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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特色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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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22 16:02:06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无套裤汉 于 2021-9-23 08:46 编辑

十.

也谈特色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无套裤汉2021-09-20

薄熙来究竟错在哪里?畸形重庆与权力寻租;许家印还有救吗?毕竟不是赖小民!《红色赌盘》与《中国镀金时代》:中国繁荣的阴阳脸| 华尔街论坛(李其(Lizzi) @wstv_lizzi)时间:美国东部时间2021年9月17日11点(北京时间9月17日23点)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bJF_MkFhIU

评:

播主李其女士博士除了继续报导《红色轮盘》外也引用了评论者的话说该书的缺点是个人故事多于较大格局方面的叙述,因此有一定的局限性。此外她又引述另一本书《中国的镀金时代-经济繁荣与好大的腐败》(China's Gilded Age - The paradox of economic boom and vast corruption, 作者:Yuen Yuen Ang, 政治学家、中国专家洪源远女士教授从斯坦福大学获得政治科学博士学位,现任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政治科学副教授。)书的介绍说:

“为什么中国在腐败严重的情况下增长如此之久?在中国的镀金时代,洪源远认为,并非所有类型的腐败都会损害增长,也不会造成同样的伤害。洪将腐败分为四种:小盗窃、盗窃、快钱和获取金钱。虽然前三种类型会阻碍增长,但获取金钱——精英权力和利润的交换——是双向的:它刺激了投资和增长,但对经济和政治制度产生了严重的风险。自市场开放以来,中国的腐败已演变为获取资金。作者使用一系列数据来源解释了中国腐败的演变、它与西方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不同之处,以及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和治理。在这本强而有力但不难理解的书中,洪女士挑战了腐败的一维衡量标准。通过分解问题并采用比较历史学的视角,她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兴起并没有伴随着腐败的根除,随之而来的是从暴虐和盗窃到获取金钱的演变。这样一来,她改变了我们不仅对中国的【资本主义】腐败而且对全世界【资本主义】腐败的看法。”

所谓镀金时代Gilded Age (尤指美国内战后的28年期间,或从1870年代到1900年或者1870-1889)特指:工业的成长与移民潮成为美国历史上在这个时期的特征。钢铁的生产量急遽增加,而西部资源,例如木材、金、银,也因为要改善交通系统而需求量大增。铁路的发展,让西部丰富的资源得以源源不断运到东部。当时对钢铁与石油也有很大的需求。工业化的结果,让许多人创造了相当大的财富,例如约翰 因为这些人靠着买低卖高的手段,赚取大量财富,所以他们都被称为是「强盗大亨」 (Robber Baron) 。何以把这个时代称为镀金时代?这个名字取自马克·吐温第一部长篇小说。 1873年,马克·吐温与华纳(Charles Dudley Warner)一同创作了这部作品。它着力描述南北战争结束以来的美国社会:在工业革命与城镇化的同时,城市中腐败丛生,上层社会政商勾结、巧取豪夺、骄奢淫侈,底层百姓则在贫穷疾病和族群冲突当中无奈地挣扎。(镀金时代也泛指1870到1930年代。)

洪女士的书名使用“上层社会政商勾结、巧取豪夺、骄奢淫侈”的镀金时代作为对特色党官勾结商家、巧取豪夺是有历史借鉴意义的,不过特色党国集体性质的腐败毕竟不是“纯粹”资本主义“起飞”初期的美国资本家那样的个体户式的腐败,而是通过一场军事政变改变并通过篡党夺权方式推翻然了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党为现代修正主义反革命党,然后实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才走向腐败的。这一点很重要,否则读者群众很容易误解为特色党的问题不是反革命和革命反复较量的问题,而误认为是一场资本家内部的、与革命和反革命无关的、也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反革命之间的阶级斗争毫无关系的资产阶级本身单纯的内部争权夺利的问题。

此外,近来由于恒大房地产资本因资不抵债濒临破产危机,以至影响到金融资本危机;同时危机有向香港、东南亚各国甚至美国资本霸权主义扩散的趋势。一场从未有过的严重的金融、经济以至于社会问题在特色党国爆发了。

回忆二十年前预言中国即将出现金融危机的大有人在。这些年来“中国崛起论”和“中国崩溃论”同时存在,曾经成功预言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而被西方称为“末日博士”的美国学者鲁比尼,就预言中国经济会在2013年硬着陆,主要理由是: 特色党国的资产泡沫——特别是房地产泡沫严重(《霸权的黄昏》刘明福 · 2016;《转型与断裂: 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孙立平 · 2004;《中国经济:崩溃还是成长》程超泽 · 2002。以上均见books.google.com › books)。至于唱衰特色党金融、经济的、做空其证券、债券的多不胜数(包括索罗斯、罗杰斯)。但是四十五年来,特色党安然无恙,直到最近。“最近十几年,有非常多的中外经济学家和资本投机家,都在预言中国经济、包括金融和房地产的危机或崩溃。章家敦(Gordon Chang)就曾经在2001年预言了中国经济在2008年之前的崩溃,并在2011年修改和再次预言中国经济在2012年的崩溃。但是,中国经济却始终有惊无险。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预想中的经济危机?流行的答案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危机还没有发生,但这个危机从现在开始随时都可能爆发。 ┅‘行政型市场经济’避免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危机。”(旅美学者方绍伟:“中国为什么没有经济危机?”财经网 08-13  https://m.sohu.com/n/384044380/? ... ge&isappinstalled=0

然而,金融、经济危机终于来了,章家敦当年的预言终于要实现了。这就说明“行政型市场经济”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异形态,资本主义固有的、不可调和的内部矛盾自始至终在发生着作用,所以特色党资本主义的危机也就如同附身的恶魔挥之不去了。

价值危机造成社会平均利润率下降,转过头来又造成生产过剩、资本积累过剩、投资渠道拥塞,经济陷入停滞并引发金融和债务危机,出现长期萧条;再加上大瘟疫来临,威胁全球,资本主义金融、经济问题可谓是雪上加霜,具有迈向大萧条的总体趋势。美特两大世界资本霸权主义你争我夺、互不相让,更加快和加大了资本主义危机的不受控制的程度。

美特双方为了摆脱大瘟疫和大萧条危机,想方设法在阻止自动化生产和强化生产效率造成的利润率下降趋势,于是尽其可能地印钞票、发救济、救失业、促破产、搞循环、“共”富裕 ┅。原先飞黄腾达的特色资本积累被强势阻止了,例如,“人有多大胆,房有多大产”的房地产资本积累从过剩状态被以炸掉烂尾楼的名义进行破坏,以避免资本积累过剩与陷入长期萧条。

预算紧缩和刺激方案都不能解救危机。以前行之有效的解救办法是通过战争、普遍毁约和没收(例如以收归党国所有的方式)来毁灭生产、资本、通货、财富、资产的过剩。(见拙作:《论价值危机》)特色党大肆鼓吹战争和准备斗争的必然性和紧迫性就足以说明解救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可行办法已经包括战争在内。特色党为了阻止住危机恶化,已经使用毁约的办法,鼓动整个社会进行全面而普遍的毁约运动。它已经对自由资产阶级(马云、马化腾、赵薇 ┅为代表)的私有资本以降低利润和压低垄断以及“共同”富裕的名义实行了变相的没收政策。换句话说,争霸大战、普遍毁约和没收政策已经成为了特色党解救危机的方针政策。

但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云晴偶得数天星”(见:八. 谈特色党强迫人民在月光下感恩),气候大变化与大瘟疫互相激荡、扩大、膨胀造成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破坏力,全面阻止了“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恢复到90-00年代的巨大的生产规模。由于可再生能源的能量密度(单位体积内产生的能量)极小于碳基燃料能源的,再加上其他相关因素,因此其利润率极小于后者而不被看好为碳基燃料的全替代能源。除非世界快速进入社会主义体制,否则资本主义造成的四大危害(大瘟疫、大萧条、大争霸战、气候大变化)将持续威胁人类的三生(生存、生活、生计)条件,直到同归于尽为止。

特色党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因为资本主义的四大危害与三生条件纵横交错、牵一发而动全身而空前激烈起来并快速发展到革命与起义的前夜。

以前的中国革命只有前苏联这一个盟友的协助,现在的特色党国人民进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则与以前大为不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人民都将成为继续革命的支持者或盟友,这是由于世界人民除非联合并团结一致、共同呼吸无毒适温的空气、共同迎接自救救人的任务、全方位地奔向革命社会主义,已经别无他途可循了——资本主义已经被四大危害与三生条件全盘否定了其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存在基础了。

灾难深重的特色党国人民群众在这生死存亡之际,必须侭快和尽其所能地从社会运动阶段进入革命和起义的阶段;任何迟疑不决都将被证明是致命的错误。[Mark Wain 2021-09-21]


笔者因受到播主介绍该书的启发,搜集了以下旧作作为对特色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探索(见附A.-E.),同时推荐读者群众进一步参阅:何清涟著:《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1998;何清涟:“痛失对美经济依赖 中国梦成白日梦” 2020-08-03;“何清涟看中国经济(2017年部分)”;程晓农:“这60年,中国经济体制回到1949年”,2020-05-02 (分别见于:attachments栏).

为了吸纳群众的新观点,选录读者群众的帖子如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kFTzc_dvac   ↆ

反革命集团电视台 16 hours ago  
相信大部分人,都会觉得,东半球被马列侵袭污染,主要责任在于少数极左马列分子的共产党员,然而事实上,其实大半个汉族人种,都已经可以说是成为了犯罪者,为什么这么说呢?

很简单,如果真的如各位所想,这些汉族老百姓们,对恢复私有制,实现民主自由,是抱有想法和信心的话,那么他们又为什么会选择,去支持拥护一个坚持消灭一切私有制的极左派政党呢?这明显是不符合正常逻辑的

唯一解释得通的,那就只能是他们心中确实也想要公有制了,而且这些汉族人对公有制的热衷程度,甚至可以说要比真正的共产党员,还要再高一些

比如说从土改镇反时期的抄家抢劫,再到文革反右时期的抓人批斗,再到后来嚷嚷着,要屠美灭日,武统台湾,杀光地球人,甚至到了最近的两年,你也可以看到,这些汉族人也依然不肯消停一会,他们为了不让你上网,嚷嚷着要冲进你家里,剪你家的网线,砸你家的电脑,摔你家的手机

可以说,这些汉族人一直从1946年起,到现在以来,即使没有入党,也不是赵家皇室成员,但是却无一不是为着赵共皇室,充当着最前锋的角色,赵共皇室在中国的独裁统治,能如此根深蒂固,和这些支持他们的保皇者,有着绝对的关系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这些汉族人心中所想,他们对公有制的渴望,以及对他人私有财产的破坏欲,可以说是一点都不亚于真正的共产党员,宣战开战这个词,已经是深深的印在了他们的种族基因里

在他们眼中似乎坚持认为--【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你的东西上又没刻你的名字,凭什么说是你家的东西?】的这种思想,他们似乎觉得整个东半球都是自己家的客厅,递交开战国书,对他们来说,就如同互递新年贺卡一样无所谓

虽然他们没有直接把这句--【即使共产党没有下过命令,但我依然也要冲进你家里去抢劫】的这句话明说出来,但他们心里十有八九就是这么想的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目前正在犯罪的,不单单是只有中共党员官员了,而是大半个汉族人种都在犯罪的原因了

Mark Wain  replied 1 second ago
因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所以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才这么得人心,受到由衷的欢迎和拥戴。现在的特色党(假共产党)是反对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叛徒、复辟、盗窃国家的反革命集团,和毛主席时代的真共产党毫无实质上的关系的,而是假借共产党的名号反对真共产党的敌人,所谓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阶级敌人。所以人民拥护的不是今日假共产党而是毛主席当年领导的真共产党,尤其重视的是真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与实践。[Mark Wain 2021-09-22]

尊 至 18 hours ago
希望不要有战争 能够和平解决还是不要伤亡的好 因为生命何其珍贵!中共应该早早觉悟以民为主的观念!

Mark Wain 1 second ago
支持阁下完全正确的看法。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一切不正义战争,特别是美国和特色党这两个世界最大的资本霸权主义之间的争霸战争(包括“武统”在内)。[Mark Wain 2021-09-2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bJF_MkFhIU   ↆ

Tomas Tso 2 days ago
2022年二十大召开换届之际,习近平想要继续掌权关键时刻,变本加厉更上一层楼喊出“倒查二十年”的口号,利用中共纪律委员会结合中共情治单位,“选择性”的反腐,选择性执法,巩固了权力---能在中共“权贵”政权里面搅和的人物像极了红楼梦柳湘莲描绘的贾府 “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中共政治局及人大代表这一群权贵团伙就只能像“猪一般的苟且,狗一样的奴媚,蛆虫似的卑污”表达效忠!

没有法治架构---宪法高于一切的基础实践---“零容忍”就是一句“一犬吠影,众犬吠声”的口号!

然后习近平"义正词严高调宣布对违法”零容忍",这种处理现象的"中国式"的法治
这就是中共流氓政权"沾沾自喜"的统治手段措施之一-----这种人治"奏折扯皮"艺术是"华夏巫术文化"的精随。

中共管这么大的摊子,人均GDP已达一万美元,不容易,十四亿人要求改变的端点已经开始萌芽了。【按:月光族按照月收入在三千元及以下计算,人口占比84. 以年收入为三万六千元计,约合5564美元/年。见:八. 谈特色党强迫人民在月光下感恩】

习近平2022年继续执政后的目标是什么?

习近平集权的目的应该是想干“大事业”,还能有其他的目标吗?

如果由内政着手先确立宪法的位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 “法治秩序”的建立,这是中国人民的幸福----“靠震怒治国”是不行的。

如果他心中的“大事业”是二战时期的法西斯就、纳粹的思维“霸凌国际”那就麻烦大了----他就一定不会是“薄熙来”?

如果,他想攀比毛泽东的“斗争手段”搞民粹---宏观而言,毛泽东最终结局就是和林彪同归于尽“落得天知道”哀鸣下场,党内走资派全面复辟----他何德何能可脱离这个“斗争宿命循环”?

(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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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22 16:15:01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无套裤汉 于 2021-9-22 16:35 编辑

dlam zhao 2 days ago
借用《红楼梦》里的一句话: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

Anderson Zhang 2 days ago
从书的揭露,中国当时已经成功地进入 高速资本主义状态,丰厚的利益和金钱让人们早已忘记华尔街的存在,忘想引领世界,碾压西方,拉拢第三世界,可惜出了川普,坏了所有权贵的梦

Huntington Jimmy 1 hour ago
這個李小姐,分析和查證能力是目前大口仔網紅最缺乏的!

