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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有关实证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的部分论述 [打印本页]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1-21 16:13:49     标题: 有关实证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的部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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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卡爾 馬克思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以科學理論為指引， 在翔實的史實基礎上作出結論

    (壹)不要以理論作為研究前提， 而要從對每個時代的個人的現
實生活過程和活動的研究中產生研究的前提


　　在思辨終止的地方，在現實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們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的真正的實證科學開始的地方。關於意識的空話將終止，它們壹定會被真正的知識所代替。對現實的描述會使獨立的哲學失去生存環境，能夠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過是從對人類歷史發展的考察中抽象出來的最壹般的結果的概括。這些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歷史就沒有任何價值。它們只能對整理歷史資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歷史資料的各個層次的順序。但是這些抽象與哲學不同，它們絕不提供可以適用於各個歷史時代的藥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們著手考察和整理資料——不管是有關過去時代的還是有關當代的資料——的時候，在實際闡述資料的時候，困難才開始出現。這些困難的排除受到種種前提的制約，這些前提在這裏是根本不可能提供出來的，而只能從對每個時代的個人的現實生活過程和活動的研究中產生。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6頁。


　　英國博物館中堆積著政治經濟學史的大量資料，倫敦對於考察資產階級社會是壹個方便的地點，最後，隨著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金礦的發現，資產階級社會看來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這壹切決定我再從頭開始，批判地仔細鉆研新的材料。這些研究壹部分自然要涉及似乎完全屬於本題之外的學科，在這方面不得不多少費些時間。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1859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93—594頁。


　　當然，在形式上，敘述方法必須與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勢，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後，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這點壹旦做到，材料的生命壹旦在觀念上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像是壹個先驗的結構了。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2版跋( 1873年1月2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21—22頁。


　　壹切生產階段所共有的、被思維當做壹般規定而確定下來的規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謂壹切生產的壹般條件，不過是這些抽象要素，用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壹個現實的歷史的生產階段。


　　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摘選》導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2頁。


　　為了給社會主義理論，同時給那些認為社會主義理論有權存在的見解提供堅實的基礎，為了肅清pro et contra［贊成和反對］社會主義理論的壹切空想和臆造，研究無產階級的境況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只有在大不列顛，特別是在英國本土，無產階級的境況才具有完備的典型的形式；而且也只有在英國，才能搜集到這樣完整的並為官方的調查所證實了的必要材料，這正是對這個問題進行稍微詳盡的闡述所必需的。


　　我有機會在二十壹個月內從親身的觀察和親身的交往中直接研究了英國的無產階級，研究了他們的要求、他們的痛苦和快樂，同時又以必要的可靠的材料補充了自己的觀察。


　　這本書裏所敘述的，都是我看到、聽到和讀到的。我的觀點和我所引用的事實都將遭到各方面的攻擊和否定，特別是當我的書落到英國人手裏的時候，這壹點我是早有準備的。我也知道得很清楚，在這本書裏，人們可以給我指出壹些無關緊要的不確切的地方。要知道，在研究壹個需要全面論證的龐大題目時，這種情況就是英國人也難以避免，更何況像我這樣考察壹切工人的狀況的著作，連英國本國也還沒有出過壹本。但是我要毫不遲疑地向英國資產階級挑戰:讓他們根據像我所引用的這樣可靠的證據，指出哪怕是壹件多少能影響到我的整個觀點的不確切的事實吧。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序言》( 1845年3月1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第278—279頁。


　　原則不是研究的出發點，而是它的最終結果；這些原則不是被應用於自然界和人類歷史，而是從它們中抽象出來的；不是自然界和人類去適應原則，而是原則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歷史的情況下才是正確的。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38頁。


　　在自然界和歷史的每壹科學領域中，都必須從既有的事實出發，因而在自然科學中要從物質的各種實在形式和運動形式出發[1]；因此，在理論自然科學中也不能構想出種種聯系塞到事實中去，而要從事實中發現這些聯系，而且這些聯系壹經發現，就要盡可能從經驗上加以證明。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40頁。


　　我們對未來非資本主義社會區別於現代社會的特征的看法，是從歷史事實和發展過程中得出的確切結論；不結合這些事實和過程去加以闡明，就沒有任何理論價值和實際價值。


　　恩格斯:《恩格斯致愛德華·皮斯》( 1886年1月2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48頁。


　　在判斷當前發生的各個事件和壹系列事件時，人們總是不能追溯到最終的經濟原因。甚至在今天已經有相應的專業報刊提供這樣豐富的材料的時候，即使在英國都還沒有可能逐日考察工業和世界市場貿易的進程以及生產方法中發生的變化，從而對這些十分復雜和不斷變化的因素隨時作出全面的總結，更何況其中那些最重要的因素，在還沒有突然有力地顯露出來以前，大部分都是長時期處於隱蔽作用狀態。某壹個時期的經濟史的清晰的概況，決不會在當時就得到，而只有在事後，即在搜集和整理了材料之後才能得到。在這裏，統計是必要的輔助手段，而統計總是落在事件之後。因此，在研究當前的事件時，往往不得不把這個最重要的因素看做是固定的，把所研究的時期開始時存在的經濟狀況看做是在整個時期內不變的，或者只考慮這個狀況中那些從現有的明顯事件本身產生出來因而同樣是十分明顯的變化。所以，唯物主義的方法在這裏就往往只限於把政治沖突歸結為由經濟發展所造成的現有各社會階級以及各階級集團的利益的鬥爭，而把各個政黨看做是這些階級以及階級集團的大體相應的政治表現。


　　不言而喻，這種對經濟狀況(這是所要研究的壹切過程的真正基礎)中同時發生的種種變化的不可避免的忽略，必然是產生錯誤的根源。但是，概括敘述眼前的事件時所面對的壹切條件都不可避免地包含產生錯誤的根源，然而這並不妨礙任何人去寫眼前的事件。


　　恩格斯:《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壹書導言》( 1895年2月14日—3月6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2—535頁。


　　羅馬軍隊只沿著不多幾條行軍路線進入到大日耳曼尼亞腹地，而且時間不長，即使那時也僅僅達到易北河。在塔西佗時代以前，商人和其他旅行家到這裏來的也很少，並且都沒有深入內地。關於這個地方及其居民的報道如此貧乏和矛盾，是不足為奇的。令人驚訝的，倒是我們居然還有這麼多的可靠史料。


　　在這些史料中，那兩位希臘地理學家的著作，也只有在得到完全證實的情況下才能無條件地加以利用。這兩個人都是死啃書本的學者，現今大部分都已散失的材料的收集者，並且按照他們的方式和方法來說也是這些材料的考證整理人。他們沒有對這個地方的閱歷。斯特拉本竟然認為，那條羅馬人十分熟悉的利珀河不是流入萊茵河，而是和埃姆斯河與威悉河平行流入北海。他相當誠實地承認，易北河彼岸的地區他是完全不熟悉的。他依靠那種使人經常想起本世紀初的樸素的理性主義，來解決他史料的矛盾和自己的疑問；而科學的地理學家托勒密，卻企圖把他史料中所述及的各個德意誌部落，配置到自己地圖上確定不移的經緯網中精密計算出來的位置上去。不管托勒密的全部著作對當時來說是如何輝煌，但他的日耳曼尼亞的地理卻是誤人不淺[2]。第壹，他所利用的資料大多是不確切和矛盾百出的，往往根本就是錯誤的。第二，他的地圖畫得不對，河流和山脈大部分完全畫錯了。就好像有那麼壹個從未出過遠門的柏林地理學家，在1820年前後，認為自己有責任把非洲地圖上的空白填補起來，於是就調和了從萊奧(阿非利加的)以來壹切史料中的報道，替每壹條河每壹座山安排確定的走向，替每壹個民族安排確切的居處。這種要做不可能做到的事的企圖，必然使他所利用的史料錯上加錯。


　　恩格斯:《論德意誌人的古代歷史》( 1878年中—1882年8月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第2版，第241—242頁。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1-21 16:19:54

二)科學上正確的方法是從抽象上升到具體

　　當我們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考察某壹國家的時候，我們從該國的人口，人口的階級劃分，人口在城鄉、海洋、在不同生產部門的分布，輸出和輸人，全年的生產和消費，商品價格等開始。

　　從實在和具體開始，從現實的前提開始，因而，例如在經濟學上從作為全部社會生產行為的基礎和主體的人口開始，似乎是正確的。但是，更仔細地考察起來，這是錯誤的。

　　如果我，例如，拋開構成人口的階級，人口就是壹個抽象。如果我不知道這些階級所依據的因素，如雇傭勞動、資本等等，階級又是壹句空話。而這些因素是以交換、分工、價格等為前提的。比如資本，如果沒有雇傭勞動、價值、貨幣、價格等等，它就什麼也不是。

　　因此，如果我從人口著手，那麼，這就是關於整體的壹個混沌的表象，並且通過更切近的規定我就會在分析中達到越來越簡單的概念；從表象中的具體達到越來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達到壹些最簡單的規定。於是行程又得從那裏回過頭來，直到我最後又回到人口，但是這回人口已不是關於整體的壹個混沌的表象，而是壹個具有許多規定和關系的豐富的總體了。

　　第壹條道路是經濟學在它產生時期在歷史上走過的道路。例如，17世紀的經濟學家總是從生動的整體，從人口、民族、國家、若幹國家等開始；但是他們最後總是從分析中找出壹些有決定意義的抽象的壹般的關系，如分工、貨幣、價值等等。這些個別要素壹旦多少確定下來和抽象出來，從勞動、分工、需要、交換價值等這些簡單的東西上升到國家、國際交換和世界市場的各種經濟學體系就開始出現了。

　　後壹種方法顯然是科學上正確的方法。具體之所以具體，因為它是許多規定的綜合，因而是多樣性的統壹。因此它在思維中表現為綜合的過程，表現為結果，而不是表現為起點，雖然它是現實的起點，因而也是直觀和表象的起點。在第壹條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在第二條道路上，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

　　因此，黑格爾陷入幻覺，把實在理解為自我綜合、自我深化和自我運用的思維的結果，其實，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只是思維用來掌握具體、把它當做壹個精神上的具體再現出來的方式。但決不是具體本身的產生過程。舉例來說，最簡單的經濟範疇，如交換價值，是以人口即在壹定關系中進行生產的人口為前提的；也是以［M－15］某種家庭、公社或國家等為前提的。交換價值只能作為壹個具體的、生動的既定整體的抽象的單方面的關系而存在。相反，作為範疇，交換價值卻有壹種洪水期前的存在。因此，在意識看來(而哲學意識就是被這樣規定的:在它看來，正在理解著的思維是現實的人，而被理解了的世界本身才是現實的世界)，範疇的運動表現為現實的生產行為(只可惜它從外界取得壹種推動)，而世界是這種生產行為的結果；這——不過又是壹個同義反復——只有在下面這個限度內才是正確的:具體總體作為思想總體、作為思想具體，事實上是思維的、理解的產物；但是，決不是處於直觀和表象之外或駕於其上而思維著的、自我產生著的概念的產物，而是把直觀和表象加工成概念這壹過程的產物。整體，當它在頭腦中作為思想整體而出現時，是思維著的頭腦的產物，這個頭腦用它所專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這種方式是不同於對於世界的藝術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實踐精神的掌握的。實在主體仍然是在頭腦之外保持著它的獨立性；只要這個頭腦還僅僅是思辨地、理論地活動著。因此，就是在理論方法上，主體，即社會，也必須始終作為前提浮現在表象面前。

　　但是，這些簡單的範疇在比較具體的範疇以前是否也有壹種獨立的歷史存在或自然存在呢?要看情況而定。例如，黑格爾論法哲學，是從占有開始，把占有看做主體的最簡單的法的關系，這是對的。但是，在家庭或主奴關系這些具體得多的關系之前，占有並不存在。相反，如果說存在著還只是占有，而沒有所有權的家庭和部落整體，這倒是對的。所以，同所有權相比，這種比較簡單的範疇，表現為比較簡單的家庭團體或部落團體的關系。它在比較高級的社會中表現為壹個發達的組織的比較簡單的關系。但是那個以占有為關系的比較具體的基礎總是前提。可以設想壹個孤獨的野人占有東西。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占有並不是法的關系。說占有在歷史上發展為家庭，是錯誤的。占有倒總是以這個“比較具體的法的範疇”為前提的。但是，不管怎樣總可以說，簡單範疇是這樣壹些關系的表現，在這些關系中，較不發展的具體已經實現，而那些通過較具體的範疇在精神上表現出來的較多方面的聯系或關系還沒有產生；而比較發展的具體則把這個範疇當做壹種從屬關系保存下來。在資本存在之前，銀行存在之前，雇傭勞動等存在之前，貨幣能夠存在，而且在歷史上存在過。因此，從這壹方面看來，可以說，比較簡單的範疇可以表現壹個比較不發展的整體的處於支配地位的關系或者壹個比較發展的整體的從屬關系，這些關系在整體向著以壹個比較具體的範疇表現出來的方面發展之前，在歷史上已經存在。在這個限度內，從最簡單上升到復雜這個抽象思維的進程符合現實的［M－16］歷史過程。

　　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摘選》導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4—26頁。

　　三)邏輯和歷史的統壹

　　經濟學家們把分工、信用、貨幣等資產階級生產關系說成是固定的、不變的、永恒的範疇。蒲魯東先生有了這些完全形成的範疇，他想給我們說明所有這些範疇、原理、規律、觀念、思想的形成情況和來歷。

　　經濟學家們向我們解釋了生產怎樣在上述關系下進行，但是沒有說明這些關系是怎樣產生的，也就是說，沒有說明產生這些關系的歷史運動。由於蒲魯東先生把這些關系看成原理、範疇和抽象的思想，所以他們只要把這些思想(它們在每壹篇政治經濟學論文末尾已經按字母表排好)編壹下次序就行了。經濟學家的材料是人的生動活潑的生活；蒲魯東先生的材料則是經濟學家的教條。但是，既然我們忽略了生產關系(範疇只是它在理論上的表現)的歷史運動，既然我們只想把這些範疇看做是觀念、不依賴現實關系而自生的思想，那麼，我們就只能到純粹理性的運動中去找尋這些思想的來歷了。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598—599頁。

　　當蒲魯東先生談到理性中的系列即範疇的邏輯順序的時候，他肯定地說，他不是想論述與時間次序相壹致的歷史，即蒲魯東先生所認為的範疇在其中出現的歷史順序。他認為那時壹切都在理性的純粹以太中進行。壹切都應當通過辯證法從這種以太中產生。

　　現在當實際應用這種辯證法的時候，理性對他來說卻不存在了。蒲魯東先生的辯證法背棄了黑格爾的辯證法，於是蒲魯東先生只得承認，他用以說明經濟範疇的次序不再是這些經濟範疇相互產生的次序。經濟的進化不再是理性本身的進化了。

　　那麼，蒲魯東先生給了我們什麼呢?是現實的歷史，即蒲魯東先生所認為的範疇在時間次序中出現的那種順序嗎?不是。是在觀念本身中進行的歷史嗎?更不是。這就是說，他既沒有給我們範疇的世俗歷史，也沒有給我們範疇的神聖歷史!那麼，到底他給了我們什麼歷史呢?是他本身矛盾的歷史。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07頁。

　　對經濟學的批判，即使按照已經得到的方法，也可以采用兩種方式:按照歷史或者按照邏輯。既然在歷史上也像在它的文獻的反映上壹樣，大體說來，發展也是從最簡單的關系進到比較復雜的關系，那麼，政治經濟學文獻的歷史發展就提供了批判所能遵循的自然線索，而且，大體說來，經濟範疇出現的順序同它們在邏輯發展中的順序也是壹樣的。這種形式表面上看來有好處，就是比較明確，因為這正是跟隨著現實的發展，但是實際上這種形式至多只是比較通俗而已。歷史常常是跳躍式地和曲折地前進的，如果必須處處跟隨著它，那就勢必不僅會註意許多無關緊要的材料，而且也會常常打斷思想進程；並且，寫經濟學史又不能撇開資產階級社會的歷史，這就會使工作漫無止境，因為壹切準備工作都還沒有做。因此，邏輯的方式是唯壹適用的方式。但是，實際上這種方式無非是歷史的方式，不過擺脫了歷史的形式以及起擾亂作用的偶然性而已。歷史從哪裏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裏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壹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後壹貫的形式上的反映；這種反映是經過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現實的歷史過程本身的規律修正的，這時，每壹個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發展點上加以考察。

　　我們采用這種方法，是從歷史上和實際上擺在我們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簡單的關系出發，因而在這裏是從我們所遇到的最初的經濟關系出發。我們來分析這種關系。既然這是壹種關系，這就表示其中包含著兩個相互關聯的方面。我們分別考察每壹個方面；由此得出它們相互關聯的性質，它們的相互作用。於是出現了需要解決的矛盾。但是，因為我們這裏考察的不是只在我們頭腦中發生的抽象的思想過程，而是在某個時候確實發生過或者還在發生的現實過程，因此這些矛盾也是在實踐中發展著的，並且可能已經得到了解決。我們考察這種解決的方式，發現這是由建立新關系來解決的，而這個新關系的兩個對立面我們現在又需要展開說明，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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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到，采用這個方法時，邏輯的發展完全不必限於純抽象的領域。相反，邏輯的發展需要歷史的例證，需要不斷接觸現實。因此這裏插入了各種各樣的例證，有的指出各個社會發展階段上的現實歷史進程，有的指出經濟文獻，以便從頭追溯明確作出經濟關系的各種規定的過程。對於個別的、多少是片面的或混亂的見解的批判，實質上在邏輯發展本身中已經作出了，因此可以敘述得很簡略。

　　恩格斯:《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第壹分冊〉》( 1859年8月3—1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03—605頁。

　　

　　托勒密《地理學》第2卷和第3卷有關日耳曼尼亞的章節。——編者註十四　運用科學的辯證方法探尋歷史現象的發展演變規律

       壹)從“形而上學”到“辯證法”:從研究恒定不變到研究發展演變

　　舊的研究方法和思維方法，黑格爾稱之為“形而上學的”方法，主要是把事物當做壹成不變的東西去研究，它的殘余還牢牢地盤踞在人們的頭腦中，這種方法在當時是有重大的歷史根據的。必須先研究事物，爾後才能研究過程。必須先知道壹個事物是什麼，爾後才能覺察這個事物中所發生的變化。自然科學中的情形正是這樣。認為事物是既成的東西的舊形而上學，是從那種把非生物和生物當做既成事物來研究的自然科學中產生的。而當這種研究已經進展到可以向前邁出決定性的壹步，即可以過渡到系統地研究這些事物在自然界本身中所發生的變化的時候，在哲學領域內也就響起了舊形而上學的喪鐘。事實上，直到20世紀末，自然科學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學，關於既成事物的科學，但是在本世紀，自然科學本質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學，是關於過程、關於這些事物的發生和發展以及關於聯系——把這些自然過程結合為壹個大的整體——的科學。研究植物機體和動物機體中的過程的生理學，研究單個機體從胚胎到成熟的發育過程的胚胎學，研究地殼逐漸形成過程的地質學，所有這些科學都是我們這個世紀的產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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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自然界也被承認為歷史發展過程了。而適用於自然界的，同樣適用於社會歷史的壹切部門和研究人類的(和神的)事物的壹切科學。在這裏，歷史哲學、法哲學、宗教哲學等也都是以哲學家頭腦中臆造的聯系來代替應當在事變中去證實的現實的聯系，把全部歷史及其各個部分都看做觀念的逐漸實現，而且當然始終只是哲學家本人所喜愛的那些觀念的逐漸實現。這樣看來，歷史是不自覺地，但必然是為了實現某種預定的理想目的而努力，例如在黑格爾那裏，是為了實現他的絕對觀念而努力，而力求達到這個絕對觀念的堅定不移的意向就構成了歷史事變中的內在聯系。這樣，人們就用壹種新的——不自覺的或逐漸自覺的——神秘的天意來代替現實的、尚未知道的聯系。因此，在這裏也完全像在自然領域裏壹樣，應該通過發現現實的聯系來清除這種臆造的人為的聯系:這壹任務，歸根到底，就是要發現那些作為支配規律在人類社會的歷史上起作用的壹般運動規律。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9—301頁。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1-21 16:21:06

二)唯物辯證法取代唯心辯證法:拋開神秘的絕對精神“異化”和“復歸”，探尋歷史的發展演變規律

　　我的辯證方法，從根本上來說，不僅和黑格爾的辯證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

　　在黑格爾看來，思維過程，即甚至被他在觀念這壹名稱下轉化為獨立主體的思維過程，是現實事物的創造主，而現實事物只是思維過程的外部表現。我的看法則相反，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並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

　　將近30年以前，當黑格爾辯證法還很流行的時候，我就批判過黑格爾辯證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當我寫《資本論》第壹卷時，今天在德國知識界發號施令的、憤懣的、自負的、平庸的模範者們，卻已高興得像萊辛時代大膽的莫澤斯·門德爾松對待斯賓諾莎那樣對待黑格爾，即把他當做壹條“死狗”了。因此，我公開承認我是這位大思想家的學生，並且在關於價值理論的壹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賣弄起黑格爾特有的表達方式。辯證法在黑格爾手中神秘化了，但這決沒有妨礙他第壹個全面地有意識地敘述了辯證法的壹般運動形式。在他那裏，辯證法是倒立著的。必須把它倒過來，以便發現神秘外殼中的合理內核。

　　辯證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國的時髦東西，因為它似乎使現存事物顯得光彩。

　　辯證法，在其合理形態上，引起資產階級及其空論主義的代言人的惱怒和恐怖，因為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壹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2版跋( 1873年1月2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22頁。

　　“在馬克思看來，只有壹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發現他所研究的那些現象的規律。

　　而且他認為重要的，不僅是在這些現象具有完成形式和處於壹定時期內可見到的聯系中的時候支配著它們的那種規律。在他看來，除此而外，最重要的是這些現象變化的規律，這些現象發展的規律，即它們由壹種形式過渡到另壹種形式，由壹種聯系秩序過渡到另壹種聯系秩序的規律。他壹發現了這個規律，就詳細地來考察這個規律在社會生活中表現出來的各種後果……所以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壹件事:通過準確的科學研究來證明社會關系的壹定秩序的必然性，同時盡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為他的出發點和根據的事實。為了這個目的，只要證明現有秩序的必然性，同時證明這種秩序不可避免地要過渡到另壹種秩序的必然性就完全夠了，而不管人們相信或不相信，意識到或沒有意識到這種過渡。馬克思把社會運動看做受壹定規律支配的自然史過程，這些規律不僅不以人的意誌、意識和意圖為轉移，反而決定人的意誌、意識和意圖……既然意識要素在文化史上只起著這種從屬作用，那麼不言而喻，以文化本身為對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識的某種形式或某種結果為依據。這就是說，作為這種批判的出發點的不能是觀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現象。

　　批判將不是把事實和觀念比較對照，而是把壹種事實同另壹種事實比較對照。對這種批判唯壹重要的是，對兩種事實進行盡量準確的研究，使之真正形成相互不同的發展階段，但尤其重要的是，對各種秩序的序列、對這些發展階段所表現出來的順序和聯系進行同樣準確的研究……但是有人會說，經濟生活的壹般規律，不管是應用於現在或過去，都是壹樣的。馬克思否認的正是這壹點。在他看來，這樣的抽象規律是不存在的……根據他的意見，恰恰相反，每個歷史時期都有它自己的規律……壹旦生活經過了壹定的發展時期，由壹定階段進入另壹階段時，它就開始受另外的規律支配。總之，經濟生活呈現出的現象和生物學的其他領域的發展史頗相類似……舊經濟學家不懂得經濟規律的性質，他們把經濟規律同物理學定律和化學定律相比擬……對現象所作的更深刻的分析證明，各種社會有機體像動植物有機體壹樣，彼此根本不同……由於這些有機體的整個結構不同，它們的各個器官有差別，以及器官借以發生作用的條件不壹樣，等等，同壹個現象就受完全不同的規律支配。例如，馬克思否認人口規律在任何時候在任何地方都是壹樣的。相反的，他斷言每個發展階段有它自己的人口規律……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不同，生產關系和支配生產關系的規律也就不同。馬克思給自己提出的目的是，從這個觀點出發去研究和說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這樣，他只不過是極其科學地表述了任何對經濟生活進行準確的研究必須具有的目的……這種研究的科學價值在於闡明支配著壹定社會有機體的產生、生存、發展和滅亡以及為另壹更高的有機體所代替的特殊規律。馬克思的這本書確實具有這種價值。”

　　這位作者先生把他稱為我的實際方法的東西描述得這樣恰當，並且在談到我個人對這種方法的運用時又抱著這樣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辯證方法嗎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2版跋( 1873年1月2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20—21頁。

　　……要精確地描繪宇宙、宇宙的發展和人類的發展，以及這種發展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辯證的方法，只有不斷地註意生成和消逝之間、前進的變化和後退的變化之間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近代德國哲學壹開始就是以這種精神進行活動的。康德壹開始他的學術生涯，就把牛頓的穩定的太陽系和太陽系經過有名的第壹推動後的永恒存在變成了歷史的過程，即太陽和壹切行星由旋轉的星雲團產生的過程。同時，他已經作出了這樣的結論:太陽系的產生也預示著它將來的不可避免的滅亡。過了半個世紀，他的觀點由拉普拉斯從數學上作出了證明；又過了半個世紀，分光鏡證明了，在宇宙空間存在著凝聚程度不同的熾熱的氣團。

　　這種近代德國哲學在黑格爾的體系中完成了，在這個體系中，黑格爾第壹次——這是他的偉大功績——把整個自然的、歷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寫為壹個過程，即把它描寫為處在不斷的運動、變化、轉變和發展中，並企圖揭示這種運動和發展的內在聯系。[1]從這個觀點來看，人類的歷史已經不再是亂七八糟的、統統應當被這時已經成熟了的哲學理性的法庭所唾棄並最好盡快被人遺忘的毫無意義的暴力行為，而是人類本身的發展過程，而思維的任務現在就是要透過壹切迷亂現象探索這壹過程的逐步發展的階段，並且透過壹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這壹過程的內在規律性。

　　黑格爾的體系沒有解決向自己提出的這個任務，這在這裏沒有多大關系。他的劃時代的功績是提出了這個任務。這不是任何個人所能解決的任務。雖然黑格爾和聖西門壹樣是當時最博學的人物，但是他畢竟受到了限制，首先是他自己的必然有限的知識的限制，其次是他那個時代的在廣度和深度方面都同樣有限的知識和見解的限制。但是，除此以外還有第三種限制。黑格爾是唯心主義者，就是說，在他看來，他頭腦中的思想不是現實的事物和過程的或多或少抽象的反映，相反的，在他看來，事物及其發展只是在世界出現以前已經以某種方式存在著的“觀念”的現實化的反映。這樣，壹切都被頭足倒置了，世界的現實聯系完全被顛倒了。所以，不論黑格爾如何正確地和天才地把握了壹些個別的聯系，但由於上述原因，就是在細節上也有許多東西不能不是牽強的、造作的、虛構的，壹句話，被歪曲的。黑格爾的體系作為體系來說，是壹次巨大的流產，但也是這類流產中的最後壹次。就是說，它還包含著壹個無法解決的內在矛盾:壹方面，它以歷史的觀點作為基本前提，即把人類的歷史看做壹個發展過程，這個過程按其本性來說在認識上是不能由於所謂絕對真理的發現而結束的；但是另壹方面，它又硬說它自己就是這種絕對真理的化身。關於自然和歷史的無所不包的、最終完成的認識體系，是同辯證思維的基本規律相矛盾的；但是，這麼說決不排除，相反倒包含下面壹點，即對整個外部世界的有系統的認識是可以壹代壹代地取得巨大進展的。

　　壹旦了解到以往的德國唯心主義是完全荒謬的，那就必然導致唯物主義，但是要註意，並不是導致18世紀的純粹形而上學的、完全機械的唯物主義。同那種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簡單地拋棄以往的全部歷史的做法相反，現代唯物主義把歷史看做人類的發展過程，而它的任務就在於發現這個過程的運動規律。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1—543頁；恩格斯:《反杜林論》

　　年9月—1878年6月)，摘自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6—28頁。

　　辯證法不過是關於自然界、人類社會和思維的運動和發展的普遍規律的科學。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49頁。

　　自然科學家由於靠舊形而上學的殘渣還能過日子，就使得哲學尚能茍延殘喘。只有當自然科學和歷史科學本身接受了辯證法的時候，壹切哲學的廢物——除了純粹的關於思維的理論以外——才會成為多余的東西，在實證科學中消失掉。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61頁。

　　這樣的讀者也會覺得奇怪，為什麼在社會主義發展史的簡述中提到康德—拉普拉斯的天體演化學，提到現代自然科學和達爾文，提到德國的古典哲學和黑格爾。但是，科學社會主義本質上就是德國的產物，而且也只能產生在古典哲學還生氣勃勃地保存著自覺的辯證法傳統的國家，即在德國[2]。唯物主義歷史觀及其在現代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上的特別應用，只有借助於辯證法才有可能。德國資產階級的學究們已經把關於德國偉大的哲學家及其創立的辯證法的記憶淹沒在壹種無聊的折中主義的泥沼裏，這甚至使我們不得不援引現代自然科學來證明辯證法在現實中已得到證實，而我們德國社會主義者卻以我們不僅繼承了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而且繼承了康德、費希特和黑格爾而感到驕傲。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1882年德文第1版序言( 1882 年9月2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95—496頁。

　　我們重新唯物地把我們頭腦中的概念看做現實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現實事物看做絕對概念的某壹階段的反映。這樣，辯證法就歸結為關於外部世界和人類思維的運動的壹般規律的科學，這兩個系列的規律在本質上是同壹的，但是在表現上是不同的，這是因為人的頭腦可以自覺地應用這些規律，而在自然界中這些規律是不自覺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無窮無盡的表面的偶然性中實現的，而且到現在為止在人類歷史上多半也是如此。

　　這樣，概念的辯證法本身就變成只是現實世界的辯證運動的自覺的反映，從而黑格爾的辯證法就被倒轉過來了，或者寧可說，不是用頭立地而是重新用腳立地了。而且值得註意的是，不僅我們發現了這個多年來已成為我們最好的工具和最銳利的武器的唯物主義辯證法，而且德國工人約瑟夫·狄慈根不依靠我們，甚至不依靠黑格爾也發現了它。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8頁。

　　所有這些過程和思維方法都是形而上學思維的框子所容納不下的。相反，對辯證法來說，上述過程正好證明它的方法是正確的，因為辯證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觀念上的反映時，本質上是從它們的聯系、它們的聯結、它們的運動、它們的產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自然界是檢驗辯證法的試金石，而且我們必須說，現代自然科學為這種檢驗提供了極其豐富的、與日俱增的材料，並從而證明了，自然界的壹切歸根到底是辯證地而不是形而上學地發生的；自然界不是循著壹個永遠壹樣的不斷重復的圓圈運動，而是經歷著實在的歷史。這裏首先就應當提到達爾文，他極其有力地打擊了形而上學的自然觀，因為他證明了今天的整個有機界，植物和動物，因而也包括人類在內，都是延續了幾百萬年的發展過程的產物。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1頁。

　　

