萬人口。除了邊緣的交叉地區，帝國的中心無疑牢牢地控制這片廣袤的領土，或通過稅收、進貢和戰利品（在戰爭和征服時期）實行系統的剝削。然而，從另一方面看，這個帝國是一個由各種不同的社會拼湊起來的鑲嵌品。盡管有成千上萬的意大利人移居各地，盡管各地新興的顯貴為羅馬中央政府服務並要求羅馬的公民權甚至參政地位，盡管在那些從來沒有希臘羅馬式的城市的地方（特別是在北部邊疆和西歐）建設了這樣的城市，以及盡管進行了長距離的、廣泛的物資交流，各社會依然保持了各自的本質區別。也就是說，當時不存在一種向全帝國範圍發展的附屬國制度，如同現代帝國主義世界中所發生的那樣。因為象那樣一種發展在當時既無可能又非必要。羅馬統治階級在他們征服和吞並的地區剝削各地的方式，並不要求幹預或改變財產制度或社會生產關系。因此，不足為奇的是，人們試圖規定出一種古代的或奴隸的生產方式（不論是把它們看作同一的或兩種不同的生產方式），顯然已經陷入了不可克服的困境。

　　向前邁出的重要一步是，從對生產方式的強調轉變為對社會形態的強調，後者被安德森定義為“在其中一種生產方式支配下組成的各生產方式的具體聯合體”（見“參考書目”①，第22頁）。這種轉變之所以必要，是為了記錄現實，再引用安德森的話來說，那是一種“在任何特定的歷史和社會總體中可能包含的各種生產方式的多元性和差異性”的現實。這樣也就克服了一個難題，即在羅馬時期的意大利，特別是在若幹世紀內當奴隸在大陸的數量非常之多而且占有一種無與倫比的重要作用時，自由的、擁有土地的農民在數量上仍然有著重要的意義。但是，在古代世界的其他時期和地方，依然存在一些嚴重的難題。例如，公元前4世紀和5世紀的古希臘，只不過是一個在文化意義上的“整體”。在那里，奴隸生產方式在象雅典這樣一些城邦里占統治地位，但是它在其他許多城邦也許是多數城邦中則顯然不占統治地位。例如，在實行農奴制的斯巴達，或者在大部分“落後”地區如塞薩利、埃托利亞或伊利里亞，以及處在邊緣地帶的馬其頓，都是如此。因此，當時的希臘能從什麽含意上被稱為一種社會形態呢？

　　另外，在亞歷山大大帝征服波斯帝國以後，一個入侵的希臘——馬其頓統治階級，在從埃及到巴克特里亞的新占領的東部領域中，建立了一種希臘式的城市文明，然而，處在底層的農民群眾既無古希臘（羅馬）意義上的自由，又不是作為動產的奴隸；而當時具有特色的政治結構則又是君主專制制度而不是城邦制。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以往忽視了這個時期即如今人們通常所了解的古希臘時期，但是，新近出現的一項重大的研究說明，這部分遠非最重要的東部地區應當被列為亞細亞的社會形態，而原先的希臘成分的地帶則仍保持古代的生產方式（見“參考書目”⑩）。還有，直到全部領土被並入羅馬帝國之前，我們所探討的只是一種文化的“整體”，而且還是一種薄弱的文化“整體”。在羅馬帝國，只是從羅馬統治階級繼續在意大利和西西里直接從奴隸勞動中攫取財富（這有別於對各行省的剝削）這種微弱的意義上看，奴隸生產方式才占統治的地位。而且扼要地說，從公元第2世紀起，西班牙、高盧、北非或敘利亞提供了大多數的皇帝，使統治階級具有區域上的繁雜性，因此認為這個階級仍然停留在奴隸生產方式的剝削上，就越來越不真實了。

　　所有這些懸而未決的問題，反映為當前馬克思主義歷史編纂學所特有的那種缺乏一致的認識和情況不明的狀況。認為土地私有制和一定程度的商品生產是建立古代社會的必要條件，或者認為城邦制即公民共同體是與其相適應的政治形式，這些看法也許沒有什麽人會有異議。但除此以外，大多數主要問題依然是有待繼續爭論的主題，明顯的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關於奴隸制的性質和作用（這在奴隸制條目中作了很好的探討）；第二個問題就是關於持續了一千多年的古代社會的歷史分期（可以跟我們在理解上要好得多的“資本主義的歷史分期”進行類比）。一種極端的做法是，把所有的難題擱置一邊，保留那種過於簡單的、直線式的觀點，這種觀點近來被人通過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範疇下一種偏執的、普羅克拉斯提斯式的定義的方式來詳加辯護（見“參考書目”③）。

　　另一種極端的做法則是決定馬克思主義應該完全拋棄古代這一範疇，因為它的效用並不高於“達·伽馬時代開創以來的非洲”（見“參考書目”⑧，第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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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1:40:46

這兩種極端大概都得不到很多的支持，回避困難並不是解決困難。最嚴重的困難也許是出自於對一種新的生產關系的產生並終於取得統治地位這一辯證過程的探討。危機一詞一再被提起，然而，關於危機的明確特征甚至於它的時期，都沒有一致的看法。在羅馬帝國和從古代社會轉向封建社會這兩個問題上（參看封建社會條目），困難變得尤其嚴重。首先，我們已經看到，奴隸生產方式當時只在一定意義上占統治地位；其次，帝國的東半部和西半部的發展是不同的，只是在西部封建制時期才最後取代了古代社會形態。現在已經沒有人相信用革命手段來推翻古代社會這種除教條外從來沒有任何依據的觀念了（見“參考書目”⑥中斯塔爾曼和海寧寫的文章）。但是，東西兩部的區別還需要作出解釋，這種解釋應當講清楚被一道置於同一種政治制度下的亞細亞形態和古代形態之間的區別，還應當講清楚日耳曼的方式是如何引進到西方帝國西部來的（見“參考書目”①）。第三，目前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的史學家們，大多同意封建制度的分期要比過去想象的晚得多，即大約經歷了6個世紀的“過渡時期”；因此，對於那種認為我們應當尋找 “一種後古代的社會和經濟形態”的建議（見“參考書目”⑤），必須予以嚴肅的考慮，不過我們確實能夠找到比“帝國——奴隸擁護者”更好的東西（見“參考書目”④）。總之，整個關於古代社會分期的問題已成為懸而未決的問題，然而對古代社會本身的敘述卻有了基本的論斷。




參考書目

① 佩·安德森：《從古代到封建制的歷程》，1974年英文版。
② L．卡波格曼西等：《馬克思主義分析和古代社會》，為葛蘭西研究院編輯，1978年意大利文版。
③ G.E.M.德·聖·克魯瓦：《古希臘世界的階級鬥爭》，1981年英文版。
④ F．法沃里：《馬克思主義概念對古代社會理論的有效性——羅馬帝國的模式》，1981年法文版。
⑤ A．賈爾迪納；《勞動和社會史——從古希臘時代到遠古的對抗和聯合》，1981年意大利文版。
⑥ H．海寧編：《蘇聯研究工作中所反映的古代史》，1980年德文版。
⑦ 巴·欣德斯和保·赫斯特：《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1975年英文版。
⑧ 同上作者：《生產方式和社會形式——一種自身批判》，1977年英文版。
⑨ 艾·霍布斯鮑姆：《介紹卡爾·馬克思——前資本主義經濟形態》，1964年英文版。
⑩ H．克雷西希：《古希臘的歷史》，1982年德文版。
(11) E．C．威爾斯考夫：《古代東方和古希臘羅馬的生產關系》，1957年德文版。


人類學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人類學的興趣，主要是由於路·亨·摩爾根的《古代社會》一書的出版（1877年）而引起的。在1879年—1882年間，馬克思對摩爾根和梅恩、拉伯克、柯瓦列夫斯基及其他研究早期社會的學者的著作做了大量的筆記（見“參考書目”⑧、⑨）。恩格斯的《家庭的起源》一書，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說的“在某程度上是執行遺言”，完成馬克思自己打算做但未能完成的工作，這就是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評價摩爾根的研究成果。馬克思和恩格斯從這一點出發，反對“當時社會文化人類學家提出的一般進化演進的學說”（見“參考書目”⑨，第2頁），重視人類社會藉以從低級階段邁進到高級階段的那些特殊的“從經驗上可以觀察到的機制”。恩格斯在上述書中把這個過程概括為：勞動生產率，私有制和交換的發展，以親屬集團為基礎的古老社會的瓦解，以及階級、階級鬥爭和國家的出現。

　　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些鉆研並沒有產生任何系統的馬克思主義人類學的研究；當博阿斯（1858—1942）、馬林諾夫斯基（1884—1942）和拉德克利夫——布朗（1881—1951）在20世紀頭幾十年創立現代人類學時，馬克思主義對它影響是無足輕重的。在這一時期，一位名叫戈登·蔡爾德的考古學家在以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早期社會方面作出了主要的貢獻（參看考古學和史前史條目）；至於克羅伯的那本在1953年出版的關於人類學的專著，只是粗略地（並且不準確地）涉及到馬克思主義，然而弗思（在1972年）卻注意到“人類學家的一般著作總是樂意把本來已經很少加以運用的馬克思關於社會動力的思想一筆勾銷”（見“參考書目”⑤，第6頁），認為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來源於杜爾凱姆的傳統的強烈影響。但是近年來情況已經起了深刻變化，用弗思的話來說，就是“由於社會人類學家面對處於急劇變化條件下的社會，從而提了一些接近於馬克思主義者所關心的新問題”（同上，第7頁）。

　　事實上，自從本世紀60年代初以來，馬克思主義的人類學獲得了顯著的發展（見“參考書目”②），這種發展有兩種主要形式。第一種形式是在北美產生的一種激進的“辯證人類學”，它拒絕根據人種的優劣來作出“原始的”和“文明的”區分，認為人類學是對於“自然”的人的研究，指出人類學家的任務是“對其自身的文明進行無情的批判”（見“參考書目”③）。從這一觀點出發，馬克思主義便是一種“哲學的人類學”，它在馬克思的早期著作（在《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最初形成，並與盧梭對現代文明的批判很接近。戴厄蒙在同一部著作中進一步論證說，從19世紀70年代以來，馬克思和恩格斯越來越關注原始和早期的社會形態，這在某種程度上是表現了他們 “越來越憎恨和蔑視資本主義社會”（引自霍布斯鮑姆1964年出版的著作第50頁。可能指《介紹卡爾·馬克思——前資本主義經濟形態》一書——譯者），但是，他們對19世紀的進步觀的篤信限制了他們進一步去探索原始文化的確切條件（見“參考書目”③，第419頁）。恩格斯的《家庭的起源》就是一例，他在詳細闡述他所認為的必然的（一般來說即進步的）發展過程時，偶爾地提及“古代異教徒社會樸素的道德崇高精神”。馬克思也曾以同樣情緒讚揚古代傳統社會，認為“根據古代的觀點，人……畢竟始終表現為生產的目的”，他接著又指出，“因此，一方面，稚氣的古代世界顯得較為崇高……而現代則……是鄙俗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6—487頁）。

　　目前這種激進的人類學涉及兩個主題：（1）堅持批判傳統人類學與帝國主義的歷史聯系，人類學曾一度被看作是對訓練殖民地行政官員作出重大貢獻的學科，所以這種聯系就顯得十分突出；（2）對蘇聯的人類文化學的一種批判觀點，即認為它忽略了對當今原始社會的研究，而致力於“早期”社會（使用考古學和史前史的材料）的研究，以便堅持那種進化的、進步的決定論所體現的五個發展階段的理論（見“參考書目”④，第5——10頁；同時可參看該書第201—213頁Yu.Y.布魯姆萊的《蘇聯人類文化學中的原始社會問題》一文，其中概述了蘇聯的觀點）。

　　近年來，馬克思主義人類學的第二種主要形式，即法國結構主義者的人類學，已經產生了深遠而廣泛的影響（見“參考書目”①中所談到的它對英國人類學的影響）。他們的思想的形成，一部分取諸於列維——施特勞斯的結構主義的人類學，另一部分則取諸於阿爾都塞的方法論著作（參看結構主義條目）。這一思潮的最傑出的人物——哥德利埃、米雅蘇和特雷把歷史唯物主義概念運用於原始社會，以便對作為生產方式一般理論的組成部分的“原始生產方式”進行理論分析。這一分析的中心問題是如何決定親屬關系在原始社會中的作用（它在生產方式中的位置），在這里出現幾種不同的概念（見“參考書目”②，第36—38頁）。哥德利埃認為，親屬關系既發揮著一種生產關系的功能，但又是政治和意識形態關系，因此，它既是基礎又是上層建築（見“參考書目”⑥，第93—95頁）。他在後來寫的一部著作中又提出：“今天社會科學中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為什麽一個特殊的社會要素（例如親屬關系）會成為決定的因素並具有“結合”其他社會關系的功能（見“參考書目”⑦，第35頁）。可是，特雷（在1969年出版的書）采取了更簡化的方式，即把親屬關系設想為某種三重決定的因素（阿爾都塞的術語是“多元決定”）作用於一定的基礎的產物（見“參考書目”(12)）；米雅蘇也是這樣看的，他認為家庭關系是生產關系的一種“表現”（見“參考書目”⑩、(11)）。

　　這種分析法也對其他的研究領域起影響作用。例如，哥德利埃考察了列維——施特勞斯通過對神話中的邏輯進行分析而對意識形態上層建築的理論所作的貢獻，並且著手解釋了印加人征服安迪斯山脈部落公社引起生產關系變化所帶來的意識形態的後果（見“參考書目”⑦，第4部分）。更普遍的則表現在對馬克思主義有關神話和宗教儀式研究興趣的恢覆。通過對原始生產方式的觀察來研究部落社會和親屬關系，也引起了對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進化順序問題（特別是關於亞細亞社會，見“參考書目”⑥）、農民社會問題（見“參考書目”⑩）以及“不發達地區”的當前問題（見“參考書目”(12)）的廣泛的興趣。

　　最後，結構主義者所采取的研究方法提出了重要的方法論問題。哥德利埃把職能主義、結構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三者加以區分（見“參考書目”⑦，第1章），接著批判了：（1）職能主義所表現的經驗主義（它混淆了社會結構和可見的社會關系 ），職能主義的那種關於職能相互依賴的觀點（它排斥了因果關系的問題即每種職能的“特殊功效”），以及它的無視“矛盾”的存在的均衡概念；（2）列維——施特勞斯的結構主義的那種把歷史看做“僅僅是連續的偶然事件”的概念（同上，第47頁）。為了進行對比，他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結構主義，認為後者雖然也承認在社會關系表面形式之下存在真實的（即使是隱蔽的）結構，但是它除此之外還提出了“社會結構及其變動規律這一命題”（同上）。

　　現代馬克思主義人類學的這兩種看法有著深刻區別。第一種通過把人類學設想為一種人道主義的哲學而給它提出了一個嶄新的方向，其主要目的是批判現代文明。在這方面，它顯然跟法蘭克福學派實行的文化批判發生共鳴。但是，它所用的批判材料仍然取之於傳統人類學研究的領域，根據戴厄蒙說法，其特殊論點就是“我們的意義上的原始公社社會就是社會主義的原始模型”（見“參考書目”③，第424頁）。第二種流行的想法是要通過建立一種以生產方式和社會經濟形態（表現為一個結構整體）為基本概念的新的理論圖式，把人類學改造成一種科學。這種形式的人類學很接近社會學（即社會學也被當作是一種理論科學），而且事實上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原始和早期社會的社會學，它不斷地與其他各種類型社會研究相結合。今天，馬克思主義人類學以典型的形式展示了在馬克思主義思想中“人道主義者”和“科學主義者”的分裂。




參考書目

① 莫里斯·布洛赫：《馬克思主義分析和社會人類學》，1975年英文版。
② 吉恩·柯潘和大衛·塞登：《馬克思主義與人類學初探》，載大衛·塞登編《生產關系——馬克思主義對經濟人類學的研究方法》，1978年英文版。
③ 斯坦利·戴厄蒙：《有爭議的人類學》，載德爾·海默斯編《再創造的人類學》，1972年英文版。
④ 斯坦利·戴厄蒙編：《走向馬克思主義人類學》，1979年英文版。
⑤ 雷蒙德·弗思：《懷疑論的人類學家——社會人類學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觀》，1972年英文版。
⑥ 莫里斯·哥德利埃：《經濟學中的理性和反理性》（1966），1972年英文版。
⑦ 同上作者：《馬克思主義人類學的觀點》（1973），1979年英文版。
⑧ 漢斯——彼得·哈斯蒂克編：《卡爾·馬克思論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1977年德文版。
⑨ 勞倫斯·克拉德爾編：《馬克思的人類文化學筆記》，1972年英文版。
⑩ 克羅德·米雅蘇：《對自供自給的農業社會“經濟”的初步分析》（1960），載大衛·塞登編《生產關系》一書，1978年英文版。
(11) 同上作者：《象牙海岸古羅族的經濟人類學——一種自給自足的商品農業經濟》，1964年法文版。
(12) 艾曼紐埃爾·特雷：《馬克思主義和“原始社會”》（1969），1972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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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1:41:57

考古學和史前史

　　馬克思對勞動過程和使用價值生產的著名分析強調了考古材料的重要性：

　　“動物遺骸的結構對於認識已經絕跡的動物的機體有重要的意義，勞動資料的遺骸對於判斷已經消亡的社會經濟形態也有同樣重要的意義。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於生產什麽，而在於怎樣生產，用什麽勞動資料生產。勞動資料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測量器，而且是勞動借以進行的社會關系的指示器”（《資本論》第1卷，第204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斯大林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中引用了這段話，對於把歷史唯物主義運用於蘇聯考古學研究產生了深刻影響（見1973年出版的阿爾齊霍夫斯基的《考古學》）；而在西方考古學中，這段話則被結合到V·戈登·蔡爾德的一種創新的史前史的綜合研究中（見“參考書目”③，第70——71頁；④，第18頁和26——27頁）。可是，富有諷刺意味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考古學和史前史方面知識不多，只是略勝於懂得從洞穴中發現石器這樣的一般知識（見上面的引文），此外還了解到在近東不毛之地出土的遺跡所證明的在亞細亞社會中水利灌溉系統的重要性（見恩格斯致馬克思，1853年6月6日，並參看亞細亞社會條目）。馬克思意識到斯堪的那維亞人是考古的先驅者（參看馬克思致恩格斯，1868年3月14日），並注意到史前史的發現以及新近所確定的時代分期（如舊石器時代等），所以通過某種方式作出跟摩爾根提出的社會進化階段相一致的解釋（參看克拉德爾編輯的《馬克思的人種學筆記》，1972年英文版，第425頁）。

　　然而，在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中，利用原始人和古希臘羅馬史的人種學資料作為論證原始社會和國家起源的基本材料的做法，直到20世紀仍然如此。例如，在普列漢諾夫的《唯物主義的歷史概念》一文中，幾乎沒有引證考古學的各種發現，有的話也只是用來論證一切人民都通過類似的社會發展各階段的直線演進的觀念(參看發展階段條目)。普列漢諾夫寫到；“我們關於‘原始人’的觀念只是一種假設”，因為“今天居住在地球上的人們，……被發覺……距離人類不再去過純動物的生活的時刻已經有非常久的經歷了。”這樣一段論述意味著考古學資料基本上沒有能力再現更早時候的社會形式，並使人回想起約翰遜在一個世紀前說的著名格言：史前史是“關於無用事物的全部假設”。當然，社會進化構成了早期馬克思主義著作的一個主題，尤其是恩格斯的《家庭的起源》，但是，經過仔細的閱讀可以發現，其中史前史幾乎完全是靠人種學和歷史學的研究材料來編寫的（根據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的《共產黨宣言》中所加的一個注釋，該《宣言》的開頭部分的一句話要訂正為：“至今所有文字記載的歷史……”）。

　　這種缺乏考古學的論據的現象，如果僅僅根據主要的考古發現（如伊文思對克里特島上青銅時代宮殿的發現）只是本世紀初才實現的這一點來解釋的話，那是不正確和不充分的。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的作品已經得到辨認，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的遺址也已發掘出來，但是，由於與早期考古學的實踐和結構有關的社會學原因，這些發現沒有引起他們的注意。當時，對考古遺物的研究沒有構成人文科學教育的一部分，況且19世紀的考古學家基本上也並不關心這兩位歷史唯物主義創始人感興趣的社會進化問題。在歐洲，對考古學研究的一個主要刺激是民族主義的興起（見“參考書目”⑨，第21頁），而在近東，這項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則是由於人們想要證實《聖經》的歷史準確性而得到推動。達爾文激發了對人類進化的興趣，但是，早期舊石器時代的考古學家（如加·德·莫爾蒂耶）所受到的是自然科學特別是地質學的訓練，因此他們希望史前史能夠通過確定一個個連續的、可以跟地球史進行比較的時代，來揭開一種自然科學而不是社會科學的發展過程。考古學具有一種能夠吸引有閒階級成員的具有浪漫主義色彩的感召力（見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1976年英文版，第113頁），而古跡則容易被生活在農村而不易被生活在城市的人所發現。這樣，跟哥德利埃對馬克思關於社會經濟形態發展階段的明顯僵化所進行想當然的解釋（見“參考書目”⑥）相反，在考古學實踐和早期馬克思主義實踐的寬廣鴻溝，使人懷疑以後的考古學發現會對於修正恩格斯關於階級社會出現的論述或者對於改變關於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性質和普遍性的早期爭端有重大的意義。

　　俄國革命以後，考古學在蘇聯第一次被納入馬克思主義傳統。1919年，列寧創辦的物質文化史研究院成為該國首屈一指的考古學研究機構。20年代後期，莫斯科的A.V.阿爾奇霍夫斯基和列寧格勒的V.I.拉夫多尼卡斯等年青考古學家，開始系統地把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運用於研究考古材料，他們堅持認為在這一基礎上恢覆早期社會的形式是可能的和必要的（參看馬松著《蘇聯考古學理論觀點的來源》一文，1980年俄文版）。在30年代，蘇聯的考古學家如彼·彼·葉菲緬科拋棄了三個時期（石器、青銅、鐵器）體系，代之以把史前史社會劃分為前氏族制（dorodovoe Obshchestvo）、部落制（rodovoe）、階級形式，這種體系隨後受到蔡爾德的批判（見“參考書目”④，第39頁），並在50年代初被蘇聯考古學家斥為階級理論的教條主義形式而被否定（見“參考書目”⑧，第12 —14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樣的階段劃分仍然是重要的並且吸引了人們的主要的研究興趣，雖然在諸如中國什麽時候從奴隸社會轉變為封建社會這樣一些問題上並沒有取得一致看法（見“參考書目”②，第501頁）。在中國，嚴格地從學術角度考慮來制定的考古研究方案，跟社會的或搶救的考古計劃對比之下，相對來說要少得多。其主要的研究機構，中國社會科學院（CASS）考古研究所是按照蘇聯的模式於1950年建立的，然而有趣的是，舊石器時代的考古學卻一直分立出來，今天成為中國科學院（CAS）脊椎動物古生物學和古人類學研究所的一部分。

　　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之外的西歐考古學在不斷地發展。20世紀早期在歐洲所進行的很大一部分工作，其特點都是以民族主義甚至種族主義的觀點來解釋史前史。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在國外進行的大多數主要的文物發掘工作，其經費都是由對發現珍貴文物感興趣的私人和博物館提供的。例如在近東，在最大的城市遺址中心，大的公共建築物——教堂和宮殿幾乎是被發掘一空，然而卻很少提供有關資助和修建這些建築物的社會基礎的資料。至於為了弄清楚整個社會的運行情況而對居民點模式所進行的研究，或對同類型的居民點（村莊、要塞、各專業生產地段等等）的分布狀況所進行的分析，則到50年代早期才被G.威利作為一個考古程序引進到西方考古學中，這大約是在謝帕·托爾斯托夫在蘇聯的中亞使用這種方法的15年以後。

　　在西方，試圖把馬克思主義概念跟考古學材料結合的主要學者是澳大利亞——英國的史前史學家V.戈登·蔡爾德（1892—1957年）。蔡爾德強烈地批判種族主義者濫用考古資料，並試圖把社會形態跟技術革新聯系起來。他認識到在生產力中的工業技術的發展或進步不能自動地引起社會的變革，並且正確地體會到，盡管考古學提供的東西是不完全的，但卻構成了記錄社會進化的原始資料，有助於在人種學的一般原理或類比方法的基礎上進行更好的推測。

　　“自從人類從前人類中產生以來，人的需求就不是僵化的和固有的；而是不斷發展的……跟其他的任何事物一樣。這種進化，也正如過程的其他方面一樣，必須運用比較的和歷史的方法加以探討……因此，在進化的層次中任何技術手段和過程的序列，都不能從任何一般原理中演繹出來，而必須依靠考古學的材料。技術標準比政治和道德標準的唯一有利條件，是它能夠更容易地從考古學材料中得到辨認”（見“參考書目”④，第21頁）。

　　盡管有經驗主義的偏見，但蔡爾德對史前史社會變革富有想象力的論述，創造了被共同接受的術語——新石器時代和城市革命。然而，他的著作還是有可批判之處，這不僅是因為它們偏重技術，而且由於其描述重點放在確定史前史的各自分立的階段，而不重視解釋從一個水平向另一水平進化和轉變的過程。不幸的是，在一些國家特別是拉丁美洲國家中，這種只注重對抽象的階段進行靜止的描述的方法，仍然支配著一些明確自稱為馬克思主義的考古學研究工作（對這種情況的尖刻批判可參看“參考書目”⑩，第204頁）。

　　當西方的考古學大體上是脫離馬克思主義傳統而發展的同時，史前史的發現——主要是通過蔡爾德的綜合而傳播——則對20世紀後半世紀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進化的討論產生強烈的影響。例如，在關於社會發展階段的爭論中（見1962年出版的《今日馬克思主義》），人們經常引證考古學的論著去修正或改變傳統上公認的社會經濟形態的序列，去完善關於原始共產主義的概念。史前史的發現大大延伸了人類生存的時間廣度，展現出來的景深是歷史唯物主義創始人所沒有料想到的。人們追隨蔡爾德的看法，認為歐洲的大部分歷史是在近東野蠻人的邊緣上度過的，而且歐洲是從這種關系中得到好處的，因為這使它得以從古代近東所特有的停滯的、專制的管理形式中解放出來。也許更為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者開始意識到階級社會最初是在史前史時期出現，換句話說，這樣一種認識可能會第二次迫使人們對《共產黨宣言》一開頭的那句話進行修正。以親屬關系為基礎的社會的解體，社會不平等的開端以及國家的起源，如今都成為需要參照考古學資料來處理的問題。

　　同時，在西方人類學中，一種進化論思想的重新擡頭以及對文化現象的唯物主義——生態學解釋的再思考（參看人類學條目），對考古學起了強烈的影響。美國的一些考古學家，例如泰勒，試圖“發現在人工制品背後的印地安人”（即根據這些遺物形成的“來龍去脈”來再現當時的社會），而在本世紀60年代，一種“新考古學”則試圖制訂一種考古學標準來識別社會政治綜合體（如團夥或酋長制）的不同發展階段。這些發展影響了一些考古學家，尤其是R.MCC.亞當斯（見“參考書目”①），他對各種不同地區進化順序進行比較產生了興趣，並且默認受惠於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可是，大多數人仍然沒有注意到馬克思主義，然而他們在考古學研究的最終目的上所獨立地得出的結論，雖然是以更為實證和精深的科學觀點為依據，但卻與本世紀20年代後期蘇聯考古學家所提倡的目標雷同（參看上面提到的馬松的文章，第20頁；以及“參考書目”⑧，第13頁）。

　　再現社會的以往形態度並對它們如何發展和轉變的本身作出解釋，對當代考古學研究來說幾乎是普遍的指導目標。近來在考古學方法上的進步，例如，采用精密儀器來確定年月的技術，廣泛運用物理化學分析來確定人工制品出處的方法，采取標準手段來覆原動植物材料以直接記錄以往生物活動的方法，注重對地區性定居模式的確定方法，凡此種種，使得有可能采取蔡爾德所想象不到的方法來實現考古學的目標。今天，一些西方考古學家，如A.吉爾曼，便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解釋考古資料（見“參考書目”⑤）。但是，目前大多數有關人類演變的唯物主義的論述，仍然是縮小了社會的沖突，而把人類的史前史看作是一種適應特殊環境的形式或只不過是自然史的延伸。在馬克思對古代工具的論述中所包含的那種認為有可能再現以往社會或者說考古學的樂觀主義看法，已經被人們所普遍接受，盡管當代的考古學家難以實現這種看法。對一種能夠突出以往社會形態和它們的生產關系的史前史進行令人信服的綜合工作，還有待人們去填補。




參考書目

① R.McC.亞當斯：《都市社會的進化》，1966年英文版。
② K.C.張：《考古學》，載L.A.奧爾良編的《現代中國的科學》，1980年英文版。
③ V.戈.蔡爾德：《歷史》，1974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社會進化》，1951年英文版。
⑤ A.吉耳曼；《青銅時代歐洲社會層次的發展》，1981年英文版。
⑥ 莫·哥德利埃：《“亞細亞生產模式”的概念和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進化的各種模式》，載大衛·塞登編《生產關系——馬克思主義對經濟人類學的研究方法》，1978年英文版。
⑦ S.格林：《史前史學家戈登·蔡爾德傳》，1981年英文版。
⑧ L.S.克列金：《理論考古學概念》，1977年英文版。
⑨ K.克里斯蒂安森：《丹麥考古學的社會史（1805——1975）》，載G.丹尼爾編《考古學歷史探討》，1981年英文版。
⑩ J.L.洛倫佐：《格蘭德河南部的考古學》，1981年英文版。
(11) B.C.特里格：《戈登·蔡爾德和考古學中的革命》，1980年英文版。


貴族統治

　　自從馬克思首次提出關於統治階級，它跟其他階級的沖突以及它維持其領導權或霸權方式的理論後，許多歷史學家運用這個理論分析了以往各種特殊的社會。從古希臘羅馬（見“參考書目”③）和歐洲前工業社會的古老政權（見“參考書目”⑦）直到19世紀工業社會（見“參考書目”⑤）。本莊榮治郎也同樣用這種理論考察了日本的歷史（見“參考書目”⑥）。

　　這種方法的價值，在於促進對社會歷史進行更深的分析並揭示各社會集團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活動之間的關系。它的影響作用（這種影響是跟帕雷托·凡勃倫和維貝爾等人的影響結合在一起的），可以從研究貴族統治的非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見“參考書目”⑨）甚至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見“參考書目”④）那里看到。可是，這種分析方法也遇到了問題。

　　開始的時候，歷史學家通過抓住各種特殊的社會（公元前1世紀的羅馬，13世紀的佛羅倫薩，17和18世紀的法國等等）來作為“封建”貴族統治的衰落和代表新時代的“資產階級”的興起的例證。到後來，通過這些以及其他事例，來從任何方面（不論是從他們各自的投資方式或意識形態）區分這兩個集團，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話，也是有困難的。因此，當蘇聯的歷史學家鮑里斯·波爾什涅夫得出17世紀法國資產階級“封建化”的結論時，霍布斯鮑姆則認為19世紀的英國貴族“按照大陸的標準差不多就是資產階級”。布拉迪顯示了一種克服這類困難的方法，他把16世紀的斯特拉斯堡的貴族階級描述為“一種混雜的階級，它由兩部分人組成，一部分是地租收入者，另一部分是經商的人”。並研究了他們在實際中是如何結合起來的（見“參考書目”②）。

　　馬克思關於階級的概念中所潛在的含糊意義，也逐步明顯化了。運用這個概念描繪前工業社會中的各集團的作法，受到了法國歷史家羅蘭·穆斯尼埃的有力的攻擊，他主張用現代名詞“等級”。對這種批判給予最有力的回擊來自這樣的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他們既承認現代概念的價值，而又主張必須在分析中同時地運用“等級”和“階級”的範疇（見“參考書目”⑩）。




參考書目

① 湯姆·博托莫爾：《精英與社會》，1966年英文版。
② 湯姆·布拉迪：《斯特拉斯堡的統治階級、政權和改革（1520——1555）》，1978年英文版。
③ 莫澤斯·芬利：《古代經濟》，1973年英文版。
④ J.M.赫克斯特：《社會史的一種新框架結構》，收於《對歷史的重新評價》一書，1961年英文版。
⑤ 艾里克·霍布斯鮑姆：《工業和帝國》，1968年英文版。
⑥ 本莊榮治郎：《日本的社會和經濟史》（1935），1965年英文版。
⑦ 維托爾德·庫拉：《封建制度的經濟理論》（1962），1976年英文版。
⑧ 羅蘭·穆斯尼埃：《社會等級制度》，1973年法文版。
⑨ 勞倫斯·斯通：《貴族統治的危機》，1965年英文版。
⑩ 斯坦尼斯拉夫·奧索夫斯基：《社會意識中的階級結構》（1957），1962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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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1:43:09

藝術

　　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提出一般的美學理論，他們也沒有對藝術和文學進行過任何系統的研究。馬克思對這個問題順便說的話與其說提供了一個可確信的解釋原則，不如說更多地引起了爭論。在《大綱》（導言）里的一段經常被引用的話中，馬克思提到：“關於藝術，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時期決不是同社會的一般發展成正比例的，因而也不是同物質基礎的發展成正比例的”。他接著指出：就希臘藝術來說，雖然它跟社會發展的特殊形式結合在一起，但是在一定的方面它對我們仍然是“一種規範和高不可及的範本”，並具有“永久的魅力”（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49頁）。這種看法也就表明，不論出於什麽原因，有些類型的藝術不是嚴格地由社會的物質基礎決定的，它們具有永久的、超歷史的價值（在這里，馬克思提示了一種心理學上的解釋），在別的地方（參看《剩余價值理論》第四章，16節），馬克思嘲笑那些“被萊辛諷刺的18世紀的法國幻想主義。既然我們在力學等方面大大超過古代，為什麽我們不能也創造史詩呢？”上述的觀點可以使藝術“在意識形態上層建築中具有一種特殊的地位”（見“參考書目”⑤，第10頁），而且，這些觀點也跟恩格斯在19世紀90年代里寫的幾封信中關於基礎和上層建築關系的比較廣泛的論述相一致（見1890年8月5日和10月27日致康·施米特；1890年9月21日致約·布洛赫；1893年7月14日致弗·梅林；1894年1月25日致瓦·博爾吉烏斯）。

　　另一方面，在有關藝術家的社會地位問題上，馬克思在批判施蒂納的“唯一者”的概念時指出：“由於分工，藝術天才完全集中在個別特別人身上，因而，廣大群眾的藝術天才受到壓抑。……在共產主義社會里，沒有單純的畫家，只有把繪畫作為自己多種活動中的一項活動的人們”（《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60頁）。在這里，如果根據馬克思關於消滅勞動分工重要性的總的觀點，藝術本身作為一種特殊活動的存在都成問題。“在共產主義社會里，任何人都沒有特定的活動範圍，每個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我自己的心願今天幹這事，明天幹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後從事批判，但並不因此就使我成為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7—38頁）。這一思想不僅純屬推測，跡近“替未來的餐廳泡制食譜”，而且從其字義上看，它對於任何覆雜和技術發展的社會都是不現實的，尤其是對於藝術創造來說。但是，它表明了一個特別是貫穿在馬克思早期著作中關於人的本質的重要概念（參看人的本質；實踐條目）。從這種概念出發，無論是藝術還是一種發展的美學意識，都象語言一樣被看作是一種人類所普遍特有的能力；正如葛蘭西所指出的，雖然只有一部分人在社會中擔負知識分子的工作，但是，所有人都是知識分子，因此，可以說所有的人都是藝術家。

　　具有開拓性的馬克思主義美學著作是由梅林（在1893年）和普列漢諾夫（在1912年）寫作的。梅林所主要關心的是文學，而不是觀賞的藝術或音樂。普列漢諾夫則旨在發展一種嚴格的決定論，他說：“在我看來，任何人民的藝術總是跟他們的經濟有著密切的因果聯系”（見“參考書目”⑦，第57頁）。從這樣的觀點出發，他分析在原始社會中，舞蹈是表達勞動的愉快（如狩獵），而音樂則是對勞動的協助（通過節奏）。但是，他在闡述勞動、遊戲和藝術的一般關系時指出：盡管藝術的產生具有物質生活所需要的功利的源泉，然而審美的樂趣則具有自身歡樂的理由。在普列漢諾夫看來，除了原始社會，經濟只是通過階級區別和階級統治所起的中介影響作用來間接地決定藝術。例如，他在談到18世紀法國戲劇和繪畫時指出，它們表現了“優雅的貴族風味”的勝利。但是，在該世紀後期，隨著貴族統治受到資產階級的挑戰，布歇和格勒茲的藝術則“在大衛及其學派的革命繪畫面前相形失色”（同上，第157頁）。

　　蘇聯的十月革命和在中歐發生的革命運動，把兩個在某些方面相對立的主題——革命藝術和無產階級藝術——引向爭論的前沿。在蘇聯，在1917—1929年期間任教育和藝術人民委員的盧那察爾斯基，“很少制止對先鋒派的引進”（見“參考書目”⑨，第34頁）；例如，他支持由夏達爾任校長的維切布斯克藝術學校，還支持由坎金斯基、偑夫茲納等人執教、並成為“構成主義”搖籃的莫斯科藝術室的重建（同上，第38—39頁）。在德國，工人委員會運動也支持藝術中的先鋒派，盡管這個運動在政治上失敗，它的一些成就（如格羅皮厄斯的建築之家）在法西斯勝利前一直幸存。本世紀20年代初期，在蘇聯和德國的革命藝術的代表人物之間還存在一種活躍的交流關系。

　　另一方面，無產階級的藝術(或文化)的觀念，受到一些布爾什維克領導人(他們中有托洛茨基)的批判，並且達到了把無產階級文化組織看作是黨的敵手和潛在反革命組織的地步。但是，在一個比較長的時期內，認為無產階級需要有它自己的階級藝術、認為藝術家首先應該是有“黨性的”這樣一種觀念起了很大的影響，並且在斯大林和日丹諾夫的強制下成為蘇聯的“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美學教條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這樣的制度下，是談不到在藝術中進行激進的試驗或先鋒派運動了，於是一種沈悶平庸之風便盛行起來。但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也沒有完全排除藝術上的新穎思想，利夫希茨（他曾經與盧卡奇在莫斯科的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共事）除了編輯第一部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藝術的評論集之外（該書在1937年出版），還在大量地參閱馬克思的筆記和早期著作的基礎上，發表了一部很有意思的有關馬克思美學思想的論著（見“參考書目”⑥）。

　　可是在本世紀30年代以及後來，對馬克思主義藝術理論的主要貢獻是在西方做出的。布萊希特提出他自己的“史詩劇”來跟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相對抗，他是這樣地評價盧卡奇及其在莫斯科的同事的：“直率地說，他們是創造的敵人，他們自己不要創造，（而是）扮演著衙役的角色並實行對他人的控制”(見“參考書目”②，第97頁)。布萊希特的觀點深刻地影響了本傑明的美學理論，他把史詩劇看作是如何能使藝術創作的形式和手段朝著一種社會主義方向來加以改造的模式(見“參考書目”①)。布萊希特跟盧卡奇之間的論戰，其實是一場內容更為廣泛的論戰的一部分，那就是發生在“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即以新的內容充實起來的19世紀資產階級的現實主義)的倡導者和“現代派”(特別是德國的表現主義，以及立體藝術派和超現實主義)的支持者之間的一場論戰；“現代派”的支持者除了布萊希特和本傑明以外，還有布洛赫和阿多爾諾(見“參考書目”②、⑨)。

　　拉斐爾的那部包含三篇關於藝術社會學的論文的著作（見“參考書目”⑧），是本世紀30年代對馬克思主義藝術理論的另一個主要貢獻，但只是在近年才廣泛地被人們所知道。在一篇關於馬克思主義藝術理論的論文中，作者從對馬克思《大綱》(導言)的原文進行詳細分析著手，去建立一種藝術社會學，以便克服辯證唯物論“至多能在個別藝術問題上進行一些不確定的、零碎的研究”的現存弱點(同上，第76頁)。拉斐爾強調馬克思關於希臘神話是經濟基礎與希臘藝術的中介這一觀念的重要性，並提出一系列的神話和藝術的一般關系的新問題。他還考察了有關物質生產和藝術的“不平衡發展”的各種問題，最後他批判了馬克思關於希臘藝術的“永恒魅力”的解釋，以為這是“跟歷史唯物主義根本不相容的”(同上，第105頁)。對於希臘藝術其所以在歐洲歷史若幹時期中具有藝術的“標準價值”，拉斐爾自己的解釋則是：每當經濟和社會變革使得整個文化經歷危機時，就會出現“覆古”現象。在這些論文中的第三篇中，拉斐爾認為畢加索的藝術是現代派最為典型的例子，並指出現代派是跟自由企業資本主義轉向壟斷資本主義有關。

　　在過去20年中，馬克思主義者關於藝術的著作明顯地以方法論的論著為主(即抽象地制定一種合適的馬克思主義的藝術概念)，只有為數不多的論著從事一些實質性的研究。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外，是克林詹德爾就工業革命中的藝術這一專題所作的卓越研究(見“參考書目”④)，在這里，他特別注意了藝術和技術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新型的人”的力量的增長對藝術的影響作用；他的這項研究完成比較早，但最近又重新發表。另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外是威列特對魏瑪時期的德國在繪畫、建築和音樂方面的現代派運動所作的詳細考察(見“參考書目”⑨)。至於最近的理論探討，則集中在以下兩個主題上：（1）藝術就是意識形態，（2）藝術是人類創造力的一個基本表現。這兩個主題從一開始就引起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的注意，其根源則在於馬克思自己對藝術的不同看法。

　　一方面，認為藝術就是意識形態而進行的分析勢必要去說明，在一個統治階級存在的特殊的歷史階段中藝術風格（包括形式和內容）在該階級的整個思想觀念中占有特殊的位置。這就必須像戈爾德曼在文學創作方面所主張的那樣（見“參考書目”(11)）：首先要建立起藝術創作和風格的內在含義的結構，然後再確定結構在一定生產方式的階級關系這種更為廣泛的結構中所占的地位。無論是普列漢諾夫還是拉斐爾，在上面提到的研究工作中，都曾試圖這樣做。另一方面，由於有一些藝術可以被看作是被壓迫階級爭取其解放鬥爭的思想武器，於是，現實主義和現代派的論戰在很大程度上便圍繞著“革命藝術”的固有特性及其分析。近來，把藝術視為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一個有意義的方面，是對通俗藝術和“文化工業”（參看文化條目）的興趣的不斷增長，法蘭克福學派的某些成員（如阿多爾諾和馬爾庫塞）的著作，在這方面的表現尤為突出，根據他們的觀點，在先進的資本主義時代中的藝術，不僅由於機械再生產及其廣泛傳播而引進退化，而且還在促使互相爭議的階級和集團的安定聯合方面具有較大的力量；同時，由於激進的創新容易被占統治地位的思想的機體所吸收，任何革命藝術的意識形態影響就被削弱了。然而，本傑明則持有相反的看法；在他看來，機械再生產的主要作用是毀滅了精英人物的藝術“光環”，是對“傳統的摧枯拉朽”（見“參考書目”①，第223頁），並締造了無產階級與新的文化形式（例如電影）之間的聯系。

　　人們把藝術主題看作是創造力的表現，從而提出了在分析美學價值（參看美學條目）和人性（參看心理學條目）方面的一個十分覆雜的問題。在這兩個方面，不僅直到近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從相對上說仍不很發展，而且在過去20年來逐漸增加的一批著作還反映出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之間的深刻分歧。不過，從社會實踐的意義上說，把藝術看作是一種普遍的人類創造力的表現和一種解放力量的觀點（盡管這種觀點最終可以用理論術語來歸納），意味著在社會主義社會里馬克思主義對待藝術態度具有兩個原則：第一個原則是藝術（像一般精神生活一樣）應當自由地發展，形成“百花齊放”，而不是一定要去適應某種藝術教條的要求，特別是一種政治權力強加的教條；第二個原則是跟上面提到的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表述的思想大體上相符，也就是在容許優秀天才人物的“陽春白雪”發展的同時，要更廣泛地把美術的創造活動作為一般人的需要和樂趣之源加以培養和鼓勵。




參考書目

① 瓦爾特·本傑明；《機械再生產時代的藝術創作》，載《啟明錄》，1968年英文版。
② 恩斯特·布洛赫等合著：《美學和政治》，1977年英文版。
③ 曼弗雷德·克里姆編：《馬克思恩格斯論文學和藝術》，1968年德文版。
④ 弗朗西斯·D·克林詹德爾：《藝術和工業革命》（1947），1968年英文版。
⑤ 大衛·拉恩：《馬克思主義的藝術理論》，1978年英文版。
⑥ 米哈伊爾·利夫希茨：《卡爾·馬克思的藝術哲學》（1933），1973年英文版。
⑦ 格·瓦·普列漢諾夫：《藝術和社會生活》（1912），1953年英文版。
⑧ 麥克斯·拉斐爾：《蒲魯東、馬克思、畢加索——關於藝術社會學的三篇論文》（1933），1980年英文版。
⑨ 約翰·威列特：《在1917年至1933年的新的冷靜思考——魏瑪時期的藝術和政治》，1978年英文版。
⑩ 同上作者：《藝術和革命》（1980），載霍布斯鮑姆等人編《馬克思主義史》，1983年英文版。
(11) 盧西安·戈爾德曼：《隱蔽的上帝》（1956），1967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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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1:44:19

亞細亞社會

　　盡管在19世紀對亞細亞社會的分析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論上和經驗問題上考慮的中心，但是，“亞細亞社會”的性質，或者更加科學地說，亞細亞生產方式（以下簡稱AMP）以後在馬克思主義中卻表現了理論上和政治上的重要意義。關於AMP的爭論所引起的有關問題，不僅涉及馬克思主義在歐洲事物發展以外的思想，而且涉及到唯物主義地解釋階級社會、革命轉變和世界歷史的性質的問題。依據一種明顯的二難推理，可以顯示出“亞細亞社會”觀念的爭端。如果承認了亞細亞社會的社會經濟特征，那麽常用的那種符合目的論設想的有關歷史變遷排列法（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也可能用不上了。不過，在承認AMP的合理性時，馬克思主義者可能還是把西方歷史放在優越於東方歷史的地位。這樣，西方能動的、進步的特性便與靜止的、倒退的東方形成了獨特的對照，而且難以把馬克思主義的範疇跟“東方專制”的傳統觀念區別開來。認為亞細亞社會是專制的、暴君式的、靜止的這種信念，可能發展成對殖民主義的一種辯護，也就是說，外部幹涉無論多麽不幸，卻是內部變革的必要條件。

　　馬克思和恩格斯最早是在1853年產生了對亞細亞社會分析的興趣，這是他們在報紙上批判英國對外政策的結果。他們在《紐約每日論壇報》上發表的文章內容，受到了詹姆斯·穆勒（1821年發表的《英國印度史》），弗朗斯瓦·貝爾尼埃（1670年發表的《大莫臥兒帝國遊記》）和理查·瓊斯（1831年發表的《論財富分配和稅利來源》）的影響。依據這些資料來源，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缺乏私有財富，特別是缺乏土地私有權是亞細亞社會停滯不前的基本原因。王朝的鬥爭和軍事征服所引起的亞細亞社會政治結構的周期性變動，並沒有帶來經濟結構的激進變革，這是因為土地所有權和農事活動的組織仍舊掌握在實質上的地主即國家手里。把農業和手工業合為一體的經濟上自給自足的古代農業公社的連貫性，也決定了亞細亞社會的靜止屬性。由於地理和氣候的原因，這些公社所依賴的灌溉系統需要有集中的行政機構去協調和發展大規模的水利工程。可見，專制主義和靜止狀態，便通過國家在公共工程中的主宰作用和村莊公社的自給自足和孤立狀態得到解釋。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成熟著作中，他們把對亞細亞社會的這種初步的概述加以修改和擴充，形成了更覆雜的AMP的觀念。在《大綱》中，馬克思注意到東方和西方的城市歷史的一個關鍵性區別。在封建社會里，政治上獨立的城市，是作為容納交換價值的生產的逐步增長的場所而存在的，它們的存在是資產階級和工業資本主義發展的關鍵；而在東方則有所不同，東方的城市是由國家人為地創造出來並一直從屬於農業和農村的，它只不過是強加在社會結構之上的“王侯領地”。馬克思在這里特別強調自給自足的土地公有制，自給自足的農村是以國家為代表的社會統一的真正基礎。

　　這樣，AMP便被設想為一種從原則上說能夠在亞洲之外產生的公共占有方式。類似這種把AMP作為公共占有形式的論述也出現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在那里又一次指出亞洲農村的自給自足和把手工業與農業合為一體是東方專制和社會停滯不前的主要基礎。《資本論》是從鄉村生產的單一性來確定亞細亞穩定的本質特性：“亞細亞社會不變的秘密”。這些公社的剩余產品以國家稅利的方式被征收，因此，地租和稅收是一致的。

　　雖然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析中，關於亞細亞社會的基本特征——私有財產不足，國家對灌溉工程的控制，村莊的自給自足，手工業和農業的結合，生產方式的單一性——都有相當大的不同，但是，這些多樣化的特性的要點，就是把亞細亞社會的停滯狀況放在跟西方發展相對的地位，從而在反面驗證了那些在歐洲封建社會中有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因素。從東方學家的觀點來看，亞細亞社會是一種過分發展的國家機構和不發達的“文明社會”的典型，而歐洲則是一種正面的典型。在亞細亞社會，由於集權化的國家控制著文明社會，不存在那些跟資產階級興起緊密聯系的社會條件——自由市場、私有財產、協會組織和資產階級法律。缺乏私有財產就排除了作為社會變革動因的社會階級的發展。從村莊的角度看，所有的居民可以被看作是一個被壓迫階級存在於一個“普遍奴隸身份”的國家中。可是要斷定亞細亞社會中的統治階級是困難的。很清楚，被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最初階級關系形式的種姓等級制度卻不能用於對中國、土耳其和波斯的分析。馬克思對印度的分析含蘊了這麽一個意思，由於缺乏社會變革的內在結構，英國帝國主義雖然並非出於本意，卻成為促進AMP瓦解的一個主要的外部力量。在《紐約每日論壇報》上發表的文章中，馬克思和恩格斯論證了英國通過在大陸上創造了私有財產，通過破壞停滯的AMP，徹底變革了印度社會。鐵路系統，出版自由，現代軍隊和現代化的通訊方式，在印度為社會的發展提供了制度上的結構。有人根據這些文章宣稱，馬克思關於英國帝國主義的論述會引導出這樣的命題，帝國主義形態越擴張，就會帶來越深刻的現代化結果（見“參考書目”①）。亞細亞的特征終將為帝國主義的擴張提供一種辯護，盡管是隱蔽的。由於AMP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的含義，所以馬克思主義者時常爭論是否破除這一特殊概念。

　　AMP概念經歷了破壞、恢覆和重振的長期歷史。馬克思曾在1859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把AMP當作“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時代標志”，而恩格斯在1884年發表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一書中卻沒有論及它。馬克思主義者有關俄國革命鬥爭的爭論，促使這一概念恢覆其重要性。不同的政治策略，是跟把俄國社會的特征看作是封建的、資本主義的、或亞細亞的不同概念相關聯的。1853年，首先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把沙皇俄國視為“半亞細亞”性質；在1877年發表的《反杜林論》中，恩格斯發揮了關於隔絕的俄國公社是東方專制基礎的觀念。在1877年到1882年期間，馬克思在寫給《祖國紀事》編輯委員會、查蘇里奇以及恩格斯的許多信件中，大略地敘述了他的有關俄國社會結構和革命可能性的觀點。問題在於俄國的公社能不能為社會主義提供基礎，或者說，它對政治發展是不是一種社會阻礙。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沒有過深地滲透資本主義關系的俄國農村公社，是能夠為社會主義提供基礎的。另外，俄國革命必須跟歐洲的工人階級革命相配合。俄國作為“半亞細亞的”社會的問題，一直在有關革命策略的爭論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普列漢諾夫駁斥了民粹黨人在俄國史上的烏托邦觀點，認為公社是俄國專制制度的基礎，抨擊關於土地國有化的建議是要覆辟AMP和東方專政主義。歷史分段直線的決定論跟多元論的對立是這些關於亞細亞社會爭論點的依據。對於多元論的方法來說，承認AMP的合理性是有決定意義的，因為這意味著馬克思主義並不是非得承認一種機械的進化論的體系不可，即認為歷史各階段非得是依照必然規律來一個接一個地連續出現。然而，在1931年列寧格勒會議上否定了用AMP的概念對亞細亞社會分析，此後，分段直線論的體系——原始社會，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逐步占了優勢。這一決定更由於斯大林堅持機械的分段直線論而得到確認。否認AMP就意味著亞洲社會勢必要被納入奴隸制或封建制的範疇。

　　戰後，維特福格爾寫的《東方專制主義》一書促進了對亞細亞社會的討論。維特福格爾以經驗為依據考察了水利的集中化管理對於中國社會結構的意義。維特福格爾在他的《中國社會和經濟》一書中關於水利經濟的研究，在理論上是受到維貝爾對中國歷史所運用的“世襲官僚主義”這一概念的啟發。維特福格爾認為AMP的概念提出了兩個基本問題：第一，指出了人和自然之間關系的整體問題；他對社會形態的“文化地理學”的研究，就是以考察水利工程的公有制為依據的，認為這種工程的目的在於實現把人群和自然聯接起來的生產勞動的基本過程。第二，提出了這麽一個問題，即是否可能有這樣一種社會，在那里統治階級自己不擁有生產資料，但卻作為一個官僚階級控制著國家機器和經濟。後來，維特福格爾在1957年發表的《東方專制主義》是作為一種“極權的比較研究”出現的；這個研究以尖銳的論戰方式論證了共產黨領導人所以在1931年以後禁止使用AMP的概念。

　　非斯大林化運動的進程，促進了20世紀60年代對AMP的興趣的恢覆。在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推動下，對生產方式的分析成為重新強調歷史唯物主義科學地位的一部分。在精確地制定出各種生產方式中積累的法則的情況下，人們能夠在傳統的社會科學中有關現代化和發展的理論方面找到一種嚴謹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選擇。當時，在馬克思主義中的一種比較普遍的傾向，是去提出“依附”（參看依附論條目）、“不平衡發展”和“不發達”（參看不發達和發達條目）等概念，以便理解資本主義擴張對外國經濟的影響作用，對AMP的興趣就表現了這種傾向的一個方面。在替換各種直線的階段發展理論方面，AMP往往是有用的。此外，亞細亞社會的觀念作為對奴隸制和封建制的另一種選擇，在認識東方社會的特征上具有獨特作用。盡管有這些所謂的理論上的優點，然而亞細亞社會和AMP的概念依然是有爭議的。人們經常批判把封建的生產模式運用於亞洲和非洲，理由是這種模式十分模糊以至不能把這些地區社會實際的覆雜性和多樣性具體表現出來。在實踐檢驗中，“亞細亞社會”的觀念也是模糊的和不確定的。例如，在維特福格爾的著作中，各種不同社會在其發展和結構中所展現的極其不同的類型——沙皇俄國，中國宋朝，馬穆魯克的埃及，伊斯蘭教的西班牙，波斯，夏威夷等等——都被囊括在一個簡單的“水利社會”的概念中。馬克思也是采取類似的方式來使用“亞細亞社會”這一術語的，他不僅用這個術語來描述中國和印度，而且用它來描述西班牙、中東、爪哇和被哥倫布發現以前的美洲。幾乎所有建立在公社所有權和自給自足村莊基礎上，並不存在資本主義市場關系的社會，都不加區別地用AMP概念來表述。由於人們的經驗不同，在把AMP運用於特殊社會方面，引起許多異議。不僅如此，AMP還充滿了理論上的問題。例如，很難理解自給自足、自治的村莊怎樣能跟必須幹預村莊經濟的集中化國家和諧共存。另外，亞細亞社會的社會特征，看起來是由於跟大規模水利有關的純技術因素所形成，而不是由生產關系所形成。況且，亞細亞社會理論所具有的關於技術決定論的設想，是跟歷史唯物主義的生產關系決定生產力的看法不相容的（原文如此——譯者）。最後，對亞細亞社會的國家起源的解釋引起了數不清的問題。在缺少階級鬥爭的狀況下，國家的起源只能被解釋為征服的結果，或者說是由於國家的公共工程的職能所引起的。

　　事實上，“亞細亞社會”問題比所提出的那些技術問題深刻得多。在馬克思主義中，AMP有一個從反面理解的重要意義。它的理論功能不是在於分析亞細亞社會，而是在於通過一個比較的結構去解釋歐洲資本主義的興起。因此亞細亞社會被界定為具有一系列缺陷——沒有中等階級、缺少城市、缺乏私有財產、缺乏資產階級的組織制度，並用這些缺陷來說明歐洲的能動因素。可見，“亞細亞社會”是在馬克思主義中表現出來的一個東方學的疑難問題。它可以從黑格爾、孟德斯鳩和霍布斯追溯到希臘政治哲學。馬克思主義經常不知不覺地承襲在關於歐洲專制主義討論中所創造的對專橫統治論述的習慣語言。因此，必須把“亞細亞社會”看作是東方學傳統中的一個核心要素，它是西方哲學中所流行的一種卓越而又有害的覆原力。(參看非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土地所有權和地租；發展階段等條目)。




參考書目

① 施洛莫·阿維勒里：《卡爾·馬克思論殖民主義和現代化》，1968年英文版。
② 安妮·貝利和約瑟夫·洛貝拉合著：《亞細亞生產方式》，1981年英文版。
③ 巴里·欣德斯和保羅·Q·赫斯特：《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1975年英文版。
④ 勞倫斯·克拉德爾；《論亞細亞生產方式》，1975年英文版。
⑤ 厄內斯特·曼德爾：《卡爾·馬克思經濟思想的形成》，1977年英文版。
⑥ 翁貝托·梅洛蒂：《馬克思和第三世界》（1972），1977年英文版。
⑦ 愛德華·塞德：《東方學》，1978年英文版。
⑧ 吉安尼·索弗里：《亞細亞生產方式——馬克思主義的一段有爭議的歷史》，1969年意大利文版。
⑨ 布萊恩·特納：《馬克思和東方學的終結》，1978年英文版。
⑩ 卡爾·奧·維特福格爾；《東方專制主義極權的比較研究》，1957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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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1:45:24

奧地利馬克思主義

　　這個名稱是指從19世紀末到1934年特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在維也納興起的一個馬克思主義思想學派，它的最著名的成員有麥克斯·阿德勒、奧托·鮑威爾、魯道夫·希法亭和卡爾·倫納。對這一學派的主要影響，除了本世紀初在維也納的知識界和文化生活中湧現的創造熱潮所起的擴散作用，正如鮑威爾在1927年所指出的，還來自於康德主義和實證主義哲學的強大思潮，在社會科學中出現的新理論傾向（突出的有邊際效用經濟學），以及在多民族的哈布斯堡帝國中需要正視的各種特殊的社會問題。

　　在1904年創辦的《馬克思研究》是這個新思想學派的第一次公開亮相。這個刊物是由阿德勒和希法亭編輯的，一直到1923年不定期出版。奧地利馬克思主義的所有主要早期論著見諸於此。1907年創辦的新理論雜志《鬥爭》，使這種以其獨特風格來論述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方式得以鞏固。這個刊物很快地就跟考茨基主編的歐洲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刊物《新時代》分庭抗禮。同時，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積極地促進工人教育事業，並在迅速發展起來的奧地利社會民主黨中起領導作用。

　　奧地利馬克思主義的觀念和理論的基礎主要是由阿德勒加以詳細論述的。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社會學知識的體系……關於社會生活以及其因果關系發展規律的科學”(見“參考書目”⑥，第136頁)，阿德勒在他的最早主要著作中，仔細地分析了因果關系和目的論的關系(見“參考書目”⑦)。他在這一著作以及後期著作中都強調因果關系的形式的多樣化，並堅持說，社會生活中的因果關系不應該是“機械的”，而是以意識為媒介的。他在一次有關意識形態的探討中強烈地表達了這一思想，指出：甚至“經濟現象本身也不是唯物主義意義上的‘物質’，而是明確地具有‘精神的’特征(見“參考書目”⑧，第118頁)。在阿德勒看來，馬克思的社會理論的基本概念是所謂的“社會化的人類”或“社會聯合”，他按照新康德主義的方法將其看作為一種“在超驗上既定的知識範疇”(見“參考書目”⑥)，也就是一種由理論提供的、而不是由作為一種經驗科學前提的經驗所產生的概念。阿德勒指出，正是對這一概念做了系統的闡述，才使馬克思成為真正的社會科學的創始人。

　　阿德勒關於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社會學體系的思想，提供了一個廣泛地影響並指導整個學派工作的思想結構。這在希法亭的經濟分析中表現得十分明顯。希法亭在對邊際效用經濟理論所作的批判性研究中（1904年），提出了跟個人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心理學派”相對立的命題，即認為馬克思的價值學說是以“社會”和“社會關系”的概念為依據的，認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作為一個整體，“其目的是揭示經濟現象中的社會決定論”，其出發點則是“社會而不是個人”。在1910年發表的《金融資本》的序言中，希法亭還特別引用了阿德勒的觀點來論證：“所有（馬克思主義的）研究的唯一目的——甚至有關政策問題——是去揭示因果關系”。希法亭在《金融資本》中的目標，確實是要通過對信用貨幣和股份公司的增長的分析，通過對不斷增長的銀行勢力的分析，以及通過對實行壟斷的卡特爾和托拉斯在經濟中上升為統治地位的分析，來揭示資本主義最近發展階段中諸因果要素。在這本書的最後部分，他從這些變化中推演出帝國主義發展階段的必然性，並概要敘述了帝國主義的理論（參看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世界市場條目），為以後布哈林和列寧的研究打下基礎。

　　從鮑威爾和倫納關於民族研究中，也可以看到把馬克思主義當作一種社會學理論的重要性。鮑威爾在1907年發表的《民族問題和社會民主黨》一書，著手對民族和民族性進行理論的和歷史的分析，並得出這樣的結論：“在我看來，歷史已經不再反映民族的鬥爭；而是民族本身表現為對歷史鬥爭的反映。因為民族只有在民族特性中，在個人的民族性中被表現出來；而個人的民族性只是其受社會歷史、勞動條件和技術發展決定的一個方面”。倫納則更多地注意到哈布斯堡王朝中各民族的法律和憲法問題（這些問題引起了種種跟社會主義運動爭奪民眾支持的民族主義運動），他還根據當時的情況發揮了一個令人感興趣的思想，即在社會主義統治下把帝國改造為這樣一個“多民族國家”，它最終可以給作為未來的世界共同體的社會主義組織提供一種模式。

　　然而，倫納最突出的開拓性貢獻是提供了一種馬克思主義的法律社會學。在1904年發表的《私法機構及其社會功能》這部著作中，他以現行的法律規範制度作為出發點，試圖說明同樣的規範是如何地為了適應社會變革特別是經濟結構的變革而改變其功能的。可是，在結論部分，他提出一些更為廣泛的問題作為法律社會學的主要問題，法律規範如何變化以及這些變化的基本原因。很清楚，倫納在這里也象在他的論著的其他地方所表述的那樣，把法律看作是在維持或改造社會關系中起一種能動的作用，而不只是對經濟狀況的一種反應；他還援引了馬克思在《大綱》導言中一些有關法律的論述來支持這一論點。阿德勒也同樣地致力於制定馬克思主義法律社會學的基本原理，他批判了凱爾森把法律當作一個封閉的規範系統的“純粹法律理論”，指出這一理論只限於表述各規範要素在邏輯上的相互依賴，而排除了對法律的道德基礎以及社會發展背景作任何的考察（見“參考書目”⑨）。在阿德勒的研究過程中，他從一些細節上考察了社會學的法律理論跟正規的法律理論的差別。

　　除了以上介紹的主要著作外，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還發表了許多其他引起較大關注的社會學論文。例如，他們是屬於最先系統地考察“進行幹預的國家”不斷參與經濟的馬克思主義者。在1916年發表的關於“馬克思主義問題”的一組文章中，倫納指出：“國家滲透進私有經濟直到其基本的細胞，不是使少數工廠國有化，而是通過有意的自覺的調節控制經濟中所有私有成分”。他接著說：“國家權力和經濟開始合並……國民經濟被看作是國家權力的一個手段，而國家權力則被看作是強化國民經濟的一個手段……這就是帝國主義時代”。同樣地，希法亭在1915年到1924年中發表的文章中以他在《金融資本》中的分析為基礎，發展了一種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的理論。在這里，國家被看作開始具有為著所有人利益而自覺和合理地組織社會的性質。在有組織的資本主義中，存在著兩方面發展的條件。如果工人階級能夠奪取政權，便向社會主義社會發展並實現合理的社會生活的集體秩序；如果資本主義壟斷集團繼續保住他們的政治統治，就會發展成一種團夥的國家。這後一種可能性在意大利和德國以法西斯的形式實現。而且，對有關法西斯運動所以能出現並得勝的社會條件，鮑威爾在1938年提供了一個最為系統的馬克思主義的闡述(參看法西斯主義條目)。希法亭自己在他的後期著作特別是在其未完成的著作《歷史問題》（1941）中，提供了對歷史唯物主義進行激烈修正的綱要，即認為國家（首先是現代民族國家）在社會構成中具有獨立的作用。他特別指出，在20世紀中有一種深刻的“變化發生在國家對社會的關系中，這是由於經濟隸屬於國家的強制力量而形成的。隨著這種隸屬的過程的產生，……國家變成了極權國家”。（參看極權主義條目）。

　　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也很注意在20世紀資本主義社會中階級構成的變化及其政治上的意義（參看階級條目）。阿德勒在針對德國工人階級運動失敗和破裂而寫的一篇題為“工人階級的變態”的重要論文中，提到“即使在馬克思的著作中，無產階級的概念已經表現了一定的分化”。在生產過程中的工人形成了它的主體，失業的工人後備軍（參看勞動後備軍條目）是第二層次，在這兩者下層的是流氓無產階級。他接著論證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使無產階級的結構發生了這樣的變化，以致“我們能不能說它是一個單一的階級都成了問題”，這種變化代表了新的現象。按照阿德勒的說法，在這種新的無產階級中存在幾個明顯的階層，從而出現了經常沖突的三種基本的政治傾向：由技術工人和機關雇員構成的工人貴族；城市和農村中有組織的工人；永久或長期的失業者。阿德勒進一步論證說，甚至在工人的主體中，各種組織的發展也引起了勞動者之間的致命性的勞動分工：一方面是不斷擴大的領取薪金的職員和能主動地做出決定的代理人：另一方面是廣大被動的會員群眾。他總結說，正是由於這種社會經濟狀況和政治態度的分裂，使工人階級在面對法西斯運動時表現了軟弱。

　　倫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著作（特別見於他死後發表的《現代社會變化》）中，集中研究了新產生的社會階層——公職官員和私人雇員——即被他稱為領取薪金的雇員構成的“服務階級”，他們的雇傭合同“並不產生一種雇傭勞動的關系”。這個新階級出現在工人階級身旁，傾向於跟工人階級交叉結合，逐步混為一體。倫納還注意到，“工會鬥爭使工人階級中很大一部分人取得跟官員們相同的地位”（見該書第214頁）。他在結論中嘆息許多馬克思主義者以膚淺和粗心的態度對待“社會階級的形成，首先是各階級不斷重新組合的實際研究”，並且斷言；“在馬克思《資本論》中出現的（科學地說必定要出現的）工人階級已經不覆存在”（同上）。

　　在早些時候，鮑威爾也從一個不同的方面，即通過對俄國和德國革命中工人和農民的狀況及其之間的關系進行比較考察，通過在1923年對奧地利革命所作的詳細分析，對階級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在各種論著（特別見鮑威爾在1936年的論著）中，也考察了蘇聯在無產階級專政轉變為最強大的官僚專制時出現的新統治階級。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特別是在斯大林時期，隨著正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國際影響方面上升到統治地位，奧地利馬克思主義學派在某些程度上黯然失色；以後在1934年，這個學派又由於奧地利法西斯主義的勝利而受到極大的破壞。然而，在過去10年，對奧地利馬克思主義的興趣又有相當大的恢覆。人們今天對它再一次進行廣泛地討論，既討論它作為馬克思社會學的一般結構（盡管它的“實證主義”傾向使它事實上被作為社會科學領域中的實證主義而受到重新批判），同時又探討它對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結構和變革的主要問題所進行的實際研究。




參考書目

① 奧托·鮑威爾：《什麽是奧地利馬克思主義？》（1927），英譯本見博托莫爾和古德編輯的《奧地利馬克思主義》一書，1978年出版。
② 湯姆·博托莫爾和帕特里克·古德編：《奧地利馬克思主義》，1978年英文版。
③ 彼得·海因特爾：《學說與意識形態》，1967年德文版。
④ 列澤克·科拉科夫斯基：《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流派》，第2卷第7章，1978年英文版。
⑤ 諾伯特·萊澤爾：《在改良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之間——奧地利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實踐》，1968年德文版。
⑥ 麥克斯·阿德勒：《康德和馬克思主義》，1925年德文版。
⑦ 同上作者：《科學爭論中的因果關系和目的論》，1904年德文版。
⑧ 同上作者：《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1930年德文版。
⑨ 同上作者：《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論社會學方法和法學方法的區別》，1922年德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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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1:46:30

自動化

　　馬克思是根據他發現的資本不斷地試圖擺脫勞動和勞動力依賴的趨勢，來論述勞動過程發展進入了機器和大工業的階段。機械作為一種對象化的勞動跟活勞動相對立，作為一種支配後者的力量存在於勞動過程中；活勞動變為僅僅是機器的附屬物。而且，由於采用機器的目的是通過盡可能地減少必要勞動時間來增加相對剩余價值，於是便提出了如何可能實現這一目的的問題。在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下，機械能不能發展成為一種完全自動化的系統，從而擺脫工人的勞動，使資本從它所依賴的無法預見的和潛伏著很大的麻煩的人的因素中解脫出來？

　　首先，在競爭過程中，每一個體的資本被迫把追求機械化作為降低產品成本的手段。還有，由於在每個資本實現其剩余價值的方式中（參看生產價格和轉化問題條目），減少作為可變資本的比例，看來並沒有使資本失去什麽。但是，對於每一個體的資本是真實的東西，對於作為整體的資本卻不是真實的；因為在一定的條件下，一定量的勞動在同樣的時間內總是生產出同量的價值，減少勞動量就是減少生產出來的價值。生產率的提高則減少必要的勞動，而且只要必要勞動不降低為零，剩余價值率就能夠無限增長；但是，自動化根本不包含工人，因此，沒有保值問題和零點的剩余價值問題。

　　這是典型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緊張關系；從使用價值的考慮中產生的趨向跟從價值的考慮中產生的趨向在矛盾中共存，並且所有這些都是由同一個追求相對剩余價值的機械化過程產生。對待這個問題的最普通的方法就是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出發，這也就是馬克思在《大綱》中如何看待自動化的方法。他在《大綱》中指出機器是“固定資本的使用價值的最適當形式”，但是“決不能從這一點得出結論說，從屬於資本的社會關系這樣一種情況，是采用機器體系的最適當和最完善的社會關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2頁）。只有處在共產主義關系下才是最適當的形式，這個社會奠基於“個性得到自由發展，因此，並不是為了獲得剩余勞動而縮減必要勞動時間，而是直接把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縮減到最低限度，那時，與此相適應，由於給所有的人騰出了時間和創造了手段，個人會在藝術、科學等等方面得到發展”（同上，第218—219頁）。

　　但是，這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下是不可能的，在資本主義關系下，資本既試圖減少必要勞動時間，又把勞動當作財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不管怎樣，通過自動化，集體工人和社會個體的發展達到最高形式；勞動時間不再是財富的尺度，交換價值不再是使用價值的尺度。因此，提高機械化的趨勢最終必然破壞資本關系，因為自動化需要破壞這種關系。所以，這種趨勢就使資本在活動中“促進自身這一統治生產的形式發生解體”(同上，第212頁)。然而，資本主義生產的這樣的內在規律是需要工人階級能動地反抗才能實現。(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15章和32章，以及積累；經濟危機；利潤率下降條目)。

巴枯寧

　　1814年5月30日生於普列姆基諾，1876年1月16日在伯尼爾逝世。

　　巴枯寧出身於俄國貴族地主的家庭。他是把無政府主義推行於國際革命運動的創始人，是馬克思在第一國際中的主要對手。作為一個青年黑格爾派分子，巴枯寧強調否定在辯證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他曾說：“熱衷於破壞同樣是熱衷於創造！”（見“參考書目”②，第57頁）。在成為一名社會革命家的過程中，他接受了威廉·魏特林和蒲魯東的影響。然而，在他的早期活動中，他的自由主義思想主要反映在支持斯拉夫人民為反對俄國、德國和奧地利專制統治者而進行一致鬥爭的運動。由於在1848—1849年間發生的幾次起義中所起的作用，他贏得了堅定的革命者的聲譽。他在德累斯頓起義失敗後被捕，入獄7年，然後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於1861年潛逃。1863年波蘭起義失敗後，他不再相信民族解放運動的革命潛力，並且反對這種運動所反映的建立中央集權制的願望。接著，他試圖把社會革命推廣到國際範圍。他的突出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在許多組織中得到發展，其中包括半秘密的國際社會主義民主同盟，這個組織曾於1868年申請參加第一國際，這個申請被拒絕了，然而，在同盟宣稱它自行解散後，它的日內瓦支部被吸收入國際。在國際支部中，巴枯寧的思想日益得到支持，特別是在西班牙、意大利南部、法國的一些地方和瑞士。於是，一場激烈的派系鬥爭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會上達到了高潮。在馬克思的鼓動下，巴枯寧被開除了，理由是同盟是一個國際性的秘密團體，其政策是跟第一國際的政策相對立的，而其目的則在於瓦解國際。在開除巴枯寧的同時，作出把總委員會的會址從倫敦遷移到紐約的決定，於是國際便分裂成兩部分，其中每一個部分都在5年之內消失了。

　　在論戰的過程中，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這兩種對立的革命理論之間的分歧趨於明朗。這些分歧包括關於國際應當如何進行組織的對立觀點，馬克思主張運動的集中制，巴枯寧則主張一種以自治支部為基礎的聯邦制結構。還有兩個思想分歧值得注意：（1）馬克思相信資產階級國家要被推翻，他堅持認為無產階級應建立自己的國家來取代資產階級國家，而隨著階級由於社會化措施的實行而趨於消失，無產階級國家也就“消亡”。（用恩格斯的話來說）。相反地，巴枯寧則強調國家及其所體現的權威原則必須在社會革命過程中取消。他預言，任何無產階級專政都會變成對無產階級的專政並導致一種新的、更為強大和有害的階級統治制度。（2）馬克思相信無產階級只有自己組織起一個跟一切有產階級的舊政黨相對立的獨特的政黨，才能夠作為一個階級來行動；因此，無產階級的政治行動，包括那些在議會舞台上爭取有利於本階級發展的各種讓步的行動，都是必要的。與此相反，巴枯寧則追隨蒲魯東，認為所有的政黨都毫無例外地是“專制主義的各種體現”；因此，他反對馬克思所說的政治行動。當他相信革命者應當組織起來有時甚至要秘密地組織起來的時候，他認為他們的使命主要只有一個，那就是鼓動被壓迫階級（農民和其他邊緣集團以及城市工人）起來，用自己的直接行動去推翻現存的制度。然後，人民會在它的廢墟上建設“未來的社會組織……它完全是自下而上地、通過工人的自由聯合或聯盟建立起來的，起先是在他們的工會里，然後是在公社、地區和國家里，最後是在國際和全世界的範圍內，建立起一個大聯盟”（見“參考書目”③，第206頁）。

　　在《巴枯寧〈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摘要》（1874—1875）中，馬克思重申了自己的觀點，說明只要其他階級還存在，無產階級“就必須采取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他還認為巴枯寧“根本不懂什麽是社會革命，只知道關於社會革命的政治詞句。在他看來，社會革命的經濟條件是不存在的……他的社會革命的基礎是意志，而不是經濟條件”。


參考書目

①E.H.卡爾：《米哈伊爾·巴枯寧》，1937年英文版。
② 賽姆·多爾哥夫：《巴枯寧論無政府狀態》，1971年英文版。
③阿瑟·萊寧：《米哈伊爾·巴枯寧文選》，1973年英文版。
④《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無政府主義和無政府工團主義》，1973年英文版。


銀行
參看金融資本；銀行資本和利息條目。


基礎和上層建築

　　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像建築物的基礎和上層建築這樣的比喻，來表達一種思想，即社會的經濟結構（基礎）決定著國家和社會意識（上層建築）的存在及其形式。對這種思想的最早的表達方式之一，見於《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部分。那里提到：“直接從生產和交往中發展起來的社會組織，在一切時代都構成國家的基礎以及任何其他觀念的上層建築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1頁）。然而，上層建築這個概念並不僅僅用以表示兩個依附的社會層次即國家和社會意識的。看來，這個術語至少有一次被用來表示一個階級的意識或世界觀：“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會條件上，聳立著由各種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觀構成的整個上層建築。整個階級在它的物質條件和相應的社會關系的基礎上創造和構成這一切”（《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29頁）。但在多數場合下，這個比喻還是用來解釋社會三個總的層次的關系，以說明上層建築的兩個層次是受基礎決定的。這就是說，上層建築並不是獨立的，它不能自行出現，而是以社會的生產關系為基礎。因此，任何一種特殊的經濟關系都決定著與其作用相適應的國家和社會意識的存在形式。一個社會的經濟基礎發生任何變化，都會導致國家和社會意識的轉變。

　　馬克思曾在一段話中對基礎的含義作了更為詳盡的表述，這段話也就成為他的比喻的經典式的表述方式：“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2頁）。由此可見，經濟結構並不被看作是一種一成不變的制度、生產結合或物質條件；它倒不如說是一種由人結成的生產關系的總和，換句話說，也就是人與人之間階級關系的總和。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我們總是要在生產條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產者的直接關系——這種關系的任何形式總是自然地同勞動方式和勞動社會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級相適應——當中，為整個社會結構，從而也為主權和依附關系的政治形式，總之，為任何當時的獨特的國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隱蔽的基礎”（《資本論》第3卷，第891—892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然而，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關系的特征要比上面的表述更為覆雜。馬克思意識到，基礎的決定作用會被人曲解為經濟簡化論的一種形式。這就是為什麽馬克思要進一步闡明這種關系的歷史性和不平衡性，闡明它可以跟上層建築所起的影響作用並行不悖。就第一個方面來說，馬克思斷言：“要研究精神生產和物質生產之間的聯系，首先必須把這種物質生產本身不是當作一般範疇來考察，而是從一定的歷史的形式來考察。例如，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精神生產，就和與中世紀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精神生產不同。如果物質生產本身不從它的特殊的歷史的形式來看，那就不可能理解與它相適應的精神生產的特征以及這兩種生產的相互作用”（《剩余價值理論》第1卷，第296頁）。值得一提的是，盡管精神生產的特征是由物質生產的歷史形式所決定的，但精神生產仍然被認為能夠對物質生產起“相互作用”。換句話說，觀念的上層建築並不被設想為僅僅是一種消極的反映，而是被看作能夠起某種影響作用的東西。

　　其次，馬克思認識到，物質生產的發展跟藝術生產和法律關系的發展是不平衡的。例如，羅馬私法同資本主義生產之間的關系，或者希臘藝術同不發達的生產力之間的關系，就是如此。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關於藝術，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時期決不是同社會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因而也決不是同仿佛是社會組織的骨胳的物質基礎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12——113頁）。但問題不在於理解一定的藝術或法律形式可以跟不發達的物質條件相適應，希臘藝術是以希臘神話為基礎的，而神話則是人們安撫還沒有很好地認識和控制的自然力的原始的方式。所以，用恩格斯的話來說，這些錯誤觀念“有一個否定性的經濟基礎”（1890年10月27日恩格斯致康·施米特的信，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89頁）。真正的問題是，希臘神話在更為發達的生產方式下仍然受到了高度的尊重，甚至被奉為典範或模式。馬克思試圖用人類歷史童年時代的天生魅力來說明這一點，這顯然是不夠的，但至少表明他認識到，藝術和法律的形式由社會所決定這一點，並不一定能夠限制它們對於其他的時代同樣適用（參看藝術條目）。

　　第三，馬克思在回答那種認為上層建築的經濟決定作用只適用於資本主義，而不適用於基督教或政治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封建制度或古代社會的反對意見時，強調了上層建築的影響作用。馬克思重申了基礎起決定作用的原則，他說：“中世紀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但他又補充說：“這兩個時代謀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為什麽在古代世界政治起著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紀天主教起著主要作用”（《資本論》第1卷，第99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阿爾都塞和其他結構主義者在解釋這段引文時，區分了“決定”和“支配”的不同涵義。根據這種區分，經濟始終是最後的決定因素，但並不總是起支配作用的。它可以決定在一定時期內在上層建築的兩個層次之中何者居於支配的地位。這種區分究竟能否從馬克思的原文中引申出來，還是有爭議的，但原文至少表明了，基礎的決定作用並不就是把政治和思想歸結為經濟現象，這個方面被看作是上層建築的“相對獨立性”。

　　恩格斯也反對以簡化論的觀點來解釋基礎和上層建築。他在強調經濟的“最高主宰地位”或“最終的決定作用”的同時，指出這種決定作用仍然只能“發生在各該領域本身所限定的那些條件的範圍內”（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85頁）。他擺脫了機械的因果論的觀點，按照這種觀點，經濟這個層次被看作是原因，而其他層次即上層建築則被看作是它的結果。然而，經濟起“最終”決定作用的觀點則使恩格斯得以用一種“辯證的”因果觀來取代上述概念，根據這種辯證的因果觀，最後的決定因素並不排除上層建築的決定作用。上層建築作為第二性的原因，也能夠產生影響並對基礎發生“反作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502頁）。為了強調這一論點，恩格斯補充說：“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里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77頁）。

　　恩格斯還進一步把具有實際影響的不同決定因素之間的關系，表述為上層建築諸成分之間及其與基礎之間的相互作用，然而，這種作用“是在歸根到底不斷為自己開辟道路的經濟必然性的基礎上的相互作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506頁）。這種簡釋曾被人批評為把黑格爾關於自然——觀念的關系這種概念轉換到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系中來，也就是把第一性原因和第二性原因之間的關系理解為必然性與偶然性之間的關系。因為這樣一來，上層建築的作用就消失在“無窮無盡的一連串偶然事件”之中了。但不管怎樣，恩格斯的闡釋在馬克思主義者當中享有很高的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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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1:47:45

雖然恩格斯竭力反對19世紀80年代摻雜在馬克思主義發展中對於基礎和上層建築這一比喻所作的機械論和決定論的解釋，然而他並沒有能夠扭轉這種部分地由他自己的論著所造成的趨勢。在恩格斯的晚期著作中，實踐概念（參看實踐條目）的缺乏以及貫穿在這些著作中的那種脫離社會活動的自然辯證法思想，對於助長以簡化論的方法來研究基礎與上層建築起了重要的作用。這種狀況還由於最初兩代的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的早期哲學著作和《德意志意識形態》（在這些著作中，實踐的觀念得到最有力的表達）不甚了了而更加糟糕。的確，由於缺乏一種起協調作用的實踐概念，對於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空間觀念便容易產生一些有爭議的解釋。

　　一方面，觀念的上層建築可以被看作第二性的現象，即僅僅是一種其真實性歸根到底只能在生產關系中發現的反映。於是，意識也就失去其特殊內容和意義，並且被歸結為經濟關系。列寧的某些論述就時而給人以這種印象。例如，在他的一部早期著作中，社會的進化被看作是一個“自然歷史”的過程，它只能集中到生產關系上去理解。列寧宣稱，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僅僅是通過生產關系來說明經濟結構的，並且也是這樣地來論述相應的上層建築的（參看《列寧選集》第1卷，第9頁）。對於上層建築本身，似乎就不需要再進行分析了。列寧後來再次肯定了這一思想，他說“一般唯物主義認為客觀真實的存在（物質）不依賴於人類的意識、感覺、經驗等等。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社會存在不依賴於人類的社會意識。在這兩種場合下，意識都不過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確的（恰當的、十分確切的）反映”（《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18卷，第41頁）。這些論述同列寧那些為人所熟知的、但絕非簡化論的關於政治組織和革命理論的重要性的精心論證形成了鮮明對照。

　　另一方面，某些解釋趨向於把上述空間觀念的諸“層次”加以區分，似乎這些層次竟是一些彼此外在並按先後次序出現的截然不同的“整體”和“領域”。例如，普列漢諾夫列舉了如下五種層次：（1）生產力的狀況；（2）由生產力所制約的經濟關系；（3）在既定的經濟“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社會政治制度；（4）生活在社會中的人的精神，它部分地直接決定於已有的經濟條件，部分地決定於在這些經濟基礎上產生的整個社會政治制度；（5）反映這種精神特征的不同意識形態（見“參考書目”⑤，第70頁）。然而，這種空間與順序相結合的結構，卻未能表達這樣一個關鍵性的事實，即所有這些“層次”都來自人的實踐活動。這些不同的社會“層次”被看作是互不相關的現成“實體”，而對於社會總體是如何出現的問題卻不作解釋。如果這樣提出問題，那麽基礎起決定作用的觀點就難以解釋了。作為客觀事物的經濟究竟是怎樣創造出作為另一種客觀事物的藝術或理論呢？

　　最後，基礎和上層建築的比喻不能表達一種確切的含義。這部分是由於人們同時要求它起兩種作用：既要描述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特定的社會層次的發展，又要說明其中的一個層次如何決定其他的層次。執行第一個職能看來是恰當的；這就是說，它有助於描述制度上的差異的發展情況以及特定的實踐領域——經濟的、政治的和知識的領域——的發展情況。這些特定的實踐領域是由特殊的機構所支配的。然而，它看來卻不那麽適合於用來解釋政治和社會意識的決定作用，或者用以說明作為社會整體的組成部分的每一層次的產生，這是因為只要它還勢必成為一種靜止的觀念的時候，它就傾向於把一些動態領域——諸如階級鬥爭或實踐——歸結為一種跟其他層次相脫離的層次。於是，上層建築由基礎所決定的觀點也就成為因果關系的外在模式。


參考書目

①斯圖亞特·霍爾：《對“基礎和上層建築”比喻的再思考》，載J.布盧姆菲爾德編《階級、領導權和政黨》一書，1977年英文版。
② 佐爾格·拉林：《馬克思主義和意識形態》，1983年英文版。
③列寧：《什麽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是如何攻擊社會民主主義者？》（1894年），1960年英文版。
④列寧：《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1908年），1962年英文版。
⑤格·普列漢諾夫：《馬克思主義基本問題》（1908年），1969年英文版。
⑥雷蒙德·威廉斯：《馬克思主義與文學》，1977年英文版。


鮑威爾，奧托

　　1881年9月5日生於維也納，1938年7月4日在巴黎逝世。

　　在維也納大學攻讀哲學、法律和政治經濟學。1904年，鮑威爾給卡爾·考茨基送了一篇有關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的文章，在《新時代》上發表，此後便經常為該刊撰稿。他曾應奧地利社會民主黨（SPÖ）領袖維克多·阿德勒的請求，寫了一本有關民族和民族主義問題的論著，該書於1907年出版，成為在這個問題上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同年，他任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議會書記，並跟阿道夫·布勞恩和卡爾·倫納一道創辦了該黨的理論刊物《鬥爭》，並任該刊主編。奧匈帝國崩潰後，鮑威爾曾在短期間（1918—1919年）出任外交部長。1919年他強烈地反對在奧地利進行布爾什維克式的革命（以匈牙利為模式）的思想。在以後幾年里，他制定出自己的“緩進革命”和“防禦性暴力”這樣一些概念，並按照這種精神發表了一部有關奧地利革命的巨著以及若幹篇對俄國革命進行分析的文章，其中最重要的幾篇收編為文集，譯成法文（見“參考書目”⑤）。在他的晚期著作中，有一部關於法西斯主義的著名論著（“見參考書目”④）和一部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資本主義經濟的合理化進行分析的著作（見“參考書目”③）。在1934年起義後，鮑威爾不得不離開奧地利，先是住在布爾諾（捷克斯洛伐克），後來移居巴黎（參看奧地利馬克思主義條目）。


參考書目

①奧托·鮑威爾：《民族問題與社會民主黨》，1907年德文版。
② 同上作者：《奧地利革命》（1923），1970年德文版。
③同上作者：《世界大戰後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第1卷：《合理化還是非合理化？》，1931年德文版。
④同上作者：《法西斯主義》（1938），載博托莫爾和古德合編的《奧地利馬克思主義》一書，1978年英文版。
⑤葉蓬·波爾代編：《奧托·鮑威爾與革命》一書，1968年法文版。
⑥尤利烏斯·布朗塔爾：《奧托·鮑威爾生平著作選》，1961年德文版。


本傑明，瓦爾特
1892年7月15日生於柏林，1940年9月27日在西班牙布港逝世。

　　本傑明可能是屬於馬克思主義傳統的最重要的文化理論家，生前並不出名，他的影響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的時候廣泛傳播。可是，關於他的著述的確切含義是一直有爭論的，有一些人把他看作是超脫凡世以至賦有堪稱異才的悲劇性人物，另一些人則把他譽為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不移的支持者。

　　在本傑明的最早作品中貫穿著對神學的深刻的興趣。他的第一篇主要文章是評論哥德的小說《親和力》，這篇文章的意圖是要用他自己的跡近清教徒主義的倫理來對抗20世紀初期文化理論中的非道德的象征主義。這種思想意圖在他的《德國悲劇的起源》這篇博士論文中，進一步發展為對精神生活中的那種不問政治的“禁欲主義”展開全面的批判，然而看起來卻是在反對17世紀路德教派的戲劇。這篇作品是本傑明在33歲的時候寫成的，最透徹地闡述了作者的理論觀點。然而，這篇東西也正如他所說的，“是我的德國文學階段的終結。”從20世紀20年代中期開始，本傑明幾乎把全部精力投入對馬克思主義對文化的理解問題進行研究，其出發點是認為學院式的文學史所提供的經典準則只能起很小的輔助作用。他的這種轉變也還受一個外來因素的影響，他的上述作品被法蘭克福大學所否決，從而使他想在大學里幹一番事業的希望破滅了。

　　從1925到1933年間，本傑明主要靠寫新聞小品來維持生計，他開始跟布萊希特以及當時其他一些左翼知識分子密切交往。盡管他決定不參加共產黨，然而他在1926—1927年之交這個冬季里對莫斯科的訪問，確立並加深了他對新蘇維埃國家的文化生活的興趣。這反映在他這個時期寫的生動而帶有論戰性的文章（主要是評論）中。納粹的上台迫使本傑明離開柏林，並把他的新聞寫作的生計大部剝奪掉。然而，他從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那里獲得一些研究任務，依靠這項報酬以及其他小額的收入，得以在巴黎重新開始創作。在那幾年里，他在研究所的雜志上發表了許多主要的理論文章，其中第一篇的題目是《法國作家的目前社會狀況》。這篇文章分析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進步，他們正如本傑明本人一樣，從投身於純粹的文化先鋒隊伍轉而參與有組織的政治活動。他替研究所完成其他作品，則大都跟他以形象的方式、即所謂“連拱廊式”覆合結構的方式來闡述的法國19世紀思想意識形態史有關。其中包括《機械再生產時代的藝術作品》這篇著名文章，它闡明了這樣一種思想，即“藝術”是不能跟它的技術和社會階級環境分割開來的。本傑明這篇文章和論愛德華·富克斯一文中對技術（Technik）理論所作的發展，對於了解他所理解的關於思想和文化沒有獨立的歷史這一馬克思主義觀點，是很關鍵的。他所寫的關於鮑德萊爾的兩篇文章（當時只有《論鮑德萊爾的若幹動機》這一篇發表了），則把他對階級、技術和文化的理解融為一體，對法西斯主義和一般的反動意識形態進行比較廣泛的批判。本傑明在他晚期創作的這些非常傑出的文章中，大量地引用了弗洛伊德和法西斯人類學家路德維希·克拉格斯的著述。

　　以上我們僅僅涉及本傑明本人提出發表的著作，這些論著給我們提供了他的思想順理成章地發展的情況。可是，在他逝世以後，出現了一股很大的壓力要把他從比較明確的馬克思主義的和布萊希特的立場（這是他很容易被歸並入的）中分離出來。本傑明的一些朋友，例如阿多爾諾和熱爾肖姆·肖勒姆，主要利用《德國悲劇的起源》一文中的一些費解的地方，以及主要是他早期創作的未發表的作品的章節，來把他說成是一位猶太神秘哲學家，說他的政治始終從屬於一種空想的彌賽亞主義。當然，從近年來發表的本傑明的主要著作來看，這種說法很難站住腳。不過，本傑明的最後一篇作品——《哲學史提綱》，確實很難把它解釋為具有馬克思主義的見解。這篇文章是他在1939年納粹德國和蘇聯簽訂條約後在精神上受到打擊的情況下寫成，它對參加有組織的政治活動完全抱悲觀的態度，把人的智力活動想象成為一種魔術般的回憶，並且把革命看作是在時間上的一種空想主義的停頓。然而，在本傑明的著作中出現的任何矛盾，都不能夠排除在其成熟時期的主要著作中所確立的以馬克思主義觀點對文化進行分析的基本原則。


參考書目

①《瓦爾特·本傑明全集》，1972年德文版。
② 同上作者：《啟明錄》，1973年英文版。
③同上作者：《德國悲劇的起源》，1977年英文版。
④同上作者：《了解布萊希特》，1977年英文版。
⑤同上作者：《單行道及其他作品》，1979年英文版。
⑥朱利安·羅伯茨：《瓦爾特·本傑明》，1982年英文版。
⑦熱爾肖姆·肖姆勒：《瓦爾特·本傑明——一段友誼的歷史》，1982年英文版。
⑧里查德·沃林：《瓦爾特·本傑明——一種贖罪的美學》，1982年英文版。


貝納爾，約翰·德斯蒙德
1901年5月10日生於愛爾蘭蒂珀雷里郡內納赫，1971年9月15日在倫敦逝世。

　　貝納爾由於學識淵博並對自然與社會現象具有深邃的洞察力，因而被他的朋友和崇拜者稱為“聖人”。有一位還把他叫做“萬事通”。他是20世紀30年代“紅色科學院”中的佼佼者，雖然對此還有爭議。他在論證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概念方面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用，特別是在英國和蘇聯。作為一個科學家，他在X射線晶體學方面作出重要貢獻，此項成果有助於奠定分子生物學的基礎。跟他的發現同樣重要的是他本人所起的催化作用，他有兩名學生（多羅西·霍普金和麥克斯·佩魯茨）是諾貝爾獎金的獲得者。貝納爾是皇家學會會員和倫敦伯克貝克學院的教授，他既是斯大林獎金（後來從策略上考慮改為列寧獎金）的獲得者，又是美國棕櫚自由勳章的獲得者。也許由於他的想象力過於奔放，他不能夠像人們通常所設想的那樣長期和深入地集中鉆研某一個專門的問題，以便取得最高的科學成就。然而，他在解決覆雜的問題方面所采取的方法，卻使他能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軍事行動的科學方面作出貢獻，這特別是表現在策劃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海岸進攻即D日的聯合行動中。

　　20世紀20年代初期，貝納爾在劍橋大學加入共產黨，他非常積極地在科學家當中宣傳馬克思主義思想。1931年，蘇聯代表團出席了在倫敦召開的科學技術史國際會議，這件事使他受很大的影響。在那次會上，布哈林和其他一些人雄辯地論證了應當把科學跟生產的發展聯系起來看，從而一反通常認為科學具有自供自給的性質這種信念。於是，貝納爾便以最大的熱情、像著了迷一般地去闡明科學緊密地反映經濟發展這一觀點，也許更有意義的是，他還認為應當把科學看作是對社會政策的先導。他寫了許多文章和書籍，其中最有影響的是《科學的社會職能》（1939年）和《歷史中的科學》（1954年）這兩部著作，它們始終被看作是用正統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考察這些問題的典範論著。出現了“貝納爾主義”，它的含義是：如果由資本主義以及其他非社會主義的社會經濟形態所造成的種種歪曲可以被消除的話，那麽社會就可以沿著由科學合理性所決定的路線前進。科學既是照耀著通向共產主義道路的燈塔，又是進步的發動機；貝納爾認為，在社會主義國家里，正在“對科學進行徹底的改造，這種改造使科學得以向全體人民開放，從而必定會給這些國家帶來巨大的新的力量”（見“參考書目”②，第900—901頁）。他的觀點當時在英國和蘇聯都很有影響，並且在蘇聯的影響還持續了一段時間。可是，他對冷戰和蘇聯制造的李森科主義這一事件抱有反感。他發現他自己很難把對蘇聯的進步模式的忠誠，跟斯大林主義和對科學研究的可怕的破壞（特別是在他的生物學這個專業領域中）協調起來。他曾經把蘇維埃國家作為好比是一種完美無缺的力量源泉來加以維護，而如今他越來越看到適得其反的東西。他從來沒有公開地反對正統的共產主義，但隨著在考察科學的社會關系方面的其他方法的出現（這些方法對資本主義社會和名義上的社會主義社會中科學技術合理性的作用，都持批判的態度），他在英國的影響日益降低。貝納爾對於在英國學術協會中建立起科學社會關系這一研究專題起了主要的作用，他在帕格沃希會議上的表現也很活躍。然而，在1949年，出於冷戰的原因，他被撤去在英國學術協會理事會中的職務。他在提倡科學的工聯主義方面的表現也很積極，並在建立英國科學社會責任協會中起了重要的影響作用。

　　20世紀的馬克思主義毫不含糊地把科學看作是一種進步的力量，而貝納爾則在確立這種態度上起了帶頭作用，可是，以後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在對待專家的作用和他們的研究成果上所持的態度，卻很曖昧。直到最近，科學家們一般仍然認為科學從相對上說不那麽容易引起爭議，然而對貝納爾主義和正統馬克思主義持批判態度的人，卻越來越堅持認為，把科學本身運用來解決社會組織的問題，但卻把政治問題和應估價的問題分開或是弄得含含糊糊，那只能是回避問題。社會價值、優先權以及責任等問題，都應當在總的文化範疇內按照他們本身的要求來提出，而不需要交給一個新的官僚階層或專家團體來處理。


參考書目

①約·德·貝納爾：《科學的社會功能》（1939），1967年英文版。
② 同上作者：《歷史中的科學》（1954），1969年英文版。
③尼古拉·布哈林等：《科學在十字路口上》（1931），1971年英文版。
④莫里斯·戈德史密斯：《聖人約·德·貝納爾生平》，1980年英文版。
⑤莫里斯·戈德史密斯與A.L.麥凱合著：《科學之科學》，1966年英文版。
⑥多羅西·霍格金：《約·德·貝納爾——皇家學會會員對其生平活動的回憶錄》，1980年英文版。
⑦卓納森·羅森赫德等：《科學在十字路口上——50年來對激進科學之回顧》，1982年英文版。
⑧加里·威爾斯基：《可以看見的學院》，1978年英文版。
⑨羅伯特·M·楊格：《貝納爾的問題的關聯性》，1980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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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1:48:57

伯恩施坦，愛德華

　　1850年1月6日生於柏林，1932年12月18日在柏林逝世。

　　伯恩施坦是一個猶太人火車司機的兒子，從1866年至1878年在銀行里工作。1871年，他加入德國社會民主工黨（愛森納赫派），並在馬克思特別是恩格斯的影響下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這兩個人他都是在1880年結識的。從1881年到1890年，伯恩施坦任黨的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編輯（該報是俾斯麥實行反社會黨人法時期的一份非法刊物），這份報紙最初在蘇黎世，繼而在倫敦發行。伯恩施坦從1880年起住在倫敦，直到1901年才回德國。在倫敦，他成為恩格斯的一個親密的朋友，恩格斯使他成為自己的代筆人。同時，伯恩施坦還跟費邊派發生聯系並接受他們的影響。

　　從1896至1898年間，伯恩施坦在《新時代》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企圖對馬克思主義中他所認為的過時的、教條的、非科學的以及含糊不清的因素進行修正，同時卻否認他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內核。1899年，他在《社會主義的前提》一書中以最透徹的形式闡明了自己的思想。在這部經典的修正主義的主要著作里，他對馬克思關於工業不斷集中和經濟危機不斷尖銳的預言以及工人階級不斷貧困化的理論提出質疑。“一種反對資本的剝削傾向的社會反作用……愈來愈使更多的經濟生活領域受到它的影響”。他主張工人階級要爭取一種“不斷的前進”的前景來防止“一場災變”。工人階級要奪取政權，就必需擴大自己的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以逐步地“朝著民主的方向來改造國家”，他反對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參看有關條目）的想法，號召社會民主黨要“表現為它今天實際上的那個樣子，即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改良政黨”。他寫道：“對我來說運動就是一切，人們通常所說的社會主義最終目的算不了什麽。”盡管歷次黨代表大會對伯恩施坦的觀點進行譴責，然而他在1902—1906年、1912—1918年、1920—1928年間，仍然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國會中的代表。他在以後的作品和講演中，擴大了對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批判，並采取了新康德主義的立場（參看康德主義和新康德主義條目），從這種立場出發，他主張把社會主義建立在倫理的基礎之上。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伯恩施坦呼籲實行和平解決，並在1915年12月投票反對軍事預算。在脫離社會民主黨後，他於1917年參加了更為偏向左翼的獨立社會黨（USPD）。戰後他又重新加入社會民主黨，並於1920—1921年間參加起草該黨的綱領。

參考書目

①愛德華·伯恩施坦：《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1899），1961年德文版。
② 愛德華·伯恩施坦：《克倫威爾與共產主義——英國大革命中的社會主義與民主》（1895），1980年英文版。
③G.D.H.柯爾：《社會主義思想史》，第3卷，1956年英文版。
④盧西奧·科萊蒂：《伯恩施坦與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1968），載《從盧梭到列寧》一書，1972年英文版。
⑤彼得·蓋伊：《民主社會主義的窘境——愛德華·伯恩施坦對馬克思的挑戰》，1952年英文版。
⑥卡爾·考茨基：《伯恩施坦與社會民主黨的綱領——一個反批評》，1899年德文版。
⑦羅莎·盧森堡：《改良還是革命？》（1899），載瑪麗—艾麗斯編《羅莎·盧森堡言論集》，1970年英文版。
⑧保羅·M·斯威齊：《資本主義發展的理論》，1949年英文版。


布朗基主義

　　這指的是法國偉大的革命家路易—奧古斯特·布朗基（1805—1881）的主要政治學說。布朗基繼承了巴貝夫和邦納羅蒂的密謀傳統，他的目標是要組織一個比較小的、實行集中制和等級制的精英人物集團來舉行一次起義，以便用他們自己的革命專政來取代資本主義國家政權。由於布朗基認為階級社會和宗教的長期奴役使得大多數人不能認清自己的真正的利益，因此他反對立即進行普選，而是等到人民在他們的專政（以巴黎為基礎）條件下經過長期的再教育以後再進行。在共產主義的條件下，最後將會“沒有政府”（見“參考書目”①）。

　　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讚揚布朗基，認為他是一位英勇的革命領袖。他們曾兩度跟布朗基的支持者發生短暫的聯系，一次是在1850年（見“參考書目”⑦），另一次是在1871—1872年，即在巴黎公社以後，而在這以前馬克思曾試圖把布朗基引進第一國際，但沒有成功。不過，馬克思和恩格斯反對那種試圖人為地預先制造革命發展過程的“革命的煉金術士”的密謀行徑（見1850年第4期《新萊茵報》的評論）。跟布朗基相反，他們把無產階級運動看成是“絕大多數人的自覺的、獨立的運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62頁），這種運動完全依靠工人階級由於他們的聯合行動和共同探討而勢必帶來的智能的發展。恩格斯、伯恩施坦以及其他一些人曾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合寫的《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1850年3月）帶有濃厚的“布朗基主義”色彩。然而，《告同盟書》認為德國革命的下一階段是要幫助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取得政權，而工人階級在他們自己取得政權之前必須經歷一條“較長的革命發展道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91頁）。

　　有這樣一種普遍的看法，即認為布朗基創造了無產階級專政這個術語，而馬克思則是從他那里借用過來，這是沒有根據的。不僅多曼熱（見“參考書目”④，第171頁）和施比策(見“參考書目”⑧，第176頁)都認為布朗基從來沒有使用過這樣一個詞，而且恩格斯也極力強調馬克思主義的這一概念跟布朗基所設想的革命專政之間的根本區別。恩格斯寫道：“由於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象成由少數革命家所實現的突然變革，自然也就產生了起義成功以後實行專政的必要性，當然，這種專政不是整個革命階級即無產階級的專政，而是那些實現了變革的少數人的專政，而這些人又事先服從於一個人或者幾個人的專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589頁）。

　　無論在1917年十月革命以前和以後，“布朗基主義”都被孟什維克（特別是普列漢諾夫）用來對列寧進行攻擊。當代一些作者認為，“列寧的行動指南基本上源自由特卡喬夫[19世紀的民粹主義者]用俄國詞句來表述的雅各賓—布朗基主義的傳統”（見“參考書目”⑥，第170頁）。然而，列寧在1917年4月則是否定了布朗基主義，說它是依靠少數人奪取政權。我們完全不同。我們暫時還占少數，但是認識到了解到必須爭取多數（參看《關於目前形勢和對臨時政府的態度的報告》）。布爾什維克宣稱他們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已經贏得大多數人的支持。盡管他們的反對者對此持有異議，但是毫無疑問，由於廣大的工農兵群眾通過蘇維埃參加了布爾什維克的革命，從而使這次革命跟布朗基主義的革命模式迥然不同。


參考書目

①賽米爾·伯恩施坦：《奧古斯特·布朗基與起義藝術》（1970），1971年英文版。
② 《路易—奧古斯特·布朗基文選》，1956法文版。
③G.D.H.柯爾：《社會主義思想史》，第1卷：《先驅者》，1956年英文版。
④莫里斯·多曼熱：《奧古斯特·布朗基的政治思想和社會思想》，1957年法文版。
⑤哈爾·德雷偑爾：《馬克思與無產階級專政》，1962年英文版。
⑥威廉·費施曼：《起義者》，1970年英文版。
⑦梁讚諾夫和大衛·波里蘇維奇：《論馬克思與布朗基的關系問題》，1928年德文版。
⑧阿蘭施比策：《路易—奧古斯特·布朗基的革命理論》，1957年英文版。


布洛赫，恩斯特

　　1885年7月8日生於路德維希港。1977年8月3日在斯圖加特逝世。

　　跟他的朋友盧卡奇和本傑明一樣，布洛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恐怖的驅使下轉向馬克思主義的，他把馬克思主義看作是足以防範使人類遭受毀滅的世界末日大決戰的手段。在納粹統治時期，布洛赫流亡在美國。後來，他試圖在民主德國尋找落腳點，可是由於他的非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在那里只博得很少一點同情，便在1961年離開，在圖賓根度過余生。但從那時候起，他成為一個有很大影響的人物，其影響範圍大大超出了馬克思主義這個領域。

　　布洛赫的散文式的、沒有系統的馬克思主義，從最好的意義上說，也只是布道說教，而不是據理分析。他的學說的核心是一種世俗化的彌賽亞主義，即猶太教的關於贖罪始終可能在我們這個時代和這個世界上實現的學說。他相信，一個經過“贖罪”的世界，必不可免地會跟現今這個世界根本不同，從這個意義上說，那個世界會是一個“烏托邦”，然而，它是有可能實現的，而一個人大可不必沈溺於基督教的關於死亡和再生的未世學。這種論題，首先見於《烏托邦的精神》一書(1918年)，並在《希望的原則》一書(1959年)中得到充分的發展。在這里，布洛赫重覆亞里士多德的兩分法，即所謂潛力（實物）和行動（理念），設想潛力能夠在一個充滿理智的光輝的世界中逐步得到實現。因此，原基的事物乃是宇宙的第一本源這種經院式的理論，在這里是同我們歷史的發展平行地得到闡明，而不是跟一個不能達到的天堂垂直地聯系起來進行闡明。馬克思主義本身是這個過程的歷史“外表”的一個部分。例如，在他寫的關於托馬斯·閔采爾這本書中，布洛赫把16世紀的再洗禮革命視為只有今天才在布爾什維克革命中得到充分實現的那種事物的前身。布洛赫認為歷史是一種“堅持不斷的啟示”，它激勵著當前的鬥爭。這種論調也在瓦爾特·本傑明在1940年寫的《提綱》中得到呼應。


參考書目

①瓦爾特·本傑明：《歷史哲學提綱》，載於《啟明錄》一書，1940年英文版。
② 《恩斯特·布洛赫全集》，1967年德文版，參看其中如下著作：
《烏托邦的精神》（1918）
《革命神學家托馬斯·閔采爾》（1921）
《希望的原則》（1959）
③同上作者：《論馬克思》，1971年英文版。
④韋恩·哈德遜：《恩斯特·布洛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1982年英文版。


布爾什維主義

　　布爾什維主義這個術語雖然經常被人們作為列寧主義的同義語來使用，但它指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實踐或運動，而列寧主義則是對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分析（包括理論與實踐）。布爾什維主義這種政治傾向的奠基人是列寧，可是它也是被許多馬克思主義者（斯大林、托洛茨基、毛澤東）所采納的實行社會革命變革的一種方法。布爾什維主義是在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RSDLP）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誕生的。從那時候起，列寧已經認識到布爾什維主義是作為“一種政治思潮和一個政黨”而存在。在代表大會討論黨章第一條時，列寧和他的支持者圍繞著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黨員條件問題跟馬爾托夫實行分裂。列寧主張黨員應當是積極的和政治上可靠的，而不是象當時其他社會民主黨那樣把黨建立在職工會的基礎上，並且不要求黨員在組織上參加黨。在這個問題上所引起的分裂把該黨分為兩翼：布爾什維克（即“多數派”，源自俄語большинство一詞）和孟什維克（即“少數派”，源自俄語Мельшинство一詞）。只是到了第七次黨代表大會（1917年4月），布爾什維克一詞才出現在黨的名稱上——“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從1918年3月起，該黨改稱為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1925年12月，該黨又一次改稱為聯盟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從1952年起，黨的名稱最後改為蘇聯共產黨，不再標上布爾什維克這個詞。

　　布爾什維克的立場是建立在一種政治戰略的基礎之上，這種戰略強調作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或領導者的馬克思主義政黨要積極參加政治。黨要由獻身於“社會主義革命”的、有戰鬥力的、積極的馬克思主義者組成，至於那些僅僅同情社會主義思想而並不積極的黨員，則應被排除出黨。黨在跟資產階級（以及其他從事壓迫的統治集團，如專制制度）進行革命鬥爭中負有領導的任務；此外，它還有一個重要作用，就是把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和革命經驗灌輸給群眾，因為根據布爾什維克的觀點，群眾是不會自發地接受一種具有階級覺悟的政治觀的。這是一種“新型”的黨，它的決策是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礎之上。黨員參與政策的制定和領導人的選舉。但是政策一旦決定，全體黨員就有義務執行並且必須對黨的領導保持完全的忠誠。人們認為，只有這樣，黨才能成為無產階級跟資產階級進行革命鬥爭的有力的武器。列寧所設想的黨組織的模式，是適合於沙皇俄國的政治壓迫條件的，至於生活在比較自由的社會里的布爾什維克黨人，則比較強調民主的因素。這也就使得在布爾什維主義內部的集中主義成分和民主主義成分之間存在某種分歧以至緊張的狀態，這兩者都有各自的積極份子，他們都強調各自的概念是可行的。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在1917年成功地奪取政權，在其他社會黨中引起了反響。共產國際在1921年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便以二十一條作為吸收成員的條件，從而使該國際得以按俄國黨的模式組織起來（見“參考書目”①）。此後，布爾什維主義便成為一種具有國際規模的運動。

　　隨著斯大林在蘇維埃俄國的上台，布爾什維主義又跟他的政策聯系在一起。高速度的工業化，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集中化的國家機器，農業集體化，以及其他各國共產黨的利益服從於蘇聯黨的利益。在斯大林統治時期，賦予體現為國家的上層建築（見基礎與上層建築條目）以重要的作用，斯大林設想國家會通過社會主義工業化來建立起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而當這個目標在1936年蘇聯宣告實現後，斯大林便采取了一種經濟主義的觀點來看待社會主義，他認為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築將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而發展。斯大林還把蘇維埃國家看作是工人階級（全世界的）的政治表現。因此，從斯大林所提供的形式來看，布爾什維主義則是一種經濟主義的建設社會主義的觀點跟一種工具主義的政治觀點的結合。

　　當蘇聯領導人把布爾什維主義看作是一種統一的政治運動時，這個運動的內部也就出現了若幹重大的分歧。主要的分歧見諸於托洛茨基及其第四國際的追隨者（見托洛茨基主義條目）的政策以及毛主義的理論。第四國際在嚴格地維護黨的絕對領導原則的同時，要求黨員在更大程度上參與黨的領導並對黨的領導實行更有效的監督作用。它把斯大林式的布爾什維 主義視為由一些領導人對工人階級實行非法統治的“退化現象”。此外，第四國際強調資本主義的世界性，認為社會主義不可能“在一國內”建成。因此，布爾什維主義運動的領導者應當為世界革命創造條件，而俄國革命則被解釋為實現這一目的的手段。至於毛主義者的主要貢獻，則在於強調上層建築的變化的作用，這種變化可以不依賴於基礎的變化，它對於社會主義的進化是必要的。不像蘇聯黨所強調的那樣，毛主義者並不認為社會關系要隨著生產力發展的變化而改變，而是強調甚至在經濟達到高度成熟的水平之前就要在人民當中建立起社會主義關系的重要性。這種關系應當表現在群眾的直接參與作用，以及縮小各類工人之間、幹部和群眾之間的差別。同時還大力強調了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國家在意識形態方面的作用，即鏟除資本主義的傾向和培育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思想。

　　跟布爾什維主義相對立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已經對這種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從根本上進行了批判。羅莎·盧森堡從原則上反對一種集中制的黨組織和黨的絕對領導的思想，認為這會束縛工人階級的革命積極性。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前跟列寧處於對立地位時，也聲稱黨有取代工人階級之虞。孟什維克則采納一種比較漸進的馬克思主義，他們把布爾什維克的革命理論和策略視為一種早熟現象，並且認為革命變革只能通過以職工會為基礎的社會黨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里實現。在布爾什維克統治下的社會里，國家所起的主宰作用可以看作是生產力落後和人民群眾缺乏足夠的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自覺性的結果。從這種觀點來看，布爾什維主義是唯意志論的，在政治上則是機會主義的。至於共產主義國家和這些國家以外的布爾什維克黨的正統觀點，則仍然認為布爾什維主義是工人階級取得和鞏固政權的唯一正確的策略，雖然這種概念近年來已經越來越多受到歐洲共產主義的代表人物的批評。


參考書目

①E．H．卡爾：《布爾什維克革命（1917—1923）》，1953年英文版第1卷。
② P.科里根，H.R.拉姆塞，D．塞邦斯：《社會主義建設與馬克思主義理論——布爾什維主義及其批判》，1978年英文版。
③N．哈定：《列寧的政治思想》，1977年英文版。
④B．克內—巴茲：《列甫·托洛茨基的社會政治思想》，1978年英文版。
⑤D．S．萊恩：《列寧主義——一種社會學的解釋》，1981年版。
⑥列寧：《怎麽辦？》（1902），1961年英文版。
⑦喬·盧卡奇：《列寧》（1924），1970年英文版。
⑧羅·盧森堡：《列寧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載《俄國革命與列寧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一書。
⑨A．G.邁耶：《列寧主義》，1957年英文版。
⑩斯大林：《列寧主義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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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1:50:09

波拿巴主義

　　這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指的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一種政治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國家的行政部分歸一個人來統轄，它對國家的所有其他部分實行獨裁的權力，並淩駕於社會之上。因此，波拿巴主義乃是近年來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論著中稱之為“相對自治”的那種東西的極端表現（見“參考書目”③）。在馬克思一生中所見到這種政治制度的主要例證，便是路易·波拿巴的制度。路易·波拿巴是拿破侖第一的侄子，他在1851年12月2日政變後成為拿破侖第三。這個事件使馬克思寫出了他的最重要、最光輝的歷史著作之一——《霧月十八日》。至於恩格斯，他也相當注意俾斯麥在德國的統治，並且發現俾斯麥的制度跟波拿巴主義有許多相似之處。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波拿巴主義是這樣一種形勢的產物，那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統治階級已經不能依靠立憲和議會的手段來維持其統治，而工人也同樣不能確立自己的主導地位。在拿破侖第三的第二帝國由於普法戰爭的失敗而崩潰以後，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指出，波拿巴主義“是在資產階級已經喪失治國能力而工人階級又尚未獲得這種能力時唯一可能的統治形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74頁）。同樣地，恩格斯在《家庭的起源》一書中談到國家一般是統治階級的國家時說；“但也例外地有這樣的時期，那時互相鬥爭的各階級達到了這樣勢均力敵的地步，以致國家權力作為表面上調停人而暫時得到了對於兩個階級的某種獨立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6頁）。這些論斷都強調指出了波拿巴國家的高度獨立性，但它的獨裁的性質也是同樣值得強調的。

　　波拿巴的國家的獨立性及其作為鬥爭著的階級的“表面中介人”的作用，並沒有使它——用馬克思的話來說，——“懸在空中”。馬克思還說，路易·波拿巴“代表”法國人數最多的一個階級——小農，這可以理解為他指的是路易·波拿巴聲稱自己代表該階級，並得到它的支持。然而，正如馬克思進一步指出的，路易·波拿巴還宣稱他代表社會上一切階級。事實上，波拿巴國家的真正任務是保障資產階級社會的安全和穩定，並使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成為可能。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論述波拿巴主義類型的國家的著作中，還突出了這樣一個重要概念，即國家在什麽程度上代表了那些實際上管理著國家的人們的利益。在《霧月十八日》中，馬克思談到：“這個行政權力有龐大的官僚機構和軍事機構，有覆雜而巧妙的國家機器，有50萬人的官吏隊伍和50萬人的軍隊，——這個儼如密網一般纏住法國社會全身並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機體……”（《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91頁）。實際上，正如馬克思在《內戰》中所承認的那樣，波拿巴的國家並沒有阻塞法國的一切毛孔；因為，——馬克思在那里寫到，——在它的統治下，“資產階級免除了各種政治牽掛，得到了它自己也夢想不到的高度發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74頁）。但這種論斷並不背離這樣一種觀點，即半獨立的波拿巴國家試圖為其本身的利益和資本的利益服務。


參考書目

①哈爾·德拉佩爾：《卡爾·馬克思的革命理論》第1卷，《國家與官僚機構》，1977年英文版。
② 尼古斯·普蘭查斯：《政治權力與社會階級》，1973年英文版。
③馬克西來利安·盧貝爾：《面對波拿巴主義的卡爾·馬克思》，1960年法文版。



資產階級

　　恩格斯對資產階級的表述是：“大資本家階級，現在他們在所有文明國家里幾乎是一切生活資料以及生產這些生活資料所必需要的原料和工具（機器、工廠）的獨占者”（《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11頁）；還有，“資產階級是指占有社會生產資料並使用雇傭勞動的現代資本家階級”（《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50頁）。從這個意義上說，資產階級是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並且掌握國家機器和文化成果的階級（參看統治階級條目），它跟工人階級互相對立，互相沖突。然而在現代社會的這“兩大階級”之間，還有“中間的和過渡的階層”，馬克思還稱之為中間等級。

　　過去一百年來，對資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研究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個問題是關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分離的程度（即兩極分化），以及關於它們之間的階級沖突的強度。在這個問題上有不同的意見，有些人非常重視新生的中間階級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政治自由化所起的社會和政治作用；另一些人則強調中間階級的“無產階級化”，並且認為政治鬥爭在性質上沒有發生多大的變化。另一個大問題是關於在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里資產階級的本質和作用。特別是，一方面隨著股份公司的大規模發展，另一方面由於國家所進行的幹預，經理和國家高級官員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像“經理革命”的鼓吹者所說的那樣並入了“大資本家”的行列或是取代了他們，從而成為社會的統治集團？馬克思主義者對這種情況所進行的分析結果也迥然不同，主要有以下兩種觀點：

　　普蘭查斯（見“參考書目”③）從分析資產階級的定義著手。他對資產階級下的定義不是以財產所有權這種法律範疇為依據，而是以“經濟所有權”（指對生產資料和產品的實際管理）和“支配權”（指運用生產資料的能力）為依據。根據這些標準，經理是由於他們行使資本的職能而屬於資產階級，而不論他們在法律上是否是資本的所有者。這種分析有一個問題，那就是很容易推斷出在現存的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經理和黨的官員這一統治集團也是資產階級，這樣的話，資產階級這個術語也就失去任何精確的歷史的和社會學的含義。在對待高級官員（以及一般的國家官員）方面，普蘭查斯則是按照他們同國家機器的關系歸為一類，而不太注意這一事實，即國家在生產中作用的提高而使一些官員的職能轉化為經濟管理的職能。

　　另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對這些現象所作的分析（主要是希法亭在《有組織的資本主義》中所作的研究）則大不相同，他們把股份公司的增長和國家經濟活動的急劇擴大看作是資本主義一個主要變化，認為它推動資本主義沿著社會主義的道路向前發展。但據希法亭看來，這種漸進的經濟社會化，只有通過把政權從資產階級那里拿過來，並且把由大公司所組織和計劃的經濟轉變為由民主國家計劃和管理的經濟，才能完成。近來發表的一些研究成果則同這種概念相去甚遠， 奧菲認為“社會不平等的新形式的縮減已不再跟從經濟上劃分的階級關系直接聯系”；“關於統治階級從結構上形成特權利益的說法這種老框框”；應當被對制度問題的處理進行分析這一新的準則所代替，而對這些問題的處理“已經成為超越各種特殊利益的、絕不可偏離的一個目標”（見“參考書目”②）。屬於後來的法蘭克福學派的一些“批判理論家”也持有類似的觀點，他們所集中強調的是官僚和技術的統治，而不是資產階級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的統治。

　　那些強調生產資料的法律上的所有制仍然具有重大作用的馬克思主義者，對資本主義的新近的發展進行了迥然不同的分析。例如，曼德爾（見“參考書目”①）透過多國公司和銀行（參看金融資本條目）的活動來對資本主義的國際集中化現象進行分析，認為一種新的、跨國的資產階級國家政權有可能伴隨著這種現象而出現。他接著考慮了國際資本與民族國家之間關系的幾種可能的表現，其中包括在西歐建立起一個跨國的帝國主義國家，而這種國家已經在歐洲經濟共同體中形成輪廓。根據這種觀點，資本主義在1945年後的發展的最大特點，就是形成了一個國際資產階級。人們比較普遍地認為，在大股份公司中法定所有權與經濟所有權之間存在部分脫節的現象，然而“形式上的法定所有權一般仍然是經濟所有權的必要條件”（見“參考書目”⑤）；或者，換句話說，“所有權跟管理權脫節”的程度被大大地誇張了，實際上“有產階級”仍然在主宰著經濟。（見“參考書目”④）


參考書目

①厄內斯特·曼德爾：《晚期資本主義》，1975年英文版。
② 克勞斯·奧菲：《政治權力和階級結構——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1972英文版。
③尼古斯·普蘭查斯：《當代資本主義的階級》，1973年英文版。
④約翰·司各脫：《股份公司、階級和資本主義》，1979年英文版。
⑤埃里克·奧林·萊特：《階級、危機和國家》，1978年英文版。


布萊希特，貝托爾特

　　1898年2月10日生於奧格斯堡，1956年8月14日在柏林逝世。

　　布萊希特是劇作家、詩人和戲劇理論家，從他的創作生涯一開始，他就是一位熱情奔放、富於創造的“被詛咒的詩人”，他喜歡寫美國的事情（見《關於可憐的B．B．》、《太陽神》、《城市叢林》等作品），並且試圖把德國劇壇從感傷主義和表現主義的泛濫中解救出來。

　　魏瑪共和國的經濟危機給布萊希特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在1928年下決心去創造一種“科學時代的戲劇”。他認為，超然冷漠、引人入勝而又發人深思的腳本、編導和表演，能夠刻畫出當代社會的矛盾；在這個社會中，個人是無能為力的（“一個人什麽也不是”——劇本《一個人就是一個人》的主題），而只有通過新的方法來進行思考、組織並產生效率，也就是當“人幫助人”的時候（《巴登學藝》一劇的主題），才能夠使被資本主義的盲目自我追求弄得野蠻不堪的生活煥然一新。

　　博學多才而又對世事抱質疑態度的布萊希特，不僅持有上述的道德觀念，而且還通過終生學習馬克思的著作以及列寧的某些著作來豐富他的思想。在為《畜欄里的聖瓊》一劇的創作做準備時，他發現了《資本論》，他在1926年10月曾向E.豪普特曼(他的許多合作者之一)提到他“一定要把它全部弄懂。”20年後，他把《共產黨宣言》譽為“跟盧克萊修的《論物性》有異曲同工之妙，但卻是論述資產階級的條件違背天理人情的一部享有盛譽的佳作”（見“參考書目”⑩，第47、134頁）。

　　布萊希特的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形成，一方面是受德國共產黨的科學主張的影響，另一方面則受一些被他視為朋友知交的知識分子導師的影響，在這些人當中主要有弗里茨·斯特恩堡、科爾施和本傑明。布萊希特反對阿多爾諾的辯證法，認為他不是plumpe(唯物主義的)，他把法蘭克福學派這一集團諷刺為迎合資產階級時代的知識分子（見Tui—Roman，《杜蘭朵》）。布萊希特也不接受盧卡奇的在文學上的現實主義理論，認為這種理論不符合辯證法並傾向於壓制讀者的想象力和創造性（見《現實主義寫作方法的廣度和多樣性》一文），他還對盧卡奇在文學上和政治上行使莫斯科所賦予的權利表示嫌惡。

　　布萊希特本人在蘇聯沒有什麽影響。他在那里的一些志同道合的藝術思想家，諸如他的朋友謝爾蓋·特列齊雅柯夫和導演V.邁爾霍爾德都被鎮壓了。在他活著的時候，只有《三分錢歌劇》這部作品在那里上演過。在希特勒上台以後，布萊希特從德國悄然流亡，他曾希望最後能在百老匯的商業舞台上獲得成功，然而，他既不去討好那些後台老板，又沒有讓美國的左派人士感到他有奇貨可居。在聖莫尼卡和紐約的那些年代（1941—1947），曾促使他的創作方法審時忖勢地進行滑行，而同時他的作品的感染力只是從夾縫中得到提高。回到歐洲以後，他依靠自己的公司——柏林劇團（由他的妻子、大演員海倫·威格爾領導）來促進戲劇和創作方法的發展。50年代期間，該團在法國、英國、意大利和波蘭等國所進行的巡回演出，給戲劇的實踐帶來肯定的效果。

　　布萊希特立志要當後資本主義和後主觀主義戲劇界的馬克思。他用來闡明自己的實踐的秘方，也就是“史詩的”（後來又稱為“辯證法的”）戲劇觀念和在表演、導演、創作上的“間離”創造性技巧，這兩者都成為當代美學研究中的必讀材料。但是，布丁好壞，一嘗便知。象《母親》、《措施》、《大膽媽媽》、《阿圖羅·魏的發跡》、《高加索灰欄記》以及《伽利略傳》等劇作，都包含有內在的效果，當它們把觀眾陶醉在劇情中的同時，卻使他們獲得辯證地看待客觀現實的教益。


參考書目

①埃里克·本特利：《關於布萊希特的評論（1943—1980）》，1981年英文版。
② 《布萊希特戲劇集》，埃里克·本特利編，1961年英文版。
③《布萊希特論戲劇》，約翰·威列特編，1964年英文版。
④《布萊希特劇作選》，拉爾夫·曼海姆與約翰·威列特合編，1971年英文版。
⑤《布萊希特詩集（1913—1956）》，約翰·威列特與拉爾夫·曼海姆合編，1976年英文版。
⑥弗雷德里克·艾文：《貝托爾特·布萊希特》，1967年英文版。
⑦約翰·富濟：《布萊希特的本質》，1972年英文版。
⑧艾里卡·曼克：《布萊希特評論選》，1972年英文版。
⑨卡爾·H·舍普斯：《貝托爾特·布萊希特》，1977年英文版。
⑩克勞斯·費爾克爾：《布萊希特年表》，1975年英文版。
(11)約翰·威列特：《貝托爾特·布萊希特的戲劇》，1968年英文版。


布哈林

　　1888年9月27日生於莫斯科，1938年3月13或14在莫斯科被處決。

　　布哈林出身於一個教師家庭，1906年參加布爾什維克黨。在莫斯科三次被捕後，他於1911年逃亡國外，住在維也納，在那里對奧地利經濟學的邊際效用學說進行了批判性的研究（見“參考書目”②）。1914年，他從奧地利被驅逐到瑞士，在那里參加了1915年2月在伯爾尼舉行的布爾什維克的反戰會議。在這時期，他在民族自決權問題上跟列寧發生沖突，原因是列寧支持民族自決權。然而，列寧卻在1915年為布哈林的《帝國主義與世界經濟》一書撰寫了一篇推崇性的序言，布哈林在該書中斷言資本主義的國內競爭正不斷地被“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之間的鬥爭所代替。1916年，布哈林寫了若幹篇文章，這些文章認為有必要建立一個過渡性的無產階級國家，但卻主張“原則上對國家采取敵對態度”，同時譴責“帝國主義的強盜國家”，認為這些國家必須摧毀。這些思想起初遭到列寧的反對，可是次年卻反映在列寧所著的《國家與革命》中。

　　在斯堪的納維亞和美國僑居一段時間後，布哈林在1917年5月回到莫斯科，那是在二月革命以後。他在十月革命發生的三個月以前被選進黨的中央委員會，直到1934年都是正式的中央委員，而從1934年到1937年則成為中央候補委員。布哈林從1917年12月到1929年4月一直擔任黨報《真理報》的主編。1918年，他成為“左派共產主義者”的領袖，反對跟德國人簽定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並號召進行一場革命戰爭。1920—1921年在關於職工會的作用的黨內辯論中，布哈林主張把職工會並入國家機器。1921年，在容許蘇維埃俄國內部開展自由貿易的新經濟政策實行以後，布哈林對他自己的思想進行了徹底的清理。從1922年末開始，他主張采取一種使俄國“長入資本主義”的漸進戰略。他最先設想了“社會主義在一國勝利”的理論，而這種理論卻在1924年12月由斯大林首先宣布出來，從而斯大林成為這種理論的最先的思想倡導者。布哈林還主張對農民作出讓步，主張擴大並平衡農民經濟與社會主義工業之間的交換。

　　1928—1929年，斯大林放棄了這種政策，采取一種靠提高農民的“貢稅”來大大地加速工業化的政策，於是布哈林起來反對他。1929年，布哈林被公開攻擊為離經叛道者，並被撤去《真理報》編輯部的工作和他從1926年來就一直擔任的共產國際的工作，接著又被清除出政治局。

　　從1934到1937年，布哈林任《消息報》的編輯。1935年，他在起草蘇聯的新憲法（1936年通過）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937年他被開除出黨。一年以後，在莫斯科的第三次大審判中，他以間諜和判國罪被判處死刑。他至今沒有得到平反，雖然在呼籲為他平反的人們當中包括西歐共產黨中的一些領導人。這些黨在近年來對他的思想予以關注（蘇共中央已於1988年2月4日為他平反——譯者注）。




參考書目

① 尼·伊·布哈林：《帝國主義與世界經濟》（1917—1918），1972年英文版。
② 尼·伊·布哈林：《有閒階級的經濟理論》（1919），1927年英文版。
③ 尼·伊·布哈林與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合著：《共產主義ABC》（1919），1968年英文版。
④ 尼·伊·布哈林：《改造時期的經濟學》（1920），1971年英文版。
⑤ 尼·伊·布哈林：《歷史唯物主義——一種社會學體系》（1921），1925年英文版。
⑥ 肯·科茨：《尼古拉·布哈林案件》，1978年英文版。
⑦ 斯迪芬·科恩：《布哈林和布爾什維克革命——一部政治傳略（1888—1938）》，1974年英文版。
⑧ 尼爾·哈定：《列寧的政治思想》，1981年英文版，第2卷第3、5兩章和結束語。
⑨ 悉尼·海特曼：《尼·伊·布哈林——一部帶注釋的傳記》，1969年英文版。
⑩ 莫希·列文：《蘇聯經濟辯論中的政治暗流——從布哈林到現代改良主義者》，1975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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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1:51:21

官僚機構

　　官僚機構問題從一開始就在馬克思主義思想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馬克思是憑他對摩塞爾地區饑饉時期國家行政機構運轉失靈的親身體會，形成了他的有關官僚機構的理論（參看他在1843年1月17、18、19日在《萊茵報》上發表的文章）。官僚機構這一概念，是他從存在於掌握權力的機構和從屬於這些機構的社會團體之間的官僚主義關系中引申出來的。他把這種關系稱為一種主宰著決策者本身的主要的社會關系。因此，在馬克思看來，一個官僚主義國家的行政機構，即使是懷著最善良的意圖、最充分的人性以及最大的智慧來行事，除了使日常生活中被稱為官僚主義這種現象一再重現之外，是不可能完成自己的實際任務的。這些機構是根據它們自己的特殊利益來行事的，然而它們卻把這些利益作為公共的或大家的利益來代表並強加給社會：“官僚機構掌握了國家，掌握了社會的唯靈論的實質，這是它的私有財產。官僚機構的普遍精神是秘密，是奧秘。保守這種秘密在官僚界內部是靠等級制組織，對於外界則靠它那種閉關自守的公會性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02頁）。

　　盡管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官僚機構所進行的最初的批判是很激進的，但是他們對官僚機構的真正作用的估價決沒有擺脫種種設想，而這些設想並沒有被過去一個半世紀的歷史經驗所證實。馬克思無論在他的早期或晚期的著作中，都把官僚機構局限為國家的行政管理，並且認為生活（指生產和消費）始於權力消失之時。例如，在《霧月十八日》第7章中，他把法官的行政權力描繪為“有覆雜而巧妙的國家機器，有50萬人的官吏隊伍和50萬人的軍隊”，一個“儼如密網一般纏住法國社會全身並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機體”；而其效果則是：“每一種共同的利益，都立即脫離社會而作為一個最高的普遍的利益來與社會相對立，都從社會成員自己行動的範圍中劃分出來而成為政府活動的對象”，他並且得出結論說：“一切變革都是使這個機器更加完備，而不是把它毀壞”（《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91—692頁）。然而，從上世紀中葉以來，一種具有官僚主義性質的管理方式日益在經濟中產生影響，特別是在大工業企業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來沒有想象到工廠中的白領職工現在已經成為跟國家管理機關具有同等重要作用的社會關系的體現者。他們當時在寫到工業中職員和經理的日益增長的作用時，僅僅把它作為一個單純的、經驗性的事實來看待（“一個樂隊指揮完全不必就是樂隊的樂器的所有者”，《資本論》第3卷，第435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他們的另一個大錯誤是跟他們對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想象聯系在一起的。他們沒有考慮到即使在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以後，官僚主義的結構也還會繼續存在、不斷重現並且逐步占統治地位。他們的某些思想甚至為東歐國家的國家管理的辯護學說開辟了道路。例如，他們認為，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國民經濟會象一個大企業那樣進行運轉，而權威的原則無論如何必須加以維持（見恩格斯的《論權威》）。他們的關於由自由生產者組成社會的概念，跟他們關於官僚機構的早期觀點只發生支離破碎的聯系。

　　在今天，形形色色、多種多樣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東方，都帶有以上兩種錯誤的痕跡。在高度工業化的西方社會里，官僚主義化的過程以各種不同的方式繼續著，並達到了高度的水平。在商業企業中，管理的權力擴大了，而國家行政機構對經濟決定的影響作用也大大地加強了。與此同時，工會和政黨的領導變得越來越官僚主義化。對於這些過程，馬克思主義未能及時地或是有效地做出反應。因此，對於這些變化進行分析，便主要留給其他學派的社會科學家去做了（從麥克斯·維貝爾和米歇爾斯開始，參看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家條目）。

　　這一切對馬克思主義起了雙重的不良影響作用。一方面，在共產主義運動中依然保留著一種不合時宜的、浪漫主義的反資本主義傾向，這種傾向並沒有考慮到反官僚主義鬥爭的日益重要的意義。這種傾向是歐洲共產主義潮流（參看歐洲共產主義條目）的嚴重障礙，因為它阻礙了對西方現存力量對比關系展開現實主義的、批判性的社會主義分析。另一方面，在修正主義和改良主義的方針（即社會民主）中，這種情況則有利於一股官僚主義的而不是反官僚主義的潮流的興起。工業官僚主義的主要口號乃是“參與制”（即西德的Mitbestimmungsrecht——參與決定權），它實際上確保對各種工人運動實行幾乎是完全的控制。

　　在東方，首先是俄國，新型的社會的經濟結構是在列寧主義的思想基礎上、作為馬克思主義的“東方大教派”的一種成果而出現的。但這種結構主要仍然具有反資本主義而不是反官僚主義的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類結構擴展到中歐和東歐的一些國家。在這些國家中，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廢除並沒有導致官僚機構的減少，事實上官僚機構甚至大有增加。這樣，盡管議會對國家行政機構的控制被取消了，盡管資本家對企業管理的控制也被取消了，但是卻沒有以非官僚主義的社會控制的新形式來代替它們。

　　跟這種國家管理的模式相對立的，是南斯拉夫在1949年後所提出的自我管理的理論及其實踐。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理論也具有一種衛道的性質，它捍衛著這樣一種實踐，在這種實踐中，自治機構大都是在形式上起作用，而官僚主義機關才起著一種主宰的作用。因此，可以斷言，要使馬克思主義想在西方和東方覆興，其主要條件之一就是立即對官僚主義進行切中要害、卓有成效的批判(參看波拿巴主義；國家條目)




參考書目

① 安德拉斯·赫格杜斯：《社會主義和官僚主義》，1976年英文版。
② 羅莎·盧森堡：《俄國革命》（1922），1961年英文版。
③ 羅·米歇爾斯：《政黨》（1911），1949年英文版。
④ C．萊特·米爾斯：《白領》，1951年英文版。
⑤ 悉尼與比阿特里薩·維伯：《工業民主》，1920年英文版。
⑥ 麥克斯·維貝爾：《官僚主義》（1921），載《麥克斯·維貝爾選集》，H．H．格思與萊特·米爾斯合編，1947年再版。

資本

　　在日常用語中，“資本”一詞通常用於表述個人所擁有的作為財富的資產。因此，資本可以表示為獲得投資收益率而投入的一筆金錢。也可以表示投資本身；代表對生產資料權益的金融證券、股票和股份，或物質生產資料本身。還有，所有者對之有合法權益的投資收益率，是以利息支付，還是表現為索取利潤的權利，均視資本的性質而定。資產階級經濟學對資本一詞的使用更為廣泛，還用它來表示任何一項可用作收入來源的資產，哪怕僅僅是潛在的資產也被看作資本；比如，一所房子就可以是個人資本的一部分，同樣，能獲得更高收入的專門訓練也可以是個人資本（人力資本）的一部分。因此，一般說來，資本是指可為其所有者不斷產生收益的資產（參看庸俗經濟學條目）。

　　這種理解有兩個必然結果：第一，認為資本一詞適用於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各種社會，不是某個社會所特有的；第二，提出這樣的可能性，即作為無生命物的資本從不斷生成收益這一意義上來說，是具有增殖力的。馬克思主義的資本概念是建立在否定上述兩個結果之上的。資本，就其總的性質而言，是資本主義特有的現象；資本雖先於資本主義出現，但資本的生產卻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才占統治地位的，並支配其它一切形式的生產。不能離開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來理解資本（參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條目）；實際上，資本根本不是物，而是以物的形式出現的社會關系。固然，資本的目的在賺錢，但“賺”錢的資產卻體現了擁有金錢的與沒有金錢的這部分人之間的特定的關系；這樣一種關系不僅是金錢“決定”的，而且也是造成這種情況的私有財產關系本身不斷再生產的結果。馬克思寫道：
　　“資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會的、屬於一定歷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系，它體現在一個物上，並賦予這個物以特有的社會性質。……社會某一部分人所壟斷的生產資料，同活勞動力相對立而獨立化的這種勞動力的產品和活動條件，通過這種對立在資本上被人格化了。不僅工人的已經轉化為獨立權力的產品（這種產品已成為它們的生產者的統治者和購買者），而且這種勞動的社會力量及未來的……形式，也作為生產者的產品的屬性而與生產者相對立。因此，在這里，關於歷史地形成的社會生產過程的因素之一，我們有了一個確定的、乍一看來極為神秘的社會形式”（《資本論》第3卷，第920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因此，資本是一個覆雜的範疇，不是一個簡單的定義所能解釋得了的。馬克思著作的大部分就是致力於闡述資本的各種區分門類的。

　　並非每一筆金錢都是資本。有一個把貨幣轉化為資本的特定過程。馬克思通過對流通領域中的兩種對應的轉化進行比較而探討了這一過程，出賣商品是為了購買另外的商品，而買進商品則是為了隨後出賣（參看商品條目）。如果以C表示商品，以M表示貨幣，則這兩個過程就分別表現為C—M—C和M—C—M。但後一個過程，只有在運動終結時的貨幣量大於運動開始時的貨幣量，才有意義；而如果假定商品的價值與其貨幣形式之間不存在隨行就市的波動，那末這一過程似乎也不可能有意義（參看價值和價格條目）。因為，如果交換不是等價的交換，那末價值就沒有因此而實現，而只是由受損的一方轉到獲益的一方；但如果是等價交換，那末就有一個如何賺錢的問題。馬克思是通過重點考察一種特殊的商品來解決這一明顯的矛盾的，這種特殊商品的使用價值具有能創造比它自身所有的更大的價值的特性，這種商品就是勞動力。勞動力的買和賣是通過工資進行的，而工人隨後生產的商品卻能賣出比投入的總價值——勞動力的價值加上生產過程中消耗掉的生產資料的價值——更多的價值。但是只有在工人可以自由出賣自己勞動能力時，勞動力才能成為商品，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消除封建制度對勞動力自由流動所施加的束縛，而且必須使工人同生產資料相分離，使他們不得不進入勞動市場（馬克思把這些歷史前提叫做資本的預先積累或原始積累）。

　　因此，一系列獨特的C—M—C的交易過程就表示作為商品的勞動力為換取工資而被出賣，然後用工資去購買那些為工人的再生產所必需的各種商品。貨幣在這里根本不起資本的作用，相反，M—C—M的一系列交易過程則包括資本家用於投入的預付貨幣，這些投入然後變成產出，並賣得更多的貨幣。資本家的預付貨幣不同於工資，工資用於消費品上，因而全部消失了；而資本家的貨幣只不過是預付，它會以更大的數量重新出現。因此，在勞動力變成商品的歷史條件下，貨幣就變成了資本，而M—C—M這一交易過程則應正確地表述為M—C—Mˊ；這里的 Mˊ＝M﹢△M ，△M就是剩余價值。M—C—Mˊ“因此……是直接在流通領域內表現出來的資本的總公式”（《資本論》第1卷，第177頁）。鑒於資本是一個價值增值的過程，所以資本有時被表述為“自行增值的價值”或“價值的自行增值”。資本是運動中的價值，而且自行增值的價值依次所采取的特定表現形式相應地都是資本的形態。如果把資本的總公式進一步表述為：

　　

　　那就易於理解了；這里的LP代表勞動力，MP代表生產資料，P是表示把投入C變成具有更大價值的產出Cˊ的生產過程，而M和Mˊ仍與以前的意義一樣。M和Mˊ都是貨幣資本，或以貨幣形式存在的資本；C是生產資本；而Cˊ是商品資本。這整個運動叫做“資本的循環”，其中資本是經過一系列變化的價值，它的每一個變化都與增值過程中的一定職能相適應。貨幣資本和商品資本與流通領域有關，生產資本與生產有關；而在循環的不同階段采取上述各種形式的資本，叫做“產業資本”，它包括受資本主義關系支配的每一生產部門。
　　“產業資本是唯一的這樣一種資本存在方式，在這種存在方式中，資本的職能不僅是占有剩余價值或剩余產品，而且同時是創造剩余價值或剩余產品。因此，產業資本決定了生產的資本主義性質；產業資本的存在，包含著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之間的階級對立的存在。……那幾種在產業資本以前，在已成過去的或正在衰落的社會生產狀態中就已出現的資本，不僅要從屬於產業資本，要和產業資本相適應來改變他們的職能的機構，而且只能在產業資本的基礎上運動，從而要和它們的這個基礎同生死共存亡”（《資本論》第2卷，第66—67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參看金融資本；銀行資本和利息；商業資本；信用和虛擬資本；以及資本和收入的一般形式條目）。
　　資本家是增值的貨幣的占有者，但這種價值的自行增值是一個客觀運動；只有這個客觀運動成為資本家的主觀目的，貨幣持有者才成為資本家，即資本的人格化。這里的關鍵在於價值增值的客觀運動，而不在於賺取利潤的主觀動機；後者完全依情況而定，而前者則規定了一切單個資本所共有的特征。就資本能增加自己的價值這一點而言，一切資本都是相同的，馬克思把這種現象叫做“資本的一般”。當然，每一個資本獲得的利潤都是競爭的結果，但由於流通不創造價值，所以可供分配的只有在生產過程中實際生產出來的利潤。因此，為了理解資本在競爭中的表現，就必須首先考察這些想象的實質。馬克思寫到：
　　“……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規律怎樣表現為資本的外部運動，怎樣作為競爭的強制規律發生作用，從而怎樣成為單個資本家意識中的動機。……只有了解了資本的內在本性，才能對競爭進行科學的分析，正象只有認識了天體的實際的、但又直接感覺不到的運動的人，才能了解天體的表面運動一樣”（《資本論》第1卷，第352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資本的一般”表現為許多競爭的資本，但後者是以各個資本在其構成、產生的使用價值等方面的差異為前提的；而由競爭造成的這些差異則決定著每一資本在上述所有資本所產生的總的剩余價值中占的利潤份額（參看剩余價值和利潤；生產價格和轉化問題條目）。在這種利潤形式中，資本似乎不依賴於勞動而生產財富；為了理解這種現象，就需考察資本是怎樣產生出剩余價值的，即考察資本如何不斷采取貨幣和商品的對立形式，資本如何表現為從屬於物的社會關系。只有分析“資本的一般”，才能分析資產階級社會的階級性質；只有在分析了工人階級的剩余勞動被資本家盜用為價值之後，才能確定競爭的現象怎樣以及為什麽會導致與實際不符的假象。因此，對“資本的一般”的分析必須先於對“多種資本”的分析，對資本的本質的分析必須先於對資本的表現形式的分析，對生產中的增值的分析必須先於對流通中的價值實現的分析。

　　購置的投入物在生產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首先考察一下生產資料。原料將全部消耗掉，因此它們據以參與勞動過程的形態也消失了；勞動工具也是如此（雖然它們可以參與多次生產循環）。結果出現了新的使用價值即產品；勞動把一種使用價值變成了另一種使用價值。價值只能存在於使用價值之中；如果某種東西失去了使用價值，也就失去了它的價值。但由於生產過程是一個使用價值轉化的過程，所以當生產資料的使用價值被消耗掉時，它們的價值就變成了產品。因此，生產資料的價值被保存在產品之中，勞動是引起這種價值轉移的媒介；如果從其特殊有用的屬性或具體屬性來看，這種轉移則是一種特殊形式的勞動。但生產資料僅僅是生產資本的要素之一，馬克思把用於購買生產資料並在生產過程中不會改變其價值量的那部分墊付的資本叫做“不變資本”。

　　其次，考察一下勞動。任何生產商品的勞動行為不僅是一種特殊的有用勞動，而且也是對人的抽象的勞動力，即一般的勞動或抽象勞動的消耗。正是這種勞動行為把新的價值加到生產資料上。正如具體的勞動和抽象勞動不是兩種不同的活動，而是從不同方面考慮的相同的活動一樣，勞動物質材料的價值的保存和新的價值的增加也不是兩種不同活動的結果。增加新價值和轉移生產資料的價值屬於同一個活動，但只有依據勞動的二重性才能理解這一區別。因此，馬克思把轉變成勞動力的那部分墊付的資本叫做“可變資本”；這種資本，第一將再生產出自己價值的等價物，第二除自己價值的等價物外，還將生產出另外的價值即剩余價值；所生產的剩余價值的多少視情況不同而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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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1:52:22

因此，資本的組成部分的區分，第一，從勞動過程的角度來看有客觀因素（生產資料）和主觀因素（勞動力）；第二，從價值增值過程的角度來看則有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區分，是馬克思著作的獨創，也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了解的關鍵所在，馬克思一旦提出這種區分，就可以利用它去批判早期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對資本的分析；早期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往往把資本區分為“固定的”資本和“流動的”資本。這種範疇的使用著眼於選定的某個期間（比如一年），而對資本各要素的考察則根據它們是在這一期間全部消耗掉的（流動資本——主要是購買勞動力和原料的資本），還是在這一期間部分消耗掉的（固定資本——主要是機器和廠房）來進行劃分的，馬克思嚴厲批判了這種劃分所使用的方法。首先，這種劃分只適用於資本的一種形態即生產資本，忽視了商品資本和貨幣資本。其次，他還說到：
　　“現在的區別只是在於，價值轉移，從而價值補償，是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漸進行，還是一次進行。這樣一來，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之間的決定性的區別就被抹殺了，剩余價值形成和資本主義生產的全部秘密，即一定的價值和體現這些價值的物品借以轉化為資本的條件也被抹殺了。資本的一切組成部分，就只有流通方式的區別（而商品流通當然只和已有的、既定的價值有關）；……於是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麽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本能地堅持亞·斯密的這種做法，即把‘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範疇混同於‘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範疇，並且不加批判地在一個世紀中一代一代沿用這種做法。在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那里，投在工資上的那部分資本，和投在原料上的那部分資本根本不加區別，而僅僅在形式上——看它是一部分一部分地，還是全部一次地通過產品而流通——和不變資本區別開來。因此，理解資本主義生產的現實運動的基礎，從而理解資本主義剝削的現實運動的基礎，一下子就被破壞了。問題就只是預付價值的再現了”（《資本論》第2卷，第244—245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這是拜物教的最典型的例子之一；由於社會生產過程而從屬於物的社會性質，憑借拜物教，就被變成了由這些物的物質本性所具有的天然性質。馬克思的資本概念以及把資本區分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思想，對揭示上述現實的顛倒是十分重要的。它為探討剩余價值的生產，為探討用於投資或作為新資本使用的那部分剩余價值，以及一般地為探討資本主義生產的運動規律，提供了分析的基礎（參看積累條目）。

　　總的說來，資本是一種強制的社會關系；這種社會關系從屬於物，不管這些物是商品還是貨幣；這種關系還包含著以貨幣的形式表現的今天的資本家階級所占有的過去累積的未償付的剩余勞動。因此，它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占統治地位的關系。






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一詞是指一種生產方式；在這種生產方式中，以其各種形態出現的資本是主要的生產資料。資本可以表現為用於購買勞動力和生產材料的貨幣和信貸；也可以表現為有形的機器（狹義上的資本）；或表現為成品、半成品的存貨。無論采取什麽形式，它總是某個階級——不顧人民大眾的資產階級——所掌控的私人擁有的資本；而這正是作為一種生產方式的資本主義的主要特征

　　正如托尼和多布曾指出的，非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派很少使用“資本主義”這個詞。但即使在馬克思的著作中，這一詞也用得很晚。馬克思雖使用過“資本主義的”這個形容詞，或談到過“資本家”，但無論是《共產黨宣言》還是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都沒有把資本主義作為一個名詞來使用。只是到了1877年，在其與俄國的追隨者的通訊中討論俄國過渡到資本主義時，才使用了這個詞。這一詞用得不多，也許是由於在馬克思時代，它還比較新。《牛津大詞典》直到1854年才第一次列舉了它的用法（為薩克雷所用）。

　　“ism”這個後綴可用於表示某種歷史狀態（如專制主義），某種運動（如雅各賓主義），某種思想體系（如千年至福說），或上述含義的某種綜合。例如，社會主義，既是一種生產方式（一種歷史階段）又是一種思想體系。然而，資本主義這個詞卻很少表示宣傳某種生產方式的思想體系。它只代表一個歷史階段。但這一有限的用法並沒有使這一概念變得明確起來。作為一個歷史階段，資本主義的歷史劃分界限一直是一個易於引起爭論的問題；為同它的起源的各種理論相吻合，它的起點不是被大大推遲，就是被大大提前了。特別是近年來，人們還對它的歷史分期進行了熱烈的爭鳴。還出現了通過在其前面加上各種形容詞如壟斷資本主義，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來擴大它的含義的企圖(參看資本主義的分期條目)。

　　關於資本主義的起源及其分期的爭論，往往是由在眾多的均可表示這種生產方式的特征中突出某一點而引起的。因此，列舉一下這些特征，也許會有所裨益。作為一種生產方式，資本主義據認為有下列特征：

　　（1）生產是為了銷售而不是由生產者本人使用；這不同於簡單的商品生產。

　　（2）出現了買賣勞動力的市場，其交換方式是按一定的時間付給貨幣工資（計時工資制）或按某項特定工作付給貨幣工資（計件工資制）；這種市場的出現及其所包含的契約關系，不同於早期的奴隸制或農奴制。

　　（3）使用貨幣作為交換媒介，即便不是普遍的，也是一種占主導地位的現象。由於采取貨幣的形式，資本就可使其所有者握有最大限度的調度靈活性。這一特征也使銀行和金融中介發揮系統全面的作用。純實物交易與使用貨幣相比雖是理想的，但它的實際影響是有限的。可以同早期階段進行一下比較，那時雖已使用有限的硬幣，但通過借貸的手段來進行買賣的可能性並不存在，當時只有新生的商業資本向封建貴族提供消費貸款的例子（參看貨幣；商業資本；金融資本條目）。

　　（4）資本家或他的代理人支配著生產(勞動)過程，這意味著不僅對工人的雇用和解雇有支配權，而且對技術的選擇、產品的配制、勞動環境以及產品的銷售也有支配權，這不同於轉讓制也不同於可供選擇的現代初級社會主義的諸如合作社、由工人管理的企業、工人所有或國家所有的企業等各種形式。

　　（5）支配金融決策。貨幣和信貸的普遍使用促進了利用他人的資金進行積累的事業的發展。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這意味著資本主義企業主有權靠借貸、發行股票和抵押廠房來籌集資金。工人對此不僅沒有決定權，而且要蒙受由於資本家的失算如違約導致破產所造成的損失。然而，資本家不得不與債主或股東爭奪控制權。有些作家（如貝爾和明斯，見“參考書目”①）把普遍的控股制及股東的被動狀態看作是一個新階段的標志，這個新階段的特征是所有權與控制權相分離（參看股份公司條目）；另一位作家（見“參考書目”③）則把代表參與養老金計劃的工人利益的養老金股份所有制看作具有社會主義性質。這些暗示資本主義正在消逝的說法，是要說明關鍵的因素是支配權，而不管它是否伴有所有權。這與社會主義的由計劃權威進行控制的中央金融管理制是不同的。

　　（6）資本之間存在著競爭。個體資本家對勞動過程和金融結構的控制要受其在競爭環境中的日常經營的制約；在這種環境中，他們要和生產同一種商品或類似代用品、或只是爭奪市場和貸款的其它資本家進行競爭。這種日益加劇的競爭是作為一種不受個人意志左右的價值規律在起作用的，它迫使資本家采用能夠降低成本的新技術和新措施，迫使他們進行積累以購買更好的機器。價值的這種不斷變動，是資本主義動態的一個重要特征。應廣義地理解競爭，而不應把它狹義地理解為新古典經濟學的完全競爭，因為完全競爭在簡單商品生產中才有可能。競爭加劇了各大企業的資本的集中。壟斷組織和卡特爾的出現旨在抑制競爭。技術的不斷革命則導致了許多新的形式，如多種產品公司，乃至多國公司。但是這些不同形式並不會消滅競爭，只是改變了公司用以對付競爭的方式。某些作家（如加爾布雷思，見“參考書目”④）雖曾論證說現代的大股份公司能設法使自己同市場割裂開來，但美國汽車業和鋼鐵業最近在國際競爭中的經驗表明，這一看法是有局限性的。

　　對資本主義起因的探索是多種多樣的，或者追溯到商業資本和對外貿易的發展，或者追溯到封建制度內部由於改變封建地租和勞役的支付方式而引起的貨幣交易的發展。這一探討涉及到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而且主要與首先出現資本主義的西歐歷史有關。關於資本主義的起因，不管會提出什麽樣的論據，但一般都公認經15世紀到18世紀這一期間是資本主義的商業資本階段。在這一階段，國家特許的壟斷組織所進行的海外貿易和殖民活動在荷蘭、西班牙、葡萄牙、英國和法國都起著重要作用。海上貿易由於快速船的發明變得比陸上貿易便宜，而且在此以前尚末（被歐洲）發現的許多地區，如今則通過包括買賣奴隸、貴金屬和簡單制造品在內的貿易而連結了起來。

　　資本主義的工業階段是從普遍使用動力機械開始的，這就是人們所熟知的工業革命。從英國棉紡工業開始的這場革命，主要表現為普遍使用蒸汽機，它逐步發展到其它工業部門，並擴展到西歐和北美的其它國家。在這一階段，政治經濟學學科和自由放任主義的意識形態都同時得到發展。這一階段的標志是開展了一場剝奪或取消國家在控制勞動市場、對外貿易和國內貿易中的作用的鬥爭，而亞·斯密和李嘉圖的學說則成了這場鬥爭的強大武器（參看庸俗經濟學條目）。這場爭取自由放任主義的意識形態上的鬥爭，至少在英國19世紀40年代就取得了勝利。廢除了谷物法、通過了銀行法和撤銷了航海條例。經貿法的改革則使國家對窮苦人民的援助合理化，從而在理論上與自由放任主義相一致起來。從自由放任主義這一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國家在資本主義中的作用雖然降低到了最低限度而且英國的經驗也表明國家的作用不大，但它在法國、德國、意大利和俄國這些國家的後來的資本主義方式發展中卻依然很重要。與英國經驗類似的唯一的另一個例子是美國。

　　然而，有這樣一種趨勢，即把資本主義的這一中間發展階段——處於迅速發展和技術進步之中的工業資本主義階段，這期間存在著只有國家最低限度參與的個人所有的小企業和普遍的競爭——看作是合乎規律的階段。因此，隨後的幾個階段便算做壟斷資本主義、金融資本主義、晚期資本主義等。壟斷的（金融的）資本主義階段據說始於19世紀末或20世紀初，當時隨著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到來，大規模的工業進程已成為可能。就上面所列舉的被認為是資本主義主要特征的每一點而言，許多作家都預言資本主義要崩潰。自由放任主義的思想家們（如弗里德曼和海耶克）把勞資談判的發展，控制經濟活動不利後果的立法的發展，看作是背離傳統資本主義的跡象。馬克思主義的作家們則把壟斷組織的規模不斷擴大，或國家的支配作用不斷增強，看作是不健康的跡象，或看作是資本主義晚期的跡象。列寧認為民族國家在幫助資本尋求海外市場中所起的作用（常常是從政治上控制殖民地），是帝國主義階段——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的標志。在後凱恩斯時代，一些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例如肖恩菲爾德和加爾布雷德，見“參考書目”⑩和④）把國家用公共經費來緩解現實問題所起的國內作用，看作是預示一個新的資本主義階段的到來；某些社會民主黨人也持有同樣的觀點（見“參考書目”②）。

　　然而，在大多數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中，上面所列舉的種種特征依然可以看得到。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制占支配地位，使用借貸手段去籌措積累資金，買賣勞動力(雖多少受到了制止)，由資本家掌握雇用和解雇工人的權力以及操縱技術的選擇權。從國際方面來說，資本主義經濟已不象過去那麽保守，而是變得比較開放了，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已面臨來自以前不發達的國家或西歐勢力範圍之外的國家的競爭。對所有這些經濟來說，追逐私人利潤依然是刺激企業活動的動力，也是制定和完成積累計劃的主要動機和原因。

　　這並不是否認資本主義已經發生了變化和取得了進展。從廣義上來說，工藝和社會方面的發展對資本主義的演化一直有著重大影響。從蒸汽機出現和把蒸汽動力應用於鐵路、煉鋼業和電氣產品開始的接連不斷的發明浪潮，影響工業和農業的化學革命，輪船以及最近的雷達和電子技術的發明。已在個體資本的需求、控制的可能性及其限度和影響範圍等方面改變了資本主義。與此同時，爭取擴大公民權、爭取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的政治權利，爭取信仰自由的政治的和社會的鬥爭，也改變了資本主義運行範圍內的立法和行政環境。當然，資本主義國家政府所采取的政治形式是多種多樣的，有法西斯主義、獨裁主義的、共和制的、民主制的、君主制的等等，但國際事件的交流和了解的增進，意味著到處都存在著一種民主的推動力，它迫使無論什麽政治色彩的國家都要去順應或以有效的壓制辦法去對付民眾要在經濟過程中享有更廣泛支配權的要求。對資本主義國家所作的馬克思主義的探討就反映了這些思考（見“參考書目”⑥，⑦）。

