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高社会”:高福利触发多米诺骨牌马克龙的出发点是没错的:每户家庭每月不过因此多出一百欧不到的额外支出,但是环保事业推进一大步。如此划算的买卖却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乃至失去控制的抗议,估计总统本人也是意想不到。这其实是一场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的正面冲突。排除刻意闹事的暴徒,“黄马甲”的主要构成人员是中下层人民,富人们对于一星半点的燃油税根本不在意,真正会在意的只有本就生活不宽裕的中下层阶级,这笔“燃油税”就是他们的奶酪。
马克龙上台后过于频繁的改革直接触及到社会福利问题。之前工会组织的数次针对改革的抗议游行不见效果,群众的呼声被政府选择性忽略,不满的情绪日益累计。而“燃油税”无疑是烈火烹油,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突破了法国民众忍耐的临界点。比起阳春白雪的“大国崛起”梦想,普通民众更在乎柴米油盐,他们只想知道政府能不能帮他们解决就业;物价能不能再低一些;社会福利能不能更全面覆盖……他们只想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马克龙不断削减社会福利已经触及了底线,长久以来积压的对现实的不满井喷式爆发,这才有了这场突如其来的“黄马甲”运动。
而不满的本源是一直存在的国家结构性问题。法国已经陷入了“高税收一高福利一高负债一高成本一高失业率”(乐正,2012)的恶性循环。
二战后,法国曾有过“黄金三十年”,在这期间,法国经济快速成长,建立了高度发达的社会福利体系,人民拥有较高生活水平。但随着七十年代经济危机爆发,法国经济陷入困境,并在之后几十年内一直处于“乏力”状态。经济发展滞缓的同时,社会福利支出的不断攀升给政府财政施加了极大的压力。法国整体债务规模一直稳定处于欧盟高位:2016年法国中央政府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为3.4%,2017年为2.9%;2018年为2.6%;预计2019年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将升至3.0%,再次超过欧盟标准警戒线。“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实际上是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李培林,76)
没有经济支撑的高福利是不能长久的。法国作为老牌福利国家,社会福利支出一直保持欧洲领先水平,但其赋税负担也是遥遥领先。为了维持日益增长的政府开支,不得不提高税收,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就是这个道理。经济与合作组织曾多次向法国提出整改意见。在2017年年报当中,经合组织提出:“法国公共支出已经高达整体GDP的56.4%,是经合组织成员国当中公共支出最高的国家……但是税收负担仍然过高”(OECD,23)过高的福利带来了过高的课税,过高的财政赤字问题。
另一方面,法国劳工法对企业要求严格,法国企业要承担相应社会责任,对雇员负责。法国工作环境宽松众所周知:每周法定工作时间仅为35个小时,员工每年还必须配至少5个星期的带薪假期,公司还要负责给员工缴纳社会分摊费用,上不封顶的解雇赔偿金更是让企业对员工无可奈何。严格的劳动法保护了雇员的权利,也给企业戴上了沉重的枷锁。对于企业而言,劳动力成本费用太高,企业不愿意招聘正式员工是人之常情。这也是导致法国就业问题突出的直接因素。
根据法国统计局数据,目前法国失业率高达9.1%(INSEE)。但我们不能高失业率全部归因于高成本劳动力。长期以来,完备的社会福利让人懈怠,产生依赖心理,就算不好好工作也能好好活着,国家福利机制就是懒汉最大的靠山。试想,朝九晚五工作的上班族每月到手的工资和没有工作靠政府救济的待业者相差无几,那工作的吸引力还剩多少呢?这也是福利国家不得不面临的“福利危机”。马克龙政府上台之后,决心复兴法国,从社会福利下手,用强硬手腕进行结构性改革,打破“高税收一高福利一高负债一高成本一高失业率”的循环链条。可惜长城不是一天砌成的,法国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其中涉及到太多人的利益,解决方法还要从长考虑。
