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共产党人该怎样对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特色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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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僚在中国早就存在。在奴隶社会，官僚属于奴隶主阶级;在封建社会，官僚属于地主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官僚属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官僚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由于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无知造成的。下面，我就来说一说这个道理。

　　中国宪法规定，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以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在第七条“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及第九条“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中，把国家所有与全民所有等同起来，并用国家所有取代了全民所有，由国家代表人民行使全民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在我国，全民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主要表现为政府所有。在新出台的《物权法》中，进一步明确地规定了由政府行使国家的所有权。于是，政府为主取代了人民民主。政府主义取代了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不惟其如此，在政府所有的前面还有一个党的领导。党政联合，于是，党国官僚体制取代了人民代表大会体制，民为主变成了党为主、官为主，人民社会主义变成了党国官僚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就这样悄悄诞生了。

　　官僚主义者阶级占据国家的统治地位。各级党委、行政部门、公检法、企事业单位、学校等各行各业的大小干部，都属于官僚主义者阶级。虽然共产党的文件中把这些干部叫做人民的公仆，共产党也一直给他们作着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可是，实际上，他们是各行各业的真正的主人。老百姓找他们办事得说好话，得送礼，有的时候还得下跪。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却广泛流行屡禁不止的官僚主义是从他们这里出来的，形式主义是从他们这里出来的，命令主义还是从他们这里出来的。当官僚主义者阶级高高在上统治着新中国时，什么民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法制等等人类社会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不见了。

　　官僚主义者阶级不是铁板一块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一般官僚公务员，属于中间派。他们中的左派是爱国、爱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官。他们坚持中国的改革应该是社会主义管理体制的改革，而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改开以来，他们早已被边缘化了。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们对于官僚主义及其依赖的党国官僚体制认识不清，不能把人民社会主义和党国官僚社会主义有效区别开来。长期以来，他们一边以捍卫社会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的名义反对经济上的私有化改革，一边又以捍卫社会主义的名义坚守官僚主义者阶级赖以存在的党国官僚体制，坚决反对政改。结果，他们的糊涂认识，导致他们的行动与他们预期的目标南辕北辙，实际斗争中不由自主地充当了党国官僚主义、修正主义攻击新自由主义的炮灰。他们中的右派对于中国的形势认识不清楚，不加分析地把问题归结在社会主义制度上，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彻底丧失了信念。他们主张在中国通过渐进化改革发展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实际上，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就是在官僚主义者阶级中右派的主导下一直走过来的，并给这种改革美其名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起初，他们的资本主义经济改革受到了官僚主义者阶级极左的官僚特权派的高度青睐。因为依靠这种改革，官僚特权派通过持权抢劫，摇身一变成了中国极右的官僚资产阶级。

　　如今，官僚主义者阶级中的极左(官僚特权派)和极右翼(官僚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汉奸集团)早已完全蜕化变质，彻底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成了人民的敌人。里通外国的汉奸出自于他们、使公平正义和民主自由不能实现的是他们、导致社会两极分化的是他们、既道貌岸然又卑鄙无耻的是他们、真正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正是他们。这些反动派，往往用一些冠冕堂皇的骗人的鬼话来欺骗群众。他们一边高调宣布，“我们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断推进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内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一边说“绝不能照搬西方的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他们一边仰望星空，一边大把捞钱；一边高唱“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一边恶狠狠地将公平正义踩在脚下。

　　官僚主义者阶级是中国最落后也是最隐蔽的剥削阶级。他们的存在，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极左的官僚特权派、极右的官僚资本阶级和官僚买办汉奸集团，他们正是中国革命的首要对象。虽然中国社会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一般资产阶级的矛盾，但这个矛盾不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一般资产阶级同样受着极左的官僚特权派、极右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汉奸集团的压迫。在反对反动的官僚特权派、官僚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汉奸集团的斗争中，一般资产阶级尤其是其左翼是有可能站在革命的一边的。所以，不能决然地把他们排除在革命的队伍之外。要完成铲除官僚特权派、官僚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汉奸集团的革命任务，必须在真正共产党的领导下，联合一切受他们压迫的进步力量，组成最广泛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向着共同的敌人宣战。倘若有些糊涂的左派人士指望已经彻底变质的特色党依靠其自身的力量来完成这个任务，则无异于与虎谋皮。如此一来，依照毛泽东的建党思想组建真正共产党，就成了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没有这个，一切设想都是空谈。我期望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尽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2014-10-21