　　那些強調認為工人不能支配勞動過程乃是勞動屈從於外界力量(參看異化條目)主要表現形式的人，把蘇聯、中國和東歐國家的經濟都列入資本主義形態。鑒於沒有私有制（至少在非農業部門的活動中），所以這些人在資本主義的前面加上“國家”或“國家壟斷”的形容詞來表示上述經濟的特征。這一標簽還有一種更自由、隨意的用法，即用以表示國家對私人所有制的資本主義經濟不斷加強幹預（參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條目）。比如，某些作家把美國經濟就叫做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經濟。列寧曾用國家資本主義這一術語表示蘇維埃經濟的一個臨時過渡階段；在這一階段中，某些部門為國家所有，但資本主義方式在大部分經濟中卻普遍存在著。當時列寧以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德國為例，認為當時德國的資本主義經濟是由國家這個獨一無二的托拉斯來經營的。這種情況被看作是馬克思所預見的資本的集中和積聚過程的極限。列寧還強調蘇俄的政治環境不同於德國，因而把國家資本主義看作是超越資本主義階段的一種進步，後來的作家，特別是托洛茨基，則把其他人稱作國家資本主義的現象當作是社會主義的一種墮落的表現或是尚未實現的社會主義的一種跡象。

　　在這些社會以及亞非新興非殖民化國家中普遍存在的匱乏和需要積累的持久壓力，曾使某些作家提出，應當用工業化而不是用資本主義來表述這一世界歷史階段。這一觀點最傑出的倡導者是沃·惠·羅斯托（見“參考書目”⑧），他提出一個劃分歷史時期的方案，故意避開馬克思的生產方式的範疇。用諸如人均產值、儲蓄率等經濟標準來劃分階段。把一切社會都貼上資本主義這一共同的標簽，無論是加上還是不加“國家”或“壟斷”這樣前綴也罷，都促使這樣一種觀點的形成，即認為不同的社會都趨於走向高消費和先進技術的普遍階段。這顯然是想同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一個特殊的短暫的歷史階段的觀點相抗衡。羅斯托的劃分歷史階段的方法，雖然受到來自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作家的許多批評，但它還是作為一種引人注意的東西而流傳下來。他向馬克思主義者提出了這樣一些問題：資本主義真的是一個短暫的階段嗎？社會主義的種種形式能與資本主義同時並行嗎？後資本主義社會的特征是什麽？這樣的社會走什麽樣的道路才能實現社會主義？（參看向社會主義過渡條目）




參考書目

① A．貝爾和G．C．明斯：《現代公司與私有制》，1932年英文版。
② C．A．R．克羅斯蘭：《社會主義的前途》，1956年英文版。
③ P．德魯克：《看不見的革命：養老基金社會主義在美國是如何產生的？》，1976年英文版。
④ 約·肯·加爾布雷思：《新工業國》，1967年英文版。
⑤ R．希爾頓編：《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1976年英文版。
⑥ 拉·米利班德：《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國家》，1969年英文版。
⑦ 尼·普蘭查斯：《政治權力與社會階級》，1973年英文版。
⑧ 沃·惠·羅斯托：《經濟成長的階段》，1960年英文版。
⑨ 同上作者編：《從起飛進入持續增長的經濟學》，1963年英文版。
⑩ A．肖恩菲爾德：《現代資本主義》，1965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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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1:53:29

卡特爾和托拉斯

　　參看壟斷資本主義條目。


種姓

　　馬克思在19世紀50年代，就對印度十分關注（著重參看他發表於《紐約每日論壇報》上的一些文章和《大綱》中的若幹章節），但他的主要興趣是作為亞細亞社會一般特征的村社所存在的“公社所有制”和不列顛資本主義對印度社會所產生的影響；而且很少談到種姓本身（見“參考書目”⑧）。主要提到種姓的文章是《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其中馬克思問道；“既然在一個國家里，不僅存在著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對立，而且存在著部落與部落、種姓與種姓的對立；既然一個社會完全建立在它的所有成員普遍的互相排斥和與生俱來的互相隔離所造成的均勢上面，——這樣的一個國家，這樣的一個社會，難道不是注定要做侵略者的戰利品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69頁）。馬克思根據資本主義的影響，得出結論說；“由鐵路產生的現代工業，必然會瓦解印度種姓制度所憑借的傳統的分工方式，而種姓制度則是印度進步和強盛道路上的基本障礙”（同上書，第73頁）。

　　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幾乎很少有人分析或解釋過種姓制度。那些這樣做的人，通常也總是力圖把這種明確劃分為四個等級的種姓制度比作階級制度。比如羅薩斯就論證說，在印度，種姓制度掩蓋了階級社會的性質，而封建的形式則往往掩蓋了印度作為一個亞細亞社會的性質（見“參考書目”⑥，第159頁）。然而，他也承認，就其各種覆雜性（涉及無數小的地方種姓團體）而言，種姓制度是印度所特有的現象；因此，僅僅依據目前的知識還不能明確地解釋種姓制度的發展（同上書，第162頁）。不過，一位讚同馬克思主義的印度歷史學家（科薩姆比）批評羅薩斯的觀點，說它“抹去了太多的細節，以致沒有什麽實用價值”（見“參考書目”④，第243頁）。另一方面，一些非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則承認種姓制度中存在著重要的階級因素；斯里尼瓦斯評論說：“一個擁有土地的種姓，不論其宗教地位如何，都會實行有效統治”（見“參考書目”⑦），而貝泰伊則爭論說：“在傳統社會中，而且甚至在五十年以前……階級制度就從屬於種姓結構。〔而〕有沒有土地所有權以及生產制度內部的各種關系，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與種姓聯在一起的”（見“參考書目”②，第191頁）。

　　然而，大體說來，學者們都把地方種姓團體當作是麥克斯·維貝爾意義上的地位集團（見“參考書目”②，第188頁；參看階級；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家條目），這種集團是由“生活方式”而不是由在生產制度中的地位所決定的，從這一觀點出發，種姓便屬於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突出的一個範疇，他們寫到：“在過去的各個歷史時代，我們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社會完全劃分為各個不同的等級，看到各種社會地位構成的多級的階梯”（《馬克斯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51頁）。問題在於，這樣一種“多級的階梯”和作為這種多級階梯的特殊例子的種姓制度，能否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範圍內得到充分的說明，還是說在這些情況下還需要作些特別的解釋（比如宗教對種姓制度的影響；見“參考書目”③；參看印度教條目），盡管這些解釋也許仍然是在作為“研究工作指南”的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如恩格斯在1890年8月5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所說的）的影響之下。後一種可能性從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們都承認種姓與階級有密切聯系這一事實中得到了支持。此外，印度的經濟發展也開始使種姓制度發生了重大變化，其中的一點就是出現了重大經濟利益集團的“種姓聯盟”（見“參考書目”①，第122—135頁）。不過，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對種姓制度的研究，顯然還處於初級階段。




參考書目

① F．G .貝利：《政治和社會變革—1959年的奧里薩》，1963年英文版。
② 安德烈·貝泰伊：《種姓、階級和權力—變化中的坦喬雷特的階級分層模式》，1965年英文版。
③ 路易·杜蒙：《人類的等級制—種姓制度及其含義》（1967），1970年英文版。
④ D．D.科薩姆比：《印度的種姓和階級》，1944年英文版。
⑤ 同上作者：《印度歷史研究入門》，1956年英文版。
⑥ 保羅·羅薩斯：《印度的種姓和階級》，1943年英文版。
⑦ M．N.斯里尼瓦斯等人合著：《種姓—趨勢報告及書目提要》，1959年英文版。
⑧ 丹尼爾·索納：《馬克思論印度及亞細亞生產方式》，1966年英文版。


資本的集中和積聚

　　資本有兩種不同的形態。就勞動過程來說，資本表現為支配勞動大軍的、集中起來的大量生產資料；而就單個的資本家來說，它則表現為集中在資本家手中的作為資本的那部分社會財富。馬克思把通過積累而不斷積聚的過程叫做資本的積聚，把通過競爭和信貸而不斷積聚的過程叫做資本的集中，這兩個不同的過程反過來又對資本的上述形態產生著不同的作用。

　　積累是把利潤重新投入於更加新的、更有效力的生產方法之中。新的生產方法意味著最低限度的投資規模不斷增加，按每個工人計算的投入資本的比率也不斷提高——因此，資本的不斷積聚是相對於勞動過程而言的。然而，即使積累有助於增加供單個資本家使用的資本量，但家庭成員對財產的分配，新的資本同舊的資本的分裂以及新的資本的出現，所有這些都會增加資本家本身的人數，從而減少任何一個資本家手中所積聚的社會資本。就後面這些因素而言，積累相對放慢了，而對所有權的實際影響卻是趨於分散化。因此，總的說來，積累雖使勞動過程中的資本積聚了，但卻常常使所有權分散化了。

　　另一方面，競爭和信貸從兩個方面使資本積聚。競爭促使生產成本的降低，從而有利於大規模的投資，而信貸制度則使單個資本家能為這種投資籌集必要的大量資金。因此，勞動過程中的資本的積聚比資本的純積累要快得多。同時，由於競爭摧毀弱小的資本家，信貸制度能使強者吞並弱者，因而競爭和信貸制度將導致資本所有權的集中，而這種集中則綽綽有余地抵補了由於單獨積累所引起的所有權的分散化。

　　所以，總的來看，伴隨著資本主義的是生產的日益資本化和社會資本所有權的日益集中化（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23章；《資本論》第3卷，第15章；《剩余價值論》第3卷）。根據馬克思的分析，這兩種現象雖都源於競爭戰，但它們反過來又加劇了競爭。然而，在資產階級經濟學中，“完全的”或“純粹的”競爭概念本身意味著任何積聚或集中全部是競爭的對立物。人們一旦把資產階級的競爭等同於早期資本主義的競爭現實，或等同於馬克思對這種競爭現實所作的分析，那末資本的日益積聚和集中的歷史事實似乎就成了證明競爭崩潰，以及“不完全競爭”、少數寡頭控制和壟斷統治產生的初步證據。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內部，由希法亭首創並由卡萊斯基、斯坦德爾、巴蘭和斯威齊發展的主要傳統，恰恰把這兩種現象等同起來。這使得該傳統的支持者們這樣認為：現代資本主義最終將由壟斷者、工人以及國家之間的力量對比的結果來調節（參看經濟危機條目）。瓦尓加（見“參考書目”③）和某些較近的作家則從相反的角度爭論說，資本的積聚和集中不是取消競爭，而是實際上加劇了競爭；他們還說，盈利能力的經驗證據實際上證實了馬克思的競爭理論（見“參考書目”①，②）。應當指出的是，雙方都求助於列寧。不用說，這場爭論無疑對分析現代資本主義和當前的危機具有重大意義。




參考書目

① 詹姆士·克利夫頓：《競爭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演變》，1977年英文版。
② A﹒沙克：《新李嘉圖派經濟學：—一代數學的富有和理論的貧困》，1982年英文版。
③ E﹒瓦爾加：《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引起的資本主義經濟的變化》，1948年英文版。


偶然性和必然性

　　參看決定論；歷史唯物主義條目。


基督教

　　馬克思在其早期論文《論猶太人問題》中曾說，在現代社會中，人們通過把宗教降到私人領域，把它從公共競爭的喧鬧中驅逐出去，從而使自己擺脫了宗教的精神壓力。馬克思認為這種分離是人同人相異化的標志，它使個人不能成為一個完全的人。然而，這畢竟是一個必要的前進步驟，而開創這一步的宗教改革運動則是一種革命性的進展（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2—467頁）。他認為基督教及其對個人和靈魂的束縛，特別是它的資產階級形式新教，是無個性特征的商品交換經濟的最適當的宗教形式（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96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當恩格斯把路德教同他曾信奉過的加爾文教進行比較時也遵循同一個思想，認為加爾文教在性質上更成熟、更資產階級化和共和化（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52頁）。恩格斯宣稱，加爾文教的信條適合當時資產階級或早期資產階級中的最勇敢的人的要求；加爾文教的先定學說植根於這樣一個事實：在商業競爭的世界中，成功或失敗是無法預測的（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91頁）。

　　馬克思於1847年猛烈地抨擊了那種認為基督教的原則可以為共產主義提供一種替代方案的論調；認為基督教原則只是意味著懦怯、屈從，而工人階級需要的卻是勇敢和自尊（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18頁）。在《共產黨宣言》（第3節）中，基督教社會主義則被作為工人階級一眼就可以看穿的封建保守的騙人的東西而不予置理。但不久馬克思就認識到，在一個像法國這樣的主要農業國里，牧師的影響可能會依然很大；因此，法國政府為恢覆教皇在羅馬的統治進行了武裝幹涉（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442—443頁）。幾年之後，在去萊茵地區的途中，馬克思就不得不感到以美因茲的主教凱特勒為其倡導者的社會天主教對工人所施加的有害影響了（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52頁）。

　　恩格斯認為宗教改革運動是德國的經濟發展和日益參與國際貿易造成的。在其關於1524—1525年的德國農民戰爭的著作中，他把宗教改革運動說成是旨在進行資產階級的和反封建的民族革命的第一次嘗試；這場鬥爭由於市民同農民之間缺乏聯系受到了挫折，而被剝奪了繼承權、處於社會之外的社會最低層的人只能以早期基督教的至福千年的精神沈迷於對未來理想世界的幻想；再洗禮運動則是近代社會主義的最初的微光（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99—419頁）。

　　恩格斯在其後來的歲月中，曾多次重新探討基督教的起源和早期發展問題。他在關於布魯諾·鮑威爾（研究基督教起源和早期發展的一位開拓者）的論文中指出，在世界歷史上起過如此重大作用的宗教，不能僅僅作為一種騙術而不予置理；應當了解它產生的條件。羅馬帝國的巨大苦難，無望獲得物質的慰藉，而代之以求助於精神拯救；它學會了譴責自己的罪孽，以求得神的贖罪。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原罪的信條是唯一的基督教的平等原則（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43頁），而這同奴隸和被壓迫者的宗教信仰是一致的。但他必然超出這一點，在其臨終前，對早期基督教與他那個時代的工人階級運動作了比較，認為這兩者雖都產生於被壓迫群眾，但基督教經過一段時期之後成了國教，而社會主義如今則無疑已爭得了一種可以絕對保證它取得迅速勝利的地位（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25頁）。他的最後一次表態是在1895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的結尾部分，在那里他稱讚早期基督教是“一個危險的變革黨”，它蔑視皇帝，拒不在他們的祭壇上獻祭，從而破壞了國家的基礎（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11頁）。

　　下一代的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對基督教的起源問題也感興趣。考茨基就是對此作過徹底探討的一個人，此外，他在很多著作中還論述過後來基督教的歷史。比如，他追溯了法國大革命對德國神學的影響，把德國神學采用的康德的倫理學看作是反對唯物主義的基礎（見“參考書目”③）。正是考茨基對早期基督教采取了最坦率的態度。他強調指出奴隸服從的信條對奴隸主是有用的，否則他們就會用武力來維持自己的權力。他不承認早期基督教在羅馬社會的冷酷的條件下，能夠隨著自身財力和地位的改善而對社會的苦難起任何減輕或緩和的影響作用，而寧願把社會情況的改善歸之於政治的或經濟的客觀原因（見“參看書目”④）。後來官方的馬克思主義也常常持類似的觀點。用蘇聯學者的話來說就是“基督教的贖罪教義反映了被壓迫勞動群眾的軟弱、無能為力和末日感”（見“參考書目”⑥）。然而羅·盧森堡除被基督教向今世無望的窮人提供安慰的信條所吸引外，還對早期基督教徒均分財產的因素感到興趣，盡管這種共有因素只是消費共產主義而不是生產的共產主義而在意義上有很大的局限性。她在1905年革命的動亂期間從事寫作，並抗議基督教神父用以中傷社會主義者的手法。

　　從那以後，西歐出現了大量從不同的歷史和政治背景出發探討基督教的馬克思主義的思考。在天主教的國家中，作為保守主義支柱的天主教會的力量仍很強大，因此，在這些國家中上述思考如同處於天主教會所參與的法西斯統治之下的意大利的葛蘭西的思考一樣，往往必然涉及實際的路線。在英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則把17世紀的沖突當作最豐富的主題，因此，認為天主教盡管不是獨立的，但卻與新興的有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加爾文主義和無產者的再洗禮教的分枝的意識形態一道起著積極的推動作用。另一個突出的問題是衛理公會派與工業革命之間的聯系。許多人都同意這樣的結論即衛理公會派雖給予初期的工人階級以有益的教訓，但其總的影響卻“阻礙了”工人階級的“政治發展”（湯姆森的觀點，見“參考書目”⑧，第23頁）。

　　但是同一位作家（湯姆森）指出，每一種宗教運動既有進步的作用又有反動的作用。“有兩個救世主”，一個是統治者的救世主，另一個是勞苦者的救世主（見“參考書目”⑧，第4頁）。在最近的幾十年中，過去教會敵視共產主義的那種情況已有所變化，至少象後者對前者的敵視程度那樣在不斷減少。雙方“對話”的大門已經打開；像法國的加羅第和英國的克魯格曼這樣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對促進這種對話都很積極。基督教徒和各個教會都常常支持進步事業，包括支持殖民地的造反活動。馬克思主義者也許應當問一問自己，過去是否過於斷然地否定這樣的事實，即社會主義在許多方面是基督教的產物。




參考書目：

① 羅傑·加羅第：《馬克思主義與二十世紀》，1970年英文版。
② 克里斯托弗·希爾：《革命前的英國社會和清教主義》，1964年英文版。
③ 卡爾·考茨基：《倫理與唯物主義史觀》（1906），1918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基督教的基礎——關於基督教起源的研究》（1908），1925年英文版。
⑤ 羅莎·盧森堡：《社會主義與教會》，1905年英文版。
⑥ 瓦·伊·普羅科菲耶夫：《宗教道德和共產主義道德》（1959），1967年英文版。
⑦ E﹒P﹒湯普森：《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1963年英文版。
⑧ 喬治·湯姆森：《論宗教》，1949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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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1:54:39

流通

　　在馬克思的理論中，是把產生剩余價值的生產領域同買賣商品和籌集資金的交換領域明顯加以區別的。在積累資本過程中，這兩個領域之間不斷運動，從而構成資本的流通。如果說“批判地分析資本主義的生產”是《資本論》第1卷的主題，那末“資本的流通過程”就是《資本論》第2卷的主題（雖然《資本論》第3卷也綜合了分配的各種關系並冠以“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的副標題）。

　　資本的流通可以從單個資本家的角度來進行考察，正是這種流通導致產業資本的循環：M—C…P…Cˊ—Mˊ。貨幣資本M，是預付用以購買包括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商品C的。然後這兩者結合起來就開始了生產過程，並構成生產資本的要素P。商品資本Cˊ是勞動過程的結果，它包含著剩余價值。出賣或變賣這些商品又使循環回到貨幣形態，但它在數量上已擴大為包括利潤在內的Mˊ。這種循環只有周而覆始，才能不斷提供積累。…P…構成生產領域，而且它將引起資本流通中的交換領域的中斷，正如交換領域將引起生產領域中斷一樣，因為要使循環繼續就必須買賣商品和生產商品。

　　就資本的總體而言，流通把上述許多單個產業資本的循環結合在一起。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建立多種不同的經濟平衡。從使用價值方面來說，必須生產出適當比例的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並加以交換，以便在不同的經濟部門能從事生產和雇傭勞動力。從交換價值方面來說，則應確立價格和得到貨幣和信貸，以使資本家和工人能按適當的比例獲得適當的商品和所需要的利潤。資產階級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傳統內部的某些用階級觀點來看待上述流通關系的經濟學家，常把這些平衡中的這種或那種平衡當作分析的重點，把它的崩潰看作是產生危機和蕭條的原因。可以認為馬克思在強調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時雖也持有類似的觀點，但他還指出必須建立第三種平衡，這是把其它兩種即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平衡結合起來的一種平衡。這是作為價值關系一種平衡的流通。只有做到這一點，資本主義生產的各種矛盾才會在分析流通過程中呈現出來。

　　這可從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里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時所證實的結果中推斷出來。馬克思揭示說，隨著價值關系的形成，這種關系也就受到資本積累的改變，因為資本的積累通過采用機器、提高生產能力將減少價值。如果從生產的角度抽象地考察流通，那末只有在一定的使用價值、交換價值或價值關系的基礎上才可能理解經濟危機。經濟關系危機的必然性只能來自資本的流通，因為它通過交換協調著積累過程。馬克思在論述利潤率趨於下降的規律時就是以這一點為指導的。

　　在馬克思主義內部，由於理解流通過程的角度不同而產生了不同的政治經濟學派，盡管這些學派的認識並不總是很明確。在消費不足論看來，資本的流通取決於需求水平，並明顯地處於交換關系的運動之中。對新李嘉圖學派來說，流通取決於分配關系，而分配關系則被看作是工資和利潤之間逆關系的體現。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者，或資本邏輯學派，雖用生產來決定流通，但卻把矛盾僅局限於生產領域，而不是把矛盾看作是整個流通及作為決定因素的生產的結果。




參考書目

① 本·法恩：《馬克思的〈資本論〉》，1975年英文版，第7章。
② 同上作者：《經濟理論與意識形態》，1980年英文版，第2章。
③ 本·法恩和勞倫斯·哈里斯：《重談〈資本論〉》，1979年英文版，第1章。


城邦

　　參看古代社會條目。


市民社會

　　雖然像洛克和盧梭這樣的作家早就用“市民社會”一詞來表述不同於自然社會或自然狀態的公民社會，但馬克思的“市民社會”的概念卻源於黑格爾。在黑格爾那里，市民社會或資產階級社會，作為離開家庭單位而參與經濟競爭的各個個人的領域，同國家或政治社會是對立的。這是一個有著特殊需求的、自私自利的和分裂的領域。它可以自我毀滅。黑格爾認為，只有通過國家，才能夠有普遍的利益；他不同意洛克、盧梭或亞·斯密所說的市民社會具有什麽可以導致公益的固有的合理性。

　　馬克思在其批判黑格爾和德國唯心主義時，即在《論猶太人問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經濟學哲學手稿》等著作中，使用了市民社會的概念。他對市民社會的探討，在他那個時期的著作中是用黑格爾的語言來進行的。這一術語在他後來的著作中實際上就不再使用了，雖然可以認為他關於這一概念的某些政治含義依然存在。在其早期著作中，馬克思還把市民社會用作衡量從封建社會轉變成資產階級社會的一種尺度。他把市民社會定義為粗糙唯物主義、近代財產關系、每個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和利己主義的領域，認為它是在中古社會滅亡的基礎上產生的。先前的各個個人是許多不同團體如同業公會和等級的一部分，每一個同業公會或等級都具有某種政治作用，因而不存在獨立的市民領域。隨著這些局部性的團體的解體，才出現了市民社會；在這種社會中，個人高於一切。舊的特權契約所規定的義務被彼此之間以及同社會相脫離的各個個人的利己需要所取代了。他們之間的唯一聯系是法律，但這種法律既不是各個個人的意志的反映，也不符合他們的本質，而是靠懲罰的威脅來支配人們之間的關系的。市民社會的這種分裂的、相互傾軋的特性及其財產關系，必然需要一種不反映這種沖突而是抽象化的、遠離這種沖突的政治。市民社會的上述特征必然導致現代國家的產生（同時也限定了現代國家）。但局限於形式上的、消極的活動和由於經濟生活本質的沖突而變得軟弱無力的國家，並不能抑制市民社會的分裂和苦難。因為作為現代社會公民的個人的政治身分，是跟他們的社會身分以及他們在生產領域中作為商人、散工或地主的活動相分離的。

　　根據馬克思的分析，在私人生活範圍的各個個人之間，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之間或國家與社會之間，同時逐漸形成了兩種區分。作為現代國家和作為市民的抽象概念（這種市民是道德的，因為他超越了自身的狹隘利益）代表了普遍利益，而作為市民社會的具有真實官能享受的人則代表了實利主義；馬克思認為這兩者是有區別的，是大不相同的。在馬克思看來，值得諷刺的是，在現代社會中體現為國家理想的最普遍的、道德的、社會的宗旨，只是為處於偏狹的和墮落狀態的人們服務，這些人充滿個人利己主義的欲望，從經濟利益的需要出發來行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市民社會的特征即經濟關系就是現代國家的本質。要真正消滅市民社會的沖突，要充分實現人類的潛力，就必須消除市民社會及其產物政治社會，這就需要以解放人類為目的的社會和政治革命。

　　雖然葛蘭西也繼續使用“市民社會”一詞來指私人的或非國家的領域，包括經濟領域，但他所描述的市民社會根本不同於馬克思所說的那種市民社會。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個人需求的領域，而是各個有機體的領域，是一個能合理地自我調節、具有自由的有機體的領域。葛蘭西堅持認為市民社會是一個覆雜的有機體，是“通常稱作‘私人的’有機體的總體，在這里領導權和‘自發的同意’是有機結合的”（見“參考書目”③，第12—13頁）。他認為在市民社會與國家之間的任何區分只屬於方法論上的問題，因為即使象自由放任這樣的不幹預政策也是由國家本身制訂的（同上，第160頁）。在其《獄中劄記》中，用了各種不同的比喻來說明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的關系。比如，他把一個充分發達的市民社會說成是能夠抵禦經濟危機“侵入”和能保護國家的塹壕體系（同上，第235頁）。而在《劄記》的另一個地方當把1917年的俄國及其“原始的”和不發達的市民社會同西方國家進行比較時，他又把國家說成是一個外部溝渠，認為在它的背後有一個強有力的市民社會的防禦體系（同上，第238頁）。馬克思強調國家和市民社會兩者的分離；而葛蘭西則強調這兩者之間的相互聯系，認為日常在狹義上使用的國家一詞可以指政府，而國家的概念實際上包括市民社會的要素。他指出狹義上看作是政府的國家是靠市民社會中所形成的領導權來保護的，雖然統治階級的領導權要靠強制的國家機器來鞏固；然而，國家也具有“道德的職能”，因為它要力圖影響公共輿論，要支配經濟領域。葛蘭西還認為，法律概念本身必須擴大，因為風俗和習慣的因素可以在市民社會中形成一種服從的集體壓力，而無需強制或制裁。

　　在任何一個實際社會中，市民社會與國家之間的界限都是很難劃清的，但葛蘭西卻反對任何想把這兩者等同起來或混為一談的企圖；他認為形形色色的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思想家或法國雅各賓派的著作就表現了這種企圖。另外，葛蘭西雖然承認國家在發展市民社會方面的作用，但卻警告不要使中央集權制或國家崇拜論永久化（同上，第268頁）。實際上，葛蘭西是以充分發展的、具有自我調節屬性的市民社會來重新解釋國家消亡的。

　　在馬克思的著作中，市民社會被描述為個人利己主義的領域，而葛蘭西卻引證黑格爾關於作為有機體要素的等級和同業公會的探討，認為這些有機體要素以集體的方式代表了市民社會的共同利益，代表了管理市民社會和把它同國家聯系起來的官僚機構和法律制度的作用（見“參考書目”④）。不過，他也指出黑格爾沒有關於現代群眾組織的經驗，馬克思雖然深為同情群眾，但也缺乏這方面的經驗（見“參考書目”③，第259頁）。這里所談到的葛蘭西與馬克思的區別，可以同葛蘭西強調分析市民社會的實際機體，同強調國家和包括經濟在內的市民社會之間的相互聯系有關。但應當指出的是，無論在馬克思那里，還是在葛蘭西那里，“市民社會”一詞既包含經濟基礎的因素，又包含上層建築的非政治方面的因素（參看基礎和上層建築條目）。因而同基礎和上層建築這一比喻是不符合的。

　　要了解馬克思主義者和非馬克思主義者著作中關於市民社會的概念，就得考察政治這個概念本身。它涉及到個人之間的關系，也涉及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看一個社會是不是有機的，其分界限就在於它是公共的還是私人的。市民社會一詞雖然在馬克思的後期著作中不再使用了，但是不受社會支配的、作為獨立領域的政治消亡並代之以一種新的民主主義的主題思想，卻在《法蘭西內戰》中多次出現過；這在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中也可以看到，葛蘭西則進一步發展了這一思想。




參考書目

① N﹒博比奧：《葛蘭西和市民社會概念》，載莫非編《葛蘭西和馬克思主義理論》，1979年英文版。
② 盧西奧·科萊蒂：《卡爾·馬克思早期著作介紹》，1975年英文版。
③ 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劄記選》，1971年英文版。
④ L﹒拉紮多·米格里柯羅和P﹒米蘇拉卡合著：《現代官僚機構理論》，載《葛蘭西批判下的社會學和馬克思主義》，1928年意大利文版。
⑤ J﹒特克希爾：《上層建築的理論家葛蘭西》，載莫非編《葛蘭西和馬克思主義理論》，1979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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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1:55:42

階級

　　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對階級的概念都未曾作過系統的闡述，但這一概念卻在馬克思主義的學說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階級的概念是馬克思整個學說的出發點；正是由於發現無產階級是“現實本身的思想”（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5頁），是一支從事解放鬥爭的新的政治力量，才直接導致馬克思對近代社會的經濟結構及其發展進程進行了分析。在這一期間（1843—1844年），恩格斯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也作出同樣的發展，這在他發表在《德法年鑒》上的那些論文（1844年）中有所概述，並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5年）一書中得到了發展。因此，早期資本主義的階級結構和這種社會形態的階級鬥爭，就成了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說的主要基準點。後來，作為歷史動力的階級沖突的概念擴大了，《共產黨宣言》用一句著名的話宣稱：“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然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承認階級是資本主義社會的鮮明的特征的同時——甚至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暗示“階級自身是資產階級的產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86頁），對其他社會形態的主要階級和階級關系卻沒有作任何同樣的分析。考茨基在其探討階級、職業和地位時（1927年），曾認為《共產黨宣言》中所提到的許多階級沖突，實際上是地位集團之間的沖突；他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對這一點很清楚，因為他們在同一個《宣言》中曾指出“在過去的各個歷史時代，我們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社會完全劃分為各個不同的等級，看到由各種社會地位構成的多級的階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51頁）。並把這種情況同資產階級時代的“特點”進行了比較。而在資產階級時代“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同上，第251頁）。這里有一點很清楚，即馬克思是想表明在除早期部落公社以外的一切社會形態中都存在重大的階級區分。因為他後來曾論證說：“生產條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產者的直接關系總是為整個社會結構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隱蔽的基礎”（《資本論》第3卷，第891—892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大多數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效法馬克思和恩格斯，把其注意力都集中在資產階級社會的階級結構上，從而不得不對付下述兩個主要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與基本階級有關的社會等級或社會階層的“覆雜性”。在被恩格斯作為《資本論》第3卷最後一章出版的關於“現代社會的三大階級”的手稿片段中，馬克思曾指出甚至在英國，即使經濟結構“無疑已經有了最高度的、最典型的發展……也還有若幹中間的和過渡的階段到處使階級界限規定模糊起來”（《資本論》第3卷，第1000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在《剩余價值論》中探討經濟危機時，馬克思也表明他已把原先的分析置之度外，認為“社會決不僅僅是由工人階級和產業資本家階級組成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Ⅱ冊，第562頁）。在《剩余價值論》的其他地方，馬克思把中間階級的成長看作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現象，指出：“〔李嘉圖〕忘記指出：介於工人為一方和資本家、土地所有者為另一方之間的中間階級不斷增加……成了作為社會基礎的工人身上的沈重負擔，同時也增加了上流社會的社會安全和力量”（同上書，第653頁）。在談到馬爾薩斯時，馬克思又進一步指出：“他（馬爾薩斯——譯者注）的最高希望是，中等階級的人數將增加，無產階級在總人口中占的比例將相對地越來越少（雖然它的人數會絕對地增加）……然而，實際上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進程卻正是這樣”（同上書，第Ⅲ冊，第63頁）。這些論述同資產階級社會日益分化為“兩大階級”的分析並不完全符合；而且鑒於中等階級在繼續增長，所以從伯恩施坦到普蘭查斯這樣一些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家就不得不反覆考察這種現象，特別是與社會主義運動有關的這種現象的政治含義。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資本主義社會兩大階級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狀況及其發展。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第7節）中，馬克思曾對一個業已充分形成的階級下了一個否定性的定義，他說：“既然數百萬家庭的經濟條件使他們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與其他階級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並互相敵對，所以他們就形成一個階級。由於各個小農彼此間只存在有地域的聯系，由於他們利益的同一性並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任何的共同關系，形成任何的全國性的聯系，形成任何一種政治組織，所以他們就沒有形成一個階級”（《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93頁）。但在其《哲學的貧困》（第2章，第5節）中描述工人階級出現時，馬克思卻以肯定的方式闡述了同樣的思想：“經濟條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變成工人。資本的統治為這批人創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關系。所以，這批人對資本說來已經形成一個階級，但還不是自為的階級。在鬥爭（我們僅僅談到它的某些階段）中，這批人逐漸團結起來，形成一個自為的階級。他們所維護的利益變成階級的利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6頁）。在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中間，普蘭查斯就反對這種“自在的階級”與“自為的階級”的區分（認為這是黑格爾的殘余），他的見解似乎是認為階級一出現就具備了充分的階級意識和相應的政治組織；而這同盧卡奇（1922年）所闡述的觀點針鋒相對，盧卡奇認為階級意識的形成是重要的，而這種意識是由革命政黨從外部灌輸給無產階級的（參看列寧主義條目）。實際上，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都清楚地認識到（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越來越認識到），對工人階級來說，要形成“社會主義的”或“革命的”意識，包含著許多覆雜的因素，而這是需要進行認真徹底的探討的。“階級利益”本身已不再（像馬克思所認為的那樣）被看作是一個客觀的和明確的“社會事實”，而被賦予了這樣一層含義，即通過對日常生活經驗的探討和相互影響以及依據各種政治學說對這些經驗的解釋所產生的含義，因而是某種可以表現為不同形式的東西；工人階級運動中的歷史上的不同派別在某種程度上就反映了這種覆雜情況。然而，有些馬克思主義者（比如馬爾庫塞，見其《單向度的人》一書）卻認為工人階級的特有的階級利益和階級意識，由於這個階級本身已完全為現代發達工業社會所同化，實際上已消失了。而其他的馬克思主義者如韋爾默爾則對政治行為主要取決於階級關系的觀點從根本上持懷疑態度，或不承認在國家全面調節社會生活的時代還有什麽統治階級的利益（見奧菲：《政治權力和階級結構》，1972年英文版；參看法蘭克福學派條目）。這些人一直認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先進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主義運動只部分地取決於工人階級，而越來越取決於各個集團的聯合（參看歐洲共產主義條目）；這似乎是從近年來占突出地位的激進政治運動得出的一種看法，因為這種運動就不是以階級為基礎的，婦女運動和形形色色的種族的、民族的運動就屬於這類運動（參看女權運動；民族主義；種族條目）。

　　上述這些問題，實際上同考察非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結構的研究結合得更緊。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在亞細亞社會中，作為社會變革主要力量的各個階級的發展，看來由於缺少私有財產而被排除了，這種社會形態的統治集團可以說不是由生產資料的所有者而是由國家機器的管理者構成的。在古代（奴隸）社會（參看奴隸制條目）中，實際的社會沖突的界限並不是十分清楚——雖然奴隸主和奴隸的區分是明顯的——。馬克思本人把這種沖突有時看作是自由人與奴隸主之間的階級鬥爭，有時則看作是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的階級鬥爭。此外，劃分導致封建主義解體的各種社會沖突也有困難，而且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實際上既不同意封建領主與農奴之間的階級鬥爭所起的作用，也不承認新階級——城市市民——的出現和馬克思所強調的城市與農村之間的沖突有什麽重要性（參看封建社會；發展階段；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的過渡條目）。一個更具普遍性的問題是如何看待農民在階級結構中的地位及其在不同社會形態中的政治作用。正如業已指出的，馬克思沒有把19世紀法國的小農看作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階級，更談不到把它看作一個革命的階級。然而，20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卻主要是在農業社會里發生的，而且農民階層在革命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農民的情況依然如此）。雖然領導他們的常常是以城市為基地的政黨或城市知識分子（參看殖民主義；殖民社會和後殖民社會條目）。

　　當代馬克思主義者所面臨的是另一類不同性質的問題，即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是否出現了新的階級結構。概括起來，他們對這個問題的態度有兩種。第一種態度認為一個新的統治階級、階層或新貴階層已經掌握了政權。比如，托洛茨基就是一個例子，他雖不承認蘇聯出現了新的階級，但卻把官僚機構看作是“變了質的工人國家”的統治集團。最近對此作了極為詳盡研究的康拉德和斯澤蘭尼則認為：“初期社會主義的社會結構”是階級結構，“而且無疑是一種兩極的階級結構……一極是不斷發展的知識分子階層，他們占據了進行再分配的職位；另一極是工人階級，他們生產社會剩余產品，但卻無權處置它們”。他們還認為：“這種兩極模式的階級結構並不足以對社會上所有的人進行分類（正如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兩極區分本身不足以確定資本主義社會中每個人的身分一樣）；其中相當大的一部分應劃為中間階層”（見“參考書目”③，第145頁；參看中等階級條目）。第二種態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韋塞洛夫斯基，他分析了波蘭的階級結構的變化，認為在波蘭，由於個人同生產資料的聯系的重要性日益減少，階級差異已趨於消失；與勞動性質、與諸如收入、教育和文化素養等社會地位屬性有關的次要差別也相應減少了（見“參考書目”⑦）。因此，他雖不同意出現新的統治階級的說法並強調階級統治的解體，但卻承認還存在著地位的差異，這表現為不同社會集團和社會階層之間的利益沖突。在評價上述兩種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結構的觀點時，有兩個重要問題需要考慮。第一，個人與生產資料的關系是否真的發生了變化，這意思指的是生產資料是否真正地在公共的、集體的控制之下，而不是由某個社會集團通過政黨和國家機器行使權力來控制，從而實行新的“經濟所有制”和“占有”（即是實質上的控制而不是法律上的所有權；參看所有制條目）。第二，社會主義社會的沖突僅僅是地位集團之間的沖突，還是具有較明顯的階級性的沖突；這些國家發生的各種各樣的社會動亂——比如波蘭最近發生的動亂——就會使人們聯想到這一點。

　　馬克思主義者自19世紀末以來所作的研究充分地表明，階級結構是一種比馬克思和恩格斯大部分著作想象的要遠為覆雜和疑難的現象。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點，無疑深受早期資本主義社會那種無疑是鮮明突出的階級關系的影響，特別是受他們介入工人階級政治生活的影響。這里簡略提到的許多問題——其中有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結構的變化及其政治含義，第三世界的階級構成及其作用，階級和階級鬥爭同包括民族在內的其他社會集團的關系以及與其他形式的社會沖突的關系——依然需要進行更深入、更嚴密的研究。用馬克思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這些問題不可能“用一般歷史哲學理論這一把萬能鑰匙”去解決，而要把“這些過程中的”每一個都分別加以研究才能解決（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1頁）。




參考書目

① 古格里埃爾莫·卡切迪：《論各社會階級的經濟特征》，1977年英文版。
② 安東尼·吉登斯：《先進社會的階級結構》，1973年英文版。
③ 喬治·康拉德和伊萬·斯澤蘭尼：《知識分子在通向階級權力的道路上》，1979年英文版。
④ 馬丁·尼古勞斯：《馬克思著作中的無產階級和中等階級》，1967年英文版。
⑤ 斯坦尼斯拉夫·奧索夫斯基：《社會意識中的階級結構》（1957），1963年英文版。
⑥ 尼·普蘭查斯：《當代資本主義的階級》，1975年英文版。
⑦ W﹒韋塞洛夫斯基：《階級、階層和權力》，1979年英文版。
⑧ 埃里克·奧林·萊特：《階級、危機和國家》，1978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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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1:56:43

階級沖突

　　《共產黨宣言》上說：“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50頁）。但自這句話第一次提出來之後，其命題的含義已作了各種各樣的修改。恩格斯把它修改為指有文字記載的歷史（為《共產黨宣言》1888年版所加的注，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51頁注①），這是考慮到還有尚未出現階級區分的早期原始公社社會。後來，考茨基在1927年則爭論說，《共產黨宣言》中所提到的某些階級鬥爭實際上是各地位集團之間的沖突；並說這一看法同馬克思和恩格斯他們在《宣言》中所表述的思想是一致的，因為他們在《宣言》中曾指出“由各種社會地位構成的多級的階梯”是資本主義以前的各個社會的特征。比如，就封建社會來說，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對階級沖突的性質和意義的看法就不一致：有些人強調農民造反的重要性，另一些人則注重階級親緣關系和階級區分的覆雜性（參看發展階段；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條目），馬克思和恩格斯他們指出——而這已成為普遍性的馬克思主義觀點——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各主要階級之間的劃分最為明顯，階級意識發展得最為充分，階級沖突也最為尖銳；資本主義在這些方面使社會的階級分裂形態達到了歷史發展的頂點。從這一觀點來看，現代階級鬥爭在馬克思主義的學說中就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為鬥爭的結果被認為是向社會主義的過渡，也就是過渡到無階級的社會。

　　因此，後來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和討論的中心，在很大程度上一直集中在從19世紀工人階級運動的出現到當前的現代階級沖突的發展這樣一個問題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這一期間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階級沖突是否真的一直在激化。馬克思主義內部首先明確提出這一問題的是伯恩施坦——盡管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談到工人貴族和工人階級較普遍資產階級化（至少在英國）時，已提出了某些疑問——，他認為到19世紀末，階級的兩極分化和階級沖突的加劇顯然並沒有發生。他解釋這一情況的原因是：中等階級的發展，階級結構日益覆雜和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他所列舉的這些因素都成了後來所有爭論的主要論題。但最近的歷史研究也注意到了其它一些特征，比如福斯特在一項關於英國19世紀時三個城市勞工運動的研究中（見“參考書目”①），就詳細地考察了“1825—1850年期間的革命階級意識的發展及衰落”，並把它的衰落看作是與自由主義化（擴大普選權、群眾性政黨的發展、從法律上承認工會）有關的變化所造成的，這種自由主義化使得重新加強資本主義的權力有了可能。很顯然，這是在後來的各個歷史時期中以不同形式重覆出現的一種過程。而美國社會的發展卻常常提出特殊的問題，在那里既沒有出現過群眾性的社會主義政黨，也沒有出現過大規模的政治性的階級鬥爭。自本世紀初以來，“美國的例外現象”一直是許多馬克思主義的和其它的社會分析家們的研究對象（參看桑巴特：《為什麽美國沒有社會主義》（1906），1976年英文版）。這種情況曾使美國的某些馬克思主義者和其他激進的思想家徹底修正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比如米爾斯就把基本的階級沖突概念（和工人階級是社會變革的主要動力的思想）當作“勞動形而上學”而加以拋棄了（見《權力、政治和人民——萊特·米爾斯文選》，1960年英文版）；馬爾庫塞也從廣義上提出類似的論點（1964年），認為工人階級已同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融為一體。

　　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沖突則提出了另一種性質的問題，即確定象1956年（匈牙利）、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和1981年（波蘭）那樣一些反對派或造反的運動是不是階級沖突；如果不是，那末這些運動又代表什麽樣的社會力量？這里的解釋取決於事先作出一種判斷，這些社會中是否已形成新的階級結構，特別是是否出現了新的統治階級。同樣明顯的是，在某些這樣的社會中，民族鬥爭已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參看卡雷爾·丹科斯：《爆炸的帝國——蘇聯的民族騷亂》，1978年法文版），而且這種現象具有十分廣泛的意義，因為在過去的幾十年中，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沖突不僅包括階級沖突，而且（甚至是主要的）包括民族的、種族的或宗教集團的沖突，乃至包括象女權運動、生態運動、反核運動這樣一些廣泛的社會運動的沖突。當前馬克思主義分析的任務，是在一種嚴謹的理論框架內理解上述形形色色的鬥爭，並從實際經驗出發去確定階級沖突在不同結構的和歷史條件中的重要地位。正如最近許多馬克思主義研究（如普蘭查斯，見“參考書目”④）所表明的那樣，這一任務也意味著不僅要依據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抗，而且更要依據不同社會集團之間所結成的聯盟，去考察20世紀後期的階級沖突，因為這些社會集團的聯盟的一方支配並指導著經濟和社會生活，另一方則處於從屬和受支配的地位。




參考書目

① 約翰·福斯特：《階級鬥爭和工業革命》，1974年英文版。
② 卡爾·考茨基：《階級鬥爭》（1890），1910年英文版。
③ 弗·伊·列寧：《國家與革命》（1917），1964年英文版。
④ 尼·普蘭查斯：《當代資本主義的階級》，1975年英文版。
⑤ A﹒路易絲·蒂利和查爾斯·蒂利合編：《階級沖突和集體行動》，1981年英文版。


階級意識

　　馬克思從早期階段起就對階級的客觀狀況和它主觀上對這種狀況的認識作了區分，也就是說對階級的地位和階級的意識作了區分。嚴格地說，社會的差別最初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表現為“各個階級”的，因為只有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條件下，社會各個集團的成員地位才是由擁有(或支配)生產資料或不擁有生產資料來決定的。在前資產階級的等級社會中，法律上認可的等級地位比生產資料所有權的差別更重要。一個貴族始終是一個貴族，他是某種嚴格限定的特權的占有者。財產關系的制度隱藏在等級結構的後面，只要土地依然是最重要的生產資料，而且通常是貴族和教會的財產的話，那末等級制度同財產關系的制度就會完全一致。但隨著城市資產階級的興起，隨著商業資本、工場手工業資本以及最終產業資本的發展，還有隨著（部分被封為貴族的）資產階級大規模地侵入農業領域，上述一致性就日益受到了損害。等級意識與階級意識是有根本區別的。等級成員的資格通常是世襲的；從授予權利和特權或剝奪這些權利和特權的角度來看，這一點是很明顯的；然而，階級成員的資格則取決於對自己在生產過程之中的地位的逐漸了解；因此，它常常依然是隱蔽的，其背後仍有對舊的等級制的懷念情緒，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農民的“中間階層”尤其如此。

　　馬克思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的出現看作是第三等級同舊制度的統治階級不斷進行政治鬥爭的產物。他以法國小農的例子具體說明了產生階級意識的艱難；這些小農不是用革命的方法使自身成為統治階級，而是利用選舉權使自己屈從於某一個君主（拿破侖第三）。馬克思寫道：“既然數百萬家庭的經濟條件使他們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與其他階級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並互相敵對，所以他們就形成一個階級。由於各個小農彼此間只存在有地域的聯系，由於他們利益的同一性並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任何的共同關系，形成任何的全國性的聯系，形成任何一種政治組織，所以他們就沒有形成一個階級。因此，他們不能以自己的名義來保護自己的階級利益，無論是通過議會或通過國民公會。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93頁）。

　　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的形成可以看作是小農中的政治階級覺悟必然失敗的變異的產物。在這種情況下，最初的有限沖突（比如某個特定的企業或工業部門中的工會鬥爭）在利益一致的基礎上得到了發展，直到成為整個階級的共同事務，並產生一種適當的工具即政黨為止。工業資本主義所需要的大工廠和工業企業的集體勞動以及交往手段的改進，則促進了這種統一體的形成。階級覺悟的形成過程同全面的階級組織的產生和發展是相吻合的。它們彼此互相促進。

　　馬克思清楚地知道：認識並積極追求整個階級的共同利益常常會同單個的工人或工人團體的特殊利益發生沖突；至少會使那些只顧自己發展的個別熟練工人的短期的、眼前利益同整個階級的利益發生沖突。因此，團結顯得特別重要。但工資結構的分化和不斷富裕的誘惑卻常常使高度工業化社會中的階級團結和階級意識受到削弱。在這一過程中，個人為競相獲得高檔消費品而產生的“離析影響”（這至少已影響了部分工人）所起的作用，同1851年法國小農的“自然孤立狀態”所起的作用是一樣的。

　　在考茨基和列寧看來，充分的即政治的階級覺悟只能“從外面”灌輸給工人階級。列寧還進一步認為工人階級中自發形成的只能是“工聯主義的意識”（《列寧選集》第1卷，第247頁），即只能產生同資本相對立的、代表工會利益的那種需要和實用的意識。政治的階級覺悟只能由知識分子來啟發；他們由於受過較好的教育、消息靈通、同直接的生產過程又有一定的距離，因而有條件了解資產階級社會及其整個階級關系。但知識分子所提出的、依據馬克思學說確立的階級意識，只能為工人階級所接受，而不會被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所采納。列寧把一種“新型的政黨”即由專業革命家所組成的幹部政黨看作是向具有實際經驗的工人階級灌輸階級意識的組織工具。盧森堡與列寧不同，她強調社會經驗即階級鬥爭的經驗在形成階級意識過程中的作用；甚至階級鬥爭過程中的失誤也可以有助於形成能獲得勝利的適當的階級意識，而知識分子傑出領袖人物對工人階級的恩賜卻只能削弱工人階級的行動能力，導致工人階級的被動性。

　　盧卡奇則提出了受到列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民主黨馬克思主義者同樣指責的形而上學的階級意識（見“參考書目”①）。不過，盧卡奇的闡述，比如關於黨的作用，同列寧主義的理論是完全一致的。盧卡奇關於階級意識的定義，象列寧主義的定義一樣，都是從這樣一個論點出發的，即“充分的”或政治的階級覺悟必須有自己的內容：
　　“作為具體總體性的社會、特定歷史時期的生產制度和由此而產生的社會階級的區分。……如果人們能夠根據自己對直接行動和對社會的整個結構的影響去評價它和由此而產生的利益的話，那麽通過把意識同整個社會聯系起來，就可能推斷出人們在某種特定情境中會產生的想法和感情。也就是說，可以推斷出合乎人們的客觀情境的思想和感情。……階級意識，實際上是由“歸因”於生產過程中的特定的典型環境所產生的各種適當而合理的反應構成的。因此，這種意識既不是構成階級的各個單個人的所想或所感的總和，也不是其平均數。然而，作為一個整體的階級的重大的歷史行動，最終卻是由這種意識，而不是由單個人的思想所決定的——這些重大的歷史行動只有依據這種意識才能得到理解”（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71年英文版，第50—51頁）。
　　因此，以上述方式來確定其意識的階級，不是別的而是“歷史歸因的主體”。經驗的現存的階級只有以上述定義所規定的方式認識自身，或用黑格爾的話來說，由“自在的階級”變成“自為的階級”，才能（順利地）開展行動。如果某個階級（比如小資產階級）不能做到這一點，或沒有徹底完成這種轉變（象1918年的德國無產階級那樣），那末它的政治行動就必然會失敗。就盧卡奇關於階級意識定義來說，其問題在於它可能會被政治傑出人物所利用，這些政治傑出人物會利用他們所“占有”的理論，對真正的無產階級擺出一副恩人的架勢，或者實際上使真正的無產階級失去其鬥志（參看階級；階級沖突；意識形態條目）。




參考書目

① 喬治·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1971年英文版。
② 米歇爾·曼：《西方工人階級中的意識和行動》，1973年英文版。
③ 依斯特萬·梅查洛斯編：《歷史和階級意識的諸方面》，1971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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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1:57:45

殖民社會和後殖民社會

　　現代殖民主義的時代是從歐洲列強進行全球貿易擴張和全球征服開始的。但必須把前殖民主義的統治，特別是伊比利亞列強在中美和拉美的殖民統治，同新殖民主義區別開來；新殖民主義是同西歐資本主義的產生、發展和全球擴張聯系在一起的，它始於16世紀的商業革命而且本身涉及相繼發展的幾個階段。前資本主義的殖民主義的目標，是直接榨取被征服民族的貢物，其主要手段是政治控制。相反，新殖民主義是同資本主義的興起相聯系的，它的目標和手段主要是經濟方面——直接的政治控制盡管有時有幫助但並不是必不可少的。重點是尋求原料和尋求市場（特別是在英國工業革命之後）。要實現這兩個目標，就得對殖民地社會的經濟實行調整。與那種最初的強行侵入政策相結合的，是消滅或不消滅被征服領土土著居民的領土征服，並實行白人移民、建立奴隸種植園和采礦企業。除了後一類情況外，即使對作為當時在經濟上很突出、海軍力量強大的主要帝國主義大國英國來說，實現新殖民主義或不久被稱為帝國主義的目標，主要也不是靠直接統治。許多在形式上依然是獨立的那些國家，很快就處於世界帝國主義的經濟統治之下。只是在19世紀後期，特別是受到德國的挑戰時，才出現了對殖民地的重新爭奪，即重新瓜分世界；當時為獲得直接殖民統治的爭奪，基本上是出於各競爭的帝國主義大國彼此采取針對對方的先發制人的戰略，而不是出於殖民關系本身所必要的條件。因此，對第三世界的殖民社會與非殖民社會進行區分固然有一定的意義，但是區分得太清楚反而會使人產生誤解。

　　為了避免把前資本主義的殖民主義統治同資本主義世界的統治混淆起來，人們常用“帝國主義”一詞來表示後者，而不管是否實行征服也不管是否實行直接的殖民統治（參看帝國主義和世界市場條目）。但必須區分早期資本主義的“老帝國主義”和19世紀後期的成熟資本主義的“新帝國主義”。19世紀後期的成熟資本主義的壟斷資本主義時代，是列寧的著名小冊子《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研究的主題。帝國主義是同金融資本的統治聯在一起的，從而使資本輸出和帝國主義之間的激烈爭奪在兩次大戰中達到了頂點。就帝國主義統治世界這一點而言，它的兩個發展階段必然導致前資本主義社會的改變，和導致新的國際分工，從而使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在內部相互脫節，而在外部與宗主國的經濟融為一體。這些社會不再是國內自給自足，而是集中生產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所需要的原料和食品，常常依靠不可靠的單一經營。另一方面，它們卻為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制造業產品提供了市場，列寧主義的帝國主義理論首先強調這一個事實，即它們成了宗主國資本投資的場所。宗主國的投資最初主要是投在種植園和采礦業中，但後來也投向那些可利用殖民地廉價勞力的勞力密集型輕工業制造部門。近年來，人們爭論說，把重點放在輸出的資本量上是不對的，因為新帝國主義的最重要的方面是以“合夥”形式出現的等級關系；這是在宗主國資本與殖民地本土資本之間建立的以前者控制尖端的現代技術為基礎的一種等級關系；因此，宗主國對殖民地控制的實際程度，大大超出了宗主國投放於殖民地經濟中的資本的票面價值。

　　上述經濟關系的性質，為理解後殖民社會的問題提供了一把鑰匙。到20世紀中期，大部分第三世界都受到直接殖民統治的支配。由於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和在一定程度上由於世界力量對比發生的變化——蘇聯集團的出現和不再願意承認衰弱的歐洲國家對大部分世界的政治控制的經濟大國即美國的崛起——南亞國家才於1947年獲得獨立，從而開始了非殖民化的進程。許多新獨立的國家在冷戰期間選擇了不結盟政策這一事實，加上它們的社會主義言論，曾使許多學者歡呼第三世界是走上了一條既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共產主義的新的經濟、社會發展道路的範例。但是，這些國家由於同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固有聯系和在財政上欠它們的債而表現出明顯的經濟依附性，使這些學者的看法成了泡影。依附於宗主國資本的概念，不久就被看作是有關殖民地國家地位的另一種定義——某些極端的解釋則認為依附性意味著政治上受壓，經濟上受操縱（參看依附論條目）。

　　後殖民社會的概念，承認各階級力量結成的較覆雜的聯盟。在受殖民統治支配的社會中，破壞了前資本主義的結構。並建立起資本主義發展所必需的新的結構。這種新的結構不僅允許宗主國的資本發展，而且為本國資本在工業、商業和農業中的發展創造了條件。在殖民社會中，殖民地政府是宗主國資產階級的工具，是為反對本土的在權利上彼此沖突的各個階級而設置的。但在後殖民社會中，情況就不再是這樣了，那里的政府不再受宗主國資產階級的直接操縱了。後殖民國家的理論表明，把國家看作是某一單個統治階級工具的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或者按照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解釋，把國家看作是有利於整個統治階級的社會形態的相對自主的再生產者，這無疑都不適用於新的情況。宗主國的資產階級再也不能無條件地操縱殖民地的國家機器，盡管它們可施加相當的影響。宗主國的資產階級同後殖民地國家的關系由於下述事實而進一步覆雜化了。它要同其它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同本土的各個階級，爭奪對政府的影響。本土的各個階級現在雖力圖利用後殖民政府來促進自己的特殊階級利益，但並不能絕對地支配它，因為它在某種程度上還要受強大的宗主國資本家階級的左右。實際上，可以說上述階級中沒有一個單獨的階級能夠成為“統治階級”，因為這將意味著要排除後殖民社會中其它階級的有力存在。

　　後殖民社會的概念，同樣是以一種單一的和邊緣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基礎的；在這種生產方式中，各個階級都有自己的位置，而宗主國資產階級在這種社會中的存在則是結構性的，因此，這些競爭的階級之間沒有結構上的矛盾，而且在維護後殖民國家所支持的社會制度方面有著共同的利益。由於受這一共同利益的支配，後殖民國家對每個單獨行事的階級就享有自主權，因為只有憑借這種自主權它才能調停這些階級的競爭利益。因此，後殖民社會雖然是資本主義的，但卻具有不同於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和處於殖民統治下的國家所存在的階級結構和狀況。




參考書目

① 哈姆紮·阿拉維：《後殖民社會中的國家》，1972年英文版。
② 哈姆紮·阿拉維等著：《資本主義和殖民地生產》，1982年英文版。
③ 哈姆紮·阿拉維和泰奧多·山寧合編：《“發展中社會”的社會學導論》，1982年英文版。
④ 安東尼·布魯爾：《馬克思主義的帝國主義理論——批判性的述評》，1980年英文版。
⑤ 哈里·古爾伯恩：《第三世界的政治和國家》，1979年英文版。
⑥ 哈里·馬格道夫：《帝國主義——從殖民時代到當前》，1978年英文版。


殖民主義

　　馬克思主義對殖民主義的分析集中在下述的幾個大的問題上。第一，力圖證明對非資本主義社會進行直接的政治控制，在某種意義上是19世紀歐美工業資本主義經濟再生產需求的產物，或是其傾向性發展的產物。第二，考察了工業資本主義對非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及意識形態的影響。在這一點上，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主要關心的是這些影響對在工業資本主義社會和殖民化社會中發展社會主義可能產生的結果。因此，分析往往注重於殖民大國所創造的，並使之長期存在下去的殖民資本主義的發展形式及其意義。第三，評價了殖民社會中的社會主義發展對殖民國家的社會主義改造可能導致的後果。馬克思主義傳統內部一直從不同的理論和政治的角度來探討上述問題，而所得出的各種答案則為馬克思主義討論後殖民資本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發展的性質，提供了參數（參看殖民社會和後殖民社會條目）。

　　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殖民主義的大部分著作都是評論大不列顛在印度和中國的殖民統治所造成的後果的，這些評論包含在許多文章和信件中，其中最詳細的是馬克思在1853年寫的關於印度的文章。當時，馬克思在寫《大綱》的草稿，其中的一節——“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附帶探討了殖民統治對非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特別是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影響（參看亞細亞社會條目）。這些短文表明，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與殖民控制和殖民擴張之間的關系是覆雜的——不能把這種關系簡單地歸結為後來的許多馬克思主義作家所解釋的那種“基本上”具有經濟傾向的關系。馬克思和恩格斯論證說，殖民控制，不僅作為獲得市場和原料的手段是必需的，而且作為排除競爭的工業國家的手段也是必需的；在一些情況下，即在非資本主義的經濟的再生產對資本主義的滲透特別對抗的地方，也需要實行這種控制。因此，他們雖把殖民統治置於需要市場、原料和投資出路這樣一個總的經濟背景之下，殖民統治的存在和作用卻並不一定都能歸結為這種需要。《資本論》第3卷進一步發展了關於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抵制工業資本侵入的分析；在那里，馬克思強調了殖民國家對改造那些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重要性，因為對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再生產來說，國家的政治作用是很關健的（比如，亞細亞生產方式）。

　　在許多批評家看來，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中似乎有兩個矛盾的因素。比如，當分析殖民主義對印度社會造成的後果時，馬克思指出強行破壞紡織工業和忽視國家所組織的公共工程給經濟造成了危害，但是他又顯然自相矛盾地指出殖民統治是有益的，因為它輸入了可使生產革命化的經濟制度，輸入了可使土著居民長期受益的技術變革。殖民影響既有害又有益的這種表面上矛盾的看法，成了馬克思主義者關於“殖民地問題”爭論的核心。

　　盧森堡進一步分析了殖民主義的影響，認為它摧毀了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並把這種生產方式改造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一種消費不足論的觀點出發，即認為殖民控制是摧毀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手段（它的再生產不斷受到缺乏有效需求的阻礙），盧森堡提出了四種破壞性的工業資本主義機制。商品經濟的輸入和貿易同農業的內在分離都會削弱自然經濟的基礎；強行占有其肥沃土地、原料和勞動力也必然會削弱自然經濟的基礎。只有殖民主義才能成功地實施這種破壞；當諸如貿易、投資和貨幣化這樣一些經濟機制不能限制自然經濟的再生產時，作為最後手段的殖民主義便出現了。

　　隨著希法亭的著作問世，殖民控制就開始被明確地看作是工業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定階段的產物。希法亭把殖民主義同金融資本統治的出現，以及由19世紀後期的工業資本主義經濟所導致的資本輸出的增長聯系在一起。這就為工業民族國家之間在吞並和鞏固殖民地的問題上的沖突激化提供了基礎（參看民族主義；戰爭條目）。列寧發展並推廣了希法亭的分析，認為把資本輸出到殖民地地區將導致擴張和資本主義發展的深化。列寧對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的理論的駁斥，注重於帝國主義在各民族國家中的互相競爭限制了它們共同剝削殖民地的可能性；這一點，加上他所堅持的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的滲透基本上是進步的思想，為第三國際在殖民主義問題上進行爭論的某些論據提供了基礎。第三國際爭論的其它論據則是以考茨基的前提或布哈林（和希法亭）的主張為基礎的；布哈林（和希法亭）的主張認為資本主義生產不會在殖民地經濟中均衡地發展，它的發展將限於那些有利於工業資本主義的經濟部門。印度的馬克思主義者M﹒N﹒羅易和後來的尤金·瓦爾加對列寧的觀點作了極其重要的發揮；普羅寧則是關於必須部分限制資本主義生產的論點的最傑出的代表。

　　這些關於通過殖民控制來促進資本主義發展方式的討論，以及對這些方式給階級結構和國家造成的影響所作的各種不同分析，為不發達理論（參看不發達和發達條目）和依附理論（參看依附條目）的產生奠定了基礎，也為批判獨立後的“新殖民”時代的理論奠定了基礎。核心的問題依然是，工業資本主義的再生產是否必須要強制推行損害當地經濟成分並使殖民地人民貧困的一種特殊的殖民資本主義方式。

　　馬克思主義關於殖民主義的觀點，一直備受人們的批判；最重要的批判集中在以下幾點上：

　　（1）殖民主義並不是工業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的那一個特定階段所特有的現象。雖然在19世紀後期，吞並和擴張確實是加劇了，但並沒有足夠的證據來證實馬克思的一般立論，特別是不足以證明列寧的分析。

　　（2）關於存在一個特定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帝國主義”階段的經濟論證，如果不是站不住腳的話，那也是沒有說服力的。一些作者，特別是巴雷特—布朗（見“參考書目”①），沃倫（見“參考書目”⑩）和奧康納爾（見“參考書目”⑥）就曾具體說明了以下主要限制性因素：“金融資本”——其定義為銀行資本對工業資本實行支配——只存在於少數工業資本主義國家；資本輸出在19世紀後半期並沒有顯著增加；問題不單純在於殖民地的利潤率比較高，而在於可能實現的利潤量，而後者在工業化的經濟中卻要大得多；19世紀和20世紀初很少有跡象表明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衰落和在技術上停滯不前，而列寧卻把這種衰落和停滯同資本輸出的需要聯系在一起。

　　（3）不管殖民地國家的活動與工業資本主義經濟的再生產需求之間有多大的聯系，馬克思主義關於殖民主義的分析都最終把前者歸結為後者。這種經濟決定論大大限制了對諸如殖民地的階級結構及其經濟集團的再生產這樣一些問題的分析，而這些問題的存在是不能僅僅用工業資本主義再生產的需求來解釋清楚的。

　　（4）對在殖民主義影響之前就已存在的各種社會的分析，不是被忽視了，就是被置於無所不包的、未加確定的範疇之中，而這些範疇的普遍性從直觀上就使自己顯得毫無價值。這些範疇就是盧森堡的關於前資本主義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概念，或僅僅把前殖民社會跟資本主義出現之前的歐洲封建社會相提並論的觀念。

　　（5）對殖民資本主義可能為向社會主義經濟過渡創造基礎的強調，導致在政治上和理論上糾纏於民族資產階級的形成問題。這進一步束縛了馬克思主義對殖民社會的階級和國家進行嚴謹分析的可能性。




參考書目

① M.巴雷特—布朗：《帝國主義的經濟學》，1974年英文版。
② S.克拉克森：《蘇聯的發展理論》，1979年英文版。
③ 魯道夫·希法亭：《金融資本》（1910），1981年英文版。
④ 弗·伊·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1916），1950年英文版。
⑤ 羅莎·盧森堡：《資本積累論》（1913），1951年英文版。
⑥ J.奧康納爾：“帝國主義的經濟意義”，載R﹒羅德斯所編：《帝國主義和不發達》，1970年英文版。
⑦ A﹒普羅寧：《印度》，1940年英文版。
⑧ M.N.羅易：《轉變中的印度》，1922年英文版。
⑨ 尤金·瓦爾加：《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引起的資本主義經濟的變化》，1948年英文版。
⑩ B.沃倫：《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先驅者》，1980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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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1:58:59

商品

　　一切人類社會都必須生產自己生存的物質條件。商品是通過交換來組織這種生產時勞動產品所采取的形式。在這樣一種制度中，產品一旦生產出來，就成了有權把它們賣給別人的特定行為者的財產。擁有不同產品的行為者在成交的過程中，彼此打交道，交換各自的產品。在交換中，一定數量的某種產品與一定數量的另一種產品互換。因此，商品具有兩種職能：第一，它可以滿足人的某種需要，即亞·斯密所說的使用價值；第二，它具有通過交換獲得其它商品的能力，馬克思稱這種可交換的能力為價值。因為商品按一定的量的比例關系彼此交換，所以每一種商品都可被看作是包含有一定的價值量的。一個時期所生產的全部商品，可以看作是同質的價值總體，盡管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它是各種不同的、不能比較的、異質的使用價值的集成。各種商品，作為價值它們在質的方面是相同的，只是在量上即所包含的價值量不同。各種商品，作為使用價值在質上之所以不同，是因為每一種商品都是特定的，不能與另一種商品進行比較。

　　勞動價值論把這種價值總體看成是所耗費的全部社會勞動在商品生產制度中所采取的形式。因些，生產商品的勞動，或者可以看作是具體的即生產特定使用價值的特殊勞動（比如織布就是生產衣料的特殊勞動），或者可以看作是形成一般價值的抽象勞動。

　　只有當各種商品互相交換時，價值才表現為看得見摸得著的交換價值，而交換價值則獨立於任何特定的商品，表現為貨幣。某種特定商品買賣成交的貨幣量，就是這種商品的價格。單個商品的價格可能與按它們所包含的抽象勞動量來衡量的價值不符；但一般地說，或按總的計算，新生產出來的商品的總的貨幣價格與它們的總的價值應當是相等的（參看價值和價格；生產價格和轉化問題條目）。總的來說，商品是使用價值和價值的辯證的統一。對商品形態的分析，是抽象勞動理論和貨幣理論的基礎。

　　商品理論確立了許多基本範疇，在這些範疇的範圍之內可以表述和分析資本。資本是通過生產和交換過程而擴大的價值。一個資本家以一定數量的貨幣開始生產，他先用這些貨幣購買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然後出賣作為結果的產品，所得的貨幣要多於原先墊付的貨幣，其多出的部分就是剩余價值。因此，資本是基於存在著商品生產制度和出現了貨幣價值形態的一種形態。用於表述和考察資本、商品、貨幣、買賣和價值的基本概念，都是建立在分析商品生產形態的基礎上的。

　　商品生產中所耗費的勞動是社會勞動。勞動的產品並不是由直接生產它的人消費的，而是由通過交換而獲得這種產品的其他人消費的。商品生產者依靠其他生產者通過交換來向他們提供了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不過，商品生產中的勞動，表現為生產者本人的私人勞動；這種勞動的耗費是為了通過市場交換來滿足自己的私人需要，與整個社會無關。商品生產者與其他人的現實的覆雜關系，由於商品生產所引起的社會分工，而變成了一種與個人無關的、無法控制的市場力量。生產者的世界實際上是由其他人創造的，生產者認為他們只存在於物即商品的世界之中。生產的商品形態一方面使私人勞動作為可交換的產品而具有社會性質，另一方面又把社會勞動分裂為私人勞動。這種把人與人的關系同物與物的關系相混淆的現象，是商品生產的主要矛盾。馬克思把這種現象稱之為商品的拜物教（參看商品拜物教條目）。由於這種現象，人的勞動產品表現為一種獨立的、不受控制的並與前不久生產了它們的人無關的東西。在馬克思看來，社會主義的歷史使命，不僅要揚棄資本主義生產的各種矛盾,而且要揚棄資本主義生產賴以為基礎的商品形態的矛盾。

　　馬克思運用商品的概念分析了在商品生產和交換充分發展的基礎上所產生的各種形式，但這些形式本身並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商品。比如，勞動力雖然不是作為商品生產的，其價值也不是直接源於生產它時所耗費的勞動，但它卻按一定的價格即工資出賣，從而在市場上表現為一種商品。在金融市場高度發達的經濟中，資本本身也成了一種“商品”，也就是說，它有了價格（利潤率），並在市場上進行交換（參看信貸和虛擬資本條目）。在這兩種情況下，商品的概念，都是在比擬和延伸的意義上而不是在原來的意義上使用的。




參考書目

① I﹒艾薩克·魯賓：《關於馬克思的價值論的論文集》（1928）,1972年英文版，第1—5章和第7章。


商品拜物教

　　馬克思對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大致上只限於《資本論》第1卷（第1章第四節）。商品生產規定了生產者之間的社會關系，這種社會關系使不同類型、不同技巧和不同數量的勞動作為價值而彼此相等（參看價值條目）；馬克思在證實了這一點之後，便考察了這種關系在生產者面前或在一般的社會面前是如何表現的。在生產者面前，這種關系“反映成存在於生產者之外的物與物之間的社會關系”（《資本論》第1卷，第89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裁縫與木匠之間的社會關系，表現為按一定比率彼此進行交換的上衣與桌子之間的關系，而不是上衣與桌子中所包含的勞動意義上的關系。但馬克思很快就指出，這種作為物與物關系的商品關系的現象並不是虛幻的。這種現象不僅存在，而且掩蓋了生產者之間的關系：“這種把一個人的勞動同其他人的勞動聯系起來的關系，不是表現為人們在自己勞動中的直接的社會關系，而是表現為人們之間的物的關系和物之間的社會關系”（《資本論》第1卷，第89—90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除了上述的以外，馬克思關於商品拜物教的理論，在《資本論》或其它地方再也沒有明確地、詳細地探討過。不過，它的影響在馬克思批判古典政治經濟學時仍可以看到。商品拜物教是資本主義經濟形態用以掩蓋主要社會關系的最簡單也最常用的一種手段。比如，不管什麽時候，它總是把資本（無論什麽形式的資本）而不是把剩余價值，看作是利潤的來源。因此，明確地提示商品拜物教，就成了分析非經濟關系的起點和範例。它在現象與被掩蓋的現實（前者不一定是虛幻的）之間確立了能在意識形態的分析中加以采用的兩分法。它探討了被當作和歸結為商品之間或物與物之間的關系的社會關系，而且這一探討已被應用於物化和異化的理論（參看拜物教條目）。




參考書目

① 本·法恩：《經濟理論與意識形態》，1980年英文版，第1章。
② 諾曼·傑拉斯：“本質與現象——馬克思《資本論》中的拜物教的諸方面”，載R﹒布萊克本編《社會科學中的意識形態》，1972年英文版。
③ 西蒙·莫恩：“意識形態、知識和新古典主義的經濟學”，載f﹒格林和p﹒諾爾編《政治經濟學的爭論問題》，1979年英文版。


共產主義

　　共產主義一詞源於1830年中期的巴黎秘密革命團體；馬克思是在兩種不同而又聯系的意義上來談共產主義的：一是作為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工人階級的實際政治運動；另一是作為工人階級通過其鬥爭要實現的一種社會形態。就第一種意義而言——這不僅可能受到羅倫茲·馮·施泰因（1842年）關於無產階級和共產主義描述（“整整一個階級的反應”）的影響，而且也受馬克思本人與正義者同盟中的法國共產主義者接觸的影響——馬克思寫道：“歷史的全部運動，既是這種共產主義的現實的產生活動即它的經驗存在的誕生活動，同時，對它的能思維的意識說來，又是它的被理解到和被認識到的生成運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頁）。幾年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又宣稱：“共產黨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黨相對立的特殊政黨。……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不同的地方只是共產黨人總是強調“整個無產階級的共同利益”和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64頁）。

　　在19世紀後半期，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兩個術語一般是作為描述工人階級運動的同義語使用的，雖然前者用得更為廣泛。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是遵循上述用法的，甚至對某些社會主義政黨，特別是德國和奧地利的兩個最大的社會主義政黨所采用的“社會民主黨”這一名稱(參看社會民主條目)也沒有提出強烈的反對，雖然恩格斯在1894年表示過某些保留。當時，恩格斯說雖然“這個詞也許可以過得去”，但“對一個其經濟綱領不單純是一般的社會主義的而直接是共產主義的黨來說，對於政治上的最終目的是消除整個國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政黨”來說，卻是不確切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90頁)。只是在1917年之後，隨著第三(共產主義)國際的建立以及共產主義政黨與其它工人政黨發生激烈沖突而導致了分裂，共產主義一詞才再一次取得類似於19世紀中期前後所具有的那種獨特的含義。當時，共產主義一詞，作為旨在用暴力推翻資本主義的一種革命形式，與作為一種只是比較平和的、漸進改革的立憲運動的社會主義，是完全不同的。後來，特別是在斯大林主義時期，共產主義才逐漸又有了進一步的含義。獨裁主義政黨所領導的運動，在這些政黨中，禁止公開討論馬克思主義理論或政治戰略，這一運動的特點是其它國家的共產黨在不同程度上都要服從蘇聯共產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共產主義才被看作是20世紀的一種獨特的政治運動；但它不僅受到馬克思主義反對者們的廣泛的研究和批判（這是很自然的），而且也受到許多馬克思主義者的廣泛研究和批判。克勞丁在研究30年代的共產國際的失誤（在德國，那個時期的人民陣線失敗了，在中國也是如此）以及研究蘇聯的政治影響，由於南斯拉夫的脫離、東歐的反抗、同中國共產黨的破裂而衰落時，對共產主義運動的衰退作了極其全面地敘述。克勞丁得出結論說：“隨著斯大林的去世，共產主義運動便走歷史下坡路了”（見“參考書目”④）。東歐內部的一項在許多方面有著類似之處的分析是巴羅提出的，該分析還提出在世界的那一地區重新確定可行的社會主義事業的方案（見“參考書目”①）。在西歐，共產主義運動的危機則導致並表現為歐洲共產主義；這種共產主義雖然強調歷史上形成的西方民主制度的價值，強調與社會民主主義實行暫時的和睦相處，但看來卻標志一個新階段的開始；在這個階段中作為政治趨勢的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明顯分離可能會再一次縮小或趨於消失。

　　第二種意義上的共產主義——即作為一種社會形態的共產主義——，馬克思在其早期和後期著作的許多地方都進行過探討；然而這種探討只是一般性的，因為他不想“為未來的飯店”開“（實證主義的）食譜”；在《經濟學哲學手稿》(第三稿)中，馬克思寫道：“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並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會的（即人的）人的覆歸，這種覆歸是完全的、自覺的而且保存了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頁）。後來，他和恩格斯又賦予這一概念以一種更確切的社會學含義，把消滅階級和分工作為共產主義社會的前提。比如，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第1卷，第一部分，C）中，馬克思論證說為了實現這樣一種社會，個人必須“重新駕馭這些物的力量並消滅社會分工。沒有集體，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從前各個個人所結成的那種虛構的集體，總是作為某種獨立的東西而使自己與各個個人對立起來；由於這種集體是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的聯合，因此對於被支配的階級說來，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集體，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實的集體的條件下，各個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並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4頁。）。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和恩格斯才把早期部落社會——沒有私有財產、沒有階級區分或廣泛分工的部落社會——看作是原始共產主義。在後來的著作中，馬克思強調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經濟特征就在於它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社會”；在《資本論》第3卷（第48章）中，他論證說經濟領域內的自由只能是“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於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資本論》第3卷，第926——927頁）。

　　只是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才把共產主義社會區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剛從資本主義脫胎出來的早期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個人將按勞取酬並購買消費資料（即存在著交換）；二是高級階段，在這一階段中每個人將盡自己的所能為社會做出貢獻，並根據自己的需要從共同的財富中領取自己的一份。是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才把這兩個階段表述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並使之流行起來（不過，杜岡——巴拉諾夫斯基早在1908年就提出這一用法了）。盡管蘇聯和東歐其它國家的官方迄今仍提這兩個階段，但這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今天討論的焦點。今天討論的焦點，主要與現存社會主義國家實際生活經驗所提出的兩個問題有關。一是市場在社會主義制度中的作用，或更確切地說，隨著逐漸引進市場關系，“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所起的有效作用看來是：既可以通過合理地配置生產資金和合理地進行分配而收到更大的經濟效益，又可以把決策權真正下放給“自我管理的”各種國營企業和私營的小規模的企業（見“參考書目”②和③）。然而，這應當放到這樣一個背景下去考察；非市場機制仍不斷以廣泛社會服務的形式調配著很大部分國民生產總值，盡管目前這也是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一種特征。

　　第二個問題涉及到馬克思關於人的需求和組織人的勞動以滿足共產主義社會中的人的需求的觀點；這雖然為馬克思主義設想未來的社會制度提供了模糊的背景，但直到近年來人們卻很少以一種明確的方式加以研究，涉及到社會主義的實際問題也是如此。赫勒爾的一項重要研究指出了馬克思自己概念中的某些矛盾之處（見“參考書目”⑤）。在《大綱》中，他認為克服了勞動的異化（其外在施加的特性），勞動就成為一種重要需要的吸引人的勞動，因為“所有的勞動基本上都成了腦力勞動即成為個人的自我實現的領域”；但在《資本論》（第3卷，第48章）中說，異化雖然終止了，而勞動並沒有成為吸引人的勞動，因為“物質生產領域始終是一個必然王國”，“真正的自由王國”只能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即在閒暇時間中開始。因此，在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社會中依然存在著勞動的義務（即強制性的義務）。赫勒爾論證說，在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可以找到解決這一問題的答案，即在這種社會中將出現一種新的“需求結構”，日常生活將不是圍繞生產性勞動和物質消費展開，而是圍繞作為人本身的目的並成了第一需要的那些活動和人的關系來進行。但是，赫勒爾一方面承認應當探討下述巨大困難，確定生產領域中的“真正社會需求”和確保每一個人對如何決定生產能力有發言權（如果共產主義社會，象預期的那樣，被設想為是一個全球性的社會，那末需要決定的數目就會大得非常驚人）；另一方面，她也承認馬克思關於新的需求的想法雖帶有空想性，但卻非常豐富，因為它們確立了一種與衡量當代生活質量標準相反的規範。斯托揚諾維奇（見“參考書目”⑨）則認為，馬克思主義從本質上進行創新的主要之處，在於它以批判的態度看待現存的社會主義社會；他以類似於赫勒爾的方法論證說：“只有從成熟的共產主義觀點出發去進行探討，才有可能”建設發達社會主義社會；也就是說，只有從道德的（甚至是空想的）規範出發，才有可能做到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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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2:00:12

在近年來的馬克思主義關於未來無階級社會特征的討論中，“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與“高級”階段的共產主義之間的區別已基本失去意義，而且看來也太簡單化了。發展到這樣一種社會，可能要經過許多階段，當前還不能預見，而且也許要經歷許多挫折和反覆。現在對大多數參與這場討論的人來說，重要的是對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存制度、實踐和規範作較深入的、經驗的、批判的研究，發揮他們固有的潛力，去發展馬克思的理想，並對社會主義社會的道德規範進行更嚴密的探討（參看倫理；道德條目）。韋爾默爾在其論證中，反對“以經濟為基礎的解放的‘機械論’”，主張“必須把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正義、社會主義倫理以及‘社會主義覺悟’”包括在要在資本主義制度內部“孕育的”社會主義要素之中（見韋爾默爾：《批判的社會理論》，1971年英文版，第121—122頁）。這些主張，只要適當考慮其具體的特征和問題，也可以同樣適用於現存的社會主義國家（參看平等；社會主義條目）。




參考書目

① 魯道夫·巴羅：《東歐的抉擇》，1978年英文版。
② 弗洛基米爾茲·布魯斯：《社會主義經濟的市場》，1972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社會主義的經濟學和政治學》，1973年英文版。
④ 費南多·克勞丁：《共產主義運動——從共產國際到共產黨情報局》，1975年英文版。
⑤ 阿格涅斯·赫勒爾：《馬克思著作中的需求理論》，1976年英文版。
⑥ 弗·伊·列寧：《國家與革命》（1917），1964年英文版。
⑦ 斯坦利·穆爾：《馬克思論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選擇》，1980年英文版。
⑧ 漢斯·彌勒：《“社會主義”一詞及其詞類的起源和歷史》，1967年德文版。
⑨ 斯維托紮爾·斯托揚諾維奇：《理想與現實之間——關於社會主義及其未來的批判》，1973年英文版。


競爭

　　對馬克思來說，競爭是一個難以理解的和覆雜的範疇。一方面，它屬於資本本身的內在特性；離開了它，資本就難以理解了。另一方面，正如羅斯多爾斯基（見“參考書目”④）所論證的，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生產的大部分理論，是運用抽象的方法從競爭中推導出來的。羅斯多爾斯基甚至認為，只是到了《資本論》第3卷時，馬克思才有必要介紹競爭。在羅斯多爾斯基看來，在那以前，分析只涉及到與競爭中的眾多資本相對立的一般資本。羅斯多爾斯基的看法雖走得太遠，但卻澄清了這樣一點，即馬克思所分析的資本的生產是資本與勞動之間的一種關系；這種關系的存在不決定於在各階級內部出現的競爭。因此，人們常常認為馬克思把競爭所起的作用強調為是資本主義規律據以運轉或發揮強制作用的一種機制。正象分析資本主義經濟的各個具體方面一樣，競爭本身也應從許多不同的覆雜方面去理解。以上這種理解，無論跟資產階級經濟學還是跟斯拉法（參看斯拉法條目）或新李嘉圖學派（參看李嘉圖和馬克思條目）傳統內的馬克思主義，都有著很大的不同，因為這些理論從一開始就介紹資本家之間的競爭。

　　正是由於競爭如此覆雜，涉及到各個單個資本之間的最直接的關系，馬克思才在《資本論》的結尾部分最終下決心去系統地論述它，然而他的逝世卻使這一計劃未能付之實現。不過，《資本論》的各個部分以及其它文章，都多次談到競爭的意義；如果把這些拼湊在一起，我們就可以勾畫出馬克思對這一問題的完整的看法。在通常的情況下，馬克思常常提到競爭過程造成的各種假象，並常常強調競爭造成的經濟關系的現象恰恰是它們的真正基礎的對立面。這種對立通常是由個體的經濟承擔者所采取的立場同他們所涉及的整個經濟關系相脫節造成的。比如，在使利潤率平均化的競爭中，價值和價格之間的轉換就造成這樣一種印象，即利潤似乎源於整個預付資本，然而利潤卻全部來自僅直接取決於可變資本的剩余價值。

　　在討論地產特別是地租時，馬克思揭示了價值的結構和價格形態，這對分析競爭是十分重要的。在某一經濟部門內部，每一個別資本的生產率的水平多少是不平衡的。聯合的個別價值水平將導致正常的價值或市場價值，從而使某些資本得到剩余利潤，而有些資本則形成虧損。部門內部的個別價值變動的幅度主要由業已積累的資本的不同規模來決定，競爭將促使那些低於正常勞動生產率（和資本規模）的資本進行積累，並由此而把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確定為部門內部的標準。同時，其它資本則通過增加超出標準的預付資本來尋求剩余利潤，於是競爭就導致市場價值和使聯合資本達到最低限度的規模，其中一些資本的規模減小，另一些資本的規模擴大。在生產方面，競爭關系到剩余價值的榨取，不管這種榨取是絕對的還是相對的。競爭的手段取決於資本規模的增加，不管這種增加是導致更大的協作還是導致分工，也不管勞動過程是否會由於機器和大工業的進一步采用和發展而發生變化。

　　在各個經濟部門之間，競爭將從市場價值考慮出發去形成生產價格（參看生產價格和轉化問題條目），價值與價格之間的這種關系，是以不同部門之間的資本流動性和形成年均的或正常的利潤率的趨勢為基礎的。在這方面，據馬克思看來，信貸制度的充分發展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它可以使資金在各個部門之間進行流動（以及用於各個部門內部的積累）。

　　在最覆雜的情況下，市場價格會隨著支配供求的最直接的因素的變化而偏離生產價格，但這些因素多少是暫時性的。比如，工資的價值由於消費品價格的影響而偏離勞動力的價值，就包括在這些因素之內。一般可以這樣認為：價值、生產價格和市場價值之間的關系，分別與個別循環的三種資本形態，既生產資本、貨幣資本和商品資本是保持一致的。商品的總流通包括作為收入（工資和供資本家消費的利潤）的開支，而不只是作為資本的支出，而正是這一點說明了即使生產價格形成的結構和過程決定著市場價格的形成，市場價格也會偏離生產價格。

　　上述分析是從形態上進行的，因為它主要涉及的是資本積累中的競爭的邏輯結構和價格形成的過程，但是，馬克思還依據歷史基礎分析了競爭的形式，即分析了生產方式不同發展階段的占支配地位的不同機制。對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初階段來說，積累主要是通過資本積聚來實現的（參看資本的集中和積聚條目），當時利潤率趨於平均化的傾向還不起作用。商品一般是按其價值交換的，而競爭就是建立在市場對商品和勞動力的或大或小的限制基礎之上的。在較高的發展階段，即在通過集中進行積累的階段，價格形態由於信貸制度促進各個部門之間的資本流動而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這里，馬克思含蓄地提出了資本主義的歷史分期，列寧在其關於帝國主義的研究中著手解決這一問題，並把帝國主義看作是壟斷資本主義的階段。

　　列寧在關於帝國主義的著作和其它文章中，都強調指出壟斷和競爭並不是相互排斥的對立物，隨著壟斷的發展競爭也在加劇。盡管存在著資本的集中，相應出現了卡特爾以及出現工業資本與銀行資本的相互滲透，但上述情況並沒有改變。然而，在現代馬克思主義內部，許多作家卻認為壟斷和競爭是互相排斥的，而且前者的發展是以放棄後者為代價的。像巴蘭和斯威齊這樣一些作家（見“參考書目”①）甚至得出結論說，資本積累的規律因此受到了破壞，資本主義將經歷一個長期停滯的趨勢。他們認為馬克思的分析現已過時，它只適用於19世紀的階段。相反，人們可以看到，馬克思關於競爭的理論，就其總體而言，恰恰是適合於壟斷資本主義確立所需要的那些條件的。




參考書目

① 保·巴蘭和保·斯威齊：《壟斷資本主義》，1964年英文版。
② K.考林：《壟斷資本主義》，1982年英文版。
③ 本·法恩：《論馬克思的農業地租理論》，1979年英文版。
④ R.羅斯多爾斯基：《馬克思的〈資本論〉的形成》（1968），1977年英文版。
⑤ J.威克斯：《價值與剝削》，1982年英文版。


消費

　　對人的勞動產品（使用價值）的消費，是人類作為個體的人和作為社會的個人用以維持生存和進行繁衍的手段，即是人類從精神物質意義上（作為具有一定個性的人）上和從具體的歷史社會結構的意義上（作為具體歷史階段的一定社會形態的成員），用以維持生存和進行繁衍的手段。在資本主義即商品生產普遍化（“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消費主要表現為對商品的消費，但有兩種消費不在此例，即對家庭內部生產的物品的消費和屬於自耕自足農業的消費。消費分為兩大部類：一是生產消費，它既包括生產者對消費資料的消費，又包括生產過程中對生產資料的消費；二是非生產性消費，它包括對一切不進入生產過程，不再參加生產的下一輪循環的商品的消費。非生產性消費，主要是由非生產階級（統治階級、非生產性勞力等）對消費資料的消費，以及國家的非生產性部門（軍隊和國家行政管理部門）對消費資料和投資設備的消費這兩種消費構成的。

　　消費既有生理上的因素又有歷史的因素。它們都同馬克思所說的“人的需求方式”聯在一起，人的需求方式也屬於上述兩大部類的消費範疇。基本的生理需求必須同歷史所決定的需求區別開來，歷史決定的需求源於生產力的新發展和各社會階級之間的力量關系的改變（消費品的“普及”和以前專供統治階級使用的服務的“普及”；參看勞動力價值條目）。但是，隨著大工業的發展，勞動機械化的普及，商品種類的日益繁多和勞動力在生理和精神上日益受到折磨，消費品越來越為生產領域中的技術創新和變革所決定。因此，資本主義的消費愈來愈依存於資本主義生產。這既意味著消費範圍的不斷擴大，也意味著消費的質量有可能退化。總之，這表明，資本主義的企業在生產、分配和宣傳方面正日益操縱著消費者。

　　相反，在社會主義乃至在共產主義的條件下，生產將日益由消費者來決定。消費者的需求得到自覺的表達（並由消費者民主地決定優先生產的項目），這種情況將越來越決定生產的格局。為需求而生產將取代為利潤、為獲得最大限度的收益而生產，即取代為生產而生產，因為基本需求一旦得到了滿足，積累越來越多的物質資料（而且越來越沒有用）將不再是消費的主要目的。消費將變得更富於人的創造性即造就全面發展的人，使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更加豐富多彩（參看平等條目）




參考書目

① 艾格尼斯·赫勒爾：《馬克思著作中的需求理論》，1976年英文版。


矛盾

　　雖然這一概念可用作表示任何一種不和諧、緊張和壓力的比喻，但就人的（或一般有目的的）行動而言，它首先具有這樣一個特定的含義：表示滿足一極而犧牲另一極的任何一種情況，即表示一種受束縛或處於緊張的狀態。因此，內在的矛盾是一種雙重的束縛或自我制約；在這種情況下，某個體系、作用物或結構S不再跟這一體系的規律R進行運轉，因為它是正在同另一個規律Rˊ進行運轉；或是這樣一種情況，即所從事的行動過程T將產生一個抵銷的、抑制的、不斷阻礙的或完全相反的行動過程Tˊ。形式的邏輯矛盾是一種內在矛盾，對主體來說它的後果在價值論上是不明確的，“A和－A”使行動過程（或信仰）尚待確定。

　　在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中，辯證的矛盾的特征既不同於（甲）排他的或“真正的”對立和沖突（康德的真正的排斥），因為它們的極限或兩極是互為前提的，結果構成了內含的對立；也不同於（乙）形式的邏輯對立，因為它們所涉及的關系在意義（或內容）上是依存的，而不僅僅是形式上的；所以，對A的否定並不導致其抽象的取消，而是產生新的、更高的、範圍更廣的內容。與第一種對比相聯系的，是“對立統一”的主題，這是從恩格斯到毛澤東所主張的一切馬克思主義的本體論辯證法的特征。與第二種對比相聯系的，是“有限否定”的主題，這是從盧卡奇到薩特所主張的馬克思主義的有聯系的辨證法。在這兩種情況下，辯證的矛盾在特征上都被認為是具體的。

　　在馬克思的成熟經濟著作中，矛盾的概念特別用於表示（1）邏輯上前後不一致或內在離題的理論上的反常現象；（2）外在離題的對立，如作為包含（相對）獨立起因的力量或趨勢的供與求的對立，它們以這樣一種方式互相影響以致其效果常常彼此抵銷——獲得暫時的或半永久性的平衡；（3）歷史的（或暫時的）辯證的矛盾；以及（4）結構性的（或體系上的）辯證的矛盾。

　　類型（3）的矛盾涉及起作用的非獨立起因的力量，因此，力量F常常導致這樣一種條件或它本身就是這樣一種條件的產物，這種條件將同時或隨後產生往往阻擾、取消、瓦解或改變F的抵銷的力量F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有組織的工人階級的鬥爭與資本的矛盾就是這樣一些矛盾的實例。這些歷史矛盾是以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的矛盾（4）為基礎的，這種結構性的矛盾從一開始就為歷史矛盾的產生提供了形式上的條件。在馬克思看來，這些矛盾中最重要的是具體的有用勞動與抽象的社會勞動之間的矛盾,商品的使用價值與價值之間的矛盾；商品的這種矛盾直接表現為相對價值形態與等價的價值形態之間的區別，並外化為商品與貨幣、雇傭勞動與資本的矛盾。所有這些矛盾都是“辯證的”，這既包括（甲），因為它們構成了真正內含的矛盾，它們的兩極在本質上是互為前提的；又包括（乙），因為它們在體系上或本質上跟一種神秘化的表現形式相聯系的。

　　類型（3）和（4）的辯證的矛盾，在馬克思那里，既是以特定主體為基礎的，又是以經驗為基礎的。但在馬克思主義的和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潮中卻存在一條長期的批判路線（從伯恩施坦到科萊蒂）；這條路線認為辯證矛盾的概念實際上與（Ⅰ）形式邏輯，從而與有條理的論述是不相容的，而且或者與（Ⅱ）科學的實踐，從而與唯物主義也是不相容的。但情況並非如此。因為內含的矛盾，不論是在存在內部的（可用（甲）表示），還是在存在與思維之間的（可用（乙）表示）都既可作有條理的表述又可作出科學上的說明。只是當矛盾受到約束（不同於所描述的情況）時，才會違背無矛盾的原則；而假如思維包括在覆雜交錯的現實（不是假定的現實）之中，那末它的拜物教的或其它範疇上的神秘特性，就不包含科學上的謬見（參看認識論條目）。




參考書目

① 羅依·巴斯卡爾：《辯證法、唯物主義與人的解放》，1983年英文版。
② 盧西奧·科萊蒂：《馬克思主義和辯證法》，載《新左派評論》第93期，1975年英文版。
③ M.哥德利埃：《資本中的體系、結構和矛盾》（1966年），1972年英文版。
④ 喬治·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1971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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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2:01:23

協作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中，專門用了一章來探討協作的概念。這一探討是在分析了絕對和相對剩余價值之後進行的。在這之後又依次考察了資本主義勞動過程所經歷的工場手工業和機器大工業兩個階段的發展形式。協作本身加上分工，是聯系絕對和相對剩余價值的抽象概念與具體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覆雜與分析的重要環節。在《資本論》第13章中，協作被簡單定義為“許多人在同一生產過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聯系的生產過程中，有計劃地一起協同勞動，這種勞動形式叫做協作”（《資本論》第1卷，第362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這一定義因其不以任何特定生產方式為轉移，而受到人們的注意。馬克思關於這一問題的許多觀察評論也是如此。比如，“勞動者在有計劃地同別人共同工作中，擺脫了他的個人的局限，並發揮出他的種屬能力”（《資本論》第1卷，第366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一般說來，馬克思關於不以特定生產方式為轉移的那些論述，通常都是從側重於協作的使用價值方面來考慮的。因此，他斷定協作形成的集體的勞動力量比同樣數量的單幹的個人勞動力量的總和要大。然而，從上述引語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即便就其總的方面來說，協作也是從社會的角度，而不是從物化的角度來考慮的。而且，這一總的分析是同分析資本主義所特有的特征聯系在一起的，即把協作當作生產者之間的一種（剩余）價值關系來研究的。在以前的各種生產方式中，協作雖然也為人們所知曉，但只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由於可以得到數量眾多的雇傭勞動者，才能得到有計劃地利用。此外，競爭也使協作成為一種必要的手段，因為要按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進行生產，就必須利用集體的勞動力量。因此，在競爭的條件下，僅僅考察資本主義的協作，就足以證明需要個別的和社會的資本積累，正如集體部分的勞動在使用生產資料方面會導致節約一樣。

　　就管理的特點來說，也可以從使用價值和價值兩個方面來研究協作。協同勞動，在任何情況下都需要組織的作用，但對資本主義生產來說，這種組織作用是同為榨取剩余價值而在勞動過程中利用有紀律的工人的行為完全攪在一起的。作為結果而產生的較大的生產能力，表面上似乎來自資本或資本家的力量並從而歸功於這種力量。這種情況往往掩蓋了作為（剩余）價值來源的勞動力所起的作用。






合作社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雖然沒有系統論述過合作運動或特定合作生產結構意義上的合作社，但關於這一問題的介紹和對此所采取的讚同態度，比人們有時想象的要多。洛維特（見“參考書目”①）對這些曾作過有益的核對和整理，以下就是他所提到的主要論述。

　　我們可以把洛維特提到的歸納為幾個要點。首先，在馬克思的著作中並沒有考察作為實際存在的或作為未來可能出現的生產方式（“聯合的生產方式”——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8頁）基層單位的合作社本身，但在一般展望工人階級解放時卻總提到它們。第二，“空想社會主義”並不是一個旨在表述合作社或合作的術語。合作的概念本身沒有受到指責，只是譴責它的各種失真的形式。比如，普魯士的由國家提供支援的合作社，以及拉薩爾把它們作為社會主義而進行的辯護，都受到了馬克思的抨擊。合作商店被認為是資本主義表面上的膚淺的事物，除非它們成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內部的生產性聯合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及通過工人階級的活動使“有組織的社會力量”（國家政權）轉交給生產者本身。在馬克思看來，合作社是對雇傭勞動的否定。就其肯定的形式而言，“帶著興奮愉快心情自願進行的聯合勞動”正如資本主義曾使奴隸勞動和農奴勞動成為過時的東西一樣，也可以使“雇傭勞動”成為一種陳舊過時的勞動（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33頁）。但在資本主義內部，合作社的各種形式必然帶有舊制度的殘跡和包含著新制度的萌芽。然而，這種自相矛盾的表述，是在推薦合作而不是從反面陳述取消它的理由。《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就明確地宣布了關於這一問題的主要觀點。合作運動業已是一個“重大的事實”，它代表了勞動的政治經濟學對財產的政治經濟學的一個更大的勝利。它不是在口頭上而是用事實表明雇主階級並不是大規模生產的必不可少的條件。正是由於這一原因，合作運動在1848年到1864年期間才得到了許多假朋友的支持，那些“資產階級的慈善空談家”切望利用它達到自己騙人的目的。必須反對這種現象，正如必須反對任何狹隘和自給自足的傾向一樣。只要合作勞動不在全國範圍內得到發展，它就永遠也不可能擊敗壟斷勢力。只有政權才能使合作勞動擺脫“個別工人的偶然努力的狹隘範圍”（《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33頁）。

　　馬克思不能容忍那些看不到資本主義已陷於重重矛盾的人，認為資本主義並不是一切都能適應其繼續存在的。在19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馬克思堅持認為在工人階級的實踐中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可以看到（部分）共產主義的事物。他此時所談到的合作工廠就是一個例子。由於他的這些看法在後來占統治地位的馬克思主義史中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因此只有通過引文來強調這一點。“庸俗經濟學家不能設想各種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發展起來的形式，能夠離開並且擺脫它們的對立的、資本主義的性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35頁）。馬克思認為，從政治觀點來看，通過公社社員們的合作形式這一點本應很清楚。但是：“說也奇怪，雖然近六十年來寫過和講過不少關於工人解放的話，可是只要工人們在什麽地方斷然當家做主，那些替兩極即資本和雇傭勞動……對立的現代社會辯護的人，立刻就彈起辯護的調子來反對他們。仿佛資本主義社會還處在童貞和白璧無瑕的狀態！仿佛它的對立現象還沒有發展，它的自欺欺人的妄想還沒有被揭穿，它的淫亂的實況還沒有盡行暴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78頁）

　　從工業觀點來看，勞動者的合作工廠本身就體現了類似工人階級創造的、現在——未來、外在——內在的或物質的辯證法，因而體現了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概念的特征。馬克思說，這些工廠是在舊形式內對舊形式打開的第一個缺口，雖然它在自己的實際組織中，當然到處都再生產出並且必然會再生產出現有制度的一切缺點。但是，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對立在這種工廠內已經被揚棄，雖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揚棄，即工人作為聯合體是他們自己的資本家，也就是說，他們利用生產資料來使他們自己的勞動增殖。這種工廠表明，在物質生產力和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生產形式的一定的發展階段上，一種新的生產方式怎樣會自然而然地從一種生產方式中發展並形成起來。沒有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產生的工廠制度，合作工廠就不可能發展起來；同樣，沒有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產生的信用制度，合作工廠也不可能發展起來。信用制度是資本主義的私人企業逐漸轉化為資本主義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礎，同樣，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國家規模逐漸擴大合作企業的手段。資本主義的股份企業，也和合作工廠一樣，應當被看作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為聯合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只不過在前者那里，對立是消極地揚棄的，而在後者那里，對立是積極地揚棄的”（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97—498頁）（參看委員會；自我管理條目）。




參考書目

① T.洛維特：《馬克思與合作運動》，1962年法文版。


公司

　　參看股份公司條目。


委員會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生中，只有一次運動預示了20世紀的工人委員會和蘇維埃，這就是巴黎公社。象後來的運動一樣，巴黎公社也是自發產生的，並代表了大眾權力的極端民主形式，馬克思稱讚它為革命運動開創了一個新階段。

　　第一個蘇維埃是1905年10月在聖彼得堡建立的。它雖然只具有地方色彩，而且存在的時間也很短，但參與建立的主要人物之一托洛茨基認為它在1905年的革命中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托洛茨基說：蘇維埃把工人群眾組織起來，開展政治罷工和示威，武裝工人並保衛人民不遭集體迫害。他斷言蘇維埃是一種“真正的民主形式”，因為它不象大多數西方民主政體那樣有什麽上下議院。它避免了職業上的官僚主義，選民有權在任何時候罷免他們的代表。它是以工廠中的工人階級為基礎的，它的權力實際上是“萌芽中”的工人政府。

　　盡管蘇維埃在1917年革命中顯得十分重要，但無論是列寧還是托洛茨基都沒有寫過一篇總的理論文章來把它作為一種政治組織形式加以論證。特別是列寧，從比1905年廣泛得多的基礎上，把蘇維埃看作似乎是一種可以實現奪取政權和摧毀資產階級國家的手段。但由於蘇維埃當時受到了孟什維克的影響，列寧撤回了“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並尋求其它的組織手段——比如比較窄的僅以雇傭工人階級為基礎的工廠委員會——去實現自己的目的。在所有這些策略的變化中，列寧關注的是強調摧毀資產階級國家的必要性，並尋求一種能取代資產階級國家和指導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新的國家形式；而在這一爭論中，列寧認為自己只是重申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比如《國家與革命》（1917年）基本上就是對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重新肯定。在1917年9月和10月，隨著蘇維埃恢覆其革命性，列寧才把它看作是新型的國家政權的體現。在1917年革命前的最重要的一篇論文《布爾什維克能保持國家政權嗎？》（見“參考書目”⑨）中，列寧宣布蘇維埃是新型的國家機構，“它有工農武裝力量，並且這個武裝力量不是象過去的常備軍那樣脫離人民，而是同人民有極密切的聯系……”（《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08頁）。他強調指出，這種國家機構比以前任何國家機構都民主得多，因為它能阻止職業政治家的官僚主義的滋長，它能把立法的職能和執行的職能授予選出的人民代表。同無政府主義者和工聯主義者相反，列寧極力主張蘇維埃政權實行集中制。

　　在整個1917年革命過程中，托洛茨基對蘇維埃問題的看法雖與列寧有相同之處，但他卻把這一期間存在的局面看作是一種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或者是資產階級將主宰舊的國家機構，為達到自己的目的只對國家機構作些枝節性的改變，在這種情況下，蘇維埃將最終被摧毀。或者是蘇維埃成為新型國家的基礎，這將既摧毀舊的政府機構，又摧毀舊的政府機構為之服務的那些階級的統治。奪取政權之後，列寧則經常強調蘇維埃政權與資產階級民主的不可調和性，認為前者是工人階級政權的直接反映。因此，在贏得蘇維埃中的大多數（包括左翼社會革命黨人）之後，列寧就解散了立憲會議，並為這一步驟進行了辯護，說蘇維埃與資產階級國會相比，是更高級的民主形式。在《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見“參考書目”⑩）一文中，他又為區分兩種類型國家的另一個標準提供了依據：“蘇維埃民主制即目前具體實施的無產階級民主制的社會主義性質就在於：第一，選舉人是被剝削勞動群眾，排除了資產階級”（《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183頁）。

　　在工人委員會的問題上，列寧和托洛基茨代表了極端左翼的立場，但在1918年後席卷中歐和西歐的、工人委員會在其中起著很大作用的革命浪潮中，他們的觀點就不怎麽流行了。這一期間，出現了另外兩種政治立場。由德國的艾伯特和柯亨這樣一些人所代表的是右翼立場，他們兩人同馬克思主義聯系甚少，認為委員會只是臨時行使職權的機構，一旦建立了議會民主機構，就應加以取消。最具代表性的馬克思主義立場是考茨基和阿德勒這樣一些“中派”人物的主張，他們力圖把上述兩種極端的立場調和起來。在《無產階級專政》（見“參考書目”⑥）一書中，考茨基雖然承認蘇維埃是我們時代的最重要的現象之一，但他又強烈地反對布爾什維克解散立憲會議，反對他們力圖把蘇維埃理解為政府機構，因為蘇維埃到那時為止一直是階級的戰鬥組織。他特別嚴厲地批評了把資產階級成員排除在蘇維埃之外的做法，理由是這在德國將意味著要剝奪許多人的權利；同時排斥的標準是很不明確的；而且排斥反對者勢必妨礙無產階級的政治階級意識的形成，因為這會使無產階級得不到任何政治鬥爭經驗。最後，他認為布什維克建立的蘇維埃必將成為無產階級內部的一黨專政。

　　以上提到的所有的作家，都是從直接的政治問題入手來考察蘇維埃形式的，而葛蘭西則對委員會的性質作了較多的理論分析，雖然這種分析有時帶有烏托邦思想的傾向（見“參考書目”⑤）。他對委員會同其它無產階級的組織形式的關系也進行了思考。工廠委員會（葛蘭西把它等同於蘇維埃），不僅是進行階級鬥爭的組織，而且也是“無產階級國家的模式。無產階級國家機構固有的一切問題都是工廠委員這種組織所固有的”（見“參考書目”⑤）。要把這些機構連結起來，並使之納入一個高度集中的權力等級制中，就必須創造一種真正的工人民主制，準備取代資產階級的一切行政和管理的主要職能。其它的無產階級組織形式都不能適應這一任務。工會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形式，不可能接替管理那種社會，它們是資本主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基本特征是競爭，而不是共產主義的，因為它們所組織的不是作為生產者的工人，而是出賣商品勞動力的雇傭工人。

　　工人委員會（相當於蘇維埃）具有政治的方向，應將它同工廠委員會（相當於勞動委員會）相區別，工廠委員會關切的是各個個體工廠的經濟管理。它主要被看作是實現“工業民主”的工具。這是包括悉尼·維伯和G.D.H.科爾這樣一些非馬克思主義者和科爾施及鮑威爾這樣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在內的形形色色的思想家們所主張的概念。鮑威爾的觀點如下：

　　“成立了工廠委員會，我們就在工廠中實現了君主立憲制。合法的統治權就由象世襲的君主那樣支配企業的老板與起議會作用的工廠委員會共同分享。超越了這一階段，就可邁向共和制的工業政體。老板消失了，對工業的經濟指導和技術指導就委交給管理委員會”（見“參考書目”③）。倫納則揭露了上述看待工廠委員會政治前景的烏托邦觀點中所固有的困境（見“參考書目”(11)）。他指出建立在工廠委員會基礎之上的民主只能代表有限的和局部的共同利益，而不同階級或集團之間的利益沖突只能用政治手段——即政治民主而不是用委員會的專政來解決。因此，他認為經濟民主是對政治議會民主的補充；工廠委員會只是經濟民主的一種形式，這種民主在英國已經通過其它的形式（如合作社、工會等）取得了成功。

　　在中歐的革命失敗以及蘇維埃在蘇聯的重要性下降之後，就很少有理論作品探討委員會的意義了。只有荷蘭的潘涅庫克的國際共產黨人和馬蒂克的委員會共產黨人團體例外，後者跟科爾施有聯系。這兩個團體認為委員會在政治革命中起著相當大的作用，這種作用比以前任何理論家所認為的都要大，它們還把蘇維埃政權看作是革命勝利的標志。因此，它們批評蘇聯沒有維持委員會的權力。它們傾向於把委員會看作是特殊的工人階級政權形式，看作是一種不應使其服從革命政黨指示的自發的工人階級組織形式。




參考書目

① 麥克斯·阿德勒：《民主制和議會制》，1917年德文版。
② 奧斯卡爾·安威勒：《蘇維埃——俄國的工農兵委員會（1905—1921年）》（1958），1974年英文版。
③ 奧托·鮑威爾：《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1919年德文版。
④ 謝爾治·布里西安納：《潘涅庫克與工人委員會》，1978年英文版。
⑤ 安東尼奧·葛蘭西：《政治著作選集（1910—1920年）》，1977年英文版。
⑥ 卡爾·考茨基：《無產階級專政》（1918），1919英文版。
⑦ 卡爾·科爾施：《工廠委員會的勞動法》，1922年德文版。
⑧ 同上作者：《社會論文集》，1969年德文版。
⑨ 弗·伊·列寧：《布爾什維克能保持國家政權嗎？》（1917），1964年英文版。
⑩ 同上作者，《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1918），1965年英文版。
⑪ 卡爾·倫納：“民主和委員會制度”（1921），載博托莫爾和古德合編《奧地利馬克思主義》，1978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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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2:02:32

信用和虛擬資本

　　就其最簡單的形式而言，出售商品就是用商品來交換貨幣。然而，商品出售者可以同意購買者用今後的付款承諾來代替貨幣本身。在這種情況下，商品出售者就向商品購買者提供了信用（信貸），在付款承諾兌現之前，他們便開始了一種作為債權人與債務人的新關系。債務人通過貨幣轉撥來跟債權人結帳，在這種情況下，貨幣就起了支付手段的作用。但在十分發達的信貸制度中，債務人常常用其他的當事人的付款承諾同債權人結帳。在許多情況下，這些付款承諾可以互相抵銷（比如A欠B1000美元，B欠C1000美元，而C又欠A1000美元，那末其債務就可以簡單地互相抵銷），而無需使用貨幣。在信貸交易集中的大的商業中心，由於可以互相抵銷信貸，貨幣只調節少量價值的轉撥。

　　因此，信貸在商品的流通和價值的轉移中可以代替貨幣。信貸減少為保持有價的商品貨幣所需的費用，加速資本的周轉。銀行為資本主義企業集中信貸。個體資本家彼此提供信貸，不僅會引起清帳所需要的費用，而且還要擔當信貸交易中所固有的風險，因此，他們總是以存款的方式把信貸轉入銀行，並以借款的形式按照自己的需要從銀行提取出來。此外，銀行也可以通過認可或“接受”個體資本家的付款承諾達到同樣的目的。如果原付款承諾人違約，則要擔保用銀行的資金賠償。這種辦法將用銀行的信貸取代原債務人的信貸。最後，銀行還可承兌私人付款承諾並在交易中簽發其本身的付款承諾（銀行券）。銀行以高於它自己借款時所付的利率進行放款，或在承兌的情況下，通過對私人付款承諾進行“貼現”，以低於其票面價值買進這些付款承諾，並按其票面價值來收帳。

　　信貸的發展將導致一系列不穩定的潛在的相互制約的金融因素，因為每一個當事人為向其債權人支付，都指望自己的債務人向自己支付。然而，舉例來說，由於出現危機，商品銷售下降，而導致一筆重大債務不能償付，就可能爆發信用危機或信用恐慌。在這種情況下，每一個當事人都會力圖把信貸變成貨幣，並要求以貨幣支付（參看經濟危機條目）。由於這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這種壓力先是引起利率急劇上升，接著就導致最弱小企業的破產和對它們的兼並。

　　馬克思把促進商品的購買和銷售的信貸同資本貸款進行了區分，因為資本貸款不包括商品的購買。資本放貸人是把貨幣交給某個資本家借款人，其目的是要以利息的形式分享由於使用這筆錢進行生產而得到的剩余價值（參看金融資本和利息條目）。實際上，商品買賣的信貸交易和資本貸款的交易在形式上是類似的，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金融制度中，兩者是互相交織在一起的。同一個機構，比如銀行，就常在這兩種業務中起中介的作用。

　　特殊形式的資本貸款也可以形成虛擬資本。在某個資本主義企業的合作或合股的組織形式中，企業的所有權及其資產是以可轉讓的股票投入的，其中的每一股都有得到這個企業剩余利潤的權力（參看資本和收入的形式條目）。這些股票的原持有人把實際貨幣投入企業。如果原持有人賣掉這些股票，則付給他們的貨幣就不進入該企業的資本循環，而僅僅只是出售者的收入。企業繼續使原投資本周轉，但這種原投資本已由企業不斷積累的資本所創造的各部分剩余價值增大了。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的股份所有權就代表從企業的剩余利潤中獲得一定數量的收入的權力。貨幣持有者或者可以放出自己的錢從中獲得一定的利息，或者可以購買股票從中分得一定的紅利。如果剩余利潤量同利息量相比風險較大，則股票價格的確定應使其象投資一樣具有吸引力，與放款競爭。但是股票的這種價格可以超過實際投入該企業的資本的價值。馬克思把這種超出部分叫做虛擬資本，因為它是與實際參與企業生產的資本價值不一致的股票價格的重要組成部分。比如，假定一家既沒有要償還的債務又沒有要交納的稅收的企業，擁有1億美元的資本，年平均利潤率達20%，那末每一年就可獲得2000萬美元的利潤。假定有100萬張已售出的股票，那末其中的每一張股票都有權每年獲得20美元的利潤。如果放款的利率為年利5%，而股息量的風險就使投資者要求股票的收益為年10%，那末每一張股票就按200美元作價，結果100萬張股票價格就成了2億美元了。馬克思把股票價格比1億美元的實際資本超出的那1億美元，叫做虛擬資本。

　　一般說來，每當金融市場以上述方法把人們的大量收入“資本化”時，就會出現虛擬資本。比如，國債就相當於沒有資本的投資，而完全是對某些固定部分的稅收的一種預支。然而，金融市場卻把國債看作似乎是一種生產性投資，並按照與放款的利率來為其確定資本的價值（參看金融資本條目）。




參考書目

① 魯道夫·希法亭：《金融資本》（1910），1981年英文版。


犯罪

　　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中有幾篇談到犯罪的文章。首先，犯罪被分析為階級社會的產物。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恩格斯就論證說，工廠生產的擴大所引起的英國工人的墮落，使他們喪失了意志，並無情地導致了犯罪。貧窮是動因，而家庭生活的惡化則使兒童不能受到適當的道德教育。恩格斯還指出，犯罪是個人對壓迫的一種反抗，但這種反抗難以收效並易於受到鎮壓，因此，工人不久就求助於集體的階級鬥爭形式。但這些集體反抗所培育起來的階級仇恨仍引起某些個人主義的犯罪形式。

　　在其它著作（《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在愛北斐特的演說》、《反杜林論》）中，恩格斯把犯罪歸罪於資產階級社會的競爭，這種競爭不僅導致貧窮的工人的犯罪活動，而且導致欺詐或其它的騙人的勾當。馬克思引用法國和費城的犯罪統計資料來論證說犯罪與其說是一個國家的特定政治制度的產物，不如說是“一般資產階級社會的基本環境”的產物（“資本的懲罰”）。

　　從上述犯罪因果觀可以看出，鎮壓的治安措施並不能消滅犯罪，而只能抑制犯罪。要根除犯罪就必須徹底改變社會狀況。文明的提高已減輕了暴力犯罪的程度（但卻增加了侵犯財產的犯罪活動）；共產主義社會，由於滿足各個個人的需求，消滅了不平等現象以及消滅了個人與社會之間的矛盾，將“徹底鏟除犯罪的根源”（《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08頁）。馬克思後來指出，工人階級在巴黎公社執政期間，實際上就消滅了犯罪（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84—385頁）。

　　荷蘭社會民主黨人威廉·A·邦格爾（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一位既受馬克思主義思想影響又受非馬克思主義實證論影響的刑法學家）通過論證資本主義的競爭引起利己主義——損害他人、追求個人的自我利益，而對資本主義與犯罪之間的聯系進行了深入的探討。雖然對社會有害的自私自利的行為在一切階級中都可以看到，但統治階級的政治實力地位卻使它的特定的剝削行為至少不被完全看作是犯罪行為。因此，犯罪統計上所提到的全都是工人階級的犯罪活動。他認為，只有當社會主義消滅了利己主義的社會根源，犯罪才會消失。最近，馬克思主義關於犯罪的分析，力圖把從屬階級中的犯罪行為看作是對階級統治的一種順應，或對階級統治的一種反抗；統治階級的犯罪行為則被認為是進行階級統治的手段。隨著一定社會形態的階級關系的變化，犯罪的方式也在變化（見“參考書目”⑥、⑦、⑧、⑨、(11)和③第二部分）。

　　馬克思主義關於犯罪文獻中的第二個主題，是批判資產階級的刑事審判。這種批判的一個方面，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法律實施，不能實現其本身所宣稱的公平和不偏不倚的理想。恩格斯於1844年發表在《前進報》上的幾篇文章，就指出英國的刑事訴訟程序（比如陪審員要具有財產資格）只對富有的階級有利。在執法過程中實行令人反感的歧視，這在美國的基本犯罪學中一直令人注目。批判的另一個方面，是刑事審判的意識形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聖家族》中就著手了這一批判。馬克思後來在《人口、犯罪和赤貧現象》一文中又一次提到了這一點；他在這里批判了統治階級對其治罪行為所進行的頭頭是道的辯護，即批判它的抽象性和不能把犯罪放到導致犯罪的具體社會環境中去考察。最近的一些著作，通過分析犯罪學對犯罪的因果關系、犯罪的控制對策的解釋以及大眾媒介對犯罪的描述，而批判了統治者的意識形態（見“參考書目”⑥、⑦、⑩、(11)、(12)）。

　　另一方面，對刑事審判的批判，則是抓住犯罪管理的政治經濟形式。魯舍和基爾希海默（見“參考書目”(13)）從勞動管理的角度，闡述了從中世紀到20世紀的治罪慣例的歷史變革。在勞動不足的時代，刑罰機構（監獄、勞動教養院、苦役船等），可以以低價向雇主或國家提供穩定的強制勞動力，而在勞動過剩的年代，懲罰則可用來控制可能爆發的過剩人口。雖然這一直被當作經濟主義（參看經濟主義條目）受到批判，但這種分析在當代卻被人們所發展和提高，用以說明建立少年法庭、監獄和警察的起因以及隨後對這些所進行的改造，而且以這種形式出現的治罪方針的短期變化與商業周期有關。昆奈（見“參考書目”⑤）則沿著某種不同的方向，暗示犯罪會促成國家的財政危機。國家要維持其合法性，就必須增加其控制由於資本主義制度而滋長的犯罪的費用。當國家這樣做時，它的確保其繼續積累的資本能力就會受到威脅。因此，犯罪和資本主義的各種矛盾是糾纏在一起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中關於犯罪的第三個主題，是對刑法的分析和批判，在這里就不再進行考察了。

　　馬克思本人對犯罪的某些評論，所涉及的問題與上述三點無關。在《剩余價值論》的帶有諷刺性的一節中（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冊，附錄“關於一切職業都具有生產性的辯護論見解”），探討了犯罪的社會後果。在評論一切有報酬的職業都是有益的主張時，馬克思指出，按照這個標準，那末犯罪也是有益的，因為它導致警察、法庭、劊子手乃至講授刑法的教授的出現。馬克思接著說，犯罪使資產階級生活不那麽單調，並為偉大的文學作品提供了情節。它使失業勞動者離開了謀職的市場，並使其他人得以被雇傭來從事執法，從而防止競爭把工資壓得太低。從推動防範工作這方面來看，犯罪還促進了技術的發展。在這里，馬克思為從功能主義的角度分析社會生活中的越軌行為與正常行為之間的覆雜的相互關系留下了伏筆。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通常把官方提供的逮捕和審訊的數字當作有效的犯罪指數，但在《人口、犯罪和赤貧現象》一文中，馬克思指出這些統計數字至少部分地反映了定罪方法的專橫性。他認為，動不動就訴諸於刑法的做法，既可能治罪，又可能致罪。這一段話對於現時代從社會學角度分析出發來確定越軌行為的任務，是有啟示的。




參考書目

① 威廉·A·邦格爾：《犯罪行為與經濟狀況》（1905），1916年英文版。
② 莫林·凱恩和艾倫·亨特合編：《馬克思和恩格斯論法》，1979年英文版。
③ 戴維·F·格林伯格編：《犯罪與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犯罪學讀本》，1981年英文版。
④ 保爾·菲力普斯：《馬克思和恩格斯論法和法律》，1981年英文版。
⑤ 理查德·昆奈：《階級、國家和犯罪》，1977年英文版。
⑥ 伊恩·泰勒、保爾·沃頓和喬克·揚：《新的犯罪學——關於不法行為的社會理論》，1973年英文版。
⑦ 同上作者：《批判的犯罪學》，1975年英文版。
⑧ E.P.湯姆森：《輝格黨人與搜捕者——恐怖法令的起因》，1975年英文版。
⑨ 道格拉斯·海等合著：《阿爾比安的致命之樹——18世紀英國的犯罪與社會》，1975年英文版。
⑩ 弗蘭克·皮爾斯：《強者的犯罪——馬克思主義、犯罪和不法行為》，1976年英文版。
⑪ 斯圖亞特·霍爾：《對危機的警戒——搶劫行兇、國家、法律和秩序》，1978年英文版。
⑿ 迪恩·克拉克：《馬克思主義、司法和司法模式》，1978年英文版。
⒀ 喬治·魯舍和奧托·基爾希海默合著：《治罪與社會結構》，1939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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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2:03:44

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

　　馬克思主義者在傳統上認為危機是社會運轉的規律發生了故障。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這種故障被認為是由積累進程導致的，而積累進程則取決於利潤率下降的趨勢（參看經濟危機條目）。但必須劃清局部危機或局部衰退與導致一個社會或社會形態的變革的危機界限。前者是指象商業—政治周期這樣一種現象，它意味著繼表面上不斷繁榮的景氣後出現的經濟活動急劇下降，這是資本主義的慣常的特征。後者是指一個社會的基礎或有機規律遭到破壞，也就是說，那些決定著經濟和政治活動（除了其他活動以外）的範圍、限度及其變化的社會關系遭到腐蝕或破壞。

　　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社會的有機規律等同於雇傭勞動與資本的關系，並且把這種社會的根本矛盾表述為社會生產與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假定馬克思的看法是正確的，那末就會提出以下的問題：過去百年來的事件是否改變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矛盾據以支配社會動態的方式？危機的邏輯是不是已由受危機困擾的增長和不穩定的積累的發展方式變成了一種根本不同的東西？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末它對社會鬥爭的形式又產生了什麽後果？

　　馬克思準確地預見了一切資本主義社會向資本密集工業和資本更加集中的方向發展的總趨勢。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則證明了企業和實業是如何逐漸形成相互依存的局面的（見“參考書目”③、(15)）。雖然根據許多部門（競爭的和壟斷的私營部門，剩余勞動部門和國營部門）來分析當代資本主義是有益的，但引人注目的是許多企業和實業的命運是相互聯在一起的。相互依存的網狀體系頂多只能確保脆弱的經濟平衡。經濟生活的任何失調或混亂，都可能潛在地浸透整個體系。比如，一個大企業或銀行的破產就會影響到許多貌似健全的企業、整個共同體乃至政治的穩定。因此，如果當代社會的經濟和政治秩序要得到維持，就需要有國家的全面幹預。從這個角度來看待20世紀的國家活動的發展，擴大“幹預主義的機制”就應被看作是不可避免的。體系內部的變化所導致的日益廣泛的影響（政治商業周期的低潮和高峰時期的高失業率和通貨膨脹）和（或）外部因素的沖擊（比如，由於國際政治事件而導致原材料短缺），都必須認真地加以對付。

　　調節經濟活動和保持發展的長期企圖，即與凱恩斯和財政貨幣管理思想密切相關的企圖，已使國家的幹預深入到越來越多的領域（參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條目）。國家的幹預本身已造成了許多困難，這些困難表明，即便某些特定的國家在本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期間成功地把經濟波動降低到了最低限度，那也只是靠把問題和潛在的危機往後拖延而實現的（見“參考書目”④）。為了避免經濟危機和政治動亂，各個政府和國家都要承擔越來越大的生產成本份額。此外，政府和國家為實現其越來越多樣化的作用，也不得不擴大其官僚結構，從而增加了內部的覆雜性。這種日益增加的覆雜性，反過來又需要加強合作，而更重要的是需要增加國家的預算。國家必須通過稅收和從資本市場上借款為自己籌措資金，但這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不可能做到的，因為這會妨礙積累進程和危及經濟增長。這些抑制性因素已造成幾乎永久性的通貨膨脹的局面和公共財政危機（見“參考書目”⑦）。如果國家不能在它所碰到的制度上的抑制因素範圍內提出適當的政策戰略，結果就很可能形成一種使政策和計劃不斷改變而又不斷遭到失敗的局面（見“參考書目”①）。這些問題有深刻的結構上的原因，所以象英國和美國這樣的右翼政府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內扭轉其發展進程。

　　人們對這種情況的政治後果一直有不同的解釋，哈貝馬斯（見“參考書目”④）和奧菲（見“參考書目”⑧）論證說，即使各種經濟問題和隨之而來的民族國家之間的鬥爭不導致戰爭和使當前一直存在的核災難威脅變成現實，西方的階級民主政體也會面臨日益深化的合法性危機。國家將陷入種種矛盾，對經濟的幹預雖不可避免，但對經濟實行政治控制卻要冒向整個社會制度的傳統合法性基礎——即只有各個個體在競爭的孤立的條件下活動以及在最低限度的國家幹預的情況下追求自己的目的，才能恰當地實現集體目標的信念——進行挑戰的風險。國家對經濟和其它領域的幹預，會引起人們對選擇、計劃和控制這樣一些問題的關注。“國家的手”比市場的“看不見的手”要明顯並較易於看破。一般的居民會認為越來越多的生活領域被政治化了，即落入國家（通過政府）的潛在控制範圍。這一發展，反過來又對國家提出比以往更多的要求。比如要求參與審議各種決策。如果這些要求在可供選擇的範圍內得不到滿足，那末國家也許就會面臨“合法性危機”。尤其是關於收入、關於控制工作場所、關於國家提供的商品和服務的種類及質量的鬥爭，也許會超出現存經濟管理和政治控制的制度的界限。在這種情況下，就不能排除要求根本變革這種制度的可能性。但這種變革不可能起因於象舉行起義來推翻國家政權這樣的事件，而可能是一個不斷腐蝕現存制度的再生能力和逐漸出現替代制度的過程。

　　那些擬訂這一方案的人，傾向於削弱使人們的社會經驗破碎化、原子化，從而個人主義化的各種社會力量。象差別工資結構、長期通貨膨脹、政府財政危機和不平衡的經濟發展——它們把經濟危機的影響分散到諸如消費者、老年人、病人和中學生這“類”人身上去——這些因素都是旨在不斷分裂階級反對陣線並使其變得難於理解的一系列覆雜趨勢的重要組成部分（見“參考書目”⑤）。這些趨勢的一個突出之處，就是在許多西方社會中出現了所謂的“合作安排”。國家在力圖維持現存秩序連續性的過程中，有選擇地支持那些默許和擁護對國家說來極為重要的集團，壟斷資本和有組織的勞工。這些“具有戰略重要意義的集團”（工會或行業同盟）的代表將日益介入，與國家的代表一起，通過完全非正式的、議會外的協商程序，來共同解決影響政治安定的威脅性因素，以增進他們的集團的利益（見“參考書目”(12)、⑩和⑧）。這樣，在那些強大的集團之間便實現了“階級妥協”（見“參考書目”⑥）；但這卻是以犧牲如老年人、病人、非工會成員和非白種人的脆弱團體的利益，以及犧牲那些在經濟上不再重要、只有“日趨衰落”產業的脆弱地區的利益為代價的。因此，社會鬥爭的主要陣線可以不斷地被分化。在這些情況下，政治後果依然是不確定的。

　　但是卻存在著可能加劇嚴重危機的重大趨勢。這種合作安排所反映的對統治集團的偏袒和三方在討價還價後所達成的協議內容，將影響較脆弱的團體對選舉和議會制的支持，而這種支持也許是政權生存所需要的。更重要的是，合作安排會影響群眾對在傳統上疏導沖突的各種制度的接受，比如政黨制和集體交涉的慣例。因此，這種新的安排也許會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導致反對現狀的運動的形成。這些反對現狀的運動的基礎就是那些被排斥在重大決策進程之外的人，如車間工人和工人代表、關心生態問題的人以及婦女運動的積極分子（見“參考書目”⑨）。

　　然而，不能把上述趨勢理解為可以不受國際條件和壓力制約的東西。資本主義世界的產生離不開國際市場，而且越來越依附於國際貿易。任何一個民族國家所無法控制的民族國家之間的經濟相互聯系的覆雜性（見“參考書目”(14)），在先進工業國和第三世界國家內部以及它們之間的不對稱的經濟發展和不平衡的經濟發展，將可能加劇關於誰是經濟世界的中心、誰是邊緣以及誰控制什麽樣的資源這樣一些鬥爭。不應忽視的是，民族國家的國際體系所具有的高度偶然的、固有的危險性質，這種危險性質在資本主義發展之前雖就存在了，但卻受到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深刻影響（見“參考書目”(11)）。

　　因此，為了理解當前的危機趨勢，就必須有區別地分析制約當代社會政治並構成其背景的國際形勢。恰恰是國家舞台的各種進程和事件——特定國家形式的危機，新的社會政治運動的出現，各個政權、政黨以及經濟制度之間的沖突——與國際形勢發展的相互交錯，業已成了影響社會有機規律的、具有改造作用的危機的主要決定因素（見“參考書目”(13)）。但是，還很難看出這樣一種說明如何能采取經典馬克思主義所規定的形式及其所強調的重點。如歷史是生產力的逐步累積的產物，或歷史是各個社會通過階級鬥爭逐步演變的產物（見“參考書目”②）。各個社會內部和它們之間的發展，似乎已突破了這一概念圖式的界限。




參考書目

① 邁克爾·貝斯特和威廉·康諾利：《政治化了的經濟》，1976年英文版。
② 安東尼·吉登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當代批判》，1981年英文版。
③ A.R.L.古蘭德：《國家社會主義條件下的技術發展趨勢和經濟結構》，1941年英文版。
④ 尤爾根·哈貝馬斯：《合法性危機》（1973），1976年英文版。
⑤ 大衛·赫爾德：《危機趨勢、合法性和國家》，載約翰·湯普森和大衛·赫爾德合編：《哈貝馬斯——批判性的辯論》，1982年英文版。
⑥ 大衛·赫爾德和喬爾·克里格合著：《國家理論——某些對抗性的主張》，載斯蒂芬·波恩斯坦等編《資本主義歐洲的國家》，1982年英文版。
⑦ 詹姆斯·奧康納爾：《國家的財政危機》，1973年英文版。
⑧ 克勞斯·奧菲：《資本主義國家的結構問題》，1972年英文版。
⑨ 同上作者：《自由民主黨政治中的形式與內容的脫節》，1980年英文版。
⑩ L.潘尼特：《自由民主制中的社團主義的發展》，1977年英文版。
⑪ 吉安弗朗哥·波吉：《現代國家的發展》，1978年英文版。
⑿ P.C.施米特：《西歐的利益調介方式和社會變革模式》，1977年英文版。
⒀ 泰德·斯科波爾：《國家與社會革命》，1979年英文版。
⒁ 伊曼紐爾·華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1974年英文版。
⒂ 保·巴蘭和保·斯威齊合著：《壟斷資本主義》，1966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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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2:05:00

批判理論

　　參看法蘭克福學派條目。


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家

　　在19世紀的最後一個10年中，就開始出現了對馬克思主義學說進行系統的批判性的研究了。在經濟學方面，最早的批判性評論似乎是阿道夫·瓦格納的《國民經濟的一般特性的或理論性的學說，第一部分：基礎》的第二版（1879年）所提出的，馬克思本人（1879—1880年）對此已作了回答。但較重要的批判性的探討是1894年《資本論》第3卷出版後展開的；著名的有威爾納·桑巴特的《卡爾·馬克思經濟學體系批判》的長篇評議（1894年）和龐巴維克的《卡爾·馬克思及其體系的終結》（1896年）。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經濟學說的批評家們把這一學說的邏輯連貫性作為自己的評判標準。龐巴維克是那些企圖破壞這一學說、迎合新古典經濟學的人的代表，而馬克思主義者（如希法亭）則不得不一代又一代地對付他的批判。斯蒂德曼則代表了這樣一些批判者，他們的批判雖然很有力，但批判的企圖卻是要鞏固馬克思主義（見“參考書目”(25）；他把斯拉法提出的框架（對新古典學派經濟學批判）運用於評價馬克思的邏輯，但結果卻為拋棄馬克思理論的整個結構提供了論據。批判的主要方面，一直是馬克思關於價值、利潤來源以及利潤率趨於下降的各種理論；這些都是精心挑出來的靶子，因為它們都是馬克思經濟學說整個體系的核心。

　　馬克思關於價值並把它與社會必要的抽象勞動聯系起來的概念，常常招致這樣的批判：即認為把勞動看作是使商品在交換中具有共同尺度的因素，是武斷的（見“參考書目”②和⑤）。人們把更大的注意力投入對“轉化問題”進行攻擊，並把這個問題解釋為馬克思宣稱能夠揭示價值與生產價格（及剩余價值與利潤）之間的關系。批判者們認為，生產價格是一個可以觀察得到的範疇，而價值論在解釋經驗現象時是否有效，取決於它是否能夠（或必然）形成這種價格。波特基維茲論證說馬克思本人的量的解決辦法是不完全的（見“參考書目”③），而他和後來的作家（見“參考書目”⑥和(23)）則提出了替代的解決辦法。斯蒂德曼認為薩繆爾遜關於價值是通向生產價值的道路上的“無謂的迂回”的說法（1971年）是對的，因為在斯拉法的體系（或季米特里耶夫和波特基維茲的體系）中，價值和價格都分別直接源於實際的投入材料。這一觀點得到了相當大的支持，但也遭到了馬克思主義者的反對（參看“參考書目”⑦和(26)）

　　《資本論》中的價值概念能使馬克思把剩余價值當作利潤的基礎來分析。然而，斯蒂德曼證明說，在他本人的體系中實際剩余價值並不是實際利潤的必要條件（如果存在固定的資本和聯合生產的話）；根據森島的說法，則需要有一種不同於馬克思的剩余價值概念。如果剩余價值不是利潤的源泉（或它的必要條件），那對利潤的解釋就必然會超出馬克思的理論範圍。龐巴維克針對馬克思的說法而斷言：利潤來自於生產資料的生產能力和資本家對於時機的選擇；利潤是對等待的一種報酬。這種理論依然是以新古典學派經濟學為核心的。而熊彼得（見“參考書目”(22)）則放棄了價值論，把源源不斷的利潤與創新及企業家的能力等同起來，同時批評馬克思忽視了企業家在資本主義中的恰當作用。

　　除有關利潤來源的理論外，支配利潤運動的規律（對馬克思來說，這是“最重要的規律”），也引起了爭論，即認為據以推論出利潤率趨於下降規律所運用的邏輯是錯誤的。一般說來，許多作家都特別提到馬克思的假定不足以得出關於利潤率下降的經驗預見（依據價值或生產價格來計算），某些作家還由此認為馬克思的規律沒有實質內容（見“參考書目”(13)）。置鹽提出了一個更為尖銳的、顯然是反駁馬克思關於技術進步作用設想的批判，這一批判力圖證明如果不是實際工資上升的話，資本家對新技術的選擇決不可能導致利潤的下降（見“參考書目”(19)），而希梅爾韋特（見“參考書目”(12)）和斯蒂德曼（見“參考書目”(25)）則把上述企圖納入斯拉法的體系（參考利潤率趨於下降條目）。

　　雖然這些批評涉及到馬克思論證中邏輯上的失誤，但一般說來，只有運用不借助於馬克思抽象方法的理論結構（比如斯拉法的結構）才能揭示這種失誤（參見法恩和哈里斯合著的《馬克思經濟學理論中的爭論問題》，1979年英文版）。然而，批評者凱恩斯就不肯承認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關系。他曾指望從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得到“解開經濟之謎的線索”，但他卻寫道：“我所能發現的只不過是過時的爭論精神”（1935年1月1日致肖伯納的信）。實際上，馬克思在抨擊薩伊定律和貨幣數量論時，已為凱恩斯埋下了伏筆，但一些對馬克思主義的某些方面持同情態度的左翼凱恩斯主義者卻拋棄了馬克思命題的理論基礎。比如，瓊·羅賓遜就認為“他依據價值概念所表述的重要思想，如果不用價值概念可以表述得更好”（見“參考書目”(21)）；她還拋棄了馬克思有關剝削和剩余價值的概念。因此，凱恩斯主義的、新古典學派的和斯拉法主義的批評者們的批判有一個共同的論點，即認為馬克思的價值論不是多余的就是錯誤的。

　　在社會學方面，這一現代學科的兩位奠基之父——麥克斯·維貝爾和埃米爾·杜爾凱姆——所闡述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有意識地反對馬克思主義社會學說的。這在維貝爾的著作中表現得最為明顯，他不僅選擇十分近似於馬克思論述過的那些問題來分析（西方資本主義的起源和發展，社會各階級和勞工運動的意義，現代國家和政權的性質），而且明確地（雖然很簡單）批判了“唯物史觀”。根據卡爾·勒維特的說法，可以認為馬克思和維貝爾主要關心的都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人類命運問題，不過一個是從“異化”角度來解釋，另一個則是從“理性化”的角度來解釋（見“參考書目“(16)）；他們各自的社會科學概念與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實際社會區分是一致的。維貝爾對歷史唯物主義所作的總的批判，是認為以一種特定的價值傾向為基礎的歷史唯物主義，只不過構成歷史的一種可能存在的前景，而其它的前景同樣是可能存在的；他通過揭示宗教觀念（新教倫理）在資本主義發展中可能起的重要作用來具體說明這一點；但是他也堅定地表示，他並不打算用同樣片面的“唯靈論的解釋”去取代片面的“經濟的解釋”（見“參考書目”(27)）。在其詳盡的探討中，維貝爾通過強調地位集團的作用而沖淡了馬克思關於階級和階級沖突是最重要的觀點，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從而使他的政權觀接近於傑出人物論思想家的觀點，雖然他特別強調民族國家的獨立作用（見《經濟和社會》（1921），1968年英文版）。維貝爾還特別重視官僚主義的病態現象，並把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的部分批判置於這樣一個論點基礎之上，即社會主義運動與其說是導致“無產階級專政”，不如說是導致“官僚專政”（見“參考書目”(28)）。

　　杜爾凱姆雖然沒有以同樣的程度去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也許因為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和社會主義運動在法國不象在德國那樣發達），但他在《社會學年鑒》和其它地方評論馬克思主義著作時，在其探討“反常的分工形式”（1893年）時，以及在其關於社會主義的講演（1928年）時，卻不得不屢次面對馬克思的社會學說，盡管在對德國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作系統的考察之前他已放棄了上述論題。他雖然承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特殊價值在於它“不是以參與其中的那些人的觀念，而是以意識不理解的更為深刻的原因”去解釋社會生活的（見他在1897年發表的著作，第648頁），但卻認為從總體上看馬克思主義過分重視經濟因素和階級鬥爭。比如，他論證說（1893、1897年）階級沖突是一種次要現象，是由於對歐洲業已存在的新型工業社會和分工缺乏管理所導致的。杜爾凱姆還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反對把國家看作是整個社會的“智慧”和道德的執行者（1950年）。

　　在這一期間，馬克思主義內部也出現了由愛德華·伯恩施坦所提出的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批評（1899年）。他的主要論點之一，是認為由於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中產階級的發展，階級的兩極分化並沒有發生。而此後這一論點在重新解釋馬克思主義理論，如倫納的“服務階級”的概念（見《服務階級》，1953年英文版），普蘭查斯的關於當代資本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的分析（見《當代資本主義的階級》，1975年英文版），和批評馬克思主義理論（如帕金，見“參考書目”(20)）中，占有突出的位置。近年來，關於階級問題的爭論，已導致“新工人階級”（見馬勒1975年的論著）或新的階級結論（見圖倫1971年的論著）的概念（參看工人階級條目），和導致對諸如少數民族運動（參看種族條目）或婦女運動（參看爭取女權運動條目）以及階級沖突關系的研究。它還導致對社會分層和社會主義社會中可能出現的新的階級問題的研究（如康拉德和斯澤蘭尼合著的《知識分子在通向階級權力的道路上》，1979年英文版）。

　　在卡爾·曼海姆的著作（特別是《意識形態和烏托邦》，見“參考書目”(17)）中，可以看到後來從社會學角度對馬克思主義所作的重要批判。曼海姆企圖用一種較一般的認識社會學取代馬克思的意識形態的理論。他的批評和修正有三個主要特征：（1）反對意識與經濟利益有直接聯系，而認為在“思想方式”和與經濟利益間接有關的一系列態度之間存在一種相互關系；（2）把馬克思主義本身看作是階級的意識形態，認為一切社會思想都具有“相對”性，而不能自稱體現了科學的“真理”；（3）認為除階級以外的其它社會集團（如以代劃分的集團）對意識也有重大影響。最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從社會學角度所進行的批判，來自兩位大的社會學家。在觀點上深受維貝爾影響的雷蒙德·阿隆，他不承認“經濟解釋”的主張是歷史科學，強調使政治從經濟中獨立出來，並在一項較全面的研究中批判地考察了薩特（他本人在許多方面也是一個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批評家）和阿爾都塞的馬克思主義（見阿隆1970年的論著）。C.賴特·米爾斯，也受到了維貝爾的影響，他雖然很少批評整個馬克思主義，但對把經濟領域與政治領域分開也持有類似的觀點，並喜歡用“權力精英”而不喜歡用“統治階級”的術語(他認為統治階級是以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相一致為其前提條件的)。

　　新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所進行的大部分批評，實際上集中於國家和政治問題。許多批評家從“民主多元論”出發（如利普塞特，見“參考書目”(15)）力圖證明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理論對西方政治制度的描述是不真實的；不存在能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國家和把國家變成自己“工具”的“統治階級”。總之，西方政治制度的性質及這種制度能夠做到的政治競爭和選舉競爭，制約著國家，使其不能長期執行偏袒任何特定階級或集團的政策。一些批評家，從不同的角度出發，還論證說“國家相對自主”的概念並不完全適用（參看國家條目）；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者沒有充分考慮這樣一個事實，即處於國際環境之中並與其它國家競爭的國家，除社會中的各階級和集團的利益之處，還有自身的利益（如斯科克波爾的觀點，見“參考書目”(24)）。

　　新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批評和重新評價的另一個重要主題，是作為“歷史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地位問題，但這一問題也要追溯到維貝爾那里。哈貝馬斯在其歷史唯物主義的“重建”中論證說，早期的社會發展階段必須不僅依據社會勞動和物質生產而且要依據家庭組織和行為準則來表述，而且這兩方面都主要取決於語言(見“參考書目”⑩)，這種批判是跟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實證論”所進行的總的批判是一致的(參看法蘭克福學派；實證論條目)。波佩爾和阿爾都塞則從相反的角度，依據所謂的歷史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提出了更徹底的批評。另一方面，一些新近的作家卻堅決捍衛強調生產力發展具有決定影響的“老式歷史唯物主義”（科恩：《卡爾·馬克思的歷史理論》，1978年英文版）。但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還有一些更為細致的問題有待探討，特別是關於由一種社會形態過渡到另一種社會形態和各個階級在過渡中的作用的問題。

　　把現代研究源源不斷地揭示出來的覆雜的實際現象同廣泛構想出來的總公式協調起來，在這方面一直碰到很大的困難。這種情況使馬克思主義者受到了這樣的指責，即認為他們是有傾向性地選擇適合於自己圖式的證據。比如指責他們在研究一直是他們探索領域之一的歐洲革命時就不適當地突出了階級鬥爭。人們常常提出階級鬥爭是否真的貫穿於整個歷史，或如何才能全面地確定歷史中的“各個階級”等問題。馬克思主義在這些問題上的主張，正像海爾布倫納所說的，一直被認為是“它的心照不宣的目的論，它的未加闡明的千年至福的臆說”的重要組成部分（見“參考書目”(11)）。

　　“生產方式”一直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重要概念，但在馬克思的著作中“無論什麽地方都沒有對它作過精確的闡述”（見威廉·肖：《馬克思的歷史理論》，1978年英文版，第31頁）。馬克思主義者雖已討論過它的許多難解之處，然而隨之而來的還有諸如經濟基礎如何與觀念、宗教、法律相聯系等問題，而他們發現自己在這些問題上觀點還不是一致的。正像人們責備馬克思本人一樣，人們也責備他們在對“基礎與上層建築”關系的問題上的看法“時嚴時松”（見“參考書目”⑧，第67頁）。一位曾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提出過範圍廣泛的不同意見的中世紀研究學者認為，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可以發生顯著的變化，而生產制度卻不一定發生相應的變更。查理曼大帝時的歐洲與巴巴羅薩時歐洲之間的區別，比經濟方式的任何潛在的連續性要重要得多（參看戈登·列夫：《歷史和社會理論》，1969年英文版，第137—140頁）。

　　一種“方式”或社會經濟結構讓位於另一種方式或社會經濟結構的過程或步驟，同樣難以設計得那麽令人信服，在早期時代尤其如此。許多批評家把馬克思的歷史變革理論看作是以技術變革為起因的理論。馬克思主義者常常否認這一點，雖然正像岡迪所說的，也許不得不承認馬克思有時“由於疏忽而滑向技術決定論”（見“參考數目⑨，第131頁）。但不能說，他們已提出了一種把充分的精確性與充分的概括性相結合的可供選擇的方案。在這種情況下，過分強調觀念、理想及其自主程度也是有問題的。盧貝爾曾談到馬克思本人思想中關於經濟決定論與創造性的人本主義之間存在著“不能解決的矛盾”（參看奧馬利和阿爾戈津合編：《盧貝爾論馬克思主義——論文五篇》，1981年英文版，第51頁）。馬克思的後繼者們多半繞過歷史中的倫理因素（參看倫理；道德條目）。而所有這些令人困惑的問題如今又同歷史是否在任何地方都遵循同一個或類似的“規律”這個問題糾纏在一起。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產生於西歐的經驗這一事實，已越來越為人們所承認。西方的作家把它運用於其他地區(如印度等國家)迄今已在許多學者，包括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中間，引起了很多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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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2:06:12

近年來對整個馬克思主義思想所作的最有價值的批判性的研究，無疑當推列澤克·科拉科夫斯的《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流派》，它分清了作為“解釋過去歷史”的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和作為政治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的“幻想”性，並論證：馬克思的精神遺產基本上已被現代社會科學所吸收，因此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獨立的解釋體系或方法已“名存實亡”，而把它當作一種有效的政治學說來吸收，則只是“一種粗劣模仿和偽造的宗教形式”。但是，恰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在許多領域中的獨特的解釋力量（盡管還有某些未解決的問題）及其不是導致一種宗教而是為社會主義社會提供一套合理規範的能力，在許多思想家看來，才使馬克思主義對其它思想方法構成了永久的挑戰。



參考書目

① 愛德華·伯恩施坦：《進化的社會主義》（1899），1961年英文版。
② 歐根·馮·龐巴維克：《卡爾·馬克思及其體系的終結》（1896），保·M·斯威奇編，1949年英文版。
③ ＆·馮·波特基維茲：《對〈資本論〉第3卷中馬克思的基本理論結構的訂正》（1907），保羅·斯威齊編，1949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馬克思主義體系中的價值與價格》，1952年英文版。
⑤ A.卡特勒等合著：《馬克思的〈資本論〉和當代的資本主義》第1卷，1977年英文版。
⑥ V.K.季米特里耶夫：《關於價值競爭和效用的經濟文選》（1904），1974年英文版。
⑦ 戴安內·埃爾森：《價值——資本主義勞動的體現》，1979年英文版。
⑧ M·伊萬斯：《卡爾·馬克思》，1975年英文版。
⑨ D.R.岡迪：《馬克思和歷史》，1979年英文版。
⑩ 尤爾根·哈貝馬斯：“歷史唯物主義的重建”，載《交往和社會的演變》，1979年英文版。
⑪ R．L．海爾布倫納：《馬克思主義——讚成和反對》，1974年英文版。
⑿ S．希梅爾韋特：《利潤率趨於下降的長篇連載——對馬里奧·科格伊的答覆》，1974年英文版。
⒀ G.霍格遜：《利潤率趨於下降的理論》，1974年英文版。
⒁ 列澤克·科拉科夫斯基：《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流派》，1978年英文版。
⒂ S.M.利普塞特：《政治的人》，1960年英文版。
⒃ 卡爾·勒維特：《麥克斯·維貝爾和卡爾·馬克思》，1932年英文版。
⒄ 卡爾·曼海姆：《意識形態和烏托邦》（1929）1936年英文版。
⒅ 森島美智雄：《從現代經濟理論的角度來看待馬克思》，1974年英文版。
⒆ 置鹽信雄：《技術變革與利潤率》，1961年英文版。
⒇ 弗蘭克·帕金：《馬克思主義和階級學說——資產階級的批判》，1979年英文版。
(21) 瓊·羅賓遜：《一篇關於馬克思經濟學的論文》，1942年英文版。
(22) 約瑟夫·阿洛伊·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1976年英文版。
(23) 弗·西頓：《轉化問題》，1957年英文版。
(24) T·斯科克波爾：《國家與社會革命》，1979年英文版。
(25) 伊恩·斯蒂德曼：《斯拉法以後的馬克思》，1977年英文版。
(26) 同上作者和其他人：《價值的爭論》，1981年英文版。
(27) 麥克斯·維貝爾：《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1904），1976年英文版。
(28) 同上作者：《社會主義》（1924），載W.G.朗西曼編《麥克斯·維貝爾翻譯文選》，1978年英文版。


文化

　　從意識形態這個意義上來說，文化並不是馬克思主義所固有的概念。這一概念的許多用法，無論是用於為“為藝術而藝術”進行辯護，還是用於反對人類學中的唯物主義的研究方法，往往引起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的異常反感（見“參考書目”(14)）。然而，20世紀對美學以及一般的文化問題所作的最重要的探討，卻都是馬克思主義者提出來的。而且，整個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事業也有一個重要的文化方面，而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問題對西方馬克思主義則十分重要，以致使某些作家認為存在著一種獨特的“文化主義”的馬克思主義。

　　我們業已指出文化一詞的極端的兩種用法。就第一種用法來說，它主要是指藝術和文學及其彼此關系的審美領域。另一種是人類學的用法，它指一個社會的“整個生活方式”，而且常常被看作是以意圖、價值等為基礎的唯心主義方法。在這兩種極端的用法之間的某個地方，我們會隨時發現它們的許多含義完全是在德國唯心主義思想範圍之內發展起來的。按照德國的唯心主義思想，文化被認為是客觀意向或客觀精神領域及其在人類制度中的體現。這里，“文化”保留了它原來的關於修養、發展、開化（Bildung）的含義，有時與文明同義，有時又區別於文明，被看作是某種更深刻的、但幾乎總是被賦予積極評價的現象。

　　很少有馬克思主義的作家同意上述任何一種用法，是毫不奇怪的，因為他們提出應把人的實踐的不同方面進行區分——把藝術生產領域或觀念、價值領域同其本身的內在邏輯分開。但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和非馬克思主義的用法，文化的概念也可以表明企圖破除上述的區分，並依據馬克思主義思想對觀念與人的實踐條件等方面的相互關系進行唯物主義的解釋。正是這種廣義上的文化，在馬克思關於“最蹩腳的建築師”（他至少是在設計他的建築物）與“最靈巧的蜜蜂”之間的著名比較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202頁）。

　　換句話說，文化的概念處於意識的存在物即意識概念的核心，其中意識既同現存的事態聯系在一起，又同可使現存事態發生變化的條件聯系在一起。從一種粗糙的馬克思主義的形式來看，這將導致二元論的文化觀。文化既被看作是對經濟基礎的反映，又被看作是階級鬥爭的宣傳工具，顯得自相矛盾。這可以用其他的例子來說明：一方面是認識（在這里認識似乎只是一個獨立存在的現實的反映）和現實主義的藝術的“反映論”，另一方面是強調黨派的正面作用的精神生產的工具觀，這兩方面令人費解地共存一起。

　　在俄國革命的情況下，這種工具觀成為列寧的文化革命觀以及成為他和托洛茨基反對旨在創造一種新的無產階級文化的無產階級文化運動的最突出的主題，是毫不奇怪的。後者當然是有黨派性的，但列寧和托洛茨基認為它在許多方面是不恰當的，是會起反作用的。在他們看來，社會主義文化的形成是一項長期的事業。它的基礎必須靠發展文化和教育以及造就新的社會主義知識分子來建立，這樣能夠吸收和體現資產階級文化中有價值的東西（正如它吸收象泰羅制這樣較先進的工作制一樣）。本世紀50年代，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和其它社會主義國家就提出了文化革命的概念。然而，在中國，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卻以列寧曾經反對過的激進主義的態度去攻擊資產階級文化。

　　列寧的文化革命概念，盡管在藝術問題上有其保守性，但看來卻為廣泛的文化概念定了調子；這在社會主義國家的當前討論中仍占有重要地位。在蘇聯，文化的概念常常同“生活方式”的概念聯在一起，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接近於作為開化（Bildung）的早期文化含義。（比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憲法不僅把藝術，而且把“體育、運動和旅遊”也包括在“社會主義文化要素”之內）。

　　人們一般把西方馬克思主義看作是從盧卡奇和葛蘭西開始的，而這當然也就成了極其重視文化問題的傳統的起點，實際上，把這兩個人看作是這一領域的後來作品的一對極其相似的先驅並不過分。盧卡奇所受的是德國新康德主義的教育，他的1920年的關於“新舊文化”的文章就是對源於這一總的傳統，特別是源於西美爾傳統的文化概念所作的馬克思主義的新表述。他還把文化跟文明相對起來，認為文化是“有價值的作品和才幹的總匯，這些作品和才幹對直接維持人的生活而言並不是不可或缺的。比如，一所房子的內在美和外在美……跟房子的耐久性能和防護性能就是相對的東西”。這個意義上的文化已被資本主義的市場生產所破壞了，而且由於“文化社會學的前提是作為目的本身的人”；因此，其特征當前還無法預見的新文化，只有隨著社會主義的到來才可能出現。盧卡奇後來的作品主要致力於美學。而且，《歷史和階級意識》所涉及的無產階級世界觀也完全不同於資產階級歐洲的物化的思維方式。

　　盧卡奇的早期著作，是戈爾德曼關於文學和思想史的社會學著作的基礎，盧卡奇也是對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有過重大影響的人之一。法蘭克福學派與此有關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阿多爾諾、霍克海默和馬爾庫塞。阿多爾諾與本傑明有重要交往。本傑明既與社會研究所有聯系，又與布萊希特有聯系。阿多爾諾在美學上的造詣是最深的，但他在廣義的文化概念上與霍克海默和馬爾庫塞持有同樣的觀點，這種廣義的文化觀在很多方面可能受惠於弗洛伊德在《幻想的未來》（1927年）和《文明及其不滿者》（1930年）中所使用的概念。馬爾庫塞在其《文化的肯定概念》的文章中所闡述的思想頗具代表性。

　　他說：“存在一種……反映精神在社會歷史進程中意義的一般文化概念。它指特定環境中的社會生活的總體，因為觀念再生產的領域（狹義上的文化，即“精神世界”）和物質再生產的領域（“文明”）構成了歷史上既可區別又可理解的統一體”（“參考書目”(13)，第94頁）。這個意義上的文化雖不能看作是獨立的，也不能“依據本身”去理解，但它也不是對獨立的現存基礎的純反映。在美學方面“批判的任務不應全都探討文化現象必然依附的特殊利益集團，而應洞察體現於這些現象中並通過這些現象實現自身強大利益的總的社會趨勢。文化批判應成為社會的觀相術”（同上，第30頁）。

　　從商品拜物教和（特別是阿多爾諾的）物化的角度來分析，文化表現為兩種主要形式。第一就是馬爾庫塞所說的“肯定的文化”。資產階級社會中的肯定的文化，在馬克思看來就是宗教，它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沒有精神的狀態的精神一樣。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3頁）。

　　正如馬爾庫塞所指出的：“肯定的文化是指資產階級時代的文化，它在其發展過程中使精神世界與文明分離成為一種獨立的價值領域，且被認為高於文明。它的主要特征是維護必須無條件肯定的普遍需要的、永遠美好和更有價值的世界。這一世界雖本質上不同於為生存而鬥爭的日常實際世界，但由於每個人本身都‘來自其中’，因而是可切實感到的，對實際狀態無需作任何改造”（“參考書目”(13)，第95頁）。

　　因此，文化，特別是藝術，具有一種不明確的調和的作用。它一方面支持在現代社會中受到阻撓的對自由和幸福的向往（即幸福的許諾），一方面又把這些向往投入幻想的領域，從而通過“撫慰反抗的願望”來肯定現狀（同上，第121頁）。文化的概念，正如阿多爾諾後來所認為的，與行政有著密切的聯系。

　　但如果說傳統的資產階級文化至少還支持一種超驗存在的話，那末在阿多爾諾和霍克海默的《啟蒙辯證法》（1947年）中所分析的“文化工業”中就不存在這種傳統了。在這里，商品原則被推到了極端，不僅表現在“藝術”的生產中，甚至滲透進人的存在的領域；人的存在至多不過是露出潔白的牙齒而無人的氣味和感情的某種東西（見“參考書目”②，第167頁）。馬爾庫塞則把這種“‘文化商品化’的過程看作是‘高級文化’墮落成了‘物質文化’；在這一過程中，前者失去了自己的批判潛力。文化，象性活動一樣，雖變得比較易於理解，但卻是以一種墮落的形式體現出來的”（見“參考書目”(12)，第3章）。甚至對這一狀況所作的最激進的批判，也是作為另一種商品重新出現的。馬爾庫塞的《單向度的人》就獲得了相當的商業性的成功。任何想提出一種真正替代文化的企圖（馬爾庫塞對這種前景的看法比阿多爾諾和霍克海默要樂觀），看來只不過像是（落水的人）抓住稻草那樣靠不住。

　　批判理論第二代的主要人物哈貝馬斯，對文化問題的關注則要少得多，但他在分析現代文明的合法性問題時卻逐漸轉向這一主題，並正在提出一種關於文化現代性的概念。在這一概念中，合理化的社會進程將日益被排除在那些受這些進程支配的人的常識性的判斷力之外。這種探討也許可對早期批判思想家們所確認的進程提供一種較全面、較有力的分析。

　　盧卡奇對德國的文化批判傳統作了馬克思主義的重新表述。如果存在一條來自盧卡奇的明顯的影響路線的話，那末從擴散的角度來說，葛蘭西對社會（在那里資產階級更多的是利用領導權而不是靠武力進行統治）中社會主義政治的文化方面的強調，對於像雷蒙德·威廉斯和阿爾都塞這樣形形色色的當代馬克思主義者則具有重大的意義。強調文化，在英國是最為明顯的，這在威廉斯、歷史學家愛德華·湯普森和由理查德·霍加特所創辦的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成員們的著作中都是極其明顯的。然而，甚至那些依據法國結構主義來批判這一研究方法的人，也持有同樣的看法，雖然在涉及上層建築現象時有所不同（見“參考書目”⑥和③）。比埃爾·布爾丟和他的法國同事的重要著作也是如此，該著作使用象征性的和文化的資本概念來追溯在教育制度、政治和狹義上的“文化消費”中的階級關系的再生產（見“參考書目”⑤和④）。帝國主義也被認為是一種文化的、經濟的和軍事的現象。因此，發達國家對電視、書籍、雜志和通訊社的有效壟斷只是這一進程的一個方面，在這一進程中，第三世界既受西方生產領域中的“商業文化”的影響，又受其消費文化的影響，而消費文化則導致資金配置的失當（見“參考書目”(15)）。

　　西方馬克思主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片面地專注於上層建築這一點，不管它是從文化、意識形態的角度，還是從較散亂的含義和表現的概念角度來看待上層建築的，都有待於進一步探討。然而，顯然它已越來越意識到（部分由於女權運動）生產與再生產的相互關系了，而且看來馬克思主義者很可能不是依據“名正言順的文化”（culture with a capital K）而是依據覆雜的機制來看待現存生產方式範圍之內的文化的生產和再生產。




參考書目

① 西奧多·阿多爾諾：《多棱鏡》（1955），1967年英文版。
② 阿多爾諾和霍克海默合著：《啟蒙辯證法》（1947），1972年英文版。
③ 米歇爾·巴雷特等編：《意識形態與文化生產》，1979年英文版。
④ 比埃爾·布爾丟：《差異》，1979年法文版。
⑤ 比埃爾·布爾丟和讓·克勞德·帕塞隆合著：《教育、社會和文化的再生產》（1970），1977年英文版。
⑥ 特里·伊格爾頓：《批判與意識形態》，1976年英文版。
⑦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幻想的未來》，1927年英文版。
⑧ 同上作者：《文明及其不滿者》，1930年英文版。
⑨ 盧西安·戈爾德曼：《現代社會的文化創造》（1971），1976年英文版。
⑩ 喬治·盧卡奇：《舊文化與新文化》（1920），1970年英文版。
⑪ 同上作者：《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1971年英文版。
⑿ 赫伯特·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1964），1968年英文版。
⒀ 同上作者：《否定——批判理論文集》，1968年英文版。
⒁ 馬歇爾·塞林斯：《文化與實踐的理性》，1976年英文版。
⒂ 哈伯特·希勒：《交往與文化統治》，1976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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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2:07:34