寒江蓑笠 2 days ago
谁能成功逃到美国,谁才是真正有能力的企业资本家。

Bill Deng 2 days ago
习近平与薄熙来是一丘之貉,有过之 而无不及。

Steven Dai 3 days ago
重庆经济发展和黄奇帆关系更大

Jing Yin  2 days ago
@Steven Dai  薄在位时,黄根本就没有地位,一切都是薄说了算。
比如现在的北京市委书记是菜畦,空有名头没有实权,所有那些利令
智昏的行为都是翠儿的旨意(拆除天际线、驱除“低端人口”、关停
临街商铺、强拆几千小区私人房产等等)。

Mark Wain 1 second ago
@Jing Yin  黄奇帆满腹经纶,口口是道,薄熙来很有可能是既

信任也听其言的。[Mark Wain 2021-09-20]

Jing Yin53 minutes ago
@Mark Wain  黄奇帆出身仪器仪表检测专业,属于多学科

综合专业(机械、电子、自控系统)。就算是当年教育质
量不能和今天比,但基础的东西是不会变的,对数理统计
、离散数学、概率论、误差权重、系统稳定等概念有深刻
认识那是肯定的,关键是他还干过多年本职工作,而且还
很聪明。
这些知识储备和实操也是理解市场经济如何自发实现资源

最佳配置、金融衍生品如何玩儿加杠杆的最佳知识铺垫。
对市场经济理解深刻的未必是经济学或金融专业的(学了

马克思市场经济学的算是瞎㞗了),从黄的演讲中能听出
来,他和朱镕基、楼继伟类似,都是衷情市场经济的,而
且理解深刻。当然,这里的市场经济有个限定词 - 法治化
的。
而“法治化”的任何东西都是中共不能接受的。中共只接

受党委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衷情“集中力量办大事”、
“撸起袖子加油干”
薄熙来和美国人谈判多年,对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应该印象
深刻。但很遗憾,薄熙来要的是快(一把手的位子一般也
就五年),他火急火燎地惦记着的是中南海的那把椅子,
而不是市场经济,更不是法治。黄奇帆会给他一些建议,
但肯定不是“集中力量办大事”。

Thomas Young 3 days ago
李琦【其】不断在朝媒体专业人士靠拢,这是我这个老媒体人很欣赏的,小家伙们很聪明... 我看了红色轮盘赌全书,并没有太多惊异,这和我从80年代到现在听到滴致富法则没有冲突,但这必须改变,否则国将不国。

裕民 陸 2 days ago
说来说去、其实照您主播的说法中国上层已经是烂透了,但问题是再烂再烂中国不会崩溃、几十年以前就有人预测中国即将崩溃、这些预测中国即将崩溃的人是看到了苏联还有华沙条约组织崩溃了、才预测中国即将崩溃、苏联及华沙条约组织崩溃以前谁也沒有预测到、中国的现状和几百年几千年前的情况一样、主播说了我们就听听、说来说去中国的腐败将继续下去、
        
李大萧 2 days ago
天下乌鸦一般黑,中国邓小平家族带头搞官倒特权发家致富其他权贵跟进造就今天中国权贵资本主义集团,以权利玩资本。西方选举是资本家推出
他们利益代言人选举上台玩政治。

Mark Wain1 second ago
前苏、东及华沙条约组织之所以崩溃的原因何在?按照习近平的说法是由
于原修正主义党(或称苏东的“特色党”)里面“更无一人是男儿”,特色党
涣散到崩溃的程度,所谓树一倒,猢狲自然散去了。邓江胡习四修乱华四
十五年之久,特色党至今安然建在的灵丹妙药是什么?

转发下文作为参考:

附A.:

四十四.(随想录之八)

邓贼怎样避免了失败与毁灭
无套裤汉2021-07-14

摘录通讯小记如下:

并于后转发两篇拙作:《谈从红利到黑害——与民为敌、国将不国的危机》;《红利变成了黑害(即半殖民地资本主义是困局)》

图兹写道,“中国选择了一个渐进的价格自由化计划,并结合 1989 年的镇压。在中共专家看来,这种更为谨慎且最终更为成功的方法是出于对通胀的担忧。”这个问题远远大于通货膨胀。苏联的例子表明,迅速、公开地转向公开的资本主义不仅摧毁了国家,而且摧毁了共产党。邓小平集团确保避免这种结果;他们决心“红色王子”将统治。这意味着在扫除社会主义的同时保持毛泽东作为英雄(而不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工作的震惊攻击)。邓集团在党和国家的控制下发展资本主义,类似于日本发生的情况。 [查理 <charles1848@sbcglobal.net> 2021 年 7 月 11 日]

[附录:Chartbook Newsletter #9 阅读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

没错,韦伯承认俄罗斯和东欧的“休克疗法”对 90 年代及以后的中国思想产生了威慑作用。但是,如你所知,中国在 70 年代开始转向市场机制,邓小平早于崩溃之前苏联和灾难性的叶利钦时期。它是渐进的和实验性的,中国不受控制的基于市场的恶性通货膨胀只是最近的记忆,尽管它发生在蒋介石非常不同的政治制度之下。[Marv Gandall <marvgand2@gmail.com > 2021 年 7 月 11 日]

在 7/11/2021 下午 4:45,Marv Gandall 写道:

中国共产党看到了赫鲁晓夫在1956年对斯大林大肆宣扬的烂摊子。中国共产党也看到了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停滞不前;苏共没有走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道路。在内部,邓氏集团知道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爱毛泽东,不管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如何。

Julian Gewirtz 的书《不太可能的伙伴》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如何从广泛的西方和修正主义的东欧经济学家和学者那里寻求资本主义理论。但是这些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相互矛盾的理论和政策建议。弗里德曼、凯恩斯主义者和更多人都参加了长期而详细的研讨会。但他们都没有将社会主义政权转变为资本主义政权的经验。

这里的要点是,通胀/价格改革问题是邓小平推动中国向资本主义转变的一个相对较小的部分。无论如何,图兹只是回到了国民党统治下通货膨胀的详细历史。

更重要的是,韦伯还通过引入家庭责任制(HSR)来关注人民公社的破坏。高铁不仅在农村撕毁了社会主义;它驱使数以千万计的人进入沿海和湖北城市的工厂和建筑工地。没有一个相对无能为力的无产阶级,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这就是邓小平所做的——并在 1989 年北京街头大屠杀中向工人自己表明。[查理 2021 年 7 月 11 日]

在 7/11/2021 下午 4:45,Marv Gandall 写道:

亚当·图兹 (Adam Tooze) 评论了伊莎贝拉·韦伯 (Isabella Weber) 关于中国市场改革的书,将中国惊人的增长归因于中国共产党在 80 年代拒绝西方规定的“休克疗法”。根据韦伯的说法,共产党对放松价格管制的谨慎态度主要是受到该党对中国战后猖獗的恶性通货膨胀与 1949 年席卷国民党政权的革命之间决定性联系的理解的影响。

  https://adamtooze.substack.com/p ... Xsv-S3ipYjOBJ3caUb8

此外,韦伯在他最新的播客中对道格亨伍德的采访中扩展了这个主题:

https://podcasts.google.com/feed/aHR0cHM6Ly9zaG91dC5sYm8tdGFsay5vcmcvbGJvL3JhZGlvLWZlZWQucGhw?sa=X&ved=0CAMQ4aUDahcKEwjYqYPg5dvxAhUAAAAHQAAAA-CA

亚当·J·图兹(Adam J. Tooze)是英国历史学家,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和欧洲研究所所长。此前,他是读者在二十世纪历史的剑桥大学和格尼哈特研究员史在耶稣学院,剑桥。2009年离开剑桥后,他在耶鲁大学担任六年教授,继保罗·肯尼迪之后,担任德国现代史教授和国际安全研究主任。[Mark Wain 2021-07-14]

附B.:

《基层之声》(34)谈从红利到黑害——与民为敌、国将不国的危机
无套裤汉于2019-02-08
http://blog.creaders.net/u/12901/201902/341208.html#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38369

财经全观察 | 全军:大洪水已逼近动荡临界点,最高层以暴制暴驶向深渊(20190119 第172期)

明鏡火拍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zqf_1np31s

中国经济处于动荡临界点。很多中国企业家,当他们发现生意难做充满盘剥敲诈时己被大洪水包围。一切挣钱机会被垄断、财政支出很快难以为继。纵官僚阶层心有不甘,也难阻左派开倒车的坚定步伐。暴力维稳让所有人动弹不得、发钞就是抢劫民间财富。衰退的经济会将中国带回40年前,一切烟宵云㪚!

评:

知道中国经济问题严重的人分三种:故意不声张,期待溃败赶快来、缄口自暴自弃、闷声发大财派,上报到一定层级就停止的半隐瞒、报喜不报忧派和束手无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不做事的烧香拜佛、听天由命的绝望派。

由于国内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下的消息和报道全都是报喜不报忧、互相推诿责任、掩盖自己实行前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那样的失败到底的错误路线的事实,为自己涂脂抹粉,打扮得天仙一般,愚弄百姓,自以为手段高明,岂不知正因此迫使大家麻木不仁、深陷“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危险处境之中而不自觉,当然也就谈不到自救救人的正确道路了。于是反动当局为了自欺欺人和自保更进一步地进行管控社会,加大维稳投入,以至百姓的消息更闭锁,判断力更低下,与现实脱节,生活在虚幻的世界里,同时既不敢怒也不敢言,变成自告奋勇的说谎者而不自知错误,当然也就不会脸红。

中国半殖民地资本主义实行了四十年之久,虽说也有风浪,但总体来说致命的危机是不从有过的,因此人们无不相信中国经济即使受挫也是暂时的,没有足够的理由判断其一败涂地。这是什么因素开辟出来这种经济奇迹的成功之路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宪政,还是特色党盗国集团和他们数百个盗窃国家财产致富的大家族特有的经营绝技和精明干练过人,或维稳、法西斯式独裁统治的结果?

这些都不是原因,真正原因在于是邓修适逢最优国际局势,瞎猫遇到死耗子,侥幸得到五大红利的关键性协助使然。什么是五大红利?

瞎猫遇到死耗子(图)

美国中情局东亚驻外使节中心官员迈克·柯林斯于2018年七月二十日说中国在世界各地进行权势活动的目的是要取代美国成为主导世界的超级大国。他提出了中国特色党之所以能够折腾至今的原因之一,在于它学会了“逃脱处罚、侥幸成功”,也就是说它充分利用了美国反恐战争红利。这是正确的论断,因为这是事实。另外,特色党还借用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红利,其中包括了2007-2009年期间新自由主义造成的世界经济大衰退,倒逼特色党“弯道超车”,趁机“崛起”。从历史上看,特色党之所以侥幸成功,使中国跻身世界第二大资本主义经济体(虽然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而言,中国仍然处于世界第七十个经济地位阶梯的位置上),是由于以下五大红利造成的:其中三个是,人口红利,美国二战迎来“黄金时代”红利和毛主席时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红利。(详见: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35260  http://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php?did=MzIwNzYy )但这不是邓修的功劳而是人民群众用血汗浇灌出来的结果。再说,没有这三个红利条件,占第七十位的经济发展也是不可能的。如果再加上前面列举的美国反恐战争红利和美国新自由主义模式红利,总共就多达五个红利之多,其中除了人口和社会主义红利之外,没有一个红利不是借助于美国伸出援手才得到的,换句话说,如果不是邓小平制定了对美投降路线并彻底执行了四十年之久,中国特色党将无从使中国跻身世界第二大资本主义经济体。所以,四十年后的今天,美国霸权主义于是有了“一千种理由”开打贸易战,并要求特色党感恩图报,更为彻底地贯彻执行这一投降路线到底,以满足美霸对半殖民地国家永无休止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最优惠待遇和要求,也就是对华的政治军事经济讹诈。两国的外交关系其实是两国黑社会关系的文明版,这一现实性已经昭然于世,为世界人民所察觉,为进步人士所鄙夷。两国资产阶级为了共同愚弄两国人民,各自分别打出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美式民主资本主义模式,意图自吹自擂来欺骗世人,以进入资产阶级一个阶级在两国搞的独裁统治的千年大计、千年王国和天堂;在美国虽然由于历史原因稍有不同,在中国,对内而言,这与当年的纳粹党和希特勒炮制的“德意志千年王国”在实质上毫无二致,只是把纳粹更换为好听的名词罢了。

柯林斯的发言说明:美中都是资本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渊薮,其政权唯资本的利益马首是瞻,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徒有虚名而无实际,他们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得不到保障,特色党的“逃脱处罚、侥幸成功”和“弯道超车”技俩被美霸全面遏制,红利于是一变而为黑害,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资本和财产大量转移到美国作为输诚投降的投名状和抵押品,国将不国。美中人民应该拒绝战争,如果战争爆发并未能引起革命,也要自主发动革命来制止战争。团结起来!共同推翻两国的资产阶级反革命专政政权,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参看:《时事参考 (118-130)》http://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php?did=MzI4NTYy

[Mark Wain 2018-08-17]


在这五大红利中间,最重要的是毛主席时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红利,其他都是次要的。没有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这个最大、最根本的红利作为经济发展的扎实基础,其他四个红利也是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的,这是与印度、巴西、南非、奈及利亚几个人口大国相比较就很容易得出的结论。

《明镜火拍》播主全军先生引用一位有观察和分析能力的内地社会精英管众来信说,当前中国经济之舟已经在大洪水里触礁,眼看就要沉没。他这个判断其实是必然会发生的,因为五大红利的本钱已经在长达四十年里彻底消耗掉了,再也没有新红利填补亏空了。信中提到他参加了一个社会名流贤达搞的“百人上书计划”,类似大清朝亡国前的1895年在京孝廉们的“公车上书”,四年后接着又搞了一个“百日维新”运动。播主认为上书不会有结果,上书者也不会有好结果,因为改革维新必须来自统治阶级内部,外人是插不上手的。这是指和平改革例如所谓体制改革即资产阶级的议会道路及其相关的民主自由宪政而言的结论。其实,改良主义、机会主义等唯心主义思潮当然会在统治阶级维护自身根本利益不惜使用暴力的前提下败下阵来,这是毫无异议的。

真正的改革即革命必然是暴力的绝非和平的;和平只能说是一个缓冲阶段或策略;最终解决问题的必然是通过革命斗争和起义推翻这个反动政权,别无其他道路可循。

*
(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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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22 16:25:28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无套裤汉 于 2021-9-22 16:38 编辑

这位不知名的管众还写了一篇文章,文章说:中国经济之所以逼近动荡临界点是因为产业外迁,以至大规模失业问题来临,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泛滥,引发社会动荡。当前之所以还没有出现动荡局面,是由于失业者被大量投入到维稳人员的行列里,然后转过来压制新失业者。民资、外资及其他资本之所以外迁是因为中国生产成本太高——利润中百分之四十缴纳了税负,百分之六十是政府的的制度性成本(官员工资、福利、贪赃枉法所得,公权力的恣意妄为,整个局面已经失控,没有人去管,想管也管不了,等等),企业家(按:企业家是资本家的婉辞称呼;资本这两个字在世界上普遍被认为是贬义词)成为最悲催的一群,所以他们要离开。最高层以暴制暴战略最终必将失败,政府使用粗暴办法强制交苛捐杂税和维稳、管控、监控、关押、限制行动自由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制造困难,升斗小民过不下去了。他对短期经济不乐观,对长期经济尤其悲观;大规模放水一点一万亿元刺激经济,搞公共投资和基建,搞稳就业稳增长,但没有有收益的投资,只是消耗社会财富而回报不足以付利息,外加维稳亏空成为全民负担的财政大包袱。中国政府缺的不是钱,而是挣钱的机会,中国民企的利润基本上被国企垄断,民企陷入利润不够的低谷。政府掌控经济能力大幅增加,生产效率下降,是饮鸩止渴的败绩。政府印钱放水成为唯一可行的路。城市房产将是保产者最后的工具,整体经济如同一艘大船快要沉没。

