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派比保守派更聪明吗？ 詹森．里奇韦恩

马列托主义者

自由派和保守派，谁更聪明？这是那种会在政治对手间引发充满火药味的、无休止争吵的话题，但如果我们能从科学上证明一边的确比另一边具有智力上的优势，将会发生什么状况？这会改变我们对于政治议题的看法吗？

尽管双边都不太会有人承认，但大多数人都有认为自己的政治对手是笨蛋的时候。这种情绪有时会当众表现出来，而且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骂过“你这蠢货”。比如在去年夏天，保守派的活动家们大肆鼓噪最高法院法官索尼亚．索托马约尔(当时还是候选人)是智力上的轻量级人物，不具有该职位所需要的智能。

不过，擅长质疑对手智力水平的还是自由派。当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19世纪给英国保守党贴上“笨蛋政党”的标签时，显然造就出一个长期存在的倾向。在克拉克．克里福德等民主党人看来，罗纳德．里根始终是一个“可爱的傻瓜”。当副总统丹．奎尔在一个单词拼写大赛上告诉一名12岁的学生说potato(土豆)最后一个字母是“e”后，民主党抓住这件事大肆炒作。他们甚至让这名学生在1992年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上领读效忠誓词。

许多评论家都质疑布什的智力水平，尤其爱把他与民主党的对手相比。《纽约时报》的前执行主编豪威尔．雷恩斯在2004年大选前写道：“在美国谁会不相信克里比布什的智商要高呢？”其实，据专栏作家史蒂夫．塞勒的分析显示，在军事才能方面，布什的智商至少和约翰．克里是一样高的，不过更引人关注的却是塞勒对于布什的不足之处所表现出的超强信心。

更近的例子是莎拉．佩林总因为所谓的认知局限而受到攻击。在自由派的博客上甚至有传言说，她当年的SAT(学术能力测试)分数低到有悖常理的841分。

这些抨击难言公平吧？如果它们针对的是高级政客，的确不公平。如果不是真有两下子，他们也不可能爬到美国政治舞台的上层。政党领袖很少是天才，但他们的智商低于平均水平恐怕也是难以想象的。

不过，自由派不仅坚持怀疑保守派政客的智商，甚至怀疑他们所代表的那些选民的智商。在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担任访问教授的拉扎尔．斯塔尼科夫今年早些时候在同侪评鉴期刊《智力》上发表的“保守主义和认知能力”一文中指出，特定派系的保守派选民的确不如自由派选民聪明。下面一段话摘自该文的摘要：

保守主义和认知能力呈负相关关系……在个体看，保守主义的得分与SAT、词汇和推理题的得分成反比。在全国水平看，保守主义的得分与教育程度、数学水平以及阅读能力成反比。

这番话够猛吧？没错。但有两点需要特别说明。首先，斯塔尼科夫的“保守主义”并不一定是指那些赞成自由市场经济的人。他心目中的传统主义，其最好的描述莫过于社会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综合征是指一个人特别强调尊重传统、人性、虔诚和节制的重要性，以及服从、自律和礼貌、社会秩序、家庭和国家安全，对自己所属的群体有归属感和自豪感。一个保守的人也会认同传统的宗教信仰，接受神秘主义，包括那些超自然的体验。

第二个需要注意的是社会保守派并不总是支持保守派的候选人。比如，大多数非裔美国人明显表现出斯塔尼科夫所定义的 “保守主义综合征”，在加州70%的人投票支持废除同性婚姻，但90%的人会把票投给民主党。

尽管如此，斯塔尼科夫所定义的综合征却是政治右派的一个显著特征。虽然自由派极力抗议，但社会保守主义和经济保守主义有合二为一的趋势。共和党人几乎普遍支持减税，但没有哪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会在支持堕胎、同性婚姻和世俗主义的情况下赢得党内提名。

所以，不难想象当许多人听到这项研究时，将会对保守主义有一个怎样的大致印象。斯塔尼科夫并未给出明确的政治结论，不过他本来就不需要这么做。毕竟，更聪明的人通常会做出更好的选择，他们成为保守派的可能性不大。除了显而易见的结论，我们还能得出什么其他的吗？保守主义是笨蛋，对吧？