達爾文主義

　　查理·達爾文於1859年發表了《物種起源》，並把他的發現概括為遺傳性規律、變異性規律、人口增加規律、生存鬥爭規律和引起形質趨異、不能改進的種類的淘汰天然選擇的規律。馬克思在1862年6月18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讀到使他感到驚異的事，他寫道：“達爾文在動、植物界中重新認識了他自己的英國社會及其分工、競爭、開辟新市場，‘發明’以及馬爾薩斯的‘生存鬥爭’”。（《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52頁。）但當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把這一點顛倒過來並以達爾文的動、植物的概念來描述人類歷史時，馬克思便作了嘲弄式的回答，因為不管選擇適應性的調節在塑造整個自然的和歷史的環境中起著多麽大的作用，他的理論主要重視的只是人類在其生產方式中所開創的進步。1873年馬克思雖然將一本附有題詞的《資本論》贈給了達爾文，但他也同樣贈給了其他人，而且並無令人信服的理由認為他打算把《資本論》的任何部分、版本或譯本獻給達爾文。
　　恩格斯在《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1883年）中，曾對馬克思的著作與達爾文的著作從方法論上作了類似的比較。恩格斯說：“正象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74頁）。恩格斯還力圖在自己的《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的論文中把馬克思的理論和達爾文的理論綜合起來。在恩格斯看來，人類歷史的最初發展主要取決於人的勞動特性，於是天然選擇給一種非達爾文主義的遺傳靈巧性的理論讓路，以解釋猿的後裔是如何逐步從事生產性勞動的。盡管恩格斯偶爾也談到歷史的演變和種族、民族及階級的興衰，但他實際上並不信奉人類歷史中適者生存的達爾文理論，而是信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即“人類的全部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即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之間鬥爭的歷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37頁）。人類生產活動方面的進步和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的鬥爭，是不會自然而然地納入任何可以通過選擇來保證只有最適應者才能生存和再生產的系統的。此外，恩格斯歸之於馬克思和達爾文的共同方法論，是否真的適合兩位作家中的任何一位，這還是一個問題。
　　進化論者認為達爾文的自然選擇，意味著包括人的存在在內的自然界，是逐步發展起來的。有些人，如潘涅庫克，則企圖把這種漸進的發展同馬克思主義者所信仰的必然到來的社會主義結合在一起。這些進化觀點的主要障礙涉及到這樣一些問題：即各個個人或階級的鬥爭是漸進的還是革命的，自然界與歷史領域之間的區別，以及人類行為的科學規律與人在改造社會中的有目的的行動之間的關系。




參考書目

① T.博爾：《馬克思和達爾文——一種再思考》，1979年英文版。
② T.卡弗：《馬克思和達爾文的“主要思路”》，1982年英文版。
③ 艾爾弗雷德·凱利：《達爾文的傳人——達爾文主義在德國的普及（1860—1914年）》，1981年英文版。


民主

　　從其早期著述開始，馬克思就致力於實現直接民主的理想。他的早期直接民主觀涉及到對代議制原則所作的盧梭式的批判，以及認為真正的民主應意味著國家的消亡，從而結束國家同市民社會的分離。他所以提出這一主張，是因為“社會是一個有著休戚相關和相似利益的有機體，而且‘普遍利益’的獨特的‘政治’領域將隨著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區分的消失而消失”。（見“參考書目”5，第44頁）。這一觀點後來在馬克思關於巴黎公社的著作中再一次出現過，馬克思稱讚巴黎公社說，它主張每一個代表“必須嚴格遵守選民的確切訓令，並且隨時可以撤換，”所以在那里“普選制不是為了每三年或六年決定一次，究竟由統治階級中的什麽人在議會里代表和壓迫人民，而是應當為組織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務……”（《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76頁）。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由於這也是馬克思本人的觀點，所以他從未提出過在共產主義條件下，無論是初級階段還是高級階段，集體選擇或決策應當采取什麽形式的程序問題。
　　然而，馬克思對資產階級民主（以普選制、政治自由、法治和競爭為特點）的看法是覆雜的，而且對它的相反的前景極其敏感。關於資產階級民工共和政體，馬克思寫道，它的憲法雖批準了資產階級的社會權力但卻剝奪了維持這種權力的政治保證，把資產階級統治“塞進民主主義的框子里，而這個框子時時刻刻都在幫助資產階級的敵人取得勝利，並使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本身成為問題”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427—428頁）。從恩格斯1895年為《法蘭西階級鬥爭》所寫的序言開始，馬克思主義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就是強調這後一種可能性，即設想通過選舉和議會鬥爭爭取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值得注意的是，當時闡述這一思想的人是考茨基，而現在則是所謂的許多“歐洲共產主義者”（參看歐洲共產主義條目）。
　　與此相反，列寧明確地不同意考茨基的觀點，認為“對自由主義者來說，談一般‘民主’是很自然的。馬克思主義者卻決不會忘記提出這樣的問題：‘這是對哪個階級的民主？’” （《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235頁）。資產階級民主，象任何其它國家形式一樣，是階級統治的一種形式，它將被表現為蘇維埃的無產階級專政所打碎和取代。這一觀點在本世紀的所有列寧主義者和托洛茨基主義者中一直占有主要地位，它的含義是很清楚的，實行造反的過渡政治，對資產階級國家形式之間的區別不感興趣，並傾向於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取消資產階級的民主同社會主義事業並不是不相容的。
　　在葛蘭西的思想中，雖然還是初步的，但可以看到一種替代的馬克思主義傳統。在葛蘭西看來，在資產階級民主範圍內通過政治鼓動和政治組織去壯大人民的力量，發展反統治的文化，就可以推動它們所包含的有利於社會主義改造的各種可能性的發展。這種觀點已涉及著手解決民主的讚同和如何為社會主義爭取民主的問題，而上述其它兩種觀點則未涉及。
　　對社會主義條件下的民主問題，無論是經典的馬克思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的列寧主義都沒有詳細地論述過（盡管出於不同的原因），但某些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列寧主義的某些思想學派（如奧地利馬克思主義）卻對此進行過批判性地探討。最近，東歐的許多思想家一直在力圖解決“實際現存的社會主義”怎樣才能民主化的問題，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思想家所在的社會中的人民卻很少聽到這樣的聲音。


參考書目

① 魯道夫·巴羅：《東歐的抉擇》，1978年英文版。
② 弗羅基米爾茲·布魯斯：《社會主義經濟的市場》，1972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社會主義所有制和政治制度》，1975年英文版。
④ 盧西奧·科萊蒂：《從盧梭到列寧》（1968），1972年英文版。
⑤ 同上作者：《卡爾·馬克思早期著作介紹》，1975年英文版。
⑥ 艾倫·漢特編：《馬克思主義與民主》，1980年英文版。
⑦ 理查德·M·漢特：《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思想》，1974年英文版。
⑧ 約翰·馬圭爾：《馬克思的政治學說》，1978年英文版。
⑨ 米哈伊洛·馬爾科維奇：《民主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1982年英文版。
⑩ 拉·米里班德：《馬克思主義與政治》，1977年英文版。


依附論

　　依附論是企圖解釋經濟發達和不發達原因的一種思想學派。該理論雖然包括一大批體現多種概念和方法的論著，但所有依附論作家都有一個顯著特點，即把不發達國家的社會和經濟發展看成是由外部力量制約的，也就是說，是其它的較強大的國家在統治著不發達國家。這使依附論思想家都采用一種流通論的方法（參看流通條目）。他們認為可以從交換中的支配關系出發來解釋不發達的原因，這就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分析幾乎排斥在外了。
　　這支配關系的最突出的方面就是“剩余榨取”。依附論思想家認為“剩余”是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從不發達國家那里榨取來的。不發達國家所以貧窮和不能發展，就是因為它得不到自己的“剩余”。這種“剩余”相應地被掠奪、被投資到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去了，而這正是這些國家經濟得以迅速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依附論斷定，這種既榨取又盜用的雙重性，既造成了國家之間的不平等又使這種不平等永久化。從歷史上來看，“宗主國”對殖民地的掠奪和搶劫是宗主國發展和殖民地停滯不前的最初原因，而這同一個原因則造成今天的不發達現象。
　　對據以榨取和盜用剩余的確切機制的描述，在上述論著範圍內也各不一致。屬於最早提出依附論之列（而且也許是最著名之列）的人有巴蘭（見“參考書目”2）和弗蘭克（見“參考書目”5），他們強調剩余榨取是世界最初成分富國和窮國（或地區）的原因，榨取是國家之間而不是階級之間的關系的一個方面。雖然他們並不特別關心描述榨取和盜用過程的機制，但人們可以從他們的分析中推導出這樣一點，即殖民時代的榨取主要表現為直接盜用產品（掠奪和搶劫），而現代的榨取則表現為將利潤收回本國。
　　這種分析提出了許多理論問題。首先，如果世界不是分成先進的地區和落後的地區，那末支配的關系就是有先決條件的，即一些國家可以榨取另一些國家的剩余。但這種榨取或盜用不能同時作為發達和不發達的原因，因為這只是一種假定的前提。其次，這種剩余產品的榨取是從國家的角度來分析的，沒有涉及到階級，而實際上生產剩余產品和隨之對剩余產品的占有是階級關系的一個特征。最後，這一理論沒有論述剩余產品是如何生產和最初是如何被盜用的，而只考慮了它是如何交換的。分析還很少涉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或生產方式，而這些是分析發達和不發達的基礎。實際上這是暗示，資本主義主要不是依靠對無產階級進行剝削而是依靠其對其它國家的剝削而發展起來的。此外，把利潤收回本國當作榨取剩余產品的一種機制，也是缺乏內在連貫性的。正如依附論思想家所假定的，如果資本投到不發達國家是由於那里的利潤率高於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話，那末把利潤收回、撥出和投資到發達這國家這一總的趨勢顯然就是矛盾的了。人們從邏輯上必然會認為要利用利潤率較高的條件，就應把利潤重新投入不發達國家。
　　雖然其他作家如馬里尼（見“參考書目”7）、艾曼紐埃爾（見“參考書目”4）和阿明（見“參考書目”1）反對否認階級在占在剩余產品中的作用，但基本上是同意巴蘭和弗蘭克對發達和不發達所作的解釋的。他所認為不發達是受外部力量制約的，並認為不發達的原因也存在於交換領域。因此，他們用以解釋剩余產品榨取的機制雖不同於巴蘭和弗蘭克，且極其覆雜，但仍可認為屬於依附論學派。馬里尼論證說，所以存在不發達，是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受到資本主義市場規模的限制。在不發達國家中，工人階級的作用就是從事生產，其產品供出口。既然產品供出口，所以不需要工人階級作為消費者，工人在“依附”國中受到超級剝削（他們的工資無法提高，因為不存在實現的必要性）。由於工資不能提高，國內的市場也就不會擴大，依附國的積累也必然受到阻礙或“受到損害”。根據馬里尼的方案，不發達國家商品出口是靠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的消費來實現的，因此發達國家就需要高工資。實際上，馬里尼是在論證，剩余價值是“邊緣”國家提供而被“中心”國家所占有的。消費不足僅僅提供了上述占有得以進行的機制。馬里尼的分析犯了與建立在一般消費不足論之上的各種理論同樣的錯誤。列寧曾極其明確地駁斥過這些分析（見“參考書目”6），這是他抨擊民粹派經濟學家的一部分。簡單地說，列寧證明了資本的擴張並不具有實現的問題，因為大批的剩余價值是通過生產性的資本消費而不是靠工人的消費實現的。由於把兩種國家納入了分析，所以馬里尼未能擺脫消費不足論所遇到的理論問題。
　　在艾曼紐埃爾和阿明看來，剩余價值的榨取和隨之占有是通過不發達國家與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不平等交換實現的。他們論證說，由於國際市場上利潤率的平均化，先進國家通過交換占有的勞動工時比它們在生產中占有的工時要多，從而導致剩余價值由落後國家轉到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他們不僅不能從理論上證實這一論點，而且就其對不發達本身的解釋而言，也是不能令人滿意的。由於強調利潤率的平均化，這就預示可以發生的最壞的情況，不過是相對的剩余價值在先進國家和落後國家將是一樣的；也就是，無論怎樣壞，留在落後國家的“剩余”也足以跟先進國家的積累率持平。
　　雖然關於資本輸出的分析必須是探討資本主義在帝國主義階段發展不平衡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對不發達的理解既不能把它本身只局限於交換關系也不能以此為起點。如果交換關系是從生產得以進行的生產和社會關系的分析中得出並成為其組成部分，交換關系就能得到充分的理解了。


參考書目

① 薩米爾·阿明：《不平等的發展》，1976年英文版。
② 保·巴蘭：《關於增長的政治經濟學》，1957年英文版。
③ 伊麗莎白·多爾和約翰·威克斯：《國際交換與落後的原因》，1979年英文版。
④ 阿吉里·艾曼紐埃爾：《不等價交換——帝國主義貿易研究》，1972年英文版。
⑤ 安德列·龔德爾·弗蘭克：《資本主義和拉丁美洲的不發達》，1969年英文版。
⑥ 弗·伊·列寧：《經濟浪漫主義的特征》（1897），1960年英文版。
⑦ 魯伊·莫羅·馬里尼：《依附的辯證法》，1972年西班牙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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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2:08:40

決定論

　　通常被理解為這樣一種論點，即任何事情的發展都是有條件的，以致在這種條件下不會發生其它條件其它情況。比如，由於深受牛頓物理學引人注目的天文學成就的影響，拉普拉斯就曾堅持認為要是知道宇宙在某一特定瞬間完全處於一種機械的狀態，那末就沒什麽事物“不能斷定，未來就像過去那樣，會呈現（我們的）眼前。”在休謨和穆勒所闡述的富有影響的哲學形式中，這一論點表現為規律性的決定論，即對任何一個事件x來說，都存在一系列的事件y1……yn，以至這些事件會按某種說法有規律地結合在一起。在這種情況下，得出決定論的結果是有現實可能性的（作為形而上學論點的，決定論就是從中推出其表面上的道理的）；然而，最近科學哲學對這種條件所作的反思卻表明，除了少數特殊的——實驗上確定了的或自然發生的——限定的情況以外，規律是在進行限制，而不是規定唯一固定的結果；還表明，一般來說規律應看作是機制的傾向性而不應看作是各種事件的恒定的結合；所以，象規律般的結合或普遍的連結，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表面現實的，而是必然的和真正實現的（見“參考書目”3）從這一角度來看，科學據以設想決定論的唯一含義就是（非休謨的、非拉普拉斯的）無處不在的決定論，也就是說現實的起因普遍存在，因而分層解釋是可能的。因此，通常所理解的“決定論”，可以看作是建立在兩個基點之上的：一是假設的錯誤，即一個事件是歷史的因素導致發生的，因此在它發生之前就認為它會必然出現（這把“決定”和“注定”相混淆了）；另一個是天真的現實論者的本體論規律觀。
　　在馬克思主義的範圍內，關於決定論的爭論一直是圍繞下述問題展開的：一定的或甚至是日期確定的未來結果（條件、事態、事件等）是否（1）不可避免的；（2）是否可以預見。（3）是否是注定的（不管人們怎麽做，總是要發生的）。就第一點而言，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可以從兩個方面引申。在形式上，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的經濟規律，如利潤率趨於下降的規律，看作是受反影響支配的趨勢；而且他顯然承認影響歷史結果的原因或決定因素具有多樣性。他寫道：“經濟基礎——按主要條件來說相同——可以由於無數不同的經驗的事實，自然條件，種族關系，各種從外部發生作用的歷史影響等等，而在現象上顯示出無窮無盡的變異和程度差別”（《資本論》第3卷，第892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與此同時，他也希望避免折衷主義：“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支配著其他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因而它的關系也支配著其他一切關系的地位和影響。這是一種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隱沒其中，它使它們的特點變了樣。這是一種特殊的以太，它決定著它里面顯露出來的一切存在的比重”（《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09頁）。在恩格斯致約·布洛赫的著名的信中，則可以明顯地看到一種對立的觀點：“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鬥爭的進程發生影響並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鬥爭的 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這里表現出這一切因素間的交互作用，而在這種交互作用中歸根到底是經濟運動作為必然的東西通過無窮無盡的偶然事件……向前發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77頁）。阿爾都塞在其有影響的一篇論文（《矛盾和多元決定》，見“參考書目”2）中，力圖通過他的“多元決定”的概念（借自弗洛伊德）達到這樣的要求，即要避免一元論——包括經濟簡化論者（如考茨基，布哈林）和歷史的本質先於存在論者（如盧卡奇、葛蘭西）的方法，又要避免多元論。他論證說，起決定作用的是經濟，它決定著哪一個具有相對自主性的上層建築的層次在重要時刻或新時代開始時起決定作用。（參看馬克思：“這兩個時代（指古代世界和中世紀——譯者）謀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為什麽在古代世界政治起著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紀天主教起著主要作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章，第4節，第99頁腳注）。
　　就其最抽象的意義而言，馬克思似乎致力於整體化的（但結構上是不對稱的）多元論，這種多元論既不走出歷史唯物主義的範圍，又存在於歷史唯物主義與各種附加的或甚至是替代的解釋範疇之間。但在後一個範疇內，把不在歷史唯物主義描述範圍之列作為真正獨立起因起作用的某些決定因素（如天氣）的事例，同歷史唯物主義所描述的其效力受歷史進程的中介支配的事例區別開來，也許是很重要的。總之，只要人類歷史範圍的各種事件的起因具有覆雜性和不平衡性，那末把馬克思主義解釋為第一種意義上的決定理論就毫無道理。
　　至少在表面上，歷史似乎具有多元和多重原因的特征。在這一點上，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與《資本論》第1卷，第1版的序言，就存在著明顯的矛盾。在《資本論》第1卷第1版的序言中，他指出“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後者未來的景象”（《資本論》第1卷，第8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這暗示了一種直線發展的歷史觀。而在其致米海洛夫斯基的信（1877年11月）中，他又指責這樣一些人，說他們想把“我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第346頁）；在《大綱》中也有許多章節談到這一點；這些都表明了多線的歷史觀。
　　關於第二點，這里只需指出的是——除了一兩處顯然是誇張的用詞外——所有馬克思的預見都是附有條件的，而且都受假定其他情況相同的從句的制約；因此，他不是波佩爾意義上的歷史主義者（參看歷史主義條目）。
　　至於第三點，馬克思顯然不是宿命論者。在馬克思看來，未來所以會發生什麽事，那是由於或至少是依靠人們的努力，而不能無視人民的這種努力。任何其它的觀點都是對歷史進程的粗鄙的具體化，而且同馬克思一再強調的“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的論斷是相違背的。另一方面，盡管馬克思不是宿命論者，但葛蘭西（他的《政治著作選集（1910—1920）》，1977年英文版）仍認為把1917年說成是“違背卡爾·馬克思《資本論》的一場革命”是恰當的；而最近由哈貝馬斯（見其《哲學政治概論》，1971年英文版），和韋爾默爾（見“參考書目”9）所代表的批判路線，則認為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2版“跋”中引用的一位評論家對他的方法表述的那一段話，雖然馬克思本人是讚同的，但卻是從主觀主義的角度誤解了馬克思的科學實踐；這段引文說“只要證明現有秩序的必然性，同時證明這種秩序不可避免地要過渡到另一種秩序的必然性……而不管人們相信或不相信，意識到或沒有意識到這種過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頁）。
　　正象關於決定論的一般爭論與關於“自由意志”的爭論糾纏在一起的一樣，關於必然性的爭論同關於自由的爭論的也糾纏在一起。在《資本論》的第3卷的一段有趣的章節中馬克思把兩種自由觀並列在一起；第一種自由觀在於合理地調節必要勞動並把這種勞動減低到最低限度；第二種自由觀在於把“人類能力的發展”當作“目的本身”（《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927頁）。馬克思是否認為在共產主義社會中，這種自由創造活動完全不受社會形式（中介）和歷史環境的限制或制約，尚不清楚。總之，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提出了一種具有不同色彩的一般形而上學的自由理論，他論證說：“自由不在於幻想中擺脫自然規律而獨立，而在於認識這些規律，從而能夠有計劃地使自然規律為一定的目的服務”（《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53頁）。雖然恩格斯把這一概念的出處歸之於黑格爾，但他和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很可能是根據培根和實證主義所主張的只有我們服從自然界，自然界才服從我們以及知識就是力量的論述去理解黑格爾的格言的，而不是根據斯賓諾莎或黑格爾的原義去把握的。如果這樣解釋恩格斯是對的，那末自然界和社會之間就仍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因為在社會科學中，知識或行動對所描述的必然性來說並不是外在的。另一方面，象從自然主義角度描述的那樣，正是這樣一種使來自社會進程的力量明顯的錯置，才成為第二國際的實證主義進化論（參看實證主義條目）和第三國際的歷史辯護論（或極端唯意志論）的特征。普列漢諾夫在其著名的《論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1908年）中，力圖證明決定論的信念與高水平的政治活動是一致的，認為個人雖可能“使各個事件的單個外貌以及各個事變的某些局部後果改變一個樣子”，但不能改變事變的“總的趨向”（見“參考書目”6，第169頁）。雖然阿德勒和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力圖以各種方法調和目的論和因果性，即以非唯意志論的社會形態觀對人的能力作用作出有意義的說明，但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總的傾向一直是反自然主義、反因果論和反決定論的。這一傾向在薩特那里達到了頂點，他力圖把歷史的可理解性建立在個人可自由選擇事業這一點上，雖然他也堅持中介所起的多程序和多層次的作用，這種作用使通常歷史唯物主義所描述的各種力量都受其支配。在薩特那里，正如在費希特那里一樣，需要加以解釋的，是限定而不是自由（或解放的可能性）。（參看辯證法；個人；認識論；唯物主義；實在論；科學條目）。



參考書目

① 麥克斯·阿德勒：“科學爭論中的因果關系和目的論”（1904），載博托莫爾和古德合編：《奧地利馬克思主義》，1978年英文版。
② 路易·阿爾都塞：“矛盾和多元決定”（1965），載《保衛馬克思》，1969年英文版。
③ 羅依·巴斯卡爾：《自然主義的可能性》，1979年英文版。
④ G.A.科恩:《卡爾·馬克思的歷史學說》，1978年英文版。
⑤ A.吉登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當代批判》，1981年英文版。
⑥ G.普列漢諾夫：“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1908），1969年英文版。
⑦ 讓—保羅·薩特：《方法問題》1963年英文版。
⑧ S.蒂姆帕納羅：“恩格斯與自由意志”（1975），載《論唯物主義》，1976年英文版。
⑨ A.韋爾默爾：“對馬克思的實證主義的批判”載博托莫爾編，《當代對馬克思的解釋》，1981年英文版。
⑩ R.威廉斯：《決定論》，1976年英文版。


多伊切，艾薩克

　　1907年4月3日生於克拉科夫附近的切讚諾夫，1967年8月19日在羅馬逝世。他出生在一個猶太教家庭，家中原想他成為一個猶太教的學者，但在青年時代他就放棄了宗教信仰並於1927年在華沙參加了當時處於非法狀態的波蘭共產黨。1932年，由於他反對當時流行的針對法西斯主義的路線——那條認為對工人階級威脅更大的是社會民主主義，而不是法西斯主義路線，而被開除出黨。多伊切雖與反對斯大林主義的托洛茨基反對派有聯系，但卻加入波蘭社會黨。1938年，他反對建立第四（托派）國際，理由是當時並不存在能使該國際有效地進行活動的條件。1939年，他離開華沙去倫敦。1940—1942年期間，在波蘭部隊服役。此後，他一邊為《經濟學報》和《觀察家》這樣一些報刊寫新聞稿，一邊著書立說，偶爾也從事講學和播音工作。1966—1967年這個學期，他曾在劍橋大學開設的特里維廉講座主持，他的講稿後來作為《未完成的革命——1917至1967年的俄國》一書發表（1967年）。
　　多伊切的主要作品有關於斯大林的“政治傳記”和關於托洛茨基的三卷本著作。這些都是以馬克思主義方法寫作傳記題材的傑出範例，並因其文學價值而著稱。在這些和其它作品中，多伊切力圖公正地評價蘇聯的經驗。他是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的堅定而嚴歷的批判者，但他在譴責的同時也對斯大林所策劃的“從上面進行的革命”所取得的成就給予了肯定的評價。多伊切的作品一個重要主題在於，認為蘇聯已出現了一個新的工人階級，他們總有一天會實現1917年10月開始的“未完成的革命”所確定的目標。



參考書目

① 艾薩卡·多伊切：《斯大林—政治傳記》（1949），1966年英文版。
② 同上作者：《武裝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年）》，1954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解除武裝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年）》，1959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被放逐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年）1963年英文版。
⑤ 同上作者：《異教徒、叛教者及其它論文》，1969年英文版。
⑥ 戴維·霍羅維茨：《艾薩卡·多伊切—其人及作品》，1971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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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2:11:08

辯證唯物主義

　　辯證唯物主義，與以歷史唯物主義為特征的馬克思主義科學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它一直被廣泛地認為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這一術語大概最初是由普列諾夫於1891年使用的。隨著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讓位於其後繼者們的著作，在馬克思逝世後的第一代馬克思主義中出現了辯證唯物主義的速寫詞“Diamet”（這一速寫詞在蘇聯特別流行）。這一過渡使馬克思主義本身具體化，辯證唯物主義成了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參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條目）。指導這第一代馬克思主義者的有兩部創始人的最著名的著作：馬克思的《資本論》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論》。《資本論》代表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經濟科學；《反杜林論》中的恩格斯則被認為以“最終形式”闡述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見“參考書目”8，第23頁）。辯證唯物主義是第二國際的有力思想武器，俄國革命勝利後，則成了共產黨正統觀念的本質。
　　就其本身的約定條件，辯證唯物主義是由兩種資產階級哲學混合而成的：一是自然科學革命和啟蒙運動的機械唯物主義；另一是黑格爾唯心主義的辯證法。前者的機械論與辯證法是不相容的，後者的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也是不相容的；這兩者作為“形而上學”和“觀念形態”是排斥的、對立的。結果就出現了“世界觀”意義上的哲學，即恩格斯稱之為“共產主義世界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9頁）意義上的哲學。認為它是符合整個具體現實的理論主體，是科學意義上的理論；作為一種“自然哲學”，它隨著各個專門科學的不斷成熟，既可概括它們的發現，又為這些發現所證實；這一理論還包括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科學。因此，盡管馬克思的理論著作是研究社會的，但恩格斯卻通過提出“自然辯證法”創立了辯證唯物主義，其依據是“在自然界里，同樣的辯證法的規律……發生作用，正象在歷史上這些規律支配著……事變一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1頁）。因此，辯證唯物主義的主要理論就被表述為支配“自然、人類社會和思維”的極其普遍的科學規律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81頁）。這一理論，一般說來是恩格斯的特殊貢獻，它的政治目的是論證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用自然科學所取得的有認識價值的重大證據去補充歷史唯物主義，同時使其它通常需要這種支持的政治和文化運動，如杜林的著作或“社會主義達爾文主義”得不到支持（參看本頓發表在“參考書目”6的第2卷的論文，第101頁）。
　　唯物主義同辯證法的結合，兩者都發生了變化。嚴格地說，辯證唯物主義的唯物論不象其傳統的原型那樣是簡化論的。它不把觀念簡化為物質，而是堅持其最終的同一性。從邏輯上說，它認為物質和觀念是不同的，實際上是對立的，但在其統一中，物質卻是最基本的或者必要的。沒有精神物質可以存在，但反過來就不行，而且精神從歷史上就是由物質產生的並依賴於物質。由此可見，各個成熟的專門學科構成了一個統一的體系，其基礎是物理學，雖然這些專門的學科並不能簡化為物理學。從認識論的角度也同樣可以看出，物理學向我們提供的是不受精神制約的客觀現實的知識。辯證法的內容所維護的是，具體的現實並不是無差別統一體中的靜止的實體，而是一個有差別的、充滿矛盾的統一體；對立物的沖突使現實在不斷產生進化和革命的歷史進程中前進，並在其革命的或間斷的變化中產生真正具有新質的事物。這種辯證法的唯物主義所理解的精神就是這種新出現的事物本身。從邏輯的最基本的理智角度來看，現實的矛盾性質應理解為，矛盾的陳述是符合現實的，因而需要一種特殊的能取代形式邏輯及其無矛盾的基本原理的辯證邏輯（參看矛盾；邏輯學條目）。
　　因此，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規律有：（1）由量變到質變的轉化規律，根據這一規律，漸進的量變將導致革命的質變；（2）對立統一的規律，它認為具體現實的統一是矛盾或對立的統一；（3）否定之否定的規律，它認為在對立物的沖突中，一個對立物否定另一個對立物，但是在一個更高的歷史發展水平上的否定，它保留了兩個被否定項中的某些東西（這一過程有時被表述這正題、反題和合題的三段式）。
　　無疑，馬克思的社會學說既是唯物的，又是辯證的，而且聲稱是科學的。如果要證明它所聲稱的具有認識上的科學長處，那末它就必須同既定的自然科學具有重要的一致性。但也可能存在其它的和比恩格斯及辯證唯物主義所認為的更可靠的一致性。而恩格斯和辯證唯物主義所認為的那種一致性就是構成關於整個現實界的普遍理論的共同內容，即“共產主義世界觀”。總之，把辯證法與唯物主義，特別是把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及其機械的簡化論強烈傾向與超然的客觀主義聯在一起，是有問題的，有矛盾的。這就是突出自然科學和突出作為社會的自然科學的歷史唯物主義，而這種歷史唯物主義在馬克思主義內部是與辯證唯物主義不同的。結果，辯證唯物主義把歷史唯物主義推向經濟主義，認為在社會物質基礎中只有經濟，乃至只有經濟的“最重要的物質”方面即生產技術，才具有真正的因果效能，政治和理論的上層建築只是附屬現象。列寧和毛澤東都是致力於倡導“共產主義世界觀”的人，他們抵制經濟主義，但排斥革命的經濟主義影響卻在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和後來的共產黨的正統觀念中存留著。
　　在20和30年代，隨著俄國的革命蛻變為斯大林主義和黨的官僚政治，辯證唯物主義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總的支配，在蘇聯範圍之外逐漸開始崩潰了，並讓位於另一種馬克思主義哲學即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這種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的主要理論家有盧卡奇和科爾施，他們反對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強調黑格爾的辯證法；而馬克思早期哲學著作的重新發現似乎證實了他們的論點。阿爾都塞和德拉—沃爾佩學派在過去的20多年中，則嚴厲譴責了上述黑格爾化傾向。與這種西方馬克思主義不同，蘇聯馬克思主義一般仍堅持辯證唯物主義，雖然最近也現出了一種趨勢即反對那種用以替代形式邏輯的特殊邏輯的概念。



參考書目

① 盧西奧·科萊蒂：《馬克思主義和黑格爾》（1969），1973年英文版。
② Z.A.喬丹：《辯證唯物主義的演變》，1967年英文版。
③ 弗·伊 ·列寧：《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1908），1962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哲學筆記》（1895—1916），1961年英文版。
⑤ 毛澤東：《矛盾論》（1937），1967年英文版。
⑥ J.梅法姆和D. H.魯賓合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爭論問題》，1979年英文版。
⑦ R.諾曼和S.塞耶斯合著：《黑格爾、馬克思與辯證法》，1980年英文版。
⑧ G. V.普列漢諾夫：《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1908），1969年英文版。
⑨ 約·維·斯大林：“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1938），載B.富蘭克林編：《本質的斯大林》，1973年英文版。
⑩ G. A.韋特：《辯證唯物主義》，1958年英文版。


辯證法

　　這也許是馬克思主義思想中最有爭議的一點。它提出馬克思主義哲學賴以存在的兩個主要問題：馬克思受惠於黑格爾的性質和馬克思主義即以是科學的道理。馬克思主義傳統中最常強調的概念有：（1）方法，即最普通的科學方法，比如認識論的辯證法；（2）支配全部現實事物中某些方面的一系列規律或原理；（3）歷史的運動，即關聯辯證法。所有這三個概念在馬克思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但其代表的例子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關於方法論的評述，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對自然科學的闡述以及早期盧卡奇在《歷史和階級意識》中所表現的“超黑格爾的黑格爾主義”——這些著作可以分別看作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辯證唯物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文獻。
　　在黑格爾的著作中有兩種辯證法的偏向：一是作為邏輯過程，另一是比較狹義地作為這一過程的動力。
　　第一，在黑格爾的著作中，將現實思辨地理解為（絕對）精神的唯心主義原則，把兩種古代形式的辯證法即作為理性的伊利亞學派的辯證法觀念和作為過程的愛奧尼亞人的辯證法觀念——作為自我發生、自我區分和自我列舉理性過程的辯證法觀念——結合在一起。第一種觀念從芝諾的悖論（反題）開始，經過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不同的辯證法，再通過中世紀辯論的實踐而發展為康德的批判。第二種觀念則典型地表現為一種雙重形式。在上行的辯證法中，證明存在一種更高的實在（如各種形式的神）；而在下行的辯證法中，則解釋這一更高的實在在現象世界中的表現。古代懷疑論的超驗的物質辯證法和新柏拉圖的自我實現的內在辯證法以及從普羅提諾和伊里吉納德後的基督教的末世學，就是典型的例子。上行的辯證法和下行的辯證法的結合，導致了一種半世俗式的原始統一，損毀或分裂以及覆歸或重新統一；或者說導致了一種半邏輯式的實體化和現實化。伊利亞學派和愛奧尼亞兩種形式的結合則導致了黑格爾的絕對精神——這是一種通過異化自身而實現自身，並通過承認這種異化不過是自己本身的自由表現或體現而恢覆其自我統一的邏輯過程或辯證法；而且這種結合是通過黑格爾體系本身來概括和完成的。
　　第二，上述過程的原動力就是狹義上所認為的辯證法，黑格爾把它稱之為是“在對立面的統一中把握對立面，或者說，在否定的東西中把握肯定的東西”（黑格爾：《邏輯學》上卷第39頁）。這是這樣一種方法，它能使辯證法的評論者看到各種範疇、概念或意識形式從彼此中產生以形成內容更為豐富的各個總體，直到作為整個的概念、範疇或意識形式完成時為止的全過程。在黑格爾看來，真理是完整的，而謬誤則在於片面、不完全和不切實際；謬誤可以通過它所產生的矛盾來辯認，而且可以通過更完全、更豐富、更具體的概念形式來體現這些矛盾加以糾正。在這一過程之中，可以看到著名的揚棄原則，當辯證法展開時，局部的見識是決不會丟掉的。實際上，黑格爾的辯證法是以兩種基本方式進行的：一是闡明某種概念中所包含但沒有明確表達出來的內容，另一是彌補其中某些需要的、缺少的或不足的部分。與“反思”（或分析）不同，“辯證的”思維是根據概念形式的系統的相互聯系來把握概念形式的，而不僅僅是依據其一定的差異來把握它們的，並把每一發展看作是先前較不發達階段的產物，而這是先前較不發達階段的必然的真實性或完成。因此，在任何形式與它在形成過程中的表現之間總存在著矛盾、潛在的嘲弄或新的意外情況。
　　馬克思的思想對黑格爾辯證法的發展有以下幾個重要方面：（1）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出色地分析了黑格爾辯證法的“神秘化的”邏輯，並在有決定性意義的《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繼續分析了這一點，在《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黑格爾的唯心主義的勞動觀成了分析的中心；（2）在緊接著的下列著作即《神聖家族》、《德意志意識形態》和《哲學的貧困》中，對黑格爾的批判則被納入對思辨哲學本身進行猛烈攻擊的範圍；（3）從《大綱》開始，對黑格爾的辯證法又重新作了肯定的評價。這一重新評價的範圍，依然是一個存在激烈爭論的問題。然而，有兩點是無庸置疑的，即馬克思一方面繼續譴責黑格爾辯證法本身，另一方面又認為他自己在使用一種與黑格爾有關的辯證法。比如，他在反駁杜林的言論時說：“他十分清楚地知道我闡述的方法和黑格爾的不同,因為我是唯物主義者,黑格爾是唯心主義者。黑格爾的辯證法是一切辯證法的基本形式，但只有在剝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後才是這樣，而這恰恰就是我的方法的特點”（《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人民出版社，第254頁)。在《資本論》第1卷第2版的“跋”中，他寫道：“辯證法在黑格爾手中神秘化了，但這決不妨礙他第一個全面地意識地敘述了辯證法的一般運動形式。在他那里，辯證法是倒立著的。必須把它倒過來，以便發現神秘外殼中的合理內核”（《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頁）。這兩個比喻——倒過來和內核——一直幾乎是神學思辨的主題。內核的比喻似乎表明馬克思認為可以吸取黑格爾辯證法的要素——這既不同於青年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的觀點，即認為可以全盤吸取黑格爾體系中的辯證方法；也不同於從伯恩施坦到科萊蒂的有實證主義傾向批判家的觀點，即認為黑格爾的辯證法完全被其唯心主義所破壞因而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吸取。令人遺憾的是，馬克思從未實現自己的願望即“我很願意用兩三個印張把黑格爾所發現、但同時又加以神秘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東西闡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理解”（《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通信集》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21頁）。
　　無論馬克思從黑格爾那里受惠到什麽，但從1843年到1873年間，他對黑格爾的批判顯然是始終一貫的。（1）形勢上來看，馬克思的抨擊有三個主要靶子——黑格爾的顛倒、他的同一性原則以及邏輯神秘主義。（2）從實質上來看，馬克思則主要是抨擊黑格爾不承認自然界的自主性和社會形態的歷史性。
　　就第一點來說，首先馬克思認為黑格爾犯了把主詞和賓詞三重顛倒的錯誤。在每一個方面，馬克思都把黑格爾的立場說成是倒立的，而把他自己的立場看作是對黑格爾的顛倒——即顛倒的顛倒。比如，馬克思就把作為特殊事物特征的普遍性概念，以非簡化的經驗為根據的認識和作為國家基礎的市民社會（後來的生產方式）同黑格爾的絕對唯心主義的本體論、思辯的理性主義的認識論和本質上唯心主義的社會學對立起來。但是，馬克思是僅僅在證實黑格爾立場的矛盾還是要改變其問題體系，這點並不清楚。實際上，馬克思通常所作的是後一種，他對黑格爾的術語和關系的批判，其目的也就是針對他的“顛倒”進行批判。馬克思把無限精神看作是對（異化了的）有限存在物的虛幻的反映，把自然界看作是超驗的現實；而黑格爾的關於無限、僵化的和有限的精神的內在唯靈目的的論則被這樣一種方法論所取代，這就是致力於以經驗為指導來研究歷史上出現的、正在發展的人類與不可簡化的、現實的、但可改變的自然界之間因果關系的方法論。馬克思並沒有明確地區分黑格爾著作的三種顛倒現象。不過，馬克思的第二和第三方面的批判卻暗示了它們的區別，指出黑格爾把存在歸結為認識（即“認識上的謬誤”）並把科學歸結為哲學（即“思維的幻覺”）。
　　其次，馬克思對黑格爾的同一性原則（存在和思維同一於思維）的批判是雙重的。在表層的即沿著費爾巴哈的改造方法所進行的批判中，馬克思揭示了經驗的世界是如何作為黑格爾的思想實體化的結果表現出來的；但在其深層的批判中，馬克思則認為經驗的世界實際上是它的隱蔽的條件。比如，馬克思就指出黑格爾如何把他自己的活動或一般的思維過程，變成作為經驗世界創造者的獨立的主體（即理念）。因此，他論證說，這位思辨哲學家思考的內容，實際上是無批判地得來的經驗材料，即從現存事態中吸收的經驗材料，並以這種方法加以物化並使之永恒化。下圖就是馬克思駁斥黑格爾同一性原則的邏輯。

馬克思對黑格爾同一性原則的批判圖析


　　　　　　　　　　　　　　　　　　　　　概念實在論的本質
　　　　　　　　　　　　　　　　　　　　┌────────┐
　　　　　　　　　　　　　　　　　　　　│　　　　　　　　↓
經驗的世界　　　有限的精神————→無限的精神　　概念上轉化了的現實
　　│　　　　　　　↑
　　└───────┘
　　　經驗實在論的懲罰　　　具體化

　　“非批判的實證主義” 　　　　　　　　　“非批判的唯心主義”

　　　　　　　　　　　（費爾巴哈的要素）

　　馬克思的分析意味著：（Ⅰ）守舊性或護教學的是黑格爾方法的固有本質，而不是象黑格爾左派所認為的那樣是某種個人的弱點或妥協的結果；（Ⅱ）黑格爾的邏輯理論與他的實際行為是不一致的，因為他的辯證步驟證明是靠非辯證的、非反映的、頗為粗略的經驗考慮促成的。
　　最後，馬克思對黑格爾的“邏輯神秘主義”、概念的單性產生及它所容許的觀念形態上玩弄的種種手法的批判，集中在對哲學（以及一般的理念）的自主性或最終自我滿足的批判上。但這里也有兩點不清楚的地方：馬克思是象《德意志意識形態》階段所表明的那樣在提倡真正的顛倒即用科學來同化哲學（用實證主義取代）；還是像馬克思本人（和恩格斯）的實踐所表明的那樣提倡改造的哲學實踐，即雖受外界支配或依賴於科學和其它社會實踐但本身又具有相對自主性的哲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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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2:12:30

就第二點來說，馬克思在其《經驗學哲學手稿》中對黑格爾的批判，找出了兩個概念上的空白；（1）關於自然界和一般存在的客觀性，認為它是完全與思維相對立的另一種東西，即它是獨立的現實的；就因果關系而言它不依附於任何精神，從目的論的角度來說也不以任何精神為其必要條件。（2）關於對象化和異化的區分——因為在從推理上把現存的、歷史決定的、人的對象化的異化形式作為絕對主體的自我異化進行轉化時，黑格爾在概念上首先假定存在著真正的人即存在人的對象化的非異化方式。一般地說，馬克思不同於黑格爾，因為對黑格爾來說“唯一……的勞動是 抽象的精神的勞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頁）。而在馬克思看來，勞動總是（1）以“一處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質基質”（《資本論》第1卷，第56頁）為前提的；（2）包含著現實的變化，它既導致事物的一去不覆返和有限性，也包含產生真正新事物和突創的可能性。所以，任何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在客觀上都是有條件的、絕對有限的，未來是無盡期的（即不是終結的）。
　　馬克思對黑格爾同一性原則的批判，提出了一種可能性：即在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那里辯證法雖也許沒有特別提到整體的現象，但卻提到許多不同的形態和原則。比如，它可以涉及哲學、科學或世界的方式或方法；涉及存在、思維或它們之間的關系（本體論的辯證法、認識論的辯證法和關聯辯證法）；涉及時間“範圍之內”或“範圍之外”的自然界和社會（歷史辯證法相對於結構辯證法）；這些都是普遍的或特殊的，超歷史的或短暫的範疇。而在這些範疇之內作進一步的劃分也許就值得注意了。比如，任何與認識有關的辯證法就可能是超概念的、方法論的（批判的方法或分類的方法）、直觀推斷的或實存的（描述或解釋的）；關聯的辯證法就可能被主要認為是本體論的方法（如盧卡奇）或被看作是認識論的批判（如馬爾庫塞）。這樣一些辯證方式可以這樣闡述：（1）具有共同的始源；（2）它們在體系上的聯系屬於馬克思主義的範圍；（3）但它們並不具有共同的本質、內核或胚芽的聯系；（4）甚至更不可能（原封不動地）回到黑格爾的著作中去理解它們。馬克思也許實際上一直受惠於黑格爾的辯證法，即使這種辯證法在他的著作中已完全得到了改造（所以內核和顛倒的比喻都不再適用了）和（或）以各種方式加以發展了。
　　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最常見的、明確的論點有：（1）世界觀（如恩格斯，辯證唯物主義，毛澤東）；（2）是理性的理論（如德拉—沃爾佩，阿多爾諾）；（3）在本質上取決於思維和存在，主體和客體，理論與實踐等之間的關系（如盧卡奇、馬爾庫塞）。無疑，按照馬克思本人的自我理解，辯證法這一概念主要強調的是認識論。馬克思就常把“辯證的”方法用作“科學”方法的同義語。在《資本論》第1卷第2版的“跋”中，他在引用了聖彼得堡一們評論家對他的方法所作的顯然是實證主義的評述（參看實證主義條目）之後，評論說：“這位作者先生……我的實際方法……描述得這樣恰當……那所描述的不正是辯證方法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4頁）。然而，馬克思的方法雖具有自然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傾向，但顯然不是實證主義的，而是實在論的（參看實在論條目）。同樣明顯的是，馬克思的認識論的辯證法使他致力於一種特殊的本體論的辯證法和有條件的關聯辯證法。在其致J.B.施韋澤（1865年1月24日）的信中，馬克思評論說：“科學辯證法的秘密”取決於把“經濟範疇”看作是“歷史的、與物質生產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理論表現”（《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第161頁）。馬克思的辯證法所以是科學的，是因為它依據特殊矛盾的本質關系去解釋思維中的矛盾和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危機的，而這些矛盾和危機正是由上述特殊矛盾的本質關系所導致的（本體論的辯證法）。馬克思的辯證法所以是歷史的，是因為它既植根於它所描述的關系和環境之中，又是導致這些關系和環境變化的（有條件的）動因（關聯辯證法）。
　　馬克思把他的受經驗支配的探討方法同其半演繹的解釋方法區別開來；為與此一致，我們可以把他的批判的辯證法同其體系的辯證法也區分開來。前者也是對歷史的實際幹預，它表現為三重批判——經濟學說即動因觀的批判，生產結構的批判和支撐它們的本質關系的批判；而且它把（歷史化了的）康德的要素具體化了（這最初是麥克斯·阿德勒強調的），歷史的有效條件和各種受到攻擊的範疇、理論和形式都被精心地置於其中。馬克思的批判辯證法多半被看作是經驗上無窮盡、物質上有條件的和歷史上受制約的辯證現象學。
　　馬克思的體系辯證法是從《資本論》第1卷第1章的商品辯證法開始，面在《剩余價值論》的政治經濟的批判史中達到了頂點。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的一切矛盾歸根到底都源於商品的使用價值與商品的價值之間，資本主義所體現的具體的勞動的有用特征與抽象的勞動的社會特征之間的結構性的根本矛盾。這些矛盾，加上它們所確立的其它的結構性的和歷史性的矛盾（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生產與價值實現過程之間的矛盾，雇傭勞動與資本的矛盾等）都是：（1）真正的內涵的對立，因為這些矛盾的兩極實際上都是互為前提的；（2）與現象的神秘化形式有著內在聯系。這樣一些辯證的矛盾，既不違背非矛盾的原則——因為它們可以得到協調一致的描述，也不違背“引力”的規律，因為由有關對象所導致的完全顛倒是（錯誤地）表述某個現實對象的概念，已由馬克思所秉承的那種非經驗主義的、分層的本體論不費周折地加以闡明（參看矛盾條目）。馬克思把這些根本的結構性矛盾本身看作是直接的生產者跟如下三個方面相脫離而形成的歷史遺產：（1）他們跟生產資料和生產的原材料相脫離；（2）他們彼此間相脫離，從而導致；（3）他們同社會關系的網絡相脫離，而正是在這種網絡中，他們才對自然界起作用（和反作用）。無可否認，這里面不止一處帶有改變了的席勒的歷史的先驗圖式的跡象，即把歷史既看作是原始的無差別的統一、分裂和恢覆的辯證法。比如馬克思就說過：“需要說明（或為某一歷史過程的結果的），不是活的和活動的人同他們與自然界進行物質交換的自然無條件之間的 統一，以及他們因引起對自然界的占有；而是人類存在的這些無機條件同這種活動的存在之間的 分離，這種分離只是在雇傭勞動與資本的關系中才得到完全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第488頁）。馬克思本可以把這看作是依據驗所確立的概念。但無論如何，把這樣一個概論從科學中排除出去，是一種不適當的限制。比如，它可以作為形而上學的直觀推斷發揮作用，也可以作為具有經驗主義含義的發展研究方法的基礎發揮作用，而無需對其本身直接加以證明。
　　具有特色的並不是馬克思的所謂“辯證的”界定或偏向，而是他的辯證的解釋和批判；在解釋中他是依據共同的因果存在條件來說明各種對立的力量、趨勢或原則的，而在批判中則是依據其歷史條件來說明各種不適當的理論、現象及其他。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為什麽要采取揚棄這一明顯的形式？一種新的理論總要力圖保留它要取代的理論所成功闡述了的大部分現象。但為在理論上保留這些現象，馬克思徹底改變了它們原來的表述，而在將這些現象納入新的批判解釋範圍時，馬克思就對這些現象作了實際的改造。馬克思在其批判的辯證法或體系的辯證法中是不是受惠於黑格爾的關於現實的概念？黑格爾的本體論有三個關健因素：（1）實現的唯心論；（2）精神的一元論；（3）內在的目的論。與第一點相反，馬克思既拋棄了黑格爾的絕對，又拋棄了結構上並列的同一性形態，認為不能把物質和存在歸結為精神和思維（或歸結為精神和思維的異化）；針對第二點，阿爾都塞曾正確是論證說差異和覆雜性對馬克思來說是本質的必不可少的，德拉-沃爾佩也正確是強調指出他的總體需要經驗的證實，而不需要思辨的證實；至於第三點，馬克思強調的是因果必然性而不是概念的必然性——目的論只限於人的實踐以及在其它方面“闡述它的合理意義”的現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75頁）。最重要的是，對馬克思來說，開創一門歷史科學，本體論的成層作用現象和生成現象是不能簡化的，而在黑格爾那里則是在本質和存在的範圍內來探討本體論的成層作用和生成作用的，並把它們分別分解為現實性和無限性（從而消融於觀念的自我闡述領域之中）。在一切哲學的重大方面，馬克思的本體論與黑格爾的本體論的不同，在程度上跟它與原子論的經驗主義的不同是一樣的，這種經驗主義後來成為恩格斯的哲學著作的靶子。馬克思在其青年時代的批判中表明，黑格爾的唯心主義也暗中包含這種前提。
　　在辯證法問題上，最常見的立場有三種：一種認為它是無價值的東西（如伯恩施坦）；第二種認為它是普遍適用的；第三種認為它只適用於概念和社會領域，但不適用於自然領域（如盧卡奇）。恩格斯是第二種即普遍適用的立場的巨大權威。在他看來，辯證法是“關於自然、人類社會和思維的運動和發展的普遍規律的科學”（《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81頁）；認為它們可以“歸結為三個規律”：量的轉化為質和質轉化為量的規律；對立的相互滲透的規律；否定的否定的規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84頁）。
　　在恩格斯的論述中，存在著種種模棱兩可的解釋：這些規律被認為是先驗的真理不是超經驗的概括，這點並不清楚；這些規律是科學實踐所必不可缺的或者只不過是權宜的闡述手段而已，這也並不清楚。除了眾所周知的恩格斯的武斷例子之外，對被想象為社會科學的馬克思主義來說，恩格斯的辯證法的貼切性也是有疑問的，當他反對任何歸納的唯物主義時就更為如此。雖然證據表明馬克思承認恩格斯的一般推動作用，但馬克思本人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既沒有以任何自然辯證法為前提，也沒有導致任何自然辯證法；而且他對先驗論的批判也表明，關於現實中存在著辯證的或其它類型的過程的主張，具有歸納的和特定的主體特征。馬克思、恩格斯和黑格爾立場之間的關系可以表述如下：

　　　　　　　　　　　　　　　　　　　　　╱　必然真理　　　黑格爾
　　　　　　　　　　　　╱　普遍的（矛盾）
　　　　　　　　　　╱ 　　　　　　　　　╲　經驗主義的概括　　恩格斯
　　現實中的辯證矛盾
　　　　　　　　　　　╲
　　　　　　　　　　　　　╲　特殊的（矛盾）（比如對資本主義來說）　　馬克思

　　對於從盧卡到薩特這樣的許多批評家來說，自然辯證法本身的假定顯然是完全錯誤的，因為就它所涉及的範圍而言，把只有在人的領域里才有意義的諸如矛盾和否定這樣的範疇又人為地（從而也是唯心地）應用到自然界去。這些批評家並不否認，作為社會歷史領域重要組成部分的自然科學可以是辯證的；但爭論的問題在於，是否可能有一種自然本身的辯證法。自然界與社會領域之間顯然是有差異的。但它們之間的特殊差異比起它們的一般類似性來是重要還是不重要？實際上，自然辯證法的問題，已變成一般自然主義的問題了，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取決於辯證法是否象所設想的那樣廣泛，社會是否具有足夠的自然主義特性，以致可以把它擴大到自然界。盡管這樣，人們也不可能指望得到一致的答案——自然界雖可能存在辯證的傾向和內涵的矛盾，但不會存在辯證的可理解性或辯證的理性。某些為恩格斯進行辯護的人（如P.魯賓），就曾爭辯說：人對自然界從認識上進行的探討和人在自然界中的歷史形成，都是以謝林的證實“超範疇”聯系的可認識性的“中性點”（或辯證的同一性）為前提的。但是（測量和實驗中的）認識上的同一或等同和（進化中的）歷史現象則是以獨立關於有關自然支撐點的實踐為前提的。人與自然之間的任何辯證關系都表現為非黑格爾式的不對稱的內在關系（社會形式以自然形式為前提而不是相反）；所以任何認識上的或本體論的同一性只有在過度延伸的唯物主義的非同一性的範圍內才會出現。
　　從短期觀點來看，恩格斯的介入所引起的一個自相矛盾的後果是在第二國際的進化論的馬克思主義中，導致了在許多方面與恩格斯一直自覺反對的海克爾、杜林及其他人的實證主義相類似的過度自然主義和一元論的趨向。但從較長期的觀點來看，恩格斯對黑格爾辯證法的解釋（在這種解釋中反映論作為一種認識手段取代了同一性原則，而經過加工的世界觀則鞏固了一種同源形式）導致了某些形式上的後果，它們表現為把馬克思主義的知識絕對化或對之采取教條的封閉態度，把科學融進哲學，甚至把現狀理想化（對蘇聯馬克思主義采取心安理得的態度）。
　　如果恩格斯是不知不覺地把自然化的歷史進程確定為一種“新的絕對”，那末盧卡奇則是力圖證明歷史的目的就是真正實現黑格爾曾在思辨哲學中徒勞無功地探求但最後卻是由馬克思在其政治經濟學中找到的那種絕對，發現無產階級的命運和作用就是歷史的同一的主一客體。在恩格斯和盧卡奇那里，“歷史”的實質內容實際上被抽空了——恩格斯依據普遍進程的範疇對歷史“客觀主義地”進行解釋。盧卡奇則“主觀主義地”把歷史看作是一個不斷完成的無條件的自我實現的行為，具有很多中介或階段，而這種不斷完成的自我實現的行為就是歷史的邏輯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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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2:13:37

盡管有這些原來的缺陷，但辯證唯物主義的傳統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傳統都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辯證法的形態。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範圍內，除了盧卡奇本人的歷史自我意識的辯證法或主-客體辯證法之外，還有葛蘭西的理論-實踐、馬爾庫塞的本質-存在和科萊蒂的現象-現實的矛盾，所有這些或多或少都直接源於黑格爾。在本傑明那里，辯證法體現了歷史的不連貫的和大突變的特點；在布洛赫那里，辯證法被看作是客觀的幻想；在薩特那里，辯證法植根於個體本身總體化活動的可理解性之中；在勒費爾那里，辯證法則表示非異化的人的目的。在具有較多反黑格爾色彩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包括科萊蒂）中間，德拉-沃爾佩的辯證法，本質上在於非僵化的和非實體化的思考，而阿爾都塞的辯證法則意味著總體的覆雜性。預先形成性和多元決定性。為在這兩大陣營之間保持平衡，阿多爾諾一方面強調一切批判的內在性，另一方面又強調思維的非同一性。
　　與此同時，在辯證唯物主義傳統內部，恩格斯關於辯證法的第三條規律被斯大林隨意拋棄了，而第一條規律則被毛澤東降為第二條規律的一種特殊情況；從列寧以後，這一傳統就不再遵循辯證法的大部分要點了。當然，出現這些變化也有充分的唯物主義的理由（和政治動機）。否定之否定是黑格爾據以把有限的存在融於無限之中的手段。然而，正如哥德利埃所指出的，辯證唯物主義者很少懂得馬克思的對立統一與黑格爾的對立物的同一性之間的差別。在這一傳統內，毛澤東最為值得注意，因為他一方面提出一系列關於區分對抗性矛盾與非對抗性矛盾、區分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以及區分矛盾的主要方面與次要方面的有價值的見解，另一方面又像列寧和托洛茨基那樣強調矛盾發展的“相互聯系和不平衡”的特征。
　　在其長期而覆雜的歷史中，辯證法有五個突出的基本思路，其中每一個都在馬克思主義範圍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造：（1）源於赫拉克利特的辯證的矛盾，包括非獨立的來源的各種力量的內涵的對立和沖突，馬克思把這些矛盾看作是資本主義及其生產方式的構成要素；（2）源於蘇格拉底的反駁論證或辯證的論證，一方面被改造為階級鬥爭的特征，另一方面在某些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在“理想的條件”（在葛蘭西那里是共產主義的社會，在哈貝馬斯那里是“不受約束的輿論”）下它將繼續作為真理的標準而發揮作用；（3）源於柏拉圖的辯證理性，它具有一系列的內涵；這些內涵從概念的靈活性和新穎性——它們易於受經驗的、邏輯的和環境的支配，在科學的發現和發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經由啟蒙和反神秘化（康德的批判）發展到基於物質基礎的和有條件的集體自我解放的深刻的理性；（4）源於從普羅提諾到席勒的原始統一即歷史的離異和有差別的統一的辯證過程，這一方面依然是馬克思的關於商品形態的系統辯證法所暗示的違背事實的極限或極點，另一方面則作為爭取社會主義實際鬥爭的促進因素而起作用；（5）源於黑格爾的辯證的可理解性，它在馬克思那里被改造為既包括對從因果關系上描述社會客體又包括它們作解釋性的批判——從其存在的條件來說，這種描述和批判既包括那些歷史上具體的和依附於實踐的社會客體，又包括那些完全不是這樣的社會客體。（參看決定論；認識論；邏輯條目）。



參考書目

① 路易·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1965），1969年英文版。
② R.巴斯卡爾：《辯證法、唯物主義和人的解放》，1983年英文版。
③ 盧西奧·科萊蒂：《馬克思主義和黑格爾》（1969），1973年英文版。
④ 德拉-沃爾佩：《邏輯是一門實證科學》（1950），1980年英文版。
⑤ 科拉科夫斯基：《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流派》，1978年英文版，第1卷，第1章。
⑥ 喬治·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1971年英文版。
⑦ 哈伯特·馬爾庫塞：《理性與革命》（1941），1955年英文版。
⑧ G.斯叠德曼-瓊斯：《恩格斯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1973年英文版。
⑨ A.伍德：《卡爾·馬克思》，1981年英文版。


自然辯證法

　　19世紀科學的最引人注目的遺產之一，就是自然辯證法對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和蘇聯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從馬克思主義觀點出發，對科學和自然進行了一系列的論戰性的和探索性的思索，抨擊杜林的“科學上的革命”，並對自然辯證法用了許多評論和思考。這些包含一種把歷史唯物主義的某些概念融入自然哲學的企圖——這種企圖實際上是要表明馬克思主義可以闡述自然的各種規律，表明單一的本體論就可以包括自然界和人類。因此，可以用來洞察自然和社會進程的分析工具就被歸結為辯證的規律。恩格斯看來似乎是在探討19世紀的科學發現、理論和爭論與辯證概念之間的調和性。比如，他對“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的思考就說明了這一點。後來整理這一探討的人把它變成了一種僵硬的、規定了推斷的存在規律的馬克思主義形而上學的形式。（參看馬克思主義形式的發展條目）。尤其是，自然辯證法提出了三條普遍的定理：提出正題——反題——合題或“否定之否定”這一命題作為一切事物發展的規律；提出從量變到質變的轉化作為對漸進的轉變如何成為革命的變革的解釋；提出對立面的相互滲透作為基本的辯證關系（參看辯證法條目）。作為一種科學的哲學，自然辯證法在西方很少有人讚同。它在蘇聯、中國和東歐，無疑受到了認真地看待，但它傳播的是宗教式的教義而不是不斷發展和不斷深化的傳統（參看哲學條目）。



參考書目

① 洛倫·R·格雷厄姆：《蘇聯的科學和哲學》，1973年英文版。
② 拉澤克·科拉科夫斯基：《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流派》，1978年英文版，第2卷——“黃金時代“，第15章。
③ A.古斯塔夫·韋特：《辯證唯物主義》，1952年英文版。


無產階級專政

　　這是馬克思政治思想中的一個重要概念，也是列寧主義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在致約瑟夫·魏德邁的信中（1852年3月5日），馬克思雖然否認是他發現了階級或階級鬥爭，但卻堅持認為：“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 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2）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 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 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 無階級社會的過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479—480頁）。然而，馬克思在任何地方都沒有準確地說明無產階級專政這一概念到底是什麽意思。在《法蘭西階級鬥爭》中，他談到了革命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認為這種社會就是“ 宣布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 階級專政，這種專政是達到 消滅43一切階級差別……必然過渡階段”（《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479—480頁）。在《哥達綱領批判》中，他也曾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成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 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21頁）。但是以上論述和馬克思著作中提到無產階級專政的其他地方，都沒有對它作進一步的解釋。
　　不過，有一篇重要的馬克思著作，即關於1871年巴黎公社的小冊子《法蘭西內戰》， 我們倒可以把它看作是他對他心目中的無產階級專政的詳細描述。馬克思後來說巴黎公社“不過是在特殊條件下的一個城市起義，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數人根本不社會主義者，也可能是社會主義者”（《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22頁）。然而，恩格斯於1891年為《法蘭西內戰》新的德文版所寫的序言中卻說：“請看看巴黎公社吧。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36頁）。根據馬克思對巴黎公社的看法，恩格斯的觀點是有根據的。
　　對馬克思來說，巴黎公社的意義（“是終於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78頁）就在於，它不象以衣的專政，它已開始粉碎國家機器，並把權力交給人民。“先前屬於國家的全部創議權都已轉歸公社”（《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75頁）；公社的市政委員會由普選產生，而且委員會的大部分成員“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認的工人階級的代表”；“公社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是同時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機關”；公社廢除了警察和常備軍，並以武裝起來的人民卻取代他們；像其余的一切公務人員一樣，“法官今後應該由選舉產生，對選民負責，並且可以撤換“；所有的公職人員都只應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薪金（《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75頁）。馬克思還說：“公社制度將把靠社會供養而又阻礙社會自然發展的寄生贅瘤——‘國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歸還給社會機體“（同上，第337頁）。總之，馬克思把巴黎公社看作是將權力交給工人階級並建立一個盡可能接近直接民主政權的嘗試。
　　這表明，根據馬克思的理解，無產階級專政的含義就是字面上所說的，即他所認為的無產階級專政不僅是一種統治的形式，無產階級在其中將行使迄今由資產階級行使而實際的管理任務委托其他人的那種統治權，而且也是一種管理形式，工人階級在其中將實際進行管理並迄今履行由國家執行的許多任務。
　　這種把無產階級專政既看作是統治形式又看作是管理形式的觀點，在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表述。列寧的這部著作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嚴格依據馬克思對巴黎公社的闡述而寫成的。然而，這部著作沒有涉與無產階級專政有關的一個重要問題卻黨的作用。因為“無產階級專政”與“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專政”顯然是有很區別的，而在理論和實踐上流行的恰恰是後一種表述。
　　同樣地，對這一概念所附加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含義已出現了問題，這就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解釋成是在革命過程中和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過渡時期中無產階級對自己敵人的一種無情鎮壓（參看社會主義的過渡條目）。列寧在1918年底就曾寫道：“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采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5卷，第237頁）。這就意味著國家及其強制機構可以根據不嚴密的法律條款和借無產階級的名義來使用鎮壓手段。
　　無產階級專政的批評家們所強調的往往正是這一概念的鎮壓的一面；而且恰恰由於它已被廣泛地同淩駕於包括無產階級在內的整個社會之上的黨和國家的專政聯系在一起，它才使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領導人陷入尷尬的處境。許多這樣的黨現在已從自己的黨的綱領中刪去了無產階級專政。



參考書目

① 埃蒂耶納·巴里巴爾：《論無產階級專政》，1977年英文版。
② 哈爾·德雷佩爾：《卡爾·馬克思的革命理論》第2卷《社會各階級的政治》，1977年英文版。
③ 卡爾·考茨基：《無產階級專政》（1918），1919年英文版。
④ 弗·伊·列寧：《國家與革命》（1917），1964年英文版。
⑤ 同上作者：《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1965年英文版。


分配

　　在馬克思看來，一種社會形態與另一種社會形態，像約·斯·穆所理解的那樣，有著不同的分配關系；但馬克思不同於其他作家，他認為分配關系源於生產關系。他說：“所謂的分配關系，是同生產過程的歷史規定的特殊的社會形式……相適應的，並且是由這些形式和關系產生的……只把分配關系看作歷史性的東西而不把生產關系看作歷史性的東西的見解……只是對資產階級經濟學開始進行的、但具有局限性的批判”（《資本論》第3卷，第998—999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馬克思的生產理論的核心是一個階級受另一個階級的剝削。對剩余勞動的榨取，相應地在各階級之間形成了分配關系。但它是一種只有依據生生產關系有關的量和質的尺度才能理解的關系。盡管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對共產主義條件的分配關系作了很多闡述，但還是讓我們根據資本主義的情況來說明一下這種分配關系。
　　基本的分配關系是在資本和勞動之間進行的，從收入形式來說，資本和勞動分別是由利潤和工資來表示的。因此，從分配上分析資本主義，就會把這種關系看作是在剝削反映出來的一種對抗現象，因為剝削表現為利潤與工資之間的反比關系。然而，在馬克思看來，利潤是從剩余價值的生產中得到來的，即通過強迫勞動者在生產工資貨物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之外的時間進行勞動來創造的。於是利潤與工資之間的分配關系就源於生產關系。工資作為生產的先決條件而預付的，而利潤作為剩余價值在交換中的形式則是生產的結果，它本身就是資本與勞動在勞動過程中的矛盾。因此，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分配關系，並不像馬克思主義的斯拉法學派所認為的那樣應主要被看作是兩個階級之間在純產品份額上的沖突，而應主要看作是在生產問題上沖突的結果，因為在這種生產中，兩個階級的處境並不是同等的。
　　剩余價值的生產揭示了資本與勞動之間分配關系的性質。但是剩余價值本身也必須進行分配。在各工業資本家之間，假定資本是通過信用進行流動的，就有一種按預付資本的比例分配剩余價值的趨勢——形成生產價格和轉化問題。剩余價值還會通過諸如地租和利息等形式而被占有。對於地租來說，地產的關系是十分重要的；而對於利息來說，則必須分析金融資本。此外，競爭也是分配的最覆雜而又最具體的主宰因素，困為當勞動力市場有利於工資時，競爭會使工資往往占有一部分剩余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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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2:14:52

分工

　　馬克思把社會分工定義為“同樣多種的、按照屬、種、亞種、變種分類的有用勞動的總和”（《資本論》第1卷，第55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英文版）。接著他又指出這種分工是商品生產的必要條件，因為如果沒有獨立的互不依賴的勞動行為，市場上就不可能有彼此可進行交換的商品。但是反過來說就不對了，因為商品生產並不是社會分工存在的必要條件。在古代公社就有分工，但其品並不成為商品。同樣，拿一個較近的例子來說，工廠內部的分工也不是工人交換他們個人產品的結果。這表明有兩種完全不同的分工要加以探討。第一，存在著一種由私人生產者各自獨立進行的各種有用勞動而形成的一個綜合體系的社會分工，這是在各個個體的、獨立的、競爭的資本家之間進行交換的分工（資本主義）。第二，存在著工人之間的分工，每個工人完成一部分工序，所有的工序同時進行，生產出來的東西是集體工人的社會產品；這是生產中的分工，即生產過程內部的資本與勞動的分工，雖然它同交換中的分工是相互聯系的，但這兩種分工的起因和發展是完全不同的（參看資本；商品；交換；價值條目）。
　　首先考察一下社會分工。這存在於所有類型的社會之中，而且是由人的生理差異造成的，用以推動特定社會目標的這種差異取決於占統治地位的特定社會關系，此外，不同的共同體可以使用自己自然環境中的不同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而當這些不同的共同體彼此接觸時，這些差異就推動了相互的產品交換。因此，各個社會單位（家庭、部落、村社、社團或其他）內部或之間的交換，就為生產的專業化提供了動力，從而導致了分工。然而，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產品逐漸變成了商品，生產過程內部也出現了分工，但這種分工是資本主義的特定產物，它按以下方式與社會分工相互作用。尋求保值並從而尋求剩余價值把先前獨立的手工業者融入了一個受資本控制的單一配置的生產過程之中（參看積累條目）。這樣，生產中的分工就以犧牲社會分工而得到了發展。同時，各個勞動過程中的生產又分成了若幹組成部分，每一部分變成了一個單獨的生產工序；這樣，社會分工又以犧牲生產中的分工得到了發展。但是，靠資本擴大的生產力增加得很快以致這兩種分工都發展了，彼此之間不斷劃分界限又不斷加以修正。因此，正是這種積累的動力確立了資本主義的分工，而不是市場施加的限制形成了資本主義的分工（參看協作；勞動過程；工場手工業條目）。
　　盡管存在著這種不斷的相互作用，生產中出現的受資本控制的專業化在性質上也完全不同於各個不同資本之間交換中出現的那種專業化。首先，交換中的分工只把一切不同的生產過程（只要這些過程生產商品它們就存在）聯結在一起；不同的勞動只是通過作為商品的那些勞動產品而聯在一起的，這種聯系只有在買賣活動中才能實現。相反，在生產的分工中，一個單獨的工人並不能生產商品，每個工人只是集體工人即一切專業化活動總和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唯一發生的買賣活動則是資本家對所需數量的工人勞動力的購買。
　　其次，社會的分工需要在大量獨立的生產者之間廣泛地分配生產資料。但生產內部的分工則是以作為資本家獨占的私有財產的生產資料的集中為前提的。
　　再次，用以組織這兩種分工的方式也不相同。關於社會的分工，馬克思所說的“偶然性與任意性的作用”（《資本論》第1卷，第394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起著支配作用，使資本在各個不同的勞動部門之間的分配帶有明顯的任意性。雖然每個資本家受生產使用價值的必然性制約，並最終受利潤考慮的制約，但這些制約只是通過價格波動來沖擊資本家的；因此，社會分工是由競爭過程從經驗的角度來推行的。相反，“偶然性和任意性”在生產過程中則根本不起支配作用；每個工人有一定的職責，按一定的比例同其他工人以及同生產資料相結合。生產中的分工是由資本家進行規劃、管理和監督的，因為它是從屬於作為資本家私有財產的資本的一種機制；因此，它是由資本的強制力量先驗地推行的。馬克思總結說：“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社會中，社會分工的無政府狀態和工場手工業的專制是相互制約的”（《資本論》第1卷，第395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適用於工場手工業的情況更適用於機器大工業，在機器大工業中使勞動從屬於生產資料的過程達到了頂點。（參看機器和大工業條目）。
　　最後，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加劇了“無產政府狀態”與“專制”之間這種差異。生產內部的有組織的分工被讚美為是提高資本生產能力的機制，而阻礙並扭曲人的能力使工人終生局限於局部工序的現象卻被輕易地忽略了。任何根據社會公認的標準去管理、控制和規劃失調了的社會分工的有意識的努力，全都被譴責為是對個人自由、私人財產權和資本家個人獨創性中企業精神的危險侵犯。於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往往把分工看作是根據偏好和技藝（不管是先天的還是後來獲得的）來分配個人的工作，把專業化讚美為增進發展和提高生產能力的源泉，而且一般都傾向於不承認分工是特定的經濟和社會關系的產物。因此，歷史的具體範疇和制度，不是被看作是暫時的，而被當作是永恒的；因為個人的愛好和生產技藝將永遠存在，這就易於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下述思想嘲弄為無希望的烏托邦的空想：“在共產主義社會里，任何人都沒有特定的活動範圍，每個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我自己的心願今天幹這事，明天幹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後從事批判，但並不因此就使我成為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7頁）。
　　然而，這咱批判完全曲解了這段話。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的主要目的，是證明人的勞動產品如何和為什麽會支配生產者本身，以資本為其存在形式的物化勞動如何通過表面上的供求客觀上規律支配著活勞動的。而且這種情況的一個必然結果是，人本身創造的社會卻把分工強加給各個個人。生產當然總是把勞動體現於產品的一種活動，但在其中實現這種體現的階級關系對決定下述論述卻是十分重要的：“只要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間還有分裂，也就是說，只要分工還不是出於自願，而是自發的，那末人本身的活動對人說來就成為一種異已的、與他對立的力量，這種力量驅使著人，而不是人駕馭著這種力量……社會活動的這種固定化，我們本身的產物聚合為一種統治我們的……物質力量，這是過去歷史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7頁）。
　　這是資本主義特有的顛倒，正是由於這種顛倒，主體才被當作客體，而客體則被當作主體。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把消滅分工看作是消滅私有財產關系的同義語；只有當人們支配生產和交換並自覺規劃它們時，他們才是自由的。隨著商品形態的消滅，勞動的社會特征就不再表現為勞動產品的客觀的特征了；不再表現為物與物之間的、其運動支配著生產者本身的社會關系了；更確切地說，情況恰恰相反；隨著基於私有財產基礎之上的分工的消滅，上述真正的顛倒也就消失了。
　　顯然，為了使人類的物質生活條件能繼續進行生產和再生產，某些形式的分工仍是不可缺少的。但只有在實際生產領域之處，真正的自由才是可能的。生產領域內的自由只能是：“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們置於他們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們作為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於和最適合於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資本論》第3卷，第926—927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因此，不是“專制”支配生產中的分工，而是由生產者本身的民主規劃來支配分工，不是“無政府狀態”支配社會分工，而是“正象單個人必須正確地分配自己的時間，才能以適當的比例獲得知識或滿足對他的活動所提出的各種要求，社會必須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時間，才能實現符合社會全部需要的生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第120頁）。
　　在社會化的生產關系條件下，機器特別是自動化的不斷發展的潛力，將使生產中的這樣一種經濟時代成為可能，即第一次在物質生產領域之外，創造也“真正的自由王國”，包括“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7頁）。於是，我們將會看到：個性得到自由發展，因此，並不是為了獲得剩余勞動而縮減必要勞動時間，而是直接把社會必要勞動縮減到最低限底，那時，與此相適應，由於給所有的人騰出了時間和創造了手段，個人會在藝術、科學等方面得到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冊，第218—219頁）。這樣，分工就消滅了（參看共產主義條目）。





多布，莫里斯

　　1900年7月24日生於倫敦，1976年8月17日在劍橋逝世。多布是英國20世紀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在劍橋和倫敦學習之後，他於1924年在劍橋獲得教職。他在劍橋期間和退休以後的著述，對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的產生、社會主義計劃、價值理論和資產階級經濟學說史的學術思想，有著深刻的影響。他的學術著作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歸因於這樣一個事實，即他是一位積極的政治鬥士，並使自己的理論著述特別是關於社會主義計劃的著述注重於研究實際問題。在自傳性的筆記中（見“參考書目”9），多布著重談到他作為一個共產主義者所具有的政治積極性。從1922年直到逝世，他一直是共產黨員。
　　他的《資本主義發展研究》（見“參考書目”5）探討了導致封建制度危機及瓦解的封建生產的“運動規律”，駁斥了那種認為不斷發展的交換和貿易的外在力量才是其原因的論點。這部著作及其有關的著作，決定了其他學者在後來發表的著作中所提出的問題（參看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條目）。他發表的許多有關社會主義計劃的著作——從1928年的《工資》到1970年的《社會主義計劃若幹問題》，都探討了市場與計劃的關系以及生產資料的生產與消耗資料的生產之間的適當平衡的問題。他的關於價值理論、關於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著作，在若幹年內幾乎是英國唯一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代表作。他對價值論的解釋，特別是後來的著作（1970年和1973年），深受李嘉圖和斯拉法的影響，他還與斯拉法合作出版了李嘉圖的著作。



參考書目

① 《劍橋經濟學雜志》（莫里斯·多布紀念專輯）。
② 莫里斯·H·多布：《資本主義企業和社會進步》，1925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工資》，1928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政治經濟學與資本主義》1937年英文版。
⑤ 同上作者：《資本主義發展研究》，1946年英文版。
⑥ 同上作者：《論經濟理論與社會主義》，1955年英文版。
⑦ 同上作者：《福利經濟學與社會主義經濟學》，1969年英文版。
⑧ 同上作者：《亞當·斯密以來的價值和分配學說》，1973年英文版。
⑨ 同上作者：《自傳隨筆》（1965），1978年英文版。
⑩ R.H.希爾頓編：《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1976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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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2:16:05

家務勞動

　　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女權運動人士對婦女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受壓迫的物質基礎的探討，曾被恩格斯（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69頁）、倍倍爾、列寧、托洛茨基和其他人看作是通過把婦女排斥在社會生產之外而使其遭受經濟壓迫的家務勞動，已成了馬克思主義思想和現代女權運動的一個公認的範疇（參看女權運動條目）。以前論述婦女問題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往往只是從她們在勞動市場中的不利地位來尋求其受壓迫的原因的，造成這種不利地位的原因是婦女只是在家庭內部從事勞動。而家庭本身又被看作是上層建築的一部分，認為它的主要作用僅是意識形態上的。人們所以重視家務勞動這一問題，看來是為了通過承認勞動也在家庭內部進行這一點來糾正上述多少有點矛盾的見解，他們認為應該承認性別分工的最主要的形式就是家庭內部進行的家務勞動（主要由婦女承擔）和為資本進行的工資勞動（男女都從事，但主要是男性從事）。把經濟的範圍擴大到將大多數婦女勞動也包括在內，就可望對婦女遭受壓迫的問題從物質上作出解釋。
　　種種爭論導致了這場關於要為家務勞動付工資的辯論，主張這樣做的人認為家務勞動是為資本產生剩余價值的生產性勞動，因為它提供了特殊的商品勞動力。在這些方面，除了家庭主婦不是雇傭的以外，家庭完全象一個資本家的工廠。因此，家庭主婦也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不過比那些領工資的人更受剝削而已。所有這些說法，都受到那些反對給家務勞動支付工資的人反對。他們認為這樣做將會把婦女的地位只局限在家中，家務勞動是在不同於為資本進行的雇傭勞動的生產關系下進行的，它與工資勞動的不同不只表現它不是雇傭的這一方面。
　　共同的基礎在於家務勞動是在家庭內部生產供生產者家庭成員直接消費的使用價值的，它有助於勞動力的再生產。不同於為資本進行的雇傭勞動，家務勞動很少受分工、協作或專業化的制約。辯論的焦點是，馬克思的哪些範疇適用於家務勞動、它的產品、它的生產關系及其勞動者。
　　第一，人們論證說，家務勞動不是商品生產，因而並不生產價值，也更不可能構成剩余價值的來源。這一論點可以從兩個方面論證。一是根據勞動力這一商品的特殊性質，勞動力並不“象任何其它東西”一樣構成商品（參看勞動力的價值條目），它不同於一切其它商品，它不是由任何勞動過程生產出來的。相反，它是活的人類的一種屬性，而活的人類是靠自己消費使用價值來維持生存的（但不是靠消費使用價值生產出來的），其中有些使用價值就是由家務勞動提供的。二是依據可以從市場上獲得大部分家務勞動的替代勞動，因而不同意把勞動力看作是家務勞動的產物。如果在家中烤面包的家庭主婦是生產性勞動力，那末為出賣而生產面包的面包師為什麽不是生產性勞動力？如果我們把這一邏輯延伸一下，那末勞動力就會成為許多實業的產物了，勞動力的生產當然也就不是家務勞動特有的性質了（見“參考書目”6和10）。
　　事實上，有人認為家務勞動不應以其產品而應以其生產關系（一種不屬於價值生產的生產關系）來加以鑒別。因為家務勞動的產品是不為銷售而生產的，所以它的勞動過程不受價值規律作用的支配，即不受競爭的強制力量的支配；而競爭的強制力量則要保證把用於商品生產的勞動時間減少到最低限度。只有在這種條件下，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概念才有社會意義。沒有價值規律的作用，就沒有勞動借以獲得抽象勞動特征的手段，而只有抽象勞動才構成價值的實質（見“參考書目”9和7）。所以，如果家務勞動不生產價值，它當然也就不可能生產剩余價值，但這並不一定意味著家務勞動不能生產剩余，或不能以某種方式獲得不是價值的另一種剩余。如果能夠證明存在一種家務勞動所持有的剩余獲得的方式，那末這種勞動就構成了一種獨立的生產方式，而作為家務勞動者的家庭主婦也就形成了一個獨特的階級，只不過它所受的剝削方式不同於工人階級而已（見“參考書目”3、5、6和8）。
　　與此相反，也有爭論說，家務勞動不能構成生產方式，因為它的生產關系沒有自我再生產的能力。盡管家務勞動不生產自己的生產資料，但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卻被應用於所生產的商品投入中去。那種認為應把這種情況看作是依附於（但不同於）資本主義方式的“附庸的”生產方式的觀點，是沒有認識到這兩者之間實際上是一種象征的關系——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依賴家務勞動向它提供勞動力——也沒有認識到這樣一點，即如果作為在理論上具有獨立自我再生產的能力從而符合歷史時代特征的標準依然是生產方式必要條件的話，那末需要重新定義的正是傳統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概念（見“參考書目”7）如果承認這一點的話，那末就沒有必要把家庭主婦看作是一個獨立的階級。而且生產性勞動與非生產性勞動之間的區別只與雇傭工人有關，不適用於家庭主婦，因為生產性勞動是資本從中獲取利潤的勞動，這種勞動涉及到兩種交換：一是購買勞動力進行的交換，另一是銷售其有用產品時的交換。這兩種交換都不包括家務勞動，家務勞動的產品不出售，它也不是雇傭勞動（見“參考書目2和4）。
　　如果為把家務勞動包括進而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重新定義的話，那末它將包含兩種形式的勞動，而且這兩種勞動形式勞動之間的區別並不明確表示不同的階級。但這種分類就不再區別每種勞動形式中所包含的工人了；也根本沒有必要使這種分工與人們之間的區分相一致。雖然這可能與雙重使用婦女的生命力的現實相符合，但卻不能說明性別的分工，因為在這種分工中婦女主要是從事家務勞動。既然揭示性別歧視的物質基礎是這場辯論的原本目的，那末在這一點上就應當認為是一種失敗。這並不完全使人感到意外，因為辯論本身純粹是要從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內部的雇傭勞動的分析中得出馬克思主義的概念是適用還是不適用的問題。要進一步深入，，就需要有從對家務勞動和婦女壓迫的研究中所得出的各種概念。這些概念首先是一些區分男人和女人的概念，而不是重新搬出馬克思分析雇傭勞動的那些性別不分的範疇。承認性的差別無論是否會根本改變後一類範疇，都有待於對雇傭勞動中的性別分工作更充分的分析。但對家務勞動來說，一旦提出關於再生產這樣的重要問題，就必然會涉及特定的性範疇。有趣的是，這場辯論正是圍繞這些問題展開的，而且如果要分析婦女受壓迫而不分析家務勞動中所涉及的特定的工人範疇，那我們將不得不再回到原來的問題上去。為避免這種疏忽，就必須澄清被看作是在家庭內部從事的私人勞動的家務勞動與被看作是包含在再生產中的勞動的家務勞動之間的關系。



參考書目

① M.庫爾森，B.馬格斯和H.溫賴特：《家庭主婦及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勞動——一種批判》，1975年英文版。
② M.達拉·科斯特：“婦女與社會顛覆”，載《婦女的力量與對社會的顛覆》，1973年英文版。
③ C.德文菲：《主要的敵人》，1977年英文版。
④ T.費伊：《家務勞動——對家務勞動及其與生產過程關系的分析》，1976年英文版。
⑤ J.加德納：《家務勞動的政治經濟學》，1973年英文版。
⑥ J.哈里森：《家務勞動的政治經濟學》，1973英文版。
⑦ S.希梅爾來特和S.莫恩：《家務勞動與資本》，1977年英文版。
⑧ M.莫利紐克斯：《家務勞動辯論沒有涉及的方面》，1979年英文版。
⑨ W.塞科巴：《家務主婦及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勞動》，1974年英文版。
⑩ 同上作者：《家務勞動——答批評者》，1975年英文版。


捷爾任斯基

　　捷爾任斯基是波蘭社會民主黨創始人，活躍於波蘭和俄羅斯的革命運動。俄國革命後，他成為了契卡（1917年12月成立）的首任領導人，在1924年後領導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後來他成為斯大林的支持者；最終死於心臟病發作。

　　“會議以捷爾任斯基的報告開場。他是一個奇怪的苦行僧/禁欲主義者。在華沙的監獄里時，他堅持要幹倒泔水這樣的臟活，去清理別人的牢房而非先理會自己的；他認為一個人如果力所能及的話，應該把全部不好的事情攬在自己身上，而非讓其他人來承擔。當俄國的革命事業陷入危機時，他擔任了最不受歡迎的職位——全俄肅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員會主席。在過去十八個月的時間里，他表現出獨特的勇氣與正直。當左派社會革命黨（Left Socialist-Revolutionaries ，Left SRs）發動兵變時，他只身一人前往對方的大本營，相信自己能說服他們——即使最後被他們逮捕時，捷爾任斯基也無懼被槍決的危險，以至於本來派去看守他的士兵最後反而釋放了他，並棄暗投明。捷爾任斯基的身材又高又瘦，臉上洋溢著狂熱的激情——容貌與聖·方濟各的一些經典肖像如出一轍，是反革命分子與罪犯們的噩夢。他是一個非常糟糕的演說家，在講話時他望向聽眾們的上方，顯得好像根本不是在對他們而是在對著某個肉眼見不到的人講話。甚至在談到一個他自己完全了解的話題時，捷爾任斯基也經常令人好奇地、無法利索地發言。有時候他需要停下來，換種表達方式，有時候會無法把話講完：他會說著說著，就在一個句子中間用一種稍顯奇怪的、帶貶抑語氣的重音來結束講話——好像在說：“我的發言到這里就可以結束了。至少看起來如此。”
　　──亞瑟·蘭瑟姆（Arthur Ransome），1919年在俄羅斯

生態

　　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巨大擴張趨勢看作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必要條件,但也著重指出了這種生產方式的破壞性的行為。然而，隨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人們越來越片面地強調上述觀點的前半部分，直到斯大林最終認為只有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能為生產力的發展提供最適宜的條件的情況下，社會主義才能顯示出對資本主義的優越性。
　　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恩格斯就已指出工業的擴張對自然環境造成了各種破壞性的後果，與此同時，馬克思也指出“生產過程的資本主義轉化同時表現為生產者的殉難歷史”，而且“資本主義農業的任何進步，都不僅是掠奪勞動者的技巧的進步，而且是掠奪土地技巧的進步”；從長遠來看這種進步將“破壞土地肥力持久源泉”。“因此，資本主義生產發展了社會生產過程的技術和結合，只是由於它同時破壞了一切財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資本論》第1卷，第552—553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在《資本論》第3卷中，馬克思又明確地提到人類有為後代保護人類生活的生態先決條件的義務，他指出：“從一個較高級的社會經濟形態（即社會主義——本條目作者）的角度來看，個別人對土地的私有權，和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私有權一樣，是十分荒謬的。甚至整個社會，一個民族，以至一切同時存在的社會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們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並且他們必須像好家長那樣，把土地改良後傳給後代”（《資本論》第3卷，第875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參考書目

① 魯道夫·巴羅：《一種新政策的要素——論生態與社會主義的關系》，1980年德文版。
② 伊林·費切爾：《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中的進步信念與生態》，1982年德文版。
③ 威廉·列斯：《自然的統治》，1972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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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2:17:18

經濟危機

　　在探討危機理論時，我們必須把總危機同局部危機和經濟周期區別開來；總危機是指再生產的經濟和政治的關系的全面崩潰，而局部危機和經濟周期則是資本主義歷史的正常現象。在資本主義生產中，追求利潤的個人願望會同社會分工的客觀必然性周期性地發生沖突。局部危機和經濟周期僅僅是該制度把上述個人願望與客觀必然重新結合起來的固有的方法。當制度健全時，它會很快地從其固有的失調動亂中恢覆過來。但如果制度不健全，則恢覆期越長，恢覆就越沒有生氣，其進入長期蕭條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比如，在美國，從1834年到現在的150年中雖然出現過35次經濟周期和危機，但只有兩次——1873-1893年和1929-1941年的大蕭條——稱得上是總危機。當前資本主義世界所面臨的問題是：在這一統計表中會不會有一天再增加1980年的大蕭條這一次（見“參考書目”10和3）。
　　在分析資本主義制度時，馬克思常常提到它的“運動規律”。比如，他認為利潤率趨於下降就是一個一般規律，但同時又指出“阻撓和抵銷這個一般規律的作用”（《資本論》第3卷，第258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的起反作用的趨勢。因此，人們自然會提出這樣的問題，即“規律”怎麽會從趨勢和相反的趨勢中產生呢？回答這個問題有兩個基本方法。一方面，可能是從概念上把各種趨勢看作是基於同等基礎起作用的趨勢。資本主義導致一系列的沖突的趨勢，而某個特定歷史的“緊要關頭”的各種力量的平衡則決定制度的最終方向。從這個角度來說，結構性改革和國家幹預似乎具有很大的潛力，因為在正常的情況下它們能夠左右各種力量的平衡，從而實際上支配其後果。後面我們將可以看到，這一總的見解是大多數現代馬克思主義危機理論的基礎，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
　　另一方面，馬克思對這一問題的看法則不同。他認為，重要的是區分占有支配地位的趨勢和各種起抵銷作用的次要趨勢，因為後種趨勢是在前者所規定的範圍內起作用的，由於占支配地位的趨勢起因於制度本身的性質並賦予制度以強大的推動力，所以次要的趨勢實際上是在原動力的範圍內起作用的，或者說被納入一定的導向的（在這些範圍內，次要的趨勢也可以只作為基於同等基礎的沖突的趨勢而起作用）。從這一高度出發，那些結構性的改革、國家的幹預以至未能觸動制度的基本實質的階級鬥爭，只具有有限的潛力，這正是因為它們最終將會從屬於該制度的內在的動態。
　　現在我們可以劃分出兩種主要的危機理論，這種劃分同探討資本主義歷史的兩種不同的方法是一致的。一是可能性理論，它基於這樣一種看法，即認為規律是各種沖突趨勢的產物；根據這種理論，每當歷史的決定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相結合時就會出現總的危機。另一是必然性理論，它基於這樣的看法，即認為規律是使各種抵銷的趨勢處於從屬地位的、內在的占支配地位的趨勢的表現；按照這種理論，定期出現總危機的特定形式和發生的時間，在一定範圍內是由歷史和制度的因素所決定的）。下面我們將考察一下現代的馬克思主義危機理論是如何具體解釋上述兩種理論的。

　　可能性理論

　　這種理論可以分為兩大類：消費不足——停滯論；工資壓縮理論。
　　第一，消費不足——停滯理論。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它的純產量的貨幣價值等於支付工人的全部工資加上資本家所得的利潤。由於工人的所得少於純產量的總值，因此他們的消費永遠不足以把純產量的總值購買回來，工人的消費產生了“需求缺口”。而且利潤對工資的比率在增殖的價值中所占的份額越大，這種需求缺口也越大。當然資本家也消費其部分利潤，這有助於填補一部分缺口。但是資本家的大部分利潤不是消費掉而是儲備起來的；按照凱恩斯的說法，這些儲備被看作是需求的“滲漏”，其最終的基礎依然是限制大眾的收入和消費。如果相當於資本家儲備的這部分需求缺口不填補上的話，那末部分產品就銷售不出去，或至少不能按正常價格進行銷售，結果整個體系就要收縮，直到利潤降低到使資本家被迫消耗其全部收入——在這種情況下，就不會有（純）投資從而也就談不上增長。因此，資本主義經濟的內在經濟邏輯易於使資本主義經濟趨向於停滯。
　　當然，需求的缺口不僅可以通過消費，而且也可以通過投資需求（工廠和設備的需求）來填補。投資需求越大，該體系的生產水平和就業水平越高，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也就越快。因此，該體系的最終運動，歸根到底將取決於資本家的儲蓄計劃所導致的停滯趨勢與資本家的投資計劃所導致的起抵銷作用的發展趨勢之間的相互作用。資本家所以儲備，是因為作為個體的資本家他們必須為生存而努力發展。但是只有具備客觀可能性時，他們才會投資，而且這些又取決於兩個因素。具體地說，就是當某個特定的資本主義國家（19世紀的英國和20世紀的美國）的霸權能使它對國際政治經濟的穩定性加以協調並鞏固時，也就具備了發展大規模商業貿易活動的基礎；當大批新產品、新市場和新技術同時出現時，要具備為大規模投資所需要的動力。只有基礎和動力同時具備，發展的因素才會蒸蒸日上。然而，隨著動力的耗盡和資本家之間的競爭對基礎的不斷損害，各種對立的因素在某些方面會重新表現出來，而停滯就會成為一種趨勢——當然，這種局面將一直延續到新的統治秩序（也許通過世界戰爭來促成）和許多新的發現能開創出另一個發展時代為止。
　　壟斷權力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在現代資本主義中，據說少數實力強大的企業能支配各自的行業，通過限制產出和擡高價格它們能夠靠犧牲工人和小資本家的利益而使收入的再分配有利於自己。鑒於大資本家把較大份額的收入儲備起來，所以總的儲蓄額將增加；另一方面，為維持價格和利潤，大企業將只限於在本行業中進行投資，從而減少了可利用投資的出路，由於加大了需求缺口並同時減少了投資的機會，因此，從理論上講，壟斷將使停滯實際上成為不可避免的事。當然，實際上戰後的“壟斷資本主義”直到最後“一直享有長期的繁榮……在許多方面超過了它先前的歷史”（見“參考書目”14）。所以，由於存在著非常強有力的抵銷因素，諸如戰後的美國霸權、新產品、新技術和軍事費用等等，這一切又足以說明實際上並不存在停滯現象。
　　在這樣一種框架內，任何可以加強和指導發展因素的經濟幹預，顯然在原則上都可排除停滯的威脅。比如，凱恩斯經濟學就宣稱國家不管是通過本身的開支還是通過刺激私人消費，均可使產出和就業達到社會期望的水平，從而最終決定資本主義經濟的運動規律（參看凱恩斯和馬克思條目）。消費不足論者也並不否認這種可能性。他們只是認為，由於現代資本主義的特征是壟斷而不是競爭，因而這種幹預並不是普遍可行的。壟斷會加劇資本主義停滯的趨勢，而當停滯出現時，國家就會通過刺激總需求來抵銷這種趨勢。但接著壟斷者將以擡高價格而不是以擴大生產和就業來與之對抗（就象各競爭的企業所做的那樣）。因此，國家力量與壟斷力量之間形成的對峙局面將導致停滯加通貨膨脹即“滯脹”（見“參考書目”14、5和13）。如果國家退出這場鬥爭並采取緊縮措施，那我們就會處於衰退甚至是蕭條的局面。從這一觀點來看，由於國家不願同壟斷集團對抗，所以危機的出現本質上是一種政治事件。凱恩斯理論認為國家有駕馭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能力，而一旦認可這一前提，則危機的形成和擺脫就成了運用這一能力去實現政治目標的問題。因此，人們將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即一項通過價格控制、調節和有力的經濟計劃來削弱壟斷勢力的政治方案，將擊中通貨膨脹的要害，而增加社會福利費用和提高工資則不僅使工人階級而且也會使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獲益（通過縮小需求缺口）。因此，假如能對國家施加足夠的壓力，那末資本主義制度的各種經濟矛盾就可以移置到政治領域並在政治領域內解決。
　　斯威齊本人故意避開了他論證中所固有的政治結論，雖然他警告說資本家本身也許會找到支配資本主義制度的新方法（見“參考書目”14第31期，第12—13頁）。但其他人就很少有什麽保留了。（參看哈林頓著《社會主義》，1972年英文版，第12章；又同一作者所著《民主社會主義組織委員會與左派》，1979年英文版，第29頁；以及《金元與理性》雜志各有關爭論文章，特別是1979年10月和1981年7月—8月各期；此外還可參看哥登等人合著的《改變公司的四種辦法》一文，載《民族》雜志，1982年5月15日英文版，第589—591頁）。
　　第二，工資壓縮理論。
　　工資壓縮理論企圖把總危機同利潤率持續下降的趨勢聯系在一起（參看利潤率趨於下降條目）。其出發點是承認假定其它條件相同，實際工資增長或工作日的長度縮短和工作日的強度減少時，潛在的利潤率就下降。按照馬克思的看法，假使其它情況均保持不變，剩余價值率的下降將導致一般利潤率的下降。然而，這不過是說實際工資的增加（為工作日的長度和勞動強度所作的調整）從趨勢上看將減低利潤率。如果利潤率趨於下降與這種情況無關，那末（調整的）實際工資的增加僅僅只是促進先前存在的利潤率的下降。這正是馬克思所論證的，我們將在下一節里看到。但如果利潤率趨於上升的話，那未只有實際工資有足夠迅速的增長，才能表現出利潤率的實際下降。這就是工資壓縮理論者的典型主張。他們假定實際工資不變，技術改造也有助於提高利潤率和提高利潤對工資的比率。
　　這一理論的一種看法認為，這種利潤率的一升將直接刺激投資高漲；該理論的另一種看法則認為，利潤對工資的比率的提高以及壟斷力量的不斷增長將擴大需求缺口，從而導致該制度的停滯的趨勢，但國家能夠抵銷這一點從而維持繁榮；這實際上是消費不足或停滯理論的發展。無論是哪一種情況，如果繁榮期持續到足以使勞動市場變得緊張起來，而同時工人又如此富有鬥爭精神，以致他們的工資需求導致實際利潤率持續下降，那末最終就會爆發危機。從典型的意義來說，工資壓縮理論力圖把實際工資增長快於生產力的增長看作是這樣一種證據，即在危機背後起作用的是勞動力。
　　比如，通常處理所謂技術選擇的數理方法就認為，利潤率是趨於上升的，除非實際工資的增長逆轉了利潤率上升的進程（見“參考書目”12，第242—247頁）。大多數現代支持工資壓縮理論的人如羅默（見“參考書目”11）、鮑爾斯（見“參考書目”2）、以及阿姆斯特朗和格林（見“參考書目”1）都引證這一點。其他人，比如霍格遜（見“參考書目”7，第75—76頁），只是把有機構成的經驗穩定作為現代資本主義的特征。最後，卡萊斯基（見“參考書目”9）則通常被看作是提出下述論點的人，即國家幹預將把消費不足的趨勢變成工資壓縮的現象。應當指出的是，甚至在傳統的關於技術選擇的文獻中，實際工資高於生產率的增長，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足以導致利潤率的下降。這從沙克的圖解中可以很容易看出來（見“參考書目”12，第236頁），在這個圖解中，最大限度的工資率（縱截線）就是每個工人的純產量。
　　這里要指出的重要一點是，因為危機只有當工人的工資增加得“過多”時才會出現，所以這一理論在看待資本主義時是留有充分余地的，它既可以使工人的實際工資提高又可以使資本家的利潤率有所提高。從這一觀點來看，如果工人和資本家都作出充分的讓步，國家在原則上就可以設法覆蘇，而如果工人和資本家雙方都表現出某種克制，則國家就能進一步阻止危機。一般來說，可能必的理論的特征就在於：由於工人和資本家都承認國家有決定資本主義運動規律的權力，所以這種理論的支持者們的期望和前提都主要取決於這樣一種觀念，即甚至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政治也可能控制制度。如果這一前提不正確，那末圍繞著它而制定的戰略和策略無論如何也會導致嚴重問題。我們在下面將會看到，這恰恰是必然性的危機理論所包含的內容。

　　必然性理論

　　現代最主要的必然性理論，就是馬克思的利潤率趨於下降的理論。過去，甚至把某些消費不足論的變種（如盧森堡的主張）也都列為必然性理論，但一般都認為這主要是由於對這些主張本身論證的邏輯作了錯誤的理解而造成的。利潤率趨於下降的規律試圖說明，資本主義為什麽在經過長期的加速發展後必然會出現相應的減速發展時期並導致危機。對於消費不足論顯然是通過外在的因素（比如突然湧現的許多發現）來說明的東西，馬克思則是通過立足於潛在的利潤率的變化的內在因素來加以說明。
　　一切資本主義行動的動力都是利潤，而剩余價值則是其隱藏的基礎。為盡可能多地榨取剩余價值，資本家必須增加勞動日的長度或增大勞動日的強度，而最重要的是提高勞動生產率。而為了同其他資本家有效地進行競爭，他們必須同時降低單位生產的成本。增加固定資本就是要解決這兩方面的問題。簡單地說，相對於勞動力的固定資本的增加（生產的機械化）是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主要手段，而相對於產出的固定資本的增長（生產的資本化）則是降低單位生產成本的主要手段。然而，可以看到，在采用較先進的生產方法的基礎上，固定資本的增長也往往會引起利潤率的降低（參看利潤率趨於下降條目所引用的參考材料）。對首先采用這些規模較大、資本集約程度較高的方法個體資本家來說，較低的單位成本使他們得以降低價格、擊敗競爭對手而進行發展，從而以更大份額的銷售來抵銷利潤率的下降。但是，對整個資本主義制度來說，這將導致平均利潤率下降。雖然有各種因素可暫時抵銷這一下降趨勢，但這些因素只能在有限的範圍內起作用，所以利潤率的持續下降將成為一種主要的趨勢。
　　在一個長的歷史時期內，利潤率的這種下降趨勢對投資的影響，將造成總潛在利潤量的“長期波動”，即先是增加，接著便是降低和停滯。在後面這個階段，投資需求下降、生產能力過剩將成為普遍現象，而新的投資不足則會使生產率的增長放慢，因此實際工資在一個時期內就可能相對於生產率的緩慢增長而增長。換言之，無論是消費不足還是工資壓縮這類現象，都表現為盈利能力的危機效應。但是它們並不會導致總的危機，因為在資本主義積累範圍內存在著各種固有的機制，這些機制使能力適應有效需求，並使工資的增長維持在生產能力增長的限度之內（參看《資本論》第1卷，法文版中譯本，第25章；“參考書目”4）。
　　每一次的總的危機都會使弱小的資本受到巨大的破壞，使工人遭到沈重的打擊，而這些破壞和打擊，則又有助於通過加強集中和積累、通過提高全面的盈利能力來恢覆積累。這些就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天然的”恢覆機制。但由於利潤率的持續下降，因而每一次隨後出現的高漲都具有這樣的特征，即長期的利潤率和增長率一般都比較低，因此，在資本主義統治的世界里，停滯和世界範圍的失業問題在整個時期內將變得更為嚴重。因為這些問題是資本主義積累本身所導致，而不是由不充分的競爭或工資過多而造成的，所以國有幹預不管其意圖多麽好，也不可能完全“解決”上述問題。政治不可能也不會支配制度，除非它願意承認資本主義解決危機的方法需要損害工人階級的利益，而社會主義的解決辦法則必須摧毀資本主義制度本身。正如耶費（見“參考書目”15）所指出的，可能性理論所特有的對國家權力的依賴性，也許是一種危險的錯誤觀念（參看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條目）。



參考書目

① P.阿姆斯特朗和A.格林：《利潤率趨於下降的規律與寡頭制——對沙克的評論》，1980年英文版。
② S.鮑爾斯：《技術變革與利潤率——對置鹽信雄定理的簡單證明》，1981年英文版。
③ A. F.伯恩斯：《變化世界中的經濟周期》，1969年英文版，表11，第16—17頁。
④ P.加雷納尼：《關於消費、投資及有效需求的筆記——答瓊·魯賓遜》，1978年英文版。
⑤ C.哈曼：《危機的理論》，1980年英文版。
⑥ 魯道夫·希法亭：《金融資本》（1910），1981年英文版，第4部分。
⑦ G.霍格遜：《托洛茨基與宿命論的馬克思主義》，1975年英文版。
⑧ 羅塞爾·雅科比：《危機論的政治——對機械的馬克思主義批判之二》，1975年英文版。
⑨ M.卡萊斯基：“充分就業的政治特征”，載《論文選集》（1943），1971年英文版。
⑩ 10）E.曼德爾：《晚期資本主義》（1972），1975年英文版。
⑪ J.E.羅默：《關於利潤率下降的持續爭論——固定資本和其它問題》，1979年英文版。
⑿ A.沙克：“危機理論史導言”，載《危機中的美國資本主義》，1978年英文版。
⒀ 同上作者：《政治經濟學和資本主義》，1978年英文版。
⒁ 保·斯威齊：1979—1982年發表在《每月評論》第31（3.6）、32（5）、33（5.7）和34（2）期上的主要文章。
⒂ D.耶費：《霍格遜與能動改良主義》，1976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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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2:18:23

經濟學

　　參看政治經濟學條目。


經濟主義

　　這是列寧在1899年的幾篇文章中提出的概念（“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倒退傾向”，《論Proqession deroi 》——均載《列寧全集》第4卷）；這些文章批判了俄國社會民主黨運動中的某些集團把政治鬥爭同經濟鬥爭割裂開來、並傾全力於經濟鬥爭。列寧把這種態度同“伯恩施坦思想”聯系起來（參看伯恩施坦條目）。列寧寫道：“如果把經濟鬥爭當作某種獨立的東西來看待，那它就毫無社會主義氣味”（見《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279頁）。在較後的一篇文章（1901年）中，列寧把經濟主義定義為社會民主黨運動中的一種分裂傾向，認為它具有下列特征：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貶低社會生活中的意識因素；力圖限制政治鼓動和政治鬥爭；不懂得需要“建立一個強大的集中的革命者組織”。他的1902年的小冊子《怎麽辦》？就主要是針對經濟主義的，區分了工聯主義的政治和社會民主黨的政治，並譴責了“對自發性的崇拜”（即譴責了把趨向社會主義的自發運動看作是經濟發展的結果的觀念）。
　　可見，列寧主要是從實際政治背景出發來使用這一術語的。這一術語只在列寧關於需要建立一個集中的和有紀律的政黨來向工人階級灌輸發達階級意識這一比較廣泛的思想框架中占有一席之地（參看列寧主義條目）。但作為馬克思主義的一種形式，經濟主義也具有理論含義，這種馬克思主義強調（從其批判者的觀點來看，是過分強調）經濟基礎決定著整個社會生活（參看基礎和上層建築條目），而且一般說來，堅持馬克思理論的決定論。葛蘭西（見“參考書目”1第2部分第1節）是從其政治表現形式來著手探討經濟主義的——把經濟主義等同於工聯主義、放任的自由主義和各種其它形式的“選舉棄權主義”，這一切都表明在某種程度上反對政治行動和反對政黨。然而，葛蘭西接著又把經濟主義同社會科學中的特定理論傾向聯系起來，這種理論傾向就是“堅信存在著在性質上類似自然規律的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以及相信類似宗教的先定的目的論。”
　　在最近的辯論中，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參看結構主義條目）在駁斥基礎——上層建築模式和目的論的過程中，對經濟主義一直采取極其嚴厲的批判態度，雖然批判得很不恰當。普蘭查斯在其對共產國際關於法西斯主義的政策的研究（1974年）中，斷言這種政策是建立在特殊形式的經濟主義基礎之上的。他的這種經濟主義把帝國主義歸結為一種純經濟現象（直線經濟演變的過程），用經濟落後來解釋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但卻沒有解釋業已高度工業化、經濟發達的德國為什麽也出現了法西斯主義。就其各種意義而言，經濟主義以及對它的批判，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問題（這些問題也以其它方式提了出來）。經濟（以及技術）的發展在馬克思的歷史學說（參看歷史唯物主義條目）中的確切作用是什麽？特別是，針對作為人的能動作用表現出來的意識形態、階級意識和政治行動的（相對）獨立的影響而言，上述發展究竟有多大的分量？



參考書目

① 安東尼奧·葛蘭西：《經濟主義的某些理論和實踐的特征》，載《獄中劄記》第2部分，（1929—1935），1971年英文版。
② 弗·伊·列寧：《怎麽辦？》載《列寧選集》第1卷，第220—389頁。


教育

　　從19世紀40年代起，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許多著作就提出了馬克思主義教育觀的初步原理（比如《資本論》第1卷，第13章；《德意志意識形態》第1卷，第1部分；《哥達綱領批判》第4部分；《共產主義基本原理》）。正是在這一基礎上逐步形成了較系統的教育理論。十月革命及其對馬克思主義教育實踐的需要，大大推動了這一理論的發展（列寧、克魯普斯卡婭、勃朗斯基、馬卡連柯）。實際上，馬克思主義的教育理論基本是一種實踐的理論。對此作出貢獻的一些重要人物有倍倍爾、饒勒斯、蔡特金、李卜克內西、葛蘭西、郎之萬、瓦倫、塞夫。許多研究者當前正致力於進一步發展這一理論。
　　該理論的主要組成部分有以下幾點：

　　（1）對所有兒童一律實行義務免費公共教育，以確保消滅文化或知識的壟斷，消滅教育的種種特權。在最初的表述中，這只能是一種由各種公共機構所辦的教育。當時所以這樣提，是防止工人階級惡劣的生活條件阻礙兒童的全面發展。後來，明確地提出了其它目標，比如必須削弱家庭在社會再生產中的作用，必須根據平等的條件來培養兒童，必須利用社會化的群體力量。無疑，最成功的革命教育實驗，從馬卡連柯學校到古巴的學校，都是按照社會的方案來進行的。

　　（2）教育與物質生產相結合（或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把智育、體育和生產勞動結合起來）。這里所包括的目標，既不是進行較好的職業訓練，也不是反覆灌輸職業道德，而是通過確保人人充分了解生產過程來消滅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之間、觀念與實踐之間的歷史形成的差距。這一原則在理論上的正確性雖然為人們所廣泛承認，但其實際運用卻提出了許多問題（許多半途夭折的或只是部分獲得成功的試驗就證明了這一點），這在科學技術迅速變革的條件下，尤其如此。

　　（3）教育必須確保人的全面發展。隨著科學與生產的重新結合，人能成為完全意義上的生產者。在這一基礎之上，所有的人無論男女，其潛力都能得到施展。這樣將出現一個能夠滿足普遍需求的世界，使個人在消費、娛樂、文化的創造和享受、社會生活的參與、人際交往以及自我實現（自身創造）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充分施展才能。這一目標的實現，特別需要改變社會分工，而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迄今僅處於開創階段。

　　（4）社會在教育過程中被賦予新的巨大作用。學校的內部集團關系的這種改變（從競爭轉向合作和支持）意味著學校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將變得更為開放，並以教與學的相互促進和積極配合的關系為前提。

　　以上所概述的理論並沒有終結。對上述原則的解釋或依據上述原則所進行的實踐，還存在許多進退兩難的問題。在馬克思主義者之間以及在馬克思主義者與非馬克思主義者之間，正在對下列問題進行辯論：人的個性問題；“本性與教養”的問題；學校和教育在流行的社會決定論範圍內創新的可能性；以及教育的內容、方法、結構在促進社會變革中的相對重要性。



參考書目

① M.W.阿佩爾：《意識形態與學校的課程》，1979年英文版。
② 奧·倍倍爾：《婦女與社會主義》（1879），1886年英文版。
③ P.布爾丟和J.C.帕塞隆：《教育、社會和文化的再生產》，1979年英文版。
④ S.鮑爾斯和H.金蒂斯：《資本主義美國的教育》，1976年英文版。
⑤ 茲蘇薩·弗吉：《形成中的社會》，1979年英文版，第4章。
⑥ 保羅·弗雷爾：《被壓迫者的教育學》，1970年英文版。
⑦ 安東尼奧·葛蘭西：《可供選擇的教育學》，1973年意大利版。
⑧ 讓·饒勒斯：《社會主義與教育》，1899年法文版。
⑨ 保爾·朗之萬：《思想與行動》，1950年法文版。
⑩ 弗·列·列寧：《論國民教育部的政策問題》（1913），1963年英文版。
⑪ 同上作者：《青年團的任務》（1920），1966年英文版。
⑿ 同上作者：《關於綜合技術教育對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夫娜的提綱的意見》（1920），1966年英文版。
⒀ D.林登貝格：《共產國際與階級學校》，1972年法文版。
⒁ M.A.馬納科爾達：《馬克思與現代教育學》，1966年意大利版。


精英

　　精英論，特別是維爾弗雷多·帕雷托和加爾塔諾·莫斯卡所創立的精英論，是有意識地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這種理論與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對立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他們斷言社會分為占統治地位的集團和處於從屬地位的集團，是一個普遍的、不可改變的事實。用莫斯卡的話來說，就是“在一切政治有機體中都可發現的許多常見的事實和趨勢中，有一點十分明顯，一眼就可看出，這就是在一切社會中，從尚不發達的、剛剛接觸到文明的社會到最先進、最強大的社會，都出現了兩個階級——一個是進行統治的階級，另一個是被統治的階級”（莫斯卡：《統治階級》（1896），1939年英文版，第50頁）。第二，他們對統治階級的解釋也不相同；帕雷托主要是依據某些個人的優良品質來解釋的，認為這些優良品質產生了一切社會領域中的精英；莫斯卡則是從“有組織的少數人”或“政治階層”必然會統治無組織的多數人這種角度來解釋的，雖然他也提到了這些少數人具有“受到人們高度尊敬的和極其有影響的”個人品質。但是莫斯卡還提出了許多限定條件，並最終形成了較覆雜的理論（比較接近於馬克思主義），根據這種理論，政治階層本身是受各種（代表不同利益的）“社會勢力”的影響和制約的，並同大多數作為確保政治穩定的主要因素的次級精英聯在一起。這使葛蘭西（1949年）認為莫斯卡的“政治階層是一個謎……這一概念極其飄忽不定，伸縮性很大”（葛蘭西：《關於馬基雅維里的劄記》，1949年意大利文版）；雖然葛蘭西在其它地方曾斷定這所指的只不過是統治集團的知識分子階層。
　　米歇爾的情況就清楚地表明了上述觀點對馬克思主義的影響；米歇爾的關於政黨的研究（見“參考書目”3）就一直被認為是“某個從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轉向精英論陣營的人的作品”（見“參考書目”1，第81頁）。對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感到失望的米歇爾，質問社會主義的政黨為什麽會誤入改良主義的歧途，並得出結論說領導人必然要脫離黨員而混入現存的社會精英之中。他的“寡頭統治的鐵的規律”——就是利用了帕雷托和莫斯卡的思想，在某種程度上還利用了麥克斯·維貝爾的思想——系統地闡述了導致上述分離和領導人逐步成為黨的占支配地位的精英的條件。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一方面是由於教育和經驗所培育的領導人的能力和意志與“群眾的無能為力的狀況”存在著差距；另一方面是因為作為少數派的領導人組織得較好，而且能夠控制官僚機構。
　　布哈林在回答米歇爾的部分論點時指出，群眾所以無能為力是由當時的經濟和技術狀況所決定的，而在社會主義社會里這種情況就不存在了，因此，不存在什麽寡頭統治的普遍規律（參看布哈林：《歷史唯物主義》（1921））。在當前的馬克思主義者中間，普蘭查斯（見《政治權力與社會階級》一書，1973年英文版）籠統地考察了精英論，並且更為籠統地拋棄它，認為它對政治權力的基礎提不出任何解釋（這種說法很不確切）。其他的馬克思主義者或同情者則傾向於把精英論的某些因素納入自己的觀念，他們當然也傾向於承認人們（特別是米歇爾）提出了許多難以解決（雖然並非回答不了）的問題。在接受精英論方面走得最遠的思想家是深受維貝爾權力概念影響的米爾斯（見“參考書目”4）。他所以不用“統治階級”而用“權力精英”一詞，是因為在他看來“統治階級”一詞是個“貶義詞”，它的含義是經濟階級實行政治統治，而且“不允許政治制度及其代理人有充分的自主權”。接著，米爾斯又區分了美國社會的三個主要精英階層——經濟精英、政治精英和軍事精英。因此他就面臨一個沒有得到解決的難題，上述三個階層實際上構成了一個單一的權力精英，那末他們是如何聯結在一起的？其他人（如米里班德，見他他寫的《馬克思主義與政治》一書，1977年英文版）則主要是依據國家官僚政治來探討精英階層的，並特別涉及到這樣一個問題：即蘇聯和其它社會主義國家能否被看作是由官僚的“權力精英”進行統治的國家？這給分析上述社會的政治權力確實提出了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特別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看法，究竟應當把統治集團看作是精英人物呢？還是看作是有效的“占有”生產資料的階級？（參看階級條目）。
　　一般來說，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理論還需要發展一種更為確切的有關精英的概念，需要更全面、更嚴密地研究精英人物與階級之間的關系，這在考察社會主義政權及其領導人與追隨者之間的區別時，尤其需要如此，因為這種考察不僅涉及整個社會生活，而且涉及社會主義政黨本身。



參考書目

① 大衛·比瑟姆：《米歇爾和他的批判者》，1981年英文版。
② T.B.博托莫爾：《精英與社會》，1966年英文版。
③ 羅伯特·米歇爾：《政黨》（1911），1949年英文版。
④ C.萊·特米爾斯：《權力精英》，1956年英文版。


解放

　　根據標準的自由主義的觀點，自由就是不存在幹涉，或者從狹義上說，甚至不存在強制。我可以隨意幹其他人不得阻止的事情。馬克思主義繼承了源於斯賓諾莎、盧梭、康德和黑格爾這樣一些哲學家的廣泛而豐富的自由觀，這種自由觀把自由看作是自我決定。一般說來，如果自由就是對行為者的選擇自由不加限制，那末人們就可以說自由主義的傳統往往對這些限制可能是什麽（常常把它們限定為故意的幹涉）、相應的選擇是什麽（常常把它們限定為行為者實際上所想象或選擇的任何事情）以及行為者是什麽樣的人（他們被視為首先是在市場中追求自己獨立確定目標的孤獨的個人）作了非常狹隘的理解。而馬克思主義對有關的限制、選擇，對人行為則是從廣義上理解的。
　　具體地說，馬克思和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往往是從掃除人的解放的障礙的角度來看待自由的，也就是多方面地發展人的能力和創造一種符合人性的社會。在上述要掃除的障礙中，值得注意的是雇傭勞動的條件。正如馬克思所寫的：“他們自身的生存條件、勞動，以及當代社會的全部生存條件都是一種偶然的東西，它是單個的無產者無法加以控制的，而且也沒有任何社會組織能使他們加以控制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7頁）。克服這些障礙是一項集體事業，而作為自我決定的自由則是這樣一種意義上的集體事業，即人們以社會合作和有組織的方式對自然的和社會的生產條件進行控制：“人對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謂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統治的充分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第486頁）。只有聯合的形式取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上述的充分發展才能實現，這種形式的聯合“是個人的這樣一種聯合（自然是以當時已經發達的生產力為基礎的），這種聯合把個人的自由發展和運動的條件置於他們的控制之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5頁）。只有“在集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4頁）。
　　這種形式的聯合——體現集體控制、聯合或社會，體現發展多方面的個性和個人自由——究竟是個什麽樣子，馬克思和恩格斯從未說過，也從未考慮過這些價值之間或這些價值與其它事物之間可能出現的沖突。馬克思主義往往把考慮這些問題看作是“空想”。但是，上述解放顯然是馬克思主義整個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所謂的“批判理論”就是這樣理解的，它把上述解放觀看作是批判實際的（而且也許是未解放的）社會的出發點（參看法蘭克福學派條目）。
　　馬克思主義的較廣泛、較豐富的自由觀，往往使馬克思主義者不重視、乃至貶低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自由和公民自由。雖然馬克思明確地重視個人自由，但在《論猶太人問題》中卻把自由權同利己主義和私有財產聯在一起，在其它地方甚至還說過自由競爭只是有限的自由，因為它是建立在資本統治基礎之上的，“因此，這種個人自由同時也是最徹底地取消任任何個人自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下冊，第161頁）。一般說來，馬克思往往認為交換關系與真正的自由是不相容的。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在這一點上都是遵循馬克思的，而且，特別是自列寧起，往往表現出這樣一種明顯的趨勢，即不承認資產階級民主的“形式上”的自由是真正的自由。
　　這些說法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上是有害的。自由主義的自由與私有財產或利己主義並無本質的聯系；無論是經濟競爭或交換關系並不是生來都與有關各方的自由不相容的（這兩者所包含的對自我利益的追求無疑也不是必然同解放不相容的，除非把解放看作是以普遍的利他主義為基礎的）；資產階級的政治自由和法律上的自由的有限的特性，並不會使自由名不副實。不去證明資產階級自由在某些情況下（比如積累財產的自由）會妨礙其它更有價值的自由，不去證明資產階級自由在其它情況下（比如持不同意見的自由）是以一種十分有限的方式運用的，而只是認為撕去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假面具就必然會暴露資產階級自由是一種幻想的想法，是錯誤的。實際上，不把自由主義的自由稱為自由，則往往會以自由本身的名義來使全盤取消和否認這種自由的行為合法化。



參考書目

① 艾賽亞·伯林：《關於自由的四篇文章》，1969年英文版。
② 克里斯托弗·考德韋爾：《自由的概念》，1965年英文版。
③ G.A.科恩：《無產階級不自由的結構》，1983年英文版。
④ 拉雅·杜納耶夫斯卡婭：《馬克思主義與自由——從1776年直到今天》，1964年英文版。
⑤ 麥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奧多·阿多爾諾：《啟蒙的辯證法》（1947），1973年英文版。
⑥ 貝特爾·奧爾曼：《異化——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概念》（1971），1976年英文版。
⑦ 拉多斯拉夫·澤魯基：《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自由》，1979年英文版。
⑧ 艾倫·W·伍德：《卡爾·馬克思》，1981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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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2:19:35

馬克思時代的帝國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形形色色的帝國曾作過很多探討，其中包括古歐洲的羅馬帝國，在印度建立的不久就趨於衰落的莫臥兒帝國，以及當時正搖搖欲墜的中國滿清政權。馬克思和恩格斯幾乎是用看待歐洲內部的資本主義的同樣的眼光來看待他們那個時代的歐洲擴張主義的。歐洲內部的資本主義和歐洲的擴張主義雖然都是野蠻的、可惡的，但對那些遭受其害的人來說，它們又是走向進步的必要的刺痛。馬克思和恩格斯深信，固守陳規的非洲和亞洲已在它們這些地區和歐洲甚至最落後的國家之間，造成了巨大的差距。馬克思曾高度讚揚過一個他極其厭惡的人—古羅夫斯基伯爵，此人是沙皇勢力的工具，是泛其拉夫主義的代言人。馬克思所以讚揚他，是因為他不是鼓吹建立“反對歐洲和歐洲文明的聯盟”而是轉而致力於把亞洲的“停滯的荒原”作為斯拉夫發泄能量的恰當出路。因此，“俄國是一個日趨文明的大國”（《東方問題》，第98號文件）。沒有一個亞洲帝國可以被認為具有這樣的長處，即使一半處於歐洲的土耳其帝國也是如此。顯然，在馬克思看來，巴爾幹地區的半野蠻狀態就是由於土耳其的存在。如果這一地區的民族獲得自由，他們很快就會健康地發展起對沙俄的厭惡情緒，而實際上他們卻被迫仰仗沙俄的保護（見《東方問題》，第1號文獻）。
　　傅立葉的追隨者們，除了他們的空想社會主義之外，還為一種空想帝國主義擬訂藍圖，並對作為法國擴張領地的北非特別感興趣。他們希望通過與當地居民發展友好往來這樣一種基本上是和平的過程來進行這種擴張。馬克思和恩格斯並不懷有這種美好的幻想，然而象差不多所有的歐洲人一樣，他們也把法國對阿爾及利亞的征服看作是擴大文明的範圍。後來，當英國占領埃及時，恩格斯就很有把握地斷定說民族主義領導人阿拉比——帕沙不會讓外國金融資本家榨取農民，而只是希望由他本人來剝削他們。“在農民國家中，農民的存在為的是受人剝削”，他進一步指出，人們可能同情被壓迫群眾和譴責“英國人的暴行，但絕對不必因此支持他們現在的軍事對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44—345頁）。
　　但是這一總的看法並沒有妨礙他和馬克思對當地形勢的變化、占領者的動機及方法保持著警惕。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力圖創立帝國主義的理論，沒有一個這樣的理論能體現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一問題上的全部觀點。馬克思並不是對所有的殖民征服都持有歡迎的態度，如果它們只會妨礙他所認為的歐洲內部更為重要的事業的話，如第二次緬甸戰爭就是一個例子。1853年馬克思就為英國在這次戰爭中所采取的態度感到沈痛，他認為英國在那個工區的戰爭是出師無名的。那里沒有任何象在印度西北邊界那樣的戰略危險，也不存在所謂的美國陰謀的證據。實際上，除了“要給破落貴族找些營生”之外，沒有任何理由從事這場戰爭（《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28頁）——這一因素在後來的馬克思主義對英帝國主義的研究中可能估計不足。馬克思還指出隨著把亞洲的戰費“讓印度居民來負擔”，印度財政發生危機的日子就不會太遠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29頁）。同一年，馬克思把中國發生的動亂和造反歸之於英國的幹預和貿易，並富有預見地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即“這個革命將來會對英國並且通過英國對歐洲發生什麽影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頁）。
　　1883年在法國侵略印度支那期間，恩格斯曾把“交易所大老板的利益”看作是帝國主義在這一熱帶地區進行侵略的最直接的動機，現在這一動機又“直接地和毫不掩飾地”反映在對印度支那和突尼斯的殖民活動中（《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62頁）。由於霍布森、希法亭和列寧所代表的把資本輸出看作是帝國主義靈魂的後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對上述那樣看待帝國主義及其作用的基本見解，同樣很少加以注意。在隨後的一年，恩格斯把荷蘭在爪哇的統治看作是“國家社會主義的實例”，荷蘭政府“在古代共產主義農村公社的基礎上”組織商品作物生產，用於出口並侵吞利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91頁）。恩格斯認為，爪哇又一次象印度和俄國那樣，說明了“原始共產主義今天正在給剝削和專制制度提供最好的、最廣闊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12頁）並表示多麽希望這種統治消失。
　　大英帝國的一個明顯特征，是把幾乎沒有什麽土著居民的大片新拓殖民地包括在自己的版圖之內，而唯一能夠跟它遙相對應的是俄國在西伯利亞的情況。馬克思（後來的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也是一樣）雖然對這些領土的興趣遠不如對類似印度這樣的領土的興趣大，但他卻把《資本論》第1卷最後一章專門用於分析吉本·威克菲爾德的有組織的移民計劃。這一計劃的目的，是把英國的社會制度擴大到殖民地，其辦法是控制土地的出賣，使其保持高價，以防止移民有自己的農場；在威克菲爾德看來，移民有自己的農場就意味著財產的分散，會影響經濟發展。馬克思曾提到威克菲爾德對一個企業主的做法表示感慨，這個企業主帶了許多工人到澳大利亞西部，可一到達目的地，就發現所有的工人都逃走了。這是對資本主義真正實質的最好說明，金錢只有在有可供它剝削的工人的條件下，才會成為資本。
　　恩格斯曾預期象澳大利亞那樣的“真正殖民地”不久就會獨立。（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53頁）。1882年，在對加拿大的短暫訪問期間，恩格斯對其麻木不仁的狀況留下了很壞的印象（他主要參觀了法語區加拿大），認為在10年內它將樂於合並到美國去，因為美國已在那里獲得了經濟控制，而英國是不會提出反對的（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87頁）。在馬克思看來，當時由廢除奴隸而改變了的老的種植園已歸入“殖民地”的範疇。1865年，他和恩格斯都對“牙買加的暴行”感到公開的憤懣，恩格斯在給朋友的一封信（1865年12月1日）把這看作是對當時在飽受經濟困苦的黑人中間所爆發的一次小騷動的血腥鎮壓。在太平洋地區，英國的殖民者不久就展現了自己的抱負，而1883年恩格斯在評論兼並新幾內亞的計劃時曾把它看作是為昆士蘭甘蔗種植園尋求真正奴隸勞動努力的一部分（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92頁）。
　　愛爾蘭，這個英帝國主義的第一個犧牲品和英國蘇格蘭人殖民的第一個領地，使長期生活在英國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極為關切。曾打算寫英國史的恩格斯，在1856年訪問該島時對那里的貧窮和落後感到震驚（參看《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5—57頁）。馬克思則十分注意那里在饑荒和舊的高額地租制崩潰之後出現的由農業轉向畜牲業的經濟變化，驅逐可使農場得以鞏固的佃戶和大量移民的流入（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04—405頁）。對英國工人階級在大憲章運動之後未能表現出任何戰鬥的政治精神而感到困惑的馬克思，發現原因就在於資產階級能夠利用愛爾蘭的廉價勞動力以分裂工人階級。英國的工人憎恨愛爾蘭工人，蔑視他們，把他們看作是劣等民族的成員。馬克思寫道，如果英國的軍隊撤走，那末愛爾蘭就會立刻發生土地革命，從而也會在英國推翻土地貴族；這就為推翻資本主義開辟了道路（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78—382頁）。這一論證似乎並不象馬克思通常的論證那麽有說服力，這一次他像是在急不暇擇，抓住了靠不住的東西。



參考書目

① M.N.馬施金：《法國的社會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與殖民地問題》，1981年俄文版。


經驗主義

　　馬克思主義的傳統通常是敵視經驗主義的，至少在表面上如此，但這種敵視的確切目的和原因並不總是很清楚。在某種程度上，這源於這樣一個事實，即與其早期的唯心主義批判不同（當然部分也是由於這種批判），馬克思對經驗主義的批判從未系統地表述為是對哲學學說或體系的批判，而是實質上表現為對庸俗經濟學的批判。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盡管方法不同，都力圖彌補哲學方面的這一遺漏，而訴諸“辯證法”來解決他們認識論中所缺少的反經驗主義的內容。
　　雖然從未讚同過經驗主義，但年青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特別是在1844—1847年期間的著作中，卻信奉過某些具有經驗主義特點的論題。明確反對先驗論和任何先天觀念的學說，把知識看作是不可簡化的（甚至是唯一的）經驗的東西，往往貶低抽象本身並轉向培根的歸納法。然而，到《資本論》第1卷時，馬克思信奉通常稱之為“科學現實主義”的方法論已完全形成。他說“庸俗經濟學，在這里也象在其他各處一樣，抓住了現象的外表來反對現象的規律”（《資本論》第1卷，第341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相反，“日常經驗只能抓住事物誘人的外觀，如果根據這種經驗來判斷問題，那末科學的真理就會總是顯得不近情理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78頁）。經驗主義把世界看作是沒有聯系的各種現象的堆積，忽視了理論能動地組織和批判地改造這些現象所提供的事實的作用，而且看不到它的作用是力圖在思維中重現形成這些現象的本質關系。規律是結構的趨勢，這些結構不能從本體論上簡單地歸結為它們所導致的事件，而且通常是與這些事件不相同的；而認識這些規律，是作為社會的、歷史的產物而能動地體現出來的。因此，為了反對把事實作經驗主義的具體化和反對把事物人格化，馬克思致力於區分（可轉化的）認識過程和（不可轉化的）客體的現實性。
　　辯證唯物主義的傳統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傳統都反對經驗主義。但可以這樣認為，即前者由於其“反映主義”的認識論，而忽視了轉化性並恢覆到思辯形式的“客觀經驗主義，實際上把主體歸結為認識的對象。在西方馬克思主義那里，反經驗主義的論戰，既是針對辯證唯物主義又是針對資產階級思想的，它通常是要力圖證明它們所特有的概念如總體性（盧卡奇）、結構（阿爾都塞）或決定性的變革（馬爾庫塞）等，是真正馬克思主義所不可缺少的。然而，這一傳統往往轉向先驗論，既忽視了馬克思早期對理性主義的批判，又忽視了馬克思成熟科學著作的堅實的經驗基礎。因此，我們就可以這樣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傳統沿著馬克思早期批判黑格爾（特別是對黑格爾《法哲學原理》的批判）的路線，在實際上忽視了不可轉化性之後而趨向於“主觀唯心主義”的形式，暗中把認識的客體與認識的主體等同起來。
　　馬克思的著作是反經驗主義的，但並不反對以經驗為根據。就這一特點來說，馬克思主義可能會再一次作出這樣的選擇：即不是成為一個封閉的思想體系，而是成為一種經驗上來說是無限制的，從歷史的角度來說是逐步發展的，而且是注重於實踐的研究傳統（參看認識論；唯物主義；實在論條目）。



參考書目

① 西奧多·阿多爾諾：《否定的辯證法》（1966），1973年英文版。
② R.巴斯卡爾：《哲學的觀念形態》，1983年英文版。
③ G.德拉——沃爾佩：《邏輯是一門實證科學》（1950），1980年英文版。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

　　1820年11月28日生於巴門，1895年8月5日在倫敦逝世。作為威斯特伐利亞的烏珀塔爾一家紡織廠主的長子，恩格斯被培養成一位嚴格的加爾文教的教徒，而在離開中學後他又被送到不來梅去學習經商。然而，從中學時代起，他就逐漸樹立了激進主義的文學抱負。他先是對19世紀30年代的“青年德意志”運動的民主民族主義的作家非常感興趣，後來又日益受到黑格爾的影響。為推遲其商業生涯，恩格斯抓住服兵役的機會，而於1841年去了柏林，並同以布魯諾·鮑威爾為首的青年黑格爾派建立了密切的關系。在那里，他由於用筆名攻擊了謝林的黑格爾批判而顯得小有名氣。
　　1842年秋，恩格斯前往英國，到他的父親在曼徹斯特的工廠去工作。在莫澤斯·赫斯的影響下，恩格斯此時已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了，而且在赫斯的《歐洲的三頭政治》一書發表之後認為英國必然會爆發社會革命。在紡織區度過的近兩年時光以及同歐文主義者、憲章主義者的接觸，使恩格斯與鮑威爾集團疏遠了。出於記錄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中以那種感受，他確信“工業革命”所造就的新的力量——工人階級，將成為革命變革的工具。在離開英國到寫作《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的期間，他同馬克思進行了第一次重要的會晤。由於他們兩人都反對鮑威爾集團，並且對德國以外的工人階級運動的重要性抱有相同的見解，因此，他們同意合寫一部闡明自己立場的著作：《神聖家庭》。這部著作標志著他們終身合作的開始。當時他們所信奉的共產主義依然深受費爾巴哈的影響，雖然他們認為工人階級和政治更為重要。
　　然而，從1845年開始，馬克思由於部分受施蒂納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對費爾巴哈批判的影響，而闡明了自己對費爾巴哈和青年黑格爾派的理論立場。這是獨特的“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開端。根據恩格斯本人的說法。他在這一過程中的作用居於次要地位。然而，他的關於政治經濟學的著作，以及關於英國的工業革命與英國階級意識形成的關系的著作，卻對馬克思的全面綜合起了重大作用。此外，恩格斯對他們兩人闡發新思想的未完篇的共同著作《德意志意識形態》也傾注了大量心血。
　　從1845年到1850年期間是恩格斯同馬克思合作極為密切的一個時期。恩格斯同他的父親鬧翻了，並全力以赴地同馬克思在布魯塞爾和巴黎從事政治活動。他們的共同抱負是爭取德國的共產主義者同意他們的立場，並在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個共同綱領的基礎上加強與外國工人階級運動的國際聯系。為此，他們參加了德國正義者同盟（後稱共產主義同盟），並在1848年革命前夕為該同盟起草了《共產黨宣言》。在革命期間，恩格斯與馬克思一起在科倫的《新萊茵報》工作。1848年9月由於有被捕的危險，恩格斯去了法國，但於1849年初又返回了德國，並從5月到7月參加了武裝抵抗反革命反撲的決戰。他對軍事的興趣就是從這一期間開始的，而他對這一場革命的總的看法則反映在《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1852年）一書中。
　　在瑞士和倫敦住了一段時期（這期間共產主義者同盟最終分裂了）之後，恩格斯於1850年定居於曼徹斯特並重新回到他家的公司工作。他在那里一直呆到1870年。除了從事商業活動之外，他周濟了貧困的馬克思的一家，依然是馬克思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主要合作者，並在一系列範圍廣泛的新聞寫作中闡發他們兩人共同的立場。從19世紀50年代後期起，恩格斯對歷史唯物史觀與自然科學的發展之間的辯證聯系越來越感到興趣（參看自然科學條目）。他的關於這些論題的未完篇的著作於本世紀20年代被最終收集在一起，以《自然辯證法》為題在莫斯科發表。
　　在19世紀70年代，恩格斯已經可以舒適地過退休生活，並移居倫敦。由於當時馬克思的健康更加虛弱，恩格斯承擔了他們兩人的大部分工作，在第一國際的最後幾年的活動期間尤其如此。正是在這一政治活動中，恩格斯反對了德國社會民主黨中的實證主義的傾向，寫作了《反杜林論》——它是全面闡述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的最早嘗試。這一著作和根據它的某些部分而擴寫成的如《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等著作，使他在1880年到1914年期間的新的社會主義運動中獲得了巨大聲望。另外的著作，特別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和《路德維希·費巴爾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則加強了他作為哲學家的地位，甚至使他在第二國際期間的影響比馬克思還要大。在馬克思於1883年逝世之後，恩格斯於1885年到1889年期間就把主要時間用於編輯和出版《資本論》的第2、3卷了。但他仍積極參與建立第二國際的工作（參看國際條目），他把第二國際的建立既看作是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的最好工具，又看作是反對德法破壞性戰爭危險的屏障。當他正著手編輯《資本論》第4卷（後來作為《剩余價值理論》出版）時因癌癥故去。
　　1914年以前，恩格斯享有無比崇高的聲譽。正是由於他，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世界觀才在社會主義運動中得到了傳播，他在這方面的作用超過了馬克思（參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條目）。然而，在1914年和俄國革命後，他的立場引起了較大的爭論。雖然蘇聯的馬克思主義者強調他那些顯然是唯科學主義的著作是官方“辯證唯物主義”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但西方的社會主義者卻指責他是實證主義和修式主義。這兩方面的解釋都有嚴重的缺陷，因為恩格斯屬於前實證主義的一代。他僅次於馬克思本人，他的老師也黑格爾和傅立葉；應當從這種淵源去理解他對社會主義所作的解釋。



參考書目

① 特富爾·卡弗：《恩格斯》，1981年英文版。
② 同上作者：《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上的聯系》，1983年英文版。
③ W.O.漢德遜：《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生平》，1976年英文版。
④ 戴維·麥克萊倫：《恩格斯》，1977年英文版。
⑤ S.馬爾庫斯：《恩格斯、曼徹斯特和工人階級》，1974年英文版。
⑥ 瓊·加·斯叠德曼：“恩格斯”，載埃里克·霍布斯鮑姆所編《馬克思主義史》（1978），第1卷，1982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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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2:20:50

倫理

　　馬克思所提出的社會主義，並不是建立在主觀道德需要而是建立在歷史理論的基礎之上的。馬克思像他的前人黑格爾一樣，認為歷史是漸進的。然而，歷史進程中的進展是辯證地實現的；也就是說，是在矛盾中並通過矛盾實現的。在馬克思看來，歷史發展的進程決不會結束。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並不是歷史的終點。根據馬克思的歷史理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作用，就在於為未來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創造物質前提。歷史本身正朝著為實現更美好、更人道的社會制度的方向發展，而自覺地了解這一客觀的歷史趨勢就可以使工業無產者加快這一歷史進程，“縮短新社會誕生的陣痛”。同上述有效地洞察歷史的見解相比，純主觀的道德需要總顯得沒有什麽力量。在堅持上述見解時，馬克思接過了黑格爾對道德主義的批判；不過道德評價依然是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所固有的因素。只在歷史朝著“更美好”、朝著解放無產者的形式而實現的“解放人類”的方向前進，推動歷史發展才能被認為是有價值的事業。（參看進步條目）。
　　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的意圖當然不是從道德上評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是力圖證明這種生產方式所不能解決的固有的矛盾。不過，他的批判包含了許多明顯的道德評價。“人剝削人”，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物化為“物”（貨幣、商品）之間的關系，對一切生產、自然和人類的生存的前提的破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所有這些消極後果都包含著道德的評價。然而，由於馬克思把這種生產方式的一切階段，包括殖民主義擴張階段，都看作是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的必要前提，所以他不得不認可上述消極方面。在一篇論述英國在印度統治的文章中，他寫道“的確，英國在印度斯坦造成社會革命完全是被極卑鄙的利益驅使的，在謀取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鈍，但是問題不在這里。問題在於，如果亞洲的社會狀況沒有一個根本的革命，人類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國不管是幹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這個革命的時候畢竟是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68頁）。
　　只有隨著社會主義的到來，這種造成進步的矛盾才能克服：“只有在偉大的社會革命支配了資產階級時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場和現代生產力，並且使這一切都服從於最先進的民族的共同監督的時候，人類的進步才會不再象可怕的異教神像那樣，只有用人頭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75頁）。
　　在對待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里是否存在道德，而如果必須有，那末這種道德將采取什麽形式的問題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不盡相同。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似乎認為將不再存在規定每個人的行為標準的道德。比如，在同愛爾維修和法國唯物主義者爭論時，他就曾寫道：“既然正確理解的利益是整個道德的基礎，那就必須使個別人的私人利益符合於全人類的利益。……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環境造成的，那就必須使環境成為合乎人性的環境”（《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7頁）。然而，恩格斯則認為歷史是向越來越高的道德形態前進的，這種進步似乎意味著勝利的無產階級的道德最終將成為人類的普遍道德。聲稱先前的道德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主張，實際上都是幻覺。比如，費爾巴哈的道德論“適用於一切時代、一切民族、一切情況；正因為如此，它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適用的，而在現實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絕對命令一樣軟弱無力的。實際上，每一個階級，甚至每一個行業，都各有各的道德，而且也破壞這種道德，如果它們能這樣做而不受懲罰的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36頁）。
　　馬克思主義的道德論的變化是同歷史論的變化以及歷史環境的變化相聯系的。當實證主義的進步論破壞並取代歷史進程中的事實與價值的統一時，就會出現從道德上補充馬克思主義的要求。當大多數修正主義者（伯恩施坦，斯陶丁格等）用新康德主義來補充馬克思主義時（參看新康德主義和新康德主義條目），考茨基（1906年）卻訴諸於原始的本能行動，在這種本能行動中，道德被看作是在“高等動物”中發現的“社會”動力。然而，由於面臨積極地和廣泛地幹預歷史進程的實際需要，和面臨俄國的落後狀況，列寧又把社會主義的道德任務看作是推動和加速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的勝利：“道德是為摧毀剝削者的舊社會，把全體勞動者團結到創立共產主義者新社會的無產階級周圍服務的”（《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305頁）。構成這一定義基礎的論點，顯然在於“共產主義社會”在道德上是高於現存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然而，這種把倫理道德完全工具主義化的做法，提出了手段與目的之間的關系這樣一個問題。科拉科夫斯基（是“參考書目”3）認為，存在著與維持道德目標在原則上並不適應的手段（比如真正的人道的社會），以往那種把“罪惡”當作實現進步的必然手段的看法（如馬克思論印度的文章），根本不同於那種由政黨有意識地計劃和利用“罪惡”手段的觀點（見“參考書目”3，第225—237頁；參看道德條目）。



參考書目

① 奧托·鮑威爾：“馬克思主義與道德”（1905-1906年），載《新時代》第24期，部分被翻譯收入博托莫爾和古德所編的《奧地利馬克思主義》一書。
② 卡爾·考茨基：《倫理與唯物主義史觀》（1906），1918年英文版。
③ 列澤克·科拉科夫斯基：《沒有選擇余地的人——論“目的高於手段”這一箴言的正確性》，1960年德文版。
④ 弗·伊·列寧：《青年團的任務》（1920），1966年英文版。
⑤ 斯維托查·斯托揚洛維奇：《理想與現實之間》，1973年英文版，第7章。


歐洲共產主義

　　資本主義民主國家中的許多共產黨——有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國這樣的大黨，也有許多的小黨——於20世紀70年代所創建的一種在戰略和理論上進行變革的運動；這一運動是對蘇共20大和圍繞它的事件（社會主義國家中的匈牙利和其它造反事件，中蘇分裂，國際政治中出現的緩和）以及戰後長期經濟繁榮所導致的先進資本主義社會結構方面的巨大變化，作出的反映。70年代前後，主要的歐洲共產黨已意識到今後政治上的成功將取決於它們對工人階級以外的選民——特別是“新的中產階層”——的感召力，和取決於它們與其它政治勢力建立切實可行聯盟的能力。
　　非布爾什維克化，是歐洲共產主義的核心，因為它對源於早期第三國際經驗的政治和方法的信奉程度已大大削弱了。在歐共許多黨看來，“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應是和平的、民主的，而且主要要用民族社會內部的原材料來構築。社會主義本身應是民主的，且要與國內社會發展邏輯相一致。采取蘇聯的制度模式——特別是一黨“資產階級專政”的模式——和模仿蘇聯的模式，一般應予以排除。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黨還提出“非斯大林化”和黨內生活民主化的主張。上述進程還意味著拒絕承認蘇聯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霸權地位。
　　意大利共產黨在1973年宣布了它的“歷史性妥協”戰略之後，成為第一個實行歐洲共產主義的政黨（歐洲共產主義一詞就是一位意大利記者首先創造出來的）。意大利共產黨設想通過與執政的天主教民主黨就一項民主改革的有力綱領結盟，而開始走向社會主義（見“參考書目”3）。西班牙共產黨在佛朗哥的統治下曾秘密活動了幾十年，此時也公開活動並選擇了類似的道路，包括讓忠實的共產黨員參與建設一個新的、先進的西班牙民主國家的工作（見“參考書目”1）。致力於同社會黨就一個民主改革的共同綱領結盟而力圖執政的法國共產黨，在其1976年的第22次代表大會上也朝著類似的方向前進，放棄了對蘇聯模式的忠誠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見“參考書目”6和7）。這三個共產黨的獨特的歐洲共產主義的立場，使得它們在1976年的東柏林共產黨會議上挫敗了蘇聯想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重新納入親蘇路線的企圖。
　　歐洲共產主義的早期設想到80年代就已落空了。意大利共產黨在1976年的選舉中獲得了較大勝利和加入多數派集團（雖然沒有參加政府）之後，天主教民主黨卻很少回報它們對議會的支持。到1980年，由於面臨政治僵局和經濟危機的後果，它的選舉的力量和群眾的力量——特別是工會——開始削弱了。然而，即使“歷史性妥協”已讓位於同意大利社會黨重新結成的“左翼聯盟”，但意共仍把歐洲共產主義作為一種戰略。比如，1981年意共由於蘇共操縱波蘭宣布了旨在破壞團結工會的戒嚴令而之關系大大惡化了，認為蘇聯革命的進步動力已經消失。因此，今後第三條道路——走向社會主義的第三條歐洲共產主義的道路，是不可避免的。
　　西班牙共產黨在爭取新的西班牙民主鬥爭的最初幾年中，在選舉和爭取工會力量（通過工人委員會）方面都未取得成功。相反，新的社會民主黨卻迅速積聚了西共曾渴望爭取及其歐洲共產主義戰略打算爭奪的大部分力量。部分由於這個原因，到80年代初期，西共成了分裂的地方主義和宗派主義爭論的犧牲品。在這些爭論中，西共總書記聖地亞哥·卡里略不願讓黨內生活民主化成為爭論的焦點。看來，該黨難免要衰落並無法打開局面。
　　法國共產黨則遵循另一條道路。象西共一樣，法共也“從上面”來推行歐洲共產主義化，雖然改變了戰略觀，但其黨內生活並未改變。因此，當左翼聯盟在選舉上表現出過於有利於社會黨時，法共領導在1977年以後突然宣布完全改變路線，放棄了歐洲共產主義以有利於重申過去的主張，即把工運中心主義、反社會民主黨的宗派主義、親蘇維埃同挫敗社會黨力量進一步增長的目標相結合起來。在這一過程中，黨內的親歐洲共產主義的勢力遭到了清除。法國1981年的總統選舉表明，這種從歐洲共產主義立場上的後退是加劇了而不是阻止了法共的衰落。然而，在密特朗的社會黨勝利之後，法共受環境和自己願望的驅使而再一次改變其戰略，同左翼結盟加入了內閣。但是，要重新恢覆正式的歐洲共產主義的立場，卻是難以辦到的。
　　因此，歐洲共產主義，作為在左派的傳統的共產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都沒有取勝的情況下而采取的一種爭取勝利的可行路線，曾在70年代受到過歡迎，但以80年代就已大大衰落了。在某些情況下——西班牙共產黨和法國共產黨——應變得太晚了，不足以阻止覆興的社會民主黨運動成功地占領了競爭的政治領域。就意大利情況而言，意共雖仍較信奉歐洲共產主義，但成功的前景卻無從捉摸。



參考書目

① 聖地亞哥·卡里略：《歐洲共產主義和國家》，1977年英文版。
② 費爾南多·克勞丁：《歐洲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1979年英文版。
③ 埃里克·霍布斯鮑姆編：《意大利的社會主義道路——接見赫羅希奧·納洛利塔諾訪談錄》，1977年英文版。
④ 彼得·蘭格和萬尼切利·毛利齊奧：《歐洲共產主義——專題資料匯編》，1981年英文版。
⑤ 尼內斯特·曼德爾：《從斯大林主義到歐洲共產主義》，1978年英文版。
⑥ 喬治·馬歇：《民主的挑戰》，1973年法文版。
⑦ 法國共產黨：《法國的社會主義》，1976年法文版。
⑧ 尼·普蘭查斯：《國家、權力和社會主義》，1978年英文版。
⑨ 喬治·羅斯：《法國的工人和共產黨人》，1982年英文版。


交換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社會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資本論》第1卷，第47頁）。這樣，馬克思開始了《資本論》的創作，並由此得出交換是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最直接的經濟關系。一切階級的所有的個人都必須要參與交換，但不一定參與生產。但交換只是整個資本流通的一個要素。要理解交換的含義，就必須透過其最明顯的外表去分析和揭示它賴以為基礎的階級關系。
　　就最直接的方面來說，交換表現為簡單的商品流通：商品C1—貨幣M—商品C2（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3章，第2節(a)）。商品C1—轉換為貨幣M，貨幣M又轉化為商品C2。所涉及的運動，是一組使用價值C2取代了另一組使用價值 C1。從原則上來說，交換結果中所包含的價值可能會不同。一個商品所有者增加的價值是另一個商品所有者所失去的價值。但總體上來說，總的交換價值必然保持不變。對資產階級社會來說，原則是必須實行平等交換，並可以概括為一個格言：公平的交易不是搶劫。因此，馬克思為自己確定的任務就是揭示甚至在這種公平交換的條件下怎麽還會存在著剝削的。
　　讓我們考察一下《資本論》第1卷第4章中M—C—M1資本總公式所涉及的交換。在這里，貨幣轉化為商品，商品再轉化為更多的貨幣，從而出現了剩余價值。只有購買的某種商品所生成的價值大於它本身耗費的價值，才能形成剩余價值。這種有關的商品就是勞動力，而作為能轉化為貨幣資本的勞動力的存在，正是資本主義階級的生產關系根本基礎之所在。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總是強調交換自由、所有權的神聖性和自我利益的追求。然而正是交換的這些特征掩蓋了隱蔽的階級關系。馬克思對這種情況作了如下的辛辣的概括：
　　“勞動力的買和賣是在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的界限以內進行的，這個領域確實是天賦人權的真正樂園。那里占統治地位的只有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自由﹗因為商品例如勞動力的買者和賣者，只取決於自己的自由意志。他們是作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締結契約的。契約是他們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現的最後結果。平等！因為他們彼此只是作為商品所有者發生關系，用等價物交換等價物。所有權！因為他們都只支配自己的東西。邊沁！因為雙方都只顧自己。使他們連在一起並發生關系的唯一力量，是他們的利己心，是他們的特殊利益，是他們的私人利益。正因為人人只顧自己，誰也不管別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預定的和諧下，或者說，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著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體有利的事業“（《資本論》第1卷，第199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交換顯然包括著生產者之間（和與非生產者之間）的關系。因此，它在不同類型的勞動之間形成等值的關系，從而構成作為價值實質的抽象勞動。這種價值形態表現為各種商品的使用價值之間的關系，從而具有商品拜物教的特征。貨幣在交換中的作用把交換中的作用把這種關系推向極端，使一切東西都具有自己的價格。生產者之間的社會關系成了並表現為物與物之間的物的關系。這是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必然伴隨物。但事態還在進一步發展。與“巨大的商品財富”相適應的市場意識形態和市場勢力是如此強大，以致常常按照自己的面貌去塑造一般的社會關系。比如，這種情況對那些不是商品交換的其它的交換形式也適用。對一知半解的人和卷入的經濟行為者來說，以契約或收取地產租金的形式來買賣生息資本似乎是實際交換中的特殊情況。相反，在馬克思看來，它們是可據以占有剩余價值的具體的形式。即使它們產生了表現為價格的租金和利息，但它們並不直接涉及商品。
　　一般來說，交換的影響超出了經濟關系，甚至擴大到不直接涉及市場本身的地步。比如，結婚就成了伴侶之間的一種隱隱約約的契約關系。總之，資產階級社會條件下的個人的原子化，使得他們之間的關系受到私有財產關系的支配，即使其中不存在著交換。所以，對經濟關系的崇拜浸透了整個社會關系。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說，這所以特別明顯，是因為要具有資產階級頭腦的人不根據工資、利潤和商品交換去看待非資本主義的關系是不可思議的。
　　因為交換是直接的經濟關系，所以它就易於被看作是經濟發展的原因。正如自由放任主義的價值觀是同交換的自由和協調聯系在一起一樣，經濟危機也就被看作是市場機制的一種失敗。這樣就提出了凱恩斯主義和這樣的思想，即工會將迫使工資治維持在可實現勞動的供求協調的水平之上。在對發達和不發達的理解上，某些人把不平等交換看作是因果性的因素，而馬克思則認為重要的是必須依據交換的平等去解釋資本主義的一致現象。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平等是資本主義內部的一種趨勢，然而作為交換的必然附屬物的競爭，則往往使這種現象成為跟隱蔽的現實相對立的東西。



參考書目

參看流通條目中的有關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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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2:22:13

剝削

　　馬克思是在兩種意義上使用這一詞的（按：exploitation一詞還可作“利用”的解釋——譯者）：一個是一般的意義，即為潛在的利益而利用某種東西；比如開發自然資源、利用政治形勢或利用道德偽善，他曾寫道：“身為父母的工人，令人十分憤慨地象十足的奴隸販子那樣販賣兒童。……資本主義的偽善們，卻在那里攻訐這種他們自己一手造成、使之永存並加以利用的獸行”（《資本論》第1卷，第434—435頁中的注122）。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剝削是一個實用的、包羅一切並具有獨特辯論力量的貶義詞，馬克思就把它主要用於攻擊資本主義。
　　它所具有的另一個更確切的含義，使它成為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主要概念。在任何社會中，只要其中的生產力的發展超出維持人們生存的最低限度的需求，從而有潛力發展、改變和維持自然的代謝，生產的剩余便可能產生剝削，這是階級社會的基礎。當一部分人生產出來的剩余產品歸另一部分人支配時，就出現了剝削。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各個階級的存在雖只是就彼此的關系而言的，但這種關系則取決於一定生產方式中存在的剝削形式。是剝削導致了階級沖突，因此，不同類型的社會，其中的各個階級以及為任何社會提供動力的階級沖突，都可以具有產生剝削的獨特方式。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剝削表現為工業資本家榨取工人階級的剩余價值，但其它的剝削階級或階層也參與剩余價值的分配（參看資本的形態和收入條目）。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獲得剩余價值的手段是靠所有權，因而資本主義的被剝削的階級即無產者，只能靠出賣自己的勞動能力來維持生存，雖然他們所擁有和出賣的勞動能力的具體素質也把他們分為若幹不同的部分（參看勞動過程；分工；中等階級；階級意識條目）。
　　資本主義不同於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因為資本主義的剝削通常並不采取直接的暴力幹預，也不利用非經濟的手段。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剩余價值，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的具體特征，特別是它與交換過程相聯系的方式而引起的。資本主義生產其所以產生剩余價值，是因為資本家用與工人勞動力價值相等的工資來購買工人的勞動能力的，但是由於資本家控制著生產，所以他們榨取的勞動大於他們所付工資的等價物，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把剝削看作是由勞動與工資的不等價交換造成的，馬克思與他們不同，在他看來，勞動與勞動力是有區別的，後者按其價值進行出賣，而前者則創造了剩余價值。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剝削是在參與者背後，是在自由和平等交換的虛偽口號下進行的（參看商品拜物教條目）。
　　“勞動力的買和賣是在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的界限以內進行的，這個領域確實是天賦人權的真正樂園。那里占統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自由！因為商品例如勞動力的買者和賣者，只取於自己的自由意志。……平等！因為他們彼此只是作為商品所有者發生關系，用等價物交換等價物。所有權，因為他們都只支配自己的東西。邊沁！因為雙方都只顧自己。”“（但如果讓我們）同貨幣所有者和勞動力所有者一道，離開這個嘈雜的、表面的、有目共睹的領域，跟隨他們兩人進入門上掛著‘非公莫入’牌子的隱蔽的生產場所吧！在那里不僅可以看到資本是怎樣進行生產的，還可以看到資本本身是怎樣被生產出來的。賺錢的秘密最後一定會暴露出來“（《資本論》第1卷，第199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但“賺錢”恰恰是資本家的剝削。它的秘密引起了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而且馬克思揭露了這一秘密以來，傳統的經濟學仍一直致力於再次掩蓋其真相。以前的生產方式並不需要上述的腦力勞動去揭露、展示和重新掩蓋其剝削方式，因為在以前的各種社會中，剝削方式是很明顯的，付出多少天勞動，或統治階級的代表索取多少谷物。資本主義是唯一把它的剝削方法隱藏在交換過程背後的社會，因此，為了洞察它，就必須對社會經濟過程進行研究。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使用的或適用於這種生產方式的計量剩余價值的方法，也掩蓋了剝削。因為利潤率（S/[C+V]）是剩余價值同包括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的全部預付資本相比來衡量單個資本獲利的大小的，即它是根據全部預付資本的量來占有剩余價值的份額的。但是隨著資本的擴大，利潤率會下降，從而掩蓋了剝削率會同進上升的情況，剝削應定為為剩余對必要勞動之比，所以剩余價值率是S/V（剩余價值/可變資本）。

利潤率趨於下降

　　利潤率趨於下降的規律是馬克思對導致資本主義積累的長期有規律運動的各種基本力量進行分析的結果。在長期的加速發展之後必然出現減速發展的相應時期，最終導致普遍的經濟嚴重失調。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就是這樣一個時期，而且根據某些馬克思主義者的看法，資本主義世界將會再一次瀕臨於這樣一種危機時期。應當指出的是，這種普遍化的經濟危機（參看經濟危機條目）完全不同於由諸如莊稼歉收、貨幣失調等特殊事件所引起的商業周期或局部危機這樣一些短期的周期性波動。商業周期和局部危機的原因可以用較具體的因素來說明，它們的周期性波動可以說是附屬於長期周期性波動的（見“參考書目”2）。一旦潛在的條件成熟它們就會觸發總的危機這一事實，只是突出了首先分析潛在傾向本身的重要性。
　　資本家活動的動力是獲取利潤的欲望，正是這種欲望使得每一單個資本家不是不在兩個方面進行搏鬥：一是在勞動過程中，為生產剩余價值而同工人進行鬥爭；二是在流通過程中，為以利潤形式實現剩余價值而同其它資本家進行鬥爭。在同工人進行較量的過程中，機械化是增加剩余價值生產的主要手段；而在同其他資本家抗衡的過程中，降低單位生產成本（單位成本價格）則成為競爭的主要手段。
　　簡而言之，馬克思認為較先進的生產方法將包括工廠的規模更大、資本集約程度更高，在這些工廠中就通常的使用能力而言，單位生產的成本將比較低。增大每單位產出的固定資本的數量，是實現大規模經濟的主要手段。因為規模較大的工廠可以使一定數量的工人把較大數量的原料相應地加工成較大數量的產品，原料和每一勞動力的工時產值都同時增加了。同時，每單位產出的固定資本較大，意味著每單位產出的折舊費用和輔助材料（電、煤等）的費用均較高，因此，對較先進的生產方法來說，資本化（單位產出的預付資本）的程度較高，意味著單位非勞動成本（單位不變資本C）也較高，而較高的生產率則意味著單位勞動成本（單位可變資本V）較低。總的來說單位生產成本C+V必然下降，所以後者的影響抵銷前者的影響必然是綽綽有余的。在一定的技術條件下，當現存的技術和知識達到極限時，單位產出投資的追加將使單位生產成本下降的幅度變小，可以看出，這意味著采取最低成本的方法，其利潤轉換率也就比較低，從而（根據置鹽定理）會導致一般利潤率的下降。
　　可以看出，上述模式意味著較先進的方法易於實現較低的單位生產成本，但這往往以較低的利潤率為代價。不過，競爭迫使資本家不得不采用這些方法，因為單位成本較低的資本家可以以犧牲其競爭對手的利益來減低價值、進行擴張——比如通過在市場上占有較大的地盤來抵銷其較低的利潤率的損失。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每一筆資本都力求在市場上占據盡可能大的地盤，並竭力排擠、排除自己的競爭者”（《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分冊，第552頁）。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範疇，上述過程可以用以證明即使實際工資和勞動日的長度及強度不變，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也會快於剩余價值率的增長，所以一般利潤率的下降不受勞動力方面任何變化的影響（見“參考書目”4和5）。
　　馬克思指出，各種起反作用的因素會減緩利潤率的下降，甚至能暫時扭轉這一趨勢。提高剝削程度、減低工資、使不變資本變得便宜、發展資本有機構成較低的工業、輸入廉價的消費品或生產資料、以及把資本轉移到有廉價勞動和自然資源的地方去，都可以提高剝削率、降低資本的有機構成而達到提高利潤率的目的，但是，因為這些反作用的趨勢恰恰是在嚴格的範圍之內起作用的，所以利潤率的長期下降表現為一種占支配地位的趨勢。
　　利潤率下降的趨勢，通過其對總利潤量（利潤總和）的影響，而導致普遍的危機。就已經投入的資本來說，利潤率的任何下降都會減少利潤總和；另一方面，積累會增加預付資本的股份總額，因而只要新資本的利潤率呈正數，也就會增加利潤的總和。因些，利潤總和的運動取決於兩種結果的相應的力量。但利潤率下降的趨勢會逐漸削弱投資的刺激，而隨著積累的下降，負效應就開始超過正效應，直到在某一階段利潤總和開始出現停滯。危機就是在這一階段開始出現的，雖然其具體形式受具體的制度和社會的因素制約。順便應當指出的是，上述過程意味著利潤總和呈“長期波動”的趨勢，先是增加，然後減少、停滯、最後陷入危機。因此，資本主義積累的長期波動現象，可以用利潤率的長期下降來解釋，這同（比方說）曼德爾所認為的利潤率呈上升和下降的趨勢正好相反。
　　反對這一理論的人一般都爭辯說，在資產階級的“完全競爭”的經濟概念中，這樣一個過程在邏輯上是被排斥在外的；還說無論如何經驗的證據並沒有證實這一理論。無論哪能一種情況，只要對它們賴以為基礎的新古典經濟理論和（或）數據進行批判性的考察，就很容易證明上述兩種看法哪一個也站不住腳，（見“參考書目”4、5、3和1。按：書目3的作者佩爾洛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書目1的作者哥登則是一個傳統的經濟學家，他們兩人都發現估計資本股本的傳統方法大大低估了資本股本，而這反過來又意味著大大過高估計了利潤率）。
　　在其它情況相同的條件下，工資較高，工作條件的改善都會直接降低利潤，而且也會進一步推進機械化，從而加倍地加劇利潤率下降的內在趨勢。然而，正如馬克思所強調指出的，這些和其它一些主要在制度改良方面所作的努力，必然只能在由盈利性、資本的流動性以及全世界的競爭所嚴格限定的範圍內起作用，因而依然要受資本主義積累的基本動態的制約。對國家幹預的局限性，也可以作類似的論證。
　　每一次危機都會加速弱小資本的全面崩潰，沈重地打擊勞動力。這些都是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恢覆的“天然”機制。每一次成功地恢覆又導致更大程度的集中和積聚，而且一般都會使長期利潤率和發展速度減低。因此，雖然其間的矛盾不斷激化，但在工人有足夠的階級覺悟和組織起來推翻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之前，並不會出現最後的危機（見A.科恩：《卡爾·馬克思的歷史學說》，1978年英文版，第201—204頁。參看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家；經濟危機條目）。




