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蠢的右派和某些愚蠢的毛派一样刻舟求剑

马列托主义者

写贴者分不清纳粹和斯大林体制的区别，推翻纳粹是社会革命，推翻斯大林是政治革命，布拉格之春就是一场政治革命，但是失败了，直到苏联解体，这个时候已经不是革命了，是反革命。是捷克党官僚的反革命。

苏联解体不是人民推翻，是苏共党官僚推翻的，所以是反革命
解体苏联的不是人民，是统治者苏共党官僚。

苏共党官僚在苏联解体后都成为现在的权贵，成为现在俄罗斯的资本家和统治者，和魔术一样摇身一变，他们背叛了人民

他们脱去了党官僚的外衣披上了资本家的内衣，完成了可以声明生产资料是我的并且传给下一代。

结束东欧苏联的不是人民，而是党官僚，如果这点也分不清就是混蛋

右派和某些毛派本质是一样，就是刻舟求剑，把1968等于1989年，把现在的中国等于苏联东欧，狗屁不痛，现在的中国的社会基础是什么，是私有制市场经济，苏联东欧是什么，是公有制计划经济，能一样吗



1968年捷克人民追求的是推翻苏联控制的党官僚毒才，而1989年时党官僚毒才者推翻公有制计划经济，两者是一样的吗

附
建一座比铜像更持久的纪念碑  







时间能使隐匿的东西显露，也能使灿烂夺目的东西黯然无光。

——贺拉斯

                             

“我建一座纪念碑，比青铜耐久，比帝王的金字塔更崇高巍峨。贪婪的雨、粗野的北风都不能把它摧毁，时间的飞流、无穷的岁月的纪念对它也无可奈何。”

2100多年前，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在《歌集》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曾经，人们认为铜是坚固不朽的物料，那些远古时代的青铜器，历经岁月沧桑，考古发掘出来依然完好。人们也愿意用铜铸雕塑，以期可以永久保存，同时借此永久延续铜像所表征的时代和精神。我童年时代一直不解于阿尔巴尼亚那部对上了年纪的中国人而言耳熟能详的电影《第八个是铜像》，很晚才明白这个铜像的意义。当然，不仅仅是铜像才有这个意味。

布拉格曾经也有一座闻名世界的雕像。1945年，随着苏联红军的到来，布拉格开始筹划建造一座斯大林雕像，这座位于布拉格全程制高点莱特纳公园山顶的雕像，前后花了10年时间才建成，雕像名为《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和自己的解放者》，这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尊斯大林雕像，总高度达30米，人像高15米，光是斯大林的鞋子就有2米！

这座巨大雕像最初的设计目的自然一目了然，但尴尬的是，雕像直到斯大林死后两年才建成，建成一年后苏共二十大开始清算斯大林主义，1962年，布拉格的斯大林雕像被炸毁，底座被用来存放土豆。

“对我来说，善的力量，主要地体现为苏联红军，他们实际地取得了胜利。”捷克著名作家伊凡。克里玛回忆自己的过去时坦承，他认为当时捷克知识界在战后曾经真诚地支持过苏联和捷克当时的制度。

斯大林和苏联红军并没有成为捷克人民的真正解放者。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之后，苏联红军已经成为占领军，许多人“看破了这种制度和主要是通过布拉格之春运动祛除了斯大林专制制度的魅力”，“像许多战争的幸存者一样，这使得我花了相当时间才完全明白，通常不是善与恶的力量在互相战斗，而仅仅是两种不同的恶的力量，她们在比赛谁能控制世界。”克里玛说。

“布拉格之春”期间，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座自由电台“斯大林电台”就藏身在曾经的斯大林雕像的底座里，为群众播报反苏消息。

因此，无论是铜像还是其他雕像，并不意味着持久永恒，这与物料无关，与塑像规模无关。

伊凡。克里玛在他的随笔集《布拉格精神》的那篇《文学和记忆》里，提到了贺拉斯的这句著名的话：“我建立一座比铜还持久的纪念碑”。

生命会停止，权力会失去，比铜还持久的纪念碑，不是靠强力，不是靠材料，不是靠规模，而是要靠一种精神——克里玛说，“超越我们自身死亡的斗争是人类的精华”，“通过反抗死亡，我们反抗遗忘；通过反抗遗忘，我们反抗死亡。”“这种反抗可能采取的形式，是创造的行为。”“因为我创造，所以我反抗死亡。”

作曲家德沃夏克，作家哈谢克、卡夫卡、里尔克，科学家爱因斯坦，政治家马萨里克等都终身或曾经在布拉格生活，他们的气质和精神渗透了布拉格这座城市的生活，也涵养了布拉格的精神世界。对于身受伟大先辈影响的布拉格后来的那些作家和知识分子而言，生活意味着精神自治下的自由表达和创造。

但是，在克里玛的世界里，自由表达和创造，曾经两次被剥夺：一次是少年时代在法西斯的集中营里，一次是在捷克苏联式极权统治下。

在集中营时代，克里玛还是一个懵懂少年，常常为多喝一口牛奶偷了一点东西而骄傲，但他后来明白，“没有比失去忠诚和道德上的削弱更难以恢复的了，也许这就是我为什么迄今如此努力地维持这些东西。”布罗茨基也有自己类似的感觉，他在《小于一》里谈到用谎言即便战胜了体制，最终自己也会成为所反对的。

