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无产阶级专政

马列托主义者

毛泽东与无产阶级专政
焚火



　　在共产党夺取政权25周年以后的今天，毛泽东重新号召“无产阶级专政”，不无令人感觉奇异的，事实上，空空洞洞的尊法非儒，批林批孔之后，必须在政治上落实，这就是这一次“重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因。

　　毛泽东从来否定中国革命要获得胜利，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他的有名的理论——“新民主主义论”，主要说明中国革命的动力是四个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工人，而革命的性质，则是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论）；他最反对当时托派的主张：“不断革命论”，认为这是左倾的空谈，中国革命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他提出如下的看法：“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而且第一步的时间相当长的，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

　　毛泽东这个观点，直到1951年仍未放弃，虽然在实质上，1949年取得政权以后，所谓经过协商会议上台的由各党派组成的人民政府，只是共产党一手操纵的独裁政权。但毛泽东确实想实现他的“新民主主义”，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资本主义确实得到了“广大的发展”，但经过了两年的短短时期，中共不得不进行“三反”“五反”，镇压民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进攻：据1951年11月19日《解放日报》的揭露：

　　“华东……31岁，山东临沂人，学生出身，1938年在延安入伍，同年八月参加共产党……在革命胜利进入大城市后，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奢侈生活的影响，滋长了个人主义的享乐思想，终于发展到蜕化变质，而有严重的贪污腐化行为。在任职九个月间，利用自己职务，先后贪污人民财产共达2.47亿元（相当于人民币2.47万多元）之巨。生活日益腐化，竟至以3000万元（等于人民币3000元）巨款，分租房屋，先后与两个不正当女人骈居。”

　　此外，当时的一个姓曹的共产党员，他做到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民政局长，他住在战犯汤恩伯的“公馆”犹嫌不足，竟化了巨量汽油洗掉原有油漆，另花2500万元（等于现在人民币2500元）重加粉饰，他坐的汽车有暖气、冷气和收音机设备，吃饭顿顿要点菜，民政局群众说：“曹局长的生活比地主资产阶级还好。”（《解放日报》1952年3月14日）

　　这种新闻在当时不是极个别的现象，到处滋生着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暴发户，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实现后的结果，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是“和平共处”的，资本主义的势力也不是“和平发展”的。

　　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展开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

　　“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了“新民主主义”，正式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改造”，及此后不断进行的种种运动。

　　这次与“无产阶级专政”同时提出的，还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毛泽东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特别在生产原本落后的国家中，所谓“资产阶级法权”，本是无可避免的，马克思列宁都正面提出过这个问题，这就是“按劳分配，各取所需”，马克思主义者看待这个问题的态度，主观上要尽量减少这种资产阶级法权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成长的时候，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之下，已严重地走上官僚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受苏联党制影响，也逐渐形成了官僚主义，即使是在1927年革命失败之后，毛泽东在草创初期的红军中，也可以说有意维持着这种“资产阶级法权”的，他在1929年12月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就大力反对所说“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到延安时期，这种“资产阶级法权”已显著地提高，“托派”王实味所讽刺的“舞回金莲步，歌啭玉堂春”，主要就是反对共产党中不平等现象。毛泽东首先扼杀了这种批评精神，以此助长了官僚主义的不断形成和生长。据《解放日报》以后的揭发，上述姓曹的共产党员，“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是通常说的解放战争初期），在最艰苦的环境下，他个人仍独自保有马一匹，汽车两辆。十里、八里路也要坐汽车。1947年‘三查三整’的整风运动中，胶东行署揭发出来的材料证明曹××一个人一年的生活费用，就得由二三百个中农来负担。”这样一个中级官僚，在解放之前二年已有如此享用了，虽被揭发，解放后仍身居重要职位，当然腐化得更厉害我们不禁要问，解放后深居在中南海的第一级官僚层的生活又如何？这在红卫兵后期所有的揭发，都已足够骇人听闻的了。

　　毛泽东不过提到八级工资制，实际上八级工资制的差别，从最高到最低，不过是44元与22元之间之差，称不上是什么“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为什么不提到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工资等级呢，据我们所知，这种工资的差额远远不能与八级工资相比，最高一级（主席委员长）是644元人民币（视地区有别，更高的为728元人民币），其间高低的差距达30级。总工程师技师之类的差距分十八级，最高一级的工资达377元，最低的练习生为27元5角。至于农民收入最好的每月仅仅20元，其次15元【录入者注：应该注意到农民基本能靠自己种的解决吃饭问题，对农民来说更重要的日常消费来源是其他家庭农副业，据莫里斯·梅斯纳在其史书中提供的数字，大跃进之后的六十年代初中国农村人民公社社员1/3的收入源于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但，这方面恰恰是毛时代多次严厉限制的，更别说七十年代的“割资本主义尾巴”了】，下乡青年则每月收入8元，由政府包底，即，如果工分所得只有6元，由政府补给2元，这点连吃饭都不够的工资，造成了下乡青年的大批回流，成为城市中的黑市居民，迫得为非作歹，对社会主义建设（生活的与道德的）贻害无穷。

