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

马列托主义者

人与自然
马克思解释说，一切社会最基本的特征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不是某种抽象的理想，而是对这样一个事实的完全实际的认识：为了人类能够生存，我们总是需要来自我们周围世界的资源。

我们与自然界的关系是通过我们在社会上进行的劳动来调节的。通过这个过程，我们才能提取资源并找到食物和住所的来源。尽管许多现代的考古学家都对此感到尴尬，但情况一直都是如此，即人类不得不劳动才能生存。正如马克思所解释的那样：

“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是人类的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自然必然性”。[2]

但是，尽管我们劳动的事实在整个历史上都没有发生改变，但我们的劳动方式以及我们努力去满足的需求或期望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数百万年来，人类发展了工具和技术以更好地实现其目标。但是，满足我们最基本需求的生产资料的发展实际上必然会导致新的需求、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生活方式的产生。这种持续的相互作用为我们决定了很多事情——我们是搬家还是呆在一个地方，是全年工作还是季节性工作——这甚至影响到了我们的生理机能和演变方向。因此，在各种意义上，我们通过改变我们的环境来改变我们自己。这是所有人类进步的基础。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讲中所总结的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基本原则：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类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产资料的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程度，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于那样做得相反。[3]

一把奥杜威切割石器
一把奥杜威切割石器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卷中写道：“劳动资料的使用和制造，虽然就其萌芽状态来说已为某几种动物所固有，但这毕竟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4]只要现代人类还在这个星球上，甚至是更早一点的人，就都可以从考古学上观察到这一点。我们最早的一些古人类祖先，能人(Homo habilis)和直立人(Homo ergaster)，制作了石器。在坦桑尼亚的奥杜威峡谷(Olduvai Gorge)发现的奥杜威(Oldowan)的复杂工具甚至可以追溯到 260 万年前。在整个旧石器时代（大约公元前 10,000 年左右），我们看到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复杂工具的出现——阿舍利(Achulean)、穆斯特(Mousterian)、查特尔佩罗(Chattelperronian)等。我们甚至可以去追溯这些工具产生周围的意识的发展与复杂的思想。一般来说，每一种复杂工具都更加匀称，同时也需要拥有比上一代更多的前瞻性的规划，以推动现代人类智慧发展达到新的高度。

这是对唯物主义方法的进一步证实，即使是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考古学家也被迫根据每个时代盛行的物质文化来对过去进行划分。我们谈论旧石器时代（古希腊语中的“旧石”）、新石器时代（“新石”）、以及青铜时代等并非没有道理。这些证明皆是参考于被用于制作工具的，取决于当时的生产物质之下的。也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指出的那样：

“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种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么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5]

这个简单但革命性的想法绝不是整个学术机构所能够去接受的。事实上，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原则在大学教师中遇到了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客厅中所遇到的同样的恐惧和愤慨。

结果便是，现代学术界在对社会的理解上甚至远远落后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承认，他们的闲暇时间是有物质基础的。正如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一书中所写的那样，理论艺术是在人们有大量闲暇时间的地方发展起来的。“因此，数学科学起源于埃及附近，是因为在那里的祭司阶层是被允许有闲暇时间的。”[6]这必然以劳动生产率的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前提，随之而来的则是社会结构本身的重组。而我们现在正要转向这一发展的早期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