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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托派人士談二零二二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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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2-4 22:12:19     标题: 托派人士談二零二二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二年

中國經濟會否步向日本的泡沫爆破？

自2008年危機以來，中國勞工論壇（ISA中國）指出中國在2008年危機的四萬億救市方案，讓中國經濟、某程度上乃至全球經濟都避免了美國華爾街式的全面爆破，但這不過將危機的炸彈延後爆破。中國自此陷入債務嚴重、充斥高風險投機、大量無利可圖的僵屍企業。中國很可能會陷入日本式的經濟危機——債務嚴重、通貨緊縮壓力巨大、消費水平低下，使經濟長期處於低迷而難以反彈。

中共比日本當年更長期、更嚴重依賴房地產行業作為經濟驅動力，製造了全球最嚴重的房市泡沫。恒大危機發起了警號，使越來越多評論員提出壹個問題：中國經濟會否步向日本的泡沫爆破。《社會主義者》雜誌在此回顧日本房產泡沫爆破的歷史，協助我們在經濟、政治和帝國主義衡突方面分析中國危機的願景。

自二戰結束後，美國為了使日本成為其亞洲區抵禦蘇聯和中共的盟友，扶助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加上斯大林主義的中蘇陣營就在鄰國，美國在政治上要通過經濟力量壓製日本的工人鬥爭。美國從1945年－1969年間向日貸款和贈款總數超過40多億美元。日本經濟大力發展，在1968年躍居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同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國家開始陷入經濟危機。這狀況使美帝國主義感到老大哥的地位受威脅，並開始要改變對日本的政策，壓製日本的經濟發展。

美國70年代經濟危機

美國陷入了通貨膨脹，整個70年代美國通漲率，是此前20年平均的三倍，但通脹並無帶來經濟增長，企業無利可圖而殆於擴大投資使失業率持續高企。這就是所謂「滯脹」。

通脹原因之壹是1973及1979年的兩次石油危機。即使後來解除了石油禁運，全球油價至1980年代中期才回落至危機前水平。通脹使國內消費水平降低，而由於美元價格高企以至進口商品價格便宜，至1970年代的中後期，美國對日本以及西歐國家的貿易逆差不斷加大，在1983-84年間差額達到GDP的3%。

美國統治階級開始發起貿易戰，並以裏根1981年上臺後成為轉折點。到了1987年，華府對價值3億美元的日本進口貨品加入了100%關稅，幾乎等同封鎖了日貨進口美國。美國亦迫使日本開放市場讓美國投資，包括電視機和汽車等關鍵市場，並打擊在美的日資企業（如東芝），就如今天對抗華為那樣。

日本雖然成為經濟強國，但在政治和軍事上極為依賴美國，尤其面對中國和蘇聯這兩個官僚計劃經濟的國家更需要美國保護。雖然當時中蘇交惡，但資本主義的日本與計劃經濟的中國與蘇聯是社會製度上根基性的敵對。加上當時東南亞經濟步入極迅速經濟增長的階段，即使減少對美國的出口，還有其他新殖民的國家可以剝弱和掠奪，因而接受對美國的讓步期望買來和平。

然而，日本的讓步並沒有緩和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美國貿易赤字占GDP從1980年的1.3%增長到1989年的3.7%。可見即使當年美日兩大國願意作出協定，也不能解決資本主義民族國家之間的經濟失衡問題，後來決定性的廣場協議更引起大災難。今天中美之間強硬的態度以至全球國與國合作的撕裂，各國在經濟政策上互相協調去走出經濟困局，更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了。

到了1985年9月，在美國的壓力下，美國、西德、法國、英國和日本簽署了廣場協定，同意將美元對日元和德國馬克貶值。作為出口導向經濟的日本，以為可以緩和與美國的貿易戰、日元升值可以推進日元國際化、吸納外資到日本投資、幫助日資在世界市場上擴充。與其像資產階級評論員那樣說日本「高估了自己的實力」，倒不如這是帝國主義沖突不可避免造成的災難。

日元升值陷入了失控境地，在兩年間日元對美元升值超過50%，日本出口總額下滑了20%。日本政府以量化寬松政策企圖刺激經濟，壹度推出過6萬億日元的財政刺激計劃，使大量信貸湧向房產和股市。地價暴漲，1989年底，日本土地資產總額約為美國的4倍，僅東京都的地價就相當於美國全國的土地價格，而美國的面積則是東京的1.5萬倍。從1980年到1990年這十年時間裏面，日本的房價翻了5、6倍。

泡沫爆破

當時無疑日本的中產階級以至勞動者都陷入瘋狂炒賣。但與大部分資產階級歷史學者所描述的不同，當時並非真正「全民致富」。資產泡沫帶來了貧富懸殊嚴重化的現象。壹方面越來越多中產階級以至工人上層都為了避免資產貶值而紛紛買房。基層年輕人買不起房，於是日本政府甚至推出了50年甚至100年的貸款。最為陷入瘋狂投機的是各大企業，例如豐田汽車、富士重工、日立電機等公司也將資金投入股市及房產。豐田甚至炒賣收入曾超過主要的營業的汽車製造業收入。日本企業的市值總額，在最高點時甚至膨脹為美國企業的1.5倍，占整個世界的45%。

1989年開始，日本政府害怕通貨膨漲以至國內消費水平低下，更重要的是經濟泡沫過大失控，因而在壹年之內三次加息以收緊信貸，期望作出調控。1987年日本政府提高房地產稅收，限製土地和房產的頻繁交易。1992年，日本政府又出臺「地價稅」政策，規定凡持有土地者每年必須交納壹定比例的稅收。

大災難來臨了，房產泡沫迅速爆破，危機蔓延至銀行系統。1991年日本全國房價暴跌70%、東京房價暴跌90%。當時房產與銀行資本緊密扣連起來。銀行貸款向投機房地產的日本公司和個人放貸，從而提高了土地資產的賬面價值。這就形成了壹個惡性循環，土地被用作抵押品獲得更多的貸款（甚至可以獲得地價120%的貸款），然後這些貸款又被用來炒股或購買更多的土地。

日本的經濟增長近乎停滯，GDP增長僅有年均0.75%，遠低於之前十年的年均4.6%，這壹時段被稱為「失去的十年」。到了2002年，日本與美國之間的人均GDP差距，甚至比1980年代30%還要大。日本的國家債務占GDP由1991年不到40%，持續上升到2012年超過200%。債務利率償還長年拖累經濟復蘇，而巨大的通縮壓力又使實際債務負擔增加，經濟更加壹沉不起。2012年政府推動所謂「安倍經濟學」，以貶值日元和刺激信貸方式想刺激經濟，但湧進股市的資本只令資本家更富有，沒有解決任何真正問題。

工人階級當然受到最大的打擊，30年來年實際工資沒有上升。在戰後普及的終身雇用製，到經濟爆破後，約聘和派遣工等非典型勞動大大普及化，到今天非正式勞動比例高達40%。非正規員工跟正規員工就算做壹樣的工作，不僅薪水只有正規員工的五到六成，大部分都沒有社會保險，也少了福利！工人階級沒有穩定的工作和收入，消費能力低下，使經濟更加長期疲弱。中產階級也因為房產泡沫破滅而陷入負資產，即房產市價低於貸款總額。自殺率和離婚率急升。91年到98年，日本的每年自殺人數壹直在兩萬到兩萬五之間。

今天中國與當時日本比較

如果單單以房產泡沫的規模和杠桿比例來看，中國今天的房產泡沫在各方面的收據都遠超於日本當年。上文提到當年日本資本家吹噓東京的土地總額可以買下整個美國。但中國房地產總市值65萬億美金，相當於美國、歐盟、日本的總和，也是中國2018年GDP的5倍。即使是1990年的東京，房價收入比也只有18倍，而日經中文網引述如是金融研究院的統計，今年廣東省深圳市的住宅價格平均為年收入的57倍，北京市也達到55倍。

中國房地產業20年增加值接近北京2019年GDP的2倍。「廣場協議」後近5年時間裏，日本地價每年的增長率是GDP增長率的3倍。家庭債務占可支配所得比率高達120%，正是80年代的日本泡沫爆破前的高峰。從整體貸款余額中房地產貸款所占的比例來看，目前中國接近3成，高於日本泡沫期的22%。這證明住房負擔在中國更嚴重。

當然，不能單憑這種數據就能僵硬地論斷中國的泡沫會在短期內爆破，因為預測壹個國家的經濟不能脫離國內政治和全球經濟因素。無疑，今天中國國家對經濟的控製比當時日本牢固得多，無疑中共對國有銀行的政策有相對較強的控製。這是因為中共由毛澤東官僚計劃經濟復辟資本主義以來，必須維持強大的國家控製來指導經濟發展，才能確保政權可以製衡私人資本家的力量。加上中國資本主義的冒起比二戰後的日本更遲來，意味著過程更不平衡，且中共確保國家權力淩駕於私人資本家之上。

人口危機

但更牢固的控製不代表可以克服資本主義固有的矛盾。首先，中共不同派系已經就處理經濟危機的方針出現分歧，造成統治階級內部的分裂。兩派的政策長期都無法有效推行。例如，在中國的房產業與地方政府的利益緊密掛勾。土地出讓為政府帶來超過1/4的財政收入，因此打擊房產業等同削減地方政府預算，並且傷害官員利益。加上壹黨專政的體製，中共各資本派系壹定程度以地方為割劇，因此形成巨大的阻力使習近平的打房政策難以有效執行，最近房產稅也胎死腹中。萬壹危機爆發，各省市的地方財政壹定程度上根據中共派系鬥爭而各自為政，更難互相協調去解決危機。

有種說法是，日本當年已是資本主義先進國家，而中國今天的人均收入還是發展中國家，因此還有很大增長空間。這種說法實屬異想天開。今天中國經濟增長已大大放緩，加上全球經濟衰退以及新冠病毒，難以發展為「高端」經濟，也面對西方帝國主義的壓製。中國正陷入「中低收入陷阱」而難以轉型為先進經濟體的模式。

日本青年可謂「躺平主義」的始祖。由於經濟長期低迷以及高壓勞動條件，這使日本陷入了長期的人口危機，自2005年就開始人口負增長，而今天每34秒才有壹個人出生，但每23秒就有壹個人死亡。主因是年輕人越來越趨向不婚，2019年的結婚數字創下二戰以來最低。由雙親育兒女的家庭之比例已經從泡沫時代的 40% 降到了今天的 27.9%，意味著離婚率和不生育率大大提高。

問題明顯與就業息息相關。根據厚生勞動省調查，2018年以30歲到40歲的男性來說，正規員工未婚率約三成，非正規員工則高達75.6%；非正規員工就算到了40多歲，未婚率仍有45.7%。

中國人口危機的嚴重程度已在追上日本。但中國人口危機除了有類似的經濟原因（實際上中國對待產假、公共教育和托兒服務等生育保障比日本更不堪），還加上更復雜的社會製度因素——戶籍製度限製人口自由流動，並剝奪了外省人的社會及勞動保障，加上比日本更巨大的城鄉差距，造成變相的族群/地域隔離製度。作為更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國比日本有著更多未完成的資產階級民主任務。

今天與30年前的全球資本主義局勢卻不壹樣，中國受到西方帝國主義更強硬的攻擊和圍堵，而且國內政治和社會危機嚴重程度比日本當時嚴重得多。日本80-90年代初處於東亞資本主義繁榮時期，而今天卻是全球自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

比起美日帝國主義80年代的沖突，今天中美帝國主義更加難以作出有意義的互相讓步，因為帝國主義爭奪地緣政治利益、占據市場和掠奪資源上更加競烈。同時，中美統治階級都面對國內的群眾反抗和不滿的壓力，他們必須展示自己的以煽動民族主義。中美統治階級內部形成更強硬的民族主義勢力，爭相以反中、反美議題來奪取聲勢和權力，驅使兩國政府必須在國際權鬥

中強硬起來避免失去權力。

今天中美帝國主義牽涉的除了是美日當年也有的貿易戰和市場開放問題外，還有更全面和更難讓步的鬥爭：在軍事（南海、臺灣、中印度邊境）、科技戰和政治議題（美國用民主人權的旗號向中國施壓，借以奪取政治鬥爭優勢，而中共作為獨裁政權在此問題上不能讓步）。這使中共面臨經濟危機時面臨更巨大的壓力，甚至會威脅到其統治。

總結

中國經濟危機，然而國內政局和全球危機的情況如此多變，沒有人可以完全論斷未來會如何發展。無疑比起日本資本主義，中共的國家機器幹預的力度將會更強大，加上汲取了日本當時刺破泡沫的慘痛教訓，害怕經濟連鎖效應崩潰，使中國統治階級今天面對房產泡沫時更加步步為營。這使中共面對恒大以至整個房產危機時陷於癱瘓狀態。即使恒大和房產業泡沫不會全面爆破，其對經濟造成的債務負擔和通縮壓力也可以使中國經濟走入緩慢和長期的低迷甚至停滯。

另壹方面，沒有人可以排除美國華爾街式的爆破在中國發生的可能性。中國整個金融製度也埋伏著高風險的產品，隨著債務水平越來越高，中共拯救違約債務的能力也在削弱，因此習近平才要發動對資本家的攻擊企圖限製投機。但這同樣有危險會招致日本政府那樣自己將泡沫刺破。走鋼線壹次失手足以致命。

當然，今天中國與日本最重要的不同，是中國群眾的憤怒情緒遠超於當年的日本。當年日本泡沫爆破適逢蘇聯倒臺，資本主義市場製度因而獲得了歷史的勝利，使全球工人階級意識大大倒退。在日本更加因為左翼運動的歷史性失敗而使工人組織力量薄弱，長年都欠缺大規模的工人鬥爭。

今天中國工人階級擁有全球第二大的經濟力量，社會矛盾的極端程度已使青年大大激進化，階級意識正在形成和發展。即使在獨裁鎮壓和疫癥壓製下，工人鬥爭的力量還是正在醞釀。中共若果要工人階級為危機埋單，將可以面對群眾革命鬥爭的局面。慘痛的歷史經驗會向工人階級表明，必須打倒資本主義，才可以有計劃重組經濟，擺脫將至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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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2-4 22:15:39



外送平臺——中國新型血汗工廠

高壓、低薪、交通事故、幾乎沒有社會保障——這就是中國1000萬外賣騎手的生活。這一產業成為疫情下資本的新寵，發展迅猛，而線下餐飲業利潤的一大來源正是對外送工人的剝削。

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收錄的騎手罷工抗議事件不斷上升，由2017年10起事件增至2019年的45起。到2021年北京「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的發起人陳國江被捕，並發起了廣州、深圳外送工人聯合罷工。但是這些運動中外送工人從指望中共官方工會幫忙到為建立獨立工會而鬥爭，階級意識正在增長，令政權十分忌憚，使之不得不出手幹預。廣州市區總工會2021年9月成立外賣騎手官方工會，明顯是想用來壓製獨立工會的意識。中共控製的官方工會專門用來與資方達成假協議，甚至破壞工人的鬥爭，例如將罷工名單交給資方和警察。

隨著新冠疫情的延續，外送工人的運輸勞動已成為維持社會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環。然而他們辛苦付出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反而被壟斷資本變本加厲地加碼剝削。中國各地域外送工人的工資水平普遍在平均工資水平以下，即便在北京這樣的一線城市，2018年，外送工人月平均工資也只有約6500元，遠低於該市10712元的平均工資水平。

疫情當下，外賣市場在中國顯著增長。2020年，中國線下餐飲業毛利潤僅達3.93萬億，較2019年銳減15.3%；相比之下，線上餐飲業市場規模達到6626.2億元，同比增長15%，線上餐飲業註冊用戶達4.56億，同比增長7.6%，均出現大幅度增長。由此可見在疫情背景下，線下餐飲業因為封城、隔離措施等因素而條件惡化，餐飲業資本故而被迫急劇轉向線上餐飲行業。

線上餐飲業成為了中國工人當下僅有的幾個選擇，使外送工人鬥爭中處於弱勢。而中共政權對2019年來鎮壓一系列外送工人運動的，也完全證明了這個資本主義獨裁政權並不維護外送工人的根本利益。

餓了麽旗下的1000余萬名註冊外送工人中絕大多數都被資方強製/誘導註冊為自負盈虧，自擔風險的「個體工商戶」而非與之有勞動合約關系的雇工，由此被排除在《勞動法》保護外，不能享受任何工傷賠償和職工福利。

此外，外送平臺普遍引入計件工資製度，以低額底薪、高抽成計件工資與嚴苛的處罰機製來最大限度地壓榨外送工人。美團的工資製度中包含多達數十項違規扣款項目，扣款金額10到500元上不封頂，部分項目甚至按收入百分比幾何遞增進行扣除。平臺極為苛刻的扣款時限迫使外送工人不顧生命安全，屢屢危險駕駛追趕時限以避免扣款。

2020年1月，僅在杭州一地，外送工人交通違法就達到5萬次，引發事故千余件，2人死亡、389人受傷。平臺扣款均通過軟件後臺完成，外送工人只有在被扣款後才能在軟件前臺獲悉原因，且申訴時限與可申訴項目均極其有限，剝削製度在精密算法程序的加持下威力倍增；根據美團的財務報表，2019年在訂單密度劇增的情況下，單均工本只有4.71元，同比下跌8%。2020年，美團凈利潤高達47.1億元，同比增長210.36%。

外送平臺如此有恃無恐地壓榨外送工人，可以說是大趁時利。疫情下中國經濟蕭條，工人階級大量失業，生存狀況惡化，據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調查顯示，2020年上半年，中國總就業人口7億人中有超過15%完全失業，5%處於半失業狀態，勞動後備軍的空前增加使勞動力市場結構發生劇變，這對資本大為有利，其得以更加肆無忌憚地壓榨工人。

外送工人鬥爭使中共響起警號。獨立而不依附於現行體製的工人運動的威力是不可小覷的，他們的階級鬥爭的未來與全中國工人階級一樣不能囿於現時的高壓條件。外送工人已在鬥爭中顯示了他們不斷增長的階級力量，他們需要在更高的維度上繼續為他們的權力而鬥爭，並連結其他部門的工人階級，開始建立真正和獨立的工運。

新冷戰：抵製北京冬奧呼聲與日俱增

為什麽國際奧委會與中共獨裁政權的關系如此緊密？特別是網球員彭帥在11月2日在網上微博發文，指控中共高層張高麗性侵犯後被消失，越來越多的人提出這個問題。

相關微博不到30分鐘內被刪除。彭帥無法與朋友聯系，也無法接聽來自國際女子網球協會（WTA）等相關團體的電話。11月21日，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Thomas Bach）表示，他與彭帥進行了一次視頻訪談，聲稱她「平安無事」。國際奧委會既沒有公布視頻也沒有公布文字記錄。巴赫的采訪引起了廣泛的譴責，他被指與中共政權合作做假，目的是要化解2月4日開幕的北京冬奧會越來越嚴重的國際合法性危機。

國際奧委會有著與右翼、種族主義專製政權合作的歷史，包括從1930年代希特勒的德國到1980年代的韓國軍事獨裁。今天的中國也是如此，工會和罷工被禁止，工人階級在極嚴厲鎮壓沒有獨立組織的權利。全球關註中共政權在新疆和香港的警察鎮壓，但這些地區在中國並非特例。正如ISA的中國網站所警告，新疆是鎮壓手段的試驗場，這些手段越來越廣泛地應用在全國各地。

在「讓政治遠離體育」口號的背後，國際奧委會以秘密的、不民主的、腐敗臭名昭著的方式運作，其一直明確遵循的政治路線，就是為其資產階級贊助商提供超級利潤，並無視對民主和人權的關切。

這就是目前全球關於抵製2月北京冬奧的爭論背景。抵製運動是由各自不同、相互矛盾的勢力所提出的。部分呼籲是來自抗議鎮壓新疆維吾爾人、打壓香港民主權利的社運人士和人權團體。另外則有像拜登政府這樣的資產階級政府，他們抵製的動機與維護民主權利完全沒有關系，而是為服務了其帝國主義利益，建立圍堵中國資本主義的全球聯盟，阻止中國挑戰或取代美國霸權。

「外交抵製」

拜登和其部分盟友現在提出了要「外交抵製」北京冬奧。大多數觀察員對此都感到摸不著頭腦。這種「非抵製」的抵製有什麽意義？正如甚至中國駐美國大使館發言人劉鵬宇所評論的那樣：「沒人關心他們（西方國家的外交官）來不來」。這樣一個空洞的姿態，那為什麽不采取音樂抵製（不許唱歌）或笑話抵製（不許講笑話）？

在撰寫本文時，「五眼」聯盟成員國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新西蘭已經宣布他們將加入「外交抵製」行動。這種極其有限的姿態，旨在讓有關政府扮成堅持立場的樣子，同時又不破壞賽事為他們的跨國公司和媒體機構所帶來的龐大利潤。他們選擇這種策略也是為了避免公關災難，以及避免真正抵製運動因無法贏取足夠的國家政府支持而失敗的風險。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新疆當地的穆斯林人口受到可怕的鎮壓，香港的工會、反對黨和集會自由遭受打擊，許多人會同情抵製的呼籲——不是那種扭扭捏捏的「外交」抵製呼籲，而是全面撤回對奧運的支持。

根據《多倫多星報》的民意調查，56%的加拿大人支持全面抵製。這顯然受到中國政府為報復加拿大方面將華為公主孟晚舟軟禁於她在溫哥華的豪宅，而監禁加拿大公民康明凱和斯帕弗近三年的影響。二人在2021年9月被釋放。加拿大的民調顯示，人們對拜登主導的「外交抵製」普遍不滿，認為這是一種空洞而不充分的姿態。晨間咨詢公司（Morning Consult）的一項美國民調顯示，24%的人贊成全面抵製，31%的人贊成外交抵製，只有12%的人反對抵製。

這個問題反映了相互矛盾的思潮。西方資本主義政府正在利用這個議題，但同時擔心真正的抵製會對經濟帶來損失，他們只想以「民主」外衣美化自己，用來推進向北京施壓的冷戰議程。但也有許多普通民眾，特別是中共鎮壓的受害者，出於真誠的原因支持抵製，認為這可以對中共政權施加壓力，使其改變鎮壓的狀況。不幸的是，這種觀點低估了需要什麽樣的壓力和鬥爭——是與中國工人建立團結，協助他們組織起來為自己的權利而戰。

第一批承諾進行外交抵製的政府來自「五眼聯盟」，這毫不巧合。當中三個國家，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最近組成了英美澳聯盟（AUKUS），為 「五眼」情報聯盟提供軍事能力。不過日本政府目前仍正在考慮是否支持外交抵製，而其他政府，特別是法國政府，則表示反對。這反映了西方大國之間的緊張關系和各異的考量——法國政府仍在念念不忘AUKUS所帶來的損失，因為AUKUS導致巴黎失去了660億美元的潛艇合同。如果我們仔細觀察，就會發現對所有這些政府來說，「民主」和「新疆問題」只是赤裸裸的金融和大國利益的遮掩布罷了。

所有主張抵製的政府沒有一個是無辜的，他們自己也有鎮壓少數民族和對他國進行軍事幹預——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對原住民的歷史罪行、英國和澳大利亞對難民的壓迫、美國的種族主義警暴，以及西方帝國主義在伊拉克、敘利亞和其他地方發動的戰爭，意味著這些政府長期以來也是人權侵犯者。任何真正反對中共壓迫的運動，都需要與這些虛偽的政府及其行為完全割席。

國際奧委會反對抵製

毫不意外，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反對任何抵製行為。在國際奧委會執行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他爭辯說：「如果我們開始采取任何的政治立場，我們將永遠無法集結全部206個國家奧委會參加奧運會⋯⋯這將是奧運的政治化，而我認為這可能進一步會導致奧運的終結，就像古代的奧林匹克一樣。」

先不談巴赫關於古代奧林匹克政治化的說法（最近的研究表明，古代奧林匹克的結束或是因為舉辦成本太高），現代奧運會的整個歷史就是充滿著政治化，而且還是以犧牲勞動人民的利益來支持右翼獨裁政權和大企業的利益。

這一點在眾國際奧委會主席的政治立場中凸顯出來，其中包括顧拜旦男爵（1896-1925），他反對女子運動，認為 「不切實際、不有趣且不美觀，而且我們也不諱言：不正確」；德·巴耶-拉圖爾伯爵（1925-1942）在1936年運動會開幕時站在納粹領導人希特勒和赫斯之間；反猶的瑞典實業家埃德斯特隆（1942-52）寫道：「在美國，有一天你將不得不阻止猶太人」。布倫戴奇（Avery Brundage，1952-72）也是個欣賞希特勒的反猶主義者，他雖然曾表示「共產主義是一種罪惡，在它面前所有其他罪惡都是微不足道的」，但他卻欣賞斯大林的威權主義；當然，還有西班牙長槍黨（法西斯）成員薩馬蘭奇（1980-2001），他在佛朗哥的政府中擔任許多要職。巴赫的前任也是一位貴族——雅克·羅格伯爵（2001-2013），他主導了與中國政府的秘密交易，並對新聞報道進行審查。

延續諸任主席的右翼、厭女的傳統，現任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也毫不意外地與中共沆瀣一氣，幫助中共掩蓋彭帥對張高麗的性侵指控。在他參加了臭名昭著的「平安證明」視頻之後，運動員權益組織「全球運動員」（Global Athlete）指責國際奧委會「對性暴力和女性運動員福祉漠不關心，令人發指」。

當國際奧委會指奧運會不應被「政治化」之時，他們卻不反對右翼和獨裁政權利用奧運會來鞏固自己的權威。

從臭名遠播的1936年柏林奧運伊始，還有1968年的墨西哥奧運亦如是——當年的奧運在墨西哥軍隊屠殺左翼學生的幾天後開幕。學生們的口號之一是「我們不要奧運，我們要革命！」。另外，兩名美國運動員、黑人權利運動的支持者托米·史密斯和約翰·卡洛斯在行「黑人權力」禮後被逐出了奧運。

韓國軍政府在1980年光州民主運動中屠殺了2000多名民主抗爭者，一年後的1981年，韓國就獲得了1988年奧運的主辦權，作為在全球改善形象的平臺。

當然，蘇聯入侵阿富汗後的1980年莫斯科奧運，盡管遭到了抵製，但斯大林主義的官僚機構還是利用其來加強國內的支持度。而1980年美國主導的抵製運動並不是真正為了保護阿富汗人民的權利，而是為了展示美國的力量，這一點在美國此後四十年於當地的行為中表現得很清楚，包括2021年混亂的撤軍，並導致了塔利班的卷土重來。

2014年的索契冬奧會幫助加強了日益專製的俄羅斯反動政權的地位。當年史上最昂貴的運動會，協助政權提升威望，在閉幕式前兩天，普京秘密下令開始奪取克裏米亞。

奧運會代表現代體育最惡劣一面

國際奧委會將奧林匹克描述為人人平等的機會。但一切都是被金錢所腐蝕。大多數運動員來自精英學校——例如，2012年、2016年和2021年英國隊中約有三分之一的運動員來自私立學校，然而93%的英國兒童在公立學校上學。公共體育設施遭到削減開支打擊、體育越來越多地依賴商業贊助，使這種情況變得更加糟糕。

主辦國實際上是取決於誰的賄賂最多。在鹽湖城被選為2002年冬奧的舉辦地後，針對國際奧委會高層腐敗的指控成為了公開醜聞。盡管製定了新的規則，但在倫敦贏得2012年的比賽主辦權後又出現了進一步的指控。做出決定的標準無關予體育發展的利害，而是贏家提供了什麽商業、贊助和轉播設施。

主辦地被選中後，往往會被揭發為了建設場館而使用童工、出現奴隸勞動的超級剝削，相關報道包括了俄羅斯、英國、巴西、日本和中國的場館建設。

各國政府聲稱，運動會本身將對本國經濟會帶來好處。但經驗表明，情況恰恰相反——為建設體育場館，大量人民被迫遷—據估計，2008年北京奧運有125萬人被迫遷，1988年漢城奧運有72萬人。雅典奧運和裏約奧運留下的後遺癥包括巨額債務、大白象工程體育場，以及社會不平等惡化。正如一位評論員在裏約奧運後評論的那樣：「在這個已經因不平等而惡名遠播的城市，不平等現象變得更加嚴重」。

體育贊助

企業也聲稱他們不受政治影響！可口可樂公司正是用這個借口，不顧美國的抵製，贊助了莫斯科奧運。今天，我們看到北京冬奧的官方贊助商也一樣。

贊助商包括阿裏巴巴，據《紐約時報》報道，阿裏巴巴開發並售賣面部識別和監控軟件，用於偵測維吾爾族和中國其他少數民族的臉孔。AirBnB被指控與中國武警部隊合作。

贊助商還包括三星集團，該公司的有著使用童工、破壞工會、腐敗、賣淫和支持極右團體的記錄。還有法國源訊公司（ATOS），他們是「戰鬥管理」系統和監控系統的製造商。ATOS對殘奧會的贊助尤其讓身心障礙運動員感到憤怒，因為他們提供給英國政府的「工作能力」項目的管理系統剝奪了成千上萬身心障礙人士的福利。毫不奇怪，贊助北京冬奧的企業沒有一家支持抵製。因為他們將會失去太多的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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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2-4 22:20:24

過往的抵製運動奏效嗎？

在2008年北京奧運之前，西藏發生了殘酷的鎮壓事件。然而，盡管普遍人表示同情抵製呼籲，但所謂的國際社會卻沒有響應抵製號召。美國總統小布什與澳大利亞、法國和日本的國家領導人，也是出席北京奧運的世界領導人之一。這顯示出全球關系近年發生的重大變化。當時，中共獨裁政權在西方世界受到紅地毯式的歡迎，而「人權」則是一個禁忌話題，當時西方資本主義只想與北京簽署更多的協議。

在俄國革命後的幾十年裏，布爾什維克沒有參加奧運會——他們更喜歡合作性的運動文化，而不是參加資本主義和精英主義形式的體育。蘇聯斯大林主義官僚體系完全鞏固後，直到1952年才開始參加——奧運會成為了冷戰的舞臺。1936年，為了抗議納粹的柏林奧運，有人提出另外在巴塞羅那舉辦「人民奧運會」。但由於西班牙內戰爆發，「人民奧運會」未能成為現實。

抵製1980年莫斯科奧運卻完全無助於迫使蘇聯撤離阿富汗，反而使蘇聯官僚成功地在國內將奧運會宣傳為重大勝利，正因為西方的抵製，蘇聯運動員贏得了破紀錄的獎牌數量。

隨著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時期的到來，奧運會也被新自由主義化——變得更加商業化和精英化。

今天，當討論抵製北京冬奧運的問題時，社會主義者對這個主張持同情態度，因為抵製是由世界各地的工人和青年提出的，他們真誠地正在尋找方法來反抗中共的鎮壓。但我們也警告說，不要對國際奧委會抱有任何幻想，國際奧委會應是任何抵製運動的首要針對目標，我們特別警告不要對任何資本主義政府抱有幻想，因為他們只會利用這個爭議來服務自己的大國利益。同樣，當不同的社運團體提出這個問題時，我們要區分那些是真正獨立的民眾自發運動，和那些是在新冷戰中受某國政府利益資助或贊助的組織。

抵製能起作用嗎？

1959年國際發起了針對南非種族主義種族隔離政權的抵製。抵製運動涵蓋了體育賽事和學術方面，並得到聯合國和各國政府的支持。但大企業依然繼續與南非進行貿易。改變了事態發展的，是當南非工人階級英勇地組織起來、150萬人參加了1986年的五一罷工、新工會興起並聯合成一股強大的力量，並贏得了其他國家工人的聲援行動。這標誌著種族隔離政權崩潰的開端。

而在最近，當足球界的巨頭們試圖另立「歐洲超級聯賽」時，球迷們的團結抗議就在幾天內粉碎了這個提案。

社會主義者主張什麽？

社會主義者譴責中共政權的大規模鎮壓，並支持立即全面實現民主權利，這些權利只能由工人階級和貧苦群眾的鬥爭來贏得。
我們警告不要相信資本主義政府和其機構所組織的抵製行動，這些行動是用來欺騙公眾，或只是虛偽且空洞的「外交抵製」姿態，又或是其背後真正的意圖緊密相連於中美冷戰。
我們反對體育的商業化，反對利用體育來為右翼專製政權塗脂抹粉——​​​​​​​正如今年的卡塔爾世界杯那樣。大企業應該被踢出體育界，取而代之的是在運動員和球迷的民主控製下，大幅擴張提供給所有人的公有體育設施和項目。
工人階級團結、國際聲援、革命的民主和社會主義政策，是推翻獨裁政權的關鍵。資本主義作為一個世界性的製度，威脅著我們全部的民主權利，而只有獨立於所有資本主義政府和其機構的工人運動才能成功地與之鬥爭。

中國經濟骨牌已開始倒下

甫踏入2022年，中國的經濟情況接二連三地發出警號，國內輿論普遍已經相信經濟衰退的日子已經到來，更甚者已對前景失去信心。即便官方統計指去年GDP增長8.1%，但即便是這不可靠的數據也顯示出，「增長」主要集中在上半年，下半年的「增長」已急劇放緩，第四季度更只得4%，屬2020年疫情大爆發以來增長率最低的季度。

自去年年底開始，最先引人註意的是十二月中，中國沿海發達省份相繼傳出消息指當地的公務員及事業單位人員將面臨減薪，且減薪幅度相當大，平均被削減了15-20%。據悉被扣減的主要部分不是基本工資，而是「績效獎金」以及其他各種津貼，普遍而言，這部分的收入占中國公務員總收入的70-80%。有消息指廣東部分地區甚至已停止發放公務員津貼，只發放基本工資。與此同時，中共紀委發出公布稱，公務員在下班後開網約車、送外賣等行為「原則上不算違紀」。這被視為是在默許或者變相鼓勵公務員賺外快，自謀生路。

事實上，中國公務員及事業單位人員被拖欠工資的問題，過去在中西部欠發達省份一直普遍存在。自2018年開始，東北三省陷入財政危機後，這一情況開始蔓延到該處。東北三省的一些任職於事業單位的公共服務人員，如公交車司機之類的工人，已被拖欠了數月工資。但在去年年底，減薪欠薪的現象首次蔓延至沿海發達省份，令民眾對經濟情況的預期更為暗淡。

民眾對經濟前景失去信心，直接導致了消費疲弱，使得中共一再口講的「拉動內需」又一次成為空洞的口號。據中共國家統計局官方數據，去年12月消費品零售總額僅比2020年同期增長1.7%，遠低於外界預期的3.8%。顯示了普遍民眾在對前景不樂觀的情況下，正在收緊自己與家庭的消費額。在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下，這正是傳統經濟危機所倒下的第一塊骨牌。

承接著以恒大危機為標誌的房地產市場動蕩，根據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韓復齡教授在微博稱，在2022年開始僅僅兩星期內，中國最大的四家銀行已經起訴了超過二十萬名斷供房貸的業主。他的這則微博隨後不久就被刪除，然而中國官方媒體如《新華日報》等仍在文章引用轉載這一消息。同時網上亦有大量民眾在這一話題下紛紛訴苦，分享自己遭遇因房價暴跌、無法如期還款所遭受的損失，不少更表示自己房子被拍賣後仍不足以抵償銀行欠款。作為佐證，查閱歷年中國司法拍賣住宅房產的宗數，過去四年整整暴增186倍！由2017年的9000宗上升至去年至少168萬宗。可見情況房地產市場的危機，已令不少城市中產階級轉眼間變得一貧如洗。

對地產市場的政策收緊同時亦打擊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黑龍江鶴崗市地方政府傳出「財政重組」，被視為第一個陷入破產的地方政府。根中共官方報告，鶴崗市政府的主要收入除了上層政府所調撥的資金外，主要就是依賴於土地出售，但房地產市場的危機已使得市內土地變得一文不值。相比其他城市平均每平方米1萬至2萬元人民幣的售價，鶴崗市內的房價每平方米甚至下跌至不到1000元，甚至有報導指不少出租屋的租金為零，只要求租客自行繳交管理費和暖氣費等即可入住。而在2020年，鶴崗市的本地財政收入更進一步的下跌了7.8％至23億元人民幣。但同時，市政府的開支卻高達鶴崗市136.8億元，處於極其嚴重的入不敷支狀態，更無法償還到期債務。

這一情況敲響了警號。習近平政權提出所謂「住房不炒」的口號，以至早前以各種政策如「三道紅線」、房地產稅等以圖控製過熱的地產市場並壓低房地產企業的杠桿率，以致引發了恒大危機，隨後大批根基不穩的房地產企業亦搖搖欲墜，整個房地產市場現時哀鴻遍野。不僅大量住宅地產項目爛尾，不少城市連一些籌備多年的巨型產業園區計劃也由於開發商資金鏈出現問題而被迫擱置甚至下馬。盡管中共想方設法試圖加強對資本企業的控製，但中國資本主義的投機市場並非中共招之則來揮之則去的忠仆。中共的寡頭資本家與官僚擔心地產市場這一頭駱駝已無法再承受多一根稻草，習近平早前嘗試推動房地產稅的計劃在政權內部遭到猛烈反對並被擱置就變得毫不意外了。

因此，中共對房地產市場的政策似乎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搖擺，種種跡像顯示出政權正準備重新對房地產市場進行輸血。在1月19日，新聞消息指中國的主要新冠疫苗生產企業科興成立了房地產公司，以7.7億元人民幣的註冊資本進軍房地產市場。雖然科興表示，成立房地產公司是「為了面向員工的租賃房屋」。但龐大的註冊資本令外界認為其目的並不僅限於此。在市場整體看淡房地產市場的環境下，科興一家生物製藥企業逆流而上，豪擲大筆資金插足房地產市場，亦令人懷疑其是否在中共的授意下所做出的姿態以嘗試挽回資本的信心？

根據中國《證劵日報》整理公開資料，在2021年12月1日至26日，多個地方重大基建項目密集提前動工，這不到一個月內的總投資金額已高達2.28萬億元人民幣。

與此同時，中國發改委16日發布通知，要求地方「穩定和擴大消費，促進住房消費發展……促進房地產業健康發展」等。國務院、財政部等一系列措施同時出現，包括放松房貸、加速放貸，被稱為「史上促進購房政策最密集的春節」。

在次日，中國央行亦隨之配合降息，1月17日調降中期借貸便利（MLF）和逆回購利率，幅度達此前預期的上限10個基點。以冀促進銀行對市場加大借貸。在此前，中國企業2021年12月新增的中長期貸款為3400億元人民幣，對比2020年同期的5500億元暴跌了2100億。企業大舉收縮借貸意味著資本家減少投資，這亦是經濟危機倒下的第二塊骨牌。

因此，央行副行長劉國強表示要「把貨幣政策工具箱開得再大一些」，「及時回應市場的普遍關切，不能拖」。直白地表明了現時正遭遇到信心危機，因此必須立即將貨幣政策重新轉向寬松。

這表示，過去習近平所提倡的「內循環」「提振消費」「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等等這些口號已成黃粱一夢。在瘟疫的持續性負面影響以及新冷戰的壓力下，習近平政權試圖通過加強中央政府對資本的控製，以在內憂外患的險境中維護中國的資本主義製度。但事實卻是資本家不願承受也無法承受這一時間的陣痛，更將這些經濟陣痛放大並轉移到民眾身上。當中共官僚意識到這一進程可能觸發無可挽回的危機時，只能低調地放棄這一路線。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政府的轉向是否為時已晚，無法避免一場嚴重的危機。

正如我們在2019年對於中國的展望文件所指出：「政權在寬松與緊縮的貨幣政策之間走鋼絲，這將造成風險——要麽觸發房價再度上漲，要麽可能導致市場崩潰。這只是在現在還是日後泡沫破裂之間作出選擇。」現在的情況正是中共站在鋼絲之上，卻被新冠疫情與新冷戰兩股強風吹得左搖右擺。

歸根究底，中共施政的出發點就是為了維持政權的執政地位，而非「為人民服務」，民眾的利益是一個隨時可以為維穩而拋棄的幌子。中共在過去一年連續多次的政策搖擺正表明了這一點，同時也表明了中共對當下的危機根本沒有一個具體而長遠的解決方案，這是因為中共本身也正是危機的一部分。對民眾而言，只有建立真正民主的社會主義製度，推翻資本主義，民主地管理經濟才是徹底解決危機唯一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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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2-4 22:21:40

中國：被鐵鏈鎖住的母親

春節前夕，中國網絡流傳關於「徐州八孩母親」的視頻引發了輿論的高度關註。片段中顯示，被稱為「小花梅」（曾被官方通告稱其名字為「楊某俠」）的女性身處江蘇省徐州市豐縣，蓬首垢面，寒冬之下身衫單薄，更令人震驚的是脖子上被拴上一條觸目驚心的鐵鏈，被困在一間環境惡劣的小房子中，神智似乎已不太清醒，牙齒掉光，無法正常應答對話。

諷刺的是，過去的時候，其「丈夫」董誌民是被媒體以一名含辛茹苦養育了八名孩子的父親的正面形象而宣傳。隨後一名微博主打算采訪董某時意外發現並曝光了這八名孩子的母親所遭受到的虐待。

在事件曝光後，豐縣宣傳部發報官方通報稱真名為「小花梅」（這名字聽上去並不像真實姓名）為當地本土人口，後又改稱她在98年8月與董誌民「結婚」，不存在拐賣行為。「小花梅」被鐵鏈所拴的原因是因為她患有「精神疾病」，在反抗時會暴力攻擊他人。其後於2月10日，在群眾洶湧的怒火與壓力下三度改口，稱一名「桑某」涉嫌拐賣婦女已被捕。

政府的信用在這次事件中早已蕩然無存。眾多網民在微博紛紛表示拒絕接受，尤其是對官方刻意隱瞞「小花梅」的年齡而感到憤怒。因為「小花梅」的真實年齡可能會曝露更醜惡的故事：她在「被結婚」時極有可能未成年——若是這樣，這根本就是誘拐、強暴幼童的惡行！這意味著當地整個民政系統官僚的嚴重瀆職，甚至是明知故犯參與到拐賣兒童、強迫其當性奴的惡行中。

最令人關註的是，地方政府對這一惡劣的事件竟然是一副全力掩飾的姿態。官方第一時間發布的通告辯解一口咬定不存在拐賣婦女的問題，並為涉嫌參與人口拐賣以及性別暴力者編織各種借口以搪塞。甚至根據《端傳媒》在豐縣的記者證實，當地以防疫為借口禁止外人特別是記者入村，記者亦收到報道禁令。

這個話題涉及到非常廣泛的問題，包括婦女拐賣、官僚腐敗包庇、「計劃生育」政策、乃至人口結構與男女比例失衡等。這些問題都聯系到，中共極端資本主義父權專政下，婦女處於從屬地位、其身體遭到商品化的現實，也關乎到中國年輕女性的女權意識提升，不想只能當二等公民的女性。

人口拐賣，特別是針對婦女與兒童的拐賣問題是中國存在已久的毒瘤。其中這次事件所在地徐州市更是人口販賣的重災區之一。該市轄下的部分村落，被拐賣而來的婦女甚至佔全村已婚婦女的三分之二。而中國官媒《法製日報》的報導則指，單單在2014年，僅僅是獲救的被拐賣婦女在全國就有30,000多名。

而這些惡毒恐怖的罪行之所以如此猖獗，全因受到當地政府的包庇。2017年重慶市巫山縣童養媳案件中的受害人馬泮艷在推特表示：「……我12歲被大伯和村裏人賣掉後，也經歷過被拴鐵鏈鎖屋裡，我把親身經歷告訴大家，不是沒人報警，當地政府派出所都是知道的，他們就是不管！我當年那麽求政府，派出所管我了嗎？沒有！」

實際上，這些人口販賣背後涉及到了各級官僚的既得利益與地位。對官僚而言，在男女比例嚴重失衡（1979-2015年一胎政策的惡果）的地區，尤其是農村，如果不默許村民「買新娘」的話，村子將在十到二十年間迅速消失。這種結果輕則影響官僚仕途，重則烏紗不保。對執法和司法機關而言，這類型的群體犯罪一旦追究勢必席卷整個官僚系統，因此對此視若無睹，得過且過。

因此，從村警到市委，各級官僚對自己所在的地方發生的婦女拐賣罪行包庇縱容。而這一次事件所發生的地點更是相對發達的沿海省份，難以想像在中西部甚至更偏遠的落後地區鄉村間還存在著多少更黑暗的婦女拐賣暴行。

這些被拐賣的婦女處境往往相當駭人聽聞。不少被解救的婦女紛紛表示，被毒打、強奸、囚禁、得不到食水、生病得不到治療、被鐵鏈所栓是非常普遍。更甚者會被當眾裸體遊街羞辱，甚至被全家族的男性成員輪奸。而這些婦女只被視為是一件生育工具，相當一部分在未成年時就被拐賣，而被「買」後不久就會因奸成孕。而她們所生下的孩子往往會成為她們的牽絆，使她們即使不再被囚禁依然不願離開「家庭」。

不僅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對這一問題也是采取了默認的態度。事件發生至本文行文間超過十天時間，從縣政府一直到省政府那醜態百出的嘴面以及引發全國憤怒的一份份「案情調查通告」，中共的中央政府對此不置可否。因為根據中共的統計，全國男女比例失衡的情況高達105：100，意味全國男性比女性多出3490萬。對於中共而言，他們自己也沒有任何方案去解決近3500萬男性組織家庭的問題。農村適婚女性更傾向於與發達地區戶口的男性組織家庭，長此下去必然導致一個又一個農村自然雕閉，農業人口萎縮。

