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与共产党人干资本主义——2016年元旦社论

热风冷眼

中国改革开放与共产党人干资本主义

《中国民主社会主义》2016年元旦社论

2015年，是中国共产党继续吃毛泽东打下江山的老本和邓小平改革开放老本的一年，是毛、邓两个三十年的正能量和负能量都积聚到让世界刮目相看的一年，是中国在它特有的信仰危机和信任危机中苦苦煎熬的一年，也是官方在重建信仰体系和价值体系的尝试中仍未理出头绪的一年。

然而，不管怎样，我们已经来到了2016年，但愿它是一个新的起点。

(一)“马克思主义教”不是马克思主义

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怎么办》1902年3月）然而，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却是在完全没有理论指导的情况下，被迫仓促起步的。

改革开放完全没有理论指导，不仅特殊地指邓小平本身没有理论，更一般地指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库中，完全找不到东方落后国家的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以后当循怎样的路径去建设新制度的理论。

当然，这里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应用理论。而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即马克思主义与汗牛充栋的其它任何理论相区别的那个质的规定性，则是它的唯物史观哲学，亦即历史唯物主义了。

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国家和法的大量著述，无一不是论述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国度中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这包括预示革命成功后未来新制度的大轮廓，也包括对巴黎公社实践的总结。当然，马恩也论述过落后国家中的共产党人如何对待现实中的资产阶级革命问题，但他们当时所说的最“落后”的国家，也是指的德国。“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共产党宣言》1848年）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应用理论，无疑都是从它的基础理论即唯物史观中派生出来的。而整个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则只能产生于资本主义时代，产生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伟大阶级斗争从自为走向自觉的那个时代。

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任何哲学一样，是从人类的终极关怀上、全景式地俯瞰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探索社会与自然的关系，解读主体与客体的互动，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和经济学，却不能不紧紧地贴近实际生活，不能不随时受到实践的严峻挑战及苛刻检验，从而不能不是一种可随时修正的、适应性很强的、将理想融入现实的不断发展的理论。

所以，一个半世纪以来，欧美、大洋洲，尤其是北欧社会民主主义的胜利，它所结出的丰硕成果，即那种已举世公认的引领着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一步一步地向着工人阶级妥协、向着劳动解放迈进，从而一步一步地缩小着国家与社会、官和民之间距离，将整个资本主义文明提高到了一个崭新历史高度的这一系列成果，就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共产党人干资本主义又引领资本主义向着社会主义方向演进政治实践的胜利。

将社会民主党人排除在马克思主义营垒之外，将修正主义，视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和敌人，这是马克思主义传入落后的东方国家后被宗教化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人至今还在吃这个被俄国人宗教化了的、应当打上引号的“马克思主义”的亏。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突破“马克思主义教”的结果；中国的现实困局，又是囿于“马克思主义教”的结果。同理，中国共产党拿下全国政权，是突破“马克思主义教”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建国后走过的弯路，也是囿于“马克思主义教”的结果。

(二) 共产党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革命已相继完成，且资本主义制度已相继建成时，而东方落后国家的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关系却还处于萌芽状态，还处于前资本主义的落后社会形态。当西方资产阶级干革命时，马克思主义尚未诞生，故那时指导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自然就还只有资产阶级革命理论了。而当东方的资产阶级干革命时，除了从西方可引进资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之外，还可以引进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还可以引进马克思主义。

是列宁，第一个填补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并无东方落后国家革命这一大块空白，并将马恩关于落后国家中的“共产党人参与”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发展成了一整套“共产党人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并为本国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关系鼓与呼。

列宁说：“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说什么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经过其它道路来跳出或跳过这个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坚定不移地排斥这类梦呓之谈的。……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它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列宁《社会民主党在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全部问题不过是把社会进化看做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春夏）

正是列宁的这个“共产党人干（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为东方落后国家的新型资产阶级革命，打出了一大片天地。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就是在这个理论的指引下成功的。毛泽东的整个打天下理论，也正是在列宁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毛泽东思想的。

然而革命胜利了，东方国家共产党人领导的这个新型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下一步的路究竟该怎么走呢？在马恩那里，没有任何具体的答案，既没有实践的答案，也没有理论的答案。有的仅仅是唯物史观的基础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指引。而在列宁那里，有的则是夺权前的朦胧展望，和夺权后的试错尝试，以及相应的认错或辩解罢了。

其实，作为一种以探索历史规律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能创造规律，从而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政党，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即使它掌握了历史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1867年7月25日）。可见，无论是西方社会党国际的成功，还是东方共产国际的失败，无论是列宁、毛泽东当年干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还是夺权后干社会主义的失败，其全部秘辛，恰正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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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05年，列宁在论及东方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必须领导本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时，就曾展望道：“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民主革命的终结和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坚决斗争的开始。”（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但到了十月革命四周年时，列宁却公开承认错误说：“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列宁：《十月革命四周年》，1921年10月14日）随后，列宁又辩解道：“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究竟在哪些书上读到看到，说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的呢？”（列宁：《论我国革命》1923年1月16日）

