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人士谈劳动哲学

傑瑞米柯賓

　2、有限增長模型或中間技術模型

　　面對諸多批評，羅馬俱樂部委托美國人梅薩羅維克和德國人佩斯泰爾發表了另一篇報告《人類處在轉折點》，該報告提出了一個「有限增長模型」。他們認為，在21世紀中期到來以前，在世界各地由於各自不同的原因，在不同的時間，可能會發生區域性的崩潰。解決的辦法必須是全球各個國家聯合采取行動，由物理的增長方式向生物體增長方式轉變，用有機分化方式解決人與自然關系，以綠色革命和科技進步應對人類面臨的共同危機。這個報告提出的這些關乎全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全球性問題，引起了的人們廣泛關註，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同舟共濟的全球意識的形成。

　　英國經濟學家舒馬赫《小的是美好的》一書中，提出了一種類似於有限增長模型的中間技術模型。這本書的獨特和深刻之處在於對傳統經濟學和經濟發展模式提出了一種元經濟學或經濟哲學層面的反思：「（1）從對人類的研究中衍生出經濟學的目的和目標；（2）從對大自然的研究中衍生出經濟學最關鍵的方法論。」他指出，我們正在消耗一種不可替代的資本性資產，那就是寬厚的自然所能提供的容忍限度，或者說，我們根本沒有把自然資源、大自然的容忍限度及人類本質當作不可再生的資本，或「自然界資本」，而只是把它們當作一項收入加以揮霍；如果承認人對自然的依賴，那麽很大一部分「經濟」就是「不經濟」，很大一部分增長其實是一種退化，因為它們是一些病態的、不健康的、解體式或毀滅式的增長。經濟學要成為智慧，首先要擺脫貪婪和妒忌，這就必然要求我們放棄「理性人」、「經濟人」的假說，放棄「利益、效用、利潤、收入最大化」的要求。那麽，什麽才是經濟學的智慧呢？那就是放棄大量生產所運用的超級技術，而采用和運用中級技術、人性化的技術、自助式和民主式技術，低消耗、低投資、非暴力、充分利用人民聰明的大腦和靈巧的雙手的技術：「智慧能讓科技享有機性、溫和、非暴力、悠閑及美麗方向重新進發……我們需要的方法和設備是：

　　——夠便宜，每人都能確實掌握。

　　——適合於小規模的應用。

　　——能與人類對創意的需求相吻合。」

　　——可幫助男女從雇主那裏獨立出來而成為自身的雇工，成為自我管理的、合作的以及替當地市場而工作的團體的一員。

　　——能帶來政治和經濟權力以及人口的逐步分散。

　　——能給更多平民帶來更具人性的生活，一種真實的自我管理式民主，一種擺脫大規模消費和廣告媒介的自由。最終的消費是簡樸的，即以相對的低消耗率產生高度的滿足感，使人們得以生活得沒有壓力和緊張。

　　中間技術也可以叫做一百磅技術，介於原始的一磅技術和發達國家的千磅技術之間；它們可以開辟大量的工作場所。如果不在發展中國家大量發展中間技術和中小企業，必將形成貧富、城鄉兩極分化的「二元經濟體系」。

　　有限增長模型或中間技術模型比零度增長模型要樂觀一些，但要求人類放棄富有效率的高科技、大生產以及尋找能夠使人類永續成長的可再生能源的努力，不僅是不必要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只要人類的智慧和製度能夠控製高科技和大生產，它們仍然是能夠使人類擺脫匱乏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小規模生產和中間技術也難以為社會問題的解決提供堅實的基礎，而且也很難找到實施這一模型的社會力量，也很難避免從中產生新的集中和壟斷。

　　3、可持續發展模型

　　20世紀80年代初，聯合國成立了以挪威首相布倫特蘭夫人為主席的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ECD)，以製訂長期的環境對策，幫助國際社會確立更加有效地解決環境問題的途徑和方法。經過3年多的深入研究和充分論證，該委員會於1987 年向聯合國大會提交了經過充分論證的研究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將註意力集中於人口、糧食、物種遺傳、資源、能源、工業和人類居住等方面，在系統探討了人類面臨的一系列重大經濟、社會和環境問題之後，正式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模式：「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後代滿足其需求的發展」，這個定義表達了兩個基本觀點：一是人類要發展，尤其是窮人要發展；二是發展有限度，不能危及後代人的發展。