而中國的法律刑法對於收買婦女一方的量刑非常輕，最高只會判處三年監禁。相比之下收買一只大熊貓最低量刑起點為十年，故常被批評為「中國婦女還比不上一只大熊貓」。

中國國內的販賣婦女罪行也變得愈來愈「國際化」。所謂的「越南新娘」也愈來愈多地流入中國，實際上就是販賣婦女的勾當。根據中共新華網2015年的報道指，中國國內「越南新娘」的人數超過十萬人。被拐賣到中國充當「新娘」出售的婦女並非僅僅來自越南，而是包括了越南、柬埔寨、老撾、緬甸、泰國及印尼在內的整個東南亞地區。在過去十年中，向中國販賣女性的國家數量快速增長。2019年，巴基斯坦的一起法庭案件顯示，有600多名巴基斯坦婦女被拐賣給中國男性。

官方在群眾的猛烈聲討和追究下才勉強承認當中涉及拐賣婦女的行為。 現在，事件亦遠遠未完結。相關的關鍵訊息依然被掩蓋，政府信用徹底破產。這也同時反映了群眾對政府的態度和意識的轉變。即使政府雇用了大批「水軍」，試圖在網上引導輿論走向，但這些「水軍」言論立即就被群眾的嘲諷和聲討所淹沒。這種態度和意識的轉變亦令這些底層悲劇更容易引發社會關註。這也說明了在資本主義危機和經濟停滯的大背景下，民眾對前途愈來愈失去信心，擔心自己也會成為這些不幸者中的一員，並因為階級團結的情緒而對社會不公事件產生更廣泛的共鳴。種種因素的集合令中共的專製統治面臨日益嚴峻的挑戰。據網上消息流傳，近百名娘子軍深夜駕車試圖營救受害人，但被警方攔截。警方還威脅要把帶頭人「抓去坐牢」。

而這也透露出中國在對女性的壓迫、父權意識無孔不入的社會下所受到的壓迫和苦難是何等深重；性別歧視的國家政策和強烈的意識形態宣傳（「陽剛之氣」、「傳統家庭觀」，並將女權主義貼上「反華」標簽）則鼓勵和強化這些壓迫和意識。這案件與彭帥性侵案一樣，正在以一個血淋淋的姿態證明——在政府政策的推動下，作為資本主義威權統治一部分的父權結構得以強化。「三胎政策」正是最新一個例子，殘酷的資本剝削只會進一步削弱婦女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地位。因此，中共政權要進一步打擊和否定女權，就要動用意識社會普遍存在的性別歧視觀念。勞動人民不信任任何所謂的官方調查報告，更不信任中國獨裁資本主義下的司法體製，我們主張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進行透明且公正的調查，在民主監督下對「小花梅」進行全面的親屬鑒定。

我們必須要求有罪的官員和人口販子受到懲罰。但懲罰幾個「爛蘋果」作為樣板戲、以轉移群眾的憤怒並非解決問題之道。警方的措施，即使認真執行而非只為了轉移媒體註意力，也不會動搖開辟女性身體「市場」的經濟和階級基礎。真正的解決方案只能是推翻資本主義，要終結國家對女權主義、LGBTQ權利團體的迫害以及對工人自我組織的惡毒禁製。真正的改變只能通過建立獨立的工人階級組織來實現，而反資本主義和專製統治的鬥爭需要與為婦女和所有被壓迫群體贏得真正平等的鬥爭聯系起來。

中國與烏克蘭：習近平玩俄羅斯輪盤

《孫子兵法》有雲：「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如果不清楚鄰國在想什麽，那麽就不應與之結盟。習近平在北京冬奧會開幕式上宣布與普京的友好「沒有止境」時，顯然沒有聽取孫子的訓誡。僅僅20天過後，普京的軍隊就入侵烏克蘭。

眾人都在猜測，習近平及「習核心」對普京開戰的盤算實際了解多少。他們是被蒙在鼓裏的嗎？似乎不太可能。習近平是否像普京一樣，押註俄軍會迅速取得壓倒性的勝利？似乎是合理推測。習近平是否知道更多，但沒有告訴中共高層其他領導人？有可能。無論如何，兩名獨裁者都嚴重誤判形勢。而這樣的錯誤最終可以會威脅到他們對權位。

中共政權內部有一道難以掩蓋的裂痕，對習近平的親普京路線有相當的反對聲音，在北京彼此矛盾的訊息上一定程度反映出來。正如中國事務資深評論家中澤克二所言，作為中共統治機關的政治局七常委內部，對於與俄結盟存在分歧：「7人存在不同的意見」。對烏克蘭戰爭立場的分歧，加上習近平推動的經濟政策被局部撤回，都可能會加劇中共內部權鬥。

習近平在二十大前夕要「穩定壓倒一切」，並期望像普京那樣加冕為終身獨裁者，現在卻是他最糟糕的時候。以總理李克強為首、由部分紅色資本家和退休官員作後盾的反習派，目前仍然太弱，推翻不了習近平，但他們越來越公開反對習近平的政策。要在如此危機嚴峻的階段落實政策，習近平政權就必須更加獨裁和集權，使局勢的不穩定進入惡性循環。

「極大的分歧」

中國國務院參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理事長胡偉撰文指：「中國不能與普京捆綁在一起，需要盡快切割。」該文在3月初中共召開兩會期間被廣傳，然後被網絡審查移除。文章的重要性在於，罕有地公然批評習近平的路線（當然沒有指名道姓），並且在黨高層中獲得相當支持。胡偉表示戰爭「在國內引發極大的分歧」，「支持者和反對者勢不兩立」。他警告：「目前估計還有一、兩周的視窗期（與俄羅斯切割），再遲中國就可能喪失回旋餘地，必須當機立斷。」

胡偉的評論是中國統治階級迄今最尖銳地表達了對習近平的「戰狼外交」的分歧，而中俄聯盟是這個問題中最新和最具爭議性的一點。相當部分的中共官員及其資本群帶關系者認為，習近平的民族主義路線越來越帶來反效果——破壞經濟，並且為美帝國主義的反中措辭撥火。但因為與俄結盟是由習近平親自督定的，使中共政權騎虎難下。現在頂多可能語調會有所修改，而非有實質改變。胡偉主張與普京「切割」，這也代表會嚴重打擊習近平過去十年努力塑造的「強人」形象。

北京會遇到的困難程度，也視乎於戰爭的發展。如果是歷時數月的長期戰爭，俄軍對包圍的城市加強恐怖轟炸，中共將更難維持「假中立」，對其來說都是一場惡夢。對習近平來說，更惡劣的情況是普京倒臺，無論是由於群眾運動抑或是「宮廷政變」，這都會對中國產生震蕩。因此，在試圖模棱兩可回旋的同時，習近平政權會盡力協助普京保住權位。

習近平試圖展現出一副民族主義強人、敢於挺身對抗美國的形象，而中共政權在烏克蘭戰爭中自相矛盾的「中立」態度已經損害了他的權威。對外，中共對拜登的措辭含糊而客氣，與俄羅斯保持距離，而其國內宣傳則宣揚民族主義，並高度親俄。部分群眾已然註意到這種強烈反差，這一方面削弱了習近平的民族主義宣傳，同時也暴露了他全球「和平締造者」形象的虛偽。以海外華人為主的群體發起了「大翻譯運動」，將國家控製的媒體和社交媒體上狂妄的民族主義、種族主義與性別歧視言論翻譯成英文。這一運動反映了部分中國人對中共虛假宣傳的厭惡。

「杜魯門主義」

對於普京與俄羅斯資本主義來說，烏克蘭戰爭或堪比2003年美帝入侵伊拉克的災難性決定。時任美國總統小布什全然低估了他們當時跳入的民族政治泥潭之深度。普京誤判了所有方面的形勢——從俄軍實力、烏克蘭抵抗的程度（普京就民族問題猛烈攻擊列寧的思想，他也正為這種無知付出代價），到世界局勢和西方帝國主義的反應之大。習近平如此公然將自己的政權與普京政權結盟，無論中國是否因為挺俄而正式成為製裁目標，都可以面臨外交孤立的風險，並加速與西方脫鉤，付出潛在毀滅性的經濟代價。

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解釋道，烏克蘭戰爭改變了一切。為西方資本主義出謀的《金融時報》將這一時刻描述為「地緣政治支點」，並敦促華府采納翻版的1947年杜魯門主義，將各國劃分為親美與反美兩個陣營。短期來看，俄羅斯侵烏強化了西方資本主義政府的力量，讓他們震撼式的加強軍備、在對俄製裁中前所未有地動用國家幹預金融市場，並且更為成功地將其政策披上捍衛「民主」反對「專製」的外衣。

數年來的中美新冷戰經過俄羅斯侵烏以來經歷了「大躍進」。經濟去全球化加速將不可避免。俄羅斯的入侵行動至少在短期讓歐盟與美國為首的陣營陣營彌合了內部分歧。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呼籲美國在日本部署核武，而德國則躍升為世界第三大軍費開支國。烏克蘭戰爭清除了1945年後世界秩序的參與。

「災難資本主義」

如此程度的西方團結，是自奧巴馬、特朗普任美國總統以來，中國外交政策就一直在竭力阻止的事情。因此，普京發動的戰爭極大地促進了拜登建立「民主」帝國主義聯盟，從而遏製中俄的戰略。習近平對俄羅斯入侵的實質支持，使美帝國主義更易借對俄沖突作為掩飾，實質上是針對中國這個長期主要目標發動代理人戰爭。西方對俄羅斯的製裁的實質和規模，是這場代理人戰爭至關重要的部分。

西方與俄羅斯沖突急劇升級，與中美沖突密不可分。拜登一直在推動與歐洲建立更強大的聯盟，特別是利用北約，扭轉特朗普孤立主義的「美國優先」政策。其目的是在國際政治中孤立中國，並在南海和臺灣等印太區爭議中加大對中國施壓。從長遠看，對美帝國主義來說，亞洲在戰略上比烏克蘭和東歐更重要。這一切都意味著，烏克蘭戰爭是未來全球沖突的預演。

社會主義者一方面反對俄羅斯的入侵與普京帝國主義的企圖，另一方面也反對北約和美帝國主義。烏克蘭人民正面對的煉獄般處境是一個警號，讓我們看到人類在「災難資本主義」下將面臨的苦難——除了氣候災難和致命疫情外，核大國之間軍事沖突的幽靈也在世界遊蕩。我們指望俄羅斯國內英勇的反戰抗議，也指出需要工人階級國際主義——首先是團結聲援烏克蘭群眾，也要把聲援力量聯系到反對一切資產階級政府的軍國主義與反工人政策。我們推薦讀者在internationalsocialist.net網站上，閱讀ISA發表的詳細的社會主義分析。

所有帝國主義勢力的言行都是假仁假義的。普京公然否定烏克蘭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權利。王毅告訴世界中國「堅定主張尊重和保障各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但同時國內的媒體只報導親俄的戰爭消息，並拒絕使用「入侵」一詞。拜登、約翰遜和朔爾茨的決定並非基於烏克蘭人民的利益，而是為了在普京的問題中獲取最大的地緣政治利益。美國與北約多年來利用烏克蘭資產階級右翼政府作為棋子所進行的政治周旋，也有份散播戰爭的種子。如今，北約打算「戰鬥至烏克蘭最後一兵一卒」，一方面頌揚烏克蘭英勇反抗，但同時試圖將沖突局限在區內——如同在「被回絕」的波蘭戰機事件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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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2-4 22:23:03

身為超級大國的中國

這是自30年前蘇聯解體、東歐斯大林主義獨裁政府垮臺以來，中共政權面臨的最嚴重的國際危機。這是中國作為第二超級大國面臨的首次嚴重危機——作為擁有全球利益範圍、超大型企業和巨額投資需要保衛的一個帝國主義大國，中國展開了與美國的激烈競爭。1992年，中國甚至還未躋身世界前十大經濟體。中國當時還是一個專註於處理國內問題（1989年政治動蕩後完成資本主義復辟）的無名小卒。如今，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與全球金融和貿易體系的融合程度遠遠超過全球第11大經濟體俄羅斯。對於中國資本主義，因製裁而被西方市場拒之門外的威脅，比俄羅斯遭遇的同等威脅還要大。

社會主義者反對製裁。製裁是資本主義最強國的金融資本工具，之後可用來對付工人與社會主義鬥爭。在香港和新疆，ISA反對西方製裁，警示說製裁不會讓中共停止國家鎮壓，反而會削弱和瓦解群眾鬥爭。對俄製裁力度不可估量，但我們反對製裁，並非基於製裁的力度，而是基於哪個階級在製裁、出於何種目的。

5.5%的GDP增長？

在烏克蘭戰火紛飛之時，即使中共的外交雜耍（口頭上支持和平、實際上維護普京）試圖使其免受美國與西方製裁，中國仍將蒙受巨大的經濟損失。中國是全球最大石油進口國，70%的石油和40%的天然氣是進口的。2021年國際原油價格已上漲60%，而自俄軍進入烏克蘭以來，油價又已上漲11%。最終將是煤炭使用量增加，乃至氣候破壞更快惡化。

中國農業農村部部長在3月警示，由於去年的大雨，今年的小麥收成「可能是史上最糟」。中國將需要將小麥進口量提高約50%，而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小麥價格飆升50%、至歷史新高。全球1/4的小麥出口自俄、烏兩國，但製裁與戰爭已經中斷了世界市場的小麥供應。全球食品價格飆升令許多發展中國家面臨大規模饑餓與「面包騷亂」的威脅。

但是，在中國經濟增長嚴重放緩之際，或將嚴重打擊中國經濟的是二次製裁的威脅——中國被拖入以美國帶頭行動、以俄羅斯為主要目標的製裁網絡。在3月5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中國政府宣布2022年GDP增長目標為5.5%，這是近30年來的最低目標。大部分經濟學家懷疑這一目標能否實現。這個數字似乎更像是為了「提振信心」，而非切合實際的目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其他機構預測，今年中國經濟的增長率為4.8%，但如果政府提出任何低於5%的經濟增長目標，那就等同於認輸、並給自身帶來負面影響。

即使沒有烏克蘭戰爭帶來的危險的經濟後果，中國經濟也面臨著嚴重的問題：房地產行業緩慢的崩潰、失業率的上升、消費低迷，以及因為防止奧密克戎變種病毒擴散而實施的封城造成的供應鏈中斷。習近平政權堅持延續其「動態清零」政策，然而該政策在香港遭遇完全的大失敗——目前香港有累計超過100萬例新冠確診案例，新冠死亡率成為全球最高。摩根士丹利預測，由於奧密克戎變種病毒的影響，中國第一季經濟會是零增長。盡管政府政策大轉彎、放松了信貸控製與貨幣政策，並放棄了習近平提出的房地產稅計劃，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房地產市場，價格與銷量仍均已經收縮6個月。

中共沒有預料到普京的戰爭，也沒為此而作準備。在這個中美冷戰當中如此關鍵的轉折點上，習近平政權卻完全手足無措的確切因素，很大程度上暴露其政權的脆弱與內部矛盾。武漢第一波疫情、2019年香港群眾運動、2018年特朗普發動的貿易戰——習近平一次又一次翻車！現在事後諸葛亮地看到，中、俄在2月4日發表的5000字聯合聲明宣布了雙方「無限的」的戰略夥伴關系——習近平更用「更勝聯盟」來形容，而如今這已向他反噬。是中國國家領導人，而非普京，主動提出新的協議。習近平主要希望能夠增進他本人在北京冬奧舞臺上的權威，因為冬奧會很大程度被各國領導人所抵製（相比2008年北京奧運有68人出席，今年冬奧只有21人出席）。對於習近平來說，他的精力集中在二十大上連任，奧運會不過相當於資產階級民主中的選舉造勢大會——只有煙火和愛國主義。

「如同兩兄弟」

「雙方最高領導人把兩國的戰略夥伴關系比喻為『背靠背』是很重要的——意思就是兩國如同兩兄弟，互相保護對方的後方⋯⋯」中共《環球時報》（2月13日英文版）如是評論。這個描述恐怕已禁不起歷史考驗。現在中方的外交官不斷嘗試躲避問題，避免中國被西方視為普京的「共犯」而遭受製裁。2月4日的聲明以來，雙方並沒有太多實質進展——不過是將現有兩國之間的能源和科技合作擴大或在包裝。其目的只是為發出共同陣線抵抗美國的信號。但如今，普京挑起了歐洲80年以來最大的戰爭，習近平可謂嚴重失算。

習近平賭註自己的政權能夠從歐洲的軍事緊張局勢中坐收漁人之利，因為這會迫使拜登政府將焦點從印太地區及中國移開。跟普京一樣，習近平可能也誤以為美歐帝國主義之間（特別是德國）的分歧將會擴大。再者，現況顯示兩位獨裁者之間並非「兄弟」，且雙方的聯盟其實不過是策略之便。習近平看中俄國越來越依靠中國、視中國為「老大哥」，這跟1950年代冷戰相反——當時兩國皆是斯大林主義獨裁、蘇聯是中國的「老大哥」。假如普京對烏克蘭的侵略外交和威脅成功，西方資本主義只有表面抗議（就如對習近平鎮壓香港時那樣），這就能夠強化習近平對臺灣的盤算。

因此，無論習近平事前是否完全了解侵略烏克蘭的計劃，他或許也津津樂道於普京給西方製造麻煩、中國隔岸觀火的局面。不過，在2月24日，所有這些有利因素都變成了不利因素。

習近平有可能會成為「失去歐洲」的中國領導人。用貿易外交及吹捧歐洲「主權」，來企圖分化歐盟（特別是非常依賴中國經濟的德國）與美國拜登的反中政策，一直是中國外交的重要特征。這條路線在去年遭受了嚴重打擊（中歐貿易協議告吹、新疆製裁、默克爾退休、「立陶宛事件」），但烏克蘭戰爭和中國與普京的關系恐怕會成為棺材的最後一根釘子。美帝國主義當然也會有意識地反製，而在戰爭的陰霾下他們會更為成功。

帝國主義之間的分化

3月18日，拜登與習近平的通話，部分也是講給歐洲聽——兩國領導人的發言也是故意放話給布魯塞爾、也特別給柏林聽。拜登警告如果中國向俄羅斯提供軍事援助，又或者協助其規避西方製裁（他們宣稱掌握有關證據），將會有嚴重「後果」。美國實際上在向中國畫下「紅線」，也向歐洲施壓支持這個立場。俄羅斯製裁的嚴重影響，使得這種威脅對北京來說是很真實存在的。

歐盟就是否加緊對俄製裁問題上已經陷入分歧。一名歐盟外交官告訴《泰晤士報》，表示現在出現了三個陣營。第一個是所謂的強硬「製裁派」，包括波蘭和波羅的海三國，他們在地理上最接近戰區，因此最受到軍事升級影響。他們主張更強硬的製裁，例如完全禁止輸入俄羅斯能源。另一方則是「反對派」，以德國為首，並得到意大利、匈牙利、希臘和保加利亞支持，他們都反對加緊製裁。然後是其餘的國家。

這些內部分化情況跟早前就中國問題的分化相吻合——歐爾班的匈牙利是親中的，還有傳統上親中的德國（2021年中國占了德國汽車企業銷售額的38%），而在另一端則有去年與中國陷入「大衛與歌利亞」般沖突的立陶宛，這後來也演變成更大的歐盟貿易危機。烏克蘭戰爭已經重創習近平的標誌性政策「一帶一路」。這個傷害與戰爭帶來的製裁和其他影響一樣，或將是永久性的，就算在戰爭結束後也會持續很長時間。烏克蘭是「一帶一路」的一個重要的戰略夥伴，當然俄羅斯也是。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和斯洛伐克都是支持烏克蘭的「一帶一路」參與國，而另一成員國白羅斯則支持俄羅斯。中共試圖用「一帶一路」打造「和平與合作」，而現在這是多麽諷刺！

現在的局勢發展將迫使北京對整個「一帶一路」進行重大的重新評估。由於許多參與國的債務危機日益嚴重，「一帶一路」已經遇到重大問題、爛尾項目以及各種爭端。在東歐，由於普京的戰爭，價值數十億美元的中國投資項目現在岌岌可危，其中僅在烏克蘭就有近30億美元的中國建設項目。中國的「17+1」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一個與「一帶一路」重疊的中國投資論壇）也或將分崩離析。立陶宛去年退出了該經貿合作，而主導歐盟的西方大國一直將「17+1」集團視為中國侵占歐盟「後院」的行為。這一立場可能促成西方中國的更強有力的反擊，並迫使成為「棋子」的小國退出「17+1」。

臺灣與烏克蘭

烏克蘭沖突也關系到臺灣的未來，但這種關系並非習近平起初所設想那樣。中國外交部一直堅稱「臺灣不是烏克蘭」，重點關註合法性和「主權」問題，而普京已經證明，對於貪得無厭的資本主義政權，「主權」終歸阻撓不了其入侵。中共聲稱臺灣不是一個「國家」，但在烏克蘭的主權是否應受到尊重上，中共與普京存在分歧。

對於社會主義者而言，我們的立場基於更根本的考量：（烏克蘭人和臺灣人都有的）民族意識、民主期望、對獨裁統治和軍事入侵的恐懼。在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製度下，臺、烏兩國的群眾都不幸地被夾在更大的強權之間，而這些強權壓根沒打算實現真正的和平或民主。

習近平或許認為，烏克蘭沖突將促使美國把軍事資源轉移到歐洲，並通過中、俄結盟來對日本施加更大壓力，從而強化習近平對臺海的控製。或許他盼望，俄羅斯以迅速而壓倒性的勝利打贏戰爭，能夠暴露西方的紙老虎形象。這些都沒發生，反而相反的情況出現了。習近平「統一」臺灣的戰略似乎比以前出了更大問題。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如某些人所錯誤認為，兩岸長遠一定不會爆發戰爭或中國入侵。包括去年離開ISA的臺灣小團體，這些人將中國的武力威脅視為「虛張聲勢」——立足於這樣天真的結論下，他們認為不需要再將獨立鬥爭與社會主義以及與中國工人共同鬥爭聯系起來。

迄今為止，普京入侵的慘烈進展，以及俄方蒙受的重大損失（未經證實），應給中共解放軍內強硬派敲響了警鐘——入侵臺灣恐將鑄成大錯。俄羅斯軍隊的作戰經驗遠勝於中國軍隊，對烏克蘭的陸路進攻比對登陸臺灣更直接容易；而軍事專家估計，對臺登陸攻擊的難度起碼是與1944年諾曼底登陸一樣。除非很有信心打勝仗，否則習近平不會冒險開戰，因為軍事挫敗恐將意味著他的政權的終結。但普京也有信心。因此，如果說烏克蘭戰爭對中國有什麽影響，那麽它將讓中國軍方對於自身的戰略產生懷疑，並將進行大幅的重新評估。

如果普京的計劃是占領烏克蘭，而這個目標在今天看來愈發不切實際，美國和北約也肯定會資助烏克蘭右翼叛軍來回應。這可能會成功地削弱莫斯科的決心，但需歷時數年並犧牲大量生命，但這也往往會阻礙、破壞真正的群眾鬥爭。這種情形對於中共對臺鷹派，也是個令人不安的問題。即使假設解放軍能夠成功入侵臺灣，統治一個擁有2300萬人口、絕大多數人不想被北京統治的島嶼，隨著時間的推移，也會導致中共占領軍的疲憊和瓦解。

民族主義升溫

兩岸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使局勢更加動蕩。擔憂普京入侵可能激發他「最好的朋友」習近平攻打臺灣，臺灣蔡英文/民進黨政府及其親美軍事化政策的支持度增加。

臺灣國際戰略學會3月的一項民調顯示，70.2%的臺灣人「願意為保衛臺灣而戰」，而去年12月同樣的民調顯示僅40.3%的受訪者采取這一態度。與其他國家政府一樣，民進黨正在利用這場危機來製造「國民團結」從而扼製階級鬥爭，並推動與美、日簽訂更多親資本貿易協定，以換取他們的「保護」。蔡英文也在推動增加軍備開支、延長義務兵役年限。

在中國，中共多年來一直在鼓吹的網絡「戰狼」民族主義，如今也與對普京的崇拜、對俄羅斯的支持彼此交織，但現在有走向失控的風險。「小粉紅」和其他社交媒體上的民族主義者（當中一些思想接近法西斯主義）變得如此猖狂自信，他們的惡毒言論不再僅針對同性戀者、女權人士、「臺獨分子」與香港人，甚至還會針對曾經的中共民族主義旗手（例如去年卸任《環球時報》總編輯的胡錫進）。對北京來說，這些民族主義壓力正越來越難控製住，中共政策上的「回旋空間」恐將更少，在必要之時也更難采取更「務實」的外交政策。

對於亞、歐、全球工人階級而言，烏克蘭戰爭是更加危險、動蕩的資本主義無序時期的開始。為了結束這場戰爭以及避免未來的戰爭，工人階級必須與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算帳。組織反戰行動、發起反戰抗議是一個好的開始，但光靠這些是不夠的。現時情況下，需要的遠不只是施壓或呼籲政府改變政策。工人階級還需克服沒有組織、缺乏聲音、缺乏權力的問題。重建強大的社會主義工人運動、反對資本主義與軍國主義，在現在比起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

冬奧：戰販交流會與民族狂熱反彈

2022的冬季奧運會在2月4日舉行並在20日已經閉幕。這場冬奧會在新冠疫情、彭帥被性侵、外交杯葛、徐州鐵鍊母親所引發的民憤、乃至烏克蘭戰爭的重重陰霾下進行。在冬奧開幕前，歐美國家以中共壓迫新疆和西藏人，以及彭帥事件為由，實行象徵性的「外交杯葛」（即官員不出席冬奧,但運動員照常出席），結果開幕式上只有俄羅斯總統普京一個大國領袖。毫無疑問，西方國家並不真正捍衛女權和民主權利，這些都不過是用來掩飾帝國主義沖突和推動新冷戰進程的藉口。但對於習近平而言，這令他一心想要借用冬奧營造「萬邦來朝」「盛世」印象的企圖被大打折扣。

戰爭販子與人口販子

冬奧成為戰爭販子的交流會。現在事後來看,習近平和普京當時正在為烏克蘭戰爭進行商討。普京為了爭取中共支持,在冬奧表示支持「一個中國」政策,又與中國簽訂金融、糧食和天然氣等協定。當時他們還決定以歐元代替美元結算，長遠減少對美元的依賴，但一個月後俄羅斯央行的美元、歐元和日元外匯儲備都被凍結了！

習原本以為普京可以速戰速決，不但可以向西方的外交杯葛報復，又可以牽製美國使其焦點由亞洲回到歐洲，並在加強與俄羅斯的經濟合作中獲利，坐收漁人之利。現在戰爭引發歐美強烈反應，習因為被拖上戰車而受到牽連。《紐約時報》引述「西方情報」指出，習一度勸說普京在冬奧後才開戰。這報道被西方用來把習近平和普京綁在一起，一石二鳥攻擊二人都是戰販,為圍堵中國增添輿論籌碼。冬奧時他怎會料到此一惡夢？

中共試圖再次利用奧運會的獎牌成績和體育明星刺激民族主義情緒，然而對比其極其龐大的耗資（據報估計超過100億美元），民眾對此的關心與熱情並不高漲。整場冬奧的焦點完全被徐州鐵鍊母親的新聞所掩蓋。相比起富豪明星運動員，中國的民眾顯然更關心遭受拐賣虐待的「小花梅」。根據新浪微博自己的統計數據，在2月20日冬奧閉幕當天，微博上對於徐州鐵鍊母親相關話題的討論高達20.4億次，相比之下，對於冬奧會的討論只有區區1.9億次，兩者相差超過十倍！而且這更是在中共的網絡審查機器全面開動，清洗相關帖子的情況下所發生的。

中共動員了龐大的力量試圖操縱互聯網輿論。《紐約時報》和獨立調查新聞機構ProPublica指，在冬奧期間，至少有超過3,000個機器人和虛假帳戶由中共宣傳部門所操縱，用以影響國內外對冬奧描述和報導,並扼製所有批評的聲音。

中共的宣傳部門追捧跳臺滑雪冠軍運動員谷愛淩，使她成為了民族主義宣傳的核心。她出身美國後來加入中國國籍，長於富裕家庭，加上「文武雙全」和跨文化的形象，正符合了中共對「東升西降」的輿論宣傳。的確這起初引發了一股民族狂熱和對上層階級的崇拜，幫助了中共轉移了一下視線。

然而，這些看似高不可攀的資本主義「上流社會」，與中國廣大的基層勞動者存在巨大的鴻溝。比起光鮮亮麗的體育明星，民眾為何更關註徐州鐵鍊母親的消息。中國的民眾把備受中共追捧的所謂「雪公主」谷愛淩和「小花梅」比較起來，當中廣為流傳的一句話是「我離谷愛淩還差十萬次投胎，但離豐縣母親只差一記悶棍」。而她對徐州鐵鍊母親事件一直精明而勢利地保持沈默，更讓不少人對此感到相當不齒。

為民族主義降溫

谷愛淩本人擁有中美雙重國籍，而中國在法例上並不承認雙重國籍。她不願意放棄自己的美國國籍，因而觸怒了部分群眾，認為她假愛國、又享有特權。甚至連她為什麽懂中文卻沒在領獎時唱國歌，都受到了愛國網民的質疑。中共害怕小粉紅因為民族主義過熱，將愛國準則變得太高，由歌頌演變成批鬥，以致連胡錫進都稱對谷愛淩的宣傳「要適度」、「不要往愛國主義方向靠」。中共的愛國宣傳再次東歪西倒。

中共政權在新冷戰和經濟危機下，意圖通過「大內宣」推動民族主義，但小粉紅的狂熱往往失控，輕則造成輿論反彈有時甚至要動用審查機器來鉗製它。習近平一方面利用民族狂熱勢力來鞏固權力，但又因為這股力量使他的外交和鎮壓手段都要強硬起來，沒有調整空間，往往造成更嚴重的危機。尤其是當勞動群眾看著宣傳機器所描繪的歌舞昇平，再想想自己囊中羞澀的困境，將會有愈來愈多人看清民族主義的虛幻謊言，轉而尋求挑戰獨裁政權和資本主義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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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2-4 22:24:11


中國：科技業過勞死又一宗　「996」再度成為焦點

中國最大影音平臺之一的Bilibili（簡稱「B站」）審核員「暮色木心」連續上5天夜班後，因過勞去世。他的同事稱，他在許多人離職後被公司要求加班，從晚9點做到早9點。B站拒絕為假期輪班給加班費，並不準員工在春節期間請假。

這是又一次資本主義製度下的「社會謀殺」（恩格斯所提出的概念），「996」工作製度尤其會導向這個結果——工人只得處於他們不可避免面臨非正常死亡的工作條件。據報，僅在2月，就有另外2名年輕打工人死於過勞，一人是建築設計師，另一人是字節跳動（抖音）算法工程師。科技業資本家享受超額利潤、基本勞動權利缺失（特別是沒有工會）的環境，打造了中國科技業工作者的血汗工廠般工作條件。「996」工作製是指每天工作12小時（朝九晚九），每週工作6天。但這也非中國獨有——Facebook和其他美國大型企業員工也面臨著類似處境。全球工人都必須抵製這種惡劣工作條件。

中國科技巨頭的內容審核工作條件就像工廠流水線一樣，緊張且嚴重損害工作者的身心健康。整個辦公室都安裝了攝像頭，每週7天全天監控員工，無休止地要員工加班、對員工進行績效評估。一位前B站審核員透露，要想通過月度考核，員工需要在24秒內審查每條視頻、每天處理不少於1500條視頻，做不到的員工將被解僱。這就是迫使工人「自願」加班的動機。中共對網絡「低俗」內容（包括個人身份認同的自由表達）的禁製，以及中國越來越嚴苛的政治審查，使得網絡審核員隊伍越來越大，並且必須承受過勞。

到2021年第三季，B站利潤達到8億美元，預計2022年總利潤將達到10億美元。隨著嚴厲封城措施在中國持續，B站的利潤同比增長了61%。同時，B站內容審核員每月到手工資也不過約4000元。近10年來，審核員們哪怕一次加薪都還沒經歷過。

在對於「暮色木心」的社會謀殺中，B站的與資本主義「996」共謀角色昭然若揭。B站很快從員工數據庫中刪除其個人資料，並隱瞞他的猝死消息，來壓製這一事件。他們甚至試圖封口最先發布「暮色木心」猝死消息的微博用戶，並出具律師函來威脅。B站厚顏無恥地謊稱，「暮色木心」在去世前幾天，從早上9點半工作到晚上6點半，而B站在武漢的招聘廣告卻是說，員工要上12小時晚班或夜班。

一年前，電商「拼多多」才發生一起過勞死。中國最高法院受此事影響，判決「996」工作製「違法」。正如我們預計，這是一項空洞的判決，特別是在中國《勞動法》規定每週工時不得超過44小時的情況下，「996」已經在條文上違法了。即使是習近平模糊的「共同富裕」口號，在樓市崩盤、經濟停滯之下也顯得蒼白無力。中國《勞動法》仍要求員工提供證據，來證明自己遭受過勞。

為回應「暮色木心」的猝死，B站表示計劃今年擴招1000名審核員，以「降低人均工作壓力」，但這或將變成減薪的藉口。在中國，科技企業能夠多大程度滿足中共審查要求，關係到它推出新服務與在市場上競爭的能力。為了審查「敏感詞」，科技企業需要招募大量低薪、血汗工廠般條件的審核員。字節跳動就有一名程序員，談到他們收到請求，要他們開發一種算法，來自動檢測那些說維吾爾語的用戶、並自動切掉他們的直播。當中國科技企業仍處於全球供應鏈的勞動密集型末端時，「996」的普及便反映中國統治階級的過度自信。

但在西方資本主義製度下，審核員也遭受相當的精神壓力。例如Facebook審核員也不得不在類似條件下審查暴力圖像，這造成他們罹患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最近，Facebook被迫向在職和離職審核員支付共5200萬美元賠償金，這筆錢相比數十億美元利潤只是九牛一毛，但這清楚地表現出這些工作者遭受的血汗工廠般剝削。數字時代的資本主義需要大量低薪勞動者審核會造成人們不安的內容，而令人不安的內容本身就是資本主義異化的副產品。當然，中國的審查製度給科技工作者帶來額外壓力，他們當中許多人並不擁護當局，從事這個行業只是為了應付大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美、中兩國科技業工作者必須聯合起來，反對科技業資本家對他們的苛刻要求與對工資的壓製！

中國科技業從業人員已帶領數次大規模網上行動，抗議他們在「996」製度下遭遇的極端剝削。去年就有從美國與全球「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獲取靈感，而發起的#WorkersLivesMatter行動，科技業從業者分享了一個開放網民填寫的表格，在該表格中，美團、字節跳動、騰訊、華為、阿裏巴巴、京東等大企業員工都透露，他們的實際工時長達每天11-12小時。社會對「996」的強烈抗議，成功迫使馬雲等科技業資本家收回支持「996」的言論，但「996」本身仍是一個公開的秘密。要真正讓「996」走入歷史，中國需要一場擁有獨立民主工會的工人運動，以跨地區、跨行業協調的罷工來反擊現況。

中國：雙減無效內卷惡化　支持學生抗校暴政

習政權提出的一系列「教育減負」政策在實踐中完全破產，教育改革毫無進步。中國學生面對應試教育的重壓，掀起多次反抗行動，這是當前社會經濟危機傳導到中學校園的明顯征兆，青年意識日益激進化。

「內卷」的加劇，意味著教育資源的緊張，學生便愈被手持教育資源的校方當作搖錢樹。盡管教育部門宣布對違規上課、補習大力懲戒，地方學校依舊用隱蔽甚至公開的方式剝奪學生假期，延長上課時間，賺取一筆不薄的費用，當地教育局亦默許縱容。同時，學生的食品安全、衛生環境、防疫安全等亦被作為犧牲品。

學生民主權利的覺醒

此同時，在目睹貧富分化的加劇與工人生存條件的惡化。資本主義下的考試製度本來就是統治階級劃分階級的手段之一。內卷遊戲在此情況下愈發殘酷，而部分青年學生開始激進化，並且覺醒反抗。

譬如，2月衡水桃城中學就被爆出普遍性的體罰侮辱、非人道的作息安排、亂收費、違規上課考試等亂象，引起青年學生的廣泛共鳴。同時，多地學生申訴學校違反政策、有償開課的帖子亦在互聯網上屢見不鮮。這都表明減負教育改革事實上的破產。在官方的輿論封鎖，與桃城中學對發聲學生威脅迫害下，青年學生在互聯網上將「少年戰勝資本」作為主要口號，進行廣泛的網絡聲援抗議，最終逼迫官方下場進行調查澄清。

類似的例子是，2020年9月28日，山東省滕州一中將國慶中秋假期縮短至一天半，引起學生和教師的普遍不滿，上百學生以跑操時喊口號、張貼大字報與請願書、高舉標語遊行等方式抗議。「誓死力爭，還我假期」、「打倒校委會修正主義集團」、「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等成為抗議中流行的口號。

從「少年戰勝資本」的口號，讓人欣喜地看到，部分激進青年學生愈來愈將鬥爭矛頭鮮明地指向資本主義壓迫這一根本問題。中國青年激進化的趨勢已是單純的言論管控與政治洗腦所不能阻擋，而大力的鎮壓即使目前還能阻止大規模的學生組織，但也阻止不到自發的反抗行動。我們社會主義者支持勇敢青年的抗爭訴求。

當然學運的發展並不是那麽一帆風順，而是面對校方和政府的分化與打壓。譬如，「滕州一中」抗議裏，校方一宣布延長假期，運動學生就交出了運動骨幹供校方處置。這種假妥協是中共分化和打壓群眾運動的伎倆，在2011年的烏坎抗爭中共承諾村民解散抗爭組織後會進行民主選舉，結果當村民讓步後換來是白色恐怖的鎮壓。這次很可能是經驗尚淺的學生也同樣誤信了校方的假慈悲。

因此，學生的獨立組織十分重要，即使面對校方或政府的讓步，也需要維持抗爭的組織來監督校方有否實踐承諾。固然，在獨裁專製下學生的獨立組織面臨嚴厲的鎮壓。因此，學運與反專製是密不可分的。

空洞的民粹口號

習近平的雙減政策可以說是與共同富裕並行的，通過民粹的措辭來營造「改革」的假象，好像政府已致力減輕家庭的住房和教育負擔，企圖爭取家長的支持。但習近平並不會動搖資本主義製度這個問題的根源，因此解決不了任何社會問題，而結果只是加強國家對教育和經濟生活的控製。因為當就業職位以及教育資源嚴重不足時，教育製度自然需要更嚴苛的考試製度，以便將更絕大多數的學生「淘汰」為失敗者，剝奪他們的教育權利和階級流動的機會。

反對校方專製的鬥爭，自然要聯系至大力增加公共教育支出，將所有私人教育全面公共化，取消學費及一切學雜費，並取消考試製度。在有充足的教育資源下，讓學生根據自己才能和興趣選擇科目而教育課程應該由學生和教師民選的委員會控製，教育才能滿足所有學生和培育社會人才的需要，而不是淪為壓迫底層青年的工具。

中國：「奧密克戎」重挫清零政策 疫情歷來最壞

中國的防疫大門最終在奧密克戎（Omicron）變種病毒株侵襲下被攻破，吉林、深圳、上海相繼失守並進入封城狀態。這次奧密克戎的疫情爆發是自新冠疫情在2年前爆發以來，中國面臨最嚴重的一次危機。本輪疫情單在上海累計感染者人數超過7萬例，規模就超越了湖北省由2020年至今的感染人數。截至4月4日，中國約有十多個省市因上海疫情外溢出現確診病例，其中蘇州更發現Omicron全新變異株。

習近平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治權威要堅持清零。上海起初實施分區封城，但實際上浦東和浦南等區域未能完全解封時，浦西已經開始封城。因此，根本是全市封城。二千名解放軍進駐上海，一個小區門口派駐一個持槍特警，大約38000名醫務人員被派往上海協助防疫，比2020年武漢的防疫規模更大。

殘暴的封城政策已經激起民憤。網傳影片指有上海居民阻止武警進入屋苑，也有居民因為買不到平價蔬菜而示威。在深圳封城三月底期間，憤怒的民眾大聲吶喊，「人家餓死了」、「我們要吃飯」，「都快餓死了」，並砸毀了官方的防疫卡點。

過往中國的防疫手段應對奧密克戎病毒株已力不從心。中國政府強迫民眾不斷地進行全民核酸檢測，以目前檢測點數目來計算，同時給上海2800萬居民做核酸檢測，等同每個小時每個檢測點須完成252人的采樣，根本無法應付。此外，政府不斷興建臨時性的方艙醫院，這又導致醫療人手嚴重不足，以致於有上海護士公開質問政府新聞發言人時指出，一家方艙醫院實際上就只有一個醫生兩個護士值班。醫護人員身心俱疲，他們往往要連續上班36-48小時。上海周浦醫院的護士不滿院方貪功冒進，不考慮實際情況企圖將醫院改為集中收治確診者，因而發動罷工抗爭。

像深圳一樣在封城同時仍能勉強維持民生物資配給供應是需要極高的成本，這相當於全市甚至全省突然進入了戰時狀態。而對於財政本就入不敷出的省市而言，這同時就完全是一場財政災難與生活災難，吉林就是一個這樣的反面例子。吉林在3月12日開始全省封鎖，一直到3月24日確診病例都在上升。當地民眾稱事實上地方動員能力和財力早已無已為繼，社區亦已無力監督民眾進行核酸檢測了，檢測服務時間也漸漸縮短，不少人已經幹脆不再去檢測，這進一步加強了病毒的隱性傳播。

更致命的是，由於奧密克戎的隱蔽傳播特性，使得爆發疫情的地方不能像以往那樣通過一次封城就能一勞永逸地解決疫情。以深圳為例，年初1月8號爆發第一波疫情，到二月中再度爆發至今，中間只有數天時間真正實現「清零」，而由於病毒的高傳染力使防疫措施只要稍有放松，確診病例就立即反彈回升。因此，很多公共衛生專家估家，假如一味強硬地執行封城清零，意味著各省市在未來一年可能每隔兩三個星期就要進行一次封城，這在現實上根本無法執行。

「共存」從開始時被視為「西方抗疫失敗」的例子，到如今被越來越多人提起，但習近平必然會壓下這股聲音。「上海市新冠肺炎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張文宏在三月底提出在上海「無疏漏篩查的同時能夠最小化影響生活」，並指上海啟動抗原檢測，並非為了實現清零。在上海疫情災難後，一度傳出張文宏被免職。

為了在新冷戰下打疫苗戰，加上維護國內的民族主義權威， 中共一直拒絕批準使用外國疫苗，而國產疫苗無力對付奧密克戎。和香港一樣，中國老年人疫苗接種率尤其低。英國《金融時報》根據中國官方疫苗接種數據推估，全中國1.3億60歲以上人口沒有完全接種疫苗。倫敦醫學分析公司Airfinity表示，根據目前的疫苗接種水平和品質，如果政府放棄清零政策，這波奧密克戎疫情或使中國大陸逾100萬人死亡。在現在製度和局勢的種種限製下，無論堅持還是放棄清零都會是大災難！

公共衛生危機外還有經濟危機。深圳與上海兩座經濟重鎮城市同時爆發，對中國經濟將造成嚴重損害。房地產崩潰仍未看到盡頭。財新網報導稱，按建築面積計算，3月中國17個重點城市的房屋銷售量下降了49.1%，比2月23.4%的跌幅要再大。15年來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一大引擎的房地產市場已經見頂、進入長期低迷。政府推出各種寬松政策、放棄習近平計劃的房地產稅，也未扭轉這一趨勢。失業率正在上升，小企業在中國占最多就業職位，但其倒閉數再創新高。同時，烏克蘭戰爭加劇了中國經濟在國際上面臨的壓力，加速脫鉤的擔憂加劇。

所有資本主義政府的抗疫政策都是大失敗。西方國家的抗疫措施造成了高死亡率；而在中國，大規模封城來「清零」的做法恐將無法持續下去。但習近平不能抹殺自己兩年來的抗疫功績，否則會大大打擊他的威信，並在二十年連任前會助長反習派系對他的挑戰。因此，他必須將清零堅持到底。

在官僚威權體製和逐利製度下，防疫體系已經癱瘓，抗疫不可能成功、也不可能人道。成功的防疫需要自下而上的民主方式，要有基層工人與居民的民主委員會、及獨立工會管控職場與學校，並通過群眾性民主行動來組織疫情防控，讓衛生工作者結合這種更廣泛的基層和自下而上的方式民主控製及管理醫院。需要將整個經濟和醫藥部門公有化，並實現民主控製，我們才能製定合理和可持續的防疫政策。

中國：江蘇八孩母親事件揭露系統性拐賣問題

1月28日在抖音上發布的短視頻中，一個被媒體稱為「小花梅」的中年婦女，在江蘇豐縣某村子裏被鐵煉鎖在冰冷的棚子裏。雖然視頻很快就被審查掉，但「小花梅」的事件發展比香港的警匪片還要曲折離奇。當地政府官員多次掩蓋事實、撇清責任，但紙包不住火，「小花梅」所遭受的駭人聽聞的暴行還是引發了眾怒。

