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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101周年(二)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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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4 22:33:22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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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扩张在华势力


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成为学生的首要攻击目标,因为他们曾参与袁世凯政府和日本政府关于“二十一条”的谈判和相关条约的签订,也曾参与日本政府对段祺瑞政府的“西原贷款”。这两起事件旨在扩张日本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也成为五四运动爆发的重要背景。


1915年初,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旨在将中国东北、内蒙、山东、以及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地区变成日本殖民地,而且企图控制中国内政,例如:中国在政治、财政、军事上必须聘请日本顾问,而且这些日本顾问将具有决定性影响。更重要的是,在随后签订的条约里,袁世凯政府承诺将山东转让给日本。


到了1916年底,日本政府希望将战时的过剩资本输出到中国,从而进一步控制中国经济和政治。讽刺的是,今天资产阶级的中共政权通过一带一路,在亚洲和其他地区扮演着类似的帝国主义角色,尽管它用的是财力而非武力。因此从1917年1月到1918年9月,日本通过中间人西原龟三向段祺瑞政府提供了总额为1.45亿日圆的贷款,相当于现在的2.5亿美元。段祺瑞政府将国有产业作为贷款抵押,并和日本签署军事合作协议,使日本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控制。这些段款名义上是经济贷款,但实际上被段祺瑞政府用来收买国会议员和进行对广州军政府的战争。


“二十一条”和“西原贷款”均引发了大量抗议和抵制日货的活动。1915年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之后,大批在日本的中国学生和青年回国,其中包括五四运动的重要人物陈独秀。陈独秀回国后创办《新青年》杂志,成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重要标志。新文化运动是当时受过西方教育的年轻人发起的一场文化改革运动,其主要内容是“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主张学习西方科学和资产阶级民主。新文化运动启发了大批青年学生,他们当中许多人后来也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在《新青年》的鼓舞下组织起来的学生,有许多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成员。而在1918年5月,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的学生举行请愿游行,成为五四运动的预演。1918年5月的抗议浪潮之后出现了更多的进步学生团体,这些团体后来积极地参加了五四运动。




运动进一步发展


5月4日当天的抗议结束之后,运动仍在继续发展。北京学生继续进行抗议、街头演讲和抵制日货的活动,并开始局部罢课。5月6日,北京成立了“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城市为单位的此类学生组织。在之后的两个星期里,其他城市也开始举行学生抗议、群众大会和成立新的大型学生组织。


与此同时,北京政府内的军阀和保守官僚希望以五四游行为藉口,镇压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特别是要攻击作为新文化运动大本营的北京大学。5月14日,段祺瑞政府下令动用军队镇压学生活动,并宣称学生无权干涉政府的政策。部分由学生出版的刊物被取缔,而且政府准备派遣军警解散学生组织和强迫罢课学生复课。各地军阀也大力镇压学生运动。


5月19日,北京25,000名大专学生举行总罢课。在未来一个月里,罢课浪潮蔓延到大大小小200个城镇。到了5月底,政府在广泛抗议下稍微减轻镇压,学生活动亦有所缓和,这令政府误以为彻底镇压学生运动的时机已经到来。


6月3日,900多名学生在街头演讲的学生遭到警察镇压,400人被捕。但这反而导致更多的愤怒学生加入街头演讲的队伍。6月4日,被捕学生已超过1000人,但次日上街演讲的学生则增加到5000人。许多学生已经做好了被捕的准备,他们随身搚带食物和被褥,准备在监狱里使用。


运动中心转移


镇压的消息传到上海,在学生的呼吁下,上海爆发了持续一周的历史性的罢工和罢市,成为五四运动获胜的关键力量,上海这个中国资本主义的大本营也成为了运动的新中心。


上海学生于5月11日效仿北京成立了学生联合会,而且他们更有意识地扩大运动的范围。上海学生联合会设立了劳工部,负责联络工人;同时联合会也派人前往各个商会,请求他们的支持。后来在6月16日,各地学生领袖聚集到上海,成立了中国学生联合会,负责协调全国的学生运动。


6月5日,上海几乎全市商人开始罢市,包括租界和郊区。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对五四运动抱有矛盾的态度。一战时期,西方帝国主义将注意力转向生产军备,因此对中国的出口减少,中国本土资产阶级得到短暂的喘息机会。但到了一战结束前夕,帝国主义重新将目光转回中国,特别是日本大力扩张在华势力,导致中国资产阶级重新面临外国资本和商品的严酷竞争,因此部分中国资产阶级希望利用这场反帝国主义运动扩大自己的市场,而且当时广泛且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对商人造成巨大压力。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上海工人开始了罢工行动。率先罢工的是纺织业和印刷业工人,随后罢工蔓延到金属和其他行业。罢工人数约为6-10万,涉及约50间企业。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第一次政治性罢工。罢工很快蔓延到其他城市,包括杭州、九江、天津以及京奉和京汉铁路工人,其他许多城市的工人也参加了集会和示威。6月10日,天津总商会发送紧急电报给北京政府称:天津有数十万劳动者,现在已经出现不稳的现象,如果政府犹豫不决,不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全部撤职,一旦发生罢工的危险局面,损失会比罢市更加严重。


随着罢工罢市的开始,帝国主义对五四运动的态度迅速转变。西方帝国主义对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感到警觉,希望利用五四运动阻挡日本的扩张步伐,因此在运动初期采取观望态度,有时甚至表示同情。但到了6月6日,租界当局宣布租界内禁止散发传单、禁止公众集会、禁止悬挂与运动相关的横幅,同时武力镇压学生组织和工人罢工。


在群众运动的强大压力下,北京政府于6月10日先后宣布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撤职。各地的罢工和罢市逐渐停止,但要求政府拒绝在巴黎和会条约上签字的抗议仍在继续。直到6月28日签约日,中国谈判代表由于国内以及在法华人的抗议压力没有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五四运动才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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