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国网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搜索
查看: 4795|回复: 1

评《他们摧毁不了的革命家们》(二) [复制链接]

Rank: 8Rank: 8

发表于 2020-6-27 22:59:24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远航一号 于 2020-6-28 04:03 编辑

中国劳工论坛的原文连结:https://chinaworker.info/cn/2020/06/16/23911/

中国劳工论坛的telegram连结:https://t.me/chinaworkerISA

中国劳工论坛的twitter连结:https://twitter.com/ChinaSocialist

如果有兴趣订阅《社会主义者》杂志,可发电邮至:chinaworker.isa@gmail.com


联合阵线?


这一事件后,斯大林派和托派在西贡进行了一段长时期的合作。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联合阵线是群众党派之间的务实协议,而不是小规模的宣传团体。列宁的建议是“分开游行,一同罢工”,意即行动统一,但政治旗帜要分明。


西贡托派在这方面犯了错误,不幸的是这点在吴文的书中并未得到充分澄清。1933年大选之后,谢秋收和左翼反对派领导扩大了与斯大林派的联盟,并同意联合发布周刊《斗争》(La Lutte)和联合组织。在此过程中,他们做出了不该允许的政治让步,同意“办一份捍卫工农的报刊,但限制不讨论涉及斯大林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分歧问题”。


《斗争》报的机关在所有意图和目的上都已经是个联合的党组织,且是个缺乏清晰的马克思主义纲领的政党,而不是“联合阵线”。在1935年的市政选举中,4名《斗争》的候选人当选为西贡议员:2名斯大林派,1名托派(谢秋收)和1名托派同情者。吴文记录说:“4名『共产党人』在市议会中的充满力量的演说产生了巨大影响,引起了人民的热烈同情,并提高了群众的斗志。”但4个月后,这5个人因支持马车车伕的罢工而被捕,再一次地,他们被剥夺了议员资格。


尽管取得这些成功,但这些工作是建立在对政治纲领和分析的妥协上,从马克思主义组织的观点来看是不能接受的。例如,1935年斯大林与法国右翼共和党政府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面对这个震撼弹般的政治事件,《斗争》对此居然保持沉默,也对1936年8月莫斯科大审判和斯大林对老布尔什维克的屠杀也保持缄默。史实显示,当时托派领导认为国际问题可以与日常工作分开。他们并未立即了解莫斯科审判的致命意义,了解到这是对即将发生的事件的警告──1945年,斯大林主义份子将把相同的做法引进到印度支那。这导致了印支托派的分裂,反对向斯大林主义让步的少数派于1935年成立国际共产主义联盟(International Communist League)。


1936年


1936年5月,法国社会党领袖布鲁姆(Leon Blum)所领导的人民阵线政府上台,当中包括法国共产党。布鲁姆政府没有放弃帝国主义的统治,而只是提出“革新殖民体系”。正如吴文所说,在又一次的政治倒车中,“印支共产党与法国共产党步伐一致:把民族解放和土地改革斗争从纲领中抛弃,在公开言论中去掉了……『阶级斗争』和『法国帝国主义』”。


这种背叛为托洛茨基主义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迟至1936年12月,围绕《斗争》的托洛茨基主义多数派,开始抨击巴黎人民阵线政府未能解除对印度支那的镇压。1937年,越南的斯大林派于是退出与托派的联合组织,宣称该组织已经“托洛茨基化”。这个分裂是托洛茨基思想在越南工人阶级中成长的转捩点。


受到法国工人的启发,印度支那在1937年爆发了罢工潮,遍及食品加工、棉花工业、煤矿、铁路和码头行业。正如吴文解释:“在这场运动的过程中,首先是自发的,然后是有组织的行动,工人和苦力在托派而不是斯大林派的影响下,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和罢工委员会。他们要求提高工资、每天八小时工作、工会合法化、民主自由并终结暴政和罚金……”