對於事件的無數評論當中，很多人都說道「如果今天，我們不為她們奔走疾呼，明天……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是下一個被鐵鏈鎖著的瘋女人」。徐州八孩母案件揭示了中國的一個公開秘密：拐賣婦女和兒童在農村腹地仍然很普遍，男多女少的嚴重問題創造了拐賣婦女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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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2-4 22:25:17

性別選擇流產

由於嚴格的獨生子女政策，中國1980年以後出生的男性比女性多300萬。這一政策最終在2016年被廢除。傳統上重男輕女，是因為他們能夠「傳宗接代」。新加坡國立大學2019年對全球人口數據進行的一項研究得出結論，在過去50年中，性別選擇導致至少2300萬女孩被墮胎，其中超過一半在中國（達51%）。

全國各地貧困農村的年輕婦女（通常年齡介於14-30歲）被綁架、轉運、販賣、強奸、毆打，被迫生育和「被結婚」的困境，也凸顯了中國婦女的弱勢地位。總體而言，父權製、性別歧視和偏見非但沒有消失，反而被威權統治和資本主義政策所強化。

而小花梅視頻的原意似乎不是為了揭發罪行；視頻重點是通過描述小花梅的丈夫在貧困鄉村獨自撫養八個孩子的艱難經歷，來籌集慈善捐款。鏡頭只是偶然掃到了這名被鎖的女子，順帶介紹了她患有精神障礙，並且有暴力傾向。然而，僅僅幾個小時之內，這段視頻「順帶」提到的內容就成為了中國社交媒體上迄今為止最大的話題，民憤洶湧，完全蓋過了北京冬奧會。網民要求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麽，並質疑政府、警察和社會服務部門究竟做了什麽。

豐縣及其上級行政區徐州市的地方政府在隨後的三周內發表了四次通告，試圖平息公眾的強烈不滿，但每一次通告都包含有意誤導大眾的信息。前三次通告否認存在拐賣，還將丈夫描述為「模範樣板」。第四次通告則終於承認了大家都已心知肚明的事情，即「小花梅」是人口販賣的受害者，並聲稱丈夫和其他幾人因「非法拘禁」被捕。

八個孩子

網民質疑一個女人怎麽可能生八個孩子，因為即使在今天已經松綁了的三胎政策下，這也是違法的。最終浮出水面的事實毫無疑問地證明，地方當局、公安機關、計生機構、頒發結婚證的鎮民政部門在迫害「精神病患者」小花梅時，都是同謀。

「小花梅」是人口販賣的受害者，罪犯為她購買了新的身份，使她的親屬或反拐人士難以追查到她。這在人口販運案件中實屬普遍，且當中不可能沒有官方勾結。在群眾大規模的「盤問」之下，當地政府掩蓋事實的企圖被一波又一波的網絡質疑摧毀了，一個又一個謊言被揭開。獨立調查記者冒著遭遇嚴重後果的風險，深入挖掘，找到了與政府版本不符的原始結婚證等文件。兩名女權分子從外 地 前往徐州，試圖解救已被轉移到醫院、並被診斷出患有精神分裂癥的「小花梅」。兩人說道：「世界沒有拋棄你。妹妹們來了！」隨後她們被逮捕，並驅逐出豐縣。

媒體現在報道說，「小花梅」出生在雲南。官方聲明中公布了她來到2000多公裏外的豐縣的時間線，但隨即也遭到了網民的質疑。最終，到2月下旬，江蘇省政府介入了此案。

當局發表了一份「最終」聲明，稱「小花梅」於1998年在家鄉被綁架，至少3次被拐賣、逼婚，宣布豐縣的17名地方官員因瀆職和失職受到了處罰，縣委書記婁海與縣長鄭春偉被免職。

「穩定」壓倒一切

然而，DNA測試並不能證實「小花梅」是一名從雲南被綁架來的官方說法。對小花梅身世的其他說法在互聯網上浮出水面，群眾依舊不信任官方聲明。一如既往，中共政權會盡力消滅對「穩定」的威脅，而不是盡力從根本上解決問題。3月4日，全國兩會開始，江蘇省領導下令撲滅輿論。

為了化解民憤，政府會挑一些犯錯的中共官員和地方部門進行懲罰；但最嚴厲的懲罰將是用來針對吹哨人、社運人士、記者，因為他們的調查會揭露真正的醜聞。2月21日，豐縣該村被路障和武警封鎖了起來。

正如許多網友所發現，豐縣的這個案件「只是冰山一角」。「買賣老婆」不是孤例，而是有著一個全國性的市場，這種行為是非法的，但官方對此掙只眼閉只眼。徐州歷來是一個主要的人口拐賣樞紐。據財新報道，「從1985年到1988年，近6000名婦女被拐賣到該市轄區」。如今，盡管警方定期進行打擊，但每年仍有20,000起拐賣案件報告。

根據浙江省社會科學院2005年的一項研究，中國拐賣案件的受害者通常從貧窮的西南省份被賣到性別失衡較嚴重的較富裕省份，例如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和安徽。

像小花梅丈夫一家那樣，為兒子買「老婆」的父母可以依靠地方當局，以及在農村仍然強大的傳統氏族的保護和支持。一名上海律師接受《南華早報》采訪時表示：「就連執法人員的一些親友也有買老婆。」

該報還援引一位前檢察官的話稱，「村民沒有法律意識，普遍認為買老婆很正常。」他說，試圖逃跑的女性通常會遭到毆打。

自1997年以來，買妻一直是刑事犯罪，但人們普遍批評法律過於寬松，許多地方當局顯然也參與了這些犯罪活動。這種可怕的婦女交易不能簡單地歸咎於農村的「落後」。資本主義復辟首當其沖影響到了中國的農村，包括大多數年輕女性在內的大量年輕人到城市打工，導致他們的家庭長期分離。據估計，現在有足足六千萬留守兒童幾乎從未見過父母。

戶口製度

僵化的戶口製度在法律上將城鄉隔離為「兩個中國」，則是這個問題的另一個根源。一般來說，年輕的農村婦女會尋找擁有城市戶口的丈夫來逃離鄉村。結果在一些村莊，年輕男女的性別比例達到了十比一。

除了通過迫害女權主義、打壓一切爭取權利的婦女組織，當局還推行加劇人口危機和強化性別歧視態度的資本主義惡劣政策，但中共仍然毫無對策。中國的拐賣生意之所以在事實上合法化，不僅因為它產生了巨額利潤，還因為它被政府視為緩解嚴重的性別失衡和低出生率的一種方式。如果不從根本上改變製度，消除階級和性別壓迫，克服巨大的城鄉貧富差距，習近平政權所提出的臨時民粹打拐措施並不能解決問題。

「販賣熊貓判十年，拐賣女人判三年……」

來自ISA臺灣的Andrea，於3月6日在ISA組織的社會主義女權主義國際集會上發表講話，她是這樣說的：

中共獨裁政權正試圖根除女權主義，他們嚴厲打擊女權主義思想，封殺女權網頁。所謂的「共產黨」政府卻在使用極端的民族主義和強力鎮壓，說女權主義是「反華的」，是美國在中國製造問題的一項陰謀。

LGBTQ也受到打壓。中共官員說，同性戀是西方產物。在中國廣為流行的美國電視情景喜劇《老友記》也慘遭閹割。例如，其中一個主角的孩子的母親是女同性戀，但是在中文版裏沒有提到，因為中國不能在電視上播放LGBTQ的內容。

今年2月，中國遭遇了自2020年疫情以來最大的政治醜聞。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案件，一名婦女脖子上套著鎖鏈，被關在豐縣一個冰冷骯臟的棚屋裏。她生了八個孩子，並因為「精神病」被鎖起來。

在2月1日，在被審查屏蔽之前，這段戴鎖鏈女子的抖音視頻被觀看了超過30億次。數周以來，這個案件的熱度完全蓋過了北京冬奧，網上關於本案的帖子數量是奧運會的十倍。有女性試圖前去營救受害者，但被警察攔住，一些人被捕。這起案件激起了民眾對政府掩蓋真相的憤怒。

販賣「妻子」

更可怕的是中國拐賣婦女問題。女子被綁架，被賣給男人來做 「妻子」，被強奸並生下孩子。這個被鎖起來的女人就有八個孩子，而這在中國是違法的。這證明了警察和地方政府的勾結。在許多地方，中共、警察、法院都參與了這種非法的婦女交易。根據中國法律，販賣熊貓可判十年，拐賣女人則只判三年。

在中國，男性比女性多3000萬。由於女性人數較少，拐賣案便增加了。36年來，中共通過獨生子女政策，極高度限製了婦女的生育權。在此期間，性別歧視的父權結構和觀念的壓力造成了重男輕女。

這也關系到中國殘酷的資本主義復辟。中國的社會福利因私有化和缺乏資金支持而遭到破壞，而資本主義經濟賦予男嬰更高的地位：男性能獲得更好的工作和財產權利。在中國，700萬次性別選擇性墮胎，使對應數量的女性胎兒被消失。這種生男孩的經濟和性別歧視壓力導致了人口危機。

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是一個資本主義右翼獨裁，並想控製女性的身體，迫使她們生更多的孩子、通過創建更多條條框框來限製「非醫療」理由的墮胎，從而破壞墮胎權，還試圖強化由「陽剛」男性領導的「傳統家庭」；以上種種，都是社會和政治控製的手段。

離婚更難

習近平在2021年推出了旨在提高出生率的三胎政策。但三胎政策削弱了女性在勞動力市場的地位。老板們更不願意雇傭女性，因為他們不想支付產假和育兒費用。

2020年對離婚的新規定導致更多不予離婚的法院判決，中國離婚率下降了一半以上。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比今天貧窮得多，但當時中國在法律上賦予了革命性的離婚自由，增進了男女之間的平等。

今天中共獨裁為資本主義服務，強化了許多最惡劣的婦女壓迫形式。豐縣拐賣事件引發的群眾憤怒，反映了中國社會反對奴役、反對壓迫婦女的真實情緒。習近平想摧毀女權主義，但他是在螳臂當車，必然會失敗。我是臺灣人，臺灣的ISA組織表達了我們對中國女權主義者反對鎮壓的全力聲援。我們為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與工人鬥爭聯合起來而奮鬥，終結邪惡的、性別歧視的資本主義製度。

如坐火坑：虛幻的「共同富裕」

在巨大的經濟內爆風險下，如坐火坑的習近平政權屢提「共同富裕」承諾，渴望用一層薄薄的土將要爆發的火山縫合，來維持其下一屆任期的穩定。

中共的「共同富裕」承諾提高人民福祉，縮小收入差距，但卻內容空洞，沒有任何具體方案改善工人階級的處境。同時亦用不「殺富濟貧」向資本家保證政府不會太過火。這種矛盾的措辭，體現了習政權渴望緩和日益激化的階級矛盾，同時要保住資本主義製度，因而對製度本身造成的危機束手無策。

疫情急劇擴大了中國財富分配的不平等，2020年胡潤年度排行榜顯示，中國億萬富豪數量增加了253人，為世界第一。而在2021年，中國億萬富翁有1058人，而美國有696人。這只是資本家之間的共同富裕罷了！

改善民生？

「共同富裕」承諾要「先富帶後富」、「精準扶貧」，期望資本家富起來後，會把財富進行「第三次分配」，即資本家會將財富由上而下滴溜給民眾，實現「第三次分配」。這分明是新自由主義的「滴溜效應」，但他們才沒有那麽疏財仗義呢！

中共政權作為國家資本主義的政權，只能通過國家幹預，在危機上走鋼絲，但畢竟無法解決資本主義危機，原有的宏觀調控手段正不斷失去效力。

政府面對房地產泡沫危機，進退維谷、拖延時間。恒大爆雷敲響了「三道紅線」「房產稅改革」的警鐘，習政權與紅色資本家都害怕過度控製資本，會導致連鎖效應性的經濟崩潰。只得在放松房貸、加速放貸上走的更遠，央行亦配合新一輪放水。泡沫與債務繼續累積，在畸形的經濟結構下，新一輪放水的資金或流向金融、地產市場或由於儲戶信心不足淤積於銀行。這表明習政權無力提振消費、亦無力改善工人階級住房、負債現狀。所謂民生改善，在積重難返下成為一句空談。

在深重的財政危機下，中共政府亦無法負擔起未來社保支出。人口壓力的增長、地方政府債臺高築、政府無力監督資本家繳納社保金，都造成了估計在2025年底退休儲蓄缺口或達到十萬億人民幣的現狀。而中共采取的對策竟是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更遑論去年十二月爆出的發達省份公務員減薪，東三省部分地區事業單位公共人員工資被拖欠的消息。這都體現了，財政、人口雙重危機下中共自我吹噓的所謂「再分配」的虛偽。

中共將高質量發展，通過實現產業升級、科技進步來做大經濟蛋糕，作為實現共同富裕的前提。這一提法體現了在人口紅利喪失時，中共渴望通過經濟轉型來提高中國產業在國際產業鏈的地位，借以提高民族資本所分得到利潤。但自相矛盾的是，習近平一方面要靠科技走經濟轉型，但又害怕科技企業帶來過高的金融風險。因而在前年開始喊出反壟斷口號， 並希望通過打擊個別高科技企業的民粹主義舉措，挽回部分民心。當然，中共絕不會打擊996這種剝削工人的製度。

再者，新冷戰背景下中國面臨的技術和資源封鎖，使中國科技業陷入了嚴峻危機。即使科技戰爆發前，科技業的利潤來源往往是金融投機，實體科技業發展占其份額根本少得可憐，因此中共才要壓製阿裏巴巴和騰訊等大企業的壟斷。

反壟斷的過程進退兩難，因為如果過於大力打擊金融科技業，只會令經濟更加難以轉型，甚至造成金融業的崩潰。所以，去年「反壟斷法」修法只是雷聲大、雨點小，即使對企業罰款上限提升至人民幣五千萬元，不過還只是九牛一毛。中共最多能用政治恫嚇來確保科企老板聽話，但不能改變行業壟斷的局面。

幻想及呼籲

我們必須指出，自身難保的官僚階層的虛假承諾和面對危機作出的經濟努力，毫無反資本主義性質，反而是資本主義危機中統治階級挽救自己製度的掙紮之舉。內地部分左翼（一些毛派）對官僚與資本家抱有所謂「共同富裕」的幻想，誤以為習近平在對抗資本主義，實在是徹底的錯誤。

改善工人階級生存狀態、不能依賴所謂「參與第三次分配」的資本家施舍，也不能依賴官僚開出的空頭支票。只能通過工人階級組織起來，將私人企業公有化，並將所有企業收歸民主控製，對經濟系統實行民主計劃管理的方式來達到。這就要推翻現行的資本主義製度，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

鄧小平南巡30周年　中國資本主義復辟過程的另一轉折點

1992年1月17日，鄧小平在北京踏上開往深圳的火車，展開了為期一個月的「家庭旅行」。這個當時看來平平無奇的旅程，成為了中國走上高速資本主義發展的轉折點。要全面了解中國資本主義復辟的過程，就必須要認識鄧小平南巡的歷史。

1978年12月，中共三中全會召開，掀起了改革開放的序幕。中國1949年後所建設的斯大林主義（官僚專製）計劃經濟體製當時面臨深層次問題。中共領導層面對後毛時期的混亂與危機，試圖通過引入一些資本主義的元素，為中國經濟找出現代化之路。最初，鄧小平與一眾後毛時代的中共領導人也沒有一套預定的藍圖，而是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試驗。在1978年開始的市場改革的規模與之後相比十分有限，起初參考的是東歐斯大林主義獨裁國家，特別是南斯拉夫。後來隨著東亞的自親西方資本主義獨裁政權的經濟成功，目光也轉向了所謂的「亞洲四小龍」（韓國、臺灣、新加坡、香港）。

背景：曲折的80年代改革

親資改革由鄧小平親自提拔的胡耀邦和趙紫陽一派所主導，改革的方式主要是通過中央協助發展地方的基礎建設，同時將經濟政策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自行決定，包括讓其製定市場化政策、保留利潤、累積資本、進行融資（包括進行外貿）及再投資。

從1979年在南方設立4個特別經濟區（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到了80年代中，深圳已經成為了中國市場改革的象征──1980-1984年間的地方產出增長了29倍，當地人均GDP是全國平均的20倍。

中共內部出現了分裂，親資產階級的一派越來越有意識地主張進行資本主義復辟，而保守派則希望保留官僚控製的計劃經濟。類似的分裂也在從蘇聯到東德的斯大林主義政權中出現，這是由於斯大林主義的模式陷入了危機。他們就何種社會製度和經濟政策最能保障統治集團自身權力與特權產生了分歧──也就是繼續以國有（斯大林主義）經濟之上作為特權官僚集團，還是廢除計劃經濟（實行資本主義）並將自己轉變為新的資產階級。

但同時，這些親資改革也到引發出新的問題，「深圳模式」遭到保守派的攻擊：外國進口商品形成黑市、投資額的過度上報，且大部分都是來自國內而非國外、投資項目主要為低技術工業、吸引的投資額不足以抵銷中央政府的基建投資成本，變相依賴中央「輸血」等。

為了支持及推動改革步伐，並克服保守派的反對，鄧小平在1984年就展開了第一次南巡，肯定了趙紫陽的市場改革。此後，特別經濟區在14個城市擴展，基本上中國整個沿海地區都開放了。

時至80年代後半葉，市場化改革的社會弊端日漸呈現。大量投資，加上價格雙軌製導致官僚腐敗倒賣，使得通脹、物價不斷上升。民間不滿也開始累積，到了1986年全國大學生發起抗議，反對腐敗和要求政治自由權利。保守派擔心改革派的政策會鼓勵社會上對於擴大民主自由空間的訴求，而鄧小平也認同此點。他換下了胡耀邦，認為胡對於學生「太手軟」。這正是鄧小平波拿巴主義的一個例子：他在不同相對立的社會階級和政治力量中平衡，有時倒向一方，時而倒向另一方，來維持自身的權力。

80年代的資本主義經濟改革就是一系列左搖右擺的實驗中走出來的。中共為了解決價格雙軌製，1988年打算推出「價格闖關」，短期內將大部分商品價格提高，然而政策未實行就走漏風聲，引發民眾搶購潮，進一步推高物價。1988年的通脹率為18.81%，而1989年為18.25%。而這也是1989天安門運動爆發原因之一。

1989的中共處於內憂外患之中。國內積壓的矛盾最終爆發了具革命性質的運動，在血腥鎮壓後，中共一度被西方製裁及孤立，縱使美國當時在背後仍然保持與鄧小平政權保持緊密外交聯系。大量外商暫停投資、對華高科技出口也受到限製、中國外貿出口下降，經濟受到嚴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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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2-4 22:26:37

1989-1991：走資政策暫緩

而國際上，蘇聯斯大林主義的東歐集團開始崩解。正如偉大的革命家托洛茨基所解釋道，計劃經濟需要群眾的民主控製，就如同「人體需要氧氣」一樣。經過斯大林主義多年官僚統治和經濟管理不善的窒礙，導致了經濟停滯甚至衰退，而工人們的生活水平每況愈下，許多必需品也出現短缺。這些所謂的「共產」獨裁政權以社會主義的言辭來合理化其惡行，使很多人產生對於社會主義的不信任。相對地，民眾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經濟表現良好、而工人生活水準高的錯誤印象不斷蔓延。在缺乏真正的社會主義政黨來帶領反官僚專製、同時捍衛公有製計劃經濟的鬥爭，資本主義在各國迅速復辟，西方資本主義更以勝利的姿態地宣稱「歷史的終結」。這些發展，給中共政權帶來生死存亡的巨大危機。

在這個背景下，中共內部開始多了對改革步伐的疑慮。以陳雲為首的保守派主導了中央政府，他們主張放緩改革速度，並將過去的通脹與危機歸咎於胡趙的改革。

不過，陳雲也不是代表恢復舊有斯大林主義的官僚計劃，而是認為要減慢改革步伐──以十年計的改革而非短短數年間完成──並且要避免赤字預算、擔憂改革過快所帶來的通脹，主張以中央的國家計劃為主，輔以市場改革。

實際上，早於1988年9月的中共十三大三中全會中，為了應對取消價格管製而導致的通脹與社會恐慌，當時保守派就已經處於上風。為了解決通脹問題，當局下降了增長目標已經支出、減低了貨幣供應、集中並加強了資本與金融控製，並試圖減少財政赤字。

結果，1989年的GDP增長僅為4.2%，1990年為3.9%，相比1982年以來中國每年的經濟增長一直保持9%以上，已是很低。

1989年，鄧小平雖然仍然主張資本主義復僻，但需要聯合保守派和強硬派來鎮壓的革命性運動，因為雖然學生領袖的有限度「改革」的目光，天安門群眾運動有推翻中共統治的潛力。在趙紫陽被軟禁後，他欽點了前上海市長江澤民為中共總書記，及後也提拔了上海的朱镕基到中央政府中。中共精英中的「上海幫」比北京官員更支持改革。這一事實連美國政府也意識到，並使那些擔憂中國會回到斯大林主義計劃的美國資本家得到安撫。

但江澤民在中央還是受到陳雲及李鵬等保守派的壓力。

1992年1月：南巡

鄧小平非常憂心當時經濟轉型的緩慢步伐。蘇聯和東歐的崩潰就是源於經濟危機，並引發群眾不滿。假若中國的經濟發展不夠快，他擔心中共就會走上蘇聯亡黨亡國的下場。

中共高層的權鬥也越演越烈。鄧小平在中央未能影響大局，因此轉向地方尋求支持。1991年，他先利用上海的地方媒體去倡議更進取的親資改革。然而中央的保守派則利用《人民日報》進行反駁，雙方就這樣隔空開火。正如其他波拿巴主義的中共領導那樣，包括後來的習近平，鄧小平也繞過官方架構來嘗試達到自己的目的。

到了1991年11月的的八中全會，保守派仍然占有上風。

1992年1月17日，鄧小平踏上南巡的歷史性旅途。當時是以「家庭旅行」為名的秘密行動，就連當時其他黨中央的領導層也沒有知會，包括江澤民。《人民日報》也沒有派記者跟隨。整趟旅程是軍方改革派的武警安排的。

離京前，鄧小平也向廣東打招呼，要求不見報。整個旅程當時在中國是完全沒有媒體報導，反而是隔岸香港消息靈通的資產階級「自由」媒體將事件率先曝光。諷刺的是，香港相對的媒體自由在今天已被習近平政權打壓得體無完膚。

鄧小平此趟的目的，是要拉攏地方官員，他們當中都在80年代的改開中獲得了許多好處，肯定會支持改革。鄧小平想動員地方萌芽的新興資產階級力量來迫使中央就範。

鄧到了南方後，與當地官員會面，並巡查不同的發展項目。他的講話雖然沒有公開點名中央，但明顯話中有刺。他不斷重復指「開會太多、發言太長」，應該要「多幹實事，少說空話」、「誰不改革，誰就下臺」。他還說「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他所謂的「右」是指黨內的政治改革自由派，這些都在1989年的屠殺後給鎮壓掉了。至於他認為的「左」就是主張個緩慢地走向資本主義的保守派或半毛派。當時，中共內部的所有派別都已經放棄了計劃經濟，並意識到資本主義復辟的必然性，他們兩派之間的分別只是走資的速度和規模，而各派也是為了在這個過程中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

政變的性質

可以說，南巡的秘密性質，拉攏地方官員反對中央政策，是帶有權鬥政變的特征。事實上，在南巡期間鄧小平甚至的確有曾討論政變。

根據傅高義（Ezra F. Vogel）的《鄧小平時代》傳記披露，鄧小平在南巡期間曾在珠海參與了一場秘密會議，這是中共官方沒有記載的。其他參與會議的中共黨政高層包括：政治局常委喬石、掌握實際軍權的中國國家主席兼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楊尚昆、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以及楊尚昆的弟弟、中央軍委秘書長兼總政治部主任楊白冰。

會上鄧小平再次重申：「誰不改革，誰就下臺……我們的領導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們沒做任何有用的事。」

參與會議的陣容強大，沒有軍隊實權的江澤民並無參與，反而在政治局常委內被視為江的潛在競爭者喬石參與其中。這都指向，如有必要，軍方會支持擁立新的領導人推動改革。

在北京收到消息的江澤民很快地意識到力量天秤的改變，並且果斷站到鄧小平一方。他下令將鄧小平南巡的講話匯集成黨內文件，成為中央黨領導層的必讀物。一下子，中共黨內的氣氛改變了。

引用傅高義的話：「1989年北京風波後，如果有人對中國領導人對改革開放的態度有所懷疑，這種懷疑在1992年煙消雲散了。」

1992年10月，中共召開十四大，江澤民在會上提出，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術語是江澤民在鄧小平的許可下發明的，是為了取代此前陳雲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計劃經濟」。江澤民在黨大會中將經濟增長預測定在8-9%，這遠高於年初李鵬宣布的6%。

與此同時，中央顧問委員會被撤銷，主任陳雲退休。

南巡可以被視為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決定性轉折點，圍繞鄧小平的新興資產階級獲得了全面主導，不是作為外部力量，而是成為融入了中共專製的一部分。

中國的改革開放實際上並不是「改革」，而是資本主義反革命：一系列對於舊有計劃經濟的攻擊，來為今天中國的超級富豪資產階級的出現掃除障礙。

這個過程當中不只一個轉折點。1989反抗斯毛主義專製的運動雖然沒有清晰綱領，但是工人民主革命或「政治革命」的萌芽。中共鎮壓了這場運動，掃除群眾抵抗威脅。如果1989是一個轉折點，則1992年乃是另一個轉折點——鄧小平清洗黨內僅余的反對聲音，確立了中共在專製政權框架下急速發展資本主義、而沒有向自由資本主義政治改革作出妥協的路線。

結論：資本主義復辟又一轉折點

此後，中共關於高速資本主義市場改革之路基本上在毫無爭議下走了20年。在1990年代中，江澤民及朱镕基以「抓大放小」的方針進行了國有企業的大規模私有化。1998年，房屋部門被一下子私有化，奠下了今天超投機性及難以負擔的房屋市場的基礎。1990年代末，6000萬國企工人下崗，來讓中國符合資格在2001年加入世貿。這些殘酷的親資政策在胡溫時期得以繼續並加速。

這階段一直持續到2008年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及2012年習近平上臺為止。2008年危機暴露了資本主義的災難性失敗，這也導致了全球各國政府走向更多國家幹預、管製和去全球化。中共也開始走向更加國家資本主義的控製手段，成為了習近平的統治特征。當然這不代表要回到過去的斯大林主義「社會主義」，這是今天中共資本主義政權不願意亦不可能做到的，而是采取更多措施來試圖控製住資本主義的破壞力量，以維持資本主義下的「穩定」。

訪問上海居民：封城下的災難

受訪者：海陽（上海浦東居民）、小燕（上海浦東居民）

自從上月底上海爆發奧密克戎（Omicron）變種病毒大流行以來，這座城市已進入了封城的狀態。截止4月13日，這一輪的爆發已造成了累計13萬宗官方承認的確診病例，但官方仍沒有確認1宗死亡病例。儘管如此，專制官僚粗暴的封鎖隔離政策已出現了大量的次生人為災難，造成不少民眾生活陷入困境，甚至出現食物短缺，老人和長期病患者失救致死等案例。

中國勞工論壇訪問了幾位現居於上海一對夫婦，以第一手訊息了解他們在封城狀態下的生活情況，官僚引發出什麼樣的次生災難，以及中共的資本主義危機下對城市民眾造成多大的衝擊。本文是訪問上集，下集將於稍後刊登。

問：你可以簡介一下你所在的地方的狀態嗎？

海陽：我和妻子兩人住在浦東，雖然政策上說的是封控至4月1日，但事實上由於浦東這邊幾乎天天都有新增病例，據我所知大部分地區都仍然處於「封控」狀態，包括我們所在的小區。我們已經被封鎖了整整半個月，除了被叫下去做核酸（檢測）和領物資外就幾乎沒出過家門一步。小區業主群里今天早上又說有新增確診，所以現時我們根本不知道會被封控到猴年馬月，沒完沒了了這是。

問：在這過程中的日常生活是怎樣的？

海陽：就是讓我們在家呆着，每隔一兩天就有「大白」（穿白色防護服的工作人員）騎着車在樓下轉圈，拿着個擴音器喊「哪棟樓的下來做核酸啦」。有時候就是有無人機在小區飛來飛去廣播。當然大家最留心的是聽着什麼時候領食物物資，不過坦白說，以他們（居委會）的辦事效率和作風，真旨望他們的話我家都已經餓死好幾次了，最終還是得靠自己打聽哪還有團購？哪些團購最快發貨和最有機會能送過來？所以微信群里大夥除了喊餓就屬這些消息交流得最頻繁了。以前我的微信群都是關靜音的，現在那怕大半夜聽到有信息都嚇得馬上爬起來看，生怕搶（購）不到菜。

問：半夜還會有團購的消息嗎？

小燕：有的，你得馬上爬起來參團，一下子就滿了，就像我們以前大學學期初搶科那樣，有時候送貨的甚至會凌晨兩三點才送貨到小區。上星期小區半夜十二點還有人在小區賣豬肉，我想算是某種黑市吧，大家都說自己去買了就好，不要到處傳說。我買了四斤肉，220塊，比平時貴了大概四分之一吧。

問：當初準備封城前食品囤夠嗎？

海陽：你知道，我們都要上班，我們單位一聽到可能要封城就抓緊時間讓我們加班得更狠，所以我和妻子都沒有機會在封城前去買物資食品。再說讓你囤又能囤多少呢？能囤得了一兩個月的食品嗎？大米白面我們家還是有存點的，但總不能天天就只吃大米白面吧。

問：政府方面發放的物資包括了什麼？

小燕：哈哈哈哈，我就只收到過一次物資包，裡頭呢就兩棵大白菜和八顆土豆（馬鈴薯），其中有兩顆土豆還已經發了芽不能吃了。這包東西也就夠我兩口子勉強吃兩三天吧。但這已經算好了，我知道別的小區有人只收到兩條胡蘿蔔跟兩顆洋蔥，你說這算什麼？有的小區的物資包被人撕了標籤然後拿去倒賣，我同事說他小區上個星期的物資包一早送到小區外面堆在路邊，但不知為何就是不安排送進小區分發，放了在外面整整兩天就這樣在你面前爛掉了。

然後就來幾輪垃圾車把它們拉走，我同事氣得跟其他居民跑去小區閘門口罵人，被警察押回家裡，說再鬧就直接當他陽性把他丟去方艙（醫院）。現在說把你拘留都唬不住人了，因為大家覺得你真把我拘留了看守所里好歹要管飯，反而不用擔心挨餓了。倒是現在方艙在大家心中反而有點威嚇性，「方艙醫院真神奇」。

問：那麼你認為現時政府的清零防疫政策有效嗎？

小燕：其實全上海都沒人覺得政府真的是在防疫，大家都心知肚明只不過是政府那些官僚機械地執行着一條條的指令，為的是完成自己的工作指標，而不是所謂為了老百姓的健康。現在你看大家都知道了「健康雲」（政府推出的手機應用程式，記錄使用者的核酸檢測結果）根本沒用，可以說現在是半官方的承認了「健康雲」（裡頭的檢測結果紀錄）是假的。面那怕說你是陰性也沒有人會承認，而且是連政府都不承認，你想用上面的陰性結果去跟大白講道理，他們會大大方方的跟你說那是假的，我們不承認。你政府搞一個自己都承認是假的東西出來有意思嗎？那你說央視天天公布上海新增多少多少確診可信嗎？而且有段時間我們做核酸是十人共用一試管的，因為試劑上不夠了，結果就十個人甚至更多人共用一套試管，你那一組試管陽（性）了就再把你們一個個抓出來驗，或者乾脆不驗了直接拍你家門跟你說你陽（性）了，你全家都要跟我去隔離，去哪裡？不知道，知道也不會告訴你。我們完全就是任由他們宰割啊！防疫中心的人自己也說，你要是輕症或者無症狀你就自己在家呆着好了，方艙的條件更差！

問：那為什麼政府還要把人抓去方艙呢？

小燕：因為要「社會性清零」啊！就是在這個區域裡不能存在確診病例，於是就直接把你拉出城，你出了城城裡就沒病例了，指標也就完成了。至於你在城外隔離點吃不吃的上飯穿不穿的暖，有沒有藥吃，他們不會關心，因為上面沒有指標說要確保你們這群「棄民」要得到什麼保障啊。這就說明他們不在乎你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所以你沒法跟那些大白講道理。他們的行事方式就是這樣：他要是體諒你不抓走你，萬一你把病毒傳染開去了，承擔責任的是他們；他要是不管死活的抓走你，那怕最後說搞錯了甚至你死了，他們也不會受到任何的懲罰。簡單說，就是我們沒有任何的權力去監督他們，但他們卻有無限的權力去處理我們，還不用承擔責任。

問：對你們經濟的影響大嗎？

海陽：說實話，我們很悲觀，甚至說開始有點絕望了。我們公司春節前就在裁人了，裁了8%，被裁的還大多是我們這年齡段三十多歲不到四十的員工，我太太的情況也好不到那裡去，總覺得下一波就會輪到咱們。現在封了城，我的工資不發了，可老闆還是會發電郵給你讓你在家做點工作，按理說你工資都不給我發了我還工作個屁啊？！但現在這世道我們敢拒絕嗎？不能啊，就當加班了，心理好受些。我太太情況好點，支半薪。

而且我們算是比較幸運的一群了，在家人幫助下還上了房貸，能靠存款堅持一下，但這樣寅吃卯糧下去也不是辦法，是不可持續的，可是你要問我將來在這怎辦有什麼打算？我真的回答不了，老弟我現在都想哭出來了我跟你說。政府那些經濟數據我就不跟你扯了，對我們這些老百姓而言，2020到2022年完全是在渾渾噩噩都不知道到底都幹了些什麼？很多個人的計劃根本實行不了，也不敢去實行啊。存款一點一點的流失，誰還敢節外生枝？你也看到有的老同學甚至不得不放下身段去四處舉債了，某某的房子都快要被司法拍賣了，畢業十幾年來你以前有看過這光景嘛？所謂的經濟數據GDP他們（中共）要喊保四五六七八都行，可這些發生在身邊的變化騙不了人的。

小燕：我慶幸的是我們沒要孩子，不然現在麻煩更大。身邊的朋友同事也被折騰得非常疲蔽厭倦，你這麼搞下去，我們不是病死就是餓死。所以現在開始愈來愈多人說共存不是沒理由的。你也看到了老同學群體裡頭，考了公務員的、國企的、在事業單位在體制里的最擁護清零了。「鐵飯碗」嘛，封城封到海枯石爛他們呆在家裡工資照發。可我們這些混私企民企的是大多數啊，我們真的會無以為繼啊。但我們對此有發言權嗎？我們能決定政策走向嗎？我們連晚上喊樓說要物資都馬上來一架無人機讓我們閉嘴，你看這場境是不是很戲劇化？所以我們小區的人其實都心照不宣：真的熬不下去了，大家去大門給他鬧一鬧，畢竟聚在一起就人多力量大，大家都懂的。

中國被迫收緊一帶一路政策

2017年，「一帶一路」被中國獨裁者習近平譽為「世紀工程」。其承諾花費超過1萬億美元，用在整個新殖民主義世界的基礎設施項目上，以確保中國能夠進入關鍵市場，並擴大中國的勢力範圍。但今天習近平政權發出的信息要低調得多。「一帶一路」不再被視為一張經濟王牌，中國政府越來越被迫縮減其野心。

（本文寫完後，烏克蘭戰爭的爆發使東歐一帶一路項目充斥極大的不確定性，中國很可能要被迫選擇要保住哪些投資，另外犧牲哪些投資。）

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後，中國由國家支持的大規模信貸熱潮，導致經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產能過剩。例如，到2016年，中國的鋼鐵行業有超過3億噸的過剩產能，相當於世界第二大鋼鐵生產國印度鋼鐵產量的三倍。生產過剩和盲目的無計劃擴張導致價格下跌、利潤縮水。中國資本需要在境外尋找機會來拉抬利潤。解決方案是一帶一路政策，一個龐大的基礎設施和投資計劃，已經遍布140個國家。

在中國的主要煉鋼重鎮河北省，一些過剩的鋼鐵產能被轉移到東南亞、非洲和西亞。超大規模的海外建築合同得以擬定，以滿足中國建築業的需求。在泰國，中國的德龍鋼鐵公司正在建設一個年產60萬噸的鋼廠，該公司將持有55%的股權。中國資本主義的需要促使中共在國際上要表現得更強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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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2-4 22:27:38

全球最大的債主

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主要的債權國和資本輸出國，使得債務國形成極端的債務依賴。中國占全球官方雙邊債務的65%，至於「隱藏」債務甚至更高，因為許多向中國私人銀行借款的國家必須簽署保密條款。當然，所謂的「債務陷阱外交」並不是由中國所創——美國和其他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利用債務對新殖民主義世界進行經濟支配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了。對於工人和窮人來說，這種債務負擔意味着無盡的苦難、貧窮和剝削，無論它打着哪面帝國主義的旗號。

一帶一路政策對基礎設施項目的貸款，從2019年到去年下降了54%。根據跨國律師事務所貝克·麥堅時（Baker McKenzie）2021年的一份報告，在非洲這個帝國主義新冷戰的關鍵戰場，來自中國的新增貸款從2017年的110億美元降至2020年的33億美元。中國最大的投資所在地巴基斯坦，已經看到一些項目建設陷於停滯。巴基斯坦央行報告稱，在2020年第二季度和2021年同一季度之間，中國投資下降了50%。在這些停滯不前的項目中，卡拉奇-白沙瓦鐵路的升級項目耗資68億美元，這是中巴經濟走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共在2015年宣布打造中巴經濟走廊，旨在將中國新疆與阿拉伯海連接起來，通過2000公里的公路和鐵路連接到曾經是俾路支省的小港口城鎮瓜德爾。中國正在將瓜德爾改造成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2021年，這裡曾發生過激進的群眾抗議，部分反映出對於中國在該地區的投資沒有給當地居民帶來好處，反而使他們的狀況惡化，當地人民非常不滿。

「一帶一路」失去動能

「一帶一路」基礎設施項目主要由中國公司建造和控制，資金來自中國資本家的貸款，主要雇用中國工人和技術人員。這些投資不是為了慈善，而是為了更有效地開採和運輸自然資源，來有利中國經濟。這些資金的另一大部分則是分給這些國家的統治精英，以幫助他們以舞弊贏得選舉，並確保他們支持北京。

新冠疫情加劇了「一帶一路」項目的進展放緩、延誤和項目引發的緊張局勢，也導致許多貧窮國家無法償還貸款。但最終這也標誌着中國資本主義的局限性，因為它面臨着長期停滯，背負着驚人且不可持續的335%的債務與GDP之比。「一帶一路」正在失去動力，中共也因此面臨着縮減「一帶一路」規模的壓力。

然而，正如上文所述，「一帶一路」對於中國資本主義的生存至關重要。這是因為在一個供應鏈脫鈎、保護主義抬頭的世界裡，中國資本家必須確保住儘可能多的外國市場。一個關鍵因素是中國國內消費水平低下、占GDP的比例仍低於2000年水平。疫情爆發以來，消費受到嚴重打擊，仍未恢復。今年，中共的政策或將導致消費面臨進一步的下行壓力，以許多地方政府的財政困難、造成許多地區的政府雇員減薪20-30%開始。這些問題將因新冷戰而加劇，中共政權將資源集中在與美國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和經濟對抗，造成工人生活更加困難。

對中共獨裁來說，「一帶一路」計劃和瓜德爾港、中巴經濟走廊等重大基礎設施投資，也是展示資本主義「中國模式」優越性、進而爭取中共政權威望的工程，並與西方投資者（部分出於安全考慮）不願進入巴基斯坦和俾路支斯坦等動盪地區形成鮮明對比。中共對於巴基斯坦所作所為與中國在新疆的新殖民主義剝削有些許相似之處——在新疆，國家鎮壓伴隨着突出的GDP高速增長。在瓜德爾，巴基斯坦政府對當地原住民實施軍事鎮壓，而在俾路支省，當地已經形成具相當規模的獨立運動。當局已經增加了許多倍在俾路支省的軍事部署，同時為了鎮壓反抗，還犯下被消失和其他侵犯人權的行為。

群眾抗議

作為「中巴經濟走廊」的一部分，中國已在俾路支省花費了數十億美元，建造了一個300兆瓦的煤電廠、一個國際機場和瓜德爾港。儘管如此，瓜德爾的當地俾路支社區仍然缺乏食水、電力和其他基本設施。包括中國船隻在內的拖網漁船的湧入，也使支撐當地經濟的許多瓜德爾漁民丟掉了工作。

自由俾路支斯坦運動的賈馬爾·納西爾·俾路支（Jamal Nasir Baloch）說：「參與破壞當地魚類貿易和俾路支海生態的大多數公司，都是由巴基斯坦的退役將領和中國人共同擁有的。」

在秋季的數周，俾路支當地人民對伊斯蘭堡政府和北京對該地區資源的掠奪發起了反擊。在這些抗議活動中，大多數為女性的示威者占領了中國控制的瓜德爾港的入口和一條主要的公路。示威者的人數有時達到數十萬，他們要求工作機會、清潔的食水、改善衛生和教育設施、保障當地漁民的權利以及禁止深海拖網捕撈。抗議運動由右翼伊斯蘭主義的伊斯蘭大會黨（JI）主導，該黨與政治上有重要地位的巴基斯坦軍隊有密切聯繫。該黨利用抗議活動為平台，用來建立自己的威望，提高其在國家統治精英中的談判能力，並壓倒俾路支民族主義和支持獨立團體的影響。儘管這些團體沒有發起抗議，但當中的一些人仍被逮捕。

這場令人印象深刻的群眾運動似乎缺乏獨立工人組織的決定性投入，也缺乏對打擊中國帝國主義和巴基斯坦統治階級至關重要的社會主義綱領。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伊斯蘭大會黨的領導過往有親中的記錄，當然這些群眾抗議並無揭露伊斯蘭大會黨這一點。抗議活動一度威脅到中國對瓜德爾港的控制問題——通過40年的租約，中國拿到91%的瓜德爾港收入。但伊斯蘭大會黨領導人只是把這個問題作為談判的籌碼，讓巴基斯坦政權在拖網漁船問題和其他一些主要訴求上做出讓步。儘管在領導和綱領方面存在缺陷，但這場運動是一個有力警告，凸顯中國「一帶一路」沿線正在醞釀的不滿情緒。

窮途末路的鐵路？

同樣，在老撾，中國去年開通了一條價值59億美元的高速鐵路，當地人民在其中卻無從受益。這條鐵路旨在將中國與泰國、越南、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等大市場連接起來，而老撾只是一個「路過的國家」而已。這條全長422公里的鐵路在老撾只有21個車站，這很難滿足一個61%的人口為農民的國家的需要。正如一位分析人士所說，「這本質上是中國的公共基礎建設計劃，碰巧存在於另一國而已」。更糟糕的是，修建鐵路所製造的債務可能高達老撾GDP的三分之一，而一黨專政的老撾政府只持有該鐵路30%的股份，其餘由中國企業擁有。

真正有利於老撾的基建，是地區性的鐵路和公路網絡，來幫助當地農民與分銷中心連接起來，而不是為一條其實只為中國資本和北京政權的區域野心服務的鐵路，並進行大規模的土地掠奪。基礎設施並不必然是好東西：我們必須問道，基礎設施為誰服務？對這條老撾鐵路來說，還有更多壞消息從鄰國泰國傳來。泰國政府在2014年軍事政變後簽署了多項一帶一路協議，但現在對於部分項目，泰方開始從北京轉向投靠美帝國陣營了。泰方也在猶豫是否要推進一些一帶一路的鐵路項目，而這些項目需要連接到北方的老撾和南方的馬來西亞。一帶一路在泰國的挫敗可能會破壞中國至新加坡的鐵路總計劃，使老撾的鐵路更像是個大白象工程。

建設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帝國主義新冷戰的加劇，使美國和歐盟推出了自己的基礎設施投資計劃，試圖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分庭抗禮。中國的這兩個競爭對手的計劃都相當乏善可陳。歐盟的「全球通道」計劃暫定預算為3000億歐元，但受到冷遇，因為「歐盟的錢包沒有中國那麼大」，而且根據法蘭西24（France 24）的報導，它「來得太遲了」。美國總統拜登的「重建更美好世界」計劃也存在類似的問題。

美國和歐洲帝國主義無法像一帶一路那樣，在2017年那樣變出一萬億美元，這表明世界資本主義整體上面臨着新的不穩定。正如ISA在《無序時代》文件中所概述的那樣，各國為對抗疫情的經濟影響而進行的歷史性高水平支出，使全球債務水平飆升至創紀錄的226萬億美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這種債務負擔正在壓垮（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資本主義政府為海外大規模帝國主義開支計劃提供資金的能力。

帝國主義之間的冷戰正在升溫，然而全球資本主義看起來越來越不穩定。這只能意味着各國統治階級會在全球範圍內進一步攻擊勞動人民的生活和權利，以應付中美兩國的軍事和經濟博弈。世界正在再次分裂成不同的集團，被壓迫國家的工人階級將被捲入交火之中。唯一的出路是國際社會主義解決方案，反對兩個帝國主義集團，通過建立一個民主的、全球規劃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為推翻資本主義而鬥爭。

上海封城已進入第七周

上海這座擁有2800萬人口的城市已經歷7周全面封城，而且不知何時封城才會結束。當前的奧密克戎（Omicron）變種病毒疫情，是中國經歷的最嚴重的一次疫情爆發。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經濟學者徐建國表示，無論從經濟損失規模還是受到波及的人口看 ，今年疫情比最初的2020年武漢疫情嚴重「十倍」。