        附注：   “到底谁是父母？是官老爷，还是人民群众？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只有恭恭敬敬孝敬父母的义务，绝不能有骑在父母头上作威作福的权力。现在党内许多人已经把这个关系搞颠倒了，把主仆关系搞颠倒了。国民党就是把这个关系搞颠倒了，最后被赶到一个岛子上去了。如果共产党把这个关系也搞颠倒，我看，迟早有一天，也会被人民群众赶到某个小岛子上去的。你相信吗？你不信我信。”

        主席话锋一转：“要把这个被颠倒了的关系再颠倒回来呀。要使我们党的干部都弄清楚这个关系，人民群众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要在主人的监督下，夹着尾巴，老老实实当好仆人。否则，主人有权用大字报向你炮轰，甚至撤你的职，罢你的官。”摘自《张宏良：请大家好好看看这篇让人激动流泪的文章》

        张宏良透过这段话，看出毛泽东“把人民群众举在头上，放在心上，自始至终都摆在生命第一位”。此话固然不假。而我从中看到的恰恰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毛泽东没能从根本的体制上讲这种思想贯彻落实到位。对此，左翼必须要有深刻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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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原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三日的这篇文章，代表了当时无产阶级对于官僚主义者阶级之认识所能到达的最高水平。因为他没有能够从根本的政治体制上深刻认识滋生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根源，他就注定做不到铲官僚主义者阶级之根的效果。这样，就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失败、官僚主义者阶级反攻倒算埋下了隐患。新的问题摆在习近平面前。咋办？超越发展，以史为鉴。下面，请看正文：

        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人们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阶级斗争的大量事实，给我们提出一系列尖锐的问题：怎样认识走资派？怎样同走资派作斗争？怎样才能继续革命，永葆革命青春？毛主席早在一九六四年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个批示中，就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毛主席鲜明的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并且明确指出，“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这就揭示了党内走资派的阶级实质。 官僚主义者阶级就是走资派，也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沾染了官僚主义的领导人，如不警惕，就会由量变发展到质变，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派顽固地推行修正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他们的灵魂深处，是一个腐朽的资产阶级王国，“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官贵民贱”等等没落反动阶级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他们总是“拚老命”保护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特权，加高等级制度的“台阶”，力图把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交换的原则搬到社会主义社会人们的相互关系中来。

        这些人养尊处优，骑在工农群众头上作威作福。在他们看来，你是被我管的，我是管人的，当官的说了算，这是天经地义。实际上，他们把自己摆到旧社会大老板的位置上，把工农群众当成雇佣奴隶。他们总想对群众实行“管、卡、压”，把领导和群众之间同志式的平等关系变成猫鼠关系。他们迷信“金钱万能”，迷恋物质刺激，总想把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

        他们还贪婪地聚敛财富。昔日的资本家“所关心的是怎样为掠夺而管理，怎样借管理来掠夺”（列宁：“怎样组织竞赛？”，“列宁选集”第3卷第395页）；今日的党内走资派运用手中的权力，通过合法和非法的途径，侵吞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要把社会主义所有制变为走资派控制下的资本主义所有制。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干部按照毛主席指示，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已经蔚然成风。但是，官僚主义是一种顽症，我们把那些实行官僚主义、装成共产主义者的老爷们，赶出了大门，他们又从窗户里钻进来。走资派还在走，官僚主义者阶级还在做官当老爷。我们必须准备进行长期的斗争。