三、“马太效应”:贫富悬殊引起社会动荡“社会公平”问题也是这次运动爆发的幕后推手。穷人越穷,富人越富的“马太效应”在法国社会越来越明显,呈现两极分化。据调查,2015年,法国最低工资标准是每月1135欧元,59%的工薪阶层每月工资不到2000欧元,30%的工薪阶层每月工资不到1500欧元。而1%的富有人群每月净收入可达8300欧元。(Observatoire des inégalités)法国居民收入总额的四分之一集中在10%的富豪阶层手中。他们的月收入比底层人民多十倍不止。这些数据充分体现了法国的贫富差距悬殊。
皮凯蒂在《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当中提出,长久以来,“资本的收益率要高于经济增长率”。(皮凯蒂,360)也就是说,钱生钱的速度比收入增长的速度快。当财富形成一定规模后,资本就会按照自身规律增长,而大额资本的增速也远高于小额普通资本的增速。如果对这个趋势放任自流,结果就是,钱都集中到超级富豪手中,造成国内收入严重不平等,威胁到民主政治,引发社会动荡。富豪阶层手中占有的财富比例越高,就意味着其他阶层民众占有的财富比例降低。由于底层人民占有财富份额本来就微不足道,富豪阶层财富增多,受到直接冲击的就是中产阶级。
为了防止贫富差距拉得太大,皮凯蒂提出的最佳解决方案是“全球范围内的累进所得税”。(皮凯蒂,485)累进资本税要求,不同的人缴纳税款也不一样:收入多,资产多,消费大,纳税就多。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然而现实中,中产阶级课税支出占其收入比例最高:因为他们收入比贫困人民高,缴纳更大比例的所得税是义务;又由于生活水平远超温饱水平,得到的政府补贴反而不如底层阶级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了吸引更多投资,各国争相出台优惠政策,给富人开“后门”,减免对资本收入的纳税。最终,由于收入构成当中资本收入比例大,富人税率反而比中产阶级更低。这样的情形下,国家并没有采用“累进所得税”,取而代之的是“累退所得税”。虽然会赢得更多的投资可能性,带动经济,但长此以往会加重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损害公民“财政共识”:“特别是中产阶级,他们显然无法接受自己比上层社会纳税更多”(皮凯蒂,511),税收体系的不公正势必会激发社会矛盾。
马克龙政府为了留住富人,上台后取消征收“巨额财产税”;之后接连出台的改革新政相继削减了原本的社会福利;此次“燃油税”利益相关更是指向穷人和中产阶级的钱包。收入再分配的主要手段是纳税制度与社会福利制度,而马克龙的改革让民众感受到政府是在“劫贫济富”,马克龙只是“富人的总统”。愤怒的民众在政府提出调整燃油税额时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利益缩水的中产阶级走上街头,联合底层人民为他们的利益一起奔走呼号。
四、结语毋庸置疑,马克龙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总统,他渴望在自己的新政推动下一改法国四十年来的颓势,找回法国欧洲“发动机”的鼎盛景象。马克龙也是一个锐意改革的总统。上台以来,一年多时间,雷厉风行实现了各个领域的诸多改革:劳动法改革、删减住房补助、取消巨额财产税、法国国铁改革。手段强硬,到了不顾民众呼声,一意孤行的程度。之前甚至在公开场合说出“我不会向任何人退让,包括懒人、厚颜无耻者、极端主义者”言辞激烈的话。马克龙希望改革可以立竿见影,但现实是,改革需要时间。马克龙的改革不无道理,只是力度太大,范围太广,推进速度太快,百姓还未尝到改革带来的甜头就已经被沉重的负担压垮。
一年多的时间,百姓对马克龙的态度也是江河日下:支持率从当选时的64%跌至如今不满20%。“非左非右”的马克龙成立前进党,逆风翻盘击败玛丽娜.勒庞, 入主爱丽舍宫不是毫无理由的。长期以来低迷的经济状况,不断衰落的国际地位让民众对传统政党失去的信心,这时候满怀政治理想,不属于任何传统政党的马克龙让他们眼前一亮。选择马克龙,就是选择了改革。只是过快的改革节奏和改革伴随的阵痛让人猝不及防,越来越空的钱包不得不让民众质疑自己曾经的选择。而民众利益和复兴法国的政治抱负也是马克龙面临的艰难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