包括首都北京在內，全中國近50座城市的3億多人口處於全面或部分封控。習近平的「清零」政策造成經濟癱瘓及人道主義危機。封控的實施極為殘酷，並帶有官僚主義粗暴作風。這些都引發了群眾對政府前所未有的憤怒，反映在各社交媒體上揭露警方暴力的發文和視頻中。這些內容很快就被中共審查機器刪除；儘管如此，像《四月之聲》這樣的被禁視頻，卻有數百萬的觀看次數。

在過去一周，上海當局按照習近平和中共中央高層的命令，加強了封控措施。這意味着增加挨家挨戶的訪問，身穿白色防護服的防疫人員「大白」衝進居民家中（有時根本是破門而入）噴灑消毒劑，並將人們帶到集中隔離點。這些隔離點均是臨時搭建的「方艙醫院」，其廁所和淋浴設施都很差，人們的隱私無法保障，食品供給不足。最新實施的更嚴格封控規定意味着，如果一個人檢測呈陽性，其所在整棟樓住戶都會被拉去集中隔離。

如此封控政策不但殘酷、極度令民眾反感，而且浪費資源、帶來反效果。醫院和醫保體系的人力財力，正被調去進行全員核酸檢測和管理集中隔離點。這樣一來，當局搞錯了優先事項，老年人和體弱者的疫苗接種則受到影響——中國60歲以上人口是一個特別令人擔心的群體，而這一群體當中仍有40%未完全接種疫苗。綜觀全國，這一關鍵群體接種疫苗次數，已從4月份的每周60萬劑下降到目前的每周30萬劑。中共政權出於民族主義動機，不願批准進口更有效的外國mRNA疫苗（例如輝瑞和莫德納疫苗），這是抗擊疫情的另一阻礙。

在今年晚些時候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上，習近平全面專注於鞏固他的一人獨裁——轉變自中共以前的「集體領導」獨裁統治模式。習近平現在正把他聲稱全球最優越的「清零」政策，作為實質上的效忠宣誓工具，來嚇阻反對、不滿他更加集中個人權力的黨內資本權貴。在其他危機議題（香港、中國對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支持、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新冷戰）上，習近平的默認作法是，在其政策受到質疑時，在自身原本立場上走更遠。

因此，儘管釀成經濟災難、失業率飆升，社會上也浮現民眾普遍不滿的情緒，但習近平似乎仍打算將「清零」政策至少維持到二十大。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之前對中共很友好，但最近卻批評中共「清零」政策「不可持續」，而他這番言論在中國媒體被封殺。過去幾個月，中國幾位知名病毒學家也針對「清零」政策，提出了類似批評——當然，這些評論已經被中共審查機器和諧掉。

清零政策的偏執重創中國經濟

自年初起新冠病毒Omicron病毒株開始在中國廣泛傳播，由於病毒的高傳染性加上中國民眾接種的國產疫苗保護力欠佳，導致疫情比以往更難以控制。習近平近乎偏執地堅持繼續執行強硬的清零政策，這種刻舟求劍的愚行不僅無助於應對當下的疫情，更在上海造成了駭人的人道災難。在經濟層面上，這一波Omicron病毒株所引發的疫情襲擊了沿海經濟重鎮，除了上海還包括深圳、廣州。令這些重點經濟紛紛陷入了全面或部分封閉狀態。據日本野村銀行估計，整個中國現時有4億人處於不同程度的封控管理狀態之下，他們在過去每年平均貢獻了大約7.2萬億美元的經濟產值。

增長目標

中國政府為2022年制定了5.5%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目標，而根據中國官方的數字，本年一月至三月第一季度的增長為4.8%，當然這數字本身也不太可信。一般而言，由於年度的建設和投資項目剛剛啟動，第一季度的數字通常會稍低。然而，由於上海作為經濟中心的封城狀態是由三月底才開始，對經濟的影響將在第二季度才開始反映。

所以中共的嚴厲封城政策會對一個城市經濟造成多大影響？這數字可以參考同樣進入封城狀態的吉林省。吉林比上海約早半個月開始實施封城，對經濟的影響部分地呈現在第一季度的GDP增長之上，吉林第一季度的GDP數字出現了驚人-7.9%的負增長！雖然東北三省的經濟早已陷入半死不活的狀態，但對比起黑龍江5.4%與遼寧2.7%的增長，吉林的經濟衰退可謂墜崖式下跌。

因此，可以預計，上海第二季度的經濟數字將會出現嚴重萎縮，可能將出現零增長甚至負增長，而作為經濟中心的上海，它的負面效應將輻射全國，長江三角州地區工業重鎮首當其衝陷入了癱瘓狀態。因此，在理應帶動全國全年經濟增長的第二季度中，中國的數字很大機會急劇下降，而全年的經濟增長也非常不可能達成5.5%的目標。這對於一直走低的經濟增長走勢而言是一個噩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四月中亦將中國本年度的經濟增長預測從4.8%下調至4.4%，但也警告可能會進一步下調。因此總理李克強在四月中就表示要意識到每一波疫情的爆發都將帶來愈來愈高的經濟代價，要求地方政府平衡疫情防控與經濟刺激措施。但具體要如何「平衡」？中共當中似乎也沒有人能說清楚。

而當世界各地的其他地方基本已採取與病毒共存，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卻仍堅持清零政策，大規模的停工極大地影響了生產與供應鏈的運作，令外國資本深感憂慮。尤其是這與烏克蘭戰爭帶來的巨大經濟動盪相吻合。因此，即使脫鈎進程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開始，但習近平的清零政策正在使其加速，而外國公司也將加快將生產轉移出中國。中國美國商會（AmCham China）調查顯示， 58%受訪在華美資企業下調本年營的收預期，52%的企業表示在華投資計劃被推遲或已計劃減少投資。商會更稱假如中國繼續清零政策，將會有更多的跨國企業考慮轉移到其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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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2-4 22:29:21

資金外流

加上中國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問題上的態度令外國投資者更加關注地緣政治風險，西方集團至少在短期內更具凝聚力，中國面臨着越來越大的經濟和外交壓力，包括未來遭遇今天俄羅斯式制裁的威脅，以及經濟脫鈎和貿易保護主義的加強。另一個額外的風險是中國和美國之間日益擴大的利率差距，美聯儲提高了美國的利率，並將美元兌人民幣的匯率推高。外資加快了撤出中國。根據人民銀行最新公布的數字顯示，4月份外幣存款錄得了負增長，減少488億美元。這種資金外流的部分原因是美國利率上升，但也反映了對經濟衰退威脅的普遍悲觀情緒和中國企業違約潮。

外國資金的抽離直接導致了股票市場應聲下跌，四月份至今，中國股市就累計下跌了近5%。而中大型股票指數自今年以來下跌下20%，令中國股票市場成為了僅次俄羅斯的全球表現最差股市。

內企危機

當然，這些負面因素並非只針對於外國資本，國內企業同樣面臨停業停產、工人被裁、消費疲弱、以及債務違約等危機。由於疫情主要爆發在主要工業區，被封控區內的工廠生產線的停工停產影響了下游供應環節，令其他沒受疫情影響的地區也面臨原料或零件不足而無法生產的困境。華為消費者業務CEO更表示，5月份之後， 所有涉及上海供應鏈的科技和工業產業都將全面停產。而對於停工的製造業企業而言，停產直接造成產品無法如期交付，因而可以預期將會出現大量的違約訴訟，尤其是對外資企業的違約問題，令國內的資本最為頭疼。

有趣的是，網上有消息指有央企因封控政策無法生產，造成海外合約訂單無法如期履行合約交貨。外資方面卻堅持央企要為違約作出賠償，理由是因為中國對外的主要官方媒體《中國日報》（China Daily）報導稱當地沒有受疫情影響，工廠已經全面復工。情急之下，央企的領導稱中國的官方媒體不可信不應作準，真實情況要看BBC或者CNN的報導。

這反映了不管是實際的封控政策乃至宣傳造假都對企業造成了相當的影響和困難，即便是國企都在面臨危機，那麼對抗風險能力更低的私營中小企而言，情況更是令他們感到絕望。對很多於處封控地區（尤其是上海）的中小企業而言，長達超過一個月的停工停業令他們的收入直接「清零」。4月30日香港《經濟日報》報導，4成受訪中小企業的經營者表示他們的現金流已不足以再支撐1個月。這意味着到了六月，這些中小企很可能都將要面臨倒閉。而中小企業支撐了中國62%的GDP，當中九成的中小企屬於製造業。假如中小企業大批倒閉，將不僅僅是會在數字上重創中國資本主義的成績單，更會連帶波及上下游供應鏈企業，引發經濟危機的漣漪效應。四月份中國製造業與服務業的PMI指數數字在G20各國中雙雙墊底，情況甚至比深陷戰爭泥潭同時遭到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全力制裁的俄羅斯還差。PMI是一個顯示市場狀況和公司預期增長或收縮的指數。

「史上最難就業季」

今年第一季度，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虧損率高達22%，部分城市如深圳更高達40%，這些地區的製造企業可謂已經處於整體崩潰的邊緣。而這些企業所面對的困難已經觸發了就業危機，而中國政府的清零防疫政策打擊了城鎮的服務業，偏偏服務業正正是中國城鎮最大的就業源，國家統計局的報告稱2022年第一季度的城鎮失業率已達到5.8%，打破了「十四五規劃」中所提出的5.5%上限，也創下了2020年6月以來的新高。當中最觸目驚心的是青年群體的情況，16-24歲組別的失業率高達18%。5月初，全國大學生畢業就業率只有約20%，被稱為「史上最難就業季」。且這個所謂的「城鎮失業率」的統計設計本身就有很大的水份──農民工沒有城市戶籍，失業後沒有任何城市戶籍居民所享有的保障，無法長期留在城鎮中待業只能回到農村生活，這樣的農民工自然就不會被統計入內。而作為中國勞動人口中的絕對主力，農民工失業的情況比城鎮居民嚴重得多。

同時，在幾年前還相當繁榮的中國互聯網企業也紛紛傳出大規模裁員的消息，多家互聯網大廠的裁員幅度更有高達兩成。大批被裁陷入困境的失業員工被迫轉業為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等零散工種以維持生計。現時，全國8.8億勞動人口中有2億人口屬於這種所謂的「靈活就業人員」。因此在5月7日，李克強在會議上就罕有地直截了當稱目前全國就業形勢「嚴峻」，並同時提出通過「促進平台經濟（互聯網行業）的健康發展」，以及鼓勵創業創新以帶動就業，這一立場似乎於習近平早前對互聯網行業嚴厲整頓的方向大相徑庭，突顯了兩人在經濟政策乃至防疫方向取態上的分歧。這是中共正在越演越烈的權鬥之一部分。

過去作為決定性經濟增長動力的房地產市場亦隨着債務問題引爆了金融泡沫後深陷困境。根據 China Real Estate Information 的數據，3月份百強地產公司的房屋銷售，比上年下降 53%。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的增速也從去年同期的25.6%，到今年1-3月下降到只有0.7%。按此趨勢中國的地產開發投資即將錄得負增長而陷入萎縮狀態。事實上，全國房屋銷售面積及銷售額已經雙雙嚴重負增長，分別下跌了13.8%銷售面積和22.7%銷售額。這些出自中國官方國家統計局的數字，都明白無誤的表明了房地產市場已正處於一場毀滅性的危機當中。

對於這一系列的危機，中國政府將可能採取什麼樣的對應方法？首先綜合來看，在過去，拉動經濟的三個火車頭──消費、出口、投資，現在都紛紛都出現了問題，消費品零售總額三月同比下跌3.5%，四月的汽車銷量腰斬。外貿訂單無法履約，進出口中斷，三月的外貿訂單下跌了一半。中國海關總署公布，3月進口總值按年跌0.1%，是自2020年9月以來首次下跌，而外界原預計應當是上升8%。上海海關從業者粗略估計，自處於封控狀態以來，每日的帳面損失達100億元人民幣。

四月份災難性的金融數據

中國人民銀行公布了四月份的金融數據，這份數據即便在中國政府極力修飾下依然顯得非常慘澹，某些數字甚至比2020年2月首輪疫情爆發的情況下更為惡劣。報告顯示，4月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為9102億元人民幣，同比下跌51%。人民幣貸款增量6454億元，同比下跌56%。而住房貸款的總量更是萎縮了605億。

有人認為，人民銀行一反常態地沒有像往常一樣於每月12日公布金融數據，而是選擇了在13日星期五晚上才公布，正是由於人民銀行深知數據反映情況非常惡劣，一經公報很可能觸發投資市場尤其是股票市場的恐慌與暴跌。

因此可以看出，房貸總量的收縮代表中國民眾的購房意欲亦已「清零」，即使中國政府希望放寬貸款，人民銀行亦決定於4月25日下調存款準備金率0.25%，民眾亦不願意再加槓桿舉債消費。中國政府亦嘗試重新加熱房地產市場，針對個人層面，全國各地已有上百個城市開始陸續為房屋限購政策鬆綁；而對於房企層面，中央所謂的三道紅線政策自2021年底亦已名存實亡。但從人民銀行的數字上來看，這些間接的刺激政策都沒有收到效果。

「潤學」

因此，外界普遍預計中國在2022年會再度以增加基建投資，通過這種國家資本主義的政策拉動經濟增長並解決需求與就業問題。然而經過了多年的超大規模基建投資，中國不少地方的基建早已陷於飽和狀態，再次以投資基建拉動經濟效果已變得非常低下，且會進一步惡化本來就已經嚴重的地方債務問題。

這樣暗淡的經濟環境，加上當下普遍民眾已被疫情防控以及經濟危機折騰得近乎山窮水盡，對未來前境失去信心已經成為了普遍的共識並形成了社會氣氛。近日一段在網上廣為流傳的視頻正正道出了這種心態，視頻顯示了身穿白色防護衣的警察上門要將戶主拉往強制隔離，並威脅戶主稱如不就範就會面臨處罰並會禍延三代，戶主則斬釘截鐵地回應「我們是最後一代！」因此，近日中文互聯網上討論最熱烈的話題就是「潤學」，所謂「潤」就是音譯自英文「Run」，指的就是討論如何逃離中國。這是繼「內卷」及「躺平」思潮後更為激烈和直接的熱門話題。

部分人現時將希望寄託於這一波疫情受控或平息後， 經濟重回正軌。然而，Omicron病毒株的特性令它幾乎不可能被根除，就如流感一樣只會一波又一波的反覆出現傳播。假如每一次傳播就導致一座中國的城市封控一個月，那麼幾乎可以肯定中國全年都沒有一天是處於「正常」狀態，經濟活動將永遠不可能「重回正軌」。因此，為了在保存顏面的情況下挽救經濟，政府可能假裝清零，民眾假裝相信，但事實上與病毒共存。然而毫無疑問，出於確保習近平終身執政的目的，一切的重大政策改變都必須留待下半年中共二十大舉行之後。但實際的情況是：有多少企業和多少基層勞動者能挨到下半年──那怕即使在下半年也不見得能迎來改變？

危機重重

因此，可以看出，中國的經濟情況是自「改開」資本主義復辟以來最接近懸崖邊緣的時間（假如不是已經在往下墜的話）。我們在1月份《中國經濟骨牌已開始倒下》的文章中就已經指出，社會上已開始出現信心危機，而僅僅三個月的發展就印證了我們的預測，而上海乃至長三角的封城直接加快了這一個進程，擊破了民眾對未來的最後一絲冀望。在接下來的日子裡，中國隨時都有機會出現爆炸性的經濟危機消息。同時，這次危機亦直接顯示了習近平為了維護個人的專制以及所謂的面子，令中國社會與基層勞動者付出了多麼慘重的代價。全球範圍內的資本主義都因危機陷於癱瘓，而中國的極權統治現正加劇自己的資本主義危機。要擺脫這一困局，只能通過挑戰專制，只有推翻資本主義並建立真正民主的社會主義制度，工人階級民主管理經濟，科學而民主地制定合適的公共衛生政策。

「潤學」興起反映中共民族主義維穩愈發無力

中國已經陷入2020年以來最嚴重一波新冠疫情，在惡劣的封控實施當下，「潤學」在中國網絡上興起——「潤」字諧音英語「run」（跑），「潤學」就是呼籲大家儘量「逃離」中國。

3月最後一周（上海封城第一周），百度移民主題的「移居加拿大條件」搜索量暴漲28倍多，位居中國搜索引擎排行榜榜首，對於澳大利亞、美國等其他西方發達國家的檢索也非常多；中共官方4月3日於宣布堅持「清零」政策後，對於移民政策講解的視頻搜索量激增逾14倍。移民機構收到的業務量驟增，諮詢者大多為中產階級，也有不少專業人士。中共警覺事態嚴重，因此中國各大網絡平台很快便不再提供移民相關的搜索量相關信息。

嚴格限制「非必要出境」

由於感到民族主義宣傳愈發無力，以及害怕外匯儲備不足、專業人才外流等因素，中共官方用各種辦法收緊中國人出國出境的空間。5月初，移民管理局頒布新規，稱嚴格限制、「勸阻」中國公民「非必要出境」（包括旅遊和探親）。即使出國留學、就業等在名義上還是必要事務，邊檢人員仍然會對出國人員百般刁難，很多人最終仍然被阻攔；很多網民也爆料說，自己不能以留學為名義辦理護照，甚至自己的護照被剪角作廢，而官方「闢謠」並不可能打消社會大眾疑慮。

自從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中共政權一直自詡自己嚴格封控的措施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比起西方有着「制度優越性」，試圖在中美帝國主義衝突下鞏固自身統治；大多數西方國家政府對於疫情的災難性應對不當（5月17日，美國官方通報死於新冠人數破100萬大關），也很大程度幫到這一宣傳，但今年奧密克戎變種病毒攻破中國防疫大門，廣大工人階級甚至很多中產階級都面臨收入更加不穩定、生活水平惡化、「內卷」進一步加劇的現狀。這些無疑都挑戰着中共官方民族主義勝利敘事。可以說，很多人「潤」的念頭，並非始於防疫亂象，但疫情封控加劇了這一念頭。

當前「潤學」興起的一個重要特徵，便是很多中產階級人群對社會的憤怒，當中部分會走向激進化。所謂「中產階級」，其實主要是相當一部分小資產階級和收入較高的白領工人；總的來說，因其所處地位，在社會未處於深重危機之時，這一人群總體上政治冷感、「歲靜」或保守，是中共獨裁的重要社會基礎。但現如今，中國經濟已經進一步下行，社會矛盾不斷加劇，「內卷」太嚴重、生活壓力太大，政治環境更加高壓，很多人便覺得中國並沒有比世界其他國家優越，因而動了移民念頭——這其中便包括很多中產人士。

但是，即使是「中產階級」，大部分其實也不具備「潤」的硬性條件，大多數人想「潤」也只是在封城下的本能反應，而不是有實際計劃，在可預見的未來還是會留在中國。那麼廣大基層工人怎麼辦呢？特別是，中國只有約5%的最富裕人口月收入超過5000元，而這樣的收入距離移民也差很遠。在當前全球經濟危機、民族主義思潮普遍升溫的情況下，不但西方「民主」國家不可能為了展現自身「民主」「自由」而真的敞開移民大門，而且中國移民也不可避免會成為他們移民所在地種族主義攻擊、歧視和歸罪對象。這正反映資本主義的本質：需要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分化來維持統治階級經濟和政治權力。同時，很多民眾也會覺得「潤」是一種消極的逃避行為，因而不甘心放棄自己在國內的一切就移民出去，仍然堅守在中國。

「潤學」興起的背後

最終真的「潤」出去的人有多少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潤學」興起顯示，民間對於倒車的社會現狀失望和不滿的情緒正急劇升溫。特別是過去幾個月，以防疫為名的粗暴的社會控制持續升級，令中國廣泛人口集體震驚，並且驚醒起來。仍然留在中國國內的普羅大眾，如果不默默接受現狀，或者是「躺平」消極抵抗，就只能起身更激烈反抗。現在中國一切從上到下的社會問題，根源都是在於中共獨裁統治，以及其捍衛的威權資本主義制度。群眾的社會反抗若要觸及根本，必須聯繫到推翻現行威權資本主義體制，而這需要工人階級邁出第一步，發展自己的戰鬥性獨立組織、獨立工會和真正的社會主義政黨。

疫情封控下中國大學生受盡打壓

中國各地都在爆發學生抗議，反對政府強硬的清零政策，包括最近在北京大學數百名學生的示威，吸引了全球媒體的目光。

自今年三月上海爆發了新一輪奧密克戎新冠疫情以來，中國政府處於一個高度緊繃的狀態。全國各地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封控。在5月1日，日本金融集團野村估計，中國有46個城市處於全面或局部封城，影響3.54億人。這樣的政策不僅沒有解決疫情，反而使群眾的生活雪上加霜，造成了人道主義災難。

在中國的高校制度下，一個大學的學生可以達到上萬人，而他們的日常生活都不得不依賴外界的物資保障，這使大學生在高壓管制之下面臨更困難的處境。根據學生在網絡平台上的反映，很多大學生由於得不到及時轉運，被迫和陽性病例一起隔離在宿舍樓中，導致很多健康學生感染或者二次感染。在另一些學校，學生也面臨只有乾糧，沒有新鮮的肉或蔬菜。還有一些材料稱，學校連基本的衛生用品或日常用藥都無法提供，尤其是需要醫院開具證明的處方藥，學生們不得不自發地開展以物換物。上海的大學生還報告稱，由於封控下達時他們正在實驗室或者體育館，因此不得不就地隔離，打地鋪席地而睡。

在物資供應相對充足的學校，情況也不容樂觀。在上海同濟大學，提供的豬肉中出現了豬肉絛蟲的卵，這種寄生蟲可能導致患者雙目失明、甚至癱瘓死亡。與此同時，上海梅隴鎮也出現了豬肉絛蟲的案例。可見，這已經不能歸結於「個案」，而是高壓封控下的制度性問題。可笑的是，政府竟然言之鑿鑿地說：「未發現不合格的情況」。但是居民和學生錄製的視頻、拍攝的照片一定不是空穴來風。雖然相關評論在網絡上遭到了大範圍的刪除，但仍然可以搜索到當時拍攝的圖片。

在封控區以外，大學生也往往面臨額外鎮壓。一方面，政府自89運動之後一直將大學生視為潛在的破壞社會穩定的群體，另一方面，校方在政府的高壓下害怕承擔責任。因此，這些地方政府和校方傾向於將大學生嚴厲管控起來。例如說在珠海市，當全體市民都可以正常工作生活的時候，大學生仍然不被允許自由出入。很多學生必需的辦證、考試甚至買藥都無法得到滿足。在其他地區，有很多學生表示學校只管控學生卻不管控教職工。這種高壓管制已經脫離了必要的疫情管控，而成為了統治階級加強鎮壓力度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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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2-4 22:30:48

高壓管制

面對政府和校方的高壓政策，一部分大學生自發地起來組織了抗爭行動。相比於前兩年的大學生抗議封校運動，今年的大學生運動無論是在思想上還是在行動上都有了較為明顯的變化。例如說，在3月，四川大學學生打出了「川大不是官僚的川大」、「團結起來反對官僚主義」的標語，並組織串聯罷課和遊行。迫於學生的壓力，校方不得不宣布解封。受到四川大學學生運動的鼓舞，其他一些學校學生也爭相效仿，例如武漢科技大學學生也掛出了抗議封校的條幅，最終迫使校方妥協。五月，北京大學的研究生遭到控制，校方在隔離區外修建了臨時的外牆，被憤怒的學生推翻。學生代表還要求校領導簽字承諾不追究抗議學生。而另一些抗議者就沒這麼「好運」。魯東大學學生孫健在校園內舉着自己寫的標語遊行，遭到校方和警察的抓捕，最後遭到校方開除。

相比於舉橫幅或舉牌抗議，更多大學生選擇在網絡上表達自己的不滿。在大學生用戶較多的豆瓣、知乎和B站，「躺平」和「潤學」（意為逃離中國）這樣的話題再一次被激烈地討論。在微博上，大學生們發布了抗議封校的言論。這些信息大多數都遭到網絡審查，校方和政府更是沆瀣一氣，通過技術手段找到發布此類言論的學生，然後「談話警告」，以開除作為威脅要求他們刪除微博。珠海市一名大學生在公眾號中寫道：「他們（校方）半夜把我單獨叫到會議室，質問我是不是在網絡上發表了抹黑學校形象的言論，並多次強調網絡不是法外之地」。在武漢，校方禁止學生在社交平台發布和討論與抗議有關的言論或圖片，否則將「給予處分。

大學生目前遭到的高壓管控顯然已經脫離了正常疫情管理的範圍。統治階級害怕政治動盪影響到他們的權威，因此寧可犧牲大學生的基本權利。我們也看到，大學生組織了一系列的抗議運動，雖然這還處於一個自發和初期的狀態，但他們的思想轉變有目共睹，很多過去支持中共的大學生也在網絡上表示自己感到失望和不滿。我們認為，必須要用民主的社會主義方案來替代現在這種政策僵化的獨裁制度，這樣才能保障學生和工人最基本的生活權利。

連花清瘟膠囊──神藥還是神棍？

上海在過去超過一個月的封城災難中，居民一直面臨被困在家中或小區內，不允許外出購物而導致食品、生活必需品、甚至藥品都嚴重不足的情況。由於將2800萬居民封鎖幾星期根本是荒謬且不可行，加上腐敗和官僚行政的低效，政府發放的物資對於上海居民而言不過杯水車薪，上海居民只能各自想方設法團購以緩解困境。然而，在整個封城的日子裡，被官方所吹捧的中成藥「連花清瘟膠囊」卻有着最充足的供應量，保證每家每戶都至少能有兩盒。民眾自然而然的質疑：這到底是「神藥」還是另一個為煽動民族主義而編織的「神話」？

藥廠的辯解

首先，對於這款中成藥，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它絕對不是針對新冠病毒所研發和生產的，而是由製藥企業「以嶺藥業」在2004年「花了15天時間研發」出來的一款中成藥。當新冠肺炎在2020年爆發之時，5月藥廠就在《植物醫學》（Phytomedicine）中發表報告指「連花清瘟」對新冠肺炎的「主要臨床症狀（發熱、乏力、咳嗽等）」具有改善作用，症壯持續時間有所縮短。因此，此藥隨即被國家衛建委列入《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中。同時藥廠也聲稱「研究報告」指「連花清瘟」可降低新冠肺炎陽性感染率達76%。這些基本上就是藥廠面對質疑自我辯解所提出的「證據」。

而然仔細檢視，這些所謂的「證據」非常薄弱。這款中成藥事實上是2003年針對SARS非典型肺炎而開發的，而由於SARS非典型肺炎疫情相對短時間內就平息，因此在研發過程中根本沒有足夠的病患作為樣本，隨後的隨機對照試驗以及第四期臨床試驗也就不了了之。隨後在2009年，以嶺藥業再將此藥註冊研究用於H1N1流感的治療，報告的結果被認為未達統計學意義。

直到2020年，「連花清瘟」乘着中共的民族主義宣傳東風，在被吹噓為「國士」的鐘南山背書下，成為了中國對抗疫情的神藥。《社會主義者》雜誌諮詢過一位香港註冊的中藥藥劑師的意見，她認為，以中醫體系的角度來看，「連花清瘟」的藥方僅僅是對於「症狀」有效，而並不代表對「疾病」本身有治癒作用，不可能有任何的「預防」作用。

相比起藥效，更令人關心的是背後的利益輸送問題。2015年，鍾南山就與以嶺藥業的老闆吳以嶺簽訂了關於連花清瘟藥品的合作研究項目，並在2019年成立了「南山──以嶺肺絡聯合研究中心」。因此，鍾南山本人與以嶺藥業有着明顯的利益關係，然而，這一層關係卻沒有在任何一篇論文或研究報告中公開披露。

不僅以嶺藥業，同時被納入衛建委《診療方案》中的「血必淨」注射藥液，由紅日藥業生產，而紅日藥業正是鍾南山作為董事的天津紅日健達康醫藥科技有限公司的主要股東之一（持股12.5%）。

這樣直接而赤裸裸的利益瓜葛，在中共的官僚資本主義制度下卻堂而皇之地進行着。在被封控的城市，「連花清瘟」有着絕對充足的存貨，保證送到每家每戶手中。據統計，這樣的貨運量至少占用了上海封城其間全部運力的三分之一。以嶺藥業從中獲得了巨額利潤，代價卻是由民眾承受着這些藥效不明以及安全性成疑的風險。

又是民族主義

中共顯然把這一場新冠疫情同時作為民族主義的表演舞台。習近平為了豎立他所認為的「民族自信」，甚至將中國傳統醫藥與現代醫學人為地對立起來，讓大批網絡水軍攻擊詆毀各種現代藥品的安全性和療效。這一點甚至連很多中國的傳統中醫師都感到費解。中共一直宣稱自己之所以要堅持清零政策是為了保護民眾的生命安全，而事實是從製藥企業到病毒檢測機構都在過程中賺取了難以想像的利潤。根據《福布斯》雜誌表示，中國百大富豪中有十分之一都來自醫療或醫藥產業的。中共專政官僚與中國資本主義體制下的資本家各得其所，而沒有任何選擇權和發言權的民眾卻只能成為被宰割的對象。因此，維護群眾的利益和健康，不僅僅要挑戰中共的官僚專制，更要打倒整個資本主義制度。

上海疫情的悲劇：一場無可推卸的人禍

至五月，上海終於在新聞發布會上宣布本市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取得了階段性成效。但這個樂觀的聲明所不能掩蓋的，是上海市的災難很大程度上絕非天災，純屬人禍——這場人禍並沒有隨著官方所說“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而終止。

我們處於新冠疫情的第三年，但習近平政權卻沒有汲取任何科學的教訓。連之前與中共友好的世衛組織最近也客氣地表示“清零策略是不可持續的”。

在封城後的上海，哪些品牌能提供生活保障物資、哪些企業能成為保供企業，統統由官方拍板決定。於是，受嚴格管制的物資供應為當地留下了巨大的貪腐空間。在暗箱操作下，大量皮包公司和劣跡斑斑的企業成為了紅頭文件上的“保供企業”。

上海因為官僚的低效與腐敗而出現了生活物資的緊缺，反過來生活物資的緊缺又使官僚與投機者得以更加瘋狂地盈利。就這樣，上海出現了一幅奇觀：在京東等相對有保障的電商平台卡在了保供資格審批上不得送貨的同時，一些資質存疑的“保供單位”卻順利獲得批準，一路綠燈地為居民送來了臭掉的榨菜、變質變味的豬肉等各路劣質食品，而各地無償捐贈的物資有的被捂在倉庫里，有的被高價倒賣，有的甚至被扔進了垃圾桶。

有人會問，難道社區居委會不是“群眾性自治組織”嗎？他們難道不能從基層做起、抗衡這種惡劣行徑嗎？

很遺憾，不能。居委會名義上來看是群眾性自治組織，但他們只是自上而下承接上級命令的體制末梢，嚴格聽從上級“從嚴從緊防控”的指揮，既不群眾又不自治；一些居委幹部更是頗有官老爺風範，有趁火打劫索要珠寶的，有放任菜蔬在倉庫里爛掉的，不一而足。群眾即使試圖參與到社區工作中去，也只能擔任服從命令聽指揮的志願者，進行一些事務性的工作，並沒有民主、自治的機會。

“生命至上、人民至上”？

根據習近平的講話，上海的疫情防控措施都是基於“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理念，“經受住了武漢保衛戰以來最為嚴峻的防控考驗”。

可事實呢？截止五月六日，上海新冠患者的死亡病例共計五百餘例；而作為對照，上海群眾自發記錄的、不計入衛健委報告的疫情“次生災害”死者不完全統計就已經有近兩百例。這些死者中很多本來可以救回來。但是，有的醫院“為了防疫”已經關掉了急診和發熱門診所以不接收病人入院，有的醫院要求病人必須先做核酸檢測再搶救，哪怕病人已經不可能活著看到核酸結果；有的社區底氣十足地攔住準備就醫的重癥病人，以防疫之名叫他們“想出去就別回來”；而因為封控而斷藥、斷氧、救護車調度困難則使眾多病人只能在小區、養老院里等待已經來不及抵達的治療，然後默默死去。

他們沒有死於疫情——他們死於疫情“防控”，而他們的死在官僚眼里甚至連疫情死亡數字都不是。

“大概在10號到11號，氧氣瓶就完全沒了，有三個老人很明確是因為氧氣跟不上，慢慢地死去。

我們養老院在一個市中心的位置，被上海市的大醫院包圍，平時救護車也就是5分鐘的車程，是很方便的，但是現在撥了120，車子得從很遠的地方調過來，要2~3個小時。等待的過程中，老人氧氣跟不上，手指、腳趾慢慢發黑，呼吸頻率加快，最後死掉了。”

——上海一家養老院長的口述

自始至終，上海和北京的官僚都只考慮了疫情數據與經濟數據的權衡取舍。對他們而言，上海的民生在經濟數據與疫情數據面前分文不值，所謂“生命至上、人民至上”只不過是政績單子上的“數據至上”。

在中國官方的神話里，黨中央的方針和官僚集團的領導仿佛已經成為了萬靈的處方，但在群眾目睹了政策的左右搖擺，並為官僚集團的“政績”付出了巨大代價之後，這一套謊言就再也不能欺騙他們了。群眾政治意識的逐漸覆蘇——從觀察與思考現狀出發，他們積累下了對官僚的無能、殘暴、腐敗、亂指揮的憤怒。工人階級需要組織民主的救災委員會，接管分配物資和管理社區的權力，才能有效使居民自我組織起來，並嚴懲扣押物資的腐敗官員。

扯下皇帝的新衣——大翻譯運動

眾所周知，中共的內外宣傳有著天壤之別。多年以來，通過建立嚴格的輿論管制體系，設置網絡防火墻、控評、利用信息繭房所帶來的信息不對稱等等，以更好的操縱和愚弄中國的人民群眾，為自己服務。

在今年二月份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事件上更是將這一手段發揮到了極致。一方面在國際上采取模糊的“中立立場”，既反對對俄制裁，並且在聯合國投票反對譴責俄羅斯，但又給烏克蘭提供所謂的民用物資捐助（這背後必然是基於利益考量），試圖在海內外群眾面前裝扮成“好人”；這些虛偽愚弄了澤連斯基政權，使其要求中國政府向普京施壓停戰。另一方面，又大肆放任親俄國公開支持侵略戰爭的輿論報道（包括假新聞）充斥內地網絡平台，甚至通過自己的喉舌媒體發聲去支持俄羅斯，比如播放俄羅斯官方和民間的宣傳片進行暗示，卻限制同情烏克蘭或者宣傳反戰思想以及資訊流出，在這種封閉式單方面灌輸的影響之下，宣揚暴力以及好戰的狂熱民粹主義思想在內地網絡甚囂塵上，比如在俄羅斯剛剛發動侵略後，有關“趁機收留、帶走烏克蘭美女”的性騷擾言論就在各大平台刷屏。

在此背景下，大翻譯運動（英語：The Great Translation Movement， 簡稱TGTM）應運而生。這是在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期間出現的一場網絡群體運動，旨在翻譯中國互聯網的輿論內容，中國共產黨黨媒官媒的部分報道以及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人民的“控制與洗腦”，以展現中國共產黨治下的中國民粹主義和排外主義立場以及中國部分城市在清零政策下的悲慘景象，促使海內外華人從中國大陸的假新聞與政治宣傳中脫離。3月17日，大翻譯運動官方推特發文稱其目的不是抹黑，而是忠實的翻譯“謊言”。

打破中共的兩面三刀

大翻譯運動最早起源於Reddit論壇的數個中文子板塊之間，該運動由“分散在世界各地的00後中國人組成”，他們將中國“局域網”的言論翻譯為英、法、德、日、韓和阿拉伯語，“向全世界多角度，深層次，有理據地展現大陸人的言行舉止”。簡而言之，就是打破信息封鎖，戳穿中共玩兩面手法的宣傳謊言以及中國官方媒體橫行多年的民粹主義遮羞布。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大翻譯運動出現後，就立刻引起中國各大媒體的極度不滿與貶斥，以至於新浪財經、澎湃新聞等等都要反覆高呼“過激言論不可取，極端言論不必理”、“境外勢力別有用心”的口號標語了。

對於大翻譯運動，我們馬克思主義者需要辯證地看待，它是充滿矛盾的。運動中有進步也有不甚進步的元素。它無疑可以在教育群眾和揭露國家宣傳中發揮正面作用，但單靠它卻不會帶來改革。它並不能迫使獨裁政權的媒體自我糾正。現存體制並不能通過施壓而自我改良。需要一個政治力量來運用這些資訊，並將之聯系至一個鬥爭的綱領。只有建設一個群眾性工人運動，組織所有受壓迫階層來反對獨裁體制和資本主義，才可以帶來真正的改變。同時也要注意到大翻譯運動群體構成覆雜，大量成員寄希望於虛無縹緲的資產階級民主，妄想通過文宣工作推動所謂西化，並且相當部分參與者也是右翼種族主義者（因為痛恨中共而遷怒到整個中國人群體），不可能從根本上帶來改變，所取得的成果也就只能到此為止了。

大翻譯運動的冒起是中共的另一病征——政治和經濟病毒正在侵蝕中共（同時危機也在世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發生）。越來越多中產階級和青年，以至工人階級對現存秩序感到絕望。當今局勢更加展示出工人階級社會主義出路的需要。

新冠疫情之下：中共民族主義宣傳泡影

在經濟、國際政治多重危機交織下，上海疫情治理的混亂黑暗又加重了中共政權的統治危機。在疫情這場針對工人階級的官僚+資本主義慘劇中，中共政權希望以更強民族主義宣傳掩蓋社會根本矛盾，扭曲群眾的激進化情緒。其威脅需要被揭穿，而現實亦不斷展現其宣傳僅為虛弱的謊言。

上海在爆發性疫情下，在這座以所謂現代化行政管理著稱的都市里，物價飛漲、物資短缺、官僚基層管理混亂、資本家囤積居奇等現象成為市民生活的主導，為工人階級造成了深重災難。問題不僅指向殘暴的清零政策，更指向資本主義—官僚統治體系本身。

而以民族概念壓制階級對立又成為中共以至所有資本主義政權的宣傳伎倆。中共不斷宣傳“集中力量辦大事”及“眾志成城的團結力量”等抗疫概念，並以美國為案例進行拉踩，向工人們灌輸只有中華民族團結和受黨一致領導才能渡過危機的觀點，並將異議者在網軍協助下打為民族叛徒等。

同樣，中共利用鼓吹“國產疫苗”、“國產抗疫產品”等轉移矛盾，一方面煽動民族熱情，另一方面將造成危機的官員大而化小為一小撮賣國的“買辦壞人”，將根本性的體系問題偷換成部分問題，許多受毛派思想影響的青年在此時亦被這種民族主義宣傳所蠱惑，例如上海市3月曾發文支持疫苗外國進口，毛派將此舉視為上海官僚進行賣國買辦活動的體現，將階級矛盾偷換為民族矛盾。

必須揭穿這些謊言，譬如將無人道的全封閉式管控，美化為中共領導下的“全域靜態管控”，作出動態清零可持續的假象，亦或是對外宣布上海物資充足，掩蓋囤積貪污物資與饑餓現象普遍存在的慘狀，這些謊言都以虛假宣傳維持著搖搖欲墜的中國抗疫“神話”。於中國而言，中共政績至上的僵化動態清零政策只是大大惡化工人階級蒙受的災難，而背後的資本主義秩序則是根本原因。所謂團結抗疫，根本目的是消弭工人階級的反抗行動，打壓異見者，維護官僚資產階級統治的穩固。

民族主義宣傳幻滅

其次，我們也看到這種民族主義宣傳在危機不斷深化下的脆弱性。網絡上流傳的諸多關於上海疫情中基層管理者粗暴行事、官僚貪污浪費物資的錄像，以及群眾訴說生活艱辛的音頻，正在激起愈來愈多的失望與憤怒，這讓中共的民族主義宣傳受挫。中國網民將2022年的上海與1945年國民黨統治下的物價飛漲、囤積居奇的上海相比，不僅將矛頭指向資本家亦指向官僚。更廣泛的，“潤學”（研究中國人移民海外的方法的學問）也成為墻內網絡討論的風潮，可以見得許多在疫情中受到打擊的群眾，對中共的統治能力失去信心，也對中共的民族主義宣傳感到幻滅。

在民族主義宣傳暴露出脆弱性時，我們亦要看到中共的宣傳工具由強大的輿論管控工具所配合，並在統治危機加深時，必將加大民族主義蠱惑的力度。同時民族主義情緒仍在群眾意識中仍擁有一定市場。粉紅群體與激進化的群眾意識的對立將進一步加深，必須妥善應對這種政治意識兩極化的趨勢。

所以社會主義者必須堅持階級鬥爭、國際主義的觀點，並有需要將工人群眾組織起來，用國際工人團結抗爭回應民族主義幻想，只有追求團結抗爭，對抗中共領導下的獨裁資本主義體系，才有機會建立工人民主管理的計劃經濟體系來改善疫情中的社會治理，不讓此波疫情中的人道主義災難再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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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2-4 22:31:54

漁溝中學“6+1”事件：政府洗白使小粉紅感“被背叛”

2022年3月31日晚，安徽漁溝中學發生了一起校園欺淩慘劇，少年王鑫磊在學校宿舍被一名高年級學生帶領6名同伴毆打致死。次日一早，王鑫磊的家長來到校門口，其父身著軍裝申冤哭訴，並拍攝視頻請求公眾關注。該視頻一經傳播，迅速激起廣泛關注和同情，成為當下最熱點的公眾事件。

不久後，當地警方就此事發布了情況通報，稱“王鑫磊系與另一名同齡同學的肢體沖突中死亡，不存在群毆情況。王父為普通農民，並非軍人。”公眾對此並不買賬——事實上，中共近年常常對網絡熱點事件進行蹩腳地“辟謠”對民意堵嘴，已經徹底失去了公信力。民眾紛紛到當地警方的社媒帳號下斥責當地警方的無恥、政府的腐敗，廣泛上傳自媒體視頻，提出要求政府公開調查、伸張正義的訴求。

而中共官方的回應則是要求各媒體平台采用取消相關熱搜、刪除評論、屏蔽視頻等手段，強力壓制高漲的民意。官媒“山東觀察”甚至因不顧禁令持續關注報道漁溝中學事件遭到抖音的封號。王父也再次發布視頻要求網友不要再傳播此事，眼細的網友發現其身上有被毆打的痕跡。

官方此舉讓許多義憤填膺的“小粉紅”們大感寒心，紛紛表示“如果事情一直被壓，就再也不相信黨和國家了”。面對這些包括退伍軍人在內的失控民族主義者，為了維護中共統治所培養的民族主義，中共出動了另一批網軍，指責他們是破壞社會穩定的“1450”（台灣間諜、境外勢力）。

“校譽”

這種指責顯然是荒謬的。來自中國的讀者一定親歷或目睹過校園暴力：中國學生不但要長期遭受到來自學校、老師的體制的恐怖高壓，同學之間的關系也遵循恃強淩弱的叢林法則。學校在處理校園暴力事件時總是罔顧校規法紀，根據家庭背景、學習成績偏袒一方或幹脆大事化小，而且為了所謂的“校譽”而掩蓋事件。相當部分網絡上的小粉紅都是大城市的中產階級下層青年，但之所以心甘情願成為民族主義的擁躉，與其對現存生活感到不滿、渴望得到虛假的民族共同體給予的庇護有直接關系。中共公開庇護行兇者，自然讓部分小粉紅幻想破滅，深感背叛。 可見民族主義勢力的失控可以使中共統治更加不穩。

我們的認為，應對如此慘烈悲劇，必需包括學生、教職工與家長成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徹查真相、追究責任。學生有權成立獨立的學生會，團結起來參與制定政策以防止校園欺淩。可是，中共各級官僚不可能容許任何挑戰其權威的自治組織、威脅獨裁政權穩固的民主訴求發展，他們只會粗暴地鎮壓民意，縱容行兇者、學校和警察沆瀣一氣，為“負面新聞”洗白，炮制6+1=1的謊言；因此，中國青年只有在革命社會主義的綱領指引下團結對抗整個反動的獨裁政權，才能根絕這種暴虐恐怖。

996慘劇：上海設計員工被累死

2022年2月16日，有網友發布《尤安設計員工曝同事疑似被累死》一文，引發熱烈討論。文章爆料，上海名為“尤安巨作”的建築設計公司，26歲設計師趙磊在15日清晨因過度加班在出租屋內猝死。隨後，趙磊生前的同事向媒體披露，“尤安巨作”一直存在加班現象，公司規定的上班時間是上午九點到晚上六點，但是員工能十點下班就算是很早的了。趙磊在畢業後就來到這家企業工作，整整兩年沒有回家，結果卻被克扣了年終獎金，這種事情在“尤安巨作”也不少見。然而，17日上午媒體記者采訪該公司負責人，負責人卻矢口否認員工猝死與加班存在關系，“加班猝死純屬造謠”。