　　與前兩種模型相比，可持續發展模型的優點是，把人們從單純考慮環境保護的角度引導到環境保護與人類發展相結合，而不是把兩者對立起來。能夠把兩方面結合起來的關鍵條件是，能源使用可在兩方面獲得新生，一方面是可以提高傳統能源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是在不遠的將來，可以使用以太陽能為基礎的可再生能源。美國能源部研究表明，在未來的40年裏，美國可從太陽、風、水、地熱、生物中獲取現在使用的能量總量的57%—70%，至少可以使該國現在使用的能源節約一半，這意味著將來完全使用可再生能源是可行的。雖然資源需求還會不斷增加，但人類可以通過經濟、政治、科技、文化、教育製度的改革全面改善資源的使用方式、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可以建立以循環經濟為主體的能源體系，以生物方式取代物理方式。資源的循環利用，可以為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打下可靠的基礎，使資源供給的增長能夠滿足人類需求的增長。

　　可持續發展模型的最新發展是低碳經濟模式。「低碳經濟」最早見諸於政府文件是在2003年的英國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作為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先驅和資源並不豐富的島國，英國充分意識到了能源安全和氣候變化的威脅，它正從自給自足的能源供應走向主要依靠進口的時代，按目前的消費模式，預計2020年英國80%的能源都必須進口。2007年7月,美國參議院提出了《低碳經濟法案》,表明低碳經濟的發展道路有望成為美國未來的重要戰略選擇。2007年9月8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15次領導人會議上，明確主張發展低碳經濟。

　　所謂低碳經濟，是指在可持續發展理念指導下，通過技術創新、製度創新、產業轉型、新能源開發等多種手段，盡可能地減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達到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雙贏的一種經濟發展形態。低碳經濟是以低能耗、低汙染、低排放為基礎的經濟模式，是人類社會繼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之後的又一次重大進步。低碳經濟實質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潔能源開發、追求綠色GDP的問題，核心是能源技術和減排技術創新、產業結構和製度創新以及人類生存發展觀念的根本性轉變。

　　低碳經濟提出的大背景，是全球氣候變暖對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嚴峻挑戰。隨著全球人口和經濟規模的不斷增長，能源使用帶來的環境問題及其誘因不斷地為人們所認識，不止是煙霧、光化學煙霧和酸雨等的危害，大氣中二氧化碳（CO2）濃度升高帶來的全球氣候變化也已被確認為不爭的事實。在此背景下，「低碳足跡」、「低碳經濟」、「低碳技術」、「低碳發展」、「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社會」、「低碳城市」、「低碳世界」等一系列新概念、新政策應運而生。而能源與經濟以至價值觀實行大變革的結果，可能將為逐步邁向生態文明走出一條新路，即：擯棄20世紀的傳統增長模式，直接應用新世紀的創新技術與創新機製，通過低碳經濟模式與低碳生活方式，實現社會可持續發展。

　　4、各種發展模型的有機整合

　　本文認為可持續發展模型是介於馬克思的無限發展模型與零增長模型和有限增長模型、樂觀主義與悲觀主義之間的比較合理的模型。這是一種主要依賴於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和利用的、綠色/低碳/環保的、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循環經濟和生態文明。從本文基本思路出發，可對這一模型提出如下梳理：

　　（1）可持續發展既要盡最大努力去突破資源和人性瓶頸、實現人類的永續成長，又要為無法或暫時難以突破瓶頸製約時避免人類災難做好充分的準備。後工業文明不是回復到前工業文明人與自然的原初統一狀態，而是要在繼承工業文明的合理內核的基礎上達到人與自然的更高統一，其中最為關鍵的是要繼續發展科學技術和大生產，以高生產率和規模經濟優勢解決物質資料的生產問題，但與此同時，不能等到物質財富充分湧流時再去轉換人的需求結構和人格結構，而是要在物質需要適度合理滿足的基礎上積極主動地提升人的需求層次和人格層次，把建立在「物質人」、「經濟人」、「消費者」、「自然征服者」基礎上的經濟模式轉變為建立在「文化人」、「社會人」、「創造者」、「自我實現者」基礎上的經濟模式。