        怎样才能有效地同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派作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之一，就是发动广大革命群众，揭露和批判党内的黑暗面，即党内的资产阶级；同时，大力支持群众创造的革命的新生事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力地打击了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派，荡涤了官僚主义的污泥浊水，在斗争中涌现出来许多革命的新生事物，冲击了资产阶级法权。这一下触到了邓小平这一类搞修正主义的“大官”的命根子。在他们眼里，那些初出茅庐的“儿童团”，居然堂堂正正地走上领导岗位；粗手粗脚的“下等人”，竟参加了企业管理，而过去做官当老爷的人，现在却要参加生产劳动；“官”下了错误的命令，群众不但可以不听，而且要加以批判。这些岂不是“大逆不道”？于是乎就暴跳如雷，抡起“整顿”的大棒，大杀大砍新生事物。他们越是反对，越是说明我们做对了。今后还要这样同他们斗下去。

        领导干部怎样才能避免成为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派？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经常到群众中去，搞三同，拜老师，当学生，成为一个合格的普通劳动者。马克思说过：“体力劳动是防止一切社会病毒的伟大的消毒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38页）毛主席也说过：“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有些领导干部成为官僚主义者，陷入修正主义泥潭，往往是从不劳动开始的。他们同工人话说不到一块，心想不到一起，不能代表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在工作中就必然搞唯心主义的指导，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从社会发展史来看，管理人员本来是从生产劳动者当中分离出来的。管理人员再回到生产劳动中去，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人类社会随着分工的出现，产生了私有制。“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1页）。我们共产党人要为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就应当自觉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既当管理者，又当劳动者，用实际行动缩小三大差别，逐步削弱以至消灭产生阶级的基础。

        工农群众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力军，而且是反修防修的铜墙铁壁。领导干部到群众中去，真心实意地学，脚踏实地地干，就能够从群众中吸取丰富的政治营养，提高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的觉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做具有彻底革命精神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原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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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所谓路线，前面有定语，那就是谁的？这个首先要搞清楚。在目前来说，一个是特色执政当局的。四十年了，全世界都知道，他们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也就是在党国官僚专制体制下走私有化道路，现在还在走。这是我们批判的对象。只要我们紧盯他们执行的这样一条思想政治路线，就可以彻底认清他们，就不会被他们的漂亮说辞忽悠得晕头转向，就不会看走眼。另一个，就是左翼自身的。面对当前反修斗争实际，左翼究竟应该拿着什么样的思想政治路线指导左翼的反修斗争，这个尤其要搞清楚。到底是改良主义、先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后社会主义革命（或者叫二次革命论）、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丝毫马虎不得。这么多年以来，我和张宏良、张勤德、卢麒元、秋石客、王立华、张木生、高居矛、太行玉笛、项观奇、李民琪、清源、位卑等之争论，统统是主义之争，路线之争，而非其他。我以为，只有左翼把根本的反修路线问题彻底搞清楚，搞正确，左翼才会在反修斗争中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否则，左翼就一步都前进不了。

也就是说，这是两个层面的路线。我们绝不能搞混了。以往，许多左翼人士尤其是持有改良主义主张的左翼人士容易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是搞不清楚自己的身份。那就是，他们分明处于无产阶级被专政的地位，却总是操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心，且全然忘记了自己应有的正确的斗争路线，就像中了邪一样，整日幻想联翩，胡言乱语，不能自拔。现在，该醒醒啦！


〔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月〕*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

        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开头是陈独秀〔1〕搞右倾机会主义。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2〕以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3〕那些人，组织了“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八十一个人发表声明，分裂我们党，没有搞成，他们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

        接着是瞿秋白〔4〕犯路线错误。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5〕。后来瞿秋白被国民党捉住了，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

        一九二八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6〕神气起来了。从一九三○年六月到九月，他搞了三个多月的立三路线。他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他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到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就倒台了。

        一九三○年到一九三一年，罗章龙〔7〕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

        王明〔8〕路线的寿命最长。他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组织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王明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发表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就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

        在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9〕搞分裂，另立中央，没有成功。长征前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二万五千人。中央苏区八万，到陕北只剩下八千人。张国焘搞分裂，不愿意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逃跑了。

        全国胜利以后，高岗饶漱石〔10〕结成反党联盟，想夺权，没有成功。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11〕里通外国，想夺权。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跳出来反党。他们搞军事俱乐部，又不讲军事，讲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得不偿失”，等等。彭德怀还写了一封信，公开下战书，想夺权，没有搞成。