這樣的悲劇是中國996勞動制度的又一起“傑作”。所謂996制指的是員工從早六點工作到晚九點，一周工作六天的制度。這樣的勞動時間並不包含午休、午飯等休息時間，已大大超出了八小時工作時間的上限，而且員工為了不被公司開除，不得不拼命加班，竭力完成老板分配給他們的各種工作；就算沒有額外的工作，他們也必須加班來賺取更多薪水，以便養家糊口。這樣殘酷的壓榨本身就是慢性自殺，而猝死結局。在盤剝員工的同時，老板們也學會了如何回避責任、將悲劇的過錯推得一幹二凈：他們會想辦法消除公司考勤系統的記錄，然後派出水軍四處壓制輿論，再用威逼利誘，迫使受害人家屬和同事沈默，最後用一些空頭支票消散公眾的不滿。

獨立工會的力量

面對企業的壓榨，員工個體很難做出有力的反抗。有些人乞靈於中國政府的仲裁和調解，然而中國政府早已選擇與企業家首鼠兩端，他們聲稱“一切都為企業家讓步”！中國政府的統治基礎是資本主義，它不可能也不願意真正反對“資本”。數年來的鬥爭經驗都用血淋淋的事實告訴我們，唯一能與資本抗衡的便是員工團結起來的力量。“團結就是力量”證明了工會的意義，它並非中共和企業家控制的、只會發月餅甚至打壓罷工的“工會”，而是為了保護員工利益、群策群力的戰鬥性工會。也許最開始的鬥爭只是磨洋工和勞動仲裁，但是鬥爭的激烈與殘酷會讓勞動者開始走向這條道路。

社會主義者強烈抨擊996等極端不人道的勞動制度，認為勞動者應當享受充足的休息時間與良好的工作待遇，支持工人階級為改善自身條件而進行的種種鬥爭。我們必須認識到，勞動者應當組建戰鬥性的獨立工會，才能在於老板的鬥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建立戰鬥性的獨立工會只是第一步，徹底結束996工作和剝削壓迫的唯一方法，就是建立由勞工自下而上民主管理的企業，以及民主的計劃經濟體制，為此全體無產階級都應團結起來，反對資本家與官僚的獨裁統治。

唐山燒烤店事件：成因遠不止“黑惡勢力”，更源於制度性暴力

6月10日淩晨，在唐山“老漢城燒烤”燒烤店，男子陳繼志性騷擾一名女顧客不成，因而惱羞成怒、毆打該名女子，並隨後演變成與一群同行男子圍毆4名女子。相關視頻在網絡流傳迅速。這一事件引發了廣泛的強烈憤慨。眾多網民強烈譴責此事件，並且設法搜出這些打人者的身份。很多女性談及自身生活中面臨的性騷擾、性暴力威脅，亦有不少網民看到此案而聯想到之前徐州鐵鏈女一案，以及之前在浙江台州、雲南麗江等地發生類似的暴力事件的明顯關聯。群眾意識正在大大改變，認知到這種事件不是孤立個案，而是中國廣泛的性別壓迫問題一隅，也開始看到腐敗的制度和官員是制造禍害的元兇之一。

事發後所有打人者全部被捕，但官方並非認真對待性別暴力。毆打發生時，唐山警方收到多通報警電話，但把事件標記為“一般打架”、30分鐘後才到場，大部分行兇者是在距離案發現場很遠的廊坊乃至江蘇才被抓到。從流傳的照片看，至少2名女性受害者傷勢嚴重，然而官方通報卻是說遭毆4名女子“輕傷”或“輕微傷”，並且受害者的情形至今仍然不明。

官方所作所為實質是轉移焦點，把案件描繪成單純的黑幫犯罪，旨在掩蓋性別暴力，並借以加強警察對社會的控制。公安通報把重點落在行兇者的非法拘禁、洗錢等前科；各中共官媒僅是聲稱事件挑戰了法律和“大眾的安全感”、把案件定調為“涉黑涉惡”；最高檢和唐山政府，則宣布常態化“掃黑除惡”。黑惡勢力客觀威脅群眾安全、應被鏟除，但官方表態明顯是掩蓋不平等的父權和階級社會制度下，對於女性的系統性壓迫帶來的性別暴力問題。事實上是中共腐敗體制下，黑幫自然與建制有相當的勾結。唐山市公安部更公告將該案件轉由廊坊市的公安局實施偵辦，因為當地公安部門很可能為涉案的惡勢力提供“保護傘”。

此外，目前已有265個新浪微博帳號因所謂“挑唆性別對立”而被封禁，其他中國大陸社交媒體平台也在封殺很多批判性別壓迫問題的言論。唐山市以疫情防控為名，要求外地人要在到達唐山48小時之前獲得當地社區批準、到達後須簽署保證不外出的保證書、記錄自己市內行蹤並拍照證明等等，實則阻撓外界了解真相——正是因為官方充當保護傘，女性受暴問題才一再發生卻又最終不了了之。

中共當然是在歪曲事實，從而為加強鎮壓、擴大警察權力找借口，把焦點從女性受壓迫問題上轉移開來。中共抹黑女權主義、宣傳女性應服從核心家庭觀念、促進生育和婚姻，並加強對婦女生育權的控制。在中共官方引導之下，加上網絡審查，目前墻內已經有很大一部分評論只說支持“嚴打”、判行兇者死刑或者無期徒刑等，但僅是強力的警察鎮壓，並不會改善中國社會中針對女性的性別暴力問題。實際上，整個中共獨裁機器正是充斥並包庇著性暴力，家暴和性侵事件往往被輕判甚至無視，張高麗等權貴的施暴者常常能夠逍遙法外。

同時，中共卻害怕群眾對性暴力事件產生憤怒，因而作出表面的讓步。去年爆發的阿里巴巴女員工遭性侵案，被告之一王成文曾經被裁定有“猥褻行為”但無犯罪。但案件在今年6月22日卻出現轉折——山東濟南一間人民法院一審宣判，另一被告人張國被以“強制猥褻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半，顯示司法受到民眾壓力被迫改判被告坐牢。

性別暴力也並非憑空產生，而是聯系到資本主義階級制度——統治階級需要暴力來維系統治，當然會病態地美化暴力行為；為了試圖拯救生育率，同時不侵犯資本家總體利益，如今親資本的中共勢必強化父權制度與“陽剛之氣”，並且為了對國內民眾煽動民族主義，而鼓吹攻擊性的“戰狼”外交——這些都會衍生或鼓勵到各種暴力言行。

無論官方如何引導輿論，性別暴力問題已是暴露無遺。地方黑惡勢力、中共獨裁機器與資本主義彼此交織，也維系著性別歧視與壓迫的現狀。所謂“雷霆風暴”整治行動並不會解決問題，用意僅在於加強鎮壓，並削弱群眾自我抵抗（這也能解釋道為何案發時，旁觀男性顧客不敢勸阻施暴者——生怕自己見義勇為，反而被警方認定為鬥毆，而自身也是社會弱勢、無力承擔司法後果）。根本分歧在於控制著社會絕大部分財富和權力的極少數富豪精英，與工人階級為主的廣大受壓迫群眾，而中共政權是與前者站在一起。因此，女性、全體工人階級、年輕人及其他受壓迫者需要自我組織，對任何官方機構都不抱幻想，以反中共獨裁、反資本主義的綱領，直擊性別壓迫與對女性暴力的根源，從根本上對抗性別壓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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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2-4 22:33:06

中國：三十年以來最嚴重的危機

習近平成為中國終身獨裁者的如意算盤，如今陰雲籠罩——這正是一系列經濟和政治的災難。“清零”政策下的封城癱瘓了中國各主要城市，重挫了GDP增長，並將失業率推向新高；此外，還有如烏克蘭戰爭不斷加劇的帝國主義沖突。中國社會被猛然推入了三十年來最嚴重的危機。每個社會階層都對於經濟懷著深重的悲觀態度，並擔憂著未來可能的發展。粗劣的“清零”政策已經激起了對中共政權前所未有的憤怒。

據報，習近平已經指示高層官員要不惜一切代價，確保今年的GDP增長率比美國高，然而除非美國的經濟出現硬著陸，否則這不大可能發生。彭博社已經將中國的GDP增長預測值下調到2%，而美國的增長預測則為2.8%。當前沒有任何一間國際預測機構對中國2022年的GDP增長給出4.3%上的估算，遠低於中國政府定下的5.5%目標。

中共今年稍後將要召開五年一度的黨大會，習近平將在其中延任他的總書記第三任期，或者恢覆早已廢置的中共中央主席職位。黨大會的作用不過是一個橡皮圖章的儀式，而真正的決定早已由約40名官僚資本主義的頭目在一系列黑箱交易中事先決定好了。

習近平高度集權、廢除了過去四十年的“集體領導”制度（這個制度起源於鄧小平發起的資本主義覆辟過程）是中共政權與中國社會面臨深重危機的表現。社會、政治與地緣的緊張狀態正接近爆點。這些內部壓力迫使中國資本主義尋求更高的國際地位，並是帝國主義沖突的根源之一。與此同時，中美新冷戰又加劇了國內矛盾。

在今年，為了盡可能平穩地實現他的終身統治，習近平將穩定視為壓倒一切的需要。在總理李克強於今年三月的人大會議遞交的政府年度工作報告中，“穩定”一詞被提及了76次。然而如今穩定卻無從得見。

清零政策

今年，因高傳染性的奧密克戎（Omicron）變種病毒疫情爆發，引發了專制下反烏托邦式的鎮壓行動。2022年的封城規模之大是人類史無前例的。超過3億人直接受影響，必須忍受數周的居家隔離、失去收入、食物短缺、新冠以外的疾病得不到治療，以及官僚暴力。甚至遠離封鎖區的地區也受到嚴重影響，表現在消費的驟降——因為人們害怕他們可能也將會面臨封鎖。

國家的網絡審查令大眾無法質疑習近平的“清零”政策。甚至世衛組織的溫和批評（說清零政策是“不可持續的”）也被屏蔽掉。全球資本主義逐漸意識到，習近平政權將把這種“清零”政策至少堅持到中共二十大之後，並且全然不顧其極深重的經濟代價。

經濟代價已經表現在經濟的急速下行，其中第二季度GDP極有可能會衰退。同時，已經有著過重財政負擔的地方政府，現在又多了一個沈重負擔：必須自行支付市民每隔72或48小時做一次的核酸檢測資金。東吳證券發布的報告顯示，為中國全部的一二線城市（涵蓋5.05億人口）進行常規核酸檢測將要每年花費1.7萬億元，而這占中國GDP總量的1.3%，甚至超過中國每年1.45萬億的軍費！

大部分地方政府都深陷於嚴重的財政危機。這是由於土地銷售的驟減（根源為房地產泡沫的破裂）與稅收降低（根源在於封城和政府減稅政策）。日本銀行野村證券表示，今年中國地方政府的資金缺口總計將達到6萬億人民幣（約合8950億美元）。全國各地的地方政府都正在對公務員減薪，甚至拒付2021年以來的獎金。

經濟體量等同於阿根廷的上海，從三月下旬就處於封城狀態。當局名義上在六月初解封，但隨後官方又重新實施封城，如今這座城市的部分地區仍處於封鎖。而北京名義上沒有處於封鎖，但自四月末以來，該城市的過半地區都曾在不同時間處於全面封鎖。由於大規模民意反彈（主要來自上海）大量湧入社交媒體，甚至突破了火力全開的審查機器，如今媒體不得使用“封城”一詞描述北京情況。

對於工人階級，“清零”政策意味著更嚴重的剝削、更少的工資與更多的債務。例如在上海就有幾乎五百萬來自更貧窮省份的農民工。在封城期間，這些工人沒有工作也沒有收入。為了維持在上海這樣一個大城市的生存，大部分農民工不得不與數人合租一個房間——不是一個公寓，而是一個房間，甚至僅僅一張床。在平常，這些工人僅僅在睡覺時回家，加班數小時以彌補生活費用。在封城期間這樣過度擁擠的環境更是無法忍受。

為了滿足資本家，特別是那些越來越多地從中國撤資的外國資本家的利益，在封城期間，一套“閉環”系統在部分工廠實行。這套系統意味著工人不是居家上班，而是直接住在工作的地方。例如，在上海的特斯拉巨型工廠中，數千汽車工人自封城起就睡在工廠地板上，每隔十二小時換班，每周工作六天。

在蘋果公司的供應商廣達電腦的上海分部雇傭了40000人，大多是低收入的農民工。在奧密克戎開始在廠區高墻內傳播時，約100名工人為了逃脫與保安發生打鬥。工人們控訴公司隱瞞疫情爆發且不隔離陽性患者。這個案例揭露了所謂“閉環”就是以工人的健康和生命為代價保障資本家的利潤。

在上海一地，自三月起已經出現了至少七次與疫情有關的工人抗議。一個網絡上流傳的視頻顯示，數十個穿防護服的“大白”為爭取所拖欠的工資遊行抗議。另一場五月的抗議中，出現了“大白”與警察的沖突。抗議起因是政府違背讓他們在返回家鄉前，在酒店中隔離的諾言；而是將他們送往他們自己曾在其中工作的，條件極差、擁擠的方艙中心隔離。

社會控制的工具

以上的事件證明，中共政權聲稱自己防疫政策是“人民至上”就是個徹頭徹尾的謊言。這同樣也能用來回應國際上一些左翼組織：他們被中共的宣傳所迷惑，因而支持中國的防疫政策、將其視為相對西方災難性的防疫模式更進步的替代選擇。實際上，中共的政治立場和西方政府同樣反動、反工人階級，同樣維護資本主義。

習近平政權重視進行大規模核酸檢測，掀起了核酸檢測行業的“淘金熱”。表現其一便是僅在去年就有超過400家核酸檢測公司成立，其中許多公司都與中共統治精英有聯系。財新傳媒有報道指出，核酸檢測公司在2022年第一季度獲得巨額利潤，如迪安診斷的收益上漲了122%。北京萬泰生物是快速抗原檢測的生產商，該公司的利潤增長了198%。在深圳證券交易所的新冠檢測板塊中，20家公司的凈利潤在2021年中翻倍。在中國最富有的100名億萬富翁中，超過十分之一出身於制藥業與生物科技行業。

習近平政權不僅在堅持“清零”，還在將其轉化為一個常態化的機制。大規模檢測和隔離的基礎設施正在迅速膨脹，全國範圍正建造成百上千的永久性檢測點。

如此一來，借用抗擊疫情這個托辭，習近平政權顯著強化了社會控制和鎮壓的機關。當局利用強制性的健康碼來標記全體人員，使居民的行動受到嚴格限制。人們在超市購物或在公園遛狗時，需要展示智能手機上的綠色健康碼。這項技術在兩年前新冠疫情初期並不存在。當時震驚世界的武漢封城，比今年在上海和其他地方的封城要溫和得多。

在警察國家手中，這項技術將不可避免地被用來鎮壓工人和其他挑戰當局的人。這一點在河南省省會鄭州尤為凸顯，四家地區性村鎮銀行因龐氏騙局暴雷，導致100萬儲戶無法從賬戶取錢。5月，數百名抗議者從中國各地來到鄭州，要銀行還錢。6月，當一場新的抗議活動召開時，儲戶發現他們的健康碼在抵達鄭州火車站時由綠色變為紅色。但是，鄭州是一個目前沒有新冠病例的城市。警方圍捕並隔離了抗議者，然後於第二天將他們強制送回家鄉。

官媒罕見地一齊抨擊鄭州發生的這個事件。《中國日報》抨擊市政府“越過了危險的紅線”。就連民族主義小報《環球時報》也警告稱，此類違反衛生法規的行為將“損害這一監測體系的威信”。這種有限的自我批評反映出官方知道公眾非常不滿。隨著經濟危機的惡化和殘酷的新冠防疫政策的延續，民眾的不滿情緒有可能爆發。

經濟直線下滑

經濟危機並不只是（甚至並非主要是）因為習近平的“清零”政策，然而“清零”大大地加劇了經濟下行這個情況。去年，房地產泡沫的最終破裂是決定性的經濟轉折點。房地產部門占中國GDP的28%。它是中共債務驅動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模式的主要動力，而這一動力現在已經失靈。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是，目前的債務水平超過了GDP的300%，這限制了中共通過金融刺激實現經濟再增長的能力。全球資本家及其中國同行對中共沒有與2008年甚至2020年規模相若的“大刀闊斧”刺激計劃，而感到越來越悲觀。

在過去的工國委CWI（ISA的前身）辯論中，國際書記處的前領導層認為，中國的高度國家控制是其斯大林主義歷史的遺產，使該政權具有管理好經濟以避免危機的獨特能力。他們因此認為，中共能夠做其他政府做不到的事情。

這確實正確，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誇大中國的特別之處，可能會導致分析和觀點上的失誤。包括中港台的同志們認為，僅僅指出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獨特”特征（具有明顯官僚和國家幹預特征的獨裁資本主義經濟，而非計劃經濟）還不夠，還需要強調其局限性。這些差異並沒有像一些資產階級評論員想象的那樣，賦予經濟無敵或免於危機的能力。歸根結底，盡管過程可以在不同的時間尺度上進行，但資本主義經濟的規律本身是正確的。

房地產泡沫的破裂顯示了“中國例外論”的矛盾兩面。中國房地產市值55萬億美元，是美國房地產市場的兩倍。這是前所未有的債務驅動擴張的結果，這是由於中共對銀行系統的控制程度，以及城市和地區管理部門在通過快速基礎設施建設推高地價方面的決定性作用。

國家政策為龐大的私有房地產市場的發展提供了框架，同時數百萬中共地方官員通過金融投機積累了驚人的財富。但今天，隨著房地產市場的過度擴張（買家不足，人口危機不斷擴大，各個方向都有債務），同樣的國有銀行拒絕為苦苦掙紮的房地產公司提供資金，而地方政府本身也面臨著歷史性的信貸緊縮。

新屋銷售額連續11個月下降，5月份同比下降59%，創下歷史新低。盡管北京和許多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刺激措施，以吸引買家重返市場，但市場崩盤仍在加速。去年，房地產泡沫的破滅首先表現為恒大集團等大型開發商的流動性危機。正如我們所解釋的，這只是冰山一角。這一點已經得到證實。此前四年（包括去年）共售出1300多萬套住房，但今年的總銷售量可能下降三分之一或更多。

消費者支出的崩潰與房地產危機有著相同的根源。人口危機、出生率下降和結婚率下降是重要因素。與2019年相比，工人和大部分中產階級的境況明顯惡化。許多人受到了減薪和失業的打擊。人們對承擔更多債務的態度更加沈默。像許多公司一樣，家庭選擇優先償還現有債務，而不是進行新的開支。

新冠疫情和封城加速了消費者的習慣轉變，其根源在於收入下降和工作不穩定狀況增加。特別在年輕人中流行的“躺平”思潮，就是這一趨勢的一種表現。他們正在擺脫消費主義、債務和中國資本主義的高壓生活方式。

與去年相比，過去三個月的零售額分別萎縮了3.5%、11.1%和6.7%。第一季度手機銷量同比下降14.1%，因為年輕人拒絕總是需要購買新款手機的狂熱情緒（也就是“躺平”）。2022年前五個月，新車總銷量下降了12%以上。

這些指標給中共政權顯現出的是嚴峻的情形。20年來，中共政權一直吹噓將國內消費（而非固定資產投資和出口）作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然而，2021年的消費僅占GDP的38.5%，這一比例低於20年前。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疫情期間，支撐經濟的是中國強勁的出口增長，而不是國內消費。這種增長是基於暫時的趨勢，因為封鎖和在家工作為中國制造的筆記本電腦和其他電子設備創造了巨大的市場。這一趨勢正如預期的那樣逐漸減弱。今年迄今為止，中國筆記本電腦的出口下降了16%。

失業率飆升是中國經濟問題最令人擔憂的指標。北京大學學者6月份的一份報告警告稱，中國的失業率可能達到2020年的水平，當時有12%的勞動力失業。

官方失業數據低估了實際情況，因為排除了2.9億農民工。然而最具爆炸性的數字是16-24歲的失業率，這在5月份達到了18.4%的歷史新高。這是美國青年失業率（7.9%）的兩倍多，也高於歐盟同一指標（13.9%）。一千萬大學畢業生將在未來三個月內進入勞動力市場，到目前為止，只有20%的人找到了工作，而去年同期有60%。

新程度的經濟困難和不確定性正在塑造年輕人、工人和農民工的意識，他們對中共管理經濟事務能力的信心徹底動搖。年輕一代的激進化反映在社交媒體上——那里是中國有限的公眾討論和社會評論的唯一渠道。

2020年的網絡流行語是“內卷”，意思是因為缺乏資源而瘋狂競次。2021年，盡管還不意味著有明確的階級意識，“躺平”思潮更為明確地拒絕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瘋狂競爭。今年的流行語是“潤”，甚至被稱為“潤學”，盡管這不是一場運動，而是一種強烈的社會情緒，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其他例子一樣。“潤”起源於公眾對上海封鎖暴行的強烈反對，尤其是渴望逃離這個國家以逃避鎮壓和極權統治。

這些群眾意識的轉變標志著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群眾越來越不認同中共的統治，意識到了整個社會的危機。這自然只是第一階段，還不是一個連貫的替代方案，但卻是對舊規範和幻想的決定性突破。

隨著習近平試圖在未來幾十年鞏固自己的控制，下一個時期的統治將更加動蕩不穩。中國的人口危機——勞動者和消費者規模的縮減——及其停滯不前的債務驅動經濟，越來越有可能破壞該政權超越美帝國主義的龐大野心，當然美帝自身也面臨著嚴重問題。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隨著世界資本主義兩大經濟和軍事強國進入前所未有的危機和政治動蕩階段，這些發展具有巨大影響。

河南村鎮銀行爆雷　儲戶維權示威遭流氓暴力襲擊

自上月開始，河南多家村鎮銀行“爆雷”，涉及全國共十幾萬儲戶共計近400億元人民幣存款。河南政府當局為阻止民眾到河南維權，將1317名外地儲戶及其家人的“健康碼”轉紅，不管他們是否有意到河南維權都令他們寸步難行。這種公然濫權的行徑令中共中央政府都無法包庇辯護，象征性地處罰了幾個官員。這也令民眾對“健康碼”的信任完全破產。

而銀行危機依然懸而未決，地方政府搪塞稱這是個人的金融犯罪行為，會繼續追查並追回贓款，但這一承諾遙遙無期。中央政府置身事外，對事件發展聽之任之，也顯然無意動用銀保基金賠償儲戶以平息事件，這種奇怪的態度令人不解。因此有人猜測要麽同類型的銀行問題可能遍及全國各級銀行，規模遠超想像，將來爆發同樣危機的話銀保基金將無力支付；要麽在官僚腐敗操作下銀保基金根本已全面虧空，連現時400億的存款金都無法保障。

因此，7月10日近3000名全國各地的村鎮銀行儲戶到鄭州人民銀行支行外示威，打出反腐敗、反暴力、反濫權，要求人權法治以及要求取回存款等標語。地方政府當局派出大批警察將示威者圍困在銀行門外，更有大批身份不明的“白衣人”組成人鏈圍堵示威者。隨後白衣人出手襲擊毆打示威群眾，從網上流傳的片段可見，白衣人以整齊的隊形小跑沖入示威群眾當中施暴。這次暴力襲擊絕非自發，而是有謀劃的。毫不意外，很多人懷疑這批流氓根本就是警員偽裝。

這一熟悉的畫面馬上令人聯想到香港2019年抗暴中的情況，當時同樣多次發生警察暴力，國內民眾開始將兩者作出類比。民眾憤怒於政權暴行之余亦開始反思及懷疑中共2019年對反對警察鎮壓、爭取民主權利的香港示威者的抹黑和謊言。這反映了中國民眾意識的改變。這一改變也突顯於上海封城，當時民眾已開始表示自己開始理解香港民眾為何奮起抗爭，表明民眾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種種不公待遇正瓦解過去中共所編織看似牢不可破的種種謊言。鄭州這一重大事件僅是中國將要發生的事情的預演。深重的經濟危機、政府內部權力鬥爭、愈發無理與殘暴的“清零”防疫政策，正在點燃爆炸性階級鬥爭的導火線。工人與青年需要獨立的工會和學生會等民主控制的集體組織，確保鬥爭能夠勝利。

中國：拯救地球，終結資本主義專制統治！

全球各地資本主義政府都在自吹自擂在應對氣候變化的鬥爭中取得的進展。然而，戰爭、去全球化乃至於新冠疫情——這些都是資本主義處於危機中的表現——都成為不斷增加使用化石燃料的借口。

中共獨裁也喜歡自稱為“綠色超級大國”，但實際上是最惡劣的氣候災難推手之一。而中國工人階級和窮人們則是最容易受生態環境破壞影響的群體。到本世紀末，中國可能有多達5700萬人因為海平面上升而流離失所——大部分會是住在上海和廣州的人民。

煤炭癮

中國資本主義對煤炭上了癮。在2021年，中國占了全球新煤廠的過半產量。由於經濟放緩，中共獨裁政權正試圖增加煤炭使用量，來再刺激經濟增長。今年，中國政府取消了很多有關煤炭生產方面的限制措施，同時為煤炭項目額外發放了1000億元人民幣的貸款。由於西方國家制裁，俄羅斯的煤炭現在也要便宜得多。中國政府從5月1日起就取消了煤炭的進口關稅。

在COP26（格拉斯哥舉行的2021年聯合國氣候峰會），中國是拒絕在減少煤炭使用量的條約中簽字的眾多國家之一。盡管習近平承諾“停止在海外建設燃煤發電廠”，但中國帝國主義的實際作為卻是南轅北轍。習近平的承諾並不包括中國企業正在興建中的發電廠。這些發電廠每年合計的碳排放量可達3億噸，相當於西班牙全國的年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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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2-4 22:35:33

水資源短缺

接踵而來的還有水資源危機。冰河的加速融化減少了可用的水資源。在被譽為世界“第三極”的青藏高原上，在過去的50年里，氣溫上升了3-3.5度。

自1990年代以來，長江的淡水減少了13.9%。中國最快在2030年，就可能達到用水量超過供水量的臨界點。中共的“解決方案”是一項耗資620億美元的大型南水北調工程。這意味著，居住在大壩建設地區的33萬人口將被迫搬遷，當局幾乎沒有進行補償，也沒有提供任何工作機會。棲息地的破壞將造成水生生態系統的不平衡，並導致水質進一步惡化。

盡管這是一個“超級工程”，但歸根結底，這對於應對中國供水量萎縮根本是杯水車薪。如果不摒棄化石燃料，全球變暖將繼續加速幹旱。中國海岸線沿線的海平面正以驚人的速度上升，去年海平面比1993-2011年高出84毫米。到2100年，上海一半的地區將被淹沒或被洪水淹沒。中國在國際上廣受讚譽的方案是建造“海綿城市”（像海綿一樣吸收和釋放水的城市）。但只有15%的建設項目是由中央政府資助的，其餘的則是通過銀行和開發商的稅收減免獲得的。然後，銀行利用在“海綿城市”的投資回報繼續投資於重污染行業。

“海綿城市”

中共資本主義獨裁還阻止媒體報道非法和不合格的施工，這意味著宣稱已經交付的項目很多實際上是不能運作的。當局稱作千年一遇的2021年的河南水災中，鄭州“智慧隧道”的自動防洪和抽水系統發生了災難性的故障。

結果，數百輛汽車被困在被淹的隧道中，造成6人死亡（水災總計有398人喪生）。這場災難和其他災難凸顯了中國獨立工會（被中共當局禁止）行使民主控制、決定何時停工和適當檢查新基礎設施的必要性。中共承諾從現在到2025年將增加“至少570吉瓦”的風能和太陽能。但對可再生能源的補貼正在逐步取消，2022年風電增長似乎正在放緩。官方數據還隱瞞了電力公司實際上購買的綠色能源總量——畢竟煤電通常更加便宜。

核能的危險

為了實現“2060年碳中和”的目標，北京計劃到本世紀中葉將核電產能擴大七倍。鑒於中共在其他項目中，有著削減成本的建設醜聞這些不良記錄，我們不應該對他們安全運營核電站這一點有一絲一毫信任。由於對外包和分包商的依賴日益增加，運營和廢燃料儲存的危險已經加劇。 只有擺脫資本主義桎梏和約束，實現民主規劃，才能使我們快速過渡到我們需要的可再生能源系統，以確保人類和地球有著安全的未來。

中國“清零政策”：習近平的極權控制新時代

6月底，中共高層官員在北京發出重磅聲明，揚言“未來五年常態化防疫”。 《北京日報》的一篇報道援引北京市委書記蔡奇的話，說“未來五年”北京將維持嚴厲的清零政策，其他官媒轉載了這個報道。幾個小時後，蔡奇的言論在社交媒體上引爆了輿論，文章隨即被刪除；審查員還刪除了所有提及“五年”的內容。這是中共獨裁政權和習派（蔡奇被視為習派“浙江幫”一員）的又一驚人過失。

面對經濟困難和中共殘酷的防疫政策，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的公眾情緒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今年的防疫措施標志著該政權已經完全“奧威爾化”。

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習近平政權的清零不是臨時權宜之計，而是一個將在全國鋪開的大規模、永久性、半軍事化的社會控制系統。蔡奇的口誤只是證實了我們所見。

中共正將在新疆研發的鎮壓技術推廣全國，其中一部分已經用在了漢人地區——這種做法有時被稱作“科技威權主義”。馬克思主義者已然警告，在對穆斯林少數民族進行無情壓迫的新疆，已成為了中共獨裁政權大規模監控的試驗場。這些監控和鎮壓手段將嚴重威脅全中國所有工人和青年。

盡管清零政策下肆意而殘酷的大規模封城，還不能與新疆大規模關押和洗腦教育的白色恐怖相提並論，但中共仍然以偽醫學的論據為基礎，開展軍事式執法。取代新疆的集中營和奴隸工廠的，是令人厭惡的方艙醫院，和把工人“閉環管理”的資本主義生產線。

經濟癱瘓

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漸陷入癱瘓。官方在第二季度很可能會偽造GDP數據、制造虛假增長，因為如果把令人震驚的糟糕經濟數據完全公之於眾，習近平在二十大上正式開啟終身執政的計劃將進一步受到沖擊。

失業率正在暴漲，北京大學的一份報告警告稱，失業率可能會達到2020年疫情首次爆發時的水平；當時有12%的勞動力——即9300萬人失業。大多數經濟學家警告，由於多種因素，今年的經濟衰退後，不太可能出現與兩年前類似的快速V型反彈。

就全球形勢來看，所有主要經濟體都面臨衰退風險。中國的房地產危機和相關的債務緊縮增加了下行壓力。對許多人來說，收入和工作保障都不如兩年前；消費者似乎並不太可能在下半年掀起一波“報覆性消費”。

根據日本投行野村控股的數據，4月份中國有3.73億人處於完全或部分封鎖狀態。隨著感染率下降，6月份遭封控人口降至7400萬人，但隨著BA.5奧密克戎亞型變異株的傳播，遭封控人口截止7月19日又回升至2.64億。時隔六個月，1300萬人口的西安於7月宣布再次封城。

那些在6月歡呼中國疫情封城惡夢“結束”的經濟學者（當時上海獲得短暫解封），顯然是仿佛喝醉一般，過於接受中共宣傳。但正如中國勞工論壇等所警告的那樣，政府的策略注定“竹籃打水一場空”——特別是面對傳播速度極快的新冠病毒新變種的時候。

中國制度更“優越”？

習近平說，中國有世界上最好的防疫政策。然而，他最有力的宣傳，卻是大部分西方政府在幾十年來的新自由主義下，縮減醫療保健系統和預算後的糟糕表現。現在，疫苗接種計劃和事實上的“群體免疫”（以巨大的社會代價實現）已經讓大多數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擺脫了疫情影響，習近平的“中國制度的優越性”的民族主義宣傳已經無力了很多；而中國人民則開始將他們的苦難與國外似乎已經“恢覆正常”的世界進行對比。

綜觀全球，中國染疫死亡數的確非常低，但許多患其他疾病的病人在封城期間被醫院拒之門外，導致了大量未被統計的死亡。將數以千萬計的人關在類似於單獨監禁的條件下，使中國面臨著巨大的心理健康危機，而醫保系統捉襟見肘，難以應對這場危機（中國每十萬人中有8.9名精神衛生工作者，而中高收入國家平均為每十萬人擁有20.6名精神衛生工作者）。

無論是專制還是“民主”的資本主義政府都無法有效對抗新冠肺炎。習近平政權表示，反對習近平的清零路線就等於什麽都不做或“躺平”。這絕非社會主義者的看法。有效抗擊新冠肺炎需要強大的獨立工人組織和充分的民主權利。

需要通過群眾宣傳，提高群眾意識，也需要撤銷中共對mRNA疫苗的進口禁令——因為mRNA疫苗的防疫效力要比國產疫苗高得多，尤其是對於老年人。任何緊急限制措施，應當由民主基層委員會組織作出民主決定。

作為給所有工人建立體面的福利體系的一步，需要建立全民失業和醫療保險。

中國的醫療體系需要大量投資和升級，需要強大的獨立醫護人員工會和民主的工人階級控制。需要采取社會主義措施來接管資本家的財富，民主地實施計劃經濟。而這一切都需要結束獨裁統治，建立一個完全民主的、工人階級領導的社會。

社會主義者與中美冷戰

全球最大的金融投機商貝萊德的董事長芬克（Larry Fink）稱：“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結束了我們在過去三十年中所經歷的全球化”。直到今年早些時候，諸如芬克這些資本家都還在用將來時態談論中美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冷戰，而現在他們則正試圖跟上世界形勢的新變化。

但實際上，今天的中美沖突肇始於十年前奧巴馬的“重返亞洲”策略。而習近平2012年在中國上台後，在大幅升級國內鎮壓和強硬控制的同時，也采取了更具侵略性和民族主義的外交政策。習近平摒棄了由鄧小平以來的“韜光養晦”務實外交政策，轉而吹噓並誇大中國的能力。例如，盡管近年來中國在生物制藥領域投資了數千億美元，國產的新冠疫苗效力還是令人失望。

2018年，右翼民粹主義的特朗普擔任美國總統期間，中美帝國主義的沖突升級，引發了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最大規模的貿易戰。特朗普在2020年總統大選中輸給拜登後，我們指出冷戰將在新政府的領導下繼續升級；這是因為沖突根源在於全球資本主義歷史性危機這一客觀過程，而不是在於執政的是哪個資本主義政黨。

在ISA的2020年大會的世界展望決議中，我們提出，“中美沖突現在是全球局勢的主軸”。正如該決議所闡明的那樣：“世界資本主義正在走出主導過去40年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並進入以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利益沖突為主導因素的‘地緣經濟’時代。 ”

國家先於市場

上面引述的我們的觀點，是在疫情和烏克蘭戰爭之前提出的，而疫情與戰爭加速了這些過程，今天的世界進一步走向軍國主義和更激烈的地緣政治權力鬥爭，經濟發展趨勢由前述局勢決定，而不是引領局勢發展。民族國家作為資本主義的強力工具，逐步取代“市場力量”居於主導地位。軍事擴張和戰略上去全球化成為當前的主要趨勢。固然日本和德國是典型的國家軍費擴張，其意義重大且令人擔憂，但當前的問題不僅僅在於軍費。

中國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海軍，擁有355艘艦艇，並於6月下水了其第三艘、也是其最先進的福建號航空母艦——相對美國海軍只有297艘艦艇。習近平提出“2027年建軍百年目標”軍事現代化計劃，旨在建軍100年時，中國軍隊將與美軍分庭抗禮。許多評論員警告說，這恐怕就是習近平的攻台時間表，他下定決心將台灣置於北京的控制之下。然而，中國已經100年沒有打過海戰了。而且軍事專家警告說，攻台將比1944年諾曼底登陸更加覆雜。

歐洲和部分亞洲國家的統治階級正在打造一種歇斯底里的政治氣候，同時準備進一步掠奪工人階級，以組織更龐大、更具殺傷力的軍隊。在全球各國，資本家及他們的政府的“解決”方案都是“增加軍備”！民族主義、歇斯底里和暈頭轉向的狀況在戰爭初期階段很常見。但隨著對反戰、反資本主義和國際主義替代方案的支持增加，社會趨勢將不可避免地發生轉變。

最近在西班牙舉行的北約峰會、在德國舉行的G7會議以及在日本舉行的四邊安全對話都是具有歷史意義的，這些會議都意味著西方各國協調起來的反制行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嚴厲程度——反制行動不僅是對俄羅斯，更是針對中國。北約2022年戰略構想中首次將中國列入“系統性挑戰”，證明了削弱中國是美帝國主義與北約最重要的長期目標。英國海軍上將本·基伊爵士（Sir Ben Key）最近在演講中強調了這一戰略重點，他警告說，“僅僅關注熊（俄羅斯）有看不見虎（中國）的風險”。雖然中國的老虎數目很少，但是基伊爵士用老虎指代中國的意圖還是很清楚（顯然，領導海軍並不需要對於動物學有任何了解）。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是所有這些會議的第一個議程。但是，四邊安全對話是個例外，因為印度總理莫迪的參與使美國、日本和澳大利亞需要傳達一些不同的信息。印度拒絕站在反對俄羅斯的一方，部分原因是害怕自己反俄會讓普京更靠近中國。多年來，中國一直在遊說俄羅斯削減對印軍售，而中印存在長期的邊界爭端。習近平實質支持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其部分盤算在於以此作為對付印度的籌碼，讓中國掌握包括核武器在內的俄羅斯軍事技術。

末日

對實際上已被排擠出世界經濟體系的俄羅斯實施嚴厲制裁有另一重目的，即是警告中國，在未來西方或將和中國攤牌；同時這也是對於未來制裁中國的預演。當開始制裁中國之時，全球將會受到與現今全然不同程度的影響。中國的經濟規模是俄羅斯的十倍，對全球供應鏈、貿易和金融流動至關重要。一間西方大企業的老闆如是告訴《金融時報》：“如果把對俄羅斯的制裁用於中國，中國和世界的經濟都會面臨末日。”

雙方都希望避免或推遲這種情況，但雙方也在為這一天的到來做準備。就連在美蘇冷戰期間通過談判將毛時代的中國帶入西方陣營的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也同意，不能讓今天的資本主義中國成為“霸權”——盡管基辛格也警告說，中美的沖突潛力“堪比第一次世界大戰”。

烏克蘭戰爭的影響使美帝國主義能夠集結其更多的盟友於其反華戰略上。雖然分歧依然存在，例如在拜登政府的眼中，德國政府仍與中俄有糾葛；但與2月入侵前各國政府的立場相比，他們的分歧已大大縮窄。

新形勢也為美國軍工業帶來了一筆意外之財。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幾天後，德國政府便決定將其軍事預算從2021年的470億歐元增加到2022年的1000億歐元，並隨即購買了35架能夠攜帶核武器的美國F-35戰鬥機（估價40億歐元）。隨著德國和歐洲逐漸避免使用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美國能源行業也將獲得巨大收益。今年前四個月，從美國到歐洲的液化天然氣運輸量與2021年同期相比增加了兩倍。

北約及其盟友

在馬德里舉行的北約峰會，首次邀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參加。這不僅僅是在警告北京，而且是為了進一步強化這些印太國家與北約之間的軍事協作。因此，雖然習近平政權的如意算盤或許打算從俄羅斯與西方的對抗中獲利，但因為中國經濟遭受到的風險要高得多，習近平最終會比普京損失更大。

這一進程關聯到更廣泛的去全球化進程和兩個敵對陣營的形成，而在這過程中，中國面臨被排擠出關鍵行業的市場、被禁止獲得新技術的風險。美國科技領域億萬富翁柯斯拉（Vinod Khosla）預測，中美“技術經濟戰”將持續20年。美國已經對5G和半導體等具有戰略意義的技術實施了嚴格的管控，而這種控制只會擴大。美國國會正在審議多項法案，旨在加強對美國在眾多中國商業領域投資的審查，並為美國生產半導體、稀土、先進電池，以及中國占主導地位或美國容易受到供應鏈中斷影響的行業提供資金。

特朗普通過監管措施對中國電信巨頭華為發動的攻勢，使華為陷入嚴重危機。由於受到美國制裁而無法獲得最新芯片，自2018年以來華為在中國國內智能手機市場的位置已從第一名跌至第六名，過去一年的銷售額下降了64%。雪上加霜的是，華為被迫縮減其在俄羅斯（其為數不多的增長市場之一）的業務，以避免觸發西方制裁。

特朗普執政期間設立的“中國公司黑名單”，已成為美國在冷戰中的經濟戰模板。在拜登執政期間，黑名單繼續擴大，中國媒體稱目前其中有260家中國公司；2月份還新增了100多家俄羅斯公司。

削減關稅？

“（中美科技戰）進一步的升級是有可能的。”美籍華人評論員裴敏欣認為，“如果美國說服歐盟和日本恢覆輸出管制統籌委員會（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Multilateral Export Controls，CoCom），以阻止技術流向中國——烏克蘭戰爭的爆發則使這一前景更有可能——中國將沒有機會在與美國的技術競賽中獲勝。”

有報道稱，拜登正在考慮可能取消特朗普在2018年對中國商品徵收的一些關稅，這一點與和中國打科技戰並不矛盾。如果發生這種情況，關稅削減力度恐將十分輕微，也許會取消不到3%的關稅，而這些關稅完全覆蓋了價值超過3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其目的是在11月中期選舉前緩解美國經濟的通脹壓力，然而僅是這樣的關稅削減，對通貨膨脹恐怕產生不了什麼影響。

相互矛盾的說法充分展現了，拜登政府內的財政部和商務部之間存在著權力鬥爭，任何降低關稅的做法都可能使總統受到來自國會雙方的攻擊，認為他對中國態度軟弱。不僅是在中國，在全球所有地方，狂熱的民族主義都是對各國政府進行政策調整的掣肘。現任美國財政部長耶倫（Janet Yellen）似乎支持對關稅進行一些 “重新調整”，她認為關稅作為對付中國的武器不是特別有效，需要更多的 “戰略性”關稅。因此，這場辯論是關於如何更“有技巧”地對中國經濟施加壓力，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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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2-4 22:36:41

中歐關系

在過去十年的大部分時間里，北京希望在德國事實上的領導下，歐盟會在中美沖突中保持 “戰略中立”的立場。這種希望是基於這樣的信念：德國資本主義不會做任何損害德國每年對中國超過1000億美元的出口的事情。但是，習近平將歐盟與中國的關系從中美冷戰中解救出來的希望，早在烏克蘭戰爭爆發之前就開始走向破滅了。

在新疆問題上中國與歐盟的緊張對峙，使去年3月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CAI）化為泡影。如果該協定得到批準，這將是北京的一個重要外交突破，也是對華盛頓的回擊。但現在CAI已經胎死腹中。今年，德國政府以中共在穆斯林占多數人口的新疆地區侵犯人權為由，對其最大的公司，包括汽車制造商大眾汽車，施加了財政和政治壓力。

新疆問題被用來展示柏林對中國以及對德國資本家采取的新的強硬態度，以迫使這些德國企業的投資和供應鏈走向“多樣化”，不再對中國片面依賴。這是一個新的全球趨勢，反映了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政策——這些國家的政府越來越多地以“國家安全”為由，對私人公司的投資決策發號施令。這種做法可謂效仿了中國模式的一些特征。

這種“國家主義”的做法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全盛時期是不可想象的。但今天，各國統治階級都需要維護他們的國家權力，以便在《金融時報》的副主編、首席經濟評論員沃爾夫（Martin Wolf）所描述的 “失序世界的新時代”中生存下來。正是這一點，而不是對在新疆發生的鎮壓和酷刑的關切，迫使德國和其他西方經濟體停止增強與中國之間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性。這種與中國經濟的脫鉤仍處於初期階段，但它正在加速，正如習近平在黨內的一些批評者所警示，他把責任歸咎於他與普京的“無止境”聯盟。

事實上，這個脫鉤進程在幾乎十年前就開始了，由其他種種因素推動，包括與其他亞洲甚至東歐經濟體相比，中國工人工資水平的上漲。但在今年上半年，有1.1萬家外國公司在中國被取消注冊，而去年新注冊的外國公司則為8000家。光大證券估計，在2021年9月至2022年3月期間，約有7%的中國家具訂單、5%的紡織產品和2%的電子產品“流失”到越南和其他國家。這些趨勢被新冠疫情流行期間中國出口的暫時繁榮所掩蓋，但隨著這種繁榮現在逐漸消失，我們很可能看到中國制造業的“空心化”——類似於三十年前在日本發生的情況。

民主權利

以美國為首的陣營將其在烏克蘭問題上的立場描述為捍衛“民主”，反對 “專制”。同樣的虛偽立場也能在新疆和台灣問題上看到。中俄帝國主義宣傳依靠的是侵略性的民族主義（中國的“戰狼外交”）。他們指責西方試圖削弱和摧毀祖國，用心險惡地利用“民主”作為其一種攻擊手段。工人、反戰和民主運動人士、LGBT+人群和女權主義者——所有反對政府的人都被貼上了“境外勢力”的標簽。這些民族主義宣傳言行，旨在成為強國，奪回 “被外敵竊取的領土”。馬克思主義者和ISA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大國或集團及其宣傳。我們警告，支持任何一個陣營，或者認為一個帝國主義比另一個帝國主義危險性小，都會給工人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在為被壓迫民族和國家的解放而進行的鬥爭中，帝國主義從來不是盟友，他們也不站在群眾的民主權利一邊。目前在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存在（但在中國完全沒有、在俄羅斯也不斷被打壓）的政治自由，比如投票權、組織權、言論自由和罷工權——在過去和現在都是通過群眾壓力和鬥爭贏得的，而不是統治階級的仁慈換來的。

