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和平的文章被拆开了

御姐脚上袜

　　这几天在红色中国网看了几篇文章。其中包括阳和平的《对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和文革的一个粗略的总结》、《对资产阶级民主和法治的分析》和《走资派产生的经济机制和其成长壮大的政治环境》，觉得讲得很有道理，大大提高了我对有关问题的认识。但是从逻辑和行文来看，应该是有上下文的，可惜找不到在哪里。后来才发现，这三篇文章应该是同一篇文章的不同部分，彼此之间有明显的逻辑关系，和行文上的呼应。但是却被拆成了三篇文章，而且分别放在不同的版块里。《对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和文革的一个粗略的总结》在“红色春秋”，《对资产阶级民主和法治的分析》在“理论”，《走资派产生的经济机制和其成长壮大的政治环境》在“政治”。这就更不容易让人看出它们的关系了。我觉得可以：

　　1、把他们合并为一篇文章，或者

　　2、在每一篇文章里给出另外两篇文章的链接，同时给三篇文章另加相同的主标题，标明“上”、“中”、“下”，并以原来的标题作为副标题。

　　最后，强烈推荐这一篇\三篇文章上“红色关注”。

御姐脚上袜

《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文革的一个粗略的总结》之前，应该还有一小段文字，可惜不知道在哪里。

御姐脚上袜

　　找到了！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社会主义时期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关系的探析》http://hq20.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56，初稿是作者2011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纪念毛主席逝世36周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此稿修改于2012年夏季。

御姐脚上袜

社会主义时期工人阶级和其政党关系的探析[1]

阳和平

　　摘要
　　近代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也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权相继失败的历史经验，突出的证明：走资派的成长壮大是无产阶级专政走向反面的根本原因。那么，无产阶级靠什么来防备自己集中统一的政党在掌权后走向反面？由于多党议会制与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政权体制是不一致的，形式上的民主不解决哪个阶级掌权的问题，法治并不制止统治阶级对群众的压迫，因此我们要研究的是，如何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时期，铲除滋生走资派的经济机制和促成其成长壮大的政治环境。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一方面，把官僚特权和资产阶级法权严格的区分开来，造就一个政治和经济地位脱钩的分配体制，防备官僚利益集团的形成；另一方面，在实践上把文革期间形成的那种自发、半独立的群众组织当成群众民主监督的主要手段。

　　前言
　　无产阶级专政[2]是通过自己的政党来实现的。以往马列主义的党建理论是为了考虑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而建立的理论。掌权后，党的地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一改变造成了至少两个问题：一方面，社会上绝大多数的各种投机性人物想方设法钻进执政党里来，社会上的各种世界观也都会因此反映到党内来。另一方面，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人的社会存在决定着人的意识，党内干部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变更严重的冲击着他们的思想。结果全世界掌权的无产阶级政党可以说是无一例外的先后转变成（官僚）资产阶级的政党。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党内走资派（即捍卫官僚特权，反对群众监督的当权者）篡党夺权。面对这一现实，无产阶级必须重新总结如何通过自己的政党实现专政的方式方法，无产阶级专政下党和群关系的理论同样必须加以修改和补充。

　　由于本文的主题是需要通过对两种社会制度的分析和对比才能明确阐述的，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做一个粗略的总结，然后透视一下资本主义政体的本质，以此说明资本主义政体是不能解决无产阶级政权所面临的问题。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分析走资派产生的经济因素和成长的政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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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和文革的一个粗略的总结

　　传统的列宁主义理论強调的是党的领导，认为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是革命成功的基本条件。这是因为所有的工人群众组织在无产阶级还未掌权的情况下，必须在其政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下才有可能战胜资本的势力获取政权。这一理论的正确性被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所验证了。

　　同样的，无产阶级在掌权后如果没有一批献身于维护本阶级的长远和总体利益的群体，也就是自己的政党，其政权很快就会被推翻。这里有个人利益和全体利益的关系问题。无产阶级的政党是维护本阶级的全局利益的组织。