        刘少奇〔12〕那一伙人，也是分裂党的，他们也没有得逞。

        再就是一九七○年庐山会议的斗争。

        一九七○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13〕。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八月二十三、二十四到二十五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14〕。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15〕，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16〕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17〕，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的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18〕。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19〕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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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20〕，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21〕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22〕，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23〕，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

        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法？比如华北组六号简报〔24〕，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九十九人〔25〕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个大将〔26〕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

        我说的这些，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同你们吹吹风的，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

        要谨慎。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还要当武官。抓军队工作，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讲团结。军队历来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是，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

        广州军区写的那个三支两军的文件〔27〕，我批了同意，在中央批语上，我添了“认真研究”四个字，就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

        过去我们部队里在军事训练中有制式教练的科目。从单兵教练，到营教练，大约搞五六个月的时间。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

        一好带三好，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还有那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主要是路线问题。路线不对，那积极分子代表会就开不好。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要学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28〕逝世二十五周年那篇文章，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29〕，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多好呀。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再就是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对人民，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要耍骄傲，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希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

        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马、列的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可以请先生帮。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

        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30〕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彭、罗、陆、杨〔31〕揪出来了，这是很大的收获。损失是有一些。有些好干部还站不出来。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清除的不过百分之一，加上挂起来的不到百分之三。不好的要给以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32〕，这没有什么好处。这次庐山会议，有些同志是受骗的，受蒙蔽的。问题不在你们，问题在北京。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允许改正错误。

        要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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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是中国经历过的一件大事。如何客观地、正确地看待文革?这是历史对我们后人提出的一个大问题，也是郭松民在《当代中国左翼的两大学术任务》中提出的两大任务之一。下面，我简要地谈谈我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算是抛砖引玉，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

　　“文化大革命”(以后简称“文革”)是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文革之初，主席在与外宾的一次谈话中，第一次道出了发动这场大革命的真正原因。他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再结合其他有关文革的资料，可以知道，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革，就是寄希望于通过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以此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地，找到一种好形式，切实落实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

　　我的问题是：那时不是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么?为什么会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以至于发展到不得不通过发动文革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如果说过去“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所以才导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那么，请问我们原来的形式究竟错在哪里了?我们要找的那种好形式又究竟是什么?还有，仅仅依靠“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能够解决文革所面对的诸多问题么?如何切实落实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等等，我以为，这些是需要我们今天深刻反思并必须彻底搞清楚的问题。否则，我们就走不出认识的误区，就不能避免重蹈过去的覆辙，更别提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了。

　　我的认识是：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夺取全国胜利，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在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的发展之后，再采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骤，逐步地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从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到1949年制订《共同纲领》期间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共识，也是毛主席在其《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文章中反复提到的观点。1951年，刘少奇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他要求“一切共产党员必须具有为这些目的而坚持奋斗的决心”。刘少奇的这个讲话和毛主席此前的讲话以及中央的精神是完全相一致的，也符合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出的“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很可能就要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刘少奇的这个讲话，仅从路线这个层面讲，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可是，毛主席误以为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发展资本主义，是搞修正主义。毛主席决意通过文革纠正刘少奇的错误路线。殊不知，毛主席主张的社会主义路线，才是脱离于当时生产力实际的错误路线。这样的路线，不仅背离了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共识，也背离了毛主席在其《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文章中反复提到的观点。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大家都没有意识到未来新民主主义经济之中的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全民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的代表权的归属问题。实际上，它是新民主主义也是未来社会主义的最大最根本的权利，是民主集中制的政治体制的命根子，也是切实落实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权利的关键所在。这个权利，必须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乡人民代表大会直到国有企业的工会系统。一旦没有了这一条，民主集中制的政治体制也就不复存在了，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就被架空了。事实是，建国后，我们将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交给了政府，在政府的上面又加了一个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实行了违背民主集中制的党国官僚专制体制。正是由于这个党国官僚专制体制，使得党主、政府为主和官主取代了人民民主。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之所以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党国官僚主义者阶级专政，之所以“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究其根源，就在于此。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当时无论是毛主席还是刘少奇，似乎都不晓得这个道理。即便是现在，真正懂得这个道理的人，也还是寥寥无几。

　　话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那么，是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刘少奇对了么?

