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资本主义论 （一）

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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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虽然由这种“恶性的官僚”掌舵，但仍然是一个工人国家，因此是个“堕落的工人国家”

Peter Hadden，爱尔兰社会主义党（ISA爱尔兰支部）

发表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斗争》一书（1999年）

如您来信指出的，关于俄罗斯与东欧前斯大林（港：史太林，台：史达林）主义政权的阶级性，我们两党之间一直存在分歧。1989年后这些政权的崩溃在某种程度上使这种分歧成为历史问题。但仍并非完全如此。

斯大林主义的崩溃在世界各地是一个尚未结束的过程。卡斯特罗政权（台：卡斯楚）仍在古巴执政。 我们党把这个政权称作畸形工人国家。而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则认为，古巴现在与过去一直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如果古巴政权垮台，逃到迈阿密的古巴资产阶级呼吁要把古巴恢复为美国资本的离岸避风港，我们两派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

尽管我们批判卡斯楚政权，如果这种事情发生，我们仍然认为这是一次挫败，是所有制关系上的一次反革命。但是，假如贵党采取与俄罗斯和东欧事件一致的态度，那么贵党会觉得这不是开倒车，而是一个“机会”。您来信称：“我们认为这些政权的崩溃并不是社会主义者的挫败，而是在这些国家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机会。 ”

即使对于已经复辟资本主义的俄罗斯和东欧而言，这个分歧仍然是一个现实问题。 工国委（ISA前身）正在当中一些国家／地区开展工作。 这个工作当中的关键理论基础，就是我们对于1989年后的事件之理解。 我们的立场是首先承认产权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并且资本主义得到复辟。 假如我们不把这场反革命看作是“失败”、不是一场世界资本主义的胜利，而只是从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横向转变成为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那么我们就没有足够的理论来解释这些事件对于工人阶级的士气打击和迷惑、阶级意识的倒退、自沙皇时代以来前所未见有组织的反动思想；也无法解释随之而来的经济与社会崩溃。

我们对斯大林主义崩溃的分析对于在前斯大林主义国家工作至关重要。 这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要说服工人和青年相信社会主义是可行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有能力解释俄罗斯出了什么问题。 由于这些原因，我们与英国SWP在这些国家的阶级性质上的分歧仍然是一个现实问题。

托洛茨基的分析

与贵党最近党报中所暗示相反，我们从来不“捍卫”这些政权。 您认为我们对苏联的分析似乎是我们背叛了托洛茨基。 您信中提到：“尽管你们谴责斯大林主义并宣称坚持托洛茨基的传统，但你们仍将这些政权视为『畸形』或『堕落的工人国家』”。

这句话确实很讽刺。 讽刺在于，托洛茨基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他对斯大林主义的分析。 托洛茨基被流放迫害、家人被谋杀、在俄罗斯和其他地方的支援者遭到谋杀，都是因为他对苏联官僚制度和敏锐的批判。 当托洛茨基称苏联官僚是“世界的反动派中最恶性的一支部队”时，我们支持他。 （《被背叛的革命》西班牙语版序言，1936）。 当托洛茨基提出公式的另一面，并说苏联虽然由这种“恶性的官僚”掌舵，但仍然是一个工人国家，因此是个“堕落的工人国家”，我们也支持他这个观点。

实际上，您信中提出的每一个论据，托洛茨基在1930年代都已经回应过。 因此，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我会斗胆在这里大量引用他的原话。 贵党不认为前苏联是畸形工人国家。 对于1930年代同样反对这个标签并倾向“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革命者”们，托洛茨基严词批评道：“各种道学家、唯心主义者和自以为是的革命者嗤之以鼻地说：『这样的国家能称得上是工人国家吗？』 ”（《工人国家，热月和波拿巴主义》，1935。）

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上台，是因为欧洲革命运动的失败使1917年的革命被孤立在俄罗斯。 社会主义不可能也不应该只建立在一个国家，尤其不可能建立在像当时的俄罗斯那样一个落后的国家。 革命的孤立和工人阶级的疲惫，令特权阶层有空间兴起。 斯大林就是这个官僚阶层利益的个人化身。

春华

托洛茨基在1935年提出一个问题：“斯大林的『个人政权』是什么，它的起源是什么? ”他这样回答自己：

“分析到最后，这个政体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尖锐的阶级斗争下的产物。 在官僚和警察机器的协助下，人民『救主』的权力及官僚仲裁者凌驾于苏维埃民主之上，并把后者矮化到只剩下空壳。” （《再论波拿巴主义》，1935）

在斯大林治下，政治权力从工人阶级手中被特权官僚阶层夺走。 但是，并非所有十月革命的成果都丧失了。经济掌握在国家手中；计划经济仍然存在，尽管是以粗劣和官僚方式运行；外贸由国家所垄断。工人国家的经济基础仍然存在。

官僚并没有成为一个阶级。 他们不拥有自己所管理的产业。 尽管官僚由于特权而可以自我延续，但他们没有继承权。 他们与经济的关系更类似于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负责人与其所管理的产业的关系。 这些人享有特权，他们像跟资本家一样高高在上远离劳动者，但他们不是资本家。

资产阶级是由他们所拥有的东西而不是他们所消费的东西来定义的。苏联官僚集团消费了工人阶级产生的大量剩余财富。但这不是苏联的特殊现象。任何官僚集团都会利用自身的领导位置来为自己获取更多的财富回报。 与资本家不同，斯大林派不具有剩余价值的所有权，除非他们废除十月革命的其他成果，将经济私有化。 托洛茨基对此非常明确：“就算是最大的房屋、最肥美的肉排、甚至是劳斯莱斯汽车，都不足以使官僚集团变成一个独立的统治阶级。 ” （《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质》， 1933）。

根据您的来信，您“从不接受这样的论点，即苏联经济的『计划性质』意味着可以摆脱资本主义和危机的矛盾。 ”实际上，除了其与资本主义世界的联系以外，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不适用于苏联。 苏联没有资本主义生产中繁荣和萧条的周期性变化，也没出现例如1930年代影响资本主义国家、后来1990年代又阴魂不散的生产过剩危机。

这并不意味着苏联自身没有危机或矛盾。不过苏联经济的矛盾以及最终导致斯大林主义陷入经济停滞背后的原因并不相同。苏联经济最根本的矛盾是计划经济与由官僚负责这个计划之间的矛盾。 托洛茨基说，计划经济需要民主，就像人体需要氧气一样，这不无道理。 在一段时间当中，公有制的优势和计划经济的形式确实带来了显著经济改善，无论这个计画的制定是如何官僚化，实行是如何专制。 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国家（像印度）发展成为世界第二超级大国，这在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是一旦经济成熟到一定程度，缺乏民主决策的官僚主义弊端就开始盖过公有制和计划的优势。 到了勃列日涅夫（港台：布里兹涅夫）时代，尤其是到他的执政末期，苏联经济已经停滞不前，此时官僚与其粗劣的方法已经无法推进经济发展。 斯大林主义遇到了其经济限制，但这个制约不是资本主义的矛盾，而是扼制发展的官僚的劣政。 对于苏联来说官僚阶层专制已经无法继续，它能走的路要不是铲除官僚建立工人民主，就是回归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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