　　運動是物質的存在方式。無論何時何地，都沒有也不可能有沒有運動的物質。宇宙空間中的運動，各個天體上較小的物體的機械運動，表現為熱或者表現為電流或磁流的分子振動，化學的分解和化合，有機生命——宇宙中的每壹個物質原子在每壹瞬間都處在壹種或另壹種上述運動形式中，或者同時處在數種上述運動形式中。任何靜止、任何平衡都只是相對的，只有對這種或那種特定的運動形式來說才是有意義的。……沒有運動的物質和沒有物質的運動壹樣，是不可想象的。因此，運動和物質本身壹樣，是既不能創造也不能消滅的；正如比較早的哲學(笛卡兒)所說的:存在於宇宙中的運動的量永遠是壹樣的。

　　因此，運動不能創造，只能轉移。如果運動從壹個物體轉移到另壹個物體，如果它是自己轉移的，是主動的，那麼就可以把它看做是被轉移的、被動的運動的原因。我們把這種主動的運動叫做力，把被動的運動叫做力的表現。因此非常明顯，力和力的表現是壹樣大的，因為在它們兩者中，實現的是同壹的運動。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64頁。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1-21 16:27:02

本帖最后由 傑瑞米柯賓 于 2023-1-21 16:30 编辑

如果說，與黑格爾比較，他(指蒲魯東——編者註)的長處是提出問題並且自願為人類最大幸福而解決這些問題，那麼，他也有壹個短處:當他想通過辯證的生育過程生出壹個新範疇時，卻毫無所獲。兩個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鬥爭以及融合成壹個新範疇，就是辯證運動。誰要給自己提出消除壞的方面的問題，就是立即切斷了辯證運動。我們看到的已經不是由於自己的矛盾本性而設定自己並自相對立的範疇，而是在範疇的兩個方面中間轉動、掙紮和沖撞的蒲魯東先生。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05頁。

　　在我們這個時代，每壹種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們看到，機器具有減少人類勞動和使勞動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卻引起了饑餓和過度的疲勞。財富的新源泉，由於某種奇怪的、不可思議的魔力而變成貧困的源泉。技術的勝利，似乎是以道德的敗壞為代價換來的。隨著人類愈益控制自然，個人卻似乎愈益成為別人的奴隸或自身的卑劣行為的奴隸。甚至科學的純潔光輝仿佛也只能在愚昧無知的黑暗背景上閃耀。我們的壹切發明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成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現代工業和科學為壹方與現代貧困和衰頹為另壹方的這種對抗，我們時代的生產力與社會關系之間的這種對抗，是顯而易見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爭辯的事實。有些黨派可能為此痛哭流涕；另壹些黨派可能為了要擺脫現代沖突而希望拋開現代技術；還有壹些黨派可能以為工業上如此巨大的進步要以政治上同樣巨大的倒退來補充。可是我們不會認錯那個經常在這壹切矛盾中出現的狡獪的精靈。我們知道，要使社會的新生力量很好地發揮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來掌握它們，而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工人也同機器本身壹樣，是現代的產物。在那些使資產階級、貴族和可憐的倒退預言家驚慌失措的現象當中，我們認出了我們的勇敢的朋友好人兒羅賓，這個會迅速刨土的老田鼠、光榮的工兵——革命。

　　英國工人是現代工業的頭壹個產兒。他們在支援這種工業所引起的社會革命方面肯定是不會落在最後的，這種革命意味著他們的本階級在全世界的解放，這種革命同資本的統治和雇傭奴隸制具有同樣的普遍性質。

　　馬克思:《在〈人民報〉創刊紀念會上的演說》( 1856年4月1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0頁。

　　直接生產者，勞動者，只有當他不再束縛於土地，不再隸屬或從屬於他人的時候，才能支配自身。其次，他要成為勞動力的自由出賣者，能把他的商品帶到任何可以找到市場的地方去，他就必須擺脫行會的控制，擺脫行會關於學徒和幫工的制度以及關於勞動的約束性規定。因此，使生產者轉化為雇傭工人的歷史運動，壹方面表現為生產者從農奴地位和行會束縛下解放出來；對於我們的資產階級歷史學家來說，只有這壹方面是存在的。但是另壹方面，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們被剝奪了壹切生產資料和舊封建制度給予他們的壹切生存保障之後，才能成為他們自身的出賣者。而對他們的這種剝奪的歷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22頁。

　　我不僅把大工業看做是對抗的根源，而且也看做是解決這些對抗所必需的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的創造者，當然，這種解決不可能走平靜舒坦的道路。

　　馬克思:《馬克思致路德維希·庫格曼》( 1868年3月1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第1版，第528頁。

　　蒲魯東先生所講的只是由競爭產生的現代壟斷。但是，大家知道，競爭是由封建壟斷產生的。可見，原來的競爭是壟斷的對立面，並非壟斷是競爭的對立面。因此，現代壟斷並不是壹個單純的反題，相反的，它是壹個真正的合題。

　　正題:競爭前的封建壟斷。

　　反題:競爭。

　　合題:現代壟斷；它既然以競爭的統治為前提，所以它就是封建壟斷的否定，同時，它既然是壟斷，所以就是競爭的否定。

　　因此，現代壟斷，資產階級的壟斷就是綜合的壟斷，是否定的否定，是對立面的統壹。它是純粹的、正常的、合理的壟斷。蒲魯東先生把資產階級的壟斷當做粗野的、簡陋的、矛盾的、痙攣狀態的壟斷，這樣他就陷入了和他的哲學自相矛盾的境地。……在實際生活中，我們不僅可以找到競爭、壟斷和它們的對抗，而且可以找到它們的合題，這個合題並不是公式，而是運動。壟斷產生著競爭，競爭產生著壟斷。壟斷者彼此競爭，競爭者變成了壟斷者。如果壟斷者用局部的聯合來限制彼此間的競爭，工人之間的競爭就要加劇；對某個國家的壟斷者來說，無產者群眾越增加，各國壟斷者之間的競爭就越瘋狂。合題就是:壟斷只有不斷投入競爭的鬥爭才能維持自己。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36—637頁。

　　勞動者對他的生產資料的私有權是小生產的基礎，而小生產又是發展社會生產和勞動者本人的自由個性的必要條件。誠然，這種生產方式在奴隸制度、農奴制度以及其他從屬關系中也是存在的。但是，只有在勞動者是自己使用的勞動條件的自由私有者，農民是自己耕種的土地的自由私有者，手工業者是自己運用自如的工具的自由私有者的地方，它才得到充分發展，才顯示出它的全部力量，才獲得適當的典型的形式。

　　這種生產方式是以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的分散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產資料的積聚，也排斥協作，排斥同壹生產過程內部的分工，排斥對自然的社會統治和社會調節，排斥社會生產力的自由發展。它只同生產和社會的狹隘的自然產生的界限相容。要使它永遠存在下去，那就像貝魁爾公正地指出的那樣，等於“下令實行普遍的中庸”。它發展到壹定的程度，就產生出消滅它自身的物質手段。從這時起，社會內部感到受它束縛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動起來。這種生產方式必然要被消滅，而且已經在消滅。它的消滅，個人的分散的生產資料轉化為社會的積聚的生產資料，從而多數人的小財產轉化為少數人的大財產，廣大人民群眾被剝奪土地、生活資料、勞動工具，——人民群眾遭受的這種可怕的殘酷的剝奪，形成資本的前史。這種剝奪包含壹系列的暴力方法，其中我們只考察了那些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資本原始積累的方法。對直接生產者的剝奪，是用最殘酷無情的野蠻手段，在最下流、最齷齪、最卑鄙和最可惡的貪欲的驅使下完成的。靠自己勞動掙得的私有制，即以各個獨立勞動者與其勞動條件相結合為基礎的私有制，被資本主義私有制，即以剝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所排擠。

　　壹旦這壹轉化過程使舊社會在深度和廣度上充分瓦解，壹旦勞動者轉化為無產者，他們的勞動條件轉化為資本，壹旦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站穩腳跟，勞動的進壹步社會化，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的進壹步轉化為社會地使用的即公共的生產資料，從而對私有者的進壹步剝奪，就會采取新的形式。現在要剝奪的已經不再是獨立經營的勞動者，而是剝削許多工人的資本家了。

　　這種剝奪是通過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內在規律的作用， 即通過資本的集中進行的。 壹
個資本家打倒許多資本家。 隨著這種集中或少數資本家對多數資本家的剝奪， 規模不斷擴
大的勞動過程的協作形式日益發展， 科學日益被自覺地應用於技術方面， 土地日益被有計
劃地利用， 勞動資料日益轉化為只能共同使用的勞動資料， 壹切生產資料因作為結合的、
社會的勞動的生產資料使用而日益節省， 各國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場網， 從而資本主義
制度日益具有國際的性質。 隨著那些掠奪和壟斷這壹轉化過程的全部利益的資本巨頭不斷
減少， 貧困、 壓迫、 奴役、 退化和剝削的程度不斷加深， 而日益壯大的、 由資本主義生產
過程本身的機制所訓練、 聯合和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反抗也不斷增長。資本的壟斷成了
與這種壟斷壹起並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 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
社會化， 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 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 資本主義
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 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


　　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壹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於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

　　以個人自己勞動為基礎的分散的私有制轉化為資本主義私有制，同事實上已經以社會的生產經營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所有制轉化為公有制比較起來，自然是壹個長久得多、艱苦得多、困難得多的過程。前者是少數掠奪者剝奪人民群眾，後者是人民群眾剝奪少數掠奪者。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72—875頁。

　　

　　歷史方面的情形也沒有兩樣。壹切文明民族都是從土地公有制開始的。在已經越過某壹原始階段的壹切民族那裏，這種公有制在農業的發展進程中變成生產的桎梏。它被廢除，被否定，經過了或短或長的中間階段之後轉變為私有制。但是，在土地私有制本身所導致的較高的農業發展階段上，私有制又反過來成為生產的桎梏——目前無論小地產還是大地產方面的情況都是這樣。因此就必然地產生出把私有制同樣地加以否定並把它重新變為公有制的要求。但是，這壹要求並不是要重新建立原始的公有制，而是要建立高級得多、發達得多的共同占有形式，這種占有形式決不會成為生產的束縛，恰恰相反，它會使生產擺脫束縛，並且會使現代的化學發現和機械發明在生產中得到充分的利用。

　　或者再舉壹個例子。古希臘羅馬的哲學是原始的自發的唯物主義。作為這樣的唯物主義，它沒有能力弄清思維對物質的關系。但是，弄清這個問題的必要性，引出了關於可以和肉體分開的靈魂的學說，然後引出了靈魂不死的論斷，最後引出了壹神教。這樣，舊唯物主義就被唯心主義否定了。但是在哲學的進壹步發展中，唯心主義也站不住腳了，它被現代唯物主義所否定。現代唯物主義，否定的否定，不是單純地恢復舊唯物主義，而是把年來哲學和自然科學發展的全部思想內容以及這2000年的歷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內容加到舊唯物主義的持久性基礎上。這已經根本不再是哲學，而只是世界觀，這種世界觀不應當在某種特殊的科學的科學中，而應當在各種現實的科學中得到證實和表現出來。因此，哲學在這裏被“揚棄”了，就是說，“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來說是被克服了，按其現實的內容來說是被保存了。因此，在杜林先生只看到了“文字遊戲”的地方，只要比較仔細地觀察壹下，就會發現某種現實的內容。

　　最後，甚至盧梭的平等說(杜林的平等說只是它的貧乏和歪曲的復寫)沒有黑格爾的否定的否定來執行助產婆的職能，也不能建立起來——而這還是黑格爾誕生前差不多20年的事。盧梭的學說遠沒有因此而覺得可恥，它在自己的最初的闡述中，幾乎是堂而皇之地把自己的辯證起源的印記展示出來。人在自然和野蠻的狀態中是平等的；由於盧梭已經把語言看做自然狀態的歪曲，所以他完全有理由把同壹物種範圍所及的獸類的平等也加到這些獸人的身上，近來海克爾在分類中把這種獸人假定為Alali——沒有語言的原始人。但是這些彼此平等的獸人有壹種比其他獸類優越的特性，這就是趨於完善的能力，即往前發展的能力；而這種能力就成了不平等的原因。因此，盧梭把不平等的產生看做壹種進步。但是這種進步是對抗性的，它同時又是壹種退步。

　　“以後的＜越過原始狀態的＞壹切進步同樣表面上是走向單個人的完善，而實際上是走向類的沒落……金屬加工和農業是兩種技藝，它們的發明引起了這壹巨大的革命＜變原始森林為耕地，但是由於財產的出現也引起了貧困和奴役＞。使人文明起來並使人類沒落下去的東西，在詩人看來是金和銀，在哲學家看來是鐵和谷物。”

　　文明每前進壹步，不平等也同時前進壹步。隨著文明而產生的社會為自己所建立的壹切機構，都轉變為它們原來的目的的反面。

　　“人民擁立國君是為了保護自己的自由，而不是為了毀滅自由，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而且是全部國家法的基本原則。”

　　但是這些國君必然成為人民的壓迫者，而且他們把壓迫加重到這樣的地步，使得登峰造極的不平等又重新轉變為自己的反面，成為平等的原因:在暴君面前人人平等，就是說大家都等於零。

　　“這裏是不平等的頂點，是封閉壹個圓圈的終點，它和我們由之出發的起點相遇:在這裏壹切個人都是平等的，正是因為他們什麼都不是，臣民除了君主的意誌以外再沒有別的法律。”但是暴君只有當他擁有暴力的時候才是君主，因此當人們“驅逐他的時候，他不能抱怨暴力……暴力曾支持過他，現在暴力又推翻他；壹切都按照自己的正常的自然進程進行”。

　　這樣，不平等又重新轉變為平等，但不是轉變為沒有語言的原始人的舊的自發的平等，而是轉變為更高級的社會契約的平等。壓迫者被壓迫。這是否定的否定。

　　因此，我們在盧梭那裏不僅已經可以看到那種和馬克思《資本論》中所遵循的完全相同的思想進程，而且還在他的詳細敘述中可以看到和馬克思所使用的完全相同的整整壹系列辯證的說法:按本性說是對抗的、包含著矛盾的過程，壹個極端向它的反面的轉化，最後，作為整個過程的核心的否定的否定。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45—148頁。

　　在辯證法中，否定不是簡單地說不，或宣布某壹事物不存在，或用隨便壹種方法把它毀掉。斯賓諾莎早已說過: Omnis determinatio est negatio，即任何限定或規定同時就是否定。再說，否定的方式在這裏首先取決於過程的壹般性質，其次取決於過程的特殊性質。我不僅應當否定，而且還應當再揚棄這個否定。因此，我第壹次否定的時候，就必須使第二次否定能夠發生或者將會發生。怎樣做呢?這要依每壹種情況的特殊性質而定。如果我磨碎了大麥粒，如果我踩死了昆蟲，那麼我雖然完成了第壹個行為，卻使第二個行為成為不可能了。因此，每壹種事物都有它的特殊的否定方式，經過這樣的否定，它同時就獲得發展，每壹種觀念和概念也是如此。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49頁。

　　所有印度日耳曼語系民族都是從公有制開始的。幾乎在所有這些民族那裏，公有制在社會發展進程中都被廢除，被否定，被私有制、封建所有制等其他形式排擠掉。對這種否定進行否定，重新建立處於更高發展階段上的公有制，這是社會革命的任務。又如古希臘羅馬哲學最初是自發的唯物主義。從這種唯物主義中產生了唯心主義、唯靈論，即唯物主義的否定，它先是采取靈魂和肉體對立的形式，後來又采取靈魂不死說和壹神教的形式。這種唯靈論借助基督教普遍地傳播開來。對這種否定的否定就是古代唯物主義在更高階段上的再現，即現代的唯物主義，它和過去相比，是以科學社會主義為其理論成果的。甚至盧梭關於歷史的看法也是否定的否定:原始的平等——被不平等所破壞——實現更高階段上的平等。因此，在杜林從辯證法和思維中排除否定的否定之前，他必須先把否定的否定從自然界和歷史中排除出去，……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7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357頁。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1-21 16:3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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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承認多種因素的相互作用，但必須找到最終起決定性作用的終極原因

　　對於否認因果性的人來說，任何自然規律都是假說，連用三棱鏡的光譜對天體進行的化學分析也同樣是假說。如果停在這裏不動，那思維是何等的淺薄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84頁。

　　當我們通過思維來考察自然界或人類歷史或我們自己的精神活動的時候，首先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壹幅由種種聯系和相互作用無窮無盡地交織起來的畫面，其中沒有任何東西是不動的和不變的，而是壹切都在運動、變化、生成和消逝。所以，我們首先看到的是總畫面，其中各個細節還或多或少地隱藏在背景中，我們註意得更多的是運動、轉變和聯系，而不是註意什麼東西在運動、轉變和聯系。這種原始的、素樸的、但實質上正確的世界觀是古希臘哲學的世界觀，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最先明白地表述出來的:壹切都存在而又不存在，因為壹切都在流動，都在不斷地變化，不斷地生成和消逝。但是，這種觀點雖然正確地把握了現象的總畫面的壹般性質，卻不足以說明構成這幅總畫面的各個細節；而我們要是不知道這些細節，就看不清總畫面。為了認識這些細節，我們不得不把它們從自然的或歷史的聯系中抽出來，從它們的特性、它們的特殊的原因和結果等方面來分別加以研究。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8—539頁。

　　在剩余價值理論方面，馬克思與他的前人的關系，正如拉瓦錫與普利斯特列和舍勒的關系壹樣。在馬克思以前很久，人們就已經確定我們現在稱為剩余價值的那部分產品價值的存在；同樣也有人已經多少明確地說過，這部分價值是由什麼構成的，也就是說，是由占有者不付等價物的那種勞動的產品構成的。但是到這裏人們就止步不前了。其中有些人，即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至多只研究了勞動產品在工人和生產資料所有者之間分配的數量比例。另壹些人，即社會主義者，則發現這種分配不公平，並尋求烏托邦的手段來消除這種不公平現象。這兩種人都為既有的經濟範疇所束縛。

　　於是，馬克思發表意見了，他的意見是和所有他的前人直接對立的。在前人認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卻認為只是問題所在。他認為，這裏擺在他面前的不是無燃素氣體，也不是火氣，而是氧氣；這裏的問題不是在於要簡單地確認壹種經濟事實，也不是在於這種事實與永恒公平和真正道德相沖突，而是在於這樣壹種事實，這種事實必定要使全部經濟學發生革命，並且把理解全部資本主義生產的鑰匙交給那個知道怎樣使用它的人。根據這種事實，他研究了全部既有的經濟範疇，正像拉瓦錫根據氧氣研究了燃素說化學的各種既有的範疇壹樣。要知道什麼是剩余價值，他就必須知道什麼是價值。李嘉圖的價值理論本身必須首先加以批判。於是，馬克思研究了勞動形成價值的特性，第壹次確定了什麼樣的勞動形成價值，為什麼形成價值以及怎樣形成價值，並確定了價值不外就是這種勞動的凝固，而這壹點是洛貝爾圖斯始終沒有理解的。馬克思進而研究商品和貨幣的關系，並且論證了商品和商品交換怎樣和為什麼由於商品內在的價值屬性必然要造成商品和貨幣的對立。他的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貨幣理論是第壹個詳盡無遺的貨幣理論，今天已為大家所默認了。他研究了貨幣向資本的轉化，並證明這種轉化是以勞動力的買賣為基礎的。他以勞動力這壹創造價值的屬性代替了勞動，因而壹下子就解決了使李嘉圖學派破產的壹個難題，也就是解決了資本和勞動的相互交換與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這壹規律無法相容這個難題。

　　恩格斯:《資本論》第2卷序言( 1885年5月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21—22頁。

　　問題本身並不在於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規律所引起的社會對抗的發展程度的高低。問題在於這些規律本身，在於這些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並且正在實現的趨勢。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後者未來的景象。

　　……

　　壹個國家應該而且可以向其他國家學習。壹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但是它能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1版序言

　　年7月2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8—10頁。

　　在那裏，它將采取較殘酷的還是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階級自身的發展程度而定，所以，現在的統治階級，撇開其較高尚的動機不說，他們的切身利益也迫使他們除掉壹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階級發展的障礙。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1版序言

　　年7月2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9頁。

　　任何壹個民族，如果停止勞動，不用說壹年，就是幾個星期，也要滅亡，這是每壹個小孩都知道的。小孩子同樣知道，要想得到與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品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壹定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按壹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壹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形式，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規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能夠發生變化的，只是這些規律借以實現的形式。而在社會勞動的聯系體現為個人勞動產品的私人交換的社會制度下，這種按比例分配勞動所借以實現的形式，正是這些產品的交換價值。

　　馬克思:《馬克思致路德維希·庫格曼》( 1868年7月1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89頁。

　　經濟的、政治的和其他的反映同人的眼睛中的反映完全壹樣，它們都通過聚光透鏡，因而表現為倒立的影像——頭足倒置。只是缺少壹個使它們在觀念中又正過來的神經器官。貨幣市場的人所看到的工業和世界市場的運動，恰好只是貨幣和證券市場的倒置的反映，所以在他們看來結果就變成了原因。這種情況我早在40年代就在曼徹斯特看到過:倫敦的交易所行情報告對於認識工業的發展進程及其周期性的起落是絕對無用的，因為這些先生們想用貨幣市場的危機來解釋壹切，而這種危機本身多半只是壹些征兆。當時的問題是有人要否認工業危機來源於暫時的生產過剩，所以問題還有讓人們趨向於進行曲解這壹方面。現在，至少對我們來說這壹點已經永遠消失，而且事實的確是這樣:貨幣市場也會有自己的危機，工業中的直接的紊亂對這種危機只起次要的作用，甚至根本不起作用。這裏還需要弄清和研究壹些問題，特別是要考慮到最近20年的歷史。

　　凡是存在著社會規模的分工的地方，局部勞動過程也都成為相互獨立的。生產歸根到底是決定性的東西。但是，產品貿易壹旦離開本來的生產而獨立起來，它就循著本身的運動方向運行，這壹運動總的說來是受生產運動支配的，但是在單個的情況下和在這個總的隸屬關系以內，它畢竟還是循著這個新因素的本性所固有的規律運行的，這個運動有自己的階段，並且也對生產運動起反作用。美洲的發現是先前就已經驅使葡萄牙人到非洲去的那種黃金欲所促成的(參看澤特貝爾《貴金屬的生產》)，因為14世紀和15世紀蓬勃發展的歐洲工業以及與之相適應的貿易，要求有更多的交換手段，這是德國——1450—1550年的白銀大國——所提供不出來的。葡萄牙人、荷蘭人和英國人在1500—1800年間侵占印度，目的是要從印度輸入，誰也沒有想到要向那裏輸出。但是這些純粹由貿易利益促成的發現和侵略，終歸還是對工業起了極大的反作用:只是由於有向這些國家輸出的需要，才創立和發展了大工業。

　　貨幣市場也是如此。貨幣貿易同商品貿易壹分離，它就有了——在生產和商品貿易所決定的壹定條件下並在壹定範圍內——它自己的發展，它自己的本性所決定的特殊規律和獨特階段。此外，貨幣貿易在這種進壹步的發展中擴大到證券貿易，這些證券不僅是國家證券，而且也包括工業和運輸業的股票，因而總的說來支配著貨幣貿易的生產，有壹部分就為貨幣貿易所直接支配，這樣貨幣貿易對於生產的反作用就變得更為厲害而復雜了。金融家是鐵路、礦山、鋼鐵廠等的所有者。這些生產資料獲得了雙重的性質:它們的經營時而應當適合於直接生產的利益，時而應當適合於股東(就他們同時是金融家而言)的需要。

　　關於這壹點，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北美的鐵路。這些鐵路的經營完全取決於傑·古爾德、萬德比爾特這樣壹些人當前的交易所業務——這種業務同某條特定的鐵路及其作為交通工具來經營的利益是完全不相幹的。甚至在英國這裏我們也看到過各個鐵路公司為了劃分地盤而進行的長達數十年之久的鬥爭，這種鬥爭耗費了巨額資金，它並不是為了生產和運輸的利益，而完全是由於競爭造成的，這種競爭往往只有壹個目的，即讓握有股票的金融家便於經營交易所業務。

　　在上述關於我對生產和商品貿易的關系以及兩者和貨幣貿易的關系的見解的幾點說明中，我基本上也已經回答了您關於歷史唯物主義本身的問題。從分工的觀點來看問題最容易理解。社會產生它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職能。被指定執行這種職能的人，形成社會內部分工的壹個新部門。這樣，他們也獲得了同授權給他們的人相對立的特殊利益，他們同這些人相對立而獨立起來，於是就出現了國家。然後便發生像在商品貿易中和後來在貨幣貿易中發生的那種情形:新的獨立的力量總的說來固然應當尾隨生產的運動，然而由於它本身具有的，即它壹經獲得便逐漸向前發展的相對獨立性，它又對生產的條件和進程發生反作用。這是兩種不相等的力量的相互作用:壹方面是經濟運動，另壹方面是追求盡可能大的獨立性並且壹經確立也就有了自己的運動的新的政治權力。總的說來，經濟運動會為自己開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經受它自己所確立的並且具有相對獨立性的政治運動的反作用，即國家權力的以及和它同時產生的反對派的運動的反作用。正如在貨幣市場中，總的說來，並且在上述條件之下，反映出，而且當然是頭足倒置地反映出工業市場的運動壹樣，在政府和反對派之間的鬥爭中也反映出先前已經存在著並且正在鬥爭著的各個階級的鬥爭，但是這個鬥爭同樣是頭足倒置地、不再是直接地、而是間接地、不是作為階級鬥爭、而是作為維護各種政治原則的鬥爭反映出來的，並且是這樣頭足倒置起來，以致需
要經過上千年我們才終於把它的真相識破。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0年10月2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4—597頁。

　　我們把經濟條件看做歸根到底制約著歷史發展的東西。 而種族本身就是壹種經濟因
素。 不過這裏有兩點不應當忽視:

　　政治、法、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的發展是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但是，它們又都互相作用並對經濟基礎發生作用。這並不是說，只有經濟狀況才是原因，才是積極的，其余壹切都不過是消極的結果，而是說，這是在歸根到底不斷為自己開辟道路的經濟必然性的基礎上的相互作用。例如，國家就是通過保護關稅、自由貿易、好的或者壞的財政制度發生作用的，甚至德國庸人的那種從1648—1830年德國經濟的可憐狀況中產生的致命的疲憊和軟弱(最初表現為虔誠主義，爾後表現為多愁善感和對諸侯貴族的奴顏婢膝)，也不是沒有對經濟起過作用。這曾是重新振興的最大障礙之壹，而這壹障礙只是由於革命戰爭和拿破侖戰爭把慢性的窮困變成了急性的窮困才動搖了。所以，並不像人們有時不加思考地想象的那樣是經濟狀況自動發生作用，而是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他們是在既定的、制約著他們的環境中，是在現有的現實關系的基礎上進行創造的，在這些現實關系中，經濟關系不管受到其他關系——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多大影響，歸根到底還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它構成壹條貫穿始終的、唯壹有助於理解的紅線。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到現在為止，他們並不是按照共同的意誌，根據壹個共同的計劃，甚至不是在壹個有明確界限的既定社會內來創造自己的歷史。他們的意向是相互交錯的，正因為如此，在所有這樣的社會裏，都是那種以偶然性為其補充和表現形式的必然性占統治地位。在這裏通過各種偶然性來為自己開辟道路的必然性，歸根到底仍然是經濟的必然性。這裏我們就來談談所謂偉大人物問題。恰巧某個偉大人物在壹定時間出現於某壹國家，這當然純粹是壹種偶然現象。但是，如果我們把這個人去掉，那時就會需要有另外壹個人來代替他，並且這個代替者是會出現的，不論好壹些或差壹些，但是最終總是會出現的。恰巧拿破侖這個科西嘉人做了被本身的戰爭弄得精疲力竭的法蘭西共和國所需要的軍事獨裁者，這是個偶然現象。但是，假如沒有拿破侖這個人，他的角色就會由另壹個人來扮演。這壹點可以由下面的事實來證明:每當需要有這樣壹個人的時候，他就會出現，如愷撒、奧古斯都、克倫威爾等等。如果說馬克思發現了唯物史觀，那麼梯葉裏、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國所有的歷史編纂學家則表明，人們已經在這方面作過努力，而摩爾根對於同壹觀點的發現表明，發現這壹觀點的時機已經成熟了，這壹觀點必定被發現。

　　歷史上所有其他的偶然現象和表面的偶然現象都是如此。我們所研究的領域越是遠離經濟，越是接近於純粹抽象的意識形態，我們就越是發現它在自己的發展中表現為偶然現象，它的曲線就越是曲折。如果您畫出曲線的中軸線，您就會發現，所考察的時期越長，所考察的範圍越廣，這個軸線就越是接近經濟發展的軸線，就越是同後者平行而進。

　　恩格斯:《恩格斯致瓦爾特·博爾吉烏斯》( 1894年1月2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68—669頁。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1-21 16:4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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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從偶然性中看到必然性。

  必然性由人的實踐活動證明壹旦證明這些關系必然會產生某個事物，那就不難確定，這壹事物在何種外在條件下必定會現實地產生，在何種外在條件下即使已經有了需要，它也不可能產生。人們在確定這種情況時，幾乎可以像化學家確定某些具有親和力的物質在何種外在條件下必定會合成化合物那樣，做到準確無誤。因此我們認為，只要我們證明了自由報刊的必要性是從摩塞爾河沿岸地區的貧困狀況的特性中產生的，我們就為我們的敘述打下了超出任何人的因素範圍的基礎。

　　馬克思:《摩塞爾記者的辯護》( 1842年12月底—1843年1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363—364頁。

　　束縛形而上學的另壹對立，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對立。還有什麼能比這兩個思維規定更尖銳地相互矛盾呢?這兩者怎麼可能是同壹的，偶然的東西怎麼可能是必然的，而必然的東西怎麼可能是偶然的?常識和具有這種常識的大多數自然科學家都把必然性和偶然性看做永遠互相排斥的兩個規定。壹個事物、壹種關系、壹個過程，不是偶然的，就是必然的，但是不能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所以兩者是並存於自然界中；自然界包含著各種各樣的對象和過程，其中有些是偶然的，另壹些是必然的，在這裏重要的只是不要把這兩類混淆起來。例如，人們把種的有決定意義的性狀看做必然的，而把同壹個種的各個個體的其他的差異稱作偶然的，這壹點適用於植物和動物，也適用於結晶體。於是較低的群體對較高的來說又被看做偶然的，這樣壹來，貓屬或馬屬裏有多少不同的種，或壹個綱裏有多少屬和目，這些種裏各有多少個體，或某壹地區的動物有多少不同的種類，或動物區系和植物區系的壹般狀況如何——所有這些都被說成是偶然的。於是，必然被說成是科學上唯壹值得註意的東西，而偶然被說成是對科學無足輕重的東西。這就是說:凡是人們可以納入規律、因而是人們認識的東西，都是值得註意的；凡是人們不能納入規律、因而是人們不認識的東西，都是無足輕重的，都是可以不予理睬的。這樣壹來，壹切科學便停滯不前了，因為科學就是要研究我們不認識的東西。這就是說:凡是可以納入普遍規律的東西都被看成是必然的，凡是不能納入的都被看成是偶然的。任何人都可以看出；這就成了這樣壹種科學，它把它能解釋的東西稱為自然的東西，而把它解釋不了的東西歸之於超自然的原因。我把解釋不了的東西的原因叫做偶然還是叫做上帝，這對事情本身來說是完全無關緊要的。這兩者無非以不同的方式表示，我對此沒有認識，因此它們不屬於科學的範圍。在必然的聯系不起作用的地方，科學便停滯不前了。