參考書目

① R.哥登：《罕見的事件》，1971年英文版。
② 恩·曼德爾：《晚期資本主義》（1972），1975年英文版。
③ V.佩爾洛：《制造業中的資本與產出比率》，1966年英文版。
④ A.沙克：《政治經濟學和資本主義——評多布的危機理論》，1978年英文版。
⑤ 同上作者：《馬克思的競爭與完全競爭的比較》，1980年英文版。
⑥ 同上作者：《新李嘉圖學派的經濟學——代數學的富有和理論的貧困》，1982年英文版。


虛假意識

　　參看意識形態條目。


家庭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依然支配著馬克思主義的家庭觀。恩格斯論證說，資產階級家庭是建立在丈夫與妻子之間的不平等的物質基礎之上的，後者生育財產的合法繼承人以換取膳宿。他把這種關系看作是一種賣淫，並把這種以實利為基礎的資產階級婚姻同只有在無產階級中才能發展起來的“真正的性愛”進行了比較；在無產階級那里，由於雇傭勞動，丈夫和妻子都獲得了受剝削的平等地位。
　　這一分析雖然無論從哪一個角度來說都易於受到批評，但它依然是對家庭所作的唯一的唯物主義的說明，而且在試圖解釋不同階級所特有的不同家庭形式方面有相當大的貢獻。但是，恩格斯的闡述是以尚有疑問的路·亨·摩爾根的進化的人類學為基礎的，把無產階級家庭中明顯的男人統治輕描淡寫地說成說“殘余”，而且沒有考慮家庭分工及壓在婦女身上的重擔；婦女除了照顧孩子和料理家務外，還要從事“額外的”雇傭勞動。
　　盡管有這些批評，但正如莫利紐克斯（見“參考書目”1所認為的，恩格斯考察的主要之點已成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傳統的官方家庭政策的基礎。蘇聯就可以作為這種政策的典型。一方面強調婦女投身於生產性的社會勞動，另一方面由於社會提供照顧兒童的設施，官方的意識形態則宣揚“勞動母親”的地位。列寧本人就竭力主張實行家務勞動的社會化，但正如女權運動評論家（參看女權運動條目）所指出的，對這種社會化的理解，從未把男人也包括在從事家務勞動的行列之內。在這方面，古巴的家庭法典體現了社會主義家庭改革的唯一進展，它責成丈夫與妻子一起平等地從事家務勞動和照顧兒童。
　　馬克思本人並沒有在恩格斯所提出的觀點之外再獨立地對家庭進行什麽分析，而且事實上表明，他本人的家庭觀是自然主義的和非批判的。比如，馬克思在論述工資和勞動力的再生產時，往往暗示工人是男性，婦女和兒童只不過是替代勞力和廉價競爭的威脅性的因素，馬克思並沒有對他的這種假定提出任何辯解。
　　在作為一個整體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中，家庭是一個長期有爭議的主題。《共產黨宣言》提出“消滅家庭”，但這種號召已逐漸變成為消滅資產階級家庭而支持無產階級家庭即社會主義家庭的方案，它已經遠不是那麽咄咄逼人了。這樣一種“社會主義家庭“往往是以假定的異性愛的一夫一妻制為基礎的，遠沒有達到以一般激進思想批判家庭的程度。因此，馬克思主義的關於家庭的思想，比起空想社會主義者、自由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和女權主義者的立場來，往往並不那麽具有毫不妥協的批判性。
　　20世紀的馬克思主義的家庭分析在法蘭克福學派的認識中達到了自己的高度，家庭被看作是一種社會的機構和意識形態，盡管其一切現象的特征具有私人性。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辯論常常轉而涉及這樣一些流行的難以解決的問題，家庭是已被國家“接管”了，還是處於“衰落”的過程中。
　　最近的馬克思主義的家庭分析集中於兩個領域。一是對不同的家庭形式作歷史的解釋。許多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都同意這樣的說法，即今天西方占統治地位的家庭形式具有19世紀的作為一個階級的資產階級的的特色；而這一認識已使家庭形式隨著歷史的變化而按照階級、種族集團等等有了更為明細的分類。另一種分析的主要興趣，在於用精神分析的含義去解釋家庭——當然這種探討在馬克思主義內部尚有爭論。
　　分析家庭碰到的最基本的問題，是家庭的定義。家庭一詞歷史上的兩個明顯的含義——（1）親屬關系的安排和（2）家務勞動的組織——業已趨向於合為一個概念，即生活在一起的親人。然而，必須承認，意識形態對家庭的影響遠遠超出了上述形式上的定義。




參考書目

① 馬克辛·莫利紐克斯：《新與舊的社會主義社會——爭取婦女解放的進步》，1981年英文版。
② 馬克·波斯特：《家庭的批判理論》，1978年英文版。
③ 丹尼斯·賴利：《家庭的左翼批判》，載《社會中的婦女》，劍橋婦女研究小組編，1981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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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2:23:16

法西斯主義

　　法西斯主義運動的興起和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期間幾個歐洲國家的法西斯主義政權的建立，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家面臨需要分析的新的迫切問題。主要的問題有兩個：一是什麽樣的經濟條件和社會條件導致了法西斯主義；二是什麽使得法西斯主義能得以取得勝利並摧毀了一些國家的工人階級運動？托洛茨基在1930年到1933年期間所寫的一系列小冊子和文章中，概述了法西斯主義的主要特征，他主要是系統地表述工人階級運動阻止德國法西斯主義推進的有效政治戰略的。他論證說，雖然法西斯主義群眾運動的社會基礎是小資產階級或中產階級，但它卻是晚期資本主義深刻的結構危機的反映，是壟斷資本主義（這是希法亭提出的）想以極權主義（參看極權主義條目）方式“組織”整個社會生活的趨勢造成的。鮑威爾（見“參考書目”2）對法西斯主義作了更系統的分析，認為法西斯主義是“三個密切相關的過程的產物”。第一，第一次世界大戰把許多人排斥於資產階級生活之外，使他們成為失去社會地位的人；大戰結束後，這些人成了法西斯主義的“民兵”，形成了具有軍國主義、反民主和民族主義思想的“保衛同盟”。第二，戰後的經濟危機使大部分收入較低的中等階級和農民趨於貧困，這些人於是拋棄了資產階級民主黨派，也糾集到上述“民兵”隊伍中去。第三，經濟危機減少了資本家階級的利潤，而要通過提高剝削程度來彌補利潤損失，就需要制服工人階級的反抗，但這在民主政權下顯然是難以或不可能做到的。
　　法蘭克福學派的一些成員也對法西斯主義的興起作了詳細的探討。諾伊曼在對國家社會主義的德國所作的典型研究中，指出“在壟斷制度中，沒有極權主義的政權就不可以獲得利潤和維持利潤……這就是國家社會主義的與眾不同的特征”（見“參考書目”6，第354頁）。他還把這種制度說成是一種“支配經濟”，或者可以更廣泛地稱為一種“極權的壟斷資本主義”。諾伊曼認為，在德國，導致壟斷的資本集中和積聚過程比其它地方進展得要快。這一點再加上德國的經濟危機特別嚴重，就使法西斯主義占了上風。波洛克於1932年到1941年間寫的論文，對此所作的分析稍有不同，他雖然同意壟斷資本主義的重要性，但卻更強調實行幹預的國家的作用，並把這種制度稱做“國家資本主義”（諾伊曼認為“國家資本主義”一詞是一個矛盾的形容詞短語，“從經濟的觀點來看它經不起推敲”）。最後，從1945年起，阿多爾諾和霍克海默與幾個美國社會學家一起對歧視性偏見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特別是探討“極權主義的個性”和反猶太主義——其目的是揭示法西斯主義運動的精神心理基礎（見“參考書目”1，參看精神分析學條目）。
　　最近對法西斯主義所進行的某些研究，雖然大都同意上述分析的主要方面，即把法西斯主義同壟斷資本主義、嚴重的經濟危機以及大部分中產階級的地位受到的威脅聯系在一起，但也提出了另外一些論點。普蘭查斯（見“參考書目”8）在一項主要致力於批判性考察第三國際和意大利、德國共產黨對付法西斯主義的原則及政策（特別是它們把社會主義民主主義描繪為“社會法西斯主義”的政策）的研究中，就討論中某些較為普遍性的問題，特別是探討了與“例外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其它形式有關的法西斯主義的具體特征，這些其它形式包括波拿巴主義和各種形式的軍事專政。梅森在一篇論述馬克思主義的法西斯主義研究所未解決的問題的短文中，特別提到了希特勒作為一個首領的重要性和反猶太主義的重要性；他還指出第三帝國也許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政權”，因而使人們注意到一個重要的帶普遍性的問題——雖然產生法西斯主義的條件在一切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都能出現，但它要取得勝利很可能要取決於具體的民族環境和歷史傳統。最後，似乎有必要較多地考慮其他作家（當然也包括某些馬克思主義者，其中就在阿德勒和鮑威爾）所強調的諸如失業這樣一些現象；比如卡斯吞（見“參考書目”4）就曾指出“正是從失業大軍中，沖鋒隊（德國社黨的沖鋒隊）才能在這幾年（1930—1932年）中糾集起一支30萬人的私人軍隊”。因此，從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其它的研究中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嚴重的經濟危機不僅可以導致更激烈的工人階級的激進主義，也可以使右翼政治運動得到迅速的發展。




參考書目

① 泰奧多·阿多爾諾：《極權主義的個性》，1950年英文版。
② 奧托·鮑威爾：“法西斯主義”（1938），載博托莫爾和伍德合編：《奧地利馬克思主義》，1978年英文版。
③ 戴維·比瑟姆：《面對法西斯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1983年英文版。
④ F.L.卡斯吞：《法西斯主義的興起》，1967年英文版。
⑤ 蒂姆·梅森：“關於納粹主義的懸而未解的問題”，載R.塞繆爾所編《人民的歷史和社會主義理論》，1942年英文版。
⑥ 弗蘭茨·諾伊姆：《龐然大物——國家社會主義的結構與實踐》（1942），1944年英文版。
⑦ 弗里德里希·波洛克：《資本主義的研究》，1975年德文版。
⑧ 尼·普蘭查斯：《法西斯主義和獨裁》，1974年英文版。
⑨ 列昂·托洛茨基：《反對德國法西斯主義的鬥爭》（1930—1933），1971年英文版。


女權運動

　　女權運動在馬克思主義思想中的地位，是一個有爭論的主題。一方面，可以認為女權運動——被看作是爭取同男人具有同等權力的運動——從本質上來說是自由主義和啟蒙運動的一部分，很少受惠於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另一方面，人們又一直認為把婦女從壓迫和剝削中解放出來只有作為人類解放的一個組成部分才能實現，而人類的解放只在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做到。
　　從歷史的角度確定女權運動的不同趨勢，無疑是正確的。在英國和美國，持續時間最長的傳統是旨在使婦女獲得平等的權利和平等的機會的民主、自由的女權運動。在19世紀，這一任務雖主要是掃除教育和職業的障礙，但這些改良運動背後的動力卻往往很有戰鬥性。這種爭取“平等權利”的戰鬥精神隨著20世紀初婦女爭取選舉權的激烈鬥爭而達到了高潮。爭取“平等權利”的女權運動的最低的勝利，是英國實行了關於同工同酬和消滅性別歧視的立法，美國也實行了相應的立法，以及目前正在爭取的在社會政策、就業等等方面的許多改革。
　　女權運動的第二個主要傳統，可以說在性質上具有更大程度的“分立主義”的傾向。女權主義者的各種烏托邦著述常常描繪婦女的社會，在那里男人特有的那些所謂兇暴、好鬥、等級森嚴和獨斷專行的特征不存在了。女權主義思想的這一趨勢往往對男性的蠻橫行為的改善持悲觀的態度，傾向於建立女性社團和加強婦女彼此之間的聯系。從歷史上看，這一傳統往往包含著以感情而不是以性愛來處理婦女之間的關系，但是在這一點上也像在其它方面一樣，當代的分離主義傾向的女權運動的後繼者們較少采取調和和溫雅的立場。20世紀60年代後期在英國和美國所形成的當代的婦女解放運動（以費爾斯通和米列特這樣的早期典範著述為代表）從對男性的蠻橫（肉體的和精神的）和對男性的權力（經濟的、政治的和軍事上的）不妥協的批判中，收到了政治效果。許多女權主義者都認為男性統治（父權制）是主要的社會鴻溝，比階級或種族的劃分更為要緊。
　　女權運動的第三個趨勢，是把爭取婦女解放的鬥爭同比較廣泛的社會主義前景和政治聯結在一起。指出下述這一事實是重要的，即當代英國的女權運動在政治上所受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傳統的影響，要少於受空想社會主義、自由意志論、毛主義、反殖民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影響。比如，“提高覺悟”這一女權運動的主要戰略，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於法農和毛澤東。這些特殊的社會主義傳統認真地對待意識形態、覺悟和文化革命的問題，並不是偶然的。
　　那末女權運動在嚴格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中的地位究竟是什麽？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取決於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有多少解釋，就有多少種答案。女權運動同正義、平等主義以及人的自身實現的精神是一致的，而這在青年馬克思的異化理論中就可以找到。要了解《資本論》中的成熟馬克思在其詳盡探討資本主義賴以為基礎的原動力時如何為考察性的問題留有余地，是比較困難的。一般說來，從人道主義的角度去解釋馬克思往往比從反人道主義的角度去解釋，更能符合女權運動的需要。然而，近年來，阿爾都塞的追隨者們卻竭力從反人道主義的觀點出發來論證，可以把婦女受壓迫理解為出於資本主義的勞動力再生產（通過家庭）的需要和社會的生產關系的需要。這些論證並不十分令人信服，因為在一定程度上他們企圖把顯然存在於一切已知生產方式中的（壓迫婦女）現象看作是作為一種制度的資本主義的需要。
　　馬克思主義的和女權主義的思想與政治實踐之間存在著很大的矛盾，馬克思本人在自己的作品中就很少提倡女權運動。然而，恩格斯除了對家庭作了有巨大影響力的分析之外，在他的一生中始終對女權運動采取比較讚同的態度。雖然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常常把女權運動看作是某些背離革命道路的“資產階級偏向”之一，而女權主義者也往往認為馬克思主義不願優先考慮性平等的問題，但毫無疑問相互同情和合作的基礎已存在了一段時間。除了女權主義思想本身之外，沒有任何分析婦女受壓迫的批判傳統可以與一個接一個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對這一問題所表示的深切關注相比了。特別是列寧、托洛茨基和倍倍爾。他們在這方面都是依賴恩格斯的著作的。那些試圖運用馬克思主義來實現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社會，其政策始終把解放婦女運動的問題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即使在蘇聯，雖然許多批評家認為它在婦女的問題上不象古巴這樣新近的社會主義國家那麽徹底，但那里在的婦女地位同鄰近的國家相比仍然要好得多（如果拿蘇聯的中亞同鄰近的國家如同伊朗相比，這種情況就十分明顯）。
　　共產主義運動中爭取男女平等的歷史，可以通過像克拉拉·蔡特金和亞歷山德拉·柯倫泰這樣一些婦女的傳記來探究。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政權，雖基本上沒有從女權主義的角度去批判壓迫的人身關系和家庭關系，但他們卻努力改善婦女的物質條件，並制訂了大量的改革立法和政策。當然，可以證明男女平等主義在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綱領中所受到的重視，比那些新近以這種或那種宗教的原教旨主義為基礎的政權所奉行的綱領對這一問題的重視要多（參看家務勞動條目）。




參考書目

① 奧地弗·班克斯：《女權運動面面觀》，1981年英文版。
② 舒拉密斯·費爾斯通：《性的辯證法》，1970年英文版。
③ 凱特·米列特：《性的政治學》，1971年英文版。
④ 朱麗葉·米歇爾：“婦女和平等”載朱·米歇爾和A.奧克萊合編：《婦女的是與非》，1976年英文版。
⑤ 希拉·羅伯瑟姆：《婦女、反抗和革命》，1974年英文版。


拜物教

　　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物質的東西具有某些由占優勢的社會關系賦予它們的特性，並表現出這些特性似乎生來就是屬於它們自己的。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生產中普遍存在的這種綜合性的特征叫做拜物教，它的基本形式是作為價值的容器或載體的商品的拜物教。馬克思把這比喻為宗教，人們在其中賦予某種存在物以一種虛構的力量。然而，這不是一種確切的類比，因為馬克思認為，賦予資本主義經濟中的物質東西的各種特性都是真實的，而不是想象的產物。不過，它們不是自然的屬性，而是社會的屬性。它們構成真正的權力，但不受人類的控制，相反卻支配人類，它們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經濟關系的客觀的“外在形式”。如果這些形式被認為是自然的，那是因為它們的社會內容或社會本質不能直接覺察得到而只能靠理論分析去揭示。
　　雖然這並不總是為們所了解，但馬克思的拜物教的學說和他的價值理論是不可分割地聯在一起的。他們都強調資產階級社會中使用勞動力所采取的特殊形式。勞動本身是一切人類社會普遍存在的現象。但只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隨著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普遍化，勞動才表現為它自己產品的客觀屬性，即表現為價值。在其它經濟形態中，無論是公社制的還是剝削制的經濟形態，勞動由於是一種社會過程，故都能直接得到辨認。在這些情況下，勞動顯然是由權威機構或是通過協約來管理和協調的。相反，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單個的商品生產者是彼此獨立進行勞動的，這里所存在的協調是與個人的力量無關的——可以說是在他們的背後通過市場來進行的。這些個體的商品生產者都是在一種精心構築的分工範圍內活動的。但他們之間的這種社會關系只能靠產品的關系即商品買賣關系這種形式來實現。勞動的社會性質只是間接地體現在那些產品的價值之中，由於這些商品同樣都是勞動的體現，因而可以彼此用同一尺度來衡量。這樣，物就成了歷史特定的社會特征的承擔者。
　　拜物教的幻覺產生於把社會特性同其物質形態混合在一起，價值似乎是商品所固有的，是作為物的商品生來就有的。由於這種初步拜物教的發展，起貨幣作用的一種特殊的物，比如金，就成了價值的化身，成了外觀上的權力的集中體現，而這種權力實際上是社會的權力。同樣，在資本的拜物教中，賦予生產資料以資本地位的特定的經濟關系則被掩蓋了。這種拜物教所支配的權力，即社會勞動的一切生產潛力似乎生來就是屬於它的；這是一種神秘的現象，即使沒有生產性勞動的幫助，它的最高體現也就是能生息的資本的能力。
　　因此，作為賦予經濟過程的物的特性，使們屈從於物的統治的真正的權力，即資本主義特有的關系就戴上了假面具。這就導致了關於這些權力是天然產生的幻覺。但是假面具本身並不是幻覺。使自發的關於資本主義制度的感性認識神秘化和失真的種種現象是真實的；它們都是客觀的社會形式，既由主要的關系所決定又掩蓋主要的關系。這就是資本主義以偽裝表現自己的方式。比如，社會勞動的真實性被隱藏在商品價值的背後；再比如，工資就掩蓋了剝削，因為只相當於勞動力價值的工資似乎等於勞動力在生產過程中創造出的更大價值。實際的社會好像生來如此，剝削的關系似乎是合理的。理論的任務就是揭示每一神秘形式的本質的隱藏著的內容。然而，這些形式或現象並沒有因此得到解決。資產階級社會本身延續多久，上述形式或現象就會持續多久。根據馬克思的觀點，隨著共產主義的建立，對生產者來說經濟過程將是透明的並將處於他們的支配之下。（參看商品拜物教條目）





參考書目

① G.A.科恩：《卡爾·馬克思的歷史學說》，1978年英文版，第5章和附錄1。
② 諾曼·傑拉斯：《本質與現象——馬克思〈資本論〉中的拜物教的諸方面》，1971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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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2:24:38

封建社會

　　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歷史興趣相當廣泛，但他們的主要興趣還是在於確定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他們關於封建主義的著作，不僅集中考察了封建主義的生產方式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間的過渡問題，而且也常常反映了上述興趣。他們關心勞動的“存在形式”和統治階級用以占有勞動產品的方式。因此，這兩種生產方式之間的相似之處，就是在工業化的或工業社會中的資本家對剩余價值的占有與主要在農業社會中封建地主對農民佃戶的地租的占有之間的關系；資本家雇傭作為個人的無產者去生產商品，而封建地主擁有的佃戶則是以家庭為基礎的從事生計需要的小規模的生產者。
　　馬克思把甚至是封建地租的最後的貨幣形式即貨幣地租也同資本主義地租區別開來；資本主義地租的水平最終是由資本的一般利潤率決定的，而封建地租的水平——除了土壤的肥力和農民耕作的效率這些基本因素外——則取決於封建統治階級在剝削地租過程中行使非經濟強制形式的能力。非經濟強制意味著在地主和佃農之間不存在一種由於土地的供求而形成的地租標準和就這種標準進行討價還價的市場，而是佃農由於地主行使著無法抗拒的權力而不得不交付地租。在封建主義成為既定的社會中，這種力量已被農奴制賦予合法的地位。雇農在法律上是不自由的，他們雖然有權使用土地，但卻被剝奪了所有權。他們在維持家庭生計和家庭經濟的簡單再生產的需要之外，必須交出他們的勞動或勞動成果。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封建社會從編年史和邏輯上來說，是古代奴隸社會（參看奴隸制條目）與現代的資產者和無產者社會之間的中間產物。然而，這種解釋，不足以說明我們所知道的從中發展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西方封建主義特有的特征。不能簡單地用在種植園或礦山從事勞動的奴隸與其主人之間的關系來說明古代社會的特征。情況可能往往是，只有少數的奴隸，而大多數卻是自由和半自由的農民及手工藝人。剩余勞動大部分不是來自於受控制的奴隸的無報酬的勞動，而是來自地租和稅收。另一方面，到封建時代還可以看到一些奴隸的存在，直到10世紀（英國甚至到11世紀）這些奴隸還在地主的莊園里勞動。而且在法律上農奴雖然是中世紀農民中的一個重要成分（盡管時多時少），但總有很大一部分身份自由的農民。因此，這是不是意味著從馬克思主義觀點來說沒有辦法區分封建社會和其它前資本主義社會呢？
　　上面對封建生產方式的基本特征的簡單解說，基本上沒有反映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他們雖沒有探討中古社會的封建主義的全面演變，但卻把它看作是一個歷史過程。他們不僅對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感興趣，而且也對日爾曼種族影響日漸衰落的羅馬帝國這一點感到興趣，並把中古社會的特定形式看作是這種影響所造成的一種綜合。這點並沒有為人所理解，但它卻提醒我們，對封建主義作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應取決於把封建主義看作是一個歷史的發展過程，而不應把它看作是兩大主要的鬥爭的階級——地主和農民之間的一種靜止的關系。當然，這並不是說，不了解這種關系和其中包藏的高壓統治的特定（和變化）的性質，就能理解封建的經濟及其社會。不過，封建社會的內容遠不只是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和農民對這種剝削的反抗。
　　首先，我們必須不僅了解勞動的“存在形式”，而且要了解地產的“存在形式”。這就使我們碰到一種以其名稱來命名封建主義的制度，即“采邑”制，這是資產階級歷史編纂學的一個主要論題（馬克思主義者對此有點忽視）。典型的采邑是封臣從君主那里得到的一塊地產，其交換條件是為君主服軍役，或提供幫助和獻謀獻策。這是封建統治階級內部一般關系的具體反映。君主和封臣就是通過宣誓效忠和長期發揚統治階級的風尚來表達這種有效的關系的。這可以追溯到羅馬權貴與其門客之間的關系，特別是可以追溯到日爾曼的武士頭領與其從屬之間的關系。下屬要指望從戰爭的好處即掠奪中得到封贈，就得效忠、提供服務和獻謀獻策。不動產的采邑，在某種程度上就相當於後來的贓物再分配，它最初是在加洛林王朝統治的相對穩定時期形成的。
　　正是這種君主——封臣的關系及其通過采邑反映出來的財產占有制，決定了中世紀的和現代的封建社會的概念，這與工廠制度決定了資本主義的概念是一樣的。然而，特別需要注意的是，采邑在我們所說的“封建社會”中決不是普遍存在的。它主要是在羅亞——萊茵河流域和諾曼底人的英格蘭發展起來的，當時許多封建地主，特別是這一地區南部和東部的地主，都把土地作為自主地產，即作為絕對財產來占有。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作為“封建制度的典型表現”的采邑概念，不僅在各地牢固樹立起來，而且牢固到足以進入短暫的十字軍耶路撒冷王國的法規中去。
　　即使在最強大的早期中世紀國家——卡洛帝國、奧斯曼帝國、英吉利王國和盎格魯——諾曼底王國——中，君主與封臣之間的關系也是一種重要的連結因素。當某些國家的權力分裂時，這種聯結因素就顯得更加重要了。由於交通不便和經濟具有地方性，有效的統治只能在較小的範圍內實施。在公爵領地和由城主控制的郡或領地內部，封建主與封臣之間的關系網也是內聚力的基礎。宗教制度（主教和修道士本身也是封建地主）則從意識形態的角度鞏固了這一點。這種統治主要是通過裁決權來行使的。召集自己的封臣參加禦前會議的權利是各個君主行使封建社會權力的主要手段，封臣們作為起訴人、法律顧問和習慣法的陳述者出庭，由君主解決爭端、懲處犯罪和習慣法的行為。禦前會議也是征稅和招兵的行政手段。在國家的規模擴大的情況下（如封建君主權的擴大），禦前會議首先是通過裁決權擴大等級控制。其次是制訂稅收制度、確立官僚和建立常備軍。
　　上述司法制度與君主——陪臣之間的關系有關，這種關系並不總是平靜的，因為封臣在各方面基本上都是軍事貴族。司法權在維護地主對農民統治方面具有更為重要的作用。應當強調指出的是，大封建主與其自由的臣屬關系不同於作為一個階級的地主與農民佃戶之間的關系。軍事臣屬是自由人，他們的家庭產業權雖不是完全不可侵犯，但如果沒有出現嚴重問題是不可能受到挑戰的。而雖然對封建主忠心的改變可能招致叛逆罪，但這種改變並非決無可能。不過，即使具有自由人格身份的農民也很少有機會自由遷居和自由處置自己的財產，那些沒有自由身份的農民就更不可能了。封建主對後者行使裁決權的目的，是要迫使後者在領地（家用莊園）上從事無酬的勞役，交付各種實物稅甚至貨幣，這些都是按戶攤派。到12世紀（雖然發展的速度在歐洲的不同地區不盡相同），管轄範圍內的苛捐雜稅大大增加了。封建權力的分散化，意味著鄉村的小地主能對所有居民（不論是不是佃戶）進行勒索，強迫他們到地主的磨坊里碾自己的谷物，用地主的葡萄榨汁榨葡萄，用地主的烤箱烤面包——所有這些地主都可收取報酬。如果農民被判拖欠債務則要交付罰金，如果離開忙於女兒出嫁，也要被罰款，除了這些以外，還有程度不等的沈重的遺產稅。
　　這種名目眾多的對農民的勒索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即封建地租的本質定義是什麽？在某些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基本的封建地租是在封建主領地上從事的勞役，這是封建統治階級占有剩余價值的一種直接明顯的方式。他們認為，實質地租和貨幣地租的形成並不十分重要，它只是西方封建生產方式崩潰的標志——這同東歐從16世紀到18世紀長期持續的大莊園制和勞役地租不同。鑒於整個期間封建領地耕作的勞動地租方式的不斷變化，這種看法是很難站得住腳的。如果這是9世紀法蘭克王國的卡洛林王朝、13世紀的英國和17世紀的波蘭的特征，那麽這也是11世紀的法國、12——14世紀的英國和13——14世紀的東歐的特征，雖然這種特征在重要性上有所削弱。因此，人民不能不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僅僅把封建地租的一種形式看作是封建社會全盛時期的特征，是不對的。
　　西法蘭克王國從11世紀起把私人管轄範圍的收益附加到“通常的”封建地租上去，這一點使我們把注意力轉向了這些收益的性質。這些收益，以及大部分從占有土地上獲得的地租，常常是以貨幣的形式實現的。要以貨幣形式繳納地租和罰金，用貨幣獲得豁免權甚至許可權（這直到12世紀後期才出現），農民就必須生產出超過維持生計和再生產需要的剩余產品。這些剩余產品必須像商品一樣能在市場上出賣以換取現金。那末，封建社會中的商品生產的作用又是什麽？
　　很清楚，與僅能維持生存的經濟相平行的，還有市場經濟。也許絕大部分社會產品（主要是食物）不會拿到市場上去。大部分非市場生產是在農民家庭內部消費的，或以實物的形式從農民的手中轉到地主的手中。還有一種維持封建主生活的經濟，因為領地的部分產品雖然拿到市場上去進行銷售，但有相當一部分產品是在封建貴族家庭、大手大腳的高等牧師的宗教機構中直接消費的，以及為頻繁地宴請家臣門客而消費掉。
　　對市場農業生產的壓力來自兩個方面。耕作、創造、祈禱、統治和作戰之間的社會分工，畢竟是封建社會之前就已存在的。這樣的分工意味著耕種者要生產出剩余糧食，以便能使其他人從事全日或非全日的其它活動。根據當時的情況，即土地與勞動的比率、技術水平、戰爭對生產的幹擾（戰爭無疑是一種掠奪的形式）——可供使用的剩余產品在數量上或在利用程度上都會有很大的不同。當封建社會在11世紀開始穩定時，農民以上述方式就可以生產出剩余產品，因為局勢比較太平，人口開始增長，技術也有了進步。交換農產品和制造品的當地和區域性的市場已開始從大量的村落中湧現出來。
　　中世紀封建社會的商品生產發展中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統治階級的特殊需要。這些特殊需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羅馬帝國的統治階級的消費習慣沿襲下來的，由貴族機構的地位高的宗教人員（大主教、主教、大寺院主持）傳下來的。所消費的東西在一定程度上幾乎都是享受性的，這也是炫耀和獎賞的問題——換言之，這種消費具有政治作用。這些消費品有絲綢、香料、地中海的水果和酒。這些消費品的特征，首先是數量少、價格昂貴，而且都是在遠離消費的地方生產的，特別是中東和遠東生產的。這些貨物都是國際貿易的商品；在一個封閉不變的封建社會里是不可能獲得這些東西的，或者只能通過戰爭和掠奪偶爾地獲得。封建統治階級要用貨幣來購買這些東西，貨幣是他們通過地租和法定的收益得來的，而農民則是通過在當地市場上出賣自己的剩余產品來換取貨幣的。
　　封建貴族的需求，刺激了國際貿易路線上的主要城市的發展，它們變成了大的商業中心（如威尼斯、科隆、布魯日、倫敦等）。需求還集中在那些政治和行政管理方面具有重要性的地方，那里建有統治者、牧師、武裝侍衛以及官員的常設機構。這樣，高價的奢侈品再分發到各大寺院、主教的管區，再分發到包括君主的首都和地方首府在內的封建權力的要塞中心。此外，除了上層統治階級所需求的國際的貿易的商品，還要加上歐洲制造的一系列的新商品，特別是高質量的羊毛紡織品。這就導致了中部的意大利、低地國家和其它地方的進一步的都市化，從而使國際貿易的又增加了糧食、油類、酒和木材。
　　商品的銷售、制造業和都市化的發展，使都市商人、零售商和工匠這樣一些階層的人數也增加了。人們業已提出這樣的問題，既這些是否構成了封建社會內部的對抗性的因素甚至是革命性的因素？有時這個問題還以另一種方式提出來。在封建社會中，如果生產是為了使用，那未生產向市場化發展是否同封建制度相抵觸並最終腐蝕了這一制度？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看法，在社會經濟形態主要由資本所有者對無產的雇傭工人的剝削決定之前，資本主義是不可能出現的。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問題就主要跟這一點有關，但這並不是全部，因為資本的形成也包括在內，更不必說資本家據以取代作為統治階級的封建貴族的社會政治進程了。
　　商品生產的發展，遠途貿易的發展，專業化制造中心的發展以及都市化的發展，對當時以地主和農民這兩大階級之間關系為基礎的封建生產方式的危害究竟達到什麽程度？封建社會中的都市化的程度各不相同。英國中世紀的城市人口大約在總人口的10％到15％之間。一些特殊的地區（如低地國家）城市人口高達30％。先進的都市化是以大城市為代表的：威尼斯、佛羅倫薩、米蘭、熱那亞在13世紀未大約都有10萬居民；巴黎可能有20萬、倫敦有5萬人。然而，更重要的是城市的社會結構。在許多重要方面，這種社會結構更多的是反映了跟農村相對照的情況。基本的生產單位是擁有不超過中等土地農戶擁有的勞動力的手工藝作坊。基本的零售單位是由一個或兩個經營的店鋪或小販的貨攤。甚至富有的批發商貨棧的勞動力也只是幾十人而不是幾百人。只有在那些類似部族的商業顯貴的家庭中才集中了大批侍從人員，這種集中的侍從人員如果有的話，與其說是現代工廠制度的先兆，還不如說是封建貴族家庭的翻版。在每一個大城市，也有大批無家可歸和受排斥的人，他們大多是農業移民。但這些人絕不是無產者。
　　人們會必然得出這樣的結論，即中世紀的城市與封建制度並不是根本對立的，也不對它構成威脅。中世紀城市的資產階級顯貴的利益同封建貴族的利益不是根本相對的。無疑，這些資產階級顯貴獲得了程度不等的政治自主和法律上的特權；這種情況主要是在12世紀和13世紀時出現的。有了這樣一些特權，他們就能輕易地成為封建貴族等級制中的一員。在意大利，商業資產階級的權力已能對農村的小貴族實行某些局部的控制，但即使在這樣的地方，我們也不能認為資本主義取得了部分勝利。商業資本家與封建利益之間與其說是對立，還不如說是融合。意大利大城市的資產階級統治者當時是在為整個歐洲封建統治者和貴族做北部城市較小規模所做的事情——提供必需品和放貸。處於危機的封建主義愈來愈陷入了戰爭，所以它的統治者也越來越需要商業銀行高利貸者提供的現金。而且，象往常一樣，高利貸者和貴族借貸者是互相依賴、互相需要的。
　　封建社會的根本矛盾是地主與農民之間的對立。這種對立通常是隱蔽的，有時也公開化，如中世紀後期的農民大起義。這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根本矛盾。處於自己群體之中和作為獨立家庭企業的管理者的農民，在經濟上並不依賴於地主。因此，他們反抗的潛力是不可忽視的。所以，如果地租的標準不是由市場的力量而是由對抗雙方的力量對比來決定的，那末，農民抗拒的力量就能降低交納給統治階級的地租的標準，並降低交給國家的稅收的標準。這是封建制度危機的根源之一。
　　如果我們從比較簡單的“封建生產方式”更為廣闊的角度去確定“封建社會”，那就不應該忽視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因素。正如我們業已看到的，權利基本上是通過管轄權來實施的。而管轄權是政治，因此可以說，地主剝削農民剩余產品的手段是政治的而不是經濟的。隨著封建社會變得比較覆雜，隨著統治階級熱衷的職業——戰爭，逐漸成為中心任務並需要協力進行時，管轄權就不得不用另一種榨取剩余勞動的方式—捐稅來加以強化，這主要是戰爭稅，但這種稅收必須盡可能少地觸犯地主和資產階級顯貴的利益；這種稅的征收要通過定期召開的會議（如議會、三級會議）來認可，這也是封建關系中議會因素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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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2:25:52

這種會議往往反映當時社會制度的官方的觀點，而不反映當時的社會實際。在法蘭西王國和西班牙王國以及日耳曼各公國中，議會是以教會、貴族和“第三等級”（即市民等級）之間的三重社會區分為基礎的。這反映了神所創造的等級社會的意識形態的觀點，這些等級分為祈禱的人（教士）、從事戰鬥的人（貴族）和勞動的人（農民）。按照這一有機的社會觀，國家的各個等級是相互依存的，而且都有各自的特定作用，不是生來屬於或被指定為某一特定等級的人則必須排斥在外。如果不這樣做，那就不僅是觸犯社會制度的犯罪，而且也是冒犯上帝的罪孽。這種教義至少可追溯到9世紀，而且是由教士特別傳布的。這成了社會公認的準則，直到17世紀才被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各種原則所廢除。隨著都市化的發展，準則雖必須與除三個最初的等級以外的其它社會各階級相適應，但社會協調和靜止不變的實質依然未變。中世紀的資產階級從未對此進行有限地挑戰，采取最接近挑戰的立場的是農民的代言人，14世紀後半期，英國的約翰·博爾就曾宣言說：“當亞當耕作、夏娃紡織時，那時誰是紳士？”




參考書目

① 佩·安德森：《從古代到封建社會的歷程》，1974年英文版。
② 馬爾克·布洛赫：《封建社會》，1961年英文版。
③ G.布瓦斯：《封建主義的危機》1976年法文版。
④ 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論封建主義》，1974年法文版。
⑤ M·多布：《資本主義發展研究》（1946）1963年英文版。
⑥ 喬治·杜拜《歐洲經濟的早期發展——武士與農民》（1973）1974年英文版。
⑦ B.熱爾梅克：《13——14世紀期間巴黎手工業者的雇傭勞動》，1968年法文版。
⑧ R希爾頓：《農奴成為自由人》，1973年英文版。
⑨ L.庫欣布赫和B.邁克爾合編：《封建主義——有關理論與歷史的材料》，1977年德文版。
⑩ W.庫拉：《封建制度的經濟理論》1976年英文版。


費爾巴哈，路德維希

　　1804年7月28日生於巴伐利亞的蘭茨胡特，1872年9月13日在紐倫堡逝世。他是著名的唯物主義哲學家，他的《基督教的本質》（1841年）及書中所提出的宗教是人類願望的折射是一種異化形式的學說，引起了世界的注意；他對黑格爾以及對宗教的批判曾對青年馬克思恩格斯產生過重大的影響。
　　他的父親是當時的進步的著名的法學家和犯罪學家（保爾·約翰·安澤爾姆·馮·費爾巴哈）；費爾巴哈於1823年開始在海德爾堡學習，並由神學改攻哲學。1824年他轉學柏林，聽黑格爾的課；1825年他失去對宗教的信仰，成了黑格爾的哲學信徒並轉入哲學系，1828年取得了愛爾蘭根大學的學位。他的論文《論死與不死》（1830年），由於不承認靈魂永生不滅而受到了誹謗。1829年他在愛爾蘭根大學擔任哲學講師，一直到1832年由於抗議學校借口他反對宗教而不批準他當教授，他才辭去教職。此後，費爾巴哈作為一個私人學者度過了自己的余生。在19世紀30年代，費爾巴哈發表了許多有關近代哲學史的頗具開創性的研究成果，接著又從“唯物主義”的觀點出發寫了許多越來越具有批評性的批評黑格爾唯心主義的文章。《基督教的本質》（1841年）、《未來哲學的原理》和《關於哲學改造的初步提綱》（後兩書均發表於1843年），造就了一代費爾巴哈主義者；這些人都效仿費爾巴哈，反對君主制，把絕對理性和宗教看作是想使人的權利同人相分離、以觀念代替人的思考並用這些去統治人的非法的企圖。至少他的那些在海德爾堡的學生，對宗教做了進一步的研究並在1848革命爆發之際把費爾巴哈奉為這場革命的精神之父和英雄——雖然費爾巴哈本人對這一革命采取了消極的、懷疑的態度，認為德國尚未完全從神學的幻想中解放出來，還不具備實行共和政體的條件。1850年，費爾巴哈改信摩萊肖特醫學唯物主義，並把自己的觀點概括為：人決定於他所吃東西的質量，而不決定於針對原罪所作的令人不勝其煩的說教；用德國的雙關語來說就是“人吃什麽就是什麽”。此後，除了一些關於倫理的片段文章外，他就很少有什麽有價值的作品了。1868年他讀了馬克思的《資本論》，並讚揚他揭露了令人發指的、非人的狀況；1870年他加入了社會民主黨。
　　費爾巴哈既不是一位全面的也不是一位嚴謹的始終如一的哲學家。他提出了很多警句和思想，但卻沒有留下一種對任何重大問題構想首尾一貫和深思熟慮的立場，而這些重大的哲學問題對他的著作來說都是極為重要的。他的“唯物主義”（叫做自然主義、非原子論的經驗主義也許更為恰當）和他的認識論都是解釋性的，且可能引起爭論。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把他看作是一個思辯的唯物主義者，因為他忽視精神的能動方面是完全錯誤的；所以指責他對於實踐只是從他的“卑污的猶太人的活動”（馬克思用以指庸俗的實踐活動的用語）的表現形式去理解。費爾巴哈在19世紀40年代的德國，而且直到該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俄國和法國，都有著巨大的影響，後來也一直得到公認和受到賞識；他從作為19世紀的主要反神學的人物，而成為20世紀的把人提升為宗教主要內容的神學的主要人物。費爾巴哈把愛提高到人與人之間統一的原則的高度，把“我”與“你”之間的聯系看作是一切人類活動（思維、說話和愛的最基本的內容，這些都受到現代神學家和某些其他堅持技術發展界限的哲學家的歡迎，但卻沒有引起馬克思主義者的多大的興趣，費爾巴哈的宗教批判、異化觀、唯物主義及其對黑格爾的批判，今年來引起了人們重新研究的興趣，並成為新哲學看待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組成部分。馬克思本人認為費爾巴哈的宗教批判最終提出了這樣一個命題，即對人來說人就是最高的存在物，從而為真正的革命哲學提供了出發點。費爾巴哈關於黑格爾顛倒了主詞和賓詞作用的論斷，無疑是促使馬克思決定“使黑格爾頭足倒置”的原因；而費爾巴哈所創的批判探討方法，即象探索宗教這樣的社會機構的始因和作用的那種方法，則被馬克思用來分析1843年的狀況，這也可以說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所包含的成分之一。然而，只是由於馬克思早期哲學著作的發現和重新發現，馬克思與費爾巴哈之間的關系才有了透徹的研究和更好地被理解。馬克思本人認為費爾巴哈在他的思想發展過程中是一個重要的、然而卻是短暫的一個階段；他對費爾巴哈並沒有持久的興趣，盡管1860年他曾從倫敦訂購了七卷本的費爾巴哈全集。恩格斯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雖然在官方的蘇聯辯證唯物主義的發展中是一本重要的教科書，但他對費爾巴哈本人的哲學並沒有進行有價值的研究，對深奧玄妙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主張也沒有做出什麽重大貢獻。在經典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直到最近任在蘇聯起作用的哲學家中間，對費爾巴哈雖在口頭上唱了許多讚歌，但實際上認為他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但並不成熟的先軀；只有阿·莫·德波林所作的研究才是嚴肅的，他認為費爾巴哈是一位重要的哲學家，並認為馬克思主義是費爾巴哈主義的變體（見他在1923年所著《路德維希·費爾巴哈》一書）。他有關這一問題的書第一版之後就沒有再版；當由於斯大林的指示而受到譴責並被撤消其哲學職務時，他受到的指控之一就是對馬克思與費爾巴哈之間的關系作了不正確是評價。卡門卡的研究（見“參考書目”6）認為費爾巴哈在歷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認為他的非原子論的經驗主義、能動的精神理論和對宗教的批判基本上是正確的但並不認為他是一個全面的或偉大的哲學家。瓦托夫斯基（見“參考書目”3）則認為費爾巴哈提出了深刻的問題，並認為費爾吧哈的哲學對辨證地理解思想的發展具有極其深刻的意義。




參考書目

① 路·費爾巴哈：《基督教的本質》（1841），1957年英文版。
② 同上作者：《未來哲學原理》（1843），1966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宗教的本質》（1851），1873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根據路德所了解的信仰的本質》（1844），1967年英文版。
⑤ 同上作者：《宗教本質講演錄》（1851），1967年英文版。
⑥ 憂金·卡門卡：《路德維希·費爾巴哈的哲學》，1970年英文版。
⑦ W.馬克斯·瓦托夫斯基：《費爾巴哈》，1977年英文版。
⑧ 費爾巴哈生前出版的10卷《費爾巴哈全集》，曾由博林和約德爾在1903——1811年間加以編篡出版。1960—1964年在漢斯·馬丁·薩斯的主編下，由斯圖加特和巴特坎施塔特的弗羅姆出版社和岡特·霍爾茲布格出版社聯合再版了這套全集，分12卷，另附補充材料1卷，共1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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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2:27:00

金融資本

　　金融資本是馬克思沒有作理論闡述、但已成為20世紀馬克思主義理論重要範疇的唯一的一種資本形式。它完全不同於銀行資本、生意資本或貨幣資本這樣一些其它的資本形式。根據希法亭第一次所公開揭示的概念(見”參考書目”5)金融資本具有兩個主要特征：第一，它是由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相融合而形成的；第二,它只是在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級段才出現的，希法亭認為，金融資本的出現對資本主義具有重大意義，它是壟斷集團(參看資本集中和積累條目)發展到帝國主義的必要的因素，也是推翻資本主義的前景所不可缺少的因素，正是這些趨於發展變化的方面才使金融資本在列寧和布哈林的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並使圍繞它的爭論一直持續到現在。就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運用於20世紀的條件來說，金融資本的意義，無疑就像考茨基和鮑威爾在其承認希法亭的《金融資本》一書時所指出的，是對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階段的初創思想的完善，金融資本是在馬克思逝世之前才剛剛出現的(見“參考書目”1和3中關於希法亭的著作和他同時代人的著作之間的聯系的論述)。
　　就一般的意義而言，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的結合，並不是金融資本所特有的。在整個資本主義時期，所以可能存在持有、交易借入和貸出貨幣的專業銀行資本家。不過是由於他們與各個生產部門有著連接的關系。只有通過把貨幣貸給工業資本家，他們才能利用利息來占有剩余價值，而且只有通過整個經濟交易往來開辦支付和外匯系統的業務，他們才能利用剩余利潤來取得剩余價值(參看銀行資本和利息條目)。然而正是把這兩種資本合為一體的特殊方式才顯示出金融資本的特征，它的本質在於這種聯系不再是疏遠的。正如希法亭所寫的，金融資本起因於那些“使銀行資本和工業不建立起比以往更為密切的關系的力量”(著重號是本條目作者加的)。而且，這是各銀行在其中居支配地位的一種密切聯系，各銀行支配著工業並迫使其進行變革。
　　希法亭和列寧雖然側重點各有不同，但都指出了銀行對工業實行控制的三條渠道：第一，股份公司的興辦使得各個銀行在工業企業中握有占支配地位的股份，這不僅有助於控制而且促進了兼並以致“各銀行……愈來愈變成工業資本家”。（見“參考書目5”，第225頁），第二，通過任命銀行的經理擔任工業企業的監事或任命工業企業的經理擔任銀行的監事而實現“個人聯合”（《列寧選集》第2卷，第762—763頁），即同一個人即握有銀行的主要股票又握有工業企業的主要股份。第三，各銀行通過處理自己的財務事項而詳細地了解了與自己有關的工業企業的事務：它們逐日了解自己銀行資產負責表的情況並操縱著企業日常經營過程中所產生的信貸（票據）。重要的是要看到，金融的資本的概念的發展所依據的不是銀行資本對工業資本的一般支配情況；而是要看這樣一些支配的渠道，那就是前者在機構上的特殊表現形式及銀行，跟後者在跟機構上的表現形式即股份公司實行結合並對它實行控制。實際上，這種結構還更具專門性，因為希法亭和列寧所指的是其它各個國家，但他們的想法主要是以他們對控制工業發達的中歐的銀行體制的考察為基礎的；在那里“通用銀行”是很有代表性的。聯合王國的商業銀行在歷史上一直集中於經營支付業務和向實業提供短期貸款，因為實業家對實業比銀行家更為熟悉，而德國的通用銀行則把這樣一些職能同控制股份、發行股票和擔任工業企業的董事職務聯系在一起。
　　銀行與工業企業之間的連結並以銀行占主導地位的概念本身雖然很少改變，但金融資本概念的本質在於它是資本主義的歷史的一個發展階段所特有的，因而它既是歷史力量的產物，又有助於產生改造世界的力量。在列寧看來，金融資本本身並不是資本主義的一個階段，而是被稱之為壟斷資本主義的或帝國資本主義這一階段所固有的顯著特征（參看資本主義的歷史分期條目）。壟斷資本主義是這樣一個階段，即在階段中各個資本之間的競爭雖導致少數大企業、托拉斯或卡特爾控制著整個實業界，但金融資本卻是其主要特征。金融資本並不是任何銀行跟任何企業的結合，而是而工業家壟斷同盟的資本融合起來的少數壟斷性的最大銀行的銀行資本。這就是銀行控制大托拉斯並行使巨大權力的情況。非馬克思主義者把類似的情況說成是本世紀前半期出現的對“金融權力”所進行的民粹主義甚至是法西斯主義的進攻，但希法亭、列寧和布哈林則認為他們的任務在於揭示各種決定金融資本的興起及其前途的規律。金融資本是由馬克思所證實的兩種現象是作用所導致的。集中和積聚導致了工業的壟斷企業，而現代信用制度是產生則使整個社會的儲蓄集中到各個銀行；壟斷企業沒有其它地方可以獲得增進積累所需要的大筆資金，而銀行除了將其大批流動資金投入工業也別無其它有利可圖的選擇，這種情況就必然導致銀行和壟斷企業的融會。因此，表現為金融資本的融合本身也是推動壟斷進一步發展的動力，因為金融工業資本的集團都力圖進一步控制其市場的無政府的狀態。在這一過程中，銀行創辦新的工業企業是一個重要戰略，它可以通過創業本身生成一種特殊形式的利潤即創業者的利潤。
　　壟斷即構成金融資本的基礎又從金融資本那里獲得新的動力；列寧認為壟斷的形成與帝國主義的資本國際化是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的。他在為布哈林的《帝國主義與世界經濟》一書所寫的序言中，解釋了金融資本的發展，他論證說，當“在交換發展的一定階段，在大生產發展的一定階段即大致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所達到的階段，交換造成了經濟關系的國際化和資本的國際化，大生產達到了十分龐大的規模，以至自由競爭開始被壟斷所取代”（《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第141—142頁）。然而，這又被看作是一種雙重關系。帝國主義是壟斷的條件，壟斷是金融資本的條件，但金融資本本身卻又是帝國主義的動力並是帝國主義的決定性的特征。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1916年）是這樣表述的：“帝國主義的特點，恰好不是工業資本而是金融資本。在法國，恰好是金融資本特別迅速的發展（在工業資本削弱的情況下），從上一世紀80年代開始，就使兼並政策（殖民政策）特別加緊地推行起來，這並不是偶然的”（《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第384頁）。把不同於工業資本或其它形式資本的金融資本，強調為帝國主義的特征，是列寧和布哈林從理論上批判其它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支柱。列寧譴責了考茨基把工業資本力圖征服農業領域看作是帝國主義特征的觀點，而布哈林在《帝國主義和資本積累》（見“參考書目”8），則把對盧森堡的帝國主義理論的一般批判置於這樣一個基礎之上，即盧森堡未能區分構成帝國主義基礎的特殊形式的金融資本和一般的資本。
　　列寧和布哈林認為，現實即駁斥了把帝國主義看作是兼並農業領域的觀點，也駁斥了盧森堡所認為的帝國主義是資本在尋求市場過程中向非資本主義領域擴張的產物的觀點。因為在20世紀之交，帝國主義的特點恰恰是向資本主義工業已確定了的地區進行擴張。（布哈林曾把法國與1923年占領魯爾作為例子，而列寧則提到了德國對比利時的野心和法國對洛林的野心）。帝國主義為爭奪工業經濟和非工業經濟的鬥爭，只能用金融資本的統治來解釋。爭奪的特點是重新瓜分世界而不是單向未被開發的領土進行擴張，而且由於金融資本的統治和成熟，重新瓜分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前幾年中，金融資本就已成熟到形成了一個世界體系的程度，在這個體系中銀行資本和生產資本都向外輸出直到整個世界，已某種方式同金融資本集團聯系在一起。按照列寧的觀點：“金融資本的密網可以說是真正布滿了世界各國……輸出資本的國家已經世界瓜分了。那就是瓜分一詞的轉意義言的。但是，金融資本還導致對世界的直接瓜分”（《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第381頁。）。鑒於世界已這樣分割完了，因此托拉斯的進一步競爭發展必然會導致重新分割的鬥爭。
　　這種爭奪被看作是產生帝國主義的戰爭的主要因素，因此列寧和布哈林認為戰爭是金融資本統治的必然伴隨物。在這一點上，列寧和布哈林同希法亭是有分歧的，因為希法亭的帝國主義理論（其核心是金融資本）雖是這兩位更知名作家的理論基礎，但他沒有把戰爭看作是帝國主義競爭的必然產物。布哈林和列寧都認為金融資本的帝國主義只是改變了社會主義革命將推翻資本主義並摧毀其國家的條件，而希法亭卻把屈從於金融資本的國家和托拉斯迫使國家所采取的幹涉主義看作是為這樣一種制度（他後來把它叫做“有組織的資本主義”）奠定了基礎，這種制度無須改造就可以迅速地為無產者所接管和加以利用。首先正是這一點標志著希法亭與列寧之間的政治分歧。
　　然而，那些圍繞著帝國主義戰爭和托拉斯及國家對資本主義的調節可能對各階級之間的力量均勢和對資本主義的預測產生什麽影響的爭論，都不約而同地忽略了作為金融資本的核心的實力問題。巨大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的實力顯然都集中在各個銀行和少數控制著銀行的資本家手中。金融的資本的概念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是否有效，取決於這樣一個問題，即以各銀行控制與其有聯系的工業企業為基礎的這一實力是不是還存在。斯威齊在1941年的一篇文章和隨後的書（見“參考數目”10）中，挑起了關於這一問題的爭論；這一爭論主要涉及這樣一個經驗問題，即關於特有的股票和連鎖董事職務的數據是否證實希法亭所確認的控制渠道的存在；這一爭議一直集中於美國。金融資本概念的各種理論問題——統治的含義、權力的含義以及銀行與企業之間關系一體化的含義——還幾乎沒有探討過。
　　斯威齊一方面認為希法亭和列寧證明了資本主義進入了壟斷資本主義這樣一個新的階段，另一方面又認為銀行家的統治在壟斷資本主義的孕育時期只是一種過渡現象。他說：“經歷過全盛時期的銀行資本正再一次下降到從屬於工業資本的地位”（“參考書目”10，第268頁）。對這一論點提出重大挑戰的是費奇和奧本海姆（見“參考書目”4）以及科茨（見“參考書目”6），他們認為在美國大銀行確實控制著大企業（雖然金融資本的理論強調金融資本導致托拉斯的力量的加強，但費奇和奧本海姆則認為銀行的政策已使鐵路和電力公司受到削弱）。他們認為美國銀行實行控制的一個重要機制（除董事會代表制之外）是由其信托部門以代辦養老基金和代表個人的方式來管理公司股票，從而使某些銀行能有效地控制對全局有影響的股份集團。在科茨的著作中，還考察了銀行集團內部的其它金融機構所擁有的股票的情況；而就英國的情況來說，明斯的著作（見“參考書目”9）證明說銀行對養老基金的有價證券的管理使銀行控制了大的股份集團，至少從表面上看起來有可能使用這一點去控制工業的發展。實際上，這種權力在現代的美國和英國是否行使了，依然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美國和英國在從20世紀60年代初起的20年中卷入資本集中的合並浪潮，並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經濟危機中致力於工業調整，這雖然難以提供確切的引證材料和用數量來表示，但卻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它們是否以象金融資本概念所包含的有效方法來控制這些變化並為這些變化提供動力，那就更不清楚了。
　　作為與銀行統治這一命題的經驗效力相對立的金融資本概念的理論堅實性，雖然無可置疑，但實際上卻並非沒有問題。主要困難在於兩個不同的獨立的東西即掌握在銀行手中的銀行資本和有機地納入公司中的工業資本，雖被認為是融合在一起的，但依然是不同的，甚至依然是一個統治著另一個。在不是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解釋“融合”的情況下，這一概念仍能表明上述兩個因素雖然還有不同之處，但卻通過一定的渠道彼此相連結，並通過其聯系而相互轉化。某些轉化雖已在（諸如提高工業資本的壟斷程度）的概念中闡述過，但希法亭、列寧和布哈林卻是通過把金融資本的種種特征拆散在它的這個或那個要素中來表述這一問題的。雖然希法亭指出金融資本具有“相對獨立性”，但在有些地方又輕易地認為銀行資本簡直變成了工業資本：“銀行……愈來愈成為工業資本家的了”（見“參考書目”5，第225頁）。而列寧在為布哈林的《世界經濟和帝國主義》所定的序言中，則把馬克思賦予銀行資本的普遍特性（表現為生息資本）賦予金融資本，他說：“金融資本在國內和國際上特別流動靈活，特別錯綜覆雜；它特別不固定，脫離直接生產……”（《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第141頁）。
　　一個不同的、然而又與融合的性質及金融資本諸要素的轉化有關的問題，是把銀行等同於銀行資本，把只是從事工業活動的公司等同於工業資本。這意味著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之間的聯系形式，只要不屬於上述的銀行和公司之列，都被排除在理論探討之外（也被排除在經驗的調查之外），雖然金融資本似乎是一個更帶普遍性的概念。作為這一理論限制所造成的經驗缺陷的一個例子，是現代跨國公司既包括工業生產活動、商業活動，又包括分配和控制投資資金的銀行貨幣活動（以留存盈余和儲備的形式和以與銀行相似的在大批貨幣融通市場上舉債的形式進行這些貨幣活動）；它們把銀行資本、工業資本以及商業資本融為一體，但由於這是在它們自身範圍內進行的，所以根據銀行和企業的情況來確定的金融資本概念不能完全適用。
　　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戰略來說，金融資本概念的現代有效性問題，最終取決於金融資本是否會形成這樣一種政治的或經濟的力量，即如果資本主義勢必被推翻的話，這種力量也必然會崩潰，希法亭和列寧都指出權力的集中就是這種力量所導致的；後者認為幾百個億萬富豪和百萬富豪便直接掌握了整個世界的命運，而前者則認為掌握了柏林六家大銀行就意味著掌握了最重要的大工業領域並將大大有利於過渡時期的社會主義初期政策的實施。在20世紀80年代，建設社會主義無疑仍需要廢除銀行的獨立力量，但這樣做與其說是與銀行在金融資本範圍內的統治地位不關，不如說是與它們作為銀行資本的性質有關。除某些例外（日本的經濟就是最突出的例外），資本主義體系範圍內的銀行的力量並不主要是它們參與和控制工業（即使這種參與確實存在）的結果。這種力量是由它們的（和其它的）銀行資本在外匯市場和貨幣市場所發揮的結構性力量導致的，從而決定著影響整個經濟的利率和匯率。這也是由各私人銀行為在國際範圍內開展信貸活動而具備的斟酌決定權所導致的，但這種信貸是銀行資本而不是與工業連在一起的金融資本。在20世紀70年代，國際銀行體系成了某些第三世界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貸款的主要來源，就說明了這一點。這種地位雖使這些貸款具有很大影響力，但卻並不構成金融資本。




參考書目

① 湯姆·博托莫爾：為希法亭《金融資本》所寫的“譯序”，1981年英文版。
② 尼古拉·布哈林：《帝國主義與世界經濟》，（1917），1972年英文版。
③ 傑里·科克萊：《金融資本》，1982年英文版。
④ 羅伯特·費奇和瑪麗·奧本海姆：《誰在主宰公司》，1970年英文版。
⑤ 魯道夫·希法亭：《金融資本》（1910），1981年英文版。
⑥ 大衛·科茨：《美國銀行對大公司的控制》，1978年英文版。
⑦ 弗·伊·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1916），1964年英文版。
⑧ 羅莎·盧森堡和尼·布哈林：《帝國主義和資本積累》，1972年英文版。
⑨ 理查德·明斯：《養老基金和英國資本主義》，1980年英文版。
⑩ 保·斯威齊：《資本主義發展的理論》，1942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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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2:28:11

銀行資本和利息

　　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中，銀行資本作為存在於生產過程之外的大量資本起著重大的作用，它表面上似乎不受生產過程的支配，但在若幹方面它既支配著生產過程又受生產過程的支配。銀行資本具有包括證券、股票和貸款在內幾種形式。雖然希法亭對其覆雜的相互關系提出了一種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但馬克思本人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生息資本和與它有聯系的虛擬資本（獲得收入的所有權）的各種形式。（見“參考書目”2，第9章）。
　　生息資本是一個特定的時間內脫離其所有者的商品。按照馬克思的理論，它不包括諸如貸給工人的消費信貸（這屬於高利貸一類），而只是貸給從事生產的資本家的貸款。使用這些貸款去資助生產，就產生了剩余價值，並將剩余價值的一部分以利息的形式付給放貸的銀行資本家。生息資本的交換價值是必須償還的利息，而它資助剩余價值生產的能力就是它的使用價值。
　　支配利率變動和總的利息變動的各種因素，在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並不是一目了然的。在《資本論》第3章第5篇中，他強調指出利率是由供求的“偶然”力量所決定的，它反映了借貸資本家與工業資本家之間的力量對比。由於借貸資本家和工業資本家在本質上是同一個階級的不同部分，因而不存在產生決定作用的規律，而象工資這樣的反映資本主義兩大階級根本區分的收益形式，卻有規律可循。然而利息，無論是利率還是利息的總體，則被認為是受生產所導致的總的利潤所限制的，而利潤率趨於下降的規律以及銀行業和靠利息為生階層的發展，則預期會導致利息水平的長期下降。從短期來看，利率的波動被認為是潛在的商業周期的產物；在繁榮階段利率一般較低，但隨著危機的爆發利率則會上升到高峰。希法亭把這些變動置於商業周期過程中出現的各個部門之間的失調基礎之上（見“參考書目”3），並把這一分析擴大到揭示這些周期性的變動如何反過來影響整個周期間的金融活動，以及如何在總的經濟危機爆發之前就能預見到金融危機（雖然前者只不過是“後一危機的一種癥候、一種預兆”）。
　　根據馬克思的理論，生息資本雖最終取決於產業資本，但確獨立於它之外，而且是一種較普遍、較無約束的範疇。因為它同馬克思賦予與商品相對的貨幣的那些外在的、普遍的和自由的特征相當（參看《資本論》第1卷）。同樣，利息率則是作為一種比利潤率單純的範疇而出現的；與不同的資本產生眾多不同的利潤率相比（雖然馬克思在這里有些言過其實），利息率的計算是一目了然的，而且只有一種形態（參看資本的形態和收益；信息和虛擬資本條目）。




參考書目

① 勞倫斯·哈里斯：《論利息、信貸和資本》1976年英文版。
② 大衛·哈維：《資本的局限》，1982年英文版。
③ 魯道夫·希法亭：《金融資本》（1910），1981年英文版。


武力

　　參看暴力條目


生產力和生產關系

　　馬克思的成熟經濟著作中都貫穿這樣一個思想，即生產力於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動態的一個基礎。一般說來，這一矛盾是歷史上相繼出現一系列生產方式的原因，因為它會導致一種生產方式的必然衰落及其為另一種生產方式的取代。任何生產方式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結合，不只構成經濟進程的基礎，而且構成整個社會進程的基礎。馬克思以極其簡明的話闡述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於社會結構之間的關系：“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它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它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溝，則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現實基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2頁）。在同一個地方，馬克思還指出生產力與生產之間的矛盾是社會歷史的動力：“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系……發生矛盾”；而且，“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從而導致社會革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2—83頁）。
　　馬克思認為生產力包括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因此，生產力的發展就包含機器的發展、勞動過程的變化、新能源的開發以及無產階級的教育這樣一些歷史現象。然而，也有一些組成因素，人們對其解說是有爭論的。某些作家把科學本身包括在生產力之內（不只是作為結果而發生的生產資料的變革），而科恩（見“參考數目”2）則把地理空間作為一種力量包括在內。
　　生產力的經濟所有制構成生產關系；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最基本的生產關系是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無產階級所擁有的只是自己的勞動力。經濟上的所有權不同於法律上的所有權，因為它關系到對生產力的控制。從法律的意義上來說，有權獲得養老金的工人也可以說擁有那些把養老基金投入生產的公司的份額，從而可以說在法律上成為公司生產資料的間接所有者（但即使是這樣來解釋法律地位，也易於受到批評，因為這種份額所有權只是在法律上有權獲得收益，而不是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但若如此，則他們當然不是握有生產資料的權力，從而也不會有經濟上的所有權（參看財產條目）。
　　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據以發展的方式以及這種發展所導致的影響，一直是馬克思主義中的主要爭論的議題之一。對《〈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那一段著名引語的最明確的解釋是：生產方式內部存在著這樣一種一致性，即使生產力與生產方式相一致，並由於這一點，生產關系與法律的、意識形態的和其他的社會關系也相一致（後者是指基礎於上層建築的一致）。這種一致性所以好象是一個，是因為在其中生產力是主要的，生產關系由生產力決定，而生產關系本身又決定著上層建築。這三個因素在因果關系鏈條中的各自地位從其對歷史發展的意義而具有重要性。比如，生產力的發展將導致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生產關系“變成生產力的桎梏），而這種矛盾的激化又將導致現存生產方式及其上層建築的崩潰。這樣來解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主要歷史作用就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把生產力看作是基本動力，正確嗎？
　　在本世紀第三個25年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覆興中，對馬克思的論點作這樣的特定解釋，引起了許多批評。在某些人看來，一個重要的需要考慮的問題是上述論點似乎具有一種不為人們所接受的政治含義；他們論證說，斯大林的加速實現工業化及其強行實行合作化的政策和在政治上進行鎮壓活動，都源於他把生產力看作最主要的東西的觀點（托洛茨基也持有同樣的觀點），結果形成了這樣一種結局，即如果蘇聯的生產力能成為現代工業的生產力，那麽社會主義的生產力關系就會具有真正的基礎。此外，馬克思本人的著作在關於生產力是首要問題的看法上似乎也是模棱兩可的，他在有些地方就寫過仿佛生產關系支配並引起生產力變化的話。比如，在《資本論》第1卷中，特別是在探討勞動實際從屬於資本的發展中（見1933年第一次發表的“直接生產過程的結果”這一章的手稿，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馬克思似乎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使生產工具和勞動過程革命化。如果馬克思主義提出一種關於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相互影響的聯系概念的話，即生產力在某種意義上既是生產關系的決定因素又是這兩部分據以相互作用的方法的決定因素，那末這樣一種描述對那種生產力是首要的觀點來說就不應成為問題了。但馬克思本人的著作對此並沒有提及，而且某些作家已提出他們將排除這兩種不同因素之間起相互作用的可能性，因為他們將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合並或“融合”在一起，使生產力成為生產關系的一種形式（見“參考書目”3第5章，1第235頁）。
　　盡管以生產力為主的觀念會引起許多問題，但科恩卻一直有力地重申這一點（見“參考書目”2以及5）。科恩證明了這一論點本身的一致性，並認為這在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確實具有一種有效的、邏輯的重要地位。理解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聯系的基本困難在於，這兩者在生產方式內部被認為是必然互相協調的，而其中的一個方面又必然以導致矛盾或不相容性的方式發展；因此，它們的發展具有不對稱的因素，而且這是體系上的不對稱，而不是偶然的不對稱。因此，“一致性”並不能意味著是相互的，甚至是決定性的。這可能意味著生產關系的發展，引起生產力的發展，而生產力的發展然後又反作用於生產關系，以致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影響是倍增的，而生產力對生產關系的影響卻是不斷減弱的；如果這樣的話，那生產關系就成為主要的了，而生產力的成熟則會沖撞顯示矛盾特征的“桎梏”。然而，科恩沒有采用這種解釋方法。相反，他認為生產力的發展是主要的，因為它是由在某種意義上是外部發生的力量所導致的；存在一種動力，它外在於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並首先對生產力產生影響。在科恩看來，這一動力就是人的理性，是人類通過發展生產力而力圖改善自己的處境和擺脫匱乏的一種合理的、永遠保有的推動力。
　　科恩強調人類在克服物質匱乏過程中合理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但這對其維護馬克思關於生產力是第一位的觀點來說卻是一個薄弱環節，而且是一個致命的薄弱環節。正如萊特和萊文（見“參考書目”4）所論證的，即使從階級利益的角度來看待人類追求利益的行為，從而避開非馬克思主義的個人主義，但這種看法也忽視了階級能量的問題。階級利益並不能保證它具有改造歷史的效力。萊文和萊特把階級“能量”定義為“各階級在階級鬥爭中可以利用的組織的、意識形態的才略和物質資源”，並認為“把利益變成實踐行動，對於任何合適的歷史理論來說，都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當然，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理論觸及將導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崩潰和社會主義建立這種矛盾問題時，理論就成了一個特別尖銳的問題了。那些讚同階級能量和階級利益在這樣一種變革中具有重要作用的作家，認為他們的出發點是看到階級鬥爭的作用，這跟那種認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發展是為了適應人類的某種利益而不可抗拒地在進行經濟決定論，恰成鮮明的對照（參看歷史唯物主義條目）。




參考書目

① E.巴里巴爾：“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概念”，載阿爾都塞和巴里巴爾合著的《閱讀〈資本論〉》，1970年英文版。
② G.A.科恩：《卡爾·馬克思的歷史學說——一種辯護》，1978年英文版。
③ A.卡特勒等合著：《馬克思的〈資本論〉和當代的資本主義》，1977年英文版，第1卷。
④ A.萊文和E.O.萊特合著：《理性與階級鬥爭》，1980年英文版。
⑤ 威廉·H·肖：《馬克思的歷史理論》，1978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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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2:29:23

資本的形成和收益

　　作為一種社會關系的資本是從事資本循環的動態現象,它在循環的不同階段表現為不同的形態。如果我們從貨幣資本的形態（M）開始，它先轉化為商品（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然後變成生產資本（P）。生產過程的結果就是商品資本（C1），它得通過出賣來實現，從而再變成貨幣資本。在這個意義上說，資本雖采取不同的形態，但M和C1本身卻是不活躍的；只有談論在循環的每一個階段內執行特定職能的資本時，這才有意義。
　　生產資本P是一個過程。它是正在運轉的工廠或農場。如果把資本主義制度設想得不那麽覆雜，那麽開辦工廠的企業對商品和貨幣交易也可能進行充分的控制，但實際上這些過程具有特定的職能，並且屬於不同的資本形態。商業資本的特定職能是經營商品。通過為工業買賣原料來獲取利潤的大貿易商號或經營制成品（循環中的C）的主要街道上的連銷商店，都反映了商業資本的特點，但也有許多中間形式。就只通過匯總而經營貨幣（循環中的M）的銀行來說，它們所經營的也是一種商業資本。但是，與這些經營活動有關的貨幣制度的發展導致信用和另一種專門形式的生息資本的出現（參看銀行資本和利息條目）。生息資本參與向工業資本提供貨幣資本的過程，因而工業資本循環中的最初的貨幣資本M就是從那部分資金中預借的。
　　《資本論》第3卷的第四和第五篇就論述了這些特定形態的資本。它們是證實了馬克思關於從考察高度抽象的一般範疇所揭示的原則出發就可以說明世界覆雜性的主張的重要因素，因為馬克思是在考察了無差別形態的資本性質之後才寫出這些章節的。在《資本論》第1、2卷和第3卷的前半部中，馬克思揭示了一般資本的規律和許多工業資本在競爭中的規律，而且認為只有依據這些規律才能理解各種特定形態的資本。特別是，前面的分析所揭示的是產生剩余價值和在各工業資本之間分配剩余價值的方式，而在《資本論》第3卷的第四、第五和以後的第七篇中論述的問題則是這種剩余價值如何以各種不同收入的方式在不同的特定資本形態之間進行分配的。行動者從只是一個的工業資本變成了工業資本+商業資本+生息資本了。在前面的分析中，剩余價值表現為利潤的形式，現在工業資本得到的只是企業利潤，而生息資本得到的是作為利息的一部分剩余價值，商業資本得到的則是作為商業利潤的利潤，這種利潤是從總剩余價值中扣除出來的。商業資本和生息資本所得到的收益，以及它們同其它形式的剩余價值的分離，值得進一步探討。
　　在流通領域中運轉的商業資本雖不直接產生剩余價值，但卻以利潤的形式占有只能在資本主義的工業和農業的生產領域中才產生的某些剩余價值。商人所做的不過是買賣商品；為了發揮自己的作用，他們也把資本用在商店的工人、雇員等勞動力上。但根據馬克思的定義，這種勞動不是生產性的勞動（參看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條目）；這種勞動雖並不直接生產剩余價值，但卻把流通的費用減低到非商業內行的工業資本家來經營時所需的成本以下，因而也可以說對剩余價值的創造起了間接的作用。在商業資本並不在由它控制的生產過程中產生剩余價值的條件下，它的利潤是從它同工業（和農業）資本的買賣中獲得的。商人從工業那兒購買的商品低於它們的價值，然後再以它們的價值進行出售。商人占有的這個差額往往相當於一般利潤率。競爭確保商人從其所預付資本中獲得的利潤率相當於工業資本家從其資本中所獲得的利潤率，而且每一種利潤率都相當於總的剩余價值除以（商業和工業）資本的總和。
　　對商業利潤的這種考察忽視了利息的扣除；而對生息資本性質的考察也只是集中於它與工業資本的關系方面。利息是工業資本家從其利潤中支付的，余下的是作為總利潤一部分的營辦企業的利潤。馬克思認為這種分配所導致的各種比例是供求的“偶然”力量所決定的，所以不能要求有確定利息率（或企業利潤率）的一般規律，只能要求對它可能涉及的幅度有一個一般的限制。
　　源於剩余價值的最後一種收入是地租，但這種歸於地主的收入不同於以專門的資本形式出現的收入。
　　各種特定形態的資本不僅僅是把剩余價值分為不同形式收入的基礎，因為每一種資本形態的發展都有重大的歷史沖擊力。雖然商業資本依賴於作為其利潤來源的工業資本，但在工業資本之前它就以一種古老的形式出現了。無疑，貿易和掠奪在資本主義產生中的作用，即原始積累的過程，意味著商業資本對積聚財源和促進資本所必須的社會關系的形成是極其重要的。早期的壟斷貿易公司就典型地體現了這一作用。然而，商業資本雖源於歐洲的資本主義，但人們認為它在歐洲與第三世界的關系中所占的優勢已妨礙了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推進資本主義發展的能力。凱（見“參考書目”2）論證說歐洲範圍內的商業資本由於工業資本的發展已失去其獨立性，因而並未妨礙後者的發展，即沒有妨礙通過組織生產而賺取利潤的階級的興起。然而，在許多第三世界的國家中，商業資本至少直到最近仍占有支配地位的，它在通過貿易而不是發展其資本主義生產來尋求利潤方面仍具有很大的獨立性。凱認為這種獨立性至少從19世紀中期起就一直具有一種自相矛盾的特點，因為它“既保留其獨立性又失去其獨立性”。在作為不發達國家的唯一的資本形態的意義上，商業資本保有獨立性，但鑒於它是在世界範圍內與工業資本相共存的，因而它必須調節自己的活動以部分地充當工業資本在第三世界的代理。作為代理角色，商業資本必須以工業資本所需要的方式進行貿易（向資本主義國家運送原料和食品，在較貧窮的國家出售資本主義國家的制成品），而為了滿足歐洲對原料和食品的需要，而只能必須以最低限度的必要手段來左右當地的生產（參看不發達和發達條目）。
　　馬克思是部分依據信貸制度對資本集中的影響（參看資本集中和積聚條目），特別是依據信貸制度對股份公司形成的影響，來確定生息資本在歷史上的作用的。信貸制度的這些發展被認為是一個新時代的標志（參看資本主義的歷史分期條目），並具有重要意義。它們導致了一種馬克思的抵銷利潤率下降的趨勢，因為據認為貸款給股份公司的人會由於作為剩余價值一種形式的利息的支配而獲利較少。而且它們會引起階級構成的變化，因為實際起作用的資本家有別於產業所使用的資本的所有者。然而，生息資本一旦形成就不會靜止不變；它將形成許多更為覆雜的特點，特別是希法亭（見“參考書目”1）等人所確定的生息資本轉變為金融資本，就是一個特別重要的特點。




參考書目

① 魯道夫·希法亭：《金融資本》（1910），1981年英文版。
② G.凱：《發達與不發達——馬克思主義的分析》，1975年英文版。


法蘭克福學派

　　本世紀二三十年代在德國興起的法蘭克福學派，其產生是與下述問題的爭論密不可分的。馬克思主義的本質是什麽？或為實際的目的而批判和推翻一切形式的統治的理論範圍有多大？為把握這一學派的思想發展中心，就必須正確評價能說明其背景的一系列重大紛擾的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歐左翼工人運動的失敗，德國大部分左翼政黨墮落為改良主義或變成聽命於受莫斯科控制的運動，俄國革命蛻變為斯大林主義，以及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的興起。這些事件向下述人士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問題，這些人雖受到馬克思主義的鼓舞，但又準備承認，那種認為社會主義是“歷史預計進程”的必然組成部分的觀點，或者認為只要制定了“正確的”黨的路線。就會有“正確的”社會行動的觀點，是多麽的錯誤和危險。
　　我們可以把法蘭克福學派同反布爾什維克的激進主義和自由的或批判的馬克思主義直接聯系起來。由於既敵視資本主義又敵視蘇聯式的社會主義，該學派的著作企圖找到使社會發展可能保持活力的另一條道路。許多在六七十年代致力於新左派運動的人，發現法蘭克福學派的著作既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作了令人感興趣的解釋，又突出了一些很少為較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所能及的問題（如官僚主義和極權主義）。
　　法蘭克福學派的思想一般都是在“批判理論”的標題下提出的（見“參考書目”11和羅·雅科比：《馬克思主義和批判學派》，1974年英文版）。但應強調指出的是批判理論並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理論；也並不表明該學派的所有信徒都信奉同一思想（見“參考書目”5和9）大致可以歸入“批判理論”這一標簽的思想傳統分為兩個分支。一是以社會研究所為中心，它在1923年建於法蘭克福，1933年從德國流亡，不久後遷居美國，50年代初又重建於法蘭克福。該研究所的主要人物有麥克斯·霍克海默（哲學家、社會學家和社會心理學家），弗里德希·波洛克（經濟學家和國民計劃問題專家）、西奧多·阿多爾諾（哲學家、社會學家和音樂研究家）、埃里希·弗羅姆（心理分析學家和社會心理學家）、赫伯特·馬爾庫塞（哲學家）弗蘭茨·諾伊曼（政治學家·特別精通法律）、奧托·馬基爾希海默（政治學家、精通法律）、列奧·洛文紹爾（大眾文化和文藝研究者）、亨利克·格羅斯曼（政治經濟學家）、阿爾卡狄·古蘭德（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以及研究所的“外圍”成員瓦爾特·本傑明（散文家和文藝批判家），研究所的全體成員通常被稱為“法蘭克福”學派。但這一叫法容易使人產生誤解，因為這個研究所的成員的著作並沒有形成一套嚴密的、相互補充的體系。能真正算是這個“學派”的人，只有霍克海默、阿多爾諾、馬爾庫塞、洛文紹爾、波洛克以及（該研究所早期的）弗洛姆；而甚至在這些人中，其觀點的分歧也是很大的。批判理論的第二分支源於尤里根·哈貝馬斯最近的哲學和社會學著作，他的著作重新確定了批判理論的概念。對這一事業有過貢獻的其他人有阿爾布雷希特·韋爾默爾（哲學家）、克勞斯·奧菲（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和克勞斯·艾德爾（人類學家）（見“參考數目”15）。
　　下面談談法蘭克福學派的傑出成員霍克海默、阿多爾諾、馬爾庫塞、和哈貝馬斯的情況。他們是截至目前為止闡發社會批判理論的最主要人物。他們著作中的許多共同要素可以看作是這一批判理論的思想。批判的概念曾從（康德的）理性和認識的可能性條件發展為（黑格爾的）對精神形成的思考，然後又發展為（馬克思的）對特殊歷史形態及資本主義和交換過程的集中探討。法蘭克福學派的主要人物進一步發展了批判概念。他們在探討一切社會實踐中力圖提出批判的見解，即提出貫注於意識形態批判的見解，因為這種意識形態戲台系統了現實以掩蓋不合理的權力關系並使之合法化。他們關系的是社會利益、沖突和矛盾是怎樣通過思想表述出來以及他們是怎樣在統治體制中展示和再現的。他們希望通過對這些體制的考察能加強對統治根源的認識、削弱意識形態的基礎以及促使人們改變意識和行動。
　　所有這些批判理論家由於都具有哲學素養，因而寫的大都是評價德國哲學遺產的內容。這些著述被認為既是對德國哲學傳統的分析，又是對這一傳統的批判；因為他們的目的是打破一切封閉思想體系的束縛、摧毀妨礙批判事業進展的各種傳統。這四位思想家雖保留了許多德國唯心主義關心的問題（如理性、真理和美的性質），但卻重新表述了康德和黑格爾理解上述問題的方法。他們像馬克思那樣將歷史作為研究哲學和社會的核心（如馬爾庫塞，見“參考書目”12）。但是，他們每一個人在堅持一切知識都受歷史條件限制的同時，又堅持可以脫離具體的社會利益（如階級利益）而合理地判定真理的主張。他們捍衛自主的批判要素的可能性（見“參考書目”10和1）。
　　這些批判理論家的大部分著作都是采用與過去和當代的重要哲學家、思想家進行一系列的批判性的對話方式展開的。法蘭克福學派的主要代言人物都試圖綜合康德、黑格爾、馬克思、維貝爾、盧卡奇和弗洛伊德等人著作中的觀點並與之進行爭論。對哈貝馬斯來說，某些英美思想傳統，尤其是語言哲學和近代的科學哲學也是重要是綜合和爭論的對象。每個批判家這樣做的動機時候似乎都是相同的——在交叉學科的研究中，為探討社會覆興和改造的條件、文化的意義以及個人、社會與自然關系等問題奠定基礎。
　　批判理論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認識到；既然馬克思主義表現為斯大林主義時就成了壓制的思想意識，因而證明馬克思主義的學說並不一定就會提供真理的鑰匙。它不僅認為“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的概念不足以解釋一系列現象（斯大林主義、法西斯主義以及其它等）產生的原因，而且認為維貝爾和弗洛伊德這樣一些人的思想和理論為解決馬克思主義者所面臨的問題——為什麽西方預期發生的革命始終沒有發生——提供了重要線索。批判理論家們評價和在可能時發展非馬克思主義思想，並不表明他們要削弱馬克思主義的基礎；相反，而是要恢覆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並發展它。因而，他們一方面承認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重大貢獻，另一方面又認為它並不足以成為認識當代社會的基礎。國家權力所涉及的領域愈來愈多、“基礎與上層建築”愈來愈相互滲透、批判理論家稱之為“文化工業”的現象不斷蔓延、極權主義的發展，凡此種種都表明政治經濟學必須與其他學科融合在一起。因而，政治社會學、文化批判、心理分析以及其它學科，都在批評理論的框架結構中占有一席之地。通過提出分工、官僚主義、文化模式、家庭結構以及所有制和管理的問題，法蘭克福學派就大大地擴大了批判的範圍並有助於改變政治的概念。
　　他們的著作企圖揭示各種妨礙將生產方式——這可能是馬克思主義體系中最核心的部分——說成只是客觀的結構和在人“以外”發展的事物的覆雜關系和中介。他們尤其反對歷史唯物主義作“決定論的”和“實證論”解釋，因為這種解釋強調歷史發展的各個階段是不可變更的（在一種貌似獨立的經濟“基礎”的推動下），並認為能夠按照自然科學方法論的模式來理解這些歷史階段。他們論證說，後來對馬克思所作的解釋正是馬克思本人早年曾駁斥過的一種思想——“思辯的唯物論”，卻忽視人的主體性的重要作用的唯物論。正統馬克思主義（如德國共產黨的理論）的傳統的觀點沒有認識到既必須研究行動的客觀條件，又必須研究理解和解釋這些條件的方法的重要性，例如，對文化或同一性的形式的各種成分進行分析，就是必要的，因為“歷史是由從事局部認識的主體在既定條件下的活動創造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定不是並不是定期爆發危機的原因。這種危機的過程和解決它的辦法的性質，都取決於代表各種社會力量的人物的實踐和他們如何理解本身的處境。批判理論所致力研究的是結構與社會實踐的相互作用，即研究在特定社會現象中的主體和客觀以及他們的關系如何通過這些現象來進行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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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2:30:42

批判理論家們提出問題的方式雖千差萬別，但他們認為通過對現代社會和政治問題的探討就能闡明未來的前景，這些前景如果實現了，就會提高社會的合理性。然而，他們關心的不僅僅是闡明那些不明顯的現象，也不是像霍克海默和阿爾多諾說的那樣只是“記憶”或“回想”有被忘卻危險的往事——爭取解放的鬥爭，從事這一鬥爭的種種原因，批判思想本身的性質。他們還提出自己理論和實踐的新的重點和新的思想。比如，馬爾庫塞就為個人的舒適享樂——（與堅持苦行僧式和清教徙式觀點的革命者相反）、為個人的自我解放（與那些簡單地認為這種解放只來自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變革的人不同）和為人類與自然之間可能有與現存關系截然不同的關系（與要加速發展現存各種技術的人不同）進行辯解。這些觀占顯然偏離了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學說（見“參考書目”13）。然而，霍克海默、阿爾多諾和馬爾庫塞卻從未提出一套嚴格的政治要求。因為他們以及哈貝馬斯的思想的一個重要原則是：革命的過程也就是自我解放和自我革命的過程。因此，列寧的先鋒組織的觀點受到了批判性的評價，因為這樣的組織被認為會導致一種根深蒂固的分工、官僚階層和極權主義的領導。雖然這些批判理論家沒有提出一貫的政治理論，但他們同意傳統的看法，即社會主義和自由是一致的，合理社會的目標必須體現在這種社會的方法上，而且必須與這種方法相一致。
　　整個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社會研究所在霍克海默任所長期間，對包括個人的身份形成、家庭關系、官僚主義、國家、經濟和文化在內的許多領域進行了研究與分析。雖然被稱為“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理論往往是從人們所熟悉的馬克思主義原理出發的，但得出的許多結論卻與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相反，因為他們的研究成果突出了在可預見的將來進行社會改造的許多障礙。以下就是他們研究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核心觀點。
　　第一，他們證明，經濟和政治融合在一起的趨勢將不斷增強。壟斷組織出現並幹預國家事務，而國家也進行幹預以保護和維持經濟過程。
　　第二，經濟與國家組織愈來愈交織在一起，以確保地方的主動性從屬於官僚政治的考慮、市場上原料的分配從屬於中央的集中計劃。社會的協調工作是由強大的公、私行政機構負責的，這些機構愈來愈自成體系，而且只考慮生產。
　　第三，在官僚主義泛濫和機構臃腫的同時，由於實用理論——關心完成預定目標的手段的功效——深入人心，社會生活合理化的進程也在擴大。
　　第四，勞動分工的不斷發展把工作任務分得愈來愈細。隨著工作任務和機械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工人幾乎不可能對自己的工作進行思考和組織。整個勞動的過程更難於了解，大部分職業成了完成各種孤立的、極小的產品的片斷生產。
　　第五，隨著工作和知識的細微化，階級的體驗正在消失。統治愈益成為非個人的統治，人成了完成目的的手段而這種目的卻似乎是獨立存在的。決定這些過程的特定的社會關系的形式——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物化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愈來愈只具有商品的性質，從而加劇了物化，社會關系也愈來愈難以為人們所了解（參看商品拜物教；交換條目）。沖突日益集中在那些並不能觸及社會基礎的邊際問題上。
　　法蘭克福學派對這些過程的分析，力圖揭示似乎無個性特征的統治的特定社會基礎，從而揭示是什麽東西在妨礙人們“意識他們自己”是能采取主動和積極行動的“主體”的。在進行這一分析時，集中評價了“大眾文化”傳播思想與信仰的途徑，即自我外（家庭外）的社會化用以摧毀個人、私人領域的方式。
　　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都認為，資本主義時期、基督教的中古時期和文藝覆興時期的大師們的作品，都對單純注重實效的世界保持某種程度的獨立性（見“參考書目”2）。這些大師們的作品通過自己的形式與風格，體現了個人的經驗，表達了他們的意圖。阿爾多諾通常所說的“自主的”藝術將產生出美和秩序或矛盾和不協調的形象——即美學領域，它與現實相脫離同時又突出表現了現實（參看美學；藝術條目）。它的對象世界來自現存的秩序，但它卻是以非因襲的方式來描繪這一秩序的。這樣，藝術就具有認識和破壞的特點。它的“真理內容”就在於它能重新構築成傳統的意義模式。
　　法蘭克福理論家們認為，現今大部分文化產品已變成商品，而文化本身也業已成為一種“工業”。“工業”這個詞，在這里是指文化產品的“標準化”，“虛假的個體化”或只有極細小的差異（如西方的電視和電影音樂），也指推廣和傳播技術的合理化。文化工業不尋求藝術形式的統一，它關的是“效果至上”。它主要是為了消遣和娛樂，提供一個機會使人們暫時逃避日常生活的負擔和單調乏味的工作。但是文化工業並不能使人真心地逃避現實。它提供的娛樂——沒有壓力、比較自在——只是使人從生活的基本壓力中輕松一下，使其重新產生工作的願望。在分析電視、藝術、流行音樂和星相學時，阿多爾諾特別試圖證明這種“工業”產品只不過是再現和加強了人們想要逃避的那種世界的結構。它們強調的信念是：生活中的消極因素是由自然原因和偶然原因造成的，從而宣傳了宿命論、依附感和責任感。文化工業為現存秩序生產了一種“社會膠合劑”（阿爾多諾並不認為一切藝術和音樂的命運都如此。比如，他曾不厭其煩地強調舍恩伯格的無調性音樂具有一種批判的、否定的功能）。法蘭克福學派想通過對現代藝術和音樂的考察，來評價各種文化現象的性質。在這一探討中，他們試圖揭示人們是如何安排和控制大多數閒暇活動的。生產和消費這兩個領域對個人的社會化有著重要的影響。非人的力量不僅控制著個人的信仰，而且支配了人的活動的動力。
　　這個學派使用了許多心理分析的概念來考察社會是怎樣造就個人、形成各類社會性格的。他們發現，在社會化的過程中，父母的重要性逐漸減低了。由於家庭愈來愈不能對外界的巨大的壓力提供保護，因而父親權威的合法性就從根本上動搖了。其結果是，男孩不希望長大後成為象父親那樣的人，而是愈來愈想趁格外象文化工業所提倡的那種形象的人，（在納粹德國，這種形象就是法西斯主義）。父親雖保有一些權力，但他的要求和禁令，充其量也只是在家庭內勉強起作用。因而，父親的權力就顯得專橫。在這種情況下，孩子對力量的概念只是抽象的，並尋求符號他們心中想象的、更有力的“父親”這樣，就造成了一種普遍的、易於受外界力量影響（如法西斯主義的煽動）的狀態。
　　《極權主義的個性》（見“參考數目”3）這一典型的著作的目的，就是依舊上述壓力所形成的性格綜合癥來分析這種易感性。這份研究試圖將某些性格與政見（如民族擴張主義和民族偏見這樣一些有法西斯傾向的政見）聯系起來（參看種族條目）。它揭示出一種“標準化”的個人，這種人思想僵化、墨守成規、盲目屈從於傳統的價值關、權威和迷信。研究揭示了意識形態是如何地根深蒂固和人們為什麽會接受“與他們的利益相違背”的信仰體系。這種極權主義類型的性格同樣會在能獨立思考、能提出批評性意見的人身上出現。
　　法蘭克福學派論述當代文學和獨裁主義模式等的目的是要促進解放鬥爭，雖然必須補充指出，該學派內部對這一鬥爭的確切含義是有爭議的。不過，他們的著作明顯地表現出一種自相矛盾的東西，由於他們堅持人類和社會變革的可能性必須要受歷史條件的制約，這種矛盾就更為突出了。他們提出的關於社會根本變革重要性的理論並沒有多少社會鬥爭的基礎。他們擴大了批判的範圍和政治概念；這是他們把相互矛盾的觀點捏在一起的一個重要方法。正是由於看不到資本主義必然會轉化，他們才如此重視意識形態的批判，從而有助於可與現存統治結構決裂的意識，但矛盾主要是由一個有問題的論點引起的，這個論點使他們即低估了某些類型的政治鬥爭，又低估了他們的著作對這些鬥爭的重要意義。
　　他們主要關心的問題之一，是解釋為什麽馬克思所設想的革命沒有在西方發生。在試圖解釋革命沒有發生的原因時，他們低估了重大政治事件的覆雜性。他們設想，與現存秩序作斷然的決裂就一定會發生社會變革；但這一設想使他們不恰當地看重了可穩定社會的各種力量的作用。在試圖解釋他們預期的事情沒有發生的原因時，他們誇大了“制度”吸收反對勢力的能力。其結果是；批判理論忽視了西方內部的和西方以為的一系列重要的社會政治鬥爭——以改變並在繼續改變政治面貌的鬥爭（參看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條目）。雖然他們對不斷變化的重大政治事件並不總能作出正確的評價，但他們對理論和批判的興趣，，對各種壓制激進政治運動的統治方式進行分析的興趣，卻頗有實際影響。他們在這些領域內的著作是馬克思主義傳統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
　　還可以對法蘭克福學派的立場作些批判，但這里就不贅述了（見“參考書目”4、9、14和6）。值得注意的是，該學派的些最重要的失誤已在第二代批判理論家的著作中提出來了；其中，哈貝馬斯最為突出，他是在完全不同於霍克海默、阿爾多諾和馬爾庫塞的框架中發展自己的思想的。他特別深入探討了批判理論的哲學基礎，試圖闡明關於合理性的“好社會”的預言，並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前景重新作了說明（見“參考書目”7和8）。他的研究仍在繼續，這證明進一步闡明社會的批判理論是很有生命力的工作，盡管我們目前還不能無批判地接受它的許多理論教義（參看認識論；西方馬克思主義條目）。




參考書目

① 西奧多·阿多爾諾：《否定的辯證法》（1966），1973年英文版。
② 西奧多·阿多爾諾和麥·霍克海默：《啟蒙辯證法》（1947），1973年英文版。
③ 西奧多·阿多爾諾等合著：《極權主義的個性》，1950年英文版。
④ 佩·安德森：《西方馬克思主義思考》，1976年英文版。
⑤ 赫爾穆特·杜比爾埃：《科學組織與政治知識》，1978年德文版。
⑥ 雷蒙德·葛斯：《批判理論的概念》，1982年英文版。
⑦ 尤爾根·哈貝馬斯：《知識與人的利益》（1968），1971年英文版。
⑧ 同上作者：《合法性危機》（1973），1976年英文版。
⑨ 大衛·赫爾德：《批判理論介紹——從霍克海默到哈貝馬斯》，1980年英文版。
⑩ 麥克斯·霍克海默：《批判理論》（1968），本卷由30年代和40年代初所寫的論文組成，1972年英文版。
⑪ 馬丁·傑伊：《辯證的想象力——法蘭克福學派和社會研究所的歷史1923—1950》，1973年英文版。
⑿ 赫伯特·馬爾庫塞：《理性與革命》，1941年英文版。
⒀ 同上作者：《愛欲與文明》（1955），1966年英文版。
⒁ 約翰·湯普森《批判的注釋學》，1981年英文版。
⒂ 阿爾布雷希特·韋爾默爾：《批判的社會理論》，1974年英文版。


自由

　　參看解放；決定論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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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2:31:44

地理

　　地理知識是對形成社會生活的物質再生產基礎的條件(包括自然條件和人類創造的條件)的空間配置進行描述和分析。它同時還試圖了解在一定的生產方式條件下社會生活的質量跟這些條件之間的關系。
　　地理知識的形式和內容決定於社會的條件。一切社會階級和社會集團都有其獨特的“地理學識”，也就是關於它們的領土和各種價值在利用上的空間配置的實用知識。這種通過經驗得到的“學識”，是作為個人和集團跟世界打交道的概念工具的一部分而加以編纂整理並在社會上傳播的。它既可以作為一種不加嚴格限定的有關空間環境的意象來傳播，又可以作為一種正規的知識實體來傳播，後者也就是社會全體成員或一些享有特權的優秀分子從中接受教育的地理學。這種知識既可以利用來征服自然，也可以利用來統治其他的階級和人民。它還可以用來從事把人民從所謂的“自然”災害和國內外壓迫中解放出來的鬥爭。
　　作為一種正規的知識實體，資產階級地理學在不斷改變的實踐要求的壓力下經過了一系列的變化。在早先幾個世紀所關心的是航海的精確性，接踵而來的是為確定私有財產和國家領土權所需要的治國實踐。與此同時，世界市場的形成意味著“從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發現“新的、有用物體的新的屬性”，從而促進“普遍交換各種不同氣候條件下的產品和各種不同國家的產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2頁）。一些按照自然哲學的傳統從事工作的地理學家，例如亞歷山大·馮·洪堡（1769—1859）和卡爾·利特爾（1776—1859），開始著手對地球表層進行系統的描述，從而形成對各種價值（包括自然和人為的）進行開發利用的知識庫存，並確定了經濟和社會再生產的地理差異形式。到19世紀後期，地理的思想和實踐深受以下各種因素的影響，對探求商業機會的直接參與，對原始積累的展望和勞力資源的開發，以及帝國的經營和殖民地的管理。隨著世界被各主要帝國主義國家劃分為各自的勢力範圍，地理的作用也進而提高，在這方面，像弗里德里希·拉特策爾（1844—1904）和霍爾福特·麥克金德爵士這樣的地理學家，都致力於控制空間的鬥爭，也就是直接根據地理控制的辦法來對原料、勞力供應和市場實行控制。近年來，地理學家們關心對自然資源、人力資源以及空間配置的“合理安排”（所謂“合理”，通常是從積累的觀點來看的）。
　　從資產階級地理學的歷史中，有兩種明顯地強烈對立的思潮。第一種思潮在方法上具有深刻的唯物主義性質，盡管它在某些方面堅持環境或空間決定論（這是一種認為經濟、社會再生產和政權的形式是由環境條件或空間位置所決定的學說）。第二種思潮在精神上具有深刻的唯心主義的性質，它把社會看作是為了遵循上帝的意願或受人的良知和意志的支配而在積極地從事地球面貌的改變。在資產階級地理學中，這兩種思潮的緊張關系從未得到解決。此外，後一種思潮往往保存著一種強烈的思想意識的內容。盡管它希望對社會生活的多樣性有一種普遍的理解，然而它卻往往對這種多樣性進行狹隘的、種族優越論的解釋，從而使自己經常地成為散布種族、文化、民族優越論的工具。諸如“地理決定論”、“命定擴張論”、“白人天職論”以及資產階級的“文明使命論”等等思想，都在地理學思想中自由泛濫。地理信息（例如地圖）可以輕而易舉地被利用來制造恐慌和加劇民族之間的敵視，從而為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的統治和國內的壓迫（特別是在城市地區）進行辯護。
　　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對地理這門學科進行正面的論述，但他們卻經常引證一些地理學家（例如洪堡）的論著，而且在他們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行文中充滿了對歷史事件的評論。他們認為資產階級思想中的那種根本對立是可以互相彌合的。他們斷言：當我們作用於外部世界並改變它的時候，我們也就改變自己的本性；還有，雖然人們創造了自己的歷史，但他們不是在自己所選擇的社會條件和地理環境下來進行創造的。不過，馬克思顯然注意使自己跟資產階級思想中的決定論潮流保持距離，因此他通常是貶低環境和空間差別的意義，其結果是對地理問題采取一種矛盾的處理辦法。
　　譬如說，馬克思往往把歷史說成是從一種生產方式到另一種生產方式的單純循序漸進的發展過程。然而他同時也承認亞細亞社會具有一種特殊的生產方式，它部分地是由於在半幹旱的環境中興修並維持大規模的水利工程而形成的。他後來還批判一些人，說他們把他的“關於資本主義起源的史綱”改變為“一種所有的民族都命定要走的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同時強調指出他自己只不過是探求了“西歐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從封建主義經濟制度的胚胎中出現所經過的道路”（1877年11月寫給奧·查皮斯基的信）。甚至在西歐，也由於資本主義社會關系浸透的不平衡而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原因是不同的地方條件表現出無窮無盡的差異和層次（參看《資本論》第3卷第47章）。
　　此外，馬克思在對資本主義的歷史動力進行分析時，並不引用地理的論據，理由是這樣一來不僅不能增加任何新的東西，而且只能使事情變得覆雜。然而實際上他也不得不承認勞動生產率受環境條件的影響，這種條件反過來又形成社會勞動分工的物質基礎（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16章）。因此，勞動力的價值（和工資率）是根據再生產的費用以及自然和歷史的條件因地而異。由於土地肥沃程度和地點的不同，一部分級差地租也就由此產生。至於這些級差的程度即隨著地理條件的差異而引起的工資和利潤率的差異程度，馬克思認為可以通過資本（如貨幣、商品、生產活動等）和勞動的流動來加以縮小。在這方面，他不得不考慮到地理擴張對資本主義歷史動力的影響作用——殖民地化、對外貿易、資本輸出、金貯備的枯竭等。他認為地理擴張有助於阻止任何利潤率下降的趨勢，但不認為資本主義的危機傾向能夠經常地通過這種方法來緩和。因為它只不過是資本主義矛盾在世界舞台上的投影而已。但是，馬克思並不打算對這樣一個過程進行任何系統的分析。他曾計劃寫一部關於危機和世界市場的著作，但未能實現。
　　馬克思的評論具有一種嚴整的主題。雖然大自然可能成為勞動的課題，但是我們與之打交道的大自然的許多方面卻是社會的產物。例如，土地的生產能力既不是天生如此，也不是不可破壞的（李嘉圖的觀點），因為土地肥沃性可以隨著資本流通而提高或破壞。空間關系還受到交通運輸業的積極影響，這種工業在資產階級時代旨在縮短資本在流通中的周轉時間（即馬克思所說的通過時間來消滅空間）。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獨特的空間結構（物質和社會的基礎設施的投資，城市化，勞動的地域分工，等等），都是通過歷史發展的特殊過程產生的。資本主義是按照自己的想象來創造一種地理圖像，然而它只能發現這種圖像有嚴重的缺憾並充滿矛盾。它所創造的環境，既有利於資本主義未來發展的道路，同時卻又堵塞這些道路。
　　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往往不了解在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處處可見的那種纖細入微的“地理學識”。列寧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是早期著作中的一種例外。一種占主導地位的傾向是把大自然和地理環境不容置疑地看作是社會的一部分。卡爾·維特福格爾（1896—　）試圖重新把地理決定論引入馬克思主義思想，盡管這種作法本身有嚴重的缺點，但它畢竟重新提出了生產方式和環境條件之間的關系的問題。在蘇聯，出於對覆興、計劃、工業和地區發展的實際需要，也導致了地理學在馬克思主義的框架內作為一門正式學科出現。那種對於發展這個國家的生產力的深刻而幾乎是徹底的關心，是跟這樣一種分析聯系在一起的，即認為這種生產力的具體發展應被看作是具有地理差別的社會歷史的一種動力。這種思想主要通過法國地理學家諸如比埃爾·若爾日（1909—　）等人的著作傳播到西方來。
　　在20世紀早期，對於帝國主義和世界市場的研究（這是馬克思留下來沒有觸動過的一個題目）給馬克思主義思想帶來一種明確的有關空間的意象。希法亭、列寧、布哈林和盧森堡把有關剝削、地理擴張、領土沖突和統治等主題，生動地跟資本積累的理論聯系在一起。後來的一些作者則大力地繼續貫徹有關空間的意象。中心地區剝削邊緣地帶，都市剝削窮鄉僻壤，第一世界征服並無情地剝削第三世界，不發達的狀況是由外部強加所造成的，等等（參看不發達和發達條目）。階級鬥爭是通過邊緣地帶反對中心地區、農村反對城市、第三世界反對第一世界的鬥爭來解決。這種有關空間的意象是如此強烈，以致它自由地流回到甚至去解釋資本主義腹地內的各種結構。一個占統治地位的都市在剝削著各個地區，在這個都市中的少數民族居住區被形容為“內部新殖民地”。在某些馬克思主義著作中，《資本論》的語言（一個階級剝削另一個階級）看來正讓位給一種使人不容置疑的意象，也就是說一個地方的人民在剝削另一個地方的人民。然而，在馬克思主義的這種慣有的說法中，很少涉及階級對抗如何轉化為空間結構的具體過程，或者說空間的關系與組織是如何在資本主義的規則下產生的。
　　在60年代期間，隨著對資產階級地理學進行激進批判的力量不斷加強，在這些問題上透出了新的氣息。從社會主義觀點出發來對地理學的正統觀點進行改造的嘗試取得了某種特殊的優勢。然而，由屬於帝國思想意識範疇的保守思想家所主宰的資產階級傳統地理學，在對不同的自然和社會環境下生活方式和社會再生產的研究方法上，卻仍然具有全球性的、綜合性的和急功近利的影響作用。不過，從相對上來說，它已經比較容易成為批判的靶子，而且也比較容易為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效勞。盡管如此，馬克思主義地理學思想還是沒有多大的吸引力，所出現的只不過是埃利澤·勒克律（1830—1905）和克魯泡特金（1842—1921）的那種無政府主義的土生土長的激進傳統的短暫風暴。
　　這種激進主義的沖擊最初是集中在對意識形態和地理學實踐的批判上。它對地理書籍和教學中的種族主義、階級論、種族中心論、性別歧視觀點等等提出質疑。它對在地理學家中普遍存在的實證主義立場進行攻擊，認為它是資產階級統治意識的表現。它揭露了地理學家在替帝國主義效勞中所起的作用，揭露了他們在城市和地區的規劃過程中如何貫徹社會統治的目標，以利於資本的積累。它試圖通過對地理的哲學基礎進行一種徹底的批判來揭露該學科的隱蔽企圖和階級偏見。
　　此外，這種激進主義還謀求使地理學中有關社會主義改造的各個方面一致起來並加以維系，同時力求吸取資產階級地理學的積極方面並且對埋藏在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地理學觀點加以重新理解。雖然那些比較常見的技術——從繪圖到庫存資料分析——都可資利用（如同蘇聯的經驗所表明的），但是這畢竟跟資產階級的實踐過於接近，況且那種認定這些技術具有社會中立性的想法也在制造麻煩，因此需要更多的東西。長期以來，資產階級地理學家就在設法了解，不同的人民如何形成各自的物質的和社會的圖景，以反映他們的需要和要求；他們同時還表明不同的社會集團（包括兒童、成人、各社會階級和各種文化程度的人）掌握著不同形式的、而且往往是難以互相比較的地理知識。這已經是在確立一種比較合乎辯證主義的觀點方面邁開一小步，而這種觀點則是建立馬克思的這樣一個命題之上，我們在作用於並改變外部世界的同時也在改變我們的本性。從這樣一點出發，可以為地理學安排一種新的日程，即通過對社會過程的考察，以及對由此所得出的對地理學知識（這種知識本身就是有助於這些社會過程的實現）的批判性的回顧，來對物質環境（包括物質的和社會的）的積極建設和改造進行研究。這樣就可以看出，在一個社會過程中的各種矛盾（諸如建立在勞資對抗基礎之上的那些矛盾）勢必要反映在現實的地理圖景（社會組織的空間）和我們對這種圖景的解釋之中。
　　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地理學研究仍處於繈褓之中。它正對資產階級的問題重新進行探討，並且探索有關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踐的新觀點。它試圖更深刻地洞察不同的社會形態是如何按照各自的想象去創造其物質的和社會的圖景的。它在探討資本主義是如何地改變和創造著大自然，它一方面使新的生產力固定在大地上，但同時又使生態變化處於不可逆轉而且往往是有害的過程之中。它正在考察生產力和社會關系的空間結構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們的影響作用——地理上發展的不平衡、世界資本主義通過對資本和勞動力在地理上的動員而實現其空間的統一等等。它正在設法解釋在一種由勞資對抗所主宰的社會形態中，一個地方的人民受另一個地方的人民剝削的現象（邊緣地帶受中心地區剝削，農業地區受城市剝削）是怎樣發生的。它還正在調查空間組織（例如種族隔離）跟階級關系的再生產有什麽關系。總而言之，地理學家們正在通過地區的興衰過程、地區內部的競爭和改組、失業的輸出、經濟膨脹和生產能力過剩等現象，來設法了解危機在地理上是如何表現並墮落為帝國主義內部鬥爭和戰爭的。




參考書目

① V.阿努欽：《地理學的理論問題》，1977年英文版
② D.格雷哥里：《意識形態、科學和人文地理學》，1978年英文版。
③ 大衛·哈維：《資本的局限》，1982年英文版。
④ R.J.約翰斯頓編：《人文地理學辭典》，1981年英文版。
⑤ M.基德隆和R·西加爾：《世界地圖情況》，1981年英文版。
⑥ R.皮特：《激進地理學》，1977年英文版。
⑦ 馬西莫·奎尼：《地理學與馬克思主義》（1974），1981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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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2:32:47

戈爾德曼，盧西安

　　1913年6月20日生於布加勒斯特，1970年10月3日在巴黎逝世。
　　戈爾德曼30年代期間在維也納求學時，接觸了盧卡奇的早期著作——特別是《悲劇的形而上學》（選自《靈魂與形式》）、《小說的理論》以及《歷史和階級意識》，最後這部著作對他的思想起了深遠的影響作用。其他的主要影響來自讓·皮亞傑的“遺傳認識論”，還有60年代期間馬爾庫塞提出的關於有組織的資本主義乃是控制資本主義內部矛盾的手段這一論點。這種觀點在戈爾德曼的《論小說社會學》和他的新版《人文科學與哲學》中可以看到。
　　戈爾德曼從盧卡奇關於階級意識的探討中受到啟迪，從而制定了他自己的有關批判理解的概念結構。這種概念結構是以“主體和客體的部分一致”這種觀念作為中心，從而使一種“超個人主體”的“統一世界觀”的產生成為可能。據戈爾德曼看來，只有“超個人主體”才具備這樣的客觀能力，即通過一種“盡可能高的意識”而在哲學、藝術和文學上達到很高的水平，而相形之下，個人的意識則具有種種偶然性和局限性。由此可見，從事文化創造的真正主體便是“集體的主體”，它表現出歷史意識的各種“重要結構”，以回答置身於能動的社會總體之內的一個社會集團或階級的決定與要求。
　　戈爾德曼發表了兩篇博士論文：一篇關於康德，發表於蘇黎世；另一篇關於拉辛和巴斯噶，發表於巴黎；這兩篇論文都涉及詳細的歷史調查。在這以後，他的興趣主要轉移到方法論和超理論問題上。他在許多文章中探討了這些問題，這些文章最初以論戰的形式發表，後來被收集為多卷本。他從事創作的時候，正是結構主義在法國處於高度流行的時期，他力圖闡明自己的立場，極力要在這個領域中發出批判的呼聲。然而，當他把結構主義稱為教條主義的片面性並對它持反對立場的同時，卻把他自己的方法稱為“本源的結構主義”，以此來堅持其歷史的廣度。大大出乎他自己意料的是，他的最流行的作品竟是一卷本的文集《論小說社會學》，該書曾幾度再版，發行量很大。該書在重新恢覆盧卡奇的《小說理論》中的若幹重要原則的同時，要比那位匈牙利哲學家以極端得多的形式強調了物化的力量；它把盧卡奇早期著作中的原始主題跟馬爾庫塞的《單向度的人》中的觀點結合起來，並且在所謂積極的中介要從大規模具體化的現代資本主義世界中消失的情況下，尋找理解“新的小說”的關鍵。在這個時期，否定性的概念在他的思想中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他把“結構化”與“非結構化”兩者對立起來，堅持認為“工業社會的進化創造了若幹不可逆轉的形勢”（見“參考書目”②，第19頁）。由於把這樣一種背景看作是具有毀滅性的社會癱瘓並對它持反對態度，戈爾德曼熱烈地歡迎1968年5月事件，把該事件看作是一種解放的行動。他曾希望把自己的樂觀主義政治觀點轉化為一種新的理論洞察力，但他並沒有活到實現自己願望的那一天。




參考書目

① 盧西安·戈爾德曼：《伊曼努爾·康德》（1948），1971年英文版。
② 同上作者：《人文科學與哲學》（1952，1966），1969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隱蔽的上帝》（1956），1967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辯證法研究》，1958年英文版。
⑤ 同上作者：《論小說社會學》（1964），1975年英文版。
⑥ 同上作者：《智力結構與文化創造》，1970年法文版。
⑦ 同上作者：《盧卡奇與海德格爾》，1977年英文版。
⑧ 同上作者：《文學社會學的方法》，1981年英文版。
⑨ 薩米·納伊爾：《戈爾德曼的遺產》，1981年英文版。
⑩ 雷蒙·威廉斯：《文學與社會學—紀念盧西安·戈爾德曼》，1971年英文版。


葛蘭西，安東尼奧

　　1891年1月22日生於撒丁的阿萊斯，1937年4月27日在羅馬逝世。
　　葛蘭西出生在貧瘠的撒丁島上一個中下層階級的家庭，1911年獲得都靈大學的獎學金。在那里受到意大利唯心主義哲學家貝奈戴托·柯羅齊的著作的影響。在都靈工人階級運動的感召下，他在1913年參加了意大利社會黨（PSI），並且開始為社會主義報刊撰稿。他對於落後的農民文化和工業城市的體驗，影響了他的觀點的形成，即認為在意大利從事任何社會主義革命，都要具備一種全民的觀點，並且必須使工人階級和農民結成聯盟。在他的作品中始終貫串著這樣的主題，即工人階級必須擺脫它的集團利益，同時必須強調文化和思想意識所具有的政治作用。葛蘭西歡呼十月革命的成功，認為這場革命是由社會群眾而不是由一些精英人物所實現的社會變革的範例，他還認為這場革命說明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中所讀到的東西都已失效，因為這些東西可能提示人們革命要等到資本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參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條目）得到充分發展以後才能實現。在他的著作中，社會主義的社會變革被定義為民主管理的擴大。
　　1919年，在葛蘭西的協助下，在都靈創辦了一個新的社會主義周刊——《新秩序報》。該報為當時正在迅速發展的工廠委員會運動（參看委員會條目）進行鼓吹，以便把俄國革命的經驗教訓移植到意大利具體環境中來。在索列爾的那種認為生產領域可以為一種新文明提供基礎的思想的影響下，葛蘭西認為工廠委員會有助於把工人階級聯合起來，讓他們了解自己在生產和社會制度中的地位，並且在資產階級已經不能夠保證生產力發展的時期培養起工人階級為創造一個新社會和新型國家所需要的技能。摧毀舊社會和維持工人階級權力的唯一途徑是去著手建立一種新秩序。由此可見，葛蘭西關於領導權這一概念的根源，在這個時期就可以找到（見“參考書目”②）。這種新的工人階級機構是在這樣一種條件下產生的，即個人企業家的作用的削弱，銀行和國家的投資的增加，以及由於這些在政治、社會、經濟領域之間關系的變化所引起的自由民主制的危機。1920—1921年間法西斯主義的進攻，導致葛蘭西對它群眾基礎進行分析。他認為法西斯主義的群眾基礎是小資產階級中一些有不滿情緒的階層，他們被大地主、一部分工業資產階級以及國家機器的成員當作工具來加以利用。他還認為法西斯主義可以給意大利國家的統一提供新的基礎，並且預言會發生政變，雖然他傾向於過高地估計新制度的脆弱性。
　　1921年1月，在葛蘭西的幫助下建立了意大利共產黨（PCI）。1922—1924年間，葛蘭西先後在莫斯科和維也納為共產國際工作，當時正是共產國際內部出現了爭論的時候，爭論的問題是關於在蘇聯應當采取什麽樣的政策來建設社會主義，以及西文的社會黨人和新建立的共產黨之間的關系是什麽。由於在1924年被選入意大利議會，葛蘭西回到意大利，擔任黨的領導工作，致力於把意大利共產黨從其早期的宗派主義改造成為一個紮根於群眾運動的政黨而鬥爭。他於1926年11月被捕，並被判20多年的徒刑。他曾寫道，他在監獄中從事研究的出發點是為了對知識分子的政治功能進行考察。葛蘭西在獄中寫劄記並從事各種專題的創作，這些作品受到監獄官的檢查，而且可利用的資料也零星不全，但他最後竟寫出了34本劄記。由於他所作的每一劄記都往往包含若幹概念，深入到對某一個特別有爭論的問題和歷史事件進行探討，而且它們當中許多問題往往有好幾種說法，因此要對他在《獄中劄記》里的思想進行編年的或分階段的描述，是不可能的。
　　葛蘭西對意大利的統一進行了分析，特別是分析了意大利知識分子的作用，以及新的民族國家如何作為一次“消極革命”的結果而出現，而在這次革命中農民群眾充其量只能對新的政治秩序予以消極的同意。他把知識分子分為有組織的和傳統的兩種，前者是任何一個新的進步階級為組織新社會秩序所需要的，而後者則具有一種走回到一個早先的歷史時期的傳統。他給知識分子所下的定義非常廣泛，認為知識分子應包括一切“在廣義上具有組織功能”的人們（見“參考書目”⑤，第97頁）。他還認為所有的人都具有理性的和智慧的能力，雖然他們當中目前只有一些人在社會上發揮一種知識的功能。
　　知識分子組織著信仰的網絡，組織著制度和社會關系，也就是葛蘭西所說的領導權。因此，他又把國家定義為武力加同意，或是用強制武裝起來的領導權（見“參考書目”⑤，第263頁），其中政治社會組織武力，市民社會提供同意。葛蘭西把“國家”這個詞用在不同的意義上，把它用在狹隘的法律和憲法的意義上作為政治社會和市民社會之間的一種平衡，或者把它用來概括兩者。一些作者批判葛蘭西在國家觀點上很“弱”，認為他過分強調了同意的因素（見“參考書目”①）；另一些作者則強調指出葛蘭西試圖對起幹預作用的現代國家進行分析，然而其中區分市民社會和政治社會的界線，卻越來越模糊（見“參考書目”eq \o\ac(○,12)12）。葛蘭西聲稱，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里，由於市民社會包含著覆雜的機構和群眾組織，這些國家的政權性質也就決定了只能采取這樣一種戰略來破壞現秩序並導致社會主義改造的徹底勝利。陣地戰，或者戰壕戰，至於運動戰或正面進攻，則是在沙皇俄國這種迥然不同的環境下取得成功，它只不過是一種特殊的策略而已。由於受馬基雅弗利的影響，葛蘭西斷言“現代王子”（指革命政黨）是能夠促使工人階級創造一個新社會的有機組織，其辦法是幫助該階級去發展它的有組織的知識分子和另一種領導權。不過，資本主義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的危機有可能通過各種各樣的消極革命來導致領導權的改組，這樣做是為了預防工人運動對少數統治者操縱政治和經濟的狀況造成威脅，同時為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葛蘭西把法西斯主義、形形色色的改良主義、以及歐洲所采用的科學管理和生產流水作業線等，統統列入這一範疇。
　　在有關知識分子的想法方面，葛蘭西還提出：固然專業的哲學家在發展他們的抽象思維的技能，而其實所有的人在解釋世界的時候都在從事一種哲學實踐，盡管這往往是采取一種不系統的和非批判的形式。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哲學正在成為一種“物質力量”，它對一個時代的“常情”起影響作用。應當把一種哲學體系放在歷史條件下進行考察，也就是說不能把它單純地放在抽象的水平上進行批判，而是應當把它跟它幫助各種社會力量形成的思想意識聯系起來。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實踐的哲學”，能夠幫助群眾成為歷史的主人公，這是因為越來越多的人民群眾掌握著專業化的、批判性的知識技能並具有一種統一的世界觀。葛蘭西對他那個時代具有影響的兩種觀點進行批判，他認為這兩種觀點可以用“我們遇事應抱逆來順受的態度”這句話來反映，那就是柯羅齊的唯心主義觀點和布哈林的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葛蘭西認為這種解釋是簡單化和機械的）。葛蘭西的這種態度也反映在他對於文學、民俗學以及大眾文化跟“高層”或“官方”文化之間關系的批判觀點上。對於後一種關系的分析是從這樣一種觀點出發的，即作為社會集團的知識分子究竟是如何跟人民群眾和民族大眾文化的發展發生聯系的。
　　在抱病多年以後，葛蘭西終於在1937年因腦溢血逝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他的著作的出版發行，出現了各種不同的爭論（見“參考書目” eq \o\ac(○,⑨)⑨；eq \o\ac(○,11)11）。提出這樣一些問題：他的思想的關鍵領域究竟是具有意大利特色還是具有國際性？他的思想跟列寧的思想有什麽關系？他的各個不同時期著作之間的聯系為何？他在獄中跟意大利共產黨的關系是什麽？以及他在這段期間對蘇聯的發展起什麽作用？最近的一些解釋集中在他的社會主義胚胎理論及其在批判性地考察現存社會主義社會的經驗方面所作的貢獻。他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意大利共產黨所起的影響作用以及他的思想跟歐洲共產主義的關系，也屬於爭論問題之列。




參考書目

1) P.安德森：《安東尼奧·葛蘭西的自相矛盾》，1976—1977年英文版。
2) 布西—格魯克斯曼：《葛蘭西與國家》，1979年英文版。
3) A.戴維遜：《安東尼奧·葛蘭西—學術傳記》1977年英文版。
4) G.費奧里：《安東尼奧·葛蘭西—一個革命家的生平》（1965），1970年英文版。
5) 安·葛蘭西：《獄中劄記選》（1929—1935），1971年英文版。
6) 同上作者：《獄中劄記》，I—IV卷，1975年意大利文版。
7) 同上作者：《政治著作選集（1910—1920）》，1977年英文版。
8) 同上作者：《政治著作選編（1921—1926）》，1978年英文版。
9) G.C.約克多：《讀葛蘭西—各種解釋指南》，1975年意大利文版。
10) C.莫菲編：《葛蘭西和馬克思主義理論》，1979年英文版。
11) C.莫菲和安尼·S·沙遜合著：《葛蘭西在法國和意大利》，1977年英文版。
12) 安尼·S·沙遜：《葛蘭西的政治學》，1980年英文版。


格律恩堡，卡爾

　　1861年2月10日生於羅馬尼亞福紮尼，1940年2月2日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逝世。
　　格律恩堡在維也納大學攻讀法律後，成為一名法官，後來有一個時期當律師，但同時繼續從事農業史和社會主義史的研究。1893年，他和別人一起創辦了《經濟社會史雜志》。1894—1899年間，他在維也納大學當講師，1909年他當上政治經濟學的教授，從而成為一個德語大學的第一位“馬克思主義者教授”。1924年他被任命為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參看法蘭克福學派條目）的第一任所長，但在1928年由於中風而不得不辭退。格律恩堡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貢獻有以下三個方面：第一，他是所有傑出的奧地利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的導師，被稱為“奧地利馬克思主義之父”；第二，他創辦了著名的《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史文庫》（又稱《格律恩堡文庫》），收集了那個時期所有主要馬克思主義者的論著，據他說，該《文庫》旨在對學者個人和研究集團進行專門調查的基礎上為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提供一個總的看法；第三，在他擔任法蘭克福研究所所長的短暫任期內，他使該所從事了富有成果的歷史研究和理論探討；盡管他的後繼人麥克斯·霍克海默給予這方面的工作以一種非常不同的指導方向。




參考書目

① 卡爾·格律恩堡編：《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史文庫》（1910—1930），I—XV卷，德文版。
② 《紀念卡爾·格律恩堡70誕辰文集》，1932年德文版。
③ 《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史文庫索引》（卡·格律恩堡），1973年德文版。其中包括君特·南寧寫的格律恩堡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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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2:34:04

哈貝馬斯，尤爾根

　　1929年6月18日生於杜塞爾多夫。
　　哈貝馬斯成長於納粹德國時期，直到50年代末期才變得激進進來。他當過阿多爾諾的助手，在阿多爾諾（還有其他人）的影響下，認識到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學說對於政治學和社會科學的極端重要性。在海德爾堡從事哲學教學以後（1961—1964年），他在法蘭克福大學任哲學和社會學教授。1972年，他轉入西德施塔恩貝格的麥克斯·普朗克協會。盡管他所從事的業務跟法蘭克福學派是重覆的，但他的思想卻在一種跟該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阿多爾諾、霍克海默、馬爾庫塞）所采用的迥然不同的框架中發展起來。例如，阿多爾諾認為認識和價值是沒有最終的基礎的，而哈貝馬斯則堅持認為基礎的問題（也就是為批判理論提供可靠的、標準的根據的問題）是可以解決的，他並且還很關心批判理論的哲學支柱的發展。這就牽涉到重新建設古典希臘哲學和德國哲學的若幹中心命題，真理與道義的不可分割性，事實與價值的不可分割性，以及理論與實踐的不可分割性。他的最終目的是要建立這樣一個框架結構，它能夠兼收並蓄社會科學研究中許許多多顯然是互相匹敵的方法，其中包括意識形態批判，行動理論，社會制度分析以及進化理論等等。
　　對於哈貝馬斯來說，重新制訂批判理論的必要性是由於20世紀歷史的發展進程所決定的。俄國革命蛻化為斯大林主義，群眾性革命迄今在西方的失敗，無產階級群眾沒有革命的階級覺悟，以及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經常性的瓦解——不是變成決定論的、客觀主義的科學就是淪為一種悲觀主義的文化批判，這一切，都被哈貝馬斯看作是現時代的重要特征。此外，他還斷言，資本主義社會正在發生許多根本的變化。國家幹預在加強，市場得到維護並覆原，資本主義變得越來越有組織，工具的合理性（這種合理性僅僅是指采取適當的手段來達到預定的目的）和官僚機構威脅著“公共領域”（指政治生活由公民公開進行討論這一領域），以及新型的危機傾向正威脅著社會和政治秩序的合法性。
　　為了對付這些問題，哈貝馬斯發展了一種理論方針，一種可以跟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形形色色的學科進行聯系的方針。截至目前為止他所作的最基本的貢獻有以下這些：對公共領域的形成和瓦解所進行的歷史探討（見“參考書目”①），對資本主義社會中現代科學技術的地位所進行的考察（見“參考書目”④），為批判理論制訂一種哲學框架（見“參考書目”②，③），對行動理論的發展（見“參考書目”⑦），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的類型所進行的分析（見“參考書目”⑤），以及對社會進化論的重新建設（見“參考書目”⑥）。




參考書目

① 尤·哈貝馬斯：《公開活動的結構變化》，1962年德文版。
② 同上作者：《理論與實踐》（1963），1974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走向合理的社會》（1968），1970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知識與人的利益》（1968），1971年英文版。
⑤ 同上作者：《合法性的危機》（1973），1976年英文版。
⑥ 同上作者：《交往和社會的演變》，1976年英文版，1979年再版。
⑦ 同上作者：《交往的理論》，1981年德文版。
⑧ 大衛·赫爾德：《批判理論介紹——從霍克海默到哈貝馬斯》，1980年英文版。
⑨ 托馬斯·麥卡錫：《尤爾根·哈貝馬斯的批判理論》，1978年英文版。
⑩ 約翰·湯普森和大衛·赫爾德編：《哈貝馬斯——批判性的辯論》，1982年英文版。


黑格爾，喬治·威廉·弗里德里希


　　1770年8月27日生於斯圖加特，1831年11月14日在柏林逝世。
　　黑格爾出身於一個稅務官的家庭。他在圖平根大學攻讀哲學、古典文學和神學，先後在伯爾尼和法蘭克福當過家庭教師。他在1801年任大學講師（Privatdozent），1805年在耶拿大學當上教授，並且在那里完成他的主要論著《精神現象學》（1807年）。1808—1816年，他在紐倫堡艾吉迪安文科中學當校長；接著任海德爾堡大學教授（1816—1818）；從1818年起直到去世，他一直在柏林；在那里一個黑格爾學派開始形成。
　　對於馬克思來說，黑格爾的哲學的重要作用有兩個方面：第一，他深受黑格爾對康德的批判及其歷史哲學的影響；第二，他從最完整的形式上即從邏輯學上接受了黑格爾的辯證法，並利用它去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動態結構。康德在對認識論所作的批判中，把人類對真實的科學認識的要求局限在“現象”的範圍，認為認識僅僅來源於兩個方面的活動方式的結合：一方面是進行認識的主體的內在直覺與範疇，另一方面則是外部產生的感性材料。而在這種通過批判性的反映建立起來的關系之外，則存在著“自在之物”，它從根本上來說是不可認識的。黑格爾則反對康德的這種說法，他認為現象和本質兩者是必然在一起的，而現實的最本質的結構是符合於自我認識的人的精神的。用神學的術語來表達的話，這就是說，上帝（絕對）通過人的認識去實現自我認識。因此，人的思想範疇同時也就是存在的客觀形式，而邏輯同時也就是本體。
　　黑格爾把歷史解釋為“對自由的意識的前進”。社會組織的形式符合於對自由的意識，因此意識決定存在。一個歷史時代及其人民的意識，首先表現在宗教中。“宗教是人民斷定真理的地方……宗教是人民對最高存在的意識”（見“參考書目”⑤）。因此，那些把石頭或動物當作“神”來崇拜的人民，是不能自由的。自由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其所以成為可能，首先是對具有人的形態的神或一種“靈”（“聖靈”）的崇拜。歷史的前進要經歷過艱苦與貧困，災難、戰爭與死亡，以至整個文化與民族的衰落。然而，黑格爾認為，通過這些歷史的掙紮，更高的自由原則，對真理的進一步接近，以及在更高的水平上對真理的洞察，將會逐漸地出現。人類歷史是朝著基督教運動、宗教改革運動、法國革命以及立憲君主制這個方向前進的。宗教概念和哲學思想的進步，是跟社會和政治的進步相適應的。
　　青年黑格爾主義者（馬克思正是通過他們了解到黑格爾的哲學）則是利用他們的老師的學說作為對當時已經變成保守的普魯士王朝進行批判的武器。他們在這樣做的時候，越出了黑格爾關於國家就是由一些開明官吏管理的立憲君主制度這一概念。黑格爾認為，只有受過哲學教育的官吏們才具有一種發展了的洞察力，他們能夠洞察到主觀精神（個體的人）與客觀精神（國家）的統一；而青年黑格爾主義者則認為，所有的公民都能具備這種能力。基於這個理由，他們還主張通過普及黑格爾的邏輯學中那種哲學洞察力，來克服傳統的基督教的那種只不過是寓言般的宗教信念。這樣一來，就用人類的觀念取代了像寓言一般提出的基督教的神的地位：
　　“人類是兩種本質的結合：神成為人，無限客體化為有限，而一種有限的精神則又銘記著它的無限。迄今為止，在人類歷史的進程中，是奇異的工作者在主宰著自然，包括人類內部及其外部，而且是越來越完整地這樣做，它使自然作為一種無能為力的材料從屬於它自己的活動。只要它的發展過程無可指責，它也就無罪可言。墮落只是具有個人的特性，而對於人類和歷史來說，則是超脫的。”（參看大·弗·施特勞斯的《耶穌傳》（1839年）），（參看黑格爾和馬克思條目）。




參考書目

① 施洛莫·阿文勒里：《黑格爾關於現代國家的理論》，1972年英文版。
② 黑格爾：《精神現象學》（1807），1931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邏輯學》（1812），1929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法哲學》（1821），1942年英文版。
⑤ 同上作者：《歷史哲學》（1830—1831），1956年英文版。
⑥ 讓·依波利特：《馬克思與黑格爾研究》（1955），1969年英文版。
⑦ A.科葉夫：《閱讀黑格爾著作導論》，1947年法文版。
⑧ 卡爾·勒維特：《從黑格爾到尼采—19世紀的思想革命》（1941），1964年英文版。


黑格爾和馬克思

　　馬克思的思想從許多方面受到黑格爾的辯證法哲學的影響。他最初是在柏林求學的時候了解黑格爾的哲學，當時首先是接受了諸如愛德華·甘斯這樣的學者對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所進行的共和主義的解釋。跟黑格爾一樣，馬克思把世界歷史解釋為一個辯證發展的過程，但隨著費爾巴哈對黑格爾重新作了唯物主義的解釋，馬克思也就把物質的勞動理解為人的本質力量的公開的展示（參看《經濟學哲學手稿》）。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所進行的批判的改造包含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消除了世界的虛假的主體即所謂的“世界精神”，另一方面則是把歷史發展的辯證過程延伸到未來。黑格爾所強調的在此時此刻已經完全實現了的自由王國，對於馬克思來說則是目前存在的一種真實的可能性，而其實現則在未來。跟黑格爾的世界精神的辯證法不同，馬克思認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辯證法盡管影響著歷史的進步，但並不能保證自由王國（參看解放條目）的實現，它只為這樣一種發展提供客觀的可能性。如果社會革命化這種歷史可能性沒有得到實現，那麽社會倒退到野蠻時代（盧森堡）或是陷於“敵對的階級同歸於盡”（馬克思）的境地也是可能的。
　　黑格爾把資產階級的立憲國家設想為歷史發展的終點，馬克思則以“生產者的自由聯合”這一概念來代替它。這是一種擺脫了任何淩駕於它之上的強制力量的社會秩序，它的成員是通過共同協商的辦法來管理自己的事務的。據黑格爾看來，個人把自己從自然存在、從外部強制中解放出來的過程，是一個“精神化”的過程，個人通過哲學的直觀看到自己的客觀狀況，從而了解到那些表現為從外部對自己的意志實行強制的東西，實際上是他作為一個具有自己的意志的思維人而存在的必要條件，個人也就是憑著這種直觀來跟客觀現實進行調和。黑格爾和保守的黑格爾派認為，只有受過哲學訓練的國家官吏才完全具備這種直觀、調和以及解放的能力，而青年黑格爾派在對這種思想進行歸納時，則把“精神化”的過程跟個人的公民身份成熟的過程統一起來。然而，這兩種解釋都使個人具有某種“雙重特性”，一方面，他是感到自己必須受外部強制力量支配的自然個體；另一方面，他又是具有認識能力的“精神存在”，即認識到那些顯然在否定自己的東西事實上就是他的自由和現實本身。解放也就是調和。但是，據馬克思看來，只有當人的這種雙重特性——既是人又是公民，既是自然個體又是精神化的存在——被克服而不再成為必要時，只有當人類不再把自己所受的社會約束客觀化為一種淩駕於他們之上的“異化本質”（即國家，後來又指資本）時，解放才是可能的。盡管馬克思對黑格爾作了種種批判，但是他仍然保持黑格爾的關於人類在歷史過程中不斷進步的信念。他同時還順理成章地接受了黑格爾的歐洲中心論，至於他自己的歐洲中心論，則最明顯地表現在他的關於印度和中國的論著中。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這部著作可以使人感受到黑格爾的第二個影響。了解這種影響，對於正確理解馬克思的主要著作《資本論》是特別重要的，因為它關系到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分析的基本方法。馬克思利用黑格爾的辯證法——他宣稱把它從倒立著的狀態倒過來——來剖析資本主義生產的內部的動態和制度結構。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體系是一個總體，也就是說，是一個無所不包的統一體，因此它必須作為一個有內部聯系的整體來進行考察和闡明。然而，以經驗為基礎的研究和對特殊的經驗性材料的整理，必須先於對這個總體的闡明。同時既是主體又是客體的範疇——價值、貨幣和資本所進行的辯證法的自我運動，應當體現被考察的對象的特性，而不是一種從外部強加進來的方法論體系所產生的結果。馬克思曾強調指出他對經驗性關系和事實的處理方法跟黑格爾的不同之處，他在他的早期創作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指出，黑格爾首先在他的《邏輯學》中發展了一種包含若幹範疇的體系，然後把社會制度——諸如家庭、市民社會和國家以及它們的內部結構抽象地納入它的體系。據馬克思看來，對一個被考察的對象所作的唯一適當的辯證法的闡明，就是這種闡明能夠使人感受到對象的動態和結構的個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自動的“主體”（資本主義的全部生產正是為它而進行），也就是資本本身。然而，資本並不是一種獨立的現實事物，而是由於個人和階級的不自覺的相互作用和協作而產生的東西，它將會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的被超越而消逝。因此，它不是生產的真實的主體，而是“虛假的主體”。基於這個理由，如果把馬克思的“資本”這一範疇在他的思想中所起的作用，跟“精神”在黑格爾的思想和體系中所起的作用相提並論的話，那至少也是一種曲解。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哲學認為（世界）精神實際上在創造歷史，可是馬克思所說的資本只不過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表面上的真實主體。馬克思在方法論上的成就絕不僅限於揭示這種生產方式的實際上的“無主體性”（阿爾都塞）；馬克思認為資本一方面以生產的獨立的現實主體的面貌出現，而另一方面它既非“真正現實的”又非真正的主體，這種思想不言而喻地包含著對構成資本的那種生產方式的批判。根據馬克思的看法，生產者的自由聯合注定要取代資本主義這種無情地和短視地掠奪自然的社會制度，那種無論個人或階級都受為“虛假的主體”即資本服務的生產方式的結構性規律支配的制度。因此，馬克思認為生產者的自由聯合將會合理地調節社會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轉換，並且跟資本主義社會那種使生產僅僅從屬和符合於資本的利益那種情況截然相反，它的生產將旨在滿足生產者的物質需要以及他們的（社會）活動、社會生活和個人發展的要求。它將作為生產的真正的主體來取代資本這種僅僅作為一種生產主體的“現象”而客觀存在的“虛假的主體”。而黑格爾的世界精神只不過是在這種尚未實現的主體中找到自己的經驗的化身。
　　馬克思僅僅從方法上而且是含蓄地利用黑格爾的辯證法來奠定自己對歷史進步的信念。然而，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卻試圖越出這一範圍，制定了一種唯物辯證法的本體論和發展學說（參看唯物主義條目）。從這種意圖中產生了所謂的“辯證唯物主義”，它的出現事實上應當更多地歸功於達爾文和19世紀的自然科學以及科學世界觀，而不是黑格爾。普列漢諾夫、列寧、斯大林以及蘇聯的許多思想家則對辯證唯物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和提高作出貢獻。




參考書目

① 盧西奧·科菜蒂：《馬克思主義和黑格爾》（1969），1975年英文版。
② 依林·費切爾：《馬克思同黑格爾的關系》（1967），載《卡爾·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一書，1970年英文版。
③ 讓·依波利特：《馬克思與黑格爾研究》（1955），1969年英文版。
④ 卡爾·科爾施：《馬克思主義和哲學》（1923），1970年英文版。
⑤ 喬治·利希海姆：《〈從馬克思到黑格爾〉及其他文章》，1971年英文版。
⑥ 赫伯特·馬爾庫塞：《理性與革命——黑格爾和社會理論的出現》，1941年英文版。
⑦ 奧斯卡·涅格特：《黑格爾哲學的現實與後果》，1970年德文版。
⑧ 曼弗列德·里德爾：《黑格爾和馬克思》，載《制度與歷史》一書，1974年德文版。
⑨ 迪特爾·沃爾夫：《黑格爾和馬克思》，1979年德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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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2:35:34

領導權

　　要對hegemony這個詞下任何定義都是比較困難的，這是由於它可以用來表達兩種截然不同的意思：第一，它有統治的意思，如“霸權主義”（hegemonism）；第二，它有領導的意思，這就包含著某種同意的概念。例如，毛澤東用“霸權主義”這個詞來表達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統治，但這種統治又跟帝國主義的統治不一樣。第二種意思在馬克思主義著作中比較常用。安德森曾指出：無論孟什維克還是列寧，都把這個詞用來表達建立在跟農民成分實行聯盟的基礎上的民主革命的領導權（見“參考書目”①）。布西一格魯克斯曼則探討了布哈林和斯大林在20世紀20年代是如何使用這個詞的（見“參考書目”②）。然而，使這個詞充分地發展成為一種馬克思主義的概念則應歸功於葛蘭西。大多數評論家都一致認為，在葛蘭西的《獄中劄記》中，領導權是一個關鍵性的概念，同時也是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所作的最重要的貢獻。在他獄中寫的作品中，除了個別的場合外，這個詞都是用來說明工人階級的一種戰略。在1926年入獄前不久寫的一篇文章中，葛蘭西使用這個詞來表示工人階級為推翻資產階級國家所必須建立的並且應當作為工人國家的社會基礎的一種聯盟制度（見“參考書目”⑦，第443頁）。大約在同一時候，他用這個詞來論證；蘇聯無產階級應當犧牲自己的行業的、經濟的利益，以便保持跟農民的聯盟並為自己的廣泛的利益服務（見“參考書目”⑦，第431頁）。
　　對這個詞的類似的用法還見於這個時期他在共產國際的辯論，然而在《獄中劄記》中，葛蘭西對這個詞的用法則超出上述的範圍，他還用它來表示資產階級建立並維持自己的統治的方法。在從這個意義上進行探討時，他援引了兩個歷史事例——法國革命和意大利的覆興，他把兩者作了對比，指出新的法蘭西國家是建立在比較廣泛的同意的基礎之上，而統一了的意大利國家則只得到有限的同意。在探討資產階級統治的不同表現時，他引用了馬基雅弗利和帕雷托這樣一些思想家的著作，把國家描繪為武力加同意。葛蘭西認為，在現代的條件下，一個階級其所以能夠維持自己的統治，不僅是通過一種特殊的武力組織，而且是由於它能夠超越自己的狹隘的行業利益而實行一種道德上和思想上的領導，並且跟結成一種社會力量集團（葛蘭西稱之為歷史集團）的形形色色的同盟者實行妥協（在一定限度內）。這種集團對於某一個社會制度來說，也就代表了一種同意的基礎，其中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參看統治階級條目）的領導權則在各種機構、社會關系和思想的網絡中建立和再建立。而這種“領導權的編織物”是由知識分子來編織的，因為根據葛蘭西的看法，他們都是在社會中具有一種組織作用的人。由此可見，葛蘭西的論述，超出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所用的那種把國家定為一個階級的工具的定義。
　　盡管葛蘭西認為領導權的形勢寓於市民社會之中，然而他認為從合法的立憲意義上來說，政治社會乃是各種政治機構從事活動的舞台，同時他還說明這兩種社會的劃分純粹屬於方法論的性質，並且強調指出它們在現實的社會中存在著重叠的現象（見“參考書目”⑥）。的確，在國家對市民社會的幹預不斷擴大的政治條件下，在隨著工會和群眾性政黨的建立，隨著經濟開始轉變為所謂“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而出現了改良主義以回答對政治舞台所提出的種種要求的政治條件下，領導權的形式發生了變化，而資產階級也在從事葛蘭西所說的那種消極革命。這樣一來，領導權的物質基礎便通過改良和調和來構成，從而使一個階級的領導地位得以維持，而其他階級的若幹要求得到滿足。由此可見，在葛蘭西的定義中，領導階級或統治階級確實具有政治性質，因為它超越了自己眼前的經濟利益（它可能在政治舞台上曾為這種利益而鬥爭）而去代表社會的普遍進步。這樣，葛蘭西便使用領導權這一概念來論證：在政治學或意識形態中的任何一種經濟主義的觀念（即在政治和文化中追求眼前的階級利益），都不能對政治形勢和政治力量的對比作出精確的分析，從而不能夠對國家政權的實質作出正確的理解（參看經濟主義條目）。因此，這種觀念是不宜作為工人階級運動的政治戰略的基礎的。
　　葛蘭西在他所說的試圖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科學方面所進行的探索，得出了種種的論斷。他認為，一種充分擴展的領導權必須建立在積極的同意即社會各種集團藉以聯合的集體意志的基礎之上。這樣，葛蘭西就超越了那種建立在抽象的公民權基礎之上的政治義務的理論，而論證了充分的民主管理是在領導權的最高形式中得到發展的。然而，他對領導權的各種不同形式（例如在意大利覆興時期起主宰作用的那種形式）所進行的分析表明，一種本質上是有限的同意，可能導致一種政治制度建立在薄弱的基礎之上，從而可能引起越來越多地依靠武力。領導權——可以說——是不能降低為一種由法律認可的東西，也不能降低為一種虛假的意識或對人民群眾的擺布。人民群眾的“共同意識”或世界觀，據葛蘭西看來，是由各種各樣的成分形成的，其中一些成分是跟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意識相抵觸的，這在日常的經驗中處處可見。占統治和領導地位的思想意識所能做的，就是提出一種比較嚴謹和有系統的世界觀，它不僅要能夠影響人民群眾，而且還能夠成為對社會機構進行組織的一種原則。他認為，思想意識並不是簡單地反映或反射出階級的經濟利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與其說是由經濟結構或社會組織所決定的“已知事物”，毋寧說是一個鬥爭的領域。它通過它體現在社會關系、機構和實踐中的途經來組織行動，並且使一切個體和集體的活動充滿活力（見“參考書目”⑧）。
　　葛蘭西為無產階級制定了特殊的歷史規劃，即創造一個“經過調整的社會”。在這個社會里，領導權和市民社會，或者說同意的領域，得到充分的擴展，而政治社會，或者說約束的領域，則不斷地縮小。這就意味著無產階級必須創造一種不斷地擴大的同意的局面，從而使各種不同集團的利益能夠結合在一起去形成一個新的歷史集團。在發展一種戰略去實現這一目標的時候，一種新的領導權必須把人民的思想和實踐的各種因素納入正軌並加以系統化。可見，領導權這種概念也是葛蘭西對民俗學和大眾文化進行批判分析的基礎，他對宗教的探討以及關於哲學家的系統化的哲學與人民群眾的非系統化的哲學即世界觀之間關系的探討，也是以此為基礎。
　　人們圍繞著葛蘭西的領導權這一概念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問題，其中有些問題就他對資產階級國家政權的分析以及他從中所得出的戰略結論提出質疑（見“參考書目”①）。在這種爭論中，有一個方面的內容牽涉到：工人階級的領導權在國家政權改變之前能夠或者必須發展到什麽程度，而留下來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任務去發展的領導權又該達到什麽程度。另一些問題則牽涉到革命政黨在建立無產階級領導權的作用是什麽。有一些作者強調的是領導權的同一性、一致性或是可能的總體性，而另一些作者所強調的則是它的不同成分（即不一定非以經濟上劃分的階級為根源的那些成分），以及它通過什麽方法來代表匯合在一起的如此不同集團和其中所表現的妥協。近來出現的一些解釋則認為，領導權不僅為分析資本主義社會和向社會主義過渡發展的戰略提供了概念性的工具，而且它還可以用來分析社會主義社會本身的成就和局限性。




參考書目

① P·安德森：《安東尼奧·葛蘭西的自相矛盾》，1976—1977年英文版。
② 布西—格魯克斯曼：《葛蘭西與國家》，1979年英文版。
③ 布西—格魯克斯曼：《領導權與同意》，載A．S．沙遜編《葛蘭西探討》一書，1982年英文版。
④ B.德．卓萬尼等著：《葛蘭西著作中的領導權、國家和政黨》，1977年意大利文版。
⑤ J.菲米亞：《葛蘭西的政治思想——領導權、意識和革命過程》，1981年英文版。
⑥ 安·葛蘭西：《獄中劄記選》（1929—1935），1971年英文版。
⑦ 《葛蘭西政治著作選集（1921—1926）》，1978年英文版。
⑧ C.莫菲：《葛蘭西著作中的領導權和思想意識》，載莫菲編：《葛蘭西和馬克思主義理論》一書，1979年英文版。
⑨ 安·S·沙遜：《葛蘭西的政治學》，1980年英文版。


希法亭，魯道夫

　　1877年8月10日生於維也納，1941年2月在巴黎逝世。
　　希法亭在維也納大學攻讀醫學後當醫生，一直到1906年（但他在1915到1918年服軍役期間再度行醫）。不過他從中學時代起便對經濟問題發生濃厚的興趣，從1902年起，他就經常給《新時代》雜志寫有關經濟問題的文章。1904年，他針對龐巴維克從奧地利的邊際效用說的觀點出發對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所作的批判，寫了一本書進行答辯，這本書被保羅·斯威齊評為“以馬克思主義觀點來對主觀價值理論所作的最好的批判”（見“參考書目”②）。在同一年，他跟麥克斯·阿德勒一道創辦了《馬克思研究》。1906年，他應邀到柏林德國社會民主黨（SPD）黨校講課，隨後任《前進報》的外籍編輯。1914年，他跟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左翼一道反對軍事預算，隨後他任獨立社會民主黨（USPD）《自由》雜志的編輯。1920年，在獲得普魯士的公民身份以後，他就在國家經濟委員會任職，並在1924至1933年任國會議員，擔任過兩屆政府的財政部長（1923年和1928—1929年）。納粹掌權後，他不得不流亡國外，並於1938年遷至巴黎。法國淪陷後，他遷往非占領區，但終於被維希政府交給德國當局，死在蓋世太保手中。他的最有名的著作是《金融資本》這部對“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後階段”進行分析的主要論著以及後來寫的關於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的作品（參看奧地利馬克思主義條目）。




參考書目

① 維爾弗里德·哥特沙爾施：《魯道夫·希法亭學說中有關社會結構變化和政治行動的說法》，1962年德文版。
② 魯道夫·希法亭：《龐巴維克對馬克思的批判》（1904），保羅·斯威齊編，1949年英文版。
③ 魯道夫·希法亭：《金融資本》（1901），1981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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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2:36:36

印度教

　　馬克思主義者對印度教發生興趣，可以追溯到馬克思本人，盡管他並不經常研究它。對於馬克思來說，印度教是一種壓迫的、衰落的社會的意識形態。他也跟大多數歐洲人一樣，對於該教的森然恐怖的面目感到厭惡。他在概括英國在印度的專制制度跟亞細亞的專制制度進行嫁接的現象時說道：“這兩種專制結合起來要比薩爾賽達廟里的猙獰神像更為可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63頁）。他跟他在印度的追隨者一樣，對於任何認為印度過去有一個“黃金時代”的看法都持懷疑的態度。在本世紀，印度以外的馬克思主義，主要把印度教作為一般宗教問題的一個部分來加以關心。至於印度國內，人們在很大程度上把注意力放在當前跟印度教有關的各種實際問題，包括該教在民族運動中的地位問題，以及由於獨立所引起的、往往伴隨著隔離和屠殺現象的部落感情問題。
　　羅米拉·塔帕爾指出：把印度教這個名稱跟古印度聯系起來是一種歷史編年的錯誤，但是它卻是一個便於說明宗教發展的標志。印度教是大約在兩千年以前從雅利安入侵者的吠陀信仰中發展起來的，是一種內容十分龐雜的宗教，以至使人幾乎難以對它的信仰內容下任何精確的定義；它是雅利安人和德拉維人思想的混合物，但也接受佛教和耆那教的一些影響。塔帕爾還指出在《奧義書》和後來的吠陀經中出現的“梵”這一概念，以及隨後所采取的創造神、護持神和破壞神這三位一體的表現形式，可以看作是對自然、生育和生命、以及死亡這種秩序的反映。後來，這三位神中的第一個——梵天，退居幕後；其余的兩個，即毗濕奴和濕婆（這個神是雅利安—德拉維人思想的混合物，其祭典則跟生殖能力相聯系），作為兩個最高神明存在下來，分享著印度教徒的虔誠的信仰。在以後的年代里，出現了從崇向祭典儀式向一神崇拜的轉變，也就是尋求個人同神的交往並且通常是狂熱地信奉這個神，從而出現了“後期印度教的一種具有活力的形式”（見“參考書目” eq \o\ac(○,15)15，第131—133頁）。到中世紀末斯，像伽比爾和那納克這樣一些導師，把伊斯蘭教的思想結合在一神崇拜之中，使它具有新的含義。可以認為，他們的這種做法表達了比較卑賤的城市市民和接觸城市生活的農村手工業者在那個煩惱的時代里所產生的內心感情。（見“參考書目” eq \o\ac(○,15)15，第308頁）。
　　個人信奉，猶如神秘教的任何變種一樣，本是擺脫傳教上的獨霸狀態的一種方法。然而在整個時期，婆羅門的優勢得到支持甚至不斷擴大。廟宇表現為它的組織的一個方面，這是一種擁有富足的財源的機構。通過對中世紀南印度的研究可以看到，一些商人和商會給予廟宇以巨額的捐助，捐助者的目的也許是為了取得更高的社會地位和特權，並且獲得神靈的保佑（見“參考書目”⑦）。
　　在R．S．夏爾瑪寫的一篇論文中（見“參考書目” eq \o\ac(○,13)13第一部分），列舉了當代的論著中對古印度和印度教的各種見解，其中有一些受到歷史唯物主義的影響。他在另一篇論文中提出，在吠陀經典中，“禱文主要表現出對雅利安人的物質繁榮的關心”（見“參考書目” eq \o\ac(○,14)14，第39頁）。他還可以補充這樣一點，那就是至少印度教的教典——“達磨”（dharma）所主要關心的是男人和高級種姓的繁榮，而同時卻把婦女和低級種姓排斥在外。像他在文章的其他地方所指出的那樣，在經文中往往把婦女和作為種姓制度的苦役的首陀羅“混在一起歸為一類”，這兩種人顯然代表“社會上最為人所不齒的成分”（見“參考書目” eq \o\ac(○,14)14，第29、32頁）。根據德·恰托帕迪雅的說法，像摩奴這樣一些制定“達磨”原則的立法者，“對於自由思考或理性論表現出極端的敵視”；這並不奇怪，因為要維護一種“使千百萬勞動群眾安於受奴役”的社會秩序，神秘和強制是同樣地需要的（見“參考書目”①，第83頁）。恰托帕迪雅把印度思想中的一種不可知論的對立傳統放在突出的地位，他同意有些學者的觀點，即認為佛教在很多方面應當歸功於早期的數論哲學學派，因為這兩者都是“有意地和斷然地”否定神的觀點（見“參考書目”③，第95頁）。
　　南布迪里巴德也提出了一些有關的問題，他是一位共產黨領導人，同時也是他所在的南部喀拉拉邦的歷史學家。該地區曾信奉佛教，但保留了自己的古老的社會實踐的種種特色；跟印度北方有所不同，它在中世紀時期是朝著一種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形態進行發展。在這一轉化期間，興起了一種旨在支持統治階級及其宗教意識的廣泛性的爭辯文學，它的目標之一就是要消滅佛教（見“參考書目”⑧，第三章）。
　　一位著名的印度共產黨人佛學家——拉哈爾·桑克里提揚納寫了許多作品，其中有一部是以虛構的文學作品的形式來對印度教若幹世紀的演進作了批判性的敘述。近年來，一些試圖了解本地區和其他地區的歷史的宗教作家，也部分地采用了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在這方面，兩位在印度和斯里蘭卡工作的天主教人士，胡塔爾和勒穆辛尼埃，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們認為，吠陀的雅利安人所流傳的神話，首先是反映一種遊牧生活的需要，以後隨著一個很突出的萬神殿的發展形成，這種神話則又反映了向定居的農業生活的變化。從僧侶所扮演的中介人的角色中，推演出這樣一種論斷，即“只有神才能夠跟神交談”，這樣一來，婆羅門本身也就成為神，而他們的職能本來是“反映了這個集團無能為力解決其自身的矛盾”。屬於下層階級的個人，只有在完全接受這種社會秩序的條件下，其個人社會地位才有可能提高。因此，“任何建立在宗教基礎上的社會運動都是不可能的”（見“參考書目”⑥，第36—38，45頁）。從這里可以看出印度教和基督教之間的驚人對照。
　　19世紀期間，以羅易為先驅者的許多印度進步人士，試圖把他們同胞的思想從一種由於信仰、習俗和祭儀三者的覆雜交織而形成的僵化思路中解放出來，以此作為他們的第一個目標。然而，民族運動的興起卻使印度教在一切方面，包括好的和壞的，得到了有力的覆興。維蘭加——另一位基督教在印度的代言人，在對印度的馬克思主義進行坦率的考察的過程中，談到了馬克思主義思想跟它的敵對思想意識之間的沖突（見“參考書目” eq \o\ac(○,16)16，第113頁）。關於這個問題，在英國共產黨的印度理論家帕爾米·杜德的著作中有簡要的敘述。他寫道：了解當代政治的領袖們曾試圖把民族主義建立在“仍然巨大的印度社會保守勢力的基礎上”，建立在古印度對現代歐洲的“假定的精神優越性”的基礎上。他提到像蒂拉克和奧羅賓多·高士這們的宣傳家，他們建立了“母牛保護會”，發起了紀念象頭神甘奈希和破壞女神時母（卡里）的民族節慶日。這些人雖然是具有獻身精神的愛國者，但他們實際上卻成為“社會的反動與迷信、種姓的分裂及特權的擁護者”（見“參考書目”⑤，第291—292，294頁）。
　　甘地是理所當然地被人們視為覆興的印度教的新聖哲。他把政治問題變為宗教語言，談論神的統治時代（RamRajya），像人們對烏托邦的向往那樣，他主張恢覆這個黃金時代，以代替社會主義。他宣揚拋棄機器以及其他的現代事物，回到過去的簡樸的鄉村生活。杜德寫道，所有這一切都被他的崇拜者想象為真正的印度和農民的希望，然而它實際上只不過是一部分在“無情的經濟轉變過程的困擾和侵害下顯得驚慌失措的小資產階級”所發的思古之情罷了，他們渴望從“古代事實的輕撫中得到某種慰藉”（見“參考書目”⑤，第510—511頁）。至於尼赫魯，他雖然是甘地的學生，但卻像一位帶有濃厚的馬克思主義色彩的社會主義者那樣，經常對那種表現出“以貧為榮”的東西感到困惑不解，認為那是一種屬於過去時代的遺風，當時人類“只能從物質匱缺出發來思考問題”（見“參考書目”⑩，第1卷，第85—86頁）。
　　尼赫魯以這樣一種想法來安慰自己，那就是甘地主要是通過為賤民進行聖戰而在“溫和地卻又不可抗拒地”瓦解著正統的觀念，因而他在促使印度上進方面所做的事情要比任何不切實際的左派理論家要多得多（見“參考書目”⑩，第1卷，第299—300頁）。共產黨人對甘地及其所推崇的印度教信仰持不可調和的反對態度，這就意味著他們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愛國主義鬥爭的主流，從而有陷入類似愛爾蘭社會主義者的那種孤立的危險。自從獨立以後，許多共產黨人（例如穆克吉等人）感到必須重新修正他們對於聖雄及其對印度的貢獻的估價，但是，聖雄跟落後的印度教渾然一體這種情況仍繼續是一塊絆腳石。至少，他們所存的某些疑慮證明是有充分根據的。貝特爾海姆在對自由印度所作的考察中，列舉大量材料說明種姓制度在地方和全國選舉中所起的惡劣影響。跟勢力仍然很大的穆斯林少數派的磨擦不斷地在醞釀，時而爆發出來。南布迪里巴德寫道：保守黨人所大談特談的“印度之魂”只不過是印度教的精神，而“倡導這種理論的人則滑進了把非印度教徒視為異已的沙文主義的印度教觀念”（見“參考書目”⑨，第295頁）