　　但是列宁的建党理论主要的是在与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中形成的，而不是在与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进行的斗争中形成的。问题在于掌权后，无产阶级政党的地位由革命党变为执政党。在这种情情况下，原先只强调群众路线，没有強调群众监督的建党理论就显得力不从心。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在掌权后先后基本上都变质了，都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成为压迫工人阶级的“党-国”官僚资产阶级政党。

　　在这一历史现实下，像邓小平的“四个坚持”那样光强调党的领导，否定群众的监督，那么这一领导很有可能像毛主席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预测的那样会变成镇压工人阶级的法西斯的领导。

　　要解答为什么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在掌权后先后基本上都变质了的问题，我们马列毛主义[3]者不应当仅仅从马列毛的原著出发去寻找答案，而是应当按照马列毛主义的理论为指导，从分析中国当前现实政权的资本主义性质出发，追溯这一政权的起因和由来，从这一分析中去寻找答案。这才是一条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途径。

　　从中国政权演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党内走资派的成长、壮大直至篡党夺权。

　　至于什么是走资派，我们完全可以从对邓小平这一“优秀”的反面教员上台前后30年的中国历史进行分析来断定。原来走资派的定义，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当时人们往往是看不清楚的。现在看来，政权为哪个阶级服务、为哪个阶级的利益而奋斗，是两条道路的根本区别。捍卫官僚特权和反对群众监督，是资本主义道路的最根本的特征。因此，特权的出现是官僚掠夺剩余价值的起点，群众丧失监督的权力进而是资产阶级上台的标志。走资派就是那些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捍卫官僚特权、反对群众监督的当权者。这一结论我在后面会进一步的论证。

　　毛主席对走资派的认识，是在与走资派的斗争中形成的。自从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他就敏锐地意识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及时地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然后用他剩余的近20年的时间去探索这一问题的答案。

　　到他认识到走资派的危险性时，走资派已经相当巩固了。毛主席发动文革，是他不得不浴血奋战、舍命一搏的产物。如何避免无产阶级的政党走向自己的反面，是毛主席在文革中通过观察和引导群众运动，挖掘其客观规律，试图来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由于他忙于处理文革中出现的各种错综复杂的斗争，他没有能够来得及做一个系统的总结。这一任务就落在后代人的肩上。

　　就像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红军头一次打长沙失败后，他们那时完全可以分析具体的打法有哪些可改正的地方；但是毛主席的总结不在这些细节上，毛主席看到了力量对比的悬殊差距，很快地改变了武装斗争的方向，放弃了进攻大城市的计划，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同样的，我们对文革的总结，不要局限于期间的一些具体问题上，而是要像毛主席那样，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对文革的一个重要的总结就是，斗争方法的本身就反映了阶级斗争。要么是以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思想出发，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要么是以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出人头地、争当人上人的世界观出发，通过扣帽子、抓辫子、打棍子等等不择手段的方法击败对手，达到以我为中心的目的。前者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后者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毛主席的一个重要的总结就是“要马列主义，不要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是因为，只有马列主义才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局利益；那些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只能是从个人和小集团利益出发的人。

　　有些人一谈起文革期间这个被打倒、那个被打倒就很反感，其实这都是叶公好龙的表现。民主权利之一的罢免权不就是打倒权吗？不爱听打倒，换成罢免不就行了吗？文革中很多群众犯了左派幼稚病，像小孩子刚学会说话时爱说“不”一样，让他干什么都是一个“不”字。文革中的打倒一切，就是一些群众刚刚学会可以管理国家后的一个劲地说“不”的表现罢了。