然而，列宁过早地逝世在了由他发起和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改革开放”（新经济政策）任上，这使得苏共完全没有留下任何有关共产党人领导资本主义制度建设的理论。而新中国建国初期，从老大哥那里照抄照转的“马列主义”，其实既不姓马，也不信列，而是姓斯。这就如同今天中国官方版的“完整地准确地理解”的那个“毛泽东思想”，其实并不姓毛而姓邓一样。

诚然，邓小平当年要用这种实用主义的手法对待“毛泽东思想”、对待“社会主义”，也自有他难言的苦衷。因为他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那里，均找不到任何可用的理论武器。有的，统统都是不准他干改革开放，不准他理直气壮地干资本主义的。所以，他只好“不争论”、只好“摸着石头过河”。所以，才有许许多多的应景应急的、昙花一现的“理论”，如过眼云烟般地给端了出来，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等、等等。

（三）扬毛、邓之长，弃毛、邓之短，防两短之叠加和放大

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还仍旧处于前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过渡期。在这个时期，既有着资本主义的因素（这是进步的一面），也有封建（约定俗成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因素（这是反动的一面）。如果说此时此刻还有着“社会主义因素”的话，那是指、也仅仅是指：中国共产党能够自觉地引导中国今天的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关系，朝向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作良性的发展；在国力许可的条件下，兼顾劳动生产率与社会公正的动态平衡，而不是去重走资本主义自发过程中那个残酷原始积累的老路，更不是在变相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譬如所谓“重塑中国话语权”）的皇权思维下，彻底抛开马克思主义，抛开共产主义理想，而去发展和扩大有中国特色的封建专制官僚特权等级制！

其实，毛和邓，都看到了当年他们一手参与建构的那个苏联模式的弊端。

毛看到了强大的官僚机器和人民之间的对立，他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他想通过中国绕开和跨越资本主义文明，用国家强制力来取消资本主义这个自然发展的历史阶段，来加速问题的解决。然而，毛压根儿就没有意识到，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本身就是一个问题，甚至是一个比他所发现的那个问题还要大、还要严重的问题。

毛的整个思路，从他赞赏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到他号召“斗私批修”的“五七指示”，从他的鄙弃军衔制、工资等级制，赞美供给制、赞美“做革命螺丝钉”，赞美利他主义，提倡学大寨、学大庆中的“忘我”、“牺牲”精神，……等等、等等来看，其中均无一不与贯穿中国数千年那从张鲁“五斗米教”到康有为“大同书”的空想大同思想一脉相承。

然而，中西文明中均存有过的这种人类延绵了数千年的大同理想，之所以一直无法实现，归根结底不应归因于人们的思想道德的落后，而应归因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的落后。是人类的物质文明的发展程度，从根本上制约着人类思想文明的发展程度，而不是相反。人类任何至高无上的权力，在这个历史铁律面前，均绝无阻挡之力。相反，任何挑战历史规律的豪迈与任何挑战自然规律的狂妄一样，是没有不受到惩罚的。毛时代所发生的让如今的中国左派们不敢正视或不愿正视的那许多人间惨剧，几乎无一不是用国家强制力去推行小农-封建空想社会主义的恶果。

尽管邓（包括刘、周）或主动或被动地也参与了毛时代的几乎所有左倾错误，但他（们）毕竟是处于这个庞大国家机器的前台操作者。而现实运作的惯性又都无一不受着铁的经济法则的支配：不讲投入产出效益的大呼隆经济运作，必然要受到经济规律的无情惩罚——饿殍遍野、全国饥馑！没有充足的物质基础，哪怕维系国家机器的最起码日常运转，又都不能不给官吏们以某种特殊待遇，并还只能按等级配给，从而也就不可能消除产生特权的基础。而这些维持着最起码社会日常惯性运作的背后，又都不可抗拒地将其现实操作的政策向着资本主义文明倾斜：如“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如等级工资制，如物质刺激，……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从延安高度匮乏时期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传统继承下来的，以及从苏联模式中借鉴过来的从物质产品到精神产品的特供制度，又使得整个体制自我惯性运作，均无不朝向强化特权、强化秩序、强化效率、和强化奴役的方向发展。