在捷克斯大林式极权时代，整个民族被这场灾难绊住，只能被动接受它。觉醒的捷克知识分子拒绝与政权合作，或者被迫流亡，或者被迫放弃自己喜欢和擅长的工作，去干体力活谋生，通过地下出版传播自己的作品——克里玛在《我的金饭碗》一书中也曾有描述。

残酷和不公正尽管让人精疲力竭，但却没有能够让克里玛们屈服。“布拉格人用‘卡夫卡式的’这个词形容生活的荒谬，而把自己能够藐视这种荒谬，以幽默来面对这种暴力及完全的消极抵抗称之为‘哈谢克式的’”。克里玛写道。

当然，克里玛们并不只是消极抵抗，就如他们在残酷的环境中的地下写作地下出版一样，以自己的人性良知抵御或反抗着外在的残酷命运，不让自己混同于那个残酷的体制，而成为了黑暗时代的有自我意识的人，哪怕是干体力活艰难地活下去，这种生活状态也是一种反抗。

“用来自外部世界的焦虑取代自己灵魂的人永远不可能赶走他的恐惧。任何始终捍卫他的灵魂、他的内心正直，随时准备放弃任何东西，乃至瞬间的自由、他的生命的人，不可能被恐惧所压垮，因而处于权力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外。他变成自由的，他变成权力的一个对手，不是作为追逐控制国家、人民和事物的权力的竞争者，而是权力所维护的每个谎言和无常事物的一个活生生的警钟。”

克里玛他们最终没有让自己成为卡夫卡的甲虫，也没有变成卡夫卡的那只鼹鼠，相反，他们搬掉了极权主义制度，用一种新的多元化的民主制度取代了它。

克里玛们终于建立起了一座比铜像比任何雕像更持久的纪念碑。

对于知识分子而言，要建这样一座纪念碑，惟有依赖个人，不屈服于外在的命运，在精神层面守住自己，通过文字，传递人性尊严，抵抗命运，因为惟有“思想和精神领域”，是“权力不可能夺回的范围”。

克里玛在集中营的少年时代，通过写作文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我知道了写作可以给人带来难以想象的自由解放的力量，写作可以使你进入实际生活难以达到的境地，甚至是被禁止的空间，它可以将你的客人邀请前来，这是最重要的。”

当然不只是写作，读书也一样：“当空洞的意识形态的灌输仍然围绕在我周围时，我仍然可以阅读那些杂志和报纸，于其中内战时那些伟大的头脑自由地对我说话。”

作为1989年11月布拉格“天鹅绒革命”的目击者和参与者，克里玛认为，这场“革命实际上是文化和权力之间冲突的结果，是能够想象的最为非暴力的革命”，“对于仍然相信文化的力量，词语和善与爱的力量，相信他们能够在和暴力的斗争中取胜的人来说，或者对那些既不相信诗人也不想信阿基米德，在他们开始反对穿制服的人的斗争之前就心情沮丧的人来说，布拉格革命将始终是一个激励”。

振聋发聩。就像贺拉斯说的，时间曾经让灿烂夺目的东西黯然失色，但时间也能使隐匿的东西显露。

在我心中，伊凡。克里玛的《布拉格精神》是一部关于反抗极权主义专制制度的随笔评论集。他关于权力与恐惧，关于如何抵抗遗忘抵抗命运等，都有精彩叙说，我也觉得特别适合今天的中国读者阅读。

(感谢新京报书评周刊的厚爱）

解廌角

“解体苏联的不是人民，是统治者苏共党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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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问题，请参阅撒切尔夫人在美国休斯敦的演讲：
撒切尔夫人：我们是怎样瓦解苏联的

解廌角

“右派和某些毛派本质是一样，就是刻舟求剑，把1968等于1989年，把现在的中国等于苏联东欧，狗屁不痛，现在的中国的社会基础是什么，是私有制市场经济，苏联东欧是什么，是公有制计划经济，能一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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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特色派，不管他们打的是毛主席的旗号还是披着右派的外衣。你把他们当成“毛派”或者“右派”，说明你是被忽悠了。

longdongfang

当年苏联的当权派还是官僚，是通过权力捞取利益，现在特色国当权派已经不能简单的当作官僚了，大部分都是新生的资产阶级

林林

两会恐怕又要来了。大家看看代表们都一些什麽人？特色党是披着共产党的外衣，其实质就是资产阶级政党，它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一群批着共产党外衣的资本家以及他们子女的政党。当然还有一些得到巨大利益的他们的御用文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的共同利益让他们结成死党。这部分人全国大约1%吧！即掌控全国30%-70%的财产。作为老百姓只能看着他们在消费人民的血汗钱，他们可以大把钱去巴结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内却极其残酷压榨劳动人民。他们这种人根本不配纪念周总理！

向阳花

邓小平臭了，孔老二也不香了，现在将周公抬出来搞"同流合污"，作依靠，以似"正统"，不想丁睐露出马脚，真是黔骡技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