*

他接着说:

社会动荡的临界点在哪里?失业大规模化,社会失序,大家没有安全感,关键在于财政养不起大量吃公粮的维稳部队,当前有五千万退役军人维权,三千多万失业人员将是第二批被维稳对象。下级军官如李自成、张献忠起义人员一直到现代革命多是体制内的人员有狼性,既然培养狼性,一旦他们被抛弃了,狼性就会大发作。维稳队伍很可能是养虎为患,这批维稳队伍很可能成为调转枪口、反戈一击的起义人员,不改良制度只靠维稳,结果一定是越维稳越不稳。中国资源匮乏,人口老化,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缺乏贤明、明智人士,如左宗棠、李鸿章等人那样的人。下滑经济导致中产阶层生活水准下降。多年以来,中纪委中监委以非法的严厉手段管控干部,虽然提高了纪律但也污染破坏了法治,造成他们消极怠工、畏而不敬,薪金微薄,一旦高福利难以为继,他们只好利用权力寻租,既敲诈,又共同作案分赃,一些人的生活水平要回到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失去穷奢极欲的好日子,就必然会进行反抗。他们为了维持水平,必然打家劫舍无所不为,如果对他们没有好处,就会搞一推二拖三对抗,即使三令五申也难以落实。当前的官僚阶层有其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对邓式改开有共识也就是说喜欢改开。左派红卫兵知青那一帮人全是毛泽东语录,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倒退…所以保卫改开必须回到江胡时代也解决不了问题——维稳思维带来的问题,官官相护谁也动不了谁,精兵简政越减越重,因此有学者提出叫“告别改革开放”——改开搞错了,实际上改开没有坚持下去,中间被打劫了,将来走的方向是什么?如果一跃而过也就是说打倒改开的重点人员,也是好的,或者你方向正确,… 大难当前,出路何在?只有前进到民主宪政,和平转型才行,否则就剩下回到专制极权时代,最终走向崩溃。

播主说,这位精英的文章里面也谈讨到了未来发展方向问题,以后再交代。

但是无论如何资产阶级议会道路的是一条绝路,既然知道半殖民地资本主义全盘失败了, 为什么还要一试再试呢?毛主席早就警告过后人不能搞资本主义,因为结果必将以失败告终。唯一正确的道路是回归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时代。问题是怎样才能在社会主义的废墟里,引出火花,逐渐达到燎原之势?这就是要密切联系群众;必须到最贫困、最走投无路、生不如死而最需要帮助的失业、贫困、破产、社会地位低落的劳动群众中间去发动他们天然本能的、坚定不移的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统治的殊死反抗;工人阶级的先进工作者要走出安乐窝,奔向贫民窟。只有当群众经过自身的政治经验,提高了反抗半殖民地资本主义暴政的政治意识,才能取得他们团结在先进工作者周围的信任和接受引导;只有当他们自觉地认识到毛主席继续革命路线的正确性并坚信不疑其在革命斗争中的不可或缺,然后才谈得上发动群众。


附1:时事参考 (79-95)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与张平化的谈话

无套裤汉选摘于2018-06-29

http://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php?did=MzI0OTA4

【参考材料92】
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与张平化的谈话

http://www.washeng.net/HuaShan/BBS/shishi/gbcurrent/2372116.shtml

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在5月25日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下山的时候,毛主席大声地对他们说:“你是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毛主席还说过:“事情不是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毛主席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仗我们是不怕打的,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中国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英国人说‘爵位不传三代’;到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啊?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Mark Wain 2019-01-20]

附2:

最新评论

yiou 2019-2-10 13:39 对现实比较客观真实的分析认识。

长沙666 2019-2-10 12:51 难得的好文章! 虽然不完全同意某些观点。


附C.:

时事参考14(344-354)红利变成了黑害(即半殖民地资本主义是困局)
无套裤汉2019-06-25
http://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php?did=MzUyMjc0
参阅:《特色党盗国集团两股保守势力掌控中国财力、国企早就变为大家族私人企业》;《特盗集团的经济是公有、私有、或混合制?》;《这60年,中国经济体制回到1949年》

【参考材料346】为什么美国要求“保护知识产权”,北京像捅心窝一般的难受?(2019.3.10)

江森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O98rt_jvRg

评:

四十年来四修利用发展经济的五大红利拉动出一个“经济奇迹”之后的今天,红利变成了黑害(即困局),走上了下坡路,每况愈下了。所谓五大红利就是:人口红利,美国二战迎来“黄金时代”红利和毛主席时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红利(详见: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35260  http://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php?did=MzIwNzYy )再加上:美国反恐战争红利和美国新自由主义模式红利,总共就多达五个红利之多,其中除了人口和社会主义红利之外,没有一个红利不是借助于美国伸出援手才得到的,换句话说,如果不是邓小平制定了对美投降路线并彻底执行了四十年之久,中国特色党将无从使中国跻身世界第二大资本主义经济体。所以,四十年后的今天,美国霸权主义于是有了“一千种理由”开打贸易战,并要求特色党感恩图报,更为彻底地贯彻执行这一投降路线到底,以满足美霸对半殖民地国家永无休止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最优惠待遇和要求,也就是对华的政治军事经济讹诈。两国的外交关系其实是两国黑社会关系的文明版,这一现实性已经昭然于世,为世界人民所察觉,为进步人士所鄙夷。两国资产阶级为了共同愚弄两国人民,各自分别打出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美式民主资本主义模式,意图自吹自擂来欺骗世人,以进入资产阶级一个阶级在两国搞的独裁统治的千年大计、千年王国和天堂;在美国虽然由于历史原因稍有不同,在中国,对内而言,这与当年的纳粹党和希特勒炮制的“德意志千年王国”在实质上毫无二致,只是把纳粹更换为好听的名词罢了。

注意:这里的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众所周知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官买资产阶级假借社会主义的名义为该阶级扩大再生产和官买资本积累炮制的伪社会主义。

[Mark Wain 2020-05-17]


網文參考:作者:香椿树
对照历史看"让利與台湾"可能是台湾独立情结的根源所在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1976年(社会主义中国)大陆人均GDP是410美元,台湾人均GDP 1000美元,台湾是大陆的2.5倍。 应该说,美国把持的世界银行没有任何理由抬高大陆贬低台湾.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以下幾个事实∶

1。 台湾的物價远远高於大陆,特别是食品、住房等基本消费品,保守估计也是大陆的4至5倍;

2。台湾贫富差距很大,大部分财富集中在極少数人手里,台湾人民实际收入还应该扣除这一部分;

3. 大陆当时实行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住房、免费养老制度,台湾社会保障远远不如大陆。

4.大家可能都聽说过,有外国记者问週总理∶"中国有没有妓女?" 周总理回答∶"有,在中国的台湾省"。甚至台湾自己也 承认"台湾色情业,无论種类还是数量,居世界之首"。试想,一个黄赌毒泛滥,黑恶势力横行的地区,人民的生活 是个什麽样子?[Mark Wain 2020-05-26]

http://www.washeng.net/HuaShan/BBS/shishi/gbcurrent/2376409.shtml   ↆ
实行市场经济以后已经经历多次经济危机,靠尚存的国有体系和牺牲公众福利保障通货膨胀*
[ 1:0 ] 轲南(沈.岛.橙.桑) - 22:36:47 10/0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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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林斯的发言(见以下附录)说明:美中都是资本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渊薮,其政权唯资本的利益马首是瞻,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徒有虚名而无实际,他们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得不到保障,特色党的“逃脱处罚、侥幸成功”和“弯道超车”技俩被美霸全面遏制,红利于是一变而为黑害,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资本和财产大量转移到美国作为输诚投降的投名状和抵押品,国将不国。美中人民应该拒绝战争,如果战争爆发并未能引起革命,也要自主发动革命来制止战争。团结起来!共同推翻两国的资产阶级反革命专政政权,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参看:《时事参考 (118-130)》http://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php?did=MzI4NTYy  ┄

什么是资本?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也是一种社会权势,它不管是如何得到的,最终被极少数人所占有,而使大多数人成为这种社会权势的雇佣奴隶。人们曾经愤慨地说:天下文章一大偷,这是指封建时代的功名利禄靠文章得到,而文章又靠偷窃得来,总之功名利禄来自不公正的途径。到了从封建皇权主义发展、进步到了资本主义文明的今天,旧习俗和传统政治并没有完全被清洗掉,反而有着历史的遗留——资本积累也曾经是一大偷窃性的积累过程,例如一战前的美国就不断偷窃日不落的大英帝国资本壮大自己,终于成就了取代英帝成为世界一流的资本帝国。日本紧接其后,也是盗窃能手;现在的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政权以及未来的印度、巴西、南非等资本主义大国无不在盗窃中大发资本之财上下其手不亦乐乎?

资本本身就是不公平和野蛮社会的产物,理想中的冰清玉洁的资本积累过程是没有的,在那里彼此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是家常便饭。为什么前四十年美国资本霸权主义默许中国的官买资本利用五大红利积累和发展如入无人之境,不予追究,而现在却大兴问罪之师呢?原因就在于前四十年美资处于上升状态,可以纵容对方偷盗而有利于自己的更为强势的积累;到了现在,世界资本积累过剩了,世界资本再也容不下后起之秀来搅局了,这于是就有各种而各样的说辞、抱怨和指责,要求中国官买盗国集团停止盗窃手法,至少要求减低盗窃力度,才有了所谓知识产权(其实也是一种资本)问题的出现,要求对方倒逼改革即进行结构性改革以达到作为宗主国的美霸资本压迫半殖民地中国官买资本的目的。资本之间的较量历来如此,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

中国和美国人民群众必须正确对待两个大国之间的资本较量;他们之间并不存在两国劳动群众之间的对立冲突,完全相反,资本之间的矛盾斗争正是工人阶级翻身求解放的契机与推翻资本主义野蛮统治的客观条件之一。两国劳动群众应当充分利用这一重要的客观条件来强化自己的主观条件,联合一致对抗共同的阶级敌人,而不被资本欺骗和引诱以至陷入反动的民族主义陷阱里彼此对立而不可自拔。他们应当密切注意资本斗争的动向,充分利用好有利时机和条件采取主动出击的战略和策略,并深刻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即帝霸修反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它们之间的一切对立斗争都是一个阶级内部的争吵或咆哮甚至表演,暗地里都是互相支持对抗工人阶级的,尽管它们在表面上上演着剑拔弩张的架势。因此,劳动群众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以至听信各自的资产阶级的花言巧语上当受骗——被资本灌输爱国主义精神,要知道劳动群众的祖国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而是未来的也是必定要来到的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国家,因此他们的爱国主义的对象是有着一定阶级特质的科学社会主义国家而绝非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

[Mark Wain 2019-03-10]

*
(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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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22 16:26:57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无套裤汉 于 2021-9-22 16:59 编辑

附录:

美官员: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对美国展开“新冷战”

2018年7月21日 23:16

美国之音

https://www.voachinese.com/a/china-wages-a-new-cold-war-with-US/4492489.html

近年来,“冷战思维”成为北京应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批评和压力的常用词。然而,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位高级官员和专家看来,实际上是中国正在竭尽全力对美国展开“一种静悄悄的冷战”,以便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

负责为美国总统提供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国际事务情报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东亚中心副助理主任迈克尔·柯林斯星期五(7月20日)在科罗拉多州举行的阿斯本安全论坛会议上做出了上述的表示。

在柯林斯看来,中国对美国展开新的冷战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密切的关系。他说:“从(中国官员)的言辞和习近平所宣扬东西来看,我要提出的论点是,从本质上来说,他们对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一种冷战。这种冷战跟我们先前所看到的(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原版冷战不同,但按定义来说就是冷战。(所谓的冷战就是)一个国家利用合法和非法、公开和私下、经济和军事的所有权力渠道来破坏其敌手的地位以便后来居上,同时又不诉诸冲突。中国不想要冲突。”

柯林斯没有详谈习近平到底宣扬了什么。但观察家们普遍注意到,习近平是自毛泽东以来最强调意识形态斗争、强调中共要警惕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所谓的和平演变的中共领导人。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政权重新祭起“意识形态战场”的提法,在加强对国内公众意识形态管制和灌输的同时,又突出强调对中共所谓的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斗争。在中共看来,任何不赞同其专制独裁的人、团体、国家都属于敌对势力。

在中国国内外众多的观察家看来,随着习近平的上台,他对内对外发出的好勇斗狠的言论以及几乎是不加掩饰的政治倒退言行给中国的对外关系带来了一种新格局,迫使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不得不大幅度修正对当今中国的看法。

在过去的将近40年里,随着中共放弃闭关锁国、正式推出所谓的“对外开放”政策,重新跟西方国家交往,如何判断中共政权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一直是一个争议不断的外交政策问题。

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主要有两派观点。一派的观点是,无论中共的本意是什么,中国的对外开放将迫使中共政权做出改变,必将使中国逐步走向民主和自由。另一派观点则是,中共政权本质上是独裁政权,独裁政权的宗旨就是竭尽全力维持和加强独裁,因此中共所谓“对外开放”也必定是从有利于其独裁着眼的开放,其目的是通过获取西方国家的资金和先进技术来巩固和加强其独裁。

在过去的将近4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政府和产业界倾向于认同前一派的观点,并根据这这种观点在1999年接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自那时以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的经济规模迅速增长,如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自习近平2012年11月上台以来,北京不但更加肆无忌惮地对内镇压强化独裁,同时强迫西方国家的公司接受其不平等的贸易做法,而且也越来越公开地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所主导的世界和平秩序。

1999年前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那种乐观看法如今已经基本崩溃。美国中央情报局东亚使命中心副助理主任柯林斯本星期在阿斯本安全论坛会议上的讲话显然是西方国家这一大趋势的一种反映。

柯林斯在其讲话中所表达的观点显然也是当今美国政府内的一种相当广泛的共识。

在同一个论坛会议上,承担美国境内反间谍职责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7月18日星期三说,“我认为从反间谍的角度来说,中国在很多方面是美国当今所面临的最广泛、最具有挑战性、最重大的威胁。我之所以说这个,是因为对中国来说,这是中国倾举国之力所做的事情。这种威胁既是经济的间谍活动,也是传统的间谍活动;既是非传统的情报收集者,也是传统的情报人员;既是人员情报网,也是网络情报手段。”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当初听信中国所宣传的“改革开放”,积极给中国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援,主要是因为它们认为中国在可见的将来不会成为西方国家的竞争对手,更不会成为西方国家的敌手。

然而,中国国内外许多对中共政权持批评态度的人(其中包括已故的著名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多年来一直指出,西方国家对中共政权的这种看法从一开始就是基于不自觉的无知,或自觉的无视,因为中共政权从来没有表示过要放弃独裁专制,从来都是将和平和演变视同颠覆。

如今,美国等西方国家显然已经认识到,中国和西方国家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中共政权不会认同西方国家所信奉的人权、民主、自由、法治的基本价值观。但在如何看待中国的问题上,西方国家眼下似乎还在犹豫,不知道究竟是应当把中国视为一个合法的竞争对手,还是一个真正的敌手。