參考書目

1 巴隆·德等編：《紀念薩卡爾教授文集》，1976年英文版。
2 查理·貝特爾海姆：《獨立的印度》。1968年英文版。
3 德比普拉沙德·恰托帕迪雅：《印度的無神論——一種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1969年），1980年英文版。
4 同上作者：《印度唯心主義的社會功能》，1976年英文版，載巴隆·德同上引書。
5 帕爾米·杜德：《今日印度》，1940年英文版。
6 弗朗斯瓦·胡塔爾與熱納維埃夫·勒穆辛尼埃合著：《亞洲各大宗教及其社會功能》，1980年英文版。
7 D.N. 賈：《公元9至13世紀南印度的廟宇和商人》，1976年英文版，載巴隆·德同上引書。
8 E.M.S南布迪里巴德：《喀拉拉邦的民族問題》，1952年英文版。
9 同上作者：《印度社會主義模式的經濟和政治》，1966年英文版。
10 多羅西·諾曼編：《尼赫魯——第一個六十年》，1965年英文版。
11 拉合爾·桑克里提揚納：《從伏爾加到恒河》（1942年），1947年英文版。
12 R.S.夏爾瑪：《古印度政治思想面面觀》，1959年英文版。
13 同上作者：《談談印度早期的社會和經濟》，1966年英文版。
14 同上作者：《早期〈吠陀本集〉中的財產形式》，1976年英文版，載巴隆·德同上引書。
15 羅米拉·塔帕爾：《印度史》，1966年英文版，第1卷。
16 巴斯蒂安·維蘭加：《馬克思主義對印度的歷史觀》，1976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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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2:37:38

歷史唯物主義

　　這個術語指的是通常所了解的以唯物主義概念來解釋歷史的那種學說的主體，它構成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社會科學的核心。根據恩格斯在1892年為《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寫的導言，歷史唯物主義這個名詞就是用來表達一種關於歷史過程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一切歷史事件的終極原因和偉大動力是社會的經濟發展、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改變，由此產生的社會之劃分為不同的階級，以及這些階級彼此之間的鬥爭。
　　恩格斯把馬克思奉為歷史唯物主義的創始人，認為它是馬克思的兩個偉大的科學發現之一（另一個發現為剩余價值理論），而馬克思則認為恩格斯獨立地達到了對歷史的唯物主義的理解。從這種理論本身出發，他們強調了這種理論形成的歷史的和物質的前提。
　　雖然學者們對於馬克思所論述的不同主題在其早期和晚期著作之間的延續程度問題存在著不同的見解，但是很少有人會否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觀是在創作《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1846）的時候開始形成的（盡管不無其思想前提），而且也正如他們自己所相信的那樣，這種觀點構成了他們世界觀的獨特之處。在他們的早期著作中對這種概念所作的勾劃，難以肯定地表明在1844—1845年以前他們當中的任何一個人就已經具備成形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然而，到1844-1845年的時候，他們開始相當自覺地利用歷史唯物主義，——用馬克思的話來說，——作為他們以後的一切研究工作的“指導線索”。
　　嚴格說來，歷史唯物主義並不是一種哲學；把它解釋為一種以經驗為依據的理論（或者更精確地說，若幹經驗論命題的一種綜合）倒是最合適。這就是為什麽馬克思和恩格斯經常強調他們的事業的科學性質，他們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宣稱自己的方法並不建立在由哲學理論引申出來的抽象和教條之上，而是建立在對現實的條件進行觀察和精確的描繪之上，簡單說來，是建立在“可以用純粹經驗的方法來確定”的前提之上。馬克思和恩格斯有時也給歷史唯物主義提供單純的先驗的論據，但這些論據並不是非常有說服力的。對於一種如此大膽地要求揭示歷史和社會的理論來說，只有當它有能力為社會和歷史的調查提供一種切實可行的研究規劃時，它的正確性才能得到充分的證實。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以一段非常緊湊的文字把上述的要求表達得淋漓盡致。盡管這篇《序言》的可靠性並不是沒有受到挑戰，但由於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至少兩次把它作為自己的唯物史觀的指導來提起，這個事實使它權威性得到加強。這篇《序言》的主題貫穿在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主體中，對它們的解釋當然還必須以其他地方的論述為依據。馬克思在《序言》中斷定，由生產關系構成的社會經濟結構是社會的現實的基礎。正是在這個基礎上豎立起“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另一方面，社會生產關系本身則又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相適應。就是這樣，“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1頁）。
　　隨著社會的生產力的發展，它就跟如今束縛著它的發展的現存生產關系發生矛盾（參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條目）隨著這個矛盾使社會發生分裂，人民群眾也或多或少借助意識形態的形式顯示出“意識到這種沖突並力求把它克服”，於是“一個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這種沖突的解決會有利於生產力，為了更好地適應社會生產能力的繼續發展，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它的物質前提已經“在舊社會的胎胞中成熟”）將隨而出現。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代表了社會經濟形態的幾個演進時代中的最近的一個，但它也是最後一個對抗的生產形式。隨著它的消亡，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也將告終。
　　上述表明，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核心命題（雖然有些馬克思主義者對它避而不提）就是：標志著人類歷史發展階段的不同社會經濟組織，它們的興起或衰落決定於它們是促進還是阻礙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因此，生產力的發展也就說明人類歷史的一般過程。然而，生產力不僅包括生產資料（工具、機器、工廠等），而且還包括勞動力——技能、知識、經驗、以及人在工作中所發揮的其他才能。生產力就是社會在從事物質生產中所掌握的各種力量。
　　生產關系據說是要同社會的生產水平相適應，它們把生產力和人聯系在生產過程中。生產關系從廣義上說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在現實生產過程中所必須具備的技術關系；另一種是支配著生產能力和產品的經濟管理關系（在法律上則表現為財產所有權）。這是物質工作關系和它們的社會經濟外殼之間的對照，而馬克思曾尖銳地批評把這兩者混為一談的人。經濟結構的類型是隨著它們的占統治地位的生產關系的不同而各異。“不論生產的社會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因素……實行〔它們的〕這種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會結構區分為各個不同的經濟時期”。（《資本論》第2卷，第44頁）。
　　與此相聯系的生產方式這一概念，也是具有類似的雙關含意。馬克思有時把它嚴格地用在生產的技術本質或方法的意義上，例如他曾說資本主義“在生產方式中帶來日常的革命。”而他更為經常地把這個概念用在另一種意義上，即用來說明作為某種生產關系結構的結果而出現並在其內部發展起來的生產的社會制度（方法或方式）。由此可見，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是說明人與生產力之間的一種特殊聯系，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則牽涉到商品生產（參看商品條目）、取得剩余的某種方式、勞動時間決定價值，等等。（此外，馬克思有時候還用“生產方式”來概括部門生產收益的技術特征與社會特征兩者）。在任何一個現實的社會形態中，可能存在一種以上的生產方式，不過在《大綱》的導言中提出，“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決定著其他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4頁）。
　　生產力的發展決定生產關系及其所具有的生產方式，其原因正如馬克思在給安年柯夫的信中所寫的：“人們永遠不會放棄他們已經獲得的東西。”但為了保持“文明的果實”，他們將改變他們的生產方式——生產的物質關系或社會關系或是兩者——以適合於既得的生產力並有利用它的繼續發展。由此出現的經濟結構則又形成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可見，生產力並不對社會領域起直接形成的作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只能勾劃出歷史的大致的輪廓，即社會與經濟進化的主要形式。
　　生產關系能夠影響生產力發展的勢頭和質的方向。資本主義的顯著特點，就是它的把社會提高到一個以前所夢想不到的生產發展水平的這種傾向。然而，這種現象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因為根據馬克思的命題，所出現的生產關系其所以能夠確切地做到這點，正是由於它們有能力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的緣故。與此相關的是，人們經常注意到，標志著資本主義誕生的那種生產力並不同於說明資本主義的特點的那種生產力——例如大規模機械化生產所特有的工廠和機器；可是，歷史唯物主義卻已預見到資本主義是作為對當時生產力的水平的反響而出現的。
　　今天的某些馬克思主義者否認生產力的決定作用，而是讚同由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共同決定的思想。當然，馬克思承認這兩者的相互影響作用，事實上他也論述過生產關系對生產力影響作用的若幹特殊事例，可是在他的所有的一般理論見解中，卻都是強調了生產力所起的基本決定作用。由於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生產力顯然應居首要地位，這就能夠回答為什麽一般會出現不同的社會經濟形態這個問題。
　　據馬克思看來，社會的法律和政治的機構顯然屬於上層建築機構，它們的基本性質是由現存經濟結構的本質所決定的。至於其他哪些社會機構可能成為上層建築的一部分，這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參看基礎和上層建築條目）。當然，馬克思認為社會的不同範圍和領域反映著占支配地位的生產方式，而一個時代的一般意識則是由其生產的本質所決定的。馬克思主義關於意識形態的理論還斷定，某些思想的產生或傳播，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它們承認現存的社會關系或維護特殊的階級利益。雖然經濟對法律的和政治的結構的決定作用相對來說比較直接，然而它對其他社會領域、文化和意識的影響一般說來則比較弱，而且程度也不一樣。歷史唯物主義看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之間的不同層次，可是它們之間的這些關系還必須進一步清理，使其不僅能泛泛地適用於社會，而且適用於每一種特殊類型的社會經濟組織。馬克思把上層建築來源於基礎看成是一個規律，可是這個規律是規律之規律。在每個社會形態中，都有更加特殊的規律支配著這種一般來源的具體的實質。根據這個道理，馬克思在《資本論》的一個重要腳注中（見第一章第四節）提到，一個時代的生產方式對該時代的社會領域的各個方面起著相當重要的支配作用。但是，以基礎和上層建築這一比喻所假設的各種機制的實質和力量，是屬於歷史唯物主義中最有爭議並且是長期爭持不下的問題之列。馬克思的理論並不把上層建築看作是經濟基礎的一種附帶現象，而且它也不忽視法律的和政治的制度的必要性。這正是因為上層建築是需要用來組織和穩定社會，而經濟結構所帶來的這些制度則是最能適合於這個社會的。同時，上層建築和基礎也不是像塑像和底座的那種關系；因為上層建築對基礎起“反作用”，乃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之一。
　　法律是特別需要用來去固定現狀，使其具有“擺脫了單純偶然性和單純任意性”的獨立性（《資本論》第3卷，第894頁）。這種職能本身賦予法律領域以某種自主，因為現存的生產關系是以一種抽象的、法典化的形式來加以表現和合法化，從而孕育了思想意識的錯覺，即認為法律對於經濟結構是完全自主的。此外，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在自由行為者之間簽訂的合同的虛假的法律關系，掩蓋了生產的實質，特別是掩蓋了把工資勞動者束縛在資本之上的那些看不見的線索（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23章）。在前資本主義社會，譬如說在封建社會里，傳統和習慣也具有一種類似的穩定的職能，並且也可能有一定程度的自主。在那里，社會生產關系的實質則被封建社會的其他生活領域所特有的覆雜的人身支配關系弄得模糊不清。
　　令人奇怪的是，在《序言》並沒有出現馬克思所強調的階級分析，而這種分析卻是在若幹重要方面跟上述的唯物主義命題相聯系的。在社會的生產組織中，人們對於生產力和產品有著不同的關系，而這些關系在任何一種生產方式中都具有某種特點。從現存社會生產關系這個意義上來了解個人的經濟地位，跟其他人一道確立了某種共同的物質利益，並決定了他們的階級身份。人們所熟知的關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定義，也就是通過人們各自購買或出售勞動力（其基礎則為擁有或不擁有生產資料）來確定的。
　　通過以上方法確定的階級地位，決定著該階級成員所特有的意識或世界觀，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中心命題。例如，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談論到正統派和奧爾良派時，就強調指出其中每一個階級（應為集團——譯者）在它的社會—經濟地位的基礎上建立起“由各種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觀構成的整個上層建築”。不同的階級的物質利益使它們發生分裂並導致它們之間的鬥爭。階級的差異還表現在它們的成員在不同程度上意識到他們是屬於某一階級，因此階級之間的對抗並一定能夠被其參加者辨別出來，它也可能僅僅通過一種神秘的或思想意識的形式而被理解（參看階級意識條目）。
　　一個階級的最後成功或失敗決定於它對生產力發展的關系。用《德意志意識形態》的話來說，“那些使一定的生產力能夠得到利用的條件，是一定的社會階級實行統治的條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76頁）。凡是有能力並有動力去建立和維護為促進生產力發展所需要的生產關系的階級，也就有穩當的領導權。因此，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的事業的最後勝利，如同資產階級早期的上升一樣，是由歷史的基本潮流所保障的，而古代世界的奴隸們的英勇起義則是注定要失敗的。由此可見，歷史唯物主義認為，階級統治對於強迫直接生產者提供高於維持其生存水平的生產率來說，既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哲學的貧困》一書這樣說道：“沒有對抗就沒有進步”，“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規律……到目前為止，生產力就是由於這種階級對抗的規律而發展起來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4頁）。然而，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生產力的進步，不僅正在消滅階級統治的可行性，而且還消除它的歷史合理性。由於國家主要是一個階級取得它的統治的工具，它將會在階級後的社會中消亡。
　　歷史唯物主義斷言，階級的沖突和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軌道，都可以通過生產力的發展得到說明。然而，生產力的發展還必須根據說明各種特殊生產方式的性質的那種理論模式來進行理解。如果就任何一個特殊的社會而言，這種理論是非常抽象的。例如，馬克思是抽象地來論述資本主義的發展，而這種抽象的論述是有異於任何一個資本主義民族國家的特殊面貌的。《資本論》突出地宣稱社會主義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它並不據此去授權一個人去預計社會主義會在任何一個特定的時間或地點來臨，它只不過是肯定資本主義的發展傾向是會導致社會主義的。同時，也不是每一個社會的特殊發展過程都在單純地重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某種普遍的辯證法。社會是很少孤立存在、不受觸動和不受它們外界的生產力的影響的。因此，世界上每一個社會集團都不是注定要經過同樣的發展階段，而且任何一個特殊的社會形態的演進也不單純是一件內部生產發展的事情。盡管歷史唯物主義允許某些國家在發展上落後或者是跳躍前進，可是它們的發展進程仍然必須在社會經濟進化的圓拱形模式內加以說明，而且其發展原因還必須歸諸於生產力。
　　《序言》把亞細亞、古代、封建以及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列為人類發展的幾個主要時代，但是這些時代只是從總體上標志著社會經濟演進的一般階段，而不是歷史要求每一個國家毫無例外地去攀登的具體步驟（參看發展階段條目）。馬克思在1877年11月寫的一封著名的信中，就否定了“任何一種要求每個民族非接受不可的關於普遍進程（marche generale）的歷史哲學理論”。然而，這段經常被人們引用的話，並不足以否定歷史決定論。馬克思可能是經常地相信一種必要的生產力決定著歷史的演進，但同時並不認為每個社會集團都事先注定要經過同樣的歷程。事實上，馬克思看來似乎曾經想修訂他的特有的歷史分期圖式（或者至少是封建社會以前的那些分期），因為他並沒有對人類早期的生產方式進行詳細的分析。從原則上說，馬克思對歷史發展圖式所作的這種變通以及他對資本主義所作的分析（還有所設想的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信條的。我們應當記住，歷史唯物主義並不自命要對歷史的每一個最終的細節作出解釋。在它的廣闊的視野之下，許多歷史事件，當然還有它們所采取的特殊的形式，都是帶有偶然性的。這種理論也不謀求對個人行為進行科學的解釋，雖然它試圖把這種行為納入其歷史的範疇。就歷史具有不可逆轉的傾向性而言，這些傾向性則不決定於個人的選擇。作為一種社會科學理論的歷史唯物主義所含蘊的解釋能力，使它不至囿於哲學的決定論。
　　由於歷史唯物主義在馬克思主義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馬克思主義的不同政治派別和思潮便往往以各自對這種理論所進行的不同的解釋來相互區別。上面所介紹的是一種很標準的解釋，但是無論在這種理論的基本概念和定理方面，還是在它的不同組成部分的相對重要性這個問題上，都貫穿著激烈的爭論。要使歷史唯物主義成為一種以經驗為基礎的首尾一貫的理論，而不把它貶低為若幹陳詞濫調的湊合，這項任務證明是非常艱巨的。這個理論提出了的長遠要求但又缺乏一致的解釋，就這點來看，要對它的活力作出精確的估價是非常困難的。




參考書目

① 埃蒂納爾·巴里巴爾：《歷史唯物主義的的基本概念》，載路易·阿爾都塞和埃蒂納爾·巴里巴爾合著：《閱讀〈資本論〉》，1970年英文版。
② 尼古拉·布哈林：《歷史唯物主義》，1925年英文版。
③ G.A.科恩：《卡爾·馬克思的歷史學說—一種辯護》，1978年英文版。
④ 米哈伊爾·伊萬思：《卡爾·馬克思》，1975年英文版。
⑤ 約翰·麥克默特里：《馬克思的世界觀的結構》，1978年英文版。
⑥ 格奧爾基·瓦·普列漢諾夫：《論一元論歷史觀的發展》，1972年英文版。
⑦ 威廉·H·肖：《馬克思的歷史理論》，1978年英文版。
⑧ J·維特—漢森：《歷史唯物主義——方法和理論》，1960年英文版。
⑨ 艾倫·W·伍德：《卡爾·馬克思》，1981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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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2:38:54

歷史主義

　　在當代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中，歷史主義這個術語的用法，幾乎跟它在黑格爾以前的德意志社會思想中所具有的原始意義一樣地紛紜覆雜。它主要有以下兩種意思：
　　第一，在卡爾·波佩爾的論著中所涉及的歷史主義。據波佩爾看來，黑格爾和馬克思都是有過錯的，因為他們散布了這樣一種錯誤的和有害的觀點，即認為歷史是具有型式和含義的，如果把它掌握住，就可以把它用於目前，以預測並造就未來。在波佩爾關於歷史主義的觀點中所涉及的形而上學和歷史的融合，可能曾出現在黑格爾那里，但並不是馬克思著作的主導思想的特征。馬克思的觀點是，歷史本身沒有含義，而只是人在其發展的不同階段上賦與它以含義。同樣明顯的是，後來出現的馬克思主義觀點，借助於所謂的對“歷史規律”的高度洞察力來論證並支持極權的政治，波佩爾則把這些觀點跟歷史主義聯系起來。公平地說，關於馬克思本人的思想是否能夠被判定為歷史主義這一問題，是應當跟他的思想的科學性、跟他對空想社會主義的批判，以及跟他對事物的判斷情況等問題聯系起來進行考察。
　　至於目前這個術語的第二種意思，在許多方面是跟上面的那種含意相對立的。這種含意可以從青年盧卡奇和科爾施的著作中所提倡的“回到黑格爾”的歷史相對主義中找到，在某種程度上還可以從葛蘭西的論著中找到。科爾施在提到黑格爾時直接了當地聲稱：“我們應當盡力去了解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每一變化、發展及其不同見解，因為它原先來自德國的唯心主義哲學，是作為它的那個時代的必要產物而出現的”。葛蘭西在批判布哈林的時候，可能把馬克思主義說成是一種“絕對的歷史主義”。對這種馬克思主義的不同見解進行批判的主要人物是阿爾都塞，他在《閱讀〈資本論〉》第5章中把歷史主義跟人道主義一起作為他的主要攻擊目標。在這種爭論中主要是再一次牽涉到了馬克思的科學本質以及馬克思和黑格爾的關系這一覆雜的問題（參看黑格爾和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進步等條目）。




參考書目

① 路易斯·阿爾都塞：《閱讀〈資本論〉》，1970年英文版。
② 安東尼奧·葛蘭西：《關於對人民社會學的企圖的批判筆記》，載《獄中筆記選》（1929—1935），1971年英文版。
③ 卡爾·科爾施：《馬克思主義和哲學》（1923），1970年英文版。
④ 喬治·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1971年英文版。
⑤ 卡爾·波佩爾：《歷史主義的貧困》，1957年英文版。


歷史編纂學

　　《德意志意識形態》宣稱，德國人由於沒有一個民族國家和歷史，不能夠像法國人或英國人那樣現實地考慮自己的過去，而是把宗教想象為歷史的動力。馬克思對德國史學家的看法一貫不好，甚至包括像蘭克這樣的傑出史學家在內，認為這位“手舞足蹈的矮子”把歷史貶低為“趣聞軼事和把一切重大事件歸為瑣碎小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23頁）。至於德國以外的史學家，基佐對於英國革命的研究和關於這次革命跟1789年的淵源關系的認識，曾經給予早期的馬克思以深刻的印象，雖然他不久就指出基佐在認識這些問題上的錯誤，特別是他的過於狹隘的政治觀點。
　　跟馬克思比較起來，恩格斯則更像一位天生的史學家，他既傾心於寫史，又熱衷於從理論上研究應當如何寫法。他對歐根·杜林所指控的許多錯誤之一，就是說他不懂歷史發展過程，把歷史僅僅看成是一種令人厭煩的關於無知、野蠻和暴力的記錄，而忽略了“在這個喧器的舞台背後悄悄地進行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99頁）。在同一作品中，恩格斯還堅持認為應當把政治經濟學作為“歷史科學”來看待，因為它所研究的是物質的經常轉換。某些歷史學家，譬如說英國的史學家，他們只不過是剛剛開始意識到自己的壞習慣，那就是恩格斯在給梅林的信（1893年7月14日）中所抱怨的把歷史割裂為宗教的、法律的、政治的以及其他等等，仿佛所有這些都是各個互不相幹的部分。
　　恩格斯曾作過這樣的自我批評，那就是當他在動手寫1524—1525年德國農民戰爭這樣一部論著時，他的最初的研究並沒有能夠從前人的著作中汲取一切能夠支持他所設想的命題的東西，以致使他未能充分地探明真理。不過，後來他完全意識到過於簡單化看待歷史過程的危險，在他的生命行將結束的時候，他還打算對他的《德國農民戰爭》一書進行徹底的修改。恩格斯有個學生，即青年考茨基，恩格斯一開始就感到自己有義務對他的粗枝大葉的、並由於一種忽視認真準備的奧地利式的訓練而變得更糟的工作作風提出嚴厲批評。他在1885年7月24日寫給倍倍爾的信中，說考茨基“完全不懂得什麽是真正的科學工作”。考茨基從恩格斯的指導中受益匪淺、從而得以繼續作出重要的貢獻。他很強調歷史知識對於事件特別是軍事事件所起的巨大的實際影響作用。他對非馬克思主義者編寫歷史的方法提出過尖刻的評論。他指出，蒙森對凱撒的歌功頌德最初出現在1854年，即在1848年巴黎工人起義幾年以後，而這正是許多自由黨人把拿破侖第三吹捧為社會的救世主的時候，特別是在德國，可見，正是拿破侖第三本人促進了對尤利烏斯·凱撒的崇拜（見“參考書目” ⑨，第168頁）
　　在俄國，像列寧這樣一些傑出的社會主義者，對歷史也同樣地重視。布哈林對於他所發現的貫穿在歷史學和其他社會科學中的唯心主義發表了很多議論，從博胥埃那種認為過去的記錄顯示出上帝對人類的指引的觀念，一直講到菜辛、費希特、謝林和黑格爾，認為這些唯心主義觀點用“赤裸裸的神秘主義或其他各種鬼名堂”把所有的事情都搞混了（見“參考書目” ①，第59頁）。在1917年革命後，正如在其他一切部門中必須利用專家一樣，對於任何可以利用的歷史學家必須加以利用，但同時又極力引導他們接受馬克思主義的觀點。1925年，成立了一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協會，在該協會中，波克羅夫斯基這位老布爾什維克歷史學家在充當學者與官方之間的中間人方面起了傑出的作用。正如安提恩所指出（見“參考書目” ③），波克羅夫斯基在開始的時候試圖緩和對舊學派的學者們的沖擊，並在馬克思主義者和非馬克思主義者之間建立起一種和平共存的關系；但到1928年左右，這種作法開始變得困難起來。從1931年起，正如多伊切所指出的，斯大林的粗暴的幹預嚴重地打擊了蘇聯的歷史編纂學所要實行的雄心勃勃和令人鼓舞的計劃，而在斯大林主持下寫的布爾什維克黨史，那部“充滿斯大林的神話的粗糙而又離奇的史綱”，卻被樹為樣板。“西文的歷史編纂學”——多伊切補充說——“很少犯有全盤捏造的過錯，但就抹煞事實而言它並非清白無辜的”。多伊切對E·H．卡爾非常讚賞，認為他是“蘇維埃制度的第一位真正的史學家”，雖然“主要由於制度和政策的原因”，他對社會基礎的興趣並不像一位馬克思主義者所應有的那樣濃厚（見“參考書目” ②，第91—95頁）。
　　歷史不僅在蘇聯受到宣傳的歪曲。在使葛蘭西入獄的主要問題當中，有一個問題是他對自己的同胞柯羅齊的兩部主要歷史著作（關於19世紀歐洲和意大利）表現的傾向所作的評價。葛蘭西認為柯羅齊把這兩段歷史的起點分別列為1815年和1871年是錯誤的，因為這樣一來就把法國大革命、拿破侖時代以及覆興時期的鬥爭略去，而這種處理方法反映了一種想讓讀者對當前事物產生非革命思想的願望，這在當時也就意味著把他們引向法西斯主義（見“參考書目” ⑤，第118—119頁）。
　　在冷戰時期，蘇聯的發言人對於來自西方的批評，是不難予以反駁的。當時西方學者所引以為驕傲的客觀性在美國受到如此嚴重的敗壞，這種情況對於恢覆工作進行緩慢並有待完成的歐洲來說，在程度上則要輕得多。蘇聯所進行的反擊之一，就是針對在美國所廣泛散布的有關蘇聯民族政策的著作。蘇聯指責這種作品跟烏克蘭和中亞細亞民族主義者僑民所進行的宣傳如出一轍，說它們竟把哈薩克被開辟為糧食生產基地之類的事情曲解為“殖民主義化”，跟美國西部那種依靠犧牲土著居民的利益來進行的開發混為一談（見“參考書目” ⑧，第9、284頁）。另一方面，提出這種指責的蘇聯學者同時也承認，蘇聯在本世紀20年代動亂時期所出現的歷史著作，往往缺乏批判能力，因為當時“蘇聯史學作為一門科學，仍然處於繈褓時期”（同上，第14—15頁）。
　　比較帶有普遍意義的是蘇聯學者I.S.康在1960年對西文史學家屈從於反動的宗教思想的批判。他認為，他們要麽像雅克·馬里坦那樣在恢覆基督教的歷史哲學，其手段是把歷史說成是受超驗的東西所支配；要麽像別爾嘉也夫那樣悲觀地貶低現世界及其事物，其辦法是把它們跟“永生”進行對比。康還指出：在西方，任何進化的觀點都被拋棄，他們要麽提倡那種“覆合的、獨立的、自我循環”的概念，如斯本格勒的“各種文化”和湯因比的“各種文明”，以及羅撒克爾所說的“生活方式”；要麽提倡C·比爾德的那種相對主義，根據這種理論，每一個歷史學家和每一代人，都享有對過去進行各自想象的有效權利（見“參考書目” ⑥）。另一位蘇聯批評家格列澤爾曼則參加了在馬克思主義者與維貝爾主義者之間進行的曠日持久的爭論，指責後者對封建主義或資本主義的認識只是停留在抽象的概念和精神的結構上。他認為，湯因比的世界史綱是為了跟馬克思關於生產方式的劃分進行抗衡而設計的，即旨在用孤立的“幾種文明”來取代社會經濟形態。他還指出，當代的資產階級學者（例如出席1956年召開的第三屆社會學國際會議的那些學者）是如何地拋棄任何歷史進步的思想，並且以“變化”這種中立的標志來代替它（見“參考書目” ④，第179、183—184頁）。
　　在反對任何模糊或惰性傾向方面，出現了以《年鑒》雜志為代表的一股強有力的反潮流。這個雜志做了許多工作來使法國躋身於歷史寫作國家之先列。該雜志是在馬爾克·布洛赫和路西安·費弗爾的影響下，在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年代中創立的，並有費南德·布勞代爾這位傑出的繼承人，它在50、60年代期間使自己的論點臻於完備。《年鑒》雜志對盲目和偏狹的思想方法進行不懈的鬥爭，並且用一種對歷史的開闊的觀點來跟它們抗衡，也就是把歷史看作是一門主要的、對其他學科具有指導意義的社會科學。由於它賦予歷史研究以強大的推動力，從而促進了各種新的觀點和實驗方法的產生，其中馬克思主義也得以起顯著的影響作用，並且得以擺脫蘇聯的框框而獲得新的生命力。在英國，隨著一份有關歷史和歷史思想的雜志—《過去和現在》在1952年的問世，一個類似的新的起點也就獨立地出現了。這份雜志是由一個共產黨人集團創辦的，它盡管不是確定不移的馬克思主義的刊物，然而在思想上卻是開通的、合理的和進步的，跟冷戰時期的那種狹隘的偏見斷然決裂。該刊發行幾年以後，便發展成為一種具有更為廣泛的自由主義特色的刊物，在英語國家占有特殊的地位並享有盛譽，但它始終保持結合本國情況來解釋馬克思主義的刊物的本色。由於通過廣泛的辯論和思想交流，在西方歷史編纂學中，馬克思主義思想跟其他思想之間的鴻溝已經大大地縮小；今天，前者的重要性已經獲得承認，雖然後者近年來注重一些新的研究方法，諸如“生物歷史”、“心理歷史”、等等，它們難以跟馬克思主義的方法進行調和。




參考書目

① 尼·伊·布哈林：《歷史唯物主義——一種社會學體系》（1921），1925年英文版。
② 艾薩克·多伊切：《異教徒、叛教者及其他論文》（1955），1969年英文版。
③ 喬治·M·安提恩：《蘇聯的學者兼官僚——米·尼·波克羅夫斯基和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協會》，1978年英文版。
④ G.格列澤爾曼：《社會發展規律》，1960年英文版。
⑤ 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劄記選》（1929—1935），1971年英文版。
⑥ I.S.康：《歷史變革和進步的思想》（1960），載M．雅沃爾斯基編《蘇聯政治思想》，1967年英文版。
⑦ 喬治·盧卡奇：《歷史小說》（1937），1962年英文版。
⑧ L.澤努什金娜：《蘇聯民族政策和資產階級史學家》，1975年英文版。
⑨ 卡爾·考茨基：《基督教的基礎——對基督教起源的研究》（1908），1925年英文版。


霍克海默，麥克斯

　　1895年2月14日生於斯圖加特，1973年7月7日於紐倫堡逝世。
　　霍克海默先後就讀於慕尼黑大學、弗賴堡大學和法蘭克福大學，先是攻讀心理學，後來主要攻讀哲學，於1923年寫成有關康德的博士論文，取得博士學位。他自1930年就任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所長以後，聯合一些學者，形成著名的法蘭克福學派，從而成為非常有影響的人物。雖然他的專業是哲學，但是他的社會科學知識非常淵博，這就保證他能夠在該學派的發展中起決定性的作用（見“參考書目” ②、③）。他對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所采取的那種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方式持批判態度，認為那種宣傳是從表面上看待問題，並對歷史唯物主義作了種種“宿命論”和“實證論”的解釋。他的工作的中心是要使馬克思主義從哲學上和政治上獲得新生。
　　在霍克海默的指導下，社會研究所的方針是發展一種批判的社會理論。雖然他的立場在一段時間內有相當大的變化，但是他至少突出了他的方案中的三個要素。第一，突出了一種對意識形態進行批判的思想，他認為這種批判在結構上跟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和交換的批判相似；第二，強調了通過學科之間的研究來重建各門學科的必要性；第三，強調了實踐在對理論進行最終檢驗中所起的主要作用。在實踐中必須堅持批判的要求，即“對社會進行自覺的有力的批判”。
　　霍克海默的最主要成果如下：為批判理論奠定哲學基礎並對經驗論和實證論進行批判（見“參考書目” ⑤ ）；對工具主義理性的起源和本質所作的主要分析（與阿多爾諾合作，見“參考書目” ①）；對現代文化的商品化的闡明（見“參考書目” ⑥）；對凝聚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和思想意識上層建築兩者交叉之間（其交叉點就是家長制家庭）的極權主義的形成道路所作的探索，（見“參考書目” ④）；以及對當代的文化和政治所作的大量的評論（見“參考書目” ⑦）。




參考書目

① 西奧多·阿多爾諾和麥克斯·霍克海默合著：《啟蒙辯證法》，1947年英文版，1972年再版。
② 赫爾穆特·杜比埃爾：《科學組織與政治知識》，1978年德文版。
③ 大衛·赫爾德：《批判理論介紹—從霍克海默到哈貝馬斯》，1980年英文版。
④ 麥克斯·霍克海默：《猶太人與歐洲》，1939年德文版。
⑤ 同上作者：《理性的失色》，1947年英文版。
⑥ 同上作者：《批判理論》（1968），1972年英文版。（本卷中收集了“藝術與大眾文化”，“權威與家庭”，“傳統理論與批判理論”等論文，以及創作於30年代和40年代初期的文章）
⑦ 同上作者：《1950—1969年及晚年筆記》，1974年德文版。
⑧ 阿爾弗菜德·施密特：《論批判理論的思想——麥克斯·霍克海默的哲學原理》，1974年德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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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2:41:02

人的本性

　　人的本性這一概念，牽涉到相信所有個體的人都具有某種共同的特點。如果這些特點能夠被解釋為實際上表現出來的特征的話，那麽人的本性這一概念便具有描述性；如果這一概念所包含的潛在的素質勢必要在適當的條件下表現出來的話，那麽它便具有規範性。
　　描述性的概念包羅日益豐富的關於人類歷史的可靠的客觀信息。這些資料為任何健全的有關人的本性理論提供了經驗性的科學基礎。然而，一種單純的描述性的方法卻具有實證科學和史學通常所具有的弱點：（1）由於學術上的勞動分工和狹隘的專業劃分，便產生了把人的本性縮小到只是它的某一個方面的傾向，例如生物學方面（侵略性，對領土的覬覦，對占統治地位的男性的順從），社會學方面（列維—施特勞斯認為，禁止亂倫便是一例），或是心理學方面（弗洛依德所說的“利比多”和其他本能）。（2）描述性的概念被認為是不講求價值的，但這種看法往往是錯誤的；經驗性的科學研究始終是以某種利益為指導的（多少是不那麽自覺地），至少是暗地牽涉到某種包含著價值的概念。然而，如果上述看法是對的話，那麽描述性的概念便會在窺測人類發展的基本約束力和最佳可能性方面缺乏一種重要的實用的洞察力。（3）在描述性概念中，結構主義和歷史主義之間的二分法不能得到克服。那種分析性的、以結構為指導的經驗主義研究方案，把人的本性解釋為一系列跟歷史無關的行為模式；而歷史主義的研究方法所強調的則是行為方式的差異、習慣與規範的不同、以及時間和地點的不同。它以陷入相對主義告終。
　　那種規範性的觀點避免了相對主義，並且為批判性的分析和評價提供了一種理論基礎。然而，它往往具有一種形而上學的性質，也就是說，它設想了人的結構，然而其效果卻甚至無法從原則上加以檢驗。例如，霍布斯認為人的基本特點是對權力的私欲。這種欲望只能在一種自然狀態中表現出來，而這種狀態則是一種假設性的構想，因此，對於霍布斯的理論，既不能肯定，又不能推翻。人們之所以偏好這樣的理論，在很大程度上並不決定於有充分的理由證明這種理論比其他的理論更符合現實，而是決定於一種特殊的利益。從這個意義上看，規範性的概念傾向於擁有一種意識形態的功能。由於把由歷史所限定的人類生活的若幹方式解釋為自然的、永恒的和必要的，這種概念也就把一些社會的統治集團的特殊利益加以合理化和合法化。幾乎沒有任何大思想家不試圖從一種合適的人的“形象”中“汲取”自己的理論。馬基雅弗利曾向他想象中的王子建議，不要單純靠法律進行統治，而且還應當依靠武力，因為據他看來，人都是“忘恩負義、反覆無常、弄虛作假、膽小怕事、貪得無厭的”；他還認為殘暴是可取的，因為“讓人害怕要比讓人愛慕安全得多”。一切維護法律和秩序的保守人物，都認為人的生性是自私的、侵略的、貪婪的，而且主要是關心滿足自己的欲望的，他們從這種觀點出發來推論出強制的國家機器的合法性。一切維護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的思想家，則都同意馬爾薩斯的觀點（《人口論》，1798年），即認為人是“生性懶惰、偷閒、厭惡勞動的，除非由於生活所迫才從事勞動”。隨著自由主義逐漸讓位給國家官僚主義，統治和等級觀念便作為人類的主要遺傳特征而愈益被強調。根據德斯蒙·莫里斯的說法是：“作為靈長目動物，我們早已有了等級制度，這是人猿生活的基本方式。”
　　思想意識（參看意識形態條目）和人的本性的概念之間的相互關系，可以通過下列三條簡單的規則來表達：（1）現存的思想意識傾向於發展懷疑論的觀點；（2）這種懷疑論的一個變種，就是不願意去支持任何結構性的變化，因為人類的動物本能是不容放縱的；（3）另一個變種是把人的本性這一思想本身作為一種形而上學的概念來加以否定。在進行激進的社會變革的長期規劃方面還缺乏任何人類學依據的情況下，唯一妥善的辦法據認為就是對於被嘗試性的以至錯誤的方法所支配的發展持慎重態度。一些著眼於未來的理論家們，對現存社會的不公平現象持激進的反對態度，他們在自己的關於人的本性的概念中表現出非常樂觀的傾向。有時候，他們認為人的本質是好的這種信心，對沒有希望的形勢和革命任務的困難起了補償作用。至於那種著眼於過去的思想意識，則反映了那些希望恢覆歷史上已經過時的統治結構的人們的利益，只要它更多著眼於過去，它對人的看法也就更為陰暗，更為不恭，它把人基本上看成是壞的（懶惰、侵略成性、自私、貪婪、占有欲以至獸性）。它對人的想象越壞，那麽社會進步方案的實現希望也就越小，對自由實行限制的理由也就越多。
　　馬克思的觀點則是自然主義與人本主義的統一。自然主義就是認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的觀點。人不是由某種超越人世的神明創造的，而是漫長的生物進化過程的產物。在生物進化到一定階段上，出現了一種新的發展形態，也就是出現了人類的歷史，它具有獨立的、自我反省的以及以創造性方式進行活動——實踐的特點。因此，人從本質上說就是實踐的人。 至於人本主義，則是這樣一種觀點，它認為人作為實踐的人，既改變著自然，又創造著人的本身。人能夠不斷地對盲目的自然力量實行控制，並且創造一種新的符合人類需要的自然環境。另一方面，人憑著自己的才能和根據自己的需要創造了財富，這種財富則又成為一種新的自我發展的起點。
　　馬克思沒有把有關人的本性問題發展成為一種系統的理論，但是他卻作了若幹具有永久性價值的貢獻（包括他的早期的哲學著作和他的成熟的科學論著）。第一，他表明人的本性可以構成一種歷史的動態概念，從而不致於陷入相對主義。這種概念既包含具有普遍意義的不變成分，又包括那些因時代的更替而變化的成分。“想根據效用原則來評價人的一切行為、運動和關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後要研究在每個時代歷史地發生了變化的人的本性”（《資本論》第1卷，第669頁）。第二，馬克思超脫了那種介入利已的個人主義和抽象的、原始的集體主義之間的兩分法。人的個體，既是關心確證自己和讓自己的主觀力量客觀化的特殊的人，又是社會存在物，因為他的一切力量都經過社會的鑄型，而他的創造性活動則是為了滿足其他人的需要。“首先應當避免重新把‘社會’作為抽象的東西同個人對立起來。個人是社會存在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頁）。第三，馬克思賦予亞里士多德有關現實性和可能性這種區分以新的生命力。他認為，無論人的現實存在是何等墮落和異化，但人始終保存著一種進行解放和創造的能力。第四，馬克思詳細地論證了使人的能力遭到挫傷和浪費的各種條件：勞動分工，私有財產，資本，國家壓迫，虛偽的思想意識等等。廢除這些條件，便是實現全人類解放的必要條件。
　　如果把馬克思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針對不同的對手，並在不同的段落中闡明的各種觀點匯集在一起，那麽一些相當難以解決的問題就會明顯地出現。在《經濟學哲學手稿》中，人的本性是根據人的自由、生產能力、創造性、社會性、大量的需求、以及人的理智的增長能力等來進行解釋，這是一種規範性的概念。然而一年以後，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把人的本質定義為“社會關系的總和”。後者是一種描述性的概念，它不能用來對現存社會進行批判。規範性的概念完全是樂觀主義的，它把人的消極的特征僅僅解釋為事實現象，解釋為一些短暫的特點，而這些特點看來會隨著產生它們的不利條件的消除而消失。然而，在馬克思逝世後這一個動蕩不安、激動人心的世紀中，許多經驗表明罪惡可能要比原先估計的根深蒂固得多。此外，人的本性這一概念缺乏一種內在的辯證法。由於它是一種歷史概念，而且它的發展不能由外部原因決定，因此，人的自我創造的源泉應當來自人的本性的內部矛盾。人們應當認識到在“本質”本身中就存在著人的一般特性的沖突，而不是把“本質”說成是積極的和把“事實現象”說成是消極的。
　　在論證人的本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馬克思的人道主義傳統之間有著基本的差別。在一些“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里，官方的思想意識否定人的一般本性這一思想本身，因為這據說它是跟基礎和上層建築這一模式以及階級鬥爭的理論不相容的。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要求，人所具有唯一的一般特征，就是由一定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並且必須具有階級性質的那些特征。馬克思主義的結構主義（以阿爾都塞為例）所追隨的就是這樣一條路線，但其論證的方法則更為深奧，它用了這樣一種思想，即認為社會結構的不同形態之間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因而認為不存在一種經歷一個總體化（參看總體性條目）過程、超越時代的人的本性。
　　對於那些自命為人本主義者和批判理論家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人的本性這一概念其所以極端重要，至少有兩個理由。第一，激進的社會批判，歸根到底是對人的條件的一種批判，但如果不了解什麽是人的話，那就不可能確定在不同的歷史時代什麽是人的條件中的消極的東西。第二，如果在一切變化過程中沒有某種不變的東西，也就是在歷史中的人的話，那麽關於人的歷史這一概念就會失去任何意義，就會把這個概念分割為不同時代若幹段歷史。一些馬克思主義的人本主義者對於基本問題作了比較不帶有批判性的正統的解釋，他們把問題擺出來；而另一些人則試圖通過重建歷史唯物主義和馬克思的哲學人類學的辦法來解決這些問題。關於歷史發展的那種嚴格的決定論遭到否定，人們采納了這樣一種觀點，即人的解放，人作為自由和創造性活動（實踐）的存在物的自我實現，並不是必然的，而只是可能的。對人的實踐能力的分析，導致了對人的一系列普遍的能力的確定（例如，理智培養的無限能力，符號構通能力，概念思維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從事獨立創造活動的能力，在社會中協調與其他個人的關系的能力）。以上這些都不是本質，而只是潛在的傾向，跟它們經常地處於沖突之中的是那些對立的傾向（例如，行動乖異、重覆以及具有破壞性，以統治力取代創造力，不是利用交往手段來建立起跟其他社團之間的橋梁，而是利用它們設置障礙，以及采取侵略性的行動，等等）。以上這兩種對立傾向（它們都列入人的本性的描述性概念之中）的沖突，構成了歷史辯證法的源泉。
　　人的本性的規範性的概念，為整個人文主義的批判提供了根據，它事先設想了對不同的相互沖突的傾向進行估價的一種基本標準。那些被判斷為積極的和值得謀圖實現的傾向是：（1）人類所專有的；（2）對真正有意義的歷史發展時期起作用的。因此，在一切有生命的機體中，只有人能夠用符號交往並用概念進行思維。和平生活、自由和創造性，加速了進化並使文化的繁榮成為可能。侵略性和破壞性帶來了歷史時期的停滯和衰落。在認識到這一切都是構成現實存在的人的本性的成分的同時，人的實踐能力便是一種理想的目標，它賦予人類在歷史中的自我創造以指導的意念。




參考書目

① 路易·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1970年英文版。
② 埃里希·弗羅姆：《馬克思關於人的概念》，1961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人的破壞性的剖析》，1973年英文版。
④ 托馬斯·霍布斯：《利維坦》，1951年英文版，第一篇，第13章。
⑤ 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年英文版，1971年再版。
⑥ 米海依洛·馬爾科維奇：《當代的馬克思》，1974年英文版，第4章。
⑦ 加約·彼得洛維奇：《馬克思在二十世紀中葉》，1967年英文版。
⑧ 亞當·沙夫：《人的哲學》，1963年英文版。
⑨ 維農·維納布爾：《人的本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1945），1966年英文版。

唯心主義

　　馬克思反對各種形式的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歷史的，倫理的。形而上學的唯心主義把現實看作是依賴於或包含在精神（有限的或無限的）或觀念（特殊的或超驗的）之中；歷史唯心主義把歷史變化的主要或唯一動因置於主體、觀念或意識之中；倫理的唯心主義則把一種在經驗上缺乏依據的（“更高的”或“更好的”）的狀態設想為一種對行動進行判斷或使之合理化的途徑。馬克思的反唯心主義，或者說他的“唯物主義”，其意圖不在於否定觀念的存在和（或）它的因果效力（相反地，跟簡化論的唯物主義明顯不同的是，它還堅持這點），而在於否定給這種觀念添加的獨立性和（或）把它解釋為第一性。
　　馬克思在1843—1847年之間發表的著作，可以看作是對唯心主義展開廣泛的批判。在這個過程中，他和恩格斯清理了他們過去的哲學信仰，並開始對它們的主要科學調查領域進行規劃。這種批判由兩個層次組成：第一個層次具有費爾巴哈主義的特點，在這里觀念被置於有限體現的精神的屬性的地位；第二個層次具有馬克思主義的特色，這時候精神本身則處於歷史地發展起來的社會關系的產物的地位。
　　馬克思在從事第一個層次的工作的過程中，他的注意力一開始是集中在黑格爾的辯證法上，其工作內容包含對黑格爾的把主客體顛倒的三段論法的批判。這種批判針對黑格爾的絕對唯心主義本體論，思辨的理性主義的認識論，實體的唯心主義社會學，以及黑格爾把顛倒的主題等同起來的做法——首先是把存在歸結為認識，然後是把科學歸結為哲學；馬克思提出前者的奧秘條件是一種無批判力的實證論，同時指明後者所產生的後果是對意識形態的百依百順。在按照費爾巴哈主義的精神完成了對唯心主義的批判以後，馬克思便進一步以發展中的人的社會性這一歷史唯物主義的命題，代替了費爾巴哈主義的固定的人的本性的命題。“人的本質並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第6條）。同時，馬克思還堅持認為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神聖家族》）。馬克思是既注意避免本體論的本質，又注意防止本質先於存在論的特性，既關心避免物化，也同樣地關心防止唯意志論，這是因為他是從人的實踐或勞動中形成他的社會形態再生產和轉化的概念，以及一般歷史過程的概念。
　　恩格斯和列寧都曾對懷疑論和主觀唯心主義進行強有力的論戰，但與此同時，他們所倡導的辯證唯物主義的傳統卻往往淪為一種教條主義的和冥想的唯物主義。另一方面，由盧卡奇和科爾施所創立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則在重新強調馬克思唯物論的主觀的和批判性的方面的時候，卻又往往偏向某種認識論的唯心主義。第二國際時期的康德主義者，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和斯大林以後時期中出現的人道主義和存在主義的哲學家，都對馬克思的“倫理自然主義”持否定的態度。同時，歷史唯物主義的確切含義和地位，至今仍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因此，從不同方面來看，唯心主義的問題，正如它在開始的時候那樣，迄今仍然處於接近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中心的地位。（參看認識論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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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2:42:03

意識形態

　　在以往的哲學批判思想中，有兩條線索對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意識形態的概念產生影響。一條是由法國唯物主義者和費爾巴哈所發展的對宗教的批判，另一條是對傳統的認識論的批判以及對德國哲學意識特別是對黑格爾關於主體活動的解釋（參看唯心主義條目）進行重新評價。然而，以上這些批判並沒有能夠把宗教和形而上學的歪曲跟特殊的社會條件聯系起來，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則力求表明意識的“顛倒”形式跟人的物質生活條件之間的必然聯系。意識形態的概念，正是通過對產生於並掩蓋著社會矛盾（參看矛盾條目）的思想的歪曲，來反映上述這種關系的。因此，意識形態從一開始就具有一種明確的否定的和批判的內涵。
　　跟那種單純對馬克思的某一階段的著作進行研讀的方法相對照的，是有必要把意識形態這一概念放在馬克思的思想發展的不同階段來進行考慮，從而排除了這些階段之間任何突如其來的“認識論中斷現象”。這一概念的基本核心，是隨著馬克思對他的觀點的發展和對新的問題的探討，而不斷地取得新的範疇。第一個階段包括馬克思的早期作品，它可一直伸延到1844年。這個階段的標志是主要針對黑格爾和費爾巴哈而進行的哲學辯論。當時，意識形態這個術語還沒有在馬克思的著作中出現，不過這個未來概念的物質要素卻已在他對宗教和黑格爾的國家概念的批判中具備了，他把這些概念描述為掩蓋著事物的實質的“顛倒”。黑格爾的“顛倒”包含著把主觀轉化為客觀和把客觀轉化為主觀，這就是從觀念必須在經驗的世界中表現自己這種假定出發，普魯士國家便作為觀念的自我實現而出現，這樣，“普遍的絕對”便決定著世俗社會，而不是被世俗社會所決定。
　　但是，黑格爾的顛倒並不是一種幻想的感覺的產物。如果說黑格爾的觀點是抽象的話，那麽原因是“這種‘抽象物’就是政治國家的抽象”。從這個意義上說，思想意識的顛倒，其根源在於現實本身的顛倒。同樣的思想也貫穿在馬克思對宗教的批判中。盡管馬克思接受了費爾巴哈的基本原則，即認為人創造了宗教，而上帝創造人是一種顛倒，然而他卻比費爾巴哈走得更遠。他提出這種顛倒不單純是哲學的一種異化或幻想而已，它反映了現實世界的矛盾和苦難。國家和社會產生了宗教，“即顛倒了的世界觀，因為它們本身就是顛倒了的世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序言）。宗教的顛倒使現實的缺憾在思想上得到補償，為了彌補現實世界的矛盾，它在超越現實世界的想象中重新制定了一種嚴謹的解決辦法。
　　第二個階段從1845年跟費爾巴哈決裂起到1857年為止。這個階段的主要內容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重建，這時候他們自己的對社會和歷史的研究方法的一般前提已經具備，並終於放棄了第一階段的以費爾巴哈主義為指導的方針。在這方面，意識形態這一概念第一次被使用。“顛倒”這一觀念仍然保留，但這時馬克思已經打算用它來包括青年黑格爾派對宗教和黑格爾哲學的批判。馬克思認識到，青年黑格爾派的批判所依賴的仍然是黑格爾主義的前提，因為他們相信批判的任務在於把人從錯誤的觀念中解放出來。“不過他們忘記了”，——馬克思說，——“他們只是用詞句來反對這些詞句，……絕對不是反對現實的現存世界”（《馬克思恩格斯〈費爾巴哈〉》第9頁，1988年人民出版社版）。因此，如今被馬克思稱為意識形態的這種“顛倒”，把老的和新的黑格爾主義兩者都包含在內，它是以意識而不是以物質現實作為出發點。與此相反，馬克思則確信人類的現實問題不在於錯誤的觀念，而在於現實的社會矛盾，而前者不只是後者的後果。
　　實際上，人由於受他們的物質活動方式的限制，只要他們不能夠在實踐中解決上述的矛盾，他們就傾向於把這些矛盾反射在意識形態的形式上，也就是說，采取純粹精神的和推理的解決辦法，而這些解決辦法實際上是掩蓋和曲解了這些矛盾的存在和性質。這種意識形態的歪曲，通過掩蓋矛盾的辦法來為矛盾的再生產效力，因而也就是為統治階級的利益服務。可見，意識形態是作為一種否定的和局限的概念出現的。它之所以是否定的，是因為它牽涉到對矛盾的歪曲和曲解；它之所以是局限的，是因為它並不包含所有的錯誤和歪曲。意識形態觀念和非意識形態觀念之間的關系，不能解釋為謬誤和真理之間的一般關系。意識形態的歪曲不能通過批評來解決，它們只能隨著產生它們的矛盾的實際解決而消失。
　　第三個階段是從1858年寫作《大綱》時開始，它的特點是對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關系進行具體的分析，並以《資本論》的完成告終。在這些論著的行文中，意識形態這個術語簡直看不見了，然而馬克思通過對“顛倒”這一概念的不斷使用和再加工，表現出他對意識形態這一概念所作的恰如其分的經濟分析。馬克思在這之前已經得出這樣的結論：某些觀念把現實給歪曲或“顛倒”了，其原因是現實本身是顛倒的。但這是一種直接的、不通過任何媒介的關系。對資本主義社會關系所進行的特殊的分析，使他得出進一步的結論，即“顛倒了的意識”和“顛倒了的現實”之間的關系，是通過在一定水平上反映現實本身的本質的種種表象作為媒介的。這種“現象的形式”的領域，是由資本主義社會中市場和競爭構成的，是作為“現實關系”的隱蔽水平在生產領域的顛倒表現。馬克思是這樣表述這個問題的：“在競爭中一切都顛倒地表現出來。經濟關系的完成形態，那種在表面上、在這種關系的現實存在中，從而在這種關系的承擔者和代理人試圖說明這種關系時所持有的觀念中出現的完成形態，是和這種關系的內在的、本質的、但是隱蔽著的基本內容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概念大不相同的，並且事實上是顛倒的和相反的”（《資本論》第3卷，第232—233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由此可見，意識形態通過把注意力集中呈現在表面上的經濟關系的辦法來掩蓋隱藏的本質形態。這些由流通領域構成的大量表象不僅產生意識形態的經濟形式，而且這個領域本身還“確實是天賦人權的真正樂園。那里占統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資本論》第1卷，第199頁）。在這方面，市場同時還是資產階級政治意識形態的源泉。“可見，平等和自由不僅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產的、現實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上，第197頁）。不過，資產階級的自由和平等的意識形態，當然是掩蓋著在交換過程的表面下所進行的東西，在那里“個人之間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並且證明它們本身“就是不平等和不自由”（同上，第200、201頁）。
　　從早期對宗教的批判直到對神秘化的經濟表象和貌似自由與平等的原則的揭露，都突出地表現出馬克思對意識形態的理解的一貫性。有關意識和現實雙重顛倒的思想一直是貫徹始終的，雖然這種思想最後由於要區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雙重方面而弄得比較覆雜。因此，意識形態始終保持著批判的和否定的涵義，然而它僅僅用在跟掩蓋矛盾的和顛倒的現實相聯系的那種歪曲上。從這個意義上說，人們所經常引用的認為意識形態就是虛假的意識這種定義，是不夠恰當的，因為它並沒有具體說明所批判的哪一種歪曲，這樣就為把意識形態跟各種各樣的錯誤混為一談開辟了道路。
　　在馬克思逝世後不久，意識形態的概念開始取得新的含意。開始的時候，它並不是必定要失去它的批判的內涵，但卻出現了一種使其降為次要地位的傾向。這些新的含意具有兩種主要形式：一種是把意識形態當作社會意識的各種形式的總和，並以“意識形態上層建築”這個概念來表達；另一種則把意識形態這一概念當作跟某一階級的利益相聯系的政治思想。雖然這些新的含意並不是對馬克思主義內部的概念進行系統的再加工的結果，但是它們最後還是代替了原先否定的內涵。這種替換過程的原因是覆雜的。首先，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若幹論述中，可以找到關於意識形態這一概念的中性的成分。在他們的論著中，這個概念基本上是沿著否定的概念的方向推進，但其中仍難免有模棱兩可和含糊不清之處，這些地方偶而還可以被看作是指往不同的方向。例如，葛蘭西便經常引用馬克思的這樣一段話——“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沖突並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3頁），來支持他自己的對意識形態的解釋，即解釋為人從中意識到他們的對抗的社會關系的無所不包的上層建築領域（見“參考書目” ②，第133、164、377頁）。恩格斯也在個別場合下提到“意識形態、上層建築”“意識形態領域”、“意識形態範圍”，這就足以使某些人可能相信意識形態包括各種形式的意識的總和（參看《反杜林論》第9編）。
　　有助於把意識形態這一概念發展成為肯定的概念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馬克思的《德意志意識形態》直到20世紀20年代中期才發表，這個事實說明馬克思以後的最初兩代馬克思主義思想家都沒有讀過該書。因此，普列漢諾夫、拉布里奧拉、還有特別是像列寧、葛蘭西以及盧卡奇這樣的有影響的思想家，在他們的早期著作中都不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確立意識形態的否定概念方面的最有力的論據。在該書還沒有出版的情況下，對意識形態這個概念進行探討的兩部最有影響的著作便是馬克思在1859年寫的《序言》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它們經常地被新的幾代馬克思主義者所引用。然而在這兩部著作中包含著重要的含糊不清的地方，因此當然也就無法在基礎—上層建築關系和意識形態現象之間進行恰當的區分。這樣，通過考茨基、梅林和普列漢諾夫這樣一些作者的著作，意識形態上層建築這一觀念便逐步地確立起來。但是直到1898年，在第一代的作者當中，還沒有人公開把馬克思主義本身稱為一種意識形態。
　　第一個提出馬克思主義是否是一種意識形態這個問題的思想家是伯恩施坦。他的答案是：盡管無產階級的觀念在方向上是現實主義的，但由於它們是基於那些說明社會進化的物質因素，所以它們仍然被認為是反射出來的，因而屬於意識形態的東西。伯恩施坦把意識形態跟觀念和理想等同起來，他只不過是在重覆梅林和考茨基已經說過的東西。然而他卻得出了他們所沒有得出的這樣一個明確的結論，即馬克思主義應當是一種意識形態。可以作為一種征兆來看的是，人們對於意識形態的否定的概念沒有任何明確的認識，盡管伯恩施坦當時已經由於他對馬克思的“修正”（參看修正主義條目）而受到攻擊，但是沒有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批評家在那樣一個問題上對他展開批判。這就說明第一代的馬克思主義者並沒有把捍衛意識形態的否定的概念看作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不可缺少的問題。
　　可是，意識形態這一概念的發展，其最重要的原因是具有現實意義的，它是基於19世紀最後幾個年代的政治鬥爭，特別是在東歐。這時候馬克思主義把它的注意力集中在創立一種政治實踐理論的需要上，因此它的發展越來越多地跟階級鬥爭和政黨組織聯系起來。在這方面，鬥爭著的階級的政治思想便具有新的重要作用，並且需要從理論上加以闡明，列寧擴充了意識形態這一概念的含意，從而提供了一種解決辦法。在一種階級對抗的形勢下，意識形態顯示出跟統治階級利益的聯系，而對它的批判則要觸動統治階級的利益。換句話說，對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的批判是要從不同的階級立場出發，或者引申來說，要從不同的意識形態的觀點出發。由此可見，對於列寧來說，意識形態已經成為跟不同階級的利益相聯系的政治意識，特別是，他把注意力集中在資產階級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之間的對抗上。因此，在列寧那里，意識形態在意義上的變化進程最終完成。意識形態已不再是為掩蓋矛盾所必要的歪曲，而是成為一種有關階級意識（包括無產階級在內）的中性概念。
　　列寧的概念成為最有影響的概念，並且對於以後在這個問題上所形成的新貢獻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這在盧卡奇那里就很明顯，例如，盧卡奇從他的早期的著作開始，就把“意識形態”或“意識形態的”這樣的術語用來說明資產階級意識和無產階級意識兩者，而不包括一種必要的否定的涵義。盧卡奇認為，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的表現”，或者說是“準備戰鬥的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它確定是導致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的投降”的“最有力的武器”（見“參考書目” ⑥，第258—259、227、228頁）。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之所以是虛假的，其原因不在於它是一種一般的意識形態，而在於資產階級的階級狀況在結構上是受局限的。然而，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卻支配和感染著無產階級的心理意識。盧卡奇對這種現象的解釋超出了列寧的論述。對於列寧來說，無產階級在意識形態上的從屬地位是由於資產階級保持一種舊的意識形態並擁有更強大的傳播思想的手段；而對於盧卡奇來說，處於資本主義經濟的具體化現象之中的無產階級，其狀況及實踐本身就使它在意識形態上處於從屬地位。另外，正如盧卡奇後來所認識的那樣，他在自己的早期的著作中一直過高估計了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鬥爭的作用，以至達到使它們仿佛變成可以代替現實的政治實踐和階級鬥爭的地步。　列寧對意識形態的看法還影響了葛蘭西，後者顯然是拋棄了否定的概念。不過，葛蘭西對於否定的概念的想法跟馬克思不一樣，他把這個概念看成是“特殊的個人的任意杜撰”（見“參考書目” ②，第376頁）。於是，他闡明了“任意的思想意識”跟“有機的思想意識”之間的區別，並集中地對後者進行論述。從這個意義上說，意識形態是“明確地表現在藝術、法律、經濟、生活以及個人和集體生活的一切方面的世界觀”（同上，第328頁）。但是，意識形態並不僅僅是一種思想的體系，它還必須具有影響人們的具體態度和提供行動的方針的能力。意識形態具有社會浸透力，因為人的行動不能沒有行為準則，不能沒有指導方針。這樣，意識形態也就成為“一塊陣地，人們在這上面進行活動，並獲得對他們自己的立場和鬥爭等方面的意識”（同上，第377頁）。因此，就是在意識形態里並通過意識形態，一個階級能夠對其他階級實行領導權，也就是說，能夠爭取到廣大群眾追隨和同意。列寧和盧卡奇是把意識形態提到理論水平上來對待，而葛蘭西則把意識形態按其思想表現和嚴謹程度的不同劃分為四個層次，即哲學的、宗教的、通常的和民俗的。
　　葛蘭西通過對知識分子和思想意識機構（教育、宣傳工具等）在意識形態產生中的作用所作的富有高度啟發性的分析，開辟了一個嶄新的領域。列寧和盧卡奇沒有能夠彌合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自發的思想意識之間，即階級的“歸屬”意識和心理意識之間的距離，而葛蘭西則發現了它們之間的雙重決定因素的潮流。的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是由知識分子發展起來的，但是不可能在知識分子和非知識分子之間作出絕對的區分，況且，階級本身創造出自己的有機的知識分子。因此，在這里不存在把一種科學從外部引入工人階級的問題，任務倒是在於去更新現存的智力活動，使其具有批判的性質。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不能夠取代一種有缺陷的意識，而是反映一種集體的意志，一種出現在階級面前的歷史方向。
　　在馬克思主義傳統內關於意識形態的這兩種主要概念的存在，是引起許許多多爭論的根源。今天有一些作者相信，在上述說法中只有一種是真正馬克思主義的，而另一些作者由於不能夠接受在馬克思和列寧之間存在著分歧，便力圖把這兩種說法調和起來。阿爾都塞就屬於這種情況，他在過去20年中曾對意識形態作了最有影響的解釋。他把意識形態理論區分為一般的和特殊的兩種，前者把意識形態的職能看作是保障社會的團結，後者則認為前一種職能是由保障一個階級的統治這種新的職能所限定。意識形態之所以能行使這些職能，是由於它是“個人跟他們的現實生存條件的想象關系的一種表現”（見“參考書目” ①，第153頁），是由於它對個人提出質詢並把個人構成接受各自在生產關系體系中的地位的臣民。另一方面，阿爾都塞也肯定被統治的意識形態的存在，認為它們反映被剝削的階級的反抗。阿爾都塞還堅持認為科學是跟意識形態絕對對立的，但同時又把意識形態說成是社會的具有相對獨立性的一個客觀層次。這種看法的疑難之處在於這樣一個事實，它不可能把一種革命意識形態的存在跟整個意識形態都使個人服從於統治制度這種說法調和起來。此外，要把作為反科學的錯誤表現的意識形態跟作為社會客觀上層建築的意識形態調和起來，也是非常困難的，除非是上層建築所包含的只是意識形態的歪曲，而科學是安放在其他什麽地方，但即使這樣也是有問題的。




參考書目

① 路易·阿爾都塞：《列寧和哲學》，1971年英文版。
② 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劄記選》（1929—1935），1971年英文版。
③ 佐爾格·拉林：《意識形態的概念》，1979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馬克思主義和意識形態》，1983年英文版。
⑤ 列寧：《怎麽辦？》（1902），1961年英文版。
⑥ 喬·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1971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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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2:43:21

帝國主義和世界市場


　　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所有概念中，帝國主義這個概念在使用上也許是最富有折衷主義的性質，同時也是最少照顧到它所依據的理論基礎的一個概念。這個術語的最通常的用法，是狹義地指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和落後的國家之間的經濟和政治關系。的確，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帝國主義這個詞已經成為強國對窮國和弱國實行壓迫和“剝削”的同義語。許多對帝國主義提出這種解釋的作者，都把列寧作為理論權威來引證，雖然列寧曾尖銳地批判考茨基對帝國主義作出那樣的解釋。
　　帝國主義指的是壟斷資本主義時代在世界規模上進行的資本主義積累過程，而帝國主義理論則是在這種積累建立起一個世界市場的情況下來對它進行調查研究。這種理論有三個要素：（1）對資本主義積累的分析；（2）資本主義的歷史分期所劃分的時代；（3）根據世界的政治劃分來把現象納入“各個國家”。由於第一個要素包含著第二個要素，因此實際上只有兩個相互有別的要素。這些要素組合起來，產生了以下的密切聯系但又各有特點的調查線索：（1）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關系（“帝國主義的競爭”）；（2）資本主義對非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影響（生產方式的表現）；（3）受資本統治壓制的人民所受的壓迫（“民族問題”，參看民族條目）。在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內部，列寧的著作構成帝國主義理論的基礎。他的最有名的論著是專門論述這個問題的一部小冊子，書名就叫《帝國主義論》。但是，如果把這部著作看作是列寧對於資本主義在世界規模的發展的分析所作的理論貢獻，那就錯了。理論基礎是列寧稱之為“通俗綱要”的東西，可以在他大約20年前寫的兩篇長文中找到，即《論所謂的‘市場問題’》和《經濟浪漫主義的特征》。這兩篇論文的目的都是在於捍衛馬克思的積累理論，反對消費不足論的論斷，從而發展了關於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理論，並且展示了資本主義的進步性質，以對空想社會主義進行批判（參看蒲魯東條目）。
　　在他的論帝國主義的小冊子中，列寧列舉了目前眾所周知的下列的現象特征：（1）在與商品輸出同時，“資本輸出”具有首要的意義；（2）生產和分配日益集中在大托拉斯或卡特爾中；（3）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日益融合起來；（4）資本主義列強瓜分世界勢力範圍；（5）這種瓜分進行完畢，這預示著資本主義內部將要為重新瓜分世界而鬥爭。其中第一個特征——“資本輸出”，往往被單獨用來標志帝國主義時代的因素。可是，“資本輸出”這個術語，正如列寧在他那兩篇論文中所指出，是不明確的。這種不明確性的產生，是因為商品是資本，而資本實現其循環的形式之一是：M—C…P…C’—M’（即貨幣資本——生產資本——商品資本，然後又回到貨幣資本）。
　　在考慮為什麽貨幣資本和生產資本的輸出是帝國主義的特征之前，必須考慮到輸出這個詞的用法。在論著中，帝國主義的特征不是用資本運動這個術語，而是用輸出這個特殊的詞來表述，這就在資本運動跟資本輸出之間作了明顯的區分，即前者是指國內的運動，而後者是指國際的運動。由於資本在僅僅越過國界或關卡時並不發生形態的變化，因此這種分析性的區分就必須通過這樣一種說明來論證，即說明政治界線對於資本的運動究竟意味著什麽。換句話說，就是必須解釋為什麽在從一個抽象的資本主義社會轉移到一種比較具體的，即根據不同的國家來考慮世界劃分的表述方式時，就一定需要若幹附加的概念（就像對帝國主義本身那樣）。這里明顯地牽涉到對一個國家的概念所附加的意義。明確地進行政治劃分，這就是列寧的帝國主義概念跟考茨基的概念不同之處。在列寧的表述中，資本輸出是在世界被不同的統治階級瓜分的情況下出現的，這些階級的勢力是由每個國度中的國家來代表的。因此，資本輸出意味著國家的媒介作用和統治階級在利益上的勢力沖突。這種勢力沖突可能發生在資本主義國家之間（資本主義內部的競爭），也可能發生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和一個前資本主義國家或其統治階級之間（表現為不同的生產方式和民族問題的沖突）。列寧特別強調資本主義內部的競爭，並把他的主要的政治結論發展為，帝國主義時代的積累產生資本主義內部戰爭的傾向。正是從這種框架出發，他把第一次世界大戰定為帝國主義戰爭，同樣地，共產國際在納粹入侵蘇聯以前，也把第二次世界大戰定為帝國主義戰爭。
　　至於考茨基，則是把帝國主義定義為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和不發達國家（農業地區）之間的關系，並且明確地斷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之間的沖突會在帝國主義時代過程中趨於消失。這就是考茨基的理論的兩塊基石，它們有助於說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出現的有關帝國主義論著的特點，這特別清楚地表現在依附論上。這種理論十分強調帝國主義對落後國家的統治，並且時而含蓄時而明確地表達這樣一種觀點，即認為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的資本家階級已經強大到足以把其他一切資本家階級下降到附庸的地位。
　　關於帝國主義的這兩種闡述究竟哪一種是正確的？這是一個兼有經驗性和理論性的問題。列寧所發展的帝國主義理論，是從馬克思的積累理論那里來的。資本主義代表著階級社會的一種特殊形式，它的特殊的發展規律反映著從直接生產者那里榨取剩余產品的方式。這種對剩余產品的榨取是在生產中發生的，因為資本主義社會是建立在購買和出售勞動力的基礎上。購買和出售勞動力，既反映資本主義的實質，又決定這種實質。它反映工人跟生產資料的脫離（參看原始積累條目），而一旦這種脫離得以實現，勞動力作為商品這種狀況便決定資本主義社會的再生產的方式。這種再生產一定要通過商品流通來完成。一無所有的工人必須掙取工資來購買那些他們不再為自己而生產的商品，而資本家則必須出售商品來取得貨幣資本，以便購買勞動力和生產資料來重新開始生產過程。
　　資本主義社會的再生產，是通過交換、生產、銷售（資本循環）的不斷重覆的周期來進行的。由於這個道理，馬克思把資本稱為自行增殖的價值。資本是通過把一定數量的貨幣形式的價值用來交換勞動力和生產資料來開始再生產的過程，並在生產過程中出現一批已經增殖的價值的商品，而這些商品又必須通過銷售而成為貨幣資本。這種在競爭條件下實現的自行增殖的過程，不斷在擴大的規模上進行，這就是資本增殖的理論。這種增殖的理論完全是抽象於任何空間條件的一般理論。一旦我們要對世界的政治劃分進行考慮的時候，就不需要專門的資本增殖理論了。跟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發展的這種理論相對照的，是消費不足論者特別是盧林堡所進行的分析，後者否定資本主義是在進行自我再生產的結論，因而認為有必要制定一種關於資本在不同地理區域之間進行運動的特殊理論。
　　馬克思的研究方法導致對資本主義進行一種明確的分期，以說明資本的國際運動的不同形式（貨幣資本、生產資本和商品資本）。如上所述，資本具有增殖的本質，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階段，由於社會生產關系不發展，貨幣資本和生產資本的活動範圍是有限的。就在馬克思所說的“工場手工業階段”，資本主義的信貸機構相對來說是不發達的，從而使得貨幣資本的運動發生困難，這無論在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內部或這種形態跟前資本主義形態之間，都是如此。況且，在這種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階段，世界的很大一部分地區還屬於前資本主義形態，而貨幣的作用受到極端的限制，因此，貨幣資本和生產資本的運動同樣受到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以外的社會關系的限制。結果是，這個時期資本的國際運動主要是商品與資本的運動，即商品貿易，而這種貿易逐漸為資本主義的生產開辟了一個世界市場。在這種貿易中，作為資本主義起源的工場手工業的產品，往往用來換取在前資本主義社會關系（例如新大陸的奴隸制）內部所生產的原料和食品。
　　至於這種貿易給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所帶來的後果，這是一個很有爭議並在帝國主義理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問題，特別是當我們結合到對生產方式的表現進行分析的時候。有一些作者（斯威齊等）斷言，單靠貿易就足以使資本主義實質上在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中占主導地位，而且在19世紀過程中世界的落後地區實際上就是這樣改變的（參看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條目）。然而，馬克思則斷言，由商業資本占統治地位的單純貿易，只能具有加固前資本主義關系的傾向。人們根據這種論斷所得出的結論是：世界市場的早期發展，往往限制資本主義在列寧所說的“落後”國家或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區中發展。由此可見，在工場手工業這個時期，資本主義的發展改變了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社會關系，發展了這些國家的生產力，然而卻限制了其他地區實現同樣的改變和發展。
　　可是，到19世紀中期，資本主義進入了馬克思所說的現代大工業的階段（主要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13—14章），其特點是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同時伴隨著資本的集中和促進這種集中的信貸機構的發展。這樣就開始了所謂的壟斷資本主義階段，也就是在日益擴大的規模上所進行的生產（集中），產生了在國內和國際範圍實行壟斷的傾向。在馬克思和以後列寧的理論表述中，伴隨這種壟斷化過程的是競爭的加劇。這也是一個有爭議的論點。如同上文所指出的，考茨基把壟斷化完全解釋為跟競爭截然相反的東西，即認為它預示著資本主義內部競爭的結束。布哈林和普列奧布拉仁斯基則采取一種中間的立場，即斷言在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競爭會在資本主義國家內部消滅，但卻會在這些國家之間繼續進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個術語，就是用來說明這種狀況的。
　　根據馬克思和列寧的論斷，壟斷化和競爭加劇這兩者結合起來，便宣告帝國主義時代的到來。這種情況產生了一種在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發生資本主義內部戰爭的傾向，並使經濟領域中的沖突采取資本輸出的形式。信貸制度的發展，促進了財政資本和工業資本的結合（參看金融資本條目），從而使貨幣資本的大規模輸出成為可能。在整個帝國主義時代，貨幣資本（還有生產資本，下面要談到）的輸出無論過去和現在大都由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來進行，還有商品資本的運動也是同樣如此。這反映了落後國家的社會關系和生產力都不發達。在有關帝國主義論著中有兩個主要爭論之點，資本主義內部的競爭能否說明這個時代的特征，以及貨幣資本特別是生產資本的輸出對落後地區的影響如何。後一個問題的實質在於，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這樣一些形式的資本輸出，是否有助於使落後的國家發生變化並使資本主義在那里得到發展。如果是的話，那麽資本主義在帝國主義時代便可以被認為是進步的，這指的是在落後國家中出現的資本主義這種傾向，將意味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和作為階級鬥爭的重要力量的無產階級的出現。
　　正是在這個問題上，關於帝國主義的理論便有必要對世界的政治劃分進行明確的考慮。如果像馬克思所說的，單純的交換並不能帶來資本主義的發展的話，那麽就有必要采取強制力量來打破阻礙自由工資勞動力發展的前資本主義社會關系，而使用這種強制力量則要求有國家的操縱。現在再看看以列寧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學派的說法，它認為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傾向於跟落後國家的前資本主義統治階級結成同盟，而這種同盟則阻礙落後國家的本國資產階級去成功地進行一場資產階級革命並取得政權（參看民族資產階級條目）。在沒有取得政權的情況下，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始終是軟弱的，同時那里的資本主義也是不發達的。
　　在這種分析中，資本主義本身還是被看作是進步的，然而，由於資本主義統治階級對世界實行帝國主義的統治，便阻礙了資本主義在不發達的國家的發展。這些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由於它們跟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矛盾，便被視為重要的反帝力量。有許多作者，特別是毛澤東，從這種分析中得出不發達國家的革命鬥爭有兩個階段的結論。首先是反對帝國主義的階段，即推翻前資本主義的統治階級和帝國主義資本的聯合統治；接著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毛澤東把第一階段稱為“新民主主義”，它要求無產階級、農民跟本國資產階級（或至少是該階級的分子）結成聯盟，因為後者跟帝國主義資本有著強烈的矛盾。
　　認為在一個由前資本主義統治階級統治下的國家里，以反帝為主的鬥爭是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提，這個總的論斷相對來說是沒有什麽爭議的。可是，就一個資本主義占主導地位的不發達國家而言，如何對帝國主義進行分析，這個問題倒是大有爭議的。有些人認為，在一些國家里一旦資本主義占主導地位，這些國家就有希望發展到跟目前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相類似的水平和結構，而這種情況實際上正在諸如巴西和墨西哥這樣的國家里發生（見“參考書目” ⑥）。可是，主張依附論的理論家卻反對這種看法，認為這種情況連可能性都不存在。他們使用“依附的資本主義發展”（或“歪曲的”資本主義發展）這個術語來說明世界落後地區中資本主義占主導地位的社會形態。由於這個術語有它的吸引力，它便以一種相當主觀的方式被普遍地使用。這種依附論給“依附的資本主義”所規定的特征，基本上就是目前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實現其資本主義轉變的早期階段所具有的那些特征。然而一個不同的特征是，目前的不發達的國家必須在世界已被資本主義列強所統治的時代里實現其資本主義轉變。這個事實就是依附論的理論家藉以奠定其全部分析的基礎，這樣一來，不發達國家的全部動力只不過是對外來統治的反應，而帝國主義這個術語也就在極端局限的意義上被用來說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和落後國家之間的關系。此外，依附論的理論家們對依附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所提出的假設，在邏輯上是奠定在這樣一個命題上，即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和它們之間的競爭已經消滅。正是這種所斷言的競爭已經消失，使得帝國主義資本關心限制不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的發展，以此作為維護它們的壟斷地位的一個方面。這種關於壟斷資本主義的平庸之見，近年來受到相當多的抨擊（見“參考書目” ②、⑦）。
　　可以不誇張地說，從列寧那個時代直到本世紀70年代，帝國主義的理論基本上停滯不前，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人們發表了若幹帶有經驗主義性質的作品。不過近年來又出現了理論上的爭論，這是由於資本主義在世界不發達地區的發展這種客觀條件所促成的。這種進展，充其量只不過以帝國主義跟前資本主義結成聯盟來阻礙資本主義的發展作為依據，來對不發達的情況提供一種不完整的分析。在另一個極端上，依附論所持的那種觀點，即認為資本主義在世界不發達地區雖然普遍但卻是“依附的”或“歪曲的”，則需要增加令人難以接受的許多特別的論據，以便說明許多不發達國家的顯然成功的資本主義積累現象。其結果是，在馬克思主義作家當中產生了一種健康的理論動蕩，人們重新對資本主義內部競爭發生興趣，並把它作為對壟斷資本主義時代的積累動力的一種可能的解釋。




參考書目

① 安·布魯爾：《馬克思主義的帝國主義理論——批判性的述評》，1980年英文版。
② 詹·克利夫頓：《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競爭和演進》，1977年英文版。
③ 羅德尼·希爾頓編：《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1978年英文版。
④ T．肯潑：《帝國主義的各種理論》，1967年英文版。
⑤ 列寧：《帝國主義論》（1916），1964年英文版。
⑥ B．沃淪：《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工業化》，1973年英文版。
⑦ 約翰·威克斯：《資本與剝削》，1981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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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2:44:27

個人

　　馬克思在《剩余價值理論》中寫道：“人類的發展雖然在開始時要靠犧牲多數的個人，甚至靠犧牲整個階級，但最終會克服這種對抗，而同每個個人的發展相一致；因此，個性的比較高度的發展，只有以犧牲個人的歷史過程為代價”（《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124—125頁）。這段話表明，馬克思把世界歷史看作是人類力量展現的過程，這種力量在人的背後通過“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2頁）來運行，直到階級社會的終結。然而隨著資本主義制度的廢除，就可能締造一個在共同協作的聯合生產者的管理之下，使人的個性得到多方面的發展並且使人感受到個人自由的世界。
　　這樣，作為一種歷史哲學，馬克思主義提出了一種關於個人發展的理論（正如19世紀提出的其他許多理論一樣）。作為社會科學，馬克思主義藐視根據個人的目的、態度和信念來說明問題，而是寧可把這些東西看作是它們本身需要加以說明的事情。另一方面，象每一種宏觀理論那樣，馬克思主義需要一種微觀的理論來加以運用，但是它並不把注意力集中在這種理論的細節上。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理論，馬克思主義認為，個人主義的理論和思想方式，特別是那些脫離歷史內容、根據抽象的個人來闡述的東西，都是仿效《魯濱遜飄流記》編造出來的“魯濱遜故事”（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它們掩蓋著社會關系（首先是生產關系），而正是這些關系反過來說明個人的思想和行動。“人”——馬克思寫道，——“並不是抽象的棲息在世界以外的東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頁）。還有，作為對良好的社會和人類所要實現的目的的一種設想，馬克思主義提出人的個性可以得到充分的和多方面發展的概念，認為這種個性發展是可以衡量的（但所依據的不是一種跟德國的浪漫主義有明顯的聯系的，事先規定出來的尺度），盡管它只有在社會聯合和集體控制大自然的條件下才能實現。
　　因此，馬克思主義相對來說是很少在微觀的水平上論述人類的相互影響作用的，諸如關於個體的人的心理本質，關於個人的關系，關於國家和個人之間的關系，以及關於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之間的關系等等。馬克思主義把個人看作是社會的產物（如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所強調的），然而它還需要有一種關於個體的人的行為跟社會的相互關系的理論來支撐歷史唯物主義。而馬克思主義的目的（如同馬克思主義的人本主義者所認為的），在於既要對生產和交往的物化的社會關系作出解釋，又要參與實現這些關系，使它們受制於“結合的個人的力量”，因為共產主義所創造的現實，正是使任何事情不可能不依靠各個個人而存在的基礎，這是由於現實無論如何只不過是各個個人先前交往的一種產物（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5—516頁）。




參考書目

① 喬治·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年英文版，1971年再版。
② 斯蒂文·魯克斯：《個人主義》，1973年英文版。
③ C.B.麥克弗遜：《關於占有欲的個人主義的政治理論》，1975年英文版。
④ 約翰·普拉門納茨：《卡爾·馬克思的人的哲學》，1975年英文版。
⑤ D.F.B.塔克爾：《馬克思主義和個人主義》，1980年英文版。


工業化

　　雖然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沒有出現“工業化”這個術語，但這個概念還是顯然存在的。馬克思把“現代工業”、“工廠制度”或“機器體系”跟工場手工業作了區分。現代工業其所以區別於工場手工業，是由於機器起了主要的作用。“只是在工具由人的機體的工具變為機械裝置即工具機的工具以後，發動機才取得了獨立的、完全擺脫人力限制的形式。於是，……單個的工具機，就降為機器生產的一個簡單要素了”（《資本論》第1卷，第415頁）在跟工場手工業進行對比之下，馬克思把機器體系的發展劃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里，是“簡單協作”，即僅僅是“同種並同時共同發生作用的工作機”在工廠中的“集結”，它們使用著一個單一的動力來源。在第二個階段里，是一種“有組織的機器體系”，這時候通過各局部機器之間不斷地交接工作，產品便從一個生產階段傳送到另一個生產階段。當這種有組織的體系臻於完善，並且只需要工人從旁照看就能夠進行整個生產過程的時候，它就成為“自動的機器體系”（同上，第416、418頁。）
　　人手操縱的工具變為機器工具，這就把工人降為“只是”一種動力的來源，而隨著生產的擴大和人的體力的局限性，便需要用一種機械的動力來取代人的肌肉。在工廠的制度下，所有的機器都是由一個單一的“動力”即蒸氣機來發動。然而，馬克思強調指出，蒸氣機在現代工業出現之前就早已存在，但它“並沒有引起工業革命。相反地，正是由於創造了工具機，才使蒸氣機的革命成為必要”（同上，第412頁）。改進蒸氣機的一個重要的推動力，是現代工業對新的交通運輸工具的需求。遠洋和內河輪船、鐵路和電報系統，這一切都需要“龐大的機器”來建造，而像蒸氣錘、鉆孔機、機械旋床這樣的機器，則又需要一種能夠完全受人控制的大型發動機。莫茲利發明的轉動力架，解決了在建造這種發動機方面的加工問題（同上，第421頁）。在具有自動化機器體系的工廠中，工人被降低為機器的侍從，而且“生產過程的智力同體力勞動相分離”的現象日益加劇，因為這時候對技巧水平的要求甚至比在工場手工業時期還要低（同上，第464頁；有關這個問題的進一步論述可參看“參考書目” ①）。
　　“現代工業”還改變著農業。農業使用了機器，同時還有工業生產出來的化學產品和其他新的技術。在農業競爭中所需要投入的越來越多的資本，迫使農民離開了土地，而新的機器則取代了大量的農業勞動者，並使其他一些人陷於貧困。因此，人口從農村遷徙到城市的過程加速了，形成了城鄉之間的分裂。農業的工業化過程既破壞了土地的肥力，又使農業勞動者陷於貧困（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13章，10）。無論在工業還是農業中，機器的使用和它在越來越多的生產部門中占有支配的地位，造成了“人口過剩”和“失業後備軍”（參看人口條目），這是因為活的勞動不斷地被機器所代替（見《資本論》第1卷，第23章，3；以及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第三部分）。
　　雖然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在工業化以前就已存在，但是“現代工業”乃是這種生產的最高形式，這種形式終於把所有其他形式掃在一邊，並且建立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經濟中的統治地位和資產階級在政治中的統治地位。現代工業通過對鄉鎮地方工業和工場手工業的制服和摧殘，以及通過霸占全部的國內市場來實現其經濟的統治（見《資本論》第1卷，第13章，參看“參考書目” ②）。與此同時，資本家之間的競爭，使機器和工廠體系不斷改進和擴充，從而引起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中的不斷革命。“現代工業從不把……生產過程的現存形式看成……最後的形式。因此，現代工業的技術基礎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產方式的技術基礎本質上是保守的”（《資本論》第1卷，第533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雖然馬克思把現代工業在英格蘭的起點定在18世紀的後期，然而他卻把1846—1866年這期間列為這種工業發展最迅速的時期（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23章，5）。不過，這種工業發展所引起的反響並不局限在英國。在實現了國際的交通運輸工具的革命以後，現代工業便以它的廉價的商品破壞了外國的手工業，從而建立起一種新的國際分工，即由世界的一部分地區生產原料，供給世界另一部分地區的工業的需要（同上，第13章，7）。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論述僅僅涉及資本主義的工業化，而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則利用他們的分析作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現工業化的理論和實際的基礎。盡管在俄國所實行的“轟轟烈烈”的工業化，通常是跟斯大林的名字聯系在一起（參看斯大林主義；蘇聯馬克思主義兩個條目），但是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卻是第一個試圖把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工業化的分析用於蘇聯的條件的馬克思主義者。在這種運用中，特別強調了不變資本部分在積累和工業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參看《資本論》第2卷，第21章和再生產公式）。在斯大林統治時期，這種觀點導致對基本產品工業即“重工業”的重視，並從此成為蘇聯和東歐的工業化的一個顯著特征。




參考書目

① 哈·布拉維爾曼：《勞動和壟斷資本——20世紀期間的工作墮落》，1974年英文版。
② 列寧：《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大工業的國內市場的形成過程）》（1899年），1960年英文版。
③ 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新經濟學》（1926年），1965年英文版。


知識分子

　　馬克思主義既關心知識分子在歷史中所起的作用，又關心社會主義知識分子跟各種運動之間的關系。在第一個問題上，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知識分子截然劃分為保守的和進步的。他們對人數比較多的前者的看法，是跟他們關於意識形態的概念聯系在一起的，即認為意識形態是任何社會都利用來纏繞在自己身上的種種信仰的保護繭，而這樣做主要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由意識形態形成的假象，是跟這樣一些人的利益息息相關的，他們對於勞動分工的擴大，對於腦力活動脫離體力活動而成為抽象的、不現實的思維活動的現象，已經習以為常了（參看《德意志意識形態》，第1卷，第1章A.B．；恩格斯致梅林〔1893後7月14日〕）。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狹隘的專業分工使人們固定成為學者或體力勞動者（見“參考書目” ⑩）。
　　跟上述觀點相對照的是，恩格斯曾對過去時代例如文藝覆興時代的思想家致以敬意，認為他們的思想朝氣蓬勃地流動在當時的翻天覆地、欣欣向榮的生活中（參看《自然辯證法》導言）。他和馬克思認為，像這樣的人物，都反映和闡明了新的先進階級或社會潮流的動向。例如馬克思就曾把培爾（他在早期寫了一篇論法國唯物主義的驚人之作）提出來作為推翻一切形而上學的一個人物，認為像他這樣的人完全可以被看作是當時正迫不及待地準備向君主制和貴族階層提出挑戰的法國資產階級的代言人或同盟者（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62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則以類似的方式把自己跟新興的產業工人階級聯系在一起。但跟這些幾乎目不識丁的群眾的關系，是不可能跟以往的知識分子和先前的運動之間所保持的關系相同。至於這種關系究竟可能或者應當是怎麽樣的，他們兩個人都沒有留下最終的結論。一個覆雜的情況是，他們從一開始就很看不起當時牽手或涉足於德國社會主義運動的中產階級分子，那些自命不凡而又一知半解的學者。他們在《並產黨宣言》（第三部分）中對德國或“真正的”社會主義進行嘲諷，指責那些咬文嚼字的人們試圖把法國的思想變成毫無意義的抽象物和虛構的幻想。恩格斯在跟杜林進行的大規模的論戰中，流露出他和馬克思對那種販賣假知識的活動表示厭惡，他們還擔心工人運動有被它蒙騙和引入歧途的危險（參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9年9月致倍倍爾等人的信）。
　　他們不時表示希望工人階級將會自己找到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但當時沒有多少跡象表明這樣的事情會發生，只出現了極少數的像約瑟夫·狄慈根這樣的出身於無產階級的思想家。對於列寧來說，事情顯然是這樣的，即除了工聯主義的那種簡單的觀點外，思想只能從外面傳入工人階級。用普列漢諾夫的話來說，馬克思主義者應當為作為革命工人的知識分子而感到自豪（見“參考書目” ⑧，第28頁）。但是，列寧是懷著極其覆雜的感情來看待知識分子特別是俄國的知識分子的，他對他們的缺點的尖刻批評使人聯想起馬克思對德國知識分子的批評。他指責他們軟弱、散漫、動搖，這種責難在1905年革命失敗以後更為突出，當時他感到連布爾什維克知識分子也都向失敗主義低頭，其中有些人甚至以空虛的幻想來自我安慰。他敢於告訴高爾基，說他歡迎這些人開小差，並且要用工人來代替他們。可是過了不久，他又鄭重地告訴他的朋友，說他沒有像“愚蠢的工團主義者”那樣排除知識分子的想法，並說他是完全注意到知識分子對工人運動是多麽不可缺少（見1903年2月7日和13日的信）。在1917年以前的實際情況是，在169名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人當中，受到高等教育的有79人；在普通黨員的隊伍中有15%的人上過大學（見“參考書目” ⑦，第100頁）。
　　在向一群全神貫注的專職的聽眾講解社會主義的時候，考茨基對於這樣的人會有足夠的數量改變自己的信仰抱有希望。他向他們保證，社會主義將會給腦力和藝術工作不僅帶來更多的社會支持，而且還會帶來更大的自由，因為企圖在這個領域實行任何政府監督都將是愚蠢的，而口號將會是：“在物質生產中實行共產主義，在腦力勞動中實行無政府主義”（見“參考書目” ④，第178—179，183頁）。隨著布爾什維克革命的發生，進行了一種實驗，而由於俄國的落後，這種實驗是在不利的條件下進行的。列寧在1920年指出，有必要在每個領域中利用舊的知識分子，他們必須接受改造和再教育，而工人階級也同樣如此（參看《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當時，技術知識分子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斯大林的方法指導下所實行的高速工業化，導致這類知識分子跟政權的沖突，而其他各類知識分子則受到嚴格的監督。在任何場合下，受過教育的人都實在太不夠用了，於是培養起來一支新的隊伍，人員首先是盡可能地從工人階級隊伍中招募，對這些人的忠誠和效率的培訓甚於對他們的獨立思考的培訓。類似的困難後來也在中國發生了，由於這個國家的情況更為落後，所以困難也就更大。文化大革命並沒有使境況好轉，這場革命有一陣子看來準備把知識分子統統撇開，並且回到原始共產主義。
　　在西歐，葛蘭西曾經對這個問題作了許多思考。他區分了這樣兩種知識分子：一種是任何一個國家的“傳統的”知識分子，他們把自己看作是一個獨立的階級或社團，抱著一切唯心主義哲學所表現的那種不現實的超然態度；另一種則是每個階級（農民除外）從自己的隊伍中“有機地”產生的思考集團（見“參考書目” ③，第118—120頁）。他還希望看到從工人階級中產生更多的知識分子，雖然他對知識分子的定義廣泛到足以包括所有的管理和組織人員在內。他寫道：今天所需要的知識分子，應當是社會的實際的建設者，而不是單純能說會道的人。他還指出在“中等知識階層”中的高失業率已經成為現代生活的一種規律性的特征（同上，第122—123頁）。
　　在西方，人們對於工人階級能夠作為社會主義的擔負者的信心日益降低，於是便更加重視起知識分子的作用來。但是，在美國，還沒有一個自己承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人會走得像菜特·米爾斯那麽遠，以至把知識分子提高到進步使命的履行者的地位，以補充由於工人階級的過錯而形成的空白。不過，西方馬克思主義已經日益重視思想意識對歷史的影響，從而也不斷地重視跟思想意識最密切相關的男人和婦女的作用。這樣就達到一種提高的認識，也就是社會主義要有前途的話，那它就必須跟對待面包和黃油的利益那樣，把知識和藝術列為自己的一邊。




參考書目

① 阿拉斯蒂亞·戴維森：《安東尼奧·葛蘭西—學術傳記》，1977年英文版。
② G·羅斯·岡迪：《馬克思和歷史——從原始社會到共產主義的未來》，1979年英文版。
③ 安東尼奧·葛蘭西：《〈現代王子論〉和其他著作》，1957年英文版。
④ 卡爾·考茨基：《社會革命》（1902年），1916年英文版。
⑤ 同上作者：《倫理學與唯物史觀》（1906），1918年英文版。
⑥ 《列寧和高爾基——書信、回憶錄和論文集》，1973年莫斯科英文版。
⑦ 馬塞爾·利伯曼：《列寧統治時期的列寧主義》，1973年英文版，1975年再版。
⑧ 格·瓦·普列漢諾夫：《唯物主義戰士》（1908—1910），1973年英文版。
⑨ 馬丁·塞里格：《馬克思主義關於意識形態的概念》，1977年英文版。
⑩ 維農·維納布爾：《人的本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1946年英文版。
⑪ 菜特·米爾斯：《馬克思主義者》，1962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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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2:45:36

利息

　　參看銀行資本和利息條目。


國際主義

　　這個問題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和活動是很重要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賦予法國大革命所宣布的人類博愛的觀念以階級為基礎（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恩格斯把以下兩者作了對比：一方面是目前正由最激進的無產階級政黨在各地實現的各國之間的博愛；另一方面是舊的本能的民族利已主義和虛偽的、自私自利的自由貿易的世界主義。由於每個國家的資產階級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因此，所有國家的無產階級都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敵人和共同的鬥爭。（參看《在倫敦召開的各民族的慶祝大會》）。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這種共同的利益不僅在於為捍衛當前的階級利益而進行超過國界的合作，而且在於帶來一個偉大的社會革命。這個革命將支配資產階級時代的成果——世界市場和現代的生產力，並且使它們接受最先進的人民的共同管理（參看馬克思《英國在印度統治的未來後果》）。
　　當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參加共產主義同盟的時候，把“人人皆兄弟”這個口號改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他們在說明共產黨人的特征時，首先提到這樣一個事實；“在各國無產者的鬥爭中，共產黨人強調和堅持整個無產階級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64頁）。他們同時承認：“如果不就內容而就形式來說，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首先是一國範圍的鬥爭。每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當然首先應該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同上，第262頁）。馬克思還強調指出，國際工人黨在為建立波蘭國家而奮鬥中是絕對不存在任何矛盾的（參看《為了波蘭》，重點是原來的）。馬克思還致力於愛爾蘭的獨立，認為它是對英國革命的一種促進（參看馬克思致齊·邁耶爾和奧福格特的信，1870年4月9日）。
　　如果說，第一國際設立目的，是要成為“各國工人團體進行聯絡和合作的中心”的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37頁），那麽，馬克思和恩格斯也並沒有把這樣一個組織看作是對於國際主義是始終不可缺少的東西。恩格斯在1885年寫道：第一國際已經成為國際運動的“一種桎梏”，因為這時候的運動“單靠那種認識到階級地位的共同性為基礎的團結感，就足以……建立……並使它保持團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05頁）。恩格斯的這種期望是過於樂觀了，即使第二國際的建立也沒有解決問題，該國際在1914年戰爭爆發時出現的民族主義高潮中破產了。
　　列寧從1914年起就號召國際主義者要“變當前的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第118頁）。他還主張在沙皇俄國（以及其他地方）被壓迫的民族實行民族自決，認為這“並不是因為我們想實行經濟上的分裂，或者想實現建立小國的理想，相反，是因為我們是想建立大國，想使各民族接近乃至融合，但是這要在真正民主和真正國際主義的基礎上實現”，（《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第85頁）。列寧無論在戰爭期間還是戰後，都不斷地強調：“已經把資本主義國家、先進國家的革命無產者，同那些沒有或者幾乎沒有無產階級的國家的革命群眾，同東方各殖民地國家的被壓迫群眾聯合起來了”，反對帝國主義（《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221頁）。列寧還堅持認為：“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第一，要求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鬥爭的利益服從全世界範圍的無產階級鬥爭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戰勝資產階級的民族，有能力有決心為推翻國際資本而承擔最大的民族犧牲”（《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164頁）。
　　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人曾指望1917年十月革命將成為國際社會主義的先驅。可是蘇聯的孤立狀況導致在斯大林時期以民族利已主義的因素代替了列寧時期的國際主義的許多內容。這種現象，盡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蘇聯的孤立狀態已經結束的情況下，仍然沒有消失。然而，蘇聯政府在1956年10月30日發表的一個聲明中，承認發生了“忽視社會主義國家關系中的平等權利原則的粗暴行為和錯誤”（見《蘇聯新聞》，英文版，1956年10月31日）。從那時候起，在實行互助（這對於古巴、越南和安哥拉這樣的國家特別重要）和試圖彌合“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的同時，卻出現了民族主義覆活和某些國家之間的沖突（在某些極端的場合下導致了戰爭和在“為反對反革命提供國際援助”的口實下所進行的武裝幹涉）。這些發展在今天對馬克思主義者提出最嚴重的挑戰，因為他們在傳統上認為“民族內部的階級對立一消失，民族之間的敵對關系就會隨之消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0頁）。這些發展還促使共產黨之間形成緊張的關系。有些共產黨還像30年代那樣認為“對蘇聯的態度是國際主義的試金石”，而像意大利共產黨（PCI）那樣的歐洲共產主義政黨則公開地對蘇聯進行批評，並宣布“一種不需要跟任何人發生特殊的或享有特權的聯系的……新的國際主義”（《意大利共產黨領導的決議》，1981年12月29日；見“參考書目” ①，第28頁）。




參考書目

① 恩利科·貝林格：《在波蘭之後——走向新的國際主義》，1982年英文版。
② 艾薩克·多伊切：《我們時代的馬克思主義》，1964年英文版，1972年再版。
③ 帕爾米·杜德：《國際》，1964年英文版。
④ 蒙蒂·約翰斯頓等著：《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沖突》，1979年英文版。
⑤ 詹姆斯·克魯格曼：《列寧對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問題的處理方法》，1970年英文版。
⑥ 列寧：《論民族問題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1970年英文版。
⑦ 拉爾夫·米里班德：《軍事幹涉和社會主義國際主義》，1980年英文版。
⑧ 同上作者：《世界社會主義體系和反共主義》，1972年英文版。
⑨ V.V.紮格拉丁：《世界共產主義運動》，1973年英文版。


國際

　　國際工人協會即第一國際（1864—1876），是在西歐和中歐的工人階級組織的基礎上建立的國際聯盟，當時這些地區的工人運動在經過1848—1849年的失敗後正在覆蘇。雖然這個組織的建立，是出於對1863年波蘭民族起義表示支持的倫敦和巴黎工人的自發的努力，然而馬克思（1864至1872年間）和恩格斯（1870至1872年間）都在它的領導中起了關鍵的作用。馬克思立即認識到該組織“顯示了真正的‘實力’”，但是在“重新覺醒的運動要做到使人們能像過去那樣勇敢地講話，還需要一段時間”（《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2、17頁）。這里所提到的像過去那樣勇敢地講話，指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從1847到1852年間所領導的那個規模小得多的組織——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特征。因此，馬克思為國際工人協會起草了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並使它們得到通過，這些文件的內容能夠為跟英國工聯的自由派領袖以及大陸上的蒲魯東、馬志尼、拉薩爾的追隨者進行合作提供一個基礎。協會既接收個人會員，也接納地方性和全國性團體會員入會。它的總委員會（在正常情況下）由年度代表大會選舉產生，會址設在倫敦，直到1872年。
　　在第一國際的早期，馬克思幾乎起草了總委員會所公布的全部文件，他把自己局限於“這樣幾點，這幾點使工人能夠直接達成協議和采取共同行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60—361頁）。這里面包括采取行動反對從國外輸入工人來破壞罷工，抗議對被囚禁的愛爾蘭芬尼黨人進行虐待，以及舉行反對戰爭的鬥爭。隨著國際的發展，馬克思得以使一些日益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要求獲得通過。例如，國際工人協會在開始的時候沒有對實行公有制作出任何特殊規定，而在1868年，盡管有為數不多的蒲魯東派的反對，它宣布了要對礦山、鐵路、耕地、森林和交通運輸實行集體所有制。
　　1871年的巴黎公社標志著國際工人協會歷史的一個轉折點。恩格斯對這次巴黎春天的革命作了這樣的描述：“公社無疑是國際的精神產兒，盡管國際沒有動一個手指去促使它誕生”（《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13頁）。國際的法國支持者，主要是蒲魯東主義者，在巴黎公社中起了重要作用。總委員會組織了一次對公社的國際聲援運動。馬克思對公社所作的熱情洋溢的具有歷史意義的辯護詞——《法蘭西內戰》被總委員會的多數委員通過，並且以總委員會的名義作為一個宣言來發表。公社的歷史經驗以及工人階級的普選權的發展，使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強調需要采取有效的政治行動形式。1871年9月，在他們的倡導之下，國際工人協會在倫敦代表會議上第一次公開主張必須“把工人階級組織成為政黨”（參看政黨條目）。這個目標被列入由馬克思起草的、在1872年國際海牙代表大會上通過的新章程（第7條甲）中，在那里還規定“奪取政權成為無產階級的偉大的任務”。
　　這些觀點遭到巴枯寧和他在國際中的追隨者的反動，他們從無政府主義的設想出發（參看無政府主義條目），主張放棄政治。巴枯寧的國際社會主義民主同盟曾在1868年申請加入國際工人協會，馬克思盡管不讚成該組織的綱領，但仍然根據國際工人協會應當“讓每個支部自由地形成其理論綱領”的原則（見《第一國際文件》，英文版，第3卷，第273—277、310—311頁），於次年支持它的支部加入國際。馬克思的支持者和巴枯寧的支持者之間的沖突首先集中在國際工人協會應當如何進行組織這個問題上，這種沖突從1869年到1872年間不斷升級。巴枯寧攻擊總委員會的“權威主義”，而同時卻設法把國際置於由他控制的、按等級制組織起來的一個或若幹秘密團體的監護之下。面對外受當局的迫害、內遭巴枯寧的分裂的情況，馬克思和恩格斯主張擴大總委員會的權力。巴枯寧反對這樣做，他在瑞士、意大利、西班牙和比利時找到支持者，同時還在英國得到相當一部分人的支持。
　　1872年的海牙代表大會有來自歐洲13個國家和澳大利亞、美國的代表共65人參加，其代表人數比以往任何一屆代表大會都要多。大會同意擴大總委員會的權力，並把巴枯寧和他的夥伴吉約姆開除出國際工人協會，理由是他們試圖在國際內部組織一個秘密團體，以及巴枯寧進行了欺騙活動（這方面的罪證是比較有爭議的）。大會還以微弱的多數通過了以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們的支持者的名言提出的一個建議——把總委員會的會址遷到紐約。提出這個建議的主要動機，也許是擔心總委員會在倫敦會被他們為了擊敗巴枯寧而不得不與之結成聯盟的法國布朗基主義流亡者（參看布朗基主義條目）所操縱。而這樣一來，實際上也就意味著國際工人協會的結束，它最後是在1876年的費城會議上解散的。一個叫做“反權威的”國際曾試圖接過國際工人協會的衣缽，它在開頭的時候得到一些成功，可是在1877年左右發生的分裂使它感到毫無希望，它在1881年召開了它的最後一次純粹無政府主義的收場代表大會。
　　在以後的年代里，各國的工人階級政黨有了重要的發展，這些政黨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馬克思主義的性質，這是國際工人協會曾經為之如此艱苦奮鬥（特別是在1871—1872年間）的東西。馬克思直到他在1883年逝世的時候，恩格斯甚至在第二國際成立的前夕，都反對再搞國際組織。恩格斯認為“在目前搞這些組織，既沒有可能，也沒有用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32頁）。不過，恩格斯後來還是給這個國際提出重要的建議，並給它以大力的支持。

　　第二國際（1889—1914）實際上是由馬克思主義者組織、1889年7月在巴黎召開的一次國際工人代表大會上成立的。跟第一國際一樣，它主要是以歐洲工人運動為基礎，但在規模上要比它的先驅者大得多。第二國際主要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其中起主宰作用，它的成員黨當時都已經具有群眾基礎（或正在爭取過程中）。到1904年，它們在21個國家里參加了競選，得到選票660萬張以上，贏得261個議席。到1914年，它們共擁有黨員400萬人，得到選票1200萬張。第二國際基本上是各黨派和職工會的一種松散的聯盟。1900年，在布魯塞爾成立了國際社會黨執行局，由卡米爾·胡斯曼任專職書記，該局只起技術性和協調的作用，而不具有指導的職能。除了英國工黨（它在1908年加入國際）作為一個主要的例外情況，對於大多數成員黨來說，馬克思主義乃是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雖然其他方面的傾向和影響也還存在。這里面首先包括無政府主義者，他們在1893年和1896年這兩次代表大會上，在政治鬥爭的問題上遭到挫敗後被開除出國際。恩格斯在1895年逝世以後，有兩位理論家對於維護第二國際的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性質作了突出的貢獻，他們是考茨基和普列漢諾夫。
　　第二國際每隔兩年或四年召開一次代表大會，以決定采取共同行動或辯論有關政策的問題。在共同行動中包括號召每個國家從1890年起每逢五一節組織支持八小時工作日的示威行動。最初出現的各國黨內左、中、右三種傾向的鬥爭也在國際舞台上進行。在1900年巴黎代表大會上，對“米勒蘭主義”問題展開尖銳的論戰，即爭論法國社會黨人米勒蘭在前一年參加資產階級政府這種作法是否容許。最後通過了由考茨基起草的一個調和性的決議，決議指出如果得到黨的批準，“在特殊情況下”采取這樣一個步驟作為“一個臨時的權宜措施”，是可以接受的（引自布勞恩塔爾的著作，見“參考書目” ①，第1卷，第272—273頁）。
　　接著的一次代表大會是1904年在阿姆斯特丹召開的，人們要求這次大會對於德國社會黨前一年召開的德累斯頓代表大會所通過的譴責伯恩施坦修正主義思想的決議予以國際性的支持和肯定。這就導致在策略問題上進行一場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主要爭論。在這場爭論中，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倍倍爾起來反對法國社會黨領袖饒勒斯對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指責，饒勒斯指出該黨一方面得到越來越多的選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在改變德國君主專制制度上無能為力，認為所以出現這種驚人的對照現象，其責任在於該黨在理論上的僵化。這次大會支持了德累斯頓決議，其表決結果是：25票讚成，5票反對，12票棄權。不過，修正主義者仍然留在國際內和德國黨內，他們使自己的思想繼續浸透（參看修正主義條目）。
　　另一個主要爭論的問題是殖民主義。在布爾戰爭期間召開的1900年國際代表大會就已經對殖民主義進行譴責。然而過了7年以後，在斯圖加特代表大會的殖民地問題委員會中的多數委員則提出這樣的主張，即認為他們不應該“在任何時候都譴責一切在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下可以起傳播文明作用的殖民政策”（見“參考書目” ①，第1卷，第318頁）。在經過針鋒相對的辯論後，大會以127票對108票否決了上述觀點，並且通過一項譴責資本主義殖民政策的決議，認為“資本主義殖民政策從其最深刻的本質來說必然要導致奴役、強迫勞動或滅絕殖民地的本地居民”（見“參考書目” ①，第1卷，第3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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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2:46:39

反對戰爭的鬥爭是第二國際的中心問題，這個問題從該國際成立時起就反映在代表大會的決議中。它在1907年召開的斯圖加特代表大會上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因為這次大會是在歐洲上空戰雲密布時召開的。盡管在辯論這個問題的過程中出現嚴重的分歧，但最後還是在吸收了列寧、盧森堡和馬爾托夫的修正案的情況下，通過了一個決議。該決議在主張“竭盡全力……制止戰爭爆發”後接著說：“如果戰爭仍然終於爆發，那麽（工人運動——本條目作者）就有責任主張迅速結束戰爭並全力爭取利用戰爭引起的經濟和政治危機喚起人民，從而加速資本主義階級統治的消滅”（見“參考書目” ①，第1卷，第363頁）。這個聲明在以後兩屆代表大會上又得到重申。在戰前召開的最後一次代表大會，即1912年的巴塞爾代表大會，是爭取和平的一次動人的表現，它號召（又是全體一致地）一旦戰爭爆發的話就要采取革命的行動。然而，兩年以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表明，人們所讚同的這些豪言壯語“只不過是掩蓋著根深蒂固的民族主義的一層薄薄的面飾”（見“參考書目” ⑥，第102頁）。第二國際的主要政黨都支持它們本國政府所進行的戰爭，因而導致國際的可恥的破產。資本主義擴張和工人運動民族統一這整個歷史時期，也就此發展到頂點。
　　只有俄國、塞爾維亞和匈牙利這幾國的黨以及其他各國黨內部的一些小集團，依然忠於國際所一再重申的原則。在戰爭期間，主要是一些中立國家的政黨曾為恢覆第二國際（當時它的執行局已遷往荷蘭）作了一些嘗試，但沒有成功。不過到1919年，一個老第二國際的模糊翻版在伯爾尼代表會議上重新組合起來，即“伯爾尼國際”，它於次年在日內瓦召開了有17個國家代表參加的第一次代表大會。1921年，有10個黨的左翼社會黨人，其中包括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USPD），奧地利社會民主黨（SPÖ），以及英國獨立工黨，在維也納開會並組織起來社會黨國際工人聯合會（“維也納聯合會”），外號“第二半國際”。這個組織把自己看作是走向一個包括整個革命的國際的第一步。1923年，在漢堡代表大會上，它跟重新恢覆的第二國際聯合，組成社會主義工人國際。該國際在1940年停止活動。1951年，它為現在的社會黨國際所繼承。社會黨國際是由世界各地主要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組成的一個松散的組織，它的總部設在倫敦。

　　第三國際（1919—1943）。在第二國際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瓦解以後，列寧在1914年11月寫道：“第二國際死了，它被機會主義所征服……第三國際萬歲！”。第三國際叫做共產國際，是在布爾維克黨人的倡議下於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的，當時正值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以後中歐革命形勢高漲之際。在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上致詞的時候，列寧宣布“國際蘇維埃共和國的建立已經為期不遠了”（《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503頁），從而表達了當時普遍的思想狀況和期望。他後來還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和承認用蘇維埃政權代替資產階級民主定為第三國際的基本原則在第三國際的存在的整個期間，它的正式目標始終是建立一個“蘇維埃共和國世界同盟”（見“參考書目” ⑤，第2卷，第465頁），雖然在1935年以後讓這樣一個目標退居到幕後。1920年7至8月間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有來自41個國家的政黨和組織的代表參加，此外還有一些列席代表，其中包括法國社會黨和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的代表。這兩個黨的多數派將在年底以前召開的代表大會上投票讚成參加共產國際。出於對新國際會受不堅定的社會民主黨分子的滲入而變質的擔心，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嚴格規定了加入共產國際的二十一個條件。根據這些條件，凡是願意加入共產國際的一切黨派，都必須“撤銷改良主義者和‘中派’分子在工人運動中所擔負的比較重要的職務”，必須把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結合起來，其中包括在軍隊中進行經常性的宣傳鼓動工作。在指出目前時代是“激烈的國內戰爭時代”的同時，它要求有“鐵的紀律”，要求實行最大限度的集中制—國內在本國黨中央的領導之下，在國際上則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的領導之下加以實現，並且規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決議在代表大會之間都具有約束力（見“參考書目” ⑤，第1卷，第166—172頁）。
　　共產國際的章程宣布要跟“只把白種人放在眼里的第二國際傳統永遠決裂”，認為它的任務是要聯合和解放各種膚色的工人。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了由列寧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它強調指出民族和殖民地的解放運動有必要同蘇俄以及在跟資本主義作鬥爭的工人運動聯合起來，組成一個反對帝國主義的同盟（見“參考書目” ⑤，第1卷，第138—144頁）。列寧在1920年寫的小冊子《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目的在於跟共產國際內部的“左的”傾向作鬥爭，並且主張共產黨人可以有原則地參加議會選舉，可以在反動工會里工作。然而在1921年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列寧卻遇到上述的傾向，當時他所看到的是革命浪潮已經衰退，原先基本上以俄國經驗為模式的進攻性的革命策略已不再適於西方的情況。於是，大會號召工人階級各黨派在國內和國際範圍內結成一個統一戰線，以爭取工人階級的切身利益。出於這種需要，共產國際、第二國際以及維也納聯合會的執行委員會於1922年在柏林召開了一個代表會議，但沒有達成任何協議。
　　在人們曾寄予希望的德國革命在1923年10月失敗以後，共產國際認識到一個資本主義相對穩定的時期已經來到。在以後的幾年中，蘇聯黨內的鬥爭被帶到共產國際里來。在關於一國建成社會主義、英俄工會團結委員會以及中國革命在1925—1927年的戰略和策略等一系列問題上，托洛茨基派反對斯大林的政策。在經過許多激烈的鬥爭以後，托洛茨基反對派被擊敗了，而托洛茨基本人也在1927年9月被開除出共產國際執委會。在1928年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通過了主要由布哈林起草的一個內容廣泛的綱領。這次大會同時也引導共產國際進入其發展的“第三個階段”，在這個階段里，社會民主主義被譴責為“社會法西斯主義”，跟社會黨領導人建立統一戰線的各種建議統統被否決。1931年，共產國際執委會宣布沒有必要再在“法西斯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之間，以及資產階級的議會專政形式和它的公開的法西斯專政形式之間”劃什麽界線（見“參考書目” ⑩，第313頁）。這種政策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首先是在德國，這就導致共產國際從1933年起修正自己的策略。1933年3月，在納粹專政政權建立以後，共產國際執委會公開建議其成員黨跟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接觸，以便向後者提出采取反法西斯主義的統一行動的建議。這就促使法國的共產黨人和社會黨人采取了聯合行動。1935年，共產國際召開了它的最後一次代表大會，也就是七大。這次代表大會有65個黨參加，代表100多萬黨員（其中在資本主義國家的黨員有785000人），它是各國工人階級政黨為遏制法西斯主義浪潮而建立統一戰線並擴大為人民陣線的一個強有力的事例。在季米特洛夫所作的主要報告中強調指出：目前不是要在無產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民主之間進行抉擇，而是要在資產階級民主和由法西斯主義所代表的資產階級公開恐怖專政之間進行抉擇。共產國際的新策略有助於促進法國和西班牙的人民陣線的形成。它動員起國際的力量去支持西班牙共和國的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去支持蘇聯政府提出的關於蘇聯和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結成和平戰線來制止法西斯侵略的建議。
　　始終在蘇聯共產黨的有效控制下的共產國際，全力支持斯大林在30年代發動的大清洗，在這個過程中它的一些領導成員被鎮壓了，而且波蘭共產黨也在1938年根據莫須有的罪名被解散了。隨著1939年8月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簽定，它修訂了自己過去以嚴格區分西方民主國家和法西斯國家為基礎的策略。從1939年到1941年，它譴責當時的戰爭是在帝國主義雙方進行的非正義的、反動的戰爭。然而在1941年6月德國進攻蘇聯以後，它則全力支持蘇聯及其西方盟國反對軸心國的鬥爭。共產國際在1943年6月按照它的主席團的建議進行解散，該主席團認為當時大大發展了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必須在不同的條件下開展工作，這使得從一個國際中心作出指示成為不可能的事情。共產國際的解散還有安撫斯大林的西方盟國的意圖（見“參考書目” ②）。

　　第四國際是在1938年由托洛茨基倡導成立的，它由對第二和第三國際持反對立場的托洛茨基支持者的小集團組成，它們把前者譴責為“反革命”。第四國際一直很小，並且始終存在嚴重的分裂。（參看托洛茨基主義條目，另可參看國際主義條目）




參考書目

① 尤利烏斯·布勞恩塔爾：《國際史》（1961—1971），1966—1980年英文版。第1—2卷。
② 費爾南多·克勞丁：《共產主義運動——從共產國際到共產黨情報局》（1972），1975年英文版，第1部分。
③ G.D.H柯爾：《社會主義思想史》，1954—1960年英文版，第2—5卷。
④ 亨利和阿布拉姆斯基·柯林斯，契曼·柯林斯合著：《卡爾·馬克思和英國工人運動——第一國際的年代》，1965年英文版。
⑤ 珍妮·德加拉斯編：《共產國際文件集（1919—1943）》（1956—1965），1971年英文版，第1—3卷。
⑥ 艾薩克·多伊切：《論國際和國際主義》，（1964），載《我們時代的馬克思主義》，1972年英文版。
⑦ 《第一國際文件集》，1—5卷，1963—1968年英文版。
⑧ 《第四國際文件集。創建時期》（1933—1940），1973年英文版。
⑨ 詹姆斯·卓爾：《第二國際（1889—1914）》（1955），1975年英文版。
⑩ A.I.索波列夫等著：《共產主義史綱》，1971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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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2:47:47

伊斯蘭教

　　一般說來，馬克思主義者對於伊斯蘭教的起源及其歷史作用沒有發表什麽論述。馬克思和恩格斯有關伊斯蘭教的評論是一種令人難以捉摸的提示，同時也不完整。馬克思在寫給恩格斯的一封探討亞細亞社會性質的信中所提出的主要問題，一直還沒有找到恰當的答案，那就是：為什麽東方的歷史總是表現為宗教的歷史？恩格斯在為《新時代》寫的一篇關於早期基督教的歷史的文章中，則比較具體地抓住了伊斯蘭教社會結構的一個主要過程，即在遊牧文化和定居文化之間的政治動搖。恩格斯在對伊斯蘭教所作的一個評論中重覆了伊本·喀爾登的有關部族權貴循環交替的理論，認為伊斯蘭教是一種適應阿刺伯市民和遊牧的貝都英人兩者的需要的宗教，他指出：“而這里就存在著周期性沖突的萌芽。市民富有起來了，他們沈湎於奢華的生活，對遵守‘律條’滿不在乎。生活貧困並因此而保持著嚴峻習俗的貝都英人，則以嫉妒和渴望的眼光來看待那些財富和享受”（《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26頁）。
　　貧苦的遊牧民經常團結在一位先知的背後去排斥那些頹廢的市民，去改革道德風尚和恢覆原始的信念。經過幾代以後，循規蹈矩的貝都英人本身在道德上成為個人主義者，並且對於遵守宗教教規變得滿不在乎。於是，又一位救世主在沙漠上出現，把城鎮打掃幹凈。這樣的政治統治的周期不斷重覆。然而，政治領導權的經常變換並不相應地帶來社會經濟基礎的任何根本性的改造，這種基礎始終保持明顯的停滯性（參看亞細亞社會條目）。
　　恩格斯把伊斯蘭教中許多救世運動和教派運動解釋為遊牧民和市民之間持續不斷的沖突的表現，這就有可能把伊斯蘭教本身看作是不定居的遊牧生活和已形成定居的社會之間矛盾融合的結果。伊斯蘭教始於伊斯蘭紀元（根據先知從麥加遷到麥地那來確定），即公元前622年。它應當作為阿刺伯半島各貿易中心的商業文化的一部分來理解。鑒於一些社會科學家，如麥克斯·維貝爾，已經把伊斯蘭教作為“武士的宗教”來看待，那麽不妨把伊斯蘭教主要看作是城市權貴的宗教，這些權貴們享有通過麥加（該地在17世紀主宰著阿刺伯經濟）來擴展貿易的經濟收益。把市民的虔誠和部族的美德兩者混合在一起的伊斯蘭教，為政治統一提供了一種新的原則，這種政治統一是奠定在信仰而不是殺戮的基礎上，它是圍繞著對一位先知的忠誠和對普遍美德的篤守來進行組織的。在把各個分裂成性的部族統一在一個由城市的商業所領導的宗教團體之內的同時，伊斯蘭教對貿易實行保護，並且成為一種具有獨特的活力的政治力量。在先知穆罕默德於632年逝世以後，這個新的宗教很快就在中東和北非建立起自己的統治地位，盡管它在政治繼承權的問題上分裂成為兩派：即阿里的追隨者什葉派和“正統哈里發”的支持者遜尼派。
　　伊斯蘭教社會的擴張可以看作是城市的商業權貴和貝都英遊牧民的武士實行融合的結果，這種擴張所取得的早期成就，部分是由於周圍帝國（薩珊帝國和拜占廷帝國）的衰弱，部分是由於伊斯蘭教對受它保護並依附於它的基督教部族和猶太教部族實行一種庇護制度（通過所謂的“小米制度”）。因此，伊斯蘭教的征服對於該教信仰占統治地位的社會形態內的社會結構，並不起瓦解的作用。伊斯蘭教是隨著一系列教產世襲帝國的建立而傳播起來，這些帝國具有下列的結構性的特征：（1）土地所有制由國家掌握，土地作為非世襲的俸地分配給地主，除了這種俸地所有制外，還有屬於部族的和教會的財產（即臥各夫）；（2）在國家官僚制度中增加了奴隸這一層次，而一支奴隸大軍的發展，在貴族即擁有俸地的騎士和一般市民之間起了社會緩沖器的作用；（3）城市文化和宗教虔誠的形成，是由商人階級和宗教領袖（烏里瑪）的利益和生活方式決定的，這在北非和中東比較發達的社會尤其如此。商人階級的財富源自於內陸的奢侈品貿易，而宗教領袖所掌握的教法（沙里亞）則有利於他們在社會上居於優越的地位。在伊斯蘭教社會分裂為三個帝國（薩非、帖木兒和奧托曼）之前，即在這個社會擴展和鞏固的階段（700—1500年），除了以奢侈品（香料、絲綢、香水、珠寶等）為基礎的商業財富外，造紙、紡織、地毯、制革和陶瓷等行業都得到迅速的發展，盡管在13世紀和14世紀期間由於蒙古人的入侵曾造成經濟發展的停滯。特別是當時信奉伊斯蘭教的西班牙，成為農業發展、造船業、采礦業和紡織業的巨大中心。由於征服、擴張和手工業發展而形成的經濟上的盈余，則通過皇室對科學、醫藥和藝術進行讚助的方式，為一種深奧而又合理的宮廷文化奠定了基礎。這樣一來，伊斯蘭教便成為希臘哲學和科學的創造性的媒介，而希臘的哲學和科學則又通過伊斯蘭教的西班牙為文藝覆興提供了思想基礎。
　　伊斯蘭教的社會缺乏它本身所固有的資本主義發展，這對於馬克思主義歷史編纂學來說，是一個主要的問題。認為穆斯林的信仰、伊斯蘭教神學的宿命論或是反對高利貸的法律準則阻礙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這種看法已經被馬克思主義者所否定。例如，羅丁遜曾論證在《古蘭經》（神的誦文）和遜奈（先知的正統教規）中有關經濟行為的規定並不妨礙經濟的發展；相反，一種資本主義成份還確實在伊斯蘭教社會中得到發展，其發展情況與歐洲的資本主義發展大體相同。然而，這種成份的擴大受到以下三個因素的限制：（1）自供自給的地方鄉村經濟；（2）國家在行會系統、貿易關系以及土地占有中所居的支配地位；（3）隨著遊牧部落的入侵而引起的社會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的停滯（見“參考書目” ⑥）。羅丁遜這種論斷有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把貿易和商業資本跟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劃上等號。在伊斯蘭教社會，作為資本積累的主要來源的內陸貿易，是控制在一個商人小集團的手里，而這個集團對於當地的生產和分配幾乎不起任何作用。盡管農村的剩余產品通過稅收的機制而歸城市居民所支配，但是在城鄉之間的經濟往來是不發達的，原因是農民的需求在當地就可以得到滿足。貿易在伊斯蘭社會中所起的作用證實了馬克思的一個論斷，即當貿易在對歐洲的傳統經濟關系進行瓦解時，它的腐蝕後果則決定於進行貿易的生產社會的本質。因此，亞洲的古代社會是難以受到這樣內陸貿易的幹擾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預期資本主義關系的發展會消除宗教的信仰和特征，然而迄今為止伊斯蘭教卻證明它對於向資本主義轉化的世俗化影響具有高度的抵抗力。這種作為伊斯蘭教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反應結果的自我調整，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里，出現了一個廣泛的宗教改革運動，其目的在於制止農村的跟蘇非派有關的神秘教義和尊奉諸聖的活動。這時候重新表現出對經文、《古蘭經》的正統性以及簡樸祭儀的重視；城市的注重經文的虔誠被附加在農村的群眾性宗教虔誠之上。經過改革的伊斯蘭教，既表現為對《古蘭經》傳統的恢覆，又反映出使伊斯蘭教跟現代工業的世俗社會並行不悖的一種企圖。在第二個階段中，伊斯蘭教采取了一種民粹派的反殖民主義的戰鬥立場，在這里，烏里瑪是以城市貧民、失業青年和對現實不滿的學生的代表者的身份出現。由於清真寺、馬德拉沙（宗教學校）以及烏里瑪都得到群眾的廣泛支持，因此，具有清規戒律和戰鬥性的伊斯蘭教，可能會成為反對亞洲和非洲的附庸制度的主要力量源泉。




參考書目

① E.阿施特爾：《中世紀近東社會經濟史》，1976年英文版。
② 尼內斯特·蓋爾勒：《穆斯林社會》，1981年英文版。
③ 馬賽爾·G.S.霍格遜：《伊斯蘭教的進取》，1974年英文版。
④ 莫里斯·隆巴德：《伊斯蘭教的黃金時代》，1975年英文版。
⑤ 麥克西姆·羅丁遜：《穆罕默德》，1971年英文版。
⑥ 同上作者：《伊斯蘭教和資本主義》，1974年英文版。
⑦ 同上作者：《馬克思主義和穆斯林世界》，1979年英文版。
⑧ 布菜恩·S·特納：《維貝爾和伊斯蘭教——一種批判性的研究》，1974年英文版。

饒勒斯，讓

　　1859年9月3日生於卡斯特爾（朗格多克），1914年7月31日在巴黎遇刺身亡。
　　饒勒斯出身於一個中產階級的家庭，學生時代表現出色，後來成為一位大學教師。他的興趣十分廣泛，文筆流暢，富有口才。他早年涉足政治，1885年在他的原籍塔爾納地區被選為國民議會代表，到1893年，在一次曠日持久的罷工以後，他被塔爾納礦工推舉為候選人，當時他已經肯定是一名社會主義者。作為一個堅定的共和黨人和民主主義者，他曾積極地為德雷福斯辯護並投身於政教分離運動。他不屬於社會主義運動中比較強硬的或是馬克思主義的派別，但他對馬克思非常尊重，經常引證馬克思的話。應當說，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對饒勒斯的看法不好，恩格斯便是其中的一個，特別是他對饒勒斯作為一個經濟學家的看法（見恩格斯致保·拉法格，1894年3月6日）。作為一個歷史學家，饒勒斯開創了對法國大革命的社會基礎的研究，並且試圖把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跟對各種理想及其影響的認識結合起來（見“參考書目”⑤，第14頁）。其目的在於闡明社會主義是法國大革命的合法繼承者與實現者。他頗有按照階級鬥爭觀點來探討問題的思想，認為工人階級在農民的支持下可以領導法國前進。他堅持認為，工人應作為解放了的個人，而不僅是作為群眾中的一分子才有意義。饒勒斯是一位十分愛國的法國人，他曾經擬定一個軍事改革計劃，於1910年發表，這項改革以普遍的、短期的服役為基礎，旨在使軍隊更有效率和更加民主。然而，他還是一位雄辯的和平維護者，對第二國際抱有很大的信心，把它看作是中流砥柱。當1914年戰爭臨近時，他呼籲遏制戰爭，被一個民族主義狂熱分子所暗殺。




參考書目

① 漢普敦·傑克遜：《饒勒斯的生活和工作》，1943年英文版。
② 讓·饒勒斯：《社會主義史》，（1898—1902），1922—1924年法文版。
③ 同上作者：《社會主義研究》，1901年法文版。
④ 同上作者：《新軍隊》，1910年法文版。
⑤ 路易·菜維：《讓·饒勒斯文選》，1947年法文版。
⑥ 瑪格麗特·皮斯：《讓·饒勒斯——社會主義者和人道主義者》，1916年英文版。
⑦ 沙爾·拉波波特：《讓·饒勒斯——人、思想家和社會主義者》，1915年法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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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2:48:48

猶太教

　　盡管猶太教的實質內容在論戰中並不突出，但有許多理由可以說明為什麽該教對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來說是很重要的。首先，當馬克思正處於從民主激進主義轉向歷史唯物主義的時候，在考慮宗教在社會中的作用方面，除了當時作為國家的幫手的基督教外，猶太教也給馬克思提供了一種考察機會；第二，馬克思有猶太人的血統，他想使自己跟這種聯系保持距離；第三，馬克思經常被人指責為反猶太主義者。大部分已有的和源源不斷地出現的有關這個專題的論著，都傾向於把注意力集中在後兩點上。
　　馬克思被卷入有關猶太人和猶太教的論戰，是在德國猶太人為爭取其社會解放和廢除其特殊身份而發起的運動進行了半個世紀以後，這個運動是在一個日益壯大的自由派院外活動集團的強有力的支持下進行的。當時馬克思對於德國宗教的批判已經完成，他支持猶太人的爭取公民權利的要求，其原因一部分是由於對基督教國家組織實行任何結構性的變革都最好能夠對一種不合時宜的社會秩序進行破壞，一部分是由於公民權利只能促使政治解放，這種解放雖然是不夠的，但它卻是實現人類解放所必要的先驅。馬克思並不是一下子就參加到有關猶太人問題的論戰中來，在這以前，他曾經滿懷興趣地注視著揭開基督教的神秘性的爭論。這種爭論開始於大·弗·斯特勞斯的一部萌芽作品——《耶穌的生活》（1837年）。不久就出現了費爾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質》（1841年）和布魯諾·鮑威爾對神學的系統的批判。費爾巴哈保持了這種爭論的原始範圍，他沒有去觸動整個基督教神學，而是以人類學的術語來說明它，認為基督教的上帝只不過是人把精神上的自我投影到一個想象的神明之上（見“參考書目” ⑧）。莫澤斯·赫斯則完成了青年黑格爾派沿著這條線索對宗教的批判，他否定了他們的“神學意識”，並號召人們對人類的條件進行一種社會分析（見“參考書目” ⑤）。
　　當布魯諾·鮑威爾參加到關於猶太人解放的論戰中來的時候，他所遵循是基於德國哲學傳統的推理。費希特是第一個對18世紀後期所提出的最早的解放要求作出回答的人，他否定了這種要求，理由是猶太人孤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們自己造成的。他認為，猶太人作為人來說，他們能夠要求人權；但作為一個基督教國家的宗教分立者來說，他們沒有權利要求他們的分立要求得到正式的認可，因為即使是基督教徒也沒有權利實行分立。黑格爾在《法哲學》（1821年）的一個著名的注釋中，也同樣地強調了猶太人的作為人的地位，但是把公民權的問題跟接受公民義務聯系在一起。舉例來說，如果猶太人願意服兵役而貴族教徒不願意的話，那麽猶太人就有優先獲得解放的權利。然而，鮑威爾卻願意追隨費希特，他在兩篇著名的論文中（見“參考書目” ①）。不讚成猶太人的解放，其部分的理由是猶太人不願意擺脫他們的猶太人作風，同時還由於基督教徒不能在他們自己還沒有獲得自由之前就給予猶太人的自由。馬克思正是在這一點上參加了論戰，他對鮑威爾的論斷進行了批判的分析。跟赫斯一樣，馬克思號召對宗教進行社會分析，否定了鮑威爾的論點，後者認為猶太人只有放棄他們的猶太教才有資格享受公民的平等權利。馬克思認為宗教是個人的私事，它跟作為公民的個人的問題有所不同，國家無權對它進行幹涉，鮑威爾的反對意見具有神學的性質，因此是無效的。然而，在這里還有一個社會問題，馬克思在下面這樣一個問題上同意鮑威爾的觀點，那就是猶太人盡管在數量上占人口一個微不足道的數字（±1%），可是他們卻能夠起比他們所占的人口比例大得多的作用，這在當時是由於他們在傳統上集中從事商業和貿易，這種地位賦予他們以政治實權。馬克思對此進行了詳盡的論述，強調指出財力的重要作用，因為這種力量不僅使猶太人得以提出公民權的要求，而且使他們得以把自己的社會的和商業的價值浸透到世俗社會的組織中去。國家需要猶太人所起的商業職能而且連它本身也在追求金錢過程中“猶太化了”。至於為其種族優越感偏見服務的猶太排他性，它並不像鮑威爾所論斷的那樣是由於猶太人拒絕接受他們在歷史中的地位所決定的，而相反地是那種把猶太人作為世俗社會結構中的一個要素加以保存的歷史產物。可見，只有當猶太人放棄他們的作為商人和商販的社會作用，或者是國家使自己從對商業主義的需求中擺脫出來，猶太人和他們對自己宗教傳統中的那種神秘的自我主義的忠誠才會消失。
　　馬克思的主要論斷包含在評論鮑威爾的兩篇文章中，它們發表在唯一的一期《德法年鑒》上（1844年）。第一篇文章透徹地論述了教會和國家之間的關系，從而摧毀了鮑威爾的神學觀點。第二篇文章則論述了猶太人和猶太教的社會作用，那是一篇簡短有力的論戰性文章，具有尖刻潑辣的風格，充滿了論斷和設想，對於19世紀上半世紀猶太人生活的現實經驗或猶太教的思想傳統沒有講多少好話。當這兩篇文章第一次發表以後，它們沒有起什麽影響作用，現在所知道的唯一的一篇當時發表在猶太人報紙上的評論，對馬克思支持猶太人的解放要求表示歡迎（見“參考書目” ③）。至於具有論戰性質的第二篇文章則沒有引起任何評論，也許是因為這篇文章所使用的那種激烈言詞在19世紀40年代已經是司空見慣了。但是，在19世紀最後25年期間，隨著猶太人爭取解放鬥爭的成就而出現了正式的反猶太運動，馬克思的這兩篇文章則重新受到人們的注意，其中包括馬克思主義的倡導者及其反對者。於是，當時的猶太人，特別是受到不同形式的社會主義吸引的猶太人，也不得不對馬克思的文章采取一種立場。正是在這種條件下出現了大量的作品，它們力求解決兩個問題：馬克思這個猶太人是否要比他僅僅在生物學上作為猶太人後代來得高明？還是說馬克思是一個反猶太主義者，更精確地說，他是否同意反猶太的院外活動集團的主張即認為猶太人對國家、集團以及社會階級的利益和福利抱敵視態度？
　　關於第一個問題，有許多人企圖把馬克思說成是《舊約全書》傳統的預言者（見“參考書目” ⑦），說成是一位滲透猶太道德傳統的世俗猶太人，說成是一位自我怨恨的猶太人或猶太教的背信者（見“參考書目” ③）。人們還往往從“種族上”把馬克思說成是猶太人。並且用種族理論來論證他的一切性格本質特征。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本人除了承認他自己的血統以外，沒有作過任何評論。同時，除了對希伯來人的先哲們表示讚賞這點有文字可考外，沒有什麽證據可以說明馬克思是或自認為是猶太人或是受猶太文化的影響。隨著納粹統治時期的到來和猶太人在歐洲被大量消滅，關於馬克思反猶太主義的問題成為一個比較敏感的問題。有一位猶太社會主義者曾指出，1843年發出的把人類從猶太人的影響下解放出來的那種號召，很象是為1943年事件開的處方（見“參考書目” ③，第298頁）。然而，盡管我們知道馬克思並不反對對某些猶太人使用冒犯性的粗鄙語言（見“參考書目” ⑩），但卻沒有根據把他看成是反猶太主義者。同時我們要注意到，他的關於猶太人的第二篇文章無疑一直被那些散布反猶太觀點的人們利用來支持他們對猶太人的各種指控。不過，對這篇文章的歪曲利用在馬克思在世時就已開始，但卻沒有引起他本人的抗議或評論，這也同樣是事實。
　　關於馬克思跟猶太人和猶太教的關系的爭論目前仍在進行，而且看來還要繼續下去（見“參考書目” ④、⑥、⑨），但是這種爭論很少觸及馬克思提出的關於猶太教的一個最有意思的問題，那就是說猶太教是依靠歷史才得以生存呢？還是說不管怎樣它都要生存下來？莫澤斯·赫斯曾經研究過這個問題，他在1862年重新提出了對猶太人問題實行民族解決的想法（見《羅馬和耶路撒冷》），但沒有引起廣泛的注意。直到19世紀末在政治上出現了猶太人覆國主義，這種想法才引起了激烈的爭論。盡管這場爭論主要具有敵對的性質，但它畢竟對馬克思主義有關一般民族主義的分析的發展作出了實質性的貢獻（見“參考書目” ③，第9章和第10章）。




參考書目

① 布魯諾·鮑威爾：《猶太人問題》，1843年德文版。
② 同上作者：《今日猶太人的才能及其成為基督教徒的自由》，1843年德文版。
③ 尤利烏斯·卡爾巴赫：《卡爾·馬克思和對猶太教的激進批判》，1978年德文版。
④ 約瑟夫·克拉克：《馬克思和猶太人——另一種觀點》，1981年英文版。
⑤ 莫澤斯·赫斯：《行動哲學》，1843年德文版。
⑥ 赫爾穆特·希爾施：《馬克思與莫澤斯——卡爾·馬克思對“猶太人問題”和猶太人的態度》，1980年德文版。
⑦ 阿爾諾德·孔茲里：《卡爾·馬克思——一種心理描繪》，1966年德文版。
⑧ 卡爾·勒維特：《從黑格爾到尼采》，德文版，1941年初版，1966年再版。
⑨ 亨利·帕奇特：《馬克思和猶太人》，1979年英文版。
⑩ 愛德蒙·西爾貝勒：《社會主義者對猶太人問題的態度》，1962年德文版。

康德主義和新康德主義


　　德國哲學家伊曼努爾·康德（1724—1804）的著作，無論對於了解現代認識論還是現代社會理論來說，都具有根本的意義。在認識論方面，康德的論著把唯理論成份和經驗論成份綜合起來，從而有可能維護科學判斷和常理判斷的客觀性，並且否定形而上學的推斷。客觀判斷的形成，要求把基本概念或“範疇”以及“直觀形式”（空間和時間）應用於可能感覺的經驗內容。智慧在有組織的認識中起一種積極的貢獻作用，而當它超越可能的感覺經驗時便會陷入不可解決的矛盾。由此可以得出：我們所認識的世界是可能感知的對象的世界，即“現象”的世界，這種世界是跟“自在之物”有區別的，後者是獨立於人的認識能力之外的。但是，為了實際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目的，甚至為了科學行為本身的需要，我們對於感性經驗所不能達到的對象，也不可沒有觀念，這些觀念有如：神、意志的自由和靈魂不滅，等等。這些作為“自在之物”（“本體”）的對象，不可能成為認識的對象，它們屬於信仰的範圍。
　　通過認識論以及把這種理論跟歷史、哲學以及社會學等學科結合起來，康德的論著一直是對那些在論述科學和認識方面幾乎占普遍統治地位的實證主義和經驗主義觀點進行批判的重要源泉（參看經驗主義；實證主義；科學等條目）。康德承認：認識的主體在認識的構成中具有積極的貢獻作用。這對於要想把科學的歷史理解為除了經驗性事實的逐漸積累以外的任何一種事物來說，是一種必要的假設；而且這對於任何科學的社會學來說，也是一種必要的設想。然而，康德對於“現象”和“自在之物”這兩個領域所作的區分，不但是康德本身的觀點發生嚴重困難之所在，而且也是後來在運用康德思想上產生重大歧義的根源。由於在康德的認識論中排除了對自在之物的認識，這就為把我們的認識相對地局限在“現象”或“表象”上開辟道路，從而使後來的批評家（從黑格爾直到當代的社會學家和哲學家，如布魯爾和費爾拉班德等）在對科學的客觀性的觀念進行批判時，有可能利用康德的某些思想來推翻康德本人的立論。
　　對於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來說，康德的認識論的缺憾表現在以下三個互相關聯的方面：第一，表現在認為人的智慧在認識構成中具有“先天的”貢獻這種違反歷史的說法；據康德看來，那些基本概念都是人的智慧的普遍屬性，而馬克思主義者則傾向於把人的認識能力理解為受歷史的變化和發展限制的能力。第二，與此相聯系的是，康德主義把客觀認識的“先天”條件放在人的智慧能力之中，而馬克思主義則突出地把對客觀認識的條件置於人的不可缺少的社會實踐中，這種實踐包括體力方面，又包括腦力方面。最後，恩格斯和列寧都聲稱，在可知的“現象”世界和不可知的“自在之物”之間的界限，並不像康德主義所說的那樣是固定的和絕對的，而在歷史上只是相對的。認為對世界的強大的認識能力不決定於人的主觀和先於人的主觀而存在，這種認識被看作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世界觀的基本要點。
　　對於現代的社會理論來說，康德把現象世界（自然科學可能認識的客體）跟精神、意志、道德世界（信仰的對象）區分開來，也還是具有根本意義的。這種區分對於黑格爾來說，已經成為一種唯心主義社會本體論和歷史辯證法的基礎；在那里，對自我實現的精神的絕對認識，乃是對科學客觀性和唯物主義進行批判的出發點。一位當代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認為（見“參考書目” ③），馬克思對黑格爾實行唯物主義的倒置，應當理解為回到康德哲學的唯物主義成份上去。黑格爾的影響在德國衰落以後，接著實證主義和唯物主義的哲學文化便傳播開來。作為對實證主義的一種“反叛”的形式，就是回到康德去，也就是把康德視為文化和歷史科學的一種新方法論和哲學基礎的源泉。這種新康德主義運動不僅在地域上四處傳播，而且在對康德著作的利用上也各不相同，但其特點是在自然科學和以人類文化與歷史現象作為對象的那些知識形式之間作了基本的劃分。我們藉以組織我們的歷史和文化知識的有關意義、價值和目的那些基本概念，在同一種意義上起著類似康德在論述自然科學知識時所說的直觀形式和“先天的”範疇的功能。它們之間所不同的是，這些建立起人文科學的概念，同時也就是人類行為者藉以創造社會世界的概念。在社會科學知識上主體和客體的最終的同一性，有利於在這一調查領域內在認識及其對象之間建立起一種具有質的差異的關系。
　　富有哲理的馬克思主義是跟盧卡奇和維貝爾的社會學結合在一起的，而後兩者無論在思想上和歷史上都植根於狄爾泰和李凱爾特的新康德主義。奧地利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基礎也是新康德主義的，其中最明顯的是麥克斯·阿德勒的論著。在哲學上，馬克思主義後來廣泛地分裂為兩種傾向，一種傾向以恩格斯的晚期著作和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為代表，另一種傾向則是形形色色的新康德主義。前者把人類的歷史看作是大自然秩序的一個部分，對它持自然主義——唯物主義的觀點，認為主要可以通過自然科學的認識形式來對它進行理解。後者則認為在自然科學和人類歷史科學之間存在著一道鴻溝，這是由於人類社會實踐的目的性和具有改造能力的性質所造成的，因此要求采取在質上有別於了解自然科學的形式來了解人類的社會實踐。（參看認識論；哲學條目）




參考書目

① 路·阿爾都塞：《列寧和哲學》，載《〈列寧和哲學〉及其他論文》一書，1971年英文版。
② J.布萊什：《當代釋經學》，1980年英文版。
③ L.科萊蒂：《馬克思主義和黑格爾》，1973年英文版。
④ H.S.休斯：《意識與社會》，1959年英文版。
⑤ S.科爾納：《康德》，1955年英文版。
⑥ 列寧：《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1908），1962年英文版。
⑦ 喬·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年英文版。
⑧ W.歐斯威特：《了解社會生活》，1975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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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2:50:01

考茨基，卡爾

　　1854年10月16日生於布拉格，1938年10月17日在阿姆斯特丹逝世。
　　考茨基在維也納大學攻讀歷史、經濟學和哲學，他在學生時代就已經給社會主義報刊撰稿。1875年，他參加了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當他在1880年遷往蘇黎世的時候，結識了伯恩施坦。從1885年到1890年，他生活在倫敦，跟恩格斯密切合作。在反社會黨人法取消後，他回到德國，很快就樹立起他作為社會民主黨（SPD）的傑出理論家的地位，並創作了愛爾福特綱領（1891）的理論部分。他在1917參加分裂出去的獨立社會民主黨（USPD）之前，一直在社會民主黨內。1922年他又重新加入社會民主黨，但已無法恢覆他原先的威望。1934年，他移居布拉格，後來流亡到阿姆斯特丹，在那里逝世。
　　在1889—1914年這個時期，考茨基是第二國際的主要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在把馬克思主義建立成一門嚴肅的思想學科方面起了主要的作用。他從1883年起負責編輯《新時代》雜志（這是1848年以來的第一份馬克思主義雜志），並且捍衛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性”，反對“修正主義者”（參看修正主義條目），先是在一個專門問題即土地問題上（見“參考書目” ②），後來則在更為廣泛的問題上反對伯恩施坦。在19世紀80年代跟恩格斯一道工作後，他翻譯了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後來還編輯了《剩余價值學說》。他寫了許多東西來普及馬克思的經濟和哲學理論，並且運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基督教的起源（1908年）和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宗教思想。他的最早的思想指導方針傾向於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特別是布克爾、海克爾和達爾文的論點，因此他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也始終受上述這種模式的影響。他關於馬克思主義是把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應用於社會的這種觀點，在1927年發表的《唯物史觀》一書中集其大成。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更富有宿命論成份的那些方面所表現出來的這種傾心態度，使他越來越跟那些把馬克思主義看作是革命行動指南而不單純是一種分析方法的人們發生沖突。
　　《取得政權的道路》（1909年）一書是考茨基著作中最後一部為各種傾向的馬克思主義（除了公開的“修正主義者”外）所接受的論著。在這本書里他重申了工人階級應采取直接的革命行動來反對國家政權的必要性。很有意思的是，他考慮到宗主國的工人階級跟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結成同盟的可能性。在這以後，從他在大罷工問題上跟盧森堡發生爭論時起（“參考書目” ⑤），他發現自己日益受到馬克思主義左翼的攻擊。基於他認為帝國主義並不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這樣一種理論信念，他對第一次世界大戰采取一種曖昧的立場，從而受到列寧的嚴厲的譴責。考茨基對布什爾維克所進行的批評，他對無產階級專政所持的反對態度，以及他對議會民主制的支持，這一切都導致他被列寧定為“叛徒”的罪名。然而，考茨基在他生前一直堅持他的上述批評，不過同時也就日益退出政治活動。雖然考茨基不斷地大量寫作，直到逝世，不過在20年代早期以後，他再也沒有寫出過跟他的早期著作具有同樣質量的作品。




參考書目

① 威納爾·希魯門堡：《卡爾·考茨基的作品——書目要覽》，1960年德文版。
② 卡爾·考茨基：《土地問題》，1899年德文版。
③ 同上作者：《基督教的基礎——對基督教起源研究》，（1908年），1925年德文版。
④ 同上作者：《取得政權的道路》，1909年德文版。
⑤ 同上作者：《政治大罷工》，1914年德文版。
⑥ 同上作者：《無產階級專政》（1918年），1919年德文版。
⑦ 同上作者：《唯物史觀》，1927年德文版。
⑧ 加雷·斯汀遜：《卡爾·考茨基（1854—1938）》，1979年英文版。


凱恩斯和馬克思

　　在經濟問題和經濟理論的研究方法上，馬克思和約弗·凱恩斯的最主要的共同特點是：他們的方法都具有宏觀經濟的性質，繼承著一種始於重農主義學派並為古典經濟學家（特別是李嘉圖）所完善的傳統。他們之間的最重要的區別是：馬克思對於宏觀經濟的研究方法和估價，是把根子紮在他的價值和剩余價值這種特殊的學說（即由他所完善的勞動價值學說）之中；而凱恩斯及其學派對於宏觀經濟的計算，則具有一種純經驗的和“立竿見影”的性質（如以政府統計為依據來計算國民生產總值），而不跟新古典學派的價值學說（雖然凱恩斯本人仍以此學說為依據）聯系在一起。新古典學派的價值學說從實質上說具有宏觀經濟的性質，它不存在任何通過統計進行驗證的可能性。這種情況跟其他情況聯系在一起，也就引起凱恩斯主義和後凱恩斯主義之間對於資本估價（從非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上說）的爆炸性的矛盾，在這方面英國的劍橋學派（斯拉法、瓊·羅賓遜等）已經闡明了新古典學派理論的一切具有毀滅性的結論。然而對於凱恩斯來說，回到宏觀經濟的計算（借助於列昂節夫的投入產出表）並不是出於科研上的探求，而是一種為追求既定目的而需要的實用手段，也就是要對政府經濟政策的形成起決定性的影響作用。跟馬克思相似的是，凱恩斯不接受新古典學派的這樣一種定理，即認為資本主義制度通過市場規律的作用，具有自發地趨於平衡和或多或少地取得有保障的增長的傾向。而跟馬克思不一樣的是，凱恩斯同時也否定這樣一種思想，即認為商業周期（或工業周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動規律發生作用的一種不可避免的結果。凱恩斯的想法是，政府采取一種正確的反循環的政策，特別是（但不僅限於）在稅收、貨幣供應、信貸的擴大和緊縮、利率（“廉價貨幣”）、公共工程等方面，尤其是通過預算赤字（“赤字財政”）和預算盈余，可以保證充分或幾乎充分的就業以及即使不是永久也是長期的顯著的經濟增長率。
　　這種設想是奠立在一種特殊的危機理論之上（商業周期論，參看經濟危機條目） ，這種理論基本上秉承著馬爾薩斯、西斯蒙第、俄國民粹派、盧森堡及其學派，以及大道格拉斯等人所主張的“消費不足論”的傳統。跟馬克思相似的是，凱恩斯否定“薩伊定律”，根據這種定律，一定水平的供應會自動地創造出其需求。凱恩斯認為，“消費傾向”（即現有生產與其現有需求之間的關系）是受儲蓄率的限制的，而儲蓄率對於高收入來說，顯然要比低收入為高。國民收入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跟就業水平密切相關，因此一種充分就業的政策便有助於一種保持經濟持續增長的政策的實現。這些設想在美國羅斯福實行“新政”時期經過了試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美國、英國、荷蘭、法國、日本以及隨後幾乎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中得到實施。
　　資本主義無限制地發展其生產力的傾向和群眾的消費受到限制之間的矛盾，這也就是馬克思對經濟危機進行解釋的基本點。馬克思的危機理論，遠不像凱恩斯那樣建立在把周期作為單一原因來解釋的基礎之上。馬克思始終把商品生產過剩的傾向跟資本過度積累的傾向（即不可能使額外的資本保持一定的平均利潤率水平上）聯系在一起。因此，對於馬克思來說，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國民收入不僅跟消費和就業的水平密切相關，而且跟利潤率密切相關（換句話說，就業水平也是跟利潤率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的）。可見，一切能夠促進充分就業的力量，只有在它們無損於利潤率或者不帶來其他有損利潤率的傾向的情況下，才能夠發揮作用。同樣地，一切能夠提高利潤的力量，只有在同時為“最終的消費者”擴大市場即導致充分就業的情況下，才能夠做到加速長期的經濟增長。這樣一個周期發展的基本問題，還沒有一個政府的經濟政策能夠在長期內加以解決。
　　由於凱恩斯和他的信徒們所遇到的不是一般理論性的挑戰，而是20世紀30年代的大規模失業這種挑戰，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當時認為發展軍備所造成的繁榮已經過去）重新出現失業現象的威脅，因此他們傾向於忽視馬克思主義者的警告，同時把他們的論戰目標集中在反駁“正統”新古典主義自由派的論斷上，後者認為凱恩斯及其信徒們的政策到頭來會導致迅速的通貨膨脹。作為一位精明的資產階級政治家，凱恩斯甚至斷定，工人階級和工會在名義工資水平提高而實際工資受到緩慢侵蝕的情況下，要比名義工資降低而紙幣幣值保持穩定的情況下表現出更少的反抗。不過，今天他的信徒們則主張有必要對工資實行控制以對付“滯脹”。貨幣主義者和凱恩斯本人曾經想要通過政府政策（貨幣主義者表現在貨幣供應方面）來實現的東西，新凱恩斯主義者則想通過“收入政策”（即通過政府控制工資）來實現，在這方面可以跟或可以不跟工會官僚機構進行合作，這要看情況的可能而定。
　　在這里，馬克思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為實現充分就業而提出的建議，其區別是非常明顯的。凱恩斯接受資本主義制度的邏輯，並且完全在這種框架內提出自己的建議。這種制度的最大的弱點（它曾導致“新政”在實現充分就業上的失敗，此外還反映在其他事例上）就是：“赤字開支”和有利於大眾消費的一般措施確實能夠暫時地提高消費品的銷售和生產，但是它們只有在同時提高利潤率和預期利潤的情況下，才能夠引導資本家去追加生產投資。這就需要許多偶合的條件，而這些條件一般是不具備的，而且當然也不是凱恩斯的政策所能創造出來的。至於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是沒有必要去接受資本主義的內部邏輯的。他們首先考慮的是如何去實現社會的目標，以及如何制訂政治策略來為實現該目標創造前提條件。這就意味著要創造另一種具有不同經濟邏輯和生產關系的經濟制度，意味著向社會主義過渡，意味著剝奪資產階級，意味著消滅資產階級國家政權。
　　人們一直試圖彌合凱恩斯主義的方案和馬克思主義的方案之間的距離，這不但在理論領域如此（例如卡列斯基），在經濟政策領域也是如此。後者表現為“混合經濟”的倡導者所提出的經濟政策，他們主張要有一個強大的公有經濟成分，以便在利潤率下降和私有經濟成分發動“投資罷工”的情況下，能夠產生足夠的生產投資來抵銷這種“罷工”。然而，沒有證據說明這樣一種模式曾經奏效或者能夠生效，沒有證據說明有可能把為追求利潤而生產的邏輯和為滿足需要而進行計劃生產的邏輯這兩者結合在一種經濟之中。（參看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家條目）




參考書目

① 卡爾·庫勒：《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1979年英文版。第2卷，第4篇。
② P.馬蒂克：《馬克思和凱恩斯—混合經濟的局限性》，1969年英文版。
③ 瓊·羅賓遜：《馬克思和凱恩斯》（1948），載霍羅維茨編《馬克思和現代經濟學》，1968年英文版。
④ 都留重人：《凱恩斯與馬克思—總體方法論》（1954），載霍羅維茨編《馬克思和現代經濟學》，1968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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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2:51:44

親屬關系

　　當人類學家研究“親屬關系體系”時，他們所考慮的事情是多種多樣的，諸如社會個人的分類、社會集團的補充、性別的作用、資源的支配和轉移、居處的動態、家庭的關系、婚姻和財產繼承的法規、以及性的象征等等系統。然而，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這許許多多的問題只能從生產方式的意義上得到理解，因為親屬關系體系是在不同的生產方式內運行，它們是生產方式的一個部分，並且僅僅是在歷史的、動態的框架結構內發生作用。從這種觀點出發，親屬關系是一個重要的研究對象，因為這種研究的重點是在於研究一些前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制度和動態，以及研究所有社會中的廣泛的社會發展過程跟日常生活的聯系。值得強調指出的是，從以上這兩種不同觀點來看，這種研究的對象都是一種對人實行文化分類的社會體制，而這種分類既要照顧到生物學的事實（生殖），又要跟這些事實保留區別。
　　在所有的生產方式中，親屬關系都在某種程度上起作用。馬克思主義在對親屬關系進行分析中的主要難題，是弄清楚各種集團的結構成分跟不同生產方式之間的關系，同時既要強調親屬關系所起的結構性作用，又要強調它作為思想意識再生產的關鍵性因素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看，統治的關系（包括親屬集團和整個社會內部）是至關重要的。
　　在國家出現以前，社會是由結構上相同的親屬集團組成，這些集團的內部關系（“政策”）也就由“親屬”關系所構成。在這里必須劃清集團社會（由采集者、狩獵者組成）和血緣社會之間的根本區別；前者大體上是平等的；後者雖然從現代標準來看也是平等的，但卻把人民組織在一些潛伏著競爭的從屬單位中，這些單位儼然成為生產和消費的基礎。今天，集團社會制度往往出現在土地貧瘠和資源有限的地區，而這些社會的親屬關系的通則是強調在對下屬集團的成員身份不嚴加限制，強調集團之間的合作，並且願意讓別人在自己土地上使用為在這種環境下生存所必要的資源。這些社會的平等實質還擴大在兩性之間的關系上：婦女在生產作用和她們的人身自主都得到確認和高度尊重（參看原始共產主義條目）。
　　相形之下，血緣社會中親屬關系則在經常競爭的、自立門戶的社會集團之間設置屏障。這種親屬關系往往發生在園藝業和畜牧業的社會里，它是以血統（母系、父系或父母兩者）為通則，限制別人使用自己的資源，這種關系曾被人們錯誤地歸納為私有財產的一種形式，但恰當地說，它事實上只不過是私有財產的前身而已。在這些社會里，競爭明顯地出現在各世系（即屬於一個較大的整體實行內部聯姻的各群體）之間，並進一步從世系內部的地位和等級上反映出來（見“參考書目” ⑧）。可見，這些制度是很有意思的，因為我們從中（特別是從世系之間和它們內部的等級關系上）可以找到社會等級制和階級劃分的起源。此外，如果再把居處從母系、叔伯系統直到父系的轉移以及婚姻和財產轉移關系的出現這兩者結合起來進行考察，那麽我們就可以從中對男人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結構的起源作出最好的論證。在新近出現的有關婦權問題的馬克思主義論著中，就恰當地把男人和女人的社會地位差別放在比較廣闊的社會經濟角度中進行探討（見“參考書目” ①——有關世系之間及其內部的等級關系部分；④——有關男人社會結構的出現；⑦——特別是其中古典和薩克斯的文章；以及⑥）。
　　在產生了國家的社會里，親屬關系在原先的集團社會或血緣社會中所占有的中心地位被另一種法律原則和組織原則所取代，盡管血緣關系的生產方式可能在那些具有混合生產方式的國家里作為一種被壓縮的成分保留下來。在這種情況下，處於從屬地位的親屬體系在生產和日常生活組織中的實際職能雖然大部分仍然保留下來，但是它卻失去對剩余產品的支配權和政治上的自主權。在這些社會里，民族主義跟以親屬關系為基礎的種種特征發生沖突，而對剩余產品實行強制征收的制度則又跟民間集團的職能發生沖突。此外，在國家社會中，男人的統治地位具有一種更為廣泛和嚴格的制度化的形式，而國家舞台便成為男人的領地。這種緊張和沖突的狀況，雖然隨著統治人物把親屬關系的思想意識移入國家立法制度和剩余產品的支配通則中去而可能在思想意識上有所緩和，然而總的傾向則是對血緣關系的完整性和這種關系的模式進行瓦解。西非王國達荷美就表現了這種動態（見“參考書目” ③），這種動態在封建主義的歐洲的發展過程中表現得更加清楚，在那里，較為悠久的歷史文獻更為詳細地記錄了以親屬關系為基礎的組織如何被吸收到占統治地位的商業和個人主義的國家中來，而國家和市場又是如何逐漸地擔當起親屬體系的職能，把這個體系瓦解為越來越小的單位。這不僅牽涉到跟國家相對立的法制單位的結構和規模的縮小，以及生產、消費和互助單位的結構和規模的縮小。
　　無論是在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的後農業國家里，無產階級化的過程最終消滅了親屬集團在職能上獨具一體的方面。人們越益以個人的身份跟國家打交道。伴隨著勞動社會化而來的是個人生活（即家庭）的私自化，從而使生產勞動跟親屬關系相脫離；而家庭單位盡管在理論上仍然是消費和社會生產單位，但實際上其規模卻不斷縮小——最近縮小到兩個人甚至一個人。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特點是，家庭被於置於財富的社會生產和它的私人積累這種制度的矛盾之中。有大量的論著探討了核心家庭的爭議性問題（參看家庭，女權運動條目）。在這里我們還要討論三個問題。首先要談的是有關殖民主義對於以親屬關系為基礎的傳統社會或原始國家社會的影響。盡管在做法上有很大的不同，殖民主義制度無論在什麽地方都試圖維持社會再生產的負擔，即維持其下層階級的生計，從而超越其生產剩余產品的利益範圍。這些地方的人民，為了應付由於局部的無產階級化所必然引起的對他們的生存基礎的瓦解作用，便依靠前殖民主義生產方式的種種特點來重新改組他們的社會組織，其方法是多種多樣的：諸如公社化的鄉村（見馬克思在1881年3月8日致查蘇利奇的信和信稿中有關俄國鄉村公社的論述，該信稿收入《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第1卷）；封閉的獨立村社（見“參考書目” (○,11)11）；以及從權宜之計出發未“假結親緣”的婦女關系網（見“參考書目” ⑦中布勞恩和盧博的文章）。在上述這些渠道中，親屬觀念是能夠使這些新的社會安排跟傳統的公社合法形式結合起來的不言而喻的手段。
　　類似的以親屬關系為基礎的網絡也存在於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中心的城市貧民中。在這方面最明顯的事例之一，就是斯叠克所描述的在一個美國黑人婦女社團中出現的制造“親屬”關系網的現象（其中往往包括“假結親緣”的做法，見“參考書目” ⑨）。這些婦女所采取的這種權宜之計，與其說是要把親屬紐帶關系局限在一定的範圍，毋須說是要把親屬的互惠關系大大地擴展。這種做法，正如斯叠克所指出的，對於生存來說是至關重要並卓有成效的，雖然事實上有悖於資產階級文化的那種自我奮鬥的倫理。
　　這種謀求生存的策略建立在各種經濟合作的形式之上，並且還要依靠人們反對自己作為下等階級被並入資本主義社會秩序的那種反抗性。相反地，已經完全加入資產階級社會的中等階級，則適應歷史的要求發展了一種核心家庭的形式，從而使公民社會的需求體現在親屬集團的結構之中。面臨著近來核心家庭組織在結構上的瓦解，中等階級已經進一步建立了“自己的”個人主義的、以市場合同制關系為基礎的私生活方式。可見，中等階級並不是把一種以親屬關系為基礎的替換手段（連同一整套互助互惠的要求）延伸到“非親屬關系”中去，而是試圖利用一種市場倫理學來挽救家庭集團。這種傾向通過諸如“談判”、“調停”、“作用”、“合同”這樣一些語言和策略表現出來，其後果是大大地限制了在父母和孩子之間（兄弟姊妹之間則比較少見）那種跟親屬關系相聯系的廣泛的義務和要求的應用範圍。另一種習慣上的親誼關系則包含在“友誼”這個範疇中，這種關系，如同拉普所指出的，可能會產生感情上的支持，但不會產生承擔分享財物的義務（見“參考書目” ②）。因此，這是一種個人化的、並由於“支持”有抽象與實際之分而呈淡漠的關系。此外，這種關系是有極限的，它也象新的核心家庭一樣，要受到個人的“代價和利益”的檢驗。最後，通過選拔出一整批專業人員來管理和維持上述關系，這一發展過程也就完成了。
　　“親屬關系”可以解釋為構成社會秩序的立即再生產的一整套實踐。在國家出現以前的最原始的社會形態里，親屬關系處於社會制度和思想意識的核心之中。隨著農業國家的出現，親屬關系在職能上發生了分裂，一方面是它作為意識形態的作用，另一方面則是它在實際的“日常生活”和事實上對統治進行反抗中所起的作用。隨著資本主義一體化的實現，親屬關系最後成為通過語言表現出來的統治狀態本身。




