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是真正的英雄，疫情下的中国劳动者（下）

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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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劣的卫生条件

中国的工人阶级为同疫情作斗争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而他们无私奉献之时自己的生活环境和卫生条件则是恶劣至极，这恰恰是病毒迅速传播的重要原因之一。按中国志愿者的调查报告，作为中国最发达城市之一的广州，仅有1/3的环卫工人口罩完全由单位派发，不但数量严重不足，而且规格也不符合防疫要求，近70%的环卫工人每天只能用不到一个口罩，近10%的环卫工没有佩戴口罩上班，同时防护手套、消毒液等其它防疫设备也严重短缺，许多工友表示对此闻所未闻，这毫无疑问使得长期户外作业的环卫工人曝露于一个极易感染的环境之中。

由于各类商店在疫情下纷纷关门，奔波于一线的快递员、外卖员们运送医疗物资、餐饭和商品的负担变得更重，也提高了他们染病的风险。但绝大多数快递员上岗前没有经过任何防疫培训，公司发放的口罩防疫不达标，没有手套、护目镜，甚至只给快递员每天一个一次性的防尘口罩。中国最主要的快递公司“四通一达”（申通、圆通、中通、百世汇通、韵达）多为承包制。一些承包站点的老板不但拒绝为快递员提供防护，甚至任意克扣工资，韵达快递的深圳龙华某站点还出现了开出“负工资条”的情况。

2月8日，有网友在微博上反映全家被村干部拖往湖北天门锐风服装厂隔离的信息，除了中共官僚的粗暴和草菅人命外，服装厂的状况则另一面反映了中国工人究竟工作、生活在一种怎样的卫生状态：“……脏乱差，床板发霉，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臭味，没有消毒和打扫过…”

对中国工人阶级而言，目前的肺炎只是他们所要面对的死亡威胁的其中一环。中国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320万：其中自杀死亡者高达28.7万，约二十万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约5,000人死于尘肺病，13万人死于结核病，每年因装修污染引起的死亡人数已达11.1万人，每年工伤事故死亡约13万多人……这场瘟疫放大了这些统计数据下工人阶级一直在面对的极度恶劣和卫生环境和生存状态。对工人阶级而言，令官僚、资本家和小市民惊惧的疫情正是他们一直在经历的日常生活。

持续的阶级斗争

即使面对如此大敌，中共官僚和资产阶级仍然“恪守”著剥削者的本色，盘剥劳动者。中共官僚恐于经济停滞对自身统治秩序的冲击，默许部分资本家违反早已如废纸一般的劳动法，提前复工、强迫加班，甚至变本加厉地从工人身上搾取油水。

农历新年尹始，华为就要求各员工按时2月3日返岗，甚至要求湖北疫区员工提前返回工作地自我隔离，在家办公，根本不考虑病毒扩散风险。1月28日，由于疫情期间没有顾客而出租车司机仍然要向公司上交承包费，出租车司机们集体罢工，在客运站门口聚集示威，据一名司机向媒体反映，太原市已有出租车充电站都暂停营业、停止充电（太原市出租车全部都是新能源电动汽车），希望能够同时为包车司机减免包车费用、停运车辆，不希望为挣回包车的租赁费出车上路，增添得病隐患。

阶级斗争从来不会因为出现了某种“劳资一致的敌人”而停止，在有限的条件下工人阶级仍然能够联合起来，并没有因为中共渲染的“特殊时期”而放弃为自身权利的斗争。只要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斗争，中共独裁政权妄图借机进一步扩大资产阶级专政的阴谋一定不会得逞。

工人阶级是抗击疫情的主体，也将是推翻中共独裁政权最主要的力量。武汉有着辉煌的工人阶级革命史，早在满清王朝统治时期的1895年3月，汉阳铁政局工人就为反对翻译曾海鞭打工人而爆发罢工，是中国最早的工人运动之一。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为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使京汉铁路瘫痪，如今武汉市中心的二七广场上仍然矗立著纪念这场大罢工的27米高的纪念碑，俯视著这座英雄的工人阶级上百年来持续斗争过的城市。

中国的工人阶级绝不甘心为中共独裁政权做牛做马，在这场瘟疫中工人阶级的无私、联合与斗争完全令中共无颜，中共独裁政权除了镇压和封锁之外似乎一切政权职能都丧失得一干二净，曾经吹捧著引以为傲的群众动员和基层治理也只不过是个笑话而已。

社会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者向抗疫中的工人阶级致敬！我们要求工人组织独立民主工会权利，反对强迫复工，要求政府提供充足抗疫。我们反对无薪假和裁员，要求在家工作的和弹性上班时间的权利。我们要求给予工人（尤其是医护人员）充足的防护装备，需要建立全面公共的防疫用品生产线，由工人民主监督，大量增产口罩、手套和消毒液等防疫用品，同时禁止任何抗疫用品的囤积和炒卖。由于中共禁止工人组织独立工会，工人阶级的斗争在最初阶段已经要挑战独裁政权。

只有建立真正由工人阶级民主控制和管理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才能克服这类事件中的层层瞒报和官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保卫工人阶级的生命健康权，才能防止此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扩大成人为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