美國對墮胎權的猛烈攻勢，揭露出華盛頓試圖占據“民主”高地的笑柄。近年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公民自由和工會權利發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攻擊。在形式上擁有資產階級民主的國家，資本主義國家機器本身並非是民主權利的保衛者。托洛茨基解釋道，如果工人階級尚沒有立即推翻資本主義的能力，他們就必須保衛資產階級民主，以反制法西斯主義或威權主義反動攻擊。“但是，工人不能用資產階級民主的方法（人民陣線、選舉聯盟、聯合政府等）來保衛資產階級民主，而要用自己的方法，也就是革命的階級鬥爭的方法。”（《簡析西班牙形勢》，1937年）。

“好的獨裁者？”

勞動人民永遠不能指望資本主義國家、法院、警察或資產階級軍隊來捍衛我們的民主權利。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存在的民主權利是鬥爭和社會中階級力量平衡換來的結果，而不是寫在法律或憲法中的東西。只有國際範圍的群眾鬥爭，並由恢覆元氣的工人運動領導，為用真正的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而鬥爭，才能確保真正的民主權利。這是唯一能夠結束戰爭和民族壓迫的力量。社會主義者堅決反對中國和俄羅斯等資本主義政權的奧威爾式的國家鎮壓，並站在這些國家的工人階級一邊，因為這些國家的工人階級是唯一能夠對獨裁政權真正展開鬥爭的力量。

當北約需要土耳其批準瑞典和芬蘭的加入申請時，這些“民主”國家的領導人選擇毫無顧忌地討好冷血獨裁者埃爾多安，而他正在準備對庫爾德人發動新的戰爭，並打壓工會、婦女和LGBT+的權利。

同樣令人驚嘆的雙重標準也表現於拜登最近訪問沙特阿拉伯，與獨裁者穆罕默德·本·薩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握手言歡的消息。拜登在兩年前的競選活動中吹噓，他將把沙特阿拉伯視為“被放逐者（印度種性，pariah）”，但現在在對俄羅斯石油禁運、沖擊全球市場之時，他需要一項石油供應協議。布林肯在7月的任務也是如此，他需要說服泰國軍事獨裁者巴育將軍，因為華盛頓不希望看到泰國當局完全轉向中國一邊。

清晰的分析

中美帝國主義的沖突幾乎穿插到了世界各地發生的每一場運動和鬥爭中。我們去年在緬甸看到了這個因素，一方面，軍方發動的政變得到了北京和莫斯科的支持，而另一方面，一部分青年和工人發起了令人驚嘆的抵抗鬥爭和大規模罷工，不幸的是，他們開始期盼西方壓力，甚至所謂國際社會的幹預來幫助他們擊敗軍政府。這是一個殘酷的幻想，在鬥爭中只能混淆視聽。同樣的情況以不同的形式發生在2019年香港的大規模民主抗議中，次年又在泰國發生。

在新冷戰造成的全球環境變化中，這些經驗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教訓。在上述例子中，某種兩害取其輕思想在運動中占據了上風，使一部分群眾失去了方向，導致鬥爭急轉直下。同樣在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馬來西亞、日本、台灣和韓國等國家，部分工人運動和左翼勢力也會因為這些覆雜情況而迷失方向和分裂。當然，這對中國新生的工人運動也是一個警醒。

冷戰中，兩個帝國主義集團利用已經很動蕩的世界局勢，並進一步推動兩極化，以獲取地緣政治上的勝利，這給工人和青年帶來了嚴重危險。即使沒有爆發另一場比烏克蘭戰爭相當或更嚴重的熱戰，情況也是如此十分危險。一個明確的展望、分析和綱領，拒絕兩害取其輕和民族主義，采取國際主義和工人階級的立場，堅定反對所有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政府，這是確保被壓迫者的關鍵鬥爭不被反動傾向所破壞的唯一途徑。

中國：拒繳房貸行動震撼當局

中國正被新一場抗議運動所震撼。數以萬計的罷交房貸者宣佈，他們將不再償還他們無法居住的、未完工樓盤的住房貸款。

幾週前剛在社交媒體上宣佈消息，這場運動就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並蔓延到另外幾十個城市。

儘管在國家審查之下，對該主題進行的討論遭到封殺，協調這場“抗議”的網絡論壇也被關閉，但運動仍然在持續並蔓延。

中國的房地產危機每週都在惡化。房地產暴跌的速度和深度，讓全球投資者和中國政府猝不及防。

標普全球（S&P Global）已經修訂了他們早期對今年中國房地產市場收縮15%的評估，現在預測將會有衰退28-33%的大崩盤。

這個數字實在太大，因此這樣一來，中國經濟不可能避免衰退。儘管如此，北京仍可能公佈虛假的GDP數據，在年底聲稱今年GDP增長3-4%。

偽造數據

第二季度GDP增長0.4%的數字是不可信的。我們考察其它指標，如房屋銷售、水泥和鋼鐵產量、公路運輸和航空旅行數據，似乎更可能的是，中國經濟在4-6月期間是急劇收縮的。

拒繳房貸行動最初於6月底在江西省爆發，隨後類似行動迅速蔓延。拒絕支付抵押貸款行動的範圍，已經從最初的20個建築項目，波及到100個、200個，而現在是全國300個建築項目都有拒絕償還銀行貸款的行動。

這場反抗包含了數以萬計甚至十萬計的拒繳房貸者，遍及全國約50個城市。這些城市大多較為貧困，表明這次抗議以工人階級或中下層家庭為主體。

在中國，估計有800萬套未完工的樓盤，這些樓盤被破產的房地產開發商出售，買家無法入住。

在中國，新樓盤最常見的銷售方式是預售，高達80%的樓盤在建成之前就已售出。這些樓盤因為開發商（都是中國最大的一些公司）已經耗盡了資金，而暫停建設。

迅速發酵

拒繳房貸行動是中國“躺平”現象的最新表現。不同的是，這不僅僅是消極的不合作，而是積極的鬥爭，拒付房貸恐將面臨國家嚴厲的鎮壓和威脅。

這一運動使當局感到恐慌，因為如果運動蔓延，可能會對銀行系統產生潛在的嚴重影響。

“施工延誤並不是甚麼新鮮事，”一名中共官員告訴《金融時報》：“出乎意料的是問題失控地蔓延。”

澳新銀行研究部的高級中國經濟師Betty Wang告訴ABC（澳大利亞廣播公司）新聞：“如果任由拒付抵押貸款行動更快速發展，先不說是否會走向爆炸性局面，這樣的發展肯定會威脅到金融穩定。”她補充說：“如果決策者不能迅速解決這個問題，它可能會進一步發展並演變成更大的風險。”

作為中國央行的人行今天宣佈了一項新的房地產行業救助方案，金額為1萬億人民幣元（1480億美元），以重振一些停工的住房項目。

在我們看來，這個方案不足以解決問題，正如我們所見，今年隨著房地產持續低迷，許多早些時候的政府措施都沒能達成效果。北京政府的日益癱瘓是今年危機的一個特徵。

當局的兩難

中共政權有一個傳統，就是將微小讓步和嚴厲鎮壓相結合，即通過使用胡蘿卜加大棒的威逼利誘方法來解決群眾鬥爭。

但是政府在化解拒付抵押貸款反抗行動方面，面臨著異常棘手的兩難局面。大棒已經受到威脅：警察逮捕抗議者，以及利用社會信用體系來剝奪抗議者未來的貸款、旅行、甚至就業和大學入學機會，以作為嚇阻。

但也有報道稱可能會有“抵押貸款假期（即可以在一段時間內停止或者減少償還貸款）”這樣一根“胡蘿卜”得以批準。所有的選項都包含著巨大的風險，內容相互矛盾的報道或許表明政權內部的猶豫不決、乃至分裂。

如果出動鎮壓，或將產生反效果，激發抗議蔓延。提供“抵押貸款假期”的設想反映出，由於巨大的經濟壓力和公眾的憤怒，政府當中的一部分人認為現在不是進行鎮壓的好時機。

但是，如果政府將大規模的不償還貸款行為實質合法化，即使說這只是特定時期內的臨時措施，也可能會鼓勵更多的人加入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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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2-4 22:38:03



社會主義者的立場

中國勞工論壇全力聲援拒付抵押貸款的鬥爭。這些罷交房貸者被欺騙、掠奪，因此他們的鬥爭完全合情合理。

社會主義者呼籲取消所有未完成住房項目的抵押貸款償還。我們要求將整個房地產業（而不僅是那些正要倒閉的開發商）無償收歸公有，置於工人階級的民主控制和管理之下。

我們要求停止對拒付抵押貸款抗爭團體的鎮壓，以及終結對互聯網的一切政治審查——爭取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

更重要地，工人需要建立獨立的工會和工人組織，在反對寄生的和破產的資本主義以及反對獨裁統治的鬥爭中維護自己的利益。

停貸潮蔓延全國 經濟危機迫在眉睫

6月30日，中國景德鎮恒大瓏庭業主們首先發出一份“強制停貸告知書”並將通知書上載到豆瓣，揭開停貸潮序幕。隨後每天都有幾十個項目的購房者效仿，也有業主上載了停工工地的視頻，詳細說明他們所面臨的困境及采取過的維權行動，獲得民眾廣泛的同情。

隨著停貸行動的爆發，中共采取打壓手段以圖制止其他業主仿效蔓延。統計停貸項目的網站被封鎖，帖文被刪，相關話題在網上被禁止討論，大量停貸業主的社交媒體帳戶被停用。

然而，網上抗議受阻並不能解決問題，部分爛尾樓業主走上街頭抗議。7 月 25 日，約50人前往景德鎮市政府前抗議，要求“早日覆工，早日還貸”。

自今年的七月開始，中國各地開始接連爆發多個爛尾住宅發展項目業主集體宣布“強制停貸”，拒絕繼續嘗還按揭的通知。這一波停貸潮如星火燎原，到八月中，全國已有至少327個樓盤業主發出了“停貸通知書”，涵蓋超過100個城市，超過數以十萬計的業主參與其中，這數字目前仍在持續上升。據澳新銀行估計，集體停貸潮影響銀行資產負債表上約2220億美元的按揭貸款，占尚未償還的按揭貸款的4%。

觸發這一波危機的背景自前年開始，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已陷入衰退。今年的上半年，中國百大房地產開發商的銷售額腰斬，下跌了近50%。據克而瑞地產研究中心的數據，2022年首五個月，全國百城商品住宅成交面積同比下降51%，同期全國百強房企連續下降5個月，更從1月的下跌39.7%擴大至5月下跌59.4%。繼恒大後，大批過去被視為“財雄勢大”的房地產開發商資金鏈斷裂，旗下樓盤工程無以為繼，變成一個個“爛尾”樓盤。

而在中國新房交易市場上，過去預售樓花占了整體交易量80%以上。絕大部分購房業主一般會在房子建成前就認購並開始按揭還款。房子的“爛尾”使得他們既要繼續月供還款，卻又無法如期入住新房，交房的日子一拖再拖直至遙遙無期，使他們同時不得不付出一筆支出租房暫住。這對於每一個買到爛尾樓的業主來說都是噩夢。

“爛尾樓”的問題也並非這一年才出現，根據中國裁判文書網的搜索結果顯示，自2018年至2021年，涉及中國新建商品房未能如期交付的違約民事訴訟案件數字上升了超過三倍。據中國官方數字，截至2021年末，24個重點監測城市的爛尾樓項目總建築面積近2500萬平方米，占2021年商品住宅成交總面積的10%。部分房地產市場交易熾熱的城市（如鄭州），爛尾樓新建面積甚至超過 30%，也就是說在鄭州，近10年興建的新樓盤，每三個樓盤就有一個可能是爛尾。這顯示了在過去經濟環境尚可時，這些業主們尚且可以勉強維持。但經濟危機的到來，加上嚴厲的清零政策的打擊，業主可能面對失業、減薪、或者封城下無法營業和獲得支薪等情況，令他們不得不選擇停止供款。

這同時也顯示了中國資本主義市場體制下，官僚為了追求在任時的經濟高速堵長“政績”，放任房地產開發商違規行為所埋下的隱患到了現在終於爆發。自“改革開放”資本主義覆辟以來，中共引入了香港的“預售房屋制度”，允許房地產開放商在房屋落成前先行在市場上公開預售。理論上，預售所得的金額應存放於銀行的特別監管帳戶，由政府部門把關，以確保資金落實應用在後續的建設工程上，保障工程能順利如期落成。

然而，中國房地產開發商為了縮短資金流轉周期，加速擴張市場份額，往往挪用相關資金，用於認投地方政府發售的土地。而地方政府為了加速經濟增長數字，營造土地購買熱烈的市場氣氛，推動樓市熾熱投機，縱容放任開發商挪用資金的行為，使得整個監管制度形同虛設。

而這並非是少數開發商的行為，事實上，所有中國的房地產開發商都有進行著相關的違規操作。只不過在房地產投機市場過熱，房價節節上升，加上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控制下寬松的貨幣以及銀行定向放貸政策的支撐下，只要不被刺破，泡沫仍能不斷累積。

然而就像所有的投機市場一樣，一旦經濟開始陷入衰退，加上習近平意圖收緊對房地產行業的控制，實施去杠桿化政策，使得房地產開發商無法通過擴大貸款去填補被挪用的建築資金以及競投新地產開發項目。於是樓盤爛尾的情況隨即接踵而至。

在過去二十年，房地產是中國經濟的主要動力來源，根據哈佛大學的統計，房地產行業及其相關的經濟活動占了中國GDP的29%左右。而房產占家庭財富的比重為70%。

對中國大多數城市工人階級家庭而言，購房是所謂的“剛性需求”。為了支付高昂的房價，往往要集合全家之財力方能支付按揭首付──用中國國內的說法，是“掏空了家庭的六個錢包”，並隨後為之而背負上長達三十年的月供嘗還債務。可見，“爛尾樓”的問題對於他們而言在經濟上可謂是毀滅性的打擊。

因此，當眼見房子不能如期交付，過去熱火朝天施工的工地現時變得空無一人。而發展商的交房日期一拖再拖，這些業主只能選擇以集體停止還款的方式，向銀行、房地產開發商、以及政府施壓。表示除非樓盤恢覆施工，否則將拒絕償還貸款。

在中國，面對樓盤爛尾，理論上業主可向法院要求解除房屋買賣合約從而解除與銀行的抵押借貸關系。在過去一些小型發展商的爛尾項目上，亦曾有過中國法院判決發展商破產而解除銀行借貸關系的案例。然而這一選項在今天而言可謂不切實際，因當下爛尾樓問題牽涉全國大量巨型房地產開發商，包括恒大、新力、綠地、融創、康橋、鑫苑、藍光、正商、美好置業等。這些都是“大到不能倒”的巨型資本企業，假如法院判決解除相關爛尾項目的房地產買賣合同，將立即造成驚人的銀行壞帳，沖擊現時已經風雨飄搖的中國銀行體系。

對於選擇停貸的業主個人而言，他們亦將面臨巨大的受罰壓力。在中國所謂的社會征信體系下，不僅他們個人，連他們的直系親屬都可能遭遇負面影響，遭遇出行、就業和入學的困難。然而即便如此，對於已深陷財困的業主而言已無足輕重。就像其中一位爛尾樓業主所言“當我們的生存都是問題的時候，當我們感到絕望的時候，征信對於我們來說，也就是一個紙老虎，一個可以隨時丟到垃圾桶的枷鎖，”

爛尾樓的影響還波及到上遊供應鏈以及建築行業。由於發展商現金枯竭被迫停工，承包的建築公司都沒有收到工程款，而工人更是首當其沖的被一直拖欠工資。《財新》報道，數百家為房地產行業提供服務和供應的公司因恒大及其他發展商向外發布了一份停貸停工告知書，因開發商已經好幾個月仍然拖欠款項，稱它們“面臨生存危機”，表明無力支付賬單。

部份供應商表示，自去年9月恒大陷入危機後，至今一直沒有償還商業承兌匯票，對此恒大也視而不見，沒有任何解決方案。湖北省中小供應商決定假如當局仍未有交代解決方案，就停止償還一切貸款和欠款，揚言“寧做黑戶也不還債”。亦供應商表示，當初動用全數資金甚至舉債購買材料供應恒大各樓盤，結果恒大樓盤紛紛爛尾，血本無歸之餘更導致供應商們負債累累，瀕臨破產，呼籲政府保護他們的利益。

同時，房地產的蕭條也嚴重波及到重工尤其是鋼鐵產業。2021年中國鋼鐵產量超過10億噸，約占全球一半，全年鋼鐵產量中近40%用於房地產行業。早在房地產危機爆發前，中國的鋼鐵產業早就處於利潤飽和的狀態，據業內人士稱“生產一噸鋼鐵所得的利潤尚且買不到一瓶礦泉水”。房地產低迷，需求不振更令鋼鐵產業雪上加霜。據《彭博》報導，河北敬業集團董事長李趕坡6月在公司會議中警告，中國近三分一的鋼廠會在五年內破產，同時指整個行業都在虧損，目前也看不到轉折點。

對於這一系列困境，中共自己也沒有一個完整可行的方案去解決，有的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見一步走一步的方式修修補補。中國人民銀行今天8月22日表示，5年期房貸最優惠利率下調15個基點至4.3%，是有紀錄以來最大的降幅，以圖減輕房地產買家的貸款成本。但這卻沒有帶來任何效果。

鄭州地方政府稱將設立規模100億的地產紓困基金，為陷入困境的開發商提供資金以保障停工的樓盤工程能得以繼續施工。然而這100億的資金具體如何籌集卻只字未提，因此這個所謂的紓困基金更像是一個空洞的口號。更重要的是，鄭州作為爛尾樓問題的重災區，這100億根本杯水車薪。早前，山東曾有爛尾樓樓盤業主集體維權，成功追回被挪用的十億元樓盤建設資金，然而這筆資金轉眼就被前期拖欠工程款的債權方瓜分一空，令樓盤仍未能覆工。可見即便有新資金投入到停工樓盤中，也不見得樓盤就一定可以覆工。

而在全國層面，中共更關注整場危機對金融體系的影響。事實上在最近，銀行系統早已接二連三傳出負面消息，從村鎮銀行爆雷到四大銀行加設提款限制等等，加上爛尾樓和停貸潮可能做成上萬億元人民幣壞帳的隱患，無不令人擔心中國的金融系統是否果真如中共所宣傳的穩定。

而按現時中央政府口吻，似乎並不打算由政府出面出資解決危機。銀保監會定下基調稱，將透過市場手段來解決爛尾樓。言下之意政府將不打算插手拯救陷入危機的房地產企業與項目。顯然，這態度與幾年前中共應對各種社會危機的取態相違背。過去廿年經濟積累巨額債務，使政府現在行動空間受到限制。

從這一現像可以看出兩個情況：首先，中央政府確實已面臨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局面。5月25日總理李克強曾向地方政府代表坦言自己手頭上僅剩一筆應對緊急重大天災的特別金，再無餘力逐一協助地方解決問題。最近，網上亦流傳2022上半年中國31個省市和自治區的財政收支數據，內容顯示，所有省市和自治區通通入不敷支，全面陷入赤字。很多地方已面臨資金枯竭，只能縮減公共服務，甚至借債以支付地方公務員工資。

連過去財政上繳出力最大的廣東、上海、淅江等地都無法取得收支平衡。根據財政部數據，今年上半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約10.5萬億元人民幣，下降10.2%。同時，中央對地方的財政轉移支付預計近9.8萬億元人民幣，補貼規模歷年最大，金額比上年增加約1.5萬億元，增長18%。因此，李克強在8月16日於深圳強調要求四個沿海大省，即廣東、江蘇、浙江及山東，“要完成財政上繳任務”。

其次，這表示中共已事實上放棄了對房地產企業的管制政策。限制房地產企業借貸的“三道紅線”名存實亡，習近平“住房不炒”的口號淪為一紙空文。各地方政府甚至將“買房”作為公務員的績效指標，要公務員充當樓盤推銷員到處找人買房。據澎湃新聞不完全統計，今年6月以來，至少有十個城市發布“購房團購”相關政策或活動，意圖重新帶動樓市投機炒賣的風潮，以挽救自身的財政和經濟，中央政府對此只能睜一眼閉一眼，默許了他們刺激炒賣的政策。

對民眾而言，停貸潮進一步打擊了他們對中國經濟前景的信心，削弱了他們的消費意欲。加上中國扔采取不可理喻的疫情清零封控政策，內部消費市場也正在萎縮。但另一方面，停貸潮是民眾“躺平”思潮的一次具體化集體行動，顯示了民眾的不滿乃至對中共所謂社會征信系統的蔑視。這也讓中國更多群眾認識到資本肆意投機，卻令自己深受其害，對中共的信任大打折扣。《社會主義者》認為，中共的資本主義政策根本無法有效解決目前積重難返的困境，唯有組織起工人階級，將房地產業與金融銀行體系全面民主公有化，打倒專制與資本主義體制，建立真正的民主社會主義制度，方能杜絕資本主義的房地產投機和經濟危機，並保證所有人都能享有廉價、合理、優質的公共住房。

中國：地震、封城——四川成都禍不單行

今夏，中國四川一帶可謂禍不單行，災難接踵而至。八月份先遭遇旱災與缺電之苦。甫踏入九月，成都新冠疫情爆發，數日內累計超過800宗感染個案，因而又被封城。九月五日，四川瀘定縣同時又發生6.8級地震，到七號據報已造成74人遇難。而這次地震亦波及正處於封城狀態的成都，民眾遭於地震出門逃生與執行封城政策的官僚發生沖突，部分防疫人員和社區管理者阻止居民逃生，引發激烈爭議與民憤。

在地震逃生爭議爆發前，成都政府在防疫封城問題上已出現信任危機。八月二十九日確診病例已從二十五號的十六宗上升至超過二百宗。當時，政府已宣布一系列防控措施，民眾亦已開始擔心是否將會封城。當日稍晚時分，網名“熱帶雨林”的群眾稱根據“內部消息”，成都將實施“靜態管理”。廣大成都民眾聯想到早前上海封城的慘況立即外出搶購糧食與生活物資，市面各生活必需品瞬間被搶購一空。

拘留“吹哨人”

而次日，“熱帶雨林”即被當局以尋釁滋事、幹擾防疫工作為名拘留十五日。但在九月一日，成都市政府就宣布在未來四天進行全市全員核酸檢測，並要求“全體居民原則居家”，實際上實施了封城。亦有民眾開始為“熱帶雨林”鳴不平，並將他與兩年前警告新冠疫情爆發而被當局處罰的李文亮醫生相提並論，認為他在這次人為災難中亦充當了“吹哨人”的角色，令大批民眾得以及時搶購食物免於封城期間受害，要求政府當局釋放“熱帶雨林”並向其道歉。這也令成都政府信用掃地，特別是原本對政府抱有信任的民眾更感到被背叛而尤其憤怒。

同時，成都封城的手法一如上海及中國廣大地區般粗暴。市內的物流迅速中斷，居民小區的食品外送服務也逐步減少，只允許每戶每天安排1人外出1次就近采購物資。雖然官方一開始宣布的是四天的防疫檢測周期，然而上海整整兩個月的前車之鑒加上政府反覆自打嘴巴喪盡公信力的情況下，成都民眾基本上都抱著應對長期封城的心態。

然而屋漏偏逢連夜雨，九月五日四川瀘定縣發生強烈地震波及了正處於封城狀態的成都，成都震感強烈。但對成都民眾而言，原本理所當然的逃生本能卻在此刻面臨兩難：地震與疫癥孰大？

固然，正常情況下，毫無疑問面對地震這嚴重且即時構成極大安全風險的天災，民眾的逃生本能理所當然優先於所謂的“原則居家”政策。但即使民眾清楚這個道理，過去防疫人員的暴力和野蠻手段歷歷在目，輕則將民眾毆打至頭破血流，重則關押判刑，這些畫面都令他們心有餘悸。身後是在地震中搖搖晃晃的大樓，面前是兇神惡煞的暴力機關，令不少民眾一下子犯難。有民眾奮起突破圍封的設施逃生，卻很快就遭到管理人員的辱罵、驅趕甚至毆打。更惡劣的甚至逃至大門前才發現消防通道竟被鎖死焊死，逃生無門，這時別說是地震，那怕只是一場中型火災都足以造成死傷慘重。

“服務上級”

這一惡劣現象進一步證明了中共所謂的“生命至上”純粹就是一句笑話。正如中國勞工論壇所解釋過，習近平殘暴的清零政策首要針對的不是病毒，而是權力。中共多次抗疫失誤，包括無法發展足以保護長者的疫苗計劃，使其依賴落後的大規模封城手段。由於多重的經濟和政治危機，使中共政權內權鬥加劇，習近平堅持更強硬的清零政策，借以作為測試黨國機器忠誠度的工具。

成都官僚們只知機械地履行上級交待的任務。這些官僚並不是在“服務人民”，而是在“服務上級”——獨裁體制。這使得地方政府在地震前也不敢承擔起放任民眾逃生的責任和風險。

旱災、缺電、瘟疫、地震、以及更嚴重的經濟危機接踵而至。中共不但沒有能力和方案有效解決這些問題，甚至或多或少是這些問題的原因之一。中國的民眾需要自下而上的組織起來，以工人階級民主的計劃經濟解決一系列的天災人禍，建立一個民主的，真正以民眾利益和安全為目的的社會主義社會。

中國：國企關系戶炫富　揭開特權面紗

江西一個叫周劼的國企員工最近很“火”。在傳出的帖子里，他炫權炫富，叫囂“我家有錢…一套五層別墅，面積500多平米，買它花了500多萬，2019年聽老媽說，這套別墅已經漲到1000多萬了”、“都什麽年代了還覺得光靠讀書可以飛天…你又不是省交通廳廳長、市長的兒子”；在群情激憤之下，官方被迫進行了“調查”。“調查通報”雖然打了馬虎眼，語焉不詳地表示周劼有所誇大，但終歸證實了他的家族坐擁大量財產、在交通系統里有著深厚關系。而他對自己坐享的權力與財富的供述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洞悉今天中國獨裁資本主義制度下國企系統的絕佳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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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2-4 22:41:59

世襲是“規定”

周劼稱自己進入江西國控公司經過了相應的組織程序，調查結果顯示其父的晉升符合有關規定。但是，他之所以強調自己沒有行賄、沒有走後門，是因為與他們一家勾肩搭背的規則制定者為他打開了入職的正門！

周劼的父親和三個伯伯都長期任職於交通系統，他作為“二代”依靠關系網得到的鐵飯碗被組織所庇護，被“規定”所默許。如周劼自己所供述的一樣，家族傳承讓很多國企領導幹部子女的得到豪車、奢侈品、別墅的報酬。

交通運輸、郵電通信等領域的國企大量繁殖著這種蛀蟲。他們自稱在承擔這些重要社會責任的企業中不可替代，但又根本不從事一線工作，僅有的“作為”就是合法或非法地積累了巨量錢權。中共財團專政與他們的家族同舟共濟——這也是他們發自內心愛黨愛國的原因。

國企是如何為這種人提供了“舞台”呢？

國企、官僚、資本主義幾十年來，中國的公有制經濟成分一退再退，那麽中國殘餘的公有制經濟成分真的能超然於資本主義覆辟的現實、化身為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重要保證嗎？

中國已經完成了由斯大林/毛澤東式的官僚計劃經濟向資本主義的決定性轉變，公有制經濟的退潮也不僅體現在國民經濟的占比上。在中國和蘇聯的斯大林主義下，官僚並不是統治階級而是寄生性的階層，吸食國有計劃經濟的血。隨著資本主義覆辟，這些官僚階層將自己轉化為資產階級。它擁有財產，而不只是竊取國家財富。它們繼承了舊日的官僚主義，又融合了資本主義的特點，“公有制”、“社會主義”收縮到越來越有名無實的地步，而是變成將國家財富據為己有的渠道。國企所殘留的福利制度看似優越，但實質上分化趨於嚴重；國企的市場化改革並沒有影響關系戶們的特權，還讓他們更容易升職、加薪、分紅、受賄了。國企承擔了交通、電力、基建等關鍵職能，但沒有群眾民主控制、沒有工人階級力量的情況下，社會職能並沒有賦予它們以社會主義的天性。

從管理上來看，國企的人事工作掌握在官僚手里，連公開透明的招聘提拔制度都沒有，更不必說工人民主。領導的家人即使無能，也能輕而易舉獲得重要崗位；而對於“外人”，獲得同等工作至少要萬里挑一的學歷。

國企兩極分化極其嚴重。以周劼所述的江西國控的情況為例，2020年全公司人均工資89324.65元，而單是周劼一家三口的六套房產和兩個鋪面的購入總價就足足有八百多萬元——這只是這個家族財富的一部分。

冰山一角

周劼僅僅是一個非領導崗位科級幹部的兒子，他所炫耀的內容也只是官僚特權的冰山一角；比他更有錢有權、更加“低調”的幹部子弟們則悄無聲息地從父輩手中繼承著巨量的財富和權力。

官方做戲式的調查表演與嚴厲的言論審核沒有平息民憤。周劼激起的是對“紅色家族代代傳”現象普遍存在的憤怒，這種“家族”在當代中國招搖過市，對他們的怒火不是一個通報所能平息的。只有通過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從他們的手中解放出“國有企業”，才能實行工人階級的民主控制和管理，使其不再為身居高位的蛀蟲提供營養，轉而為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奠定基礎。真正的社會主義政府會由工人階級選舉產生所有管理職位，而官員和經理不領取多於技術工人的薪金，定期輪替以避免長期占據職位。列寧在1917年撰寫的《國家與革命》概述了這些避免特權官僚的條件，但被俄國反革命領導人斯大林所推翻。

中國打破極端高溫的世界紀錄

截至7月13日，中國國家氣候中心承認，自6月以來，內地出現了今年首次區域性高溫天氣過程，範圍廣、持續時間長、極端性強、影響大，覆蓋國土面積達502.1萬平方公里，影響人口超過9億人。酷熱反映出氣候變化導致的極端天氣事件日益頻繁的全球趨勢，更與中國資本主義以犧牲環境和人民為代價發展經濟的階級利益息息相關。

長期以來，中國的夏季都飽受極端天氣困擾，熱浪伴隨著嚴重的洪水。但近年來，這些事件的嚴重程度增加了。根據《柳葉刀》2020年發表的一項研究，在1990年至2019年間，中國與過熱相關的死亡率上升了四倍。正如《紐約時報》所提及，在今年，從6月到7月中旬，全國各地的官員發布了1.5萬多次高溫預警，其中2000多次預測氣溫將超過40攝氏度，71個氣象站錄得有史以來的最高溫度。

民眾受害

在惡劣的氣候變化之下，首當其沖受害的就是貧困群眾和老弱婦孺，幾起與高溫有關的事件已經顯示，不少建築工人或工廠工人患上熱射病而死亡；還有一些老人因為中暑而導致器官衰竭去世。與此同時，在短期內連續發現10種奧密克戎變異毒株，嚴酷高溫天氣下，全國各地包括上海和重慶正在進行數輪強制性的核酸檢測，地方當局試圖遏制奧密克戎變異株及其子變異體的迅速傳播，而這又增加了醫療工作者和居民的負擔，造成了中暑暈厥人數的進一步增長。

為了緩解危機，各地政府要求市民減少使用大功率電器，以免電網不堪重負。在網絡平台上甚至出現了宣傳老百姓前往地鐵站、地下通道或者超市集體“乘涼”的視頻，稱讚此類行為既能省電又能緩解自身炎熱。甚至在四川省各地溫度均超四十度的時候，當地政府采取了每日幾小時強制斷電的措施，一度引發了群眾的極大不滿與抨擊，但隨後輿論得到引導，群眾對官方的指責隨後被扭曲為“四川斷電是為了給上海供電”，事件最終轉變成不同地區網民之間的爭吵。在這場高溫熱潮之中，群眾不僅遭到了官僚庸政的侵害，還飽受挑撥與欺騙互相指責。

根據中國國家氣候中心宣稱，進入21世紀以來，北半球夏季高溫熱浪事件日漸頻繁，全球變暖是根本原因，大氣環流異常則是今年6月以來全球多地高溫熱浪頻發的直接原因。全球暖化是因為燃燒煤油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所造成的。較早前，聯合國警告，全球還有11年時間采取行動將全球氣溫上升在2100年前限制至1.5度之內，而如果超越這個停止氣候變化災難的臨界點，地球就會陷入存亡危機。今年聯合國警告，如果現在不行動就沒有機會，表示據當前趨勢全球氣溫將走向上升2.7度。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資本主義政府完全未能認真對待此一警告，也沒有能力轉向使用安全的可再生能源。

溫室氣體排放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排放量達全球的27%，比美國、印度和歐盟加起來更多。中國大量用煤（占全球燃煤的53%）是高碳排的主因，而現在中共正在增加煤產量，以應付極端高溫帶來的影響。這就如服毒解渴，禍及的不只是中國的人民，而是全世界。中共官僚們試圖通過偷換概念把自己的責任推卸的一幹二凈，而事實並非如此。

氣候問題恰恰與環保問題休戚與共，氣候的劇烈變化正是環境遭到破壞的必然結果。資本主義的破壞式發展造成越來越多的工廠化學問題的排放，化石燃料燃燒和毀林、土地利用變化等排放的氣體導致天氣的變化。

2018年時英國《自然》雜志發表的多篇文章中，提出熱帶陸地、淡水和海洋生態系統涵蓋了全球78%的物種，包括幾乎全部淺水珊瑚和超過90%的陸地鳥類。熱帶雨林生態系統更是地球上面積最大、對人類生存環境影響最大的森林生態系統。因為氣候變化問題這一生態系統正受到無處不在的威脅因素和破壞。推動了高溫、暴雨和台風等自然災害的持續出現。

資本主義覆辟以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1979至2004年中國GDP年均增長率為9.6%，這一所謂成就常常為中共所炫耀。而與之相伴的是，人口急劇膨脹，資源大量消耗，環境污染加劇，自然生態系統破壞殆盡，並因此引發了各種環境問題。究其本質而言，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是“高污染、高排放、高能耗、低效率”的“黑色經濟”模式，不過是當年西方國家完成資本原始積累的“先污染、後治理”模式的重演。

資本主義覆辟之後，中國的原始森林面積相當於世界人均占有量的21.3%，蓄積量只有世界人均72立方米的12.5%。全國90%的可利用天然草原有不同程度的退化，並以每年200萬公頃的速度遞增。淮河、遼河、黃河等重點河流水資源開發利用率大於60%，其中海河達90%，黑河為110%以上，超過國際公認的30%-40%的水資源利用警戒線。圍墾導致全國濱海灘塗面積喪失119萬公頃，城鄉工礦用地侵占了100萬公頃濱海濕地，50%多的濱海灘塗已不覆存在。耕地被城鎮、工業建設等無情吞噬，森林資源銳減，水資源遭到污染，生態系統走向全面退化。

資本主義的不可持續生產

馬克思指出過：“甚至整個社會，一個民族，以至一切同時存在的社會加在一起，都不是地球的所有者。他們只是地球的占有者，地球的受益者，並且他們應當作為好家長把經過改良的地球傳給後代。”（《資本論》第三卷，馬克思）他完全清楚資本主義對自然資源的短期掠奪和長期可持續生產之間的沖突。正如馬克思本人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寫道的那樣：“人類應以一種適當的形式全面發展。”他反覆強調，經濟的發展不應該犧牲我們後代賴以生存的自然和地球環境，而可持續的未來需要一個社會主義計劃。

中國政府與世界所有資本主義政權一樣都不可能解決危機，他們只能危害人類的存亡。工人民眾和青年都必須組織起來推翻資本主義，在民主的社會主義基礎上執行一個基於科學的綠色環保的經濟轉型政策。

中國民族主義宣傳下造成反彈

隨著中共二十大的來臨，習近平面對多重嚴重危機，迫切地需要通過民族主義來轉移視線。從七月開始，關於佩洛西訪台的消息就開始大力宣傳，民族主義者胡錫進稱：“解放軍可以伴飛甚至擊落佩洛西座機”。八月，新華社發布了《佩洛西竄訪台灣六宗罪》，試圖激起國內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佩洛西訪台當晚，中國最大的社交平台微博因訪問人數過多幾近癱瘓，其他平台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台灣問題一直是中共政權煽動民族主義的手段之一。習近平寧可選擇避免在佩洛西問題上將中美沖突進一步升溫，但中共權鬥激烈使他必須采取強硬的回應。

疫情管控和經濟危機

然而，隨著社會問題的揭露、經濟危機和疫情時代的高壓管控，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心自己的生活質量，反感民族主義宣傳。2022年二季度GDP同比增長僅有0.4%，6月份青年失業率達到了19.3%，很多研究機構認為實際失業率要更高。在這種情況下，群眾更關心就業率、工資和工作環境多於佩洛西和台灣。尤其是，過去中國一直宣傳國外經濟發展放緩，疫情管控糟糕，群眾將這些宣傳和自己正在親身經歷的經濟危機和高壓管控聯系到一起，自然就產生情緒上的反彈。

知乎上一名網友說：“17年回國的時候感覺國內很方便，淘寶和外賣都很便宜。但是工作一段時間後發現原來自己才是廉價勞動力”。這一回答獲得了幾千點讚。另一則關於冰島試行每周四天工作制的視頻獲得了五十多萬播放。有網友在國外的負面新聞下引用王毅的話：“抹黑別人證明不了自己的清白”，諷刺的是，這句話最初是王毅用來攻擊外國媒體的。也有一些網友同情台灣群眾，認為萬一台灣被大陸統一後將面臨高壓管控。這樣的情緒雖然不是革命意識，但確是對中共長期民族主義宣傳的反彈。

另一方面，社會中相當一部分民族主義者批評習近平政權過於“軟弱”。在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上，不少民族主義者認為中共應當全力支持俄羅斯，也有另一部分民族主義者認為中共應當收覆曾被俄國侵占的領土，而不是現在這種模棱兩可的表態。在台海問題上，中共宣布將在佩洛西訪台之後在台灣周邊進行軍事演習，相當一部分民族主義者認為這是“武統台灣”的信號。但隨著時間的流逝，想像中的“收覆台灣”並沒有發生，因此不少民族主義者對中共的政策表示“失望”。

而在內部，很多民族主義者自發地興起了“文字獄”，對漫展等活動展開攻擊，甚至將其稱為“日本的滲透”，將參與者稱為“漢奸”。 中國勞工論壇在去年的一篇文章中談到：“中國的民族主義發展已經‘失去習近平的控制’”。這個結論在一年之後得到了驗證。習近平政權自己也認識到了這一點，雖然它仍在不斷地宣傳民族主義來轉移社會矛盾，但不敢開放民族主義活動，例如遊行或者結社。因為一旦公開地允許這樣的活動，這些愛國政治勢力將會形成獨立勢力，甚至演變為挑戰政權的力量，這是中共不願意看到的情況。它也沒辦法在外交上完全迎合“戰狼”的要求，否則將遭到西方國家的經濟制裁，使經濟進一步惡化。

我們的主張

在這個失序時代，群眾意識隨著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不可避免地產生兩極化趨勢。我們看到，反對民族主義宣傳的聲音正在不斷加大，而中共自己塑造的民族主義也在給政權帶來困境。我們強調：民族主義是統治階級用來分化無產階級、轉移人們對危機的注意力的手段。應對反動民族主義的答案並不是由跨國財團統治的資本主義全球化，或者聯合國那種空談的“多邊主義”。我們對於民族主義的替代方案，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與全球受壓迫者的團結。唯一的出路是全球的、工人階級民主的社會主義方案。

中國：比亞迪工人慘死事故，究竟是誰害死了工友？

2022年7月6日，比亞迪位於蕪湖的工廠發生一起慘劇，一位員工在工作時被機器卷入，當場死亡。據在場的工友描述，他的身體支離破碎，變成了“粉末狀”。他的妻子在抖音上發布視頻，泣不成聲；他身後有新婚的妻子、剛出生的孩子，還有年邁的父母，一個美滿的家庭就此支離破碎。死者的老同學確認其死亡資訊，表達了自己的哀思之情。我們更希望弄清楚一件事：究竟是什麽害死了這位工友？

根據中國勞工通訊顯示，中國每天有75宗殉職事件。害死工友的首先是加班。眾所周知，現代工廠有許多大型機械設備，如果操作不當，不遵守安全準則進行生產，很可能致傷、致殘甚至死亡。根據同廠的工友透露，這家工廠無視八小時工作制，每天強迫員工勞動13個小時。有的人長期接觸有毒的化學品，結果皮膚潰爛，身體一天不如一天；連續工作會讓人精神疲憊，難以正確操作機器，工友很可能死於連續加班帶來的過度疲憊。

害死工友的，其次是生產設備。現代的機械設備在設計時，往往加入了許多防護機制，如光電柵欄，只要身體稍稍接觸危險區域，機器便會自動停止。但這時候大家也想到了，此種設備十分昂貴，企業家怎麽又會下血本安裝呢？也許有人會說，“難道工業事故的賠償金不足以警示他們嗎？”答案是，不足以。去年11月，比亞迪員工因連續加班猝死在出租屋，家屬僅得到20萬元賠償金。人命如此不值錢，何況防護設備呢？

誰是兇手？

從以上兩點不難看出，真正害死工友的是資本和它的化身——資本家。資本家為了獲取更多剝削價值，不會給工廠安裝昂貴的防護設施，畢竟人命只要2 0萬就能搞定，輿論也可以花錢來搞定，在此情況下，他們自然漠視人命。這並非是某幾個資本家靠良心和道德，就能改變和動搖的；資本競爭要求資本家必須想盡辦法榨取工人的最後一點價值，這是現如今資本主義制度運行的基本邏輯。

既然批判了這麽多，面臨下一次可能的事故之前，我們又能做什麽呢？有人會說，我們要堅持勞動法、爭取勞動仲裁——這都是好辦法，但是縱覽工人維權的案例，我們會發現阻礙打工人維權，阻塞打工人發聲管道的，恰恰是背後隱藏著的中共獨裁政府。作為一個專制的、維護官僚資本與大資本的政權，他們總是以“維穩”之名打壓工人運動，阻止工人集體行動，給他們扣上“境外勢力”“極端分子”的帽子，不想讓打工人聯合起來。

社會主義者認為，若要終結此類慘劇，當務之急是建立獨立的戰鬥工會，才能聯合打工人的力量，采取大規模、有組織的集體行動，有效對抗資本家及其官僚保護傘。但即使是強大的工會也不能完全避免資本家的剝削，包括工作意外傷亡。因此工人需要終結資本主義制度，推翻獨裁的中共政權。當下一次革命的時機到來，中國工人階級需要一個社會主義的綱領和政黨，才能重新當家作主。

高彥之死，看到中國學生面對的現狀

19 歲的高彥在他位於北部省份河北省的父母家中自殺身亡，他當時在家本是過中秋節。

高某在全省舞蹈考試中名列前茅，曾多次參加2月份央視春晚演出，已經獲得了著名的舞蹈獎項，即將開始大三的舞蹈專業在山東藝術學院。

多家媒體報道稱，高彥自殺前因為性取向他在被山東藝術學院的班主任欺負和壓制了一段時間。校方拒絕承認責任。該校的戲劇影視學院副院長李軍更在微博發文更指“這一切的起因只是為了死者家屬們要有要挾學校的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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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2-4 22:43:00



受到雙重壓迫的LGBT

高彥之死凸顯中國LGBT+群體面臨的可怕的社會壓力。近年來，隨著習近平政權嚴厲打壓LGBT+網上平台和流行文化中的LGBT主題，這些社會壓力更為加劇——這正是當局推動保守性別角色和“家庭觀”其中一個體現。

近年這類自殺個案越來越多。今年1月，河北邢台17歲（一說15歲）尋親男子劉學州年初自殺，他在遺書中也寫到自己被攻擊“娘炮”。去年11月，26歲的內地網紅攝影師鹿道森在生日當天選擇輕生，他遺書寫道自己曾因“看起來像女生”遭遇校園霸淩等。

在去年，中國十餘個高校的LGBT社團的微信公眾號遭到集體封殺，名字都顯示成了“未命名公眾號”；在中國，任何LGBT人士即使只是想要正常地生活，都會受到過度的鎮壓——比如不少公立醫院和私人診所提供所謂“同性戀轉化治療”，無數的同性戀被他/她們的家人或配偶強制送去“矯正”，這甚至形成了一條灰色產業鏈。種種行為向我們展示了中共政權對LGBT群體權利的日益打壓已經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

中共統治下的社會為了提高出生率，維護超額剝削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宣揚“一男一女”的理想家庭和三胎政策，鞏固以異性戀為唯一準則的社會秩序，煽動著父權制社會中根深蒂固的“恐同”偏見。對於LGBT青少年的歧視與霸淩與愈發威權的校園氛圍息息相關。

中國學生在校園受到的壓迫

誠然，學校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國學生受到的壓迫也是非常深的。

89之後，學生成為政府鎮壓的對象。在2018年佳士運動後，大量的學生社團被強制取消（不單單是馬克思主義社團）。特別是在疫情發生後，各個學校政策更加殘暴。學生個人的權利被擠壓的情況非常嚴重，個人即使是在放假回家也要經過層層審批，向官僚報告自己何時離校，返校，家庭詳細住址，往返交通工具，甚至是聯繫人和本人電話號碼！可見在校學生的個人權利被嚴重的擠壓。

