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到死也没有跳出毛泽东的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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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到死也没有跳出毛泽东的手心

纤夫 2016-11-27

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指引全世界人民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伟大《圣经》，而邓小平作为这部《圣经》中的犹大，已经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要解决的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能不能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个“新的中心课题”。在探究怎样解决这个“新的中心课题”的过程中，毛泽东发现问题出在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下简称走资派），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继续革命的主要对象。

邓小平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内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人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伙同刘少奇积极推行了一条保护走资派、镇压革命群众起来造修正主义反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即“刘邓路线”，因此，他和刘少奇成为中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而被革命人民打倒。

邓小平被打倒后，一再上书检讨，表示低头认罪，信誓旦旦，保证“永不翻案”。

毛泽东曾经指出：“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389页）他同时告诫全党：“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者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这些代表人物顽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这个社会基础，他们本人是党的各级领导者，在党内有影响。”（引自《毛泽东年谱》第六卷，第23—25页）因此，为了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更为了教育世世代代的后人，在通往共产主义漫长的征途上，在不同的历史进程中，学会识别形形色色“与时俱进”的走资派，并且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他们，高瞻远瞩的毛泽东，认为很需要一个堪此重任的反面教员。于是，他在自己最后的日子里，给了邓小平二次复出的机会。

为了给邓小平足够的条件，让他充分表现自己，毛泽东提名，让他前所未有地同时担任了党的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全军总参谋长。历史上第一次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邓小平，比起“文革”前来更加八面威风。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利令智昏、急于翻案的邓小平，复出不久便露出了“死不改悔”的原形。他利用手中的大权，以“整顿”为名，算文化大革命的账、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邓小平理所当然地再一次被打倒。

但是，邓小平依然不知悔改。据《杨尚昆日记》披露，为了同毛泽东较量，他躲在阴暗的角落里，一手策划了1976年“四五天安门反革命事件”。意味深长的是，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一面指出他的矛盾性质变了，变成了对抗性矛盾，一面却建议保留他的党籍，“以观后效”。  

显然，毛泽东对未来我国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前途，有着他更为深远的考虑与安排。

毛泽东曾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文革前夜的毛泽东》第331—332页，邸延生著，新华出版社出版）

事情也正如毛泽东所忧虑的这样，党内高层中已经有很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往着资本主义，他们对继续革命、对文化大革命，或者怕得要命，势不两立；或者满腹怨气，很不理解。

“1975年，邓小平被停职。王震将军召叶飞、李强、王铮等将军，怒目奋臂说：‘我要上山打游击，你们敢不敢跟我去？’又说：‘你们能带多少队伍？能带多少支枪？’还说：‘我要到天安门广场先发表讲话，然后自杀！’”（摘自《他们是这样一群人：开国战将经典史记》，吴东峰/著国防大学出版社）

列宁说，“……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疏忽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1卷第223—224页）不幸的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如今所生存的这个历史时代，依然是一个商品生产时代，因此也就必然存在着等价交换这样的资产阶级法权，必然存在着由这个法权而延续于人们头脑中的私有观念；而私有观念则是万恶之源。这就是走资派集团得以出现、得以有那么多人追随、得以篡党夺权、得以翻案复辟的社会根源。靠开除党籍、甚至人身消灭，是不能解决这个根本问题的。

精通唯物辩证法、精通历史唯物论、并且深刻了解中国国情和党内状况的毛泽东，已经料到，在他身后，死不改悔的邓小平和党内上上下下一大批大大小小的“宋江”、“李自成”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修正主义上台是不可避免的。

“‘天安门事件’发生后，邓小平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没想到，在最后的关头，毛泽东竟然保留了他的党籍，还指定专人和部队保护邓小平的安全，并明确交代‘别人不准插手干预’，……”（摘自《回首1978历史在这里转折》，童青林编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看来，毛泽东决心要把邓小平这个“最好的”反面教员留在党内，让他“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从邓小平的罪恶家史，到他混入革命队伍后的斑斑劣迹；从他的投机起家，到他的彻底背叛；从他的认罪，到他的翻案；从他的“四项基本原则”，到他的“猫论”；从他“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到他实为中国人民空前的罪人……，真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他反复无常、诡计多端、口是心非、累教不改，比国际共运史上一切修正主义头子都更狡猾、更卑劣、更全面、也更彻底；比赫鲁晓夫更阴险、更无耻，更贪婪、也更凶恶。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邓小平生前自以为得计，他终于翻了案、变了天，给家族祖宗报了仇，为自己出身的阶级复了辟，其实他始终没有跳出毛泽东这位“如来佛”的手心；他翻案复辟的结果，终于最后历史地把他自己打造成了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活标本，一个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继续革命的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

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告诉我们：在全世界，在一切国家，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以后，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将是资产阶级（走资派）复辟与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这种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彻底胜利之前，不会只进行一二次、三四次，而“必然要进行多次”，而无产阶级的每一次胜利，必将一次又一次地推动着历史的前进，直到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因此，如何识别走资派，是继续革命的首要问题，而邓小平的全部价值恰恰在于，他以一生的表演——“正面”的和反面的表演，为全世界革命人民解决如何识别“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这个首要问题，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全面而“精彩”的样板。

在建设共产主义这个“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的伟大革命中，世界人民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这样伟大的革命导师，但同时也需要伯恩斯坦、考茨基、赫鲁晓夫和邓小平这样的反面教员。正如毛泽东所教导我们的：“如果只有正面教员而没有反面教员，中国革命是不会取得胜利的。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引自1965年2月26日《人民日报》，《赫鲁晓夫言论》第三集出版者说明）

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指引全世界人民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伟大《圣经》，她与日同辉，永放光芒！而邓小平作为这部《圣经》中的犹大，已经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他罪不可赦，死有余辜，必将遗臭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