　　在群众运动中冲锋陷阵、打头阵的人往往是昙花一现的人物。他们往往很快的像清华批判刘少奇的勇士蒯大富，或像韩丁在《翻身》一书中描述的张庄土改中涌现出的批斗地主的急先锋王雨来那样，从历史的功臣转为历史的罪人。蒯大富成为学生领袖后个人主义膨胀、小集团利益至上，执迷不悟搞武斗，比他所指控的走资派更快地走向自己的反面，造就了群众运动中最让人悲痛的一段历史[4]。王雨来上台后横行霸道、滥用职权、假公济私，成为村里的新恶霸。由于上千年阶级斗争的历史就是压迫和反压迫的历史，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世界观还只被很少的人所掌握，这种现象就很普遍的了。这也是为什么群众运动不能代替党的领导的一个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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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人们所说的革命者和造反派在文革中所犯的种种错误，我看都是枝节问题，不是根本性的错误，不是文革失败的主要原因。因为，革命从来都是由不完美的人来承担的。要有群众运动，蒯大富一类的人物就一定要表演，其他当权者（像武汉7－20事件那样[5]）也一定要想尽心思来维护自己的权力。 这都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我们要先认识客观规律，才能利用它来改造世界。在没有把官僚特权和资产阶级法权严格地区分开来前，在没有一个理论上对社会主义阶段党的领导与群众监督这一矛盾的明确认识前，在未从制度上保障人民群众如何监督前，其它问题都是小问题。

　　现在看来，文革中出现的很多问题都可以归结为，革命派对走资派的认识来得太晚了，把他们的问题原先仅仅看成是认识问题，以为通过整党整风是可以克服的问题，没有认识到，党内官僚资本集团在文革前已经初见规模了。

　　文革因此犯了两个不可避免的“错误”。首先，由于党内官僚资本集团的存在，它不得不以“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形式来进行，否则群众就发动不起来。但是它的结果造就了权力的真空。由于派性的原因，很多地方形成了无政府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地推行巴黎公社的普选制是没有意义的，只会加深派仗的力度。文革中的第二个“错误”是，在革委会成立和党组织恢复以后取消那些自发的半独立的群众组织。这在当时可能是不得已的、防止全面内战的一个措施，但是它也同时剥夺了人民群众对当权者进行有效监督的权力，为走资派上台埋下了伏笔。

　　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光有几个人具有正确的认识还不行，无产阶级政党内的大多数、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必须同时认可才行。这就需要广大党员、干部、工人，在自己与走资派的斗争中认识走资派的本性。他们没有这一实践，就不容易有这一认识。文革是工人阶级掌权后，与走资派头一次全面的较量。这期间有的人认识得非常快，多数人认识得慢；它的失败，就像小孩子头次学走路要摔跤那样，可以说是命中注定的，可也是无产阶级最后胜利不可缺少的一步。

　　总结十月革命以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我们可以看出，将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时期，党群关系必须回归马克思所总结的巴黎公社的两个原则，即：废除官僚特权，和坚持无产阶级对其政权的民主监督。我将对这些在后面做进一步的论证。现在我们需要回答的是：既然文革失败了，那么我们能不能从资产阶级那里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资本主义的政体是不是能解决一些无产阶级政权所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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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资产阶级民主和法治的分析

　　目前流行的和巴黎公社两项原则思路不同的几个相互关联的观点是：要么认为，只有多党议会制才能有效的对执政党进行监督；要么认为，有了普选的民主，“还宪于民、还政于民”，才能有人民的监督；要么认为，用法治来制约执政党，人民监督政府的问题才能解决[6]。

　　我认为这些观点反映了人们对资产阶级民主、宪政和法治的迷信。我认为将来的无产阶级政党要避免以往的命运，就必须对资本主义的民主、宪政和法治的现实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经验，做一个马列主义的对比分析和科学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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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多党议会制与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政权体制是不一致的。

　　这一结论是在对资本主义的多党议会制有了根本的认识后方能得出。

　　大家都知道，资本集团内部、公司内部、企业内部和为资本服务的军队内部，是不可能实行多党议会制的。这是因为，资本的本能是个人利益最大化，除了对外侵略扩张和对内镇压工人阶级以外，他们没有一个共同利益。因此资本之间的利益竞争，需要有一个资本家们都能接受的游戏规则。这一规则的制定，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任务。多党议会制只不过是为了避免资本之间利益的过激冲突而同归于尽，为了制定一个资本家们都能接受的游戏规则而设置的、一种调解利益的机制罢了。