在本星期举行的阿斯本安全论坛上,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尼尔·科茨的发言就显示了美国在这方面的犹豫。他在批评中国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盗窃美国商业机密的时候说,“我们必须要做出一个判定,这就是中国究竟是一个真正的敌手,还是一个合法的竞争者。”

阿斯本研究所是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问题智库,在德国、法国、日本等国也有阿斯本研究所。阿斯本安全论坛是该研究所每年夏天在凉爽的美国科罗拉多州举办有关安全问题的论坛研讨会,使政府官员、行业内专家和记者可以集聚一堂,探讨国家安全和国土安全的一些关键问题。今年的阿斯本安全论坛会议从星期三到星期六举行。

附D.:

《特色党盗国集团两股保守势力掌控中国财力、国企早就变为大家族私人企业》


特色党盗国集团两股保守势力掌控中国财力 横行国企黑幕惊人
2019-06-28 10:00
http://m.secretchina.com/news/gb/2019/06/28/898522.html

特色党盗国集团两股保守势力掌控中国财力、国企早就变为大家族私人企业
【看中国2019年6月28日讯】(看中国记者李文隆综合报导)特色党建政后形成的权贵家族有新老之分,传统的一批是以所谓“八老”为首的元老家族,“八老”又以邓小平为首,新的权贵家族则以江泽民曾庆红等为首。两股同属保守的势力不但掌控官场,且其后代无一不是在1989年“六四”之后横行国企,在商界迅速发家,到如今富可敌国。来自外媒和港媒的旧文,曾追踪揭露这些黑幕。

彭博:26名特色党“八老”后代掌管总额1.6万亿美元国企

特色党“八老”是邓小平、王震、陈云、李先念、彭真、宋任穷、杨尚昆和薄一波。30年前,正在特色党“八老”为首的保守势力的操控下,特色党军队开着坦克进入天安门广场镇压了刚刚兴起的中国民主运动,至少数千无辜学生和北京市民在“六四”血腥镇压中丧生。

原发于《彭博社》2012年12月26日的长篇报导,追踪了“八老”后代的财富状况,发现他们瓜分把持了总资产至少1.6万亿美元的国有企业,并在“拥抱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聚敛了巨额私人财富。

报导盘点了这八名“特色党元老”的直系后代及其配偶,一共103人的财富状况。
报导说,“八老”把中国一些国家关键资产交给他们的子女来掌管,这些人因此迅速发家致富,由此形成了“一个新的精英阶级”。在1980年代,这些“红二代”或称“太子党”被选出来经营新的国家集团企业。在90年代,他们进军房地产以及国家日益饥渴的煤炭钢铁产业。在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时刻,今天的“八老”孙子辈们都成了私募投资玩家。

彭博社掌握数据显示,26名八老后代经营或持有主宰经济的国营公司的高级职务。三个子女——王震将军的儿子王军;邓小平的女婿贺平;陈云的儿子陈元,掌管经营着总资产1.6万亿美元的国营公司。这超过中国年经济产出的五分之一。
这些太子党家族受益于他们对国营公司的控制,在拥抱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聚敛了私人财富。被追踪调查的这103人当中,有43%同事经营着自己的企业或者成为了私营公司的高管。

其中前特色党党魁邓小平三女婿贺平,长期担任保利集团主席直到2010年,而截至2008年4月29日他对于该公司属下的香港上市的房地产子公司保利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拥有2,290万美元股份。

前特色党国家主席杨尚昆的女婿王晓超,对另一家在上海上市的保利集团房地产子公司拥有大约3,200万美元价值的股份。

“六四”事件后,王震的次子王军在国有性质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从副总经理一路升迁,到1995年成为了中信集团的董事长。

特色党“八老”的孙子辈和他们的配偶们,则利用他们的家庭人脉关系和在海外接受的教育,在私募行业中玩得风生水起。一些人受雇于华尔街银行,包括花旗银行和摩根斯坦利。当中至少有6人就职于私募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公司,他们有时候雇佣其他太子党,以便利用他们的人脉关系赢得业务。在这些第三代的成员中,至少有11人经营自己的企业或担任高管职位,大多数是在金融业和科技界。

新权贵家族借权势经商敛财 横行国企黑幕也惊人

事实上,除了传统的特色党“八老”,自江泽民踩着镇压八九六四学运鲜血上台,另一批新的权贵家族也在中国发迹。

香港《争鸣》杂志2014年10月曾刊文《谁的国有企业?》,揭露特色党新权贵家族集中贪腐的国企黑幕。

文章称,“特色党窃取政权后,把私有财产变为国有财产;现在权贵们变戏法,把国有财产变为私有,富可敌国。”除了特色党元老家族控制国家关键资产,特色党江派新权贵不断布局大型国企。

其中江泽民家族垄断电子通讯业,江的长子江绵恒1994年用数百万元“贷款”买下上海市经委价值上亿元的上海联合投资公司,几年间建立起庞大电信王国,控制上海信息网络、上海有线网络、中国网通等十多家企业。网通号称国企,实际上是江绵恒的“私人企业”。

江泽民家族被曝操控万亿资产,控制的企业有上千家,金融机构、集团、公司,通过国有、金融票据、金融机构、大额担保、特权等一系列手段,在海外已经洗白的资金有5000亿美元。这些资金被转移到各地,包括投资到美国几大基金和几大科技公司。江泽民长孙江志成已成为江家财富代表。

曾庆红家族长期掌控石油、能源、化工行业。2008年,大陆《财经》杂志报道揭露曾庆红之子曾伟,以37.3亿元获得高达700多亿的鲁能集团91.6%的股份。

刘云山长子刘乐飞历任首创证券公司执行董事、银河证券投资管理总部总经理、中国人寿保险股CEO。2008年出任新成立的国有信托基金、中信投资董事长兼CEO,管理四只基金,总规模达350亿元,累计投资五十多个项目。

此外,吴官正家族掌握着光大集团,李长春的儿子李慧镝2012年被提拔为中国移动集团的副总经理,女儿李彤是中银国际控股公司首席执行官。

至于已落马的周永康惊人贪腐已被特色党当局部分公开。有报导指,其家族仅通过中石油系统利益输送,便得利近一千亿元。

港媒前述文章并举例曾庆红亲信、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贪腐案,凸显大陆国有企业权贵横行、行业垄断、贪污腐败,质疑所谓国企改革没有任何意义,国企在权贵控制之下,“与国人何干?”。

在习近平过去几年反腐中,这些权贵只是表面收敛隐忍,比如刘云山之子刘乐飞在2015年的股灾后为了避免引火烧身退任中信证券的相关职务。特色党的新老权贵家族在这场强力反腐运动中并没有被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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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E.:

《特盗集团的经济是公有、私有、或混合制?》


特盗集团的经济制度问题——公有、私有、或混合制?
参阅:《红利变成了黑害(即半殖民地资本主义是困局)》;《这60年,中国经济体制回到1949年》;《“让市场决定一切”的理论已经破灭》;《特色党盗国集团两股保守势力掌控中国财力、国企早就变为大家族私人企业》

政论:经济困境笼罩中国紧日子已来临、国企大售房产首都成衰退标志(2019/12/27)寶勝傳媒GBSMedi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ouBG8RsXAQ

Mark Wain 13 seconds ago (edited) 评:
特盗(即特色党·中修叛徒复辟盗国集团)私企占G.D.P.的百分之六十几,就业占到百分之八十,中国的经济是私有经济制度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油管》(或《品葱》?)的反特播主们为了适应意识形态的传销需要,往往把特盗集团及其伪政权的经济制度说成是(与事实不符的)公有制,借以吹嘘公有制多么不行。

其实中国真正的公有制的历史只有二十七年(1949-1976),此后就快速进入半殖民地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公有制在争分夺秒之下被集中力量摧残殆尽了。(所谓国企不过是些以公有制为名,由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化公为私拥有的私企;实际上仍然是私有制的企业。)

反特博主们(包括明镜的何频在内)于是不把经济下行问题归结为私有制问题,而把它归结为公有制问题(他将毛主席时代称为土匪时代);但是当经济上行时,他们则夸大私有制的优越性。这种对经济制度做选择性的评论是与习近平的选择性反腐有一定程度上的可比性的——都是自欺欺人之谈,望管众或葱众提高警惕,拒绝受骗才是。[Mark Wain 2019-12-28]


(十.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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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22 17:23:04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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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看中国经济(2017年部分)


何清涟:从国企混改看中国经济公私之变(1)
2017-9-12 08:33 作者: 何清涟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b5/2017/09/12/835027.html
【看中国2017年9月12日讯】当中国人的全部兴奋点自主或者不自主地放在十九大的权斗、人事布局上,其实与民生关系更深的经济政策已经悄悄拨转船头,中国民营企业担心了好几年的「公私合营」成为现实:中国联通于8月16日公布了规模高达780亿元的混改(国有、私有共同持股的混合所有制)方案,令人瞩目的是BATJ [按即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京东。Mark)等中国几大因特网公司悉数参与,每家投入几十亿至百亿的资金入股中国联通,实现了中国政府2015版国企改革方案的梦想:将民营资本吸纳进了国有企业,但又不让民企有话事权。人们惊呼新一轮公私合营开始,习近平想回到毛泽东时代。
中国自改革以来,经济中的公私关系真是篇大文章,有必要回顾,以便弄清楚中国的共产党资本主义对私有经济的真正态度。
掩耳盗铃的「不搞私有化」
认为习近平想回到毛泽东时代,这种解读有点浮于表面,至少习近平目前不想要计划经济。如果理解了中国自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的转型道路,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已经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造就了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政治经济制度,即程晓农概括的「共产党资本主义(communist capitalism)」体制[见以下第三篇资料],这种体制的特点是共产党专制政治与资本主义相结合。近40年的改革历程证明,中共执政集团早就不是制度的教条主义者,只要有利于政权的生存,增加有效资源,在政治上随时可以调整路线、方向,甚至更换作为执政党同盟的社会基础(社会集团);在经济上更是灵活多变,对市场经济、私有经济、外国资本这些被共产主义教条排斥的事物,采取灵活务实的接纳态度,发展出了一套政府管控与市场经济高度结合的模式。[也就是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落实。由此可见认为盗国集团会回归毛泽东时代的推断是多么浮夸和不负责任。Mark 2017-09-13 于美国]
这一模式非常有利于中共政权:保持公私互通管道,政府既掌握关键的资源,又随时可以调整政策。需要时,放开政策,让国人发挥灵活性与主动性去开创市场;政府有困难时,又可以强迫私营企业为国有企业输血。中国联通的混改只是一个开头。
外界都知道,中共在胡锦涛时期有个「五不搞」,其中「不搞私有化」赫然在列。中共宣示不搞「私有化」之时,中国经济其实已经是国有、外资、民营三分天下。纵观中共统治中国将近70年的历史,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前30年,中共通过暴力「化私为公」,让中共政权成为全国唯一的地主及资产所有者,所有的中国人都成了无产者;后30多年,通过邓小平于1978年底开创的经济改革。[邓小平改开政策的实现远在1978年三中全会若干年之后(1997年之前)。参看:邓小平不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历史明镜》第71期),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6obXGpiGP0  Mark]用政治权力「化公为私」,让共产党的干部与红色家族成员成了暴富阶层;到了胡温第二个任期,面对化公为私的私有化与已成气候的共产党资本主义,突然又祭出包含「不搞私有化」在内的「五不搞」旗帜,彷佛中国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这不完全是中共言行不一、表里相违,而是中共发现,与资本主义相配套的民主政治,对中共的执政地位形成太大的威胁,所谓共产党资本主义,就是要让共产党永久执政的资本主义,只要达到这一目标,中共执政集团既不坚持制度的教条崇拜,还会经常因时制宜地调整政府管控经济的方式。理解了这点,才能理解这30多年当中,中共在国有企业成为包袱之时,可以开展以甩包袱为目的、以「抓大放小」为特点的「国企改革」;与此同时,将执政的社会基础调整为政治、经济、知识三大精英联盟。如今,中国经济发展百病丛生,长期衰落已无可避免,依靠中共体制致富的各种富商巨贾正面临执政者重构政商关系的强大压力。
理清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商关系的变迁,是把握共产党资本主义的关键切入点。
政商关系之变一:共产党干部变身资本家
毛时代实行计划经济,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之后,继任者华国锋继续坚持毛的政治经济路线。直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重新出山,开始推行经济改革,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但准许个体的小规模私营经济经营,同时削弱计划经济,却不准私有化,比如规定私人企业雇工不能超过8个,8个以上就是资本主义。但这一据说按照马克思经典教义折腾出来的荒唐规定,在1980年代末被完全打破,但私有化确实还是敏感禁区。直到1990年代后期开始的国企改制,中国的中小国企经理才有机会变身为么营企业主——资本家。
邓小平于1997年2月去世。10个月之后,中国政府宣布推行以「抓大放小」为核心的「国企改革」,允许中小国企私有化。所谓「抓大」,就是指资产规模大且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金融、能源、电力、电信、交通等企业,准许其经过资产重组后上市,这个所谓「资产重组」是指国企可以向外部人和外资出售部分股份,但国家仍然控股(51%以上或者必须成为第一大股东);所谓「放小」,是将市场前景不佳或亏损严重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出售,允许其私有化,以甩掉政府的包袱。
时任总理的朱镕基之所以如此决策,主要出自两点考虑:
第一、国有企业无法归还银行贷款,导致国有银行系统濒临崩溃。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改革无法解决国有企业的弊端,例如冗员过多、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浪费惊人、企业亏损严重等,只能长期依赖国有银行的贷款支撑企业的运转。随着经营状况日益恶化,许多国有企业停止偿还银行贷款,甚至连利息也不再支付,1996年国有银行的坏帐加上逾期呆滞贷款占贷款总额的70%左右,如果继续为国企注资,金融系统将被国企拖垮。
第二、中国急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便扩大出口。当时,WTO接纳中国有个前提,即以15年为期,中国必须建立市场经济,即取消计划经济和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中国如果不能证明其实行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就无法获准加入WTO。
中国这一私有化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7年下半年到2001年,历时4年左右,主题是中小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成为原厂长、经理等私人拥有的企业。程晓农曾详细分析了130个国有企业私有化案例,归纳了数种典型的手法,揭示了中国企业私有化的黑暗过程。他们的做法通常是,有意低估企业资产净值;然后直接动用企业公款或以企业的名义去银行贷款(少数是向私人借款)买下自己管理的企业,注册在本人或亲属名下;最后,以新企业主的身份,用私有化之后的企业资金偿还自己购买企业所借的款项。也就是说,他们虽然购买了自己管理的企业,个人却往往只付很少的钱,甚至分文不付。
第二阶段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部分私有化(partial privatization),大约从2002年开始,到2009年基本完成,其手段包括把国有企业改组后上市(listing)、管理层持股(MBO,Management Buyout)、职工股份化、与外资合资、与私企合资等等。由于这些企业资产规模庞大,厂长经理们无法独自侵吞,所以通常是动用公款购买企业股份送给企业高中层管理干部,并用送股份的办法贿赂那些有权批准企业上市的政府部门官员及其家属,形成利益共谋。这些共产党的国企干部和政府官员不花任何成本,便成为大中型上市公司的持股总经理或常务董事之类,凭借职位优势成了资产所有者。
这场始自1997年底的私有化到2009年基本完成。1996年全国国有工业企业为11万家,到了2008年底只剩下9,700家,其中还包括已经实行部分私有化、但政府仍然居于控股地位的大型国有企业。
中国这一私有化过程究竟让多少中共内部人从无产者成为拥资百万千万的企业所有者?根据两个全国性抽样调查的数据,结论是,约50%至60%的企业由企业管理层私人拥有;约25%的企业买主来自企业外部,属于国内其他行业的投资者;外资所占份额不足2%;由管理层和职工共同私有化的仅占10%。值得一提的是,即便职工与管理层共同拥有股份,但职工股东基本上无法过问企业的资产管理及经营状况,实际上相当于职工出钱帮助管理层拥有企业。