參考書目

① 古奧·卡特林：《努爾人的親屬關系再考察》，載貝德爾曼編《文化變遷——紀念伊文思——普里查德論文集》，1971年英文版。
② 同上作者：《家族的起源》，載賴特編《論婦女的人類學》，1975年英文版。
③ N.卡茨和D.S.坎姆尼策：《生產方式和統治過程——達荷美的古典王國》，載萊昂斯和羅特坦編：《政治經濟學的新方向——一種從人類學出發的研究方法》，1979年英文版。
④ E.B.李科克：《恩格斯<家族的起源>一書介紹》，1972年英文版。
⑤ R.拉普：《現代美國的家庭和階級——意識形態理解劄記》，1978年英文版。
⑥ W.萊希：《性的革命》，1945年英文版。
⑦ R.賴特編：《論婦女的人類學》，1975年英文版。
⑧ P—P.雷依：《血緣關系的生產方式》，1975年英文版。
⑨ C.斯叠克：《人皆我親》，1974年英文版。
⑩ E.泰雷：《爪曼阿布隆王國的階級和階級意識》，載M.布洛赫編《馬克思主義分析與社會人類學》，1975年英文版。
⑪ E.R.沃爾夫：《中美洲和爪哇中部的封閉公社》，1957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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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2:53:00

認識論

　　顯而易見，在馬克思主義思想中所出現的種種緊張關系，諸如在實證主義和黑格爾主義之間，在社會科學和歷史哲學之間，在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和批判的（人道主義或歷史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之間，在唯物主義和辯證法之間，等等，都源自於馬克思本人著作中的矛盾心態和傾向。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可能從他的著作中推斷出：（1）他的認識論的觀點和（2）關於超越馬克思主義並對它內部的兩分法予以部分解釋的認識論的觀點。
　　關於（1）馬克思的認識論有兩個重要的論題：（甲）對客觀現實的強調，即根據對自然和社會的認識強調自然形態的獨立的現實性和社會形態的相對獨立的現實性，這就是在本體論或“不可及”範圍內的現實主義；（乙）在認識過程中對工作或勞動的作用的強調，從而強調其產物即認識的社會性和不可簡化的歷史性，這也就是在狹隘的認識論或“可及”範圍內的“實踐主義”。（甲）是跟自然界和社會生活結構的實際變化相一致的；至於（乙），馬克思則認為它依賴於有目的人的中介作用即實踐。從一個主體的生產活動和一個社會過程的再生產或改造這種意義上看，對象化過程必須既跟（甲）那種作為外部存在的對象性相區別，又必須跟在特定的社會中具有歷史特點的即異化的勞動形態相區別。由此可見，在馬克思那里，“對象”及其同性物便有四層意思了。上述的這兩個具有內在聯系的論題——對象性和勞動，也就從認識論上排斥了經驗主義、唯心主義、懷疑主義、教條主義、超自然主義以及反自然主義等等。
　　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曾對唯心主義進行有力的、時而還是非常精彩的批判，這種批判在他個人歷史上是他從哲學走向實在的社會歷史科學的手段，並且為了解他的新科學的內容提供了鑰匙。然而，馬克思卻從來沒有對經驗主義進行過等量齊觀的批判。他的反對經驗主義的言論，只能從《資本論》所包含的科學現實主義，從方法論上進行實際的、非理論性的闡述中找到，以及散見於少量哲學篇章中。這種在批判上的不平衡狀態，其後果之一便是在馬克思的認識論中，實在論的一頭跟實踐論的一頭對比之下，便相對地落後了；同時還使馬克思的認識論在精巧的唯心主義〔大致上可以理解為只有（乙）沒有（甲）〕和粗糙的唯物主義〔大致上可以理解為只有（甲）沒有（乙）〕之間浮移不定。
　　馬克思對唯心主義的批判（其中還結合了對先驗論的猛烈批判）包括兩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即費爾巴哈階段里，觀念被看作是有限的、肉體的頭腦的產物；在第二個階段即別開生面的馬克思階段里，這種肉體化的頭腦則被設想為歷史上發展起來的社會關系的總和的產物。第一階段包含著對黑格爾的主語一謂語顛倒、把存在歸結為認識（“認識論的謬誤”）以及使哲學脫離社會生活（“推測的幻想”）等方面的批判。第二個是反個人主義的階段，在這個階段里，費爾巴哈的關於一種固定的人的本質這種人本主義或本質先於存在的論斷，則被一種關於歷史發展的社會性的論斷所取代。“人的本質並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8頁）。他還認為生產力、資本和社會交往形式的總和是每個個人所遇到的既定的東西，是“人的本質”的真正的基礎（參看《德意志識形態》第1章）。與此同時，馬克思還想堅持這樣的觀點：“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頁）。由此可見，馬克思力求樹立這樣一種觀念：社會過程的再生產和改造是在人的實踐中並通過人的實踐來實現，而實踐本身則反過來受這個過程的制約，並由這個過程賦予它以可能性。“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03頁）。馬克思是否曾設想在共產主義制度下人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創造歷史，從而使社會過程融合在實踐之中呢？這一點很難證明（參看決定論條目）。不管怎樣，《資本論》的主要內容不是人的實踐，而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結構、關系、矛盾和傾向。“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經濟範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系和利益的承擔者”（《資本論》第1卷，第12頁）。
　　馬克思從來不大懷疑樸素的物質對象的現實主義——這種觀念認為物質對象不取決於對它們的認識而獨立存在；然而，對於科學現實主義——這種觀念認為科學思想的對象乃是真正的結構、機制和關系，認為盡管這些結構、機制和關系通常跟它們所產生的表現形式、表象或事件不相符合而且甚至是截然對立，可是它們在本體上對於後者卻是不可缺的——，馬克思卻是逐步地、有起伏地並且是相當晚地才建立起自己的信仰（參看實在論條目）。不過，到19世紀60年代左右，科學現實主義的主題提出了下面這樣一個不斷反覆的唱段：“如果事物的表現形式和事物的本質會直接合而為一，一切科學就都成為多余的了”（《資本論》第3卷，第923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日常經驗只能抓住事物誘人的外觀，如果根據這種經驗來判斷問題，那麽科學的真理就會總是顯得不近情理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78頁）。馬克思自認為他是通過對資本主義經濟生活的真正內在關系、因果結構以及動力機制進行科學的闡明來反對庸俗的經濟學，而同時通過對上述問題進行恰如其分的（非拜物教的、歷史學的）闡明來反對古典政治經濟學。馬克思的方法實際上包括如下三個方面：①一般的科學實在論；②一個領域——特定的（或批判的）自然主義；③一個主體——特殊的辯證唯物主義。在①這方面，馬克思跟任何科學家一樣，關心的是對他所接觸的現象作出首尾一貫、無懈可擊、令人信服、並且以經驗為依據的解釋。在②這方面，他的自然主義的特點是具有一系列社會科學調查研究（它有別於自然科學的調查研究）的特殊性，其中最重要的是社會形態對實踐、觀念、空間和時間等因素的依存關系，還有歷史的反射性；後者其所以需要，是考慮到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是歷史所描述的過程的一部分，而且事實上對理論的經驗性檢驗既不能靠實驗室的方法來確立，又不能在封閉的系統中自然地發生，面是要依賴於解釋性的、非預見性的虛虛實實的準則。（在這方面，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序言中所乞靈的“抽象力”，既不能取代“顯微鏡”和“化學試劑”，又無濟於他的真正的經驗性實踐）。在③這方面，馬克思的各種解釋具有這樣的特性，即采取了對所調查的對象進行解釋性批判的形式，根據這些解釋，所調查的對象被揭示為辯證矛盾的東西。馬克思的科學批判既涉及（Ⅰ）概念的和概念化的實體（經濟理論和範疇以及各種表現形式），又涉及（Ⅱ）需要這些實體或對它們作出解釋的對象（各種結構關系的制度）。就前者而言，實體是純然虛構的（如工資形式），拜物化的（如價值形式），否則就是有缺憾的；就後者而言，馬克思的解釋，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從邏輯上會導致對產生這些實體的對象作出否定性的評價，並且認定它們會發生實際的變革。馬克思把特殊系統的辯證矛盾（諸如使用價值和價值之間的矛盾）視為資本主義在結構上的本質性矛盾及其神秘化的表現形式。根據馬克思的理論，這些矛盾引起各種各樣的歷史性矛盾，而後者既有推翻資本主義組織原則的傾向，又為用另一種社會來取代資本主義提供了動機和手段，在這種社會里，“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於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資本論》第3卷，第926—927頁）。
　　據馬克思看來，如果唯心主義是哲學的典型的缺憾的話，經驗主義則是生來缺乏常識。馬克思決心既反對唯心主義本體論的各種形式、思想和觀念（連同它的概念的或宗教的總體），又反對經驗主義本體論的既定的原子的事實及其固定聯系，他主張把真實的世界設想為一個有結構、有差別並且是在發展著的世界，這個世界，只要我們存在，就是我們認識的可能的對象。因此，馬克思在《費爾巴哈提綱》中對舊的“直觀的唯物主義”進行批判的實質。在於反對它使現實非社會化和非歷史化，認為它充其量只能夠促進而不是能夠維持“科學性”。還有，馬克思在《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終稿和其它地方對德國古典唯心主義的頂峰——黑格爾哲學所進行的批判，其實質在於反對它擾亂了科學的層次並且使現實非歷史化，認為它只能促進而不能維持“歷史性”。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看到馬克思的新的歷史科學在認識論上具有兩個要點：以唯物主義標志其一般形式（作為一門科學），以辯證法為其特殊內容（作為一門歷史科學）。然而，我們可以列舉許多事實來說明，以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無論是融會在辯證唯物主義之中還是割裂在西方馬克思主義之中，在認識論上都落後於馬克思的見解。這類哲學的辯證法實質上還是按照唯心主義的模型鑄造出來，而它的唯物主義則基本上表現為經驗主義的形式。
　　馬克思（還有恩格斯）通常把教條主義跟唯心主義和理性主義聯系在一起，把懷疑主義跟經驗主義聯系在一起，他們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堅決地否定了兩者；他們宣稱他們的前提“不是教條”，而是“可以用純粹經驗的方法來確定”（《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4頁）。同時，他們還嘲笑那些“現代革命哲學家”的思想，說他們想到“人們之所以溺死，是因為他們被關於重力的思想迷住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6頁）。由此可見，一方面（在可及的範圍內），他們所首創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是作為一個在經驗上沒有止境的研究綱領提出的；另一方面（在不可及的範圍內），他們確定自己對一種具有超越事實的活躍的結構的客觀本體論的信仰。
　　關於（2），馬克思對待認識論的立場也是圍繞著兩個相互聯系的主題來轉動的：即強調（甲）認識過程的科學性和（乙）認識過程的歷史性（當然，新的歷史科學的主題是用來給認識論增加分量的）。一方面，馬克思使他對自己表現為在從事一種科學的創建，因此他看起來是在致力於建樹若幹認識論的前提（例如制定劃分科學跟思想意識或是藝術之間的界線的標準）；另一方面，他把一切科學，包括他自己的，都設想為歷史形勢（和在歷史形勢中一種具有因果關系的有力動因）的產物，因此必須探求從歷史上對它們進行解釋的可能性。（甲）和（乙）構成了認識過程的兩個方面（“內在的”和“外在的”方面）：只有（甲）沒有（乙），會導致科學主義，即科學跟社會的歷史領域脫節並勢必形成缺乏歷史反射性；而只有（乙）沒有（甲），則會陷入歷史主義，即科學被歸結為歷史過程的一種表現並勢必導致在判斷上的相對主義。以上這兩個方面，是統一在一個對具有歷史特征的認識論進行解釋性批判的規劃之中的。
　　然而，正如在他的科學領域中所表現的那樣，馬克思從其哲學走向科學所經歷的道路的特點是，他對內在領域的探索實質上仍然沒有化為理論。的確，馬克思在早期階段中從無產階級身上看到哲學的實現並認為必須通過該階級來完成，可是緊接著，他這種明確的觀點卻在第二個即實證論階段上突然停頓下來，在這個階段里，哲學看起來在一定程度上完全被科學所代替：“對現實的描述會使獨立的哲學失去生存環境，能夠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過是從對人類歷史發展的觀察中抽象出來的最一般的結果的綜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1頁）。這種有關哲學的抽象的綜合的概念，被晚期的恩格斯所冊立，成為第二國際的正統觀念。不過，在恩格斯的理論和實踐之間卻存在一種獨特的矛盾，這是因為他的實踐對於歷史唯物主義來說只是一名受雇傭的低級勞工——一種顯然為馬克思所讚同的洛克功能。還有，只要社會條件不僅引起哲學上的“認識問題”，而且把認識作為實踐的、歷史的問題提出來，那就很難看出馬克思主義是如何擺脫認識論的幹預以及如何處理由此引起的種種觀點的。無論如何，如果在馬克思的實踐中含蓄著第三種觀點的話，那麽這種觀點就是把哲學（以及一種有力的認識論）設想為依賴於科學和其他社會實踐，也就是設想為一種不同於一般形態的、融實踐與認識於一體的要素。這種哲學，無論跟老黑格爾的“德國學者概念聯系法”還是盧卡奇—葛蘭西的馬克思主義觀點，都毫無共同之處；它倒不如說是一種以其獨到的全面優勢為特征的自然主義科學。
　　晚期的恩格斯在哲學上所進行的具有廣泛影響的幹預，其主要特征如下：（1）把一種實證主義的哲學概念跟一種前批判的科學形而上學結合起來；（2）把一種不可簡化的、自然發生的宇宙學跟一種一元論、程序化的存在辯證法實行牽強的綜合；（3）給這樣一種包羅萬象的辯證法本體論配上一套反射性的認識論的軛具，在這里，思想被想象為實際的反射或對實際的臨摹；（4）對主觀主義進行猛烈的批判，強調自然的必然性，同時強調在實踐上對懷疑主義的批駁。在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中，具有決定性影響的是《反杜林論》；這時期，自然辯證法跟反映論的結合成為馬克思主義正統哲學的標志，它被普列漢諾夫（繼狄慈根之後）稱為“辯證唯物主義”。不幸的是，恩格斯對因果關系的偶然性所進行的批判，並沒有輔以對它的現實性進行批判（休謨所同意的黑格爾的一種觀念），或者是在同等的程度上注意到在社會生活中人的實踐對自然的必然性所起的媒介作用。此外，盡管他對科學史的特殊事件具有偉大的洞察力（例如，他的那篇堪稱奎那以後的傑作——《資本論》第2卷序言），可是他的反映論所起的作用卻是對可及的範圍進行斧削並且倒退回冥思苦想的唯物主義。因此，反映在考茨基、梅林、普列漢諾夫和拉布里奧拉等人著作中的第二國際的主要思潮，充其量只不過是去擁抱一種實證主義的、在更大程度上是宿命論的進化論（以考茨基為例，在他那里達爾文的論點較之馬克思的論點有過而無不及），而且所關心的主要是把馬克思的著作系統化，而不是發展它，或者是擴充它。自相矛盾的是，由於恩格斯進行幹預的主題是唯物主義，這種幹預所表現的意圖是為了確立和捍衛馬克思主義作為一門科學的特殊的自主狀態，然而其結果卻是出現了一種世界觀，這種世界觀跟恩格斯所從事批判的超自然的一元論（海克爾、杜林等人的“機械的”、“簡化的”、唯物論）並沒有多大的區別。
　　列寧的傑出的貢獻在於他堅持了哲學幹預的實踐性和利益性，以及比較明確地認為這種幹預對於日常的科學具有一種相對和自主性；以上這兩個方面都部分地改善了恩格斯思想中的客觀主義和實證主義的陣容。列寧的哲學思想的發展經過兩個階段：《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這部反映論的論戰性著作的發表，為的是遏制馬赫思想在布爾什維克圈子里的傳播（例如通過波格丹諾夫）；而在《哲學筆記》這部著作中，恩格斯那種在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之間的具有指導意義的對照已逐漸退居次要地位，而把位置讓給辯證思維與非辯證思維之間的對照。蘇聯在20年代曾出現過一次激烈的、然而卻是為時短暫的辯論，這次辯論發生在諸如德波林這些人和布哈林這些人之間，前者強調的是辯證法的一面，而後者所強調的則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唯物成份。由此可見，恩格斯的認識論遺產中的兩個詞——“辯證法”和“唯物主義”，盡管曾被伯恩施坦所否定，但是卻被列寧在不同時期加以強調，具體化為蘇聯哲學界在德波林和機械論者（他們在斯大林時期被冊封為“辯證唯物主義者”之前）之間的內部對抗，並且形成西方馬克思主義中的對立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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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2:54:35

在阿德勒和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的思想中，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成為一種自覺批判的認識論；如果以康德的用語來表達的話，這有兩層意義：從類比的意義上說，馬克思像牛頓一樣，已經有可能形成康德的一個問題，即社會化為什麽是可能的？從直接的意義上說，就是社會性已經是經驗是可能性的一個條件，正如空間、時間以及各種範疇在康德那里一樣。對於阿德勒來說，馬克思的理論應作為一種經驗控制的批判論來理解。這種理論的對象——社會化的人類——是受類似自然規律的那些規律支配的，而這些規律是要依靠有目的的、以價值為指導的人的活動來起作用。
　　在我們以上所考察的思想家中，還沒有任何一個人懷疑馬克思主義主要是一門科學（參看布哈林的《歷史唯物主義》）。然而，與此同時，卻很少（如果有的話）有人強調馬克思的理論中的真正辯證法或黑格爾的成份。其原因，毫無疑問，在很大程度上是要由馬克思的著作的艱深來負責的（例如他在《資本論》中對價值理論的闡述以及後來發表的其他主要著作的內容）。可是，這種狀況目前已經改變了。的確，曾促進法蘭克福學派工作開展的盧卡奇在其所闡明的黑格爾式的馬克思主義中（見“參考書目” ⑨），在戈爾德曼創始的結構主義中，都給馬克思提供了幾乎跟恩格斯具有同樣影響作用的典範解釋；而在科爾施的著作（“參考書目” (○,12)12）和葛蘭西的著作中（見“參考書目” ⑦），則已經截然改變了恩格斯的傳統所主要強調的東西。
　　他們的認識論的一般主要特征可歸納如下：（1）歷史主義。把馬克思主義視為工人階級的理論表現，把自然科學視為一種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從而引起勞動認識過程的內在範圍的瓦解，與此同時，否認馬克思主義是一門社會科學，而認為它是一種具有自己的廣泛匯總的觀點的、自給自足和自主的哲學或社會理論；（2）反客觀主義和反反映論。這是建立在世界是由實際構成的思想之上的。這種觀念導致科學的不可及範圍的瓦解或是有效的中立化，並且相應地導致認識論上的唯心主義和判斷上的相對主義；（3）對馬克思主義的主觀方面和批判方面的恢覆（包括盧卡奇對馬克思理論的一個主要成分的重新發現：拜物教的理論），而這些方面都曾被第二國際的實證論的科學主義所淹沒。
　　現在，馬克思主義基本上是一種主體的表現，而不是對一個客體的認識；它是“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理論表現”（科爾施，見“參考書目” (○,12)12，第42頁）。此外，它不僅是自給自足的，也就是像葛蘭西所說的那樣，具有“為構成世界的完整概念所需要的一切基本要素”（見“參考書目” ⑦，第462頁），而且正是和僅僅是通過這種自給自足的狀況而出類拔萃。因此，盧卡奇認為，“構成馬克思主義和資產階級思想之間的決定性區別的，不在於是否把經濟動機放在首要地位，而在於總體性的觀點（這個論點盧卡奇後來在他的《社會存在本體論》中還一再強調）……整體對其各部分的無所不至的崇高地位，是馬克思取自黑格爾的方法的實質”（見“參考書目” ⑨，第27頁）。從這個觀點出發，自然科學本身就表現為資產階級的片斷的、具體化的視象，它創造了一個由分隔在不同的局部領域的、跟任何有意義的總體性不發生聯系的純粹事實所組成的世界。這樣一來，盧卡奇也就開創了馬克思主義內部的一個歷久不衰的傳統，即將科學跟它的實證主義的錯誤表現混為一談，並且赤裸裸地用辯證法的思想來跟分析性的思想相抗衡。
　　對於盧卡奇來說，無產階級是同一的歷史主體和客體，而歷史（根據盧卡奇的循環論法）則是這個事實的實現。歷史唯物主義不是什麽別的東西，而是資本主義社會的自我認識，即按照（這種循環論法）無產階級由於變得不斷自覺而賦有的意識，也就是說，無產階級意識到自己作為資本主義社會所依靠的商品的地位，因而開始去改變它。盧卡奇認為：《資本論》第1卷第1章第4節對商品拜物教的論述，“本身包含了整個歷史唯物主義，和無產階級的整個自我認識，這種認識應看作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認識”（見“參考書目” ⑨，第170頁）。盧卡奇的認識論是理性主義的，而他的本體論則是唯心主義的。更為特別的是，他的總體性（正如阿爾都塞所指出的）是“表現性的”，因為它的每一階段或部分都隱含著全體；它還是目的論的，因為它預先認為現在只是對著未來（實現了同一性的未來）而言才是可以理解的。馬克思的本體論所具有的是結構，而恩格斯的本體論（突出過程）和盧卡奇的本體論（突出總體性），兩者都缺少結構。
　　對於葛蘭西來說，自在的現實這一觀念本身就是一種宗教殘余，事物的對象性必須根據人們普遍的內在主觀性來重新確定；這種主觀性也就是認識的一致性，它像漸近線一樣在歷史上臨近，而只有一種實踐完成以後，才能在共產主義制度下最終實現。葛蘭西指出：“根據實踐的理論，人類的歷史顯然不能用原子論來解釋，恰恰相反，原子論如同所有的其他的科學假設和見解一樣，是上層建築的一部分”（見“參考書目” ⑦，第465頁）。這種觀點包含著雙重的瓦解：從不可及到可及的範圍的瓦解，從內在到外在範圍的瓦解。就第一個方面而言，葛蘭西的見解使人想起馬克思嘲笑蒲魯東的話，說像他這樣一位“真正的唯心主義者”，他無疑相信“血液循環應當是哈維的理論的結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77頁）。葛蘭西十分願意堅持的關於我們認識的歷史性（還有這種認識的各種對象的獨特的歷史性）並不能駁倒我們認識對象（還有它們的歷史性）的他性觀念，而實際上卻是依賴於這種觀念。
　　盧卡奇、葛蘭西和科爾施全都反對任何像恩格斯那種類型的自然辯證法；不過，盧卡奇這樣做是為了提倡一種二元論的、浪漫主義的反自然主義，而葛蘭西和科爾施這樣做卻是為了提倡一種歷史性的、具有人的形態的一元論。盧卡奇把辯證法看作是原始的主體跟異化的客體重新實行統一的過程，主張只能把辯證法運用於社會領域；而葛蘭西和科爾施則認為，我們所了解的自然乃是人類歷史的一部分，因而它是辯證的。在葛蘭西的那種存在和認識實現了統一的理論中，不可及性已經完全喪失。在盧卡奇的那種同一性是有待實現的歷史後果的理論中，不可及性保留在兩種形態中：（Ⅰ）作為一種認識論上的無活動力的自然，它被想象為跟人類解放的辯證法不發生任何整體的聯系；（Ⅱ）作為在無產階級自我意識實現以前的人類歷史中的異化領域。
　　霍克海默、阿多爾諾、馬爾庫塞和哈貝馬斯（屬第二代）以及他們的夥伴們的“批判理論”，其認識論的主題主要是：（1）對盧卡奇式的馬克思主義所主張的絕對歷史主義進行一種修正，重新強調理論的相對自主；（2）對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勞動概念進行某種批判；（3）強調對客觀主義和科學主義的批判。

（1）這個主題是伴隨著無產階級作用的逐漸分散的現象而提出的，這種現象最終導致失去任何有歷史依據的解放媒介，這樣的話，像是對青年黑格爾主義者的一種追憶，革命理論呈現為個人的一種屬性（而不是一個階級的表現），它被放置在像費希特所說的那種“Sollen”即“應該”的規範水平上。這種勢必發生在理論和實踐之間的分裂現象，曾被馬爾庫塞辛辣地表達如下：“社會的批判理論不具備能夠填補現在與未來之間鴻溝的概念，由於不能把握未來和顯示成就，他仍然是消極的”（見“參考書目” (○,13)13）。這就突出了一種悲觀主義和判斷主義、這種東西（連同它關於資本主義、科學、技術、分析思想的完全消極的、浪漫主義的和非辯證法的概念）把它的社會理論設想為（如歷史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所設想的那樣）認識論的真正的寶庫，然而它卻是在相當程度上離開了馬克思的理論。不過，這倒使它能夠去闡明那些被馬克思本人的樂觀的理性主義和普羅米修斯主義所模糊了的問題。

（2）批判理論在一種解放的動機和一種純技術或工具性的動機之間所進行的關鍵性比較——從霍克海默的《傳統和批判理論》（1937）到哈貝馬斯的《知識與人的利益》（1972）——在逐步進行，終於起來反對馬克思本人對勞動的強調和他把自然純粹當作人類的開發對象的概念。因此，馬爾庫塞所設想的解放的社會，其特征既不是合理調節必要的勞動，又不是創造性的工作，而是使工作本身能夠升華為美感愛欲的遊戲（見“參考書目” (○,14)14）。按照哈貝馬斯的看法，馬克思認識到勞動及其所起的作用之間的區別，這從他分清生產力跟生產關系的區別可以看到，但是他卻把自身的實踐用一種實證主義的方式加以曲解，從而把人類自身的形成歸結為勞動。不過，可以提出來爭論的是，馬克思並沒有把勞動僅僅理解為一種技術性的活動，而是把它理解為一種經常發生在一個具有歷史特點的社會中並通過這個社會來實現的活動，因此，不是馬克思，而是哈貝馬斯對勞動采取一種錯誤的、不加批判的實證主義論斷，即把它看成一種通常屬於自然科學的技術活動，也就是可以用演繹一法則論的模式來恰當地加以表現的活動。

（3）哈貝馬斯企圖把兩個概念結合在一起：一個是作為純粹自然過程的一種結果的人類的概念；另一個是包括自然（它構入人類的活動並通過這種活動來構造）在內的現實的概念。哈貝馬斯的這種企圖反映了任何超驗的實用主義的二律背反。因為它導致這樣一種二難推論：如果自然作為一種被構造的對象性而具有超驗地位的話，那它就不能成為從事構造的立體的歷史場所；相反地，如果自然是主體的歷史場所的話，那麽它就不能夠單純地成為一種被構造的對象性——它必須是自在的（而且，從偶然性上看，對於我們是一種可能的對象）。這樣一種觀點，看來是深為阿多爾諾所讚許的（從他堅持對象性對於主觀性的不可簡化性來看）。實際上，阿多爾諾是把第一哲學（包括馬克思的認識論）所固有的弱點加以孤立，把它看作是把一對相互間不可簡化的對立面中的一方對另一方實行削減的一種經常性傾向（如在恩格斯式的馬克思主義中的意識之於存在，以及盧卡奇式的馬克思主義中的存在之於意識），他反對把思想奠定在無前提條件基礎之上的任何嘗試，並且主張一切批判的內在性。
　　如果我們把以下這些作者的著作放在一起進行考察，是比較方便的。（Ⅰ）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例如E.弗洛姆，H.勒費弗爾，R.加羅蒂，A.赫勒，以及E.P.湯普森；（Ⅱ）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例如薩特和梅洛——龐第；（Ⅲ）東歐的修正主義者，例如L.科拉科夫斯基，A.沙夫和K.科西克；（Ⅳ）南斯拉夫的《實踐》集團，例如G.彼得羅維奇，M.馬爾科維奇，S.斯托揚諾維奇等以及他們的同事們。盡管以上這些作者們的組合和志趣各有不同，然而他們全都讚成重新強調把人和人的實踐作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中心”（《實踐》第1卷，第64頁）。對於這個問題的強調，在斯大林時期曾被忽視，它的恢覆在很大程度上顯然應當歸功於《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發表，而在一定程度上還應當歸功於對黑格爾的《現象學》進行新的人道主義的詮釋（例如由A.科葉夫和J.依波利特所提倡的）。在這方面，有兩點值得強調：第一，認為人性和人的需要雖然在歷史上已被調節，但卻不能夠無限量地揉合在一起；第二，重點在於強調人類並不僅僅像是像經驗所反映的那個樣子，而是具有一種規範的理想——諸如脫離異化、不斷完備、自我發展、充分地發揮創造性並且和諧地參加工作。前一個方面顯示著從馬克思到費爾巴哈的一種毫無疑問的局部折回。在這一類作者中，薩特的著作具有最深遠的影響，它試圖堅持去論證通過個人實踐的歷史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從我們前面所指出的可以看到，薩特的出發點在邏輯上阻礙著他的目的的實現。如果實行真正的轉變是可能的話，那麽一種特殊的環境（社會關系的某種特殊的綜合）就必須從一開始建立在個人的情況的結構之內，否則的話，一個人就會具有一種不可解釋的獨特性，一種循環論的辯證法以及對條件的抽象的、非歷史的綜合（從“罕見”到“實踐上的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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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2:56:05

大體上說，反自然主義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從盧卡奇到薩特，都既很少關心本體論的結構，又很少關心經驗論的實證。這些偏向，在阿爾都塞和其他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如哥德利埃）的科學理性主義中，以及在德拉—沃爾佩和科萊蒂的科學經驗主義和新康德主義中，都分別地得到糾正。在阿爾都塞的著作（《保衛馬克思》和跟E.巴里巴合著的《閱讀資本論》）中，人們可以找到以下幾個最鮮明的內容：（1）一種反經驗主義和反歷史主義的有關社會總體性的新概念；（2）伴隨著外在領域（“理論主義”）的崩潰而出現的對認識論進行一種批判的原理；（3）一種受科學哲學家G.巴契拉德和心理玄學家J.拉肯的影響的科學理性主義，其中不可及領域實際上呈中立化，結果形成一種潛在的唯心主義。
　　（1）阿爾都塞一方面重申了有關結構和覆雜性的思想，另一方面則重申了不可簡化的社會性，即把社會的總體性看作是一種多元決定的、偏離中心的、覆雜的、預定的、為結構所支配的整體。它反對經驗主義，因為它（指社會總體性）是一個有結構的整體，而且它的因果關系的形式不是牛頓式的（機械論的）；它反對歷史主義和整體論，因為它是覆雜的、多元決定的、但非“表現性的總體性”，它要受一個“主要成分”的影響或者可以用一種同性質的暫時性來說明其特點，而且它的因果關系不是萊布尼茨式的（表現性的）。它反對唯心主義，因為社會總體性是預定的；它反對人道主義，因為它的成分是結構和關系，而不是個人，個人只不過是這些成分的承擔者或據有者。然而，當阿爾都塞想要堅持認為總體性是由結構所支配並以此來反對社會學的折衷主義時，他從來沒有對自己的關於結構因果關系的正面概念進行明確的闡述。
　　（2）盡管阿爾都塞反對把哲學歸結為科學或反之把科學歸結為哲學的一切做法，而堅持認為科學性的標準對於有關科學來說完全是內在的，可是他卻沒有闡明哲學（包括他自己的哲學）的明確的作用。看來，他尤其是忽略了有關科學的思想意識之間任何劃分標準的可能性問題，以及對一種有待證實的科學的實踐進行批判的問題。對於各種科學來說，它們的認識論的自主性是要跟它們的歷史的自主性結伴而行，而且要對後者起鞏固作用，而同時科學跟歷史過程的脫節則預先測定和表現出思想意識（它被想象為神秘化的東西或虛假的意識）在這個過程中的不可避免性，——這種觀點是跟馬克思的觀點大相徑庭的。
　　（3）盡管阿爾都塞堅持現實和思想之間的區別，然而在他的體系內，前者所起的作用只不過是一種類似康德那樣的有限的概念，因此它很容易蛻變為一種唯心主義，把不可及範圍在諸如“說教理論”中消耗殆盡。重要的是，正如阿爾都塞把斯賓諾莎而不是把黑格爾看作是馬克思的真正的先驅者一樣，他把數學當作他的科學的示範，把它看作是一門顯然是首要的學科。通過這門學科，概念的含意和運用之間的區別，以及數據的理論依附和理論限定之間的區別，都可能被弄得模糊不清。簡而言之，阿爾都塞傾向於保全理論而舍棄經驗，正如他為了保全結構而不惜以實踐和人類解放的可能性為代價一樣。
　　如果說，盧卡奇以最純凈的形式表現了馬克思主義內部的匈牙利思潮的話，那麽德拉·沃爾佩則是最精神地勾劃出實證主義的命題。他的最重要的著作《邏輯是一門實證科學》，旨在重新發現歷史唯物主義是一種以具體經驗為指引的研究工具，以及重申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唯物主義社會學或“精神上的伽利略主義”。德拉·沃爾佩把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批判放在一系列具有首要理由的唯物主義批判的歷史頂峰的位置，這些批判可以包括從柏拉圖對巴門尼德的批判到康德對萊布尼茨的批判。在這種批判中，馬克思重新安排了具有“不確定的抽象”的黑格爾辯證法的循環——抽象—具體—抽象（A—C—A），代之以具有“確定的理性抽象”的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循環——具體—抽象—具體（C—A—C，或更為恰當的是C—A—C1），從而引起一種“從本質到前提，從一種最初的論斷到實驗性的預測”的轉變（見“參考書目” ⑥，第198頁）。“任何名副其實的知識都是科學”（見“參考書目” ①，第200頁），而科學也永遠符合這一據說馬克思在《大綱》的導言中所制訂的公式。這個公式，根據德拉·沃爾佩的解釋，可歸結為人們所熟悉的穆勒、傑文斯和波佩爾的假設—演繹法。
　　至於德拉·沃爾佩在理論重建方面所遇到的問題，我們在這里只能舉出以下四種：（1）這種重建的理論是被設想為既能不加區別地應用於社會科學和哲學，又能應用於自然科學。其結果是對社會科學進行一種超自然主義的闡述，並產生一種實證主義—預辯性的哲學概念，這種哲學概念則是被禁錮在一種一元論的、延續在學科內或跨出學科的科學觀點之中，同時強化了這樣一種概念，即認為馬克思本身的發展是真線性和連續性的；（2）C—A—C是一種純粹形式上的程序，它對許多理論思想都同樣地適用，（3）德拉·沃爾佩從來沒有明確地把理論先例跟歷史原因加以區分，從而用一種潛在的歷史主義來鞏固他的著作中的公開的實證主義；（4）最重要的是，C—A—C，模式的定義中包含著嚴重的含糊不清之處。C｀到底是指一個概念化的問題還是指一個具體的客體，也就是說，這個循環所描述的過程到底是從無知開始還是從進行認識開始？如果它是旨在說明兩者的話，那麽繼之而來的經驗性的現實主義在把可及領域和不可及領域捆在一起的時候，便使現實失去層次並使認識失去歷史性。A到底是像超驗的現實主義和馬克思所理解的那樣，指的是某種現實的事物呢？還是像超驗的唯心主義和實用主義所理解的那樣，只不過是一種空想的事物呢？最後，C｀究竟指的是（Ⅰ）表象，（Ⅱ）試驗，還是（Ⅲ）應有呢？（Ⅰ）和（Ⅱ）之間的區別；就是馬克思關於表象和調查之間的順序的差別；（Ⅱ）和（Ⅲ）之間的區別，就是理論活動和應用活動之間的差別；（Ⅰ）和（Ⅲ）之間的區別，就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擬定的關於資本主義生產的不同層次的前提條件和他在《霧月十八日》或《法蘭西內戰》中對決定性的歷史時機（《大綱》導言中所指的許多決定因素的綜合）所進行的那種分析之間的差別。
　　在德拉·沃爾佩學派里很有名氣的成員科萊蒂，甚至否定了德拉·沃爾佩的那種有限制的、純粹認識論的辯證法（主張任何辯證法都要把唯物主義排除在外），他批判德拉·沃爾佩在對馬克思的理論進行超自然主義的重建中把具體化和異化這兩個關鍵性的命題給省略了。可是，科萊蒂在把這些命題跟他自己的非層次化的經驗現實主義的本體論和新康德主義關於思想並非存在的概念實行調和時，也有很大的困難。看來，他最後只能落腳在馬克思主義的實證領域和批判領域之間的一種分裂之上，從而放棄了一種科學批判的概念。在科萊蒂的著作中，也象在哈貝馬斯和阿爾都塞的著作中一樣（他們大概可以算是當前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方面三位最有影響的作者），存在一種廣泛滲透的二元論：作為真理的思想和作為情態的思想；作為某種自在之物的對象性和作為一種主體的對象化；作為自然存在的人和作為一切物種中的一個類別的人（從宇宙要達到自我意識這種觀點來看）。科萊蒂的著作在意大利被人（諸如蒂姆潘納羅等）批判為忽視唯物主義的本體論方面，至於阿爾都塞和德拉·沃爾佩的傾向，在對認識論和馬克思主義進行科學的現實主義的重建方面，總的看來是有弱點的。然而，在認識論和馬克思主義之間，將會永遠保持某種緊張關系。因為，一方面，除了馬克思主義以外還有其他各種科學，所以任何一種合適的認識論，在其內在界限方面都要遠遠超出馬克思主義；但是，另一方面，科學絕不是唯一的一種社會實踐，所以馬克思主義也就具有比較大的外延的範圍。於是，也就始終存在一種要把前者或者後者包含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概念中的情況，從而使認識論受到重大的束縛，而馬克思主義也就使自己屈從於一種它所要替換的理性。




參考書目

① M.阿德勒：《〈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方法〉選編》（1904—1927），1978年英文版。
② T.阿多爾諾：《否定的辯證法》（1966），1973年英文版。
③ L.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1965），1969年英文版。
④ P.安德森：《西方馬克思主義思考》，1975年英文版。
⑤ 羅依·巴斯卡爾：《辯證法、唯物主義和人的解放》，1983年英文版。
⑥ G.德拉·沃爾佩：《邏輯是一門實證科學》（1950），1980年英文版。
⑦ 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劄記選》（1929—1935），1971年英文版。
⑧ 尤爾根·哈貝馬斯：《知識與人的利益》，1972年英文版。
⑨ G.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1971年英文版。
⑩ 讓一保爾·薩特：《方法問題》，1963年英文版。
⑪ G.瓊斯·斯叠德曼等：《西方馬克思主義——一部批判性讀物》，1977年英文版。
⑫ 卡爾·科爾施：《馬克思主義和哲學》（1923），1970年英文版。
⑬ 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1964），1968年英文版。
⑭ 同上作者：《愛欲與文明》（1955），1966年英文版。


柯倫泰

　　1872年3月19日生於聖彼得堡，1952年3月9日在莫斯科逝世。
　　柯倫泰是俄國革命余波中一位有重大爭議的人物，目前她的名字代表著20世紀20年代被擊敗的革命理想主義的精神。她的生活和工作，從她逝世後一直很少被蘇聯當局所提起，如今卻被西方的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奉為一種啟示和明鑒。
　　柯倫泰在1914年參加布爾什維克黨，並在1917年間進入黨的中央委員會。十月革命後，她當選為國家救濟人民委員，是列寧的政府中唯一的一名婦女。1920年，她任黨的婦女工作部部長。當時她已經發表了許多批判家庭關系和資產階級性道德的著作。她在這些問題上的毫不妥協的立場（往往袖曲解為一種“自由戀愛”的立場），突出地表現了一種理想主義和個人關系的自由意志論，但這些東西很快就被黨在家庭方面的政策所摧毀。
　　1920年，她加入布爾什維克黨內的“工人反對派”，並日益對官僚主義化、精英人物統治論以及列寧的新經濟政策中對生產的絕對強調感到厭煩。因此，她必不可免地要失寵，遭到列寧的憤怒譴責，並在1922年被斯大林外放到奧斯陸去擔任一個不重要的外交職務。從這時候起，她卻幸免於斯大林的清洗（她的許多左派反對派的同志都在這些清洗中死去），後來遷升為蘇聯駐瑞典大使。
　　柯倫泰是一位很有影響的作家和演說家，她的威望使她和她的思想成為蘇聯官方的肉中刺。雖然她作為一種裝飾品被一直擺設到她去世，可是她的生平事跡在蘇聯卻很少被人提起。然而，在西方，她始終是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的精神力量的源泉，人們熱情地捍衛她的思想，尊崇她的生平事跡和信仰，並且把她看作是男性統治和官僚主義化的黨的正統觀念的殉難者。看來，關於柯倫泰的爭議還會繼續下去，至少是因為她對否定她的思想的黨仍然保持忠誠，她寧可作出被和平地流放的選擇而不是繼續支持其反對派立場。




參考書目

① 凱西·波特爾：《亞歷山德拉·柯倫泰傳》，1980年英文版。
② 《亞歷山德拉·柯倫泰文選》，1977年英文版。


科爾施，卡爾

　　1886年8月15日生於漢堡附近的托德斯叠特，1961年10月21日在馬薩諸塞州的貝爾蒙特逝世。
　　科爾施出身於一個銀行職員的家庭，曾在不同的大學里攻讀法律、經濟學和哲學，並在耶拿取得博士學位。他是“自由學生運動”的成員，後來在英國居留期間（1912—1914）加入了費邊社。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很快地左傾，先是參加獨立社會民主黨（USPD），後來加入德國共產黨（KPD）。在這期間，他積極地參加了委員會運動。從1920到1926年，他是德國共產黨的領導成員，給該黨報紙撰寫了大量稿件，並編輯該黨理論刊物《國際》（直到1924年）。在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上，他被季諾維也夫譴責為“修正主義分子”（參看修正主義條目），並在1926年被開除出德國共產黨。但他在政治上仍很活躍，參加了各種小派別的活動，直到1934年離開德國為止。從1938年流亡美國直到逝世，他逐漸地脫離馬克思主義的各種主導形態。
　　科爾施的最根本的論著無疑是《馬克思主義和哲學》（1923年）。該書的宗旨在於“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從其最初出現自德國唯心主義哲學以來的每一變化、發展和修正，了解這是它的時代的必要產物……”。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本身經歷過三個主要階段：從1843—1848年，它仍然浸透著哲學思想；從1848—1900年，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成份劃分為經濟學、政治學和思想意識；最後，從1900年到一個不確定的未來，馬克思主義者把科學社會主義視為跟政治鬥爭沒有任何直接聯系的一系列的純科學考察。科爾施的這部論著具有開創性的作用，因為正如他所指出，當時第二國際的傑出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對哲學問題很不注意。由於他的這部著作是在馬克思的《經濟學哲學手稿》和《大綱》發表10年之前以至更早一些時候問世的，因此他的成就更給人以深刻的印象。總的說來，科爾施強調的是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主觀的、主動的因素，這跟第二國際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者”的決定論的公式恰好形成對照。
　　科爾施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卡爾·馬克思》（1938年）是在非常不同的條件下寫成的，當時他已不再是一種廣泛的政治運動的參加者，而且不再認為馬克思主義是唯一適用於工人運動的意識形態了。這本書的宗旨是要“根據近來的歷史事件和在這些事件的影響下產生的新的理論需要……來重新闡明馬克思的社會科學的最重要的原則和內容。”這時候，他是把馬克思主義作為一門唯物主義的科學來進行鉆研，認為這門科學具有三個基本原則：歷史的特征，批判的性質和實踐的方針。根據這些原則，馬克思主義具有一種雙重的內容：唯物史觀和政治經濟學。從這時候他所闡明的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和內容來看，他在某種程度上脫離了《馬克思主義和哲學》一書中的哲學觀點，對馬克思主義采取一種比較實證主義的看法。《卡爾·馬克思》一書最有價值的部分，也許是提出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命題，這在當時是馬克思主義從相對來說被忽視的一個方面。這本書雖然不像《馬克思主義和哲學》那樣具有開創的精神，可是它仍然可以跟任何時代有關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其他論述相媲美，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現實意義。
　　至於科爾施的其他著作，有很大一部分是應景的政論，然而其中有兩篇例外。一篇是《工廠委員會的勞動法》（1922），這篇文章不僅以一種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對1920年頒布的工廠委員會法這一特殊的法律進行分析，而且還比較廣泛地考察了法律和社會的關系；另一篇是《唯物史觀》（1929），這篇文章對考茨基的同名著作的哲學基礎進行了很有意思的批判。如上所述，科爾施從30年代中期開始改變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作用的看法，他的後來的觀點在他的講稿《今日馬克思主義的十個論題》（1950）中表述得最清楚，在那里他斷言：“一切想把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一個整體來進行重建並恢覆它作為工人階級社會革命理論的原先職能的企圖，在今天都是反動的空想”。




參考書目

① 帕特里克·古德：《卡爾·科爾施》，1979年英文版。
② 卡爾·科爾施：《工廠委員會的勞動法》，1922年德文版。
③ 同上作者：《馬克思主義和哲學》（1923），1970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唯物史觀》，1929年德文版。
⑤ 同上作者：《卡爾·馬克思》（1938），1967年英文版。
⑥ 同上作者：《今日馬克思主義的十個論題》（1950），1965年德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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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2:57:11

工人貴族

　　霍布斯鮑姆指出，“工人貴族”用語“似乎從19世紀中期以來就已使用，至少已用來描述工人階級某種特殊的上層”（見“參考書目” ②,第272頁）。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的一篇政治述評（1850年10月）中指出，憲章運動已分裂成兩派，一派是革命者，“生活在真正無產者條件下的工人群眾是屬於”這一派的；另一派是改良主義者，它包括“小資產者和工人貴族”（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19頁）。以後列寧也把工人運動中的改良主義同工人貴族聯系在一起；特別是他在第一世界大戰期間寫的著作中，證明“工人階級的某些階層（工人運動中的官僚和工人貴族……）以及……小資產階級同路人，就是這種傾向的主要社會支柱……”（《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166-167頁）。麥克期·阿德勒在研究工人階級同法西主義關系中（見“參考書目” ①），把工人貴族歸結為“一個人數眾多的特權階層”，它“已經把自己從無產階級的其他成員中深深地分離出來”，對保守的意識形態的傳播負有責任。阿德勒的分析最後把工人貴族概念同“資產階級化”的概念（恩格斯在19世紀80到90年代的書信中已經使用這一概念）聯結在一起，從而指出了當前爭論的要點。霍布斯鮑姆斷言（見“參考書目” ②），19世紀末英國工人貴族約占工人階級的15%，他進一步考察20世紀的變化，特別提到了白領工人和技術工人這一“新工人貴族”。這表明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跟工人階級地位較為普遍的變化和新中間階級的增長相形之下，工人貴族也就成為一種不那麽重要的現象。




參考書目

① 　麥克期·阿德勒：《工人階級的變態》（1933），載博托莫爾、古德主編《奧地利馬克思主義》，1978年英文版。
② 　埃里克·霍布斯鮑姆：《19世紀英國的工人貴族》，載《勞動者》，1964年英文版。
③ H．F．穆爾豪斯：《馬克思主義的工人貴族理論》，載《社會史》1978年第3卷第1期。


勞動力

　　勞動力就是從事增加商品價值的有用勞動的能力（參看商品條目）。工人出賣給資本家換取貨幣工資的就是勞動力。勞動力同勞動是有區別的，勞動是人類生產力為改變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增加商品的價值的實際使用。勞動產品能作為商品買賣。但是，要對勞動本身即生產活動的買賣這一概念賦以確切的含義，卻是不可能的。不能出賣勞動產品的勞動者必然出賣勞動力，並同意從購買者的利益出發和在購買者的指揮上消耗其勞動，以換取一定的貨幣量即工資。
　　勞動力範疇是在用勞動價值論解釋余價值源泉中提出來的。資本家支付貨幣購買商品，然後又出售商品換得比他支付的貨幣更多的貨幣。但是，這種情況之所以能夠經常不斷地出現，只是由於存在某種在使用時能夠增加商品的價值的商品。勞動力就是這樣一種商品，而且是唯一的這樣一種商品；因為在購買和使用勞動力中，資本家榨取了勞動，而勞動就是價值的源泉。從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來看，剩余價值的源泉在於資本家付給勞動力的價值，小於他們所榨取的由勞動加到商品上去的價值。對剩余價值的其他唯一可能的解釋就是，資本家按低於商品的價值購買商品，或者按高於商品的價值出售商品，但是這只能解釋個別剩余價值，而不能解釋整個生產體系的剩余價值，因為用這種方法獲得的價值肯定是其他一些商品生產者失去的價值。
　　資本家在市場上購買勞動力這一現象產生的歷史前提條件就是“自由”勞動者階級的出現：首先，他們有“自由”處置自己勞動力的合法權力，以在交換這一限定的階段中同潛在的購買者談判；其次，他們同樣也享有不掌握或支配生產資料所有權的“自由”。因此，勞動力現象要求消除奴隸制和農奴制，消除對人們在交換中處置自己勞動力權力的一切限制。它也要求直接生產者同生產資料相分離，這樣他們就不可能生產和出售他們的勞動產品，從而迫使他們為了生計而出賣勞動力（參看原始積累條目）。
　　盡管在充分發展的資本主義生產中，勞動力表現為市場上的一種商品，但是，它還是有一些同其他商品不同的特點，並引起了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中的一些重要矛盾。首先，盡管勞動力表現為市場上出售的一種商品，但是這一商品的生產卻同其他商品不一樣。勞動力的生產是工人作為人的生物上和社會上的再生產。這一覆雜的再生產過程涉及在總體上和資本主義關系或商品關系不同的社會關系。例如，在極為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力是由不拿工資的家務勞動再生產出來的；在較不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力常常是由殘存的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再生產出來的。這些過程有其自身的邏輯和觀念形態；純粹的資本主義關系的邏輯不可能完全地和自行地保證勞動力的再生產（參看家務勞動條目）。
　　其次，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就是它創造價值的能力。勞動力同其它商品不一樣，為了使用勞動力，購買者即資本家必然同出售者即工人之間建立一整套全新的關系。從勞動力中榨取勞動，引起了購買者和出售者之間超出通常談判商品價格（在這種情況下就是工資）範圍的附加的鬥爭條款；引起了勞動強度和勞動條件上的鬥爭。這些對抗階級的鬥爭，本質上構成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技術上的和政治上的問題。
　　最後，勞動力的出售使得工人同他或她自己的生產的創造力（這種創造力轉到了資本家手中）相異化，同對勞動產品的控制相異化。在勞動力商品出現後，商品形式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矛盾再現為工人同他或她的勞動和產品的異化。
　　盡管在李嘉圖的著作中，在對價值理論的有條理的闡述上已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但是古典政治經濟學並沒能解決“勞動的價值”這一概念所固有的混亂，在有些場合“勞動的價值”指的是工資，在其他一些場合指的卻是勞動所創造的價值。馬克思通過把勞動概念分解為勞動、勞動力這一對概念，消除了這種混亂（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4章第3節和第17章）。這就使我們明白，出賣勞動力來換取資本家的工資這種交易，發生在生產之前，發生在產品中價值的出現之前；這也使我們明白了資本主義生產占有剩余價值的確切機制。馬克思把區分勞動和勞動力的這一發現，看作是他對經濟科學作出的最重要的積極的貢獻。（參看剝削；社會必要勞動；抽象勞動條目）





勞動過程

　　在最簡單的意義上，勞動過程就是勞動據以物化或對象化在使用價值中的過程。在這里，勞動就是從事勞動的人和自然界的相互作用，自然界的要素由此而按照一定的目的被有意識地改變了。因此，勞動過程的要素有三方面：第一，勞動本身，即有目的的生產活動；第二，勞動所作用的對象；第三，用於從事勞動過程的資料。通常由先前的勞動過程所提供的那些勞動對象被稱為“原料”。勞動資料既包括基礎結構或同勞動過程間接相關的要素（渠道，道路等等），也包括如工具這樣的勞動借以影響勞動對象的直接要素。它們總是以前勞動過程的結果，它們的特點既同勞動發展的程度有關，也同勞動在其中完成的社會關系有關。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一起被稱作“生產資料”。由於勞動的作用而改變了勞動對象，這就是使用價值的創造；我們同樣可以說，勞動已對象化了。由於生產資料就是勞動過程所消費的使用價值，因此，這一過程就是“生產消費”過程。由於使用價值由此而被生產出來，因此，從勞動過程的角度來看，所完成的勞動就是“生產勞動”。
　　勞動過程是人類生存的條件，這對所有的人類社會形式都是共同的：人們一方面依靠他們的勞動這一主動要素，另一方面也依靠自然的、無生命的世界這一被動要素。但是，為了理解勞動過程中不同參與者相互之間的關系，就需要對勞動過程在其中發生的社會關系作一考察。在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中，資本家在市場上購買生產資料，也購買勞動力。然後，資本家是通過使勞動力的承擔者（工人）在他們的勞動中消費生產資料而“消費”勞動力的。這種勞動是在資本家監督、指揮和控制下完成的，所生產的產品是資本家的財富，而不是直接生產者的財富。勞動過程只是資本家已購買的物和物之間的過程——因此,這一過程的產品就屬於資本家（參看資本；資本主義條目）。
　　這些產品對資本家具有使用價值，只是因為它們是交換價值的承擔者。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目的就是生產在價值上超過生產過程中消費的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價值的商品。因此，這種生產過程既是創造使用價值的的勞動過程，也是創造價值的增殖過程；增殖過程之所以可能，只是因為勞動力的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之間存在著差額。理解馬克思經濟學的關鍵，就是把勞動力的價值同勞動過程中勞動力的耗費所增殖的價值區別開來。只有後者超過前者，剩余價值才可能創造出來。再者，資本控制了勞動力，這是由於人們在歷史上同生產資料分離開了，因此人們被迫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換取工資，只能進行工資交易。而資本家控制勞動，這是因為勞動力的使用是在資本家監督下完成的，在這一過程中，工人階級被迫完成比維持他自己生存所必需的更多的勞動。因而資本是一種強制的社會關系。
　　勞動過程涉及的是生產的質的運動，是具有一定目的和內容的、生產某種特殊產品的過程。從量的觀點來看，價值創造過程把這一過程中的所有因素都看作是一定量的對象化的勞動，對象化的勞動以一般等價物為單位，按照社會必要的持續時間加以衡量（參看貸幣條目）。任何商品生產過程都是勞動過程和價值創造過程的統一。一旦價值創造過程超過一定點繼續下去，我們就有了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形式，或者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即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統一。
　　在現代許多論述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馬克思主義論著中，在用語上存在著某些不準確之處：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往往被確定為資本主義勞動過程，而不是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統一。堅持區分這兩個過程，對於堅持為人熟悉的馬克思主義使用價值和價值過程的兩重性是重要的。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生產資料具有類似的雙重特點。從勞動過程的觀點來看，生產資料是用於有目的的生產活動的資料，工人在實體上同生產資料發生聯系，生產資料成為勞動活動對象化在產品中的本質要素。然而，從價值增殖過程的觀點來看，生產資料就是用於吸收勞動的資料。在工人消費作為生產活動物質要素的生產資料（勞動過程）的同時，生產資料也消費勞動，以使價值得到增殖（增殖過程）。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不是工人使用生產資料，而是生產資料使用工人。一旦資本家的貨幣轉化為生產資料，生產資料就立即轉化為資本家對其他人的勞動和剩余勞動的所有權，即有私人財產權證明為正當的、並最終受到資本主義國家強制力量維護的所有權。已經對象化的勞動或死勞動和運動中的勞動力或活勞動之間關系的這種顛倒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征，反映在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上就是對以生產資料價值為一方和以他們所擁有的自行增殖的財產即資本為另一方的混淆。這樣一來，就把生產資料看作是具有生產能力的，而實際上只有勞動才能夠生產出東西來。（為了進一步理解這種顛倒的觀念形態，參看拜物教和商品拜物教條目。）
　　對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資料使用工人而不是相反情況的這一闡述，強調了勞動對資本的從屬。馬克思（在《直接生產過程的結果》中）區分了他稱作的“勞動對資本從屬”的兩種形式；這兩種形式同前資本主義歷史和資本主義歷史這兩個性質不同的歷史階段相適應。第一種形式出現於資本主義從以前的生產方式產生的過程中，它涉及的純粹是榨取剩余價值方式上的轉化。為了描述這種在迄今為止勞動得以完成的同樣的生產技術基礎（相同的生產力水平）上勞動從屬於資本的過程，馬克思把這稱作“勞動對資本的形式上的從屬”。所有的個人之間統治和從屬的關系、封建城市中行會生產和封建鄉村中農民生產的特征都在現金交易中瓦解了；由此，不同的商品（勞動條件商品和勞動力商品）所有者相互之間只是一種以買賣為基礎的關系，只是在生產過程中資本和勞動之間相互對立的關系。由於這種“勞動對資本的形式上的從屬”並沒有改變勞動過程本身，因此榨取剩余價值的唯一方法就是延長超過必要勞動時間的工作目的長度。馬克思認為，形式從屬是同絕對剩余價值生產聯系在一起的，在英國它存在於16世紀中期到18世紀最後30年，在這一時期，勞動過程最初以協作為特征，後來又以工場手工業為特征。但是，隨著機器和大工業的出現，勞動過程本身不斷地發生轉化，或者說發生了追求生產率提高的革命化。機器成為勞動過程的主動因素，它把連續的、統一的和重覆的任務強加給勞動，並使強制的嚴格的工廠紀律成為必需。科學知識作為機器使用的必然的伴隨物，創造了一種新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等級制度，先前以手工技術為基礎的分工被消滅了（參看分工條目）。馬克思把以機器為基礎的大工業及其生產稱作“勞動對資本的實際上的從屬”，並把它和相對剩余價值生產聯系在一起。英國進行“產業革命”之後，勞動對資本的實際上的從屬就不斷地轉化為追求價值積累的勞動過程，一般地說，這標明資本主義已成為一種成熟的生產方式。
　　在馬克思論述這個問題的著述之後，大約一百年來馬克思主義者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幾乎沒再作過分析。部分的原因或許是因為馬克思的分析極為成功。馬克思逝世以後，工廠生產的發展似乎有力地證實了馬克思的著述。盡管有蕭條、法西斯主義和世界大戰等等，但是，在追求生產力增長中對科學的利用，還是引起了資本主義極其巨大的增長；在馬克思主義者當中存在著這樣一種傾向，即把先進資本主義的技術看作是勞動過程的必然的組織形式，而不論社會生產關系為何。這就是說，技術被看作是中性的，而它的獨裁主義和等級制度的本質則被看作是占優勢的生產關系的機能。這同一種不同的觀點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這種觀點把歷史解釋成受生產力發展的制約，技術的發展被看作是一種平穩的、直線的前進過程，它決定了特定的時間點上的合適的生產關系。技術而不是階級鬥爭成為歷史的動力。列寧在熱情地把弗雷德里克·溫·泰羅的“科學管理”原理作為蘇聯趕上和超過資本主義的一種手段時，極大地推進了這兩種觀點。1918年列寧對泰羅制的評論就是：
　　“同資本主義其他一切進步的東西一樣，既是資產階級剝削的最巧妙的殘酷手段，又包含一系列的最豐富的科學成就，它在分析勞動中的機械動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動作、制定最適當的工作方法，實行最完善的計算和監督方法等等。蘇維埃共和國無論如何都要采用這方面一切有價值的科學技術成果。社會主義能否實現，就取決於我們把蘇維埃政權和蘇維埃管理組織同資本主義最新的進步的東西結合得好壞”（《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170—171頁。）
　　這種策略對蘇維埃社會的社會主義發展起了步人後塵的影響作用，因為蘇維埃的勞動過程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對手幾乎沒有什麽不同。回顧起來或許並不令人驚訝，1929年到1932年蘇維埃工業化就是依靠大規模引進資本主義技術，然後再對這些技術進行模仿；在覆制接近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技術創新的任何事物方面，蘇聯始終存在著難題。如果要想說明技術是如何地由階級關系決定而不是適得其反的話，那麽這倒是一個十分清楚而又有爭議的事例。
　　歷史上“技術主義”概念在西方所產生的主要後果就是，馬克思主義對正在變化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階級結構的分析變得停滯不前了，從而使各式各樣的後資本主義或後工業的社會學應運而生，這些社會學為大多數社會民主黨修正主義提供了意識形態的基礎，特別是在20世紀50年代更是如此。但是，從60年代末以來，馬克思主義者的注意力逐漸轉到對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重新發現上來，這成了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分析覆興的組成部分。在這一發展過程中，布拉維爾曼著作的出版（見“參考書目” ③），證明對資本主義國家生產過程和階級結構演變進行馬克思主義分析的發展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和推動作用（見“參考書目” ⑥中的某些例子）。布拉維爾曼的分析結構圍繞著作為資本主義根本動力的資本積累，恢覆了馬克思所強調的生產擴大和勞動貶黜同時發生的理論。關於前者，布拉維爾曼的分析涉及壟斷資本主義，他強調壟斷資本主義中管理和機械化的發展所具有的特別的重要性。寡頭大公司的出現、市場結構的變化和國家經濟活動的發展，綜合成這樣一種分析思路，即證明資本結構的變化產生了工人階級結構的變化。布拉維爾曼特別強調勞動後備軍的特征和構成的變化。強調性別上分工的重要性，以及強調在辦公室工作和勞務產業的勞動過程和職業上的變化。另一方面的問題就是對勞動的貶黜，特別是對手藝勞動的貶黜，因為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結構不斷關心的是使勞動變得低廉，關心的是通過排除有礙於資本實現其重新組織生產的企圖的一切技能和知識來保證對勞動過程實行有效的控制。布拉維爾曼認為，這後者構成了通過對手藝技能的貶黜而形成勞動對資本實際從屬的一般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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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2:58:29

對布拉維爾曼著作的批判（見“參考書目” ④，該書提供了一個有益的目錄）大體上集中在：他試圖把現代工人階級看作是一個“自在”階級，而不是一個“自為”階級，從而避開了對工人階級意識、組織和活動進行全面的分析。人們認為他的這種方法使工人階級僅僅成了資本的對象，即被動地適應著增殖動態的變化，這就忽視了在生產的一定點上階級鬥爭是理解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發展的關鍵的方法（見“參考書目” ⑦）。此外，還可以認為布拉維爾曼的分析表明資本家的控制和統治完全和全部是在生產過程內部進行的，而沒有考慮到政治關系和資本主義國家機構的意義；如果把生產內部的階級關系看作是經常地對資本產生疑難的關系，那麽，就可以把政治機構和過程看作是能使這些關系保障資本安然無恙的東西。
　　盡管布拉維爾曼著作中的工人階級不論在生產過程內部還是在生產過程之外都具有被動性（或許這部分是由美國的特殊條件決定的，見“參考書目” ①,第2章），但是，他的著作對於使馬克思主義者重新注意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來說，以及為討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這一中心論題提供了焦點和參照點來說，都是十分重要的。（參看積累；階級意識：剝削；工業化條目）




參考書目

① 米歇爾·阿格里塔：《資本主義調節理論—美國的經驗》，1979年英文版。
② M．伯格主編：《19世紀英國的技術和苦工》，1979年英文版。
③ 哈利·布拉維爾曼：《勞動與壟斷資本》，1974年英文版。
④ 托尼·埃爾格：《增殖和“非熟練” —對布拉維爾曼的批判》，1979年英文版。
⑤ 斯蒂芬·馬格林：《老板們在做什麽？資本主義生產中等級制度的起源和作用》第1冊，1974—1975年英文版。
⑥ 西奧·尼科爾斯：《資本和勞動—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研究》，1980年英文版
⑦ 吉爾·魯貝里：《結構化的勞動市場—工人的組織和低支付》，1978年英文版
⑧ 拉斐爾·塞繆爾：《世界的工廠—英國維多利亞中期的蒸汽力和手工技術》，1977年英文版。


拉布里奧拉，安東尼奧

　　1843年7月2日生於卡西諾，1904年2月12日在羅馬逝世。
　　拉布里奧拉在拿不勒斯大學學習哲學之後，成為一名中學教師，1874年在羅馬謀得哲學教授職位之前，他一直生活在拿不勒斯。最初他受黑格爾主義，後來又受赫爾巴特聯想主義心理學的影響，19世紀80年代末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他是歐洲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教授”。他最著名的英文著作是《唯物史觀論文集》（1896年），這是研究歷史唯物主義四卷本的開頭兩卷（最後一卷是在他逝世後，於1925年發表的）。拉布里奧拉的馬克思主義是開放的和重實效的，即使在他後期的著作中，他也拒絕把他全部觀念放進一個囊括一切的思想命題中。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的巨大價值就是，它克服了抽象的歷史“因素”理論：“由於產生了對一般社會科學的需要，闡述歷史事實的各種分析學科就結束了，這種一般社會科學把不同的歷史過程統一在一起。唯物主義理論就是這種統一性的頂點。”但是，這種統一起來的原理必須用靈活的方法加以解釋：“決定其余一切的、作為基礎的經濟結構，並不是這樣一種簡單的機制，即從這種機制中產生的制度、法律、習慣、思想、感情和意識形態是自動的和機械的結果。在這一基礎結構和其余一切之間存在著覆雜的、往往是微妙的和曲折的派生和中介的過程，它並不總是能被揭示出來的”（見“參考書目” ①，第149、152頁）。拉布里奧拉把馬克思主義引入了最初是工團主義（參看工團主義條目）的意大利社會主義運動，他對他的學生貝奈戴托·柯羅齊產生了強烈的影響。在1895年到1899年間，柯羅齊發表了一些論述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的論文（參看柯羅齊在1913年發表的論著）。




參考書目

① 　安東尼奧·拉布里奧拉：《唯物史觀論文集》（1895—1896），1904年英文版。
② 　安東尼奧·拉布里奧拉：《社會主義和哲學》（1898），1907年英文版。
③ 魯吉·達爾·巴奈：《安東尼奧·拉布里奧拉—其生平和思想》， 1935年意大利文版。


拉法格，保爾

　　1842年1月15日生於古巴的聖地亞哥，1911年11月26日在巴黎逝世。
　　拉法格的家世極為混雜，他在法國學習醫學，但不久就參與了左翼政治運動，起先受到蒲魯東思想的影響。1866年移居倫敦後，成為馬克思家庭的知己，接受了馬克思的觀點，並同馬克思的女兒勞拉結婚。1880年以後長期住在巴黎，不久他成為法國工人黨的主要鼓動家，在工人運動中努力不懈地普及馬克思主義思想，並一直同恩格斯保持密切聯系。他是最多才多藝和最吸引人的、雖然不是最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宣傳者之一；他是一個富有戰鬥性的反教權者；婦女權利是他感興趣的問題之一；他也研究經濟問題。1883年他在監獄中寫了一部最受歡迎的著作《懶惰權》，在這部著作中，他用一些荒誕的誇張手法來論證工人應當更加閒逸，他是最先研究這一問題的人。他曾生活在殖民地的這一背景，有助於他對人類學和民族學新領域的興趣。他最輝煌的著作《所有制的演變》是關於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的一部才華橫溢的著作。（參看民族主義；發展階段條目）




參考書目

① 雅克·吉羅特：《保爾·拉法格選集》1970年英文版。
② 保爾·拉法格：《懶惰權》（1883），1907年英文版
③ 保爾·拉法格：《從野蠻到文明時代所有制的演變》， 1910年英文版。
④ 喬治·斯托爾茲：《保爾·拉法格：社會主義的戰鬥理論家》，1938年法文版。
⑤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保爾·拉法格和勞拉·拉法格通信集》，英文版。


地產和地租

　　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農業地租的理論可以在《資本論》第3卷和《剩余價值理論》（主要在第Ⅱ冊）中發現。馬克思理論的出發點（正是這一出發點，使他的理論同其他幾乎所有人的理論區別開來）就是，地租是同土地有關的階級關系的經濟形式。因此，地租不是土地的屬性，盡管它受到土地的不同的質量和效力的影響，地租是社會關系的屬性。
　　馬克思把地租區分為級差地租和絕對地租。級差地租包括兩種類型。土地在肥力和位置上的差別，使農業部門內部等量資本取得不同的成果。這些差別就是級差地租第一種類型即級差地租Ⅰ的基礎。當不同量的資本運用在土地上，它們再次獲得不同的報酬。然而，同一般工業部門不同，比正常資本多獲得的超額利潤並不會自然地加給個別資本家。其中一部分可能作為地租被占有，這就是級差地租第二種類型，即級差地租Ⅱ。馬克思的結論就是，在農業部門內，資本投入土地的程度受到地權的阻礙，農業的集約發展受到阻撓。在這一部門內，資本家的能力和追求超額利潤的動機由於地租可能被占有而受到抑制。
　　級差地租涉及的是農業部門內部資本之間的競爭；絕對地租則來源於形成價值和生產價格的經濟部門之間的競爭。資本流入農業時，資本或者是為了級差地租Ⅱ而集約地投入的，或者是投在新的土地上。在後一種情況中，在存在地權時就必須支付絕對地租，地權的存在不允許無償地使用土地。但是，這種地租在量上並不是沒有限度的。馬克思證明，它至多等於產品的價值和生產價格的差額，由於農業的資本有機構成較低，所以這一差額就是一個剩余價值正值。
　　隨著對都市危機中地權作用的分析（參看城市化條目），馬克思主義內部目前對地租理論興趣有所恢覆。由此而出現的論著大都反對馬克思的絕對地租理論，並用壟斷地租來代替絕對地租；在壟斷地租情況下，地租超過生產價格的水平是沒有限度的。此外，也沒有理由認為農業的有機構成就是較低。法恩認為（見“參考書目” ⑤）這是馬克思理論的一種誤解，他證明絕對地租的限度是由於在向新的土地擴展中選擇集約發展而產生的。鮑爾認為（見“參考書目” ①）不可能存在一般的地租理論，然而，歷史上發展起來的資本和土地這種特殊關系，應當作為理論的基礎。此外，決不能把資本有機構成同資本價值構成相混淆。馬克思的絕對地租是從阻礙農業內部集約積累的分析中得出的，這是同較低的資本有機構成，而不是同較低的價值構成相聯系的。默里則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見“參考書目” ⑨），他在支持馬克思命題時，證明這些命題對地產具有普遍的適用性。因此，級差地租和絕對地租的存在及其作用可以設想為同地產的形式無關。
　　必須承認，對馬克思分析的不同解釋和突破，部分地是馬克思的分析在準備上相當差的結果，這無論在《資本論》第3卷還是在《剩余價值理論》中都是這樣。所呈現的材料常常是假設的價格表格和級差地租表格的記錄。法恩認為，出現這種情況就是因為，價格和地租不可能從假定的資本、勞動和土地之間的生產的技術關系中得出。它要以在價值決定上正常的資本和正常的地租所構成的東西為基礎，這兩者的歷史的和社會的關系必須加以分析。
　　在《資本論》第3卷中，馬克思也考察了前資本主義地租的發展。他把封建地租劃分為三種類型，這三種地租形成一個邏輯順序。它們就是勞役地租、實物地租和貨幣地租。這三種地租同封建社會的不同發展階段相聯系，例如，最後的貨幣地租就是以商品生產的一定增長為前提的，是用獲得的貨幣以現金方式支付地租。然而，盡管存在商品生產，但生產方式仍然是封建的。就個人積累而言，馬克思這里的分析同對現代不發達的分析有關，因為封建的貨幣地租形式還存留於和資本相對立的前資本主義社會。
　　在《剩余價值理論》中，馬克思詳細闡述了自己對地租問題的觀點，並批判了其它著述者。例如，李嘉圖除了任何經濟部門都能取得的壟斷地租概念外，就只有級差地租這一概念。對李嘉圖來說，地租正是土地的一種屬性，即自然的屬性，而所有的地產決定了誰應該獲得它。斯密在他所讚成的構成價格理論（在這種理論中，價格是由互不相關的工資、利潤和地租決定部分構成的）的範圍內，承認絕對地租的可能性。但是構成價格理論本身是不連貫的，因為這三種收入形式不可能是無不相關地決定的，因此，它們受到純產品量的限制。通過對這些及其他著述者的批判，馬克思試圖證明，只有通過對資本和土地的社會關系的考察，才可能對地租作出準確理解。同一般的工業部門相比較，這是一種由於利用土地這一條件而被歪曲了的價值關系。因此，剩余價值以各種地租形式被占有（地租形式只可能在分析上加以區分），不管地租的水平是什麽，地權影響了那些對生產資料土地特別敏感的工業的發展。




參考書目

① M．鮑爾：《級差地租和地權的作用》，1977年英文版。
② M．鮑爾：《論馬克思的農業地租理論—答本·法恩》，1980年英文版。
③ S．克拉克和N．金斯伯格：《住宅政治經濟學》，1976年英文版。
④ M．伊德爾：《馬克思的地租理論—都市的運用》，1976年英文版。
⑤ 本·法恩：《論馬克思的農業地租理論》，1979年英文版。
⑥ 本·法恩：《論馬克思的農業地租理論—一個答辯》，1980年英文版。
⑦ 本·法恩：《資本主義經濟理論》第4章和第7章，1982年英文版。
⑧ 本·法恩和勞倫斯·哈里斯合著：《重讀<資本論>》，1979年英文版。第7章。
⑨ R．默里：《價值和地租理論》，1977年英文版。


拉薩爾，斐迪南

　　1825年4月11日生於布勒斯勞，1864年8月31日在日內瓦逝世。
　　拉薩爾是社會主義史上最不可思議的人物之一。他是一個富有的猶太商人的兒子。他在柏林攻讀哲學，成為青年黑格爾派的一分子和革新主義者。1848年革命期間，同馬克思和《新萊茵報》發生了聯系。他曾被捕，1849年5月經審訊被宣判無罪。1858年出版了一部按黑格爾方式論述晦澀哲人赫拉克利特的龐大著作，1861年出版了另一部論法律和法的觀念演化的著作。1859年他發表了一個論意大利戰爭的小冊子，從而又關心起國家大事來；19世紀60年代初在普魯士君主政體和國會之間爆發一場憲政危機時，他更顯得活躍了。1863年，他組織了德國第一個社會主義政黨全德工人聯合會，並把該黨的所有權力集中在他自己的手中。
　　比馬克思年輕7歲的拉薩爾，總顯示出對馬克思的極其尊重，在金錢上和出版事務上幫助馬克思，敦促馬克思完成《資本論》的寫作。1862年在倫敦對馬克思的一次拜訪中，還提出了跟他合辦一家報紙的建議。馬克思——更不用說恩格斯了—根本沒有回報這種好意。他們不喜歡拉薩爾的過度自負、侈奢放蕩的生活方式和浮誇的煽動，他們也不信任他的思想。他的混雜的著作極少贏得他們的讚許；作為一個經濟學家，他似乎向他們證明了他對這一問題極為無知，就象是從馬克思那兒剽竊來的一樣。但他們對他的早死還是表示震驚，他的死是由愛情上挫折而引起的愚蠢的決鬥的結果。
　　他們極其強烈地反對拉薩爾最後幾年的政治策略。拉薩爾認為德國資產階級無能力進行嚴肅的革命鬥爭，同時還由於他的濃重的德國國家主義的思想，他撤回了對自由黨人的支持，而同俾斯麥進行談判，徒勞地希望通過俾斯麥和君主政體來實現他在“公開信”即1863年2月宣言中提出的工人運動所面臨的兩個主要目標。一個目標是實現普遍的、平等的選舉權，以使國家民主化；另一個目標是使國家不再只是一個“守夜人”或警察（他曾指責這是自由放任的自由黨人所想要的東西），而是要積極地參與社會變革，要對工人合作社發放信貸，以逐步實現經濟上的社會化。
　　他的政黨的緩慢發展使他十分惱怒，在柏林他是一籌莫展，但是，他利用四處遊說的方法，使他成為一個有成效的普及者；他的組織和他的名字一樣，在他死後仍然存在著。1875年，當這一政黨同意和由較接近馬克思的威廉·李卜克內西和奧古斯特·倍倍爾領導的對立團體聯合時，馬克思憤慨地發現，哥達會議上所采用的綱領包含著更多的是拉薩爾的思想，而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馬克思對它作了詳盡的批判，例如反對拉薩爾所讚同的所謂永恒的“鐵的工資規律”，並指出拉薩爾只攻擊資本家，而不攻擊地主。直到1890年這一綱領才得到改變。恩格斯在1891年2月23日給考茨基的信中對拉薩爾作的最後總結是極為嚴厲的。在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中間，他繼續作為德國社會主義運動的創始者而受到讚揚，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後不久，他是獲得樹立紀念碑殊榮的社會主義英雄之一。




參考書目

① 愛德華·伯恩施坦：《社會改革家斐迪南·拉薩爾》（1891），1893年英文版。
② 大衛·福特曼：《平坦而險阻的歷程—斐迪南·拉薩爾的一生》，1946年英文版。
③ R．摩根：《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和第一國際（1864—1872）》，1965年英文版。
④ 赫爾曼·奧肯：《拉薩爾政治活動傳記》，1920年德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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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2:59:45

法律

　　馬克思主義常被看作同激進的革命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一樣，對法律抱有強烈的敵意，認為法律保護了財產、社會不平等和階級統治，並認為在一個真正的人類合作的社會中，對法律的需要也就消失了。盡管馬克思在大學一開始就是學習法律的，但他很快就對這門學科失去了興趣，對法的理論、法的歷史或法律在社會中的地位問題沒作過任何系統的和持久的著述。在青年時代，他是一名左派青年黑格爾者和激進民主主義者（1842—1843），他讚成激進的黑格爾派的觀點，認為“真正的”法律就是自由的系統化，是同人類活動“普遍”一致的內在規範的系統化。因此，它決不能作為一種高壓統治的形式，從外部同人類相對立，試圖把人類當作衣物一樣加以限定。1844—1847年主要是在對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進行哲學批判的過程中，馬克思讚成這樣的觀點，即認為實際的、現存的法律是一種異化的形式，它把法的主體、法的責任、法的權力從具體的人類存在和社會現實中抽象出來，宣布形式上的法律平等和政治平等的同時，實際上卻在容忍並促進了經濟、宗教和社會的奴役，使市民社會中作為法的主體的人和作為政治市民的人同經濟人分離開來。1845年以後，由於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公布和制定，馬克思闡述了法律本質上是一種附帶現象，是上層建築的一部分（參看基礎和上層建築條目），它反映了統治階級的觀點、需要和利益，而這些東西則產生於構成社會發展的經濟基礎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發展。
　　馬克思認為法律是階級統治的形式這一成熟觀點，可以同他早期的兩種觀點調和在一起，事實上是把它們納入其中了。在對法律的異化形式的批判中，他把法律看作是一種抽象的概念體系，而在對法律作為階級統治的形式的批判中，則把法律看作是一整套由國家認可的命令，特別是恩格斯更是這樣認為。所有這三種觀點得出的結論就是，在人類真正的無異化的共產主義社會中，法律不再是一種同個人相對立的外在的強制力量。在《哥達綱領批判》（1875）中，馬克思對革命以後的兩個階段作了區分：一個是，資產階級習俗還沒有消失，“資產階級權力（法律）的狹隘限界”還不可能改變，每個人按照他的能力進行勞動，按照他的貢獻取得報酬的階段；另一個是，每個人按照他的能力作出貢獻，按照他的需要獲得報酬的這一最終階段。恩格斯聲言，在這一最終階段，當私有制和階級分裂已經消失時，國家和法律將消亡，因為這兩者作為階級統治的裝置已失去存在的理由。
　　許多對馬克思和恩格斯法律觀點所作的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的討論，都集中在有關唯物史觀的比較一般的問題上，諸如法律和一般的上層建築、經濟基礎之間的關系是否可以從因果關系上或職能上加以理解，這種因果關系是否如恩格斯認為的應該考慮到上層建築對基礎的有限制的反作用（雙重決定論），在社會中是否存在著相對獨立的結構，法律是否就是這樣一種結構。批評者認為法律能決定經濟生產的特點，並斷言法的概念和法的現實（如所有制）都是馬克思生產關系定義本身的組成部分，因此它們不可能再由生產關系來決定。捍衛者則試圖證明，馬克思使用“占有”和“所有制”這樣的用語指的是作為法律的基礎的事實，即使按決定論的觀點，也仍然留下了這樣的難題，即為什麽有必要通過法律來保障在沒有法律的時候已經獲得和確定的權力呢？最近幾年，一些馬克思主義著述者，特別是蘇聯和蘇聯集團國家中的著述者，把法律當作一種物質力量，當作是不管什麽社會都必然存在的某種形式，具有以階級為基礎的因素和具有影響著人類社會一般條件和需要的因素。
　　只有兩位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家即卡爾·倫納和葉·布·帕舒坎尼斯（1891—1937），在非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家中引起興趣和得到尊敬。倫納反對法律是附帶現象的觀點，堅持認為法的概念是對生產方式描述的組成部分；他集中論述了貫穿於極不相同的生產方式中的法的概念所具有的連續性和相對確定性。他證明法的規範是中性的和相對穩定的，是以在一系列社會中都能發現的人的關系和活動為基礎的。但是，這類規範要以不同的方式同各種法律機構和法律制度結合在一起，根據它們在其中發揮職能的生產方式的性質，完成不同的社會職能。在一定意義上，不管是在什麽社會中，財產規範必然指明誰應該對什麽負責，這種規範在社會職能上正經歷著根本的轉變，這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摧毀了原先以戶為單位的那種私有制的特點，並賦予它們以公共的和社會的特點的結果。相反，葉·布·帕舒坎尼斯則從根本上把法律看作是一種商業化的現象，這種現象在資產階級社會達到了最高點。在他看來，法律是以抽象的個人、法律當事人的平等和均等為基礎的。它是在個人和法的替代物之間的契約模式上，看待所有的合法機構，其中包括家庭、刑法和國家。因此，法律在本質上不同於行政管理，後者強調的是責任，而不是權利；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所強調的則是從屬於共同的利益而不從屬於形式上的平等，從屬於社會技術規範而不從屬於個人，從屬於目的一致性而不從屬於利益的對抗。而在充分發達的社會主義條件下，政策和計劃將代替法律。
　　現在，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政黨統治的國家中，法學思想在發展中跟西方激進主義的觀點發生根本的矛盾，後者日益強調法律的階級本質，並且相信法律可以被自願的、非正規的和參與制的程序所取代。蘇維埃官方理論長期以來都把法律定義為由國家認可的規範總體，這些規範保證了有關生產方式的基礎和性質，因此它有利於統治階級。但是，赫魯曉夫則聲言，在蘇聯，無產階級專政已經結束，現在已經是全民國家的蘇聯，隨之而來的是不斷地提高社會主義社會在管理上的、教育上的、意識形態上的法律的重要性。據說這是為了保證社會生活的穩定和可預測性，這是為了組織生產和保護個人及其權利。法律現在被看作是在社會所有制的條件下，指導社會的規則、必然性、公平的和有效的手段。象國家一樣，法律被說成人類事務中的一種本質要素，在階級社會的階級利益中它被占有和扭曲；但在階級消失時，法律並不會消亡，它還是社會中的一種非階級的本質要素。




參考書目

① 莫林·凱恩和艾倫·亨特合編：《馬克思和恩格斯論法律》，1979年英文版。
② 約翰·N·哈澤德：《共產主義者及其法律—對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國家法律制度的共同核心的探討》，1969年英文版。
③ 尤金·卡門卡和艾麗斯·埃爾—松·泰合著：《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和法律》，載尤金·卡門卡、羅伯特·布朗、艾麗斯·埃爾—松·泰主編的《法律和社會—法治理想的危機》1978年英文版。
④ 葉·布·帕舒坎尼斯：《馬克思主義與法律文選》，1979年英文版。
⑤ 卡爾·倫納：《私法制度及其社會職能》（1929），1949年英文版。


合法馬克思主義

　　合法馬克思主義是由彼·別·司徒盧威、米·伊·杜岡—巴拉諾夫斯基、尼·亞·別爾嘉也夫、謝·尼·布爾加柯夫和謝·柳·弗蘭克等人發展起來的對馬克思主義所作的一種批判性的和學究式的解釋，在1894至1901年間曾在俄國產生過極大的影響，它的主要偏見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的優點（和缺陷）看作是一種啟發式的方法和對歷史發展的貌似有理的描述。它特別強調資本主義的進步作用，強調資本主義現代化、西方化和文明化對當代俄國的意義。它的目的，正如司徒盧威所指出的，在於既向朋友們也向民粹主義對手們提出“對資本主義的辯護”。甚至表現出對資本主義進行袒護的程度。
　　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幾乎沒有注意到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動員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態，他們一般都避免主動地參與俄國社會民主黨的政治組織。他們在政治上的克制部分地產生於這一團體所具有的學究傾向，並由於俄國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合法出版物的強制性的管制而得到加強。1895至1896年間，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的革命派的大部分政治領袖和理論家被捕和被驅逐出境後，合法馬克思主義者成了馬克思主義在俄國運用的最重要的宣傳者。通過他們的著作和他們的有影響的雜志（《新語》，1897年；《開端》，1898年），他們極為成功地取代了民粹主義，成為知識分子中占統治地位的思潮。他們的雜志也為在監獄中、在流放中或在地下的“非法分子”的理論著作的出版提供了出路。
　　他們從一開始就不僅對馬克思的許多結論作了批判，而且也對馬克思方法上的重要觀點作了批判。在伯恩施坦的許多修正主義觀點出現之前，司徒盧威的論斷就比伯恩施坦更為徹底地揭示：資本主義大崩潰和無產階級具有實現社會革命能力的理論，無論在方法論上和經驗上都是有缺憾的。合法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同哲學唯物主義並不存在著必然的聯系；他們不斷地關注著社會主義所必需具有的倫理學基礎（參看倫理條目）。他們走向新唯心主義和康德的道德哲學（參看康德主義和新康德主義條目）。弗蘭克、別爾嘉也夫和布爾加柯夫最終都成了著名的宗教哲學家。合法馬克思主義者是屬於最先探討和闡釋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條件下市場發展和再生產公式的人們之列。杜岡—巴拉諾夫斯基最先闡釋了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危機理論，在對資本主義危機階段性的解釋中，他強調了生產品產業和消費品產業發展的比例失調。
　　到1902年，司徒盧威已成為俄國第一家自由派雜志的主編，並在1903年領導他團體的其他成員加入自由派的雛型組織—解放社。從1901年以後，這一團體就受到列寧和普列漢諾夫的猛烈抨擊，列寧和普列漢諾夫斷定，這個團體的發展是從理論上的和經濟上的批判分析倒退到哲學上的折衷主義，進而倒退到修正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典型例子。




參考書目

① 尼·亞·別爾嘉也夫：《俄國共產主義的起源》，1937年英文版。
② R．金德斯利：《俄國第一批修正主義者—對俄國合法馬克思主義的研究》，1962年英文版
③ 羅·盧森堡：《資本積累論》（1913），1951年英文版。
④ A．P．門德爾：《沙皇俄國前進中的兩難：合法馬克思主義和合法民粹主義》，1961年英文版。
⑤ R．派普斯：《司徒盧威》（兩卷本），第1卷《論左翼自由派》，1970年英文版。
⑥ 彼·別·司徒盧威：《我同列寧的交往和沖突》，1933—1935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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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3:01:07

列寧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的筆名。1870年4月22日生於辛比爾斯克（現名烏里揚諾夫斯克），1924年1月21日在哥爾克逝世。
　　列寧毫無疑問是20世紀最有影響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領袖和理論家；由於列寧強調由一個嚴密組織的政黨來領導的階級鬥爭的中心地位，使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有了新的活力。他詳盡闡述了帝國主義理論，這一理論認為，帝國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在為國際無產階級革命作準備，這個革命將依靠過渡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力量建立起來和維持下去。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中，他領導了布爾什維克黨並建立起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通過由他鼓動建立起來的第三國際（參看國際條目），他的思想傳遍全世界，為同社會民主主義相對立的現代共產主義的確立作出了貢獻。
　　列寧出生在一個有學識的小康家庭。他的父親是一位具有高度社會責任感的、持有自由主義（雖然是溫和的）觀點的中學視察員，他在列寧16歲時去世。次年，列寧在參加中學畢業考試時，他的哥哥亞力山大因參與行剌沙皇的陰謀而被處死。毋庸置疑，這些事件給年輕的列寧留下了創傷，但他的非凡的毅力使他以最高分數通過了考試，獲準進入喀山大學。進喀山大學不久，列寧就因參加學生抗議集會而被開除；在這以後，他即全力參加革命活動，就和他還活著的弟弟和兩個姐妹一樣。
　　列寧第一部有重大價值的著作《什麽是“人民之友” ……》發表於1893年。這本書的目的是清除俄國民粹主義的經濟、社會和政治觀點—一直到1900年，這都是列寧著作的持續論題。他已經確立了在聖彼得堡馬克思主義者中的領袖地位，在指導他們從純粹的宣傳轉到對群眾的經濟鼓動上產生了影響。1895年12月被捕後，在監獄中繼續寫作，支持1896年的大罷工。在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後，他完成了《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這一巨著，運用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早期發展階段的理論作了最充分的論證。
　　1900年，列寧同在日內瓦的普列漢諾夫小組進行合作。他制定了創辦一張全國性報紙（《火星報》）的計劃，以明確表達對沙皇主義的不滿，同時為建立一個由職業革命家組成並將領導民主革命的有紀律的黨奠定基礎。在他的綱領性的著作《怎麽辦？》（1902年）中，他總結了自己對於黨的目標的觀點，以及在非法條件下所應采取的必要的組織形式來實現這些目標的看法。
　　在1905年革命中，列寧認為，從經濟措施上反對封建土地所有制要比立法上的方案更為重要。因此，他強調了土地國有化措施的重要性，認為這一措施能使資產階級從土地所有者中分化出來，能推動農村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能把貧苦農民吸收到無產階級這一邊來。（根據他1905年的主張，他反對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反對孟什維克把領導權讓給自由黨人的路線，參看《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
　　為了對1914年戰爭的爆發和許多社會黨領袖所采取的護國主義立場作出解釋，列寧轉到了由希法亭和布哈林作了闡述的壟斷或金融資本主義理論上。他在1916年完成了具有論辯性的、最有影響和最有特點的著作《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他堅持認為，資本主義新的和最後的階段出現了，在這一階段里，壟斷取代了競爭，資本集中和社會階級分化已達到頂點；資本輸出取代商品輸出，全世界經濟上的領土已從屬於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寄生性的剝削；經濟壟斷在政治的一致性和在對公民自由權的侵蝕上找到了它的補充；社會和國家都從屬於金融資本的利益。列寧得出結論說，帝國主義時代的資本主義已是好戰的、寄生的、暴虐的和垂死的。然而，它使生產集中於托拉斯和卡特爾，使資本集中於銀行，由此極大簡化了使整個經濟置於社會控制和社會所有之下的任務。它自身已創造了“社會主義的完備的物質基礎”。
　　到1917年春，列寧的革命理論的所有因素都已聯結在一起。世界戰爭和經濟崩潰使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具有迫切性，野蠻狀況不再有其他出路。軍事官僚主義的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將被人民民主組織即巴黎公社式的管理組織所取代，它的現代形式就是蘇維埃（參看委員會條目）。銀行和托拉斯中簡化了的管理結構，將使所有的人都能參加社會經濟管理。在《國家與革命》（1917年）中，列寧詳細闡述了這些關於社會主義國家特性的自由主義者的觀點。1917年10月，在占領了大部分主要城市和軍事蘇維埃之後，列寧激勵布爾什維克黨在相對不流血的行動中奪取政權。
　　1918年春以後，列寧的著作極大地改變了調子。作為人民委員會主席，列寧面臨著一系列嚴重的危機：城市的饑荒、交通和軍隊的崩潰、外國的幹涉和內戰。他的當務之急是保證最有效地動員政權和貧乏的資源、灌輸嚴格的紀律和責任、堅持中央的權威。現在強調的是使黨（和國家）組織的較低的責任上升到較高的責任，這是列寧考慮的民主集中制的關鍵。巴黎公社模式中的自我管理和非集中化，被無產階級專政這一更嚴厲的形式所代替，列寧承認，無產階級專政必須由它的黨來實行。這種吸收了階級能量的政黨—國家模式，通過列寧寄以信任的共產國際而被具體化了。他仍然相信，如果革命不迅速地擴大到歐洲，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景就可能是脆弱的。
　　隨著外國幹涉和內戰的結束，對布爾什維克建立起來的集中化的專制政權的怨恨產生了。1921年3月，列寧領導他的黨進入新經濟政策的戰略退卻，這一政策采取了農民自由貿易這一極為寬松的形式。然而，列寧同時也堅持黨內應有更強的紀律性、禁止派別活動以及采取反對非黨批評者的嚴厲路線。列寧設想，在社會主義成分能夠有效地擴大之前，有一個漫長的混合經濟階段；他堅持認為，在這種情勢下，有必要提高警惕和加強紀律。
　　直到1922年末和1923年，在他第二次突然生病被迫實際退隱之後寫的最後著作中，他才有時間對俄國已經建立起來的東西加以思考。他苦惱的是國家機關繼承了沙皇時代許多最壞的陋習，共產黨員成為專橫的、不稱職的管理者，並逐漸地脫離人民。包括斯大林在內的一些人變得如此粗暴，他們應該被剝奪權力（1922年12月《給代表大會的信》）。而且這個機關膨脹起來，跟它所做的有用工作不成比例，列寧建議狠狠地壓縮機關的規模。他對於在這樣一個工業（和無產階級）已蒙受了如此嚴重的損害並受到農民群眾的包圍的國度中，黨是否有能力保持社會主義的價值，感到沒有把握。他最後的建議是，黨和國家應該把最好的成員熔進一個模範的機構，這一機構應該在孤立的、落後的俄國中，保持一絲社會主義的光亮（參看《寧肯少些，但要好些》、《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1923年）。
　　按任何標準來看，列寧都是一位非凡的人物。他的一生都貢獻給了革命事業，他生命的每一方面都在為這一事業服務。作為一位領袖，他在理論分析和實踐準備上的果斷、決斷和徹底性，使他在布爾什維克黨內和蘇維埃政府內享有無可比擬的權威和聲望。他嚴格要求自己，也同樣嚴格要求他的同事們。他生性謙虛，過著儉樸的、幾乎是節制的生活。他坦率地對那種過分的頌揚和對把他塑造成一個英雄的企圖表示反感。1924年1月列寧逝世之後，同他所表示的願望相反，他在盛大的典禮中被埋葬在紅場的陵墓中，被黨和國家奉為聖哲，受到了他自己的國家和整個共產主義運動以無數方式表達的紀念。
　　列寧是現代共產主義運動的創始者，共產主義政權和共產黨繼續崇拜他的著作和個人的榜樣，仍然感到必須用他的思想為基準來判斷當前的政策。（參看布爾什維主義；列寧主義條目）




參考書目

① E．H．卡爾：《布爾什維克革命》，1966年英文版。
② T．克利夫：《列寧》，1975—1979年英文版。
③ N．哈定：《列寧的政治思想》，1982年英文版。
④ 弗·伊·列寧：《列寧全集》，1960—1970年英文版。
⑤ M．列文：《列寧最後的鬥爭》（1967），1969年英文版。
⑥ M．利伯曼：《列寧統治時期的列寧主義》，1975年英文版。
⑦ H．里格比：《列寧的政府—蘇聯人民委員會（1917—1922）》，1979年英文版。
⑧ D．舒布：《列寧》，1948年英文版。
⑨ A．D．烏拉姆：《列寧和布爾什維克》，1965年英文版。
⑩ B．D．沃爾夫：《發動革命的三個人》（1956），1966年英文版。


列寧主義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者認為，“列寧主義”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對社會科學理解的發展。因此，列寧主義是一門關於自然和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它闡明了人和社會之間的因果關系，闡明了向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主要組成部分就是作為分析方法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作為研究階級同生產資料和生產力水平關系的政治經濟學，以及科學共產主義（共產主義社會的結構和過程）理論。在較為狹隘的定義上，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內部接受列寧對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所作出的主要理論貢獻的那種趨勢。它特別對為了無產階級和依靠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問題、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問題作了探討，使黨為了工人階級而采取革命行動合法化。它同布爾什維克主義是有區別的，布爾什維主義是以列寧主義為基礎的革命實踐或政治運動。
　　列寧主義者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一種革命階級的實踐，這一實踐首先就涉及奪取政權。列寧主義者強調，共產黨就是起著一種鬥爭武器的作用。共產黨是由有階級覺悟的馬克思主義者組成的，它主要是在民主集中制原則上組織起來的。作為社會黨基礎的工聯主義的危險在於，它注意的中心問題太狹隘，它以經濟條件上的改良為基礎，而不以革命行動為基礎。列寧主義者把黨看作是給受剝削群眾帶來革命理論和政治組織的催化劑，而不指望工人階級意識的自發發展。“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者看來，奪取政權是革命鬥爭的結果，無產階級專政最初是在黨的統治下建立起來的。列寧主義者反對那種認為能夠把資本主義國家拿過來使之服務於無產階級的觀念，或者那種認為能夠采取漸進的手段實現社會主義的觀念。
　　列寧主義者認為資本主義是一種國際的和帝國主義的現象。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積累規律導致商品和資本生產過剩的危機，導致利潤率下降的趨勢；而對利潤的追求則引起資本輸出，引起資本主義世界的暫時的穩定性。帝國主義造成了世界上占統治地位的發達工業國家和被迫進入這一世界體系的殖民社會之間的分裂，它導致了這些國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軍事沖突。這反過來又造成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不穩定性，創造了有利於革命的條件。列寧反對第二國際為社會民主運動參與民族戰爭進行辯護的政策。帝國主義還導致了不平衡的發展，使革命的社會主義大動蕩的焦點轉移到東方；在列寧看來，俄國就是這種典型的情況。資本主義的“最薄弱的環節”就在“不發達”地區或半殖民地區，在這些地區，本土的資產階級是軟弱的，而工業化卻足以產生一個有階級意識的無產階級。另一方面，依靠從殖民地勒索來的超額利潤，宗主國的資產階級能夠暫時地安撫本國的一部分工人階級。“不發達”國家中的社會主義革命的觀念，把農民也作為一種革命變化的力量包括進來。按照列寧和毛澤東看法，在資產階級革命中，農民首次成為重要的社會力量，然後，在社會主義秩序的創立中，貧民和中農又成為工人階級的主要支持者。在東方的社會主義革命以後，宗主國內的資本主義矛盾也變得更嚴重，從而引起了世界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只有在世界範圍內才可能最後完成。
　　同古典馬克思主義相比，列寧主義賦予革命的“苦力”（工人和農民）而不是賦予革命的無產階級本身以更大的作用，賦予“不發達”和半殖民國家而不是賦予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以更大的作用；它強調的是黨的領導作用而不是工人階級的自發行動（參看政黨條目）。羅莎·盧森堡是列寧主義這一論點的主要反對者，盧森堡強調了自發的階級意識的重要性。
　　布爾什維克在俄國革命中的成功使許多列寧主義者認為，列寧主義就是蘇維埃國家的實踐，是全世界範圍內的無產階級專政的“象征”。這種觀點特別同斯大林及其支持者聯系在一起，他們認為，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同蘇聯的利益是一致的。列寧逝世以後，在斯大林統治時期，列寧主義成為被蘇聯統治者和他們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支持者所利用的一種合法的意識形態。斯大林把列寧主義描述成“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策略”（《論列寧主義基礎》）。在這一意義上，列寧主義成了一種關於全世界共產黨從屬於蘇聯利益的學說。在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參看共產主義條目）範圍內同斯大林和蘇聯黨的統治者的對立，使其他的馬克思主義者得以把自己宣稱為列寧革命實踐的真正繼承者，其中最重要的兩個集團就是托洛茨基和毛澤東的追隨者。在以下的意義上，這兩個集團都是列寧主義者，即他們都擁護黨的領導作用，擁護革命的政治行動的首位重要性，他們都支持十月革命，讚同列寧的研究方法。第三個具有較多修正主義色彩的團體見諸歐洲共產主義的擁護者，他們斷言列寧的政策是列寧那個時代的俄國特有的。他們認為，列寧主義的本質特點就是對政治領導和對資本主義的具體分析這類論題的研究方法。按照這種觀點，一個更加公開、更為民主、較少集中化的共產黨，便適合於西歐的情況。如果共產黨要在議會民主制的條件下取得權力，不同階級的和政治的聯盟就是必要的。在堅持階級鬥爭信條的同時，這些思想家認為參與和利用資本主義國家機構在政治上會有更大的好處，認為這是資本主義條件下保衛和擴大工人階級權力的必要因素。他們特別把無產階級專政的觀念看作是列寧主義的特殊運用，而不看作是它的本質，認為這一目標不再適合歐洲無產階級的鬥爭。




參考書目

① P.科里根、H. R.拉姆賽、D.塞耶：《社會主義建設與馬克思主義理論—布爾什維克主義及其批判》，1978年英文版。
② 聖·卡里略：《“歐洲共產主義”和國家》，1977年英文版。
③ N.哈定：《列寧的政治思想》，1977年和1981年英文版。
④ B.克內—巴茲：《列·托洛茨基的社會政治思想》，1978年英文版。
⑤ D.萊恩：《列寧主義—一種社會學的解釋》，1981年英文版。
⑥ 弗·伊·列寧：《怎麽辦？》（1902），1961年英文版。
⑦ 弗·伊·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1916），1964年英文版。
⑧ 弗·伊·列寧：《國家與革命》（1917），1969年英文版。
⑨ 羅·盧森堡：《列寧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載《俄國革命和馬克思主義還是列寧主義》，1961年英文版。
⑩ A. G.邁耶：《列寧主義》1957年英文版。
⑪ 約·維·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列寧主義問題》，載B.富蘭克林主編：《斯大林著作精華》（1934），1973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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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3:02:08

語言學

　　語言學是一門涉及對特殊的語言現象進行系統描述，並對與這一目的相適應的概念體系和理論進行詳盡闡述的科學。它比較各種語言及其變化，解釋在各種語言中所發現的相似和差異，創立解釋語言形式上和職能上特點的理論。它也涉及哲學問題，如人類語言的起源、它在社會中的地位、它同思維和現實的關系等等。
　　馬克思和恩格斯偶爾地、然而卻是以相當系統的方式論述過語言學理論問題。馬克思對於語言學和語言哲學所作的觀察的首要傾向，是涉及語言的本質或性質問題。他們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提出社會理論，包括了物質社會的活動和語言的統一的論題。因此，交往並不是語言的一種機能。相反，語言在邏輯上和在事實上都以人們的相互作用為前提：“語言也和意識一樣，只是由於需要，由於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產生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5頁）因此，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理論的一個具有特征性的論題就是，從本質上而不是從偶然的或從屬的意義上看，語言是一種社會現象。這一假定同意識和語言互為先決條件這一前提聯系在一起，它最初證明的是意識的社會性質這一論題：“意識一開始就是社會的產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5頁）。社會決定的觀念似乎劃清了馬克思主義的語言學概念同強調的天生論說法——這一理論強調了語言能力的天生的、生物上的決定因素——的界限，這就是對喬姆斯基的語言學理論進行某些馬克思主義批判的根據（見“參考書目” ③）。它自然也反對關於個人語言在邏輯上可能性的推測，這為維特根斯坦的“馬克思主義的運用”提供了可能性（見“參考書目” ④）。恩格斯對語言的社會性質的論題作了補充，他從經驗上的假設說明，語言（象意識一樣）起源於勞動。自恩格斯以後，把語言的起源追溯到勞動，就成了各種馬克思主義研究方法的共同要素。對恩格斯首創的假設的最激進的闡述是由盧卡奇提出的，盧卡奇堅持認為，勞動不僅解釋了語言的起源，而且也解釋了語言的結構上的特征。在盧卡奇看來，勞動是包括語言活動在內的人類全部活動的基本的模型。
　　馬克思思想的另一個傾向就是指出了語言、思維和現實的相互關系。按照這些推測，在職能上，語言和思維就象它們的起源一樣，組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統一體，語言是思維存在的方式。這一概念甚至在它的實際的措辭上，都是後康德的“語言哲學”和德國哲學（海德、施勒格爾、博普、格林兄弟、威·馮·洪堡）傳統的直接繼續。按馬克思和恩格斯表述的方式，思維和語言統一的論題，在某種意義上使人聯想起語言學的一種松散的相對主義，即認為語言的結構決定了不同的思維、世界觀方式等等論題（薩皮爾—沃爾夫假設、新洪堡主義等等）。然而，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都不接受語言學的相對主義，他們通常只把這種或那種形式的反映論作為出發點，把重點放在人類思維形式的普遍性上。所產生的矛盾可以用幾種方式加以解決。人類思維的普遍性同語言類型學所描述的普遍的語言結構有關。這種觀點是從語言形式的角度來探討普遍性的。另一個解決方式就是言語從屬於行為範疇（如表現為言語行為理論），或者把語言追溯到作為人類生活普遍條件的勞動。
　　馬克思關於語言學理論推測的第三個傾向是要處理社會階級和意識形態的關系。能夠在語義學層次上加以解釋的這種思考，似乎證明了《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資產階級的語言”的假定。另外，馬克思還指出：“觀念不能離開語言而存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9頁），而且“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52頁）。這些思考所得出的結論就是，語言的使用具有階級關系和意識形態的特征，統治階級的權力擴展到語言的使用上。這里產生了一個極為困難的問題：語言是否具有上層建築（正如它把意識形態包含其中那樣）的特征？（參看基礎和上層建築；意識形態條目 ）最可信的回答就是，在馬克思看來，語言只是以社會所具有的一般性為前提條件（即人類活動必然的集體的性質），它同具體的社會意識形態結構的相互聯系是在語言使用的特殊的次要規則層次上表現出來的。這種相互聯系的經驗上的問題，現在屬於社會語言學的領域。
　　在博普·格林和狄茨著作中出現的歷史比較語言學或“現代歷史語法學”的結論，常常被馬克思和恩格斯作為科學上的準則而提及。恩格斯論述過比較語言史問題。他在論述古代日耳曼歷史，特別在論述法蘭克時代和法蘭克語言的手稿中，總結了他在比較語言史研究中的發現（恩格斯：《論德國的史前史》和《法蘭克時代》，見“參考書目” ⑥）。例如，恩格斯在研究了部落方言變音形式和語音特點之後，批評了德語方言的分類，這種分類以所謂第二德語元音的音變為基礎，並認為每一種方言不是高地德語就是低地德語（見恩格斯：《法蘭克時代》）。因此，他在地理學上和語言學上對法蘭克方言進行了更確切的重新構造。恩格斯這些手稿是以講這種語言的共同體的歷史為依據並把邏輯方法和歷史方法結合起來考察語言的發展，從而構成了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的基礎。
　　在20世紀前半期，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理論上顯示出兩種趨勢。第一種趨勢回到了馬克思關於語言和意識之間關系的理論上。就如盧卡奇所解釋的那樣，馬克思的某些分析揭示了對象化對語言的作用。在《歷史和階級意識》中，盧卡奇暗示可以在此基礎上貫徹“從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出發的語言學研究”的可能性（見“參考書目” ①，第209頁注釋16）。這在本質上是開始於20世紀60年代的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所走的道路，這種研究方法除了涉及其他論題外，還涉及“語言異化”的論題。結果，語言學理論加進了諸如“語言勞動”、“語言工具”、“語言資本”等範疇（見“參考書目” ⑤）。
　　語言是一種社會和意識形態現象的論題由蘇聯的語言學作了解釋，這主要受到馬爾觀點的影響，馬爾在20世紀30年代指出語言具有階級特征，因此是上層建築的組成部分。在馬爾看來，語言一開始就是作為階級統治的手段存在的，它由每一階段階級鬥爭的發展所決定。由於語言創造過程（語學發生）的這種統一性，因此所有已知的語言都可能歸結為相同的因素，而語言之間的區別則由它們出現在語言發展的不同階段這一事實來加以解釋。在馬爾看來，語言由階級決定就意味著不同的語言表現為不同階級的產物，而不表現為部落的、種族的和民族共同體的產物。馬爾的觀點戰勝了由巴庫丁（伏洛西諾夫的筆名，他的著作是語言哲學年代的傑作，見“參考書目” ⑧）提出的對立的概念，巴庫丁也把語言看作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的現象，但他並不認為語言的共性同階級的區別是一致的。各種階級使用同一種語言；因此，不能假定階級鬥爭決定語言，而應該認為階級鬥爭是在語言內部進行下去的。用他的話來說就是：“符號成為階級鬥爭的舞台”（見“參考書目” ⑧，第23頁）
　　對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研究產生長期影響的第二種趨勢，同伏洛西諾夫和馬爾關於語言的社會性質的概念形成奇妙的對照。它同巴甫洛夫的反映論有關，這種反映論認為語言同第二信號系統是一致的。同在辯證唯物主義結構內部對語言和認識內在關系學說的闡述相比較，上述觀點對一般語言學的影響較小。科學史和意識形態上的怪事是，巴甫諾夫的自然主義和馬爾主義一直是官方一致和同時認可的學說。
　　斯大林論述語言學的文章結束了馬爾主義的統治地位（見“參考書目” ⑦）。簡單地說，斯大林主要證明的是，語言不能歸結為基礎和上層建築二分法內的一個方面。按斯大林的看法，語言應該解釋成同勞動工具相仿佛，因為它能服務於不同的社會制度。
　　盧卡奇對運用和闡釋巴甫洛夫反映論作出了值得注意的嘗試，他在包括日常語言在內的日常生活理論中，提出了所謂“第一信號系統”的命題（見“參考書目” ②第2卷，第11—193頁）。他也批判了巴甫洛夫的自然主義，在以後的著作中，他討論了語言最初是社會再生產的一種因素，是社會生活繼續下去的一種手段問題。
　　關於馬克思主義同當代語言學關系的一個根本問題就是，我們現在是否能夠提“馬克思主義語言學”，如果能夠的話，又是在什麽意義上這樣提？馬克思主義史表明，在對人類語言的解釋中，存在著馬克思主義的獨特的研究方法（當然，有好幾種形式）。因此，存在著馬克思主義的語言哲學理論，這種理論把語言的社會特性和社會交往作用放在首位。這一研究方法甚至擴展到對語言結構問題的解釋上。然而，至少在當前語言學的研究中，在對語法結構形式表現的探討時，專注於社會特征的研究可能消失了，語法結構最終成為現代理論語言學研究的首要目標之一。一種理論是否具有馬克思主義特征，並不取決於對語法描述的水平，而是取決於把人類語言學的知識同我們知識總體結合在一起的水平。




參考書目

① 喬治·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1971年英文版。
② 喬治·盧卡奇：《美學的特性》，1963年德文版。
③ 奧古斯托·龐齊奧：《語言產生和社會意識—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理論及其傳播》，1973年意大利文版。
④ 費里哥·羅西—蘭第：《維特根斯坦對馬克思的利用》，1968年意大利文版。
⑤ 費里哥·羅西—蘭第：《語言學和經濟學》，1975年英文版。
⑥ H．羅斯欽斯基和B．雷查拉夫—克勒塞合編：《馬克思恩格斯論語言、文風和翻譯》，1974年德文版。
⑦ 約·維·斯大林：《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1950年英文版
⑧ V．N．伏洛西諾夫：《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哲學》，1973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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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3:03:21

文學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美學觀點通過他們關於文學（包括戲劇問題）的觀念而得到具體化，並受這些觀念的支配，而其他的藝術幾乎沒引起他們的注意。絕大部分是在他們的通信中提出的思想、看法和偶然的評論，累積了他們對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一些尖銳的、具有明顯獨創性的貢獻。但是，馬克思的這些論題並不構成文學理論的綜合體系，它們並不是完整無缺的，這主要是由傳統上稱作著作的“內容”，而不是著作的“形式”所確定的。而且以後的馬克思主義者雖然經常推動文學批評的“傳統”，但提供的卻是一種不可靠的“傳統”，因為他們的解釋既被當時的意識形態的潮流所中和，也被他們有時對馬克思和恩格斯已提出的文學研究的根本基礎的無知所弱化（馬克思和恩格斯論述這個問題的分散著作的第一部簡要的選集，直到1933年才由M．利夫希茲和F．P．希勒編輯出版，1945年前幾乎沒人利用過這一選集）。盡管在恩格斯逝世之後，在各種論題開始被系統地加以闡述和提出馬克思主義文學研究結構之前的這半個世紀中，也有過兩位值得注意的早期試圖發展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人物，這就是梅林（1893年）和普列漢諾夫（1912年）。
　　在這個領域中，嚴格地構成後來的馬克思主義作家著作基礎的有價值的東西，可以用表現現實加以概括。這一分析的基礎就是馬克思的歷史理論，這一理論涉及辯證的和唯物主義的研究方法。因此，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決不能被歸結為僅僅是道德的評判，更不能歸結為只是對政治的讚美和譴責。從這個角度來看，文學研究必定導致倫理上的和行為上的重新評價和抉擇，但是，這是為了理解和分析的目的而對（文學）現實性利用的結果。馬克思主義者注意的主要論題就是階級標準、現實主義作品的方法和接受，以及文學經驗中的異化和消除異化。

　　階級標準

　　用社會階級的方法，把作品中現實表現的重要因素分離開，在馬克思以前就已開始，這顯然是由斯塔爾夫人提出的。由於工業資本主義的興起，由於取代農民而成為主要的社會群體的貧窮的城市無產階級的興起，文學創作者和批評者同樣強烈地意識到社會形式的相對不穩定性，意識到“階級”的倫理和政治對於未來社會的形成所起的作用。馬克思是青年黑格爾派中的一員；在德國，青年黑格爾派把社會生活及其文學表現中的事件理解為歷史的和可變的。馬克思最先就打算成為一位富有熱情的幻想和使社會望而生畏的批判詩人，就像他的朋友恩·泰·亞·霍夫曼、亨利希·海涅和斐·弗萊里格拉特一樣，但是，他放棄了這一目標，因為他更多地沈浸在哲學和社會思想中，並在從事政治評論和政治活動中，成了國際工人運動的領導人物。
　　從馬克思發現（在19世紀40年代早期）無產階級是“現實本身的思想”的時候起，階級就是馬克思思想中的一個關鍵因素，因此，馬克思主義的文學思想必然以在文學創作和接受中受社會階級影響的一整套價值為準則。同時，這一論題也必然被看作是從大量批評者對特定文學作品的見解和錯誤中逐漸地產生的。實際上，對文學進行階級分析的關鍵性概念——階級標準的概念——不是由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而是由普列漢諾夫提出的，普列漢諾夫和梅林都被作是最早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家。
　　階級標準的概念能運用於與文學作品相關的一系列事物中，從對政治觀點的明確的闡述（這或多或少同階級關系有關，在青年黑格爾所謂的有傾向性的作者中最為常見），一直到馬克思在1860年2月29日給弗萊里格拉特的信中，頗為稱許地描述了對“按偉大歷史意義上來講”（即按人類進步運動意義上來講）的黨的讚成。然而，馬克思仍然懷疑大部分作家是否能夠跳出自身的利益（階級利益）而寄情於真正博大的文學上，但是，當這種情況發生時，馬克思還是頌揚其成就的，如對巴爾紮克的小說（盡管他自稱獻身於君主政體的原則）。另一方面，馬克思甚至（或者特別）嘲笑社會主義者和激進的作者，他們盡管樹起了平等和博愛的旗幟，但仍然受他們的階級出身和階級地位的支配，歐仁·蘇就是馬克思早期嘲笑的目標（參看《神聖家族》第5章；並參看“參考書目” ⑩，第4章）。
　　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對文學中和階級相關的事物的分析，廣泛地蔓延開了，從強調階級鬥爭（參見索羅蒙在1979年發表的論著，第292—300頁）的巴庫丁的激進人道主義（1929年，1965年），到戈爾德曼的“原生的結構主義”。戈爾德曼的著作（1955年、1964年、1980年）從一個階級所表現的“世界觀”的角度出發來對文學進行考察。列寧以故事情節分析為基礎來對文學所作的那些寥寥無幾的論述，完全被那些在20世紀30年代期間在布爾什維克文學批評中廣為流行的“庸俗”分析的著作所代替。在那些著作中，作者的階級出身被看作完全地和永久地決定他的態度和興趣。這種把“階級標準”的概念歪曲成一個簡單的貼標簽過程的分析，由蘇聯批評家V．弗里契作了示範；然而，這種觀點最近又被薩特恢覆了，薩特以極不相同的思想過程對福樓拜的階級教育作了大量的研究。不用說，在敏感的批評者手中，“內容”的價值是作品中主要意義所在，因為作品的文學成就終將控制讀者數量。

　　現實主義的方法

　　馬克思和恩格斯從本質上所進行的系統論述，為理解社會階級的描寫和在作品敘述的可能性之間的關系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在這里，新黑格爾者的“典型性”概念是關鍵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評論了拉薩爾在構造他的歷史劇《弗蘭茨·馮·濟金根》中的文學方法（見1859年4月19日馬克思給拉薩爾的信），這些書信以及恩格斯後來的一些書信，都仔細地推敲了他們關於小說中表現歷史現象的論題。因此，恩格斯在給瑪格麗特·哈克奈斯的信（1888年4月初）中，談到她的小說《城市姑娘》時指出：“如果我要提出什麽評論的話，那就是，您的小說也許還不是充分的現實主義的。據我來看，現實主義的意思是，除細節的真實外，還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0—41頁）。盧卡奇對文學現實主義的研究就是對這種說法的主要的、雖然是狹義的注釋。
　　對馬克思的文學現實主義概念的探討只是以這種說法開始的，這種說法就是寫小說可以像寫歷史著作那樣真實（甚至更為真實）。馬克思讚賞霍夫曼和巴爾紮克的充滿幻想的故事；而對於人們在閱讀那些遵循一種在敘述描寫上不受幹擾的“反映”論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作品時所提出的問題，沒作任何暗示。早期的馬克思主義作者，如美國的L．弗雷納（論舞蹈、未來主義）提出了布萊希特和其他人在20世紀30年代爭論中詳細闡述的問題，後者爭論的是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參見布洛赫等合著的《美學和政治》一書，1977年英文版）。最後，卡夫卡的著作似乎提出了決定性的論題。在具有更大自由的後斯大林時代，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家跟菲舍爾、加羅迪、芬特斯等現實主義的“叛徒”所讚賞的卡夫卡的觀點相對立。由於在蘇聯的正統觀念統治時期，在蘇聯執政黨在國外所控制的知識界內，許多馬克思主義的或馬克思式的藝術家曾自由地對象征主義、幻想、超現實主義、諷喻手法和主體性作了試驗，所以那些共產主義編者和獨斷者對一些爭論問題的提法，便在很大程度把人們引入歧途。只有在對電影制作者、詩人、小說家、畫家、工業設計者和其他創造性的貢獻者作了合適評價後，豐富的馬克思主義現實主義理論史才可能寫出來。這將是一項巨大的和具有啟發性的任務。

　　異化和消除異化

　　馬克思的異化概念是以他對的歷史理論中階級鬥爭論題為基礎的，這對文學理論來說也是正確的。開始在小說中作為階級標準（在其他有意義的因素中）理解的東西，卻使具有理解力和受過訓練的批評家和理論家得出虛幻的、以體裁為基礎的以及（或者）以沖突、混亂和失去人種潛力的社會生活為結局的文學上的形式標準。因此，馬克思在談到歐仁·蘇的小說《巴黎的秘密》對女主人公所期望的一般人性時，認為事實上她背叛了作者的觀念和經歷的狹隘性。他更廣泛地評論道，工業時代已生產出創作觀念上的貧困——古希臘的神話和美學的和諧將不再能看到—資本主義社會統治階級的特征受性欲驅使而失去了這些品質，而這些品質在文藝覆興時期在統治者圈子內獲得過最高的讚揚（參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導言〉》）。
　　詳盡闡述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學方面對個別文學作品的評論是可能的，而結果就將使許多馬克思主義追隨者的詳細得多的文學論述相形見絀。對生活質量的降低和對人類自我實現潛在性歪曲的憤慨情感，在馬克思的著作中(特別是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家手稿》中)是最重要的。正是這種作為動機的和有權威的因素，以及他意識到消除異化（這個術語雖是莫拉夫斯基在1974年使用的，見“參考書目” ⑨）作為一種道德的可能性和實踐的指導方針有助於促進憤慨情感強烈的範圍和程度，使馬克思主義有別於我們時代的其他哲學和歷史理論。
　　把一種被認為幾乎是空想的東西運用於對經驗事實的批判分析是極大的冒險。對喪失、縮減、無知、混亂和貧乏的感覺，可能會掩蓋事物的詳情。從方法上說，也不允許采取這樣一種研究方法，這種方法並不提出異化的事物及其存在空間的概念，而是武斷地假定，對存在物的解釋只能達到一定點為止，也就是在需要求助於可資利用而又缺乏的解釋手段之前。然而，一般說來，文學和藝術卻是推行上述方法的理想領域。巴羅（1978年）像目前其他的批判的馬克思主義者一樣，強調“一切藝術的解放的和人性化的力量”。藝術家和作家都是異化和消除異化難題的共同探討者，而美學（文學）的價值就是把最明確的消除異化的價值準則授予公眾領域。（參看美學；藝術條目）




參考書目

① 李·巴克森德爾：《馬克思主義和美學—書目選注》，1968年英文版。
② 喬治·比茲特雷：《馬克思主義的文學現實主義的模式》，1978年英文版。
③ 克里斯·布洛克和大衛·佩克合著：《馬克思主義文學批判指南》，1980年英文版。
④ 彼得·德梅茨：《馬克思、恩格斯和詩人—馬克思主義文藝批判的起源》，1967年英文版。
⑤ 特里·伊格爾頓：《批評與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研究》，1976年英文版。
⑥ 盧西恩·戈爾德曼：《論小說社會學》（1964），1975年英文版。
⑦ 弗雷德里克·詹姆森：《馬克思主義和形式——20世紀文學的辯證理論》，1971年英文版。
⑧ 喬治·盧卡奇：《我們時代的現實主義—文學與階級鬥爭》，1964年英文版。
⑨ 斯蒂芬·莫拉夫斯基：《美學基本原理研究》，1974年英文版。
⑩ S．S．普勞厄：《卡爾·馬克思和世界文學》，1976年英文版。
⑪ 羅伯特·韋曼：《文學史的結構和社會》，1976年英文版。
⑫ 雷蒙德·威廉斯：《馬克思主義和文學》，1977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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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3:04:23

邏輯學

　　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論著的特征，就是對取自傳統邏輯範疇表中範疇的自覺利用。起著重要作用的範疇有否定、量、關系、必然性。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方法是在這些範疇的結構內展開的。對這些範疇的解釋是一種現實主義的解釋；範疇被看作包括思維在內的現實的形式（參看實在論條目）。

　　範疇

　　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邏輯學的最重要的特征，但是，對辯證法的理解是以馬克思主義對傳統範疇的看法為基礎的。

　　否定

　　否定是內在的而不是外在的，這是馬克思主義邏輯學的基礎。在論述判斷形式的形式邏輯中能找到類似的東西，人們可能發現，“所有的都不是紅的”中的賓詞否定跟“不是所有的都是紅的”中的判斷否定相比，要更接近於內在的否定。然而，更為直接的考察必然超出形式邏輯的範圍。
　　在一個體系的發展中，每一種新的決定因素以數種方法中的一種來否定這一體系。它要麽把自身加到這一體系上，從而斷定以前統一體中存在著多重性。現在存在的是這一體系和這一體系內部發展起來的增加的決定因素；或者就是破壞這一體系，從而斷定它本身就是一個不同於以前統一體的統一體。否定在其內在意義上是統一體中多樣性發展的過程。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就是一種內在的否定。它不是一種以超越社會原則為基礎的否定，而是一種以資本主義社會內部工人階級觀點為基礎的否定（參看法蘭克福學派條目）。

　　量

　　交換價值（參看價值條目）和抽象勞動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中根本的量。對質上不同的使用價值之間（為了獲得交換價值）和質上不同的勞動的具體耗費之間（為了獲得抽象勞動）的抽象，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建立是至關重要的。對這種抽象和其他類似的抽象闡述，是為了在量的變化的基礎上解釋質的變化這一顛倒的過程。質的變化是由量的變化引起的這一變動規律，賦予馬克思主義以唯物主義的特點（參看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第2章）。在這里，量具有外延量值——超出部分之外的部分——的意義。同黑格爾把量看作是要在統一體中加以克服的外在性相反，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認定量的概念是它基本理論結構的組成部分（參看唯心主義條目）。

　　關系

　　盡管量的組成部分之間的關系可以是不相通約的外在的，但是，馬克思主義者利用了內在關系的重要性。這些關系應該是圍繞著整體的，整體內的這些關系都有其名稱。社會生產關系是圍繞著社會制度的行為者之間的關系。社會整體一直保持著邏輯主體的作用，這種邏輯主體不可能消失在一連串的多重關系中（見“參考書目” (○,12)12，第3章）。社會整體具有多重的方面，這些多重的方面內在地聯系在一起（參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因此，由於確定了內在關系的這種重要性，也就排除了原子論者的世界觀。其推論就是，一個原因並不是孤立地而是作為整體的一個方面產生其結果。另外，在原因和結果是同一體系的兩個方面的時候，它們就相互作用或相互影響，因為結果所表現出來的變化就是原因所屬的那個體系的變化。

　　必然性

　　趨勢決定必然性。但是，趨勢的實現也可能受到阻礙。因此，與傳統的模態關系相對比，必然性並不意味著現實性，至多只意味著可能性。如果某一事物是必然的，那麽，它是否發生和在什麽時候發生，以及它的出現都是以趨勢為根據的。對趨勢的阻礙並不總是偶然的；整體的否定性是這些整體內對抗或矛盾趨勢的基礎。由於這種對抗，必然性以及科學的規律所指出的是理想的發展，而不是現實的發展（見“參考書目” ⑥，第2篇第1章（C）節（b）；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第13章）
　　勞動場所社會化的趨勢必然導致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然而這一趨勢是同懲罰勞動力的趨勢相稱的，這必然導致勞動過程越來越少地受勞動者的控制。這兩種理想的發展其中——每一種發展都顯露出必然性——同勞動場所實際的發展趨勢不相一致。

　　辯證邏輯

　　現實是辯證的，因為現實的變化是由矛盾產生的（參看矛盾條目）。非馬克思主義者是難以讚成矛盾的，在馬克思主義者中間對矛盾的性質也有爭論。

　　矛盾

　　為了理解矛盾，只要把上述幾個範疇集中在一起就可以了。首先，矛盾的極點包含在一個整體內，因而具有內在的聯系。其次，矛盾本身反映了多重性據以從統一體中產生的那種現實的否定性。這類矛盾並不都象“a是紅的和a不是紅的”這樣的形式上的矛盾。形式的矛盾是“a是H和a是G”的一種特殊情況，它代表了統一體a內部的多重性——H和G，因而是矛盾的基本類型。如果H和G是外在的決定因素，就像柏拉圖的賓詞理論那樣，那麽，a的統一和它的決定因素之間就不存在緊張關系。但是，這里的決定因素是內在的。第三，統一體和多重性之間的緊張關系是通過自身的變化得到解決的。這種特殊類型的變化是由同矛盾的每一極點聯結在一起的趨勢所確定的。這些趨勢的相互作用是一種否定之否定；最初的否定是一個一元整體內部的多重性的確定，後一個否定則是由統一體和多重性之間的緊張關系所造成的變化（參看恩格斯：《反杜林論》第13章；另見“參考書目” ④，第4章）。

　　選擇邏輯

　　非馬克思主義者否定矛盾的一個根據，就是既然相信矛盾包含在一切事物中，那麽，在辯證法的體系中，豈非一切都能加以證明。然而，在把所指的東西解釋為具有“永存性”或是一種“相關的”關系的形式體系中，矛盾可能被孤立起來，而無須一切都加以證明。更使人感興趣的是這樣的事實：一個具有永存性的完整的形式體系，能夠在這一體系內的一定的命題和否定都是定理的基礎上建立起來，非矛盾的古典規律——非（A和非A）——也是一個定理（見“參考書目” ⑩）。其意義就是，在形式邏輯中，不存在確切的理由來反對世界為某些形式的矛盾提供基礎的觀點。因而，在形式邏輯中，更不存在確切的理由來反對世界為表現統一體和多重性之間緊張關系這種更基本的但更松散的矛盾提供基礎的觀點。這種證明一個不協調的世界是可能的意圖，同康德那種認為矛盾只是屬於思維本身的觀點是背道而馳的。按康德的觀點，辯證法必須歸結於思維，因而不可能成為物質世界的組成部分。

　　解釋方法

　　辯證的觀點並沒有給解釋提供圓滿的方案，但它是以把社會科學中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方法和它對手們的方法區分開來。

　　抽象

　　理論和實踐都是社會存在的組成部分。它們的孤立趨向從來沒有充分地實現過。它們作為社會存在的對立要素而相互作用。由於量變構成質變的基礎這一事實，這種相互作用必然同那種認為解釋概念和假定的結構也是實踐的觀點相一致。這同那種認為它們是作為觀念的產物產生的觀點是對立的，這種觀點對於它們所表現的現實是否存在的問題陷入了不可知論中。理論的概念是抽象的，但這並不是因為它們是觀念的產物。對它們的抽象是以實踐為起點的（見“參考書目” (○,11)11 ，第5章）。在實踐中，一個現實的一定方面總涉及對總體的抽象。一個概念表現的是在實際的或在可能的實踐中所要加以強調的現實的方面。
　　作為一個理論整體，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就是抽象的，這種抽象所表現的就是社會存在的一個極其有限方面的趨勢。為了對所要獲得的具體要求有用，一種抽象理論必然同社會存在的其他方面的要求結合在一起。經濟關系、政治關系、性別關系以及意識形態，是我們社會的全部方面（見“參考書目” ①第6章）。那種認為存在著包括一切方面的理論觀點，同理論的抽象和實踐可選擇的性質是不相一致的。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假定，這些方面的任何一方面理論，都將把經濟理論看作是起作用的結構。

　　決定

　　馬克思主義者是通過找出決定事物的因素來解釋事物的（參看決定論條目）。馬克思主義內部仍然在兩種決定觀點之間搖擺不定。一種觀點認為，決定是一種作為前提的事物，它對結果起促進、產生或提供時機的作用。對於這是否能夠成為這種事物的結果的懷疑，來自對這種決定觀點怎樣適合辯證法的考察。如果關系對整體來說是內在的，並且對所有的關系來說都依靠這些整體，那麽，決定——作為一種促進或者產生的關系——本身必然是由潛在的整體特點所決定的。因此第二種觀點就是，決定是一種能使整體內部的關系成為可能的整體的本質的事物。由於這些觀點不是互不相容而是互相補充的，因此，重要的是承認這兩種決定在馬克思主義中都有其地位（見“參考書目” ②第1章第3節；“參考書目” ⑤）。
　　唯物主義在對歷史的闡釋中，斷定經濟理論在解釋中具有首位重要的作用（參看歷史唯物主義條目）。這種首位重要性所容納的不是作為前提促進的決定，而只是作為能使整體內部的這種前提促進成為可能的整體的性質的決定。在很多方面，經濟學在社會科學中具有的首位重要性，就象物理學具有的首位重要性的例子一樣（見“參考書目” ⑦，第5章）。

　　目的論

　　不容懷疑，許多馬克思主義解釋中都有目的論的特點。有時候，生產資料的發展要求改變生關系；有時候，生產關系的保存要求改變生產資料。這類說法不可能簡單地用前提的促進加以表現，前提促進已經卷入其中。這一觀念是指，我們解釋一個事件就在於：如果這一事件發生了，那麽，它就是合乎事物狀況的某種要求的促進（見“參考書目” ③，第9章）。裝配線就是由這樣的事實加以解釋的，如果存在著一條裝配線，生產工人就可能更容易被管束。目的論的解釋沒能消除對以整體的特點為基礎的決定的需要。只是在某種社會整體內——在一種服務於特權的剝削社會內——裝配線的存在只是因為它更易於管束工人。

　　現實的層次

　　在馬克思主義者中間，上層建築的地位和現象的地位是有爭議的（參看基礎和上層建築條目）。經濟基礎決定意識的上層建築（參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這可以用兩種決定觀點加以解釋。認為上層建築是由作為前提促進的經濟基礎引起看法，留下了難以克服的問題，即沒有發展的觀念體系，經濟基礎怎麽可能存在。於是，人們便試圖運用第二種決定方式來解釋基礎—上層建築這一比喻，即認為基礎是一種經濟結構，在這一經濟結構內，文化的、政治的及經濟的情況的混合能夠促進觀念的變化。
　　現象不是作為經驗主義的認識基礎的那種感知（參看經驗主義條目）。現象，如作為產品客觀特征的交換價值現象，在本質上是意識形態的。可見，現象和現實的區分是一種社會區分，而這種區分是經驗主義的那種感覺和理論的區分所從來不打算做的。現象需要用理論武器加以評判，而不能用來作為理論基礎（參看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1章第4節）。

　　相對性

　　馬克思主義全部的解釋邏輯是一種相對性的邏輯。在實踐範圍內形成的理論和概念是為了推動實踐。因此，理論和概念同既定的客觀環境有關。只有當整體內事物的內在聯系被放棄了，概念和理論才可能被認為超越了實踐。另外，因果上的和目的論上的聯系同使它們成為可能的那些整體有關，因此，它們沒有普遍的適用性。
　　馬克思主義關於概念的觀念不同於那些強調關於語言學相對性的觀念，這類觀念起始於語言學，並且不可避免地受語言學限制。但是，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概念的相對性是同社會、從而最終是同階級，以及包含了物質體系的環境有關。因此，這是一種唯物主義的，而不是唯心主義的相對性。
　　許多馬克思主義者承認，相對性是通過理論和實踐的統一來達到的，但是，他們尋求的是超越實踐的出路。有些人尋求出路的觀點是認為，在感覺的判斷上，我們得到的是現實本身（見“參考書目” ⑧，第2章第5節）。其他一些人尋求出路的觀點是，賦予無產階級前途以特殊的地位——這種前途能夠與眾不同地確定不被歪曲的現實的觀點（見“參考書目” ⑨；第3節）。以上這些觀點都同賦予概念和理論以相對特點的辯證法觀點相抵觸。




參考書目

① 路易·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1970年英文版。
② 埃蒂耶納·巴里巴爾：《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概念》，載路·阿爾都塞和埃·巴里巴爾合著：《閱讀〈資本論〉》，1970年英文版。
③ G.A.科恩：《卡爾·馬克思的歷史學說》，1978年英文版。
④ 米爾頓·菲斯克：《辯證法和本體論》，載J.梅法姆和D.H.魯賓合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爭論問題》第1卷，1979年英文版。
⑤ 米爾頓·菲斯克：《決定和辯證法》，1981年英文版。
⑥ 喬·威·弗·黑格爾：《邏輯學》（1812—1816）第2卷，1929年英文版。
⑦ 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1970年英文版。
⑧ 弗·伊·列寧：《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1908），1962年英文版。
⑨ 喬治·盧卡奇：《物化和無產階級意識》，載《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1971年英文版。
⑩ 理查德·勞特利和羅伯特·K·邁耶：《辯證邏輯、古典邏輯和世界的一致性》，1976年英文版。
⑪ 阿爾弗雷德·索恩—雷瑟爾：《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1978年英文版。
⑫ 金德里奇·澤倫尼：《馬克思的邏輯》1980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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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3:05:31

羅曼·羅斯多爾斯基



　　1898年，羅曼·羅斯多爾斯基（Roman Rosdolsky）出生於當時隸屬奧匈帝國的倫貝格（Lemberg；現為烏克蘭的利沃夫，L’vov）。作為著名烏克蘭語言學家的兒子，他在烏克蘭民族主義的環境中長大，但尚在讀高中時就加入了社會主義運動，並成為了一名有堅定信仰的國際主義者。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和朋友們成立了在地下活動的“加里西亞國際革命社會主義青年” 組織（The International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Youth of Galicia），該組織編輯了一份致力於反戰鬥爭的非法期刊。俄國革命爆發後，該組織的一些成員成為了西烏克蘭共產黨（該黨後來加入了波蘭共產黨）的領導人。30年代初，黨的幾乎整個領導層成為了於蘇共和蘇聯內部開始發生的大清洗的犧牲品；羅斯多爾斯基當時不住在烏克蘭，因此免遭毒手。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羅斯多爾斯基移居到了布拉格，此後又到了維也納。在維也納，他為“莫斯科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Marx-Engels Institute, Moscow）工作了幾年，為此他對維也納檔案館的歷史資料進行了研究。他在三十年代初加入了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直到生命的盡頭都認同托洛茨基的思想。
　　作為一個遭受民族壓迫的農民國家的一員，羅斯多爾斯基的主要興趣是對民族問題和農民歷史的馬克思主義分析。他以所寫的名為《馬克思與恩格斯和“沒有歷史的民族”的問題》（Marx and Engels on the problem of the nations without a history，德語）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1934年奧地利法西斯主義者奪取政權後，他不得不離開維也納，回到自己的祖國，而烏克蘭已經淪落到波蘭的境地。他在倫伯格大學經濟史研究所工作，隨後出版了《東加利西亞村莊社區及其解體》（The village community in East Galicia and its dissolution，Lwow，1936，波蘭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打斷了他的兩卷關於加利西亞農民壓迫的著作的出版工作，這套書直到1962年才在華沙出版。
　　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羅斯多爾斯基居住在克拉考（Cracow）。1942年，他被蓋世太保（Gestapo）囚禁。隨後幾年，他在德國的奧斯威辛集中營、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和奧拉寧堡（Oranienburg）集中營度過。戰爭結束後，他在奧地利一所工會學校教了一段時間。 1947年，他前往美國。在那兒，他的政治經歷使他無法獲得學術職位。但他偶然地在美國一家圖書館中發現了“在西方只有三到四份的莫斯科版原件（1939—1941年出版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他立即意識到該手稿的巨大理論意義，並花了幾年的時間對其作系統性的評注，這項成果便是羅斯多爾斯基最著名的著作《馬克思〈資本論〉的形成》（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在他去世後才得以出版）。
　　在美國居住的最初幾年，羅斯多爾斯基從他的論文《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沒有歷史的”民族的問題》（Frederick Engels and the Problem of the Peoples Without a History，《社會歷史年鑒》（Archiv fur sozialgeschichte）第四卷，漢諾威，1964年）入手完成了另一項理論工作：他批判了1848年革命期間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一些斯拉夫小民族的立場，並提出了這樣的論點，即由於革命中的波蘭與匈牙利貴族不願真正地解放農民，因此後者投靠到奧地利君主勢力的陣營。
　　羅斯多爾斯基在《1848-1849年奧地利國民議會中的農民代表》（The peasant deputies in the Constituent Austrian Reichstag 1848-9）一書中也考察了農民在1848年革命中的作用。在這部作品中，羅斯多爾斯基根據他對奧地利檔案館的詳盡研究，從自由資產階級和貴族無法對土地問題實施雅各賓主義”式的解決方案這一角度解釋了1848年革命失敗的原因。
　　羅斯多爾斯基在其晚年打算寫一部關於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的歷史著作。這項工作是為了反駁自列寧去世以來逐漸傳開的謊言，即他會支持“和平共處的政策”。羅斯多爾斯基只寫完了兩章內容：一章考察機會主義的社會基礎、帝國主義時代戰爭的物質根源，以及布爾什維克與考茨基主義的鬥爭；另一章則考察了1918年1月在維也納舉行的罷工——這是表明當時的社會民主黨人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背叛工人階級鬥爭的具體案例。
　　1967年10月20日，羅曼·羅斯多爾斯基在底特律去世。


盧卡奇，喬治

　　1885年4月13日生於布達佩斯，1971年6月4日在布達佩斯逝世。
　　盧卡奇作為哲學家、文學批評家和匈牙利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人（1919年到1929年間）之一，度過了漫長而緊張的一生。他是多產的作者，他的第一本書出版於1902年，幾乎是在70年後他完成了《社會本體論導論》，在他逝世前不久，還留下了最後打算寫的著作，即他的回憶錄的提綱，這部回憶錄恰當地取名為《經歷過的思想》。
　　1918年以前，盧卡奇曾信仰客觀唯心主義體系，受到柏拉圖、康德、黑格爾和克爾愷布爾的影響。（1908年前，盧卡奇就第一個覆活了克爾愷布爾的著作）。他是喬治·西梅爾、麥克斯·維貝爾和恩斯特·布洛赫的朋友，他在德語上花了很多時間，後來他的許多著作都是用德語寫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是匈牙利“星期日俱樂部”的知識上的領袖，這個俱樂部同弗里格斯·安塔爾、貝拉·巴拉斯、貝拉·福加拉西、阿爾諾德·豪澤爾、卡爾·曼海姆、卡爾·帕蘭尼、威廉·斯澤拉斯、查理·托爾納、尤金·瓦爾加和其他人聯系在一起。1917年，盧卡奇和他的朋友們組織了“精神科學自由學派”，巴爾托克和科達利也參加了這個學派，這一階段他的主要著作有：《心靈和形式》（1910年）、《現代戲劇發展史》（1911年）、《美學文化》（1913年）、《小說理論》（1916年）、《海德爾堡的藝術哲學》（也就是他逝世後出版的《海德爾堡美學》，這部著作開始寫於1912年，1918年放棄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最後一年，盧卡奇全心全意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觀點，並在1918年12月參加了共產黨。在1919年匈牙利公社的幾個月中，他擔任教育和文化部長（“人民委員”），他任命了他的一些朋友和同事（安塔爾、巴爾托克、科達利、曼海姆、瓦爾加和其他人）擔任政治文化的重要職務。匈牙利公社崩潰之後，他逃離匈牙利；直到1945年，他為了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才回到匈牙利，把霍爾蒂政權對他作出的死刑判決置之度外。他在奧地利、德國和俄國過了若幹年僑居生活後，於1945年8月回年匈牙利，擔任布達佩斯大學美學系主任。
　　盧卡奇作為馬克思主義者，他的活動表現為5個不同的階段。

　　（1）1919—1929年。作為匈牙利共產黨的領導人之一，盧卡奇大量地參與日常的政治鬥爭，這一政治鬥爭被內部因素的對立敗壞了，並不斷地遭到貝拉·庫恩和他在第三國際的朋友們的攻擊。他的許多著作都涉及政治上鼓動性的論題，涉及對可行的政治策略的闡述，其頂點就是《勃魯姆提綱》。《勃魯姆提綱》寫於1928年，這一提綱的觀點同“人民陣線”的觀點極其相似（7年以後，在季米特洛夫講話後，這一觀點成了第三國際正式的政策）。由於這些觀點過早地提出來，被第三國際指責為“半社會民主黨的取消主義的理論”。他在這一階段的主要理論創作收集在以下三本著作中：《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年）、《列寧：對他思想的統一性的研究》（1924年）、《政治論文集》（1919—1929）》。其中受到第三國際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和其他人譴責的《歷史和階級意識》一書，對從科爾施到本傑明和梅勞一龐蒂，從戈爾德曼到馬爾庫塞以到20世紀60年代的大學生運動，都產生過巨大的影響。
　　（2）1930—1945年。由於《勃魯姆提綱》的失敗而宣告放棄積極的政治活動之後，盧卡奇主要寫了文學批評的論文和兩本大部頭的理論著作：《歷史小說》（1937年）、《青年黑格爾》（1938年）。他對文學的研究後來收入題為《歐洲現實主義研究》、《哥德和他的時代》和《論托馬期·曼》著作中。在這一階段，隨著馬克思的《經濟學哲學手稿》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及列寧的《哲學筆記》的發表，他在理論上以對他早期的“反映”觀點的修正並以對“同一的主體—客體”（他在《歷史和階級意識》中所表述的）的否定為標志。1941年他曾被短期監禁，後在季米特洛夫的幹預下被釋放，季米特洛夫與盧卡奇持有同樣的觀點。
　　（3）1945—1949年。回到匈牙利後，盧卡奇大量地參與文化政治活動，發表了許多文學論文和通俗的哲學文章，他創立並在學術上主宰了文化月刊《論壇》。1949年，他受到黨的理論家盧達斯、哈福特和里法的粗暴攻擊，因為他在《文學和民主》和《保衛新的匈牙利文化》中所表述的觀點，重提了《勃魯姆提綱》的看法。這些攻擊（法捷耶夫和其他俄國人也參加了）表明了匈牙利文化和政治上的完全斯大林化，這迫使盧卡奇退回到他的哲學研究上去。
　　（4）1950—1956年。他著手寫了一些重要的綜合性的著作，這一階段他主要完成了兩部著作，即《理性的毀滅》和《特殊性：一個美學範疇》。1956年，他寫了《當代現實主義的意義》。這年10月，他在依姆雷·納吉的短命政府中任文化部長。起義被鎮壓後，他同納吉政府的其他成員被驅逐到羅馬尼亞，1957年夏回到布達佩斯。
　　（5）1957—1971年。這一階段他完成了兩部大型的綜合性的著作：一部是論美學的著作（《美學的特殊性質》，1962年），一部是論社會本體論的著作（《社會存在的本體論》，1971年），後一著作用英文發表的三章是：“黑格爾”（1978年）、“馬克思”（1978年）和“勞動”（1980年）。

　　盧卡奇的主要成就涉及從美學和文學批評到哲學、社會學和政治學廣泛的領域。在美學上，他除了從強烈的反現代主義立場出發寫了許多闡述馬克思主義現實主義理論的著作，還創立了一種關於藝術和文學理論的最根本的、最綜合性的命題。在哲學上，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主要人物，他堅定地擁護辯證法主張，反對形形色色的非理性主義、機械唯物主義和教條主義。在《歷史和階級意識》中，他詳盡闡述了異化和物化的理論，這一闡述出現在馬克思那部論述這一問題的早期著作發表之前。在他活動的最後幾年中，他還創立了不朽的、但還幾乎沒被人理解的社會本體論。。在社會學上，他關於階級意識的理論對“知識社會學”和法蘭克福學派及更現代的理論，都產生過極大沖擊和極強烈的影響。在政治學上，他最先被人記得的就是他關於組織問題的思想，他是最初擁護“人民陣線”和以群眾在政治上參與為基礎的“人民民主”的人物之一。




參考書目

① 弗蘭克·本塞爾編：《紀念喬治·盧卡奇80歲誕辰文集》，1965年德文版。
② 盧西安·戈爾德曼：《盧爾奇與海德格爾》，1977年英文版。
③ 米歇爾·洛維：《革命知識分子的社會學——盧卡奇在政治上的演進（1909—1929）》，1976年法文版。
④ 莫里斯·梅勞·龐蒂：《辯證法的先驅》（1955），1973年英文版。
⑤ 依斯特萬·梅查諾斯：《盧卡奇的辯證法觀》，1972年英文版。
⑥ 吉多·奧爾德尼編：《盧卡奇》，1979年英文版。
⑦ G.H.R.帕金森編：《喬治·盧卡奇的生平、著作和思想》，1970年英文版。
⑧ 西奧·平克斯主編：《同盧卡奇的談話》，1974年英文版。


流氓無產階級

　　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第5部分中，把流氓無產階級描繪成“由所有各個階級中淘汰出來的”、“被分解出來的人群”，它包括“資產階級可憎的敗類中的冒險分子……流氓、退伍的士兵、釋放的刑事犯……扒手……妓院老板”等等，路易·波拿巴在奪取權力的鬥爭中就依靠了這些人（《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52頁）。以後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分析法西斯主義的興起中，也用了類似的方式，他們偶然也提到流氓無產階級，盡管在他們的分析中，這一概念已不再占十分突出的地位。鮑威爾（1938年）區分出法西斯主義運動中的重要因素就是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沒能找到恢覆到資產階級生活中的、失去社會地位的人，以及中下層階級和農民中窮困的群眾。但是，當他提到“整個流氓無產階級”都被趕到法西斯主義者那一邊去時，這一範疇所包含的內容卻不夠清楚，他進一步有力地強調了失業工人可能補充到法西斯主義隊伍中去的限度。托洛茨基在他論法西斯主義的著作（1971年）中，簡要地提及“工人中更大的群體轉變為流氓無產階級”，但他更為注意的是小資產階級成為法西斯主義群眾運動的社會基礎。
　　流氓無產階級術語的主要意義，與其說是指出了具有較重要的社會政治作用的、清楚地加以確定的社會群體，還不如說是注意到了這樣的事實：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和崩潰的極端條件下，很多人都可能從他們的階級中分離出來，組成一個“自由漂浮的”人群，他們特別容易受到反動的意識形態和運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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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3:06:33

盧森堡，羅莎

　　1871年3月5日生於波蘭的紮莫什奇，1919年1月15日在柏林逝世。
　　羅莎·盧森堡出生在一個相當富有的、有文化的中產階級猶太人家庭，她是這個家庭的5個孩子中最年幼的一個，她是在華沙長大的。她是一個具有獨立精神的聰明和學業上成功的姑娘；在她很年輕時，她就反抗籠罩在俄羅斯波蘭中學中的那種約束性的制度，參加了社會主義政治活動。後來，為了逃避逮捕，她不得不在1889年離開波蘭去蘇黎世。她在那里進了大學，起先學習數學和自然科學，後來學習政治經濟學；最後，她完成了論述波蘭工業發展的博士學位論文。同時，她也積極參加來自俄羅斯帝國的革命流亡者的政治生活，反對波蘭社會黨的民族主義；1894年，她同從事相似活動的親密同志利奧·約吉希斯一起，領導創立了波蘭王國社會民主黨，約吉希斯是該黨的主要組織者，盧森堡則是該黨最有才智的人和該黨的喉舌。他們倆人已形成了一種長久的和熱切的關系，他們之間的緊密的政治聯系超過了以後個人間的疏遠。為了有一個適合發揮她的能力的更廣闊的政治舞台，羅莎·盧森堡在1898年移居德國。
　　在這以後，她在歐洲社會主義內部的重要辯論中嶄露頭角。在同修正主義爭論中（參看修正主義條目），由於《社會改良還是社會革命》一書使她一舉成名，這本書可能仍不失為一般馬克思主義對改良主義所作的最好反擊。她堅決主張，隨著資本主義的持續下去，它的危機和矛盾不可能得到緩和，因而不能像伯恩施坦所提出那樣，把馬克思主義核心砍掉，否定社會主義綱領的客觀基礎，而把社會主義變成一種抽象的倫理上的烏托邦。工人運動確實要通過工會和議會活動為實現改良而鬥爭。但是，由於這些改良不足以廢除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因此，工人運動決不能忘記它的最終目標：通過革命奪取政權。1904年，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問題》一書中，盧森堡介入了列寧和孟什維克之間的爭執，她批評了列寧關於高度集中化的先鋒黨的概念；她認為這一概念試圖把工人階級置於監護之下。在這里，她的命題——這也是她所有著作的特點——就是，工人獨立的首創精神即自我活動使他們有能力經過自身的經歷和自身的錯誤，認識到相應地需要建立在廣泛基礎上的民主組織。在這些年中，她還有其他同列寧不一致的地方。盡管她痛恨一個民族對其他民族的壓迫，但是她同列寧不一樣，她既不支持波蘭獨立，在更一般意義上，她也不支持民族自決權的口號。
　　然而，對1905年革命的共同反應使他們更接近了；他們都設想，只有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經過無產階級的鬥爭方式，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才能進行到底。此外，在關於俄國工人的群眾行動的問題上，盧森堡被認為是發現了一種有關國際聯系的策略思想，而且她還開始敦促德國社會民主黨去接受這種策略，說明這和其他事情一樣，也是這一組織左派的事情。在《群眾罷工、黨的和工會》中，她提出群眾罷工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典型形式。最廣大群眾的創造力和消除官僚惰性毒害的自發表現，把政治鬥爭同經濟鬥爭聯系在一起，並同更長遠的要求直接聯系在一起，在這中間潛伏著對資本主義秩序的全球性的鬥爭。1910年，這一觀念使她同考茨基決裂了，考茨基主張重整黨領導的謹慎的、以選舉為特征的政策。她關注的另一個問題是同戰爭威脅有關的帝國主義問題。在她1913年的主要理論著作《資本積累論》，她對帝國主義的基本原因作了解釋。她證明，一個封閉的資本主義經濟，如果不同非資本主義社會接觸，必然會因為沒有能力吸收所生產的全部剩余價值而崩潰。帝國主義就是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為了殘存的非資本主義環境而展開的競爭鬥爭，但是，由於後者受到了侵蝕，就造成資本主義關系的動搖和這一體系的不可避免的崩潰。
　　盧森堡在德國領導反對第一次世界大戰。革命的國際主義者的理智的傑出倡導者集合在斯巴達克派中，她在《尤尼烏斯小冊子》和其他著作中，譴責社會民主黨的護國立場是一種叛賣。戰時的大部分時間她是在監獄中渡過的。在那里，她寫了《俄國革命》，她與列寧、托洛茨基和布爾什維克派休戚與共，完全一致，她讚同他們社會主義革命的嘗試；但是，她也對他們的土地政策和民族主義政策，首先是對他們剝奪社會主義民主，以及對於他們以冠冕堂皇的名義來做這些不幸的、勢所必行的事情作了批判。她在1918年後期獲得自由後就參加了德國革命，在一次流產的起義被鎮壓後，她在柏林被右翼軍官殘酷地殺害了。
　　羅莎·盧森堡的著作有時被解釋成一種政治上的宿命論，因為她提出了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崩潰的理論；她的著作也被解釋成一種無限制地相信群眾自發性的理論。然而，這是對她的誤解和歪曲。資本主義的崩潰表現為無產階級的選擇：一方面是危機、反動、戰爭，最終是災變和野蠻狀態；另一方面是社會主義。因此，參加實現社會主義的鬥爭是必然的和緊迫的。在她看來，這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心命題，這種鬥爭的實質確實是由工人階級的自發性、自我解放的結果所提供的。但是，她並不否認需要組織，也不否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有能力的領導的重要性。她同列寧的分歧常常被誇大了。他們在很多方面是一致的。盧森堡畢生所關注的民主和解放，這毫無疑問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所關注的。因此，不應該把她同對這一傳統持批判態度、跟她完全對立的人——自由主義者、改良主義者或無政府主義者——混為一談。




參考書目

① 萊里奧·巴索：《羅莎·盧森堡》，1975年英文版。
② 霍萊士·B·戴維斯主編：《民族問題—羅莎·盧森堡著作選》，1976年英文版。
③ 保羅·弗羅利克：《羅莎·盧森堡》，1972年英文版。
④ 諾曼·傑拉斯：《羅莎·盧森堡的遺產》，1976年英文版。
⑤ 迪克·霍華德編：《羅莎·盧森堡政治著作選》，1971年英文版。
⑥ 羅伯特·盧克主編：《羅莎·盧森堡政治著作選》，1972年英文版。
⑦ 羅莎·盧森堡：《資本積累論》（1913），1963年英文版。
⑧ 羅莎·盧森堡和尼古拉·布哈林：《帝國主義和資本積累》，1972年英文版。
⑨ J.P.奈特：《羅莎·盧森堡》，1966年英文版。
⑩ 瑪麗—艾麗斯·沃特斯編：《羅莎·盧森堡言論集》，1970年英文版。


李森科主義

　　李森科主義一詞起源於特羅菲姆·傑尼索維奇·李森科（1898年生於烏克蘭波爾塔瓦省的卡爾洛夫卡，1976年11月20日在蘇聯逝世）的生涯、影響和醜聞。李森科原是一位不引人注目的植物種植者，他狂妄地主張利用溫度、濕度和其他簡單的技術對種子加以處理，能夠戲劇般地改變谷物季節形式和產量。他還主張，這些變化的有益結果可能傳給後代——獲得性的遺傳。他的方法、主張和理論公然違抗了發展的植物遺傳科學。結果，蘇聯和受蘇聯影響的國家的生物學的和農業的理論和實踐，同國際上科學家和農業學家完全對立起來。1927年他開始出名，到1948年以斯大林為靠山結束了他的勢力的全部對立面，李森科一直上升到控制了涉及遺傳概念的所有學科。西方遺傳受到了譴責，它在蘇聯的實踐者也受到了迫害、監禁，有的還被殺害了。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他的勢力一直沒受到挑戰，斯大林逝世後他的勢力衰落下去，但在赫魯曉夫的保護下再度擡頭，直到1965年兩者都被廢黜為止。在西方，李森科主義被看作是一種足以引以為訓的實例：不要幹預科學的相對自主性和它的中立地位的價值。對科學的政治幹預會產生不利於科學、技術和社會的結果。李森科主義成功地被當作一根棍子來使用，以此打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科學和社會觀念，在冷戰時期特別是這樣。它疏遠了許多進步的科學家，在歷史、哲學和社會的科學研究中產生嚴重的後果。
　　毋庸置疑，李森科主義窒息了蘇聯遺傳學和相關領域的學術研究，雖然人們已證明它對蘇聯已經困難的谷物生產的影響是驚人地微小。作為一種保護制度和作為一種科學方法論的基礎，它都造成慘重損失。然而，主要的問題卻是，李森科主義醜聞的所作所為一方面有效地排除了對更為覆雜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力量之間關系的探討，另一方面也有效地排除了專家們的作用。李森科作為一個農民或無產階級科學家的出現，部分是因為蘇聯的資本階級科學家極不願意進行合作。在列寧同資產階級專家的妥協結束後，完成“文化革命”和促進“紅色科學家”的意圖使許多十足的機會主義者被羅致。同樣，需要余糧以供給城市無產階級和出口（為了實現工業化而購買資本物品），導致了激烈的措施（見“參考書目” ⑧）。對蘇聯科學、技術和農業政策的輕易批評，有助於轉移對較細微的但並不是不重要的方面問題的注意，在這些方面，西方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優先作了具體的研究和發展。“李森科主義”起到了一種煙幕作用，在這種煙幕後面，人們認為西方的研究和發展走在更為細致地介入研究的資助制度下受到資本家的控制，因而使自鳴得意的情緒得以增長。在蘇聯人造衛星發射（1957年）之前。西方制度已經被認為取得了較為巨大的成功；但自此以後，強調軍費開支導致在西方研究和發展中獲得大量的軍事讚助，也增加了在安排研究任務上對顧客合同的直接依賴。李森科主義作為遺傳學和農業的理論基礎是完全不可信任的，但作為一種引以為戒的實例和作為一種進一步深入了解研究和發展重點過程，應該說它仍然有許多教訓可以吸取。




參考書目

① 洛倫·格雷厄姆：《蘇聯的科學和哲學》，1973年英文版。
② 朱利安·赫克斯利：《蘇聯遺傳學和世界科學—李森科和遺傳學的意義》，1949年英文版。
③ 大衛·佐拉夫斯基：《李森科事件》，1970年英文版。
④ 多米尼克·勒庫特：《無產階級科學？李森科的事例》，1977年英文版。
⑤ 理查得·勒溫廷和理查得·萊文斯：《李森科主義問題》，載H·羅斯、S．羅斯主編的《科學的激進化》，1976年英文版。
⑥ 若列斯·亞·麥德維傑夫：《李森科的浮沈》，1969年英文版。
⑦ V．薩馮諾夫：《開花的土地》，1951年英文版。
⑧ 約瑟夫·斯大林：《在糧食戰線上》（1928），載《列寧主義問題》，1953年英文版。
⑨ 羅伯特·M·楊格：《李森科主義的開端》，1978年英文版。
⑩ 康韋·澤克爾：《俄國科學的死亡》，1949年英文版。

