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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当英国、欧盟、加拿大和美国因中国对待新疆维吾尔人的问题宣布制裁中国官员时，中国网民呼吁抵制H&M、耐克、阿迪达斯、巴宝莉等一众西方时尚品牌。4月，我的一个老熟人，一位居住在江苏省的工程师，在他的朋友圈里发文，表达了他对人们持续购买这些品牌产品的失望之情。他得到了几个有类似想法的人支持，随后他们成立了一个微信群，设计了几张主张抵制品牌的传单，并计划于劳动节在一家大型百货公司门口分发这些传单。 5月，他更新了自己的朋友圈，说他接到了一位本地警察客气的来电，警告他在公共场所集会可能是非法的，会被视为“寻衅滋事”——这是一个经常用以拘留活动人士的刑事指控。他私底下告诉我，他感到既震惊又害怕，觉得自己的爱国行为被误解了。 中国政府经常支持民族主义的话语，甚至努力鼓动它——但当它得不到准许时，爱国者面临着陷入一个不断强化的审查制度的风险，这一制度伴随着一大批举报帖子的网上告密者。 例如，2019年，时任休斯顿火箭篮球队总经理莫雷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图片，上面写着“为自由而战。支持香港”。随后在豆瓣，一个小组呼吁在中国抵制NBA。一个讨论帖子显示，在那年10月上海梅赛德斯-奔驰体育馆举行洛杉矶湖人队和布鲁克林篮网队的比赛前，“人们捐了一些钱并在淘宝上购买了横幅，计划将这些横幅发放给场内的观众以抵制NBA。不过，计划前往该场馆的人被警方传唤了”。 受到打击的不只是满怀抱负的民族主义者。在过去两年里，中国的审查制度变得越来越严格，无论是在本职工作还是在私人领域。国家新闻出版署在1月通过并实施了新的规定，要求审视中国记者于社交媒体发布的内容，作为新闻记者证年度核验工作的一部分。2月，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了新的指导方针，要求艺人“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网民们会自发地检查名人是否在微博上分享了由官方账号撰写的爱国主义帖子。 许多十年前基本无害的言论如今岌岌可危。学者、湖南都市职业学院党委副书记刘耘在微博上公开表示，“过去，批评只针对公共知识分子，现在这把火终于烧到了所有人身上。”在中国一家国有媒体工作的高级编辑王（音）对此表示同意。她告诉我，许多她认为并不涉及敏感政治话题的文章最终被领导层撤下，新闻工作已经越来越难做了。 一位为网络媒体工作的记者告诉我，5月份她前往成都调查49中一名学生的死亡事件。当人们聚集在学校门口，对该学生的逝去表示哀悼时，她也在场，并被一张广泛流传的照片摄下。网民称她和其他出现在该照片上的人是“境外敌对势力”——这是共产党用来将问题归咎于假想的外部肇事者的术语——不同意这种观点的人被噤声了。 虽然专业从业人员和爱国者可能会遇到麻烦，但像女性、性少数社群成员和残障人士这样的边缘化群体更容易受到伤害。 今年3月31日，女权主义者肖美丽的微博账号被新浪封禁。在被炸号前，她受到了网民的辱骂和骚扰，并因支持2014年的雨伞运动被贴上“港独”的标签。许多女权主义者的账号被噤声。 负责组织线上和线下活动的律师和女权主义者梁小门是失去微博账号的人之一。她告诉我，在她收到的一连串威胁和辱骂中，有人威胁要找出她父母的住处，把网络暴力带进线下，还有人威胁要给国家安全部打电话举报她。当她的账户被封禁时，她从未有机会申诉或提供额外的证据，新浪的首席执行官则公开表示她发布了“违法有害的信息”，而那些辱骂她的博主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现在可以讨论的社会话题越来越少，”梁小门说，“爱国主义已经成为人们唯一可以支持的话题。当（举报者）利用爱国主义讨伐他人时，他们感到很有力量。” 审查机制也在严厉打击性少数团体。中国多间大学性少数社团开设的微信公众号在7月6日晚间被集体封禁，事前没有收到任何警告。它们已经成为“未命名公众号”，这相当于404通知。 微信公众号恰帕斯东风电台在一篇文章中认为，“这种清理行动无异于对中国性少数群体又一次赤裸裸的歧视和迫害”。这篇文章下的许多评论回应称，这些公众号很可能被敌对的“外国势力”利用。很快，恰帕斯东风电台成为众多消失的“未命名公众号”之一。 几十年来，审查制度一直是中国生活中一个恒常的组成部分——但在习的统治下，审查的强度急剧增加。一度可被接受的话题，在数月或数年的时间里就变得很危险。例如，在性少数的议题上，就在三年前即2018年，国营媒体《人民日报》的官方微博账户发文：“性倾向不止一种，不管是同性恋还是双性恋都属正常，绝不是疾病。 部分原因在于，审查机制本身需要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中国的体制是按照配额来运行的，对审查员来说，这意味着必须移除一定数量的帖子或屏蔽一定数量的账号。当人们过于害怕而不敢发布具有实质意义的威胁性或异议性的内容时，审查员不得不将较为温和的帖子界定为不可接受的内容，以满足其工作量。 但这也受到民间驱动。不断失去的言论自由使一些人感到焦虑，却促使另一些人对此加以利用。一群强势好斗的民族主义者通过攻击那些他们认为不够爱国的人，成为了互联网上有影响力的人。就这样，一些民族主义者开创了成功的事业。 在心理层面，与其质疑中央政府的政策，不如接受这符合中国独特的国情，这样人们能够更好地泰然自处。许多曾经努力使用VPN来“翻墙”的人，现在开始相信，实际上，建立防火墙是在保护中国人免受“外国敌对势力”（即海外媒体）的影响。正如人权观察所指出的，随着中国对言论的控制越来越精明和激进，整整一代人也变得更加民族主义。想象一下推特上最糟糕的“猎巫行动”——但这受到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支持。 举例而言，6月，福州某中学的广播站播放了流行的K-pop组合BTS的歌曲。一些网民向福州市教育局投诉，用许多琐碎的理由批评该流行组合，如一名成员讨论了（韩国）与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共同经历的苦难历史”，这是政治上无法接受的；另一名成员没有遵守交通规则；以及一名成员违反了疫情防控规定。6月25日，福州市教育局宣布，它已要求该中学调查此事，并“立即予以改正”。 名人或乐队的死忠粉丝也在滥用日益强化的审查制度。互联网上的粉丝团体会找到那些批评他们所喜爱的明星的评论，然后一窝蜂地向当局举报这些评论。他们的举报使用了审查员所偏好的表达，指出批评者“使用极端主观的判断挑起和煽动敌对情绪”，“破坏安全的网络环境，对网络社会造成伤害”。这是一种经常成功的策略。 1966年，当领袖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人们互相告发对方批评毛泽东。孩子抨击他们的父母，妻子背叛他们的丈夫，而学生批评他们的老师。 中国不一定会回到那个混乱的年代，但互联网上的能量颇为相似，这令人担忧。在今日中国，仍有人冒着巨大的风险争取自由和民主。但对一些人来说，互相举报和伤害是向执政党展现忠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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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2-6 09:5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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