　　（2）關鍵在於在全人類範圍內實現價值觀的轉換以及相應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轉換。面對人類所面臨的危機，需要人類從根本上反思和重新確立經濟增長和物質資料生產的目的——不是為了得到更多、更好、更高級、更奢侈的消費品以無限地滿足日益膨脹的物質欲望，而是為了給人類的健康、安全、幸福和自由全面發展提供一個物質基礎。怎麽界定「物質需要的適度合理的滿足」？以身體健康為唯一標準，依此標準獲取必要的食物、衣服、住宅、交通工具等生活必需品。一個人擁有好幾套豪宅、好幾輛豪華轎車、好多昂貴的衣服和首飾，吃頓飯花費成千上萬元，住一夜賓館花費成千上萬元，洗浴按摩一次花費成千上萬元……所有這些，都遠遠超出了正常的自然需要，都是一種病態的、無聊的、不道德的、有罪的消費方式和生活方式，而現行經濟體系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這種高消費—高投資—高收入—高消費……的惡性循環過程，並且激勵那些還沒有進入這個過程的人進入這個過程。一種荒謬的經濟學觀點認為，如果沒有對高檔和奢侈消費品的追求，經濟發展就會失去動力，而現在被認為是高檔和奢侈消費品的東西，將來會成為人們的生活必需品……這是一種不負責任和喪失良知的經濟學!這種觀點閉著眼睛看不見，把有限的資源用於解決急迫的民生問題會在更大程度上擴大內需或市場需求，即算民生問題得到了解決，或人類的基本需求得到了滿足，人類也可以並且應該把剩余資源和剩余財富用於人類的高層次需求的滿足上，而不可、不該浪費在物質需求的無度滿足上。人類完全可以做到在低碳、綠色環保、健康的物質生活的基礎上，把工作和生活的重心轉移到不必消耗太多能源、物質資源的精神文化需要的滿足上去。事實上，很多人已經做到了這一點，有什麽理由認為其他人就一定做不到呢？

　　（3）一個社會的產業或經濟結構應當這樣來安排：

　　——製造業，主要從事生產資料、耐用消費品、基本消費品等物質資料的生產，采用高科技和大規模生產方式，提供標準化、批量化、大眾化、高質量低能耗、高性能低價格的產品，控製乃至禁止昂貴奢侈品的生產。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發展要達到這樣的高度，以致為數不多但由公眾廣泛持股的大企業就可以完成製造業的任務。這些企業仍然應當獲取一定的利潤，以鼓勵投資並進行擴大再生產，但不再以股東利潤最大化為最高目標，而是要以股東、員工、社區、消費者等利害相關者乃至整個社會的共同利益為最高目標，為此，它們必須接受政府的宏觀調控和全社會的監督。

　　——文化產業，或者叫做精神生產，馬克思稱之為「人本身的生產」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這是一個把傳統的「經濟」領域和「文化」領域融為一體的新興產業，大量物質產品和服務的生產者將要轉入這一產業，成為精神產品或文化產品的生產者和創造者，包括自然科學研究、社會科學研究、哲學、宗教、藝術、教育、體育等精神和文化生產部門。一般來說，文化產業不適合於標準化、批量化、規模化、大眾化生產方式和大企業組織形式，而是由各式各樣的中小型合作團隊來進行生產，可以采用合夥製、合作製、股份合作製、股份製等種種組織形式。它們提供的產品仍然是必須參與文化市場交易的商品，既可以價格和貨幣為中介進行交換，也可以實行活動與活動、產品與產品的直接交換。精神文化生產具有三大特點：第一，由於其產品是將豐厚的精神文化內容附著於簡單的物質載體之上，因此只需消耗很少的物質資源，不會造成大量的能源消耗和環境汙染；第二，這種生產作為自由自覺的創造性活動，作為人類潛能和天賦的發揮，本身就是目的，本身就能夠提供高度的滿足、快樂和幸福，因此必然不會以追逐利潤為主要目標；第三，由於人們的素質和精神文化需要的普遍提高，對這類產品的市場需要會很旺盛，因此生產者也能夠獲得一定的利潤，用於滿足他們基本的物質需要並用於精神文化的可持續生產或擴大再生產所需要的追加投資。