機器和大工業

　　在工場手工業條件下，生產工具是工人的手工工具，這種工具的使用受到人的體力和技能的限制。隨著以使用機器為特征的大工業或現代工業的發展，所有這些限制都消除了。機器由發動機、傳動機構和工具機組成，它能夠完成工人所進行的操作，但卻能夠擺脫手工工人使用手工工具操作所受的器官的限制。然而，機器並不是簡單地代替在工場手工業的勞動分工中就已經簡化了的那些勞動操作。這時候，工場手工業的勞動分工對人的專業和技能（馬克思稱之為主觀原則）的依賴，被一種完全客觀的過程所代替，這個過程以機器的型號、大小、速度之間的客觀關系作為特征，從而也是以生產的連續性和自動化原則（參看自動化條目）作為特征的，現代的資本主義工業使用機器來生產機器，而只有這樣做才為它本身創造一種適當的技術基礎，一種完全客觀的生產組織；在這種組織中，勞動過程的協作性質已經成為一種技術上的必要性，它對工人來說是一種事先存在的物質生產條件。利用機器來從事生產有時又叫做“大工業”，以區別於工場手工業的手工生產。
　　由於協作和勞動分工而產生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便成為能夠被資本家無償地利用的社會勞動力。至於在勞動工具方面，情況則並非如此。機器的價值是在機器的經濟壽命期內轉移到產品上的（必須把機器的經濟壽命跟機器的“精神磨損”區分開來，後者是從機器的經濟壽命和物質壽命之間的差異中產生的）。跟工場手工業的生產形式下的工具比較起來，在大工業的條件下，從機器轉移到產品價值上的那部分價值，在產品的總價值中占有較大的比重，盡管產品的總價值是絕對地變得比較小了。機器的勞動生產率能夠相應地按照它所取代的人的勞動力來衡量。總的說來，使用機器是為了使產品變得低廉，這就要求在生產機器上所耗費的勞動要小於使用該機器所代替的勞動。但是由於資本家所支付的是勞動力而不是勞動的價值，因此資本家使用機器的限度，便由機器的價值和它所取代的勞動力價值之間的差別來決定。這就意味著在共產主義社會里使用機器的余地要比資本主義社會大得多。這是由於在共產主義社會里，使用機器是為了減輕人們的工作負擔，而在資本主義社會里，機器則是純粹用來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成為生產相對剩余價值的動力（參看價值；剩余價值；積累條目）。
　　然而，機器本身並不能夠生產剩余價值。剩余價值只能從資本的可變部分中產生，而所產生的數量則決定於剩余價值率和雇傭工人的人數。因為在任何具有一定長度的工作日的情況下，機器的使用只有通過降低商品成本才能提高剩余價值率，也就是通過減少一定數量的資本所雇傭的工人人數來降低勞動力的價值。可變資本必須轉化為不變資本，這種必然性成為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動態研究的中心問題。馬克思認為它帶來以下幾種後果：
　　第一，機器這個減少勞動時間的最有力的手段，在資本主義的關系下卻成為把全體工人階級家庭轉化為由資本所支配的（為其自身的增值）單純的勞動時間的手段。勞動力被加緊剝削；工人喪失了技能並且不得不在機器的主宰下進行工作；工廠成為實行嚴酷紀律的場所，成為一個專制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縮影，它對有關勞動過程的社會立法是一種諷刺；科學、自然和社會勞動都被納入機器制度之中，它們構成了資本家的實力，以對付處於勞動過程中的工人，從而使死的勞動統治著活的勞動。在每一勞動過程亦即價值增殖的過程中，客觀現實是：不是工人支配他的工作條件，而相反地，是工作條件支配著工人。
　　第二，由於機器取代了工人，從而產生了剩余的工人人口，即勞動後備軍。這種剩余人口的浮動則又對工資起調節作用，並且在通常的條件下保證資本家對剩余價值的占有。
　　第三，由於不變資本有依靠可變資本的減少而增加的傾向，這就造成馬克思所說的生產領域中的“內在矛盾”，因為只有活的勞動才能夠創造任何價值，然而為了增加剩余價值，這種活的勞動的數量卻必須減少。這種情況，對於分析資本構成的運動傾向具有肯定的意義（參看資本有機構成；資本價值構成條目，在分析利潤率方面可參看利潤率下降；經濟危機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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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3:07:37

工場手工業

　　馬克思把工場手工業定義為建立在手工業生產的勞動分工基礎上的那種協作形式（見《資本論》第1卷第14章）。在英國，從16世紀中葉到18世紀下葉，工場手工業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占統治地位的形式。它有兩種形式。第一種，適用於生產那些從各個獨立的手工藝過程中產生的產品（馬克思舉了機車和鐘表生產為例，並稱之為“混成的工場手工業”，見《資本論》第1卷第12章）；這時候，獨立的手工工人被聯合在一個工場里，在一個資本家的監督下進行工作。然後在一段時間里，這些獨立的生產過程被劃分為各種細小的工序，它們成為專門的工人的專職，每一個工人只是一個完成局部工作的工人，而把所有這些局部的工序聯合起來，則構成工場手工業的整個過程。第二種，適用於生產那些原來完全由一個手工工人在一系列工序中完成的產品（馬克思舉造紙和制針生產為例，並稱之為“有機的工場手工業”，見同上引書）。同樣地，這些工人也是同時受雇於一個工場之中，開始的時候他們都從事同樣的工作。逐漸地，這項工作被劃分了，一直到商品不再是一個獨立的手工工人的個人產品，而是一個工場的手工工人的社會產品，而其中每一個工人只不過完成所組成的一個局部的工序。無論是前一種還是後一種形式，都采用了勞動分工，或者使勞動分工在生產過程中得到進一步的發展。這時候，除了個別大規模的、需要花費大量人力的生產過程以外，很少使用機器（雖然在17世紀期間對機器的偶爾使用，對於為數學提供實際運用的基礎並促進機械學的創立起了重要的作用）。這說明在工場手工業時期從來沒有達到一種技術上的統一，當時唯一具有機器生產的特征的項目，就是每個工人都已具有馬克思所說的“集體工人”的那種片面性，即每一工人的專業分工都迫使他或她不得不作為在機器的調節下的集體工人的一個部分去工作。
　　但是，從工場手工業的勞動分工中所產生的專業化，造成了工人跟生產資料的進一步脫離的後果，因為工人由於專業化而喪失的東西，已集中在雇傭他們的資本的手里。這就是說，資本的社會生產力已投放在集體工人的身上，而這種生產力的增長則只有通過個體的勞動生產力的貧困化來實現。在工場手工業中，勞動分工不僅使工人專業化和把他們聯合在一個單一的機制中，而且由此創造了一種使勞動生產力為了資本的利益而得到新的發展的社會勞動組織，同時還從歷史上創造了資本統治勞動的新的條件。可見，工場手工業的勞動分工是創造相對剩余價值的一種特殊的方法。不過這是一種有限的方法。手工技術仍然是生產的技術基礎，而工場手工業所發展的技術等級制度，則為勞動相對於資本而自立創造了重要的條件。工場手工業還不具備一種能夠不依靠工人本身而運行的客觀框架結構；它基本上是一種以城市手工業生產和鄉村家內作業為基礎的人為的經濟結構。如果不采用機器的話，資本就無法突破那種需要工人畢生從事他們的局部職能的局面，這種狹隘的技術基礎意味著資本要經常地關心維持勞動紀律的問題，而這只有通過強制才能做到。為了取消工藝和技巧作為調節社會生產的原則的作用，便需要發展機器。
　　最後，在工場手工業時期，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而出現和發展起來。古時候的作者們所關心的質量和使用價值；而到工場手工業的早期，作者們（從威·配第開始）便著手去發展減少商品生產所必要勞動時間的原則，從而不斷地強調數量和交換價值（參看價值條目）。事實上，馬克思其所以把亞當·斯密稱為“工場手工業時期集大成的政治經濟學家”（《資本論》第1卷第386頁），是因為他強調分工，並且透過工場手工業的勞動分工這面折光鏡來觀察社會的勞動分工（參看積累；勞動過程條目）。





毛澤東

　　1893年12月26日生於中國湖南省韶山，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
　　毛澤東作為一位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家，或者在任何情況下，作為發動一場他相信是在馬克思主義原則影響下的革命的領導者所起的重要作用，是得到普遍公認的。但是，另一方面，他事實上是否曾作過任何首創性的理論貢獻？如果是的話，那麽這種貢獻究竟是發展還是歪曲了馬克思主義？這是一個引起熱烈爭論而又懸而未決的問題。難以否定的是，毛澤東不僅講了，而且做了一些與眾不同、富有意義的事情。至於這些創新活動在性質上是否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這是人們的一個爭論不休之點；然而，人們可以舉出事例來支持這樣一種觀點，即認為這些活動是真正馬克思主義的，至少是部分如此。毛澤東往往被人們譽為或貶為一位“農民革命家”。他確實對農民起了一種作用，一種首先在首創性的程度上要大於通常被看作是正統主義者的作用；那麽，對於他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或者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也許最好能夠用這樣一種態度來對待，即首先要全面地考慮到中國社會的結構以及他從中所得出的結論。
　　本世紀20年代，當毛澤東開始其革命生涯的時候，中國無疑是一個在經濟上非常落後的國家。這意味著，當時無論對於無產階級的領導權（或其先鋒隊的作用）是怎麽說的，可是共產黨必須依靠農民這個支持革命事業的最大的一股社會力量。然而，當時中國社會的性質，既不主要是資本主義的（如同托洛茨基所想像那樣），又不單純是“封建”或“半殖民地”的。在這個社會里，除了數量有限但卻在迅速增長的城市工人外，還包含：中國的實業家或稱“民族資產階級”，人數很少但卻很有勢力的地主階級，農民（富有的和貧苦的，有地的和無地的）以及其他各種各樣的階層——從手工業者和小販到為外國資本家服務的“買辦”，從官僚和軍人到僧侶、土匪以及農村無業遊民。這種覆雜的社會結構，源自於從不同歷史時期沿襲下來的各種成份和階層的共存的局面，並且在本國和外國的種種影響下形成的。
　　這種情況所造成的後果，反映在“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這些對於毛澤東所闡明的辯證法起了如此重大作用的概念中。幾乎沒有必要指出，馬克思在19世紀在談到法國或英國的情況時，是從來不會提出“什麽矛盾在今天是主要的？”這個問題的。他把下述情況視為公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是基本矛盾，而這種種情況將維持不變，直到通過社會主義革命把矛盾解決為止。至於毛澤東，他是根據他所認為的馬克思主義分析方法，認為他的更為迫切的實際任務是斷定應當在什麽地方劃清具有決定意義的分界線，認為這無論在中國和世界都是如此。當然，從一定意義上說，他只不過是追隨了馬克思所擬定的、由列寧（和斯大林）所進一步發展的那條分析線索；根據這條線索，不僅是農民，而且前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其他階級和集團都可能參加革命的民主階段，而在一個國家中，外國統治這一事實可以影響到各個階級的不同表現。但是，毛澤東把這些思想加以系統化和整理加工，從中得出哲學的結論，並賦予這些結論以普遍的效準。
　　成問題的是，毛澤東對革命所進行的這方面的探索，結合著他認為實踐的第一性、理論是第二性和派生的觀點，已經引起了對他本人和他的思想如此廣泛而且往往是截然對立的解釋。一方面，那些強調他的策略的靈活性和善於適應形勢變化的人（如60年代以來的蘇聯馬克思主義者），會根據他在1938年和1945年所作的妥協，以及在50年代初期對“民族資產階級”的讓步，而斷言他是一位投降主義者，或是一個不講原則的機會主義者，或是兩者兼而有之，然而，相反地，那些對他強調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價值以及百折不撓地把革命進行到底的做法抱有深刻印象的人，則會把他刻畫成在所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主要領導人和理論家中最激進的人物（特別是從50年代後期以來）。
　　可以認為，這兩種觀點都有若幹真實的成分，前者針對的是他的策略，後者指的是他的比較一般的思想原則。也許，最關鍵的一個問題是毛澤東所說的“無產階級”究竟是什麽意思。當然，至少從20年代後期開始，他就注意到馬克思主義賦予城市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並且從原則上接受了這一原理。毫無疑問，他對“無產階級”這個術語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帶有中文在這個詞義上所包括的色彩，即沒有財產的階級；然而，他始終認識到城市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地位。一個比較重要的、有意義的地方通常被加以強調，但卻是含糊不清的，那就是有關無產階級的客觀本質和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或無產階級道德）之間的關系問題。
　　早在1928年毛澤東就提出，農村的無業遊民和其他類似的成分可以通過學習和參加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方法來轉變成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這種思路一直貫串在他後來的半個世紀的思想中。眾所周知，這特別明顯表現在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間，但即使在那個時候，毛澤東也沒有（像人們有時所斷言的那樣）對一般階級特別是無產階級下一種完全主觀的定義。他是把客觀標準和主觀標準結合在一個覆雜而又可變的樣板之中，這部分是出於權宜之計，部分是出於他對主觀力量在歷史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的信念。在這個比較廣泛的問題上，阿瑟·科恩曾斷言：若非斯大林在1938年和1950年所發表的論著開辟了道路的話，毛澤東是不太可能提出關於在某些情況下上層建築在歷史變革中起了“主導和決定的作用”的觀點的（見“參考書目” ①）。然而，新近發現的《矛盾論》原稿證明，事實上毛澤東是先於斯大林提出這種觀點的。這可以被看作是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在毛澤東思想和黨的政策中所出現的，如今被中國人自己打上“唯意志論”的烙印的那些傾向的根源所在。但是，應當補充指出，當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今日如此地批判對主觀力量的過分強調時，其主要論點還是不能低估“人的自覺行動”是一種社會力量。
　　在本條目開頭曾提到毛澤東強調必須在每一場合識別“主要矛盾”的重要意義，除了這一點以外，他的辯證法的最重要的方面便是把黑格爾和馬克思提出的三條規律歸結為一條：對立面的統一和鬥爭。這在1937年發表的《矛盾論》中就已見端倪，當時他把對立統一的規律說成是“思維的根本法則”，從而明顯地把這條規律置於否定的否定和質變到量變規律之上。到1964年，他明確地否定了後兩條規律，說他並“不相信”否定的否定，而從質變到量變只不過是對立統一的一種特殊事例。有一些人把毛澤東思想的這種思想發展看作是道家傳統的“陰”“陽”辯證法的表現，另一些人則認為是反映了斯大林的影響。不管怎樣，它在邏輯上無疑是跟毛澤東的下面這種傾向性攜手並進的，即他日益把歷史發展看作是一個模糊不清和疑難重重的過程，同時把革命繼續向前推進看作是一種奇跡，而這是跟我們所有的人內在的修正主義傾向大相徑庭的。
　　那末，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所作的正面的貢獻究竟是什麽呢？首先是“群眾路線”的概念，這甚至在理論上（更不用說在實踐上）也不意味著把革命鬥爭（在1949年前）或國家管理（在1949年以後）交給人民自己去幹，但是它畢竟引進了一種來自下面的民主參與的因素（在嚴格限制的範圍並在黨的領導下），而這是列寧主義和蘇聯的傳統所完全沒有的。第二，盡管他有時候荒謬地誇大群眾的能量，認為只要在黨的正確領導下把群眾動員起來，就能夠隨心所欲地改造自然和社會，然而，與此同時，他確實給馬克思主義哲學帶來了（或者說是重驗了）一種為大多數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所普遍了解的思想，即人的變革應當伴隨並促進經濟和技術的進步，而不單純是作為一種副產品從中產生。他在1949年前後提出的關於資產階級參加革命的思想，雖然大體上源自於列寧（工人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和斯大林（四個階級的聯盟），但卻在一種較諸亞洲的介於民族革命和社會革命之間的綜合體前進一步的程度上把非無產階級成分結合到中國的革命過程中來（當然，有的人把這看作是好事，有的人則不然）。他對官僚主義進行了一場巨大的戰爭，這場戰爭進行的方式是如此殘暴和不公正，以至引起混亂，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生產的發展，然而它畢竟把這個問題提到將來有待解決的日程上。最後，再回過來看看我們先前提起的他的思想的一個方面。在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工人階級對農民的領導權的原理上，毛澤東絕沒有什麽古怪的地方。他在1959年就曾提到工人在跟農民的關系上是“老大哥”。但是，他試圖把這個原則（也許他沒有領會到這個原則的一切含意，至少是呈現在馬克思面前的那一切含意）跟中國社會的引力中心是在農村，而農民應在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中起一種積極作用這種信念結合在一起。同樣地，這個問題他也是提出來了，而沒有解決；在他死後，中國城鄉之間的矛盾仍然存在。不過，無論是好是壞，看來通過工業化和工人教育農民那種常規的馬克思主義解決方案，如果不根據毛澤東所擬定的方向加以重大的改進的話，是不宜在將來采用的。




參考書目

① 阿瑟·A·科恩：《毛澤東的共產主義》，1964年英文版。
② 詹姆斯·Chieh Hsiung：《思想意識與實踐——中國共產主義的演進》，1970年英文版。
③ 《毛澤東選集》（1961—1977），英文版。
④ 《毛澤東思想拾零》（1949—1968），1974年英文版。
⑤ 斯圖亞特·R·施拉姆：《毛澤東的政治思想》，1969年英文版。
⑥ 同上作者：《未經彩排的毛澤東》，1969年英文版。
⑦ 同上作者《馬克思主義者》，載狄克·威爾遜編《毛澤東在歷史的天平上》，1977年英文版。
⑧ 約翰·布萊恩·斯塔爾：《繼續革命——毛澤東的政治思想》，1979年英文版。
⑨ 布蘭特利·沃馬克：《毛澤東的政治思想基礎》，1982年英文版。


馬爾庫塞，赫伯特

　　1898年7月19日生於柏林，1979年7月30日卒於慕尼黑。
　　馬爾庫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服兵役後，不久就在柏林一個士兵委員會中從事政治活動。1919年，他曾一度參加社會民主黨，但很快就退出，以抗議該黨背叛委員會運動（參看委員會條目）。他先後在柏林和弗賴堡攻讀哲學，在短時期內當過海德格爾和胡塞爾的學生。由於他從一開始就關心哲學跟政治的聯系，於是便在1933年加入了社會研究所（同年被迫離開納粹德國），隨後成為法蘭克福學派的一位重要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在美國定居。盡管他的許多觀點跟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這兩位法蘭克福學派的主要人物所提出的觀點相似，然而由於他對經典馬克思主義抱有濃厚興趣，因而在這方面所作的研究要比他們兩人更多。他對政治和社會鬥爭的毫不曖昧的態度，使他成為本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的新左派運動的理論家和傑出的代言人。正是通過馬爾庫塞的著作，使得法蘭克福學派對當代文化、獨裁主義和官僚主義的批判傳播甚廣，特別是在北美。
　　馬爾庫塞的事業，反映了一種堅持不斷地對馬克思主義的成果進行檢驗和重建的意圖。對革命前途的高度關心，相信社會主義的巨大潛力，以及對那些看來不可能實現的“空想主義”目標的捍衛，這一切都明顯地貫穿在他的著作中。他所采取的對社會進行批判的方法，其目的在於實現自我解放、扶植一種非集中化的政治運動以及協調人類與自然的關系。“早年馬克思”的著作的重要性固然為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所承認，然而則更為馬爾庫塞所強調，特別是馬克思的《經濟學哲學手稿》。有關勞動和異化的一般理論成為他的所有論著的襯托。把這種理論跟弗洛依德的論著精心地結合在一起，也許首先可以標明馬爾庫塞的理論方案的特色。
　　馬爾庫塞對社會和政治理論所作的最主要的貢獻包括以下這些：早期發表的一部試圖把海德格爾的現象學跟馬克思主義綜合在一起的著作（見“參考書目” ④）；一部對黑格爾論著的理論和政治意義進行重新考察的著作（見“參考書目” ⑤）；一部通過綜合馬克思和弗洛依德的理論來對個人與社會的關系進行再研究的著作（見“參考書目” ⑥）；對國家社會主義和工業資本主義進行批判分析的著作（見“參考書目” ⑦、⑧），對作為一種統治形式的現代科學進行富有刺激性的評價（見“參考書目” ⑧）；以及提出一種新的美學的概論（見“參考書目” ⑨）。




參考書目

① 保羅·布雷恩斯編：《批判的解說》，1972年英文版。
② 尤根·哈貝馬斯編：《答赫伯特·馬爾庫塞》，1968年德文版。
③ 威廉·列斯：《自然的統治》，1974年英文版。
④ 赫伯特·馬爾庫塞：《論歷史唯物主義的現象學》（1928），1969年英文版。
⑤ 同上作者：《理性與革命》，1941年英文版。
⑥ 同上作者：《愛欲與文明》，1955年英文版。
⑦ 同上作者：《蘇聯馬克思主義》，1958年英文版。
⑧ 同上作者：《單向度的人》，1964年英文版。
⑨ 同上作者：《美學的廣度》，1978年英文版。
⑩ 保羅·羅賓遜：《性的激進主義者》，1969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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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3:08:42

馬爾托夫


　　1873年11月24日生於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爾），1923年4月4日卒於德國舍姆貝格。
　　馬爾托夫曾跟列寧一道創建彼得堡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1895年）和革命馬克思主義的《火星報》集團（1900年），然而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1903年），卻成為孟什維主義（參看孟什維克派條目）的創始人。從那以後，他對列寧的那個狹隘的、高度集中的、由職業革命家組成的精英黨的組織綱領進行挑戰，而主張用一個廣泛的社會民主黨來取代它，以適應俄國當時的非法的（1905年革命後）和半非法的條件。
　　在1905年跟列寧和托洛茨基就政權問題進行論戰時，馬爾托夫維護普列漢諾夫的關於資產階級革命的學說，痛斥那種要求過早地實現社會主義執政的主張，理由是在落後的俄國缺乏實現社會主義的客觀的經濟前提和社會前提，而且它的愚昧無知的小資產階級群眾還顯然沒有實現社會主義的意願。馬爾托夫和他的孟什維克夥伴亞歷山大·馬爾丁諾夫一致認為，社會民主黨沒有權利奪取並利用國家政權來“壓制小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意願的抗拒”。然而，以馬克思在1850年對德國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勸告為依據，馬爾托夫讓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擔當一種戰鬥的、革命反對派的角色，即埋伏在諸如蘇維埃、工會、工人俱樂部、合作社以及城鎮杜馬這樣一些“革命自治機關”里，以便在出現“兩個政權”的情況下，促使官方的資產階級民主政府去實施“民主的”政策。
　　在大戰期間，馬爾托夫是齊美爾瓦爾德社會主義和平運動的中堅分子，並在1917年成為孟什維克國際主義者的領袖；他反對官方的孟什維主義的“革命護國主義”和“聯盟主義”，主張建立一個人民陣線的政府，而在十月革命後，則主張建立一個包括從民粹社會主義者到布爾什維克派組成的社會主義聯合政府。
　　作為一個半忠順、半叛逆的孟什維克反對黨的領袖，馬爾托夫反對列寧的少數人專政，認為這種做法既明目張膽地背離馬克思關於由多數人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又跟巴黎公社的民主實踐背道而馳。馬爾托夫斷言，馬克思並沒有像列寧那樣，把無產階級專政設想為一種由“有革命覺悟的少數人”強加給“沒有覺悟的多數人”的國家政權，從而使後者成為“社會實驗的消極對象”。他宣稱，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體現無產階級多數人的“自覺意志”，它的“革命力量”只是用來對付“少數資本產義統治者”對於“把政權合法地轉移給工人群眾”所進行的反抗。
　　據馬爾托夫看來，正是由於堅定地信仰“國家政權屬於勞動大眾”，才使那些“把自己稱為社會民主黨人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跟共產主義者斷然分裂。他認為後者不僅篤信一種“少數革命派的專政”，而且致力於創造“那些旨在使這種情況永遠維持不變的制度”。馬爾托夫被人們看作是俄國社會民主的馬克思主義的真正代言人，他跟列寧的布爾什維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及其實踐實行對抗。




參考書目

① 安娜·布爾奎納：《俄國社會民主黨——孟什維克運動及書刊介紹》，1968年英文版。
② 伊斯列爾·蓋茨勒：《馬爾托夫——一個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的政治傳記》，1967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馬爾托夫和革命前後的孟什維克派》，載《馬克思主義史》第3卷，1980年意大利文版。
④ 列奧波特·海姆遜：《孟什維克派——從1917年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1974），1976年英文版。
⑤ 尤利·馬爾托夫：《國家與社會主義革命》，1938年英文版。


馬克思，卡爾·亨利希

　　1818年5月5日生於特利爾，1883年3月14日在倫敦逝世。
　　作為社會科學家、歷史學家和革命者的馬克思，無疑是最有影響的社會主義思想家。雖然他在世時基本上不為當時學者所注意，但是從他在1883年逝世後，他所制訂的社會政治思想體系日益迅速地為社會主義運動所接受。目前，世界上幾乎有一半人口生活在號稱為馬克思主義的制度之下。然而，這種成就本身也就說明：由於人們試圖把馬克思的思想用來適應千差萬別的政治形勢，從而模糊了它的本來面目。此外，還由於馬克思的許多著作未能及時出版，所以只是在比較晚的時候才有機會對他的思想的涵量作出公正的評價。
　　馬克思出生在德國摩澤爾河畔特利爾城的一個生活優裕的中等家庭里。他的家庭，不論是父方還是母方，都有悠久的猶太教傳統。他的父親雖然是一個諳熟伏爾泰和萊辛作品的典型的啟蒙派唯理論者，可是他作為特利爾的最受尊敬的律師之一，只是出於害怕失去他的職務，才同意接受洗禮，成為一名新教徒。馬克思在17歲那年進入波恩大學法律系學習，接受了該校所流行的浪漫主義的影響，特別是當時他剛跟燕妮·馮·威斯特華倫訂婚，她是特利爾的社會名流馮·威斯特華倫男爵的女兒。馬克思曾在這位男爵的影響下對浪漫主義文學和聖西門主義的政治學（參看空想社會主義條目）發生興趣。第二年，馬克思被他的父親送進一家比較大的和思想比較嚴肅的大學——柏林大學，在那里又讀了4年，在這期間馬克思放棄了浪漫主義而接受了當時在柏林十分盛行的黑格爾主義（參看黑格爾和馬克思；青年黑格爾主義者條目）。
　　馬克思開始深深地卷入青年黑格爾派運動。這個集團包括鮑威爾和斯特勞斯等人物，他們正對基督教進行一種激進的批判，這同時也意味著對普魯士的專制制度采取一種自由派的反對立場。由於他發現大學執教的前程已被普魯士政府封死，馬克思便於1842年10月在科倫一份有影響力的報紙—《萊茵報》里當編輯，這是一份由萊茵地區的工業家支持的自由派報紙。馬克思在報上發表的那些富有煽動性的文章（特別是經濟問題上），導致政府封閉了該報，於是馬克思便決定僑居法國。
　　在1843年底到巴黎後，馬克思很快就跟德國僑民工人的有組織的團體和法國社會主義者的各種派別進行聯系。他還編輯了那份很快就夭折了的《德法年鑒》，該刊的目的是要在新生的法國社會主義和德國激進的黑格爾主義者思想之間架起一道橋梁。在巴黎逗留的頭幾個月里，馬克思很快就成為一個堅決的共產主義者，並且在一系列著作中發表了自己的觀點，其中包括著名的《經濟學哲學手稿》，這部作品直到1930年左右才發表。在那里，他概括地闡發了共產主義的人道主義觀點，這種觀點是在費爾巴哈哲學的影響下形成的，並且建立在把資本主義制度下異化的勞動本質跟共產主義社會里人們在協作生產中自由地發展自己的本性進行對比的基礎之上。也就是在巴黎，馬克思第一次跟恩格斯建立起終生的合作關系。
　　馬克思在1844年底被驅逐出巴黎，跟恩格斯一道遷往布魯塞爾，在那里住了3年，在這期間曾到英國進行訪問。當時英國是最發達的工業國家，恩格斯的家庭在曼徹斯特經營棉紡業。在布魯塞爾期間，馬克思廣泛地研究歷史，並且制定了後來大家所知道的唯物史觀（參看歷史唯物主義條目）。這種觀點是他在一份手稿（也是在他死後發表的）即著名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提出來的，這部著作的基本論點是“個人的本質決定於制約他們生產的物質條件”。馬克思追述了各種不同生產方式的歷史，並且預見到目前的制度——資本主義的崩潰及其為共產主義制度所代替。在從事這種理論工作的同時，馬克思開始參與政治活動，跟他認為不合事宜的蒲魯東的唯心主義社會主義進行論戰（在《哲學的貧困》中），同時參加了共產主義者同盟。這是一個德國僑工組織，它的總部設在倫敦，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它的主要的理論家。在該同盟於1847年底在倫敦召開的會議上，馬克思和恩格斯受托寫作《共產黨宣言》，這個文獻是他們的觀點的最精辟的反映。《宣言》剛一發表，1848年的革命浪潮就席卷了歐洲。
　　1848年初，馬克思回到最早爆發革命的巴黎，然後到德國，在那里，他還是在科隆創辦了《新萊茵報》。這份具有廣泛影響的報紙，支持一條反對普魯士專制制度的激進民主主義路線；由於當時共產主義者同盟實際上已經解散，馬克思便把他的主要精力投入到該報的編輯上。然而，隨著革命趨於低潮，馬克思辦的這份報紙也被取締，於是他便於1849年5月到倫敦避難，開始了“漫長的、不眠的流亡之夜”，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他去世。
　　在倫敦定居後，馬克思由於對一場新的革命行將在歐洲爆發持樂觀態度，他便重新參加和整頓了共產主義者同盟，並且寫了兩本分量比較大的小冊子來論述法國1848年革命及其後果，這兩本小冊子的題目分別是《法蘭西階級鬥爭》和《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但很快他就開始認識到一場新的革命只能是一場新的危機的後果，於是便致力於研究政治經濟學，以確定這場危機的原因和條件。
　　在19世紀50年代上半期，馬克思一家住在倫敦索荷區的一套三居室的住房里，飽受貧困之苦。到倫敦的時候，這個家庭已經有四個孩子，而且不久又添了兩個。但是在索荷居住的時期，只有三個孩子成活下來。這時期（以及後來）馬克思的主要收入來源是靠恩格斯的接濟，而後者則從他的父親在曼徹斯特經營的棉花生意中領取一筆不斷穩步增長的收入。除了恩格斯的接濟外，馬克思還靠他作為《紐約每日論壇報》的一名國外通訊員的每周投稿所得來貼補生活。在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初期，馬克思接受了幾筆遺贈，因而使他的經濟狀況有所改善，然而只有從1869年起，他才從恩格斯那里得到一種足夠的、有保障的收入。
　　因此，不足為怪，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方面的主要論著進展緩慢。在1857—1858年前後，他已經寫出了一部厚達800頁的手稿，這是他打算用來寫作有關資本、土地所有制、工資勞動、國家、外貿和世界市場的草稿。這部手稿就是人們所知道的《大綱》或《草稿》，它直到1941年才發表。可是，19世紀60年代初，他突然中斷了這項工作，而去創作一部共有三大卷的題為《剩余價值理論》的論著，這部著作對他的政治經濟學的前輩特別是斯密和李嘉圖進行了探討。然而，直到1867年，馬克思才有可能發表他的研究工作的首項成果——《資本論》第1卷，該卷對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進行了研究。在那里他制定了自己的勞動價值學說和關於剩余價值和剝削的概念，以及論證了後者最終必然導致的利潤率的下降和資本主義的崩潰。《資本論》第2卷和第3卷在60年代期間已大體完成，不過馬克思在生前還一直繼續從事手稿的創作，這兩卷是在他死後由恩格斯出版的。
　　馬克思之所以推延了他的《資本論》的創作，其原因之一是他把許多時間和精力花在第一國際上（參看幾個國際條目），他在該國際1864年成立時被選入總委員會。在籌備國際的各屆年會和領導反對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派別的鬥爭中，馬克思的表現尤為積極。雖然馬克思贏得了這場鬥爭的勝利，但是在他的支持下總委員會的會址在1872年從倫敦遷往紐約，從而使國際迅速衰落。在國際存在期間發生的最重大的歷史事件是1871年巴黎公社，當時由於普法戰爭所造成的後果，巴黎公民舉行反對政府的起義，並且掌握了巴黎達兩月之久。在這場起義被血腥鎮壓的時候，馬克思寫出了他的一部最著名的小冊子——《法蘭西內戰》，這部作品熱情地捍衛了公社的活動和目的。
　　馬克思在他生命的最後10年中，健康狀況急劇惡化，使他不能夠像他在過去工作中所突出表現那樣不斷持續地進行創造性的綜合分析。不過，他仍然能夠對當代的政治特別是德國和俄國的政治情況進行實質性的評論。在德國，他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反對他的追隨者李卜克內西和倍倍爾為了建立一個統一的社會黨而同拉薩爾的國家社會主義進行妥協。在俄國，他在跟維拉·查蘇利奇的通信中，曾設想俄國超越資本主義發展階級並在具有和平村社特色的土地公有制的基礎上建立共產主義的可能性。然而，由於健康狀況不斷惡化，馬克思經常到歐洲一些溫泉療養地甚至到阿爾及利亞去療養，以求康覆。他的大女兒和妻子的去世，給他的余生蒙上了陰影。
　　馬克思為我們對於社會的了解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的思想並不是一個無所不包的體系，如同他的某些追隨者在辯證唯物主義的名義下所引申出的那樣。他的方法的辯證實質本身，意味著這種方法通常具有試驗性和無約束性。此外，作為政治活動家的馬克思和作為政治經濟學研究者的馬克思之間，還往往存在著一種緊張關系。馬克思對於革命運動的未來發展的許多期望都沒有實現，至少是截至目前如此。然而，他對社會的經濟因素的強調和對階級所作的分析，都對歷史學和社會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參考書目

① 施·阿文勒里：《卡爾·馬克思的社會政治思想》，1968年英文版。
② 博托莫爾編：《卡爾·馬克思》，1979年英文版。
③ G．科恩：《卡爾·馬克思的歷史學說》，1978年英文版。
④ R．漢特：《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思想》，1974年英文版。
⑤ 大衛·麥克萊蘭：《卡爾·馬克思——其生平和思想》，1974年英文版。
⑥ 貝·奧爾曼：《異化——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概念》，1971年英文版。
⑦ 約·普拉門納茨：《卡爾·馬克思的人的哲學》，1975年英文版。
⑧ 馬克西米利安·盧貝爾：《馬克思——生平和論著》，1980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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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3:09:50

馬克思恩格斯和當時的政治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待他們當時的政治所采取的態度，主要是期待一場無產階級革命的爆發並努力去促其實現。在清算了自己原先的哲學信仰後，他們就把注意力放在另一種革命的社會主義運動上。一些敵對的理論，諸如空想社會主義、基督教社會主義以及“真正的”社會主義，都由於跟革命的社會主義相去甚遠而在《共產黨宣言》（第3章）和其他著作中受到批駁。與此同時，他們對於當時的某些革命運動也進行了批判，認為這些運動過於狹窄地局限於致力於純政治的革命，而不是像他們所主張的那樣應結合著比較廣泛的社會改造來進行。因此，恩格斯總是樂於協助馬克思去跟巴枯寧和其他無政府主義者進行論戰，後來，他還教訓俄國的激進分子彼·尼·特卡喬夫“需要再學一學社會主義初步知識”（《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1頁），因為後者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在前資本主義的俄國比在更先進的西方更有可能發生。
　　在批駁特卡喬夫的觀點時，恩格斯所堅持的還是關於歷史發展的一般概念，即先前在諸如《共產黨宣言》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這類著作中所表達過的那種概念。不過，他們對政治的實際態度，特別是在馬克思的晚年，時而表現出一種脫離唯物主義的嚴格教義的意願。這種情況，也許可以明顯地從他們（特別是馬克思）對19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俄國事態發展的評價中看出，而當時在俄國嶄露頭角的實質上是非馬克思主義的運動。盡管恩格斯跟特卡喬夫有爭論和馬克思自己過去也對許多俄國革命者不信任，但馬克思在他有生的最後幾年，還是在某種程度上比較傾向於讚同民粹派關於通過農民公社（參看俄國公社條目）來走向社會主義的這一特殊的俄國道路，雖然在他公開發表的言論中，這種讓步不是沒有條件的。在《〈共產黨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表達了這樣的希望：俄國革命會成為西方無產階級的信號，它們之間能夠相互補充。這實際上表明了他們基本上所關心的還是想看到無產階級革命在經濟上更先進的國家獲得成功，認為這些國家具備了社會主義的物質和文化方面的先決條件。
　　由於沙皇政府明顯地具有普遍的和有害的影響，馬克思和恩格斯把它看作是謀求推翻的許多歐洲制度的主要支柱。然而他們對匈牙利和波蘭（它們的革命先後在1849年和1864年遭到鎮壓）的同情，也許更多是出於他們在國際局勢上所持的方針，而不是出於對這些國家的民族運動的前景和社會性質的看法。至於其他一些民族，主要是那些跟匈牙利人、波蘭人或“舉止文明”的德國人有矛盾的東歐斯拉夫人民，則被他們——主要是當時任《新萊茵報》（這是馬克思在1848和1849年編輯的日報）國外編輯的恩格斯譴責為“反革命”（參看民族；民族主義條目）。
　　恩格斯正是在《新萊茵報》上和隨後發表的一些文章中，提出了他的“沒有歷史的民族”的概念，這個概念起源於黑格爾。列入這個概念範疇的有巴斯克人、布列塔尼人、蘇格蘭的蓋爾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克羅地亞人以及其他南斯拉夫民族，這些民族是“被那個後來成了歷史發展的代表者的民族所排擠和征服了的以前的居民的殘余”（《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02頁）。基於同樣的理由，恩格斯支持德國在1848年為奪取什列斯維希——霍爾施坦的控制權而對丹麥發動的戰爭，認為這是“文明對於野蠻的權利，進步對於停滯的權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66頁）
　　在恩格斯把有些民族貶為“沒有歷史的民族”所提出的理由中，有一條是他認為這些民族除了在語言、文化和地理上是支零破碎外，它們當中沒有一個能夠把相當大量的人口集中到一個適當密集的地區去發展現代經濟。由於創造這樣的經濟需要市場的發展和一個建立在全國範圍基礎之上的階級結構，馬克思和恩格斯便傾向於反對聯邦制的觀點，而主張建立大規模的單一制國家，這是跟他們的某些奧地利繼承者（參看奧地利馬克思主義條目）的觀點是不相同的。因此，他們的《共產黨在德國的要求》（1848年）的第一條就是建立“一個統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頁）。由於這種期望以及在1848年所表述的其他願望沒有得到實現，他們把普魯士在1866年對奧地利的閃電般的勝利看作是最終有利於他們的事業的，因為“使資產階級集中起來的一切，對工人來說當然都是有利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45頁）。
　　盡管普奧戰爭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喜歡的一種促進德國統一進程的手段，但是他們相信在某些情況下，戰爭本身會偶爾有助於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在1848年，他們曾號召對俄國進行一場革命的戰爭，以便不僅使波蘭能夠從沙皇壓迫下解放出來，而且可以藉此鞏固國內的革命。恩格斯甚至在這以前就把軍事征服視為社會進步的一種有力的手段，他認為法國征服阿爾及利亞盡管很殘暴，但卻不失為“文明進步的一個重要的幸運的事實”；同樣地，他還歡迎“精力充沛的美國佬”從“懶惰的墨西哥人”手里奪取了加利福尼亞（《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26頁）。後來，由於他和馬克思預料西方會發生大規模的經濟危機，克里米亞戰爭的爆發使他們燃起了希望，希望“俄國代理人”帕麥斯頓和其他人所進行的據說是半心半意的戰爭會引起歐洲“第六強國”即革命的幹預（《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8頁）。盡管馬克思在這時期跟托利黨議員大衛·烏爾卡爾特這位仇俄分子有聯系，但他對這場戰爭的興趣與其說是對土耳其政府有任何偏愛，不如說是出於對革命利益的關心。同樣的考慮也影響了他對1859年奧法戰爭的態度，也就是他盡管仇視哈布斯堡王朝控制意大利北部，但卻認為奧地利的失敗似乎是有利於作為革命的最危險的敵手的歐洲兩大強國——俄國和拿破侖第三統治下的法國。當法國在1870年普法戰爭中失敗時，馬克思對此表示歡迎並且指出，一旦波拿巴投降，德國就不再是進行一場防禦戰，而有陷入已經擴大的俄國勢力範圍的危險。他在1870年9月為國際工人協會寫的關於普法戰爭的第二篇宣言中，以驚人的洞察力預言了德國那條後來一直奉行到1914年的外交路線：德國首先跟俄國進行比較緊密的聯系，然後經過短暫的喘息之後，再代之以準備一場規模更大的戰爭，這時候所反對的便是“斯拉夫種族和羅曼語種族聯合勢力”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48頁）。
　　馬克思很少對歐洲的帝國（突出的是法蘭西第二帝國）使用“帝國主義”這個詞，不過在他到英國定居以後，歐洲殖民主義的問題便更多地引起他的注意。他和恩格斯對於歐洲以外的世界的看法，是跟他們關於資本主義是一個全球性的體系的概念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的。這個體系在追求市場和原料來源的驅使下不斷地進行擴張，從而為社會主義的到來鋪平道路。盡管這種擴張可能有助於延緩那些地區的資本主義危機，延緩可能在這些地區中爆發無產階級革命，但馬克思和恩格斯卻把像“太平天國”這樣的起義看作是加速下述情況發生的可能的手段：“使醞釀已久的普遍危機爆發，這個普遍危機一旦擴展到國外，直接隨之而來的將是歐洲大陸的政治革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6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西方國家在東方實行的許多政策——從“邪惡的”鴉片貿易到對印度大起義的鎮壓，都從道義上表達了強烈的譴責。然而，他們同時也對傳統的東方社會保持高度的批判態度。在他們看來，“舊中國”只是靠“與外界完全隔絕”來保存。至於印度，馬克思的論述則要比中國廣泛得多，他認為至少在西方入侵之前，那里始終過著“失掉尊嚴的、停滯的、茍安的生活”。由於建立在與外界隔絕的、自給自足的鄉村經濟的基礎上，東方專制制度在印度“使人的頭腦局限在極小的範圍內”；而在破壞這種制度的經濟基礎方面，英國的幹涉“就在亞洲造成一場最大的……歷來僅有的一次社會革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67頁）。（參看亞細亞社會條目）。在此後的幾十年里，馬克思在其論述資本主義對東方社會的沖擊的著作中，傾向於不那麽強調其革命性質，而是更多地指出它所造成的破壞和災難。而且，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對殖民主義現象的分析中，還指出宗主國工人有被帝國用掠奪物收買的可能（後來列寧也是這樣認為的）。因此，恩格斯在1858年10月7日寫給馬克思的信中說道：“英國無產階級實際上日益資產階級化了，因而這一所有民族中最資產階級化的民族，看來想把事情最終導致這樣的地步，即除了資產階級，還要有資產階級化的貴族和資產階級化的無產階級”（《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38頁；同時參看工人貴族條目） 。恩格斯還認為，在使英國工人資產階級化的各種力量中，突出的是愛爾蘭成為“英國的第一殖民地”的地位（《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5頁）。由占有者階級人為地制造的英國工人和入遷的愛爾蘭工人之間的對立，被馬克思看作是“英國工人階級沒有力量”和資本家能夠保存它的勢力的“秘密所在”。因此他聲明，他原先認為愛爾蘭的解放將在英國工人階級勝利之後，如今則得出相反的結論：“不是在英國，而只有在愛爾蘭才能給英國統治階級以決定性的打擊（而這對全世界的工人運動來說是有決定意義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78、380頁）。
　　英國工人運動盡管有種種缺點，但在第一國際內部，它仍然不失為馬克思在反對蒲魯東和巴枯寧的影響的鬥爭中的有用的同盟。然而，英國工人運動雖然反對蒲魯東和巴枯寧的學說，但並沒有因此采納馬克思的革命政治學觀點。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所認識到的，從19世紀40年代中期以來，特別是由於《十小時法案》的通過和合作運動的發展，英國工人已經得到一些好處。同樣地，盡管憲章運動本身在1848年後已趨衰落，但“人民憲章”的許多目標已經達到或是實現在望。在國際存在的最初幾年期間，由於1867年的《改革法案》的頒布和工會組織條件的改善，英國工人領袖們便更加相信只要采取一種改良主義的而不是革命的策略，就足以實現他們的目的。事實上，他們有可能通過馬克思關於1872年國際海牙代表大會的演說而感到心安理得。馬克思在演說中宣稱：像英國、美國也許還有荷蘭這樣的國家，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達到目的。
　　馬克思認識到，雖然國際領導人中的英國工聯主義者並不總是跟他的長遠的政治抱負相一致，然而他們對於諸如波蘭的鬥爭、意大利統一運動和美國南北戰爭等問題所表現的關心，說明英國工人運動正從19世紀50年代的長期休眠狀態中重新覺醒。上面提到的三個問題之一——意大利的統一事業，在英國獲得最廣泛的支持，這不僅在工人當中，而且在其他階級當中也是如此。然而這個問題卻是馬克思及其追隨者在實現其目標上所最不抱希望的一個問題，這是因為馬克思的對馬志尼在意大利有強大的影響，而且在國際也有一定的影響力。在馬克思看來，馬志尼的政策是欠考慮的，它重視感情和道德修辭甚於意大利人民特別是農民的需要的實際價值。除了對馬志尼和後來巴枯寧的影響感到擔心外，馬克思還認為，在強權政治的情況下，意大利的獨立會在一定程度上損害奧地利，而後者不論其國內政治的性質如何，畢竟是對付俄國擴張的一個有力的緩沖器。
　　在美國南北戰爭的問題上，英國社會中的對立分裂要遠遠超過意大利的統一運動。馬克思的《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1864年）提到了英國上層階級各界對南部聯邦的支持。另一方面，在馬克思看到，維護聯盟是未來社會、政治和經濟發展的必要前提。他和恩格斯對南北戰爭的關心，從感情上說是出於他們對奴隸制的痛恨，而從戰略上說，則是出於他們希望由於這場沖突所造成的英國棉花的短缺，會促使在這個資本主義大中心爆發一場他們期待已久的經濟危機。
　　在第一國際成立前發生的並在某種程度上促使國際建立的第三個國際性大動亂，是1863年波蘭起義。正如奧哲爾和國際的其他奠基人所指出的，在19世紀60年代早期對波蘭的普遍同情，事實上成為促使英法兩國工人運動進行更緊密的合作的一種力量。然而，像蒲魯東主義者集團還有後來比利時的塞紮爾·德·巴普這樣的人，則並不懷有同樣的感情，他們宣稱波蘭的恢覆僅僅有利於貴族和教士。這種論斷遭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反對，這兩人仍然堅持他們在1848年的看法，即認為波蘭的分割構成了連結俄—普—奧神聖同盟的紐帶，因而他們的結論是：恢覆波蘭不僅可以削弱普魯士在德國的優越地位，而且在歐洲和“處於俄國管轄下的亞洲專制主義”之間安置了“二千萬英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24—229頁）。對於像路德維克·瓦倫斯基這樣的波蘭革命家的觀點——認為民族獨立鬥爭沒有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的鬥爭事業顯得重要，恩格斯反駁道：“無產階級的國際運動，無論如何只有在獨立民族的範圍內才有可能”（《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61頁）。
　　盡管恩格斯在19世紀50年代初期曾經表現出某種憂慮，但是他和馬克思始終關心波蘭的獨立事業，把它看作是對歐洲整個社會主義有利的事業。同樣的策略考慮也影響了他們對待70年代和80年代在俄國出現的革命運動的態度，特別是在波蘭革命和巴黎公社都被殘酷地鎮壓下去，而革命潮流到處呈現低落的時候。他們並不要求那些積極跟沙皇制度作鬥爭的人嚴格遵循他們的理論。事實上是，由於馬克思對於沙皇在歐洲的影響作用有所估計，所以他反而比較讚賞在俄國國內為革命積極從事活動的民意黨人和民粹派分子，而不那麽賞識像普列漢諾夫這樣的在理論上比較“正統的”俄國流亡者信徒。他讚同1881年暗殺亞歷山大二世的行動，理由是別無其他辦法可供選擇，這跟他譴責歐洲其他地方發生的這類行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例如他曾譴責赫德爾和諾比林在1878年行刺德皇威廉一世的圖謀以及1882年發生在都柏林公園的謀殺案。
　　在馬克思逝世兩年之後，那位在理論問題上通常更為正統的恩格斯宣稱，俄國在1885年形成了“很少幾個人就能制造出一場革命來”的例外情況，但他又補充說，這個革命可能迸發出一種革命者本身所無法控制的力量（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51頁）。當然，這種革命在恩格斯有生之年並沒有發生。由於看到俄國在19世紀末期加快了工業化的步伐，恩格斯還推斷俄國很可能不得不追隨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而不是依賴衰敗的農民公社作為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恩格斯所作的這種結論，論證了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例如後來列寧在《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1899年）中所表述的觀點的正確性。（參看布朗基主義；波拿巴主義；馬克思時代的帝國；拉薩爾條目）




參考書目

① S．阿文勒里編：《卡爾·馬克思論殖民主義和現代化——他的有關中國、印度、墨西哥、中東和北非的專稿和其他作品》，1968年英文版。
② S．F．布盧姆：《世界民族——對卡爾·馬克思時代的世界民族問題的研究》，1941年英文版。
③ 亨·柯林斯和契·阿布拉姆斯基：《卡爾·馬克思和英國工人運動——第一國際的年代》，1965年英文版。
④ 伊·庫明斯：《馬克思、恩格斯和民族運動》，1980年英文版。
⑤ 霍·班·戴維斯：《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和工黨有關民族主義的理論》，1967年英文版。
⑥ 若·豪普特、M．洛維和C．魏爾合編：《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1848—1914）》，1974年法文版。
⑦ V．G．基爾南：《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1974年英文版。
⑧ E．莫爾納爾：《馬克思主義的同盟政策（1848—1889）》，1976年法文版。
⑨ A．瓦利斯基：《馬克思恩格斯和波蘭問題》，載《辯證法和人道主義》雜志（華沙英文版），1980年第1期第5—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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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3:11:08

馬克思主義的發展

　　“馬克思主義”這個詞，在馬克思在世時是沒有人知道的。據恩格斯說，馬克思曾針對他的女婿保爾·拉法格說的話評論如下：“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當然，我們不能由此推斷馬克思從原則上否定能夠從他的著作中產生一個理論體系的想法，但是卻可以明顯地看出他並不宣稱要提出一個無所不包的世界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按照世界觀的方向進行發展，始於第二國際時期。例如普列漢諾夫曾在1894年寫道：“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完整的世界觀”，並采用了辯證唯物主義一詞來表述它；而對於考茨基來說，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不啻是一種包含自然和人類社會兩者在內的全面的進化論，而其中一部分是自然主義倫理學的和唯物主義（生物學的）世界觀。恩格斯本人應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請求而寫的《反杜林論》（1878年）一書，是朝著這個方面邁出的第一步；這部著作（其中一小部分是跟馬克思合作的）在當時對社會黨黨員的覺悟所起的影響作用，要比馬克思的主要著作《資本論》大得多，因為《資本論》在馬克思在世時只出了第一卷（1867年），而其余兩卷是恩格斯根據馬克思的手稿和筆記編輯整理並分別在1885年和1894年出版的。
　　看來，馬克思本人把他的理論著作主要地（如果不是完全地）看作是從革命的無產階級立場出發來對政治經濟學進行的一種批判，看作是一種唯物主義的歷史觀。這里所說的唯物主義是要從這樣一個意義上來理解，即物質生產進行的方式（廣義上說即生產技術）及其組織的方式（用馬克思的術語來說即“生產關系”，在其早期著作中還使用“交往關系”一詞），是一個時代的政治組織和思想表現的決定因素。這種觀點是在有意識地反對青年黑格爾派的主觀唯心主義的立場中發展起來的，後者的目的僅僅在於通過意識的改變來變革社會的和政治的狀況。他們的觀點在無政府主義思想家麥克斯·施蒂納的著作中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施蒂納號召他的公民同胞們“把國家和財產從他們的思想中排除出去”，並且一道加入一個“自由的聯合體”。針對這種觀點，馬克思指出國家和財產（金錢等等）決不是主觀的幻想，絕不是只要不去想它就會從地球上消失的東西，而是實際情況的反映，然而也不必把這種情況看作是永恒不變的。
　　“政治經濟學批判”是跟這種唯物史觀的概念相一致的，它的內容不僅包含對“錯誤的表現形式”（古典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批判，而且包含對必然產生這種表現形式的客觀的（物質的、社會的）條件的批判。從這種意義上說，古典政治經濟學並不單純是“謬誤的”，而且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內在關系的種種現象的適當的（如果不是完善的）反映。價值、貨幣、利潤、剩余價值等是這種生產方式的必然表現形式（客觀範疇），因此，它們只能隨著這種生產方式的消亡而消亡。從原則上說，這種批判理論（如同任何科學理論一樣），是能夠為任何個人所接受的。但是它卻不能為整個階級所接受，除非該階級的存在並不需要竭力使生產關系的一整套覆雜制度不被人們所認識。唯一能夠吸取政治經濟學的批判而又不損害它本身的階級，是無產階級，而且事實上，吸取這種批判還是該階級爭取自身解放的必要前提。資產階級中的個別成員能夠超越他們階級地位的限制（如恩格斯），然而如果整個階級這樣做就等於自殺，馬克思認為這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說，有一種客觀的障礙阻止著資本家階級去接受馬克思的理論，因為這種理論跟該階級的生存利益攸關；相反地，資本家階級對於這種理論要就充耳不聞，要就進行反駁。
　　馬克思的革命理論跟巴枯寧或布朗基的革命理論（參看布朗基主義條目）是對立的。後者強調“主觀因素”，強調對革命的不折不扣的奉獻，並認為從原則上說革命在任何時候都是可能的，而馬克思則斷言只有在革命的客觀條件成熟以後，無產階級革命才能取得勝利。事實上，馬克思沒有能夠確切地說明這些客觀條件是什麽。他有時候說，在一個現存的社會形態中，當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最充分的可能限度之前，革命將不會發生。在這種情況下，生產力的停滯將成為革命的前提條件；在《資本論》第3卷（第13、14節）中所論述的“利潤率下降的趨勢”，提出資本主義制度將最終達到這樣一個停滯點。恩格斯則斷定現代社會主義所追求的社會革命，“不但需要有能實現這個變革的無產階級，而且還需要有使社會生產力發展到能夠徹底消滅階級差別的資產階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0頁）。
　　德國工人運動盡管受到政府的壓制，然而在1875年以後卻發展很快，由於德國工運實際上不可能實行革命的變革，但又有必要把工人階級組織從文化上團結起來，所以便產生了建立一種明確的“世界觀”的需要；這種需要因工人階級教育的需求和工人階級被排除在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還有封建殘余的）文化之外而更顯得必要。這就導致馬克思主義這種關於世界的無所不包的學說的發展，這種學說往往是直接地取代了宗教的觀念。結果，像考茨基和普列漢諾夫這樣的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便把流行的大眾的唯物主義思想成分引進到馬克思主義中。恩格斯和其他人則把馬克思的歷史觀運用來解釋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並把它看作可以跟達爾文的進化論相提並論的科學成就。達爾文所取得的成就是在自然界方面，而馬克思則是在人類社會方面。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就這樣被研制出來，並在工人運動中（不僅在德國）創造了一種銘記著客觀發展過程是不可戰勝的意識，從而加強了它的自我認識。達爾文主義的普及者海克爾（1843—1919）對這一世界觀的形成，要比黑格爾和他的辯證法重要得多。作為第一個幾乎是清一色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一方面是在黨員數量上表現出力量不斷增長，另一方面則在政治上表現軟弱無力，這種脫節情況，卻通過它本身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思想基礎的亞文化群的形成而被掩蓋和得以彌補。
　　跟實行半立憲主義的帝制德國的情況比較起來，在革命前的俄國出現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希望和社會、政治現實之間的脫節情況，甚至更為嚴重。在那里，馬克思主義是由一些知識分子精英傳播給當時已受雇於大工業的少數工人的。列寧關於政黨的理論很清楚地表現了這種關系。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無所不包的世界觀和政治理論，它必須通過一個專門為其傳播而建立的組織——“新型的黨”來從外部灌輸給無產階級。後來在斯大林時代，則又把這種作為世界觀的馬克思主義學說不容批判地稱為意識形態，認為它的使命在於保證這個幹部政黨的紀律性和排他性，以及保證黨對領導權的無可爭辯的要求。這樣一來，工人階級和工人階級意識之間的關系就被顛倒了：這種以“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為核心的思想意識，首先是由幹部政黨在黨內知識分子的幫助下發展起來的，然後再把它灌輸給在革命後迅速發展的工人階級。雖然列寧曾經打算根據實際經驗的情況來修改自己的理論，然而在斯大林領導下建設一個官僚社會主義國家的時期，這種世界觀的學說卻凝固為教條。馬克思主義成為國家和黨的官方學說，它無論過去和現在都是全體蘇聯公民必須接受的觀點。這個時期，即大約從20年代開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成為一件“緊身衣”，不僅全體公民，而且連科學和藝術都受它的束縛。在蘇聯，有“馬克思主義語言學”，還有馬克思主義的關於宇宙論、遺傳學、化學等等的觀點。在斯大林逝世後和新的領導人執政的情況下，自然科學在黨的意識形態專家的偏狹監護下而使蘇聯的科技跟西方比較起來大大失利的狀況日呈明顯，於是便在自然科學領域中撤銷了這種監護，但它仍然保留在社會科學、文教、藝術和文學之中，雖然在這些領域中也有了某種程度的自由化。
　　把馬克思對批判理論的貢獻納入一種馬克思主義世界觀，這不僅無助於發揚這些貢獻，而且反而貶低了它們的價值。顯然，馬克思是一位令人信服的無神論者，但是他把宗教看作是不自由的社會環境的產物，並且確信隨著生產者自由聯合體的建立（在共產主義制度下），宗教將會完全消失。他是絕不會主張以一種“唯物主義的思想意識”來代替宗教的。他所喜愛的格言——de omnibus dubitandum（懷疑一切）——是會使他懷疑那種做法的。相反地，如果按照馬克思本人的見解，這樣一種意識形態和那種由國家強加的、依靠權威決定的世界觀的出現以及它們的堅持，只能解釋為不自由的社會和政治環境的表現；只要這種意識形態的唯一服務對象——官僚主義統治的社會和政治結構被超越，那麽蘇聯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的世界觀將會自行消失。
　　跟這種蘇聯馬克思主義的無所不包的世界觀相對立的，是所謂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它是從盧卡奇和科爾施的早期著作開始發展起來的。西方馬克思主義首先拒絕那種由恩格斯開始的、試圖把自然辯證法列入馬克思主義的做法，並且強調“主觀因素”的重要性和批判的自由。此外，對於這種“西方的”或“批判的”馬克思主義來說，同樣重要的是運用馬克思主義來對馬克思主義本身進行批判，這種主張是由科爾施在1923年首先提出來的。蘇聯馬克思主義正是由於沒有能力進行這種批判性的自我糾正，才使它變得貧乏不堪，雖然在蘇聯為馬克思主義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經費。
　　從本世紀20年代以來，一種非教條的馬克思主義已經在許多領域對西方思想產生深遠的影響。在劍橋，皮爾羅·斯拉法、瓊·羅濱遜和莫里斯·多布在幾十年期間不斷研究馬克思主義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其中確實吸取了新李嘉圖理論的若幹成分（參看多布；李嘉圖和馬克思；斯拉法條目）。在美國，保羅·巴蘭在1957年創始了把批判的馬克思主義方法用來解決第三世界的不發達和發達的理論問題。馬克思主義在社會學和歷史學領域中的影響也有相當大的增長，這種影響往往是跟麥克斯·維貝爾和法國年鑒學派史學家們的學說結合在一起形成的，特別是後者，他們在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上取得了廣泛的和豐碩成果（參看歷史編纂學條目）。這些西方研究者中某些人受到了“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尖銳批評，然而後者本身的研究工作，自從列寧逝世以後，除少數人（如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和瓦爾加）例外，並沒有顯示出任何顯著的成就。至於蘇聯哲學和社會理論所作出的任何進步，卻不是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取得的，而首先是在諸如數理邏輯和控制論這樣的高度專門化的領域中取得的。這些尖端學科在技術上（包括軍事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應用價值。馬克思主義思想其所以在西方遠為活躍並具有大得多的首創性，其主要原因之一，無疑是它對其他非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哲學以及其它學科的進步的影響，一直抱開放的態度。



參考書目

① 尼古拉·布哈林：《歷史唯物主義》（1921），1925年英文版。
② 依林·費切爾：《卡爾·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1970年英文版。
③ 艾里克·霍布斯鮑姆等編：《馬克思主義史》（1980—），英文版。
④ 列澤克·科拉科夫斯基：《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流派》，1978年英文版。
⑤ 卡爾·科爾施：《馬克思主義和哲學》（1923），1970年英文版。
⑥ 同上作者：《卡爾·考茨基和唯物史觀》，1929年德文版。
⑦ 喬治·利希海姆：《馬克思主義——歷史和批判的研究》，1961年英文版。
⑧ 喬治·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1971年英文版。
⑨ 赫伯特·馬爾庫塞：《蘇聯馬克思主義——一種批判的分析》（1958），1964年英文版。
⑩ 斯大林：《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1938年英文版。
⑪ 普列德拉格·弗蘭尼斯基：《馬克思主義史》，兩卷本，1972、1974年德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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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3:12:15

馬克思主義和第三世界


　　在第三世界大多數國家里，對馬克思主義的注意主要是由於殖民地的關系產生的，而且是跟反帝鬥爭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的。帝國主義確定了這個方面的主要問題，而且給馬克思主義在（或關於）第三世界的理論和實際打下鮮明的烙印。中心的問題關系到：宗主國對前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影響；新階級的出現和由此產生的階級聯合的類型；以及對這些社會的發展和革命鬥爭的條件起重要決定作用的階級矛盾。
　　經典馬克思主義，即馬克思特別是列寧的馬克思主義，看到了宗主國的資本輸入對“落後社會”所起的作用，然而這種看法是跟現實的發展不符的。他們揭露並痛斥這種作用的破壞的和剝削的性質，不過他們認為：一旦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結構被引進到一個社會中去，那它就會讓它自身的發展邏輯起作用，打破前資本主義的結構，而且會以跟宗主國的歐洲所采取的同樣的方式來產生資本積累和增長的動力。列寧在《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這篇論文中提出了一個特殊的模式，並按照這種模式所提供的框架結構來對上述發展進行分析。他提出了一種（俄國的）社會形態的概念，在這種社會形態中存在著一種以上的生產方式，處於上升地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向占統治地位的封建生產方式和封建國家挑戰。在俄國社會中，主要矛盾是這兩種生產方式的對抗，這種對抗將通過前資本主義方式的解體而解決。這種階級力量的結合，標志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雖然在俄國，這個革命將要在堅定的無產階級而不是在軟弱的資產階級的領導下完成。這就是一種兩階段革命的理論，因為在社會主義革命能夠實現之前，必須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列寧很強調這一點，他否定了民粹派那種認為可以跳過資本主義而實現一個階段的社會主義革命的觀點（參看民粹主義條目）。還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引起了社會形態中前資本主義結構的解體。以上就是據以對第三世界社會的發展進行分析的框架結構，也就是近來的爭論所涉及的方面。
　　列寧把他對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分析用於殖民地社會，仿佛非殖民地化社會的資本主義是跟宗主國社會的資本主義同本同源似的；這是在近來的爭論中所提出的一個問題。按照列寧的見解，隨著資本主義的引進，一個強大的民主運動正不斷地在“亞洲每個地方”發展，正如俄國當時的情況一樣。但是，跟俄國有所不同，在殖民地里，資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處於先鋒之列。因為那里的資產階級仍然跟人民站在一起。這種情況是跟民族運動聯系在一起的，因為資產階級需要民族國家來實現資本主義發展的需要。這樣一種分析，直到1920年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才跟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使命及其階級聯盟聯系起來。這時候，先前凡提到資本主義的地方，如今一般都用帝國主義這一專門提法來代替。然而，除了認為帝國主義所代表的不是本地的資本這種觀點外，並沒有提出關於這兩種提法之間的結構性區別的問題。列寧在《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中，提出各國共產黨應當為殖民地國家的反殖民主義（和反封建主義）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做些什麽事情。他建議共產主義運動應當跟這些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結成“最密切的聯盟”，同時無產階級政黨應當“援助”（列寧不說“領導”）民族解放運動。列寧的這種觀點，在一場歷史性的辯論中，受到印度共產黨員馬·納·羅易的挑戰，他反對那種主張跟資產階級運動實行合作的號召，而是主張共產國際應當把它的全部力量用來建立和發展殖民地的無產階級和農民的組織，推動他們的階級鬥爭，領導他們去進行革命並建立起蘇維埃共和國。羅易的主張，回避了這樣一種困難，即當時在殖民地中幾乎不存在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政黨。
　　盡管列寧在1920年所提出的方案還有若幹理論問題尚未解決，但是它至今仍不失為馬克思主義運動中對待第三世界革命鬥爭的各種不同觀點的基本出發點。歷史唯物主義和列寧的分析性的框架結構，都提出這樣一種設想，即在一個社會形態中資本主義的發展必然要跟原先占統治地位的前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的社會結構發生矛盾，這種矛盾將會以後者的解體得到解決。這就勢必引申出處於不同的生產方式中的各階級之間存在著對抗性的矛盾和不可調和的階級鬥爭。那麽，我們怎麽能夠把這樣一種觀點跟那種認為宗主國的資本跟殖民地的本國的封建主義結成聯盟這種觀點進行調和呢？因為這兩個階級是分別處在資本主義和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之中的啊！同樣地，對於殖民地本國的（民族的）資產階級和占統治地位的宗主國資產階級之間的沖突，也沒有作出一種結構性的解釋，雖然這兩個資產階級都同樣地處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中。盡管如此，還是不妨這樣設想：以殖民地民族資產階級為一方跟以宗主國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為另一方之間的矛盾，決定著隱藏在殖民地民族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並限定階級鬥爭的聯合力量的那些結構性矛盾。
　　通過1920年的辯論，列寧確實在一個方面重新修訂了自己的觀點，他接受了用“民族革命運動”（這是共產黨人所要支持的）一詞來代替他原先的提法，即“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同時承認殖民地的資產階級既能夠反對帝國主義，又能夠跟帝國主義妥協，從而使運動變成共產黨人所不能支持的改良主義運動。這固然是承認了一種現實，但卻使上述的理論問題變得更加覆雜，因為究竟是什麽條件決定運動的性質，這點並不清楚。不過，這種修訂並沒有使列寧改變自己的基本觀點，因為他仍然認為：“毫無疑問，任何民族運動都只能是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334頁），不這樣看的話，那就是空想。在以後的年代里，進步的民族資產階級和改良主義資產階級的這種劃分，便成為一種現成的稱號，蘇維埃國家在同後殖民主義國家打交道時，便可以從蘇聯的利益的要求出發，輕易地利用這些稱號來使自己的行徑合法化。
　　1928年由共產國際為殖民地社會制定的政策，則根據中國的大失敗的歷史背景而略有修改。在中國，共產國際曾把一種跟國民黨（由民族資產階級領導的政黨）不分皂白地實行合作的政策強加給中國共產黨人，然而這種政策卻以使中國共產黨被蔣介石大批屠殺的1926—1927年反革命事變而告終。於是，共產國際在1928年召開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上，便不再把民族資產階級看作是民族的民主革命的領袖，認為該階級是易於動搖和妥協的。設想了無產階級實行領導的可能性，然而總的方案仍不明確。強調了來自下層的革命，同時也強調了這樣一個命題：“在主要的殖民地國家中，在進行民族解放鬥爭的同時，土地革命構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軸心。”這便是毛主義的出發點（見毛澤東條目）。然而，共產國際的這條路線在1935年召開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又有所變化，當時采納了人民陣線的政策，而對於殖民地國家來說，則恢覆了對“民族資產階級”的信心。
　　近年來，蘇聯共產黨以及追隨它的各國共產黨，持有一種嶄新的見解。他們以列寧為名，重新樹立起民粹主義的關於跳過資本主義階段的觀點，並將它應用於第三世界。那種長期確立的革命兩階段論，已被“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這一口號所取代；他們斷言，由於在今日世界上存在著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使得這一口號的實現成為可能。這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國家主義的革命概念，更精確地說，這是一種進化的概念，而不是革命的概念。他們認為，在第三世界里，一般說來，資產階級的力量比較弱，而工人階級還沒有成為一種領導力量。然而，在那里卻存在著建立一種“民族民主國家”的各種可能性，這種國家是要在蘇聯的幫助下，由任何一個民主階級領導下的“民族民主統一戰線”實行統治。這個領導階級可以是工人或農民，也可以是城市小資產階級、進步知識分子、革命軍官或者是民族資產階級。衡量“民族民主國家”的主要標準是它反對帝國主義並跟社會主義集團進行合作。他們還提出，“這種革命的一般框架結構，在其實現的過程中，是要超出資本主義的框架結構”，然而他們沒有講清楚這是為什麽以及怎樣去實現。這種見解，給馬克思主義的國家階級理論提出了重大的問題，同時也在階級聯合和階級矛盾方面提出了問題。
　　跟這種見解以及其他認為可以在民族資產階級領導下通過議會和平道路來實現民族民主革命的看法相對立的，是主張發動下層進行革命鬥爭的“毛主義路線”。毛主義這一標簽是這種性質的運動所自封的，而並非一定是受中國的支持和鼓勵。毛主義這種標志源自於中國人在跟蘇聯進行論戰中所使用的言辭。毛主義路線強調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進行武裝鬥爭的重要性，同時還十分強調土地革命，認為它是必須在社會主義革命之前完成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
　　以上所歸納的不同觀點，都是在列寧所預測的關於前資本主義的結構勢必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解體這種理論框架中制訂出來的。今天的馬克思主義者所關心的是像在非洲某些地區存在的那些小農占優勢的社會（他們認為這些社會屬於前資本主義的性質），他們發現了一種恰好相反的情況，即資本主義的發展看來非但沒有使這些前資本主義的農民社會解體，反而把它們保存下來並使它們服從於自己的需要。農民社會是工業生產的市場，而且還是市場的某些產品的生產者。它們首先是受雇於資本主義大企業的季節性廉價勞動力的再生產者。於是，起而代替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解體的論斷，是這樣一種看法：在第三世界的社會里，資本主義不是從社會內部發展起來，而是從外部強加的，這種資本主義對於前資本主義農民社會具有“保留—解體”的作用。目前，這種“生產方式（共生）結合”的理論，為人們所廣泛接受。
　　另一種觀點則對這種“結合”論進行挑戰，並把它指責為拋棄唯物主義的中心概念（即作為歷史樞紐的在不同生產方式之間存在矛盾的概念）的功能主義和唯意志論。這種觀點認為，在第三世界里前資本主義的結構實際上已經解體，在那里存在的就是資本主義。它反對把那里的土地生產關系仍然看作是封建主義的關系，同樣地，它認為目前的農民社會已經不像它們在轉變為殖民地以前那樣，能夠按照前資本主義社會的方式進行自身再生產。由於被卷入資本主義經濟的普遍的商品生產循環之中，它們不能像以往那樣在本地自供自給的基礎上繼續生存。輸出季節性的勞動力，也是它們發生結構性轉變的一種後果。它們是在資本的統治下被吸收了。不過，這樣一種論述也是有問題的。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的概念是以生產者和生產手段相脫離為前提的。然而，以這種農民社會而論，很清楚的是，它們在資本主義統治下被吸收（就當是有這回事）並沒有造成這樣一種脫離，因為農民還繼續擁有自己的生產資料。
　　從這種觀點變通出來的另一種觀點，則是關於生產控制的觀點，它認為第三世界的資本主義具有結構性的特征，因此它跟宗主國的資本主義是不屬於同一類型的。在宗主國，在生產資料和消費品生產方面具有一種“整體的”勞動分工的形式；而在第三世界，由於在這兩個經濟部門之間缺乏一種平衡的發展和對進出口的依賴性，因而呈現一種脫節的形式。總之，在論述第三世界和宗主國的關系方面有各種各樣的說法，從那種認為第三世界國家完全被資本主義控制的“依附論”的極端觀點，一直到認為第三世界的國家和經濟對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還有一定程度的自主地位的另一些說法，諸如“依附的發展”和“後殖民主義國家”等等（參看殖民主義；依附理論條目）




參考書目

① L.E.阿奎拉：《馬克思主義在拉丁美洲》，1968年英文版。
② H.A.阿拉維：《外國資本主義的結構》，載H.阿拉維和T.山寧編《發展中社會的社會學導論》，1982年英文版。
③ H.A.阿拉維等：《資本主義和殖民地生產》，1982年英文版。
④ S.阿明：《不平等的發展》（1976），1973年英文版。
⑤ F.H.卡多索和E.法列托：《拉丁美洲的依附與發展》，1979年英文版。
⑥ H.卡雷爾丹科斯和S.R.施拉姆：《馬克思主義和亞洲》（1965），1969年英文版。
⑦ J.克安和J.R.羅貝拉：《前資本主義社會的人類學》，1981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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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3:13:16

東歐馬克思主義

　　東歐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是作為一個完全分立的專題而出現，開始於這個地區並入蘇聯的時候。起先，一些生於或卒於今日東歐國家的主要人物的著作，不是被列入蘇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如季米特洛夫、瓦爾加和1930—1945年間盧卡奇的論著），就是被並入梅勞—龐蒂所稱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如布洛赫和1918—1929年間盧卡奇的論著）。同樣地，盡管頗有爭議，如今也只有把非正統的研究方法歸並入這一專題，至於1945年以後時期的正統的研究（包括它的內容、發展階段和社會功能），則屬於在東歐的蘇聯馬克思主義的成果。最後，南斯拉夫的馬克思主義，雖然在地理位置上屬於這一地區，然而就其思想內容而言，則主要屬於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體系。
　　對東歐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可以根據四個具有明顯含義的層次來分別進行。在有關的國家里——東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這些層次在時間順序上無疑是各不相同的。根據這種分析，修正主義一詞，除了目前所認為的對建立在自視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基礎上的現行制度的理論和實踐提出改革方案這層意思以外，還需要補充另外三層含義。第一，由於對馬克思主義的原本的、跟官方的觀點截然不同的哲學和社會理論進行恢覆，結果形成了對現制度實行批判性的對抗，這種情況被盧卡奇恰如其分地稱為馬克思主義的覆興。試圖把馬克思經典社會理論的某些觀點直接運用於蘇維埃類型的社會（這在東歐遠較西方為罕見），是這個層次所帶來的一個邏輯後果。第二，在以馬克思社會哲學的若幹主要成分作為典範的基礎上以及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一般模式上，發展起對各自社會的批判理論，但所運用的是嶄新的方法，這種情況被哈貝馬斯最好不過地稱為馬克思主義的重建。第三，在顯然試圖打破傳統的基礎上建立起後馬克思主義的批判觀點，不過這種建立還是應當稱之為馬克思主義的超越，這是從它具有舍棄和保留（Aufhebung）這種意義上來看的。況且它已經達到這樣的程度，即在這方面所作的努力已經包含著重要的、即使是暗含的有關“覆興”和“重建”的各種理論觀點。
　　顯而易見，在所有東歐馬克思主義的這些層次中，最普遍的仍然是修正主義（它還是唯一能夠在蘇聯找到鮮明的對比的東西）。然而，修正主義同時也是一個最自相矛盾的層次。一方面，它確實使極權主義的統治政黨跟它們自身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形成一種對抗，從而使一些相對來說非極權主義的原則得以從中精選出來。另一方面，修正主義又對遠非列寧主義的任何設想所能理解的民主主義和多元主義的挑戰實行明確的開放。這兩方面的內容有時候實際上被個別人如W.哈里希混同起來，然而這一事實並沒使他的這種混合物減少任何矛盾。在理論上最能夠反映修正主義的，自然是哲學和經濟學這兩個被官方認可的社會科學領域。在哲學界，像盧卡奇、布洛赫這樣的思想家和他們的學生，哈里希和他的《德國哲學雜志》，聚集在波蘭學生雜志《直言》周圍的集團，以及匈牙利的“斐多菲俱樂部”，都力求克服馬克思主義在認識論和人本學上的決定論和客觀論（即忽視人的主觀能動性）以及在倫理學中的科學主義和歷史主義。在許多場合下人們表示相信，像這樣一種經過修正的理論，不僅最終會成為人們原先期待的實現一般改革的工具（結束警察壓迫、改良法制、廢除書刊檢查制度、簡化中央行政制度），而且可以成為（至少對於某些修正主義者來說）實現民主化的手段（工人委員會、自由結社、自由討論、甚至在執政黨內實行多元主義，有時甚至還可恢覆多黨制）。然而，在某些場合下（特別是在波蘭），這樣一種綱領終於被看作是跟任何形式的列寧主義都不相容；而在另一些地方，人們試圖將寫作《哲學筆記》和《國家與革命》（甚至職工會的爭論）時期的列寧，跟寫作《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和《怎麽辦？》時期的列寧進行有利於自己的對比。不過對於大多數修正主義者來說，已經由科拉科夫斯基加以典型地刻畫的可以調和的和不可調和的反列寧主義，仍然是擺在未來的事情。
　　在經濟學方面，修正主義至少在那些能充分表達“市場社會主義”（它的來源有一部分是獨立的）的觀念中獲得初步的思想反映。可以肯定，就純經濟的水平而言，在說明東歐馬克思主義的所有層次的特點的研究方法中存在著許多聯系，其中包括後馬克思主義的關於可能的改革模式的探討。企圖使集中的計劃同非集中的市場機制實現理想的結合的願望，可以追溯到50年代初波蘭的蘭格，以及東德的F.貝倫斯和A.貝納里，同時有關的理論模式則在1956年以後被諸如W.布魯斯、M.卡萊斯基、O.錫克、J.科斯塔以及J.科爾奈這些經濟學家極大地豐富了。以上提到的這些可以說明修正主義所作的努力，幾乎完全是集中在純經濟的問題上，而避免涉及對制度實行結構性改革所需要的政治的和社會的前提條件。這大致上也就是“布拉格之春”的捷克經濟改革者們所持的立場。其他地方也是如此，經濟學這一專業跟覆興馬克思主義很少有共同之處，因為維護傳統根源的願望跟堅持這個專業領域的教條主義定義往往就是一回事。另一方面，重建馬克思主義的綱領，對於那些已經在運用非馬克思主義概念來構造社會主義模式從而涉入經典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有意回避的問題領域的經濟學家來說，肯定是多余的。只有對馬克思主義的超越在經濟學中得到反響，但這種影響僅局限於波蘭（如利平斯基、科瓦列克和流亡國外的布魯斯），而在匈牙利的影響則要小的多。
　　覆興馬克思主義（又稱“實踐哲學”）涉及對列寧主義的普遍拋棄，而主張回到馬克思主義的本源並恢覆歷史價值。總的說來，這種傾向是在社會運動休眠時期對各執政黨的不合時宜的思想框框的反應。從思想上說，東歐馬克思主義的這一層次跟西方的新左派和南斯拉夫的實踐派有許多共同之處。然而，在東歐，覆興馬克思主義的最突出的成果僅僅局限於哲學，這首先涉及回到青年馬克思，還有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對同樣的哲學思想的重新發現（如A.沙夫、科拉科夫斯基、盧卡奇、A.赫勒爾、G.馬爾庫斯等人）的觀點。在這方面，對青年盧卡奇、科爾施和葛蘭西的著作的研究和解釋，可謂普遍流行。有時候，原先的觀點為有關的非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傳統所豐富（如海德格爾和科西克，胡塞爾和瓦傑達，以及新康德主義和赫勒爾）。然而，唯一具有重要意義的事例，是莫德澤列夫斯基和庫隆的《公開信》，它是一種把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理論應用於蘇聯式的制度的一種微妙的方式。事實上，那些從事馬克思主義的覆興的理論家們（馬爾庫斯、基斯和本斯），都是深諳這種經典理論的最佳使用方法的，但總的說來，他們對於階級理論、實行社會關系變革的暴力模式、價值理論、商品拜物教概念以及作為上層建築的國家觀能否應用於東歐的情況，是抱懷疑態度的。因此，馬克思便作為一位哲學家被保留下來，然而這恰好是違背他本人意願的。認為馬克思主義的覆興在哲學上所表現的空想主義，意味著對布爾什維主義進行一種新布爾什維主義的批判，也就是進行一種企圖把現存制度置於那種只能淪為捍衛同樣是極權主義社會制度的思想的庇護之下的批判（見“參考書目” ⑦），這種論斷是不公正的。與此同時，實踐哲學家對社會理論所保持的沈默，則表明他們暗地相信：如果他們不退回到乞靈於神話或先鋒主義或是兩者的話，那末他們是不可能利用經典理論的，甚至是對這種理論的所能采取的最佳使用方式也罷。事實上，當庫隆和莫德澤夫列斯基僅僅依靠覆活工人階級和委員會民主制（參看委員會條目）的經典主義神話來防範列寧主義的時候，從事馬克思主義覆興的最後一位重要的理論家魯·巴羅，則在10年之後寫出迥然不同的東西；他公開地重新建立起經典理論和列寧主義政治之間的聯系。
　　新馬克思主義的重建和後馬克思主義的超越，代表了對波蘭和匈牙利新形勢的兩種反應。從最近這兩個國家的非官方領域就政治綱領所進行的討論來看，後馬克思主義占了壓倒優勢；而從理論成果來看，新馬克思主義的成就無疑給人們以更為深刻的印象。這種差別，多少可以根據兩者的淵源有所不同來進行解釋。1968年這一年，無疑反映了東歐各地（除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外）持批評態度的知識分子終於放棄了對於來自上面的體制結構改革所抱的一切幻想。布拉格之春失敗了，然而尤其重要的是各執政黨從這種失敗中所汲取的教訓。總的看來，在隨後一段時期，這些政黨堅決不再去冒可能秧及政治和文化的任何經濟改革或行政改革的風險了。面對著這樣一種新態度，那些秉承東歐馬克思主義傳統的人不得不認識到：能夠決定性地改變黨和國家對社會關系的結構性改革，只能從下面通過不同的途徑來實行。不過，任何足以探索這種可能性的途徑，都受到各有關國家的社會環境的決定性的影響。在一些國家里，高壓手段堵塞了建立一種多少能起作用的非官方領域的可能性，因而使政治說教不能添加任何新鮮語言，其後果要就是在缺乏任何熱情的情況下繼續使用陳舊的概念（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屬於這種類型），要就是撤退到一切持反對立場的人都能讚同的、像談論人權問題這樣一塊再小不過的陣地上（捷克斯洛伐克的類型）。至於匈牙利的由上層謹小慎微地推行的現代化，雖然只限於經濟方面，然而帶來的結果卻是保持了一種在相對上得到改進的法律框架，同時由於存在發展一種非官方領域（盡管它跟其他社會力量沒有關系）的可能性，從而導致一種主要是理論性質的討論。最後在波蘭，由於社會運動的不斷發展的需要，從一開始就存一個發達的非官方領域，因此所開展的討論主要是政治性和實踐性的。在匈牙利，至少在開始的時候通過對社會活力的分析而發掘出來的結構改革的種種可能性，不斷地受到一種行政的和經濟的合理性的危機的影響，同時還受到來自上層的為應付這種局勢而不斷翻新的意圖（“危機對策”）的影響；而在波蘭，理論家們則傾向於抱這樣一種觀點，即社會運動會在實踐中探求其本身的社會形態的限度和彈性，這是一種跟實踐哲學幾乎沒有什麽差別的看法。
　　在匈牙利所進行的探討其所以具有理論性質並使用了新馬克思主義的語言，還應歸諸於一個有影響的知識分子團體即布達佩斯盧卡奇學派的繼續存在（至少直到1977年）所起的作用。這個集團跟西方新左派的各部分人的聯系，使得在國際上有更多的講馬克思主義語言的聽眾。重建馬克思主義的綱領，正是在這種國際交流中產生的，這種交流使這個學派幾乎成為東歐唯一的接受法蘭克福和斯塔恩貝格類型的“批判理論”的團體。在其他地方，只有波蘭的社會學家斯坦尼斯基斯參與一種類似的事業，這個事業可以最一般地概括為試圖圍繞著博采自維貝爾、波拉尼、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以及馬克思本人的理論體系的種種概念，去建立一種動態的社會理論，不過這種理論仍然保持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的模式特性。在上述這些基礎上所采取的首要的步驟是：分析了蘇維埃類型的社會的經濟再生產的新結構（基斯、本斯——“馬爾克·拉科夫斯基”——馬爾庫斯）；分析了階層的新形態（赫格杜斯、康拉德、斯澤蘭尼）；分析了政治和思想制度（費爾、赫勒爾）；以及分析了各種社會運動在社會制度中的地位（斯坦尼斯基斯）。盡管人們時而有可能從新馬克思主義觀點出發來預測波蘭反對派的新政治成分（如斯澤蘭尼、康拉德和赫格杜斯），然而更為普遍的則是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傾向於掩蓋新社會運動中實際上是新的東西（如斯坦尼斯基斯，還有具有不同思想基礎的巴羅）。在波蘭，正當一個社會運動已經通過來自下層的創新而在前所未有的規模上進入現存制度的時刻，那些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寫出來的東西，不是傾向於構造一種封閉的、幾乎是沒有改變的社會結構，以便顯然能夠頂住或兼並無論來自上層還是下層的改革因素（如拉科夫斯基、馬爾庫斯、費爾、赫勒爾、斯坦尼斯基斯等人的作品），就是試圖制定一些具有極其僵硬的歷史唯物主義前提的社會變革模式，其後果則是使所設想的國家社會主義的改良主義、技術統治階段的勝利流於空想（如斯澤蘭尼和康拉德的作品）。
　　正是在波蘭社會運動充分開展的歷史條件下提出來的這些理論問題，導致幾乎普遍地采取後馬克思主義來代替新馬克思主義，這種情況在匈牙利也是如此，盡管在那里事實上沒有機會開展一種波蘭式的運動。今天，總的說來，新馬克思主義方法仍然為流亡國外的匈牙利的理論家（跟波蘭的這類理論家相反）所遵循，當然他們的作品也是為了寫給西方激進的讀者看的；後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則在波蘭和匈牙利的大多數在國內持反對立場的重要理論家中占統治地位，前者有如莫德澤列夫斯基、米切尼克、庫隆等人，後者有如基斯、本斯、瓦傑達等人（赫格杜斯和斯坦尼斯基斯這兩個人看來是國內唯一不屬於這種傾向的例外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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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3:14:27

在哲學上說，後馬克思主義是建立在對最初由黑格爾和青年馬克思提出的國家和市民社會問題進行再思考的基礎之上的。當然，從這個意義上看，後馬克思主義是覆興馬克思主義的工作的直接繼續。在科拉科夫斯基的指引下，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們傾向於不采取馬克思主義的解決方法來處理國家——市民社會這種兩元性所固有的異化問題（也就是對國家和社會實行民主的統一的問題），認為這種方法必不可免地會成為一種獨裁主義的方法。為了取代這種方法，他們力求維護或重建溝通社會和國家之間關系的中介制度，如法制、多元制和公開性（瓦傑達的主張）。因此，新社會運動可以被解釋為市民社會的主動構成或自我構成的運動（庫隆的觀點），然而這種運動迄今卻一直受極權主義國家的壓制以至扼殺。後馬克思主義者（科拉科夫斯基、庫隆、米切尼克等）的一些最重要的著作，都論述了建立公民社會的戰略問題，它們本身既寄望於1980—1981年團結工會運動，又對這個運動作出了貢獻。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工人組織委員會的成就，它在知識分子和工人之間建立起一種新的、後列寧主義的關系。然而，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方法幾乎還沒有開始應用，就遇到兩個嚴重的問題。第一，從哲學角度來看，拒絕采取馬克思對市民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法，盡管是如何言之有理，但卻很少能夠澄清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們跟黑格爾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關於市民社會的觀點的批判之間的關系。如果截然拋棄這種批判（如科拉科夫斯基所主張），那麽理論家便大有替資本主義社會辯護之嫌；如果接受這種批判，至少是部分地接受也罷（如瓦傑達所主張），那麽理論家便仍然要去設想出這樣一種有關市民社會的可能方案，即這種市民社會不僅要擺脫獨裁主義國家的束縛，而且要擺脫它跟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聯系。事實上，這個問題的許多方面已經被1980—1981年的波蘭運動創造性地提出來，然而即使在這方面，理論上的反映也落後於客觀實踐。最近，米切尼克在一篇從比亞洛萊卡監獄中偷送出來的文章中，已經指出了這種落後的狀況。
　　第二，對於後馬克思主義主義研究方法來說，也存在一系列有待解決的問題。首先拿關於社會運動的觀點來看，這種觀點幾乎不可能恰當地說明現存制度的客觀約束力及其自身所引起的困難，而這兩者對於那些在不可能推翻所有東歐制度的條件下謀求改建市民社會的人們的活動領域來說，實際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作用。迄今為止，這樣一個問題在後馬克思主義的框架結構的範圍內，只是在對各東歐國家和蘇聯的不同社會獨立性傳統所作的歷史探索中才涉及到，這種探索到東歐和蘇聯的制度設想為在中心地區是穩定的，而在某些邊緣地區則有所不穩。但是，當這樣一種歷史主義的說法有助於克服新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結構主義偏見的時候，它本身跟社會變革的關系則主要具有追溯的性質（見“參考書目” (○,11)11）。單就這種研究方法而言，它充其量只不過是一種重要的防禦性的反應，以應付對蘇維埃社會中的記憶和傳統的破壞。（孔德拉的見解）。然而，這種方法只有在把歷史的和結構的方法兩者結合起來的情況下，才能建立起它跟動態的社會理論的聯系。近來，一些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如瓦傑達）重新恢覆了對結構主義分析的興趣，而一些新馬克思主義者（如斯澤蘭尼）則提出了關於社會主義的市民社會的問題，這說明不管有多大的爭論，在這兩種傾向之間畢竟有著重要的聯系，同時從這些傾向本身具有多元性來看，也說明東歐的精神生活有一些健康的成分。




參考書目

① R.巴羅：《東歐的抉擇》，1978年英文版。
② W.布魯斯：《社會主義所有制和政治制度》，1975年英文版。
③ Z.伊拉爾德和G.M.茲吉爾：《波蘭——一個持不同政見的社會》，1978年法文版。
④ 安·赫格杜斯等：《匈牙利的新左派》（1974），1976年德文版。
⑤ L.科拉科夫斯基：《關於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1968年英文版。
⑥ 同上作者：《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流派》，1978年英文版，第3卷。
⑦ G.康拉德和I.斯澤蘭尼：《知識分子在通向階級權力的道路上》，1979年英文版。
⑧ L.拉比茲編：《修正主義——馬克思主義思想史論文集》，1962年英文版。
⑨ M.拉科夫斯基《關於東歐馬克思主義》，1978年英文版。
⑩ F.斯爾尼茨基等編：《共產主義和東歐》，1979年英文版。
⑪ M.瓦傑達：《國家和社會主義》，1981年英文版。


日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歷史背景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最早是在本世紀初傳入日本。日本社會民主黨在1901年成立的當天就被取締，盡管如此，它卻為馬克思主義思想在日本的傳播奠定了基礎，當時這種思想主要在學術界以外的社會主義積極分子當中起影響作用。《共產黨宣言》的最早的日文譯本是在1904年發表在該黨的一份周刊上，而對《資本論》的節譯介紹則發表於1907年，同時還有其他一些日文書籍，力圖把馬克思主義思想作為社會主義的基礎加以介紹。
　　這時候，馬克思主義只不過是在1868年明治維新後很快就照搬進來的一系列歐洲（主要是德國）的思想和制度當中的一項。對於當時在日本經濟結構中所進行的這種變革的特點，一直是在日本馬克思主義者當中的一個有若幹爭論的主題（詳見下文），不過這種變革促使資本的擴張和外貿的增長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進行，這不僅是同歐洲早期資本主義發展的比較慢的增長率對比而言，而且甚至跟後來美國和德國的近代增長率相比，也是如此。跟這些比較老的資本主義經濟不同，日本的產業資本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直接由明治政府提供的基礎之上，該政府負責建造現代的工廠、碼頭和礦山來出售，以便使日本的資本有能力跟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實行競爭，雖然這種做法要大大地依賴工業技術和技術知識的引進。接著就很快地引進了制度的結構，在這方面普魯士所提供的憲政模式具有特殊的影響作用；根據這種模式，一個由選舉產生的議會的權力被一個行政機構緊緊地控制和限制著，而後者只直接對皇帝負責而不對議會負責。明治時代的憲政，其目的在於實行“現代化”而不涉及任何實質性的權力轉移，所以俾斯麥的德國給它提供了一種可行的模式。在當時的社會思想和經濟思想中，強調民族和歷史發展特點的德國“歷史學派”起著主導的影響作用。這種影響對於具有強烈幹預性質的日本國家來說，顯然要比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那種自由放任的政策更為適用，因此後者在各大學中很快就不受重視。這期間，日本自身通過1894—1895年對中國的戰爭和1904—1905年對俄國的戰爭所進行的帝國主義擴張，固然帶來了迅速的發展，但也導致一個貧困化的無產階級的出現，何況還有一個在人口比例上大得多的農民階級和農村失業者的拖累。
　　俄國革命重新喚起人們對社會主義革命的興趣和支持，這無論在日本和歐洲都是如此。日本共產黨成立於1922年，其它一些社會主義黨派、人民陣線、農工黨派等，也都在這個時期成立。日本資本采取一種加緊實現壟斷過程的辦法來應付世界危機。作為今天日本資本主義的一種特色的財閥集團，源自於日俄戰爭以後建立的卡特爾，然而金融資本則是在戰爭期間特別迅速地形成。雖然這些大商行的發展導致工會的迅速發展，然而城市的工資待遇和工作條件卻仍然非常之差，同時在農村有一支龐大的勞動後備軍；在就業的工人人口中，幾乎有一半受雇於農業和捕魚業，而在工業制造業中還不到20%（見“參考書目” ②，第16頁）。在社會主義政黨介入農民和地主之間的鬥爭，提出普選權的要求和工會問題的時候，馬克思主義思想便開始第一次進入大學。在新成立的經濟系甚至在還沒有正式建立經濟系的大學里，往往都由那些在德國受過教育的教師擔任教職，這些人一般都受大戰前後在德國盛極一時的馬克思主義文化的影響。馬克思主義著作的翻譯速度，幾乎可以跟日本資本的發展速度並駕齊驅。三卷本的《資本論》的第一個日文譯本在20年代就已出版，而在1933年左右則以日文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該全集所附的索引，其詳盡程度是其他文本所難以相比的。然而，30年代的嚴酷的政治迫害影響了日本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幾乎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者都失去了他們在大學里的職務，隨著中日沖突演變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大規模的逮捕和書報檢查制度實際上扼殺了馬克思主義在大學校園外的任何發展。
　　在大戰以後，學術性的馬克思主義大體上是跟所有的政治運動脫離的；在政治運動內部，社會主義的發展隨著日本資本主義的迅速擴張而停滯不前。但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卻在大學經濟系中占了優勢，並且事實上曾經一度成為正統的學派。然而，隨著跟美國的學術交流的擴大，新古典經濟學以至在某種程度上凱恩斯的經濟學也同樣站住了腳。目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現代（即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這兩個主要學派，在人數上大致相等。這兩個學派基本上是獨自發展起來的，但是在日本的多數大學里，基礎的訓練仍然包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這兩種成分，因此，跟西方有所不同，大多數日本的新古典派經濟學家是注意到馬克思主義的成分的。這就引起了某種有趣的折衷主義的發展，特別在數學運用的領域。數學的模式曾被越村信三郎運用來擴充馬克思的再生產公式，以對生產不平衡的危機進行思考（見“參考書目” ④）；同時還被置鹽運用來設計利潤下降和產業後備軍增長的趨勢（見“參考書目” ⑥、⑦）。森島則以一種更為廣泛的方式試圖把馬克思主義納入馮·諾伊曼的增長學說（見“參考書目” ⑤）。一些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家也把經濟計量技術運用在他們的實驗工作中。

　　爭論情況

　　在本世紀20和30年代期間進行的關於日本經濟的性質的爭論，從政治含義上說，跟本世紀早些時候在俄國發生的爭論並非沒有相似之處。共產國際曾在這樣一個問題上動搖不定，即日本下一步的主要變革，究竟是走向社會主義革命呢？還是仍然必須進行資產階級革命，然後才能開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日本共產黨終於在1932年采取了後一種觀點，它認為明治維新沒有給日本帶來資本主義，日本基本上仍然是封建主義社會。這條路線的擁護者便以封建學派聞名，而其對立面則是勞農學派，采納這一派的觀點的是共產黨以外的各社會主義黨派的左翼。
　　為了論證自己的觀點，封建學派指出了日本國家的專制主義性質，認為這個國家並沒有經過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所經歷過的那種改造。它斷言，明治維新只不過是對封建土地制度實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通過這種改革，一個新興的資產階級被安放到跟封建地主結成同盟的位置，而後者則在這種同盟保持其統治地位。在人數上占優勢的貧困化的農業部門中繼續存在主要以實物支付的高額地租這一事實，也支持了這一學派所堅持的意見，即認為對農民的封建剝削乃是在日本榨取剩余產品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勞農學派則把明治維新看作是日本的資產階級革命，認為在這場革命以後在日本經濟中占主導地位的是資本主義剝削而不是封建主義剝削，他們還斷言階級結構已經隨著農民的迅速無產階級化而發生變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一場類似的爭論竟在封建學派內部展開了。由於美國占領當局在戰後所實施的土地改革，資本主義是否終於被帶入日本？粟原認為，由於實行了土地改革，地主階級實際上已被掃除，但這並不意味著資本主義正在農業中發展起來；它倒不如說，由於國家對農業的生產關系實行直接控制，某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已經由上面強行加以實施。然而，正統的封建學派的理論家仍然反對這種觀點，理由是：正如勞農學派的批評家所指出的，如果認為戰後的土地改革已經從上面引進某種資本主義發展的話，那麽，同時卻斷言明治政府不能在更早的時候這樣做，這是自相矛盾的；從另一方面來看，如果認為明治維新由於缺乏一種革命目標而不成其為資產階級革命，它只不過是一種由上面實行的改組罷了，那麽，這種說法也應當適用於戰後由一種占領勢力所帶來的那些變化。這些正統的封建學派理論家斷言，占領後所實行的變革，事實上證實了他們所堅持的認為日本仍然屬於前資本主義性質的觀點，即日本仍然保持一種內在的半封建主義的結構，這種結構只不過是由美國帝國主義統治勢力通過跟專制制度國家的合作來加以主宰罷了。於是，這樣一種觀點再一次成為他們關於在政治上必須優先進行資產階級革命的論據。但是，面對著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日本本身從50年代起已經成為一個現代的帝國主義國家的事實，這種理論觀點失去了人們的支持。盡管如此，在日本共產黨內修正主義傾向的發展，其根源便在於這種觀點，而當這種觀點在黨的領導集團內部發展為接近於歐洲共產主義的觀點時，人們可以從中看到那種把一部分經濟定性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的早期描述的痕跡。另一方面，毫不奇怪，勞農學派的理論家們則把戰後的土地改革分析為對阻礙資本主義發展的土地私有制所進行的資本主義改革，這種改革是針對大土地占有者的勢力的。持這種觀點的是社會黨的左翼，該黨堅持主張把社會主義革命作為實現日本民主化的下一階段。
　　在這種關於日本經濟的性質、明治維新和戰後改革的實質的爭論中，有兩個方面在當時的方法論的爭論中具有重要意義，並且最終導致第三個集團即日本馬克思主義的宇野學派的發展。第一，導致封建學派把日本經濟定性為封建主義經濟的那些要素，被它們的批評者們視為可以作為描述一種資本主義發展的特殊形式的基礎，這便提出了關於一種生產方式的抽象特征和它的運動規律之間的關系的問題，以及這些關系在特殊經濟中的特殊表現形式的問題。第二，正統派的（封建學派的）理論觀點的動搖，反映了一個政黨的理論觀點的動搖，從而使經濟理論和政治鬥爭之間的關系產生問題。於是，宇野弘藏便在1964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中，堅持認為馬克思主義在分析中必須認識到下面這樣三個有明確區別的層次：

　　（1）原理源自於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分析，並且視情況的需要而發展。在這個層次上，資本主義生產活動的純經濟的運動規律可以制定出來。宇野認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其所以利用19世紀早期和中期的英國經濟作為他的主要例子，是因為當時這種經濟正在發展成為一種純資本主義經濟的範例，所以能夠從中抽象出那樣一些基本的原理。然而，這些原理是任何實在的經濟的某些方面所不能符合的抽象的東西。
　　（2）下一個分析層次是發展一種具有歷史形式的階段論，正在通過不同的歷史形式，經過不同的階段，資本主義發展的運動規律才在全世界發生作用，並且產生了種種政策。宇野提出了三個階段：首先是商業主義階段，在這個階段里占優勢的是建立在毛紡工業基礎上的英國商業資本；然後是自由主義階段，占優勢的是集中在棉紡工業的英國工業資本；最後是帝國主義階段，這時候占優勢的是建立在發展重工業基礎上的德國、美國以及英國的財政資本。
　　（3）第三是經驗分析的層次，這個層次將考慮各特殊國家的經濟發展情況，而且適用於分析各個過渡時期，這時候需要對各種政治考慮和純經濟性質的考慮進行分析。宇野把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整個時代看作是一個過渡時期，即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過渡時期，這時期由於內部的社會主義力量和外部的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的政治對抗對政策所起的作用，因此它不再是一個純粹的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他認為對這三個分析層次作出一種明確的區分，就可以免於陷入正統理論所陷入的那種窘境，即感到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並不符合《資本論》中所概括的資本主義發展的模式。《資本論》的分析是屬於原理的層次，而日本的資本主義發展則必須在經驗的層次上加以分析，這樣就能夠鑒別出日本農業和階級形成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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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3:15:28

宇野學派還對價值和危機的理論（參看經濟危機條目）作出有意義的貢獻，它在保持上面所概括介紹的那些應用方法的同時，還表現出一種不那麽教條主義的健康傾向，而這種特點卻是許多日本馬克思主義者所不具備的。宇野派的理論家跟日本的其他理論家的主要的分歧領域之一，是宇野所堅持的關於經濟學可以脫離政治運動和思想運動而獨立的觀點。當然，該學派也以其本身的發展來證實這一點。盡管這個學派的一些追隨者屬於社會黨的左翼，但是它主要還是一個學派，它的成員認為他們對社會改革的主要貢獻在於發展對資本主義的科學認識。這種脫離運動的現象以及該學派對自身工作所作的種種限制，可能是上述各種層次的分析本身所包含的方法論上的脫節的內在反映。也許是過分狹隘地把注意力集中在資本主義運動的規律上，使它忽視了階級鬥爭的作用。宇野把階級鬥爭放到經驗的、政治的層次上，然而人們可以提出這樣的看法，即階級鬥爭可以被看作是在各種生產方式再生產的過程中所固有的東西，因此也可以說是在生產方式確立後（而不僅是在過渡時期）所固有的東西。宇野把諸如包含在勞動力的商品形式之中的資本主義矛盾，作為資本主義危機的基礎而放在原理的層次進行分析，而其實這些矛盾是階級鬥爭的結果，而不僅僅是階級鬥爭的原因。在這方面，那些強調必須看到階級鬥爭是資本主義運動的內在規律的思想傾向，可能會在對世界經濟的現狀進行分析中取得更大的成果。




參考書目

① 保羅·布爾克特：《評〈價值和危機——日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論文集〉》，1983年英文版。
② 伊藤成：《價值和危機——日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論文集》，1980年英文版。
③ S.H.金：《危機理論——對日本和歐洲若幹新說法的評價》（此為博士論文，作於1982年，未發表，原文為英文。）
④ 越村信三郎：《資本再生產和積累的理論》，1975年英文版。
⑤ 森島美智雄：《馬克思的經濟學》、1973年英文版。
⑥ 置鹽信雄：《有關馬克思的理論的數學筆記》，1963年英文版。
⑦ 同上作者：《有關技術進步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筆記》，1977年英文版。
⑧ 托馬斯·關根：《價值規律的必要性》，1980年英文版。
⑨ 同上作者：《宇野理論——日本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貢獻》，1975年英文版。
⑩ 宇野弘藏：《政治經濟學原理——關於純資本主義社會的理論》（1964），1980年英文版。


唯物主義

　　從最廣泛的意義上看，唯物主義主張任何存在的東西都是物質，或至少是決定於物質（唯物主義的比較普遍的形式是認為一切現實從本質上說是物質的，而它的一種比較特殊的形式則認為人類社會是物質的）。在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上，唯物主義通常是屬於那種比較稀松的、不可簡化的類型，然而它的概念卻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展開。為了從一開始弄清一些術語的含義，我們制定了以下一些定義。按照普列漢諾夫的觀點，哲學唯物主義有別於歷史唯物主義；而根據列寧的看法，哲學唯物主義則一般地有別於科學唯物主義。哲學唯物主義包括：

　　（1）本體論唯物主義，認為社會的存在單方面地決定於生物的（更一般地說是肉體的）存在，認為前者是從後者產生的；
　　（2）認識論唯物主義，認為存在是獨立的，承認至少某些科學思想對象的超事實活動；
　　（3）實踐唯物主義，認為人類的改造力量在社會方式的再生產和改造中具有構造的作用。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在人類歷史發展中，主要的因果關系是男人和女人的生產方式，他們的自然的（肉體的）存在的再生產和一般勞動過程的再生產。
　　科學唯物主義的定義則決定於科學對現實（包括社會現實）的信念的（不斷變化的）內容。所謂的“唯物主義世界觀”包括一系列松散的（歷史上變化的）實際信念和態度，即一種宇宙觀（它可能包括諸如讚同科學的立場、無神論等）。本條目主要涉及哲學唯物主義，但是對於它跟歷史唯物主義的關系也略加考察。
　　從哲學意義上看，馬克思關於“歷史的唯物主義概念”的主要含意是：①否認思想在社會生活中的獨立性，從而否認其第一性；②在方法論上主張進行具體的歷史研究，以反對抽象的哲學思考；③由此產生的一種關於人類實踐在社會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中占有中心地位的概念；④在人類歷史中，強調勞動在改造自然和協調社會關系中的重要意義；⑤強調自然對人的意義，而這是有變化的。在馬克思的富有表現主義色彩的早期著作（特別是《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由於采納了一種被理解為人種——人本主義的自然主義，馬克思把人想象為在本質上跟自然是一致的；而在他的洋溢著技術的普羅米修斯精神的中、晚期著作中，則把人設想為在本質上跟自然相對立並主宰著自然；⑥始終信仰日常的、樸素的實在論，並且逐漸發展對科學的實在論的信仰，通過這種辦法，馬克思把人跟自然的關系看作是一種不對稱的內在關系，因為人在本質上依附於自然，而自然則在本質上不依附於人。
　　在這里，我們只能對③，即馬克思的新的實踐和轉化的唯物主義進行比較詳細的考察。這種唯物主義必須依靠如下的觀點來闡明，即人其所以區別於動物和動物的活動，是由於人具有雙重的自由：擺脫本能的決定的自由和通過有計劃的、預想好的方式來從事生產的自由。這一概念的一般特點，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有精辟的表述：“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導致神秘主義方面去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8頁）。這個提綱有兩個主題：一是揭露了傳統的直觀的唯物主義所具有的被動的、非歷史的、個人主義的性質；二是弄清楚變革活動即實踐在社會生活中的基本作用，對此，德國古典的唯心主義雖曾隱約地看到，但卻以一種唯心主義的、異化的方式來表現它。盧卡奇首先在《青年黑格爾》一書中指出，馬克思對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進行批判的要旨，在於黑格爾把對象化和異化等同起來，從而把兩者混淆。通過把對象化的現在的、具有歷史特點的諸異化形式設想為一個絕對主體的自我異化的各階段，黑格爾立即從推理上使它們改變形態並且排除了存在一種充分合乎人性的、非異化的人類對象化模式的可能性。然而，一旦把兩者作了區分以後，馬克思本人在對“對象性”及其同性物的運用中仍然存在的模糊不清的含義，堪稱三倍於前。因此，弄清楚它們的含義，對於馬克思的唯物主義來說是至關重要的，這至少要從《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做起。例如，該提綱的第一條包含著對（甲）事物的對象性或外在性和（乙）體現為主休的生產活動的對象化這兩者進行區分的意思，但卻沒有明確地進行闡明；第六條則引申出（乙）和（丙）體現為社會形式的再生產或改造過程的對象化這兩者之間的區別。
　　提綱的第一條責成馬克思必須同時既保持事物不依存於思想這種唯物主義的洞察力，又保持把思想看作是活動這種唯心主義的洞察力，從而得以對（甲）和（乙）進行區分；用《大綱》導言的術語來說，就是對現實的對象和思想的對象進行區分；如果用現代科學現實主義的術語來表達的話，那就是對不可及的認識對象和可及的認識——生產過程或活動進行區分。這種區分使我們可以弄清楚這樣一個意思。即社會實踐對於馬克思來說，是自然科學的一種條件，而不是自然科學的對象，然而這種條件無論從本體論還是認識論上來看，都是社會領域中的結構因素。從這個角度來看，馬克思對唯心主義的意見是認為它不恰當地從不可及的領域中抽象出關於獨立的現實的思想。而傳統的唯物主義則是從可及的領域中抽象出人類活動在認識產生過程中的作用。
　　提綱的第六條對以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為主的一切個人主義和本質論的社會理論展開批判，並且單單提出人的歷史發展的社會性作為一把真正的鑰匙，來探明費爾巴哈從人類學上進行解釋的謬誤的癥結所在。這就引申出（乙）和（丙）之間的區別，即人的有目的的活動和先前存在的、歷史形成的社會形式的再生產和改造之間的區別；社會形式是人的活動的既定條件和媒介，然而它只能在這種活動中得到再生產和改造。
　　由於不能夠恰當地區分（甲）和（乙）這種已知對象的統一體的兩個方面，便既導致認識論上的唯心主義傾向，又導致傳統的唯物主義傾向。前者把（甲）歸結為（乙），從盧卡奇和葛蘭西直到科拉科夫斯基和施密特都有這種傾向；後者把（乙）歸結為（甲），這是從恩格斯和列寧直到德拉·沃爾佩和當代“反映論”的倡導者的傾向。由於不能夠恰當地區分（乙）和（丙）這種改造活動的統一體的兩個方面（或實踐和結構的兩重性），便既引起社會學上的個人主義、唯意志論、自發論等後果，即把（丙）歸結為（乙）（例如薩特），又引起決定論、物化、本質化等後果，即把（乙）歸結為（丙）（例如阿爾都塞）。提綱的第九條和第十條鮮明地表述了馬克思對於他的唯物主義同舊唯物主義之間區別的看法：“直觀的唯物主義，即不是把感性理解為實踐活動的唯物主義，至多也只能做到對‘市民社會’的單個人的直觀”。“舊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市民’社會；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化了的人類”（《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8—19頁）。傳統的唯物主義的問題方面，是基於一種抽象的、脫離歷史的個人主義和普遍性。孤立的魯賓遜式的人物，便又相互發生內在和外在的聯系，並且跟他們共同的、順乎自然的命運相關聯。據馬克思看來，這種概念引起了認識論的（參看認識論條目）以及實際上還有一般哲學的傳統問題的出現。因為一種脫離物質實踐的直觀意識，它跟自己的本體、其他思維、外部客體以至它自己過去的狀況的關系，都是成問題的。然而，無論是這些哲學問題還是引起這些問題的實踐，都不能單純靠一種理論的療法來加以補救。青年黑格爾派分子施蒂納認為一個人只要從自己的腦袋里出幾個主意，就可以消除產生這些主意的條件。針對這種見解，馬克思指出：“理論的對立本身的解決，只有通過實踐方式……才是可能的；因此，這種對立的解決決不只是認識的任務，而是一個現實生活的任務，而哲學未能解決這個任務，正因為哲學把這僅僅看作理論的任務”（《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7頁）。“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9頁）。
　　恩格斯在他的晚期哲學著作中（特別是《反杜林論》、《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以及《自然辯證法》）所制定的那種更富有宇宙性的唯物主義的樣板，其重要性是很難加以誇大的。這種唯物主義不僅是造就第二國際的主要理論家（伯恩施坦、考茨基和普列漢諾夫）的決定性因素，而且還由於它的理論核心後來成為眾所周知的辯證唯物主義，從而成為以後的大多數的爭論圍繞著它轉動的軸心。恩格斯的這些論著充滿了實證論和進化論的論題（特別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參看達爾文主義；實證主義條目），他主張以下兩點：一是跟機械的、“形而上學”的唯物主義相對立，認為世界是各種過程的綜合，而不是固定的和靜止的事物；二是跟簡化的唯物主義相對立，認為精神的形式和社會的形式都是不可簡化的，而是從事物中出現的（事實上作為它的最高產物）。後來，列寧發表的那部有影響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其直接靶子則是針對當時已經在他的布爾什維克同志（如波格丹諾夫）中散布的馬赫的實證主義概念。
　　恩格斯和列寧都使用許多有關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不同概念（這些概念是作為互相排斥和完全徹底的範疇來處理的），而且經常談到有關唯物主義的本體論和認識論的定義，仿佛二者可以截然相等似的。然而，僅僅是事物不依存於人的思想這一點，並不能從原因上導致它在存在中居於第一位；因為這一點也是可以跟柏拉圖、阿奎那、黑格爾的客觀唯心主義並行不悖的。當然，也有可能認為在上述的（1）和（2）之間存在著內在的聯系，也就是說：如果思想源自於事物的話，那麽達爾文主義對認識的可能性的解釋是講得通的；反過來說，一種完整的和嚴謹的實在論也會產生這樣一種關於人的概念，即把人看作是棲身於一個過分延伸的自然之中的一種自然原因的承擔者，但是，不論恩格斯還是列寧都沒有令人滿意地說明這種聯系。恩格斯所主要強調的無疑是本體論方面，而列寧則在認識論方面。我們也許可以用下面這兩段話來表達這種見解：

　　自然界先於並且在原因上不依賴於任何形式的思想和意識而存在，而不是相反。（恩格斯）
　　可知的世界不依賴於任何（有限的和無限的）思想而存在，而不是相反。（列寧）

　　恩格斯的唯物主義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強調對懷疑論從實踐上進行駁斥。沿著一條其中包括約翰遜博士、休謨、黑格爾等人所偏愛的思想線索追索下去，恩格斯斷言：從斷然拒絕相信關於一種獨立的現實（它在這樣或那樣的描述下已成為可知的）的某種觀念這個意義上說，懷疑論是站不住的，是不嚴肅的。雖然它在理論上能夠自圓其說，但卻不斷被實踐特別是“實驗和工業”證明是虛假的或矛盾的（這包括，恩格斯滿可以補充說——正如後來葛蘭西在他的關於理論上隱含的意識的觀念中所表明——，懷疑論者本人的言論實踐）。“既然我們自己能夠制造出某一自然過程，……從而證明我們對這一過程的理解是正確的，那末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結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21頁）。然而，在恩格斯那里，存在著哲學上的實證主義概念和科學上的形而上學之間的一種普遍的緊張關系；而在列寧那里，則明確地承認哲學對於歷史唯物主義和一般科學來說，具有一種相對自主的、洛克式的或充當下手的作用。這就隨之產生了以下各點：（Ⅰ）明確地區分了作為哲學範疇和作為科學概念的實物；（Ⅱ）在他的關於黨性的學說中強調了哲學幹預的實踐性和利益性；（Ⅲ）通過區分“相對的”和“絕對的”真理來試圖把科學變革跟進步思想協調起來，並且以一種規範的方式來分別對抗教條主義和懷疑論。
　　把自然辯證法跟一種反映論的認識論結合在一起，這就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傳統的標志。而這兩者卻都被盧卡奇在《歷史和階級意識》這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論著中所否定，他還認為兩者是不可調和的。葛蘭西甚至走得更遠，他在結合一種普遍的內在主觀性來重新給對象性下定義時，認為它在歷史上象漸近線那樣地臨近，但只有在共產主義制度下才能最終實現，他宣稱：“人們忘記了對於這種情況（指歷史唯物主義），應當把重音放在第一個詞‘歷史’上，而不是放在第二個詞上，因為它具有形而上學的來源。實踐的哲學是絕對的‘歷史主義’，是思想的絕對世俗化和塵世化，是絕對的歷史人本主義”（見“參考書目” ②，第465頁）。總的來說，西方馬克思主義對辯證法的動機抱有好感。而對唯物主義則懷有敵意。例如，薩特就認為：“從來沒有任何一種唯物主義能夠（對自由）作出解釋”（見“參考書目” ④，第237頁），這種說法確切地反映了人本主義——歷史主義的立場。另一方面，西方馬克思主義也宣揚它自己的唯物主義，這是一種純屬認識論的唯物主義，如阿爾都塞、德拉·沃爾佩和科萊蒂所宣揚的；同時，如果是涉及本體論的題目的話，例如蒂姆帕納羅對自然特別是生物學的“基礎結構”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所作的重要的再強調，那麽他們的探討則往往被本體論中的一種非反映性的經驗主義所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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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3:16:37

在對唯物主義進行的任何探討中，都潛在著關於物質的定義這一難題。從馬克思的實踐的唯物主義來看，它局限於社會領域（當然也包括自然科學），在那里，“物質”是從“社會實踐”的意義上來理解的，因此沒有引起特別的困難。但是從恩格斯起，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具有更多的全球性的要求，於是困難也就出現了：如果把物質的東西僅僅看作是一種持久地占據著空間、並且能夠從感覺上辯認和再辯的東西，那末許多科學知識的對象，盡管它們從屬性上說是依賴於物質的事物的，但卻顯然成為非物質的了。很清楚，如果人們把科學的本體論和哲學的本體論兩者加以區分的話，那麽諸如此類的考慮——正如列寧所認識到的那樣——就無須否定哲學的唯物主義。不過，這種唯物主義的內容又是什麽呢？某些唯物主義者讚成這樣一種想法，即世界是可以通過科學來徹底地認識的。但這又有什麽根據呢？這樣一種認識上的凱旋主義，看起來倒像是一種人類中心論的構想，從而也是一種唯心主義的想法。另一方面，一種比較淡薄的設想是，任何可以認識的東西必須通過科學來認識，這如果不是贅言的話，也只不過是在特殊的領域中把唯物主義的真理搬到自然主義的可行性上。
　　由於諸如此類的理由，人們可能更傾向於把唯物主義看作是采取一種立場，一種實踐的方針，而不是一套半描述性的命題，並且更為具體地把它看作：①一系列的否定，這大體上是傳統哲學的主張，例如在有關上帝的存在、靈魂、形式、理想、義務、絕對等等，或者是關於科學的不可能性（或下等的地位）和塵世的歡樂等等；②這些否定的不可缺少的依據，對它們進行科學解釋的義務，即說明它們是虛假的或不合適的意識或思想意識的類型。然而，這樣一種方針既事先要求對科學等方面進行某種實證主義的解釋，又在必須合乎規範地論證自身這種要求面前基本上處於易受攻擊的狀態。事實上，論證唯物主義是一種科學的和科學性的解釋，可能要比論證唯物主義自身來得容易；也許只有對唯物主義進行這樣一種特殊的闡明和捍衛，才符合馬克思對那種被想像為現實的抽象思維所進行的批判的精神（見《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第二條）。
　　盧卡奇以後的馬克思主義，從特點上說，是把馬克思的前提用來對抗恩格斯的結論。然而，從當代現實主義的科學改造的觀點來看，在上述兩者經過提煉的形式之間並不存在矛盾。因為作為對自然進行實際調查的一種科學概念，需要一種非人類中心的本體論，後者具有各種獨立存在和超事實效應的真實結構、機制、關系和領域。此外，這種超驗的現實主義甚至能夠從精神上而不是從文字上維護恩格斯關於“兩大陣營的命題”，理由是：①它既反對主觀唯心主義的經驗實在論；又反對客觀唯心主義的概念實在論；②精確地指出它們的共同錯誤在於把存在歸結為人的屬性——經驗或理性——這兩種“認識上的謬論”；③揭示了它們在體系上的互相依賴。在認識論上，客觀唯心主義需要以主觀唯心主義的物化事實為前提；在本體論上，主觀唯心主義則需要以客觀唯心主義的被設想為現實的觀念為前提；因此，在分別檢驗它們的精巧的結構的時候，它們看起來可能都會有表里不一的兩面：經驗上的肯定和概念上的真理。歷史的調查還給恩格斯的如下觀點提供某些根據：從圍繞著科學認識的變革的鬥爭的角度來看，更廣泛地說，從圍繞社會生活變革的鬥爭的角度來看，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是作為辯證的對立面而聯系在一起的。最後，還應當提到，對唯物主義所作的超驗的現實主義的闡明，是跟作為一種新興力量出現的自然主義方針相一致的。
　　最後這種考慮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從馬克思和恩格斯起，馬克思主義已經在進行兩方面的論戰：既反對唯心主義，又反對庸俗的、簡化的或“非辯證的”唯物主義，也就是馬克思所指的直觀的唯物主義和恩格斯所指的機械唯物主義。而為了對唯心主義所特地讚賞的某些主觀事物進行一種令人滿意的“唯物主義的”闡明或批判的這種打算，便往往導致人們在實踐中作出一種典型的“唯物主義的”反應，也就是力求防止簡化論（例如，把哲學歸結為科學，把社會或思想歸結為自然，把普遍性歸結為特殊性，把理論歸結為經驗，以及把人的代表力量或意識歸結為社會結構等），同時避免回到會使唯心主義十分滿意的二元論上。這樣一來，通常又有必要在兩條戰線上進行觀點上的交鋒：既要反對各種各樣的“客觀主義”，例如形而上學、唯科學主義、教條主義、宿命論以及物化；又要反對跟它們在形式上是對立的而實際卻是相輔相成的各式各樣的“主觀主義”，諸如實證論、不可知論、懷疑論、個人主義以及唯意志論等等。如果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是要在上述這些在歷史上形成的兩個方面尋找一條中間途徑，或是單純按照黑格爾的方法對它們進行綜合，那就錯了；我們倒不如說，它在對這些舊的對抗性共生體所共有的疑難——包括它們的錯誤和偏見——進行改造的同時，卻從一個新的據點上突出了批判的內容。
　　我們在一開頭就說明，從（1）—（3）中，沒有一項能夠產生歷史唯物主義。它是人們會從一種哲學觀點和一種經驗性的科學之間的關系中看到的東西。另一方面，歷史唯物主義根源於本體論的唯物主義，即要求以一種科學的、現實的本體論和認識論為前提，同時包含在實踐的唯物主義的實質性的制定之中。在這里，我們只能對前一個論點作進一步的評價。無論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慣於借助接近生物學的考慮來捍衛歷史唯物主義，他們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第1卷第1章中說道：“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因此第一個需要確定的具體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受肉體組織制約的他們對自然界的關系。……人們自己開始生產他們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時候（這一步是由他們的肉體組織所決定的），他們就開始把自己和動物區別開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4—25頁）。總之，馬克思主義者所主要考慮的只不過是自然和社會關系的一個方面，即技術方面，從而描繪了人類支配自然的方式，但實際上卻忽略了——可以這樣說，——自然反過來支配人類的方式（這在生態學、社會生物學等學科中都作了推測研究）。




參考書目

① 羅依·巴斯卡爾：《辯證法、唯物主義和人的解放》，1983年英文版。
② 安·葛蘭西：《獄中劄記選》（1929—1935），1971年英文版。
③ 列寧：《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1908），1962年英文版。
④ J.P.薩特：《唯物主義和革命》，載《文學和哲學論文集》，1962年英文版。
⑤ A.施密特：《馬克思的自然觀》（1962），1971年英文版。
⑥ S.蒂姆帕納羅：《論唯物主義》，1976年英文版。
⑦ G.韋特：《辯證唯物主義》（1952），1958年英文版。
⑧ R.威廉斯：《唯物主義和文化中的問題》，1980年英文版。


物質

　　參看唯物主義條目。


生產資料

　　參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條目。


機械唯物主義

　　參看唯物主義條目。


中介

　　辯證法的一個中心範疇。從字義上講，它指的是通過某種中間手段來確立各種聯系。中介本身突出地反映在認識論（參看認識論條目）和一般邏輯學上，它一方面涉及直接的或間接的認識的問題，另一方面則涉及推理或間接推理的問題。因此，認識的不同形式和多樣性可以根據一定的規則和形式上的程序來加以確定，然而對它們的解釋和論證則必須通過對存在的研究，而不是在它們本身的分類和規定效驗這種框架中進行某種循環的引證。這就是為什麽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中，中介要求有一種質的差別的意義；這種辯證法拒絕授予任何傳統的哲學派系以自主權，而且把它們的問題（其中也包括從過去的認識論和邏輯學承襲下來的，在特殊的意義上——例如“中間”或“手段”——還是從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承襲下來的“中介”問題）看作是對社會存在（包含其客觀決定因素、內部聯系以及覆雜中介構成的總體）進行不適當的研究的不可分割部分。
　　在最早提出中介的概念的人當中，亞里士多德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對道德所下的定義是“一種手段，因為它的目的旨在一種中間的東西”，同時他還堅持認為他的這一關鍵術語具有社會—人文的特征：“在對象的中間，我指的是來自每一極端的等距離的東西；它是一個東西，而且對所有的人都是一樣的；跟我們相對的中間，我指的是不太多也不太少的東西，而這不是一個東西，也不是對所有的人都是一樣的”（見“參考書目” ①，第37—38頁）。在認識論中，問題表現為在進行認識的主體和他的認識所及的世界之間的中介的必要性，也就是有必要“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6頁）。由此可見，在表明什麽東西可以被認識以及通過什麽方式和方法來保證其成功地實現方面，人的“實踐”概念這一作為意識和對象之間的真正媒介，具有越益重要的意義。所以，遠在歌德能夠說出“實驗是主體和客體之間的中介”之前（在一篇以這一論斷為標題的文章里），維科就曾這樣說道：“奇怪的是，哲學家們竟竭盡全力去研究自然，而自然由於是上帝創造的，只有上帝了解它；可是他們同時卻忽略了對各民族世界即文明世界的研究，而這種世界由於是人創造的，人卻是能夠了解它的”（見“參考書目” ④，第53頁）。
　　跟這種積累在黑格爾辯證法中的哲學傳統進行聯系時，馬克思否定了“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的片面的權宜性和它的狹隘的實踐概念，即“只是從它的卑污的猶太人活動的表現形式去理解和確定”（《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6頁）。在批判黑格爾在《法哲學》中對中介概念的運用時，馬克思指出他是通過一些虛構的“極端”來表現一種互相妥協的社會，這些極端“忽而起著極端作用、忽而起著居間者的作用”，因此，“每個極端忽而是對立面的獅子，忽而是中介的史納格”，盡管事實上“真正的極端之所以不能被中介所調和，就因為它們是真正的極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4頁）。不過，他也承認黑格爾的開創性的成就，即抓住“勞動的本質，把對象性的人、現實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為他自己的勞動的結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頁）。根據同樣的精神，馬克思指出勞動（或“工業”）是人和自然之間的中介，從而鑒別出在“自我中介的自然存在物”的生產活動中人類自我構成的主要條件。然而，對於黑格爾來說，外化的活動中介跟“異化”是同義語；而馬克思則突出了具有歷史特點的、可以超越的第二層次的中介——貨幣、交換和私有制（它們附著在生產活動之上），指出它們應對生產的自我中介的異化轉變負責（參看異化條目）。同樣地，“商品拜物教的秘密”（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1章第4節）則通過這樣的事實得到解釋，即使用價值的生產，不得不根據一整套起決定作用的社會關系的要求，被交換價值的生產所中介並從屬於後者（參看商品拜物教條目）。
　　列寧特別強調中介的動態轉化功能，他指出：“一切Vermittelt=都是經過中介連成一體，通過過渡而聯系的。”“不僅是對立面的統一，而且是每個規定、質、特征、方面、特性向每個他者（向自己對立面？）”的過渡（《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85、191頁）。他也同樣注意強調指出在黑格爾的推理中所強調的邏輯的格的實踐基礎。
　　對黑格爾說來，行動、實踐是邏輯的“推理”，邏輯的格。這是對的！當然，這並不是說邏輯的格把人的實踐當做它自己的異在（=絕對唯心主義），相反地，人的實踐經過千百次的重覆，它在人的意識中以邏輯的格固定下來。這些格正是（而且只是）由於千百次的重覆才有著先入之見的鞏固性和公理的性質。
　　第一個前提：善的目的（主觀的目的）對現實（‘外部現實’）的關系。
　　第二個前提。外部的手段（工具），（客觀的東西）。
　　第三個前提就是結論：“主體和客體的一致，對主觀觀念的檢驗，客觀真理的標準。”（《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186頁）。
　　在這里，如同在馬克思主義的其他著作中一樣，理論和實踐的統一是通過從中介角度集中強調實踐活動及其必要的工具性（參看實踐條目）來加以闡明的。中介的其他重要方面還涉及否定以及“具體中介”同“具體總體”之間的覆雜關系。




參考書目

① 亞里士多德：《尼可馬基倫理學》，1954年英文版。
② 列寧：《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1914—1916），1961年英文版。中譯文見《列寧全集》第38卷第81—257頁。
③ 喬治·盧卡奇：《赫斯·莫澤斯和唯心主義辯證法問題》，載《政治論文集》（1919—1929），1972年英文版。
④ 卓安巴蒂斯塔·維科：《新科學》（1744），1938年英文版。


梅林，弗蘭茨

　　1846年2月27日生於波美拉尼亞的施拉維，1919年1月28日在柏林逝世。
　　梅林早年是一位著名的自由派新聞記者，對俾斯麥的帝國政策進行抨擊，但是從1890年起便成為一個社會主義者，當時他作為《萊比錫人民報》的編輯跟社會民主黨（SPD）的左翼發生聯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激烈地譴責社會民主黨跟政府合作的政策，跟羅薩·盧森堡一道籌建斯巴達克團，並在這個基礎上於1917年成立獨立社會民主黨，成為該黨的領導成員。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在1919年1月遇害的消息，加速了他的去世。梅林對馬克思主義的主要貢獻是在歷史和文學方面。他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史》（1897—1898），廣泛地考察了19世紀德國的社會、政治和思想的發展。他的《馬克思傳》是第一部全面介紹馬克思生平的傳記，在該書的引人注目的內容中，包括為拉薩爾和巴枯寧進行客觀辯護，不同意馬克思對他們的某些批評。他的最傑出的著作《萊辛傳奇》（1893），有助於建立起在文學和思想史方面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同時他還在有關當代文學的論文中繼續從事這項研究。在他的有關歷史唯物主義的一般論述中（例如《萊辛傳奇》的附錄），他傾向於采用一種比較粗糙的“簡化論”的方法，這招致恩格斯的含蓄的批評（見1893年7月14日恩格斯致梅林的信）。恩格斯指出了“被忽略的一點”，也就是承認馬克思和他（恩格斯）曾把重點放在從作為政治基礎的經濟事實中探索出來的思想觀念，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這些觀念是由什麽樣的方式和方法產生的。這就給了敵人以稱心的理由來進行曲解和歪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500—501頁）。




參考書目

① 弗蘭茨·梅林：《萊辛傳奇》（1893），1938年德文版。
② 同上作者：《德國社會民主黨史》，1897—1898年德文版。
③ 同上作者：《卡爾·馬克思傳》（1918），1936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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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3:17:45

孟什維克派

　　這是從1903年到1912年期間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出現的一種派別，從1912年起則成為一個獨立的政黨。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在列寧的支持者和馬爾托夫、阿克雪里羅得的支持者之間發生了分裂，前者主張把“個人參加一個黨組織”作為黨員的一個條件，而後者則主張實行一種比較松散的辦法。前者所堅持的是建立一個比較有紀律和集中的黨，他們在黨的領導機構的選舉中取得多數，因而以布爾什維克派（多數派）聞名，而後者則被稱為孟什維克派（少數派），他們主張建立一個比較廣泛的政黨。在1905年俄國革命的推動下，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參看布爾什維主義條目）之間的分歧進一步發展了，這些分歧涉及階級領導權的性質、同盟者以及這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目標等問題。布爾什維克派主張這場革命應當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主要聯合農民來進行；而大多數的孟什維克派則認為這場革命應當由資產階級來領導，並主張跟自由派結成聯盟。孟什維克派還不同意布爾什維克派關於工人階級參加通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建立起來的臨時政府的想法，斷言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是工人政黨應當起“極端的革命反對派”的作用。在以後的一段歷史時期，他們所設想的是一種以西歐模式為基礎的圖式，即工人階級的組織和覺悟會隨著生產力和民主制度的發展而逐漸發展，從而為最終進入社會主義創建客觀的和主觀的基礎。
　　1905年革命期間，孟什維克派曾在蘇維埃起過重要的作用，革命失敗後，他們當中許多人脫離了俄國的地下黨組織，並集中精力從事建立合法的前沿組織。這導致列寧從1908年起譴責孟什維克派對非法黨所采取的“取消主義”；1912年，布爾什維克派決定自己組織一個獨立的政黨。然而，在馬爾托夫和他的朋友們的努力之下，在俄國卻建立起一個孟什維克派的非法組織的網絡，稱為“創議集團”。在1914年，大多數孟什維克派采取一種國際主義的立場，譴責戰爭是帝國主義的戰爭，但該黨的右翼則支持“保衛祖國”和協約國反對德國的戰爭。然而，在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後，在蘇維埃中居領導地位的大多數孟什維克派，卻在“革命護國主義”的口號下起來支持戰爭。在這方面，他們遭到了黨的左翼，即由馬爾托夫領導的孟什維克國際主義者的反對；馬爾托夫還強烈譴責黨在1917年5月作出的決議，這個決議要使該黨在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聯合內閣中充當小夥伴的角色。從1917年6月到11月，孟什維克這個四分五裂的政黨，無論在蘇維埃還是在全國範圍內，都很快地在布爾什維克派面前節節敗退。在11月舉行的立憲會議選舉中，他們只得到3%的票數，而布爾什維克派卻贏得24%的票數。
　　孟什維克派一致譴責1917年十月革命是布爾什維克的政變。而在一年以後，該黨以馬爾托夫為首的多數派修正了他們對蘇維埃政府的態度，並在內戰中給予它以關鍵性的支持。這一立場受到孟什維克右翼少數派的譴責，他們當中一些人甚至參加了帝國主義所支持的反蘇維埃的政府。
　　盡管經常有被取締之虞，孟什維克派仍繼續作為一個合法的反對派存在，直到1921年喀瑯施塔得叛亂（他們歡迎這個叛亂，但沒有參與組織它），這次叛亂實際上導致一切非布爾什維克黨派的取締。一些主要的孟什維克黨人被允許僑居西方國家，他們在那里發行了一份孟什維克派的報紙——《社會主義信使報》，直到1965年（參看列寧主義，馬爾托夫，普列漢諾夫條目）。




參考書目

① 阿伯拉罕·阿舍爾編：《巴維爾·阿克雪里羅得和孟什維主義的發展》，1976年英文版。
② 愛得華·卡爾：《布爾什維克革命（1917—1923）》（1950），1966年英文版。
③ 艾薩克·多伊切：《孟什維克派》，載《歷史的諷刺》（1964），1966年英文版。
④ 伊斯列爾·蓋茨勒：《馬爾托夫——一個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的政治傳記》，1967年英文版。
⑤ 同上作者：《孟什維克派》，1976年英文版。
⑥ 列奧波特·海姆遜：《孟什維克——從1917年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1974），1976年英文版。
⑦ 大衛·萊恩：《俄國共產主義的根源》（1969），1975年英文版。
⑧ 尤·奧·馬爾托夫和費·伊·唐恩合著：《俄國社會民主黨史》，1962年德文版。
⑨ 尤·奧·馬爾托夫：《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例行代表大會》（1904），1978年英文版。
⑩ 維多里奧·斯特拉達：《布爾什維克派和孟什維克派1905年俄國革命問題上的爭論》，載E.J.霍布斯鮑姆等編《馬克思主義史》第2卷。


商業資本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點是由特殊的社會生產關系決定的，即自由的工資勞動者（勞動力可以買賣）和生產資料的商品形式的存在。這就是說，資本主義不僅牽涉到貨幣交換，而且還包括資本對生產過程的統治。資本的生命周期包括三個連續的循環階段：M-C…P…C＇—M＇。第一個階段是貨幣資本轉變為生產資本（M—C，即以貨幣交換勞動力和生產資料），並由財政資本加以中介。第二個階段（生產領域）是生產資料在生產中的物質轉變，從而出現一系列新的商品（C…P…C＇）；這個階段是由工業資本來控制的。最後，第三個階段是商品或商品資本轉化為貨幣資本，也就是把商品銷售出去；這個階段就是商業資本的作用。
　　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可能出現在原始積累的過程（即自由工資勞動力的產生）之前，不過當時產品確實已經進入了貨幣交換。在這一點上，人們的看法有些混亂，特別是在有關依附理論的論著中（見“參看書目” ③、⑤）；而馬克思主義的作者們則普遍認為資本主義時代是跟資本對生產過程的控制相一致的（見“參看書目” ①）。在資本主義時代以前的社會里，商業也曾在存在某種形式的資本的地方得到發展，然而當時並不存在作為資本的發展基礎的基本社會關系。商業資本可以用M—C—M這一循環來說明，在這一循環中，生產過程是不包括在內的，資本是純粹處在流通領域或商品買賣領域之中。
　　關於商業資本的社會形態的轉變中所起的作用，是有若幹爭論的。有些人（特別是恩格斯）認為，商業資本是資本主義藉以取代封建主義的手段。然而，馬克思則明確地認為商業資本“就它本身來說，還不足以促成和說明一個生產方式到另一個生產方式的過渡”，“這個方法到處都成了真正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障礙”，他還斷言商業資本不僅沒有引起舊生產方式的變革，反而“不如說保存了這種生產方式，把它當作自己的前提予以維持”（《資本論》第3卷，第366、374頁）。根據這些論斷，有些作者認為：目前一些落後國家的不發達的狀況，乃是歐洲殖民主義時期（1500—1850）商業資本對這些國家的不良影響的反映。特別還有人認為：商業資本跟當地的前資本主義統治階級的最反動的分子實行勾結，從而增強了他們的實力，阻礙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產生（見“參考書目”④、②）。這種論斷是跟關於帝國主義的本質的爭論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的。
　　通常我們可以遇到商業資本主義這個術語，但這樣一個術語的含義是不確切的。我們在上面提到，商業資本從定義上說是跟生產領域相脫離的，而每一種生產方式都是由生產從中進行組織的社會關系決定的。因此，商業資本不能夠決定社會的基本性質，它是附加在社會之上，而這些社會的基本性質並不受它決定。商業資本主義並不是一種確定的社會和經濟制度，它倒不如說是操縱產品對貨幣的交換的一種機制。




參考書目

① R.布倫納：《資本主義發展的起源——對新斯密派馬克思主義的批判》，1977年英文版。
② 伊麗莎白·多爾和約翰·威克斯合著：《國際交換與落後的原因》，1979年英文版。
③ A.G.弗蘭克：《資本主義和拉丁美洲的不發達》，1969年英文版。
④ G.凱：《發達與不發達——馬克思主義的分析》，1975年英文版。
⑤ I.華勒斯坦：《資本主義世界體系》，1979年英文版。


中等階級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的情況下使用“中等階級”這個術語，但它們的含義並不總是首尾一貫的。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序言中寫道：“Mittelklasse〔中等階級〕這個詞我經常用來表示英文中的middle-class（或通常所說的middle classes），它同法文中的bourgeoisie（資產階級）一樣是表示有產階級，即和所謂的貴族有所區別的有產階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80頁）。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書中，他在描述資產階級在封建制度內部的發展時，也重覆了這種用法。然而，馬克思則把這個術語更多地用在“小資產階級”這個意義上，來表明處於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階級或階層。在《剩余價值學說》中，他曾兩次公開提到中等階級的規模的不斷擴大乃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參看階級條目）。但無論馬克思還是恩格斯都沒有對中等階級的不同成分進行系統的區分，特別是沒有對“老的中等階級”和“新的中等階級”進行區分。前者包括小生產者、手工業工人、從事自由職業的人們、小農場主和農民；後者則包括職員、管理人員、技術人員、教師、政府官員等。
　　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則注意到中等階級的兩個主要方面。第一個方面是，他們根據不同的情況分析了中等階級的政治態度，特別是它跟法西斯主義的關系。馬克思和恩格斯通常把小資產階級作為社會中的一種保守成分來看待，或者看作是跟工人貴族一道形成工人運動中的一種改良主義的成分（參看1850年的《新萊茵報評論》）；而在20世紀20和30年代，馬克思主義者則把它看作是法西斯主義運動的主要社會基礎。但是，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里，也還出現了人所周知的“中等階級激進主義”的現象，因此，在對中等階級的政治態度進行分析時，如果不對組成該階級的各種各樣的集團進行區分的話，那是不可能走得很遠的。這些集團包括：店主，小生產者，高收入的專業人員和管理人員（這個集團正並入資產階級），低薪資的專業人員、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以及職員等等。甚至把這些五花八門的集團進行區分以後，仍然難以在例如對“上層”和“下層”中等階級之間進行一種令人滿意的分類，而這種分類也許能夠充分地解釋不同的政治傾向。事實上，後者看來受到各種文化因素和特殊的政治條件的強烈的影響。
　　第二個方面是中等階級的人數的增長，這個方面甚至受到了人們更大的注意。伯恩施坦在1889年就提出了“中等階級沒有消失”這個事實，作為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修正的主要依據之一（他並非毫無道理地斷言，關於階級兩極分化的正統觀點，所要求的正是中等階級的消失）。後來，倫納則又作出關於“服務階級”人數的大量增長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結構的論斷（見“參考書目” ⑤）。新近試圖對中等階級下定義並劃清該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界線的人，是普蘭查斯（見“參考書目” ④），他在這方面使用了兩條標準：一是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的區分（他對生產性工人所下的定義是那些生產剩余價值和直接從事物質生產的工人）；二是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區分。使用這樣兩條標準所帶來的結果，——正如萊特所指出，——是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階級變得很小，中等階級變得很大（見“參考書目” ⑤）。這就給工人階級運動的前途提出了一個問題，而普蘭查斯並沒有去正視這個問題。
　　另一些馬克思主義者（例如布拉維爾曼）則在他們的分析中采取了截然對立的方針，他們或是認為中等階級由於辦公室工作的機械化和“喪失技能”而呈無產階級化（見“參考書目” ②），或是認為在公共服務部門和私營企業中工作的技術人員、工程師和專業技術工人已經成為一個“新的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該階級在本世紀60年代後期（特別是在法國）的社會運動中已經顯示出它的激進的力量（見馬勒：《新工人階級》，1975年英文版）。中等階級無產階級化的論點，是跟工人階級資產階級化的論點截然相對的。提出後一種論點的主要是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家，但也還可以從某些馬克思主義者的論著中（如馬爾庫塞的《單向度的人》）找到某種變相的提法。對於這兩種對立的觀點，最後只能根據政治態度和組織的發展情況來作出判斷。問題在於工人階級政黨事實上能否吸引無論在“喪失技能”意義上的還是在對待大公司和國家的態度上形成一個新工人階級的意義上已呈無產階級化的那部分中等階級，或是說“中派”的政黨能夠發展成為代表中等階級的特殊利益的實體。目前，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必須涉及當前資本主義社會的這兩種現實的傾向，一方面要注意到中等階級還缺乏同一性以及在該階級所特有的、歷史上形成的具有強烈表現的政治觀點的動搖性，另一方面則要注意到它的社會地位的某些明確的特點——它的市場地位和從它的社會地位考慮出發所起的影響作用，這是麥克斯·維貝爾在反對馬克思的階級學說時所特別加以強調的（參看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家條目）。




參考書目

① 尼古拉斯·阿伯克朗比和約翰·尤里合著：《資本、勞動和中等階級》，1983年英文版。
② 哈利·布拉維爾曼：《勞動和壟斷資本》，1974年英文版。
③ 馬丁·尼古勞斯：《馬克思著作中的無產階級和中等階級》，1967年英文版。
④ 尼古斯·普蘭查斯：《當代資本主義的階級》，1975年英文版。
⑤ 卡爾·倫納：《服務階級》（1953），1978年英文版。
⑥ P.沃克編：《資本與勞動之間》，1980年英文版。
⑦ 艾里克·奧林·萊特：《階級、危機和國家》，1978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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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3:18:54

生產方式

　　馬克思並沒有從任何單純的、一貫的意義上使用過這一術語。不過，這個術語從馬克思使用以後起，卻被制定為一種對歷史進行系統的說明的核心要素，即認為歷史是由不同的生產方式組成的一個連續的過程（參看歷史唯物主義；發展階段條目）。在這種說明中，各個歷史時代（或是這些時代的理論特征）被看作是由一種占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而一種生產方式被另一種生產方式所代替則是由革命決定的。這種說明在第二國際時期的“經濟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中是很普遍的，（參看經濟主義；幾個國際條目）並且在斯大林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一書中被重新提出，作為對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的正確的理解。這樣一來，它就成為辯證唯物主義的基礎（參看辯證唯物主義條目），成為共產國際對馬克思主義的官方解釋。至於馬克思本人的觀點，其權威出處則見於著名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2—83頁）。
　　根據這種觀點，辯證法便包含兩種因素的平行發展。生產力在一定的生產關系的基礎上發展，只是在“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當生產關系“變成生產力的桎梏”時，它們的內在矛盾才表現出來（詳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條目）。這種觀點導致對革命過程的一種決定論的看法：當生產力超過生產關系時，革命就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然而，革命在落後的俄國的成功和在先進的德國的失敗，除了說明其他的問題以外，還說明了意識在革命過程中的作用，同時也表明那種決定論的說法是有些毛病的。生產方式並不像馬克思所提示的那樣，通過直接的、自動的方式來制約上層建築，因此，生產方式的崩潰看起來也不像是一種可以一刀切的東西。在這方面有種種的情況，在這些情況下，上層建築制約了在基礎中所發生的事情，也就是思想的和政治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經濟的因素，從而促成或阻礙生產方式的轉變（參看基礎和上層建築；決定論條目）。
　　阿爾都塞（特別是他在他和埃蒂耶納·巴里巴爾合著的《閱讀〈資本論〉》一書中）試圖在仍然把生產方式作為中心概念的前提下來解決這個問題。阿爾都塞不同意基礎制約著上層建築這種觀念，並以下面這種看法來取代它：他把經濟、政治和思想意識這些層次看作是構成特殊的實踐的層次，而所有的層次結合在一起則構成一個結構的總體，一種社會形態。這樣，決定論的觀念便被結構主義的因果關系所取代（參看結構主義條目）。在這里，生產方式仍然是一個關鍵性的概念，因為它是經濟的層次，它制約著其他各種不同的層次，所以它便在有著內在聯系的結構總體內占著“主導”地位。經濟規定了種種限度，在這種限度內其他各種層次只具有“相對的自主性”，這是由於經濟給這些非經濟的層次規定了為生產方式再生產所必要的職能。
　　根據阿爾都塞和巴里巴爾的規定，生產方式是由兩套關系或“聯系”構成的：“對自然的真正的利用的聯系”和“對產品的占有的關系”（見“參考書目” ①，詞匯表）。這兩套關系據說是跟馬克思通過“兩個不可分離的要素”來對整個生產進行說明相一致的。“ 這兩個不可分離的要素是：勞動過程……和決定這一勞動過程的社會生產關系”（同上）。但這種說法的麻煩之處，正如批評者所指出的（見“參考書目” ③），在於它立即把不可分離的東西給分離開來了。因為勞動過程本身被看作是某種歷史的東西，而社會關系則被集中在產品的占有的範圍內，也就是僅僅被集中在財產和分配的關系的範圍內。阿爾都塞通過先驗地賦予一些界限和範疇以特性（而我們則必須在這種界限和範疇內尋找社會的特性）來使它們實體化。從而得以使生產本身實體化。然而，馬克思對資產階級思想所進行的基本批判則是，這種思想把資本主義的社會關系——最重要的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說成是持久不變的。
　　由此可見，盡管阿爾都塞跟原先的粗糙的經濟決定論的形式實行決裂，否定了它的簡化論，但是他對經濟基礎的理解基本上跟生產方式的概念沒有多大區別。在他所假設的那種新關系中，非經濟層次的相對自主性決定於這些層次對生產方式的再生產的必要性，這就造成了對生產條件的闡明和對這些條件得以再生產的條件的闡明之間的脫節。這種情況被人們批評為缺少馬克思的著作中有關過程和辯證法的基本思想（見“參考書目” ⑥）。另一種同樣旨在否定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的經濟決定論的研究方法，是通過重新制定和擴大這些國際的有關生產方式的概念來確立的，這種替代方法主要是由於對馬克思本人有關勞動過程的著作發生興趣而產生的，這一情況受到了當時一份鮮為人知的手稿的英文本（1976年發表）的推動。這份題為“生產的直接過程的結果”的手稿，原是打算作為《資本論》第1卷第6章而寫的。馬克思本人在這一章以外對於生產方式這一術語的用法，結合阿爾都塞的兩分法來看，肯定具有模棱兩可的含意。在一些場合下，這一術語用來確定經濟過程的類型，基本上是生產中的人和支配剩余產品之間的關系（例如，在上面引用的序言中所說的）。在另一些場合下，它的含意看起來則要狹隘得多，例如在第1卷的“機器和大工業”這一章中，把單個工業部門的機械化，如現代印刷機、現代蒸氣織機和現代梳棉機這樣的機器的采用，都說成是在各自部門中“生產方式的變革”。而在上述的手稿中，在意義上的銜接則比較清楚。由於對勞動是在形式上還是在實際上包含在資本之下作了區分，馬克思也就區分了資本主義剝削形式所藉以進行的形式上的條件（“辯證唯物主義”和阿爾都塞的定義）和這些形式所導致的並藉以進行自身再生產的現實的生產條件。因此，盡管前者可以從形式上確定生產方式，但是它的再生產只能在後者進行；其結果是，生產方式作為一種基礎來對社會的其余部分實行影響的途徑，決定於現實的條件，即生產方式能夠進行再生產的條件。阿爾都塞把非經濟的層次歸結為起再生產的作用，從而既重新建立起他所要避免的簡化論，又把生產方式的概念弄得貧乏到只剩下形式的、非歷史主義的軀殼的地步。這正是他的批評家們所指出的（見“參考書目” ②、⑥、③）。
　　所有爭論的各方都樂意接受馬克思下面這段經常被引用的話，作為“生產方式”的可行的定義（不過馬克思在這段話中恰巧沒有使用這一術語）：
　　“從直接生產者身上榨取無酬剩余勞動的獨特經濟形式，決定著統治和從屬的關系，這種關系是直接從生產本身產生的，而又對生產發生決定性的反作用。但是，這種由生產關系本身產生的經濟制度的全部結構，以及它的獨特的政治結構，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經濟形式上的。任何時候，我們總是要在生產條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產者的直接關系——這種關系的任何形式總是自然地同勞動方式和勞動社會生產力的一定的發展階段相適應——當中，……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隱蔽的基礎”（《資本論》第3卷，第891—892頁）。
　　爭論關系到對這段話的精確的解釋。爭論各方都同意最重要的問題是剩余勞動如何產生和它如何被使用，因為正是剩余勞動的生產促使社會的發展和變化。而分歧則在於：究竟在什麽程度上經濟可以被先驗地確定，以及從形式上跟其他的“層次”相區別。還有，決定是否意味著各個分立的實體相互間在起作用，甚至這些實體在結構上是互相聯系於一個總體之中也罷，還是說，它意味著在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中的各種內在關系的內在發展。




參考書目

① L.阿爾都塞和E.巴里巴爾合著：《閱讀〈資本論〉》，1970年英文版。
② J.巴納吉：《唯物史觀中的生產方式》，1977年英文版。
③ S.克拉克：《阿爾都塞的馬克思主義》，載《單向度的馬克思主義》一書，1980年英文版。
④ S.克拉克等著：《單向度的馬克思主義》，1980年英文版。
⑤ L.科萊蒂：《伯恩施坦和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載《從盧梭到列寧》一書，1972年英文版。
⑥ A.格魯斯曼：《一種心領神會的結構主義》，1972年英文版。
⑦ 約·斯大林：《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1938年英文版。


貨幣

　　貨幣是價值的一般等價形態，是商品的價值作為純粹交換價值來出現的形式。價值的貨幣形態，是通過交換來組織的商品生產形式所固有的。在交換中，一定數量的商品，例如20碼麻布，相等於一定數量的另一種商品，例如1件上衣。在這種等價交換中，上衣衡量出麻布的價值，麻布是上衣的相對的價值，而上衣是麻布的等價物。這種簡單的價值關系可以擴大為使20碼麻布相當於一定數量的跟它等價的任何一種其他商品：它可以等於1件上衣，10磅茶葉，40磅咖啡，或2盎司黃金。在這種擴大的價值形態中，每一種商品都起等價物的作用。擴大的價值形態可以轉變為價值的一般等價形態，在這種形態中，一種商品被看作是可以隨時衡量其他任何一種商品的價值的尺度。在上述的例子中，如果把麻布當作一般等價物，那麽它就可以衡量出1件上衣，10磅茶葉，2盎司黃金，以及其他商品的價值。從原則上說，任何一種商品都可以充當一般等價物。新古典學派經濟理論中所說的numéraire（鑄幣），就是一般商品等價物的一個特殊事例。
　　貨幣是一種為社會所接受的一般等價物，一種在社會現實中出現的起一般等價物作用的特殊商品，它排除了其他一切商品在這方面所起的作用。從原則上說，任何一種生產出來的商品都可以當作貨幣使用。馬克思通常把黃金作為貨幣一商品來看待，他認為由於黃金具有耐久、均勻、可分割等自然屬性，使它特別適合於擔當起純粹的交換價值尺度的職能。可見，價值的貨幣形態是潛伏在商品生產形態之中並直接從後者產生的。認為發展完善的交換關系可以不用貨幣而存在的那種“純粹物物交換經濟”的概念，在馬克思的貨幣理論中是找不到容身之處的。任何地方只要出現商品生產的形態，作為價值形態的貨幣就會發展，甚至在許多交易不用貨幣作為買賣媒介的情況下也是如此。根據馬克思的理論，貨幣的最基本的屬性是它作為商品的價值尺度的職能。在起這種作用時，一般等價物並不需要具體出現，因為一種商品的價格可以用黃金來表現，但並不真正地需要用黃金來交換它。一旦一種商品作為社會所接受的一般等價物出現，那麽這種貨幣—商品的一定數量便作為價格標準來使用，並且具有特殊的名稱，如鎊、元、法郎、馬克、比索以及其他等等。國家可以在調節和控制價格標準方面起作用，正如它在調節慣用的度量衡標準方面所起的作用一樣。
　　由於貨幣商品是一種生產出來的商品，它的價值也像其他商品的價值一樣受同樣的規律的制約。如果我們抽象地來看，把所有可能使商品交換的系數跟它們所包含的抽象勞動的系數發生差異的因素排除在外，那麽，包含一個小時的抽象勞動的貨幣商品量，將購買同樣包含一個小時的抽象勞動的其他任何商品量。貨幣商品的價值，如同其他商品的價值一樣，是不斷地隨著生產條件的變化而變化的。因此，雖然國家能夠對價格標準實行調節，也就是調節包含在鎊、元和任何貨幣單位中的含金量，但它卻不能調節貨幣商品（黃金）的價值本身。
　　貨幣商品一旦出現，它便開始起除了作為價值尺度以外的其他各種作用：作為流通的手段，作為價值貯藏的手段，作為支付的手段，以及作為世界貨幣。在作為流通手段時，貨幣起商品交換的媒介的作用。交換的形式是，先是售出商品以換取貨幣，接著再用貨幣購買另一種商品（馬克思把這一過程用C—M—C這一公式來表述）。如果我們從社會的角度來考察這一過程，那麽我們就可以看到，在一定的時間內需要一定數量的貨幣來使一定數量的商品得到流通。這一數量取決於商品的價值和貨幣商品的價值（這兩者一道決定流通的商品量的貨幣價格），同時還取決於貨幣的流通速度，即在這期間每一筆貨幣所能參加的交易的次數。根據馬克思的理論，這些因素決定了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貨幣量。至於這些貨幣是通過什麽機制來供應的，這屬於另一個研究課題。正是這個基本點上，馬克思的貨幣理論跟“貨幣數量論”迥然不同，後者認為商品的價格應當上漲或降落，以便使流通中所需要的貨幣量跟事先確定的現有貨幣量保持平衡。
　　由於貨幣只是短暫地出現在商品流通中，所以貨幣商品便有可能用標記或符號來代替，只要這些標記或符號事實上能夠憑它們的面值來兌換成貨幣商品。因此，一些金屬含量少於它們的面值的小額鑄幣，還有本身的價值是微不足道的銀行券，都可以取代黃金進行流通。一種不同的情況是由國家發行的紙幣，國家對這種紙幣不保證按其面值兌換成黃金。馬克思在分析這種現象時，是從設想黃金繼續跟國家紙幣一道起貨幣的職能的作用出發的。這種國家紙幣將代替黃金進行流通，但是如果國家發行的這種紙幣超過流通的需要量時，那麽這種紙幣在市場交易中將相對於黃金的比價而貶值，直到它的黃金價值恰好足以滿足流通的需求為止。在這種情況下，通過國家紙幣所反映的商品價值，便按這種紙幣發行量的比例而趨於上漲，然而形成這種變化的機制，卻是這種紙幣的價值在市場上相對於黃金的價值而下降。這時商品的黃金價格仍然由生產黃金和其他商品的條件來決定，只不過需要更大數量的國家紙幣來跟黃金的價格持平。然而，這種結果對於“貨幣數量論”來說，則具有不同的依據和機制，這種理論認為商品貨幣價格的一般上升是由於貨幣量的增加而引起的，而不是把它看作是國家紙幣相對於一種持久性的商品貨幣一般等價物的貶值。
　　由於有貨幣作為商品交易的媒介，所以購買和銷售是不一致的。可見，薩伊定律——認為供銷售的商品會跟購買商品的需求相一致，從而供給會在總的數量自行創造需求——是站不住腳的。因為購買是跟銷售相脫離的，所以交易危機（即商品賣不出去，從而不能換取貨幣）是可能發生的，雖然危機的決定因素是潛在於資本主義生產的特殊關系之中（參看經濟危機條目）。
　　貨幣的周轉允許和要求形成貨幣的貯藏，這是為了便於商品的流通，或是為了把積累具體化的社會抽象勞動作為目的本身。這種貯藏的存在，能夠為流通中的貨幣提供必要的機動性，以適應流通的需求，雖然馬克思在他的一般貨幣理論中並沒有對貨幣流入貯藏或從中流出的機制進行論述。在資本主義的危機中，貯藏貨幣的現象反映了資本家不願意把貨幣投入他所面對的陷入崩潰的市場。貨幣貯藏者積累貨幣跟資本家的價值積累是有區別的。貨幣貯藏者積累貨幣的辦法，是使自己投放到市場上的商品的價值大於購回的商品的價值。盡管貨幣貯藏者從流通中收回了貨幣，但他並沒有得到額外的或剩余的價值，因為他所銷售的商品的價值恰好等於他的所持有的貨幣的價值。可見，貯藏是對貨幣價值實行消極的積聚的一種辦法。資本的情況則與此不同，資本是通過一種恒定的流通過程來進行擴大的，即利用貨幣去購買商品來從事生產，並且從銷售生產出來的商品中獲得剩余價值。
　　如果銷售者給購買者提供信用的話，那麽支付商品的方式則有所不同。在這種場合下，貨幣的職能也就是作為償還債務的支付手段。在商品流通中，信用可以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代替貨幣，並且被看作是加速貨幣周轉的辦法。然而，在危機時期，貨幣又重申它作為支付手段的重要性，因為這時候生產者面對著無法在市場上銷售商品以換取貨幣的普遍情況，都爭先恐後地去籌集必要的現錢來償付自己的債務。
　　當同一種商品作為若幹不同的國家的貨幣出現時，這種貨幣商品也就起世界貨幣的作用，它可以用來清算國際貿易的帳目並實行財富在國與國之間的轉移。
　　在馬克思的理論中，貨幣資本是資本家在銷售商品後所貯存的貨幣（這些貨幣還沒有用來購買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從而沒有把這部分價值重新投入生產）。並不是所有貯存的貨幣都是貨幣資本，因為貨幣可以被資本家或工人的家庭用來支付它們的消費，或者被國家用作周期性收支的撥款。這些儲備是潛在的貨幣資本，因為它可以被資本家的公司所動用，即被它們借用來作為資本來投入資本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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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3:19:55

在現代的資本主義經濟中，貨幣制度和一般商品等價物之間的聯系已大大減弱；在正常情況下，信用制度就能起作用，而無須借助於貨幣商品。這時候，貨幣單位的價值並不取決於貨幣商品的生產費用，而是根據在資本循環和積累過程中產生的對價格的壓力而自由變動。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理論的基本結構（即從生產的商品形態中引申出價值的貨幣形態並且試圖了解貨幣制度是如何調節商品和貨幣流通的）仍然有效，但是貨幣商品的價值是由它的生產費用所決定這一觀點，必須以下列的觀點來代替，即貨幣單位的價值的變化是根據資本主義積累中的各種矛盾因素來決定的。馬克思的貨幣理論說明，貨幣在它的每一種職能中都對一種社會關系起媒介作用。當貨幣擔負價值尺度的職能時，它反映交換中社會所必要的抽象勞動的等值，從而表現了商品生產者之間的關系。在流通中的貨幣使私人勞動的產品有可能為社會所承認。作為支付手段來使用的貨幣，則對債務人和債權人之間的關系起媒介作用。貨幣資本反映了資本家對勞動力的支配。因此，國家在調節貨幣中所起的作用，也應當看成是對上述社會關系的一種調節作用。