學校內的“內卷”，學生之間的高強度競爭，也在摧殘著青少年的身心健康。《2022年中國青少年自殺報告》表明中國青少年自殺率居全球第一。數據顯示：青少年自殺案件，82%與學習壓力大有關。在2020年 12 月，四川瀘州一名小學生從小區16樓跳下，當場身亡。家長在整理遺物時發現，小孩在跳樓前寫下的遺書，他的字體雖然稚嫩，但語氣卻十分老成：“我活得太累了，我只希望能多睡一會兒，再見了，媽媽”；2022年7月26日，四川儀隴縣的小宇從22樓跳下，事發地是他上課的補習班。後來警察找到孩子的絕筆信，上面冰冷地寫道：“媽媽，我死了是不是你就不逼我補課了”；據報道，小宇生前只要考試成績稍微差一點，就會被他的媽媽打罵，暑假期間也被迫長時間在外補習，因此精神壓力過大造成憾事。

類似的事件數不勝數，無一不在向我們展示現在中國青少年的處境，被國家以及家庭聯合起來“馴化”，意在培養一台資本主義的印錢機器，扼殺自由思想。

團結起來，學生和工人

中共政權對LGBT團體和對學生權利的打壓，根本是為了維持基於資本主義的威權制度。我們社會主義者強烈反對國家機器對工人學生以及性少數群體的鎮壓。聯合廣大受壓迫的學生工人以及其他受壓迫者，進行民主鬥爭，推翻不平等、性別壓迫和威權資本主義，是唯一的解方。

中國：“新坦克人”抗議引發熱烈回響

在中共二十大召開前三日，北京海澱區鬧市四通橋上赫然出現巨型示威橫幅標語，其中更包括號召“罷課罷工罷免國賊習近平”。示威者在掛起標語後更焚燒輪胎及用擴音器反覆廣播口號，吸引了大批路過的民眾注意和拍攝。相關消息在國內媒體被迅速清洗，據報共有超過140萬個用戶帳號因此被永久注銷。但即使中共全力打壓媒體消息，事件仍在海內外引發巨大回響和熱烈討論。許多人支持並轉發抗議中的反專制口號。抗議者被喻為“新坦克人”，其個人英雄主義受到讚賞。

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明白，為何如此大膽的個人抗議受到眾人欽佩。這關系到的不只是單一事件，而是照射出中國實況。在中國，審查機器掩蓋了社會大眾的苦痛和經濟的垂死掙紮之現實。

很多民眾都會認同橫幅上提出終結封鎖、終結審查、推翻獨裁、實現民主權利的口號。我們馬克思主義者也認同這些是合理的訴求，僅有的不同之處是，我們認為需要更深入探討如何達成這些目標，以及需要提出什麽樣的訴求指明我們前進的方向。

從眾多人支持這一抗議，可見習近平治下的中國已經民怨沸騰，可以擦槍走火。正因如此，毛澤東的名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社交媒體上廣泛流傳。

馬克思主義者能夠認識到這種情緒——民眾強烈渴求變革、希望終結習近平暴政。同時，我們意識到，就像在香港2019年一樣，在政治上我們還需要更多的東西才能找到出路。要更清楚地了解資本主義，了解中共的性質，了解我們為什麽需要民主——沒錯，我們需要民主，但不是資本主義制度下虛偽、表面的民主，因為資本主義民主之下，真正的權力仍然由同一批大資產階級利益集團掌握。我們需要工人階級的民主和社會主義。

四通橋抗議震撼了中國。這是在30年來最深刻的社會和政治危機中，對變革的絕望呼聲。橫幅上大膽的口號，雖然不是一個完整、足夠、能夠實現鬥爭勝利的方案，但卻得到了廣大群眾的認同。這顯示出中國有多麽趨近於社會不穩和政治反抗。

10年前，在阿拉伯之春後嘗試發起的“茉莉花革命”，被胡錦濤政權不費吹灰之力地鎮壓下去，因為當時的中國與今天的中國不同。如今中共的統治危機比當時嚴重得多、難以估量。

“新坦克人”的口號受到廣泛討論，可帶來積極的效果。特別是呼籲罷工罷課，指向了一個正確方向，因為這些是群眾性的、集體性的鬥爭方法。而這些是唯一能擊敗獨裁政權的方法。

但罷工和抗議也需要明確的目標和訴求。馬克思主義者強調，需要建立獨立工會和工人組織，因為這些組織對於建立一支能夠改變社會的力量至關重要，從而維護被剝削者、低薪者、過勞者、失業者、受到雙重壓迫的婦女、受到種族污名和歧視的少數民族的利益。

我們必須認識到，中共沒有哪一派主張民主權利。他們的政治分歧在於，是要像習近平那樣的強硬鎮壓和個人統治，還是稍稍放松審查、但群眾仍然是奴隸的獨裁形式。

因此，鬥爭要想成功，就必須明白，目的不是讓這個獨裁政權“傾聽”我們或得以“改革”；這個獨裁政權的本質，意味著我們必須推翻它。拿什麽來取代它呢？那就是一個民主和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

中國：習近平的二十大總結了五年的政治災難

中共正在北京舉行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二十大），習近平將在黨大會中確定其終身統治。國家宣傳機器無休止地在頌揚習近平任內的“諸多成就”。但實際上，習近平過去的任期是一連串無法化解的災難，這最終將變成革命的威脅，終結中共政權的權力。

這些災難中最主要的是經濟增長的雪崩式下跌，這一事實越來越多地被偽造的GDP數據掩蓋。其他災難，包括習近平令社會癱瘓的清零政策、烏克蘭問題和一帶一路上的重大外交失誤、在香港的虛假“勝利”等，都讓中共付出了巨大代價，更不用說在台灣問題和新冷戰當中受到美帝國主義的挫敗。

比起政治會議，二十大更像是個加冕儀式。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等黨國領導機關即將改組的細節，是個嚴加保守的秘密。這些人事變更將在大會的最後一天宣布，盡管這些已經在先前的派系鬥爭和妥協中決定好了。

習近平或將被迫向他的對手做出一些讓步，來換取實現他的主要目標：擴大和鞏固他史無前例的個人獨裁。我們必須再等幾天才能了解更多情況。屆時，我們將對新的常委陣容進行仔細考察，以了解這種讓步的程度，並衡量習近平在他歷史性的第三個任期開始之際，他王位的穩固程度。

制度性的崩潰

但不管二十大的正式結果如何，習近平的下一個任期，直到2027年的二十一大，將完全被歷史性的社會和政治危機所主導。中共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模式正在面臨系統性的崩潰，尤其是房地產行業的內爆。近20年來，房地產行業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貢獻了30%的GDP。

習近平狂熱地實施清零政策，使目前中國20%的人口處於某種形式的封城之中，這引發了前所未有的強烈反對。最近的一個例子是，就在二十大開幕前幾天，在北京市中心發生了一次大膽的“快閃式”抗議，並提出了罷免習近平的口號。

人口危機也是房地產危機的一個關鍵因素。中國近一半的城市人口出現零增長，或實際上是負增長，這意味著印度明年將超越中國、成為全球人口最多國家。這一事實本身就是對中共帝國主義成為超級大國的野心的一大打擊。這也是中國經濟的又一次挫折，並會對其在帝國主義冷戰中與美國的對抗產生了巨大影響。

在經濟上，中國如今建基於資本主義（就算是“國家資本主義”），人口減少意味著工人數量減少（中國勞動力規模在2012年達到頂峰），消費者減少，養老金領取者比例增加（按照國際標準，中國的養老金少得可憐）。

中共1980-2016年間殘暴地實行的計劃生育（一孩政策）是當中的一大成因，但即使在政策放松後，中國的出生率仍在持續下降。資本主義已經讓大家養不起孩子。中國智庫“育媧人口”的研究指出，中國撫養孩子的成本幾乎是人均GDP的7倍，而美國這一數值為4倍。自2012年習近平上台以來，每年出生的人數下降了45%，這個數字令人瞠目結舌。現在，習近平的清零政策使得未來的父母更不願意生孩子。

日本的人口也在1990年代房地產泡沫破裂前夕開始下降。雖然這不是崩潰的唯一原因——日本和中國房地產崩潰的主要原因是基於極端生產過剩的金融泡沫破裂——但中國目前正經歷類似的情況，而且規模遠大於日本。

冷戰逆轉

經濟危機正在阻礙中共取代美帝國主義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和超級大國的大計。全國人大3月份提出的今年GDP增長5.5%的目標已不再被提出，因為已經沒有人相信這個了（大概甚至習近平自己也不信）。大多數預測人士將中國經濟前景下調至3%或更低（世界銀行上月預測增長2.8%，低於4月份的5%）。但實際上，零增長更是接近現實。

更重要的是，2022年似乎將打破中美經濟差距逐漸縮小的趨勢。這可能會產生巨大的影響，打破習近平提出的“東升西降”。據世界銀行前中國首席執行官霍夫曼（Bert Hofman）稱：“今年，以美元計算，中國趕超美國的趨勢將發生逆轉。由於中國實際增長率較低，通貨膨脹，人民幣大幅貶值，中美GDP差距將從2021的5.3萬億美元提高至估計的8.3萬億。”

習近平把所有的權力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而無法把責任甩給其他人。清零政策當然是一場經濟災難，但最重要的是，政府讓房地產泡沫年覆一年地膨脹，導致其不可避免的內爆，這是政府的罪責。中共的政策造成了房地產泡沫，因為債務驅動的房地產投資是其支持GDP增長的默認方式，在2008年和2020年金融危機的不利條件下尤其如此。

“超大規模”的科技戰

在烏克蘭戰爭的陰影下，美國大幅加強了針對中國的冷戰政策。最新的例子是上周新實施的嚴厲出口管制，阻止向中國出售先進的計算機芯片和制造此類芯片的工具。美國商務部的政策不僅適用於美國公司，也適用於外國公司，如果他們的產品包含美國制造的組件或軟件。

拜登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與科技相關的政策，如《芯片法案》，該法案撥出500多億美元用於自主研發和生產半導體，以將中國從全球科技供應鏈中驅逐出去。

美國最新的限制明確針對中國的軍事項目，以阻止其發展與美國相匹配的武器系統。換言之，這是一種加以粉飾的“另類”戰爭行為。

美國前國防部官員艾倫（Gregory C. Allen）表示：“美國正把自己在全球半導體價值鏈上的樞紐地位當作武器，以驚人的規模在行使技術和地緣政治勢力。”

重要的是，新的芯片限制是仿效俄羅斯2月份入侵烏克蘭後對俄實施的制裁。這顯示了美帝國主義是如何重新整合西方資本主義集團，利用俄羅斯災難般的軍事冒險作為代理沖突，與中國進行更大且長期的鬥爭。自烏克蘭戰爭開始以來，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就解釋了這種發展的動態。

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在最近的一次講話中提到對俄羅斯的技術制裁，聲稱這些制裁迫使“俄羅斯在其軍事裝備中使用洗碗機的芯片”。蘇利文繼續說道，“這表明，技術出口管制不僅僅是一種預防性工具。如果以一種穩健、持久和全面的方式實施，它們可能成為美國和盟國工具包中的一種新型戰略資產，用來向對手施加成本，甚至隨著時間的推移降低其戰鬥能力。”

拜登政府的科技戰升級必然迫使習近平政府采取反制措施。此外，這些限制還存在著巨大的反作用風險，它們損害了美國經濟的關鍵部門（中國是全球約25%芯片生產的最終市場）。出口管制也可能導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出現新的緊張局勢。

窮途末路

帝國主義冷戰的升級也是經濟去全球化的主要驅動力，且是中國經濟又一大麻煩。習近平似乎對此自欺欺人地否認，就像他否認清零政策不得人心、制造混亂，以及房地產崩盤之嚴重那樣。

習近平強調自力更生並提振國內消費（所謂“雙循環”），有效法毛澤東的影子。但是，如今的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制度是資本主義的，這與1960年有著極度官僚化的原始計劃經濟、閉關鎖國、貧窮得多的中國之間存在巨大差異。

最近的經濟趨勢並沒有對於習近平提出的“雙循環”有什麽鼓舞作用。現在，大規模失業和減薪影響到廣泛的人口，五分之一的年輕人失業、這是美國的兩倍多。今年夏天竭盡全力找到工作的畢業生的平均起薪比一年前低12%。官方數據顯示，第二季度的職缺比去年同期少了19%，而求職申請則上升了 135%。毫不奇怪，年輕人是對中共統治最不抱幻想的一群。

中國現在正處於房地產行業低迷的第二年，而習近平政權無力阻止房地產危機惡化。今年危機已經蔓延到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正是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制度下投資的主要驅動力。浪費資源的“大白象”基建工程，多年來占了GDP增長越來越多的部分，這令大部分省份、城市都背負著不可持續的債務。

今年，地方政府被迫大幅削減預算，包括將部分政府雇員的工資削減30-40%。與2021年相比，地方政府土地銷售量大幅下跌31.4%，這是房地產市場崩潰的必然結果。

十多年來，向房地產開發商出售土地一直是地方政府收入的最大單一來源。財政部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各級政府預算缺口合計為5.1萬億元人民幣，而2021年同期為7180億元人民幣，增幅達6倍。

經濟危機正加劇前所未有的社會和政治不滿情緒。對於這個自1980年代以來基本上一直在經歷快速經濟增長、直到近年來經濟增長才突然放緩的社會來說，這一沖擊將不可低估。

毫不意外，關於經濟危機的消息受到官方媒體的全面封鎖。但即使是全球資本主義也嚴重低估了中國經濟危機的程度。大部分海外經濟分析都集中在習近平執行清零政策而作繭自縛上、將清零視為中國經濟的主要病因。我們認為，這些評論員誤以為，當清零政策解除後（大部分信號顯示該政策不會在短期內解除），經濟增長會強勁反彈。但是，雖然令社會癱瘓的封城和生活秩序的被擾亂惡化了中國的經濟形勢，但經濟危機有著更深層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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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2-4 22:46:28

泡沫爆破

如果說新冠疫情是百年一遇，最初在武漢爆發、並在最初的關鍵幾周內，那些習派官員犯罪般不當應對疫情爆發，而中國房地產泡沫的破滅則是其經濟層面上的相當事件。其影響將會觸及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的每個角落。

由於中國房地產市場非凡的規模（按市值計算，是美國房地產市場的兩倍）以及中國過度投資、過度建設和過度投機的程度，從未出現過接近於此規模的投資泡沫崩潰。《衛報》9月23日報道，經濟歷史學家圖茲（Adam Tooze）評論道：“中國房地產泡沫不是普通的房地產泡沫——它是經濟史上最大的單一財富積累階段。”

2017年中共十九大上，習近平發表講話說，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這位國家最高領導人以這種方式陳述顯而易見的事實，暗示中國這個全球最大房地產市場被金融投機者（包括一大批中共官員）劫持之深重程度。

《經濟學人》在9月12日指出，自2018年以來售出的所有房屋中有70%（即5000萬套，規模著實令人震驚）出售給了已經擁有房屋的人。顯然，盡管官方號稱習近平市自毛澤東以來“最有權勢的領導人”（當然這並不準確），但他無力阻止房地產投機行為——這種投機行為未能為需要的人提供住房，現在已經使整個經濟崩潰。

中國勞工論壇和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過去已經預測到房地產泡沫破滅，而這也正在開始吞噬中國鋼鐵和水泥等其他巨大的行業——這些都是全球規模最大的。河北敬業鋼鐵集團董事長李趕坡表示，幾乎三分之一的中國鋼鐵企業可能會倒閉。水泥行業也有類似的情況。2022年前六個月，全球水泥產量下降8%，為20年來最大降幅。主要原因是中國水泥產量下降了15%。

最嚴重的是，危機鏈條的下一個環節恐將是銀行業。地方政府的不穩定，中央政府救助、竭力避免走入崩潰的房地產市場，意味著地方政府自己幾乎肯定會在下一個時期需要救助。從中國地方政府的金融危機到銀行危機之間只有一步之遙。

極權統治

在習近平治下，香港、（特別是）新疆鎮壓升級，顯示中國變得更加極端高壓統治。中共獨裁政權禁止所有獨立的政治活動，但即使是中共高層領導人，尤其是習近平的潛在政敵，也不斷受到中共國安部門的監視，並被警告不要批評習近平的政策。

9月，兩名前高級官員孫力軍和傅政華被判處死緩，這些所謂反貪的審判顯然是用來警告習近平的敵對派系不要過分反對。孫力軍通過收受賄賂累積巨額財富，但也被指控建立反習“政治團夥”。他曾任公安部副部長，而他的盟友傅政華則曾任司法部部長。上海、重慶、山西三個主要地區的公安局局長也分別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也被指控與孫、傅屬於同一“政治團夥”。

二十大恐將習近平虛無縹緲的偽意識形態“習近平思想”寫入中共黨章。在所有中國以前的獨裁者中，只有毛澤東享有這種地位。五年前，習近平的“理論”被載入黨章，但是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個並不那麽吸引人名稱。如今這個更精簡的名字將被賦予與“毛澤東思想”相當的最高地位。同時，習也可能被封為“人民領袖”。同樣，這個儀式背後的意義，是要將其冠以與毛澤東具備同等的歷史地位。

隨著經濟崩潰、數百萬人被關在家中之際，這個“最強大的領導人”主要關心的，卻是如何讓他的頭銜更好看。這其實有著象征意義，因為執政十年了，習近平仍在與敵對的中共內部派系和“團夥”進行激烈的權力鬥爭。由於經濟危機，北京與地方中共精英之間的沖突加劇，將使得未來幾年權力鬥爭加劇。習近平仍然覺得有必要以波拿巴主義風格將自己進一步淩駕於國家和社會之上，以壓制抵抗。

新一屆中共政治局常委會的大小將提供線索，反映習近平多大程度被迫做出妥協。如果常委規模從目前七人擴大到九人，這或將表明習近平被迫向反對派系讓步，需要一個更大的機構來容納他自己任命的人。如果席位縮小為五個，正如一些媒體所報道，反過來會表明習近平的地位得以強化。

一個重要的問題將是由誰來接替李克強成為中國下一任總理，李克強是現在最知名的反習人物。汪洋以及（特別是）胡春華都屬於李克強的團派，如果這兩者其中一人成為總理，都將表明習近平作出讓步。

反習勢力不強，但得到部分資產階級、太子黨和國際資本的支持，他們希望利用總理的地位來制衡習近平，尤其是在經濟政策上向他施壓。更多發展將在過幾天內揭曉。但是，無論結果如何，都不會從根本上改變中共政權的前景，並只會走向最大的風暴。

英國：中國領事館人員毆打示威者

10月16日星期日，中國駐曼徹斯特總領事館外的和平抗議遭到領館工作人員襲擊，一些領館人員還戴著摩托車頭盔和防彈衣。 其中一名抗議者被拖進領館範圍內毆打，傷者及後需送院治療。

從領館的監控鏡頭顯示，總領事鄭曦原和其他人員出來並走到人行道上，手搶標語牌，並將一名抗議者拖入總領事館範圍。在中國與西方帝國主義沖突的大背景下，這個事件或將升級為一場激烈的外交沖突。

領館工作人員聲稱示威海報展示了“極其冒犯的圖片和標語”，他們認為是“威脅和侮辱”。其中一張令他們惱火的海報，將習近平畫成一個“沒穿衣服的皇帝”。考慮到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獲得空前的第三任期，同時以防疫為由封控數百萬人，另外還面臨著拒付抵押貸款的抗議浪潮和青年失業率的飆升，海報的內容並無偏頗。

周日的抗議者中有許多香港的民眾，他們在2019年民主運動失敗後流亡英國，以逃避中共對民主權利的殘酷鎮壓。ISA在香港的支持者積極參與了當時的運動，並強調需要“將革命輸出中國”。

我們曾指出，許多人抱有幻想的英美政府，並不是民主的盟友。只有獨立於一切國家統治階級的工人階級鬥爭，才能挑戰獨裁的資本主義統治。

然而，無論我們與香港民主運動的領導（當中許多人現在流亡英國）有何政治分歧，我們都捍衛他們在總領事館外舉行和平示威的權利。 我們的成員於2018年也在領館進行抗議，反對中共對佳士工人維權運動的無情鎮壓。

香港的抗議者將他們的憤怒指向了中共官員。然而，真正的目標應該是要爭取廣大中國人民（無論他們身處英國、中國，還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團結他們一同鬥爭反對獨裁統治和資本主義的。 許多中國人對習近平的政策感到憤怒，從網民對在北京掛起“罷課罷工罷免獨裁國賊習近平”橫幅的反應就可以看出。

現在，保守黨虛情假意地出來捍衛抗議權利，要求中國大使發表聲明，要求逮捕和驅逐攻擊者，另一邊，國會正在審議通過限制抗議和示威權利的《公共秩序法案》。

他們甚至打算通過一項法律，阻止具有航空專業知識的退役人員培訓中國的解放軍。然而，他們卻樂於為世界上一些最高壓的政權，如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盧旺達，訓練這些國家的軍隊。 這都是為了鞏固與拜登、馬克龍和其他國家的西方軍事聯盟，以進一步孤立中國，作為中美之間全球地緣政治鬥爭的一部分。

我們要求：

反對限制公開抗議的權利，廢除英國《公共秩序法案》；
由曼徹斯特工會委員會（Manchester Trades Council）領導工會和社區調查總領事館毆人事件；
呼籲中國大陸人民團結起來，對抗中共獨裁和資本主義統治；
切勿相信任何資本主義強權會支持中國的民主權利。

中國：電影《隱入塵煙》遭禁

七月中旬，低成本藝術電影《隱入塵煙》在中國上映，並在電影院和流媒體平台都獲得了大量好評。在此之前，《隱入塵煙》還入圍柏林電影節主競賽單元，還參加了在意大利的遠東電影節。但在十一國慶節前夕，這部電影突然從中國消失。

這部電影遭禁的時機，很大可能是與10月16日召開的中共二十大有關。每次大會期間都是中國政治特別敏感的時刻，隨之而來逮捕、審查和鎮壓各種反對的聲音都會加強。盡管中國還有上億人生活在“清零”政策所造成的封鎖之下，中國經濟陷入近三十年來最低谷，中共仍是不會讓任何東西破壞他們的大會。

這篇評論有兩個主題：首先，我們會談談這部電影本身；然後，我們再分析它是怎樣激怒中共獨裁政權，導致其被突然下架。

《隱入塵煙》講述了一個不同尋常的鄉村愛情故事。故事發生在極度貧困的甘肅農村，這里也是導演李睿珺的老家。

曹桂英和馬有鐵是一對包辦婚姻的中年農民夫婦。曹桂英身有殘疾，受過大半輩子的虐待。馬有鐵是個貧窮的農民，他的人生哲學是刻苦耐勞，不拖欠別人的債務，並且對於苦行僧式的生活條件毫無怨言。

極端階級差異

《隱入塵煙》講述了曹桂英和馬有鐵結婚後如何共同生活，相互依靠，卻沒有把故事講得過分煽情（畢竟這不是好萊塢）。這個故事揭露了當代中國殘酷的階級現實。當地土地承包商張永福的兒子開著寶馬車自由穿梭，然而曹桂英和馬有鐵只能騎驢子上路。

這對農民夫婦受到的剝削，比喻了當下中國農村的貧苦民眾遭遇。張永福生病的時候，需要有人給他獻血，而馬有鐵是全村唯一有匹配血型的人。因此，對資本家來說，馬有鐵有了特殊的價值。他兩次無償獻血，都拒絕接受報酬。與此同時，正是他拯救的張永福一家人，把他和曹桂英趕出他們的磚房，並從拆遷中牟利，賺得盆滿缽溢。在社交媒體上，許多人轉發馬有鐵的一句話：“對鐮刀，麥子它能說個啥”。

扮演曹桂英的是著名演員海清，飾演馬有鐵的是素人演員武仁林。他在現實是名農民，長年在田頭勞動使他雙手磨出厚繭。導演在很多角色里選用了素人演員，讓整部電影有了一種真實樸素的感覺。

當局對這部電影的反彈

這部電影為何會觸犯當局的審查機制？盡管沒有強烈的政治意味，《隱入塵煙》里描繪的赤貧與不公明顯影響到了中共獨裁的公共形象。去年，習近平宣稱中國取得了“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跡”，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而事實上，這一政治成就背後的統計數據充滿著各種操弄造假。2020年，總理李克強就曾表示，仍有超過四成中國人月收入不足一千元。

一方面，《隱入塵煙》獲得了影迷的好評（比如成為豆瓣目前評分最高的華語電影），而另一方面，它也在網上受到了很多民族主義者的猛烈攻擊。他們說，這部電影展示的赤貧詆譭了中國在世界的形象。甚至有文章將其稱為“叛國”，並批評了批準這部電影的政府官員：“這樣辱罵我們的黨和人民，辱罵我們政府的片子從你們手里出來，你們不感覺自己有愧有罪嗎？”


今天，在中國墻內，人們已經看不到這部電影了。《隱入塵煙》這四個字也因此獲得了一重新的含義。電影審查機制的日益嚴苛，也反映了習近平的統治對中國社會的壓迫越來越強烈。去年，1990年代電影《搏擊俱樂部》（Fight Club）被中國政府換上了一個新的結局，並改以黑底白字字幕打出“經由泰勒提供的線索，警方迅速理清案情，一舉將他們抓獲，阻止了炸彈的爆炸” 。傳記片《波西米亞狂想曲：搖滾傳說》也遭到刪節，移除了描寫歌手Freddie Mercury同性戀性向的部分。

中國左翼遭受鎮壓加劇

社會主義工運人士柴曉明被指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對46歲的他的判決將於11月25日星期五作出。柴曉明於2020年8月在南京中級法院受審，到現在已超過兩年。他可能會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

柴曉明一案是習近平政權加劇鎮壓持不同政見者的最新例證。當今政權越來越針對社會主義者和左翼，而不僅僅是自由派民主人士。習近平的所謂“共產黨”政權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今年，中美之間GDP差距將在30多年來首次拉大。清零政策下的封鎖造成嚴重後果，引發了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和外地務工人員的抗議浪潮。那些有財力離開中國的人正在加速逃離中國（所謂“潤學”浪潮）。

柴曉明是網站《紅色參考》的編輯之一。該網站在2018年深圳佳士工廠建立獨立工會的鬥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與毛派和其他左翼人士緊密合作。佳士鬥爭吸引了中國左翼青年和學生廣泛的關注，其中一些人前往深圳積極參加鬥爭。

這場運動震驚了中共政權，因為它聯合了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年輕人，並試圖組建一個獨立的工人組織。當局首先對工人進行了殘酷鎮壓，逮捕並解雇了工人，然後對學生進行了鎮壓，逮捕了110多名學生，近一半人“失蹤”，其中一些人至今下落不明。對柴曉明的抓捕是這次鎮壓的一部分。

像處理其他運動一樣，中共宣傳機器聲稱佳士運動的積極分子被“境外勢力操控”。它試圖以同樣的指控抹黑女權主義者、LGBTQ運動人士、民族權利運動人士和其他對中共政權的批評者。隨著中美帝國主義沖突升級，達到40多年來最尖銳的時刻，通過聲稱這些運動“受到境外政府資助”來抹黑工人或婦女權利鬥爭的宣傳也在增加。

事實上，外國資本主義政府從未支持工人組織和罷工權利或其他民主權利，只是開始將這些問題作為資本主義超級大國之間新冷戰鬥爭的幌子。

鎮壓左翼

2018年，《紅色參考》網站在北京的辦公室遭到突擊搜查，警方繳獲了電腦和書籍。作為佳士鎮壓行動的一部分，其他幾個與毛派有關的網站也遭到了突襲。《紅色參考》編輯尚愷以“尋釁滋事”的罪名被捕。

正如中國勞工論壇報道提及，柴曉明於2019年3月21日被捕。他現在已在監獄里待了三年零八個月。中共對他的指控是完全虛構，這是中共誹謗和誣陷左翼運動人士及一切政治對手的手段。

甚至在被拘留之前，柴曉明的健康狀況就已經很差。他的朋友和家人被拒絕探視，這讓人們擔心他的病情。他的父母都80多歲了。他的律師對此案的公開評論受到限制，他對柴曉明的身心健康表示擔憂。

正如我們在2020年柴曉明被審判時提及：

“柴曉明的案件的細節尚未對外公布，但他被南京市國安局拘留的時間始於2019年3月，在該案提起訴訟之前17個月……這也符合中共對政治異議人士的迫害模式，在審判前將其長期拘留，從中提取供詞，在許多情況下，遭遇如此迫害的異議人士被迫‘配合’以免加重刑罰。”

政治審判

對柴曉明的審判顯然是政治性的。中國勞工論壇的Vincent Kolo表示：“這場審判是一場可怕的作秀審判，絲毫沒有正當程序的樣子。”他說：“柴曉明被起訴的背後是中共獨裁政權的威權政治議程，而這現在變得更加殘酷，因為它擔心政治上的激進化和意識左轉的浪潮——特別是在中國的年輕人中。”

法院決定將柴曉明在佳士鬥爭中的參與同他的案件分開，這是中共政治操弄的一個把戲。他的律師郭海躍透露，柴曉明早些時候在海外的活動反而是案件的焦點。

郭海躍告訴自由亞洲電台：“他（柴曉明）在國外留學過啊，有很多事情是跟在國外有關系的。有些方面我不方便跟你說這個事件，跟那個佳士（事件）沒多大關系。”

這顯然不像柴曉明在2018-19年鎮壓期間被捕的時機所顯示的那樣。但當局決定從柴曉明的案件中與佳士事件切割，顯然是由於其政治敏感性；他們希望避免再次引起人們對2018年佳士鬥爭的關注和討論。

海外中國留學生

還有一個因素，今天變得越發重要。越來越多中國留學生激進化起來、準備參與反中共的政治活動和抗議活動。10月13日，在中共二十大召開前夕，一名個人行動的示威者彭立發在北京四通橋高舉反習橫幅，要求民主權利。北京抗議活動爆發後，中國留學生越發激進的形勢達到了一個新高度。

這件事之後，中國學生制作的聲援海報出現在世界各地的數十所大學校園，要求釋放彭立發，支持他提出的終結獨裁統治的訴求。顯然，法院也希望借柴曉明一案向海外留學生發出警告，不要從事“顛覆國家政權”活動。

柴曉明唯一的“罪行”是維護工人權利，抗議中國對社會主義者的鎮壓。習近平政權采取的殘酷鎮壓措施表明，盡管習近平試圖展現威力和穩定，但他擔心與日俱增的社會主義思想和愈演愈烈的反政府情緒。

對柴曉明的迫害非但沒有挫敗抵抗情緒，反而為組織對抗資本主義和中共獨裁政權提供了更多的理由。

要求釋放柴曉明的團結聲援抗議正在醞釀。例如，倫敦的學生和左翼活動人士要在11月25日（宣判日）發起團結抗議。ISA的支持者熱切想要提出這個議題，並在可能的情況下介入或發起團結聲援抗議。

釋放柴曉明！釋放中國所有政治犯！
為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而戰！
反對新冷戰——支持全世界工人爭取權利的階級鬥爭！
反對資本主義和獨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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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2-4 22:47:45

中國：不能指望中共的法例會保障女權

中國新修訂的《婦女權益保障法》在10月底通過，在表面上宣揚“男女平等是基本國策”，包括針對婦女人身自由、消除歧視、平等國民保障、阻止性騷擾和人口販賣等。但在現存專制資本主義體制下，中共只會鞏固對女性壓迫的父權元素以加強社會控制。

新修訂法案中總則第七條規定，“婦女應當遵守國家法律，尊重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和家庭美德，履行法律所規定的義務”，加入了“職業道德和家庭美德”，令人想到是為了鞏固傳統家庭婚姻觀念。即使報道這一修法的媒體不多，也大多只聚焦於一些表面功夫，但是網上相關討論及批判仍然不少，包括質問“怎麽不出個規定男人的？”、“為什麽要提到婦女應該遵守的道德啊”等。

雖然該法律修訂草案強調男女平等，也有提到不能強迫女性生育，但是現實中政權打造的氛圍正是要推動女性生育，包括提出“三胎政策”，同時並沒有配套的提高工資、改善住房和教育等社會保障等措施——也是因為不想讓資產階級利益受損。在如此的國家政策、及當局試圖打造的社會氛圍下，二元性別的角色更加被強化、女性更為落入到傳統家庭角色里，婦女勢必無形中承受更大的壓力——要麽被迫承擔家務勞動同時還在外拼命工作、從而養活家庭，要麽被迫放棄職業生涯、經濟上完全依賴於配偶，因此中國女性處境越來越艱難。

正如台灣清華大學社會所副教授、中國性別研究專家沈秀華所言，中國在“經改”（即資本主義覆辟）以來，大量國有資產被私有化，社會安全網也因此倒退到以家庭為核心。習近平治下，當局不斷強調孝道和婦德，女性更加被推回到傳統家事領域。目前中共正面臨人口老齡化、生育率持續下跌、結婚率下跌而離婚率飆升的狀況，因此勞動力縮減對於當局來說迫在眉睫，而此時當局自然會期待女性更多地進行“相夫教子”這項“傳統家事”。

女性權利備受打壓

疫情期間家暴事件暴增，離婚權和墮胎權正在被不斷打壓。而女權運動更早就受到嚴厲鎮壓。2015年國際婦女節前夕，“女權五姐妹”因為策劃“公交車反性騷擾”行動而被拘留，37天後才因為當局受到國際社會壓力而被釋放。#MeToo運動，則在2018年傳入中國網絡幾個月後，變成為微博上的禁詞，支持這個運動的網民經常遭遇封鎖帳號、網絡霸淩、拘留逮捕等打壓手段。而在往後，女權運動更是被民族主義者攻擊、被和所謂“境外勢力”、“港獨”聯系起來，典型案例包括2021年女權人士肖美麗被攻擊的事件。

中共本身也是充斥父權的體制，其中一個指標便是，如今已有9千多萬成員、女性占比為27.9%的中共，至今只有八位女性曾經進入中共政治局，其中還有兩位是候補或候任政治局委員，或者是其他無足輕重的角色，更從未有女性進入過中央政治局常委這一官方意義上中共最高決策機構——二十大後仍舊如此。另外，在去年被爆出性侵的張高麗，更是沒事一般赫然出席二十大現場，可見這些權貴的施暴者是如何能夠逍遙法外。

修訂內容還涉及拐賣、綁架婦女問題，規定政府有關部門要及時發現報告和解救安置被拐賣和綁架的婦女。今年年初徐州鐵鏈女事件，引發了全國範圍的關注，不單是對於販運婦女和兒童現象的憤慨，也包括對於婦女權利本身的擔憂。去年12月24日至今年1月22日，當局征求《婦女權益保障法》修訂草案意見，結果收到社會各界42萬余條法律意見，參與人數高達8.5萬余人，比起其他征求意見草案只有數十至數百不等的參與人數，明顯顯示社會大眾對於女性權益意識提高很多。但是，這些法律修訂徒具象征意義，對於清除背後人口販賣業的黑金集團和官員並沒有任何幫助。

真正保障婦女權益，不能依賴中共當局好看的法律（何況該法律在聲稱“權益保障”的法律里提出規訓女性的內容，真是諷刺）或是中共的哪個官方機構，而是需要女性、工人和其他受壓迫者聯合組織起來，建立取代中共獨裁政權的民主社會主義女權替代方案。

2022年是中國人口危機的新里程碑

今年7月11日，聯合國《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報告預測，印度將在明年超過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在人口危機壓力和廣泛的質疑聲中，中共最新一期的《求是》雜志終於承認“‘十四五’期間我國人口將進入負增長階段”，這也是中共首次承認人口出現負增長。這將會是中國人口危機的一個里程碑事件。

“未富先老”

連年的生育率走低、越發嚴重的老齡化問題、“未富先老”的社會現象和寅吃卯糧的養老金問題就像慢性病一樣越來越影響到了中共的獨裁統治。中國規定最晚60歲退休，而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顯示，中國60歲老齡人口已達2.64億，占總人口的18.7%，預計到2025年60歲以上人口達到3億，這意味著三到四個人之中就有一個是老人。資產階級希望有著充足的勞動力以供剝削，同時還要維持著一個相對數量的失業人口作為產業後備軍，並讓這些工人相互競爭以獲得優質廉價的勞動力從而實現利潤最大化。

為了應對危機，在去年五月末習近平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中便宣布了一對夫妻能生育三個子女的三胎政策，但響應者寥寥。如《新華社》在微博發起投票“三胎政策來了你準備好了嗎”，結果九成的投票都是“完全不考慮”。今年上海疫情期間一男子面對警察“影響你三代”的威脅，更是喊出了“我們是最後一代”的回應。

有很多相互聯系而造成的人口危機。今日中國的少數官僚資本財團據有著本由勞動人民創造的絕大部分社會財富，貧富差距極其懸殊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這種背景再加之高企的房價、昂貴的教育和不完善的生育環境如不完善的產假制度、托幼機構和公共教育支出的缺乏等，不僅使得生育率低迷，更使得生育越來越成為有錢人的權利。廣大貧苦人民一個都生不起了，還能生第二個、第三個孩子來供資本財團剝削嗎？另外，生育多個子女意願低下還有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粗暴執行了整整35年的一胎政策“只生一個好”的宣傳已經深入人心甚至已經構建出了一種理想家庭的想像。

中共的三胎政策基本上是全面二孩政策的翻版，“全面兩孩”2015年開始推行，2016新生兒多了將近100萬，但2018年新增總人口急速下跌，已不及放開前的水平。和二孩政策一樣，三胎政策效果也極為有限。威斯康辛大學研究員表示，三孩政策能讓三孩占比提高2-3%就不錯了。理論上講，放開三胎限制與全面放開之間的差距是非常小的，但中共不選擇全面放開是為了使得長期執行並寫入憲法的計劃生育政策能夠邏輯自洽，不至於暴露出生育已經不在“計劃”之中從而動搖政府權威。如果不解決影響生育意願的房價、教育、生育和社會保障等問題，而只妄想通過不限制生育的政策和天花亂墜的宣傳來解決人口危機，那只能是治標之舉。

超額剝削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口問題，根源於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制度，只有變革資本主義制度，才能解決資本主義的人口問題。中國社會少子化的根源又恰恰在於資本主義社會下民眾受到的超額剝削，絕大多數基層民眾被資本榨幹僅僅只能維持生活的水平。中共根本無力解決人口危機，它只能和財團捆在一起沖向歷史的垃圾堆。而我們要通過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來解決人口問題、來開拓新的世界！

我們要求：

打倒房地產商！將房地產企業和建築民主公營，提供優質廉價房屋供人民居住；
反對教育商品化！全面實現教育免費，取消各級學校學費，建設免費公有公營的托幼機構；
打碎父權制度！實現男女平權，反對職場歧視，落實同工同酬和法定產假；
反對提高退休年齡！要求大幅增加退休金，實行全民退休保障；
大增最低工資和生育補貼政策。
而上述所有措施只有在工人階級接管經濟的所有權和控制權、並制定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計劃制度才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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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2-4 22:49:05

中國群眾運動何去何從？

在本文撰寫之時，警察正在中國各大城市集結，以圖盡力平息最近的抗議浪潮。抗議在各大學持續。在即將到來的周末，全國各城市或將出現新一波街頭抗議。過去幾天席卷中國的示威是30年來對中共獨裁統治、及現在對新加冕為“皇帝”習近平最嚴峻的挑戰。

在經歷了3年令人窒息且殘酷不仁的“清零”控制和封鎖之後，群眾已經到了崩潰邊緣。雖然清零政策和周四在新疆發生的致命火災是抗議的導火線，但當前的抗議浪潮遠不僅是關於反對封城（盡管這個問題很重要）。

全國80多所大學的抗議中，學生們高喊“不自由毋寧死”——這正是1989年鬥爭的口號，盡管許多中國青年對此並不知情。爭取民主權利和終結獨裁統治的訴求，加上對於中共瘋狂、頑固、不科學的作法的憤怒，兩者結合了起來。

過去一周，每日通報新冠肺炎確診數已達到創紀錄的40,000多人。雖然與許多西方國家疫情高峰期的水平相比，這數字仍然很低，但政權采取更嚴厲的封城政策，因為其過去堅持清零政策的成功，現在已經騎虎難下了。

中共獨裁政權盲目地遵循失敗的戰略，而習近平的個人角色加強了這一戰略：一方面，他在中共內部權力鬥爭中使用“清零”作為武器，迫使地方政府“表忠”；另一方面，他借此政策大規模提升獨裁政權監視和控制社會的能力。

習近平的清零政策輕忽疫苗接種，而是側重於密集的大規模檢測、接觸者追蹤、隔離和殘酷的強制封鎖。有100萬中國人——包括本文其中一名作者的家人——現在被關在隔離中心（也就是方艙），這些地方被廣泛描述為“比監獄還糟糕”。據每周提供最新消息的野村證券稱，目前有50座城市處於某種形式的封鎖狀態，這一數字創下紀錄，而這些城市占了約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口。

現在的一個重大改變，即轉向世界其他大部分國家政府采取的“與病毒共存”政策，恐將使中國資源不足的醫療部門不堪重負，並導致數十萬人死亡。彭博行業研究（Bloomberg Intelligence）最近的一項研究顯示，中國每10萬人只有4張重癥監護室（ICU）病床，這一指標遠低於發達國家。現在在這件事上進行180度大轉彎，對習近平來說也是一次丟面子的個人挫敗，因為“清零”被視為他的招牌政策。 因此，正如彭博社專欄作家馬爾克斯（Clara Ferreira Marques）所指出，習近平身為獨裁者，發現自己陷入了政治上的“被動強制”——此處使用了國際象棋術語，意思是玩家被迫采取行動，但任一選擇都會使情況變得更糟。

警訊

社會爆炸的警訊已經十分明顯。10月，全球最大的iPhone工廠（富士康）在鄭州的數千名工人發起了大規模抗議，這對群眾意識產生了巨大影響。盡管網絡審查人員盡了最大努力屏蔽相關新聞，這些場面還是在社交媒體上被大家廣泛觀看。烏魯木齊是最近一波史無前例的抗議活動的爆發地，這座城市已處於令人痛苦的100天封鎖，伴隨著食品和藥品短缺——幾乎所有的封鎖措施都是如此。

封鎖引發了難以想像的心理健康危機。早在2020年，一項全國調查就發現，近35%的受訪者正在處理因大流行而導致的心理困擾。今年，衛生部拒絕公布自殺統計數據。

許多現在爆發了自發的反封鎖和反政府抗議的大學已經經歷了好幾波封鎖浪潮，學生們被困在宿舍里數周之久，抱怨缺乏包括衛生用品在內的一切。卡塔爾世界杯足球賽的開賽在中國也帶來了震撼。沒有戴口罩或可見的疫情限制的大量人群聚集的情景，促使一些人問道“他們跟我們生活在同一個星球上嗎？”

中國一名同志如此描述整個情況：“從我社交範圍所見，除了少數官僚和年輕公務員對事態不予置評，幾乎所有人都堅定站在抗議者一邊——包括平常那些’沈默的大多數’。”

“這場風暴中值得注意的是，對於習近平的不滿成為重點，公眾不再把怒火燒向地方官員或者政權內部其他人物，而是直指習近平本人。”

烏魯木齊喪生的10人

11月26至27日，公眾對清零政策積聚的憤怒情緒終於爆發，全國各地民眾聚集要求解除封鎖，甚至主動拆除和摧毀路障和檢測設施，攻擊擋路的防疫人員和警察。截至11月27日，全國至少有85所大學的學生舉行抗議，人數從數十人到數百人不等。

11月24日，新疆首府烏魯木齊市維吾爾人社區的一棟公寓樓發生火災，引發了這一抗議事件。烏魯木齊是一個 80%人口為漢族的城市。盡管中共多年來惡毒地利用種族主義宣傳維吾爾人是“恐怖分子”，我們還是看到漢族和維吾爾人表現出自發的團結，而這具有重要意義。

火勢本身並不大，但由於為加強封鎖而豎立了隔離柵欄，因此消防車無法及時趕到滅火。疑似受害人因房門和逃生通道被鎖而無法逃脫。在被網絡審查人員刪除之前，人們尖叫著要求開門的視頻片段在網上廣泛流傳。

火災中有10人喪生，他們都是維吾爾人，但一些網絡報導稱實際死亡人數要再多。中共官員後來推卸責任，稱路是通的、是居民不跑。這進一步激起了公眾的憤怒，當晚，大量烏魯木齊市民，包括漢族和維族人，沖破防疫屏障，遊行到市政府辦公室抗議。

由於接連不斷的次生災難導致人命死亡，反抗的種子已在人們的心中種下。這包括貴州省發生的導致27名被強行送往偏遠檢疫中心的乘客死亡的公交車事故，以及無數人因提交不出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而被拒絕入院治療最終死亡的悲劇。

近幾周，鄭州、廣州等地的民眾和工人紛紛沖破防疫屏障，與警方對峙。在重慶，一段年輕人在警戒線前高喊“不自由毋寧死”的視頻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鳴。烏魯木齊的抗議在兩天內掀起波及全國的浪潮，點燃了在非人道和偏執的清零政策下積聚的憤怒和不滿，但情緒更為強烈。習近平強硬的防疫政策也讓數百萬人認知到令人窒息、殘酷鎮壓的獨裁統治的現實。這也告訴大家，中國政權準備多長時間實施如此的鎮壓和監視。

“共產黨下台！”

