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 必须铲除中国专家学者的“狗腿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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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铲除中国专家学者的“狗腿子文化”
——对警方破获徐玉玉被诈骗致死案的点评

张宏良

  感谢民警同志抓获了将应届女大学生诈骗致死的罪犯。罪犯迅速被抓获的事实再次证明了我们的基本判断，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抓获电信诈骗犯，并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事实也再次证明了那些来自于权威部门的所谓专家学者，完全是一些彻头彻尾的变态流氓，是一群下流肮脏、龌龊邪恶的真正罪犯。

　　不知道他们是出自于一种什么阴暗心理，居然面对媒体信誓旦旦地说什么，电信诈骗犯是根本抓不住的，仿佛让公安部抓捕电信诈骗犯，比抓捕夜空的彗星还要更加不可能。虽然我们无法判断这些流氓专家与电信诈骗团伙之间是否有利益关系，但是这些来自于权威部门的所谓专家，确实是在客观上当然更大程度上是在主观上，在帮助这些电信诈骗犯开脱，在为这些诈骗犯诈骗更多的人创造条件。看到这些来自于权威部门的所谓专家学者，你就明白为什么当今中国的专家学者、公共知识分子等原本令人十分尊敬的称号，竟变成了流氓恶匪的代名词，变成了世界上最无耻，最下流，最肮脏，最邪恶，最卑鄙，最龌龊，最令人恶心的一群生物。

　　当今活跃在中国媒体上的这群令人恶心的生物体，之所以会如蝇逐臭、如影随行地热衷于各种罪恶并为之辩护，主要是中国历史上独有的“狗腿子文化”发展的结果。中国官员的专制和地主阶级的伪善，造就了中国独有的狗腿子文化。一方面就官员来讲，由于官员的全面专制远远超出了其个人能力，必然需要幕僚来帮忙，从而形成了官僚一体化的中国政治特征。所有大事小事，都是由僚来出主意，由官来决断，因而形成了官僚统治。由于所有坏主意馊主意都是幕僚出的，所以老百姓特别痛恨这些幕僚师爷。老百姓越痛恨，这些幕僚师爷就对官越依赖，从而形成了一种历史本能，只要遇到问题，就本能地为官府辩护，本能地仇恨和坑骗老百姓，从而形成了一种官方的狗腿子文化。另一方面就地主来讲，由于土地的无法移动性造成了地主和农民要世世代代生活在一起，地主不愿直接出面把农民逼上绝路，以防农民拼命一把火烧了自己家业，所有坏事都让狗腿子出面去办。这就形成了民间的狗腿子文化。

　　本来新中国的建立，已经基本上消灭了狗腿子文化。特别是毛主席提出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把知识分子这些“毛”强行附在了工农群众这张“皮”上，不再依附于官员和富豪，狗腿子文化基本上已绝迹。可是后来由于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基本逻辑就是中央权力下放，由此造成了地方官权的极度泛滥，官权泛滥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知识精英重新依附在了官员富豪这张“皮”上，重新变成了官员富豪的狗腿子，狗腿子文化再次复活，并且形成报复性反弹，达到了历史最高峰。每逢遇到社会热点问题，那些被视为权威的文化精英、专家学者，往往第一个本能反应，就是漫天撒谎，嘴里跑火车，专门欺骗老百姓，为官僚富豪辩护，为贪官奸商辩护，为此不惜违背逻辑和常识，甚至完全不要脸。这次徐玉玉案就是如此，无论官方还是警方，都没有说不去抓捕罪犯，而这些专家学者却凭借他们认为官方不会抓捕罪犯的主观经验，就开始胡说八道，声称电信诈骗案谁都破不了案，即使是福尔摩斯到场也是枉然。如果这次不是民警及时破案，抓住了罪犯，中国老百姓肯定又会被这帮流氓专家给忽悠了。

　　许多对狗腿子文化缺乏了解的中国人或外国人，往往会把这些专家学者的胡说八道，归咎为是政府的背后安排，由此而经常使各级政府蒙受不白之冤。虽然各级政府这样干过，但是当今中国专家学者的胡说八道，主要不是政府背后支使的结果，而是这些专家学者牟取私利的结果。在当今官僚和资本处于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所有专家学者的荣辱命运全部掌握在官僚和资本手中。只要这些专家学者替官僚和资本说话，就会得到官僚和资本的赏识，就会立刻成为名流大腕，财源滚滚，出人头地。相反，如果这些专家学者得罪了官僚和资本，就会立刻被封杀，甚至连被封杀的资格都没有就被彻底边缘化了。而在当今中国这个“猫论”社会里，一个人一旦被边缘化，那就不再是人，而变成了纯粹的生物体，甚至会连一般生物体都不如地挣扎在死亡线上。这种状况造成了中国的知识精英如同鲁迅笔下的富人走狗一样，见到所有的穷人都狂吠撕咬，见到所有的富人都摇头摆尾。根本不需要任何官员的指示或政府的支使。所谓政府的高压云云，不过是这些奉行狗腿子文化的专家学者为自己丑恶行径遮掩的借口而已。

　　本来毛主席解除了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官僚和资本两条锁链，奠定了他们如同欧洲知识分子那样具有独立人格和独立精神的群众基础，可是中国知识分子这帮忘恩负义的东西，在毛主席逝世后重新投靠在官僚和资本的锁链之下，背叛工农群众，恶毒妖魔化毛主席。中国老百姓眼看着这帮死狗托不上墙，也就对他们彻底失望，视之为不齿于人类的无良走狗。中国知识精英也就在与人民群众的日益对立中，重新回到了狗腿子文化之中。这就是中国专家学者遇事总是胡说八道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