何清涟:不被承认的私有化,中国经济公私之变(2)
Mingjing Radi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ouM2X4I2r0
何清涟:中国经济公私之变(2):不被承认的私有化
2012年11月8号,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共第十八届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全国人大主席吴邦国与中国副主席习近平坐在主席台上。此前,吴邦国曾在大会上宣布“五不搞”,包括“不搞私有化”。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https://www.voachinese.com/a/china-economy-part2-20170909/4022103.html
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曾发生过如此大规模的私有化,但中共高层却明确否定这一事实,原因之一是,在所谓企业改制的过程中,中国执政集团彻底抛弃了以国企工人为主体的社会底层。这种抛弃是否具有政治正当性?只要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过程相比较,就会有明确的结论:
一、中国是唯一藉改革之名抛弃底层的社会主义国家
迄今为止,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转型大致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中欧模式(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的转型为异议知识分子所主导,他们的基本主张不是与原共产党精英们分享权力或和解、宽容,而是通过清除共产主义污垢,尽可能铲除共产党文化的残余,况且,在多数中欧国家民众的眼里,共产党政权不过是一个苏联扶植的傀儡政权,应当被唾弃。这些国家政治、经济转型的结果是,原来的共产党精英多半未能从转型当中获得好处,大约三分之一的原共产党精英的社会经济地位下降,一半左右提前退休。
第二种是俄国模式,其结果是,原来的共产党精英摇身一变成了民主派精英,然后他们分享转型当中的好处,从中发横财,同时民众也在私有化过程当中获得了一部分产权。这是典型的“老权贵带入新社会模式”。
第三种则是中国模式,其主要特点是:中共政权把前30年毛泽东时代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即全面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抛弃了,改用共产党资本主义巩固了毛泽东留下来的专制极权制度。在权贵私有化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黑暗行为,例如红色家族的疯狂敛财所起的示范作用,导致官僚系统及整个国家高度腐败。这种腐败政治必然产生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当财富与上升机会都被社会上层垄断之时,占总人口约80%的庞大社会底层必然产生对精英阶层的仇恨,仇官、仇富情绪在全社会蔓延。
二、密室私有化凝聚成难以化解的社会仇恨
中国的转型模式提出了一个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以前未曾重视的问题:经济转型究竟是有利于政治转型,还是阻滞政治转型?根据作者对中、俄及东、中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观察,其关键在于两者的先后顺序。当经济转型与政治转型同步的时候,比如俄国的情形,由红色精英“变身”而来的民主派不会反对民主化,因为他们发现,民主化的过程并不见得会妨碍他们利用以往的社会关系致富。但是,如果经济转型在政治转型启动之前便已完成,比如中国这种情况,已经成为资本家的红色精英会强力阻止民主化。对他们来说,民主化不仅会剥夺他们的政治特权,还会追索他们非法获取的财富。海外中文网站上经常出现网民发表的“民主化之后杀你全家”之类的言论,就是这种仇恨情绪的表现。
上述过程无异于政府纵容国企管理层伙同政府官员公开瓜分和掠夺国有资产,中国当局就算巧舌如簧,也没法把这种掠夺解释成正当行为。偶然见之于媒体的国企私有化案例,常常引发社会公众的愤怒,因此,中国政府不许国内媒体讨论私有化,也不允许学者发表有关私有化过程的调查报告,直到2011年,中国官方还坚持宣称“五不搞”,其中就有一条“不搞私有化”。但是,这一谎言只是用来欺骗国内公众,实际上,中国政府曾经委托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在中国进行了几次有关中国私有化结果的调查,调查报告都以英文发表在国外,以便向国际社会证明,中国早在1997年底就开始推进私有化,从而为2001年12月加入WTO成功地铺平了道路。
在推行私有化的前后十来年当中,中共当局极少追究红色精英们侵吞企业国有资产的行为。不仅如此,从1998年到2003年这段私有化高潮时期,中国政府关闭了国有资产管理局,制造了长达6年的国有资产监管“空窗期”,为权贵、国企经理厂长及官员们侵吞国企资产提供了方便。2003年以后虽然重新恢复了国有资产管理局,但私有化结果木已成舟,原来的国企厂长经理们已经堂而皇之变身为私营企业家。
三、中国私有化的明显弊端
也许有读者会问,共产党国家的公有企业私有化,是不是只能采取这种办法?程晓农研究过俄国和中欧数国的私有化过程,得出的结论是,这种由政府鼓励并保护、允许共产党干部直接侵吞国企资产的私有化方式,只有中国采用;中欧各国的私有化基本上不让共产党干部染指。如果把中国和俄国的工业企业私有化过程与结果作对比,可以看出中国式私有化的明显弊端:
第一、中国政府从未宣布过企业私有化的具体设想,私有化过程是政府官员和厂长、经理策划于密室,操作于黑箱,将工人排除在外而进行的。与之相反,俄国政府有统一的私有化方案,由工人投票决定选择哪一种。
第二、中国工人大多是被厂长、经理以保留工作为条件强迫入股,不得不动用个人储蓄。中国工人入股本厂之后,空有股东虚名,其权益却得不到保障。与之相反,俄国工人对本企业入股基本上是自愿的,用的是政府发的私有化券,他们的股东身份能得到承认,权益也有保障。
第三、在俄国,私有化之后,企业职工持有的本企业股份大约占40%左右,比中国工人的10%多得多;俄国的企业经理层虽然也持有一部分股份,但比中国的经理阶层少得多。因此,俄国的厂长经理靠他们个人控制的股份,往往无法把企业变成其私人控制之物。
第四、私有化之后,中国大约半数国企职工被解雇,厂长、经理藉解雇员工来降低企业成本(即减员增效),此举得到各地政府的充分支持。与之不同,在俄国私有化过程中,解雇工人的情况较少发生。
第五、中国推行私有化之时,中国尚未建立保障失业工人的社会福利系统,失业工人没有生活来源,加之企业厂长、经理大肆侵吞国有资产,这两个原因导致了大量的劳资冲突。1995年全中国县、市一级的劳动纠纷仲裁机构处理的劳资冲突为3.3万起,2006年这个数字达到44.7万起,2008年上升到69万起。而俄国在私有化过程中社会福利制度仍然正常运转,少数失业工人可以领取社会福利而勉强生存。俄国的厂长、经理在私有化过程中比较尊重工人的意愿,劳资双方很少因私有化而发生冲突。
西方有学者认为,共产党国家的威权体制有利于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因为政府的强权可以克服来自民间的阻力,中国往往被他们视为一个最好的例子。他们全然忽视了这一“经济转型”过程完全漠视社会公正,剥夺了民众的权益。这样一种只有利于统治精英的制度安排,为日后中国的社会冲突埋下了深重的祸根。
何清涟: 中国经济的真实危机与虚假危机 (2017年8月26日)何清涟博客



(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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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22 17:32:02 |显示全部楼层
北京街头的无家可归者。
评论 (116)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看中外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经济分析,常会发现,还是中国本土学者明白得多,至少知道问题在哪里。引起我这感触的是两条消息,一条消息是最近在中国媒体上刷屏的“黑天鹅”与“灰犀牛”;另一篇是路透社8月24日消息,该消息引述匿名知情人士的说法,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即将开始为一带一路融资成百上千亿美元。由于沿线国家多高风险国家,或引发全球金融系统风险。
如果看看近几个月中国的经济决策关注的焦点,就会知道前者是真实存在的危机,后者至少在现阶段是个假议题。
中国早知“灰犀牛”的存在
最近,中国媒体讨论经济问题时,“黑天鹅”与“灰犀牛”两个词汇频现,原因是7月17日,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后的首个工作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评论员文章《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文中提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需要增强忧患意识。……既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对各类风险苗头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置若罔闻。而这两个名词源于中央财经办主任刘鹤为一本书写的序言,标题是《每一次危机都意味着金融监管的失败》。
刘鹤的特殊性不仅仅在于他的几个官方身份,而在于其传说的身份:习近平最信任的经济智囊。在中国,上达天听这个身份很重要,外国人很买帐。
2016年,西方媒体频频使用“黑天鹅”一词来形容英国退欧与川普当选,人们也许不知道该词典出8年前一本书,但都知道“黑天鹅”指代不可预测的小概率事件。“灰犀牛”究竟指代何物?在同类文章中,《比“黑天鹅”更可怕的“灰犀牛”到底是什么》大概是解释中国有哪些“灰犀牛”最精炼的一篇。
该文先交待了出处:“灰犀牛”这一概念是由美国学者、古根海姆学者奖得主米歇尔·渥克(Michele Wucker)于2013年1月在达沃斯全球论坛上提出,此前,他在《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一书中界定:“黑天鹅”比喻小概率而影响巨大的事件,而“灰犀牛”则比喻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
该文接着指出中国有三头“灰犀牛”,离其冲击力爆发的时点越来越近,其中,房地产泡沫毫无疑义是中国那头最大的“灰犀牛”, 符合世界所有房地产泡沫的两个特征: 一是周期长,一轮大牛市超过10年;二是泡沫破裂时地动山摇,犹如雪崩和泥石流,逃生非常困难。第二头“灰犀牛”是“货币贬值、资金外流”,引发类似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金融动荡。第三头“灰犀牛”是银行不良资产的增加。官方公布,截至今年6月底,不良贷款或关注类贷款两类贷款共5.3%。
“灰犀牛”当然不止这三头,但与这三大事涉全局的问题相比,地方债务、理财产品危机都要算是枝节了,是“大河”与“小河”的关系。翻查我从前年开始发表的经济类文章,一大半都是分析这几大问题,但需要指出,银行不良资产率远比中国官方承认的要高。
中国银行业早已形成巨额坏帐。围绕中国银行系统坏账水平的估算和争议从未曾间断过,尽管官方数据称,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约1.4万亿元,不良率1.75%;但外国同行的估算却高得多。2016年2月对冲基金黑曼资本管理公司(Hayman Capital Management)创始人凯利·巴斯(Kyle Bass)曾指出,中国银行业的资本亏损可达3.5万亿美元(约合23万亿人民币)。今年8月,前惠誉金融分析师朱夏莲(Charlene Chu)在最新报告中估计,到今年底,中国金融体系中的坏账总额将达到51万亿元人民币(合7.6万亿美元),这个估算数字意味着坏账比例为34%,是中国官方承认的不良贷款率5.3%的五倍以上,也就是说,中国实际坏账比官方数字高6.8万亿美元。
“一带一路”引发全球银行系统的风险不大
路透社8月24日的消息,信息源是匿名消息人士提供,说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即将开始为一带一路融资成百上千亿美元。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一些是国际上风险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学者认为,有大量的工程可能面临不可预测的问题。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副总裁孔弼永(Björn Conrad) 认为,中国国有银行业的风险无疑也会是全球银行系统的风险。
听起来似乎是个问题,但如果了解今年五月北京召开一带一路峰会的情况,又对北京现在限制本国资本对外投资,在民营企业家当中,抓了吴小晖,并让王健林表态今后要将资本留在国内,就会明白这位匿名消息人士的说法值得存疑。
今年5月中,中国在北京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尽管这个为期两天的高峰论坛规格很高,但从“一带一路”提出至今已逾三年,中国的外汇钱袋发生了很大变化:三年前提出这一计划时,中国“钱多”;在推行过程中,中国却变得“钱少”。“钱多”时节,中国政府低估了资本外逃的巨大潜力;当外汇储备减少了四分之一后,政府看紧了“钱包”,再也舍不得“掏银子”了。这就是北京峰会前夕,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中国金融杂志官方微信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要点是:长期来看,一带一路投融资合作不是单向的资金支持,需要各方共商共建,构建共同付出、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利益共同体,同时还必须借助市场力量,以市场化融资为主,积极发挥人民币的本币作用,以撬动更多的当地储蓄和国际资本。
这话说白了就是:一、今后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出资方不只有中国,还得有接受投资国的企业或者机构出资,风险共担;二、中国投资将以人民币为主,不再大撒美元了。既然中国为了保外汇储备,要控制对外投资,也就意味着暂时不会在一带一路项目上大撒钱,要撒,是人民币,还得合作方共同出资、共担风险,因此,由于中国方面的“软预算约束”而引发全球风险的可能就大大降低——除了合作方愿意接受人民币本币投资、并共同出资。
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17年1-6月,中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沿线的47个国家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66.1亿美元,同比下降3.6%。非金融类投资当中,应该包含实物投资,比如基建大量需要的钢材、水泥等各类建筑材料。
目前,各国接受人民币投资的可能性不大。我在《人民币国际化为何事与愿违?》(VOA,2017年4月4日)一文中,曾分析过人民币入篮之后,作为储备货币,人民币不受青睐,人民币计价的储备资产占比仅有1.07%,仅及SDR中人民币的份额的十分之一;与此同时,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占比不升反降,2017年2月8日路透报道,英国渣打银行公布的一项专有指数显示,2016年,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人民币使用量减少10.5%,在12月降至29个月低位。
中国的经济风险对全球影响会有多大?
法国兴业银行在2016年第四季度研究报告中用“五只黑天鹅”表述了全球经济增长前景面临的风险,指出中国是 G5 国家中“纯经济”风险较大的一只“黑天鹅”:房屋大量过剩,高债务水平和不断出现的不良贷款问题,使中国存在 20%的“硬着陆“风险;另外,“经济结构改革不足”使中国经济存在“失去十年”的重大风险,这一概率高达 40%。
这种担心非常普遍。2016年11月17日,2008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华盛顿的一场研讨会期间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他对两个关键问题的回答很有代表性。一是记者问“一旦中国经济出现更为严重的状况,世界其他经济体会不会前去救市?”克鲁格曼的回答是:“不会。即便是其他国家具有最良好的愿望,也不可能;中国的社会和经济规模太大了——不会因为规模如此之大而不可能垮掉,但是规模大到拯救起来很难”(not too big to fail,but too big to save)。在回答记者引述他人的看法,即中国经济一旦出现严重状况,必将带来政治领域的改革时,克鲁格曼的看法是,经济领域一旦出现状况,中共政权有可能会再次依赖高压手段来控制形势。中国在政治开放领域已经向后退,到那时可能会退得更多。
中国的现实证明:克鲁格曼的预测是正确的:经济领域一旦出现状况,中共政权将再次依赖高压手段来控制形势。中国官方现在强调,世界范围内,金融危机不是小概率事件,目前唯一想做并务求做到的是危机控制。换言之,即“灰犀牛”必然要来,一是通过管控为这头牛套上牛轭,二是通过管控,让三头巨型“灰犀牛”不要一齐冲撞而来。[金融危机只是问题的表面,实质问题在于实体经济危机,其中以利润率下降最为关键。自动化生产加速、利润率下降使投资意愿下降,于是出现就业困难、GDP增长缓慢等等衍生问题。Mark]
何清涟:中国经济之病,根在经济增长方式
2017年8月28日 07:06 何清涟