　　與此對立的是決定論，它從法國唯物主義中移入自然科學，並且力圖用根本否認偶然性的辦法來對付偶然性。按照這種觀點，在自然界中占統治地位的，只是單純的直接的必然性。這個豌豆莢中有五粒豌豆，而不是四粒或六粒；這條狗的尾巴是五英寸長，絲毫不長，也絲毫不短:這朵苜蓿花今年已由壹只蜜蜂授粉，而那壹朵卻沒有，而且這朵花是由這只特定的蜜蜂在這壹特定的時間內授粉的；這粒被風吹來的特定的蒲公英種子發了芽，而那壹粒卻沒有；今天清晨四點鐘壹只跳蚤咬了我壹口，而不是三點鐘或五點鐘，而且是咬在右肩上，而不是咬在左腿上——這壹切都是由壹條不可移易的因果鏈，由壹種不可動搖的必然性造成的事實，而且產生太陽系的氣團早就被安排得使這些事情只能這樣發生，而不能以另外的方式發生。承認這樣壹種必然性，我們還是沒有擺脫神學的自然觀。無論我們是用奧古斯丁和加爾文的說法把這叫做上帝的永恒的意旨，或者是用土耳其人的說法把這稱作天數，還是把這就叫做必然性，這對科學來說差不多是壹樣的。在這裏的任何壹個場合下都談不上對因果鏈的探索，因此，我們在壹個場合下並不比在另壹場合下更聰明壹些，所謂必然性仍舊是壹句空話，因而偶然性依然如故。只要我們不能證明豌豆莢中豌豆的粒數是由什麼原因決定的，豌豆的粒數就依舊是偶然的，而且，即使斷言這件事情在太陽系的原始構造中是早就預先安排好了的，我們也沒有前進壹步。不僅如此，科學如果老是從因果鏈中去追溯這壹個個的豌豆莢事例，那就不再成其為科學，而成了純粹的遊戲，因為單是這同壹個豌豆莢就還具有其他無數的、獨具的、表現為偶然的特性:色彩的濃淡，豆殼的厚薄和軟硬，豆粒的大小，更不必說只有在顯微鏡下才能看到的那些獨具的特點了。因此，這壹個豌豆莢所要求探索的因果聯系，已經多得連全世界的全體植物學家都解決不了。可見，偶然性在這裏並沒有從必然性得到說明，而是反倒把必然性降低為純粹偶然性的產物。如果某個豆莢中有六粒豌豆而不是五粒或七粒這壹事實，與太陽系的運動規律或能量轉化規律是處於同壹等級的，那實際上就不是把偶然性提高為必然性，而是反倒把必然性降低為偶然性。不僅如此。某壹地區內並存的各個有機的和無機的種和個體的多樣性，即使可以說是立足在堅不可摧的必然性之上的，但是就個別的種和個體來說，這種多樣性依然如故，仍是偶然的。就個別的動物來說，它生在什麼地方，遇到什麼樣的生活環境，什麼敵人和多少敵人威脅著它，這都是偶然的。壹粒種子被風吹到什麼地方去，這對於母株是偶然的；這粒種子在什麼地方找到發芽的土壤，從而使子株成長起來，這對於子株也是偶然的；確信在這裏壹切也都是立足在堅不可摧的必然性之上，這是壹種可憐的安慰。在壹定的地域，甚至在整個地球上，即使有種種永恒的原初決定，各種自然對象的紛然雜陳依舊是偶然的。

　　同這兩種觀點相對立，黑格爾提出了前所未聞的命題:偶然的東西正因為是偶然的，所以有某種根據，而且正因為是偶然的，所以也就沒有根據；偶然的東西是必然的；必然性自我規定為偶然性，而另壹方面，這種偶然性又寧可說是絕對的必然性(《邏輯學》第編第3部分第2章:《現實》)。自然科學把這些命題當做悖理的文字遊戲、當做自相矛盾的胡說而根本不予理睬，並且在理論上壹方面堅持沃爾弗那種思想貧乏的形而上學，認為壹個事物不是偶然的，就是必然的，但是不能同時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另壹方面，又堅持同樣思想貧乏的機械的決定論，在口頭上籠統地否認偶然性，而在每壹特定場合實際上又承認這種偶然性。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77—480頁。

　　我們在觀察運動著的物質時，首先引起我們註意的是單個物體的單個運動間的相互聯系，它們的相互制約。但是，我們不僅發現某壹個運動後面跟隨著另壹個運動，而且我們也發現，只要我們造成某個運動在自然界中發生時所必需的那些條件，我們就能引起這個運動，甚至我們還能引起自然界中根本不發生的運動(工業)，至少不是以這種方式發生的運動，並且我們能賦予這些運動以預先規定的方向和範圍。因此，由於人的活動，因果觀念即壹個運動是另壹個運動的原因這樣壹種觀念得到確證。的確，單是某些自然現象的有規則的前後相繼，就能造成因果觀念:熱和光隨太陽而來；但是這裏不存在任何證明，而且就這個意義來說，休謨的懷疑論也許說得對:有規則的post hoc［在此之後］決不能為propter hoc［因此］提供根據[6]。但是人的活動對因果性作出驗證。如果我們用壹面凹鏡把太陽光集中在焦點上，造成像普通的火光壹樣的效果，那麼我們因此就證明了熱是從太陽來的。如果我們把引信、炸藥和彈丸放進槍膛裏面，然後發射，那麼我們可以期待事先從經驗已經知道的效果，因為我們能夠在所有的細節上探究包括發火、燃燒、由於突然變為氣體而產生的爆炸，以及氣體對彈丸的壓擠在內的全部過程。在這裏甚至懷疑論者都不能說，從以往的經驗中不能得出下壹次將出現同樣情形的結論。確實有時候並不發生同樣的情形，引信或火藥失效，槍筒破裂，等等。但是這正好證明了因果性，而不是推翻了因果性，因為我們對這樣偏離常規的每壹件事情加以適當的研究之後，都可以找出它的原因，如引信發生化學分解，火藥受潮，槍筒損壞，等等，因此在這裏可以說是對因果性作了雙重的驗證。自然科學和哲學壹樣，直到今天還全然忽視人的活動對人的思維的影響；它們在壹方面只知道自然界，在另壹方面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維的最本質的和最切近的基礎，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變化，而不僅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樣的程度上學會改變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樣的程度上發展起來。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82—483頁。

　　單憑觀察所得的經驗，是決不能充分證明必然性的。而post hoc［在此之後］並不是［因此］(《全書》第1部第84頁)。非常正確，不能從太陽總是在早晨升起便推斷它明天會再升起，而且事實上我們今天已經知道，總有壹天太陽在早晨再也不升起。但是必然性的證明寓於人的活動中，寓於實驗中，寓於勞動中:如果我能夠造成post hoc，那麼它便和propter hoc等同了。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84頁。

　　在第二冊中，我們對於這個流通領域當然只能就它所產生的各種形式規定進行說明，論證資本的形態在流通領域內的繼續發展。但是事實上，這個領域是壹個競爭的領域，就每壹個別情況來看，在這個領域中是偶然性占統治地位。因此，在這個領域中，通過這些偶然性來為自己開辟道路並調節著這些偶然性的內部規律，只有在對這些偶然性進行大量概括的基礎上才能看到。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937—938頁。

　　在思維的歷史中，壹個概念或概念關系(肯定和否定，原因和結果，實體和偶性)的發展同它們在個別辯證論者頭腦中的發展的關系，正像壹個有機體在古生物學中的發展同它在胚胎學中(或者不如說在歷史中和在個別胚胎中)的發展的關系壹樣。這種情形是黑格爾為說明概念而首先揭示出來的。在歷史的發展中，偶然性發揮著作用，而在辯證的思維中就像在胚胎的發展中壹樣，這種偶然性融合在必然性中。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3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85—486頁。

　　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壹極，它的另壹極叫做必然性。在似乎也是受偶然性支配的自然界中，我們早就證實，在每壹個領域內，都有在這種偶然性中去實現自身的內在的必然性和規律性。而適用於自然界的，也適用於社會。壹種社會活動，壹系列社會過程，越是超出人們的自覺的控制，越是超出他們支配的範圍，越是顯得受純粹的偶然性的擺布，它所固有的內在規律就越是以自然的必然性在這種偶然性中去實現自身。這種規律也支配著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偶然性:它們作為異己的、起初甚至是未被認識的、其本性尚待努力研究和探索的力量，同各個生產者和交換的參加者相對立。商品生產的這些經濟規律，隨這個生產形式的發展階段的不同而有所變化，但是總的說來，整個文明都處在這些規律的支配之下。直到今天，產品仍然支配著生產者；直到今天，社會的全部生產仍然不是由共同制定的計劃，而是由盲目的規律來調節，這些盲目的規律，以自發的威力，最後在周期性商業危機的風暴中顯示著自己的作用。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4—195頁。

　　如果鬥爭只是在機會絕對有利的條件下才著手進行，那麼創造世界歷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壹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話，那麼世界歷史就會帶有非常神秘的性質。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納入總的發展過程中，並且為其他偶然性所補償。但是，發展的加速和延緩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壹開始就站在運動最前
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這樣壹種“ 偶然情況” 。

　　馬克思:《馬克思致路德維希·庫格曼》( 1871年4月1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54頁。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1-21 16:4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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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從曲折中看總的趨勢

　　他具有“開明的”成見:以為自從黑暗的中世紀以來必定會不斷朝著更美好的方向進步，這不僅妨礙他認識真正進步的對抗性質，而且也妨礙他認識個別的倒退情況。

　　恩格斯:《恩格斯致馬克思》( 1882年12月1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493—494頁。

　　最後的勝利依然是確定無疑的，但是迂回曲折的道路，暫時的和局部的迷誤——雖然這也是難免的——，現在將會比以前多得多了。不過我們壹定要克服這些障礙，否則，我們活著幹什麼呢?我們決不會因此喪失勇氣。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裏德裏希·阿道夫·左爾格》( 1883年3月1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5頁。

　　

　　六)從批判地繼承或“揚棄”中看發展

　　第壹批社會主義者(傅立葉、歐文、聖西門等人)由於當時的社會關系還沒有發展到足以使工人階級組織成為壹個戰鬥的階級，所以他們必然僅僅去幻想未來的模範社會，並譴責工人階級旨在稍稍改善他們的狀況的壹切嘗試，例如罷工、組織同盟和參與政治活動。雖然我們不應該否定這些社會主義的鼻祖，正如現代化學家不能否定他們的祖先煉金術士壹樣，但是我們應該努力避免重犯他們的錯誤，因為我們犯這樣的錯誤將是不可饒恕的。

　　馬克思:《政治冷淡主義》

　　年底—1873年1月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341頁。

　　還有壹點不應當忘記:黑格爾學派雖然解體了，但是黑格爾哲學並沒有被批判地克服。施特勞斯和鮑威爾各自抓住黑格爾哲學的壹個方面，在論戰中相互攻擊。費爾巴哈打破了黑格爾的體系，簡單地把它拋在壹旁。但是簡單地宣布壹種哲學是錯誤的，還制服不了這種哲學。像對民族的精神發展有過如此巨大影響的黑格爾哲學這樣的偉大創作，是不能用幹脆置之不理的辦法來消除的。必須從它的本來意義上“揚棄”它，就是說，要批判地消滅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過這個形式獲得的新內容。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76頁。

　　因為問題決不是要簡單地拋棄這兩千多年來的全部思想內容，而是要對它們進行批判，要把那些在錯誤的、但對於那個時代和發展過程本身來說是不可避免的唯心主義的形式內獲得的成果，從這種暫時的形式中剝取出來。而這是多麼困難，許許多多的自然科學家已經給我們提供了證明，他們在他們自己的那門科學中都是堅定的唯物主義者，但是在本門科學以外不僅是唯心主義者，甚至是虔誠的正教教徒。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58—459頁。

　　

　　七)把握研究對象的內在本質。辨清內容與形式

       萬事開頭難，每門科學都是如此。所以本書第壹章，特別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難理解的。其中對價值實體和價值量的分析，我已經盡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8]以貨幣形式為完成形態的價值形式，是極無內容和極其簡單的。然而，兩千多年來人類智慧對這種形式進行探討的努力，並未得到什麼結果[9]，而對更有內容和更復雜的形式的分析，卻至少已接近於成功。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已經發育的身體比身體的細胞容易研究些。並且，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

　　而對資產階級社會說來，勞動產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價值形式，就是經濟的細胞形式。在淺薄的人看來，分析這種形式好像是斤斤於壹些瑣事。這的確是瑣事，但這是顯微解剖學所要做的那種瑣事。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1版序言

　　年7月2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7—8頁。

　　［M－19］在研究經濟範疇的發展時，正如在研究任何歷史科學、社會科學時壹樣，應當時刻把握住:無論在現實中或在頭腦中，主體——這裏是現代資產階級社會——都是既定的；因而範疇表現這個壹定社會即這個主體的存在形式、存在規定，常常只是個別的側面；因此，這個壹定社會在科學上也決不是在把它當做這樣壹個社會來談論的時候才開始存在的。這必須把握住，因為這對於分篇直接具有決定的意義。

　　例如，從地租開始，從土地所有制開始，似乎是再自然不過的了，因為它是同土地，即同壹切生產和壹切存在的源泉結合著的，並且它又是同壹切多少固定的社會的最初的生產形式即同農業結合著的。但是，這是最錯誤不過的了。在壹切社會形式中都有壹種壹定的生產決定其他壹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因而它的關系也決定其他壹切關系的地位和影響。這是壹種普照的光，它掩蓋了壹切其他色彩，改變著它們的特點。這是壹種特殊的以太，它決定著它裏面顯露出來的壹切存在的比重。

　　以遊牧民族為例(純粹的漁獵民族還沒有達到真正發展的起點)。他們偶爾從事某種形式的耕作。這樣就規定了土地所有制。它是共同的，這種形式按照這些民族保持傳統的程度而或多或少地保留下來，斯拉夫人中的公社所有制就是個例子。在從事定居耕作(這種定居已是壹大進步)，而且這種耕作像在古代社會和封建社會中那樣處於支配地位的民族那裏，連工業、工業的組織以及與工業相應的所有制形式都多少帶著土地所有制的性質；或者像在古代羅馬人中那樣工業完全附屬於耕作；或者像在中世紀那樣工業在城市中和在城市的各種關系上模仿著鄉村的組織。在中世紀，甚至資本——不是指純粹的貨幣資本——作為傳統的手工工具等等，也具有這種土地所有制的性質。

　　在資產階級社會中情況則相反。農業越來越變成僅僅是壹個工業部門，完全由資本支配。地租也是如此。在土地所有制處於支配地位的壹切社會形式中，自然聯系還占優勢。

　　在資本處於支配地位的社會形式中，社會、歷史所創造的因素占優勢。不懂資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卻完全可以懂資本。資本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支配壹切的經濟權力。它必須成為起點又成為終點，必須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來說明。分別考察了兩者之後，必須考察它們相互關系。

　　［M－20］因此，把經濟範疇按它們在歷史上起決定作用的先後次序來排列是不行的，錯誤的。它們的次序倒是由它們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中的相互關系決定的，這種關系同表現出來的它們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歷史發展的次序恰好相反。問題不在於各種經濟關系在不同社會形式的相繼更替的序列中在歷史上占有什麼地位。更不在於它們在“觀念上”(蒲魯東)(在關於歷史運動的壹個模糊的表象中)的順序。而在於它們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的結構。

　　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摘選》(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32頁。

　　既然像讀者已經感到遺憾地認識到的那樣，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現實的內部聯系的分析，是壹件極其復雜的事情，是壹項極其細致的工作；既然把看得見的、只是表面的運動歸結為內部的現實的運動是壹種科學工作，那麼，不言而喻，在資本主義生產當事人和流通當事人的頭腦中，關於生產規律形成的觀念，必然會完全偏離這些規律，必然只是表面運動在意識中的表現。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348頁。

　　比較簡單的範疇，雖然在歷史上可以在比較具體的範疇之前存在，但是，它在深度和廣度上的充分發展恰恰只能屬於壹個復雜的社會形式，而比較具體的範疇在壹個比較不發展的社會形式中有過比較充分的發展。

　　勞動似乎是壹個十分簡單的範疇。它在這種壹般性上——作為勞動壹般——的表象也是古老的。但是，在經濟學上從這種簡單性上來把握的“勞動”，和產生這個簡單抽象的那些關系壹樣，是現代的範疇。例如，貨幣主義把財富看成還是完全客觀的東西，看成自身之外的物，存在於貨幣中。同這個觀點相比，重工主義或重商主義把財富的源泉從對象轉到主體的活動——商業勞動和工業勞動，已經是很大的進步，但是，他們仍然只是把這種活動本身理解為局限於取得貨幣的活動。同這個主義相對立的重農主義把勞動的壹定形式——農業——看做創造財富的勞動，不再把對象本身看做裹在貨幣的外衣之中，而是看做產品壹般，看做勞動的壹般成果了。這種產品還與活動的局限性相應而仍然被看做自然規定的產品——農業的產品，主要是土地的產品。

　　［M－17］亞當·斯密大大地前進了壹步，他拋開了創造財富的活動的壹切規定性，——幹脆就是勞動，既不是工業勞動，又不是商業勞動，也不是農業勞動，而既是這種勞動，又是那種勞動。有了創造財富的活動的抽象壹般性，也就有了被規定為財富的對象的壹般性，這就是產品壹般，或者說又是勞動壹般，然而是作為過去的、對象化的勞動。這壹步跨得多麼艱難，多麼巨大，只要看看連亞當·斯密本人還時時要回到重農主義，就可想見了。……

　　對任何種類勞動的同等看待，以各種現實勞動組成的壹個十分發達的總體為前提，在這些勞動中，任何壹種勞動都不再是支配壹切的勞動。所以，最壹般的抽象總只是產生在最豐富的具體發展的場合，在那裏，壹種東西為許多東西所共有，為壹切所共有。這樣壹來，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另壹方面，勞動壹般這個抽象，不僅僅是各種勞動組成的壹個具體總體的精神結果。對任何種類的勞動的同樣看待，適合於這樣壹種社會形式，在這種社會形式中，個人很容易從壹種勞動轉到另壹種勞動，壹定種類的勞動對他們來說是偶然的，因而是無差別的。這裏，勞動不僅在範疇上，而且在現實中都成了創造財富的壹般手段，它不再是同具有某種特殊性的個人結合在壹起的規定了。……所以，在這裏，“勞動”、“勞動壹般”、直截了當的勞動這個範疇的抽象，這個現代經濟學的起點，才成為實際上真實的東西。所以，這個被現代經濟學提到首位的、表現出壹種古老而適用於一切社會形式的關系的最簡單的抽象， 只有作為最現代的社會的範疇， 才在這種抽象中表現為實際上真實的東西。 ……

　　［ M－ 18］ 勞動這個例子讓人信服的表明， 哪怕是最抽象的範疇， 雖然正是由於它們
的抽象而適用於壹切時代， 但是就這個抽象的規定性本身來說， 同樣是歷史條件的產物，
而且只有對於這些條件並在這些條件之內才具有充分的適用性。

　　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摘選》導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7—29頁。

　　體現生產工人的勞動的商品，其使用價值可能是最微不足道的。……相反，勞動作為生產勞動的特性只表現壹定的社會生產關系。我們在這裏指的勞動的這種規定性，不是從勞動的內容或勞動的結果產生的，而是從勞動的壹定的社會形式產生的。

　　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 1861年8月—1863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冊，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149頁。



　　可以理解，這壹章裏談的，只是純粹的、古典形態的采邑；這種采邑當然只是壹種暫時的、並非到處同時出現的形態。可是，只有在這種純粹的形態上來把握它，才能理解經濟關系的這樣壹些歷史表現形式，而羅特的主要功績之壹就在於，他去除壹切蕪雜的附屬物，取出了采邑這種古典形態。

　　恩格斯:《法蘭克時代》( 1878年中—1882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月第2版，第270頁。

　　當庸俗經濟學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內部聯系卻傲慢地鼓吹事物從現象上看是另外的樣子的時候，他們自以為這是作出了偉大的發現。實際上，他們所鼓吹的是他們緊緊抓住了外表，並且把它當做最終的東西。這樣壹來，科學究竟有什麼用處呢但是，在這裏事情還有另外的背景。內部聯系壹旦被了解，相信現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壹切理論信仰，還在現存制度實際崩潰以前就會破滅。

　　馬克思:《馬克思致路德維希·庫格曼》( 1868年7月1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0頁。

　　

　　八)把研究對象置於壹定的歷史關聯環節中考察

     人們在生產和交換時所處的條件，各個國家各不相同，而在每壹個國家裏，各個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經濟學不可能對壹切國家和壹切歷史時代都是壹樣的。從弓和箭，從石刀和僅僅是例外地出現的野蠻人的交換往來，到上千馬力的蒸汽機，到機械織機、鐵路和英格蘭銀行，有壹段很大的距離。火地島的居民沒有達到進行大規模生產和世界貿易的程度，也沒有達到出現票據投機或交易所破產的程度。誰要想把火地島的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英國的政治經濟學置於同壹規律之下，那麼，除了最陳腐的老生常談以外，他顯然不能揭示任何東西。因此，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壹門歷史的科學。它所涉及的是歷史性的即經常變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產和交換的每個個別發展階段的特殊規律，而且只有在完成這種研究以後，它才能確立為數不多的、適用於生產壹般和交換壹般的、完全普遍的規律。同時，不言而喻，適用於壹定的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的規律，對於具有這種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的壹切歷史時期也是適用的。例如，隨著金屬貨幣的采用，壹系列適用於借金屬貨幣進行交換的壹切國家和歷史時期的規律起作用了。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53—154頁。

　　不同的社會生產方式，有不同的人口增長規律和過剩人口增長規律；過剩人口同赤貧是壹回事。這些不同的規律可以簡單地歸結為同生產條件發生關系的種種不同方式，或者就活的個體來說，可以簡單地歸結為同他作為社會成員(因為他只在社會中從事勞動和占有)的再生產條件發生關系的種種不同方式。就個別的人或者某壹部分人口來說，這種關系的解體，會把他們置於這種特定基礎的再生產條件之外，因而也就把他們變成了過剩人口，他們不僅壹無所有，而且無法依靠勞動去占有生活資料，於是變成了赤貧。

　　只有在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方式下，赤貧才表現為勞動自身的結果，表現為勞動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因此，在壹個社會生產階段上可能是過剩人口的情況，在另壹個階段上卻不是這樣，而且過剩人口的作用可能是不同的。例如，古人遣送出去的移民就是過剩人口；也就是說，這些人在當時的物質的所有制基礎上，即在當時的生產條件下，不能在同壹空間繼續生活下去。他們的人數同現代生產條件相比可能很少。然而，他們遠不是赤貧。面包和娛樂時代的羅馬平民倒是赤貧。引起民族大遷徙的過剩人口，又是以其他條件為前提的。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手稿前半部分(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607—608頁。

　　生產實際上有它的條件和前提，這些條件和前提構成生產的要素。這些要素最初可能表現為自然發生的東西。通過生產過程本身，它們就從自然發生的東西變成歷史的東西，並且對於這壹個時期表現為生產的自然前提，對於前壹個時期就是生產的歷史結果。

　　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摘選》導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1頁。

　　馬克思研究任何事物時都考查它的歷史起源和它的前提，因此，在他那裏，每壹單個問題都自然要產生壹系列的新問題。他研究原始時代的歷史，研究農學、俄國的和美國的土地關系、地質學等等，主要是為了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最完善地寫出關於地租的章節，而在他以前沒有人試圖這樣做過。

　　恩格斯:《馬克思，亨利希·卡爾》( 1892年11月9—25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5月第1版，第400頁。

　　要研究精神生產和物質生產之間的聯系，首先必須把這種物質生產本身不是當作壹般範疇來考察，而是從壹定的歷史的形式來考察。例如，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精神生產，就和與中世紀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精神生產不同。如果物質生產本身不從它的特殊的歷史的形式來看，那就不可能理解與它相適應的精神生產的特征以及這兩種生產的相互作用。從而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見解。

　　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 1861年8月—1863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冊，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296頁。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1-21 16:46:19

馬克思了解古代奴隸主，中世紀封建主等的歷史必然性，因而了解他們的歷史正當性，承認他們在壹定限度的歷史時期內是人類發展的杠桿；因而馬克思也承認剝削，即占有他人勞動產品的暫時的歷史正當性；但他同時證明，這種歷史的正當性現在不僅消失了，而且剝削不論以什麼形式繼續保存下去，已經日益愈來愈妨礙而不是促進社會的發展，並使之卷入愈來愈激烈的沖突中。

　　恩格斯:《法學家的社會主義》( 1886年11月—12月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年9月第1版，第557—558頁。

　　朗格先生(在《論工人問題……》第二版中)對我大加贊揚，但目的是為了擡高他自己。事情是這樣的，朗格先生有壹個偉大的發現:全部歷史可以納入壹個唯壹的偉大的自然規律。這個自然規律就是“struggle for life”，即“生存鬥爭”這壹句話(達爾文的說法這樣應用就變成了壹句空話)，而這句話的內容就是馬爾薩斯的人口規律，[10]或者更確切些說，人口過剩規律。這樣壹來，就可以不去分析“生存鬥爭”如何在各種不同的社會形式中歷史地表現出來，而只要把每壹個具體的鬥爭都變成“生存鬥爭”這句話，並且把這句話變成馬爾薩斯關於“人口的狂想”就行了。必須承認，這對於那些華而不實、假冒科學、高傲無知和思想懶惰的人說來倒是壹種十分有用的方法。

　　馬克思:《馬克思致路德維希·庫格曼》( 1870年6月2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37—338頁。

　　在我們看來，所謂“經濟規律”並不是永恒的自然規律，而是既會產生又會消失的歷史性的規律，而現代政治經濟學大全，只要是由經濟學家真正客觀地編纂出來的，對我們來說不過是現代資產階級社會所賴以存在的規律和條件的總匯，壹句話，是這個社會的生產條件和交換條件的抽象的描述和概括。因此，在我們看來，任何壹個規律只要是表現純粹資產階級關系的，都不是先於現代資產階級社會而存在的；那些或多或少地對過去的全部歷史起過作用的規律則僅僅表現了以階級統治和階級剝削為基礎的壹切社會狀態所共有的關系。所謂李嘉圖規律就屬於前者，它無論對農奴制還是對古代的奴隸制都不起作用；而所謂馬爾薩斯理論中的站得住腳的東西則屬於後者。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裏德裏希·阿爾伯特·朗格》( 1865年3月29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25頁。

　　

　　九)用歷史的觀點對研究對象做出評價

　　和現在的、“以外界的強制為基礎”的社會相反，“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標榜壹種“以對內在人類本性的意識即理性為基礎”的理想的真正社會。因而，這種社會是以意識的意識、思維的思維為基礎的。這位“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甚至在表達方法上也和哲學家沒有區別了。他忘記了:不管是人們的“內在本性”，或者是人們的對這種本性的“意識”，“即”他們的“理性”，向來都是歷史的產物；甚至當人們的社會在他看來是以“外界的強制”為基礎的時候，他們的“內在本性”也是與這種“外界的強制”相適應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67—568頁。

　　這種幾何級數的繁殖，［照馬爾薩斯看來］是人的自然繁殖過程。在歷史上他會發現，人口是按照極不相同的比例發展的，過剩人口同樣是壹種由歷史決定的關系，它並不是由數字或由生活資料的生產性的絕對界限決定的，而是由壹定生產條件設定的界限決定的。［第壹，］從數目來看，［以前各時代的過剩人口］是有限的。那些表示雅典人的過剩人口的數字，在我們看來是多麼微不足道!第二，從性質來看，由變成移民的自由雅典人構成的過剩人口，同收容在貧民習藝所裏的工人構成的過剩人口極不相同。同樣，那些在修道院裏消耗剩余產品的、過著乞討生活的過剩人口，同工廠裏形成的過剩人口也大不壹樣。但是，馬爾薩斯撇開了人口運動的這些壹定的歷史規律。這些規律由於是人類本性的歷史，所以是自然的規律，但僅僅是在壹定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壹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人的自然規律，而這種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則是受人類本身歷史過程制約的。

　　馬爾薩斯所說的人，即被抽象化而不再是由歷史決定的人，只存在於他的頭腦裏，因而與馬爾薩斯所說的這種自然的人相適應的幾何級數的繁殖法，也只存在於他的頭腦裏。

　　因此，現實的歷史在馬爾薩斯看來是這樣的:他的自然人的繁殖不是歷史過程的抽象，不是現實繁殖的抽象，相反的，現實繁殖倒是馬爾薩斯理論的應用。所以，在歷史的每個階段上成為人口和過剩人口的條件，成為內在條件的那種東西，到了馬爾薩斯手裏卻成了妨礙人口按照馬爾薩斯的方式發展的壹系列外部障礙。人類在歷史上生產和再生產的條件，成了馬爾薩斯的自然人的再生產的限制，而這種自然人不過是馬爾薩斯的創造物。　［VI－16］另壹方面，生活資料的生產——它是受人的活動限制和決定的——表現為生產本身給自己設置的障礙。蕨類植物蔓延全球。它們的再生產，只有在它們的空間不夠了的時候才終止下來。它們的再生產根本不按算術比例。很難說馬爾薩斯在什麼地方發現過，自由生長的自然產物由於內在的沖動，沒有外部障礙，就會自動停止再生產。

　　馬爾薩斯把人類繁殖過程的內在的、在歷史上變化不定的界限，變為外部限制；把自然再生產的外部障礙，變為繁殖的內在界限或自然規律。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手稿前半部分(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609—610頁。

　　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這些形式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後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給勞動產品打上商品烙印，因而成為商品流通的前提的那些形式，在人們試圖了解它們的內容而不是了解它們的歷史性質(這些形式在人們看來已經是不變的了)以前，就已經取得了社會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因此，只有商品價格的分析才導致價值量的決定，只有商品共同的貨幣表現才導致商品的價值性質的確定。但是，正是商品世界的這個完成的形式——貨幣形式，用物的形式掩蓋了私人勞動的社會性質以及私人勞動者的社會關系，而不是把它們揭示出來。如果我說，上隆⑵ぱサ劝崖椴籍斪龀橄蟮娜祟悇趧拥囊及慊矶l生關系，這種說法的荒謬是壹目了然的。但是當上衣、皮靴等的生產者使這些商品同作為壹般等價物的麻布(或者金銀，這絲毫不改變問題的性質)發生關系時，他們的私人勞動同社會總勞動的關系正是通過這種荒謬形式呈現在他們面前。

　　這種形式恰好形成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各種範疇。對於這個歷史上壹定的社會生產方式即商品生產的生產關系來說，這些範疇是有社會效力的、因而是客觀的思維形式。因此，壹旦我們逃到其他的生產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產的基礎上籠罩著勞動產品的壹切魔法妖術，就立刻消失了。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3頁。