　　我的回答是：倘若仅从路线这个角度讲，毫无疑问，当时的刘少奇是正确的。但是，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此，还有一个党国官僚专制体制的问题。因为刘少奇的”巩固“二字，不仅是指巩固新民主主义的路线，还有巩固党国官僚专制体制的含义。由于本人孤陋寡闻，就目前我掌握的资料来说，尚且没有看到刘少奇对于这个党国官僚专制体制提出过任何质疑。试想，在巩固党国官僚专制体制下，当时如果执行了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路线，其结果，必然像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预见的那样“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请大家好好看一看，距离毛主席的这个讲话已经快五十年了，毛主席去世以后，邓小平上台，在党国官僚专制体制下，不就是走了一条刘少奇主张的新民主主义路线么?结果怎么样?毛主席的预言，全部应验了。正因为毛主席早就预见到了这些，所以，才不惜粉身碎骨发动文革，就是为了”中国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难“，”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众所周知，毛主席是寄希望于“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毛主席是想切实落实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事实是，经过实践证明，当初从前苏联学来的那套体制，没能实现这样的愿望。毛主席对此很不满意，想着要改变。但是，这套体制的弊端究竟在哪里?如何改进?正确的体制究竟是啥样子的?这是一个摆在毛主席面前的前无古人的世界性难题。面对困难，毛主席毫无退缩，知难而上，开始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大实践、大探索。十年文革，毛主席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比如成立革委会，创建鞍钢宪法，实行“四大自由”等等。秋石客曾经撰文，说《毛主席是新社会主义的伟大导师》，我看不无道理。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毛主席终归没能卡住党国官僚专制体制的哽嗓咽喉，终究没能找到一种更好的形式，来切实落实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结果，轰轰烈烈的文革，最终变成了不断地“割韭菜”，并以毛主席逝世，王张江姚被抓捕而宣告结束。【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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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毛主席发动的文革虽然失败了，但是，伟大的文革精神永存，更留给我们无尽的遐思：

　　1、高居矛老师说“毛主席之所以具有无人可比的伟人魅力，最突出的功勋是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以文化大革命的形式付之实践”。高居矛老师的这个观点，为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所接受。事实是，由于体制设计的错误，人民民主被架空，导致官僚主义者阶级专政，无产阶级被专政。毛主席不满意，执意解决这个问题，发动文革。所以，毛主席的文革理论，实际是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最高统帅毛主席领导被专政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以文化大革命的形式付之实践。

　　2、在那个时代，有毛主席的领导，通过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不能解决大官特权问题和贪污腐化问题。现在的情形，要比那个时代复杂得多。而现在的领导人，又远没有毛主席那样的威望和智慧。现在，倘若期望依靠党内整风的方式，解决大官特权问题和贪污腐化问题，那简直是异想天开。

　　3、在那个时代，有毛主席的领导，通过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并创建了一系列制度，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实效，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毛主席终归没能卡住党国官僚专制体制的哽嗓咽喉，结果，轰轰烈烈的文革，最终变成了不断地“割韭菜”。倘若今天再次整风，不通过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不首先纠正私有化路线，不彻底除掉党国官僚专制体制，不建立起一套科学的符合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原则的新体制，其失败的结果，早已注定了。

　　4、毛主席在延安窑洞和黄炎培对话，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个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究竟以何种方式来落实民主?这种体制的形式究竟是啥样的?实践证明，毛主席终其一生，也未能解决这个问题。科学回答这个问题，完成毛主席未尽的事业，这是我们这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而这也是我们今天对文革、对毛主席的最好纪念。【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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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左翼中有一种论调，叫二次文革救中国。张宏良、张勤德、恽仁祥等都持有这个主张。持有这种主张的左翼人士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把拨乱反正的希望寄托在执政当局再出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毛泽东的身上。他们完全忘记了马克思恩格斯教导的“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不言而喻，工人阶级既不可能把自己解放的事业委托给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即它的敌人和剥削者，也不可能委托给小资产者和小农，小资产者和小农自己被大剥削者的竞争所窒息，除了站到大剥削者一边或站到工人一边以外，别无其他选择。”他们进而也忘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解放是中国无产阶级自己的事情，必须唤起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组织起来进行阶级的斗争，任何其他人都是靠不住的。这种把反修的希望寄托在大领导身上的认识不仅是被动的，错误的，是严重违背马列毛主义革命精神的，更是麻痹无产阶级革命斗志的毒药，必须要受到最严厉的批判。此为其一。