　　更进一步讲，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个所谓“公众”领域和“私人”领域之分。资产阶级把个人生活和资本运转都看成是私人领域的活动。按照资本主义的逻辑，政治活动属于公众领域，经济活动（企业和公司的经营）属于私人领域，两者的组织型式是截然对立的。在所谓私人领域既资本公司和企业内部，资产阶级实行的是严格专制的制度；在所谓公众领域，既为资本服务的协调资本之间关系的政治体制上，资产阶级实行的往往是多党议会制。

　　与资产阶级相反，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解放不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只有消灭所有人压迫人的制度，无产阶级才能最终获得自身的解放。因此，除了那些希望通过个人奋斗达到个人解放（也就是试图脱离本阶级）的人以外，无产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就那些关心阶级命运的人来说，无产阶级内部争论的是，到底什么才是本阶级的全局和总体利益的问题，而不是如何达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游戏规则。比如在毛泽东时代，大家争论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还是农轻重妥善安排，是教育的提高优先还是普及优先，等等。将来在追求全局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无产阶级很有可能还要争论像转基因的安全一类的问题。只有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无产阶级才能在具体的问题上，对到底什么代表本阶级的全局和总体利益有个明确的认识，才有可能达到意见的一致。

　　因此，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活动和除了个人私生活以外的所有的需要相互协作的经济活动，都属于“公众”领域，因而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两者之间，不会有相互对立的组织形式。

　　从追求无产阶级全局利益最大化这一立场看问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消亡以前，只有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才是符合无产阶级全局和总体利益的机制。代表无产阶级政治利益的就不可能是多党制了，而只能是一个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集中统一的政党。

　　无产阶级的总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一致性决定了这一点。多个政党同时代表无产阶级总体利益在逻辑上说不通。只有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集中统一的政党，才符合无产阶级的全局利益。无产阶级内部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只能是少数服从多数，而不能是基于不同政见分裂为不同政党。如果确有多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同时出现，它只能是无产阶级还未掌权的情况下，表现的是无产阶级的不成熟。

　　毛主席30年代在井冈山的斗争，突出地显示了这一点。虽然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是到底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全局和整体利益，必须是多数人说了算。那时毛主席只好一边尽力地说服大家，一边耐心的等待大家通过实践的检验去领悟真理。毛主席那时没有搞分裂，因为只要大家的出发点和目的是一致的，革命者别无选择。一旦有些人的出发点和参加革命的目的与无产阶级的全局和总体利益相违背的话，党的分裂才是必然。俄国布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裂就是一个例子。

　　如果社会主义期间无产阶级内部基于不同政见分裂为不同政党的话，让我们想像一下，所谓无产阶级的多党制将是什么样的：

　　一种可能是，像工会那样按行业建党。比如说一个代表钢铁工人利益的政党，一个代表汽车工人利益的政党，等等这样的政党相互竞争。哪个行业的政党考虑工人阶级的全局利益？

　　另一个可能是，按照观点建党。反映到每个企业里，会有多个政党的成员同时竟争企业的领导权。这就是文革中出现过的派仗！派性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从个人或小集团利益出发，而不是从全局利益出发。有了派仗，全局利益又是无人去考虑了。

　　这两例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7]。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符合无产阶级全局利益的，只能是一个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政党。由于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活动都是要服从无产阶级整体利益的，因此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政治和经济的组织原则是一致。，除了个人生活以外，没有所谓“公众”和“私人”领域之分。任何有关无产阶级的建党学说，都要通过如何在经济领域运行的验证。通过这一验证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出，资产阶级的多党议会制从来就没有在生产领域、在企业内部运行，也不可能在企业内部运行。它只能是在企业外部，为权衡资本之间利益而设置的一个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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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有些人提出的所谓 “无产阶级的多党制”，就像“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一样的似是而非，一样的荒谬。加个“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的定语，改变不了“多党制”和“市场经济”的本质；就像在“妓院”前面加上个“社会主义的”改变不了“妓院”的性质，在“赌博”前面加上个“无产阶级的”改变不了“赌博”的性质一样。我们看问题要看本质，而不能是只看标签。即便是加上“社会主义”的标签的“地沟油”，也还是“地沟油”。