　　自然界不是壹方面造成貨幣占有者或商品占有者，而另壹方面造成只是自己勞動力的占有者。這種關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關系，也不是壹切歷史時期所共有的社會關系。它本身顯然是已往歷史發展的結果，是許多次經濟變革的產物，是壹系列陳舊的社會生產形態滅亡的產物。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7頁。

　　正像馬克思尖銳地著重指出資本主義生產的各個壞的方面壹樣，同時他也明白地證明這壹社會形式是使社會生產力發展到很高水平所必需的:在這個水平上，社會全體成員的平等的、合乎人的尊嚴的發展，才有可能。要達到這壹點，以前的壹切社會形式都太薄弱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才第壹次創造出為達到這壹點所必需的財富和生產力，但是它同時又創造出壹個社會階級，那就是被壓迫的工人大眾。他們越來越被迫起來要求利用這種財富和生產力來為全社會服務，以代替現在為壹個壟斷者階級服務的狀況。

　　恩格斯:《卡·馬克思〈資本論〉第壹卷書評——為〈民主周報〉作》

　　年3月2—13日之間)，摘自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7頁。

　　年以前，我(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1]壹書中)正好對18世紀英國所發生的勞動者被驅逐出自己家園的過程的主要特征進行過描寫。此外，當時土地所有者和工廠主所幹出的無恥勾當，這種驅逐行動必然首先對當事的勞動者在物質上和精神上造成的危害，在那裏也作了如實的描述。但是，我能想到要把這種可能是完全必然的歷史發展過程看成壹種退步，後退得“比野蠻人還低下”嗎?絕對不能。1872年的英國無產者的發展程度比年的有自己的“家園”的農村織工不知要高出多少。有自己洞穴的原始人，有自己的土屋的澳洲人，有自己的家園的印第安人，難道能夠在什麼時候舉行六月起義或建立巴黎公社嗎

　　自從資本主義生產被大規模采用時起，工人的物質狀況總的來講是更為惡化了，對於這壹點只有資產者才表示懷疑。但是，難道我們因此就應當深切地眷戀(也是很貧乏地)埃及人的肉鍋，眷戀那僅僅培養奴隸精神的農村小工業或者眷戀“野蠻人”嗎?恰恰相反。

　　只有現代大工業所造成的、擺脫了壹切歷來的枷鎖、也擺脫了將其束縛在土地上的枷鎖並且被壹起趕進大城市的無產階級，才能實現消滅壹切階級剝削和壹切階級統治的偉大社會變革。有自己家園的舊日農村手工織工永遠不能做到這壹點，他們永遠不會產生這種想法，更說不上希望實現這種想法。

　　相反，在蒲魯東看來，近百年來的全部工業革命、蒸汽機、用機器代替手工勞動並把勞動生產力增加千倍的大生產，卻是壹種極其可惡的事情，壹種本來不應當發生的事情。

　　小資產者蒲魯東向往的世界是這樣的:每個人制造各自的產品，可以立即用來消費，也可以拿到市場上去交換；如果那時每個人能以另壹種產品補償自己勞動產品的十足價值，那麼“永恒公平”就得到滿足，而最好的世界就建立起來了。但是，這個蒲魯東向往的最好的世界在萌芽狀態就已經被不斷前進的工業發展的腳步踏碎了。這種工業發展早已在大工業的壹切部門中消滅了單獨勞動，並且在較小的和最小的部門中日益消滅著這種勞動，而代之以依靠機器和已可利用的自然力來進行的社會勞動，它所生產的可以立即用來交換或消費的產品是許多人共同勞動的成果。這種產品必須經過許多人的手才能生產出來。正是由於這種工業革命，人的勞動生產力才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以致在人類歷史上破天荒第壹次創造了這樣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實行明智分工的條件下，不僅生產的東西可以滿足全體社會成員豐裕的消費和造成充足的儲備，而且使每個人都有充分的閑暇時間去獲得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文化——科學、藝術、社交方式等——中壹切真正有價值的東西；並且不僅是去獲得，而且還要把這壹切從統治階級的獨占品變成全社會的共同財富並加以進壹步發展。關鍵就在這裏。人的勞動生產力既然已發展到這樣高的水平，統治階級存在的任何借口便都被打破了。為階級差別辯護的最終理由總是說:壹定要有壹個階級無須為生產每天的生活必需品操勞，以便有時間為社會從事腦力勞動。這種廢話在此以前曾有其充分的歷史合理性，而現在被近百年來的工業革命壹下子永遠根除了。統治階級的存在，日益成為工業生產力發展的障礙，同樣也日益成為科學和藝術發展，特別是文明社交方式發展的障礙。從來也沒有比我們現代的資產者更無知的人了。

　　但是，這壹切同朋友蒲魯東毫不相幹。他只要“永恒公平”，旁的什麼都不要。每個人應當用自己的產品換得自己的十足的勞動所得、自己的勞動的十足價值。但是，在現代工業產品上進行這樣的計算，卻不是壹件容易的事情。單個人在總產品中所占的份額，在先前單獨手工勞動的條件下自然而然表現在生產出的產品中，而現代工業則正好把這個份額掩蔽起來了。其次，現代工業日益消滅著作為蒲魯東全部體系基礎的單獨交換，即互相換取產品來供自己消費的兩個生產者間的直接交換。因此，整個蒲魯東主義都滲透著壹種反動的特性:厭惡工業革命，時而公開時而隱蔽地表示希望把全部現代工業、蒸汽機、紡紗機以及其他壹切壞東西統統拋棄，而返回到舊日的規規矩矩的手工勞動。哪怕這樣做我們會喪失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生產力，整個人類註定會陷入極可怕的勞動奴隸狀態，饑餓將成為壹種常規，那也沒什麼了不起，只要我們能搞好交換，使每個人都能得到“十足的勞動所得”並且能實現“永恒公平”就行了! Fiat justitia，但有公平常在，哪怕世界毀滅

　　如果蒲魯東的這種反革命的東西確實能付諸實現，世界是要毀滅的。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 1872年5月—1873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257—259頁。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1-21 16:47:27

當壹種生產方式處在自身發展的上升階段的時候，甚至在和這種生產方式相適應的分配方式下吃了虧的那些人也會歡迎這種生產方式。大工業興起時期的英國工人就是如此。

　　不僅如此，當這種生產方式對於社會還是正常的時候，滿意於這種分配的情緒，總的來說，會占支配的地位；那時即使發出了抗議，也只是從統治階級自身中發出來(聖西門、傅立葉、歐文)，而在被剝削的群眾中恰恰得不到任何響應。只有當這種生產方式已經走完自身的沒落階段的頗大壹段行程時，當它多半已經過時的時候，當它的存在條件大部分已經消失而它的後繼者已經在敲門的時候——只有在這個時候，這種越來越不平等的分配，才被認為是非正義的，只有在這個時候，人們才開始從已經過時的事實出發訴諸所謂永恒正義。這種訴諸道德和法的做法， 在科學上絲毫不能把我們推向前進； 道義上的憤
怒， 無論多麼入情入理， 經濟科學總不能把它看做證據， 而只能看做象征。 相反， 經濟科學的任務在於:

證明現在開始顯露出來的社會弊病是現存生產方式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這壹生產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並且從正在瓦解的經濟運動形式內部發現未來的、能夠消除這些弊病的、新的生產組織和交換組織的因素。憤怒出詩人[12]，在描寫這些弊病或者抨擊那些替統治階級效勞而否認或美化這些弊病的和諧派的時候，憤怒是適得其所的，可是憤怒在每壹個這樣的場合下能證明的東西是多麼少，這從下面的事實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到現在為止的全部歷史中的每壹個時代，都能為這種憤怒找到足夠的材料。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55—156頁。

　　講壹些泛泛的空話來痛罵奴隸制和其他類似的現象，對這些可恥的現象發洩高尚的義憤，這是最容易不過的事情。可惜，這樣做僅僅說出了壹件人所共知的事情，這就是:這種古希臘羅馬的制度已經不再適合我們目前的狀況和由這種狀況所決定的我們的感情。但是，這種制度是怎樣產生的，它為什麼存在，它在歷史上起了什麼作用，關於這些問題，我們並沒有因此而得到任何的說明。如果我們深入地研究壹下這些問題，我們就不得不說——盡管聽起來是多麼矛盾和離奇——在當時的情況下，采用奴隸制是壹個巨大的進步。

　　人類是從野蠻開始的，因此，為了擺脫野蠻狀態，他們必須使用野蠻的、幾乎是野獸般的手段，這畢竟是事實。古代的公社，在它們繼續存在的地方，從印度到俄國，在數千年中曾經是最野蠻的國家形式即東方專制制度的基礎。只是在公社瓦解的地方，各民族才靠自身的力量繼續向前邁進，他們最初的經濟進步就在於借助奴隸勞動來提高和進壹步發展生產。有壹點是清楚的:當人的勞動的生產率還非常低，除了必要生活資料只能提供很少的剩余的時候，生產力的提高、交往的擴大、國家和法的發展、藝術和科學的創立，都只有通過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這種分工的基礎是從事單純體力勞動的群眾同管理勞動、經營商業和掌管國事以及後來從事藝術和科學的少數特權分子之間的大分工。這種分工的最簡單的完全自發的形式，正是奴隸制。在古代世界，特別是希臘世界的歷史前提之下，進步到以階級對立為基礎的社會，這只能通過奴隸制的形式來完成的。甚至對奴隸來說，這也是壹種進步的；成為大批奴隸來源的戰俘以前都被殺掉，再更早的時候甚至被吃掉，現在至少能保全生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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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既然杜林先生因為希臘文化是以奴隸制為基礎而對它嗤之以鼻，那他可以用同樣的理由去責備希臘人沒有蒸汽機和電報。既然他斷言，我們現代的雇傭奴役制只能解釋為奴隸制的稍微變化和稍微緩和的遺物，而不能從它本身(即從現代社會的經濟規律)去加以說明，那麼這種論斷，要麼只是說雇傭勞動同奴隸制壹樣，是奴役和階級統治的形式——而這是每個小孩子都知道的——，要麼就是錯誤的。因為根據同樣的理由，我們也可以說，雇傭勞動只能被解釋為緩和的吃人形式，現在到處都已經證實，吃人曾是處理戰敗敵人的原始形式。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88—190頁。

　　以往的社會主義固然批判了現存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後果，但是，它不能說明這個生產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對付這個生產方式；它只能簡單地把它當做壞東西拋棄掉。它越是激烈地反對同這種生產方式密不可分的對工人階級的剝削，就越是不能明白指出，這種剝削是怎麼回事，它是怎樣產生的。但是，問題在於:壹方面應當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聯系和它在壹定歷史時期存在的必然性，從而說明它滅亡的必然性；另壹方面應當揭露這種生產方式的壹直還隱蔽著的內在性質。這已經由於剩余價值的發現而完成了。

　　已經證明，無償勞動的占有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通過這種生產方式對工人進行的剝削的基本形式；即使資本家按照勞動力作為商品在商品市場上所具有的全部價值來購買他的工人的勞動力，他從這種勞動力榨取的價值仍然比他對這種勞動力的支出要多；這種剩余價值歸根到底構成了有產階級手中日益增加的資本量由以積累起來的價值量。這樣就說明了資本主義生產和資本生產的過程。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5頁。

　　全新的歷史創舉都要遭到被誤解的命運，即只要這種創舉與舊的，甚至已經死亡的社會生活形式可能有某些相似之處，它就會被誤認為是那些社會生活形式的翻版。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 1871年4月中旬—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56頁。

　　

　　十)摒棄折中主義的方法

　　您在利潤率問題上為什麼走上了岔路，我認為，您的來信已經使我得到了壹些解釋。

　　我在這裏發現了同壹種陷入枝節問題的偏向，我把它歸咎於1848年以來在德國大學中流行的哲學研究的折中主義方法，這種方法丟掉了事物的總的概貌，過於經常地陷入壹種幾乎是無休止、無結果的對枝節問題的思辨中。在古典作家中，您以前主要研究的恰好就是康德，而康德由於他那個時代的德國哲學研究的狀況，由於同學究氣十足的沃爾弗式的萊布尼茨主義的對立，也就或多或少地被迫在形式上對這種沃爾弗式的思辨作壹些表面的讓步。我就是這樣來解釋您陷入枝節問題的偏向的，這種偏向也表現在您的來信中談到價值規律的那些題外話裏；在這些地方，我認為您沒有經常註意總的聯系，所以您把價值規律貶為壹種虛構，壹種必要的虛構，差不多就像康德把上帝的存在貶為實踐理性的壹種假定壹樣。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5年3月12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92—693頁。

　　

　　十壹)主體能動性與客觀限定性。自由與必然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為自然存在物，而且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壹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動的自然存在物；這些力量作為天賦和才能、作為欲望存在於人身上；另壹方面，人作為自然的、肉體的、感性的、對象性的存在物，同動植物壹樣，是受動的、受制約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就是說，他的欲望的對象是作為不依賴於他的對象而存在於他之外的；但是，這些對象是他的需要的對象；是表現和確證他的本質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對象。說人是肉體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現實的、感性的、對象性的存在物，這就等於說，人有現實的、感性的對象作為自己本質的即自己生命表現的對象；或者說，人只有憑借現實的、感性的對象才能表現自己的生命。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209—210頁。

　

　　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而且正是由於在分工範圍內社會關系的必然獨立化，在每壹個人的個人生活同他的屈從於某壹勞動部門以及與之相關的各種條件的生活之間出現了差別。這不應當理解為，似乎像食利者和資本家等已不再是有個性的個人了，而應當理解為，他們的個性是由非常明確的階級關系決定和規定的，上述差別只是在他們與另壹階級的對立中才出現，而對他們本身來說，上述差別只是在他們破產之後才產生的。在等級中尤其是在部落中)這種現象還是隱蔽的，例如，貴族總是貴族，平民總是平民，不管他的其他關系如何；這是壹種與他的個性不可分割的品質。有個性的個人與階級的個人的差別，個人生活條件的偶然性，只是隨著那本身是資產階級產物的階級的出現才出現的。只有個人相互之間的競爭和鬥爭才產生和發展了這種偶然性本身。因此，各個人在資產階級的統治下被設想得要比先前更自由些，因為他們的生活條件對他們來說是偶然的；事實上，他們當然更不自由，因為他們更加屈從於物的力量。等級的差別特別顯著地表現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中。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1—572頁。

　　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壹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壹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作用，那麼，要使它們越來越服從我們的意誌並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完全取決於我們了。這壹點特別適用於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只要我們固執地拒絕理解這種生產力的本性和性質(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辯護士正是抗拒這種理解的)，它就總是像上面所詳細敘述的那樣，起違反我們、反對我們的作用，把我們置於它的統治之下。但是，它的本性壹旦被理解，它就會在聯合起來的生產者手中從魔鬼似的統治者變成順從的奴仆。這裏的區別正像雷電中的電的破壞力同電報機和弧光燈的被馴服的電之間的區別壹樣，正像火災同供人使用的火之間的區別壹樣。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0頁。

　　黑格爾第壹個正確地敘述了自由和必然之間的關系。在他看來，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必然只是在它沒有被理解時才是盲目的。”[14]自由不在於幻想中擺脫自然規律而獨立，而在於認識這些規律，從而能夠有計劃地使自然規律為壹定的目的服務。這無論對外部自然的規律，或對支配人本身的肉體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規律來說，都是壹樣的。這兩類規律，我們最多只能在觀念中而不能在現實中把它們互相分開。因此，意誌自由只是借助於對事物的認識來作出決定的能力。因此，人對壹定問題的判斷越是自由，這個判斷的內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越大；而猶豫不決是以不知為基礎的，它看來好像是在許多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可能的決定中任意進行選擇，但恰好由此證明它的不自由，證明它被正好應該由它支配的對象所支配。因此，自由就在於根據對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認識來支配我們自己和外部自然；因此它必然是歷史發展的產物。最初的、從動物界分離出來的人，在壹切本質方面是和動物本身壹樣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壹個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壹步。在人類歷史的初期，發現了從機械運動到熱的轉化，即摩擦生火；在到目前為止的發展的末期，發現了從熱到機械運動的轉化，即蒸汽機。而盡管蒸汽機在社會領域中實現了巨大的解放性的變革——這壹變革還沒有完成壹半——，但是毫無疑問，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還是超過了蒸汽機，因為摩擦生火第壹次使人支配了壹種自然力，從而最終把人同動物界分開。蒸汽機永遠不能在人類的發展中引起如此巨大的飛躍，盡管在我們看來，蒸汽機確實是所有那些以它為依靠的巨大生產力的代表，唯有借助於這些生產力，才有可能實現這樣壹種社會狀態，在這裏不再有任何階級差別，不再有任何對個人生活資料的憂慮，並且第壹次能夠談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談到那種同已被認識的自然規律和諧壹致的生活。但是，整個人類歷史還多麼年輕，硬說我們現在的觀點具有某種絕對的意義，那是多麼可笑，這壹點從下述的簡單的事實中就可以看到:到目前為止的全部歷史，可以稱為從實際發現機械運動轉化為熱到發現熱轉化為機械運動這樣壹段時間的歷史。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20—121頁。

　　壹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個體生存鬥爭停止了。

　　於是，人在壹定意義上才最終地脫離了動物界，從動物的生存條件進入真正人的生存條件。人們周圍的、至今統治著人們的生活條件，現在受人們的支配和控制，人們第壹次成為自然界的自覺的和真正的主人，因為他們已經成為自身的社會結合的主人了。人們自己的社會行動的規律，這些壹直作為異己的、支配著人們的自然規律而同人們相對立的規律，那時就將被人們熟練地運用，因而將聽從人們的支配。人們自身的社會結合壹直是作為自然界和歷史強加於他們的東西而同他們相對立的，現在則變成他們自己的自由行動了。至今壹直統治著歷史的客觀的異己的力量，現在處於人們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從這時起，人們才完全自覺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只是從這時起，由人們使之起作用的社會原因才大部分並且越來越多地達到他們所預期的結果。這是人類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的飛躍。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4—565頁；恩格斯:《反杜林論》

　　年9月—1878年6月)，摘自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0頁。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1-21 17: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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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不能把實際的歷史運動歸結為“永恒真理”的概念運動。不能把辯證法變成詭辯法

　　我們且沿著這條迂回曲折的道路跟蒲魯東先生走下去。

　　假定被當做不變規律、永恒原理、觀念範疇的經濟關系先於生動活躍的人而存在；再假定這些規律、這些原理、這些範疇自古以來就睡在“無人身的人類理性”的懷抱裏。

　　我們已經看到，在這壹切壹成不變的、停滯不動的永恒下面沒有歷史可言，即使有，至多也只是觀念中的歷史，即反映在純粹理性的辯證運動中的歷史。既然蒲魯東先生認為各種觀念在辯證運動中不能互相“區分”，那麼他就壹筆勾銷了運動的影子和影子的運動，而本來總還可以用它們造成某種類似歷史的東西。他沒有這樣做，反而把自己的無能歸罪於歷史，埋怨壹切，甚至連法國話也埋怨起來。哲學家蒲魯東先生告訴我們“我們說什麼東西出現或者什麼東西生產出來，這種說法是不確切的，無論是在文明裏還是在宇宙中，自古以來壹切就存在著、活動著……整個社會經濟也是如此。”(第卷第102頁

　　自身起作用並且使蒲魯東先生本人也起作用的矛盾的創造力竟大到這樣程度，以至他本想說明歷史，但卻不得不否定歷史；本想說明社會關系的順次出現，但卻根本否定某種東西可以出現；本想說明生產及其壹切階段，但卻否定某種東西可以生產出來。

　　這樣，在蒲魯東先生看來，再沒有什麼歷史，也沒有什麼觀念的順序了，可是，他那本大作卻繼續存在，而這部著作恰恰被他自己稱為“與觀念順序相壹致的歷史”。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08—609頁。

　　現在再來談談蒲魯東先生。

　　每壹種經濟關系都有其好的壹面和壞的壹面；只有在這壹點上蒲魯東先生沒有背叛自己。他認為，好的方面由經濟學家來揭示，壞的方面由社會主義者來揭露。他從經濟學家那裏借用了永恒關系的必然性；從社會主義者那裏借用了把貧困僅僅看做是貧困的幻想。

　　他對兩者都表示贊成，企圖拿科學權威當靠山。而科學在他看來已成為某種微不足道的科學公式了；他無休止地追逐公式。正因為如此，蒲魯東先生自以為他既批判了政治經濟學，也批判了共產主義；其實他遠在這兩者之下。說他在經濟學家之下，因為他作為壹個哲學家，自以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著深入純經濟的細節；說他在社會主義者之下，因為他既缺乏勇氣，也沒有遠見，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資產者的眼界。

　　他希望成為合題，結果只不過是壹種合成的錯誤。

　　他希望充當科學泰鬥，淩駕於資產者和無產者之上，結果只是壹個小資產者，經常在資本和勞動、政治經濟學和共產主義者之間搖來擺去。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16—617頁。

　　蒲魯東是天生地傾向於辯證法的。但是他從來也不懂得真正科學的辯證法，所以他陷入了詭辯的泥坑。實際上這是和他的小資產階級觀點有聯系的。小資產者像歷史編纂學家勞默壹樣，是由“壹方面”和“另壹方面”構成的。小資產者在自己的經濟利益上是如此，因而在自己的政治上、在自己的宗教觀點、科學觀點和藝術觀點上也是如此。他們在自己的道德上是如此，在壹切事情上都是如此。他們是活生生的矛盾。如果說他們同時還像蒲魯東那樣是有才智的人，那麼他們很快就會學會玩弄自身的矛盾，並且根據具體情況把這些矛盾變成出人意料的、大吹大擂的、時而醜惡、時而輝煌的悖論。科學上的招搖撞騙和政治上的投機，都是和這種觀點分不開的。對這種人來說，只有壹種動力，那就是虛榮心，像壹切愛虛榮的人壹樣，他們所關心的只是眼前的成功、壹時的風頭。這樣，那種例如使盧梭這樣的人不斷避免向現存政權作任何即使是表面妥協的簡單的道德感，也必然消失了。

　　馬克思:《論蒲魯東》( 1865年1月2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24頁。

　　所有權成為蒲魯東先生的體系中的最後壹個範疇。在現實世界中，情形恰恰相反:蒲魯東先生的分工和所有其他範疇都是社會關系，這些關系的總和構成現在稱之為所有權的東西；在這些關系之外，資產階級所有權不過是形而上學的或法學的幻想。另壹時代的所有權，封建所有權，是在完全不同的社會關系中發展起來的。蒲魯東先生把所有權規定為獨立的關系，就不只是犯了方法上的錯誤:他清楚地表明自己沒有理解把資產階級生產所具有的各種形式結合起來的紐帶，他不懂得壹定時代中各種生產形式的歷史的和暫時的性質。蒲魯東先生看不到現代種種社會制度是歷史的產物，既不懂得它們的起源，也不懂得它們的發展，所以他只能對它們作教條式的批判。

　　馬克思:《馬克思致帕維爾·瓦西裏耶維奇·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6—47頁。

　　現在我給您舉壹個蒲魯東先生的辯證法的例子。

　　自由和奴隸制形成壹種對抗。我沒有必要談自由的好的方面或壞的方面。至於奴隸制，那麼它的壞的方面就不必去說了。唯壹需要說明的，是奴隸制的好的方面。這裏所說的，不是間接奴隸制，即對無產者的奴役。這裏所說的，是直接奴隸制，即在蘇裏南、巴西和北美南部各州的黑奴制。

　　直接奴隸制也像機器、信貸等壹樣，是我們現代工業的樞紐。沒有奴隸制，就沒有棉花；沒有棉花，就沒有現代工業。奴隸制使殖民地具有了價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貿易，而世界貿易則是機器大工業的必不可少的條件。在買賣黑奴以前，殖民地給予舊大陸的產品很少，沒有顯著地改變世界的面貌。可見，奴隸制是壹個極為重要的經濟範疇。沒有奴隸制，北美這個最進步的國家就會變成宗法式的國家。只要從世界地圖上抹去北美，結果就會出現混亂狀態，就會出現貿易和現代文明的徹底衰落。但是，讓奴隸制消失，那就等於從世界地圖上把美國抹去。可見，正因為奴隸制是壹個經濟範疇，所以奴隸制從世界開始存在時起就在各個民族中存在。現代各民族無非是善於在本國把奴隸制掩飾起來，而在新大陸則公開地推行它。這樣思考過奴隸制以後，這位善良的蒲魯東先生又將怎麼辦呢他會尋找自由和奴隸制的綜合，尋求真正的中庸之道，即奴隸制和自由的平衡。

　　馬克思:《馬克思致帕維爾·瓦西裏耶維奇·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9頁。

　　蒲魯東先生無法探索出歷史的實在進程，他就給我們提出了壹套怪論，壹套妄圖充當辯證怪論的怪論。他覺得沒有必要談到17、18世紀和19世紀，因為他的歷史是在想象的雲霧中發生並高高超越於時間和空間的。壹句話，這是黑格爾式的陳詞濫調，這不是歷史，不是世俗的歷史——人類的歷史，而是神聖的歷史——觀念的歷史。在他看來，人不過是觀念或永恒理性為了自身的發展而使用的工具。薄魯東先生所說的進化，是在絕對觀念的神秘懷抱中發生的進化。如果揭去這種神秘詞句的帷幕，那就可以看到，蒲魯東先生給我們提供的是經濟範疇在他的頭腦中的排列次序。我用不著花很多力氣就可以向您證明，這是壹個非常沒有秩序的頭腦中的秩序。

　　馬克思:《馬克思致帕維爾·瓦西裏耶維奇·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4頁。

　　蒲魯東先生很清楚地了解，人們生產呢子、麻布、絲綢——了解這麼點東西確是壹個大功勞!可是，蒲魯東先生不了解，人們還按照自己的生產力而生產出他們在其中生產呢子和麻布的社會關系。蒲魯東先生更不了解，適應自己的物質生產水平而生產出社會關系的人，也生產出各種觀念、範疇，即恰恰是這些社會關系的抽象的、觀念的表現。所以，範疇也和它們所表現的關系壹樣不是永恒的。它們是歷史的和暫時的產物。而在蒲魯東先生看來卻完全相反，抽象、範疇是始因。根據他的意見，創造歷史的，正是抽象、範疇，而不是人。抽象、範疇就其本身來說，即把它同人們及其物質活動分離開來，自然是不朽的、不變的、不動的。它不過是壹種純粹理性的存在物，這幹脆就是說，抽象就其本身來說是抽象的。多麼美妙的同義反復

　　這樣，當做範疇形式來看的經濟關系，對於蒲魯東先生說來，是既無起源又無發展的永恒的公式。

　　換個方式說:蒲魯東先生不是直接肯定資產階級生活對他說來是永恒的真理。他間接地說出了這壹點，因為他神化了以觀念形式表現資產階級關系的範疇。既然市民社會的產物被他想象為範疇形式、觀念形式，他就把這些產物視為自行產生的、具有自己的生命的、永恒的東西。可見，他並沒有超出資產階級的視野。由於他談到資產階級的觀念時，認為它們是永恒真理，所以他就尋找這些觀念的綜合，尋求它們的平衡，而沒有看到，現在它們達到平衡的方式是唯壹可能的方式。

　　其實，他所做的是壹切好心的資產者所做的事情。他們都說，競爭、壟斷等在原則上，即如果把它們看做抽象的觀念，是生活的唯壹的基礎，但是它們在實踐中還得大加改善。他們全都希望有競爭而沒有競爭的悲慘後果。他們全都希望有壹種不可能的事情，即希望有資產階級的生活條件而沒有這些條件的必然後果。他們全都不了解，資產階級生產形式是壹種歷史的和暫時的方式，也正像封建形式的情況壹樣。他們之所以犯這個錯誤，是由於在他們看來作為資產者的人是壹切社會的唯壹可能的基礎，是由於他們不能想象會
有這樣壹種社會制度:在那裏人不再是資產者。

　　馬克思:《馬克思致帕維爾·瓦西裏耶維奇·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9—50頁。

　　蒲魯東同樣荒謬地說(這足以說明空談的社會主義是如何從經濟規定的角度來考察社會的

　　“對社會來說，資本和產品之間的區別是不存在的。這種區別對個人來說完全是主觀的。”

　　他把壹定的社會形式稱為主觀的東西，而把主觀的抽象稱為社會。產品本身屬於任何勞動方式，而不論勞動方式的壹定的社會形式如何。產品只有在它表示壹定的，歷史上壹定的社會生產關系時才成為資本。蒲魯東先生從社會的角度進行的考察，把那些恰恰表示著壹定的社會關系或經濟的形式規定性的區別忽略掉，抽象掉了。這就像有人說:從社會的角度來看，並不存在奴隸和公民；兩者都是人。其實正相反，在社會之外他們才是人。是奴隸或是公民，這是A這個人和B這個人的壹定的社會存在方式。A這個人本身並不是奴隸，他在他所隸屬的社會裏並通過社會才成為奴隸。成為奴隸和成為公民，這是社會的規定，是A和B這兩個人的關系。蒲魯東先生在這裏就資本和產品所說的話，意思指的是，從社會的角度來看，資本家和工人之間不存在區別；其實恰恰只有從社會的角度來看才存在著這種區別。值得註意的是，蒲魯東用高談闊論來掩飾他沒有能力從商品範疇(概念)轉到資本範疇。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61—1863年手稿)》( 1861年8月—1863 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第2版，第175—176頁。

　　蒲魯東先生必然是壹個空論家。變革現代世界的歷史運動，對他來說不過是要發現兩種資產階級思想的正確的平衡、綜合的問題。於是這個機靈的家夥就借用他的敏銳感覺來發現上帝的隱秘思想，發現兩個孤立思想的統壹，而這兩個思想所以是孤立的，僅僅是因為蒲魯東先生把它們從實際生活中孤立出來，把它們從現代生產即作為這兩個思想所表現的種種現實的結合物的現代生產中孤立出來。蒲魯東先生用自己頭腦中奇妙的運動，代替了由於人們既得的生產力和他們的不再與此種生產力相適應的社會關系相互沖突而產生的偉大歷史運動，代替了在壹個民族內各個階級間以及各個民族彼此間醞釀著的可怕的戰爭，代替了唯壹能解決這種沖突的群眾的實踐和暴力的行動，總之，代替了這壹廣闊的、持久的和復雜的運動。可見，歷史是由學者，即由有本事從上帝那裏竊取隱秘思想的人們創造的。平凡的人只需應用他們所洩露的天機。

　　您現在就可以了解，為什麼蒲魯東先生十分強烈地敵視壹切政治運動。在他看來，現代各種問題不是解決於社會行動，而是解決於他頭腦中的辯證的旋轉運動。由於在他看來範疇是動力，所以要改變範疇，是不必改變現實生活的；完全相反，範疇必須改變，而結果就會是現存社會的改變。