其二、文革是在党国官僚社会主义制度下由国家最高领导人领导并发动的群众造反运动。但这种运动没有触动和改变根本的党国官僚专制体制。即便是文革时期倡导的大众民主，也是党国官僚专制体制下的民主，用胡星斗的话说，“是圣旨下的民主”。这样的大众民主是被动的民主，是有悖于民主实质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这样的民主是靠不住的，是不可持续的。上面一变卦，这样的民主就立马死掉了。实际也正是如此。所以，文革包括文革时期倡导的大众民主的本质是改良主义，而非革命主义。

其三、实践已经证明，文革理论是不成熟的理论，有缺陷。过去，十年文革没有有效解决大官特权问题，更没有筑起反修防修的坚不可摧的屏障。今天的阶级斗争形势要比文革时期复杂得多。今天倘若继续照搬文革理论，是注定行不通的。

我这样说，并非就此否定中国再次发生文革的可能。我只是说：过去文革没有能够救中国。今天依然照旧。今天，要想化解中国矛盾，带领中国走出困境，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吸取文革的教训，必须另辟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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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能否牢记中国革命历史，能否正确清晰地解析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件非常重要、也是非常紧迫的事情。可以十分确定地说：这个事情处理不好，中国就不能前进，甚至发生大倒退。只有把中国的革命历史认识透彻了，我们才能牢牢地把握现在，指引未来。下面，我通过一条数轴，来试着对中国革命历史做一个大致的解析。不对之处，还请大家批评指正。


　（旧民主）1919   -（新民主）-1949-（社改造）-1957 -（社建设 ）-1966  -（文革）-1976-（修上台）-1979 -（改革）->
　　
　　一、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自1840年发生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便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为了改变被动挨打的落后局面，继洋务运动、维新运动之后，推出第三次大型改革--立宪运动。目的在使大清帝国成为君主立宪政体的国家。1911年5月8日(宣统三年四月十日)，清政府废除军机处，发布内阁官制与任命总理、诸大臣。成员名单中过半数为清宗室(皇族)与满人，被讥嘲为「皇族内阁」。舆论对此大为不满。认为清政府无诚意推行宪政，乃逐渐同情、倾向革命。

　　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了资产阶级性质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及中国实行二千余年的封建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开启了中国民主共和新纪元。

　　但是，辛亥革命远未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具体表现在：(节选于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删减)

　　(一)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

　　(二)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但是，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它的大部分是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的。

　　(三)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是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

　　(四)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的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力量。

　　(五)由于中国是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或半统治之下，由于中国实际上处于长期的不统一状态，又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

　　(六)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

　　正如孙中山临终遗言所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二、五四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发生前，中国正处于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时期。军阀势力利用封建传统思想禁锢人们的头脑，推崇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精神支柱的孔孟之道，借以维持自己的统治。

　　严酷的现实引发当时先进分子的反思。他们认为，辛亥革命由于忽视了思想文化战线上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致使革命的成果遭到严重的破坏，因此，为了完成改造社会的历史使命，必须“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于是，作为五四运动的先导，标志中国人民新觉醒的新文化运动便应运而生了。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虽然是一场提倡资本主义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斗争，其指导思想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范畴，但是，这场运动毕竟打破了长期禁锢人民思想的的封建牢笼，震动了中国的思想界，启发了人民群众的民主主义觉悟，冲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和传统观念。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未曾有过的思想解放运动，为适合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正当此时，俄国发生了震动世界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随之，在中国开始出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一场新的爱国民主运动正在中国的大地上酝酿着，涌动着。它爆发的直接导火线，则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失败。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所谓的巴黎“和会”宣战，攻占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控制了山东省，夺去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权益。1918年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 “和平会议”。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分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 “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京政府竟准备在 “和约”上签字，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五四爱国运动爆发。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

