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岩:我的思想变化历程冼岩 · 2020-09-13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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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现在,2020,不为民族主义者,枉为中国人!
我的思想变化历程 冼岩 大约2000年前后,我在价值观念上还是一个完全的自由主义者,相信西方普世价值,相信西方制度模式终将一统全球。实际上,曾受顾准思想熏陶、经历中国改革开放、苏东冷战失败的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很难不接受自由主义、并视共产主义为空想。 但是,我的自由主义信仰有点不够“纯粹”,因为我同时认为,自由民主的实现还需讲条件、顾现实,需要循序渐进,不能不顾客观条件急于求成;也不能说,只要有了自由民主,就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一切好东西都会水到渠成。我当时认为,宪政民主确实是最好的政治制度,中国最终也要走到那一步,但这种制度的有效运行,须以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为前提,即经济发展到相当程度,国民收入普遍增加导致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由金字塔型变为橄榄型,中产阶级成为主导性力量,社会矛盾大为缓和;不具备这种条件而拔苗助长,很易淮橘成枳;同时,不发达国家在走向中产阶级社会的过程中,为了促进经济增长、保持社会稳定,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权威和中央政府——就是因为这种思想的不“纯粹”,我与不少“纯粹”的自由主义者发生争论。在多次争论过程中,思想逐渐变化。现在自我审视,从那时到现在,大的思想调整有三次。 第一次是2004年顾郎之争前后,看了黄纪苏先生的文章《高高低低话平等》,很受触动,发现原来嗤之以鼻、视之“早已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社会主义,也是存在合理性的,于是思想开始有所左转。黄文的主要意思是:确实,社会主义平等理想就现状而言是难以实现的“空想”,但平等毕竟是一种好的价值,本身是可欲的,而现状又已如此不平等,那么现在,我们不要求马上达到多么平等,只要求比现状相对平等一些,这个要求总是合理的吧?如果说社会主义经典意义上的平等现在不可能实现,那么,一万年之后总是有可能的吧?我们从现在开始,就朝着这个方向努努力,也是可以的吧?——这种承认现实、立足现实的论证方式,具有一种特殊的说服力。更重要的是,黄文中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比较意识”和“比较性竞争”,可以说是解读人类历史奥秘的一把钥匙,其要旨大约为:人始终处于与他人的比较之中,一是希望自己比他人更好,二是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好;当与其他人差距过大时,就会心生不平,希望抹平差距;所以,一个人与其他人时刻处于“比较性竞争”的漩涡中。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左翼理论,我认为,它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变化的最大心理动因。 这一次思想调整,并没有使我否定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只是让我在原来右的价值基础上,加入了一些左的价值因素,对自由主义有了更多的反思能力。 第二次是2008年发生的西方危机,使我开始怀疑西方普世价值及其社会模式的“最终性”:今天世界各国,是不是都必须走向西方式宪政民主?历史是不是只有这一个出口?因为与马克思主义一样,西方的普世价值理论同样宣称自己的绝对性,所以,它同样必须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作为其自证前提;一旦在实践中遭遇挫折,其理论本身就面临危机。结合中国以不同方式、不同路径,保持长达30年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不断进步的事实,显然,西方模式已相形见绌。在这种经验事实面前,有理性能力的人不得不进行反思:是不是必须不顾眼前事实和客观趋势,先验地将西方模式设定为未来唯一的正确出口?虽然上一次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现在看来只是昙花一现,但难道因为如此,就必须判定这一次的“中国模式”也一定是昙花一现?毕竟,人们对西方模式的信任,最大原因还不是自由主义理论家的舌绽莲花,而是近代以来西方世界一直高歌猛进的事实。然而现在,西方的这种进步势头似乎正在发生逆转。 进一步思考可发现,历史经常变向,而不是奔向原来以为已经确定的出口。不妨假想一下,如果盛唐时期中西交流很充分,相对落后的中世纪欧洲认为,盛唐的发展代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并从中提炼出一些普世价值,以之改造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那么很可能,工业革命不会在西欧发生,人类今天的历史也会截然不同。 所谓理论的适应性,不仅包括对现在国情的适应,也包括对未来可能变化的适应。既然历史经常变向,那么,谁也不可能真正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因此,就没有任何一种理论所描述的前景是必然发生的,不管它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所以,中国完全可能从自身的优势和经验出发,走出一条新路,为人类历史找到新的出口。说到底,自由主义也只是西方局部经验的产物。如果说,自由、民主、人权等都是好东西,在价值和感情上不愿舍弃,那么,可以把它们整合到新的价值体系中,但是,不一定还让其占据优先、核心的位置。毕竟,自由、民主、人权的优先性,是由西方话语体系所论证和赋予的,它既非与生俱来,也非天赋、神授,所以,绝不是不可改变的。 如果说第一次思想调整只是量变,第二次堪称质变,它彻底动摇了我原来的价值根基。但与中国学派一样,我对于新价值的深度构建,还有待时日,只能说自己是个完整意义上的邓小平主义者。 第三次调整始于2016年特朗普当选。自由主义思潮在西方模式强势扩张时期,为了将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推向全球,曾极力贬低民族主义,称之为“坏蛋和无赖的最后庇护所”。受自由主义思潮影响,我一直认为民族主义格调不高,觉得中国民族主义代表人物如王小东先生等,虽不乏真知灼见,但其观念难免狭隘,效果难以普世。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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