　　在文化大革命期中，宣布毛泽东自动减薪之前他的薪水究竟有多少？而属于艺术家一类的工资，如马连良红线女的工资都在1000元以上，他们当然都是属于两三百个中农才能供应其生活的权贵阶层了。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的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就是由这样一种为资产阶级法权所结成的中上官僚层所统治，说“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可见并不是探本溯源之论了。

　　毛泽东从来不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解决国家机关内的官僚主义问题。1972年11月14日，福建省莆田县有个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诉说他的大儿子下乡后的遭遇：“每年的口粮只有湿谷二百来斤（晒干、脱壳后约为一百斤米），大半时间要回家吃黑市粮……”在乡村无处住宿，“有关部门不加过问，完全置之不理”，“可是一些政治舞台上有势力的人物”，当初装模作样地带头送子女下乡，风头一过，就“借口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把他们调离农村，安排当工人、上大学、参军，他愤愤不平地写道：“面对着我们社会上‘走后门’成风和任人唯亲的现实，政治上无依靠的一般群众的子女，便只有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份儿。”

　　五个月后毛泽东回信给他：“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此类事全国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马列托主义者

据说在去年五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获悉李庆霖是党外人士，就提出“如果他愿意入党，可以参加十大，如果不入，也可以参加四届人大。”现在李庆霖已是“县革委会教育组副组长，全省高等院校领导小组副组长。”

　　加入了官僚阶层行列的李庆霖，以后是否执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路线，还是因为政治上“有依有靠”，便和“走后门”的现实妥协，这就得看将来的作为了。

　　但解决了李庆霖的个人问题，是否就能解决官僚主义问题呢，“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教育，也许就是毛泽东反对“走后门”那种官僚主义的方法之一。

　　要使“无产阶级专政”成为走向社会主义的必须步骤，光是“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是没用的，这是社会实践的问题。毛泽东从1950年起，已经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但这种专政不仅只是共产党一党的专政，而且表现为毛泽东一人的专政，和斯大林时代的政制并无分别。有时以个人崇拜济“专政”之穷，可是文化革命之后，毛泽东已完全丧失了威信，个人崇拜再不可能在实际生活中发生作用了。尊秦崇法，批林批孔掩盖了官僚阶层内部的斗争（军事政变如果成功，毛泽东和他的思想早就埋葬了），现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教育运动也不可能解决统治阶层的内部矛盾，更不会解决统治阶层与人民之间的利害矛盾。

　　无产阶级专政要行之有效，必须与无产阶级民主并行不悖，如果没有无产阶级民主作为专政的解毒剂，那么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定会堕落成斯大林式的官僚主义专政，斯大林官僚主义的历史罪恶（此次“无产阶级”教育不提斯大林，也许毛泽东已屏弃了斯大林），已经彰彰在人耳目，毛泽东官僚主义尚未作出历史的结论，他自己一直在各种运动中企图从内部清洗官僚主义，但实际他是官僚主义的真实保护人。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大力镇压红卫兵，就因为红卫兵已不可能成为特殊的打击刘邓派官僚主义的工具，而已认识到并在实际上要以革命手段打倒一般的官僚主义了。毛泽东宁愿背弃他亲自缔造的红卫兵，保护一般的官僚主义，由此造成以后他所谓的“林彪的资本主义复辟”，现在又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教育，企图遏止蔓延全国的“走后门”这个贪污腐化的官僚主义祸害了。

　　要实行无产阶级民主，必须承认“党内有派，党外有党”，中国党内的派别斗争，从来不给反对派以公开表示意见的机会，以此形成毛泽东的个人独裁。斯大林利用苏联1921年3月举行的第十次联共大会中作为临时决定的禁止党内有派别存在的禁令，杀尽了十月革命中起主要领导作用的老布尔什维克，为特尔米多开辟了道路【特尔米多，即“热月政变”，指群众在革命中所取得的政治成果被篡夺——录入者注】，毛泽东所称的苏共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无不导源斯大林的一派独裁，一人独裁。现在毛泽东的党制仍是承袭斯大林的，他的无产阶级独裁理论，只不过是自上而下的命令，或只是党内占优势的一系的决议罢了。劳动人民既无可能有代表他们意见的派别存在，当然只能一切唯命是从，有时为了迎合当局意志，不得不编造假统计，假记录，上瞒下骗，以致形成贻讥中外的大笑话，有如全国大炼钢、亩产十万斤、吃饭不要钱之类。