　　馬克思:《馬克思致帕維爾·瓦西裏耶維奇·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51頁。

　　十三)把握人類改造自然的活動與生態環境關系演進的規律性

      生產的原始條件(或者同樣也可以說:由於兩性間的自然過程而增多的人的再生產的原始條件；因為這種再生產，壹方面表現為主體對客體的占有，另壹方面，同樣也表現為客體的塑形，客體從屬於主體的目的，客體轉化為主體活動的結果和容器)最初本身不可能是生產出來的，不可能是生產的結果。需要說明的，或者成為某壹［V－4］歷史過程的結果的，不是活的和活動的人同他們與自然界進行物質變換的自然無機條件之間的統壹，以及他們因此對自然界的占有；而是人類存在的這些無機條件同這種活動的存在之間的分離，這種分離只是在雇傭勞動與資本的關系中才得到完全的發展。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39頁。

　　如果說人靠科學和創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麼自然力也對人進行報復，按人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人服從壹種真正的專制，而不管社會組織怎樣。

　　恩格斯:《論權威》( 1872年10月—1873年3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336頁。

　　但是我們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壹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每壹次勝利，起初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往後和再往後卻發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最初的結果又消除了。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小亞細亞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為了得到耕地，毀滅了森林，但是他們做夢也想不到，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為不毛之地，因為他們使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積聚中心和貯藏庫。阿爾卑斯山的意大利人，當他們在山南坡把那些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護的樅樹林砍光用盡時，沒有預料到，這樣壹來，他們就把本地區的高山畜牧業的根基毀掉了；他們更沒有預料到，他們這樣做，竟使山泉在壹年中的大部分時間內枯竭了，同時在雨季又使更加兇猛的洪水傾瀉到平原上。在歐洲推廣馬鈴薯的人，並不知道他們在推廣這種含粉塊莖的同時也使瘰癧癥傳播開來了。因此我們每走壹步都要記住:我們決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族人那樣支配自然界，決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於自然界和存在於自然之中的；我們對自然界的整個支配作用，就在於我們比其他壹切生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559—560頁。

　　西班牙的種植場主曾在古巴焚燒山坡上的森林，以為木灰作為肥料足夠最能贏利的咖啡樹利用壹個世代之久，至於後來熱帶的傾盆大雨竟沖毀毫無保護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巖石，這同他們又有什麼相幹呢?在今天的生產方式中，面對自然界和社會，人們註意的主要是最初的最明顯的成果，可是後來人們又感到驚訝的是:取得上述成果的行為所產生的較遠的後果，竟完全是另外壹回事，在大多數情況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562—563頁。

　　我們所說的生產排洩物，是指工業和農業的廢料，消費排洩物則部分地指人的自然的新陳代謝所產生的排洩物，部分地指消費品消費以後殘留下來的東西。因此，化學工業在小規模生產時損失掉的副產品，制造機器時廢棄的但又作為原料進入鐵的生產的鐵屑等，是生產排洩物。人的自然排洩物和破衣碎布等，是消費排洩物。消費排洩物對農業來說最為重要。在利用這種排洩物方面，資本主義經濟浪費很大；例如，在倫敦，450萬人的糞便，就沒有什麼好的處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錢來汙染泰晤士河。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15頁。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1-21 17: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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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已經或者正在經歷這種過程的國家，或多或少都有這樣的情況。地力耗損——如在美國；森林消失——如在英國和法國，目前在德國和美國也是如此；氣候改變、江河幹涸在俄國大概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厲害，因為給各大河流提供水源的地帶是平原，沒有像為萊茵河、多瑙河、羅訥河及波河提供水源的阿爾卑斯山那樣的積雪。農業舊有條件遭到破壞，向大農場資本主義經營方式逐漸過渡——這些都是在英國和德國東部已經完成了的而在其他地方正在普遍進行著的過程。

　　恩格斯:《恩格斯致尼古拉·弗蘭策維奇·丹尼爾遜》( 1892年6月18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27頁。

　　事實上，我們壹天天地學會更正確地理解自然規律，學會認識我們對自然界習常過程的幹預所造成的較近或較遠的後果。特別自本世紀自然科學大踏步前進以來，我們越來越有可能學會認識並從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們的最常見的生產行為所造成的較遠的自然後果。……

　　但是，如果說我們需要經過幾千年的勞動才多少學會估計我們的生產行為在自然方面的較遠的影響，那麼我們想學會預見這些行為在社會方面的較遠的影響就更加困難得多了。……但是，就是在這壹領域中，我們也經過長期的、往往是痛苦的經驗，經過對歷史材料的比較和研究，漸漸學會了認清我們的生產活動在社會方面的間接的、較遠的影響，從而也有可能去控制和調節這些影響。

　　但是要實行這種調節，僅僅有認識還是不夠的。為此需要對我們的直到目前為止的生產方式，以及同這種生產方式壹起對我們的現今的整個社會制度實行完全的變革。

　　到目前為止的壹切生產方式，都僅僅以取得勞動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時候才顯現出來的、通過逐漸的重復和積累才產生效應的較遠的結果，則完全被忽視了。原始的土地公有制，壹方面同眼界極短淺的人們的發展狀態相適應，另壹方面以可用土地的壹定剩余為前提，這種剩余為應付這種原始經濟的意外的災禍提供了某種周旋余地。這種剩余的土地用光了，公有制也就衰落了。而壹切較高的生產形式，都導致居民分為不同的階級，因而導致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之間的對立；這樣壹來，生產只要不以被壓迫者的最貧乏的生活需要為限，統治階級的利益就會成為生產的推動因素。在西歐現今占統治地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這壹點表現得最為充分。支配著生產和交換的壹個個資本家所能關心的，只是他們的行為的最直接的效益。不僅如此，甚至連這種效益——就所制造的或交換的產品的效用而言——也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了；銷售時可獲得的利潤成了唯壹的動力。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560—562頁。

　　十四)把握人類歷史由分散孤立的地區史走向互相聯系成為壹個整體的世界歷史、進而走向世界大同的規律性

      大工業建立了由美洲的發現所準備好的世界市場。世界市場使商業、航海業和陸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發展。這種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工業的擴展，同時，隨著工業、商業、航海業和鐵路的擴展，資產階級也在同壹程度上發展起來，增加自己的資本，把中世紀遺留下來的壹切階級排擠到後面去。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2—33頁。

　　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範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越是擴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於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例如，如果在英國發明了壹種機器，它奪走了印度和中國的無數勞動者的飯碗，並引起這些國家的整個生存形式的改變，那麼，這個發明便成為壹個世界歷史性的事實；同樣，砂糖和咖啡是這樣來表明自己在19世紀具有的世界歷史意義的:拿破侖的大陸體系所引起的這兩種產品的匱乏推動了德國人起來反抗拿破侖，從而就成為光榮的1813年解放戰爭的現實基礎。由此可見，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不是“自我意識”、世界精神或者某個形而上學幽靈的某種純粹的抽象行動，而完全是物質的，可以通過經驗證明的行動，每壹個過著實際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個人都可以證明這種行動。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0—541頁。

　　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於全球各地。它們必須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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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階級，由於壹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壹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壹切萬裏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壹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裏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壹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壹個世界。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5—36頁。

　　資本壹方面具有創造越來越多的剩余勞動的趨勢，同樣，它也具有創造越來越多的交換地點的補充趨勢；在這裏從絕對剩余價值或絕對剩余勞動的角度來看，這也就是造成越來越多的剩余勞動作為自身的補充；從本質上來說，就是推廣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或與資本相適應的生產方式。創造世界市場的趨勢已經直接包含在資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現為必須克服的限制。首先，要使生產本身的每壹個要素都從屬於交換，要消滅直接的、不進入交換的使用價值的生產，也就是說，要用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來代替以前的、從資本的觀點來看是原始的生產方式。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8頁。

　　資本壹方面要力求摧毀交往即交換的壹切地方限制，征服整個地球作為它的市場，另壹方面，它又力求用時間去消滅空間，就是說，把商品從壹個地方轉移到另壹個地方所花費的時間縮減到最低限度。資本越發展，從而資本借以流通的市場，構成資本流通空間道路的市場越擴大，資本同時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間上更加擴大市場，力求用時間去更多地消滅空間。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69頁。

　　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壹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使反動派大為惋惜的是，資產階級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並且每天都還在被消滅。它們被新的工業排擠掉了，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壹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這些工業所加工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其遙遠的地區的原料；它們的產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時供世界各地消費。舊的、靠本國產品來滿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極其遙遠的國家和地帶的產品來滿足的需要所代替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壹種世界的文學。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5頁。

　　單個人隨著自己的活動擴大為世界歷史性的活動，越來越受到對他們來說是異己的力量的支配(他們把這種壓迫想象為所謂世界精神等的圈套)，受到日益擴大的、歸根結底表現為世界市場的力量的支配，這種情況在迄今為止的歷史中當然也是經驗事實。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1頁。

　　這種“異化”(用哲學家易懂的話來說)當然只有在具備了兩個實際前提之後才會消滅。要使這種異化成為壹種“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為革命所要反對的力量，就必須讓它把人類的大多數變成完全“沒有財產的”人，同時這些人又同現存的有錢有教養的世界相對立，而這兩個條件都是以生產力的巨大增長和高度發展為前提的。另壹方面，生產力的這種發展(隨著這種發展，人們的世界歷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時已經是經驗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絕對必需的實際前提，還因為如果沒有這種發展，那就只會有貧窮、極端貧困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必須重新開始爭奪必需品的鬥爭，全部陳腐汙濁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其次，生產力的這種發展之所以是絕對必需的實際前提，還因為:只有隨著生產力的這種普遍發展，人們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來；普遍交往，壹方面，可以產生壹切民族中同時都存在著“沒有財產的”群眾這壹現象(普遍現象)，使每壹民族都依賴於其他民族的變革；最後，地域性的個人為世界歷史性的、經驗上普遍的個人所代替。不這樣，( 1)共產主義就只能作為某種地域性的東西而存在； ( 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發展成為壹種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們會依然處於地方的、籠罩著迷信氣氛的“狀態”； ( 3)交往的任何擴大都會消滅地域性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只有作為占統治地位的各民族“壹下子”同時發生的行動，在經驗上才是可能的，而這是以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與此相聯系的世界交往為前提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8—539頁。

　　無產階級只有在世界歷史意義上才能存在，就像共產主義——它的事業——只有作為“世界歷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實現壹樣。而各個人的世界歷史性的存在，也就是與世界歷史直接相聯系的各個人的存在。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9頁。

　　另壹種情況也具有同樣的經驗根據，這就是:隨著現存社會制度被共產主義革命所推翻(下面還要談到這壹點)以及與這壹革命具有同等意義的私有制的消滅，這種對德國理論家們來說是如此神秘的力量也將被消滅；同時，每壹個單個人的解放程度是與歷史完全轉變為世界歷史的程度壹致的[16]。至於個人在精神上的現實豐富性完全取決於他的現實關系的豐富性，根據上面的敘述，這已經很清楚了。只有這樣，單個人才能擺脫種種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個世界的生產(也同精神的生產)發生實際聯系，才能獲得利用全球的這種全面的生產(人們的創造)的能力。各個人的全面的依存關系、他們的這種自然形成的世界歷史性的共同活動的最初形式，由於這種共產主義革命而轉化為對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覺的駕馭，這些力量本來是由人們的相互作用產生的，但是迄今為止對他們來說都作為完全異己的力量威懾和駕馭著他們。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1—542頁。

　　單是大工業建立了世界市場這壹點，就把全球各國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國家的人民，彼此緊密地聯系起來，以致每壹國家的人民都受到另壹個國家發生的事情的影響。此外，大工業使所有文明國家的社會發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這些國家，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成了社會上兩個起決定作用的階級，它們之間的鬥爭成了當前的主要鬥爭。因此，共產主義革命將不是僅僅壹個國家的革命，而是將在壹切文明國家裏，至少在英國、美國、法國、德國同時發生的革命，在這些國家的每壹個國家中，共產主義革命發展得較快或較慢，要看這個國家是否有較發達的工業，較多的財富和比較大量的生產力。因此，在德國實現共產主義革命最慢最困難，在英國最快最容易。共產主義革命也會大大影響世界上其他國家，會完全改變並大大加速它們原來的發展進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將有世界性的活動場所。

　　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 1847年10月底—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87頁。

　　資產階級歷史時期負有為新世界創造物質基礎的使命:壹方面要造成以全人類互相依賴為基礎的普遍交往，以及進行這種交往的工具；另壹方面要發展人的生產力，把物質生產變成對自然力的科學支配。資產階級的工業和商業正為新世界創造這些物質條件，正像地質變革創造了地球表層壹樣。只有在偉大的社會革命支配了資產階級時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場和現代生產力，並且使這壹切都服從於最先進的民族的共同監督的時候，人類的進步才會不再像可怕的異教神怪那樣，只有用被殺害者的頭顱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漿。

　　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 1853年7月22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91頁。

　　勞動的解放[17]既不是壹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壹個國家的問題，而是涉及存在現代社會的壹切國家的社會問題，它的解決有賴於最先進的國家在實踐上和理論上的合作。

　　馬克思:《國際工人協會共同章程》( 1871年9月底10月初—大約11月6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26頁。

　　壹般說來，大工業到處造成了社會各階級間相同的關系，從而消滅了各民族的特殊性。 最後， 當每一民族的資產階級還保持著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時候， 大工業卻創造了
這樣一個階級， 這個階級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樣的利益， 在它那里民族獨特性已經消
滅， 這是一個真正同整個舊世界脫離而同時又與之對立的階級。 大工業不僅使工人對資本
家的關系， 而且使勞動本身都成為工人不堪忍受的東西。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7頁。

　　大工業便把世界各國人民互相聯系起來，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場聯合成為壹個世界市場，到處為文明和進步做好了準備，使各文明國家裏發生的壹切必然影響到其余各國。

　　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 1847年10月底—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80頁。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1-21 17: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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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堅持不斷發展論，擯棄包括資本主義永恒論在內的壹切永恒論

　　如果我們回想壹下馬爾薩斯，那麼現代政治經濟學的全部秘密就暴露在我們面前了。

　　這個秘密不過在於把壹個特定的歷史時代獨有的、適應壹定的物質生產狀況的暫時的社會關系，變成永恒的、普遍的、固定的規律，即他們所說的自然規律。由物質生產過程中的革命和進化造成的社會關系的根本改造，被政治經濟學家們視為純粹的空想。他們看到某壹特定時代的經濟界限，但他們不懂得這些界限本身具有局限性，它們是歷史發展造成的，同樣必然要在歷史的發展進程中消失。

　　馬克思:《戰爭問題。——不列顛的人口和貿易報告書。——議會動態》

　　年8月9日和12日)，摘自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283頁。

　　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壹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使實際的資產者最深切地感到資本主義社會充滿矛盾的運動的，是現代工業所經歷的周期循環的各個變動，而這種變動的頂點就是普遍危機。這個危機又要臨頭了，雖然它還處於預備階段；由於它的舞臺的廣闊和它的作用的強烈，它甚至會把辯證法灌進新的神聖普魯士德意誌帝國的暴發戶們的頭腦裏去。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2版跋( 1873年1月2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22—23頁。

　　經濟學家們的論證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們認為只有兩種制度:壹種是人為的，壹種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為的，資產階級制度是天然的。在這方面，經濟學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為兩類的神學家。壹切異教都是人們臆造的，而他們自己的宗教則是神的啟示。

　　經濟學家所以說現存的關系(資產階級生產關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說明，這些關系正是使生產財富和發展生產力得以按照自然規律進行的那些關系。因此，這些關系是不受時間影響的自然規律。這是應當永遠支配社會的永恒規律。於是，以前是有歷史的，現在再也沒有歷史了。以前所以有歷史，是由於有過封建制度，由於在這些封建制度中有壹種和經濟學家稱為自然的、因而是永恒的資產階級社會生產關系完全不同的生產關系。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12—613頁。

　　達爾文的全部生存鬥爭學說，不過是把霍布斯關於壹切人反對壹切人的戰爭的學說和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競爭學說以及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從社會搬到生物界而已。變完這個戲法以後(正像我在第壹點中已經指出的，我否認它是無條件合理的，特別是同馬爾薩斯的學說相關的東西)，再把同壹種理論從有機界搬回歷史，然後就斷言，已經證明了這些理論具有人類社會的永恒規律的效力。這種做法的幼稚可笑是壹望而知的，根本用不著對此多費唇舌。但是，如果我想比較詳細地談這個問題，那麼我就要首先說明他們是蹩腳的經濟學家，其次才說明他們是蹩腳的自然科學家和哲學家。

　　恩格斯:《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羅維奇·拉甫羅夫》( 1875年11月12—17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11—412頁。

　　不論哪壹個哲學命題都沒有像黑格爾的壹個著名命題那樣引起近視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樣近視的自由派的憤怒，這個命題就是

　　“凡是現實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現實的。”

　　這顯然是把現存的壹切神聖化，是在哲學上替專制制度、警察國家、專斷司法、書報檢查制度祝福。弗裏德裏希·威廉三世是這樣認為的，他的臣民也是這樣認為的。但是，在黑格爾看來，決不是壹切現存的都無條件地也是現實的。在他看來，現實性這種屬性僅僅屬於那同時是必然的東西；

　　“現實性在其展開過程中表現為必然性”；

　　所以， 他決不認為政府的任何一個措施——黑格爾本人舉“ 某種稅制” 為例——都已經無條件地是現實的。 但是必然的東西歸根到底會表明自己也是合乎理性的。 因此， 黑格
爾的這個命題應用於當時的普魯士國家， 只是意味著:這個國家只在它是必然的時候是合
乎理性的， 是同理性相符合的。 如果說它在我們看來終究是惡劣的， 而它盡管惡劣卻繼續
存在， 那麽， 政府的惡劣可以從臣民的相應的惡劣中找到理由和解釋。 當時的普魯士人有
他們所應得的政府。

　　但是，根據黑格爾的意見，現實性決不是某種社會狀態或政治狀態在壹切環境和壹切時代所具有的屬性。恰恰相反，羅馬共和國是現實的，但是把它排斥掉的羅馬帝國也是現實的。法國的君主制在1789年已經變得如此不現實，即如此喪失了任何必然性，如此不合理性，以致必須由大革命(黑格爾總是極其熱情地談論這次大革命)來把它消滅。所以，在這裏，君主制是不現實的，革命是現實的。這樣，在發展進程中，以前壹切現實的東西都會成為不現實的，都會喪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權利、自己的合理性；壹種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現實的東西就會代替正在衰亡的現實的東西，——如果舊的東西足夠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舊的東西抗拒這種必然性，那就通過暴力來代替。這樣壹來，黑格爾的這個命題，由於黑格爾的辯證法本身，就轉化為自己的反面:凡在人類歷史領域中是現實的，隨著時間的推移，都會成為不合理的，就是說，註定是不合理性的，壹開始就包含著不合理性；凡在人們頭腦中是合乎理性的，都註定要成為現實的，不管它同現存的、表面的現實多麼矛盾。按照黑格爾的思維方法的壹切規則，凡是現實的都是合乎理性的這個命題，就變為另壹個命題:凡是現存的，都壹定要滅亡。

　　但是，黑格爾哲學(我們在這裏只限於考察這種作為從康德以來的整個運動的完成的哲學)的真實意義和革命性質，正是在於它徹底否定了關於人的思維和行動的壹切結果具有最終性質的看法。哲學所應當認識的真理，在黑格爾看來，不再是壹堆現成的、壹經發現就只要熟讀死記的教條了；現在，真理是在認識過程本身中，在科學的長期的歷史發展中，而科學從認識的較低階段向越來越高的階段上升，但是永遠不能通過所謂絕對真理的發現而達到這樣壹點，在這壹點上它再也不能前進壹步，除了袖手壹旁驚愕地望著這個已經獲得的絕對真理，就再也無事可做了。在哲學認識的領域是如此，在任何其他的認識領域以及在實踐行動的領域也是如此。歷史同認識壹樣，永遠不會在人類的壹種完美的理想狀態中最終結束；完美的社會、完美的“國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東西；相反，壹切依次更替的歷史狀態都只是人類社會由低級到高級的無窮發展進程中的暫時階段。每壹個階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對它發生的那個時代和那些條件說來，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對它自己內部逐漸發展起來的新的、更高的條件來說，它就變成過時的和沒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讓位於更高的階段，而這個更高的階段也要走向衰落和滅亡。正如資產階級依靠大工業、競爭和世界市場在實踐中推翻了壹切穩固的、歷來受人尊敬的制度壹樣，這種辯證哲學推翻了壹切關於最終的絕對真理和與之相應的絕對的人類狀態的觀念。

　　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終的東西、絕對的東西、神聖的東西；它指出所有壹切事物的暫時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滅亡的不斷過程、無止境地由低級上升到高級的不斷過程，什麼都不存在。它本身就是這個過程在思維著的頭腦中的反映。誠然，它也有保守的方面:它承認認識和社會的壹定階段對它那個時代和那種環境來說都有存在的理由，但也不過如此而已。這種觀察方法的保守性是相對的，它的革命性質是絕對的——這就是辯證哲學所承認的唯壹絕對的東西。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68—270頁。

　　在壹切哲學家那裏，正是“體系”是暫時性的東西，這恰恰因為“體系”產生於人類精神的永恒的需要，即克服壹切矛盾的需要。但是，假定壹切矛盾都壹下子永遠消除了，那麼我們就達到了所謂絕對真理，世界歷史就完結了，而世界歷史雖然已經無事可做，卻壹定要繼續發展下去——因而這是壹個新的、不可解決的矛盾。壹旦我們認識到(就獲得這種認識來說，歸根到底沒有壹個人比黑格爾本人對我們的幫助更大)，這樣給哲學提出的任務，無非就是要求壹個哲學家完成那只有全人類在其前進的發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麼以往那種意義上的全部哲學也就完結了。我們把沿著這個途徑達不到而且任何單個人都無法達到的“絕對真理”撇在壹邊，而沿著實證科學和利用辯證思維對這些科學成果進行概括的途徑去追求可以達到的相對真理。總之，哲學在黑格爾那裏完成了，壹方面，因為他在自己的體系中以最宏偉的方式概括了哲學的全部發展；另壹方面，因為他(雖然是不自覺地)給我們指出了壹條走出這些體系的迷宮而達到真正地切實地認識世界的道路。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72—273頁。

　　像海因岑這類不僅否認階級鬥爭，甚至否認階級存在的無知的蠢材只不過證明:盡管他們發出壹陣陣帶有血腥氣的和自以為十分人道的叫囂，他們還是認為資產階級賴以進行統治的社會條件是歷史的最後產物，是歷史的極限；他們只不過是資產階級的奴才。這些蠢材越不懂得資產階級制度本身的偉大和暫時存在的必然性，他們的那副奴才相就越令人作嘔。

　　馬克思《馬克思致約·魏德邁》( 1852年3月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年3月第1版，第509頁。

　　“我們沒有最終目標。我們是不斷發展論者，我們不打算把什麼最終規律強加給人類。關於未來社會組織方面的詳細情況的預定看法嗎?您在我們這裏連它們的影子也找不到。當我們把生產資料轉交到整個社會的手裏時，我們就會心滿意足了，但我們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聯邦制政府的統治下，這是不可能的。”

　　恩格斯:《弗·恩格斯1893年5月11日對法國〈費加羅報〉記者的談話》( 1893年5月1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1—562頁。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1-21 17:11:02

階級分析方法

　　壹)階級分析方法的重要性

　　例如，正是這幫人把1789年革命看成只不過是對於立憲君主制優於專制君主制問題的激烈辯論，把七月革命看成只是關於“神授”君權無法繼續這壹問題的實際爭執，把二月革命看成只是解決“要共和制還是要君主制?”這壹問題的嘗試，諸如此類，不壹而足。

　　其實在這些大震蕩中，始終貫穿著階級鬥爭，而且每次寫在旗幟上的政治口號都是階級鬥爭的赤裸裸的表現，可是對於這些階級鬥爭，我們的意識形態家們甚至直到今天還幾乎壹無所知，雖然關於階級鬥爭的信息不僅從國外頻頻傳來，而且從成千上萬的國內無產者發自底層的抱怨和憤怒聲中也清晰可聞。

　　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 1850年夏秋)，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234—235頁。

　　

　　二)個人是隸屬於壹定階級的

　　在中世紀，每壹城市中的市民為了自衛都不得不聯合起來反對農村貴族；商業的擴大和交通道路的開辟，使壹些城市了解到有另壹些捍衛同樣利益、反對同樣敵人的城市。從各個城市的許多地域性市民團體中，只是非常緩慢地產生出市民階級。各個市民的生活條件，由於同現存關系相對立並由於這些關系所決定的勞動方式，便成了對他們來說全都是共同的和不以每壹個人為轉移的條件。市民創造了這些條件，因為他們掙脫了封建的聯系；同時他們又是這些條件所創造的，因為他們是由自己同既存封建制度的對立所決定的。隨著各城市間的聯系的產生，這些共同的條件發展為階級條件。同樣的條件、同樣的對立、同樣的利益，壹般說來，也應當在壹切地方產生同樣的風俗習慣。資產階級本身只是逐漸地隨同自己的生存條件壹起發展起來，由於分工，它又重新分裂為各種不同的集團，最後，隨著壹切現有財產被變為工業資本或商業資本，它吞並了在它以前存在過的壹切有財產的階級[3](同時資產階級把以前存在過的沒有財產的階級的大部分和原先有財產的階級的壹部分變為新的階級——無產階級)。單個人所以組成階級只是因為他們必須為反對另壹個階級進行共同的鬥爭；此外，他們在競爭中又是相互敵對的。另壹方面，階級對各個人來說又是獨立的，因此，這些人可以發現自己的生活條件是預先確定的:各個人的社會地位，從而他們個人的發展是由階級決定的，他們隸屬於階級。這同單個人隸屬於分工是同類的現象，這種現象只有通過消滅私有制和消滅勞動本身才能消除。至於個人隸屬於階級怎樣同時發展為隸屬於各種各樣的觀念，等等，我們已經不止壹次地指出過了。

　　個人的這種發展是在歷史地前後相繼的等級和階級的共同生存條件下進行的，也是在由此而強加於他們的普遍觀念中進行的，如果用哲學的觀點來考察這種發展，當然就很容易產生這樣的臆想:在這些個人中，類或人得到了發展，或者說這些個人發展了人；這種臆想，是對歷史的莫大侮辱。這樣壹來，就可以把各種等級和階級看做是普遍表達方式的壹些類別，看做是類的壹些亞種，看做是人的壹些發展階段。

　　個人隸屬於壹定階級這壹現象，在那個除了反對統治階級以外不需要維護任何特殊的階級利益的階級形成之前，是不可能消滅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9—570頁。

　　各個人的出發點總是他們自己，不過當然是處於既有的歷史條件和關系範圍之內的自己，而不是意識形態家們所理解的“純粹的”個人。然而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而且正是由於在分工範圍內社會關系的必然獨立化，在每壹個人的個人生活同他的屈從於某壹勞動部門以及與之相關的各種條件的生活之間出現了差別。這不應當理解為，似乎像食利者和資本家等已不再是有個性的個人了，而應當理解為，他們的個性是由非常明確的階級關系決定和規定的，上述差別只是在他們與另壹階級的對立中才出現，而對他們本身來說，上述差別只是在他們破產之後才產生。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1頁。

　　維克多·雨果只是對政變［路易·波拿巴發動的霧月政變——編者註］的主要發動者作了壹些尖刻的和機智的痛罵。事變本身在他筆下被描繪成了壹個晴天霹靂。他認為這個事變只是某壹個人的暴力行為。他沒有覺察到，當他說這個人表現了世界歷史上空前強大的個人主動性時，他就不是把這個人寫成小人物而是寫成巨人了。蒲魯東呢，他想把政變描述成以往歷史發展的結果。但是，在他那裏關於政變的歷史構想不知不覺地變成了對政變主角所作的歷史辯護。這樣，他就陷入了我們的那些所謂客觀歷史編纂學家所犯的錯誤。相反，我則是證明，法國階級鬥爭怎樣造成了壹種局勢和條件，使得壹個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1869年第2版序言( 1869年6月23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65—466頁。

　　正是馬克思最先發現了重大的歷史運動規律。根據這個規律，壹切歷史上的鬥爭，無論是在政治、宗教、哲學的領域中進行的，還是在其他意識形態領域中進行的，實際上只是或多或少明顯地表現了各社會階級的鬥爭，而這些階級的存在以及它們之間的沖突，又為它們的經濟狀況的發展程度、它們的生產的性質和方式以及由生產所決定的交換的性質和方式所制約。這個規律對於歷史，同能量轉化定律對於自然科學具有同樣的意義。這個規律在這裏也是馬克思用以理解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歷史的鑰匙。在這部著作中，他用這段歷史檢驗了他的這個規律；即使已經過了33年，我們還是必須承認，這個檢驗獲得了輝煌的成果。

　　恩格斯:《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1885年第3版序言( 1885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69頁。

　　我的論述打算通過對這場鬥爭的歷史進程的簡要敘述，來說明農民戰爭的起源，參加這壹戰爭的各種黨派的立場，這些黨派企圖借以弄清自己立場的那些政治的和宗教的理論，以及從當時這些階級的歷史地存在的社會生活條件中必然產生的鬥爭結局本身；這就是說，我是打算指明:當時德國的政治制度，反對這壹制度的起義，以及當時那個時代的政治的和宗教的理論，並不是當時德國農業、工業、水路交通、商品交易和貨幣交易所達到的發展程度的原因，而是這種發展程度的結果。這個唯壹唯物主義的歷史觀不是由我，而是由馬克思發現的，這個歷史觀還見於他在同壹個《政治經濟評論》雜誌上發表的論述—1849年法國革命的著作，以及《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壹書。

　　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1870年第2版序言( 1870年2月11日前後)，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04頁。

　　

　　三)辨清階級利益是階級分析的核心所在

　　同樣，也不應該認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崇拜小店主的人。按照他們所受的教育和個人的地位來說，他們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們成為小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是下面這樣壹種情況:他們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資產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們在理論上得出的任務和解決辦法，也就是小資產者的物質利益和社會地位在實際生活上引導他們得出的任務和解決辦法。壹般說來，壹個階級的政治代表和著作界代表同他們所代表的階級之間的關系，都是這樣。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大約1851年12月中—1852年3 月2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1頁。

　　

　　四)階級分析的復雜性

　　可見16世紀初期帝國的各個不同等級——諸侯、貴族、高級教士、城市貴族、市民、平民和農民，形成了壹種極其雜亂的人群，他們的要求極其懸殊而又錯綜復雜。每壹等級都妨礙著另壹等級，都同所有其他等級進行不斷的、有時公開有時隱蔽的鬥爭。整個民族分裂為兩大營壘的情形，在法國第壹次革命爆發時曾經出現過，目前在最進步的國家中正在更高的發展階段上出現，但是在當時德國的條件下是完全不可能的。

　　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 1850年夏秋)，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232頁。

　

　　五)經典作家運用階級分析方法的案例

　　對小資產階級的分析

　　小資產者在已經發展了的社會中，迫於本身所處的地位，必然是壹方面成為社會主義者，另壹方面又成為經濟學家，就是說，他既迷戀於大資產階級的豪華，又同情人民的苦難。他同時既是資產者又是人民。他在自己的心靈深處引以為驕傲的，是他不偏不倚，是他找到了壹個自詡不同於中庸之道的真正的平衡。這樣的小資產者把矛盾加以深化。因為矛盾是他存在的基礎。他自己只不過是社會矛盾的體現。