　　——服務業，主要為物質生產、精神生產、日常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提供服務，包括商業、金融、通訊、信息、餐飲、住宿、醫療、衛生、保健、旅遊、娛樂等方面的服務。其中適合於大規模標準化運營的服務也可仿照製造業采取大企業的形式，但大量服務將會采取中小企業的形式，並像文化產業一樣采取合夥製、合作製、股份合作製、股份製等組織形式。

　　各產業之間和產業內部，實行由政府宏觀調控和計劃指導的市場經濟。這是由勞動與社會分工將更加細密因而交換將更加全面、個人選擇和發展將更加自由和多樣化、精神生產將更具有自主性和創造性所決定的，不可能由大一統的中央計劃和集權經濟取代市場經濟。貨幣和價格仍然是主要的經濟調節和核算手段，正如米德所堅持的：「貨幣和價格機製毫無疑問應該屬於人類最偉大的社會發明之列。恰當地運用價格機製，它就應該能夠給每個人下一道具有普遍意義的命令，使每個人都公平地分享社會資源中的一個份額；它能夠讓每個人自主地決定（在個人選擇確屬恰當的時候）他將以什麽方式執行這個命令；在每個生產者和商人（在技術條件許可的情況下）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性，按照最經濟的方式，生產出市場上最需要的產品，在最需要的市場上出售。簡而言之，只要恰當地運用貨幣和價格製度，就能夠在社會事務中把自由、效率和公平結合在一起。」（4）在產權製度上實現馬克思所說的「社會個人所有製」或米德所說的「財產占有的民主國家」。雖然馬克思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傾向於社會所有或國家所有，但他說的在協作和對土地等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製（社會個人所有製）的偉大構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卻是完全可以實現的：土地和部分生產資料公有，由一個民主的政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進行有效的控製和運營，主要用於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其余絕大部分生產資料實行個人所有和個人聯合所有，主要用於保障個人的自我實現和自由全面發展。

傑瑞米柯賓

　　（5）就業觀念和就業形式的大變革。在現行經濟體系中，所謂就業，是指進行投資經營活動或雇傭別人進行生產，或者受人雇傭從事生產活動，前者得到利潤，後者得到工資，一旦你不再雇傭別人或受人雇傭，你就失業了，前者變成坐吃老本的閑人，後者變成領取失業救濟的貧民，由此帶來許多嚴重的社會問題和心理問題。所以就業、失業成為困擾現代經濟和現代社會的大問題。按傳統經濟的邏輯，將來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發展還會把大量勞動者排除在勞動市場之外，他們就不可避免地會成為失業者，或者只能把就業時間壓縮到一天工作一、兩個小時以安排更多的人就業。但是，如果所謂就業或工作僅僅是指為社會提供有價值、有意義的貢獻，不管這種貢獻是物質產品和初級服務，還是精神產品和高級服務，不管是以雇傭別人或受人雇傭的方式提供，還是以自主獨立的方式提供，那麽，就業的範圍就會大大拓展，就業的形式就會無限多樣。我國學者林春設想出一種在社會保障公民最低收入基礎上的以參與代替傳統就業的新的就業模式：

　　——參與覆蓋一切直接和間接的「社會必要勞動」以及一切社會承認的、最寬泛意義上的工作，包括藝術創作和其他有益的精神活動。通過參與，人們作為個人和集體的一員進入合作和交換的領域。合格的參與者身份換來他人和社會的尊重及回報。參與由此成為取得人性內在需要的社會認同的唯一途徑。