11月26日晚，上海市民沖破疫情封鎖線，沿著以烏魯木齊命名的烏魯木齊中路遊行，悼念火災遇難者，表達憤慨。幾天後，警方拆除了烏魯木齊中路的所有路牌，而這是他們避免更多抗議的其中一個應對方式。上海群眾一齊高呼“共產黨下台！”“習近平下台！”他們還阻攔警車，並奮力解救被警察逮捕的示威者。示威活動持續到11月27日白天和晚上，人們要求釋放被捕的抗議者。除上海外，北京、南京、廣州、成都、武漢等城市也爆發大規模抗議。

自1989年以來，中國從未出現過如此大規模的運動。目前的抗議還沒有到當年那個程度，但我們必須觀察事情會如何發展。中國的經濟和社會危機在許多方面甚至比當年還要嚴重。當前的抗議來自多個社會階層：鄭州和廣州的農民工、學生、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以及許多站在示威前線的年輕女性。正在展開的政治意識中有許多不同的元素，但這已經從反對封城，進化為提出民主訴求、反對鎮壓、要求終結獨裁和罷免習近平的政治訴求。

在烏魯木齊，當地政府在火災發生後立即改變立場，宣布該市已“基本實現社會面基本清零目標”，因此正在放松管控，但人們繼續走上街頭表達不滿。其他許多地方政府也采取了類似的立場，匆忙宣布解除封鎖並進行一些浮於表面的改變。

這是中共平息抗議的典型手段——先是給根“胡蘿卜”（即讓步），然後再揮舞鎮壓和逮捕的“大棒”。對於類似烏魯木齊那樣政府一夜間實現“社會面清零”的說辭，民眾在社交媒體上普遍表示懷疑。中共政權出名的一點劣跡，便是利用“虛假”承諾和讓步愚弄大眾。它通過宣布將關閉污染行業來平息環保抗議，只是為了在眼前的動蕩平息後才允許高污染產業繼續開工。在廣東烏坎村，中共當局承諾舉辦有限度的地方選舉，以平息反對征地和腐敗的抗議。選舉被操控，然後鎮壓開始，抗議當中的許多領導人物現在不是在囚就是流亡。“他們給了我們一張100萬美元的支票”，一名烏坎活動人士後來說，“但它跳票了”。

在這波抗議浪潮中，漢人和維吾爾人展現了團結一致的一面，克服了中共的分裂策略。在烏魯木齊，漢人被路過的維吾爾人鼓掌擁抱，在街頭張貼橫幅悼念周四火災中的遇難者，這一幕令人心潮澎湃。中國的一些資深評論員將這種情況描述為自2009年新疆七五事件（致命的各民族間暴亂和大屠殺）以來前所未有的情況。

訴求為何？

在大學校園里，眾多學生團結起來。11月27日，在北京清華大學，數百名學生舉著白紙抗議，高呼“民主、法治、言論自由”和“無產階級萬歲”，還唱著國際歌。

與早先的抗議不同，當前的抗議浪潮顯示出轉向更明確地反對獨裁統治；很難得的是，直接反對中共和習近平的口號被廣泛采用。同樣，這是自1989年以來的第一次。10月的四通橋事件，當時一個獨自行動的抗議者彭立發在北京市中心懸掛標語反對獨裁統治的橫幅，顯然影響到了今天提出的許多訴求。雖然在大多數國家，個人抗議不會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但在中國，所有獨立組織、政治和民主權利都被禁止，其效果驚人。

在我們關於四通橋抗議的聲明中（《中國：“新坦克人”抗議引發熱烈回響》，中國勞工論壇，10月17日），我們認知到抗議帶來的影響，並對於橫幅上的許多口號表示讚同，同時解釋道，這樣不足以充分或明確挑戰中共獨裁統治，而且一些訴求——比如“要改革”——不幸地強化了對於中共獨裁、或其某些精英派系有能力進行改革並提供民主讓步的幻想。

中共獨裁永遠不會主導實現向任何形式的民主的漸進過渡。有人寄希望於中共的憲法，但它不會提供任何民主機制來監督或罷免領導人。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中共極權國家機器的其他機關提出要求，我們也不會贏得任何勝利。1989年，重新召開全國人大的呼籲，最終結果也僅是分化並消散了群眾鬥爭。

中共一再證明這是一個錯誤的幻想。中共曾經承諾在香港允許有限的民主權利，但這些都被收回並粉碎。如果中共不能容忍在香港相對獨立的實體內存在一種有限、只做半套的資產階級“民主”，那麽他們肯定不能容忍在中國落實這樣的資產階級“民主”。

馬克思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通過我們的文章解釋道，歷史上沒有哪個專制制度是通過“改革”而走入歷史的。主要由罷工浪潮和工人運動的果斷介入來領導的群眾鬥爭，一直是成功擊敗獨裁政權和贏得民主權利的關鍵因素。盡管抗爭者英勇奮戰，2019年香港運動走向失敗，以及隨後遭遇鎮壓，顯示沒有“改革”獨裁政權的可能性、運動不能半途而廢、獨裁統治必然會設法維持全面控制。

對習近平個人認同的清零政策的廣泛憤怒，進一步加劇了對於中共獨裁政權的反對情緒。對於剛剛開啟第三任期的習近平來說，抗議的如此爆發無疑是一種屈辱和重挫。在中共二十大上習近平稱帝之際，我們預測，“無論結果如何，都不會從根本上改變中共政權的前景，並只會走向最大的風暴。”（《中國：習近平的二十大總結了五年的政治災難》，中國勞工論壇，10月17日）

這些情況與伊朗起義有很多相似之處。在這兩個案例中，一起殘忍的事件引發了一場全國性的抗議運動，反對整個政權的政治訴求開始浮現。不同民族群眾之間團結一致的場景令人印象深刻，也本能地克服了惡毒的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宣傳。此外，2019年香港爆發了圍繞新逃犯條例議題的群眾運動，幾周內抗議就遠超出了逃犯條例修訂這個議題，因為一波又一波的街頭抗議將抗爭者的訴求集中在爭取民主權利和終結國家鎮壓上。

香港運動提供的教訓

今天中國抗議的一個顯著特征是，許多人公開表達“我們應該支持香港”的遺憾情緒。這表明意識開始趕上形勢需要的過程。香港運動失敗的原因給中國的鬥爭提供了重要的教訓：它不缺人數也不缺戰鬥性，但缺乏群眾組織（特別是工人組織）來使得鬥爭挺過許多意想不到的變局、政府打壓和不實信息而存續。它孤立於單獨一個城市，因此沒法擊敗中共獨裁。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香港鬥爭中的主導地位，泛民反對派政黨破產的妥協策略，以及香港本土派更加極端的內向心態，最終作繭自縛。

一種僅依靠自發性和網絡平台的反組織思想也阻礙了香港鬥爭，因為當面對一個擁有龐大資源的、無情的國家機器時，需要規劃、戰略、制定明確的綱領以及對取代如今社會和政府制度的藍圖有所認知，這需要組織——工人組織和學生會、基層抗議委員會，以及至關重要的工人階級政黨（而這個政黨需要明確的爭取民主權利與社會主義的綱領）。

後者表明中共獨裁統治與中國資本主義密不可分。中國共產黨其實可謂全球最大規模的工業和金融公司，擁有自己的軍隊和警察部隊。對資產階級民主的幻想，通常（而且也許不可避免地）會在每一次反獨裁鬥爭中占據一席之地，而這需要用明確的警告來回擊——就像我們在香港鬥爭中所做的那樣——贏得民主權利的唯一途徑就是與資本主義果斷決裂，因為這是中共獨裁統治所依賴的制度。

面對這一重大危機，習近平一如既往地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但我們不能低估中共冷血鎮壓的決心和兇猛程度。中共不會輕易接受群眾的訴求，哪怕是要求部分地改變防疫政策——中共怕這會鼓舞士氣，引發連鎖反應，從而引發更多的群眾鬥爭。中共更不會同意在中國這樣的環境下實現哪怕非常有限的民主改革，因為當今中國龐大的規模和深刻的社會和經濟問題，也會在實現民主改革後摧毀中共的獨裁統治。

與世界其他地方一樣，工人階級是中國關鍵的社會力量，他們已經是抗議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是沒有任何形式的組織，甚至沒有工會來爭取其工作條件。工人階級應首先在工作場所組織起來，然後在整個社會中組織起來，這是反對鎮壓、獨裁和資本主義的成功運動的自然且唯一的原動力。

為了成為當前抗議浪潮的領導，工人們必須號召罷工，同時呼籲學生跟隨。如果總罷工與通過罷工委員會、新的獨立工會和支持民主社會主義的新的群眾性工人政黨這些組織聯系起來，那麽總罷工將是反對習近平獨裁統治的最有力武器。

我們主張：

停止清零，停止鎮壓抗爭
行動升級，建立獨立學生會與工會，發動罷課罷工
要言論自由、罷工權、組織權，不要審查與監控
要勞工自由，不要996，要八小時工作制，要生活工資
要性別自由，不要父權要女權，不要家庭壓迫，不要再有鐵籠女
要跨族群團結鬥爭，支持港台疆藏自決權
中共不能自我改革，打倒習近平、打倒獨裁、打倒資本主義

團結聲援中國群眾抗爭

2022年11月的群眾抗議改變了中國。無論未來幾周的發展如何，現在每個人都感知到，社會上對中共獨裁統治的怨恨和憤怒達到的程度。縱使是史上最大規模的警察國家監控機器，也已經無法掩蓋真相。未來，這個獨裁政權只會面臨更大規模的群眾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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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2-4 22:51:06

“我們要自由！”

從烏魯木齊、上海、廣州到北京，抗議席卷了中國。至少有85所大學的學生舉行抗議，要求“自由”。這是自1989年民運以來，第一次全國性地沖擊中共獨裁統治的抗議運動。現在我們見到年輕人和年輕女性、漢族和少數民族以及工人起身反抗，可以說這是自1989年以來對中共獨裁統治最嚴峻的挑戰。

非人道的清零政策下的封城堪比戒嚴，對普通民眾而言意味著極端的苦痛——拖欠工資、失業、貧困、精神疾病、缺乏食物和藥品。造成至少10名維吾爾人喪生的烏魯木齊火災悲劇，是11月26日至27日群眾抗議的導火線。即使多年來當局利用種族主義、民族主義宣傳，分化各民族工人階級，漢族和維吾爾族普通民眾此時團結一致，反對中共獨裁統治。

在上海，示威者高呼“共產黨下台”和“習近平下台”。如此公開的批判，已經很多年沒聽到過了。群眾抗議已經遠不只是反對清零，而是正確地將反對清零與爭取民主權利、言論自由和終結獨裁統治的政治訴求聯系起來。

中共也以其老伎倆回應。警察遍布在街頭。許多參與抗議的人在11月已接到公安的電話並被家訪，警告他們停止活動。中共當局宣布啟動“緊急狀況”這一最高級別的審查。審查人員正在過濾江澤民過世的消息，以防止學生和工人以此為契機發起新一輪抗議習近平獨裁統治的浪潮。現在判斷如此鎮壓是否會遏制運動還為時尚早。如果是這種情形，鎮壓不會永遠有用。社會憤怒已經極其高漲。警察恐怖手段是無法壓制充斥著街道和校園的自由呼聲的。

當局和以前一樣，宣布對一些政策進行重大變更，以圖平息抗議。當局聲稱會放寬部份清零措施。當局不會承認這些是對群眾壓力的“讓步”，因為中共擔心這會鼓勵到更多的反抗。但防疫措施的放寬只是浮於表面、非常有限。由於未能投資於公共醫療和高效疫苗，中共已將自己和人民都困在清零夢魘中。而習近平這個獨裁者執迷於“勝利”的清零政策，因此對於防疫政策實施任何真正的改變，都將是對於習近平的一種個人恥辱，會削弱他對權力的掌控。

我們是社會主義者。我們是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nternational Socialist Alternative，ISA）和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 我們的《社會主義者》雜志在中國左翼青年間很受歡迎。我們為立即實現全面民主權利而戰：停止網絡審查、支持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自由、罷工權、組織權。我們呼籲當前抗議浪潮需要升級，要發展為工人罷工與學生罷課。

我們指出，中共資本主義獨裁政權不能自我改革，我們不能以“憲法”來制約和約束它；必須要推翻中共獨裁，由民主的工人和被壓迫者政府所取代。我們想要的是，真正實現社會主義，由普通民眾和工人對經濟進行民主控制。反對殘酷的血汗工廠資本主義，以及偽共產黨的警察國家。

我們社會主義者過去積極參與了香港的群眾鬥爭。那場運動失敗了，香港陷入了鎮壓的黑暗，這是因為那場運動沒有組織起來，也沒有明確的政治綱領來推進。當時，青年社運人士及運動支持者都以為自發抗議和社交媒體網絡就足夠了——但事實並非如此。一場成功的鬥爭需要組織、強大的工會和革命政黨。

中共政權向海外輸出網絡控制技術

一直以來，中共采取了一種嚴格的消息封鎖來維護它自身的獨裁統治。除了建立“網絡防火墻”以外，群眾在網上發布的內容都要接受嚴格的審查，甚至還可能遭到當局的抓捕和拘禁。習近平上台之後，對網絡審查的力度越來越大，習近平創立了“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來專門負責網絡控制，而他自己則擔任這個小組的組長。

在國際上，中共一直通過輸出資訊監控技術來擴大地緣政治影響力。這吸引了別的威權主義國家，例如俄國、緬甸和伊朗，它們都希望通過中共輸出的網絡控制技術來壓制公眾輿論，以維持自己的政權。在這些國家爆發的群眾運動基本上都利用互聯網作為宣傳和組織的工具。中國政府的網絡管控不僅僅是一個概念上的影響，而且是技術上的支援。

防火長城

2016年的時候，根據《衛報》報道，俄羅斯正在從中國引進防火墻技術來建立控制互聯網的監控系統。同年，普京訪問中國時簽署了在互聯網領域進行合作的文件，其中提到“網絡安全威脅信息共享”和“跨境網絡安全威脅治理”。之後，莫斯科當局通過了《亞羅娃亞法》來控制互聯網，該法律要求電信供應商將用戶信息儲存6個月，元數據（例如時間地點和信息收發者）儲存3年，並要求供應商允許聯邦安全局訪問這些數據。

而在2021年群眾反對緬甸軍政府的大規模抗議中，緬甸軍政府迅速聯絡了中國，希望他們能夠向軍方提供網絡管控的技術援助。從Twitter和Facebook上發布的圖片可以看到，政府人員從中國到向緬甸的飛機卸下幾箱貨物，很可能就是中共送出的技術設備。盡管中共官方否認向緬甸軍政府提供了任何設備和專家，但僅僅在幾天後，軍方就關閉了緬甸的互聯網服務，並禁止當地訪問國際社交媒體，並對抗議運動展開暴力鎮壓，至少屠殺了1500人。一名緬甸網絡安全專家匿名稱：“這些設備用於架設防火墻，它們將被送到網絡服務商和Ooredoo、Telenor等電信運營商那里”。

另一些國家，例如土耳其，正在尋求中國企業幫助他們搭建網絡社交平台。土耳其Facebook用戶的數量已經超過了法國，這讓土耳其政府擔心群眾會接收到西方媒體的消息，並在社交平台上發表批評政府的言論。埃爾多安稱，YouTube和Twitter是不道德的。除了推動法律進行管制，土耳其政府還在積極尋找中國互聯網企業搭建受國家管控的社交平台，因為這些企業更樂於滿足土耳其政府的需求。根據中國政府自己發布的文件顯示，中國企業在土耳其最大的運營項目就是互聯網程序。中國也在這些威權國家進行大規模的跨國鎮壓，包括海外異見者和少數民族。一份報告稱，2021年，中共通過將在新疆使用的算法監控系統：綜合聯合作業平台國際化，來迫害其他國家的維吾爾人。他們通過算法和數據庫來評估海外維吾爾人，以確定哪些是異見者。

一丘之貉

美國批評中共和這些威權國家的網絡管控是“不民主的”，“侵犯言論自由的”。但美國並不是真心希望維護言論自由，而是利用“人權民主”的旗幟來遮掩真正的經濟和帝國主義目的，在新冷戰中攻擊中國。長期以來，美國帝國主義都將YouTube這樣的網絡平台作為宣傳資本主義價值觀的工具，對反美國或者反資本主義的內容進行限流。而在Facebook和Twitter上，這些公司審查並刪除了大量反資本主義的內容。這些公司站在資本家的立場上，而不會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

我們認為，要實現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民主，必須要反對中共這樣的網絡審查，讓工人階級能夠自由地發表自己的意見和觀點。同時，我們不能信任被富豪不民主控制的互聯網公司和媒體，這些公司媒體從來都不是言論自由的捍衛者。為了自己的利潤，它們往往會和獨裁國家合作。我們主張公有的，不受政府控制的互聯網公司和媒體，並交給工人階級民主管理，通過民主選舉選出領導層，而不是作為資產階級政府和獨裁者維持自己統治的工具，這樣才能使廣大無產階級自由地發表自己的意見。

中國抗議已（大多）被鎮壓，但關鍵在於，國外的抗議仍在繼續

11月下旬，中國有大約20個城市和80多所大學爆發前所未有的群眾抗議運動。抗議運動使習近平政權陷入了近乎恐慌的狀態。就目前而言，中共獨裁政權及其國安機器看似已經成功地鎮壓了抗議運動，但中國社會不會回到以前的樣子。

近年來，針對封城、環境污染或官員腐敗的地區小型抗議運動在中國並不罕見，但這些消息一直受到嚴格審查。最近這波抗議運動的不同之處在於，這次是全國性的，而且部分更提出了關於民主權利和反對獨裁統治的政治訴求。抗議者要求結束“清零政策”，並主張言論、新聞和集會自由，在上海和一些大學里更出現了反對習近平和中共的口號。自1989年的群眾運動以來，在公開場合喊出這樣的口號是前所未有的。這樣的行為被視為“顛覆國家政權”，可以被判長年監禁。

抗議走向下坡，縱然可能只是暫時性的，部分原因是由於國家的鎮壓，但也源於兇惡的警察國家和對工會的禁令，使得中國工人階級不能以任何方式組織起來。因此，所有的鬥爭往往是很突然的、自發的和無計劃的。在中國，罷工很少是有組織的；更多的情況是，當工人被殘害與欺騙到無法忍受時，罷工就會“爆發”。

然而，抗議並非全部停止。此後，廣東發生了多起農民工抗議，南京大學也發生了抗議運動。南京大學的學生在他們的校園被解除封鎖幾天後、又突然被重新封鎖之時進行了抗議。這個過程可能會在未來幾個月在中國各地重演。現在的問題不是抗議會否會再現，而是何時重現。

清零政策將會怎樣？

上周末，中國最大的幾個城市宣布放寬封城政策。一些城市取消了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必須出示核酸檢測結果陰性結果的要求，在北京，一些公寓樓表示居民可以在家里自行隔離，而不是在常被形容為比監獄還糟糕的集中營（方艙醫院）中隔離。

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本人並沒有就“清零政策”或放開封鎖發表任何聲明（除了對來訪的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發表的私下言論），更不用說公開承認抗議運動的發生。地方官員被授權推行這些政策變更，正是為了保護習近平，他不能被視作在過去三年的重大政策上“開倒車”，但毫無疑問，這些地方官員得到了獨裁者的允許。雖然海外媒體將這些舉動描繪成清零政策的全面退場，但實際上是只是部分松綁，未來不排除可能會再次推行清零。目前，中國有4.5億人生活在某種形式的封城中，規模比一周前的5.28億人有所減少。

這一變化遠不代表整個獨裁政權的“退讓”，它所表明的只是，對習近平來說，比起30年來對中共政權最公開的抵抗行動，讓新冠病毒肆虐、甚至恐將導致數10萬人死亡（或如一些專家所指出的，將多達200萬人死亡）還比較能接受。這反映出中共政權是有多麽恐懼和不自信，尤其是在中國更深陷經濟危機之時（凱投宏觀預測2022年中國實際GDP增長為-1%），並證實了我們在10月中共二十大前後所言：“中共政權越來越脆弱，而不是越來越強大。”

現在，“清零政策”的放開給中國社會帶來了一系列新的問題，這清楚地顯示了威權資本主義制度“改革”的局限性，並明了地引出全面制度變革的問題。對於可以在外面更自由活動、乘坐地鐵、參與更多的社會活動，普通民眾將無比欣慰，但也有人懷疑所宣布的解封措施是否會真正得以落實。但是，由於目前國內疫情急速惡化，而國產疫苗不如西方國家的疫苗有效，但西方疫苗被禁止進口到中國，且老年人的接種率極低（80歲以上的人中只有40%完全接種），加上重癥監護室（ICU）床位嚴重短缺，中國完全有可能像今年早些時候的香港一樣，在冬季迎來新冠死亡病例激增。科學家和新冠專家估計，如果全面取消清零政策，全國可能有150萬到200萬人死亡，而其他一些人則說病亡人數會更多。

在沒有備用方案的情況下，隨著傳染性極強的奧密克戎變種病毒的擴散，中共政權將粗暴地左右搖擺，從封鎖到部分放開，然後再回到封鎖。但在最近抗議開啟的新時期，當局越來越難以執行像烏魯木齊那樣持續100多天的全面和長期封鎖。南京工業大學的學生向政府提出警告，其中一名學生對大學校方的代表大喊：“你們要是敢碰我們，你們就會變成第二個富士康！”

正因如此，ISA中港台支部主張，除了結束清零政策之外，還要配合投入大量資源來建立並強化醫療系統，特別在老年人當中加強疫苗接種計劃，並立即撤銷對外國mRNA疫苗的禁令。盈利龐大的制藥公司和核酸檢測公司必須無償收歸民主公有，並將這些公司的大量資源投入公立醫院系統。

然而，實為全球最大資本主義政權的中共，永遠不會采取這行動。這些改變化將對資本利潤最大化構成根本威脅。而且，就外國疫苗禁令而言，對習近平來說，取消相關禁令將意味著蒙羞、被迫承認本國科技水平不足，因為隨著新冷戰的深化，他需要強調本國強大。獨裁政權永遠也不能通過改革而走入歷史。中共必須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制度，工人階級控制社會，所有人的民主權利得到保障。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不可能進行任何認真的變革，在中國和亞洲許多地方，資本主義需要一個威權制度來保證其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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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2-4 22:52:22

在中國境外建立運動至關重要

對中國資本主義下的殘酷剝削和壓迫，及其在中國境內的奧威爾式獨裁進行反擊，可以說是極其困難和危險。在11月最後一個周末的抗議浪潮之後，當局立即向參加抗議的人發送海量電話和短信——由於監控攝像頭和當局對手機的追蹤，警方已經知曉抗議者的身份和參加抗議的情況，並警告他們今後不要再參與。在最近的抗議浪潮爆發前不久，ISA在倫敦中國大使館外舉行了一次示威，聲援被監禁的社會主義活動家柴曉明，並要求釋放所有中國的政治犯。僅僅一周後，同樣的地點爆發了一場規模為原來20倍的抗議。

但是對生活在中國境外的中國公民來說，公開反對中共獨裁政權也並非沒有危險。有許多報道提及，在海外學習的中國學生參加了為烏魯木齊火災死難者默哀，以及聲援最近抗議的活動，而他們在中國的家人隨後被警察探訪。中共先進的監控系統和中國境內外的間諜和特工網絡絕對是規模非常龐大，最近幾個月的報道只是讓這一點更加清晰展現出來。中國是個科技極權國家，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監控技術（很多都是與美國公司合作開發出來的）。獨裁者必然需要一個極為嚴密的國安機關來保持權力。

在歷史上的許多時刻，流亡海外的社會主義者和社運分子的努力是推翻獨裁政權的關鍵，因為他們有能力建立組織，也能更自由地撰寫政治材料，並秘密地將這些偷運回國。由列寧和托洛茨基領導的社會主義俄國革命就是如此，他們的大部分政治生涯都流亡海外，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終結也是經歷如此的過程，雖然鎮壓的嚴重程度略輕。

在過去的六個月里，隨著世界各地明顯放寬防疫限制，而中國的相關限制卻仍然存在，現在又出現了全面的經濟危機，中國留學生迅速政治化，在某些情況下還出現了激進化。在世界最大的iPhone工廠的富士康，工人們針對封城、不安全的工作條件和被資本家竊取的工資進行反擊，拉開了最近運動的序幕，在烏魯木齊的火災之後，學生群體對於運動的廣傳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同樣，在過去一周半的時間里，國際上發生的聲援抗議幾乎完全中國留學生推動。

ISA正在盡我們所能，推動發展這一運動。實際上，我們全球各地組織紛紛發起抗議（比如在倫敦），或者幫助建設這些抗議，然後在抗議中表達支持並且發言（比如在台北、紐約、都柏林、波士頓等地）。無論ISA在哪里，我們都在對於運動前進方向的必要討論和辯論中發言，提出所需的訴求、組織和戰略。

中國是世界上第二大人口大國，與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由世界上最強大的獨裁政權統治。中國工人階級潛力巨大。中美帝國主義新冷戰在未來幾年將使世界每個角落的一切危機都升溫，包括帝國主義間軍事沖突擴大的威脅。在中國建立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運動，對於國際上的工人階級來說，不是一種選擇，而是必要事項，因此ISA將其視為重中之重。

倫敦

12月4日，在位於倫敦的中國駐英國大使館外，超過150人參加了由ISA和學生組織共同發起的示威。近15人，包括ISA的成員和支持者，在抗議活動中公開發言。

“中共政權殘酷的清零政策實際上是一種戒嚴——一方面是極端的糧食短缺、貧困、精神健康危機和失業，另一方面是制藥公司獲得暴漲的利潤。現在，中共不顧一切地試圖表現出它正在開放，放寬了‘清零’政策。為什麽呢？因為在烏魯木齊和其他地方，漢族、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團結抗議已經在中共獨裁政權內部造成了深深的恐懼。在一瞬間，幾十年的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宣傳被工人階級的聯合鬥爭掃地出門……”

“只有當我們被迫為它工作時，中共的制度才能活下來。沒有工人階級，沒有一個車輪轉動，沒有一個電話響起，沒有一個燈泡閃亮。通過數百萬人的罷工和示威行動，我們可以贏得言論、組織、罷工和投票的自由……我們知道，這場鬥爭需要組織。成功的鬥爭需要工會和革命的政黨——這是所有民主革命的教訓。我們要民主，我們要女權主義，這意味著我們要真正的社會主義。如果你對這些想法感興趣，你可以在我們被禁止的地下雜志——《社會主義者》中讀到更多內容。”

“中國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正陷入一場爭奪成為全球最大霸權的生存之戰。但工人階級不會在這樣的帝國主義沖突中選邊站……無論你是中國工人階級、美國工人階級，還是其他地方的工人階級——我們必須站在一起，反對那些把我們推向戰爭、經濟危機以及按種族、民族或性別劃分的人……這就是我今天在這里的原因。作為一個美國人，但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社會主義者。我們反對中共的獨裁統治——不是出於民族主義動機——而是因為這個政權把罷工者關進牢里。因為它禁止工會。這些獨裁政策都是為了讓馬斯克這樣的億萬富翁和蘋果這樣的跨國公司更加富有。”

“但這個獨裁政權不會自己推翻自己。歷史上從沒有一個獨裁政權會這樣做……抗議運動會再次興起，不管是在一個星期、一個月、六個月還是一年內。當抗議覆甦時——我們將需要更明確的訴求、更好的組織，以及贏得勝利的策略……運動將需要獨立的工會、獨立的學生會。它將需要利用工人罷工和學生罷——我們最強大的武器來升級。它將需要發展地下委員會來協調、制定戰略和組織運動。它還需要討論和辯論前進的道路。ISA準備盡我們所能，幫助這場運動獲勝。”

27名參與者購買了我們剛出版的《社會主義者》中文特刊，其中包括對迄今為止的抗議的回顧和對運動的建議，以及對中國社會包括經濟、政治和階級鬥爭的更廣泛分析。另有8人購買了我們的英文雜志，總共籌集了近200英鎊，以支持我們中港台支部的工作。本周末在倫敦還有更多的示威，ISA正在為之動員。

台北

台灣也有人發起了聲援對岸抗議的行動。上周末，100人參加了在台北舉行的示威。一位ISA成員發表了講話，並接受了新唐人電視台的現場采訪。ISA是唯一提出明確訴求的左翼組織，超過30人購買了我們的中文雜志，我們為我們在中港台的工作籌集了3600元新台幣。

紐約市

紐約市有相當規模的華人人口。上周末，有200人參加了在曼哈頓人流密集的華盛頓廣場公園舉行的聲援抗議，ISA成員幫助建立了該行動，並發表了講話。我們在紐約市的支部報告說，許多參與者對資本主義以及美國和西方帝國主義有一定程度的支持。讚助組織之一是中國民主黨，這是一個由生活在美國的中國僑民組成的保守主義、親資本主義的組織，但在中國境內沒有組織基礎。

盡管抗議參與者的政治立場各不相同，很多參與者（特別是最年輕的參與者和學生）對馬克思主義思想持開放態度。ISA是唯一在場的社會主義組織，這引起了人們對我們的攤位和政治的關注。ISA的一位成員發言，宣讀了一位在中國的同志的聲明。與我們參與其他抗議時情況類似，我們需要澄清我們的“社會主義”是什麽意思。我們的社會主義與中共獨裁政權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際上是資本主義）毫無共同之處，也不同於試圖“改革”中共，以實現“更溫和”的獨裁統治的想法，而這顯然不是中共在習近平領導下的發展方向。最好的辦法是闡述我們對中國社會和階級鬥爭的訴求和更廣泛的綱領，更多詳情可以在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了解。

ISA在紐約市的成員賣出了11本中文雜志，籌集了100美元，有一些人表示有興趣參與ISA的工作。這表明各地的社會主義者都可以幫助建設這場鬥爭。

加入我們！

以上只是ISA自中國爆發抗議以來所參加的一部分示威，在即將到來的周末之後，我們參加的示威的名單將會翻倍，甚至更多。

中共獨裁政權正處於歷史性的危機之中。或者說，他們做出的每一個決定都是錯誤的，因為他們試圖制定的每一個“解決方案”只會反過來制造新的危機。抗議目前已經平息，但喊出來的“共產黨下台！”和“習近平下台！”呼聲卻覆水難收。為了準備新一波抗議，我們必須從歷史上反對獨裁統治的鬥爭以及最近的鬥爭（如2019年的香港運動）中吸取教訓。

自發的抗議可以突然迸發，但如果沒有明確的訴求和組織，其持久性總是有限的。必須有一個明確的戰略，以工人階級的力量為基礎，利用獨立的工會和學生會，通過大規模的、有協調的罷工來取得勝利。必須建立地下委員會來協調、制定戰略和發展鬥爭。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改革中共是不可能的，它根本不是“共產主義”的，而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獨裁政權，需要用一個民主的工人政府和真正的社會主義來取代這個制度。所有支持我們的人們，不管是不是中國人，不管是不是住在中國，都請加入ISA（中港台支部網站請見chinaworker.info），幫助我們建立這場歷史性的、必需的鬥爭。

中國：各地山火消息暴露政權風聲鶴唳

近日中國南方多地發生大規模山火。10月17日，廣西桂林市溶江鎮發生山火，火勢迅速蔓延到了靈川縣內。據視頻顯示，山火燒到高速公路兩側，漫天的黑煙遮蔽了來往車輛的視線、持續的山火燒得天邊都呈現出了一片血紅色。無獨有偶。同一天，湖南永州新田縣也發生山火，持續近十天，造成兩人遇難。此外，江西贛州市贛縣區五雲鎮、浙江省溫州市永嘉縣也發生山火。

最近山火的頻繁爆發反映出了生態系統的退化和不斷加劇的溫室效應。這類災難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聯繫的。就在今年夏天，中國打破了極端高溫的世界紀錄，這些事件不僅體現出氣候變化導致的天氣和環境問題日益頻繁的全球趨勢，更與中國資本主義過去以犧牲環境和人民為代價發展經濟的階級利益息息相關。

政府消聲

除山火爆發本身外，值得令人注意的還有中共對此的態度。在民眾關心山火之際，桂林山火的相關內容很快受到了審查，官方不但在極力壓制熱搜，還屏蔽詞條「興安山火」；「桂林山火」；「桂林興安山火」等相關話題。另外，網友「抗議話題被審查」的帖子亦被刪除。而湖南山火的新聞也一直被壓制，17日爆發的山火直至25日晚才有媒體開始報道有兩消防員死亡，同時湖南當地民眾舉行浩大的悼念送行直播被掐斷，相關消息被限制傳播。

一般而言，中共對於這類與政治關係不大的自然災害新聞的管制並不會很嚴，但這次卻表現出風聲鶴唳的態度無疑和二十大有關。在這種「特殊時期」，中共審查機器火力全開，像是四通橋事件之後，微博不僅對皇帝、下台、退位這類詞彙進行審查，連勇敢、勇氣、勇士、義士、孤勇者等關鍵詞也被過濾，可以說審查已經到了窮盡很多暗喻的地步了中共在宣傳上常常提但這類事件風聲鶴唳的態度無疑暴露了政權的脆弱和不自信。

捍衛新聞自由

審查機器可以給二十大粉飾護航、讓它「勝利」閉幕，但粉飾不了黨國體制早已千瘡百孔。馬克思主義者不僅要爭取完全的言論和新聞自由、反對一切政治審查，而且支持社會主義的措施以避免環境破壞，但我們同時指出：只有中共親資黨國體制被主張社會主義政策的工人政府之後這個目標才能徹底實現。

中國貨拉拉司機爆發多地區罷工抗爭

十一月十六到十八日，中國最大的網約貨運車平台“貨拉拉”的司機爆發了連續三天的罷工。罷工行動以珠三角為核心，在深圳、佛山、東莞等地數百到過千名司機駕駛貨車包圍當地貨拉拉公司總部，要求公司回應訴求。當地政府則以警察驅散工人。罷工運動擴散影響到河南、湖北、福建、浙江等地，各處都有司機響應罷工，部分地區的停運量更達九成，陷入全面癱瘓。

司機提出了十六點訴求，主要是抗議平台剝削司機，要求廢除不公平的貨運訂單政策，合理報酬等等，抗爭成功地贏得了一些妥協和讓步，反映了中國工人階級抗爭的潛在力量。

觸發罷工的導火索在於貨拉拉早前推出所謂“多因素計費”、“特惠順路單”等貨運收費方案，直接導致了大批司機的收入下降。所謂的“多因素計費”實際上就是平台刻意糢糊訂單訊息，令司機接收不到如里程、運載量等重要訊息的準確數字，導致了司機的行車成本上升，收入下降。

據參與罷工的司機接受媒體《香港01》采訪時解釋，在新計費機制下，貨運單從以往計算行車距離改為計算兩地的直線距離。實際的行車里程、運載量等數字不再清晰提供，這令他們油耗成本上升，也令他們每公里的實際收入下降。

罷工司機稱，在過去，駕駛小型貨車（面包車）接單的計價是每公里2.8元人民幣，勉勉強強還能養家糊口。但新的計費方案下，每公里甚至不到2元，這已經令他們根本無法維持生計。也有司機在網上短視頻表示，過去一天能賺三四百，現在一天扣除貨車各項成本也就只能賺100元人民幣左右，要是算上每年的各種維修保險費用，很可能接單越多反而虧蝕越大。但由於不少司機是貸款買車入行，每月還要償還數千元的貸款，令他們別無選擇只能繼續幹下去。

同時，貨拉拉曾向司機推銷所謂的“會員方案”，當時稱假如司機繳納會員費成為平台“會員”，隨後就不會再向司機抽成。而假如不成為“會員”，在平台接單將會受到限制。但自今年開始貨拉拉出爾反爾，即使司機已機辦理了“會員”，貨拉拉仍抽取每單5%-15%的費用，形成了多重收費的局面，令司機感到上當受騙。

因此，廣東貨拉拉的司機通過網絡聊天群等平台，組成了“拉友工會”，並在11月15日以工會的名義發布通告，呼籲16-18日平台司機通過停止接單的形式發動罷工。廣東多個城市的貨拉拉司機集體亦到當到當地的公司辦地大樓外示威。從網上片段可見，罷工司機們除了提出自己的訴求外，亦有眾多司機呼籲要組建真正的獨立的工會，以保障司機工友的權益。

貨拉拉司機的罷工行動不僅癱瘓了公司在多個城市的運作，亦驚動了中共政府。在司機抗爭的壓力下，交通運輸部在罷工的次日“傳喚”了貨拉拉以及其他多家網約貨運平台。隨後貨拉拉作出讓步，將“多因素計費”訂單數量從原來的10單中有9單的占比調整為10單中只占1-2單。司機向媒體表示，雖然有些地方改善的效果還是不明顯，但這幾天整體情況明顯好多了。但也有上海的司機表示，廣東地區的司機由於更有組織力量更強所以才取得了一些成果，而上海這邊的罷工規模相對則小得多，因而沒有任何的改善。

平台司機的困境凸顯了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經濟滑向更深的危機，工人受到越來越多的剝削，就業機會大減，工資被壓低。對於今天的工人階級而言，“共同富裕”這口號只不過是一句空話。貨拉拉是目前中國最大的貨運車網約平台，業務函蓋325座中國城市，平台下活躍司機達66萬人。但這些司機在這種所謂的“平台經濟”下毫無任何的雇傭勞動保障。貨拉拉公司並不承認其與司機的雇傭關系，而是被視為“獨立承包人”，不受到勞動法律所保障。平台公司也不會提供任何的勞動保險，工作中的一切風險都由司機自行承擔。

這就是現時資本主義中共所鼓吹的“平台經濟”所狡猾之處。這些平台公司與司機事實上根本與傳統雇傭關系無異，但在披上“共享平台”的外衣後就能夠堂而皇之地擺脫所有的雇員保障責任，並通過隨意單方面修改“合作協議”和服務形式，以及推出一個又一個巧立名目的“會員”項目，大肆剝削旗下的貨車司機。通過割喉競價的方式擠占更多的市場份額，壓縮司機的選擇空間。而司機們在日益微薄的報酬下，根本沒有所謂的“工作靈活性”可言，相反為了維持生計只能不斷增加工時。因為就像中國的其他工人一樣，司機們沒有一個獨立的工會，在比傳統雇傭形式更零散的狀態下自然就更缺乏與平台公司議價的能力。

但因為這些“平台經濟”誕生自互聯網，司機們能夠熟練地通過互聯網交流訊息，互相支援。而在這一次的罷工鬥爭中，也證明了哪怕僅僅是一個司機交流平台間的聯合，也能通過協調行動取得抗爭的成果，同時反映工人階級的潛在力量。

事實上18年5月和19年7月，貨拉拉都曾因單方面下調單價而觸發旗下司機罷工抗爭。可見貨拉拉一直都以自己市場占有率大（壟斷）的優勢壓榨司機。中國勞工論壇支持網約貨運司機的罷工抗爭行動，他們的鬥爭代表著朝向未來建基在獨立工會之上的工人運動又邁進了一步。這個理念在未來幾年將變得勢不可擋，但會受到代表中國資本主義利益的中共獨裁政權的激烈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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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2-4 22:53:56

關於中國群眾起義的會議遭遇疑似“小粉紅”的破壞

12月13日，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及其中國支部在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UCL）舉行了題為“中國群眾反抗：我們如何才能擊敗獨裁統治”的公開會議。這是我們對於中國群眾抗議政府的清零政策、反抗專制統治表達支持的其中一個聲援行動。

疑似“小粉紅”的攻擊

然而，在會場上，我們懷疑我們遭受到了四名疑似“小粉紅”的攻擊。“小粉紅”這個術語，主要指那些在線上線下猛烈攻擊一切反中共觀點和活動的中共支持者（青年群體為主）。中共當局的這些支持者們發揮著雙重作用——作為監視反政府活動人士的告密者，同時也是右翼民族主義者，公開煽動他們的民族主義仇恨，反對他們想要打壓的異見人士。

這四名學生就會議程序問題爭論不休，辯稱ISA在會議上做主講是在“說教”。我們的會議以30分鐘的主講開始，然後開始自由討論。會議開始時就已經解釋了程序，當時沒有人反對。

我們非常歡迎不同意見的參與者在會上積極的討論，但是將任何個人或者組織清楚發表自己的意見都說是“不民主”的，是極其荒謬的行為。因為實際上，這就意味著ISA不應該在會議上發表我們自己的觀點。

通過無端指責ISA試圖控制討論的方式，他們將自己包裝成“民主”和“挑戰權威”的形象———這些言論在學生群體中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這四人不停地打斷會議，不停地無視主持人並且不間斷地講話。他們想要主導整個會議，散播恐懼和混亂，並剝奪其他參與者的發言權。這就是他們的“民主”！

這四名學生在整場會議過程中都沒有提出過任何推動群眾運動和反對獨裁統治的方法。他們一直在質疑ISA主辦會議有著“隱藏議程”。他們發表的對抗議的看法，也只有將抗議縮減到最少。他們說，中國的抗議運動只是反對清零政策，而“托洛茨基主義”的ISA違背群眾的意願向運動注入了民主和反資本主義的訴求。他們說，當局已經結束了清零政策，抗議也因此必須停止。

這樣的策略與騙術，與中共間諜們潛入不同的政治組織時所用的手法如出一轍。這幾名疑似“小粉紅”對別人的觀點並不感興趣，他們一直只會說“你的演講是空洞的。”、“你並沒有回答我的問題。”、“你們是否有隱藏的議程。”這時候，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他們是具有一定組織的、是來破壞會議的。

疑似中共間諜的有組織學生團夥質疑我們的安全措施

為了與會者的自身安全，我們強烈建議與會者佩戴口罩與帽子，來掩蓋自己面部與身份特征。中國大使館作為中共國家機器的一分子，通過組織海外留學生，監視海外中國公民的政治活動。任何參與反中共活動的海外留學生及其家人都可能面臨鎮壓。

會議期間，我們向參會者建議的三項保證其身份安全的措施有：

1）與會者需戴口罩

2）與會者不要互相交換個人資料

3）在會議期間，我們集中保管與會者的手機

疑似受中共派遣的“小粉紅”公開質疑我們的安全措施。

他們拒絕戴口罩，聲稱他們“不害怕鎮壓”。雖然這是他們的權利，但我們認為這也是中共警察與間諜的一個典型策略。特別要指出，這也是我們在2019年香港群眾鬥爭中看到的場景——一名沒有戴口罩的警察混入一群戴口罩的抗議者中，鼓勵其他人摘下口罩。

社會主義者並不總是讚成戴口罩來保護自身安全。我們知道，戴口罩可能會成為抗議者之間溝通和組織的障礙。但在中共的獨裁統治下，一旦身份暴露，政治活動參與人士及其家人的安全就會受到直接威脅，因此在實際政治活動的參與中，沒有其他保護自身安全的可行方案。

主持人被迫提前結束了會議。會後，有幾個與會者向我們表示，“很遺憾沒有更多的時間來更清楚地討論這個運動”。

工人自由聯盟的行為，顯示一知半解很是危險

不幸的是，參加會議的左翼組織工人自由聯盟（Alliance for Workers’ Liberty，AWL）的一位代表站在了破壞者和疑似“小粉紅”的學生一邊。我們認為此人的言行與觀點源於對中共鎮壓殘酷程度的無知，以及危險的政治上天真。

她誤以為“小粉紅”們的反對聲音是出於真心發出。她說，我們的安全防範措施雖然是“善意與負責的體現”，但過於嚴格，應該更加寬松。其次，她認為“對鎮壓的恐懼往往比鎮壓本身對運動的危害更大”。這種立場在中國以及對即將回國的中國學生來說是完全不切實際的，也是錯誤的。

她讚同會議的學生團夥的觀點，稱ISA的會議並不民主，並且認為政治組織不應該提出明確的社會主義思想綱領，而只是“讓大家集中各自的想法”。她提議在我們的會議結束後舉行所謂的圓桌會議。這樣一來，AWL的成員就為小粉紅提供了掩護。在她的發言中，小粉紅點頭表示同意。

我們相信AWL無意對於疑似中共支持者提供支持。但是，對中國的政治現實缺乏足夠的了解，意味著他們天真、混亂，以至於不自覺地把自己放在反動的一方。而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例如，AWL與“工運聲援香港（Labour Movement Solidarity with Hong Kong）”這一泛民聲援運動合作。為了吸引工黨政治人物以及流亡港人團體（主要是自由派或本土派）的“廣泛”支持，這一聲援運動采取了一些親西方帝國主義的立場，包括支持歐盟對香港政府的制裁。ISA反對資產階級政府和機構提出的制裁，這些制裁無濟於事，反而會使得群眾鬥爭迷失方向。對此，我們提出有必要進行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團結聲援。

2021年6月4日，即1989年北京大屠殺的周年紀念日，“工運聲援香港”在位於倫敦的中國駐英國大使館組織了一次抗議，邀請了與美國極右翼政客班農（Steven Bannon）合作過的親美香港商人袁弓夷。袁弓夷在抗議中發表講話，讚揚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打敗了納粹德國。進行這樣的發言，顯然是為了在新冷戰的背景下中支持美方勢力對抗中國。

對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以及所有想組織起來與世界上最強大的獨裁政權作鬥爭的左翼來說，這次會議提供了寶貴的教訓。中共間諜的滲透和破壞策略，無法阻擋馬克思主義者在中國和國際上組織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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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XDG    时间: 2023-2-5 16:15:20

右派话语用左派调调复读了一遍，这是台湾托派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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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报与桃花一处开    时间: 2023-2-5 21:30:45

AXDG 发表于 2023-2-5 16:15
右派话语用左派调调复读了一遍，这是台湾托派的特色

就是繁体看着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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