在北京市中心,清洁工骑车经过中英文标语牌(2015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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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最近一年多,中国经济政策的重点,在于金融整顿。家有七件事,先从紧处来,金融堤坝要溃,当然得先堵。但追溯下去,银行坏帐主要由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国企负债等构成,这就带出另一个问题:金融整顿过后的金融改革,要点不在金融领域,而是对财政体制与国企动手术。由于地方财政过度依赖房地产、国企成为僵尸企业之后还要银行继续输血,中国的资产质量才持续恶化。说白了,中国不仅需要对国企进行市场化改革,更需要扬弃依赖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早就病根深植
国内媒体对于经济的全局性判断,通常不敢用过苛之词;官方宣传更是尽量采用“积极”型话语,因此,究竟经济难题有多大,一般人很难了解。而另一些人则总抱有侥幸心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最近国内经济研究圈一直有人在讨论“新周期”的到来,他们借用经济周期的技术分析来表达一种期盼:中国经济已经走过谷底,即将进入新一轮反弹。这样的期盼体现出企业界和地方政府都在盼望:快点度过艰难时期,重回轻松增长的往昔时光。
但是,这样的周期不会再来,因为前一个经济周期中,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已经不复存在。从2009年开始,中国经济基本依靠增发货币来拉动增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前副会长石小敏今年6月19日接受经济观察研究院的采访时,点出了陷入经济困境之由。他坦言相陈:“每年发的货币,除了堆到房子里,剩下都在债务链条里,……把自己的全部信心都压在了房地产里,天天往里堆,还能搞得好啊,……现在玩的已经快玩不下去了,……这两年如果按美元计,GDP接近零增长了”。
同样的话,早在2010年,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就说过:“过去30年,我们是以超量的货币供给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2009年以来,中国央行的货币供应量先后超过日本、美国、欧元区,成为全球最大的“印钞机”。2012年,全球新增货币供应量超26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占近一半。21世纪网评估发现,均衡人均收入差异后,中国的经济货币化程度高居全球前列。
2013年 5月13日 ,里昂证券公布一份研究报告,称中国债务总规模107万亿 。数据显示,超过一半的债务增长发生在2009年以后4年间,规模相当于GDP的110%,其中大部分来自于影子银行和债券,面临极大债务风险。这一报告说明,中国GDP的高速增长,其实依靠大量举债支撑。借方是谁?当然是银行。举债者是何方神圣?地方政府与国企。地方政府依靠土地财政支撑,凡征地、“七通一平”(通水、通电、通路、通邮、通讯、通暖气、通天燃气或煤气、平整土地)所需要的钱均来自银行;地方政府要维持稳定,不能让工人失业,因此必须让银行输血,维持企业运转,哪怕这些企业成了僵尸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没有市场需求,堆在仓库里,也得继续运转,让国企工人能够继续领工资。
如果不对财政体制及国企动手术,银行坏帐清理了还会再来,朱、温二位总理任上,都曾大规模清理过。[以债养债是靠不住的。Mark]
逝者如风,中国曾有的机遇不会再来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因为遇到了千载难逢的良机,经济成长之路走得确实轻松:在1989年以前,遇到了国际资本从发达地区向东南亚地区转移,中国以比“四小龙”更低廉的劳动力与土地成本,让“四小龙”中的三小龙出局而赢得机会;1990年代,则遇到了美国充当领军的全球化。中国政府采用两种手段就大获成功:吸引外资,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既解决了就业,又扩大了出口,还用市场换到了技术(虽然采用不太光彩的侵犯知识产权这种方式);与此同时,开发房地产,让其成为经济发展的龙头产业,成了支持地方财政的半壁江山。这两条路都利用不可再造的机会,在“捷径”上“放马狂奔”。政府的短视就是忽视了“捷径”虽巧前程短,一旦两条路都走不通时,地方政府便束手无策了。

在天津港,集装箱货轮装船(2010年8月5日)
历史曾给中国前所未有的机会:在上世纪90年代初全球化开始后数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在投资(2001-2010年外资为主)、出口、内需三驾马车拉动之下,创造出十多年的出口景气,出口以每年25%以上的高速增长。正是这十多年的出口景气把中国推到了世界经济第二大国的地位。但是,中国的劳动力占全球就业人口的26% ,即便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把市场全都让给中国,这样的出口景气也不可能无限期延续下去。更何况,中国劳动力的工资、社会福利开支、政府的税收,以及土地、能源价格等不断上涨,使得出口加工型企业的成本越来越高,外企的利润逐渐被侵蚀,最后大批关厂或迁走。就这样,出口景气来得容易,消失得也快,而且再无重造的可能。

人走过天津滨海新区一处新居民楼群的墙壁(2015年10月18日)
在出口景气消失之前,美国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让中国政府十分担忧,为了保住经济增长,中国政府用4万亿资金在全国范围内大兴土木工程,悄然之间,“投资”这辆马车换了马,政府投资取代了外商投资。以此为先导,各地方政府把经济发展的希望全都寄托在房地产开发上,掀起了一波前所未有的房地产热,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土木工程景气接替出口景气,维持了中国的经济繁荣,同时提供了需要30年才能消化完的住宅需求,形成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如今,正如房地产界大亨潘石屹向《证券日报》所言,房地产行业规模发展的天花板已经来临。中国官方宣称,中国经济既要警惕“黑天鹅”,更要提防“灰犀牛”,而房地产泡沫在三头“灰犀牛”中名列第一。
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不会有新周期
我很希望中国经济迎来新周期,让中国人继续过上好日子。但以下几个条件注定中国不会迎来经济新周期:
一、发达国家向中国进行产业转移的时代难以为继。这倒不是美国川普总统那要“让制造业回归美国”的口号所致,而是中国的土地、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再,税收优惠不存,外加外资在中国要付出的制度成本,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有限。中国的优势本是廉价产品的出口,如今,中国在这方面拼不过东南亚国家如越南、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国。
二、江朱、胡温两任政府的短视和政策诱导,把企业引向了“赚快钱”的道路。出口景气时期,企业只一味模仿、剽窃外企的技术、设计,千方百计压低成本,去扩大国际市场,放弃了产业升级和自主技术开发,因此,中国虽然号称“世界工厂”,却全无英国在世界工厂时期的科技实力。在土木工程景气阶段,许多企业都把眼睛盯在炒房地产上。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短期内利润丰厚,但企业发展缺乏后劲。一旦出口萎缩、土木工程泡沫过大之后,企业突然发现,“快钱”赚不到了,而“快钱”时代的收益又都投在房地产上;产能过剩之时,企业却再无产业升级和技术开发的实力。仅举几个小例:机械行业虽然产能过剩,但技术均复制于发达国家前些年投资中国时留下的遗产,在一些关键部件上仍然缺乏独立研发创新能力,比如,轿车的自动档变速箱至今仍依赖进口,圆珠笔芯上使用的钢珠直到最近才组织全国攻关;高新科技行业本来就是中国的弱项,可有点的突破,却难在面上铺开、领先。“中国制造”虽然多,但却无一有品牌优势,成了劣质产品的代名词。


(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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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22 17:33:29 |显示全部楼层
期盼新经济周期出现,得有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现在既缺乏当年那从天而降的机会, 又缺乏争夺市场的技术实力。居此劣势,还期盼中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周期,非常不现实,更何况,中国还有庞大的失业人口、潜在的金融危机、正陷入萧条的制造业。基于上述状况,与其不切实际地期盼经济发展新周期,不如对中国经济实行“刮骨疗毒”,积蓄实力,为创造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而努力。
2017年8月10日
何清涟: 共产党资本主义的宿命:富豪劫(1)
外界对十九大的关注重点,主要在政治人事安排,我更关心一些方向性的经济政策。世界皆知,北京曾宣称自己创造了一个堪与华盛顿共识媲美的北京共识,即中国模式。
2017年8月10日 何清涟



安邦公司董事长吴小晖在北京参加中国发展论坛会议(2017年3月18日)。他在6月被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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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外界对十九大的关注重点,主要在政治人事安排,我更关心一些方向性的经济政策。世界皆知,北京曾宣称自己创造了一个堪与华盛顿共识媲美的北京共识,即中国模式。这一模式最大的特点是共产党政权主动与资本主义联姻,让中国在最短的时间内,创造了数量超越美国的亿万富翁群体,与此同时则让80%左右的中国人处于社会底层。但到了十九大前夕,北京在政争硝烟弥漫之际,明确宣示了抑富政策,宣告中共政权与资本家联姻的黄金时代将正式结束。
针对资本大鳄的超级金融监管机构
在《中共十九大前夕的“战场”清扫》一文中,我谈到自2013年以来中国富商当中不少人因其政界靠山倒掉而跟着败亡,指出今年以来的金融整顿,已将战火烧向了近年被指“蚕食实体经济、在资本领域兴风作浪的官商勾结”的资本大鳄,即富豪中的高端。
自从2015年股灾以来,中国当局发现,中国的资本市场几乎成了资本大鳄上下其手的逐利天堂,不少企业通过国内星罗棋布的金融平台圈钱,再通过在海外投资的方式转往海外,外汇储备3万亿美元的底线几乎要被击穿。直到此时,当局才算是领教到一个相对独立于政府的经济利益集团的厉害。经过一番酝酿与持续的政策调整,今年7月,中国国务院成立一个领导并监管“一行三会”的超级架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意在终结“资本的暴力时代”。
这一机构成立的目的有二:1、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是一个行政常设机构,具有决策权,对行政执行结果具有监管、问责和处罚权。设立它的目的在于解决“一行三会”之间的监管“踢皮球”、金融机构和产品监管标准不统一、金融监管存在真空等问题。2、填补银行、证券、保险三大业务监管缝隙。最近十年以来,中国金融行业实施“改革”,不少国企与私企巨头均拥有银行、证券、保险业务的金融全牌照,但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三大监管机构却存在相当宽的监管缝隙。这些资本大鳄游弋于金融、证券、保险三大行业,哪里方便就在哪里圈钱,再借着当局鼓励海外投资之机大规模将资金转移海外,而其债务风险却留在国内。成立这个统一领导监管“一行三会”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意在弥合监管缝隙。
在试图堵住资本获取暴利管道的同时,北京终于将酝酿数年的本国居民海外资产管理方式(被称为中国版“CRS”立法)推至前台。2017年5月23日,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和“一行三会”六部委共同发布《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宣布自7月1日开始于中国内地实施。该《办法》规定,银行、证券、信托、期货、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开展对非居民金融账户的尽职调查。这里的“非居民”,是指中国税收居民以外的个人和企业。在2017年12月31日前,金融机构需要在国家税务总局网站注册登记,并且在每年的5月31日前报送上述尽职调查信息。国家税务总局获得这些信息后,将与账户持有人的所在国税务主管部门开展信息交换。首次对外交换信息的时间为2018年9月。
目前,中国的金融机构对如何推进此项工作还一头雾水,但都知道这藉由CRS立法将触动两类人:一是依托避税天堂做生意的国际贸易商;二是借由地下钱庄等违规方式资金出海的富人们。财产披露在中国带来的严重不安全感,除了新增的纳税负担之外,更多源于通过地下钱庄转移资产可能面临政府“秋后算账”。
针对这些高端富人的措施出台,意味着中国富人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
中国模式:共产党政权与资本主义联姻
按照习近平的节奏,中国行将结束江胡时期创立的“中国模式”。对于中国模式,过去习惯定义为“专制制度+市场经济”,国外研究者为了让中共能够接受,说成是“威权政治+市场经济”,但其实是共产党政权与资本主义联姻。说起来这也算是中共创造的“奇迹”,因为自马克思学说创立以来,共产主义与资本家是天生的敌对关系,共产主义运动的“圣经”——《共产党宣言》斩钉截铁地宣布: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势不两立,无产阶级组成的政党——共产党——将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只有中共政权做到让二者经历过80年代的短暂摩擦后水乳交融,并且发挥“中国模式”的活力,让中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那么,该怎样来认识中国经济改革产生的这种独特的政治经济制度呢?笔者把中国这种独特的政治经济制度称为“共产党资本主义”(Communist Capitalism)。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问世,鼓励资本家入党蔚为政治潮流,众多民营企业家进入各级人大、政协,俨然进入了“精英共和”的初级阶段。这种“精英共和”的表象,让近几年外媒关于“两会”的报道多了一个主题:中国“两会”富豪的财富与美国国会议员财富之比较。以下是比较结果:根据追踪中国财富的胡润报告的数据,中国最富有的70名人大代表的个人资产净值在2011年一共增加了115亿美元,创下898亿美元(折合5658亿元)的新高。相比之下,美国国会、最高法院及白宫的660名最高官员在同一时期的个人资产净值为75亿美元,低于70名中国富豪人大代表一年中增值的财富。2017年3月,据《胡润富豪榜》数据显示,全国人大和政协代表"百富榜"上的100名富豪在过去4年里财富增加了64%,从2013年到2016年,他们的身家总和从1万8千多亿涨到3万亿元人民币。
号称共产党领导下、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议会——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确实成了富豪与官员的俱乐部。彭博新闻对这一现象发表评论:“全国人大偏爱亿万富翁,体现了中共和富豪之间的融洽关系。在这个体系的各个层级上都有当地官员与企业家串通合谋,发家致富”。
在“两会”营造的“精英共和”氛围中,中国富豪群体当中,不知有谁想到不久后将要面对的命运转折?
(待续)
2017年8月11日
何清涟: 共产党资本主义的宿命:富豪劫 (2)
何清涟  
政府与商人关系将有改变的征兆其实早已显现,但许多人是在肖建华被秘密押回北京、吴小晖失去自由之后,才愿意正视这一事实。就算是先知先觉的王健林,几年前虽预感到大事不妙,但也未想到事情来得这么快。