　　——從終日勞作中因技術和社會的進步而解放出來的人們將有更多的閑暇發展各自的興趣才能，更多的時間彼此照顧，從而形成一種「關懷經濟」（caring economy）或「共享經濟」（solidarity economy），它建立在自治合作、社區網絡、義務勞動和多種形式的換工（通常無須貨幣做中介）的基礎之上。

　　——熟悉的工作之外，包括家務（由兩性分擔，與公共參與和非家務角色相結合）和非正式、季節性、臨時性和隨意性工作，靈活時間，自由職業，自我「雇傭」，誌願義工，互助公益，社團聯絡，以及任何其他公認有價值的「幹活」形式。

　　——每個人以公民參與身份獲得一份社會收入（social wage）或基本生活費,包括義務教育和一般的防疫治病費用。在此基礎上，人們根據願望和機會參與正式或非正式、有（固定）工資或無工資、訂長期合同或不簽約的各種工作/活動，憑貢獻而可得到生活費以外不同形式和數量的其他收入。大致等額的公民收入一方面使最低水平上的經濟平等得到製度保障，另一方面又非但不限製、反而創造個性選擇、良性競爭的條件，從而根本性地消除了就業、無業、失業、待業、半就/失業、靈活從業等地位的差別。

　　詹姆斯·米德的「財產占有的民主國家」，也是按照這樣一條思路來解決困擾西方發達國家的就業和失業問題的：「這樣一個社會的基本特征是，勞動更加變成了一件完全是個人選擇的事情。笨重危險的艱苦工作，不得不支付特別高的工資，以便吸引勞動者，有些人情願去做這些工作，目的是為了明顯地增加自己的收入。在另一個極端，有些人立誌獻身於非商業性的活動，他們也能如願以償，只要他們願意降低自己的生活標準，當然他們也不至於在閣樓裏忍饑挨餓。最重要的是，一些勞動密集型的服務（與舊式的國內服務不同）將會繁榮起來，有人願意為另外一些處於相同收入水平和社會地位的人們提供這些服務、演戲、跳芭蕾舞、繪畫、寫作、體育運動，以及所有這類被亞當·斯密稱為『非生產性』的活動，都會在半職業、半業余的基礎上興旺起來，提供這類服務的人，也不會在墮落為巨富保護人的貧窮的諂媚者了。」需要明確指出的是，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在取代資本主義的更高歷史階段，科學、藝術等精神創造活動不僅是而且是更高意義上的「生產性活動」——人本身的生產；按照我們的理解，還需要補充的是，這類活動通過其產品的出售也能夠獲得相應的物質的或經濟的報酬。

　　勞動者積極揚棄異化勞動的路徑和方法

　　不管是馬克思所設想的突破資源和人性瓶頸條件下徹底揚棄異化和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理想模型，還是在資源和人性瓶頸無法突破條件下的替代模型，都要求人們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忍受一定程度的乃至嚴重的異化，在這種情況下，勞動者當然不能夠被動地等待那美好的明天的到來，而應該盡其所能主動地、積極地、一點一點地消除異化和一步一步地自己的發展。

　　針對那種畢起功於一役、一舉鏟除異化並實現人類的徹底解放的想法，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異化勞動仍然是一種勞動，仍然包含著對象化、部分回歸和一定程度的自我實現，仍然不能說是一種完全非人的活動因而只能通過整體的社會革命徹底消滅之。在私有製和市場經濟不可跳躍和跨越的歷史條件下，異化勞動的揚棄或勞動的解放，只能通過量變和部分質變的積累，即通過不斷地增加勞動的肯定性、自我實現性程度和因素與不斷減少其否定性、異化程度和因素，一步一步地實現。社會革命是一種最後的選擇，鑒於社會革命一般都要付出高昂的代價並帶有嚴重的後遺癥，因此，只要有和平地、建設性地解決社會矛盾的可能性，只要改革和改良能夠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就不能訴諸於社會革命；只有在改革和改良的一切可能性都已經喪失殆盡的時候，才能進行社會革命。正因為如此，作為弱勢群體的勞動者，要在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和法治」的框架內提升自己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地位，就必須極大地強化其勞動生產力、投資經營能力、管理能力、討價還價能力、自組織能力、集體談判能力、政治參與和對話能力與精神創造能力。