　　馬克思:《馬克思致帕維爾·瓦西裏耶維奇·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53頁。

　　對政黨階級基礎的分析

　　在英國，各個政黨都是與社會階層和階級相壹致的；托利黨是與貴族和高教會派中偏執的真正正統派相壹致的；輝格黨由工廠主、商人和非國教徒，總的說來，由中間階級的上層組成；中間階級的下層組成了所謂的“激進派”，最後，憲章派則在工人，在無產者當中擁有自己的力量。

　　恩格斯:《倫敦來信:壹》( 1843年4月29日—5月8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版，第423—424頁。

　　唯物主義的方法在這裏就往往只限於把政治沖突歸結為由經濟發展所造成的現有各社會階級以及各階級集團的利益的鬥爭，而把各個政黨看做是這些階級以及階級集團的大體相應的政治表現。

　　恩格斯:《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壹書導言》( 1895年2月14日—3月6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5頁。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1-21 17: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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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社會思潮階級屬性的分析

　　法國和英國的貴族，按照他們的歷史地位所負的使命，就是寫壹些抨擊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作品。在法國的1830年七月革命和英國的改革運動中，他們再壹次被可恨的暴發戶打敗了。從此就再談不上嚴重的政治鬥爭了。他們還能進行的只是文字鬥爭。但是，即使在文字方面也不可能重彈復辟時期[4]的老調了。為了激起同情，貴族們不得不裝模作樣，似乎他們已經不關心自身的利益，只是為了被剝削的工人階級的利益才去寫對資產階級的控訴書。他們用來洩憤的手段是:唱唱詛咒他們的新統治者的歌，並向他嘰嘰咕咕地說壹些或多或少兇險的預言，

　　這樣就產生了封建的社會主義，半是挽歌，半是謗文，半是過去的回音，半是未來的恫嚇；它有時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評論刺中資產階級的心，但是它由於完全不能理解現代歷史的進程而總是令人感到可笑。

　　為了拉攏人民，貴族們把無產階級的乞食袋當做旗幟來揮舞。但是，每當人民跟著他們走的時候，都發現他們的臀部帶有舊的封建紋章，於是就哈哈大笑，壹哄而散。

　　壹部分法國正統派[5]和“青年英國”[6]，都演過這出戲。

　　封建主說，他們的剝削方式和資產階級的剝削不同，那他們只是忘記了，他們是在完全不同的、目前已經過時的情況和條件下進行剝削的。他們說，在他們的統治下並沒有出現過現代的無產階級，那他們只是忘記了，現代的資產階級正是他們的社會制度的必然產物。

　　不過，他們毫不掩飾自己的批評的反動性質，他們控告資產階級的主要罪狀正是在於:在資產階級的統治下有壹個將把整個舊社會制度炸毀的階級發展起來。

　　他們責備資產階級，與其說是因為它產生了無產階級，不如說是因為它產生了革命的無產階級。

　　因此，在政治實踐中，他們參與對工人階級采取的壹切暴力措施，在日常生活中，他們違背自己的那壹套冠冕堂皇的言辭，屈尊拾取金蘋果[7]，不顧信義、仁愛和名譽去做羊毛、甜菜和燒酒的買賣。

　　正如僧侶總是同封建主攜手同行壹樣，僧侶的社會主義也總是同封建的社會主義攜手同行的。

　　要給基督教禁欲主義塗上壹層社會主義的色彩，是再容易不過了。基督教不是也激烈反對私有財產，反對婚姻，反對國家嗎?它不是提倡用行善和求乞、獨身和禁欲、修道和禮拜來代替這壹切嗎?基督教的社會主義，只不過是僧侶用來使貴族的怨憤神聖化的聖水罷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56頁。

　　在現代文明已經發展的國家裏，形成了壹個新的小資產階級，它搖擺於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並且作為資產階級社會的補充部分不斷地重新組成。但是，這壹階級的成員經常被競爭拋到無產階級隊伍裏去，而且，隨著大工業的發展，他們甚至覺察到，他們很快就會完全失去他們作為現代社會中壹個獨立部分的地位，在商業，工場手工業和農業中很快就會被監工和雇員所代替。

　　在農民階級遠遠超過人口半數的國家，例如在法國，那些站在無產階級方面反對資產階級的著作家，自然是用小資產階級和小農的尺度去批判資產階級制度的，是從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出發替工人說話的。 這樣就形成了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 西斯蒙第不僅對法國
而且對英國來說都是這類著作家的首領。

　　這種社會主義非常透徹地分析了現代生產關系中的矛盾。它揭穿了經濟學家的虛偽的粉飾。它確鑿地證明了機器和分工的破壞作用、資本和地產的積聚、生產過剩，危機、小資產者和小農的必然沒落、無產階級的貧困、生產的無政府狀態、財富分配的極不平均、各民族之間的毀滅性的工業戰爭，以及舊風尚、舊家庭關系和舊民族性的解體。

　　但是，這種社會主義按其實際內容來說，或者是企圖恢復舊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從而恢復舊的所有制關系和舊的社會，或者是企圖重新把現代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硬塞到已被它們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舊的所有制關系的框子裏去。它在這兩種場合都是反動的，同時又是空想的。

　　工場手工業中的行會制度，農業中的宗法經濟。這就是它的結論。

　　這壹思潮在它以後的發展中變成了壹種怯懦的悲嘆。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57頁。

　　法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文獻是在居於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壓迫下產生的，並且是同這種統治作鬥爭的文字表現，這種文獻被搬到德國的時候，那裏的資產階級才剛剛開始進行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鬥爭。

　　德國的哲學家、半哲學家和美文學家，貪婪地抓住了這種文獻，不過他們忘記了:在這種著作從法國搬到德國的時候，法國的生活條件卻沒有同時搬過去。在德國的條件下，法國的文獻完全失去了直接實踐的意義，而只具有純粹文獻的形式。它必然表現為關於真正的社會，關於實現人的本質的無謂思辨。這樣，第壹次法國革命的要求，在18世紀的德國哲學家看來，不過是壹般“實踐理性”的要求，而革命的法國資產階級的意誌的表現，在他們心目中就是純粹的意誌、本來的意誌、真正人的意誌的規律。

　　德國著作家的唯壹工作，就是把新的法國的思想同他們的舊的哲學信仰調和起來，或者毋寧說，就是從他們的哲學觀點出發去掌握法國的思想。

　　這種掌握，就像掌握外國語壹樣，是通過翻譯的。

　　大家知道，僧侶們曾經在古代異教經典的手抄本上面寫上荒誕的天主教聖徒傳。德國著作家對世俗的法國文獻采取相反的做法。他們在法國的原著下面寫上自己的哲學胡說。

　　例如，他們在法國人對貨幣關系的批判下面寫上“人的本質的外化”，在法國人對資產階級國家的批判下面寫上所謂“抽象普遍物的統治的揚棄”等等。

　　這種在法國人的論述下面塞進自己哲學詞句的做法，他們稱之為“行動的哲學”、“真正的社會主義”、“德國的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哲學論證”等等。

　　法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文獻就這樣被完全閹割了。既然這種文獻在德國人手裏已不再表現壹個階級反對另壹個階級的鬥爭，於是德國人就認為:他們克服了“法國人的片面性”，他們不代表真實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無產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質的利益，即壹般人的利益，這種人不屬於任何階級，根本不存在於現實世界，而只存在於雲霧彌漫的哲學幻想的太空。

　　這種曾經鄭重其事地看待自己那壹套拙劣的小學生作業並且大言不慚地加以吹噓的德國社會主義，現在漸漸失去了它的自炫博學的天真。

　　德國的特別是普魯士的資產階級反對封建主和專制王朝的鬥爭，壹句話，自由主義運動，越來越嚴重了。

　　於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就得到了壹個好機會，把社會主義的要求同政治運動對立起來，用詛咒異端邪說的傳統辦法詛咒自由主義，詛咒代議制國家，詛咒資產階級的競爭、資產階級的新聞出版自由、資產階級的法、資產階級的自由和平等，並且向人民群眾大肆宜揚，說什麼在這個資產階級運動中，人民群眾非但壹無所得，反而會失去壹切。德國的社會主義恰好忘記了，法國的批判(德國的社會主義是這種批判的可憐的回聲)是以現代的資產階級社會以及相應的物質生活條件和相當的政治制度為前提的，而這壹切前提當時在德國正是尚待爭取的。

　　這種社會主義成了德意誌各邦專制政府及其隨從——僧侶、教員、容克和官僚求之不得的、嚇唬來勢洶洶的資產階級的稻草人。

　　這種社會主義是這些政府用來鎮壓德國工人起義的毒辣的皮鞭和槍彈的甜蜜的補充。

　　既然“真正的”社會主義就這樣成了這些政府對付德國資產階級的武器，那麼它也就直接代表了壹種反動的利益，即德國小市民的利益。在德國，16世紀遺留下來的、從那時起經常以不同形式重新出現的小資產階級，是現存制度的真實的社會基礎。

　　保存這個小資產階級，就是保存德國的現存制度。這個階級膽戰心驚地從資產階級的工業統治和政治統治那裏等候著無可幸免的滅亡，這壹方面是由於資本的積聚，另壹方面是由於革命無產階級的興起。在它看來，“真正的”社會主義能起壹箭雙雕的作用。“真正的”社會主義像瘟疫壹樣流行起來了。

　　德國的社會主義者給自己的那幾條幹癟的“永恒真理”披上壹件用思辨的蛛絲織成的、繡滿華麗辭藻的花朵和浸透甜情蜜意的甘露的外衣，這件光彩奪目的外衣只是使他們的貨物在這些顧客中間增加銷路罷了。

　　同時，德國的社會主義也越來越認識到自己的使命就是充當這種小市民的誇誇其談的代言人。

　　它宣布德意誌民族是模範的民族，德國小市民是模範的人。它給這些小市民的每壹種醜行都加上奧秘的、高尚的、社會主義的意義，使之變成完全相反的東西。它發展到最後，就直接反對共產主義的“野蠻破壞的”傾向，並且宣布自己是不偏不倚地超乎任何階級鬥爭之上的。現今在德國流行的壹切所謂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著作，除了極少數的例外，都屬於這壹類卑鄙齷齪的、令人萎靡的文獻。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60頁。

　　資產階級中的壹部分人想要消除社會的弊病，以便保障資產階級社會的生存。

　　這壹部分人包括:經濟學家、博愛主義者、人道主義者、勞動階級狀況改善派、慈善事業組織者、動物保護協會會員、戒酒協會發起人以及形形色色的小改良家。這種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甚至被制成壹些完整的體系。

　　我們可以舉蒲魯東的《貧困的哲學》作為例子。

　　社會主義的資產者願意要現代社會的生存條件，但是不要由這些條件必然產生的鬥爭和危險。他們願意要現存的社會，但是不要那些使這個社會革命化和瓦解的因素。他們願意要資產階級，但是不要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看來，它所統治的世界自然是最美好的世界。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把這種安慰人心的觀念制成半套或整套的體系。它要求無產階級實現它的體系，走進新的耶路撒冷，其實它不過是要求無產階級停留在現今的社會裏，但是要拋棄他們關於這個社會的可惡的觀念。

　　這種社會主義的另壹種不夠系統、但是比較實際的形式，力圖使工人階級厭棄壹切革命運動，硬說能給工人階級帶來好處的並不是這樣或那樣的政治改革，而僅僅是物質生活條件即經濟關系的改變。但是，這種社會主義所理解的物質生活條件的改變，絕對不是只有通過革命的途徑才能實現的資產階級生產關系的廢除，而是壹些在這種生產關系的基礎上實行的行政上的改良，因而絲毫不會改變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關系，至多只能減少資產階級的統治費用和簡化它的財政管理。

　　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只有在它變成純粹的演說辭令的時候，才獲得自己的適當的表現。

　　自由貿易!為了工人階級的利益；保護關稅!為了工人階級的利益；單人牢房!為了工人階級的利益。這才是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唯壹真實的結論。

　　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就是這樣壹個論斷:資產者之為資產者，是為了工人階級的利益。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0—61頁。

　　在馬克思以前只有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或空想的社會主義或者由這種種成分混合而成的社會主義，所以很明顯，所有這些社會主義者，每壹個人都說自己擁有某種萬應靈藥，而每壹個人又都完全站在真正的工人運動之外，他們把任何形式的真正的運動，從而把同盟和罷工，都看成壹種歧途，認為它會引導群眾離開唯壹可以得救的真正信仰的道路。

　　恩格斯:《恩格斯致奧古斯特·倍倍爾》( 1875年10月1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08頁。

　　正如經濟學家是資產階級的學術代表壹樣，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是無產者階級的理論家。在無產階級尚未發展到足以確立為壹個階級，因而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尚未帶政治性以前，在生產力在資產階級本身的懷抱裏尚未發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無產階級和建立新社會必備的物質條件以前，這些理論家不過是壹些空想主義者，他們為了滿足被壓迫階級的需要，想出各種各樣的體系並且力求探尋壹種革新的科學。但是隨著歷史的演進以及無產階級鬥爭的日益明顯，他們就不再需要在自己頭腦裏找尋科學了；他們只要註意眼前發生的事情，並且把這些事情表達出來就行了。當他們還在探尋科學和只是創立體系的時候，當他們的鬥爭才開始的時候，他們認為貧困不過是貧困，他們看不出它能夠推翻舊社會的革命的破壞的壹面。但是壹旦看到這壹面，這個由歷史運動產生並且充分自覺地參與歷史運動的科學就不再是空論，而是革命的科學了。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16頁。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1-21 17: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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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無產階級政黨鬥爭策略的分析

　　壹切旨在限制競爭和限制大資本聚積在個別人手裏的措施，壹切限制或廢除繼承權的辦法，以及壹切通過國家來對勞動進行組織的辦法，等等，所有這些措施作為革命的措施不僅是可能實行的，甚至是必須實行的。這些措施之所以有可能實行，是因為整個奮起反抗的無產階級贊同這些措施並用武力支持這些措施。盡管經濟學家借口壹些困難和弊端來反對這些措施，這些措施還是有可能實行的，因為正是這些困難和弊端將迫使無產階級為了不致失掉自己的勝利果實而勇往直前，直到完全廢除私有制。這些措施作為廢除私有制的準備措施和過渡的中間階段是有可能實行的，而且它們也只能是這樣壹種措施。

　　恩格斯:《共產主義者和卡爾·海因芩》( 1847年9月27日前和10月3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62頁。

　　各地的經驗都證明，要使工人擺脫舊政黨的這種支配，最好的辦法就是在每壹個國家裏建立壹個無產階級的政黨，這個政黨要有它自己的政策，這種政策顯然與其他政黨的政策不同，因為它必須表現出工人階級解放的條件。這種政策的細節可以根據每壹個國家的特殊情況而有所不同；但是，因為勞動和資本之間的基本關系到處都壹樣，有產階級對被剝削階級的政治統治這壹事實到處都存在，所以無產階級政策的原則和目的是壹樣的，至少在壹切西方國家中是這樣。有產階級，即土地貴族和資產者，使勞動人民處於被奴役的地位，這不僅靠他們的財富的力量，不僅靠資本對勞動的剝削，而且還靠國家的力量，靠軍隊、官僚和法庭。如果放棄在政治領域中同我們的敵人作鬥爭，那就是放棄了壹種最有力的行動手段，特別是組織和宣傳的手段。普選權賦予我們壹種卓越的行動手段。

　　恩格斯:《致國際工人協會西班牙聯合委員會》( 1871年2月13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2頁。

　　歷史比較方法

　　壹)歷史比較的意義在於加深對歷史規律性的理解

      要了解壹個限定的歷史時期，必須跳出它的局限，把它與其他歷史時期相比較。

　　馬克思:《十八世紀外交史內幕》( 1856年6—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年5月第1版，第287頁。

　　政治經濟學，從最廣的意義上說，是研究人類社會中支配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和交換的規律的科學。生產和交換是兩種不同的職能。沒有交換，生產也能進行；沒有生產，交換——正因為它壹開始就是產品的交換——便不能發生。這兩種社會職能的每壹種都處於多半是特殊的外界作用的影響之下，所以都有多半是各自的特殊的規律。但是另壹方面，這兩種職能在每壹瞬間都互相制約，並且互相影響，以致它們可以叫做經濟曲線的橫坐標和縱坐標。

　　人們在生產和交換時所處的條件，各個國家各不相同，而在每壹個國家裏，各個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經濟學不可能對壹切國家和壹切歷史時代都是壹樣的。從弓和箭，從石刀和僅僅是例外地出現的野蠻人的交換往來，到上千馬力的蒸汽機，到機械織機、鐵路和英格蘭銀行，有壹段很大的距離。火地島的居民沒有達到進行大規模生產和世界貿易的程度，也沒有達到出現票據投機或交易所破產的程度。誰要想把火地島的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英國的政治經濟學置於同壹規律之下，那麼，除了最陳腐的老生常談以外，他顯然不能揭示出任何東西。因此，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壹門歷史的科學。它所涉及的是歷史性的即經常變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產和交換的每個個別發展階段的特殊規律，而且只有在完成這種研究以後，它才能確立為數不多的、適用於生產壹般和交換壹般的、完全普遍的規律。同時，不言而喻，適用於壹定的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的規律，對於具有這種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的壹切歷史時期也是適用的。例如，隨著金屬貨幣的采用，壹系列適用於借金屬貨幣進行交換的壹切國家和歷史時期的規律起作用了。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53—154頁。

　　要使這種對資產階級經濟的批判做到全面，只知道資本主義的生產、交換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夠的。對於發生在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不太發達的國家內和這些形式同時並存的那些形式，同樣必須加以研究和比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較。到目前為止，總的說來，只有馬克思進行過這種研究和比較，所以，到現在為止在資產階級以前的理論經濟學方面所確立的壹切，我們也差不多完全應當歸功於他的研究。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57頁。

　　二)歷史比較如果只看表面現象，不看內在實質，就會陷入謬誤

　　在《資本論》裏的好幾個地方，我都提到古代羅馬平民所遭到的命運。這些人本來都是自己耕種自己小塊土地的獨立經營的自由農民。在羅馬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他們被剝奪了。使他們同他們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分離的運動，不僅蘊含著大地產的形成，而且還蘊含著大貨幣資本的形成。於是，有那麼壹天就壹方面出現了除自己的勞動力外壹切都被剝奪的自由人，另壹方面出現了占有已創造出來的全部財富的人，他們剝削他人勞動。結果怎樣呢?羅馬的無產者並沒有變成雇傭工人，卻成為無所事事的遊民，他們比過去美國南部各州的“白種貧民”更卑賤，和他們同時發展起來的生產方式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是奴隸占有制的。因此，極為相似的事變發生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如果把這些演變中的每壹個都分別加以研究，然後再把它們加以比較，我們就會很容易地找到理解這種現象的鑰匙；但是，使用壹般歷史哲學理論這壹把萬能鑰匙，那是永遠達不到這種目的的，這種歷史哲學理論的最大長處就在於它是超歷史的。

　　馬克思:《給〈祖國紀事〉雜誌編輯部的信》( 1877年10—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66—467頁。

　　最後，我希望，我這部著作對於清除那種特別是現今在德國流行的所謂凱撒主義的書生用語，將會有所幫助。在作這種膚淺的歷史對比時，人們忘記了主要的壹點，即在古羅馬，階級鬥爭只是在享有特權的少數人內部進行，只是在富有的自由民和貧窮的自由民之間進行，而從事生產的廣大民眾，即奴隸，則不過為這些鬥士充當消極的舞臺臺柱。人們忘記了西斯蒙第所說的壹句名言:羅馬的無產階級依靠社會過活，現代社會則依靠無產階級過活。由於古代階級鬥爭同現代階級鬥爭在物質經濟條件方面有這樣的根本區別，由這種鬥爭所產生的政治怪物之間的共同點也就不可能比坎特伯雷大主教與最高祭司撒母耳之間的共同點更多。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1869年第2版序言( 1869年6月23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66—467頁。

　　

　　三)縱向比較。人體解剖對於猴體解剖是壹把鑰匙

      資產階級社會是最發達的和最多樣性的歷史的生產組織。因此，那些表現它的各種關系的範疇以及對於它的結構的理解，同時也能使我們透視壹切已經復滅的社會形式的結構和生產關系。資產階級社會借這些社會形式的殘片和因素建立起來，其中壹部分是還未克服的遺物，繼續在這裏存留著，壹部分原來只是征兆的東西，發展到具有充分意義，等等。人體解剖對於猴體解剖是壹把鑰匙。反過來說，低等動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動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動物本身已被認識之後才能理解。因此，資產階級經濟為古代經濟等提供了鑰匙。但是，決不是像那些抹殺壹切歷史差別、把壹切社會形式都看成資產階級社會形式的經濟學家所理解的那樣。人們認識了地租，就能理解代役租、什壹稅等等。但是不應當把它們等同起來。

　　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摘選》導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30頁。

　　因為資產階級社會本身只是發展的壹種對立的形式，所以，那些早期形式的各種關系，在它裏面常常只以十分萎縮的或者完全歪曲的形式出現。公社所有制就是個例子。因此，如果說資產階級經濟的範疇適用於壹切其他社會形式這種說法是對的，那麼，這也只能在壹定意義上來理解。這些範疇可以在發展了的、萎縮了的、漫畫式的種種形式上，總是在有本質區別的形式上，包含著這些社會形式。所說的歷史發展總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的:最後的形式總是把過去的形式看成是向著自己發展的各個階段，並且因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條件下才能夠進行自我批判——這裏當然不是指作為崩潰時期出現的那樣的歷史時期——，所以總是對過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壹定程度上，可說是在可能範圍內完成時，才有助於對早期神話作客觀的理解。同樣，資產階級經濟學只有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自我批判已經開始時，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東方的經濟。

　　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摘選》導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頁。

　　第七個問題:無產者和奴隸有什麼區別

　　答:奴隸壹次就被完全賣掉了。無產者必須壹天壹天、壹小時壹小時地出賣自己。單個的奴隸是某壹個主人的財產，由於他與主人利害攸關，他的生活不管怎樣壞，總還是有保障的。單個的無產者可以說是整個資產者階級的財產，他的勞動只有在有人需要的時候才能賣掉，因而他的生活是沒有保障的。只有對整個無產者階級來說，這種生活才是有保障的。奴隸處在競爭之外，無產者處在競爭之中，並且親身感受到競爭的壹切波動。奴隸被看做物，不被看做市民社會的成員。無產者被承認是人，是市民社會的成員。

　　因此奴隸能夠比無產者生活得好些，但無產者屬於更高的社會發展階段，他們本身處於比奴隸更高的階段。在所有的私有制關系中，只要廢除奴隸制關系，奴隸就能解放自己，並由此而成為無產者；無產者只有廢除壹切私有制才能解放自己。

　　第八個問題:無產者和農奴有什麼區別

　　答:農奴占有並使用壹種生產工具，壹塊土地，為此他要交出自己的壹部分收益或者服壹定的勞役。無產者用別人的生產工具為這個別人做工，從而得到壹部分收益。農奴是交出東西，無產者是得到報酬。農奴生活有保障，無產者生活無保障。農奴處在競爭之外，無產者處在競爭之中。農奴可以通過各種道路獲得解放:或者是逃到城市裏去做手工業者；或者是交錢給地主代替勞役和產品，從而成為自由的佃農；或者是把他們的封建主趕走，自己變成財產所有者。總之，農奴可以通過不同的辦法加入有產階級的隊伍並進入競爭領域而獲得解放。無產者只有通過消滅競爭、私有制和壹切階級差別才能獲得解放。

　　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 1847年10月底—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78—679頁。

　　德國分裂割據狀態的加劇和鞏固是農民戰爭的主要結果，同時也是農民戰爭失敗的原因。

　　我們已經看到，德國當時處於怎樣的分裂割據狀態，它不僅分成無數獨立的、彼此毫不相幹的省區，而且整個國家在每壹個這樣的省區都分裂為多層次的等級和等級集團。除了諸侯和僧侶之外，在農村中還有貴族和農民，在城市裏還有城市貴族、市民和平民，所有這些等級的利益即使不是針鋒相對、水火不容，也是彼此毫不相幹的。在所有這些復雜的利害關系之上，還有皇帝和教皇的利害關系。我們已經看到，這些不同的利害關系最後是怎樣緩慢地、勉強地、因地而異地形成了三大派；盡管好不容易才形成這幾派，每壹等級卻還是違背現存條件給國家發展所規定的方向，各行其是地去開展自己的運動，因而不僅同所有的保守派等級發生沖突，而且也同其他所有的反對派等級發生沖突，最後勢必遭到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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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這裏又很自然地看到同1848—1850年的運動相似的情況。在1848年，反對派各階級的利益也互相沖突，每壹個階級都自行其是。資產階級雖然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以致無法再忍受封建官僚專制制度，但是，它的力量還不足以馬上使其他階級的要求服從它自己的要求。無產階級的力量還很薄弱，不能指望它迅速跳過資產階級階段而立即奪取政權，但是，它在專制制度下已經深刻地體驗到了資產階級統治的滋味，而且總的說來，它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因而決不會再把資產階級的解放看成它自身的解放。本國的多數群眾，即小資產者、小資產者的同伴(即手工業者)和農民，已經被暫時還是他們的天然同盟者的資產階級所拋棄，因為資產階級認為他們過於革命，在某些地方，他們又被無產階級所拋棄，因為無產階級認為他們不夠先進；而他們自己中間也存在分歧，所以壹事無成，而且對左右兩面同是反對派的人們都持反對態度。最後可以這樣說，1525年在農民中表現出來的地方狹隘性並不比1848年參加運動的所有階級所表現的地方狹隘性更嚴重。成百次的地方性革命，緊跟著發生的成百次橫行無阻的地方性反革命，小邦分立狀態保持不變，等等，這壹切都令人信服地證明了上述情況。誰要是在1525年和1848年兩次德國革命及其結局之後還想入非非地談論什麼聯邦共和國，那麼他就沒有別的去處，只配送入瘋人院。

　　然而這兩次革命，即16世紀的革命和1848—1850年的革命，盡管十分相似，但也有很明顯的本質的區別。1848年的革命即使沒有證明德國的進步，卻也證明了歐洲的進步。

　　從1525年的革命中得到好處的是誰呢?諸侯。從1848年的革命中得到好處的是誰呢?大諸侯，即奧地利和普魯士。站在1525年的小諸侯背後的，是用賦稅鎖鏈把這些小諸侯束縛起來的小市民；站在1850年的大諸侯背後，即站在奧地利和普魯士背後的，是很快就通過國債制服這些大諸侯的現代大資產者。而站在大資產者背後的則是無產者。

　　年的革命是壹次德國的地方性事件。當德國人進行農民戰爭的時候，英國人、法國人、波希米亞人、匈牙利人都已進行過他們的農民戰爭了。德國當時已經四分五裂，而歐洲四分五裂的狀況就更為嚴重。1848年的革命並不是德國的地方性事件，它是偉大的歐洲事件的壹個部分。在1848年革命的整個進程中，它的動因並不是局限於壹個國家的狹窄範圍之內，甚至也不是局限於壹個洲的狹窄範圍之內。可以說，曾經作為這次革命的舞臺的那些國家，對於這次革命的發生所起的作用恰恰最少。這些國家或多或少是壹些沒有意識、沒有意誌的原料，將在目前席卷整個世界的壹場運動的進程中受到改造。這場運動在我們的現存社會制度下看起來當然只能是壹種外來的力量，但它歸根結底正是我們自己的運動。因此，1848—1850年的革命就不可能像1525年的革命那樣結束。

　　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 1850年夏秋)，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316—319頁。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1-21 17: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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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橫向比較

　　對基佐先生來說，英國革命的保守性是壹大難解之謎，他只知道用英國人的深邃的理智來解釋，其實這是因為資產階級同絕大部分大土地所有者之間建立了持久的聯盟，而這種聯盟使英國革命在本質上不同於以小塊土地來消滅大土地所有制的法國革命。這個與資產階級聯合的大土地所有者階級(它其實在亨利八世時就已經出現了)不同於1789年的法國封建土地所有者，它與資產階級的生存條件不但沒有矛盾，反而是完全協調的。他們的地產實際上不是封建性的財產，而是資產階級的財產。他們壹方面給工業資產階級提供手工工場所必需的人手，另壹方面又能使農業的發展同工商業的狀況相適應。因此，他們同資產階級有著共同的利益，從而結成了聯盟。

　　馬克思和恩格斯:《〈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第2期上發表的書評》( 1850年1—2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265頁。

　　只有在不列顛帝國，特別是在英國本土，無產階級的狀況才具有典型的形式， 才表現得最完備； 而且只有在英國， 才能搜集到這樣完整的並為官方的調查所證實的必要材
料， 這正是對這個問題進行比較詳盡的闡述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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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不列顛帝國無產階級的狀況的典型形式，特別是在目前，對德國來說尤其具有重大的意義。……而在當前，揭示英國的貧困，也將推動我們去揭示我們德國的貧困，而且還會給我們壹個尺度，來衡量德國的貧困的範圍以及在西裏西亞和波希米亞的騷動中所暴露出來的危險的程度，這種危險從這壹方面直接威脅著德國的安寧。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序言》( 1845年3月1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85—387頁。

　　……波拿巴式的君主政體(它的特點，馬克思和我分別在《霧月十八日》[2]和《論住宅問題》第二篇[3]以及其他地方闡述過)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中所起的作用，同舊的專制君主政體在封建制度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中所起的作用相類似。但是，正像後壹種鬥爭不能在舊的專制君主政體下而只能在立憲君主政體下(英國、1789—年和1815—1830年的法國)才能進行到底壹樣，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鬥爭也只有在共和政體下才能進行到底。因此，如果說，有利的條件和革命的經歷曾經幫助法國人打倒了波拿巴，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那麼，同依然停滯在半封建主義和波拿巴主義的混合體中的我們相比，法國人有這樣壹個優越性:他們擁有壹定會把鬥爭進行到底的形式，而這種形式我們還有待於奪取。他們在政治上要比我們先進整整壹個階段。因此，如果君主政體在法國復辟，其結果必然是爭取恢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鬥爭又出現在日程上；而共和國的繼續存在就意味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直接的、非隱蔽的階級鬥爭將日益尖銳化，壹直到發生危機。

　　恩格斯:《恩格斯致愛德華·伯恩施坦》( 1883年8月2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9—510頁。

　　摩爾根在美國，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發現了40年前馬克思所發現的唯物主義歷史觀，並且以此為指導，在把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加以對比的時候，在主要點上得出了與馬克思相同的結果。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第1版序言( 1884年3月底—5月26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12月第1版，第15頁。

　　摩爾根的偉大功績，就在於他在主要特點上發現和恢復了我們成文史的這種史前的基礎，並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團體中找到了壹把解開希臘、羅馬和德意誌上古史上那些極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決的啞謎的鑰匙。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第1版序言( 1884年3月底—5月26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12月第1版，第16頁。

　　為了最後徹底弄清楚塔西佗的日耳曼人[4]和美洲的紅種人間的相似之點，我從妳的那部班克羅夫特著作[5]的第壹卷裏作了壹些摘要。這種相似確實特別令人感到驚奇，因為生產方式如此不相同——這裏是漁業和狩獵業，沒有畜牧業和農業，那裏是向農業過渡的遊牧業。這正好說明，在這個階段，生產方式不像部落的舊的血緣關系和舊的兩性相互共有關系之解體程度那樣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否則前俄羅斯美洲地區的特林基特人就不可能與日耳曼人極其相似，而且，大概比妳的易洛魁人與之更加相似。那裏面解答的另壹個謎是:由婦女承擔主要勞動和非常尊敬婦女，兩者是如何很好地協調起來的。