　　“无产阶级专政”，其目的在乎不让资本主义复辟。按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落后国家如苏联和中国，即使实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关系还是会像雨后春笋一样，不断从工农本身中滋生出来的，所以列宁在世时期，从不认为在苏联这样的国家内可以完成社会主义的建设，当时连斯大林也深信，如没有西欧先进国家的革命，苏联有被覆没的危险，只当列宁死后，帝国主义陷于严重的政治危机，让苏联得到喘息机会，斯大林才有“一国社会主义”的思想，反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苏联的“一国社会主义”引致中共所称为的“社会帝国主义”。中国的“一国社会主义”也在步苏联的后尘，图谋和帝国主义者“和平共处”，将来的趋向如何，现在当然不能断言，但是“一国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变，随着基本建设的成长，必然会走到民族自大。

　　在外交方面的反动措施，更损害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对中共的信心，在巴基斯坦、锡兰、智利、中共都和各该国家的资产阶级反动政府携手，无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对内不实行民主，对外放弃了世界革命，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只能是由共产党专无产阶级的政，由毛泽东专共产党的政，既不能限制资本主义的法权，更不能消灭社会的不平等，在没有人民监督的官僚阶层控制之下，不平等的增长只会助长社会分化。

　　毛泽东引用马克思列宁的话，证明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但他绝不谈到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演变；他提倡要多读些世界史，但对于斯大林的篡改革命历史默不出声；他反对“社会帝国主义”，反对两霸，但想以霸制霸，不再提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他相信苏联已经过一次资产阶级复辟，但不谈“财产国有制”在苏联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支配地位；他反对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等，但认为斯大林历史上功盖于过，这都使他的理论无法自圆其说，以致他提倡的运动成为具文。

　　深刻认识“无产阶级专政”之真实本质的只有托洛茨基，但这和“不断革命论”不可分离。

　　他说：“对于那些资本主义发展过迟的国家说来，尤其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革命说来，不断革命乃是表示：这些国家底任务，民主解放和民族解放，其完全的和真实的解决，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为全国被压迫群众，尤其农民底领导者），才能设想。”（提纲第二条）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非结束革命，仅是开放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在国际的阶级斗争基础之上才能设想的。在全世界资本主义关系占压倒的优势之下，这个斗争必不可避免要引起内的国内战争和外的革命战争。这里就藏着社会主义革命本身底不断性……”（提纲第九条）

　　“在一国边界之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设想的。资产阶级社会发生危机，其基本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社会造成的生产力同民族国家境界发生了冲突。由此，一方面产生了帝国主义战争，他方面产生了资产阶级的欧洲合众国空想。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于民族范围内，继续发展于国际间，最后进行于世界舞台上。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在更深的更广的意义之下成为不断革命了……”（提纲第十条）

　　在那十月革命后的反动发酵中产生出来的“一国社会主义论”，乃是唯一理论能一贯彻底同不断革命论对立的。

　　“不肖门徒（按：指斯大林们）在我们的批评打击之下，图谋限制那个理论之应用于俄国一国（因为俄国有特别国情：领土广大，天产丰富），但这个图谋并无益于他们，反有害于他们。放弃了国际立场，总要走到一种民族独尊论的，即赋予自己的国家以特别的权利和优点，能发挥他国所不能的作用。”

　　“一国社会主义论”，不论是斯大林牌子的，或是毛泽东牌子的，对于社会主义说来，都是一种“反动”，现在两个奉行“一国社会主义论”的国家之间的矛盾，已发展到了短兵相接的程度，如果“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手段，最后只能达到社会主义国家相互间的战争，甚至毁灭性的核子战争，那么我们——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不该加以干预，免得人类濒于灭亡吗？

马列托主义者

社会主义者 发表于 2020-1-28 08:43
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完全取决于政权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在阶级消灭之前，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 ...

一国社会主义的核心要义不是从一国搞社会主义革命先，而是认为一国就能建成社会主义，所以在国际上采取民族主义立场，采取保守的做法，就必然导致搞社会主义革命的各国之间不是合作为主而是相互勾心斗角，比如中苏的矛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