　　进一步的讲，一个社会的政治组织形式是由其生产的组织形式决定的，是为后者服务的。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必须有与其相适应的政权或政治的组织方式。生产的组织形式是经济基础，政治的组织形式是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

　　比如说，在一个以自给自足的小生产为其主要的生产方式的封建社会里，封建王国的大小（除了君主之间的战争对生产力的破坏以外）对生产的影响不大，因而王国的大小主要的依赖于自然条件所产生的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尤其是在欧洲。但是在商品和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化大生产逐步成为生产的主要形式。一方面，市场的大小和一个政权的版图紧密相关，资产阶级不会轻易允许个别的独立王国限制市场的完整；另一方面，由于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越演越烈，迫使资产阶级的国家对私人经济的干预越来越强（如目前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和各国的“救市”措施），冲击着“公众”和“私人”的领域之分。这些都是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例子。

　　在一个无产阶级掌权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生产的社会性也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需要人们在生产之间的协作。如果这一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为无产阶级的全局利益服务的，那么无产阶级为了兼顾个人利益和总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就必须要求个人利益服从总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与此相适应的经济上的组织形式就只能是以全盘利益统筹兼顾的计划经济，而不是各自为政的市场经济。以这种计划经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还能有什么样的形式呢？也就是说政治上的组织形式，还能有什么样的形式呢？除了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整体、局部服从全局的民主集中制以外，历史上还有过什么其它的前人创造出的与这一生产的目的相适应的政治组织形式？没有，也不可能有！

　　目前很多人反对当局的专制，但是问题的根本不是专制本身，而是哪一个阶级的专制。就像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必须是计划经济的，但是有计划经济的社会（如那种子继父业的家族政权）不一定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一样。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是集中统一的，但是集中统一的政党不一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

　　无产阶级中的个人和总体利益的一致性，并不否定无产阶级政治生活的多样性，而是以一致性为基础的。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政治生活之所以有多样性，就是因为本阶级的总体利益和作为阶级一员（而不是想跳出本阶级）的个人利益是一致的，只要有一个人还受压迫，整个阶级还是得不到最后的解放。

　　比如说，无产阶级的内部有主要关注经济发展的无产者，有主要关注科学技术的无产者，有主要关注环境保护的无产者，有主要关注妇女解放的无产者，有主要关注民族平等的无产者，有主要关注文化教育的无产者，等等。无论各自关注的是什么，只要大家的基本出发点是和无产阶级的总体利益相一致的，奋斗的目标是造就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人人地位平等的新世界，把自己所关注的事业看成是无产阶级总体利益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那么这样的多样性才是明了和确定无产阶级总体利益的根本途径。但是无产阶级政治生活的这种多样性，是和目的相互敌对的多党制无关的。阶级内部的意见的协调和统一，是通过无产阶级的大民主[8]来实现的。多党制反而给走资派分裂工人阶级队伍，为走资派名正言顺的篡党夺权提供了方便。

　　以上的分析应该足以说明，为什么照搬资产阶级的多党议会制，并不可能解决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面临的如何防止走资派篡党夺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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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形式上的民主不解决哪个阶级掌权的问题。

　　本人2011年写了一篇《从韩丁的〈翻身〉看民主与土改的关系》一文，其中写道：

　　“大家都知道，古希腊的民主是奴隶主的民主，奴隶是没有民主权力的。美国独立战争后的民主其实也是奴隶主、资本家和庄园主的民主。那时除了黑奴没有民主权力以外，妇女和资产不足的人也是没有民主权力的。独立宣言的作者之一，托玛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本人，就拥有几百个黑奴。他的民主概念里面，根本就没有考虑黑奴的民主权力。

　　“就是目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度里，工人阶级仍然最多只能参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民主，就资产阶级之间的争议（如大政府好还是小政府好、穷富人各上多少税等问题上）表示一下自己的意见，在资产阶级规定的游戏规则下‘自由’地选择雇佣自己的老板。但是工人阶级不能当家作主，因为在私有制下他没有管理、监督、决策资本活动的权力。