这一运动导致法国当局作出了一些深远的让步,在交趾支那涌现的超过600个行动委员会中,三分之一是由托派所领导。


1937年2月,法国秘密警察(Sûreté)文件中记载:“支持第四国际的革命鼓动家在交趾支那,尤其在西贡提岸的工人阶级大众里,影响力不断增强。”同年7月,又再补充:“工人阶层中,托派政党比印支共产党拥有更多支持度。”


使用道具 举报

Rank: 8Rank: 8

发表于 2020-6-27 23:00:28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春华 于 2020-6-27 23:04 编辑

“保卫印度支那”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逼近,印支共产党领导在莫斯科的敦促下宣布,所有问题都应该从属于反抗“法西斯”日本的斗争。

法国政府在殖民地展开加速军事化的进程,为“保卫印度支那”而进行3千300万法属印度支那元(piastre)的战争举债,还试图征召2万名印度支那人入伍。印支共产党这时选择了支持法国政府。这两个议题都引爆了群众的烈火──反对殖民地人民服兵役的斗争,早已经历漫长痛苦的历史。

尽管如此,印支共产党还是呼吁人们自愿参军来支持“法国民主”。正如吴文所指出:“印支共产党的某些人对战争债券表现出极大热忱,甚至他们还提议将100元债券拆分成10元和5元的债券,好让穷人买得起。其他有些人则反对与殖民政权合作,却被革除党务……我们同志的声明与斯大林派的立场相反: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战争税、反对生活水平恶化。”

斯大林派被视作与法国当局及紧缩政策一伙,以至于当一盒火柴被增加0.5毫钱的税时,工人就把这称作“第三国际的火柴盒”。

法国殖民地总督曾写道:“斯大林共产主义者相信……安南(越南)群众的利益驱促使他们靠近法国当局……而托派……则不怕推动当地人抗争,以便将可能爆发的战争变为他们的优势,以赢得完全的解放。”

印支共产党的亲法立场,在1939年的市政选举中受到了惩罚。尽管托派遭到打压(所有会议被禁止),但仍有3名托派选入西贡议会,而斯大林派则失去了所有席位。印支共产党在组织方面受到打击的消息,传到仍在中国流亡的胡志明耳中。仿佛是对未来的可怕预言,他说:“面对托派分子,不能与之和解或让步。必须以各种方式揭露他们是法西斯主义的代理人;必须在政治上消灭他们。”

这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猛烈敌意,一部份是由于胡志明希望与帝国主义达成和解,一方面也是源自他想成为越南版斯大林的野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年9月,二战爆发,此后共产党在法国和印度支那皆被取缔。在越南对于斯大林派与托派的镇压也愈演愈烈──1700名第三和第四国际的成员被送进了集中营。

斯大林与希特勒签署的互不侵犯条约(1939年8月至1941年6月)让印支共产党领导的态度发生了又一次180度大转,他们放弃了亲法的鼓动宣传,恢复了第三时期的“反帝国主义”策略。当日本于1940年9月在越南、寮国和柬埔寨登陆时,印支共产党发动了一场冒进的、计划不周的起事反抗法国当局。和1930与1932年间的农民起义一样,这场起事也被残酷镇压。印支共产党的一次党内审判将这场灾难的责任归咎于2名地方党委书记,并将他们处死。

与此同时,日本与战时法国维希政权达成了协议,印度支那由日本军队占领,但继续由法国魁儡政权统治。胡志明在中国复活了民族主义的越盟,带领一支由500名越南侨民组成、在中日战争中由国民党训练出来的武装力量。正如吴文指出的那样,胡志明的作法“是一种选边站的做法,一种寻求他国支持的秘密外交的做法(中国、俄国、美国、甚至法国);当中毫无无产阶级的立足之地。”

尽管胡志明采取左摇右摆的机会主义路线,但在日本战败造成的权力真空中,越盟却变成了越南独立斗争的领导。这一部分固然是由于苏联权威的强化,以及越南农民在政治上的决定性因素,但托派政党在战争刚刚结束时所犯的错误,也是原因之一。

使用道具 举报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立即注册

Archiver|红色中国网

GMT+8, 2024-3-29 15:10 , Processed in 0.025423 second(s), 10 queries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