江泽民进入北京人民大会堂庆祝国庆65周年(2014年9月30日,美国之音东方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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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资本大鳄被斥为“野蛮人、害人精”
习近平接任之后,面对私企富豪坐大之势,一直在考虑如何用“混合所有制”将私企中的优质资本吸纳进国企,将国企做大做强做“混”。[即混世魔王的别称。Mark]
混合所有制的提法,在2014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与《关于完善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布以后,就为社会熟悉。但民企对此毫无热情。我在《国企改革:官方民企各有盘算》(VOA,2014年9月7日)中,指出当时民企普遍视“混合所有制”为陷阱,认为如果混合,民企又拿不到控股权,进去后很可能被“招安”,最坏的可能是被“关门打狗”。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在接受新浪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要混合,一定是民营企业控股,或者至少我要相对控股”,“如果国企控股,不等于我拿钱帮国企吗?那我不是有毛病吗?不能干这个事。”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正式公布之后,民企虽然普遍视混合为“陷阱”,但并不认为会出现“牛不喝水强按头”的情景。当时许多海外评论者不看相关文件,以为要推行国企私有化了。针对这类看法,我在《“国企改革方案”的风,姓私还是姓公?》(VOA,2015年9月20日)一文中,逐条剖析,指出该方案的目的是通过让私企优质资本进入国企、但又不占主导地位,将国企做大做强做“混”。
嗅出危险气味的人开始跑路。从2014年开始,王健林、吴小晖都走上了海外扩张之路,二者的方式略有不同,万达系是通过国内举债筹资,安邦系则是发行各种保险理财产品筹资;但二者本质相同,都是通过国内高负债走“金蝉脱壳”之路。二人 公司的高负债情况,我在此前评述二人的文章中都提过,不再复述。
中国当局也不是吃素的,早就看出这些把戏,只是投鼠忌器。2015年股灾之后,刘士余被任命为证监会主席。面对满目疮痍的股市,刘士余说过不少让富豪们惊心的话语,比如:2016年12月3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刘士余称,“希望资产管理人,不当奢淫无度的土豪、不做兴风作浪的妖精、不做坑民害民的害人精。用来路不当的钱从事杠杆收购,行为上从门口的陌生人变成野蛮人,最后变成行业的强盗,这是不可以的!”刘士余警告说:“挑战了国家法规的底线,也挑战了做人的底线,当你挑战刑法的时候,等待你的就是开启的牢狱大门”。
业界当时普遍认为,刘士余针对的是以恒大系、宝能系、安邦系为代表的举牌最为活跃的保险系资金。还有大胆一些投资界人士,则批评刘士余的言论不当,妨碍金融改革,但并未想到中国政府要重新厘定政府与商界的关系。
中国政商关系之结在哪里?
对商人阶层的崛起,中国政府相当在意,江泽民用“三个代表”理论将新富阶层与专业人士纳入社会基础之后,有过不少官方调查。《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论坛》在2010年第4期封面文章《中国新富家族》中曾透露:有关机构在2009年发布了中国3000家族财富榜总榜单,3000个家族财富总值16963亿,平均财富5.654亿。进入总榜单的1万个家族,财富总值21057亿,平均财富值2亿元。
该文总结了中国“新富家族”的构成: “其一为草根崛起。最典型的是浙商和广东商人;其二为体制内起步,以商人终结,或者本身亦官亦商,头顶红帽”。这篇文章以苏南商人为红帽商人的代表,但“九二派”商人也应该归于此类。“其三为红色家族。这种类型的商人家族,拥有深厚的政治与资本,故起步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这些红色商业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等产业。房地产行业亦多为红色家族钟情的领域。”
有趣的是,该文对前两类商人都列举了代表人物,但对第三类商人却未提及一个名字,只是指出:“在国外,富豪家族一般呈现几个特点,一是草根商人占绝大多数,二是在竞争性领域的商人家族占大多数。对比这两个领域,中国商人家族的构成,存在很多隐忧。近年来日益被诟病的权力资本,权钱的联姻,为中国商人家族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篇文章再次将中国政商关系的明暗两个层面摆上桌面:表面上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实质上是官员与企业家、商人的关系。这两层粘在一起的关系,注定了中国政商关系有两重制度诅咒。
中国政商关系的两重诅咒及未能成行的破解
第一重制度诅咒:官员们“家国一体”之利益输送机制。
中共政治就是极权政治,以“三个垄断”著称,即政治垄断、经济(资源垄断)与舆论垄断。这种三个垄断格局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已经形成,但那时有权力无市场,大小掌权者最多是房子住大一些,享受特供与子女就业特权。到了改革开放时代,政府官员掌握的权力可以通过市场变现,即我讲的“权力市场化”。这一点,注定了中国的官员必然会有寻租冲动。如果家人不够能干,就充当权力掮客,官商勾结;如果妻子儿女兄弟姐妹中有能人,就自办企业,因为向别人寻租远不如自家人开办企业安全可靠。这就是近几年反腐当中,一个贪腐官员落马,往往导致家庭成员及朋友圈同赴监狱现象的原因。
为了让官员们能够祛除这重诅咒,前些年国内很认真地讨论过如何“以有条件特赦贪官推动政改”。这类讨论从本世纪初就一直存在,但以2012年那轮讨论最为认真,而且加入讨论的有一些颇有名望之人。我曾在《“特赦贪官推动政改”为何不可行?》(VOA,2012年8月3日)一文中分析过此论的来龙去脉。
第二重制度诅咒,则是企业家的原罪问题。
由于中国政府掌握资源分配大权,政府对企业的关系是种“赐予”的关系。所谓“权力市场化”,其特点是“权力”要变现,必须依靠“市场”,两端紧密结合操作。也因此,掌握资源分配大权的官员成了“造就国王的人”,这是中国绝大多数企业家不得不背靠官场的原因。即使是高科技行业的富豪,也不敢说自己可以不依靠官府,因为市场准入、税收、企业年检,每道关卡都可以让商界难过。商界人士都知道,经营好政商关系,意味着掌握了“重要资源”。
从2005年开始,中国商界、学界曾兴起一波关于企业家原罪的讨论,主要观点汇集于《原罪:转型期中国企业家原罪的反思及救赎》(2007年出版)一书当中。该书将“原罪”归咎于三大原因,即制度不完善和社会转型的先天不足、政策和法律的后天失调以及滋生原罪的社会环境,并列举了对此的三种声音——追究派、反对派和折中派。
这两重制度诅咒,江泽民有心也想破除,美国高盛前董事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以《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作为全书标题,很传神地道出了这一点。但江泽民在推出“三个代表“理论之后,没来得及破除这两重制度诅咒,就已经退休。胡锦涛虽然萧规曹随,在两会代表中增加不少富翁,但根本不愿意着力破除这两重制度诅咒。然后,中国迎来了习近平。
并非说笑:江泽民“改变了中国”,习近平正在慢慢改回去
自2013年习王反腐以来,不少省部级高官纷纷倒下,依附他们的商界朋友也纷纷入狱。今年以来,炮口对准了中国富豪的极品——资本大鳄。
在中国三类新富家族中,对付草根型、红帽型,当局不讲客气,均镇以雷霆之威。对付红色家族则只能采取“春风化雨”的柔软手段,在习近平的压力下,他的姐夫和姐姐、朱镕基之子朱云来、温家宝之子温云松都相继退出金融界。对中共前总理李鹏之女李小琳,则将其从中国电力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之位,调到中国大唐集团任副总经理,目前,在该集团领导层中,李小琳排名第4位。
外逃贪官则有猎狐行动。上榜“狐狸”已经被猎回不少,暂时没被猎回的,不少人因应付官司而耗尽财产,正在体验“海外居 ,大不易”。
中纪委本来在中央机关中是个聋子的耳朵,摆设。从王岐山任书记之后,对贪官及其朋友圈杀伤力特别大,“宁见阎王,不见老王”,成了中国官场流行语。郭氏推特文革中,参与者就有一些贪官家属与情人。[指郭文贵]
上述权倾一时的官场大人物及商界富豪,目前正在书写不知道结局的《红楼梦》,只有那些前几年就定居海外的富人与官员家属,他们的“财富故事”可能会有个相对平安的结局。
但如果以为中国的富豪劫来自于王岐山,或者是习王联盟,则是对中共政治制度缺乏深层认识的皮相之谈。一党专制政治最大的特点是不容他人分享权力。美国政治学大师亨廷顿曾有一个理论假设,他认为对于一党制政权来讲,主要威胁之一在于“控制自主性经济权力来源的新兴社会集团的兴起,也就是说一个独立的、富有的工商业精英阶层的发展,导致了精英的分化”。
商界精英们考量自身与中共政权的关系时,必须好好领会亨廷顿这一观点。江泽民确实用“三个代表”理论改变了中国,但习近平正在把被江泽民改变的中国慢慢改回去。[回头之路?再回头难于上青天呐。Mark]
王沪宁历经江胡习三朝,是中共重要的理论化妆师,他曾经用“三个代表“取代了三个革命阶级(工农兵),他今后的重大政治使命,我猜想就是如何悄然抹去“三个代表”,为中共寻找新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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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 何清涟:痛失对美经济依赖 中国梦成白日梦
2020-08-03 主页 | 评论 | 何清涟特约评论
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8032020170133.html

2020年7月31日,一名北京的男子戴着口罩坐在一个华为手机店门口。(美联社图)

中国武肺病毒流播世界之时,北京当时的美梦是自家控制住疫情、尽快恢复生产,同时向世界宣告“我们又赢了”,“世界欠中国一个感谢”。直到发现海外市场严重萎缩,订单消失之后,北京才意识到情况不妙:没有海外市场这些绿叶帮扶,中国经济无法一枝独秀。如今国内经济恶化,中共高层提出经济内外双循环,表面上强调内外兼顾,实际上是只能主要依托本国市场维持生产与消费的内循环。但是,这其实只是一种自我安慰,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所谓“改革”是内部改革经济体制,所谓“开放”是利用国际投资与世界市场。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早就成了一个经济对外依存度极高的国度。一旦骤然失去,意味着中国经济濒临破产边缘。

中国经济:从自力更生到对外依存

衡量一国经济对外依存度的主要指标是外贸依存度(degree of dependence on foreign trade),该系数又称为对外贸易系数,是指一国的进出口总额占该国GDP的比重。它被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对外贸的依赖程度,其变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外贸在国民经济中所处地位的变化。中国在毛时期闭关锁国,号称“自力更生”,对外贸易极少,国穷民众更穷,外贸依存度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按:这一论断失之偏颇。毛主席时代的中国和资本主义的西方第一与第二世界之间的贸易往来较少,完全是由于后者特别是美霸对华实行围堵禁运封锁的敌对政策的结果,与闭关锁国无关。当时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外贸是发达的。】

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的直接后果就是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成了世界工厂,对外贸易的增速远远超过GDP的增速。比如,2002年、2003年中国GDP分别增长8%和12%,外贸总额增长却高达22%和35%。以下中国官方数据展现了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直线上升的过程:2003年就达到51.3%,2004年接近60%,2005年上升至67%,2006年超过80%,中国从此成为世界上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

如此之高的外贸依存度,反映了中国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也表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已经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两者彼此支撑的新局面已经出现。但是,如果一国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过高,必将面临两种风险,一是不易正确把握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的主动权,二是容易受国际市场变化的影响。但中国政府却误以为世界离不开中国制造,中国掌握了竞争主动权,可以影响国际市场的变化。

好景不常在,稳外贸与稳外资成国策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世界金融危机,中国拿出四万亿救市,投资主要流向基础设施与房地产,2009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骤降为45%左右。从此以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当中,外贸这一驾就需要精心维护,但外贸依存度依旧逐年下降:2013年为45.7%,2014年为41.5%,2015年为37.4%,2017年降至33.5%。 201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定下的“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经济增长目标),从此成为中国经济国策,每年都作为重点要求。即使如此,2018年也只勉强拉升至33.7%,2019年为31.8%。

中国这种外贸依存其实很脆弱,其兴也快其衰也速是必然结果。这只要比较美、日两国就可知道,稳定的国内市场是一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盘。有这个基本盘做经济凭藉,外贸依存度相对稳定,经济就不会如同坐过山车。例如,美国的外贸依存度2004年仅为25%,2019年降至20%左右;日本2004年为26%,2019年为27.98%。中间虽然有波动,但大体平稳。

美、日两国外贸依存度低,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就小得多。中国不一样,现在的重中之重就是“稳外贸”与“稳外资”两项了,否则就只能依靠“内循环”了。这对于一个人均负债高达人民币13.34万元、6亿人月收入仅为1千元的国度来说,实在是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美中开唱冷战序曲,稳外贸、稳外资成为空话

2020年7月31日,北京的工人在清理地上的广告涂鸦。(美联社图)

中国35个主要城市外贸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为100%,这些外向度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闽南等地。其中东莞、苏州、深圳、厦门均超过100%,由于外贸订单消失,这些城市经济遭受重创,影响到两亿人就业——中国的稳外贸、稳外资均成空话。

今年5月,我曾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系列文章《各国经济依赖中国,有如嗑药上瘾(1)》、《各国经济依赖中国,终成北京政治要挟的工具(2)》、《各国经济依赖中国,欧盟弯腰 美国成独木(3)》,分析了中国在经济发展时期,在国外大量采购原料、矿产及各种资源,并成为德国汽车的主要消费者,这种情况造成了各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中国以为自己把握了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的主动权,并把各国对自己的依赖转化为政治要挟,而且获得成功。而中国却忘记了一点,中国强大的经济能力来自于对美国的经济依赖。我在《中国失去对美经济依赖,风光难再》(5/23/2020)一文中指出,中国对美的经济依赖,就其大者说,有技术依赖、金融体系依赖、贸易顺差依赖。技术依赖一事可以写出千言万语,这里仅举一例:“千人计划”网罗的技术偷窃者,90%以上呆在美国的大学研究机构里;金融体系依赖,中国虽然想通过人民币国际化另起炉灶,但从成为IMF五大储备货币之后,人民币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不升反降,因此保持3万亿左右的外汇储备是中国维持经济能力的必然需求。早在2016年写的那篇《中国经济的堡垒战:“保卫外汇储备”》中谈过,中国一直仰赖对美贸易顺差来平衡外汇收支,而中美贸易战步步升级,中国对美出口开始下跌,于是,中国是否会出现外汇短缺就成为国际金融界和国内中产阶层都十分关注的问题。国际金融界普遍认为,目前中国的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是中国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警戒线,如果外汇储备跌破警戒线,中国将面临外汇短缺。

7月23日,美国务卿蓬佩奥在加利福尼亚州约巴林达的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题为《共产主义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演说,被外界称为“新铁幕演讲”。中美关系已经建交四十年以来最紧张的程度,如果特朗普成功连任,中国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对美的经济依赖。

事实证明,中共高层虽然强调今后中国经济内外双循环,但与美国交恶之后,中国对美国的技术依赖、金融体系依赖、贸易顺差依赖三个依赖将踏空。没有来自美国的巨大贸易顺差(多年来均占中国全部贸易顺差90%以上),外汇储备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法充当其他国家的大买家,自然也就失去了对这些国家的政治控制力。因此,所谓中国“经济国内国外双循环”,事实上就成为只能在中国国内的“经济内循环”,习近平的中国梦也就成了白日梦。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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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22 17:36:26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无套裤汉 于 2021-9-22 17:45 编辑

陈博士(陈◦伯◦达◦之子)评论,一针见血!
欣欣向荣  2020年05月02日
来源:月白风清MUFT的博客 https://w.url.cn/s/AM5Yy94 ;

http://www.iyuji.cn/iyuji/s/bUlKWDlWSFV1ZXV3MXYxemVsTjVFdz09/1588423341648978?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陈博士(陈伯达之子)评论,实在是太精辟太精彩了!
陈伯达的儿子学有所成,对六十年的评价一针见血,还真的不服不行,绝对值得在全中国传播。不知道他怎样评价他老子的一生,反正出不了他说的,“说得难听点就是一群土匪地痞”。

参阅:拙作《评:程晓农 陈小平:中共四十年 - 疯狂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不公新起源(20190214)》;《“让市场决定一切”的理论已经破灭》;《红利变成了黑害(即半殖民地资本主义是困局)》;《特盗集团的经济是公有、私有、或混合制?》;《特色党盗国集团两股保守势力掌控中国财力、国企早就变为大家族私人企业》[Mark Wain 2021-09-21]

国庆60年中国经济评述(上)陈晓农博士(陈伯达次子;他已经改了姓氏,现在叫程晓农了。)

主持人:我们今天请到普林斯顿大学社会经济学系博士陈晓农先生来和我们分析一下。

这60年,中国经济体制回到1949年

陈博士:今年是中共建政60周年[2009],通常人们把最近的30年叫做“改革开放以来”,一谈到经济建设成就,主要是指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多大的成就。但是,这样的谈法其实是很片面的, 因为他还有前面的30年没有涉及到。其实,从整体来看,这个60年分成两个阶段,能够非常清晰的划分出来;前30年主题是革命,后30年主题是改革。 如果我们单看革命,革命的成就也很大: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计划经济,建立了人民公社,工业增长也不漫,也建立了初步的工业体系等等等等。如果单看这后30年改革,成就也不小,建立了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了,经济增长也很快。但是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当你把前后两个30年搁在一块儿的时候,问题就发生了。

很少有人谈,前30年的成就和后30年的成就是什么关系。要稍微想一想就会发现这里面存在 一个很大的悖论。改革的对象是什么呢?改革改的不是60年前的国民党时代的体制,改革改的正好是革命的成果,改的就是30年革命的计划经济、人民公社、公有制。换句话讲,改革其实是对革命的否定。

再进一步看,60年走下来的结果是中国在经济体制回到了原点,回到了1949年以前。今天中国讲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的成就,中国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可是,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1949年以前中国什么体制?那时候就是市场经济体制。那时候也对外开放了,那么为什么中国要用革命去把市场经济体制消灭了,花了30年时间,然后再花30年再把它重新建立起来?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就好比说:一个管家把主人的房子给拆了,拆完以后再花很大力气把它重新盖起来,这主人该赞扬他什么呢,赞扬他后来盖房子的努力,还是赞扬他拆房子的勇气。其实,后30年的改革不过是将功补过,补的是前30年革命的过。如果把这样放在一起来看,前30年、后30年合在一 起,其实没什么成就啊!