历史的吊诡之处正在这里：从一定意义上说，毛是用他的最高皇权在为人民谋利益；邓则是用他的市场改革在为共产党谋利益。毛是在用特权为人民服务，邓则是用市场为特权服务。毛是用善在阻止历史的进步，而邓则是用恶在推动历史的前进。在毛那里，体现出贯穿了他终身生涯的一种内在矛盾：追求人间平等、反压迫（以前是反国民党、后来是反党官僚）的历史进步性，与他（后期）反资本主义文明历史必然性的逆动性，合为一体。而在邓那里，则是压制、甚至不惜动用军队镇压老百姓的自由、民主诉求来保护党官僚既得利益的逆动性，与一定程度上顺应资本主义文明发展之必然性的历史进步性，合为一体。

不过，毛的左倾封建社会主义与邓的右倾封建资本主义，却是既互相排斥、互相惩罚，又互为前提、互为因果的。譬如，今天为世人所震惊的全民“利己主义”大爆炸，难道不正是当年整个社会没有物质文明支撑的“利他主义”，在跌得粉碎后的恶性反弹么？！

更何况，毛路线与邓路线，看似矛盾的两级，却又双双均统一到了某个历史关节点上：一个当年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地为解放劳苦大众而奋斗牺牲的朝气蓬勃的革命党，却因夺得政权后大反资本主义文明的制度惯性，而不以其任何良好愿望为转移，而一步一步地、越陷越深地走入了中国宗法封建专制皇权文明大复辟这个历史怪圈，而逃不出那个让多少英雄竞折腰的历史周期律。

是的，毛是在空想社会主义这一点上与封建社会主义嫁接的，所以其中仍不乏理想主义的闪光因素；而邓则是在市场经济这一点上与封建社会主义嫁接的，故其中也不乏推动历史的进步因素。所以毛与邓，各有其长、也各有其短。所以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则理当扬毛、邓之长，弃毛、邓之短；站在毛、邓的肩上，继承毛、邓，又超越毛、邓。而真正的超越，则是制度的超越:是共产党人领导整整一个时代的新型资本主义制度的超越，是将这种制度最终引向共产党人那永不熄灭理想的未来共产主义方向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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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今天的中国，却正在面临不是扬毛、邓之长，而是积毛、邓之短，且有两造之短的叠加和放大的风险！所以，中国这艘巨轮今天已走到历史的这一步：

或者是共产党回归毛的理想来继续走邓开启的改革开放之路，靠引进宪政体制的权力制约来彻底消解权力腐败；或者是继续靠“稳定压倒一切”而等着那压垮共产党政权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从而自食其果，自食将宪政改革的领导权拱手让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右派的恶果:被成功后的再次资产阶级革命所清算。

二者必居其一！

(四) 中国的真问题非资本主义复辟而是宗法封建专制皇权主义复辟

中国今天的真问题，绝非什么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而是宗法封建专制皇权主义复辟的问题。中国的工人阶级，中国的农民阶级和一切劳苦大众，今天均不是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苦于资本主义羞羞答答的发展，苦于资本主义与宗法专制皇权主义调情式的发展。

不过，而这个宗法封建专制皇权主义的复辟，却并非始于邓时代，而是始于毛时代。它是毛、邓两个时代的共性。

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在今天的中国，走资派才是革命派，走封派却是反动派。至于走社派，则只可能是未来时：在今天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走资，并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来引领这个走资。否则，拒绝走资，则势必沦为走封派。

可见，中国今天所面临的革命，只可能是资产阶级革命，即彻底的反宗法封建专制皇权文明的革命，而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尤其不可能是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的革命。因此，那种企图用东西方矛盾、中外民族矛盾来掩盖和转移国内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的理论及其代表人物，则尤须中国左派们警惕。

所以，中国今天的一切问题，说到底，都还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问题，即前现代问题，或准确地说，是由前现代社会向着现代社会转型的过渡期的问题；而欧美今天的一切问题，则都是后资本主义时期或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萌芽的问题，是后现代问题，或准确地说，是由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继续发展演变的问题。因此，拿今天西方的病灶，来类比今天中国的溃疡，就完全属于文不对题。

不仅今天中国右派们所推崇的西方几乎所有“中国问题专家”，在谈论中国问题时都是隔靴搔痒，而且今天中国左派们所借鉴的任何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哪怕是其中最犀利的批判性理论，均无一可适用于中国。因为西马所批判的对象，完全不属于当今中国所处历史阶段。

所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像当年列宁将马恩的“共产党人参与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发展为“共产党人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一样，我们今天也应当将列宁的“共产党人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发展成为我们时代的东方马克思主义，即：东方落后国家的共产党人，在成功地了领导本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并夺得政权之后，还将领导整整一个时代的新型资本主义制度建设。如此可一言以蔽之，即：共产党人干资本主义。

今天，一切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不甘于革命的共产党在宗法封建专制皇权复辟中沉沦下去的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在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的理论上和实践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作出我们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