　　其次，我為我的推測找到了證據，即在歐洲，最初在克爾特人和斯拉夫人那裏發現的初夜權是舊的兩性共有關系的殘余:在兩個相距很遠並且起源不同的部落中，部落的代表薩滿都有初夜權。我從這本書裏學到許多東西，關於日耳曼人的問題暫時感到滿足了。

　　恩格斯:《致馬克思》( 1882年12月8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6月第版，第120頁。

　　美國的運動正處於我們在1848年以前所處的那種階段上，那裏真正有才智的人物首先應當起共產主義者同盟在1848年以前在各個工人聯合會中所起的那種作用。不同的是，在美國，這壹切目前將進展得無比迅速；運動開展不過八個月，就能在選舉中取得那樣的成績，這簡直是聞所未聞的。而如果有做得不夠的地方，資產者就會去補做；全世界沒有哪壹個地方的資產者像妳們那裏的資產者那樣無恥和專橫，妳們那裏的法官比起俾斯麥手下的那幫帝國訟棍來有過之而無不及。凡是資產者用這種手段進行鬥爭的地方，鬥爭很快就會見分曉，如果我們在歐洲不加緊行動，那麼美國人很快就會超過我們。不過，恰恰是現在，妳們那裏更需要有幾個我們方面的人，他們要在理論和久經考驗的策略方面毫不動搖，同時要能說英文和寫英文，因為美國人由於各種顯而易見的歷史原因在所有理論問題上都遠遠落後，他們雖然沒有接受歐洲中世紀的制度，但是接受了大量中世紀的傳統、宗教、英國的普通(封建)法、迷信、降神術，總之，接受了過去對做生意並不直接有害而現在對愚化群眾則非常有用的各種荒唐的東西。如果那裏有幾個理論頭腦清醒的人，能預先告訴他們，他們自己的錯誤會造成什麼後果，能使他們弄清楚，任何壹個運動，要是不始終把消滅雇傭勞動制作為最終目標，它就壹定要走上歧途，遭到失敗，那麼，許多蠢事都可以避免，整個過程也將大大地縮短。可是，這必須按英國方式去做，德國的特點必須拋開，《社會主義者報》的先生們未必能勝任這壹工作，而《人民報》的先生們也只是在做生意方面比他們聰明壹點……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裏德裏希·阿道夫·左爾格》( 1886年11月29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58—559頁。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1-21 17:21:27

“西方”和“東方”不同歷史進程的比較

      壹)上古時期“亞細亞的”、“古希臘羅馬的”和“日耳曼的”三種所有制及其演變的比較

　　三種公社所有制的勞動生產方式和財產關系的不同特征亞細亞所有制形式

　　在這種土地所有制的第壹種形式中，第壹個前提首先是自然形成的共同體。……壹旦人類終於定居下來，這種原始共同體就將隨種種外界的，即氣候的、地理的、物理的等條件，以及他們特殊的自然性質——他們的部落性質——等等，而或多或少地發生變化。自然形成的部落共同體，或者也可以說群體——血緣、語言、習慣等的共同性，是人類占有他們生活的客觀條件，占有那種再生產自身和使自身對象化的活動(牧人、獵人、農人等的活動)的客觀條件的第壹個前提。

　　土地是壹個大實驗場，是壹個武庫，既提供勞動資料，又提供勞動材料，還提供共同體居住的地方，即共同體的基礎。人類素樸天真地把土地當做共同體的財產，而且是在活勞動中生產並再生產自身的共同體的財產。每壹個單個的人，只有作為這個共同體的壹個肢體，作為這個共同體的成員，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

　　通過勞動過程而實現的實際占有是在這樣壹些前提下進行的，這些前提本身並不是勞動的產物，而是表現為勞動的自然的或神授的前提。這種以同壹基本關系為基礎的形式，本身可以以十分不同的方式實現。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23—124頁。

　　古代所有制形式

　　［所有制的］第二種形式——它也像第壹種形式壹樣，曾經在地域上、歷史上等發生壹些重大的變化——是原始部落更為動蕩的歷史生活、各種遭遇以及變化的產物，它也要以共同體作為第壹個前提，但不像在第壹種情況下那樣:共同體是實體，而個人則只不過是實體的偶然因素，或者是實體的純粹自然形成的組成部分。這第二種形式不是以土地作為自己的基礎，而是以城市作為農民(土地所有者)的已經建立的居住地。耕地表現為城市的領土；而不是［像在第壹種形式中那樣］村莊表現為土地的單純附屬物。

　　……

　　公社的繼續存在，便是作為自給自足的農民的全體公社成員的再生產，他們的剩余時間正是屬於公社，屬於戰爭事業，等等。對自己勞動的所有權，是由對勞動條件的所有權即對壹塊耕地的所有權來作中介的，而對勞動條件的所有權則是由公社的存在而得到保障的，公社又是由公社成員的服兵役等形式的剩余勞動而得到保障的。公社成員不是通過創造財富的勞動協作來再生產自己，而是通過為了在對內對外方面保持聯合體這種共同利益想象的和真實的共同利益)所進行的勞動協作來再生產自己。…………羅馬的、希臘的(簡言之，古典古代的)形式下那樣，土地為公社所有，是羅馬的土地；……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26、128—129、129頁。

　　日耳曼所有制形式

　　中世紀(日耳曼時代)是從鄉村這個歷史的舞臺出發的，然後，它的進壹步發展是在城市和鄉村的對立中進行的。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31頁。

　　三種公社所有制向階級社會過渡的不同形態

　　亞細亞所有制形式

　　在大多數亞細亞的基本形式中，淩駕於所有這壹切小的共同體之上的總合的統壹體表現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壹的所有者，因而實際的公社只不過表現為世襲的占有者。因為這種統壹體是實際的所有者，並且是公共財產的實際前提，所以統壹體本身能夠表現為壹種淩駕於這許多實際的單個共同體之上的特殊東西，而在這些單個的共同體中，各個個別的人事實上失去了財產，或者說，財產——即單個的人把勞動和再生產的自然條件看做屬於他的條件，看做他的主體的以無機自然形式存在的客觀軀體這樣壹種關系——對這個別的人來說是間接的財產，因為這種財產，是由作為這許多共同體之父的專制君主所體現的總的統壹體，以這些特殊的公社為中介而賜予他的。因此，剩余產品——其實，這在立法上被規定為通過勞動而實際占有的成果——不言而喻地屬於這個最高的統壹體。

　　因此，在東方專制制度下以及那裏從法律上看似乎並不存在財產的情況下，這種部落的或公社的財產事實上是作為基礎而存在的，這種財產大部分是在小公社範圍內通過手工業和農業相結合而創造出來的，因此，這種公社完全能夠自給自足，而且在自身中包含著再生產和擴大生產的壹切條件。公社的壹部分剩余勞動屬於最終作為壹個個人而存在的更高的共同體，而這種剩余勞動既表現在貢賦等的形式上，也表現在為了頌揚統壹體——部分地是為了頌揚現實的專制君主，部分地為了頌揚想象的部落體即神——而共同完成的工程上。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24—125頁。

　　這類公社財產，只要它在這裏確實是在勞動中實現的，就或是可能這樣表現出來:各個小公社彼此獨立地勉強度日，而在公社內部，單個的人則同自己的家庭壹起，獨立地在分配給他的份地上從事勞動(必須有壹定量的勞動，壹方面用於公共儲備，可以說是為了保險，另壹方面，用於支付共同體本身的費用，即用於戰爭、祭祀等等；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例如在斯拉夫公社、羅馬尼亞公社等地方，才第壹次出現最原始意義上的領主的財產支配權。在這裏奠定了向徭役制過渡的基礎等等) ；或是可能這樣表現出來:統壹體能夠使勞動過程本身具有共同性，這種共同性能夠成為整套制度，例如在墨西哥，特別是在秘魯，在古代凱爾特人那裏，在印度的某些部落中就是這樣。

　　……

　　……在亞細亞的(至少是占優勢的)形式中，不存在個人所有，只有個人占有；公社是真正的實際所有者；所以，財產只是作為公共的土地財產而存在。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25、132頁。

　　那些通過勞動而實際占有的共同的條件，如在亞細亞各民族中起過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渠道，還有交通工具等等，就表現為更高的統壹體，即淩駕於各小公社之上的專制政府的事業。在這裏，與這些鄉村並存，真正的城市只是在特別適宜於對外貿易的地方才形成起來，或者只是在國家首腦及其地方總督把自己的收入(剩余產品)同勞動相交換，把收入作為勞動基金來花費的地方才形成起來。

　　……亞細亞的歷史是城市和鄉村的壹種無差別的統壹(真正的大城市在這裏只能看做王公的營壘，看做真正的經濟結構上的贅疣) ；…………在亞洲各社會中，君主是土地剩余產品的唯壹所有者，他用他的收入同自由人手斯圖亞特的用語)相交換，結果出現了壹批城市，這些城市實際上不過是壹些流動的營房。這種關系盡管可能而不是必然同奴隸制和農奴制相對立，但它同雇傭勞動毫無共同之處，因為它在勞動組織的所有各種不同形式下壹再重復出現。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25—126、131、117頁。

　　古希臘羅馬所有制形式

　　公社財產——作為國有財產——即公有地，在這裏是和私有財產分開的。在這裏，單個人的財產不像在第壹種情況下那樣，本身直接就是公社財產。在第壹種情況下，單個人的財產並不是同公社分開的個人的財產，相反，個人只不過是公社財產的占有者。

　　單個人的財產在事實上只靠共同勞動來利用——例如像東方的灌溉渠道那樣——的可能性越少，部落的純粹自然形成的性質由於歷史的運動、遷徙而受到的破壞越大，部落越是遠離自己的原來住地而占領異鄉的土地，因而進入全新的勞動條件並使個人的能力得到更大的發展——部落的共同性質越是對外界表現為並且必然表現為消極的統壹體——，那麼，單個人變成歸他和他的家庭單獨耕作的那小塊土地——單獨的小塊土地——的私有者的條件就越是具備。

　　……

　　……土地為公社所占領，是羅馬的土地；壹部分土地留給公社本身支配，而不是由公社成員支配，這就是各種不同形式的公有地；另壹部分則被分割，而每壹小塊土地由於是壹個羅馬人的私有財產，是他的領地，是實驗場中屬於他的壹份，因而都是羅馬的土地；……

　　……因為貴族在較高的程度上代表共同體，所以他們是公有地的占有者，並且通過自己的被保護民來利用公有地(後來便逐漸地據為己有)。

　　……

　　在古代民族那裏(羅馬人是最典型的例子，表現的形式最純粹，最突出)，存在著國有土地財產和私人土地財產相對立的形式，結果是後者以前者為中介；或者說，國有土地財產本身存在於這種雙重形式中。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27、129、131、133頁。

　　……壹個共同體所遭遇的困難，只能是由其他共同體引起的，後者或是先已占領了土地，或是到這個共同體已占領的土地上來騷擾。因此，戰爭就或是為了占領生存的客觀條件，或是為了保護並永久保持這種占領所要求的巨大的共同任務，巨大的共同工作。因此，這種由家庭組成的公社首先是按軍事方式組織起來的，是軍事組織或軍隊組織，而這是公社以所有者的資格而存在的條件之壹。住處集中於城市，是這種軍事組織的基礎。

　　……

　　公社(作為國家)，壹方面是這些自由的和平等的私有者間的相互關系，是他們對抗外界的聯合；同時也是他們的保障。在這裏，公社組織的基礎，既在於它的成員是由勞動的土地所有者即擁有小塊土地的農民所組成的，也在於擁有小塊土地的農民的獨立性是由他們作為公社成員的相互關系來維持的，是由確保公有地以滿足共同的需要和共同的榮譽等來維持的。公社成員的身份在這裏依舊是占有土地的前提，但作為公社成員，單個的人又是私有者。……

　　……

　　這種共同體繼續存在的前提，是組成共同體的那些自由而自給自足的農民之間保持平等，以及作為他們的財產繼續存在的條件的本人勞動。他們把自己看做勞動的自然條件的所有者；但這些條件還必須不斷地通過個人本人的勞動才真正成為個人人格的，即個人本人勞動的條件和客觀因素。

　　另壹方面，這個小的軍事的共同體的趨向，又促使它越出這些限制等等(羅馬、希臘、猶太人等等)。

　　……

　　……古典古代的歷史是城市的歷史，不過這是以土地所有制和農業為基礎的城市。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26—128、131頁。

　　為了能使用奴隸，必須掌握兩種東西:第壹，奴隸勞動所需的工具和對象；第二，維持奴隸困苦生活所需的資料。因此，先要在生產上達到壹定的階段，並在分配的不平等上達到壹定的程度，奴隸制才會成為可能。奴隸勞動要成為整個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生產、貿易和財富積聚就要有大得多的增長。在古代自然形成的土地公有的公社中，奴隸制或是根本還沒有出現，或是只起極其次要的作用。在最初的農民城市羅馬，情形也是如此；當羅馬變成“世界城市”，意大利的地產日益集中於人數不多的非常富有的所有者階級手裏的時候，農民人口才被奴隸人口所排擠。…………

　　要強迫人們從事任何形式的奴隸的勞役，強迫者就必須擁有勞動資料，他只有借助這些勞動資料才能使用被奴役者；而在實行奴隸制的情況下，除此以外，他還必須擁有用來維持奴隸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資料。這樣，在任何情況下，他都必須擁有壹定的超過平均水平的財產。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68—169頁。

　　自耕農的這種自由小塊土地所有制形式，作為占統治地位的正常形式，壹方面，在古典古代的極盛時期，形成社會的經濟基礎。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911頁。

　　壹切部門——畜牧業、農業、家庭手工業——中生產的增加，使人的勞動力能夠生產出超過維持勞動力所必需的產品。同時，這也增加了氏族、家庭公社或個體家庭的每個成員所擔負的每日的勞動量。吸收新的勞動力成為人們向往的事情了。戰爭提供了新的勞動力:俘虜變成了奴隸。第壹次社會大分工，在使勞動生產率提高，從而使財富增加並且使生產領域擴大的同時，在既定的總的歷史條件下，必然地帶來了奴隸制。從第壹次社會大分工中，也就產生了第壹次社會大分裂，分裂為兩個階級:主人和奴隸、剝削者和被剝削者。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80頁。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1-21 17: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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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所有制形式

　　誠然，在日耳曼人那裏，也有壹種不同於單個人的財產的公有地，公社土地或人民土地。這種公有地，是獵場、牧場、采樵地等等，這部分土地，當它必須充當這類特定形式的生產資料時，是不能加以分割的。可是，這種公有地卻又不像例如在羅馬人那裏那樣，表現為與私有者並列的國家的特殊經濟存在，以致這些私有者只有當他們像平民那樣被取消即被剝奪公有地的使用權時，才會成為真正的私有者。

　　相反，在日耳曼人那裏，公有地只是個人財產的補充，並且只有當它被當做壹個部落的共同占有物來保衛，以不受敵對部落的侵襲時，它才表現為財產。不是單個人的財產表現為以公社為中介，恰好相反，是公社的存在和公社財產的存在表現為以他物為中介，也就是說，表現為獨立主體互相之間的關系。實質上，每壹單個家庭就是壹個經濟整體，它本身單獨地構成壹個獨立的生產中心(手工業只是婦女的家庭副業等等)。

　　……而在日耳曼世界，單個的住地就是壹個經濟整體，這種住地本身僅僅是屬於它的土地上的壹個點，並不是許多所有者的集中，而只是作為獨立單位的家庭。…………

　　……而就公社具有壹種特殊的經濟存在(表現為共同使用獵場、牧場等等)而言，它是被每壹個個人所有者以個人所有者的身份來使用，而不是以國家代表的身份(像在羅馬那樣)來使用的。這實際上是個人所有者的共同財產，而不是在城市中另有其特殊存在而與單個人相區別的那種個人所有者聯合體的共同財產。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32—134頁。

　　在日耳曼人那裏，各個家長住在森林之中，彼此相隔很遠的距離，即使從外表來看，公社也只有通過公社成員的每次集會才存在，雖然他們的自在的統壹體包含在他們的親緣關系、語言、共同的過去和歷史等之中。

　　因此，公社便表現為壹種聯合而不是聯合體，表現為以土地所有者為獨立主體的壹種統壹，而不是表現為統壹體。因此公社事實上不是像在古代民族那裏那樣，作為國家，作為國家組織而存在，因為它不是作為城市而存在的。…………

　　在日耳曼的形式中，農民並不是國家公民，也就是說，不是城市居民；相反地，這種形式的基礎是孤立的、獨立的家庭住宅，這壹基礎通過同本部落其他類似的家庭住宅結成聯盟，以及通過在發生戰爭、舉行宗教活動、解決訴訟等時為取得相互保證而舉行的臨時集會來得到保障。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31—132、133頁。

　　三種公社所有制向階級社會過渡的不同特點及其原因不管這種以公社成員身份為中介的所有制，究竟是表現為公共所有制(在這種情況下，單個人只是占有者，不存在土地的私有制) ；還是這種所有制表現為國家所有同私人所有相並列的雙重形式(不過在這種情況下，後者決定於前者，因而只有國家公民才是並且必定是私有者，但另壹方面，作為國家公民，他的所有制又同時具有特殊的存在) ；最後，還是這種公社所有制僅僅表現為個人所有制的補充(在這種情況下，個人所有制表現為公社所有制的基礎，而公社本身，除了存在於公社成員的集會中和他們為共同目的的聯合中以外，完全不存在)，——不管怎樣，公社成員或部落成員對部落土地的關系，即對部落所定居的土地的關系的這種種不同的形式，部分地取決於部落的自然性質，部分地取決於部落現在實際上在怎樣的經濟條件下以所有者的身份對待土地，就是說，通過勞動來獲取土地的果實；而這壹點本身又取決於氣候，土壤的自然特性，由自然條件決定的土壤利用方式，同敵對部落或四鄰部落的關系，以及由遷移、歷史事件等引起的變動。

　　要使公社本身照老樣子繼續存在下去，公社成員的再生產就必須在被作為前提的客觀條件下進行。生產本身，人口的增長(這也屬於生產)，必然要逐漸揚棄這些條件，破壞這些條件，而不是加以再生產，等等，這樣，共同體就同作為其基礎的所有制關系壹起瓦解了。

　　亞細亞形式必然保持得最頑強也最長久，這取決於亞細亞形式的前提:單個人對公社來說不是獨立的，生產的範圍僅限於自給自足，農業和手工業結合在壹起，等等。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35—136頁。

　　如果單個人改變自己對公社的關系，他也就在改變公社，破壞公社，同樣也破壞公社的經濟前提；另壹方面，這種經濟前提也發生變化——由於本身的辯證法而發生變化，貧困化，等等。尤其是由於戰爭和征服的影響，例如在羅馬，這本質上屬於公社本身的經濟條件——，作為公社基礎的實際紐帶遭到破壞。

　　……

　　在古代人［希臘人和羅馬人］那裏，工業已被認為是有害的職業(是釋放的奴隸、被保護民、外地人幹的事情)等等。生產勞動的這種發展(這種勞動作為只是為農業和戰爭服務的自由人的家庭勞動，或者作為為宗教儀式和共同體服務的工業，如建造房屋、修築道路、興建廟宇等等，而從單純從屬於農業的狀況中擺脫出來)，是必然會有的，這是由於同外地人交往，由於有奴隸，由於要交換剩余產品，等等；這種發展使那種成為共同體的基礎的、因而也成為每壹個客體的個人(即作為羅馬人、希臘人等的個人)的基礎的生產方式發生解體。交換也起同樣的作用；還有債務；等等。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36、145—146頁。

　　所以奴隸制和農奴制只是這種以部落體為基礎的財產的繼續發展。它們必然改變部落體的壹切形式。在亞細亞形式下， 它們所能改變的最少。 這種財產形式是建立在自給自足的工農業統一之上的， 在這種情況下， 和在土地財產、 農業獨占統治的地方不同， 征服
［ 其他共同體］ 並不是必要條件。 另一方面， 因為在這種形式下， 單個的人從來不能成為
所有者， 而只不過是占有者， 所以他本身實質上就是作為公社統一體的體現者的那個人的
財產， 即奴隸。 而奴隸制在這里既不破壞勞動的條件， 也不改變本質的關系。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43—144頁。

　　生產方式本身越是保持舊的傳統——而這種傳統方式在農業中保持得很久，在東方的那種農業與手工業的結合中，保持得更久——，也就是說，占有的實際過程越是保持不變，那麼，舊的所有制形式，從而共同體本身，也就越是固定。

　　……

　　在奴隸制、農奴制等之下，勞動者本身表現為服務於某壹第三者個人或共同體的自然生產條件之壹(這不適用於例如東方的普遍奴隸制；這只是從歐洲的觀點來看的；因

　　而，財產就不再是親身勞動的個人對勞動客觀條件的關系了。奴隸制、農奴制等總是派生的形式，而決不是原始的形式，盡管它們是以共同體和以共同體中的勞動為基礎的那種所有制的必然的和合乎邏輯的結果。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45、147頁。

　　二)中古時期帶著上古亞細亞公社遺存的“東方社會”與西歐的“拉丁—日耳曼封建社會”的比較

　　帶著上古亞細亞公社遺存的“東方社會”及其停滯性表現貝爾尼埃正確地看到，東方(他指的是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壹切現象的基礎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這甚至是了解東方天國的壹把真正的鑰匙。

　　馬克思:《馬克思致恩格斯》( 1853年6月2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12頁。

　　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確是了解整個東方的壹把鑰匙。這是東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礎。但是東方各民族為什麼沒有達到土地私有制，甚至沒有達到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呢。我認為，這主要是由於氣候和土壤的性質，特別是由於大沙漠地帶，這個地帶從撒哈拉起橫貫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韃靼直到亞洲高原的最高地區。在這裏，農業的第壹個條件是人工灌溉，而這是村莊、省或中央政府的事。

　　恩格斯:《恩格斯致馬克思》( 1853年6月6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13頁。

　　這些小小的公社帶著種性劃分和奴隸制度的汙痕。

　　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 1853年6月7—10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83頁。

　　保存到現在的)遠古的形式:氏族公社，其成員共同生活，共同耕地，並用共同的公共的)收益滿足自己的需要。……這種公社土地占有形式只在印度北部和西北部的某些地區保存下來，而其形式是土地只由最近的親屬即不分居家庭(這是梅恩給這種形式的氏族公社所起的名稱)的成員共同所有並共同經營。

　　馬克思:《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壹書摘要》( 1879年10月—1880年10月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第231—232頁。

　　亞洲這壹地區的停滯性質(盡管有政治表面上的各種無效果的運動)，完全可以用下面兩種相互促進的情況來解釋: ( 1)公共工程是中央政府的事情； ( 2)除了這個政府之外，整個國家(幾個較大的城市不算在內)分為許多村社，它們有完全獨立的組織，自成壹個小天地。……

　　……

　　……在某些這樣的村社中，全村的土地是共同耕種的，但在大多數情況下是每個土地所有者耕種自己的土地。在這種村社內部存在著奴隸制和種性制。荒地作為公共牧場。妻子和兒女從事家庭紡織業。……我認為，很難想象亞洲的專制制度和停滯狀態有比這更堅實的基礎。……

　　……至於所有制問題，這在研究印度的英國著作者中是壹個引起激烈爭論的問題。

　　在克裏什納以南的同外界隔絕的山區，似乎確實存在土地私有制。至於在爪哇，如前英國駐爪哇總督斯坦福·拉弗爾斯爵士在他的《爪哇史》中指出的，在這個“可以獲得相當可觀的地租的”國家中，全部土地的絕對所有者是君主。無論如何，伊斯蘭教徒似乎首先從原則上確定了在整個亞洲“不存在土地私有制”。

　　關於上面提到的村社，我還要指出，它們在摩奴法典中就已經出現，在這部法典中它們的整個組織是這樣的:壹個高級稅吏管轄10個村社，以後是100個，再後是1000個。

　　馬克思:《馬克思致恩格斯》( 1853年6月1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17—118頁。

　　在亞洲，從遠古的時候起壹般說來只有三個政府部門:財政部門，或者說，對內進行掠奪的部門；戰爭部門，或者說，對外進行掠奪的部門；最後是公共工程部門。氣候和土地條件，特別是從撒哈拉經過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韃靼區直至最高的亞洲高原的壹片廣大的沙漠地帶，使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設施成了東方農業的基礎。無論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達米亞、波斯以及其他地區，都利用河水的泛濫來肥田，利用河流的漲水來充註灌溉水渠。節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這種要求，在西方，例如在佛蘭德和意大利，曾促使私人企業結成自願的聯合；但是在東方，由於文明程度太低，幅員太大，不能產生自願的聯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權的政府進行幹預。所以亞洲的壹切政府都不能不執行壹種經濟職能，即舉辦公共工程的職能。這種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壤肥沃程度的設施歸中央政府管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這種設施立刻就會廢置，這就可以說明壹件否則無法解釋的事實，即大片先前耕種得很好的地區現在都荒蕪不毛，例如巴爾米拉、佩特拉、也門廢墟以及埃及、波斯和印度斯坦的廣大地區就是這樣。同時這也可以說明為什麼壹次毀滅性的戰爭就能夠使壹個國家在幾百年內人煙蕭條，並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

　　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 1853年6月7—10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79—680頁。

　　從遙遠的古代直至19世紀的最初十年，無論印度過去在政治上變化多麼大，它的社會狀況卻始終沒有改變。……

　　在印度有這樣兩種情況:壹方面，印度人也像所有東方人壹樣，把他們的農業和商業所憑借的主要條件即大規模公共工程交給中央政府去管，另壹方面，他們又散處於全國各地，通過農業和制造業的家庭結合而聚居在各個很小的中心地點。由於這兩種情況，從遠古的時候起，在印度便產生了壹種特殊的社會制度，即所謂村社制度，這種制度使每壹個這樣的小結合體都成為獨立的組織，過著自己獨特的生活。…………

　　……這些田園風味的農村公社不管看起來怎樣祥和無害，卻始終是東方專制制度的牢固基礎。

　　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 1853年6月7—10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80—682頁。

　　除我們已經證明與西方工業品銷售成反比的鴉片貿易之外，妨礙對華出口貿易迅速擴大的主要因素，是那個依靠小農業與家庭工業相結合而存在的中國社會經濟結構。

　　馬克思:《對華貿易》

　　年11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72頁。

　　正如皇帝通常被尊為全中國的君父壹樣，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認為對他們各自的管區維持著這種父權關系。……

　　……

　　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通過英國而為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材裏的木乃伊壹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壹樣。

　　馬克思:《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 1853年5月3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08—609頁。

　　有壹點是肯定無疑的，那就是舊中國的死亡時刻正在迅速臨近。……^不了多少年，我們就會親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國的垂死掙紮，看到整個亞洲新紀元的曙光。

　　恩格斯:《波斯與中國》( 1857年5月20日前後)，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627—628頁。

　　這些自給自足的公社不斷地按照同壹形式把自己再生產出來，當它們偶然遭到破壞時，會在同壹地點以同壹名稱再建立起來[1]，這種公社的簡單的生產有機體，為揭示下面這個秘密提供了壹把鑰匙:亞洲各國不斷瓦解、不斷重建和經常改朝換代，與此截然相反，亞洲的社會卻沒有變化。這種社會的基本經濟要素的結構，不為政治領域中的風暴所觸動。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14—415頁。

　　資本主義以前的、民族的生產方式具有的內部的堅固性和結構，對於商業的解體作用造成了多大的障礙，這從英國人同印度和中國的交往中可以明顯地看出來。在印度和中國，小農業和家庭工業的統壹形成了生產方式的廣闊基礎。此外，在印度還有建立在土地公有基礎上的農村公社的形式，這種農村公社在中國也是原始的形式。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372頁。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1-21 17:2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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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接勞動者仍然是他自己的生存資料生產所必需的生產資料和勞動條件的“占有者”的壹切形式內，財產關系必然同時表現為直接的統治和從屬的關系，因而直接生產者是作為不自由的人出現的；這種不自由，可以從實行徭役勞動的農奴制減輕到單純的貢賦義務。在這裏，按照前提，直接生產者還占有自己的生產資料，即他實現自己的勞動和生產自己的生存資料所必需的物質的勞動條件；他獨立地經營他的農業和與農業結合在壹起的農村家庭工業。這種獨立性，不會因為這些小農(例如在印度)相互組成壹種或多或少帶有自發性質的生產公社而消失，因為這裏所說的獨立性，只是對名義上的地主而言的。在這些條件下，要從小農身上為名義上的地主榨取剩余勞動，只能通過超經濟的強制，而不管這種強制采取什麼形式[2]。使這種小農和奴隸經濟或種植園經濟區別開來的是，奴隸要用別人的生產條件從事勞動，並且不是獨立的。所以這裏必須有人身的依附關系，必須有不管什麼程度的人身不自由和人身作為土地的附屬物對土地的依附，必須有本來意義的依附制度。同直接生產者直接相對立的，如果不是私有土地的所有者，而是像在亞洲那樣，是既作為土地所有者同時又作為主權者的國家，那麼，地租和賦稅就會合為壹體，或者不如說，在這種情況下就不存在任何同這個地租形式不同的賦稅。在這種狀態下，對於依附關系來說，無論從政治上或從經濟上說，除了面對這種國家的壹切臣屬關系所共有的形式以外，不需要更嚴酷的形式。在這裏，國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這裏，主權就是在全國範圍內集中的土地所有權。但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也就沒有私有土地的所有權，雖然存在著對土地的私人的和共同的占有權和用益權。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893—894頁。

　　西歐的“拉丁—日耳曼封建社會”及其向資本主義的轉型“拉丁—日耳曼封建社會”的形成

　　封建制度決不是現成地從德國搬去的。它起源於征服者在進行征服時軍隊的戰時組織，而且這種組織只是在征服之後，由於在被征服國家內遇到的生產力的影響才發展為真正的封建制度的。這種形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生產力的制約，這從企圖仿效古羅馬來建立其他形式的失敗嘗試(查理大帝，等等)中已經得到證明。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8頁。

　　由日耳曼人在所有被征服的地區引入的新公社，由於繼承了古代原型的特征，在整個中世紀時期，成了人民自由和人民生活的唯壹中心。

　　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初稿］》(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3頁。

　　如果說，他們至少在三個最重要的國度——德國、法國北部和英國——以馬爾克公社的形式保存下來壹部分真正的氏族制度，並把它帶到封建國家裏去，從而使被壓迫階級即農民甚至在中世紀農奴制的最嚴酷條件下，也能有地方性的團結和抵抗的手段，而這壹手段無論在古典古代的奴隸那裏或者在近代的無產階級那裏都沒有這樣現成，那麼，造成這種情況的，如果不是他們的野蠻狀態、如果不是他們的純粹野蠻人的按血族定居的方式，又是什麼呢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75—176頁。