这些成就不都是把他切成两个30年以后,分别闭着眼睛谈的吗?如果把前后30年连贯起来一 看就不对了,后30年改革开放,目的只不过是弥补前30年革命造成的祸害,或者说革命30年建立计划经济、公有制这条路是根本走错了。走错了以后,后30年改革开放才重新走回来,把中国经济再放回到正常的轨道上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实没有太大的成就。

就制度建设上,中国只不过是回到了原点,花60年时间折腾了几代人,中国执政党才明白, 原来经济体制是不能胡折腾。毛泽东错了,陈云也错了,当然邓小平当年也是错的,因为他也是毛泽东推行大跃进的主要的一个得力干将。当时毛泽东说了,大跃进他是主帅,邓小平是副帅,那么今天如果追究大跃进的责任,邓小平难道不应该承担很大的罪责吗?

主持人:提到这个前30年、后30年,它后30年等于回到原点。经济制度回到原点,但是我觉得掌握资本的这些人其实是完全是一个大调个。

陈博士:讲到这里,要看到中国这场天翻地覆的革命到底带来了什么?结论其实也很简单, 它只是把原来的统治阶级推翻了,把原来这些流离在社会底层的一些想造反的一些小文人, 一些地痞,说得好听点是造反者,说得难听点就是一群土匪地痞,吸收到所谓革命的队伍中,成为革命的骨干,最后这批人掌了权力, 取而代之成了新的统治阶级。

现在是他们的子孙辈在中国统治着,在中国成为亿万富翁。所以,革命不过就是换一批人发财而已,这批新发财的人更糟糕!过去历史上的士绅阶级还有点所谓知书达礼,还有一点伦理。今天中国的统治阶级一共产党的精英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文化层次比历史上历代的官僚还要差。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官僚队伍如此的吃喝漂赌到现在这种程度。如果用腐化形容,那么今天中国共产党官僚的腐化程度,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如果硬要讲中国模式,那么就是说中国模式一 个重要特点是,他造就了一批红色贵族,一批腐化得登峰造极的红色贵族,这就是中国特色。我不相信全世界会很欣赏这样一个东西, 会认为这套模式应该在世界各国推广。

主持人:中共从前30年的革命到后30年的改革,经济制度上等于是走回到了原点,而财富却被腐化到登峰造极的红色贵族所掌握着。有这样一组数据迷惑了很多人,60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77倍,人均年收入超过了3,000美元;财政收入增长约1,000倍;外汇储备增长1万多倍,位居世界第一;进出口贸易总额位居世界第三,占世界贸易比重达到7.9%。那么, 这些数字是否至少说明了中国经济发展了呢?

陈博士:我算了一笔帐,从1957年到2007年, 中国的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在世界上可以维持50年年平均增长10%,是个非常可观的记录。但是,我同时也算了一个帐,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农村7亿多人口,年平均生 活消费支出,2007年是3000多块,1957年是70多块,年平均增长了3%。

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经济增长了50年,年平 均增长10%,占人口70%左右的农村人口,他 们的年平均生活消费支出只增长3%。只相当于经济增长率的1/3。换句话讲,这个10%的增 长,获益的不是占人口大多数的老百姓。再进 一步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需要进 一步分析。刚才提到农民50年生活消费支出的能力,就是消费支出的水平,年平均增长3%, 是个什么状态?有人说年平均增长3%也不错了,很高了。所以,你光从这个增长率本身是说不出好坏来的。

所以,必须要做一个横向的比较,和谁比呢? 很简单,和国际平均标准比。2005年,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贫困线是每人每天生活消费支出 低于1.25美元,算是全球范围内的贫困线以下。那么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刚才讲到的2007年中国7亿多农民,平均年生活消费支出 3,000多块,平均每夭是8块多人民币。按当年汇率算,一年折合1.16美元,也就是说刚才讲的连续50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10%的结果,是占人口70%以上的农村居民,他们的生活水平经过50年的增长,仍然在全球贫困线以下。做了这个比较,很决就会发现大问题。中国这个发展,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果。其实大家是希里湖涂的。只知道发展”两个字,知道字面上 的理解,发展就是增长,但发展是增长吗?我们从刚才举的这个例子,高增长50年,农民的生活水平仍然在全球贫困线以下,从这个事实说明;‘发展”不等于“高增长”;“高增长”不等于“正常的发展”。换句话讲,发展是有良性的和非良性的。非良性的发展是越多越糟糕。

*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发展才是正常的发展,正当的发展呢?邓小平在中国讲了一句名言,当然全中国所有的官员从上到下都照抄不误,叫做“发展是硬道理”。我一直在一些讲话中说, 邓小平讲错了,因为邓小平不懂什么叫“发展”。他连发展都不懂,还谈什么硬道理呢? 其实,发展”是有标准的,发展的好坏是有一 个尺度,这个尺度就是谁获益。在中国谈到发展的成就的时候,很多人常常用国家的概念一 中国国家的实力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等等等等。这个时候常常就混淆了一个东西,就是把国家机器和组成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国民给混在一块儿。似乎国家机器的能力增强,就是老百姓的利益增加了,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中国的问题恰恰就出在改革开放也好,经济增长也好,最后获得收益最大的是国家机器和国家机器里面保护的这些官僚集团,中国现在 叫“特权阶层”,或者叫“官僚群体”。但是,他们获益不等于说中国的大部分国民获益,如果发展增长值被占人口百分之几的这么一小群官僚群体获益,那应该讲这个发展是失败的。

首先,这个发展在中国是没有准确目标的,或者说政府心里很清楚他的目标就是让官员富起来,至于老百姓苦下去他是不管的。那么,这种清况下,官员变得越来越富,从发展中获得了绝大的好处,老百姓却得不到好处。当然, 如果从一个正当性的角度来讲,发展要有正当性,那就是说只有当这种发展给70%、80%、 90%的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稳稳当当,逐步提升的生活水准,这样的发展才算是有益于国家的,这个国家指的是全体国民而不是国家机器。

如果按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发展走上了歧途,这个歧途的标志,就是他只满足于一小撮 权贵阶层的需要,而不去顾及大多数国民的需要。换句话讲,这个发展背离了社会公正,很多人认为社会公正只不过是一个口号,说说而已,需要说说,拿出来讲一下,讲完了也就拉倒了。还有人认为社会公正就是政府给贫困阶层发一点小钱,给一点施舍,救济之类的,然后就叫社会公正了。其实,社会公正复杂得多。社会公正首先指的是在一个社会里是不是不同社会群体佣有同等的政治社会权利。比方讲:选举的时候,普通人和官员是不是同样只有一票,普通人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不会被官员剥夺。像这样的问题是社会公正的一个基本前提。中国的社会不公、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其实根本原因在于政治经济权利上存在着社会不公,最后必然导致国民经济收入分配的不公。

那么,这个社会不公模式下的这种经济畸形发展必然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中国有几亿劳动力,拚命生产却不消费,或者基本上不消费, 省吃俭用过得苦哈哈。那问题就来了,这几亿劳动力拚命生产出来的东西,他们自己买不起,中国是那么大一个国家,十几亿人口,其中7、 8亿是这样的状况。那个产品不知道要卖给谁,如果卖不出去,那么他的生产也就没有意义了,工厂就关门。

所以在中国而言,通过全球化找到了一个出路——那就是这几亿人拚命的生产,但自己又不消费,然后想办法卖到国外去。卖到国外以后,获得了外汇,这个钱又被政府借给了别个发达国家。就是把外汇储备的形式存在了外国的银行,或者是把它变成了外国的国债。那么这样的话,相当于变相的把中国的老百姓创造的财富再借给外国人,特别是发达国家,然后请他们用从中国借的债来买中国的商品。 当然这样中国的经济就增长起来了,但稍微有 一点头脑的人,都会想到这样的经济增长能长期下去吗?其实不可能的。总有一天外汇储备积累到一个严重的程度,总有一夭这个出口会出到再也卖不动的程度。那么,去年[2008年]的经济危机正好就造成这一个转折点,从那一点开始, 中国的这种畸形的发展模式走上了一个瓶颈, 再也走不下去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共政府费了很大的力气想要通过房地产、政府的公共设施投资,用这些投资拉动经济。

同时,中共也面临一个叫做“内需不足”的困惑,那就是国内老百姓的消费越来越少、占整个经济比例日益下降。整个经济能靠百分之几的官员,占人口百分之几的官员来消费带动吗?谁都知道不可能的。一个官员再能喝酒, 他一天也不能喝80斤、100斤酒,他再能胡吃海喝,一天也顶多吃掉几千块、上万块,他们仍然不能代表7. 8亿人去消费。所以,中国的内需就拉不起来,因为这个经济结构是畸形的,是背离社会公正的,占大多数人口的老百姓没有消费能力。

现在中国面临了一个困境,60年后,看起来中国好像是经济增长率也提高了,外汇储备也达到世界第一了,似乎是一个非常神气的状态。 但是就在这神气状态的背后,你可看到他存在 一系列无法解决的经济病症。这些经济病症正好是中国这个畸形的背离社会公正的发展模式 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征兆。这些征兆都是没有办法靠一些小政策能够轻而易举就扭转的。

主持人:将来中国将面对的就是难以解决的这些问题,那也很显然现在很多国际上有的人还认为中国能够带领世界走出经济危机的低谷, 也是一个幻想啦。

陈博士:不光是幻想,那是无知。可以这么说,谁这么以为,谁就是无知者。但是,很遗撼的就是尽管这个世界很大,也有很多有名的人物,但是不排除他们当中无知者占相当大的 部分。

主持人:我觉得您刚才论说的现在这个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很客观。但另外还有一些人他们也说了一种中国模式,您对这个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吗?

陈博士:中国模式在中国国内被称做“中国模式”。在国外有那么一、两个认识上很糊涂的西方学者,把他称做“北京共识”。就是说现在中国已经创造出一个全世界应该模仿的一个共同的价值理念,当然中共政府是很喜欢这样的说法,中国的学者也是趋之若鹜。但很可惜,这个北京共识好像并没有在全世界媒体上真正得到多少反响,只是在中国的媒体上被中国少数御用学者在追捧。

事实上,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我刚才前面讲的这个:“畸形的背离社会公正的发展模式”。今天已经走到处在左右为难,进退两难的状态下。如果说他有什么特质,有什么中国模式的特点,那就是,早早晚晚他会进入今天这个状态。如果说过去这么多年来有那么多人看不到这个结果,一再盲目的吹捧,那只能说他们的眼界缺乏前瞻性,他们的思维过于狭窄。本来中国模式今天出现了这个结局,应该是十年前就看到。

主持人:是。在10年前,何清涟老师就在她的著作《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中分析了中国改革的巨大问题并且预言了必然的结果。这本书已于1998年出版,当年就畅销300万册。虽然在中国已经成为了禁书,但是已经翻译成多种语言 在全世界畅销。

欣欣向荣
累计创作2293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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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22 17:38:32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无套裤汉 于 2021-9-22 17:46 编辑

按:陈伯达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在27年加入中共,因为自己的才华当时就被派到苏联学习马克思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但这样一个人最终却毁于思想错误,在闹大革命的时候,加入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反抗革命,最终被抓判刑。这个错误使他的一生测底的改变。

陈伯达是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是最接近天子的人,如果不犯错误以后的生活应该会很好,而不会落得妻离子散的结局。陈伯达取过三个老婆,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但最终三个儿子只有一个过的比较好,这和他这个父亲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

陈伯达的大儿子陈晓达,一个高材生,但因为他这个父亲太过惯着而使他这个儿子就是温室里的花果,一点风吹雨打都能把他给折断。陈晓达在被他的女友拒绝后,在一次实验失误而受不了事业爱情双重打击而自杀了。他的自杀和他的成长有很大的关系,过于自负,被父母都给宠坏了,一但遇见点什么事不反思自己的错误而是选择逃避,如果死可以解决问题,那么中国就不用站起来了,直接集体自杀就行了。无论什么事情都要勇敢的面对。

他的二儿子陈晓农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知道自己的不足,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知道自己以后无论是干什么都要靠自己,父母是照顾不了自己一辈子的。陈晓农刚到美国的时候,还以为自己还在父母的呵护下,而被美国人欺负,从那以后知道自己不是在中国,而是在美国,一切的坏习惯都要改改。在陈伯达被抓之后,陈晓农因为还在美国留学而没有收到任何影响,在陈伯达出狱后也是由陈晓农照顾下生活。

陈伯达第三个儿子陈晓云是最悲惨的,陈晓云是陈伯达最小的儿子,在陈伯达出事之后,他还未满10岁,而这个未满10岁的小孩却因为父亲而被抓,关在小黑屋子里面。陈晓云出来之后就已经被吓傻了,好好的一个孩子竟然被吓傻了。当时的年代其实还是恨黑暗的,有些好人比坏人还坏,有些坏人却没有干什么坏事而被抓。

在陈伯达出狱之后,他一直后悔自己的行为,为什么要反革命,为什么做出错误的决定,为什么会有今天的结局。这些问题都是他在晚年时候经常思考的,思考了一生都没有想明白。现在告诉他为什么,因为他当初背叛了革命,背叛了党,背叛了人民,背叛了这个世界。他的错误就是他的思想错了,他没有把人民永远放在首位,而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了首位。(https://kuaibao.qq.com/s/20180901A0Q9XL00?refer=sp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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