　　一、強化勞動生產力

　　勞動者經濟、政治、社會地位的提高，首先取決於其勞動生產力的提高，而勞動生產力主要表現為特殊的、專有的生產知識、技術、技能和經驗，以及基於個體生產力之上的團隊協作能力。分工對於勞動者是一把雙刃劍，在一定歷史條件下限製勞動者的發展，使之在很長歷史時期都只能成為擁有體力和粗淺知識、技術、技能、經驗的簡單勞動者，但隨著分工的高度發展，生產過程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分工也給勞動者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歷史機遇，使勞動者能夠專註於發展某種特有的、高知識技術含量的生產力，成為復雜勞動者和主要的生產要素。與此同時，分工越細密，協作的重要性也越來越突出，這也給勞動者的團隊合作能力的發展提供了機會。勞動者這兩方面的生產力的發展使得企業不得不把勞動者看作重要的、具有極高經濟價值的資源和生產要素。在分工不可超越的經濟必然性面前，勞動者最明智的選擇，不是否定和逃避分工，而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條件發展和提高自己生產力的質量、水平和專用性。事實表明，現代化大生產要求大批高素質的技術工人，他們也能憑借自己的技術獲得較高的收入。與其讓自己消極被動地充當機器的附庸，不如通過幹中學（nerning by doing）、在職培訓和業余學習，不斷提高自己的勞動素質和技術水平。這是完全可以由勞動者本人自主控製的，也可以說是一種自我實現。

　　客觀地說，我國大多數普通勞動者還沒有成為先進生產力。媒體一方面高調肯定工人階級是先進的、最先進的生產力，另一方面卻無法解釋幾十年來工人階級的經濟政治地位不斷滑落的事實。勞動者不要被一些意識形態層面的奉承之詞弄得暈頭轉向，不如老實承認自己在生產力和勞動生產率方面相對外國工人和本國科學技術人員的差距，這樣才能奮力縮小這個差距。生產力是硬道理，而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勞動者只有掌握這一生產力，才能真正提高自己在與其他生產要素在市場競爭中的實力，才能真正提高自己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地位。

　　二、強化投資經營能力和管理能力

　　勞動者不能把自己終生定位於單純的勞動者的位置，還應該像資本家和企業家一樣成為投資者和經營者，成為一個準資本家和準企業家。首先，在工資較高的情況下，勞動者應該並且可以把一部分收入積累起來轉化為資本，投資於本企業、投資於股票市場、投資於其他資本市場；其次，勞動者應該並且可以把自己作為投資對象，即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把自己的知識、技術、技能和經驗作為有增值能力的資產進行追加投資，使之達到更高的水平並產生更高的回報。第三，勞動者要培養、訓練和提高自己參與企業管理的能力。總之，勞動者應該像企業家一樣發現自己所擁有的資源、資產的相對優勢，尋找最好的市場機會，進行有效的經營管理，使之獲得最高的回報，而不能僅僅滿足於獲得一份固定工資。在條件成熟的時候，勞動者應該勇於自主創業，或聯合創業，成為獨立的或聯合的企業主。事實上，歷史上許許多多的大資本家都是通過白手創業而獲得成功的。應該說，越來越多的人成為股東或資本所有者或經營管理者，會有力地限製資本壟斷化的趨勢，會有力地促進資本和財富的普遍化、社會化、平等化，會有力地推動經濟製度朝公平合理的方向發展，這對於勞動者自己和整個社會都是一件好事。

　　勞動與產權、勞動與資本、勞動與管理，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曾經處於分離和對抗的狀態，但這並不等於說必然永久處於這種狀態。一舉消滅私有製和資本主義是不切實際的，大一統的公有製和覆蓋全國的社會主義實驗也沒有取得成功，最為切實可行的是一步一步地滲透到產權、資本和管理領域之中去，從而使每一個勞動者也能夠分享產權和資本並參與管理。這是勞動者經濟地位的一種真正的提高。