參考書目

① 蘇珊·布魯諾夫：《馬克思論貨幣》（1973），1976年英文版。
② 魯道夫·希法亭：《金融資本》（1910），1981年英文版，第1—5章。


壟斷資本主義

　　認為在19世紀末出現的壟斷組織是資本主義的新階段的特征這一思想，是由列寧和金融資本的理論家們引入馬克思主義的。不過，自從巴蘭和斯威齊的著作（見“參考書目” ②）發表以來，壟斷資本主義一詞便具有不同的含意和新的突出點；在本世紀60年代中期人們其所以重新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發生興趣，該書是起了重大的影響作用的。在那本書中，這兩位作者發展了他們在先前發表的著作（見“參考書目” ⑦、①）中提出的一些觀點。它的論點隨後得到《每月評論》上的一個多產的寫作班子的支持，並由在同一思想框架中寫作出來的一些巨著（如布拉維爾曼的著作，見“參考書目” ③）加以論證。雖然巴蘭和斯威齊寫的關於壟斷資本的著作重新引起人們對於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興趣，特別是南美和北美，但是它卻具有修正主義的性質。面對戰後資本主義呈現的穩定和發展，他們斷言馬克思揭露的矛盾已經被其他矛盾所代替，而且資本主義已經有了新的方法去遏制這些矛盾。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的性質的主要變化是以壟斷組織代替了工業資本之間的競爭；換句話來，也就是每一家公司對它所銷售的產品的市場的影響力增加了，而且在這里面還發生了一種質的變化。據巴蘭和斯威齊看來，這些就是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的鮮明特征。盡管他們還是依據馬克思的資本集中和積聚的規律來解釋這種發展的原因，並且使他們的思想植根於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但是他們卻采用了新古典經濟學的一種標準定律來論證。這種發展的效果是壟斷資本公司的利潤的增加。
　　在巴蘭和斯威齊學派所使用的壟斷資本的概念中，壟斷公司的暴利是通過一種規律的存在而獲得的，這種規律取代了馬克思的利潤率趨於下降的規律。巴蘭和斯威齊認為全部利潤大致上相當於“社會的經濟剩余”，並據此制定出“一種壟斷資本主義的規律，即隨著壟斷制度的發展，經濟剩余趨向於絕對地和相對地增長”（見“參考書目” ②，第76頁）。據他們看來，把這種經濟剩余的增長的傾向用來代替利潤率趨於下降的的規律，是從理論上反映了“從競爭的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的資本主義所發生的結構變革的最本質的”事物。而且，正是從這種傾向中產生了新制度的最突出的一些方面。不過，重要的是應當指出，他們的“經濟剩余”的概念，是跟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的概念迥然不同的。
　　經濟剩余是以市場價格而不是以價值來計算的，更重要的是，這種計算是建立在他們對社會的必要費用的性質所作的一種基準的判斷之上。他們認為，對於社會來說，剩余就是總產量減去生產費用。由於後者指的是社會必要的生產費用，所以有些純粹屬於產品推銷所花費的商品費用不能列入它的項下。屬於這類費用有不僅包括銷售人員的工資，而且還包括嚴格說來不屬於商品的基本職能所需要的每種商品的外觀的費用；舉個例來說，像為了增添汽車的華麗而采用的鍍鉻工序以及使人眼花繚亂的廣告裝飾，都不屬於商品的基本職能所需要的費用，它們不應包括在社會必要費用之中，但卻必須被看作是構成經濟剩余的一個要素。這種把商品的部分價值斷定為不屬於使用價值的武斷的定義，是跟馬克思關於剩余價值或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概念毫不聯系的。還有，這種經濟剩余的增長來源是被置於交換過程之中，置於市場支配之下，而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則是建立在勞動過程之上，建立在這個過程跟價值實現過程相結合之上。
　　至於布拉維爾曼，則是注意到壟斷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勞動過程（見“參考書目” ③）。在一部著名的歷史性和理論性的著作中，他考察了“科學管理”的出現，把它跟壟斷資本主義的開始聯系起來。他還追溯了勞動過程中的轉變，勞動技巧的消失，以及在以後的年代中所顯示出來的工人階級的職業結構和地位的改變。然而，這部著作事實上並沒有把巴蘭和斯威齊所發展的有關壟斷資本主義的概論（以及它的例如經濟剩余這樣的要素）作為中心思想來采用。因此，盡管這部著作跟巴蘭和斯威齊的論著有聯系並且使用了《勞動和壟斷資本》這個書名，但是它對於那兩位作者的壟斷資本主義概念中那種以交換為主的考慮，並無進行修飾之意。
　　巴蘭和斯威齊的觀點是在受卡萊斯基和斯坦德爾（見“參考書目” ⑤、⑥）影響的傳統中發展起來的，因而他們認為經濟剩余的增長勢必導致經濟停滯，除非是能夠應付無能利用經濟剩余的情況（他們把這種情況設想為固有的），或者換句話說，能夠應付消費不足的情況。而壟斷資本主義的特點，正是發展起各種機制去吸收這些經濟剩余，從而能夠保持增長。這些機制包括軍事費用的增長，與群眾消費相聯系的“浪費性的”推銷活動，以及龐大的國家支出。隨著這些機制達到確實能夠維持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勢頭的程度，處於中心地帶的被剝削階級起來推翻壟斷資本主義的潛力也就削弱了。因此，巴蘭和斯威齊認為，壟斷資本主義的崩潰的種子只能在第三世界的革命中找到。他們預期：由於壟斷資本的帝國主義擴張和從第三世界榨取“經濟剩余”而產生的種種矛盾，將會引起這種革命的爆發。




參考書目

① 保羅·巴蘭：《關於增長的政治經濟學》，1957年英文版。
② 保羅·巴蘭和保羅·斯威齊合著：《壟斷資本主義》，1966年英文版。
③ 哈利·布拉維爾曼：《勞動和壟斷資本》，1974年英文版。
④ 基思·考林：《壟斷資本主義》，1982年英文版。
⑤ 邁克爾·卡萊斯基：《經濟動態理論》，1954年英文版。
⑥ 約瑟夫·斯坦德爾：《美國資本主義的成熟和停滯》，1952年英文版。
⑦ 保羅·斯威齊：《資本主義發展的理論》，1942年英文版。


道德

　　馬克思主義關於道德的觀點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它宣稱道德是一種意識形態，宣稱任何一種道德都是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產生並且跟一定的生產方式和階級利益相聯系的，宣稱不存在永恒的道德真理，宣稱每一種道德形式以及像自由、正義這樣的意識形式“只有當階級對立完全消失的時候才會完全消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1頁），宣稱馬克思主義反對一切道德的說教，以及宣稱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和政治經濟學所進行的不是道德的批判而是科學的批判。另一方面，在馬克思主義的論著中則又充滿著道德的判斷，包括公開的和含蓄的。從馬克思在《經濟學哲學手稿》和《德意志意識形態》這些早期著作中通過對異化的探討所表現出來的對奴役制的痛恨，直到他在《資本論》中對工廠的條件和不平等現象所進行的猛烈的抨擊，都可以清楚地看到馬克思的滿腔憤慨之情和追求一個更美好的世界的熱望。恩格斯和以後的大多數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的情況也大抵如此。的確，至少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們大都基於道德的原因而成為馬克思主義者，這是一個可以商榷的問題。
　　上述的自相矛盾的情況在馬克思的論著中比比皆是。請想一想，馬克思對蒲魯東等人關於正義的呼籲是何等蔑視，他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對道德的詞眼又是多麽反感，而同時他卻憤怒地描繪了資本主義對工人所起的駭人聽聞的異化作用，還有在他對共產主義的往往是一帶而過的看法中，則又提到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會在“最適合於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工作和生活（《資本論》第3卷，第926-927頁）。再想一想，恩格斯對道德教條的反感和他的“道德始終是階級的道德”的觀點卻跟他相信道德進步和“無產階級未來的道德”的信念相依並存（《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33—134頁）。再不妨想一想，考茨基、盧森堡和列寧在攻擊“倫理社會主義”的同時，難道不是也對資本主義的罪惡進行譴責，並且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提出自己的設想。我們還可以把托洛茨基的關於一切道德都是階級的意識並且是“階級欺騙的機器”的一部分這種觀點，同他所接受的“無產階級的解放道德”進行比較（見“參考書目” ⑩）。
　　從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來看，這種自相矛盾的情況卻得以在各種各樣的離經叛道的傳統中得以避免。秉承這些傳統的有如：德國和奧地利的受康德主義影響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倫理社會主義者”，主要是在法國的受存在主義影響的馬克思主義者，以及東歐特別是波蘭和南斯拉夫的持不同政見的馬克思主義者。諸如此類的離經叛道者，都拒絕接受或蓄意抵制反道德的思想，而傾向於使馬克思主義包含道德的成分（不論是通過無上命令的形式、存在主義的信仰還是人道主義的解釋和原則。）
　　這種自相矛盾的情況也許可以通過兩種辦法來著手解決。第一種辦法是提出這樣的見解，即馬克思和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對待道德的態度始終是混亂的甚至是自我欺騙的，即錯誤地認為自己已經擺脫或超越一種道德觀。當然，馬克思主義中實證主義和唯科學主義的成分是有助於認為這種見解是可能成立的。不過，第二種辦法所提出的解決方案是比較切中要害的。這個辦法在於劃清以下這兩個領域之間的界線。一個是關系到權利、義務、正義等等（即相當於德語的“Recht”一詞的含義）這種道德的領域；另一個領域則是關系到人的權力的實現並從阻礙這種實現的障礙中擺脫出來，這個領域的最好的表述方式就是馬克思所說的“人類解放”（參看解放條目）。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前一個領域中的道德是固定在思想意識中的（這是值得爭論的），因為它是由階級社會的條件（首先是貧窮和利益沖突）所造成的，可是它對於這種社會的對抗和矛盾既作了錯誤的描述，而又試圖去解決它們。對於這個意義上的道德，馬克思主義所持的觀點類似它對於宗教所持的觀點：號召人們拋棄宗教幻想，也就是號召人們去消除需要這種幻想的條件。同樣地，消除貧窮和階級沖突，作為權利、義務等等意義上的道德也就會消亡。解放的道德就是要求消除需要前一種道德的條件。
　　這種見解，正如近來一些作者所注意到的，可能會產生以下兩種觀點：一是馬克思似乎放棄了認為資本主義是不正義的看法，二是馬克思缺乏一種發展的有關權利的理論。一般地說，人們可以認為馬克思主義具有一種感人的道德觀，但並沒有一種發展的有關道德約束（即采取什麽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的理論。當然，馬克思主義有實現它的目的的理論，而且自從列寧以來就進行了大量的有關策略和戰略手段的討論，但除少數例外，它始終拒絕從一種道德觀出發來對這個問題進行討論。




參考書目

① 艾倫·布坎南：《馬克思和正義——對自由主義的政治批判》，1982年英文版。
② 馬歇爾·科恩、托馬斯·納格爾、托馬斯·斯肯隆合著：《馬克思、正義和歷史》，1980年英文版。
③ 尤金·卡門卡：《馬克思主義和倫理》，1969年英文版。
④ 卡爾·考茨基：《倫理與唯物史觀》（1906），1918年英文版。
⑤ 《馬克思和道德》，載《加拿大哲學雜志》1981年第7期增刊。
⑥ 莫里斯·梅勞—龐第：《人道主義和恐怖》，1969年英文版。
⑦ 約翰·普拉門納茨：《馬克思的人的哲學》，1975年英文版。
⑧ 馬克西米利安·盧貝爾：《社會主義倫理學選編》，1948年法文版。
⑨ 斯維托紮爾·斯托揚諾維奇：《理想與現實之間》，1973年英文版。
⑩ 列甫·托洛茨基、約翰·杜威.喬治·諾瓦克：《他們的道德和我們的道德——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的道德觀點對比》，1969年英文版。
⑪ 艾倫·伍德：《卡爾·馬克思》，1981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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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3:21:23

跨國公司

　　這個術語指的是超出一個國家的範圍進行經營的資本主義企業。它在廣義上可以指在歐洲殖民主義早期階段（從17世紀開始）進行經營活動的公司，然而這個術語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使用起來，而且特別指的是資本主義壟斷階段的產業資本國際化這一現象（參看壟斷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歷史分期；金融資本條目）。
　　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觀點來看，產業資本國際化應當用資本主義本身的發展來解釋。價值的擴大或積累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固有的。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階段，這種積累主要是在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國界內，靠犧牲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來實現的（參看原始積累條目）。在這個被馬克思稱為“工場手工業階段”的早期發展階段中，還不存在貨幣資本或生產資本輸出的條件。在這個時期，商業資本的實力雄厚，它操縱著資本主義地區和前資本主義地區之間的貿易。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信用制度也發展了（參看信用和虛擬資本；資本集中和積聚條目），從而有利於貨幣資本的輸出，這種情況已由列寧在他論帝國主義的著名小冊子中作了記述（參看帝國主義和世界市場條目）。生產資本（固定的生產資料）的輸出，旨在瓦解落後地區的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因為生產資本或產業資本，是要建立在對以商品形式出現的勞動力進行剝削的基礎之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這種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瓦解，開始在全世界範圍內發生（參看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農民條目）。
　　不難想象，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資本的輸出，首先是采取向采礦業和種植園進行投資的方式，因為這些行業的產品可供出口，而無須依賴於當地市場，這種市場只有隨著資本主義的社會生產關系的擴大才能發展起來（列寧）。只有當資本主義在落後的國家里發展起來以後，生產資本的廣泛輸出（即廣泛跨越制造業部門）才成為可能。生產資本的廣泛輸出，便產生了跨國公司。這種公司的總部設在一個國家里，而其生產設施則遍布全球。
　　有關跨國公司的論著大多是介紹性的，並且往往具有折衷主義的理論傾向，特別是傾向於運用建立在依附論基礎上的論斷。不過，在這些論著中也有一些頗有價值的作品，它們記錄了貨幣資本和生產資本的國際化的覆雜過程，尤其重要的是對發達國家向不發達國家轉移技術所作的分析。在這個問題上的一些經驗性的論著，涉及到在馬克思主義者之間所進行的一個主要的爭論，即從世界範圍來看，處於發達階段的資本主義，其傾向究竟是發展還是阻礙了生產力？（參看帝國主義和世界市場條目中有關這一點的論述）。同樣地，對有關轉價問題（同一公司下屬各子公司之間的國際交易）和各公司之間的市場協定問題所作的研究，便涉及這樣一種爭論，即在帝國主義階段的資本主義是否仍然受資本之間的競爭矛盾的支配？
　　一些經驗性的論著提出的最根本的理論問題，也許是資本家階級和民族國家之間的關系問題。對於著眼於資本主義競爭的大多數馬克思主義理論來說，其基本點是放在資本家階級和在國際舞台上追求自身利益的國家之間的聯系上。而據某些作者看來，認為資本的國際化導致資本的民族性這種說法，變得含義不清了，因為跨國資本的利益是如此覆雜，以致不能將其納入一個民族國家的結構內。這個問題以及其他的問題，說明要想了解資本的國際化，還有大量的理論綜合工作和經驗性的工作要做。




參考書目

① R.巴爾奈和R.穆勒合著：《遍及全球—跨國公司的權力》，1974年英文版。
② 列寧：《論所謂“市場問題”》（1893），1960年英文版。
③ H.拉迪斯編：《國際公司和現代帝國主義》，1975年英文版。

民族

　　引人注意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許多著作中都強烈地意識到民族的結構或性格問題。但是，民族性本身並不是一個使他們非常感興趣的題目，他們盼望它盡快地消失；當時他們遠為關心的則是民族的結構成份和社會階級。在他們看來，許多民族都已經在消逝，諸如威爾士和較小的斯拉夫民族，對此他們不感到惋惜。他們很早就想到，工業的發展正在加速上述的過程的發生，把所有文明的國家合並為一個單一的經濟整體；一個資產階級可能仍然保持其特殊的利益，而在工人階級中民族意識則消失了（參看《德意志意識形態》）。在《共產黨宣言》中，他們甚至宣布“工人沒有祖國”。
　　實際的政治情況使他們不得不更加認真地去對待民族問題，然而，系統地提出一種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則是由他們的後繼人來做。這種觀點先是在鮑威爾的經典著作（見“參考書目” ②）中提出，然後在斯大林的1913年寫的小冊子中定型。斯大林（他的作品跟鮑威爾有許多共同之處，盡管還有若幹分歧）認為，民族不是一種種族的或部族的現象，它具有5個基本特征：一個穩定的、延續的共同體，一種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經濟生活，以及共同的心理素質。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即資本主義上升和上升的資產階級反對封建主義這一特殊歷史時期，才出現了民族這種肯定的政治形式。跟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先的見解不同，斯大林把民族的出現歸結為一個民族市場（同類居民的共同市場）的產業發展的需要。它最初出現在西歐，而當時比較靠近歐洲東部的則是一種性質不同的多民族國家，然而，工業的到處發展，燃起了人們同樣的願望。所有哈布斯堡和沙皇帝國統治下的人民，都可能具有民族的特征，因而有權要求獨立。其中只有俄國猶太人除外，只有他們沒有自己的領土。他們的左翼組織，即成立於1897年的崩得，曾要求承認猶太人的民族地位，並要求它本身脫離社會民主黨而自主。在經過1903年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激烈爭論後（會上對民族問題特別是猶太人問題進行了大量的討論），終於引起了分裂。
　　把斯大林的公式用於早期的事例，則還有種種問題。舉例來說，蘇格蘭人在中世紀反抗英國征服的時候，他們是否還不是一個民族，而只是具有單純的民族性而已，還有，對於羅馬人來說，是否也不應當給予民族的稱號。同樣地，把這個公式用於西歐的人民，也還在若幹疑點，例如，一些甚至過去就夠不上是真正的民族的西歐人民，如今卻舉行運動來爭取他們的民族地位。恩格斯相信布列塔尼人、科西嘉人以及其他一些人民是相當滿意他們被合並入法國的（參看《暴力在歷史中的作用》第6部分）。如果當時的情況是如此的話，那麽今天的情況就遠遠不是這樣了，在這方面我們可以舉西班牙的巴斯克人、蘇格蘭人以及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注定要消滅的一些民族（特別參看恩格斯的《民主的泛斯拉夫主義》一文，載《新萊茵報》1849年2月15—16日）來說明。在亞洲，則進一步出現一些問題，看來，如果不把古老的伊朗、中國、日本或是越南看作民族的話，那就越來越困難了。在非洲，能夠滿足斯大林的5項要求的政治實體，是微乎其微的；在那里，民族和國家一樣，都必須通過人們在深思熟慮下作出的努力來加以鍛造，由卡布拉爾的馬克思主義領導集團統治下的葡屬幾內亞，便是一例（參看民族主義；鮑威爾；倫納等條目）。




參考書目

① 阿努阿爾·阿布德爾—馬列克：《意識形態和民族的產生》，1969年法文版。
② 奧托·鮑威爾：《民族問題與社會民主黨》（1907），1924年德文版。
③ 阿米卡爾·卡布拉爾：《幾內亞革命——非洲人民的一次鬥爭》，1969年英文版。
④ 約瑟夫·契列波夫斯切克：《論歐洲的小民族和年青的民族》，1980年英文版。
⑤ 若爾日·豪普特等：《馬克思主義者和民族問題（1848—1914）》，1974年法文版。
⑥ R.A.卡恩：《多民族的帝國》，1950年英文版。
⑦ 約·維·斯大林：《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1913），1936年英文版。


民族資產階級

　　這個詞純粹應用於落後的或不發達的國家的情況，其落後性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前資本主義的社會關系跟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共存，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可能對後者占有優勢。在一個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里，階級鬥爭可以根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進行分析；而在落後的國家中，則至少必須考慮到以下四個階級之間的相互作用：處於出現過程中的無產階級，資本家階級，前資本主義的剝削階級，以及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直接生產者。在落後的國家中，階級鬥爭其所以特別覆雜，有以下兩個原因：第一，從經典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看，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具有瓦解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傾向，所以在兩個剝削階級之間便可能產生一種對抗性的作用，而這種對抗則與出現在勞動和資本之間的沖突同時進行；第二，帝國主義對落後國家的統治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引起對全體人民的壓迫，雖然它有時需要得到代表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統治人物的支持（參看殖民社會和後殖民社會；帝國主義；民族主義諸條目）。落後國家的這些特點，已經在如何采取正確的策略來實行革命轉變的問題上引起尖銳的爭論，這種爭論的中心問題是，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是否能夠在革命鬥爭中起任何作用。
　　從這個角度出發，人們通常使用民族資產階級這個詞來指落後國家中反對帝國主義的那個資本家階級集團。這意味著這個資本家集團在反帝鬥爭（這個鬥爭的特點是得到小資產階級和農民的支持）中可以成為工人階級的有力同盟者。可見，這個詞通常用來斷定一部分資產階級在政治領域中所起的作用。然而，對民族資產階級所下的這種定義是難以令人滿意的，因為它預定好在當地的一些資產階級集團和帝國主義之間會有矛盾。至於“買辦資產階級”一詞，則是用來說明當地的那部分傾向於跟帝國主義結成同盟的資產階級。有一些作者區分落後國家的這兩部分資產階級時，試圖通過它們對生產資料的關系來說明，並從這種關系中推斷出它們的政治作用（見“參考書目” ①）。
　　根據這種方法，買辦資產階級被定義為其資本是處在流通之中（如商業、銀行等）的那部分當地的資本家階級。由於完全從事商品流通，這個資產階級集團便具有跟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本特別是商業資本結成同盟的特點。另一方面，民族資產階級則被定義為其資本是處在該落後國家的生產領域之中的當地的資產階級。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競爭是固有的現象，而在民族資本和帝國主義資本之間的競爭，則提供了民族資產階級能夠起一種反帝的作用的可能性。由於帝國主義國家的生產力有較高的發展水平，不發達國家的民族資本在跟帝國主義資本進行競爭中便往往處於不利地位。從原則上說，這便使民族資產階級可以成為爭取擺脫帝國主義統治的民族解放鬥爭中一個同盟者。但是，這也還可能產生一種相反的作用，即在競爭上的不利地位可能迫使當地的資本家階級集團跟帝國主義資本結成同盟，從而使自己成為多國公司的供應者或附庸。民族資產階級實際上是否在任何時候都是“民族的”，決定於任何一個特殊社會形態當時的具體情況。
　　民族資產階級參加反帝同盟的可能性，並不單純地從狹隘的經濟利益中產生。帝國主義傾向於壓迫落後國家中所有的階級，這不僅在經濟領域中如此，而且在政治、社會和文化上也是如此。正是由於這種壓迫，使得民族資產階級有可能在一定的歷史時期起進步的作用，跟無產階級結成暫時的同盟，或者是試圖發動工人階級去支持反帝鬥爭。
　　可是，無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任何聯盟，在本質上是不穩定的。資產階級是資本的化身，它是靠對工人階級的剝削來生存的。此外，目前在不發達的國家里，資產階級往往統治著國家，因此它是工人階級必須推翻的階級。盡管存在著這種實質上的對抗，然而大多數革命理論家和領袖們都主張無產階級在其奪取國家政權和改造社會的革命鬥爭的特殊歷史階段上，應當跟民族資產階級結成同盟。列寧在1920年寫道，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有義務“利用敵人之間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或是在資產階級之間，“利用一切機會，哪怕是極小的機會，來獲得大量的同盟者，盡管這些同盟者可能是暫時的、動搖的、不穩定的、靠不住的、有條件的”（《列寧全集》中文第2 版第39卷，第50頁）。大多數主要的革命領袖也都持同樣的觀點。斯大林在他的論述中國革命（1925—1927）的文章中，建議跟資產階級結成同盟，雖然他小心翼翼地警告不要讓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勢力在這種同盟中處於附屬的地位。毛澤東則具體實現了斯大林的這種建議，他通常被看作是跟資產階級結成同盟的主要支持者。不過，只要認真讀一讀毛的著作，就可以明顯看到他並不主張把跟資產階級結成同盟看作是必須在一切不發達國家中加以運用的普遍的革命策略。相反地，他強調指出任何同盟都是一種特殊的歷史形勢的結果，同時他還警告人們不要采取一成不變的公式來武斷地在一切地方加以運用。毛澤東在主張跟民族資產階級結成同盟時，是很謹慎的。而且得出這樣的結論：“當著帝國主義向這種（指半殖民地）國家舉行侵略戰爭的時候，這種國家的內部各階級，除開一些叛國分子以外，能夠暫時地團結起來舉行民族戰爭去反對帝國主義。……然而，……當著帝國主義不是用戰爭壓迫而是用……比較溫和的形式進行壓迫的時候，半殖民地國家的統治階級就會向帝國主義投降，二者結成同盟，共同壓迫人民大眾”（《矛盾論》）。這個問題也是在印度長期不斷地進行爭論的問題（見“參考書目” ⑤）。




參考書目

① 伊利沙白·多爾和約翰·威克斯：《秘魯的階級同盟和階級鬥爭》，1977年英文版。
② 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
③ 毛澤東：《矛盾論》。
④ 斯大林：《論中國革命》（1925—1927），1975年英文版。
⑤ M.N.羅易：《印度在轉變中》，1922年日內瓦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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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3:22:36

民族主義

　　人們普遍地感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民族主義這個問題上是走了彎路的，這在他們早期的時候最為明顯，當時他們大大地低估了這樣一種行將爆破性地發展的力量。由於僑居國外並具有理性主義的觀點，他們自然而然地對愛國主義的熱情很少了解。他們把希望放在階級鬥爭上，因而可能不太喜歡一種宣揚超越社會差別和模糊了階級意識的情感。但是事情迫使他們承認民族問題的重要性。同時，作為實踐的組織者，他們也就不難了解到民族環境和民族傳統是工人階級運動所不容忽視的事情。
　　在他們關於民族問題的言論中，沒有任何東西要比他們的譴責小斯拉夫民族時所表現的激烈情緒更能惹起人們的批評了。他們激烈地譴責哈布斯堡帝國統治下的小斯拉夫民族在1848——1849年革命期間起來反對比較強大的講德語的奧地利人和馬劄爾人，從而幫助保守主義重新取得統治。他們試圖把當時湧現出來的形形色色的勢力都弄得黑白分明，把它們分成反動的和進步的。依他們之見，奧地利人和馬劄爾人簡直都是自由主義者，盡管事實上從這些人對待少數民族的態度來看，他們最低限度也是強烈的民族主義者或沙文主義者。當然，恩格斯也曾一度寬宏大量地提到世世代代受德國的壓迫而憤忿不平的“英勇的捷克人”，但是他認為不管他們的鬥爭是輸是贏，都是沒有什麽前途的（參看《新萊茵報》，1848年6月18日），而且他在戰鬥結束以後，還說了一些遠為激烈的話。這種激烈的感情可以被看作是出於他們的一種疑慮，即懷疑當時使一些領導人受到影響的泛斯拉夫主義就是對反革命的最有力的同盟者俄國的支持。列寧後來（在1916年）則把這種敵對情緒加以合理化，他斷言在1848年所提出的斯拉夫民族的要求，不管它們本身是如何正義，而在當時卻是不合時宜的，因而使這些要求服從於更大的進步的需要的做法，乃是正確的（參看《列寧選集》第2卷，第722—723頁）。
　　對於波蘭這樣一個比較大的國家，是不能用同樣的方式來看待的，況且波蘭為重新獲得其自由所作的努力，不僅具有浪漫主義的魅力，而且具有政治吸引力。波蘭的獨立會削弱沙皇制度，在俄國和德國之間建立起一道屏障，從而使德國能夠不受幹預地進行發展。馬克思克確實曾經對波蘭能夠靠自身的力量生存感到擔心（論東方問題，第59條）。一個重要依據是波蘭的自由曾經由於農奴貴族階級的不負責任而喪失，然而直到19世紀後期，該階級卻在跟天主教會結成聯盟之下領導著民族運動。在《共產黨宣言》的最後一部分中，曾宣布支持那個把土地革命當做民族解放的條件的比較進步的黨派。後來，恩格斯對這件事情的論述有所不同：波蘭應當首先得到民族解放，才有可能取得任何社會進步；沒有一個民族能夠在擺脫外國統治之前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其他任何目標之上，而且一個國際工人運動只能在自由人民的和睦的基礎上繁榮發展（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27—430頁）。除了波蘭這個事例以外，恩格斯和馬克思還認為獨立對於愛爾蘭來說是非常重要的，這不是出於他們對愛爾蘭的民族主義或其領導人有什麽特殊的尊重，而是考慮到英倫諸島整體的進步的利益。
　　民族解放戰爭是名正言順地得到社會黨人的支持的，不過這種支持很容易建立在一種浮移不定的基礎之上，因為每一個戰爭都必不可免地具有各種不同的動機，一些動機要比另一些更成問題。除了勾起對舊日的沖突或壓迫的回憶之外，戰爭還留下了使各國工人階級的友好聯系難以發展的怨恨。一切階級都受到影響，而且政府也熱衷於維持敵視外國的感情以轉移國內的不滿情緒。在社會主義運動中，巴枯寧派跟馬克思主義派發生分裂，是跟那種自以為是地反對德國或西方優勢的親斯拉夫情感不無聯系的。巴枯寧就曾經希望建立一個斯拉夫人民的聯盟，以保證使他們享有平等的地位（見“參考書目” ③，第42頁）。那些試圖把馬克思的思想灌入法國工人運動的人，如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往往很不舒服地意識到那種由於1870年戰爭失敗所遺留下來的惡感，以及對馬克思這種“德國的”學說的不信任感。在1893年，拉法格、蓋得等人感到非得發表一個宣言來反駁對他們所進行的所謂反對愛國主義的指控不可，當時在無政府主義者的胡言亂語之下，這種指控是比較容易被利用來對付一切左派的（參看拉法格致恩格斯的信，1893年6月23日）。饒勒斯是一位不那麽完全信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具有一種認為一切人民都自然地屬於他們本國的強烈意識，他把《共產黨宣言》中“工人沒有祖國”這句話解釋為：工人在國家生活中的地位被不公平地剝奪掉，因而必須加以恢覆。
　　意大利和德國都曾經是爭取統一的分裂的國家。當時這些國家的人民力圖掙脫他們所不想要的那種統一，而這種統一卻是列寧這一代通常所向往的。列寧本人敏銳地感覺到沙皇帝國這個多民族國家的覆雜性——所有這些民族都在不同程度上對沙皇和大俄羅斯的統治表示不滿。列寧的策略是要建立一種在實踐中不容易實現的良好的平衡，這種平衡的一方是占統治地位的國家中的社會主義者有為被壓迫民族的解放而奮鬥的義務，另一方則是被壓迫民族的社會主義者必須反對狹隘的、自私的民族主義。斯大林在1913年寫的小冊子《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提出了布爾什維克的標準觀點。這本書很可能是在列寧的指導下寫成的，不管怎麽說，它是跟這位導師的觀點非常吻合的。
　　跟馬克思主義原則中的許多論斷一樣，這本小冊子在很多地方都跟當代形勢所提出的問題難分難解。斯大林從考察1905年革命失敗以來的形勢著手，認為隨著工業在俄羅斯帝國的進一步發展而引起的動亂，地方民族主義普遍地擡頭，從而使工人有受到感染的危險，因此，社會主義者的任務就是去遏制這種影響，而在少數民族地區有些人是缺乏這種義務感的。然而，要遏制少數民族的民族主義，只能靠對民族自決權實行一種充分的社會主義保障。斯大林接著對奧地利的社會黨領袖（參看奧地利馬克思主義條目）所采納的綱領進行詳細的批判，認為這個綱領是替哈布斯堡帝國（如今轉變為奧匈雙重王朝）解憂排難，而讓其他所有的民族在樊籠中掙紮。盡管這個綱領試圖給予這些民族以一種充分的文化自治來滿足它們的要求，但是斯大林認為這是很不象樣的東西；它沒有能夠防止社會主義運動和工會運動分裂為吵吵鬧鬧的民族派別。
　　對於俄國人來說，波蘭是一個大問題。早些時候的那種地主貴族的叛逆活動已經消沈下去，還沒有一種新的東西來代替它。一些波蘭的社會主義者，其中最雄辯的是盧森堡，認為對民族主義的支持目前已經成為落後倒退的東西，而波蘭工人和俄國工人的聯合則具有高得多的要求。這種觀點遭到列寧的反對，列寧認為如果不承認波蘭的自由權利的話，就不可能有健康的聯合。在1916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所有的社會主義者都在改變對民族自決原則的看法，列寧則重申社會主義的目標是聯合各民族並使各國人民合並為一個大家庭，但是如果不給每一個民族以選擇自己的道路的機會的話，這個目標是不可能實現的（參看《列寧選集》第2卷，第719—720頁）。
　　1917年以後，馬克思主義思想中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一個很大的多民族國家的理論學說的建立，這個國家沿襲了過去的許多爭端，甚至芬蘭和波羅的海一些省份也跟波蘭一樣分裂出去。為了給予每一個種族的共同體按照其規模和歷史以一定程度的自治和發展本民族文化的充分自由，制訂了一些非常覆雜的措施。但是，由於各民族的發展水平參差不齊，加上對過去的慘痛的回憶，磨擦仍然難以避免。斯大林在第16次黨代表大會上曾談到兩種對立的“蔓延著的偏向”的威脅：一種是地區的分裂主義，另一種是以國際主義面目出現的、主張過早地實行各民族合並的大俄羅斯主義。然而，要在不斷受到外國入侵威脅的情況下竭盡全力地建設經濟，這意味著必須求助於群眾的愛國主義，如今這種作法由於已經滌除階級社會的罪惡而獲得凈化，因而可以被認為合理合法的了。這在1941—1945年“偉大的衛國戰爭”期間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由於一支主要由農民組成的軍隊是不能夠以保衛社會主義的名義來進行號召的，所以設置一種蘇沃洛夫勳章，並且制作了一部電影來歌頌這位沙俄帝國主義的英雄。所有這一切都遠遠地背離了馬克思的宗教懷疑論的理性主義。
　　1916年在都柏林起義中獻生的詹姆斯·康諾利，曾致力於把社會主義跟民族主義的起義結合起來。這項實驗在愛爾蘭所取得的成就甚微。然而，分離主義的運動在西歐如同過去在東歐那樣地不斷擴散。例如蘇格蘭民族黨人——一種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成分，已經產生使人感受到的力量。各國共產黨則傾向於把這些運動視為不受歡迎的分散活動，或者視為開倒車和破壞工人階級團結的活動。這種情況甚至在歐洲以外的地區也屢見不鮮。許多亞洲國家以及實際上所有非洲的國家都包含著少數民族，這些民族的願望可能產生各種棘手的問題。無論在伊朗還是巴基斯坦，共產黨人的觀點都跟俾路支少數民族的觀點格格不入，共產黨人認為這些少數民族應當跟其他進步的省份進行合作，而不是試圖去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
　　但是，在那些對帝國主義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的地方，社會主義跟民族主義的融合和聯系則取得許多成就，列寧在1914年以前一直歡呼亞洲的起義，認為這種起義對於社會主義在世界各地的成功是非常有利的；同時，第三國際也跟它的對手第二國際很不一樣，它對殖民地的解放運動進行全力的支持。在亞洲，可以跟歐洲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現代的民族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幾乎是同時嶄露頭角，而後者由於有更好的組織和更明確的理論，往往取得領導地位，如同中國在反對日本的侵略和越南反對法國的統治所表現的那樣。印度則是一個例外，在那里，由於跟西方有那麽悠久的聯系以及政治活動的寬容，使得民族運動沿著解放路線的開展有一個漫長的發動過程。在印度馬克思主義者之間，對於是否跟這種民族運動進行合作以及根據什麽條件進行合作，長期爭論不休；他們其所以沒有能夠得到更多的支持，在很大程度應歸咎於他們所表現的脫離民族鬥爭的姿態。
　　在某些國家里，特別是在中國，最終會占上風的力量究竟是社會主義還是民族主義？現在來斷定還為時過早。在歐洲，1943年共產國際的解散，是標志著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全盛時期結束的一個里和碑（見“參考書目” ⑦，第84頁）在這以後，蘇聯和中國之間的爭論，則加強了每一個民族政黨探索自己的前進道路的傾向（參看民族；革命條目）。




參考書目

① 伊恩·庫明斯：《馬克思、恩格斯和民族運動》，1980年英文版。
② 巴塞爾·戴維遜：《非洲走什麽道路？一個新社會的探索》，1967年英文修訂版。
③ 霍萊士·班克羅夫特·戴維斯：《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1967年英文版。
④ 托馬斯·霍格金：《越南——革命的道路》，1981年英文版。
⑤ 列寧：《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自決權》（1916），1964年英文版。
⑥ 湯姆·奈恩：《英國的分裂——危機和民族主義》，1977年英文版。
⑦ 奧爾加·A·納爾基維茨：《馬克思主義和權力的現實（1919—1980）》，1981年英文版。
⑧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和殖民地問題》，1936年英文版。
⑨ 托爾·多納編：《馬克思主義、民族和戰爭》，1940年英文版。
⑩ R.圖茲穆罕麥多夫：《蘇聯中亞細亞的民族問題是怎樣解決的》，1973年英文版。


自然科學

　　在馬克思主義歷史上，有關自然科學的問題往往給人們提供一種唯心主義和空想主義的誘人的選擇。好幾十年以來，從恩格斯的《反杜林論》中摘錄出來並以小冊子形式發表的那本《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一直是最流行的馬克思主義的讀物。馬克思和恩格斯兩個人都深刻地體會到科學是表現出19世紀的思維特點的一種進步，而他們的學說的一些最有影響的解釋者——伯恩施坦、考茨基和普列漢諾夫，則借重於自然科學的模式和類比來闡發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特別是借重了從達爾文的進化論中引申出來的東西。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對達爾文主義發表了或深或淺的見解，而他們的理論的解釋者則把這些見解作為把人類和社會的概念跟科學的方法和設想進行聯系的理論依據。馬克思曾提到達爾文主義是他們歷史觀的自然史基礎（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31頁），而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也把馬克思對人類歷史的基本規律的發現跟達爾文對有機界的發展規律的發現相提並論。但是，他們對於從達爾文主義引申出來的關於有生命的自然界的形象——馬爾薩斯的鬥爭規律和霍布斯的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規律，都同樣地感到震驚（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51—252頁）。恩格斯甚至在他的對自然科學最為關注的著作中，也要對猿和人之間的勞動概念加以區分（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08—517頁）。
　　馬克思，特別是恩格斯，都密切地關注著數學、生物學、物理學和化學中的科學發展。在把辯證法跟自然規律進行結合方面，恩格斯的進展要比馬克思大得多（參看自然辯證法條目）。馬克思則更多地把科學作為一種生產力和一種對勞動力進行管理的手段來關心。他指出：“自然科學通過工業日益在實踐上進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並為人的解放做好準備，盡管它的直接效果是加深人的非人化”。他接著又說：“自然科學將失去它的抽象物質的或者不如說是唯心主義的方向，並且將成為人的科學的基礎，正象它現在已經——盡管以異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礎一樣；至於說生活有它的一種基礎，科學有它的另一種基礎——這根本就是謊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頁）。馬克思在《大綱》中強調指出工業和科學之間的密切聯系，並且預見到這種聯系將會繼續發展。（參看“資本”一章）。而在《資本論》第1卷，他在冷冰冰地敘述技術發明是如何用來控制工人的段落中引用了尤爾的話：“這一發明證實了我們已經闡述的理論：資本迫使科學為自己服務，從而不斷地迫使反叛的工人就範”（《資本論》第1卷，第478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馬克思主義中的許多思想派系，都強調認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但是只要我們打開“科學”這個詞來看一看，就可以看到它往往是被用來作為樹立其正統性的一種手段，而且它所指的也往往不是自然科學（參看科學和技術革命條目）。當談到自然科學的時候，通常所指的也就是為滿足生產需要而進行的科學研究的資料。最能夠說明問題的是鮑里斯·黑森的“論牛頓‘定律’的社會和經濟根源”一文（見“參考書目” ②），它把科學革命中最著名的文獻跟17世紀的經濟問題聯系在一起。其他一些立意相同的論文則強調認為科學理論是實踐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布哈林認為，那種認為科學具有自給自足的性質的想法是一種錯誤的意識，它把職業科學家的主觀熱情跟科學的客觀社會作用混淆在一起。科學的社會職能保留在生產過程中（見“參考書目” ②，第19—21頁）。
　　葛蘭西則認為一切科學假設都是上層建築，而一切知識都有歷史上的聯系（參看《獄中劄記》，第446、468頁）。他說：“因此，事物本身不是我們的主觀，而是怎樣地從社會上和歷史上為生產而進行組織，所以自然科學從本質上應當相應地被看作是一個歷史範疇，一種人的關系……能不能在一定意義上和某種程度上這樣說：自然所提供的機會不是預先存在的那些力量的發現和發明，也就是不是事物的預先存在的各種性質，而是跟社會的利益、生產力的發展以及這種發展的進一步需要密切地相聯系的‘創造’？”（《獄中劄記》，第465—466頁）。
　　自然科學的作用和作為生產力的科學的發展，導致科學和技術之間的差別的縮小，從而使資本主義得以圍繞著諸如微電子學、生物工程學等學科進行調整；同時，由於對進度、監督和管理采取日新月異的手段，使人們更加注意到有必要把政治學運用到科學、技術和醫學中去。總的說來，秉承辯證唯物主義傳統（參看辯證唯物主義條目）的馬克思主義者，把科學實踐看成是具有中性價值和居於階級鬥爭之上的東西（參看貝納爾條目），而“批判的理論家”（參看法蘭克福學派條目）則把自然科學的範疇、假說及其正統作用視為革命轉化問題的核心。然而馬克思和恩格斯則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說道：“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1頁）。




參考書目

① 安德魯·阿拉托：《第二國際的再考察》，1973—1974年英文版。
② 尼古拉·布哈林等：《科學在十字路口上》（1931），1971年英文版。
③ 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劄記選編》（1929—1935），1971年英文版。
④ 羅塞爾·雅科比：《對自動化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哲學的政治學。從盧卡奇到法蘭克福學派》，1971年英文版。
⑤ 喬治·利希海姆：《馬克思主義——歷史和批判的研究》，1961年英文版。
⑥ 基本科學雜志社集體創作：《科學、技術、醫學和社會主義運動》，載《基本科學雜志》1981年第2期，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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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3:23:51

自然

　　人們可能會這樣想，由於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唯物主義，所以“自然”這個範疇也就不成其為問題了，然而事情遠非如此。在馬克思早期的筆記中就包含了對抽象的唯物主義的批判，以維護一種把注意力放在人類工業上的唯物主義。自然是獨立地存在的，但是對於人類來說，只有通過人類勞動的一種轉換關系，自然才顯示出其性質和意義。勞動既非自然，又非文化，而是它們的母體。因此，盡管沒有任何馬克思主義者會樂意被稱為“唯心主義者”（這個綽號通常被用來批判那些強調馬克思傳統中的黑格爾思想成分的人），但是也很少會有人希望馬克思主義的自然主義不具有批判的性質。
　　對於人類來說，自然是供其利用的事物，而不是為自然本身服務的力量。人們試圖發現自然的本身的規律，其目的在於征服自然，使其服從於人類的需要，即成為一種消費對象或生產手段。“工業是自然界同人之間，因而也是自然科學同人之間的現實的、歷史的關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頁。》）把自然加以歷史化的方法，是布哈林、盧林奇（早期的）、葛蘭西以及法蘭克福學派的論著的特點。這種方法可以用盧卡奇的話來歸結如下：“自然是一個社會的範疇。這就是說，在任何社會發展階段上凡是被認為是自然的東西，這種自然都是跟人發生關系的，同時無論自然在跟人發生關系中所表現的形式即自然的形式是什麽，它的內容、範圍和客觀性都是受社會制約的”（見“參考書目” ⑤，第234頁）。
　　但是，在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中，至少有兩種思想成分在自然觀方面傾向於縮小人類歷史和人類目的的中介作用。第一種——辯證唯物主義——源自於恩格斯，它在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中得到發展並成為蘇聯哲學的官方正統學說。這種方法主要不是從人類社會的中介作用出發來考察自然，而是把馬克思主義的概念和範疇加以本體論化，從而使自然不成其為人類對不可知的實體進行改造的東西，而是成為一種能夠直接地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中表達出來的東西。如果我們順乎自然並且對它的真實的範疇不加歪曲的話，社會主義就有了保障。第二種思想成分跟辯證唯物主義有密切的聯系，但具有更多的實證主義的因素，把它稱為實在論比較合適。它的追隨者們會否認他們把辯證法的範疇本體論化，會對那種認為自然範疇和知識範疇會一一相符的說法提出某種不同看法，列寧、巴斯卡爾和蒂姆帕納多的哲學論著都屬於這種傾向之列，他們的作品具有注重自然科學和以自然科學的模式為基礎的社會科學的特點。
　　對以上所探討的三種傾向性的特點可以概括如下：第一個集團把他們的哲學奠定在一種對自然的概念進行人本主義的批判的基礎上，並從這點出發來對自然科學、生物學和人文科學的概念和假設進行研究分析。辯證唯物主義的集團則把關於自然和科學的概念納入一套辯證法規律之中。至於實在論者，他們傾向於通過自然科學的方法和設想來考察自然的概念，並且把人文科學奠定在生物學的發現之中。




參考書目

① 羅依·巴斯卡爾：《科學的實在理論》，1978年英文版。
② 尼·布哈林等合著：《科學在十字路口上》（1931），1971年英文版。
③ 馬丁·傑伊：《辯證法的想像》，1973年英文版。
④ 大衛·佐拉夫斯基：《蘇聯馬克思主義和自然科學（1917—1932）》，1961年英文版。
⑤ 喬治·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1971年英文版。
⑥ 赫伯特·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1964年英文版。
⑦ 阿爾弗萊德·斯密特：《馬克思的自然概念》（1962），1971年英文版。
⑧ S.蒂姆帕納多：《論唯物主義》，1976年英文版。


需要

　　參看人的本性條目。


否定

　　在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上，否定不是象形式主義分析哲學在傳播中所說的那樣，僅僅是一種“表示不同意”的精神行為。它首先指的是這種否定的思想過程的客觀依據，沒有這種依據的話，那麽“表示不同意”就成為人的好惡的隨心所欲的表現，而不成其為認識過程的一個不可或缺的要素。可見，否定的基本含意是由它作為一種客觀發展的內在辯證要素的性質所限定的，這種要素包括：“形成”、中介以及轉化。
　　作為客觀過程及其發展和轉化的內在規律的一個完整要素，否定是跟肯定不可分割的，由於可體會到斯賓諾莎的如下格言仍未失去時效：‘omnis determinato est negatio’——一切規定都是否定，而一切“更替”出自於“保留”。黑格爾則說：“直接的東西依照這個否定的方面，便在他物中沒落了，但這個他物在本質上不是空洞的否定的，不是那被當做辯證法的通常結果的無，而是第一個的他物、直接東西的否定；因而，它被規定為中介物，一般說來在其內部包含著第一個東西的規定。所以，第一個東西本質上也潛藏和保存在他物之中”（見“參考書目” ②，下卷，第476頁）。列寧完全同意這種觀點，他在評論上述段落後寫道：
　　“這對於理解辯證法是非常重要的”。“辯證法的特征的和本質的東西不是單純的否定，不是徒然的否定，不是懷疑的否定、動搖、疑惑，——當然，辯證法自身包含著否定的因素，並且這是它的最重要的要素——不是這些，而是作為聯系環節、作為發展環節的否定，它保持著肯定，即沒有任何動搖，沒有任何折衷。”（《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195頁）。
　　費爾巴哈傾向於以一種片面的方式來過分地強調肯定性，同時又想入非非地把直接性注入被他嚴加拒絕的黑格爾的中介和“否定的否定”之中。與此相對照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則賦予否定以一種非常重要的作用。恩格斯認為“否定的否定”是一種普遍的“自然、歷史和思維的發展規律；這一規律，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在動物界和植物界中，在地質學、數學、歷史和哲學中起著作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81頁）。他還在他的《自然辯證法》中很詳盡地探討了這一疑難問題的各個方面。同樣地，馬克思也堅持認為這一規律在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說：“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於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資本論》第1卷，第832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因而，通過否定的否定，先前的“肯定”要素並不是單純地重新出現。它是跟一些否定的要素一道，在一個性質不同的更高的社會歷史發展水平上得到保存和更替。按照馬克思的看法，肯定性從來就不可能是一種一往直前、不存疑難、沒有中介的混合物；也沒有具有某種否定性的單純的否定能夠產生一種自立的肯定。這是因為任何特殊的否定都必然依賴於它所否定的對象，而隨後出現的結構則仍然依賴於先前的結構（參看《經濟學哲學手稿》）。同樣地，社會主義事業的肯定的結果，一定要通過發展和轉化的若幹連續的階段來取得（參看《哥達綱領批判》）。
　　薩特對否定的強調則截然不同，這不僅表現在他的作為自由結構的“自為”處於“虛無化”之中（見“參考書目” ④），而且表現在他後來的反思之中。根據這種反思，“局部的總體化的漩渦構成其本身對整個運動的否定”（見“參考書目” ⑤），這就預兆著肯定性的自立結構的最終瓦解。與此類似的是，在批判理論（參看法蘭克福學派條目）中，否定和否定性也占著統治地位。這無論從本傑明到霍克海默來看，還是從馬爾庫塞的《單向度的人》和《否定》到阿多爾諾的“使辯證法擺脫肯定的特征”這一綱領性意圖（見“參考書目” ①，第19頁）來看，都是如此。（參看辯證法條目）。




參考書目

① 西奧多·阿道爾諾：《否定的辯證法》（1966），1973年英文版。
② 黑格爾：《邏輯學》（1812），1929年英文版。
③ 列寧：《黑格爾邏輯學摘要》（1916），1961年英文版
④ 讓—保羅·薩特：《存在與虛無》（1943），1969年英文版。
⑤ 同上作者：《辯證理性批判》（1960），1976年英文版。


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只不過是把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結合起來從事生活的物質條件再生產的一種具有歷史特點的形態。在資本主義時代以前，生活的物質條件的再生產，如同目前世界上許多不發達的國家和地區那樣，是通過非資本主義關系來進行的。從嚴格意義上說，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應包括後資本主義社會在內，然而我們在這里只涉及前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這些制度指的是某種在歷史上先於資本主義發展而存在的社會形態，盡管它們目前在世界範圍內可能跟資本主義同時存在。
　　在馬克思的理論框架中，生產方式指的是生產組織的方式，這特別是從直接生產者和剝削階級之間的關系上來理解。馬克思有時把這種關系稱為“剝削方式”（或剝奪），它指的是剝削階級從生產者階級那里榨取剩余產品的方式。在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這種關系是社會的基礎，它在不同的具體的歷史條件下，決定著政治統治制度、思想意識和文化。直到近年，馬克思主義者仍普遍地把社會發展歸納為經歷過如下五種生產方式：原始共產主義、奴隸制、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以及共產主義。至於社會主義，有人認為是一種生產方式；有人則認為它只不過是後面兩種生產方式之間的一個過渡階段，沒有它自己的獨特而明確的生產關系，因而不能算作是一種生產方式。近年來，這種階段論產生了問題（參看發展階段條目），特別是奴隸制生產方式遭到人們的批判，因為在歷史上充滿了各種性質不同的奴隸制（例如在古代和在新大陸）。
　　確定一種生產方式的核心要素，是把生產者和剝削者聯系起來的社會生產關系（沒有剝削的生產方式即原始共產主義和共產主義顯然不在此例）。馬克思的著作首先關心的是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封建主義生產關系進行論證，而對前者的論證最為突出。相對來說，對歐洲封建主義（參看封建社會條目）的定義的認識還比較一致；它的特征被概括為在自給自足的生產單位（封建領地）中農民或農奴作為一個階級被人用超經濟的強制手段束縛在一塊塊他們賴以生存的土地上從事耕作，並且被迫把剩余產品繳納給地主。但是，我們今天在使用地主這個術語時應當慎重，因為從現代的法律的意義上說，把剝削階級的土地所有制定為封建所有制是沒有必要的，而且在社會上也是不通用的。
　　在確定其他幾種生產方式（包括過去的和現存的）的特點方面，則存在著不那麽一致的意見。把從古希臘到羅馬滅亡這段時期地中海盆地所具有的那些特征的生產方式定為古代生產方式（見“參考書目” ③，同時參看古代社會條目），這種概念會被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所接受，然而，再進一步就很難達到一致的意見了。特別是在有關落後的國家方面，許多假定的生產方式都沒有在馬克思主義者當中得到普遍的接受，諸如血緣生產方式（見“參考書目” ⑧），殖民地生產方式（見“參考書目” ①和⑦，盡管這兩位作者的用詞有所不同），以及最負盛名的安第斯山生產方式。比這種試圖說明具體的社會生產關系的看法更為基本的，是關於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能否以其內部矛盾來說明的爭論。這個問題就是說，這些生產方式在其內部再生產的過程中是否已經繼承了傾向於破壞同一再生產過程的不穩定的力量。
　　當然，這就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所作的論斷。馬克思通過圖解說明，資本的集中和無產階級的發展，在逐漸地瓦解著資本主義，從而創造了資本主義被工人階級所推翻的條件。至於是否所有的生產方式都具有同樣的矛盾，這是一件有相當大的爭論的事情。正如人們可以從任何革命和思想發展中所看到的那樣，馬克思的思想在一段時間里也會發生變化，因此，人們無論在這個問題或其他問題上，都可以從他的著作中找到不同的觀點。在人們經常引證的一段話中（參看《〈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馬克思明確地說明一切生產方式（除共產主義外）都會由於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而必不可免地瓦解。恩格斯大體上接受這種觀點。他認為生產力的發展，而且實質上是一種自主的發展，造成了一切社會的變更（參看《資本論》第3卷中恩格斯對“價值規律和利潤率”所作的增補）。
　　馬克思在他的關於印度和中國的論著中，制造了“亞細亞”生產方式這個術語。這種生產方式的特點，除了其他以外，就是對任何變革的抗拒並且缺乏破壞其自身的內部矛盾。這個論斷遭到安德森的廣泛的批判（見“參考書目” ②），今天還有少數人支持它（參看亞細亞社會條目）。至於認為馬克思關於矛盾的分析符合資本主義特點的看法，則流傳得比較廣，這種看法已由科萊蒂令人信服地加以論證（見“參考書目” ⑥）。根據他對馬克思的解釋，資本主義的矛盾源自於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對立，這種對立表現為商品拜物教，在這里剝削的社會關系是作為形式上平等的關系被投影在上層建築上。其結果是使得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階級鬥爭不僅具有對抗性，而且從其天生不穩定的意義上看，還具有矛盾性。如果科萊蒂的這種論斷是正確的話，那麽就不可能從對資本主義的分析中引申出有關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沖突的一般理論來。
　　盡管如此，科萊蒂的論斷仍然認為，階級對抗至少可以有力地說明一切階級社會的特征。在這種常理的基礎上，人們斷言在直接生產者和剝削階級之間的沖突乃是一切生產方式的基本活力所在（見“參考書目” ④、⑤）。布倫納認為，正是這種沖突而不是生產力的發展，決定了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再生產過程，並且使它們解體並轉變為一種新的生產方式。
　　現階段的理論和實踐對於什麽是資本主義，什麽是封建主義，也許還有什麽是“古代”生產方式，一般的見解比較一致。如果說有不太一致的意見的話，那就是在關於還可能有什麽其他的生產方式，特別是關於如何說明不發達國家的社會形態方面。後一個方面表現為人們在關於落後國家實行資本主義轉化的可能性及其實質的問題上展開廣泛的爭論（參看帝國主義；依附理論；不發達和發達等條目）。




參考書目

① H.阿拉維：《印度和殖民地生產方式》，載米里班德和沙維爾合編《社會主義記錄》，1975年英文版。
② P.安德森：《專制國家的世系》，1974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從古代到封建制的歷程》，1974年英文版。
④ 沙爾·貝特爾海姆：《蘇聯的階級鬥爭》第1卷，1974年法文版。
⑤ R.布倫納：《資本主義的起源——對新斯密派的馬克思主義的批判》，1977年英文版。
⑥ L.科萊蒂：《從盧梭到列寧》（1968），1972年英文版。
⑦ P.P.雷依：《階級同盟》，1973年法文版。
⑧ 同上作者：《血緣生產方式》，1975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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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3:25:18

資本有機構成

　　隨著機器和機器生產的發展，勞動過程在資本追求剩余價值（參看資本；剩余價值條目）的過程中不斷地發生變化。機械化使一個工人能夠在一定的時間內生產出更多的使用價值，這就意味著每一生產出來的使用價值的價值下降了（參看使用價值；價值條目）。然而，要生產出更多的使用價值，只有相對地增加一個工人能夠在一定時間內將其變為產品的生產資料的數量，這反過來也就意味著在用於生產出一定的產量的生產資料單位上所需要的工人人數的減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率的提高通常就等於與使用生產資料相聯系的工人人數的減少。生產資料的數量和使用這些生產資料所需要的勞工之間的比率，稱為“資本技術構成”（TCC），它從使用價值上看就是資本有機構成。由於沒有辦法對各種各樣的生產資料和具體的勞動力進行衡量，TCC只不過純粹是理論上的比率，它的提高跟生產率的提高是同樣的意思。
　　資本有機構成當然是可以從價值上來衡量的，但其結果絕不是一種簡單的概念（這種概念往往是被歪曲的）。如果價值毫無問題地反映使用價值的話，那麽生產資料對勞動力的比率的提高，同時也就意味著在價值上固定資本對可變資本的比率的提高。但是，由於生產率的提高使價值降低，因此這一點對於從價值上來看資本有機構成究竟意味著什麽，還完全不清楚。舉例來說，隨著生產資料數量的增長，生產資料的單位價值下降了，而把這兩者放在一起的產物——不變資本——可能增長，也可能減少或維持不變，這要看具體的數量而定。在這種框架結構內，那些認為資本有機構成在價值上必然會提高的人，他們的論斷勢必淪為一種沒有實質內容的東西，除非是從一種含糊的形而上學的觀點出發去看待資本的實質。
　　然而，這個問題是很重要的，因為從價值上考察資本構成的動態，是馬克思對於工業周期、工資運動、失業以及利潤率的分析（參看積累；利潤率下降；勞動力後備軍；工資等條目）的中心。我們在這里要依據弗埃和哈里斯所提出的見解（見“參考書目” ①、 ②）來說明問題，因為他們的見解是不含糊的，而且是跟馬克思的分析相一致的（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23章，第3卷第8章）。馬克思把“資本有機構成”（OCC）定義為資本技術構成（TCC）的價值反映（按：馬克思認為，“由資本有機構成決定並且反映這種技術構成的資本價值構成，叫做資本有機構成”——譯者）。在這里，投入（生產資料和勞動力）是以它們的“老的”價值來估算的，並且從生產率提高而引起的價值變化中提出抽象的概念。由於OCC的變化只不過是TCC的變化的價值反映，所以OCC的變化是跟TCC的變化直接成比例的。與此相對照的是，“資本價值構成”（VCC）是TCC的價值表現。在這里，投入是以現行的或“新的”價值來估價的。VCC和OCC之間的差別，反映了由於生產率的提高而引起的價值變化（可參看斯迪德曼的指數，見“參考書目” ③，第132—136頁）。因此，TCC的提高總是引起OCC的提高，但其總的效果只不過是在VCC中記錄下來，它可能提高，也可能不提高。
　　那麽，這些範疇是怎樣使用的呢？通過從一切資本所共有的東西——它們的自我增值的能力——的角度出發來對積累進行分析，馬克思說明了相對剩余價值是如何通過機器的采用（TCC的提高，它使生產力不斷地發展，參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條目）來取得的。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工人使用更多的原料和運用更多的機器，投入的價值得到積累。與此同時，由於生產率的提高，產出的單位價值下降了。至於確切地說這些價值是如何下降的，這決定於在生產中形成的價值是如何地在交換中實現的（參看競爭條目）。但是，由於調整是需要時間的，所以在從先前的生產過程中產生的投入價值（OCC）和根據現有生產過程中出現的價值來進行計算的這同一投入價值之間（VCC），便出現了差異。對於大規模的固定資本來說，這種差異可以表現得特別明顯。“老的”價值必須在某種程度上根據現行價值進行調整（即貶值），如果這種差異是特別明顯的話，那就可能使積累過程發生突然的中斷（參看經濟危機條目）。因此，馬克思關於資本構成的各種概念，不是用來說明一些沒有時限的、四平八穩的增長過程，而且適用於一種辯證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價值關系的實質（通過生產力的發展不斷地增值）不斷地遇到這些關系的存在形式（如許多資本實行競爭）的障礙，而調整可能時而中斷。
　　以上的論述也提示我們，為什麽那麽多的馬克思主義者會在各種資本構成的問題上感到困難。這是因為增值過程包含資本的整個周轉過程，即生產和流通兩者。流通不是生產的一種附帶現象，但是也不能把資本一般地歸結為許多相互競爭的資本。因此，生產價值的形成和這些價值在競爭中的實現，會涉及各種矛盾的決定因素；而各種不同的資本構成，便是旨在抓住這些真正的矛盾的範疇（有關這個問題的最近的爭論見“參考書目” ① ④；同時參看矛盾；辯證法條目）




參考書目

① 本·法恩和勞倫斯·哈里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的爭論問題》，載米里班德和沙維爾合編《社會主義記錄》，1975年英文版。
② 同上作者：《重讀〈資本論〉》1979年英文版。
③ 伊恩·斯迪德曼：《斯拉法以後的馬克思》，1977年英文版。
④ 伊恩·斯迪德曼等：《價值的爭論》，1981年英文版。


有組織的資本主義

　　這個詞是由魯道夫·希法亭在他從1915年至20年代中期發表的文章中使用起來的，試圖來說明資本主義社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發生的變化；它大體上是在《財政資本》（1910年）一書中已經勾劃出來的思想的發展（參看奧地利馬克思主義條目）。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被認為具有以下特征：（= 1 \* ROMAN I）由於大公司和銀行占統治地位和國家在調節經濟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加強，經濟計劃得以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采用；（= 2 \* ROMAN II）這種計劃擴大到國際經濟中去，導致資本主義國家關系之間出現一種“現實的和平主義”；（= 3 \* ROMAN III）工人階級對國家的關系也要作必要的轉變，這意思是說，現在工人階級的目標應當是把那種由大公司所計劃和組織的經濟轉變為一種由民主的國家所計劃和管理的經濟。希法亭的這種想法在當時受到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家（其中包括布哈林）的批判，他們認為它誇大了資本主義在戰後的穩定性並且鼓勵了改良主義的政策。然而，在過去10年中，它又重新引起人們的注意；我們可以看到它跟近來關於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一些說法有某種近似之處。




參考書目

① 吉爾德·哈爾達克和狄特爾·卡拉斯；《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簡史》（1975），1978年英文版。
② 魯道夫·希法亭：《階級的事務合作？》，1915年德文版。
③ 同上作者：《當代的問題》，1924年德文版。
④ H．A．溫克勒編：《有組織的資本主義──前提與開端》，1974年德文版。


東方專制制度

　　參看亞細亞社會條目。


生產過剩

　　這是這樣一種情況，即各種單個的資本、工業和部門在它們的整個產品的銷售上遇到困難，從而引起總產量超過總需求的普遍狀況。在資本主義競爭的無計劃性的條件下，產品的產量和需求相適應、資本家的計劃得以實現、從而使一切部門達到平衡這樣一種狀況，只不過是偶然發生，或者是在理論上的理想化而已。生產過剩是危機的伴侶，但要說它是危機的原因，則有所爭議。古典派和新古典派的政治經濟學所依據的薩伊定律，否認生產過剩有持續的可能性，並且認為通過在利潤率不平衡的指導下進行活動的資本的運動，經濟是有能力實行自我調節的。主張生產過剩的理論家們則認為，危機開始於在一個部門中生產對需求的過剩，然後擴大到其他部門中去，形成越積越多的不平衡，而不是使平衡得到恢覆。杜岡—巴拉諾夫斯基曾運用馬克思的擴大再生產的公式（參看再生產公式條目）來演算出由兩個部門的產量不平衡而導致普遍的生產過剩的例子。對再生產公式的這種運用目前仍有人繼續研究，然而它並沒有能夠根據資本主義的表現（單個的或集體的）來解釋危機的始因，從而仍有爭議。（參看經濟危機；消費不足條目）




參考書目

① 保羅·斯威齊：《資本主義發展理論》，1942年英文版，第10章。

潘涅庫克，安東尼

　　1873年1月2日出生於荷蘭的瓦森，1960年4月28日在荷蘭的瓦赫寧根逝世。曾在萊頓大學攻讀數學，並於1902年獲天文學博士學位。在萊頓天文台工作，直至1906年，以後在阿姆斯特丹大學任教，1932年成為該校天文學教授。自1906年至1914年，潘涅庫克居住在德國，在這里他成為德國社會民主黨（SPD）左翼的領導成員，並在柏林黨校任教，直至受到驅逐出境的威脅；他還為《新時代》雜志撰過稿。他的馬克思主義有兩個特點。第一，它是直接從自然科學，並通過研究被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一書第四章）譽為獨立發現“唯物辯證法”的、自學成才的工人約瑟夫·狄慈根（1828—1888）的著作而發展起來的；它尤其側重於弄清楚科學和馬克思主義，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和達爾文主義之間的關系（見“參考書目” ①）。第二，在政治行動領域，它提出一種通過工人委員會（見“參考書目” ③）而使工人階級革命地自我組織起來的理論。1920年，潘涅庫克正是從這一立場出發和第三國際的政策決裂的，後來和科爾施、哥爾特一起成為“委員會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見“參考書目” ④）




參考書目

① 安東尼·潘涅庫克：《馬克思主義和達爾文主義》（1909），1912年英文版。
② 同上作者：《天文學史》（1951），1961年英文版。
③ 謝爾治·布里西安納：《潘涅庫克與工人委員會》，1978年英文版。
④ D．A．斯馬爾特：《潘庫涅克和哥爾特的馬克思主義》，1978年英文版。


巴黎公社

　　對1871年巴黎公社的分析，在馬克思各種著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例如組成《法蘭西內戰》一書的幾篇宣言（以及1891年恩格斯寫的導言）；在列寧的著作中也是這樣，特別是《國家與革命》（1917年）。考茨基在《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1919年）中，以及托洛茨基在為塔列爾的《巴黎公社》所寫的序言（1921年）中，都部分地對巴黎公社提出了有爭議的解釋。
　　歷時兩個月的巴黎公社並不是什麽有計劃行動的產物，也決非得力於什麽個人或具有明確綱領的組織的領導。然而，重要的是，1/3的當選者均是體力勞動者，且其中大部分是第一國際法國支部的活動分子。這個政府的成員是由巴黎選民在巴黎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意外地掌握國家權力一周之後所安排的一次特別選舉中產生的。這一事件發生在3月18日，當時法國臨時政府在其部分部隊和民眾舉行聯歡之後，匆忙地撤出了首都。
　　馬克思認為，“公社以其審慎溫和著稱的措施，只能適合於被包圍城市的情況。……它所采取的一些特殊措施只能表明通過人民自己實現的人民管理制的發展方向”（《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82—383頁）。在給多梅拉·紐文胡斯的一封信中（1881年2月22日），他重申公社不過是“在特殊條件下的一個城市的起義，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數人根本不是社會主義者，也不可能是社會主義者。”（《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22頁）。盡管公社不是一次社會主義革命，但馬克思仍強調指出它的“偉大社會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82頁）。在馬克思看來，決不應把公社看作是教條主義的模式或未來革命政府的方案，公社是一個“高度靈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舊有的政府形式在本質上都是壓迫性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78頁）。列寧堅持馬克思的這一觀點，強調指出，公社以這種方式為“無產階級專政”作了初步準備；這種專政，正如巴黎公社所表明的是一種能使大多數選民（如工人）對所有機構，包括強制性機構，實行前所未有的控制的國家，是一種最適合於建立社會主義而實現勞動解放的國家。
　　從20世紀20年代初起，馬克思和列寧對巴黎公社上述基本民主性質的關注，是馬克思主義著作研究中最重要的發展；特別是對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所出現的嚴格的一黨制國家進行馬克思主義批評的一個基本部分。（參看蒙蒂·約翰斯通：《公社和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以及政黨作用的概念》，載“參考書目” ①）。近期在公社史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工作上作出重大貢獻的是J·布呂阿的《1871年的政權和國家》，載《社會運動》雜志第79期（1972年4—6月號）。關於主要的經典馬克思主義闡述文選可參看舒爾金德的著作（見“參考書目” ③）。關於近來史學問題的爭論，包括馬克思主義的闡述，則收在利思所編的著作中（見“參考書目” ①）。




參考書目

① J．A．利思編：《公社的形象》，1978年英文版。
② J．羅熱里編：《一八七一年》，1972年法文版。
③ 尤金·舒爾金德：《巴黎公社—左派觀點》，1972年英文版。
④ 布呂阿、多特里、特爾生合著：《1871年公社》，1970年法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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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3:26:27

政黨

　　馬克思和恩格斯從未提出過一套完善的政黨理論，只是在他們的晚年政黨才開始表現為我們今天所熟悉的形式。恩格斯曾把政黨描述為“階級以及階級集團的多少確切的政治表現”《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2頁）。馬克思在《霧月十八日》（第2、3節）中，把法國保皇黨的奧爾良派和正統派之間的分裂歸之為“由資產階級分化出的兩大集團”（地產和金融資本）（《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29頁）。然而他並不認為每一次政黨鬥爭必然反映沖突的經濟利益，而主要是把“意識形態”因素看作是資產階級共和派反對資產階級保皇派的理由。他把法國社會民主派說成是“小資產者和工人的聯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31頁）。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思想和行動中，建立一個獨立的無產階級政黨的主張占有中心的地位。他們認為：“工人階級在反對有產階級聯合權力的鬥爭中，只有組織成為與有產階級建立的一切舊政黨對立的獨立政黨，才能作為一個階級來行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38頁）他們都是聯系不同的組織形式來談論這種政黨的。然而工人階級的理論認識和自覺行動是作為他們政黨概念的永恒因素而相互補充的，但情況不同，結合的程度也不同。這一思想在馬克思、恩格斯為他們從1847年至1852年曾擔任領導的共產主義者同盟起草的《共產黨宣言》中曾作過經典式的表述。在《共產黨宣言》中，他們曾談到共產黨人在理論方面對“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有較清楚的了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64頁）；而這個運動他們認為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自覺的獨立的運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62頁）。
　　第二國際在其1904年的阿姆斯特丹代表大會上，宣稱由於只有一個無產階級，因而每一個國家也只應有一個社會主義政黨。這一階段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基本上反映了一種經濟主義和半宿命論的觀念，即認為這些政黨的不可抗拒的發展是與工人階級的發展及其社會地位增長密切相關的。
　　相反地，在列寧的政黨觀中始終存在一種強烈的行動主義因素。列寧從理論和實踐上都高度重視這一因素。在列寧的著作中，如同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一樣，也可以看到關於政黨不止一個的“模式”，雖然它們全都被設想為致力於把社會主義理論和意識同自發工人運動結合起來的集中的先鋒隊。列寧在這一課題上最著名的著作《怎麽辦？》（見“參考書目” ⑤）指出，在沙皇制度所造成的非法狀態下，建立一個嚴密的、由職業革命家等級森嚴地組織起來的黨最適合於當時的運動發展階段。然而後來為了利用1905年革命以及隨之而來的1917年二月革命所提供的較大程度的自由，他更全力以赴地致力於建立一個基於民主集中制（他第一次在1905年使用這個詞，並強調其民主成分）基礎之上的廣泛的群眾性政黨。這個黨的領導人由選舉產生、對選舉者負責、而且可以罷免。正是圍繞黨的性質問題，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於1903年才第一次發生了分歧。後者批評了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的極端集中主義，第二年托洛茨基（見“參考書目” ⑩）和羅莎·盧森堡（見“參考書目” ⑦）也同意孟什維克的批評並加以擴大引申。
　　在《怎麽辦？》中，列寧效法考茨基提出：“階級政治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給工人，即只能從經濟鬥爭外面……灌輸給工人”（《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76頁）。他區分了“工聯主義意識”和“社會民主主義意識”，前者是工人能自發形成的，後者是政黨灌輸給工人的（參看《列寧選集》第1卷，第247頁，同時參看經濟主義條目）。盧卡奇又把這種區分向前推進了一步，並把由經驗地形成的“心理意識”同被認為是“工人階級及其組織形式，即共產黨的正確階級意識”的“賦予意識”對立起來（見“參考書目” ⑥）。 和這一思想相反（後來盧卡奇也把它作為“基本上是直觀的”和反映“救世主或烏托邦主義”的概念而拋棄），葛蘭西和陶里亞蒂認為，“相信黨不論在奪取政權之前的階段，或者在奪取政權之後的階段……都可通過外部強加的權威來領導工人階級的想法，是多余的。”它只有“作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即把自己和這個階級所有部分聯系在一起”而真正取得成功，才能領導（葛蘭西和陶里亞蒂於1925年起草的《里昂提綱》，載葛蘭西的《政治著作選集》，1978年英文版，第367—368頁）。後來，葛蘭西在獄中寫道，政治變革的首創者（“現代王子”）的作用取決於靠“政黨——把處於萌芽狀態的集體意識集中起來變成普遍的和總體的意志的第一個細胞”（見“參考書目” ①，第129頁）。
　　在蘇維埃俄國於1921年出現了一黨制——造成這種情況是由於歷史環境而不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之後，斯大林把一黨制說成是社會主義的一個必要特征。在1945年以後建立的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中，雖存在不止一個政黨，但共產黨領導人（有時是國家的憲法）堅持認為，這些黨派都必須接受共產黨的領導。歐洲共產主義的各個政黨（參看歐洲共產主義條目）和其他一些共產黨都反對這一觀點，它們主張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多黨制，包括承認和反對黨在法律範圍內所行使的各種權利（參看布爾什維主義；階級意識；國際；馬克思、恩格斯和當時的政治；中介；孟什維主義；工人階級運動等條目）。




參考書目

① 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劄記》（1929—1935），1971年英文版，第二部分，第1章。
② 蒙蒂·約翰斯通：《馬克思和恩格斯與政黨概念》，1967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建立一種新型的政黨——列寧和先鋒隊政黨”，載E.J.霍布斯鮑姆編《馬克思主義史》，1980年英文版。
④ 弗·伊·列寧：《怎麽辦？》（1902），1961年英文版。
⑤ 同上作者：《〈十二年〉文集序言》（1907年），1962年英文版。
⑥ 喬治·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1971年英文版。
⑦ 羅莎·盧森堡：“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問題”，載《羅莎·盧森堡講演集》（1909），1970年英文版。
⑧ 拉爾夫·米利班德：《馬克思主義與政治》，1977年英文版。
⑨ 約翰·莫利紐克斯：《馬克思主義和政黨》，1978年英文版。
⑩ 列甫·托洛茨基：《我們的政治任務》（1904），1980年英文版。


貧困化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分析使他確定了該制度的兩種趨勢：一種是不可避免的或占主導地位的趨勢:比如形成勞動後備軍或利潤率趨於下降，它們按一定的方向引導起反作用的因素，從而使起反作用的因素最終處於自己的支配之下；二是可避免的或可調節的趨勢，不過這種趨勢的無情壓力可以用充分的反壓力的相反趨勢來抵消。
　　在分析工人階級狀況時，馬克思論證說資本主義必然要造成維持一批備用的失業和半失業的勞動力（即勞動後備軍）；這種備用的勞動力，加上盈利能力、競爭和資本流動等因素所造成的限制，必然會使工人的實際工資趕不上生產率的增長。實際上，實際工資與勞動生產率成反比，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實際工資下降，而剝削率卻在上升。勞動生產率與實際工資之間這種不斷擴大的差距，將使資本的能力增大，從而進一步拉大“勞動者的地位與資本家地位之間的巨大差距”。工人階級的相對貧困化是資本主義的固有特征。馬克思指出實際工資所以能繼續提高，是因為它的提高“不會妨礙積累的進展”（《資本論》第1卷，第679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馬克思還得出結論說：“勞動剝削程度趨向提高”不過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在資本主義借以表現的特殊形式”（同上，第3卷，第267頁）。在《雇傭勞動和資本》中，馬克思指出如果生產資本增加，工資也許會增加，但“工人可以得到的享受縱然增長了，但是，比起資本家的那些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為增加的享受來，比起一般社會發展水平來，工人所得到的社會滿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67——368頁）。
　　實際工資的增加一般不會超出上限這一事實，決不會妨礙資本家不斷地盡最大可能地力圖降低實際工資，而調節雇傭勞動力的條件卻對工人絕對貧困化的趨勢規定了客觀的下限。比如，在勞動後備軍多的地方，實際工資就可能甚至下降到低於維持生存的程度，因為當現有的工人“用完”時，新的工人又可以補充上來。然而，在繁榮期間，當某些地區的勞動儲備軍用完了，那末由於缺少立即可以使用的勞動力，實際工資也可能在輸入勞動力的費用或資本流動費用的範圍之內增加起來。更重要的是，通過成立工會和社會立法形式體現出來的工人鬥爭本身，也可以調節資本購買勞動力的條件，而且除危機期間之外，這種鬥爭都可成功地挫敗資本家削降實際工資的企圖。因此，工人絕對貧困的固有壓力是可以在適當條件下排除的。
　　然而，像米克這樣一些現代馬克思主義者卻認為:“無疑馬克思確實預見了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不管絕對工資會怎樣，相對工資（即相對於財產收入的工資）將下降”（見“參考書目” ②，第121頁），但實際上先進資本國家中並不存在相對工資的明顯下降。因此，米克得出這樣的結論，即認為有必要探索出當代資本主義的新的“運動規律”（見“參考書目” ②，第127—128頁）。對當代資本主義新的運動規律有這樣一種看法，即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既不存在“絕對”貧困化，也不存在“相對”貧困化，因此，任何形式的貧困化只限於邊緣地區的不發達國家（通常是宗主國資本發展的產物）。這種看法往往與中心地區的工資壓縮危機論有關（參看經濟危機條目），因為沒有貧困化就等於剩余價值率經常呈下降趨勢。然而，這一觀點的核心是這樣一種經驗的看法，即剝削率不會大幅度地提高。但只要人們稍微注意一下馬克思主義的範疇與反映現代國民收入的傳統經濟範疇之間的區別，這一看法就立刻站不住腳了（見“參考書目 ④）。




參考書目

① J．E．埃利奧特：《馬克思恩格斯論經濟、政治和社會》，1981年英文版。
② 羅納德·L·米克：“馬克思的‘不斷貧困化’學說，載《經濟、意識形態及其它論文》，1967年英文版。
③ R．羅斯多爾斯基：《馬克思的〈資本論〉的形成》（1968），1977年英文版。
④ A．沙克：“危機理論史導言”，載《危機中的美國資本主義》，1978年英文版。
⑤ T．索威爾：《馬克思的“不斷貧困化”學說》，1960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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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3:27:42

農民

　　這一詞通常是指那些在土地上從事勞動並擁有其生產資料即農具和土地本身的人。雖然這一詞常常適用於從事土地耕作的一切直接生產者，但也有助於較精確地確定農民的地位和辨別自耕農及其他並不從事雇傭勞動的農業工人。自耕農是土地所有者或是土地的承租者，他們在認為合適的時候可以適當地使用或處置他們的土地及其土地上勞動的產品。作為歐洲封建生產方式的主要階級之一的農奴，是通過非經濟的強制關系而與土地直接聯在一起的勞動者（參看農奴制條目）。隨著前資本主義的社會生產關系的瓦解，那些依然在土地上從事勞動的農奴變成了農民，他們獲得土地的手段是超經濟的方法，即依附於大地主。然而，在象印度和中國這樣的國家中，卻有從其它（非封建的）生產方式中形成的農民。農民的一個主要特點在於它為維持其對土地的占有而必須支付租金或納貢。這既可以采取勞役的支付形式（比如在地主的土地上勞動一定的時間），也可以采取實物或現金的支付形式。決定農民使用土地和進入該社會的經濟社會生活的特定社會關系，取決於社會形態的和這一社會形態範圍內的階級鬥爭的具體特征。
　　農民在發展資本主義中的作用，一直是馬克思主義者和非馬克思主義者們激烈而不斷爭議的主題。在馬克思主義的文獻中，這一爭論集中表現為：農民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範圍之內是否仍然是一個階級？他們是否構成一個獨立的和獨特的生產方式？或者他們是否是不僅體現了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痕跡而且具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特點的過渡性階級？特別是在革命前的俄國，土地的問題或農民的問題由於其政治重要性而成了一個主要爭論點。民粹派和民粹主義者認為農民代表了一種與資本主義相對立的獨特的生產方式。從這一點出發，“農民生產方式”就是一種基於小商品生產的方式，它只有一個階級，因而在農民中間不存在剝削的關系。農民進行生產的組織是以家庭單位為基礎的，而且據認為它代表了一種穩定的生產方式，這種生產方式並不包含會使農民產生內部分化和使這種方式解體的各種矛盾（見“參考書目” ④）。這一觀點的信奉者們往往把農民的生活浪漫化，認為資本主義的趨勢既不會使農業社會解體，也不會在農業社會內部得到發展。鼓吹這種觀點的民粹主義者，反對把農民的鬥爭同俄國無產者的革命鬥爭聯合起來，以極力維持農民的孤立狀態。
　　列寧反對上述論點，明確地駁斥了認為農民生產代表了一種特殊經濟形態的看法。他認為農民經濟是一種過渡經濟，它把封建生產方式的殘余同不斷發展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結合在一起。恰恰由於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其中得到改造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其中得到發展的具體歷史環境是各種各樣的，因而農民的社會關系也可以表現為不同的形式。列寧還把農民生產看作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見“參考書目” ⑩）。他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常常是在農民社會內部通過農民本身的分化而產生的。通過具體分析19世紀末的俄國農民，列寧發現競爭使大部分農民破產，而使少數農民擴大了自己占有的土地。這一進程產生了為維持生存而被迫出賣自己勞動力的貧農階層，和為不斷形成的富農耕種的農業無產者，而那些富農則發展成了農業資本家。處於這兩個對立階級之間的是中農，但他們中的大部分逐漸被驅入貧農的行列，從而成為農業無產者。
　　從上面的分析中，人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前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系殘余消滅的速度和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主要取決於先前存在的生產方式內的階級鬥爭。列寧概括了農業資本主義發展的兩條道路。其一是他稱之為“容克”的道路，這種道路的特點是大地主本身發起運動並指導了這一過渡進程。在這種情況下，大的前資本主義的莊園雖然慢慢被改造為資本主義的企業，但是它們不僅維持其廣大的土地占有制，而且對勞動者的許多控制制度也沒有改變。列寧認為如按這種模式發展，資本主義的成熟將極其緩慢，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許多特征將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繼續存在。他把這種道路同另一種即“農場主”道路進行了比較，“農場主”道路的特點是農民所領導的一場革命，它摧毀了大土地莊園、消滅了奴役關系。這一進程產生了一個人數眾多的擁有小片土地的農民或自耕農階段。農民分化的過程十分迅速，而且資本主義的發展也擺脫了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殘余的束縛，從而使生產力得以迅速發展。
　　雖然是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的階級鬥爭在制約著這種生產方式的滅亡和資本主義的發展，但歷史的事例表明，容克和農場主的道路特征也許並不普遍適用。在英國，凡農民被剝奪掉土地而卻保留了大土地莊園的地方，地主都把自己的莊園出租給使用雇傭工人耕種土地的資本家農場主，這樣，資本家農場主就能利用土地集中的有利條件而使資本主義得到迅速發展。相反，在法國，農民則成功進行了一場完全保有土地占有權的鬥爭，從而使占有小片地產的廣大小資產階級階層長期存在。這種摧毀大封建莊園的方式象英國的方式一樣，證明也非常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見“參考書目” ③）。
　　關於農民的性質及其政治作用的辯論迄今一直很激烈，當前它仍以類似本世紀初俄國爭論的方式在繼續進行。對於迄今依然存在、特別在不發達國家中存在的廣泛的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許多馬克思主義者都在進行理論分析和經驗的探討（見“參考書目” ①和 ②）。這些探討對於分析特定社會形態的農民的具體歷史狀況具有重要作用。顯而易見的是，在許多國家里農民的分化和無產階級化的進程其所以進展相當緩慢，其部分原因是在一定的階段上，保留前資本主義的社會生產關系的殘余卻有利於資本的發展。但是，農民的長期存在從根本上說是由前資本主義關系的力量和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的階級鬥爭所決定的。
　　農民的生產是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之外進行的，因而它並不包含剩余價值的生產，也並不需要利潤生產（見“參考書目” (○,11)11）。此外，環境也許迫使農民接受一種低於雇傭工人的生活水準。這兩種因素表明在一定的歷史時期，農民也許能夠比使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更廉價地生產出糧食。如果情況是這樣的話，那麽受資本控制的國家也許會采取措施保留非資本主義的農民的生產關系（見“參考書目” ⑤）。由於使農民無產階級化並消滅農民的資本主義趨勢同在一定歷史階段利用和加強現存非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反作用的趨勢之間存在著上述矛盾，以及由於農民階級鬥爭的力量，所以農民消失的趨勢並不是直線式的。




參考書目

① 埃德華多·阿切蒂：《拉丁美洲的農民和農業結構》，1981年西班牙文版。
② 羅熱爾·巴特拉：《墨西哥農業結構和社會階級》，1974年西班牙文版。
③ 羅伯特·布倫納：《工業化前的歐洲農民階級結構與經濟發展》，1976年英文版。
④ A．V．查亞諾夫：“關於非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理論”，載D.索納等人所編的《農業經濟理論》，1966年英文版。
⑤ 伊麗莎白·多爾和約翰·威克斯：《國際交換與落後的原因》，1979年英文版。
⑥ 阿薩爾·胡塞恩和基思·特萊布合著：《馬克思主義和土地問題》，1981年英文版。
⑦ 卡爾·考茨基：《土地問題》（1899），1970年英文版。
⑧ 弗·伊·列寧：《社會民主黨在俄國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綱領》（1907），1962年英文版。
⑨ 同上作者：《經濟浪漫主義的特征》（1897），1960年英文版。
⑩ 同上作者：《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1899），1960年英文版。
⑪ 約翰·威克斯：《資本與剝削》，1981年英文版。


資本主義的歷史分期

　　作為一種歷史理論的馬克思主義，不只是運用辯證法闡述一種生產方式過渡到另一種生產方式，而且還涉及每一生產方式內部發生的歷史變化。資本主義，象其它生產方式一樣，也被認為經歷了幾個不同的階段；隨著其內在矛盾的成熟，資本主義的發展不是沿著一條平穩的曲線，而是沿著一條具有不同階段的起伏不平的道路前進的。比如，資本主義到本世紀50年代已達到的階段，就被認為完全不同於資本範例的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這一階段的叫法很多，或者叫做壟斷資本主義（見“參考書目” ①）、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見“參考書目” ②）或者叫做晚期資本主義（見“參考書目” ⑤）。
　　每一種生產方式都有自己的歷史這一思想是歷史唯物主義所固有的，因為社會由一種生產方式過渡到另一種生產方式只能從理論上概括為一種方式的矛盾逐漸成熟以致摧毀它自身並為新的生產方式奠定了基礎。但是這一歷史為什麽要用不同的階段來表述呢？對資本主義作這種歷史階段劃分的原因在於：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生產關系（無論狹義上定義的生產關系，還是作為總體社會關系的生產關系）所采取的形式發生了重大變化。資本主義固有的矛盾，比如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雖隨著制度的成熟而加劇，但在這一過程中也有所變革。這些影響它們據以存在的整個社會關系和制度結構的變革，在任何社會的歷史中都會引起不同類型的資本主義。然而，構造各種生產方式內在歷史在原則上雖然是一種理論上的需要，但實際上分析資本主義的各個階段卻是受現實的壓力所驅使的，即是受對業已發生的歷史變化所作的經驗的考察和表述支配的。列寧提出的帝國主義理論，巴蘭和斯威齊提出的壟斷資本主義概念，都是出於適應社會主義運動當時實際面對的制度的變化和重新預測資本主義滅亡的政治需要。
　　某些作家把資本主義劃分為三個連續的階段，即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壟斷資本主義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但無論是從個別特征上還是從順序上來看，人們對這些範疇的有效性都有不同的看法。這種爭論部分源於不同的政治見解。比如曼德爾（見“參考書目” ⑤）就認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概念是同各共產黨的政治戰略連在一起的。當然，這種爭論也部分源於理論上的模棱兩可的解釋：表述各階段之間差異的原則問題既沒有得到解決也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參看日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條目，有關宇野《政治經濟學原理》（1964年）一書中所提出的批判性評論）。
　　資本主義各階段之間的差異，在於生產的社會化（從廣義上說）的程度不同。馬克思關於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性的觀點，主要強調的是這樣一點，即生產日益具有社會化的性質，而資本和剩余價值則由私人所占有和支配。不過，這種占有和支配本身也被認為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不斷采取社會化的形式。比如，在《資本論》第3卷中，馬克思在其扼要評論股份公司（這代表壟斷資本主義的特點）時就指出：“那種本身建立在社會生產方式的基礎上並以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社會集中為前提的資本，在這里直接取得了社會資本（即那些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資本）的形式，而與私人資本相對立，並且它的企業也表現為社會企業，而與私人企業相對立”（《資本論》第3卷，第493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資本主義各連續階段都以經濟的一切方面日益社會化為特征的。隨著分工發生質的變化，生產本身就不斷社會化了。比如，隨著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過渡到壟斷資本主義，占支配地位的生產方法就由據以生產絕對剩余價值的方法變成相對剩余價值成為積累的主要動因的方法，因為此時機器（參看機器和機器大工業條目）已支配了勞動過程（即馬克思稱之為真正把勞動納入資本的方法）。而隨著壟斷資本主義的機器大工業的建立，生產社會化的程度比前一階段更高了：生產性勞動（參看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條目）逐漸表現為集體勞動，即成為結合在一起的勞動力而不是個體化的手工工人，而且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將意味著任何一個行業的剩余價值的生產都依賴於一切其它行業的勞動生產率，直接或間接地降低了工資貨物的價值，從而降低了勞動力的價值。
　　要把資本主義日益社會化的歷史分成幾個不同的階段，固然要對生產方法中的上述變化進行區分（見“參考書目” ⑤），但占有方式的變化以及指導和支配經濟再生產和社會分工的結構和關系的變化，也同樣可說明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壟斷資本主義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三個階段之間所存在的明顯區別。在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條件下，剩余價值的占有主要表現為利潤，分工則由銷售商品的市場調節和指導的。資本在國際範圍內的擴張是通過進出口商品來進行的。在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信用制度逐步居於支配地位並與商品市場一道來指導分工，因為它可使信貸從不能盈利的部門轉向可盈利的部門。利息成了占有剩余價值的主要形式，因為它把利潤分為利息和企業主收入，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整個利潤都表現為利息的形式：“即使後者所得的股息包括利息和企業主收入……這全部利潤仍然只是在利息的形式上，即作為資本所有權的報酬獲得的。而這個資本所有權這樣一來現在就同現實再生產過程中的職能完全分離,正象這種職能在經理身上同資本所有權完全分離一樣”（《資本論》第3卷，第493—494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當這一階段的金融資本占據過去由銀行資本體現的統治地位時，另一種占有形式即創業利潤就變得十分重要了。而在國際範圍內，這一階段的社會分工則是通過作為金融資本的輸出來實現的，希法亭、布哈林和列寧都把這種金融資本看作是帝國主義的特征；實際上，人們把帝國主義看作是與壟斷資本處於同一時期的資本主義的一個階段。
　　最近的階段即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特征，是國家（與信用制度和商品市場相結合在一起）在調節社會分工中所起的作用。在這一階段中，國家通過執行凱恩斯式的宏觀經濟政策，通過由公共部門提供商品和勞務（或者作為商品，或者作為與市場相脫離的東西，如免費教育），以及通過建立有利於執行各階級合作計劃、指令性計劃或收入政策的框架結構，起著支配經濟結構的積極作用。而作為占有剩余價值一種形式的稅收，在這一階段變得舉足輕重。在世界範圍內，資本則被以跨國公司範圍內的生產資本的形式國際化了。生產過程由不同國家的工廠分別承擔，而不是僅以商品交換的形式或外國貸款的方式來輸出資本。按照這一階段的理論，國家通常是與大的壟斷資本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參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條目）。
　　這里采用的劃分資本主義歷史階段的原則，與馬克思劃分封建主義歷史階段的原則有著許多相似之處。在《資本論》第3卷、第47章中，馬克思就依據封建主義的三個不同階段來分析“資本主義地租的產生”的。這些階段的標志（當然並不是它們的全部特征）都認為是由占有剩余勞動的方式所決定的，這些方式分別為勞動地租、實物地租和貨幣地租。由於占有方式不同，支配經濟再生產的手段也不同，分別表現為強制、契約以及契約加市場（以貨幣命名的契約）。
　　然而，普蘭查斯（見“參考書目” ⑥）認為只有資本主義才能劃分為歷史階段。跟他在其它方面所采取的方法有所不同，他在這里斷言，資本主義的分期不能以從理論上說明生產方式的抽象標準來劃分，而只能以較覆雜的社會形態（這一概念雖是較低一級的抽象，但卻比較充分地包含了實際社會的覆雜性及其特片）的標準來劃分。巴蘭和斯威齊（見“參考書目” ①）也提出了一種迥然不同的分期方案，他們主張在馬克思所著重探討的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同標志最近階段特征的“壟斷資本主義”之間進行截然的劃分。他們關於後一階段的概念也完全不同於這里所使用的概念（參看壟斷資本主義條目），而且沒有把壟斷資本主義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分開。他們劃分階段不是以各種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形式的變化（這種變化反映了社會化程度的提高）為界線，而是以積累規律的變化為界線，然而後者所反映的只不過是一種主要的變化，即在競爭轉變為壟斷時企業所面臨的市場結構的變化。我們在上面所采取的方法是以這樣的假定為前提的，即產生其積累規律的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但從中產生這些矛盾的各種關系的形式卻在變化；每一階段的資本主義都受利潤率趨於下降和經濟危機的影響，而實際上，大的經濟危機宣告了新的階段的到來（比如18世紀70年代的經濟危機就標志壟斷資本主義的開始，19世紀30年代的危機則標志主要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開始）。然而，在戰後長期繁榮期間（盡管已將近到頭）從事著述的巴蘭和斯威齊則認為，壟斷資本主義似乎已改變了這些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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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3:29:05

曼德爾關於最近資本主義階段的重要研究（見“參考書目” ⑤）雖沒有遵循上述三重劃分模式，但他的晚期資本主義階段與這里所說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並沒有什麽不同之處。重要的是，他詳細探討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動力，即考察了導致資本主義由一個階段過渡到另一個階段的積累規律。他對這一問題的探討也同樣認為，馬克思所確定的積累的矛盾仍然是新階段的主要矛盾，但這種矛盾反過來又為新階段的新的結構關系所促進。在曼德爾的著作中，在經濟的一切層次中所發生的變化，從生產的新的社會分工到國家的金融和經濟活動，都從理論上作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來加以闡明。




參考書目

① 保·巴蘭和保·斯威齊：《壟斷資本主義》，1966年英文版。
② 保羅·博卡拉編：《政治經濟學論文——國際壟斷資本主義》（1969），1976年法文版。
③ 本·法恩和勞倫斯·哈里斯：《重讀〈資本論〉》，1979年英文版。
④ 安德魯·弗里德曼：《工業和勞動》，1979年英文版。
⑤ 尼·曼德爾：《晚期資本主義》，1975年英文版。
⑥ 尼·普蘭查斯：《當代資本主義的階級》，1975年英文版。


小資產階級

　　參看中等階級條目


哲學

　　作為一種社會主義形式的馬克思主義，主要是一種實踐的政治運動。使馬克思主義在社會主義中顯示出特色的是它把革命的實踐同激進的和全面的社會理論結合在一起。但這種理論的目的和主張並不是（社會的或政治的）哲學而是一種社會科學。那末這種科學和政治實踐的結合與哲學之間的關系是什麽？馬克思主義又是如何理解這種關系呢？
　　馬克思本人在向歷史唯物主義科學（這在《資本論》中達到了頂點）轉變之前，是作為哲學家開始自己的研究活動的。這一轉變的性質是什麽？它與整個歐洲文化的那次較大轉變是怎樣相聯系的？由於那次較大的轉變，哲學一般地使自己的學術統治地位讓位於科學，先是讓位於17世紀的自然科學，後又讓位於馬克思所處世紀的社會科學。
　　因為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是同資產階級的政治相對立的，所以它同資產階級的理論和觀念也是對立的。不過，資產階級的理論不是被簡單地拋棄，相反，是被辯證地吸收和改造了。特別顯著的是，作為主要是社會科學的馬克思的學說，在抨擊資產階級社會科學的同時，力圖繼承資產階級文化在自然科學方面所確立的科學性這一傳統，即也認為自然科學在歷史上是不斷發展的，特別是認為自然科學已開始承認自然的歷史性並從理論上對它加以說明。然而在確定與資產階級科學的這些關系時，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對亞里士多德哲學、科學革命和啟蒙運動時期的唯物主義以及黑格爾的辯證法這三種資產階級哲學思潮作出了明確的回答。盡管這些哲學內的主要因素被加以利用，但它們都被改造成全面與資產階級哲學相對立的理論體系。在馬克思主義看來，資產階級哲學就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
　　這里要提出的問題是：馬克思主義是否通過把資產階級哲學並入自己哲學來利用和反對資產階級哲學？是否存在一種外在於馬克思主義科學或內含於這種科學之中的獨特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歷史唯物主義是不是同哲學本身相抵觸並取代了哲學本身？自從馬克思逝世以來的一百多年中，馬克思主義本身對這些問題所作的回答，多半認為確實存在一種馬克思主義哲學，因此應依據這種哲學來理解馬克思主義同資產階級哲學的對立。實際上，迄今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一般是根據兩種馬克思主義哲學來進行理論闡述的，這兩種馬克思主義哲學在運動中已相繼取得支配地位，一種與恩格斯的晚期著作密切相關，另一種則與馬克思的早期著作密切相關。

　　辯證唯物主義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哲學是辯證唯物主義，它把科學的唯物主義同黑格爾的辯證法結合在一起，認為現實界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這個統一體的矛盾驅使現實在不斷的歷史變化、演變和革命的過程中前進。由於充滿矛盾，這個現實界只有用矛盾的命題才能得以真實地描述，從而需要一種取代形式邏輯及其無矛盾原理的特殊辯證邏輯。這種觀點的唯物主義認為精神和物質本身在統一體內是對立的，而其中物質又是第一性的。因此，辯證唯物主義是一種“世界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49頁），是一種關於整個現實界的性質的理論。特別是，它需要用特殊的科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加以具體說明，因為這些科學是逐步成熟的，這樣就構成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統一”觀，並在這一過程中為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性進行辯解。因此，它認為自身既是概括科學發現的又為科學發現檢驗證實。那末辯證唯物主義是哲學還是科學？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第二版序言和在所謂“舊序”（原為第一版所寫，但後來放棄，最後又作為《自然辯證法》的材料）中談到了這一問題。他的論證幾乎不能證明把辯證唯物主義看作是哲學的傳統趨勢是正確的。他認為自然科學的發展是有助於證實辯證唯物主義，這種發展是理論自然科學的發展。恩格斯在這里所說的“理論”，指的是各科學的概念的發展，特別是指相對思辯的概念發展，這些概念的發展雖為純粹的經驗發現所證實，但卻超出了經驗的證據範圍。他認為，這些概念將有助於把獨立的特殊的科學統一起來。這種非經驗的概念統一過程需要迄今一直屬於哲學領域的技巧與觀念。盡管恩格斯本人是從哲學即從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哲學出發來探討這一問題的，但他卻認為也許自然科學本身的進步將最終會“使我的工作……成為多余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3頁）。他的“自然哲學”將變成“理論自然科學”。哲學本身將使自己成為多余的，其中有價值的東西將為科學所利用並被改造為科學。

　　馬克思主義的人本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

　　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隨著俄國革命的倒退和“Diamat”（主要在俄國流行的辯證唯物主義的縮寫詞）成為共產黨正統觀念的精髓，上述第一種哲學的統治地位就開始讓位於第二種哲學了。第二種哲學並不是一套界定明確的統一學說，而是一種聯系松散的趨勢；最初提出這一哲學的理論家是盧卡奇和科爾施，但幾乎在此同時重新發現了馬克思的早期哲學著作；這些新發現的著作支持的似乎是這一新的哲學而不是辯證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是關於整個現實界的理論，認為人民和社會是在具體顯示普遍的自然進程，把社會科學看作是社會的自然科學；而新的哲學趨勢則是人本主義的，它重新肯定了“人是衡量一事物的準則”的舊的人本主義學說，維護人民和社會的中心地位及其獨特性，不僅駁斥自然科學型的社會認識，甚至還駁斥了資產階級的科學和技術本身，從而抨擊了異化的和操縱的探究和實踐模式。黑格爾式的異化概念，雖在《反杜林論》中完全沒有涉及，但卻是馬克思的《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的核心；這種異化概念實際上象《經濟學哲學手稿》一樣已處於主導地位。與此同時，象物化和拜物教這樣一些有關的概念，顯然也都成了評價性和道德性的概念。但重點還在於人是主詞而不是賓詞，即人是意識和價值的中心，從而在實質上不同於科學所描述的自然界的其它事物。
　　在辯證唯物主義看來，馬克思主義理論是完全符合科學的，辯證唯物主義本身則是“自然科學”意義上的科學哲學；而隨著“理論自然科學”的發展，辯證唯物主義必然失去其哲學特性而完全成為科學。相反，在馬克思主義人本主義看來，馬克思主義理論基本上不是科學而是哲學，即任何科學都是作為總體化的人本主義哲學觀範圍之內必然組成部分存在的。它的論題是對浪漫主義運動反對啟蒙運動理性主義的一般文化的反響，它們所繼承的哲學傳統主要是最接近於浪漫主義的哲學德國唯心主義：康德（參看康德主義條目）、黑格爾和人文科學的詮釋哲學。所有這些都一致認為我們所知道的現實並不是不依賴於那種認識而存在的，而是由這種認識（部分）構成的。特別是詮釋學，它抵制經驗論的科學統一的學說，認為了解人和社會的事務不能使用象經驗自然科學那樣的邏輯和方法論，與其說它想要從因果關系上解釋事件還不如說是想要理解觀念和語言的意義。實際上，理解社會的語言是理解這種社會本身的基本組成部分。因為在理解他們自己的語言時，也就是在理解他們的社會，這是沒有任何科學能阻礙的。這種理解的理論的清晰表述並不需要經驗觀察的超然的客觀性，而是需要對探討中的社會活動進行“神入”，甚至參與其中；這種理論的清晰表述比經驗的和科學的表述更富於理性和哲學性。
　　上述趨勢在法蘭克福學派、薩特和當代南斯拉夫持不同見解的哲學家的馬克思主義（體現在《實踐》雜志中）的著作中，都多少有所反映。但在過去的20多年中，這種馬克思主義的人本主義及其對馬克思早期哲學的高度評價，已受到馬克思主義哲學內部，特別是阿爾都塞及其追隨者們的譴責。如同意大利的德拉——沃爾佩學派一樣，阿爾都塞也反對馬克思主義人本主義中的黑格爾的和唯心主義的趨勢。阿爾都塞認為，馬克思主義主要是科學，但歷史唯物主義包含著一種需要用分析才能揭示清楚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而且，如同辯證唯物主義一樣，這種馬克思主義哲學也是科學哲學。不過，與辯證唯物主義不同的是，阿爾都塞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不是“自然科學”，即不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先進的自然科學共同具有的世界觀。相反，它是某種較接近於正統的科學哲學觀的東西，即認識論。科學是“理論的實踐”，而哲學是“理論實踐的理論”。然而，在其後來的自我批判中，阿爾都塞限定了這一概念，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盡管仍是科學哲學，但在作為標準和意識形態，特別是在政治方面，它不同於科學。與馬克思主義科學相比較，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歷史領域中的政治學”，是“理論上的階級鬥爭”（見“參考書目” ①，第68和142頁）。

　　哲學、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

　　馬克思是作為一個哲學家開始自己的理論研究生涯的，他承認哲學要求在思想領域中所占據的傳統的和確定的最高地位。但即使在其早期階段，馬克思對這種要求以至哲學本身也持批判態度。馬克思不是從其經驗主義形式，即不是從以經驗科學取代先驗的形而上學的角度來接受“哲學的目的”這一觀念的，而是相反，把哲學的目的或目標看作是哲學自身的實現，從而認為哲學的終結或取代是不必要的。然而，他逐漸認識到哲學不是在現實本身中“實現”的，而是以另一種理論形式即科學來實現的。在各種理論中，最接近於現實和最能描述現實的是科學，而哲學是一種甚至使其最深刻的見解也易於受到故意歪曲的理論。因為哲學的本質恰恰是它尋求對概念本身之內的一切（其它）觀念的認可，從而尋求那些構成一般思維的永遠有效和先驗基礎的概念。正是這種探求迫使哲學在先驗的獨斷論與完全的懷疑論之間搖來搖去。哲學的認可是科學不能容許也不需要的某種現象。科學在理論本身中並沒有基礎。實際上，一切理論在物質現實中均有其基礎，而科學則是能認識這一點的唯一理論形式，從而也是能充分描述現實的唯一的理論形式。象哲學這樣的其它理論形式雖由於其物質基礎能在一定程度上表述那種物質現實，但都是以一種神秘化的方式來表述的。在取代哲學的過程中，科學將占用哲學洞察的內容並把它們改變成比較適合科學本身的形式。
　　馬克思既把這類的考慮和論證融入自己所維護的唯物主義中來反對唯心主義，又在構築自己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科學時加以闡明。那種認為馬克思把唯物主義的社會科學作為一種哲學來進行維護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使人們確信存在一種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原因。傳統的唯物主義也許是哲學，但它似乎更符合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認為的下述觀點：哲學在一定程度上保有宗教中的唯心主義，因此哲學唯物主義盡管本身是對哲學唯心主義的一種進步，但它本身作為哲學依然是唯心主義的，它設想的思維基礎不是物質現實而是（超驗的）關於物質現實的不可避免的觀念。從哲學上用以替代總的懷疑論的東西，往往是某種本體論、形而上學或認識論。非哲學的替代及其所承認的物質現實基礎本身就是科學。對科學來說，認識現實是可能的，但任何觀念，盡管深深埋置在概念結構之中，卻並非完全無可爭議的，一切觀念最終都需要依據其是否適合於現實進行即使是間接的、但卻是科學的驗證。
　　傳統的認識論認為，認識是某一主體對已知客體的掌握。這種認識是客體在主體頭腦中的觀念。而在唯物主義看來，客體是示範的“物質材料”或“物質”。假使哲學的傳統出發點處於主體的觀念範圍之內，而且這種出發點一般受“思想方式”的約束，那末就會提出這樣的懷疑問題：這些觀念怎麽會構成對外在於並獨立於觀念本身的物質對象的認識？在黑格爾的唯心主義看來，認識的對象不是物質的而是觀念的，即是某一活動的精神產物，精神在其中對象化或異化了。異化包含著喪失和幻覺，即自我的喪失和關於失去的不是精神自身的產物而是某種其它東西的幻覺；而這就為黑格爾關於回覆或調和的歷史的長篇敘述提供了背景，這種認識上的長篇歷史敘述被置於意識範圍之內並導致絕對認識的終極目的。
　　馬克思並不是把這種哲學唯心主義改變成它的哲學的對立物即哲學唯物主義，而是把它改造成一種社會科學的要素。在這一過程中，馬克思提出了一種獨特的社會唯物主義，把物質的概念從物質轉移到（物質的）實踐上來。通過自然科學所獲得的對自然界的認識，也就是對（這種認識本身所認為的）外在和獨立於意識的客體的認識。但是，在接受哲學唯物主義的大部分內容時，馬克思反對以個人主義的主—客體關系作為這種唯物主義的基礎。他雖然按照黑格爾的看法，強調指出認識的實現是一種能動的社會歷史生產過程，但卻賦予它以唯物主義的解釋，認為認識的內容是從精神活動中抽象出來的，而精神活動則是從（物質的）實踐中抽象出來的，因此它最終源自於物質資料的經濟生產。這樣，思想和物質這一傳統的兩重性，也就為物質的實踐所中介。物質的實踐是我們認識自然界的恒定不變的條件。然而，對社會科學來說，社會歷史的實踐不僅是認識的不可缺少的條件，而且也是認識的對象（參看認識論條目）。作為科學的認識對象的社會，是實踐的整體結構，其基礎是物質的實踐。雖然我們並不生產自然，當然也不象唯心主義所認為的那樣用純精神活動生產自然，但我們確實在生產物品和手工制品，而在這樣做時，我們也就不知不覺地生產或再生產了我們的社會關系，從而生產了社會本身。無疑這里存在著異化即存在著一種涉及喪失、幻覺和屈從的關系（但這不是由於自然的對象和活動而是由於社會的對象和活動造成的）。比如，勞動生產出商品，而商品卻被資本占有從而不是成為勞動者的產物而是資本的產物，也就是說是產品支配生產者而不是生產者支配產品。社會本身就是這樣一種異化的產物，成為其成員所無力改變的一種自然的客體。但是，這種異化不應從哲學上理解成是人類狀況的永恒特征，而應從科學的角度看作是某種可以發生變化的現象，而且科學能夠並必然會對這種變化起有效的作用。社會結構的統一體是充滿矛盾的，是一種以矛盾的資本主義方式為其基礎的矛盾的階級結構。在這些矛盾的壓力下，其中以馬克思的科學作為自己的理論意識形態而武裝起來的工人階級，將最終消滅這些矛盾，使社會置於人的控制之下，並在這一過程中解放自己和整個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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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3:30:12

科學的實在論和辯證法

　　在駁斥傳統認識論的主—客體關系時，馬克思拒絕了它的經驗主義的特殊形式。馬克思這樣做時提出了一種獨特的概念。這一概念在尋找現代科學哲學的支持的過程中，不僅削弱了經驗主義的基礎，而且削弱了其替代物詮釋學的基礎，並進一步削弱了維特根斯坦在其語言理論中所使用的哲學方法的基礎。在利用和改造體現在柏拉圖著作中極其著名的古代哲學學說時，馬克思認為社會的經驗外觀，如同自然界一樣，是表面的，並同其主要現實特征相矛盾。正是這些實際的然而卻是表面的外觀（社會參與者們本能觀念所記錄的外觀）被以日常語言概念化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都明確地介入和影響著社會的理論工作。在馬克思看來，科學理論的真正作用是透過現實的經驗外表來揭示那些既導致現實的“現象形式”又導致現實的基本歷史趨勢的“真實關系”、主要結構及其力量。因此，科學中的理論概念既不可歸結為經驗概念，如經驗主義，也不是由理論家對現實所作的主觀解釋，如唯心主義。科學中的理論概念相當精確地描述了（物質）現實的那些觀察不到的特征。馬克思的科學觀是唯實的（參看實在論條目），最近發展起來的英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集團就論證過這一點（可參看“參考條目” ③和 ⑩）。
　　由此可見，在馬克思看來，發達的科學包括那些既不完全是經驗的也不完全是先驗的概念。它們超出嚴格的經驗證據，但不是“從哲學上”而是“從科學上”作為在一定程度上適合於現實的概念結構的組成部分而存在或發生的。由此還可以看到，科學方法的主要因素是概念的批判和創新。作為一種具有明確的歷史和文化背景的社會實踐的馬克思的科學，使日常語言和現存理論的概念經受批判的檢驗，從而運用智力勞動把這種原材料改造成較適當的理論產物。但由於這些流行觀念是社會本身的組成部分，是社會科學而非自然科學要理解和闡明的對象，因此馬克思的科學在批判地反對這些觀念的同時還力圖通過追溯其物質狀況來解釋它們。馬克思在這點上並沒有屈從於“認識社會學”的強大誘惑，即假定對思想作唯物主義的解釋跟它在認識上的評價是不相容的，從而包含著一種無凝聚力的懷疑的相對主義。相反，馬克思由於從認識上探討了有缺陷的觀念所必需的物質條件，而揭示了社會特別是社會的主要生產方式，認為它是一種神秘的客體，是一種產生掩蓋其基本現實而使其參與者迷惑不解的現象的客體（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1章、第4節的“商品拜物教”）。這種客觀的神秘化是社會據以再生產自身的過程的一部分。因此，它具有政治作用，在階級鬥爭中支持統治階級。因而馬克思對其它觀念和理論所展開的科學的批判，其本身也具有政治的作用。他揭露這些觀念和理論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並在批判它們的同時批判了它們的物質條件，因為“要求拋棄關於自己處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拋棄那些需要幻想的處境。”（《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3頁）。這樣，馬克思的科學就拋棄資產階級科學哲學的主要原則，即拋棄了科學對其客體而言的價值中立的準則。這種中立的準則也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但是，馬克思的唯物主義與下述主張即認為僅靠理論批判就能改變這些有缺陷的觀念或其神秘化的物質條件並不一致。他的科學是“批判實踐”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並把這種“批判實踐”活動等同於“革命”（參看“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第1條），不是與旨在實際推翻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社會的社會主義運動相脫離，而是它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從工人階級的觀點來看，馬克思的理論是科學，而且具有認識上的優越性，這種優越性是任何新興階級所共有的，但又是別的階級不能取代的階級所特有的。馬克思學說的科學性不僅與作為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地位是一致的，而且也確實需要這種地位。這同阿爾都塞的看法完全不同，阿爾都塞認為構成馬克思主義“理論階級鬥爭”的本質是科學，而不是哲學。
　　辯證法以其唯物主義的形式把這些關系理論化了。從資產階級哲學觀點來看，馬克思所采取的嚴厲而令人不能接受的步驟，是把矛盾的邏輯範疇從思想擴大應用到物質現實界。這一步驟既可理解為前述論點的組成部分，也可理解為是異化和拜物教概念的普遍化。無論它們有什麽相似之處，但社會科學在這方面也不同於研究無機現實的自然科學；思想本身是社會科學對象的現實即社會的一部分，因此這種思想不僅需要從認識上（科學上）進行評價和批判，而且需要聯系其物質條件進行闡發理解。塑造物質生活和物質勞動的基本結構和力量，也塑造精神生活和智力勞動。在力求以其明確的內容來反映現實的過程中，思想將以它本身也可能不知道的固有的結構方式來反映物質實踐的現實。思想與行動之間的這種可以辨明的聯系，為對觀念的分析提供了某種余地，從而有可能通過一定的方式去揭示現實的秘密。更重要的是，它能夠提供一種可以把對觀念的批判跟對需要這種觀念的（物質）實踐的批判結合起來的渠道。辯證的矛盾觀所範疇化的就是這種統一，而其中的異化則是一種特殊的情況。對科學來說，矛盾是一個關鍵性的範疇，是一個邏輯的範疇，它意味著它所適用的事物具有不合邏輯或不合理的成分。但是，實踐以及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是不合理的。在辯證的科學看來，矛盾的思想體系由於包含著幻覺和神秘，因而反映了矛盾的、與自身相抵觸的（物質）實踐體系的結構上的不合理性。從根本上來說，造成其參與者思想混亂和迷惑不解的正是那些實踐的不合理因素。因此，馬克思的批判意味著一種不屬於道德範疇而是屬於理性範疇的評價。
　　然而，這些現實的社會矛盾不是“哲學的”，不是人類狀況的永恒組成部分，而是歷史的具體的。這一情況也同樣適用於其它有關的哲學學說。隨著革命消滅了社會的結構矛盾，使這種社會結構的組織將變化得比較合理，較易於受參與者的控制，並較易於為參與者們的本能思想所理解（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1章、第4節的“商品拜物教”）。詮釋學的真實性將得以實現，但不是以其哲學形式來實現的。經驗主義的真實性也是如此，因為科學實在論的真實性被取代了。社會現象與現實之間的矛盾將消失，與其一道的社會的神秘性也不覆存在。對理論即社會科學將不再有任何需要，甚至可能不再需要理論（見“參考書目” ④）。
　　如果這一解釋成立，那麽就會顯示出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哲學及其與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關系的觀點的最終含義。對馬克思的唯物主義來說，不僅宗教和哲學，而且整個理論本身，甚至包括社會科學在內，歸根到底都是唯心的。它最需要的是各種形式的分工、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區分以及由此而來的神秘化和異化的社會。科學正在吸收並取代哲學，把它的內容改造成具有較多的唯物主義內容、形式和存在方式的理論，這正是我們當代社會的一個特征。但是，完全的社會唯物主義是某種要以實踐並作為實踐歷史地加以實現的事物，這種社會實踐的可理解性和透明性將使社會唯物主義為其沒有理論的行為者的本能思想所理解。因而唯心主義，那怕只是殘余，都是與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脫離實際生活的活動方式連在一起的（參看《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第8條）。




參考書目

① 路易·阿爾都塞：《自我批評論文集》，1976年英文版。
② 路易·阿爾都塞和E.巴里巴爾合著：《閱讀〈資本論〉》，1970年英文版。
③ 羅·巴斯卡爾：《自然主義的可能性》，1979年英文版。
④ G.．科恩：《卡爾·馬克思的歷史學說》，1978年英文版。
⑤ 盧西奧·科萊蒂：《馬克思和黑格爾》（1969），1973年英文版。
⑥ 尤爾根·哈貝馬斯：《知識與人的利益》（1968），1971年英文版。
⑦ 卡爾·科爾施：《馬克思主義和哲學》（1923），1970年英文版。
⑧ 費·伊·列寧：《哲學筆記》（1929—1930），1971年英文版。
⑨ 喬治·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1971年英文版。
⑩ J．梅法姆和D．H·魯賓合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爭論問題》，1979年英文版。


普列漢諾夫


　　1856年11月29日生於坦波夫省的古達洛夫卡，1918年5月30日在芬蘭的特里奧基逝世。他開始自己的革命生涯時，是一個革命民粹主義的信徒。他反對當時居支配地位的政治恐怖主義路線，是最早傾全力於城市工人工作的民粹派鼓動家之一。到1878年，他已公開地運用馬克思主義來捍衛自己的下述觀點：俄國公社的公社土地占有制是，並將繼續是俄國的占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1882年，他所翻譯並由馬克思作序的《共產黨宣言》出版，次年，他發表了他的第一篇反對民粹主義的長篇論文，並在日內瓦組建了勞動解放社。這個受普列漢諾夫才智支配的勞動解放社是19世紀晚期俄國馬克思主義的領導中心。它的權威出版物有助於確立俄國馬克思主義的正統觀念，並對列寧1914年前的思想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被恰當地譽為“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的普列漢諾夫，在他所撰寫和編輯的書籍、小冊子和雜志上，不僅對民粹主義作了廣泛的批判，而且使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知識界取得支配地位，並概略地提出了支配1914年以前的運動的長期戰略。由於認識到俄國多類型混雜的社會經濟結構具有獨特的和病態發展的特點，所以普列漢諾夫堅持革命必須分兩個階段進行。第一個階段應當是進行反對沙皇制度和封建殘余的民主革命。這一民主革命將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從而加速階級分化，並為第二階段，或社會主義革命的發展提供結社和出版自由的條件。這兩種革命雖然目的截然不同，但在時間上卻並不一定相隔很遠。普列漢諾夫還斷言，由於俄國資產階級的特殊軟弱性，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不得不領導這場民主革命，加之俄國無產階級政黨在人數上相對較少，在思想意識上又很落後，因此，它的任務就特別艱巨覆雜。因而，普列漢諾夫要求社會民主黨的知識界發揮重要作用，使工人階級具有組織性、覺悟性和凝聚力。他一貫堅持，沒有“知識界這一革命疫苗”的堅定的能動作用，運動就不可能取得勝利。
　　作為一位具有創見和權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普列漢諾夫在廣泛的和國際的範圍內所贏得的聲譽僅次於考茨基。他的《論一元論歷史觀的發展》，探討了近代哲學和社會思想的整個發展，並特別強調黑格爾和費爾巴哈對馬克思成熟思想的貢獻，普列漢諾夫是把馬克思成熟思想表述為辯證唯物主義的第一個人。他認為這種辯證的和唯物的方法闡明並統一了一切知識，他是把這種方法運用於政治學、經濟學和哲學，而且也運用於語言學、美學和文藝評論的一位先驅者。由於他相信以辯證方式加以運用的經濟決定論是一種完美的世界觀，是無產階級的整個使命所必需的，因而強烈反對任何用輸入其他哲學要素來“改良”馬克思主義的企圖。因此，他是使馬克思主義“一元論”不受伯恩斯擔及其支持者的折衷主義影響的主要捍衛者。
　　從1905年開始，普列漢諾夫作為俄國社會民主的政治領導者的地位迅速下降了，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他對1905年革命持猶豫態度。於是他愈益獻身於歷史和哲學的研究。他在1914年成了毫無保留的“護國主義者”（即戰爭的支持者）。他在流亡35年後於1917年3月返回俄國。在其余生中，他堅決反對他認為是無原則的布爾什維克的活動，並痛心地認為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為時過早並有可能導致災難性的後果。盡管如此，列寧仍極高地評價他的著作，認為它們是戰鬥唯物主義的，而且這些著作已成為共產國際和蘇聯幾代積極分子的主要讀物。




參考書目

① A．阿舍爾：《巴維爾·阿克雪里羅德和孟什維主義的發展》，1972年英文版。
② S．H．巴倫：《普列漢諾夫：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1963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介於馬克思和列寧之間的格奧爾基·普列漢諾夫》，1962年英文版。
④ L．H．海姆森：《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和布爾什維主義的起源》，1955年英文版。
⑤ 格·瓦·普列漢諾夫：《我們的分歧》中的“勞動社的社會民主主義綱領”（1885），《論一元論歷史觀的發展》（1894），這兩篇文章均載《普列漢諾夫哲學全集》第1卷，1961年英文版。
⑥ 同上作者：《馬克思主義基本問題》（1908），1969年英文版。
⑦ 同上作者：《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1898），1940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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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3:31:33

政治經濟學

　　政治經濟學一詞常常用作研究資源分配和總體經濟活動傾向的經濟學的同義語。就馬克思的用法來看，這一詞的較具體的含義一般是與某些探討經濟剩余的分配及其積累以及探討確定價格、工資、就業和促進積累的政治安排的得失等有關問題的作家們的主要著作相聯系的。特別是與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的著作以及像馬爾薩斯、詹姆斯、約·斯·穆勒、麥克庫洛赫和西尼爾這樣一些作者的著作相聯系的。馬克思本人明確地區分了科學的政治經濟學（亞當·斯密和李嘉圖，但主要是後者。參看李嘉圖和馬克思條目）和1830年之後發展起來的庸俗政治經濟學（參看庸俗經濟學條目）。馬克思把自己的主要著作《資本論》看作是政治經濟學批判，但近些年來讚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經濟學家們已把政治經濟學用作激進經濟學的代稱以使它有別於資產階級的或新古典的經濟學。然而，理論經濟學的另一個派別也稱自己是政治經濟學，它所研究的是民主政治進程與市場經濟的經濟關系之間的相互作用。這一派別的著作認為政治進程會扭曲市場經濟，因此政治進程並不是建立在市場（商品）關系的基礎上的。
　　所有這些派別，盡管表面上似乎完全不同，但卻都源於亞當·斯密的著作，而亞當·斯密著作的關鍵則是被稱之為市民社會的自發的、自我調節的經濟這一思想。正是亞當·斯密的天才發現了有可能把市民社會同政治領域（國家）分開，發現了如果任其不受阻礙市民社會可具有自我調節的能力，發現市民社會具有達到最大限度收益狀態、任其所有的人追求自己利益的潛力，從而發現了要求產生一種能使市民社會處於獨立於國家狀態的哲學理想。
　　雖然亞當·斯密為後來一些學派和分支的出現奠定基礎，但他的著作卻應當放在適當的背景中去考察。除了孤立的個別的早期經濟學家（特別是約翰·洛克和理查·康替龍）以外，政治經濟學的起源可以在18世紀的啟蒙運動中找到。宗教權力的逐漸削弱造成了需要對各種社會事件作出新的解釋，造成自然科學特別是17世紀牛頓著作的自然科學得以發展的局面，並表明有可能運用科學方法來作出這種解釋。在力圖構築一門關於是社會事件的科學的努力中所產生的一種思潮，就是孟德斯鳩的《法意》。他的著作是分類學的，但所提出的說明人類社會安排多樣性的“模式”並沒有提供有力的解釋。一群在整個17世紀堅持邊教學邊研究的蘇格蘭哲學家，寫出了一批構成社會學起源的著作，他們把這些著述稱之為政治經濟學。弗蘭西斯·哈欽森、亞當·弗格森、大衛·休謨、亞當·斯密、約翰·穆勒、洛德·凱姆斯就是這一派哲學家的主要成員。他們集體地而且是日積月累地提出了人類歷史所經歷的發展階段，每一階段的關鍵以及由一個階段過渡到另一個階段的思想，提出了任何一種社會獲得生存的方式。打獵、放牧、種地和經商被認為是四種主要方式，並依據生存方式來解釋各種社會情況──政治權力的性質、道德的發展、婦女的地位、“階級結構”等。這種解釋並不是單一地說明因果；歷史發展的模式既不是直線的、單向性的，也不是決定論的。這是一種大膽的思考，並為旅行家們記載的不同社會的情況和希臘、羅馬時代以後的不同國家的歷史記載所證實（參看發展階段條目）。
　　亞當·斯密雖不是最“唯物主義”的蘇格蘭哲學家（約翰·穆勒才是），但卻是最有影響和最有名氣的一位。《國富論》中的四階段理論雖不是最突出的，但這一理論的邏輯卻使斯密把商業與自由聯系起來。商業的發展和自由的發展是彼此相通決定的。商業可以看作是繁榮的關鍵，但只有不受阻礙的商業追求才能導致最大限度的繁榮。因此，自由又是商業發展的關鍵。在世界範圍內發展並可用流動（即可輸送的）形式來積累財富的商業，使商人不受政治專制的支配，從而增加了發展自由的可能性。
　　在產業革命初期從事著述的亞當·斯密看到了工業生產的重大意義。工業生產中的分工可使產量和生產率獲得空前的增長。如果能在廣大的市場上出售這種提高了的產品，那麽這種分工就證明是有利的，所獲利潤也可重新投資於進一步的創利活動。在探討分工與市場發展相互作用所引起的財富增長的過程中，斯密既使經濟學擺脫了重農主義者所施加的農業傾向，又使經濟學擺脫了重商主義者所施加的狹義商業傾向。剩余不只源於土地，獲取財寶（貴金屬）也不再是經濟繁榮的唯一的或理想的方法。比如，財富可以表現為（能再生產的）可銷售的商品。如果財富的占有者把財富用於進一步提高生產率的投資，則財富就會增長。
　　斯密所提供的啟示的另一個方面是必須讓各個個人在不受外界（政治）幹擾的情況下去追求自身的自我利益。在論證尋求其自我利益的個人也間接和無意識地促進了集體利益這一點時，斯密把市民社會的概念具體地表述為是一種自我調節的、有益的體系。個人的理性導致集體的利益；個人追求自我利益的表面上的無政府狀態導致一種有秩序的世界；這種秩序不是由有意識的政治行動而是由許多個人的無意識的行為所促成的。私人利益的領域因而變成了與公共利益有關的自主的領域，私有的個人也從市民中分離出來。以前人們曾有種種擔心，即認為如果沒有國家對經濟領域的監督，秩序就可能崩潰，私人利益之間的沖突會引起內戰的爆發；與這些擔心相反，斯密描繪了一幅關於恰恰由於國家不涉足私人領域而出現的一種和諧、友善和繁榮的景象。
　　因此，市民社會被證明是一種自主的、有益的和能不斷進步的體系。鑒於財富是由可銷售的、能再生產的商品構成的，因而作為生產主要動因的勞動（和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關鍵的分工）就成了衡量這些商品價值的明顯的尺度了。但是勞動不只是衡量價值的尺度；它還被看作是產生價值的起因或來源。然而，如果勞動是價值的來源，那麽人們如何能證明非勞動收入的兩個主要範疇──地租和利潤──是正當的呢？
　　隨後的政治經濟學成果──它們所涉及的範圍廣泛，足以包括大部分社會科學——均源於斯密著作中的下述要素。它們是：（1）歷史發展的經濟理論；（2）通過分工和發展貿易進行積累、使經濟增長的理論；（3）重新把財富定義為由商品而不只是由財寶構成，從而激起了對重商主義政策的批評和對自由貿易的提倡；（4）把追求自我利益同集體利益協調起來的個人行為的理論，它為實行自由放任和盡量縮小國家的作用的政策提供了綱領；（5）勞動價值論，它斷定勞動既是衡量價值的尺度又是產生價值的來源。
　　李嘉圖雖對上述斯密著作中的狹義的經濟思想的（2）、（3）和（5）條進行了去粗存精，但卻忽視了歷史發展的經濟理論。黑格爾在其國家歷史的政府中所使用的歷史發展的理論和市民社會的概念則源於斯密。馬克思是通過自己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而涉及斯密的經濟學的。在這里，市民社會的概念及其與政治社會相脫離的思想十分重要。黑格爾通過論證市民社會同政治社會的分離既是基本的社會分離的起源又是歷史進步的障礙，從而力圖從理論上把普魯士世襲君主制看作是理想的國家。在黑格爾看來，作為私人利益領域的市民社會與作為公共利益領域的政治社會之間的這種矛盾，只能用高於市民社會和處於市民社會之外的政治安排──“超階級的”途徑來協調。這些就是等級制、官僚政治和世襲君主制。在批判黑格爾理論的過程中，馬克思提出了與之對立的普選權、無產階級和民主制三位一體的思想，它能夠通過引入共產主義而廢除市民社會的矛盾，從而促進人類的自我解放。但馬克思把市民社會的自主性作為論點的基礎。馬克思後來的研究脫離了國家理論而轉向研究市民社會運轉的理論，即轉向政治經濟學批判。
　　無疑，歷史發展的理論在馬克思的手中變成了歷史唯物主義。他的價值論使作為價值尺度和來源的勞動二重性所固有的矛盾加劇了。馬克思雖然同意積累的理論，但卻力圖運用內在批判的方法使資本主義機能的有利方面成為問題。他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證明資本主義的歷史性──資本主義不過是一個歷史階段──並運用價值論中的矛盾形成階級鬥爭的理論；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這種階級鬥爭表現為資本與勞動的對立。他力圖證明個人追求自我利益絕不會導致集體的理性或公共利益，而是導致危機的不斷爆發，並且證明資本家克服這些危機的企圖會導致資本主義的最終崩潰以及資本主義將為通過政治鬥爭而實現的社會主義所取代。
　　於是，馬克思把自己的著作叫做政治經濟學批判，因為他證明了他的著作的基本範疇是歷史的，而不是無所不包的。這樣，純粹的經濟學也就變成了與其特定時代有關的經濟學，變成了有時限的經濟學了。但後來的經濟學的發展有意無意地忽視了馬克思的批判。從19世紀70年代起，新古典經濟學雖然忽視了亞當·斯密著作中的（1）和（5）兩個要點（特別是後一點），但卻吸收了他的關於個人行為和提倡自由貿易的理論，並把它改造成純經濟學。在熊彼得和後凱恩斯派作家使積累的理論再度流行之前，除馬克思主義者外所有的作家都忽視了這理論。英國經濟學在馬歇爾和庇古的影響下曾指出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這一簡單的方程有許多例外，並提出為促進經濟福利應由國家進行幹預的論點。被粉飾為可充分利用資源的經濟能力的市民社會的自主性，在凱恩斯批判薩伊定律之後再一次成了有爭議的領域（參看消費不足條目）。最近又出現了自由放任的思想意識的覆活。在芝加哥學派的手中，自由放任的思想鋒芒既被利用來打擊馬歇爾──庇古為克服“看不見的手”失靈的問題而主張實行幹預（特別是對經濟活動進行幹預）的論點，又被利用來打擊凱恩斯關於反對經濟的自我調節性的論點。這一新的古典學派雖通過回到斯密的論點而給自己貼上政治經濟學的標簽，但卻忽視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歷史性。這一覆歸學派的一個趨勢是把民主看作是有效發揮自由市場的障礙，並力圖使政治從屬於經濟，即按市民社會的形象去改造國家。因此，把政治經濟學定義為市民社會的理論仍然是廣泛有效的。




參考書目

① M．德賽：《馬克思主義經濟學》，1979年英文版，第199—213頁。
② R．L．米克：“蘇格蘭對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貢獻”載《經濟學、意識形態及其他論文》，1967年英文版。
③ J．奧馬利：《卡爾·馬克思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編者序》，1970年英文版。
④ A．斯金納：“蘇格蘭對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一種貢獻？”，載布雷德利和霍華德合編：《古典政治經濟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1982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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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3:32:47

人口

　　馬克思在《大綱》的導言中對方法進行探討時，認為人口是一個應看作許多規定綜合的具體結果的範疇的例子，要充分理解它取決於先對“比較簡單的範疇”進行闡述或抽象。如果以無差別的形式來考察人口，即不首先考察構成人口的階級，那麽人口就成了無根據的和貧瘠的抽象，因為構成人口的階級本身又取決於構成特定生產方式的剝削的社會關系。因此，馬克思認為“每一種特殊的、歷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規律”，工業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人口規律是“相對過剩的人口”規律。（《資本論》第1卷，第692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他在駁斥“牧師”馬爾薩斯的自然主義決定論（關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對馬爾薩斯的評論見“參考書目” ⑧）時，指出工資的水平與人口的絕對增長之間並不存在必然的聯系，認為使工資下降的“過剩人口”並不是工人階級的惡習造成的，而是工人階級為資本進行勞動的產物，工人人口“在生產出資本積累的同時，也生產出使他們自身成為相對過剩人口的手段”（《資本論》第1卷，第692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因為工人階級的勞動生產出剩余價值，這些剩余價值作為累積的資本又被利用於購買生產資料（也是由工人階級生產出來的），而這些生產資料在以死勞動替代活勞動的過程中擴大了勞動後備軍，確保一部分人口在正常情況下始終超出資本的需要，從而找不到工作。
　　早期資本主義力圖阻止工人在蕭條期間遷移，這就證明了造成和保持過剩人口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十分重要的。英國在1815年之前，是不允許從事機器工作的技工向外遷移的，那些企圖這樣做的技工受到了嚴厲的懲處；而在美國南北戰爭的“棉荒”期間（當時大量的棉工失業），工人階級關於要國家通過援助或國民自願捐款資助郎卡郡的多余人口外遷的要求，也遭到了拒絕。相反，“他們被關進棉紡織工業的‘有道德的貧民習藝所’，他們仍然是‘郎卡郡棉紡織企業主的力量’”。（《資本論》第1卷，第633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工資只是提供給就業的人的收入，但又必須養著失業者以構成今後剝削可隨時得到的過剩人口，這就是工資形式的基本矛盾。現代國家已力圖提供旨在維持遠低於就業者生活水平的失業津貼來克服這一矛盾。但是，正如關於國家福利津貼的爭論所表明的（見“參考書目” ④），福利津貼並沒有消除矛盾本身，這些矛盾依然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殊人口規律的反映。
　　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很少提出較充分的人口理論，庫恩茲的著作（見“參考書目” ③）是個明顯的例外。他認為在資本主義時代人口的增長以及人口的分布是由勞動的需求決定的。在表述這一論點時，他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蘇聯人口學家特別是烏爾蘭尼斯的著作；烏爾蘭尼斯依據經濟發展分析了歐洲的人口增長，並特別強調19世紀最後25年期間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與競爭的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過渡之間的相互關系。但是，庫恩茲對這一說法提出了某些批評，認為它沒有超出“與勞力需求據以支配勞力供應的因果聯系或方式相關的”交互作用的範圍（見“參考書目” ③，第133頁），並進一步詳細分析了勞動需求及家庭的不斷變化的經濟職能。
　　馬克思主義者對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人口問題也較少注意。但米雅蘇（見“參考書目” ⑨）認為自新石器時代起就存在的家庭單位依然是這樣一種唯一的經濟和社會組織，即通過支配作為“活的再生產資料”的婦女而從事社會組織不可缺少的組成要素的人類肉體再生產的組織。資本主義生產依然通過宗法家庭而與這種尚留有痕跡的形式聯在一起，但這種聯系現正被婦女和未成年人的解放所切斷，使家庭單位失去了其直接向資本剝削提供勞動力的能力。曾一度是“自由勞動者”的再生產所不可缺少的宗法家庭正逐漸被取代，這樣自由勞動者就變成了總的異化的條件。米雅蘇能夠正視勞動力變成資本主義條件下產生的“真正商品”這一事實。在他看來，這造成的極權主義的情況遠比最官僚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幹預家庭所造成的情況要野蠻。
　　歷史學家一直從另一個角度關心人口變化的影響。馬克思本人在《大綱》（“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一節）中談到了人口增長和移民（以及戰爭）在早期社會（如羅馬）發展中的重要性。最近，馬克思主義的和非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都參與了關於人口的變化在西歐的“封建主義危機”和資本主義過渡中的重要性的重大討論。（見“參考書目” ②和專題論文集，載《過去和現在》第70—80，85，97期，同時參看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條目）。參與爭論的一位馬克思主義者（見“參考書目” ⑥）認為人口統計方面和其它方面都是重要的，不過這些都應放到“整個社會經濟制度”的危機的背景中去考察；他還得出目前的研究還不能提供明確的答案的結論，“因為關於人口、生產和商業的量的證據還不充分”。
　　像米雅蘇一樣，恩格斯也認為對自然界的不斷控制和生產力的發展都需要有更多的勞動力投入，因而需要對人的生產進行更大的控制。在回答考茨基（1881年2月1日）所提的關於人口過度增長的問題（社會主義的批評者也常提到這樣的問題）時，恩格斯指出：“人類數量增多到必須為其增長規定一個限度的這種可能性當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說共產主義社會在將來某個時候不得不象已經對物的生產進行調整那樣，同時也對人的生產進行調整，那麽正是那個社會，而且只有那個社會才能毫無困難地作到這一點”（《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45頁）。列寧（見“參考書目” ⑦）對他稱之為“反動和貧乏的新馬爾薩斯主義”持極端反對的態度，而且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人口學家一般都強烈反對馬爾薩斯主義。但是，蘇聯和東歐的實際人口政策大都受實際考慮（包括勞動力的需求，擔心人口出生率下降）的支配。（見“參考書目” ①）。然而，在中國，迅速增長的人口已導致采取減少人口出生率的有力措施，當然這也多半是出於經濟上的考慮（參看再生產條目）。




參考書目

① 約翰·F·貝 濟梅爾斯：《社會主義的人口政策──蘇聯和東歐人口統計學趨勢的政治含義》，1980年英文版。
② 羅伯特·布倫納：《工業化前的歐洲農民階級結構與經濟發展》，1976年英文版。
③ 悉尼·H·庫恩茲：《人口理論和經濟解釋》，1957年英文版。
④ &·德·布律諾夫：《國家、資本和經濟政策》（1926），1978年英文版。
⑤ F．埃德霍爾姆、O．哈巴斯和K．揚：《不斷概念化的婦女》，1977年英文版。
⑥ R．H．希爾頓：《封建主義的危機》，1978年英文版。
⑦ 弗·伊·列寧：《工人階級和新馬爾薩斯主義》（1913），1963年英文版。
⑧ 羅納德·&·米克編：《馬克思和恩格斯論馬爾薩斯》，1953年英文版。
⑨ C．米雅蘇：《未婚女子、膳食和金錢──資本主義和家庭》（1975），1981年英文版。
⑩ 《過去和現在》，1978、1979和1982年刊載的關於“西歐農民階級結構與經濟發展”的討論。
⑪ B．T．烏爾蘭尼斯：《歐洲人口的增長》，1941年俄文版。


民粹主義

　　這是一個用於稱呼形形色色的社會政治運動、國家政策和意識形態的具有多種含義的概念。要想提煉出民粹主義的一般概念，往往是徒勞之舉。但是，我們可以有效地區分出使用這一術語的四種主要含義。
　　第一，民粹主義是指19世紀最後20年期間向北美南部和西部農業地區出現的激進運動。它主要表達了美國鄉村中占主導地位的獨立農場主（他們並不是農民）的要求，反映了他們對經濟權力特別是銀行和金融機構的集中以及大的土地投機商和鐵路公司集中的懷疑。他們還關心財政政策特別是貨幣改革的問題，要求有鑄造銀幣的自由以防止農產品價格下跌。
　　第二，是俄國的民粹主義，它是這里所要談的最重要的一種，因為它與馬克思、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運動中的爭論密切相關。文圖利在一本權威性的著作（見“參考書目” ⑥）中，把冠以民粹主義標題的運動都包括了進去，其範圍比後來的權威著作（見“參考書目” ⑦）所要列入的要廣泛。俄國的民粹派運動受到赫爾岑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思想的啟發，其策略則來自拉甫羅夫、巴枯寧和特卡喬夫的思想。這些首先充分反映在“到民間去”的運動中，後來又反映在19世紀70年代的爭取“土地和自由”的運動中，據文圖利看來，19世紀80年代的“民意黨”運動的（精英統治論）恐怖主義則使它們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但是，普列漢諾夫和追隨他的最近的一些權威（比如瓦利斯基）則認為，民意黨是對民粹主義本質的否定。俄國民粹主義所以仍值得注意，就因為它是一種廣泛的思潮──一種內部就有區別，既對革命的個人和運動又是對非革命的個人和運動有影響的思潮。它的中心思想是實現非資本主義的發展，認為俄國可以而且應當越過資本主義階段而依靠農民公社和小商品生產的力量去建設社會主義的、平均主義的民主的社會；它反對大規模的生產組織。
　　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發展的分析曾對俄國民粹主義思想的形成有過很大的影響。《資本論》第1卷就是由民粹主義者尼古拉·丹尼爾遜譯成俄文的，而且民粹派知識分子都認真學習過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者的著作。但是，與馬克思本人不同，民粹主義者只把馬克思的著作解釋為是對資本主義發展及其異化後果的毀滅性的批判，認為資本主義是一種倒退的而不是進步的社會進程。俄國可以避免經歷資本主義，因為那里存在著可作為建設社會主義潛在基礎的農民公社（參看俄國公社條目）。馬克思本人並沒有立即駁回這一觀點，他給維·查蘇利奇關於這一問題的覆信（1881年3月8日）和《共產黨宣言》俄文版的序就證明了這一點；在那里，馬克思承認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的話，那麽俄國公社便可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31頁）。
　　列寧從歷史和社會學的角度把民粹主義的意識形態看作是小生產者特別是農民對資本主義的反抗，因為這些人的地位受到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損害，但他們又想消滅封建社會制度。列寧雖把民粹主義意識形態的特點歸結為經濟浪漫主義，歸結為一種向後看的、小資產階級的烏托邦，但卻反對片面地譴責民粹主義，這些在他同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司徒盧威的辯論中都有所反映。列寧還區分了早期民粹派運動和作家的較激進、反封建和民主的意識的形態，和後期的像米海洛夫斯基這樣的民粹派知識分子的右翼傾向，米海洛夫斯基是反對發展資本主義的主要代表。列寧寫道：“由此可見，不加分析地把民粹派的全部綱領整個地推翻是根本不對的。應該把它的反動方面和進步的方面嚴格地區別開來”（《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462頁）。
　　第三，民粹主義一詞是指拉美一些國家的意識形態，在這些國家中，民粹主義是弱小的本地資產階級用以同各從屬階級結成反農業寡頭聯盟的政治戰略，其條件是為促進工業化而不讓這些從屬階級發揮獨立的作用。這種做法從意識形態上說，是同以農業運動為基礎、反對國家統治力量的民粹主義的思想意識相對立的。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拉美民粹主義的範例是瓦加斯及其後繼者領導下的巴西的民粹主義和阿根廷的庇隆主義。但應補充指出的是，這一術語在拉美的每一個國家和其它地方實際上一直用得相當隨便並不那麽嚴格，可用於國家權力的形形色色的結構及其在人民群眾中的基礎。這個意義上的民粹主義的基本特征，是它具有旨在動員下層社會集團支持的動聽言辭和控制“邊際集團”的操縱本領。這里主要強調的是國家的作用。不過，它基本上還是靠這樣一種政策來展開的，這種政策的基礎是由一種巧妙的恩賜制度所鞏固的領導人的個人感召力和對他個人的效忠。民粹主義的意識形態是道德的、感情的和反理智的，而其綱領也是非特定的。它認為社會區分為有權力的群眾與反對群眾的有勢力的小集團。但是，階級沖突的思想並不是民粹主義宣傳的內容。它所頌揚的是作為群眾保護者的領導人的作用。這樣一種政治戰略與其說是民粹主義還不如說是個人至上論，而按這種形式它就與法西斯主義有某些類似之處和聯系了。
　　最後，我們也可以認為民粹主義是指一種國家意識形態，但卻是一種信奉類似於俄國民粹派的關於社會和民族發展觀點的意識形態。奉行這種民族發展方式的（迄今）最突出也是最一貫的例子，便是坦桑尼亞，它追求一種以農村為基礎的小規模發展戰略，避免大規模的工業，至少在口頭上鼓吹非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然而，由於置身於世界資本主義的網絡中，它發現很難完全擺脫資本規律的支配和無視這些規律而造成的不利後果。




參考書目

① G.．約尼斯庫和E．蓋爾納合編：《民粹主義》，1969年英文版。
② G．基欽：《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發展和不發展》，1982年英文版。
③ 弗·伊·列寧：《什麽是人民之友》（1883），1960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民粹主義的經濟內容》（1894），1960年英文版。
⑤ 托爾誇托·迪特拉：“拉丁美洲的民粹主義和改革”載克勞迪奧·貝利斯編《拉丁美洲的變革障礙》，1965年英文版。
⑥ F．文圖利：《革命的根源》，1960年英文版。
⑦ A．瓦利斯基：《關於資本主義的爭論》，1969年英文版。
⑧ F．C．韋福特：“巴西的國家和民眾”，載I.L.霍雷維奇編《拉丁美洲的群眾》，1970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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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3:33:53

實證主義

　　奧古斯特·孔德（1798-1857）被公認為是實證主義或“實證哲學”的創始人。孔德的主要學術和政治研究課題是把自然科學的方法擴大到社會研究中去，即創立科學的“社會學”。他的科學方法觀是進化論的和經驗主義的。每一門知識都經歷了三個必然的歷史階段：神學階段、形而上學階段和最後的“實證的”或“科學的”階段。在這最後的階段，要擯棄探討現象終極的或感覺不到的原因，以有助於尋求可感現象的像法則一樣的規律。與現代經驗主義的科學哲學家一樣，孔德致力一種解釋的“總規律”的模式，根據這一模式解釋與所預言的事物是對稱的。現象的可預見性反過來又是確定支配現象的條件，而這就是有可能使用技術和工程學科學的原因。
　　根據孔德的看法，由於心理上和制度上的原因，人文科學沒有過渡到“實證的”或科學的階段，但這種過渡現在已提到歷史的日程上來了。本質上是批判的因而是“否定的”啟蒙運動哲學雖十分清楚如何埋葬舊的社會制度，但新的制度的鞏固卻需要把實證哲學擴大應用於人類本身的研究。人文科學的領域一旦置於經驗科學的研究範圍，理智上的混亂狀態就不覆存在了，新制度的秩序也將從取得一致認識這一事實本身中獲得其穩定性。認識社會的規律將能使公民了解可進行改革的範圍，而政府則可運用社會科學知識作為漸進而有效的改革的基礎，從而進一步確定認識的一致性。新的社會制度──科學的工業社會──將以科學作為自己的世俗宗教，其功能則與舊的社會制度的天主教相似。
　　實證主義雖成了某種有組織的、國際政治和學術運動，但其中心論題在當今社會中的影響遠比任何特定運動要大。維也納學派的更有力、更系統的“邏輯實證主義”或“邏輯經驗主義”雖已成為20世紀經驗哲學中的最有影響的趨勢，然而直到最近幾十年，把自然科學方法（經驗主義哲學所解釋的方法）擴大運用於社會科學的課題仍然一直是這些學科的主要思想趨勢。有關社會發展的進化的或“分階段”的各種理論都具有明顯的實證主義的歷史淵源，而且也一直有巨大影響，在這種理論中財產形式和社會關系中的差異都從屬於被認為是決定性的技術的現象。
　　在馬克思主義本身範圍之內，從哲學上把歷史唯物主義當作科學和主張把這種科學與革命的政治實踐統一起來，就可能導致實證主義的或新實證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維也納”學派的主要成員之一的奧托·紐拉思在20世紀30年代就提出在“唯物主義的基礎”之上發展經驗的社會學。這種經驗的社會學提出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作為有計劃的重新組織社會生活的基礎。社會主義的計劃可以看作是類似於自然科學中的實驗，而社會重新組織的規模越大，它對社會學理論的促進也就越大。反形而上學的和反神學的經驗科學的趨勢及其有關世界觀曾使當時的統治階級感到不快。把經驗科學擴大運用於社會同樣也會受到今天統治階級的抵制，因為統治階級是依賴宗教和形而上學在群眾的心目中制造假象的。紐拉思的科學觀與維也納學派其他成員的科學觀一樣，是同經驗的預測從而同技術是緊密相連的。因此，馬克思主義與實踐之間的聯系就可以理解為一種大規模的“社會工程學”事業。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就是以把馬克思主義看作是一種社會工程學的實踐相聯系的經濟科學的這種看法為基礎的，但類似的觀念在形成斯大林主義的形式來說，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地位是通過“科學的世界觀”來確立的，這種科學的世界觀有效地使其基本主張教條化，並使依據歷史的“鐵的規律”而進行的專制的技術統治合法化。
　　“批判理論”的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家們就屬於對以“社會工程學”觀點看待理論與實踐關系的理論進行批評的最重要的批評家的行列。真正解放的社會理論將是反省的和解釋性的，它注重的是現實環境之外的潛在因素，而不是恭順地束縛於對經驗的現實的描述。像哈貝馬斯和韋爾默爾這樣一些思想家認為，當代社會人類統治的最有力的形式就依賴於技術統治的意識形態，而這種意識形態正是實證主義的遺產；他們在馬克思本人的思想中就發現了“潛在的實證主義”（見“參考書目” ⑧）。因此，依據馬克思主義傳統創立的理論，只有隨著它不再把自身看作是科學並放棄這種觀念所從屬的技術統治意識形態，才能成為解放的理論。當然，人們也可以反駁這些批判的理論家，說他們對實證主義的批判並不十分嚴密。第一，他們對社會科學的自然主義綱領的拒絕是建立在沒有充分批判自然科學的實證主義的和經驗主義的哲學基礎之上的。第二，他們也像實證主義者一樣，認為科學與“技術理性”之間存在著本質聯系。這里可爭辯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獨特貢獻就是一直企圖發展一種既是客觀的又是解放的科學觀，而且哈貝馬斯和韋爾默爾也確實承認批判的自我反省需要用綜合，即科學傳統提供的那種因果分析來進行補充（參看認識論；科學條目）。




參考書目

① S．安特萊斯基編：《孔德的本質》，1974年英文版。
② A．J．艾爾：《語言、真理和邏輯》（1939），1964年英文版。
③ T．本頓：《三種社會學的哲學基礎》，1977年英文版。
④ A．吉登斯編：《實證主義與社會學》，1974年英文版。
⑤ 尤爾根·哈貝馬斯：《知識與人的利益》，1972年英文版。
⑥ 哈伯特·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1964年英文版。
⑦ 奧·紐拉思和R．S．科恩合編：《經驗主義與社會學》，1973年英文版。
⑧ A．韋爾默爾：《批判的社會理論》，1971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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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2-7-12 23:34:58

實踐

　　這一概念一般是指行動、活動；而按照馬克思的含義則是指自由的、普遍的、創造和自我創造的活動，通過這種活動創造（制造、生產）和改造（塑造）自己歷史的人類世界及人自身；實踐是人所特有的活動，由於有了實踐人才區別於一切其他生物。在這個意義上，人可以看作是實踐的生物；由於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心概念，因而馬克思主義可以看作是“實踐”的“哲學”（最好是“思想”）。這一詞源於希臘，而根據洛布科維奇的說法的，它是指“自由人所可能從事的任何一種活動；特別是指各種商業活動和政治活動”（見“參考書目” ⑤，第9頁）。這一詞由希臘文演變成拉丁文，從而成為現代歐洲的語言。在進入哲學領域之前，這一詞在希臘神話中既用作地位低微的女神的名字又具有其它許多含義。另一位現代作家法伊·韋爾頓（他在1978年把實踐用作一部小說主人公的名字）對實踐作了如下的解釋：“實踐意味著轉折點、頂點、行動和亢奮；有些人則認為應指女神本身”。這一詞雖是早期希臘哲學特別是柏拉圖哲學中所使用的，但它的真正哲學史卻始於亞里士多德，他力圖賦予它以更貼切的含義。比如，他雖有時用其覆數形式（praxis）來描述動物的生命活動乃至星辰運動，但卻堅持從嚴格的意義來說它只適用於人類。他雖有時用這詞表示一切人類活動，但卻認為這一詞應只看作是人的三項基本活動中的一項（其它兩項活動是理論活動和制造活動）。這是為具體區分科學或知識而提出來的，根據這種區分，有三種基本知識即理論知識、制造知識和實用知識；這些知識又依據其目的進行區分，理論知識是真理，制造知識是生產某種東西，實用知識則是行動本身。實用知識又細分為經濟的、道德的和政治的行動。亞里士多德的實踐概念由於既與理論和制造知識相對立，它本身又分為經濟學、倫理學和政治學，因而看來是相當嚴密的，不過他並不是嚴格地拘泥於這一概念。在好幾個場合下，他都把理論與實踐的關系看作是人類的一種基本對立，據此看來他似乎把制造包括在實踐之中或把制造當作某種次要的東西而不予置理。然而，他有時似乎又把實踐限於倫理學和政治學的範圍（不考慮經濟學）或只限於政治學的範圍（在這種情況下，倫理學又包括在政治學之中）。此外，他有時似乎又把實踐等同於與壞的實踐相對立的好的實踐。然而，如果把所有上述覆雜的說法看作是一種混亂，那就不恰當了；這些表述恰恰反映了對各種問題的覆雜性的深刻理解。
　　在亞里士多德本人的學派中，究竟是把一切人類活動區分為兩種還是三種，這個問題決定於是否有利於把活動劃分為理論活動和實踐活動。而這種兩分法也為中世紀的經驗哲學所接受了。由於很難對諸如醫學或航海這樣的應用科學和技藝（這些似乎既不適合於放到理論科學也不適合於放到實踐科學中去）進行分類，所以休聖維克多提出把技藝作為第三種要素（除理論要素和實用要素之外），但這一建議沒有得到響應。然而，在題為《實用幾何學》的短篇論文中，他又提出區分理論的幾何學和“實用的”幾何學，從而提出在“應用”的意義上使用“實踐”一詞；這一建議立即被廣泛接受了；這樣，把“實踐”看作是“對理論的運用”的思想，一直保持到今天。弗蘭西斯·培根賦予這一意義上的實踐概念以重要地位，並同時堅持認為真正的知識是能在實踐中收效的知識。不管是否同意培根的看法，但介於培根與康德之間的這一時期的許多哲學家都持有類似的實踐知識觀，即都把它看作是有益於生活的應用知識。比如，達蘭貝爾在其為《百科全書》所寫的序論中，就把所有的認識分為三種：“純實踐的”、“純理論的”和那些試圖“從其對象的理論研究中得出可有利於實踐的”認識。不過，在其他許多作家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亞里士多德關於實踐的知識是獨立的人類活動本質的知識（特別是倫理的和政治的知識）的觀點。比如，洛克就對所有的知識和科學作了三重區分，即物理學、實踐學和符號學，並把實踐學定義為“教人如何可以正確的運用自己的能力和行動，以求得良善和有用的事物。在這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倫理學”（《人類理解論》，商務印書館1959年中文版，第721頁）。
　　我們在康德那里，可以看到他對兩種傳統的觀念作了修改：（1）實踐是對理論的運用，即“運用於經驗中所碰到的情況”;（2）實踐是人在倫理上相應的行為。第一個概念在康德的《談談“道理上可以說得過去的，可是實踐上卻行不通”》這句俗話的論文中，顯得特別突出。第二個要領，對康德則更為重要，是他區分純粹理性和實踐理性的基礎，也是他把哲學相應地分為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的基礎。比如，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就區分了“理論的認識”和“實踐的認識”，理論的認識是我藉以知道“存在什麽”的認識，而實踐的認識則是我據以想象“應存在什麽”的認識。當康德堅持認為知識可以看作是與理論的或思辨的知識相對立的實踐知識時，上述實踐觀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他寫道：“實踐的認識或者是（1）絕對命令並迄今與理論認識相對立；或者包含（2）潛在的絕對命令的前提並迄今與思辨認識相對立”（參看《邏輯》，1800年德文版，第96頁）。另一方面，康德又支持認為盡管區分為理論（或思辨）的理性和實踐的理性，但理性“歸根到底是同一個東西”。理性的統一是通過把實踐的理性（或理性的實際運用）置於理論（或思辨）的理性之上來實現的。“一切都涉及到實踐”，而“道德”則是“絕對的實踐”。康德關於哲學區分為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的觀點在費希特那里又得到了改進和補充。費希特比康德更強調實踐哲學的重要性。而謝林則力圖找到更高的、第三種“既不是理論的又不是實踐的而是兩者兼而有之”的因素。
　　黑格爾像謝林一樣，承認要區分理論和實踐，把實踐置於理論之上，並認為理論和實踐的統一必須通過第三種更高的因素來實現。然而，他認為康德哲學的基本缺陷之一是把“絕對形式的要素”外化為體系的各個獨立部分。因此，黑格爾拒絕把哲學分為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而是在自己的體系中依據不同的原則把哲學分為邏輯、自然哲學和精神哲學，理論和實踐的區分則再現於上述三個方面的每一個方面之中（和在更高的綜合中被不斷地超越）。這樣，理論和實踐的區分就在純思維（邏輯）領域、自然領域（具體地講就是有機生活領域）和人類現實領域（即“有限精神”領域）中具有同樣的地位。邏輯領域中所闡明的區分在自然領域中的實現並不完全，而在人的現實領域中的實現才是充分的。至於運用於作為主觀精神和作為個體的人來說，理論和實踐就是有限精神的兩個組織要素了。個體的實踐雖高於理論，但兩者都不是“真實的”。理論和實踐的真理是自由，這在個體水平上是不能實現的，而只能在社會生活和社會機構的水平上即在“客觀精神”領域中才能實現。這一點可以為人們所充分了解，因而這種自由只有通過藝術、宗教和哲學在“絕對精神”領域中實踐。
　　在黑格爾的體系中，實踐雖成了絕對真理的要素之一，但同時卻失去其獨立性。首先提出把絕對真理這一要素從體系中排除出去並反對黑格爾的主張的，是黑格爾分子采什可夫斯基；他雖捍衛絕對真理的黑格爾體系，但卻認為這種真理必須通過“實踐”或“行動”來實現。（參看采什可夫斯基的《歷史哲學引論》）。馬克思是否讀過這本書，不得而知，但他的朋友莫澤斯·赫斯深受這本書的影響。比如，在《歐洲的三頭政治》（1842年）和《行動哲學》（1842年）中，赫斯就曾提倡過實踐哲學，並堅持認為“精神哲學的任務，現在在於變成行動哲學”。在馬克思那里，實踐的概念成了新哲學的中心概念，這種新哲學並不想繼續作為哲學存在，而是想以新的超哲學思維和在對世界的革命改造過程中超越自身。馬克思雖在《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充分地闡述了自己的實踐觀，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也意義深遠地表述了這一點，但這種思想在他早期的著作中就已有所預示了。比如，在其《博士論文》（《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的差別》第1部分、第4節）中，他就堅決主張哲學必須具有實踐性。“一個本身自由的理論精神變成實踐的力量，並且作為一種意志走出阿門塞斯的陰影王國，轉而面向那存在於理論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現實，──這是一條心理學的規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58頁）。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他則宣稱實踐是真正哲學的目的（即是思辨哲學批判的目的），並把革命看作是真正的實踐（原則高度的實踐）。
　　在《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闡述了他對人的看法，認為從“肯定”還是“否定”的形式來看，人都是自由創造的實踐的存在物，所謂“否定”就是通過批判實現人的自我解放。至於“肯定”的方面，馬克思則寫道：“人的類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覺的活動”，“實踐創造對象世界，即改造無機界，證明了人是有意識的類存在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頁）。這里的實際生產的意思是通過比較人的生產和動物的生產來進行闡述的：“動物的生產是片面的，而人的生產是全面的；動物只是在直接的肉體需要的支配下生產，而人甚至不受肉體需要的支配也進行生產，並且只有不受這種需要的支配時才進行真正的生產；動物只生產自身，而人再生產整個自然界；動物的產品直接同它的肉體相聯系，而人則自由地對待自己的產品；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建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並且懂得怎樣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到對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建造”（同上，第96-97頁）。在《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有時似乎認為理論應被看作是實踐的形式之一。但接著他又重申理論與實踐的對立，並堅持實踐在這種關系中的首要地位：“理論的對立本身的解決，只有通過實踐方式，只有借助於人的實踐力量，才是可能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7頁）。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實踐或“革命的實踐”就成了中心概念了。他寫道：“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並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7頁）；同樣，“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導致神秘主義方面去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8頁）。在《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通常把“勞動”與“實踐”對立起來，並明確地把“勞動”描述為“實踐的人的活動的異化行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4頁）；但他有時又矛盾地把“勞動”用作“實踐”的同義語。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他強烈主張“勞動”與他以前稱為實踐的東西之間存在著對立，並認為一切勞動都是人的生產活動的自我異化形式，應當“消滅”這種異化形式。以前稱之為實踐的人的活動的非異化形式，現在稱之為“自主活動”，盡管用詞上有這種變化，但馬克思的基本思想並未改變：“勞動轉化為自主活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75頁）。這一思想在《大綱》和《資本論》中都未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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