　　我很高興，關於農奴制的歷史[3]，照實業界人士的說法，我們“達成協議”了。毫無疑問，農奴制和依附關系並不是某種特有的中世紀封建形式，在征服者迫使當地居民為其耕種土地的地方，我們到處，或者說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例如在特薩利亞很早就有了。

　　恩格斯:《恩格斯致馬克思》( 1882年12月22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月第1版，第131頁。

　　西歐封建生產方式的特點

　　現在，讓我們離開魯濱遜的明朗的孤島，轉到歐洲昏暗的中世紀去吧。在這裏，我們看到的，不再是壹個獨立的人了，人都是互相依賴的:農奴和領主，陪臣和諸侯，俗人和牧師。物質生產的社會關系以及建立在這種生產的基礎上的生活領域，都是以人身依附為特征的。但是正因為人身依附關系構成該社會的基礎，勞動和產品也就用不著采取與它們的實際存在不同的虛幻形式。它們作為勞役和實物貢賦而進入社會機構之中。在這裏，勞動的自然形式，勞動的特殊性是勞動的直接社會形式，而不是像在商品生產基礎上那樣，勞動的壹般性是勞動的直接社會形式。徭役勞動同生產商品的勞動壹樣，是用時間來計量的，但是每壹個農奴都知道，他為主人服役而耗費的，是他個人的壹定量的勞動力。繳納給牧師的什壹稅，是比牧師的祝福更加清楚的。所以，無論我們怎樣判斷中世紀人們在相互關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人們在勞動中的社會關系始終表現為他們本身之間的個人的關系，而沒有披上物之間即勞動產品之間的社會關系的外衣。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4—95頁。

　　某些歷史學家感到驚異的是，雖然直接生產者不是所有者，而只是占有者，並且他的全部剩余勞動實際上依照法律都屬於土地所有者，可是在這種關系下，負有徭役義務的人或農奴竟能有財產和——相對地說——財富的獨立發展。但是，很清楚，在作為這壹社會生產關系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方式的基礎的這種自然形成的不發達的狀態中，傳統必然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次，很清楚，在這裏也和壹貫的情形壹樣，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那部分人的利益，總是要把現狀作為法律加以神聖化，並且要把現狀的由習慣和傳統造成的各種限制，用法律固定下來。撇開其他壹切情況不說，只要現狀的基礎即作為現狀的基礎的關系的不斷再生產，隨著時間的推移，取得了有規則的和有秩序的形式，這種情況就會自然產生；並且，這種規則和秩序本身，對任何取得社會固定性和不以單純偶然性與任意性為轉移的社會獨立性的生產方式來說，都是壹個必不可少的要素。這種規則和秩序，正好是壹種生產方式的社會固定的形式，因而是它相對地擺脫了單純偶然性和單純任意性的形式。在生產過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社會關系的停滯狀態中，壹種生產方式所以能取得這個形式，只是由於它本身的反復的再生產。如果這種再生產持續壹個時期，那麼，它就會作為習慣和傳統固定下來，最後被作為明文的法律加以神聖化。但是，因為這種剩余勞動的形式即徭役勞動，是建立在勞動的壹切社會生產力的不發展，勞動方式本身的原始性的基礎上，所以和發達的生產方式下特別是資本主義生產下相比，它自然只會在直接生產者的總勞動中，占有壹個小得多的部分。例如，我們假定為地主進行的徭役勞動原來是每周兩天。這每周兩天的徭役勞動因此會固定下來，成為壹個不變量，而由習慣法或成文法在法律上規定下來。但是直接生產者自己支配的每周其余幾天的生產效率，卻是壹個可變量。這個可變量必然隨著他的經驗的增多而得到發展，正如他所認識的新的需要，他的產品的市場的擴大，他對他這壹部分勞動力的支配的越來越大的保證，都會刺激他去提高自己勞動力的緊張程度；在這裏，不要忘記，這種勞動力的使用決不限於農業，也包括農村家庭工業。因此，這裏已經有了某種經濟發展的可能性，當然，這種可能性要取決於環境的適宜，天生的種族性格，等等。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896—897頁。

　　在中世紀，有壹些城市不是從前期歷史中現成地繼承下來的，而是由獲得自由的農奴重新建立起來的。在這些城市裏，每個人的唯壹財產，除開他隨身帶著的幾乎全是最必需的手工勞動工具構成的那壹點點資本之外，就只有他的特殊的勞動。不斷流入城市的逃亡農奴的競爭；鄉村反對城市的連綿不斷的戰爭，以及由此產生的組織城市武裝力量的必要性；共同占有某種手藝而形成的聯系；在手工業者同時又是商人的時期，必須有在公共場所出賣自己的商品以及與此相連的禁止外人進入這些場所的規定；各手工業間利益的對立；保護辛苦學來的手藝的必要性；全國性的封建組織，——所有這些都是各行各業的手藝人聯合為行會的原因。這裏我們不打算詳細地談論以後歷史發展所引起的行會制度的多種變化。在整個中世紀，農奴不斷地逃入城市。這些在鄉村遭到自己主人迫害的農奴是只身流入城市的，他們在這裏遇見了有組織的團體，對於這種團體他們是沒有力量反對的，在它的範圍內，他們只好屈從於由他們那些有組織的城市競爭者對他們勞動的需要以及由這些競爭者的利益所決定的處境。這些只身流入城市的勞動者根本不可能成為壹種力量，因為，如果他們的勞動帶有行會的性質並需要培訓，那麼行會師傅就會使他們從屬於自己，並按照自己的利益來組織他們；或者，如果這種勞動不需要培訓，因而不是行會勞動，而是短工，那麼勞動者就根本組織不起來，始終是無組織的平民。城市對短工的需要造成了平民。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57—558頁。

　　中世紀完全是從野蠻狀態發展而來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學、政治和法學壹掃而光，以便壹切都從頭做起。它從沒落的古代世界接受的唯壹事物就是基督教和壹些殘破不全而且喪失文明的城市。其結果正如壹切原始發展階段的情形壹樣，僧侶獲得了知識教育的壟斷地位，因而教育本身也滲透了神學的性質。在僧侶手中，政治和法學同其他壹切科學壹樣，不過是神學的分支，壹切都按照神學中適用的原則來處理。教會的教條同時就是政治信條，聖經詞句在各個法庭都有法律效力。甚至在法學家已經形成壹個等級的時候，法學還久久處於神學控制之下。神學在知識活動的整個領域的這種至高無上的權威，同時也是教會在當時封建統治下萬流歸宗的地位的必然結果。

　　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 1850年夏秋)，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235頁。

　　西歐封建社會的解體和資本主義的產生

　　不要忘記，單是維持農奴生存的必要性和大經濟的不可能性(包括把小塊土地分給農奴)，很快就使農奴向封建主繳納的貢賦降低到各種代役租和徭役地租的平均水平，這樣就使農奴有可能積累壹些動產，便於逃出自己領主的領地，並使他有希望上升為市民，同時還引起了農奴的分化。可見逃亡農奴已經是半市民了。由此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掌握了某種手藝的農奴獲得動產的可能性最大。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2—573頁。

　　從中世紀的農奴中產生了初期城市的城關市民；從這個市民等級中發展出最初的資產階級分子。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2頁。

　　中世紀的城關市民和小農等級是現代資產階級的前身。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頁。

　　以往的壹切社會形式［V－28］都由於財富的發展，或者同樣可以說，由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沒落了。因此，在意識到這壹點的古代人那裏，財富被直接當做使共同體解體的東西加以抨擊。封建制度也由於城市工業、商業、現代農業(甚至由於個別的發明，如火藥和印刷機)而沒落了。

　　隨著財富的發展，因而也就是隨著新的力量和不斷擴大的個人交往的發展，那些成為共同體的基礎的經濟條件，那些與共同體相適應的共同體各不同組成部分的政治關系，以理想的方式來對共同體進行直觀的宗教(這二者又都是建立在對自然界的壹定關系上的，而壹切生產力都歸結為自然界)，個人的性格、觀點等等，也都解體了。單是科學——即財富的最可靠的形式，既是財富的產物，又是財富的生產者——的發展，就足以使這些共同體解體。但是，科學這種既是觀念的財富同時又是實際的財富的發展，只不過是人的生產力的發展即財富的發展所表現的壹個方面，壹種形式。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70頁。

　　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是從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中產生的。後者的解體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22頁。

　　工業資本家這些新權貴，不僅要排擠行會的手工業師傅，而且要排擠占有財富源泉的封建主。從這方面來說，他們的興起是戰勝了封建勢力及其令人憤恨的特權的結果，也是戰勝了行會及其對生產的自由發展和人對人的自由剝削所加的束縛的結果。但是，工業騎士之所以能夠排擠掉佩劍騎士，只是因為他們利用了與自己毫不相幹的事件。他們借以興起的手段，同羅馬的被釋奴隸成為自己保護人的主人所使用的手段同樣卑鄙。

　　勞動者的奴役狀態是產生雇傭工人和資本家的發展過程的起點。這壹發展過程就是這種奴役狀態的形式變換，就是封建剝削轉化為資本主義剝削。要了解這壹過程的經過，不必追溯太遠。雖然在14和15世紀，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經稀疏地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最初萌芽，但是資本主義時代是從16世紀才開始的。在這個時代到來的地方，農奴制早已廢除，中世紀的頂點——主權城市也早已衰落。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22—823頁。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1-21 17:3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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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代:資本主義使東方從屬於西方，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東方的覺醒

　　資本主義的西方向全球擴張

　　美洲的發現、繞過非洲的航行，給新興的資產階級開辟了新天地。東印度和中國的市場、美洲的殖民化、對殖民地的貿易、交換手段和壹般商品的增加，使商業、航海業和工業空前高漲，因而使正在崩潰的封建社會內部的革命因素迅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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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工業建立了由美洲的發現所準備好的世界市場。世界市場使商業、航海業和陸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發展。這種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工業的擴展，同時，隨著工業、商業、航海業和鐵路的擴展，資產階級也在同壹程度上發展起來，增加自己的資本，把中世紀遺留下來的壹切階級排擠到後面去。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2—33頁。

　　資產階級，由於壹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壹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壹切萬裏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壹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裏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壹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壹個世界。

　　資產階級使農村屈服於城市的統治。它創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農村人口大大增加起來，因而使很大壹部分居民脫離了農村生活的愚昧狀態。正像它使農村從屬於城市壹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5—36頁。

　　東方的苦難

　　不列顛人給印度斯坦帶來的災難，與印度斯坦過去所遭受的壹切災難比較起來，毫無疑問在本質上屬於另壹種，在程度上要深重得多。我在這裏所指的還不是不列顛東印度公司在亞洲式專制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歐洲式專制，這兩種專制結合起來要比薩爾賽達廟裏任何猙獰的神像都更為可怕。這並不是不列顛殖民統治獨有的特征，它只不過是對荷蘭殖民統治的模仿，而且模仿得惟妙惟肖，所以為了說明不列顛東印度公司的所作所為，只要把英國的爪哇總督斯坦福·拉弗爾斯爵士談到舊日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時說過的壹段話壹字不改地引過來就夠了

　　“荷蘭東印度公司壹心只想賺錢，它對它的臣民還不如過去的西印度種植場主對那些在他們的種植場幹活的奴隸那樣關心，因為這些種植場主買人的時候是付了錢的，而荷蘭東印度公司卻沒有花過錢，它開動全部現有的專制機器壓榨它的臣民，迫使他們獻出最後壹點東西，付出最後壹點勞力，從而加重了恣意妄為的半野蠻政府所造成的禍害。因為它把政客的全部實際技巧和商人的全部獨占壹切的利己心腸全都結合在壹起。”

　　內戰、外侮、革命、征服、饑荒——盡管所有這壹切接連不斷地對印度斯坦造成的影響顯得異常復雜、劇烈和具有破壞性，它們卻只不過觸動它的表面。英國則摧毀了印度社會的整個結構，而且至今還沒有任何重新改建的跡象。印度人失掉了他們的舊世界而沒有獲得壹個新世界，這就使他們現在所遭受的災難具有壹種特殊的悲慘色彩，使不列顛統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壹切古老傳統，同它過去的全部歷史斷絕了聯系。

　　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 1853年6月7—10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78—679頁。

　　相繼侵入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韃靼人和莫臥兒人，不久就被印度化了——野蠻的征服者，按照壹條永恒的歷史規律，本身被他們所征服的臣民的較高文明所征服。

　　不列顛人是第壹批文明程度高於印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響的征服者。他們破壞了本地的公社，摧毀了本地的工業，夷平了本地社會中偉大和崇高的壹切，從而毀滅了印度的文明。

　　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 1853年7月22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86頁。

　　聯軍全權代表強迫中國訂立新條約[5]的消息，看來引起了以為貿易將有大規模擴展的狂想，同第壹次對華戰爭結束後1845年時商人們頭腦中產生的狂想完全壹樣。即使彼得堡的電訊所傳屬實，是否能完全肯定，通商口岸壹增多，對華貿易就必然會擴大呢?是否能夠指望1857—1858年的戰爭會比1841—1842年的戰爭導致更好的結果呢?有壹件事是肯定無疑的

　　年的條約並沒有使美國和英國對中國的出口增加，倒是起了加速和加深年商業危機的作用。現時的這個條約也是壹樣，它使人們夢想得到壹個無窮盡的市場，使人們產生不切實際的希望，可能就在世界市場剛剛從不久以前的普遍恐慌中逐漸復原的時候，又促進新危機的形成。除了這個消極後果以外，第壹次鴉片戰爭還刺激了鴉片貿易的增長而損害了合法貿易；只要整個文明世界的壓力還沒有迫使英國放棄在印度強制種植鴉片和以武力在中國推銷鴉片的做法，那麼這第二次鴉片戰爭就會產生同樣的後果。

　　我們不想詳述這種貿易的道德方面，關於這種貿易，連英國人蒙哥馬利·馬丁都這樣寫道

　　“不是嗎，‘奴隸貿易’比起‘鴉片貿易’來，都要算是仁慈的。我們沒有毀滅非洲人的肉體，因為我們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們的生命；我們沒有敗壞他們的品格、腐蝕他們的思想，也沒有毀滅他們的靈魂。可是鴉片販子在腐蝕、敗壞和毀滅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以後，還殺害他們的肉體；每時每刻都有新的犧牲者被獻於永不知飽的摩洛赫[6]之前，英國殺人者和中國自殺者競相向摩洛赫的祭壇上供奉犧牲品。”

　　馬克思:《鴉片貿易史》( 1858年8月31日—9月3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29—630頁。

　　這場極端不義的戰爭[8]就是根據上面簡單敘述的理由而進行的——現在向英國人民提出的官方報告完全證實了這種敘述。廣州城的無辜居民和安居樂業的商人慘遭屠殺，他們的住宅被炮火夷為平地，人權橫遭侵犯，這壹切都是在“中國人的挑釁行為危及英國人的生命和財產”這種站不住腳的借口下發生的!英國政府和英國人民——至少那些願意弄清這個問題的人們——都知道這些非難是多麼虛偽和空洞。有人企圖轉移對主要問題的追究，給公眾造成壹個印象:似乎在亞羅號劃艇事件以前就有大量的傷害行為足以構成開戰的理由。可是這些不分青紅皂白的說法是毫無根據的。英國人控告中國人壹樁，中國人至少可以控告英國人九十九樁。

　　英國報紙對於旅居中國的外國人在英國庇護下每天所幹的破壞條約的可惡行為真是諱莫如深!非法的鴉片貿易年年靠摧殘人命和敗壞道德來填滿英國國庫的事情，我們壹點也聽不到。外國人經常賄賂下級官吏而使中國政府失去在商品進出口方面的合法收入的事情，我們壹點也聽不到。對那些被賣到秘魯沿岸去當不如牛馬的奴隸、被賣到古巴去當契約奴隸的受騙契約華工橫施暴行“以至殺害”的情形，我們壹點也聽不到。外國人常常欺淩性情柔弱的中國人的情形以及這些外國人帶到各通商口岸去的傷風敗俗的弊病，我們壹點也聽不到。我們所以聽不到這壹切以及更多得多的情況，首先是因為在中國以外的大多數人很少關心這個國家的社會和道德狀況；其次是因為按照精明和謹慎的原則不宜討論那些不能帶來錢財的問題。因此，坐在家裏而眼光不超出自己買茶葉的雜貨店的英國人，完全可以把政府和報紙塞給公眾的壹切胡說吞咽下去。

　　與此同時，在中國，壓抑著的、 鴉片戰爭時燃起的仇英火種， 爆發成了任何和平和友好的表示都未必能撲滅的憤怒烈火。

　　馬克思:《英人在華的殘暴行為》( 1857年3月22日前後)，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20—621頁。

　　四)東方的覺醒、抵抗和新紀元的來臨

　　在大不列顛本國現在的統治階級還沒有被工業無產階級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還沒有強大到能夠完全擺脫英國的枷鎖以前，印度人是不會收獲到不列顛資產階級在他們中間播下的新的社會因素所結的果實的。但是，無論如何我們都可以滿懷信心地期待，在比較遙遠的未來，這個巨大而誘人的國家將得到重建。這個國家的人舉止文雅，用薩爾蒂科夫公爵的話來說，甚至最下層階級裏的人都“比意大利人更精細更靈巧”[9]；他們的沉靜的高貴品格甚至足以抵消他們所表現的馴服態度；他們雖然天生壹副萎靡不振的樣子，但他們的勇敢卻使英國軍官大為吃驚；他們的國家是我們的語言、我們的宗教的發源地，從他們的賈特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古代日耳曼人的原型，從他們的婆羅門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古代希臘人的原型。

　　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 1853年7月22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90頁。

　　中國的連綿不斷的起義已經延續了約十年之久，現在匯合成了壹場驚心動魄的革命；不管引起這些起義的社會原因是什麼，也不管這些原因是通過宗教的、王朝的還是民族的形式表現出來，推動了這次大爆發的毫無疑問是英國的大炮，英國用大炮強迫中國輸入名叫鴉片的麻醉劑。滿族王朝的聲威壹遇到英國的槍炮就掃地以盡，天朝帝國萬世長存的迷信破了產，野蠻的、閉關自守的、與文明世界隔絕的狀態被打破，開始同外界發生聯系，這種聯系從那時起就在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黃金的吸引之下迅速地發展起來。同時，這個帝國的銀幣——它的血液——也開始流向英屬東印度。

　　在1830年以前，中國人在對外貿易上經常是出超，白銀不斷地從印度、英國和美國向中國輸出。可是從1833年，特別是1840年以來，由中國向印度輸出的白銀，幾乎使天朝帝國的銀源有枯竭的危險。因此皇帝[10]下詔嚴禁鴉片貿易，結果引起了比他的詔書更有力的反抗。除了這些直接的經濟後果之外，和私販鴉片有關的行賄受賄完全腐蝕了中國南方各省的國家官吏。正如皇帝通常被尊為全中國的君父壹樣，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認為對他們各自的管區維持著這種父權關系。可是，那些靠縱容私販鴉片發了大財的官吏的貪汙行為，卻逐漸破壞著這壹家長制權威——這個龐大的國家機器的各部分間的唯壹的精神聯系。存在這種情況的地方，主要正是首先起義的南方各省。所以幾乎不言而喻，隨著鴉片日益成為中國人的統治者，皇帝及其周圍墨守成規的大官們也就日益喪失自己的統治權。

　　歷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這個國家的人民，然後才能把他們從世代相傳的愚昧狀態中喚醒似的。

　　馬克思:《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 1853年5月31日前後)，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07—608頁。

　　現在，中國人的情緒與1840—1842年戰爭[11]時的情緒已顯然不同。那時人民保持平靜，讓皇帝的軍隊去同侵略者作戰，失敗之後，則抱著東方宿命論的態度屈從於敵人的暴力。但是現在，至少在迄今鬥爭所及的南方各省，民眾積極地而且是狂熱地參加反對外國人的鬥爭。他們經過極其冷靜的預謀，在供應香港歐洲人居住區的面包裏大量地投放了毒藥。(有幾只面包送交李比希化驗。他發現面包的各個部分都含有大量的砒霜，這表明在和面時就已摻入砒霜。但是藥量過大，結果壹定是變成了嘔吐劑，因而抵消了毒效。)他們暗帶武器搭乘商船，而在中途殺死船員和歐洲乘客，奪取船只。他們綁架和殺死所能遇到的每壹個外國人。連移民到外國去的苦力都好像事先約定好了，在每壹艘移民船上起來暴動，奪取船只，他們寧願與船同沉海底或者在船上燒死，也不投降。甚至國外的華僑——他們向來是最聽命和最馴順的臣民——也進行密謀，突然在夜間起事，如在沙撈越就發生過這種情形；又如在新加坡，當局只是靠武力和戒備才壓制住他們。是英國政府的海盜政策造成了這壹所有中國人普遍奮起反抗所有外國人的局面，並使之表現為壹場滅絕戰。

　　……

　　有壹點是肯定無疑的，那就是舊中國的死亡時刻正在迅速臨近。……過不了多少年，我們就會親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國的垂死掙紮，看到整個亞洲新紀元的曙光。

　　恩格斯:《波斯和中國》( 1857年5月20日前後)，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625—628頁。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1-21 17:33:41

本帖最后由 傑瑞米柯賓 于 2023-1-21 17:35 编辑

歷史認識的真理性及其檢驗

　　壹)歷史認識的真理具有相對性，但它總是不斷趨近於絕對的真理

　　每壹個時代的理論思維，包括我們這個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壹種歷史的產物，它在不同的時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時具有完全不同的內容。因此，關於思維的科學，也和其他各門科學壹樣，是壹種歷史的科學，是關於人的思維的歷史發展的科學。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36頁。

　　從歷史的觀點來看，這件事也許有某種意義:我們只能在我們時代的條件下去認識，而且這些條件達到什麼程度，我們就認識到什麼程度。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94頁。

　　我們根本不用擔心我們現在所處的認識階段和先前的壹切階段壹樣都不是最後的。這壹階段已經包括大量的認識材料，並且要求每壹個想在任何專業內成為內行的人進行極深刻的專門研究。但是認識就其本性而言，或者對漫長的世代系列來說是相對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趨於完善的，或者就像在天體演化學、地質學和人類歷史中壹樣，由於歷史材料不足，甚至永遠是有缺陷的和不完善的，而誰要以真正的、不變的、最後的終極的真理的標準來衡量認識，那麼，他只是證明他自己的無知和荒謬，即使真正的動機並不像在這裏那樣是要求個人不犯錯誤。真理和謬誤，正如壹切在兩極對立中運動的邏輯範疇壹樣，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領域內才具有絕對的意義；這壹點我們剛才已經看到了，即使是杜林先生，只要他稍微知道壹點正是說明壹切兩極對立的不充分性的辯證法的初步知識，他也會知道的。只要我們在上面指出的狹窄的領域之外應用真理和謬誤的對立，這種對立就變成相對的，因而對精確的科學的表達方式來說就是無用的；但是，如果我們企圖在這壹領域之外把這種對立當做絕對有效的東西來應用，那我們就會完全遭到失敗；對立的兩極都向自己的對立面轉化，真理變成謬誤，謬誤變成真理。我們舉著名的波義耳定律為例，根據這壹定律，在溫度不變的情況下，氣體的體積和它所受的壓力成反比。雷尼奧發現，這壹定律不適合於某些情況。如果雷尼奧是壹個現實哲學家，那麼他就有義務宣布:波義耳定律是可變的，所以不是真正的真理，所以根本不是真理，所以是謬誤。但是，如果他這樣做，他就會造成壹個比波義耳定律所包含的謬誤更大得多的謬誤；他的壹小粒真理就會消失在謬誤的沙丘中；這樣他就會把他的本來正確的結論變為謬誤， 而與這一謬誤相比， 波義耳定律就連同附在它上面的少許謬誤也可以說是真理了。 但是雷尼奧是科學家， 沒有玩弄這
樣的兒戲， 而是繼續研究， 並發現波義耳定律只是近似地正確， 特別是對於可以因壓力而
液化的氣體， 當壓力接近液化開始的那一點時， 波義耳定律就失去了效力。 所以波義耳定
律只在一定的範圍內才是正確的。 但是在這個範圍內， 它是不是絕對地最終地正確的呢?
沒有一個物理學家會斷定說是。 他會說， 這一定律在一定的壓力和溫度的範圍內對一定的
氣體是有效的； 而且即使在這種更加狹窄的範圍內， 他也不會排除這樣的可能性， 即通過
未來的研究對它作更加嚴格的限制， 或者改變它的表述方式[1]。 可見， 關於最後的終極
的真理， 例如在物理學上， 情況就是這樣。 因此， 真正科學的著作照例要避免使用像謬誤
和真理這種教條式的道德的說法， 而這種說法我們在現實哲學這樣的著作中到處可以碰到， 這種著作想強迫我們把空空洞洞的信口胡說當做至上的思維的至上的結論來接受。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95—97頁。

　　如果在人類發展的某壹時期，這種包括世界各種聯系——無論是物質的聯系還是精神的和歷史的聯系——的最終完成的體系建立起來了，那麼，人的認識的領域就從此完結，而且從社會按照那個體系來安排的時候起，未來的歷史的進壹步發展就中斷了，——這是荒唐的想法，是純粹的胡說。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40頁。

　　而這樣壹來，黑格爾哲學的革命方面就恢復了，同時也擺脫了那些曾經在黑格爾那裏阻礙它貫徹到底的唯心主義裝飾。壹個偉大的基本思想，即認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體，而是過程的集合體，其中各個似乎穩定的事物同它們在我們頭腦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壹樣都處在生成和滅亡的不斷變化中，在這種變化中，盡管有種種表面的偶然性，盡管有種種暫時的倒退，前進的發展終究會實現——這個偉大的基本思想，特別是從黑格爾以來，已經成了壹般人的意識，以致它在這種壹般形式中未必會遭到反對了。但是，口頭上承認這個思想是壹回事，實際上把這個思想分別運用於每壹個研究領域，又是壹回事。

　　如果人們在研究工作中始終從這個觀點出發，那麼關於最終解決和永恒真理的要求就永遠不會提出了；人們就始終會意識到他們所獲得的壹切知識必然具有的局限性，意識到他們在獲得知識時所處的環境對這些知識的制約性；人們對於還在不斷流行的舊形而上學所不能克服的對立，即真理和謬誤、善和惡、同壹和差別、必然和偶然之間的對立也不再敬畏了；人們知道，這些對立只有相對的意義，今天被認為是合乎真理的認識都有它隱蔽著的、以後會顯露出來的錯誤的方面，同樣，今天已經被認為是錯誤的認識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從前才能被認為是合乎真理的；被斷定為必然的東西，是由純粹的偶然性構成的，而所謂偶然的東西，是壹種有必然性隱藏在裏面的形式，如此等等。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8—299頁。

　　

　　二)歷史認識真理性的檢驗

　　布丁的滋味壹嘗便知。當我們按照我們所感知的事物的特性來利用這些事物的時候，我們的感性知覺是否正確便受到準確無誤的檢驗。如果這些知覺是錯誤的，我們關於能否利用這個事物的判斷必然也是錯誤的，要想利用也決不會成功。可是，如果我們達到了我們的目的，發現事物符合我們關於該事物的觀念，並產生我們所預期的效果，這就肯定地證明，在這壹範圍內，我們對事物及其特性的知覺符合存在於我們之外的現實。我們壹旦發現失誤，總是不需要很久就能找出失誤的原因；我們會發現，我們的行動所依據的知覺，或者本身就是不完全的、膚淺的，或者是與其他知覺的結果不合理地混在壹起——我們把這叫做有缺陷的推理。只要我們正確地訓練和運用我們的感官，使我們的行動只限於正確地形成的和正確地運用的知覺所規定的範圍，我們就會發現，我們行動的結果證明我們的知覺符合所感知的事物的客觀本性。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1892年英文版導言( 1892年4 月20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6—507頁。

　　

　　您對價值規律的責難，從現實的觀點來看，涉及壹切概念。思維和存在的同壹性(用黑格爾的話來說)完全符合於您舉的圓和多邊形的例子。換句話說，這兩者，即壹個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現實，就像兩條漸近線壹樣，壹起向前延伸，彼此不斷接近，但是永遠不會相交。兩者的這種差別正好是這樣壹種差別，由於這種差別，概念並不無條件地直接就是現實，而現實也不直接就是它自己的概念。由於概念有概念的基本特性，就是說，它不是直接地、明顯地符合於使它得以抽象出來的現實，因此，畢竟不能把它和虛構相提並論，除非您因為現實同壹切思維成果的符合僅僅是非常間接的，而且也只是漸近線似地接近，就說這些思維成果都是虛構。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5年3月12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93頁。

　　或者，自然科學中通用的概念，因為它們決不是壹直與現實相符合，就都是虛構嗎從我們接受了進化論的時刻起，我們關於有機體的生命的壹切概念都只是近似地與現實相符合。否則就不會有任何變化；哪壹天有機界的概念與現實絕對符合了，發展也就終結了。魚這個概念的內涵是在水中生活和用鰓呼吸；如果不突破這個概念，您想怎麼能從魚轉到兩棲動物呢?而這個概念已經被突破了，我們知道壹系列的魚，它們的鰾已經發展成肺並且可以呼吸空氣。如果不讓爬行動物和哺乳動物這兩個概念中的壹個或兩個與現實發生沖突，您想怎麼能從卵生的爬行動物轉到能生育活生生的幼兒的哺乳動物呢?實際上，單孔目動物有整整壹個亞綱是卵生的哺乳動物，——1843年我在曼徹斯特看見過鴨嘴獸的蛋，並且傲慢無知地嘲笑過哺乳動物會下蛋這種愚蠢之見，而現在這卻被證實了!因此，但願您對價值概念不要做我事後不得不請求鴨嘴獸原諒的那種事情吧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5年3月12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95—696頁。

　　只要自然科學運用思維，它的發展形勢就是假說。壹個新的事實壹旦被觀察到，先前對同壹類事實采用的說明方式便不能再用了。從這壹刻起，需要使用新的說明方式——最初僅僅以有限數量的事實和觀察為基礎。進壹步的觀察材料會使這些假說純化，排除壹些，修正壹些，直到最後以純粹的形態形成定律。如果要等待材料純化到足以形成定律為止，那就等於要在此以前中止運用思維的研究，而那樣壹來，就永遠都不會形成什麼定律了。

　　對於缺乏邏輯修養和辯證法修養的自然科學家來說，相互排斥的假說的數目之多和更替之快，很容易引起這樣壹種想法:我們不可能認識事物的本質(哈勒和歌德)。這並不是自然科學所特有的現象，因為人的全部認識是沿著壹條錯綜復雜的曲線發展的，而且，在歷史學科中(哲學也包括在內)各種理論也同樣是相互排斥的，可是沒有人由此得出結論說，例如，形式邏輯是沒有意義的。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93頁。

　　我也知道得很清楚，在這本書裏，人們可以給我指出壹些無關緊要的不確切的地方。

　　要知道，在研究壹個需要全面論證的龐大題目時，這種情況就是英國人也難以避免，更何況像我這樣考察壹切工人的狀況的著作，連英國本國也還沒有出過壹本。但是我要毫不遲疑地向英國資產階級挑戰:讓他們根據像我所引用的這樣可靠的證據，指出哪怕是壹件多少能影響到我的整個觀點的不確切的事實吧。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序言》( 1845年3月1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第278—2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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