　　“没有这一权力，他为了生存就不得不讨资本的喜欢，受资本的奴役。没有这一权力，他的民主就只能是按照资本的利益来决定、在满足资本扩张的情况下他才有生路的民主。没有这一权力，他就不能限制资本通过对媒体的控制大造舆论的所谓‘言论自由’去左右民心。民主就不能不成为拍资本马屁的民主。

　　“2008年美国政府，不就是以几万亿美元的砸钱方式去“惩罚”华尔街那些贪婪无耻的巨鳄金融寡头们的罪恶行为吗？全世界人民不都是正在为他们的罪恶埋单吗？不推翻私有制，美国和全世界的老百姓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吗？”

　　我的意思不是说形式民主不重要，但是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就是哪个阶级掌权的问题。我们只要看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选结果就明白了。民主选举是无产阶级掌权的必要条件，但不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掌权的充足条件。也就是说，无产阶级的政权不能没有形式民主，但是光有形式民主还不够。

　　至于为什么民主选举解决不了政权的性质问题，说到底，是因为在人民大众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目前还是资产阶级的。人民群众中一方面有着強烈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社会主义的旗号被众多资产阶级政权打着就是证据[9]），但是也有着顽固的通过个人奋斗达到个人解放的习惯势力。个人利益和全局利益相冲突的时候，人们往往顾不到本阶级的全局利益。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的一个根本原因。

　　民主的核心理念是少数服从多数。在不同的所有制下，它的内容会截然不同。由于资产者之间相互竞争、排挤，他们阶级内部缺乏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因此资本主义民主的核心在资产阶级专政下是维护资本一元一票原则、钱少的听从钱多的、相互制约、股份制为其根本特征的“财主”议会制。资本利益集团之间的独立性，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的相互独立性。这是多党议会制的经济基础。

　　如上所说，私有制下的民主说到底是拍资本马屁、讨好资本的民主。在私有制下，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资产阶级是决不会允许人民群众以民主的方式变资本的私有财产为公共财产，从而动摇私有制的。财产的归属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通过表决能决定的问题。资产阶级民主强调的是防备“多数人的暴政”。普选制是在老百姓普遍的认同资本主义和资本的权利以后才实行的。

　　一旦大家对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不认同，资产阶级就不会坚持普选制。资产阶级上台的初期是这样的（有财产规定），将来也会是这样的。他们首先坚持的是私有制，在这一基础之上才有民主可言。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中心是资本。

　　不推翻私有制，人民不能从根本上摆脱资本的控制，只能在讨好资本的方式方法上进行选择。要是资本对选民喜欢的人物或法规不高兴、不投资、经济下滑，只要选民的多数出于对私有制的认同，就不得不乖乖的请回有利于资本的人选或法规。欧元区的人民当前不就是面临着这一问题吗？中外资产阶级的媒体一个劲的强调资本主义的一个“真理”：欧元区经济的恢复在于“投资者”的信心！认同私有制的人，不拍“投资者”的马屁是活不下去的。[10]

　　与此相反，由于无产阶级内部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无产阶级专政下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是维护全局利益的、相互协商的、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在公共所有制下，无产阶级也是同样的不会允许任何人以民主的方式改变原来属于人民的公共财产为私有财产，从而动摇和瓦解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制。民主，只有在像毛泽东时代那样的生产资料公共所有制下，才有可能达到人民群众所渴望的，真正的、广泛的、全面的、深入的人民民主。

　　要达到这一点，无产阶级就必须同自己队伍中形形色色的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形态，进行长期不懈的斗争。否则，民心会被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所左右，简单的形式民主将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这一斗争的政治主体就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而这一政党就必须是由那些把阶级利益看的高于个人利益的、那些捍卫公共所有制的人所组成。一旦这样的人成为人口的大多数，那么阶级、阶级的专政和国家都会消亡。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当然离不开形式民主，但是我们把防备走资派篡党夺权的希望寄托在形式民主上是徒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