　　节选自《五四爱国运动简介》http://baike.baidu.com/view/879318.html?tp=0_01【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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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马列主义来到中国，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结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硕果。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就是这个思想的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这样写道：

　　“现阶段的中国革命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革命呢?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呢?显然地，不是后者，而是前者。

　　既然中国社会还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既然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的还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既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为了推翻这两个主要敌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推翻这两个敌人的革命，有时还有资产阶级参加，即使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敌人，革命的锋芒也不是向着一般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是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既然如此，所以，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

　　但是，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它在政治上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专政，反对把中国社会造成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它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因此，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中国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过程。这个过程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发生的，在中国则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始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的社会必须经过这个革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去，否则是不可能的。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它不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在抗日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它既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只要是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不问属于何党何派，都有参加这个政权的资格。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也和社会主义的革命不相同，它只推翻帝国主义和汉奸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而不破坏任何尚能参加反帝反封建的资本主义成分。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孙中山在一九二四年所主张的三民主义的革命在基本上是一致的。孙中山在这一年发表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上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又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孙中山又在其遗嘱上指出“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关于内政外交的根本原则。所有这些，就把适应于旧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改造成了适应于新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发表宣言，声明“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就是指的这种三民主义，而不是任何别的三民主义。这种三民主义即是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在新的国际国内条件下，离开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就不是革命的三民主义。(关于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只是在基本的民主革命政纲上相同，而在其他一切方面则均不相同，这一问题，这里不来说它。)

　　这样，就使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论就其斗争阵线(统一战线)来说，就其国家组成来说，均不能忽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地位。谁要是想撇开中国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就一定不能解决中华民族的命运，一定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问题。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所要造成的民主共和国，一定要是一个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其中占一定地位起一定作用的民主共和国。换言之，即是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联盟的民主共和国。这种共和国的彻底完成，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有可能。”

　　毛泽东的这些重要论述，对于我们今天，依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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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结束。但是，那时，中国仍然处于新民主主义阶段。紧接着，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了。对此，毛泽东在《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有着清晰地论述：

　　“(一)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不是的，那时，我们还须在广大的农村中解决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那时在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需要有两年至三年时间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那时我们一方面在农村实行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着手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并已在过去几年中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所有这些显示着我国过渡时期头几年中的错综复杂的形象。

　　(二)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三)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2]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要完成这个任务，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从一九五三年算起，到一九六七年基本上完成，加上经济恢复时期的三年，则为十八年，这十八年中已经过去了四年)，那时中国就可以基本上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

　　而实际上，在具体执行中，毛泽东违背了他早先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发展阶段的正确论述，仅仅用了不到八年的时间，到1957年，社会主义改造便已基本结束，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了。这也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失误埋下了隐患。

　　在这里，我们需要特别关注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网上可以轻易搜到，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五、社会主义建设阶段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束，共产党带领人民甩开膀子大干社会主义了。可是，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得并不顺利。

　　先是57年反右，然后是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接着是59年庐山会议，60年大刮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等等。一句话，干社会主义好不容易啊!

　　这实际涉及到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干社会主义的问题。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向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

　　这个问题，我也向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谈过，其中有一个美国人叫斯诺。他老要来中国，一九六O年让他来了。我同他谈过一次话。我说：'你知道，对于政治、军事，对于阶级斗争，我们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还没有经验。你会说，不是已经干了十一年了吗?是干了十一年了，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有了一点，也还不多。'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我说：'不晓得。'他说：'你讲话太谨慎。'我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同志们，也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少经验，确实还没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

　　我们确实还缺少经验，这是客观事实。所以，我们犯了一些错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毛主席没有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干社会主义做深入的思考。恰恰相反，毛主席是做了大量的理论研究的。这些研究，集中体现在他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和《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光辉著作中。可是，社会主义毕竟是一个新鲜事物，毛主席虽然做了深入的思考，但是，还不够彻底。于是，在前进的过程中出现问题，也就在所难免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也就意味着，毛泽东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完全的社会主义，有缺陷。(许多左派朋友不承认这一点。以为毛主席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完美无缺的。显然这是不对的。)

　　怎么办?

　　社会主义改革的任务自然被提了出来。【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