马列托主义者

稍等。我们得评评这个逻辑。首先，最聪明的人并非总是在政治方面做出最好的决定。威廉．巴克利曾经有句名言，说他宁愿把政府的控制权交给“波士顿电话簿上的前400个人，而不是哈佛大学的400名教员”。最近，白金汉大学的理论医学教授布鲁斯．查尔顿发明了“聪明的笨蛋”这个术语来形容那些因为(而不是尽管)拥有高智商而持有愚蠢政治观点的人。保守派作家约翰．德贝沙伊尔也注意到政治上的天真存在于智商分布的两个极端，而不仅仅是存在于低智商的那一头。其中的原因在于，聪明人沉醉于抽象的哲学而忘了常识。已故的欧文．克里斯托曾经用他的朋友、小说家索尔．贝娄的一段轶事来阐释这个现象：

索尔那会儿还在芝加哥大学念本科，与上世纪三十年代我们中的许多人一样，他也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等思想意识以及“革命”理想所深深地吸引。他和一群智商很高的志趣相投的学生一起，定期在他姑妈位于芝大旁边的公寓里聚会。由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抽象观点把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们煽乎得激动不已，这些聚会经常持续到半夜。聚会上，索尔的姑妈会送上茶水和蛋糕，想让他们冷静下来。有一次大伙直到凌晨方才散去，索尔的姑妈对他说：“你的这些朋友，他们真聪明，真聪明。不过太蠢了！”索尔的姑妈虽不是杰出的知识分子，但她凭着智慧和经验看到了这些主义的谬误之处，而她的外甥和他的朋友们却看不到。
但是，即使我们勉强承认更多的智慧意味着更好的政治选择，还是无法从斯塔尼科夫的研究中得出“保守派是笨蛋”的结论。考虑到社会保守主义遵循的是传统,在某些情况下，随众在智力上更容易。传统的叛逆者面临着一种认知障碍——他们必须得说服自己及他人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看法。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非传统主义者会比普通人更聪明。但重要的是，这并不是在说大多数聪明的人都是反传统的。既然更聪明的人更容易对传统提出质疑，那么成熟的反传统几乎不可避免地与更高的智商联系在一起——尽管大部分聪明人仍然认同传统主义。
来看看宗教信仰的例子，
这是“保守主义综合征”的一个主要组成。我们假设在低智商的人当中有一半的人从来不会质疑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所接触的宗教，而高智商的人当中有一半的人则对此充满质疑。现在，在那一半高智商的怀疑者当中，我们再假设有八成的人最后确认了他们的信仰，而余下的那些排斥信仰的人成为了无神论者。
在这个假设性的例子中，宗教似乎成为了聪明人的明确选择；但在智商和无神论者之间仍然是正相关的关系。这种关联的存在不是因为聪明人一定反对宗教，而是因为宗教是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所“预设的”立场。
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预设立场与反传统信仰发生逆转的地方。以日本为例，这里没有一神教传统，但日本为数不多的基督徒往往比非基督徒的教育程度要高。按照那些希望从斯塔尼科夫的研究中读出许多东西的人的逻辑，基督教一定是未来的潮流，甚至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信仰。不过，大多数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当然并不是基督徒。与西方的无神论者是一个道理，我们不能从日本皈依基督教的少数人身上的特性推断出基督教的正确性。
重申一次，认同非传统观念的人可能拥有高于普通人的智商，但这不意味着其他的聪明人就喜欢这些观念。这是那些在大学或者新闻机构里工作的聪明人往往忽视的一点。他们注意到在其社交圈里的朋友和熟人比他们在马路上遇到的路人(很有可能更为保守)更聪明，这一点一般来说是没有错的。但太多精英把聪明和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视为对其政治观点合理性的验证。他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在更为宽阔的世界里，有大量的聪明人既不是教授，也不是电影评论家或者政府官僚。即使在美国最聪明的人当中，自由派精英在政治上也很可能是少数派，但因为社交圈不同使他们看不到这一点。结果就是一种合宜却有害的政治模因(meme这个词由英国牛津大学动物学家和行为生态学家理查德．道金斯于1976年出版的《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提出，指人类文化进化的基本单位——译注)在一些左派中流传——认为对手根本不能理解究竟什么是好政策。
关键在于政治争论从来不可能通过衡量议题两边的团体智商来解决。某种立场哪怕为不怎么聪明的人所持有，通常也会有大量敏锐的思考者站在同一边。不要把注意力放在某些政客及其支持者身上真实存在的或者想象出的智力缺陷上，人们应该竭力发现反对派中最好的和最聪明的代言人。
探讨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智力的确有一种邪恶的乐趣，但它不应该影响我们考虑问题的方式。政治辩论最好远离它。

詹森．里奇韦恩 (JasonRich-wine)系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