　　三、強化討價還價能力、自組織能力和集體談判能力

      勞動者僅僅擁有某種先進生產力和人力資源是不夠的，要善於在市場經濟中尤其在與企業建立合約過程中為自己的資源獲得一個公平合理的價格。通常，擁有較高生產力的勞動者也就擁有較大的「本錢」或話語權，而只擁有簡單勞動力的勞動者很容易處於權利失衡、失去話語權的地位。不管是哪一種情況，在資本雇傭勞動的總體格局中，一對一的談判總是不利於勞動者的，因此，作為一種權利救濟機製，工會（Trade Union）或勞動者聯盟（Labour Union）就是不可缺少的，因為只有工會才能把分散的勞動者組織起來，以集體的力量與資方進行集體談判，從而改變資本與勞動之間的力量對比關系，改變資本與勞動權利嚴重失衡和傾斜的狀態。為此，勞動者是否具有自組織意識以及相應的自組織能力就顯得至關重要。這裏會出現一個基本矛盾，那就是勞動者個人追求收入最大化和穩定就業的合理要求與勞動者組織對勞動者個人之間的競爭的合理控製之間的矛盾，如何解決這一矛盾，既是勞動者個人也是勞動者組織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

　　今天，中國的勞動者在很大程度上還處在自發、分散、無序的狀態之中，這使得他們不能以集體的力量抗衡資本霸權和工廠專製，血汗工廠、超經濟剝削、勞資分配極度不平等等種種現象觸目驚心。勞動者只有組織起來依法維權，只有通過強有力的集體談判，才能真正遏製資本的無度擴張和剝削。

      四、強化政治參與和對話能力

　　勞動者不僅應該在企業或工作場所、產業層面有效地組織起來，還應該在整個階級層面和全國範圍內組織起來，這已經超出經濟領域或市民社會的範圍，而進入了政治領域或國家權力的範圍。通常，在現代民主政治製度下，勞動者及其工會組織可以與已有的左翼政黨或社會主義政黨結成聯盟，或者在工會聯合的基礎上直接產生左派政黨或社會主義政黨，這樣，勞動者及其工會就能夠通過這些政黨，把自己的利益、願望、要求、主張帶進國家政治生活層面，或者有力地影響國家立法，或者有效地監督行政和司法。根據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一種合理而有效的戰略聯盟是，勞動者和工會成為左翼政黨或社會主義政黨的選舉基礎，而左翼政黨或社會主義政黨成為勞動者和工會的政治代表。事實證明，這種聯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和社會製度，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宏觀層面的國有化和社會保障與微觀層面的集體談判和工人參與管理等製度和機製的建立，從而大大提高了勞動者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地位。

　　五、強化文化素質和精神創造能力

　　這常常是被勞動者和社會各界所忽視的方面，因為大家都把註意力直接集中到勞動者的經濟、政治、社會方面的權利、地位的改善上了。其實，勞動者文化素質和精神創造能力的提高有關勞動者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值得引起勞動者和工會的高度重視。首先，如果勞動者文化素質低下、精神創造能力薄弱，即使法律賦予他們較高的經濟、政治、社會地位，或者即使勞動者通過革命奪取了政權並建立了公有製經濟製度和人民民主政治製度，他們最終也會因為沒有足夠的知識和能力管理經濟、政治和社會事務而重新跌回過去低下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地位。其次，勞動者較高的文化素質和精神創造能力，一部分可以轉化為勞動生產力，一部分可以轉化為投資、經營、管理能力，一部分可以轉化為自組織和集體行動能力，一部分可以轉化為政治參與和對話能力，這樣就能夠全面提高勞動者的經濟、政治、社會生活素質，使他們不僅有資格提出更高的權利要求，而且能夠勝任更重要的經濟、政治和社會職能。還有一點值得指出的是，勞動者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質和精神創造能力，初看起來好像是一件極為困難的事情，以致很多人強調，只有在具備足夠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條件後才能夠做好這件事，但實際上，這件事成功與否主要取決於主觀的努力，任何一個人，只要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並擁有一定的自由時間，都能夠自學成才，都能夠發展一方面或幾方面的興趣、愛好、潛能和天賦，只要持之以恒，必有所成，而這些最初顯得無用的知識或技能，一旦遇到適當的機會，就會發揮其作用，並改變自己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地位。

　　六、與其他社會成員一起致力於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轉變

      勞動者應該成為全球價值觀和生活方式革命的強有力的推動者，成為可持續發展模式的強有力的支持者和實踐者，而不能亦步亦趨地去模仿和追趕資產階級和特權階級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成為經濟主義、經濟人模型、高投資高收入高消費模型的炮灰和犧牲品——在這種模型下，勞動者只能得到某些殘羹剩炙而已。勞動者的確應該強化其勞動生產力、投資經營能力、管理能力、討價還價能力、自組織能力、集體談判能力、政治參與和對話能力與精神創造能力，但這並不是說每個勞動者也要成為億萬富翁和暴殄天物的高消費者，而是說，只有這樣勞動者才能獲得公平的經濟權利和經濟利益，並在此基礎上獲得真實的政治權利、社會權利和精神文化權利，一旦全面擁有了這些權利，在憲政、民主和法製的製度條件下，勞動者就可以合乎邏輯地把自己的價值觀、人生觀、道德觀、經濟觀變成主流文化和公共輿論，甚至變成國家的法律和政策，強有力地製約、限製和改造那些掌握巨額財富和特權的階級和階層。千百年來，勞動者身上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美德，如勤勞、節儉、樸素、真誠、互助、合作、尊重自然、愛護後代等等，全都可以成為人類可持續發展模型和道路的精神資源和道德資源。勞動者因而會成為避免人類災難、保持人類永續成長的主要依靠力量，為人類的存在和發展做出比以前更大的貢獻。

　　《國際歌》唱得好：「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馬克思恩格斯也反復指出，工人階級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在19世紀，他們能夠找到的解放道路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正是因為19世界工人階級的英勇奮鬥，迫使資產階級做出了讓步，從而開辟了工人階級解放的更廣闊的道路和空間，以及更和平的方式。不管走什麽道路，采用什麽方式，消滅異化勞動實現勞動解放的目標是堅定不移的，而實現這一目標的主體力量只能是勞動者自己。

远航一号

王江松可不是什么左派人士，是标准的自由派，充其量算自由派中的改良主义者，仇恨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

傑瑞米柯賓

远航一号 发表于 2021-10-29 21:52
王江松可不是什么左派人士，是标准的自由派，充其量算自由派中的改良主义者，仇恨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 ...

我覺得他是認同民主社會主義的改良主義左派，至少他比特色黨的支持者好太多了，鄧右與保皇派毛左基本上不會深入思考解放工人階級的制度設計。

马列托主义者

傑瑞米柯賓 发表于 2021-10-30 12:26
我覺得他是認同民主社會主義的改良主義左派，至少他比特色黨的支持者好太多了，鄧右與保皇派毛左基本上不 ...

其实我不是太了解他，我估计他属于社会民主主义者

马列托主义者

在特色中国，毛左和特色具有一定的亲源性，毛左提出来的要求相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可能更加反动。如果毛左在肯定社会民主主义的反法西斯的要求的同时要求进一步推翻资本主义，那么他们是进步的，而可惜他们在推翻资本主义的名义下反社会民主主义的反法西斯要求，客观上帮助了特色法西斯妨碍了资本主义的推翻，这里我提到的毛左还算真的要求推翻资本主义的人，换言之在1949年前毛的很多主张是接受社会民主主义的，比如提出美国民主实践，提出联合政府（能不能做到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是反蒋介石法西斯独裁的。而毛的现在的不肖徒子徒孙领会不了这一点，他们一直在帮助特色法西斯打压自由派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就是说如果再1949年后毛时代，他们对待自由派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态度还算进步，而在特色下，他们对待自由派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态度就是反动的。

真红ReinerRubin

马列托主义者 发表于 2021-10-30 13:42
在特色中国，毛左和特色具有一定的亲源性，毛左提出来的要求相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可能更加反动。如果 ...

社会民主主义也分左右的，左翼的社民是我们毛派团结的对象，而右翼的则是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