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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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人类的等级制都普遍存在。等级制往往在刚形成时具有较大的弹性，人们也可以在这个等级中找到上升的机会；然而，随着它越来越“成熟”、 “健全”后，也就不可避免的越来越僵化，上面的人们越来越不可能下降，下面的人们越来越不可能上升。当它的弹性逐渐消失时，它的自我改良机能也就消失了，除了顶层的少数人外，它越来越成了大多数人被束缚、压迫的桎梏。
在中国，等级制根深蒂固到可以被归为文化的一部分。被过度强调的、熟透了的等级制与中国漫长的历史有关，它蔓延到我们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深入到每个人的毛孔和骨髓。大家时时使用而不自觉，只有当与外来文化碰撞时，才会偶尔发现它露出的尖角。等级不仅是社会分工的不同，同时在历史的推进中被累加上了种种额外的标签，如人的尊卑、称谓，说话的语气乃至形体语言，影响着每个的心理、思维、语言和行为。
举例来说，官本位是最根本的，官员级别不一样，吃、住、行都有区别,更重要的是领导的指示很重要，官员们对上要媚，对下要欺。官员讲话时，经常要加一个开头语“XX领导指示…”。如果碰到下级反对自己，以前是反党、反对XX领袖的帽子；现在则是反改革开放，反XX理论。其实“XX领导指示”、“反对XXX”到底是怎么回事未必重要，关键是需要这张虎皮来遮掩自己的私货。几千年来，官场文化皮子变了，瓤子还一样。
但官员们的等级思想最严重吗？也不一定，号称思想开放、与世界先进的民主制度与文化接轨的学术界，也有各种级别，学阀普遍存在，学术观点的正确更多地与职称级别、资历高低、是否留洋、名校毕业等相关联，不同的观点经常被没有资格而打压，院士的话则被恭维。这种环境下，出不了真学术大师是自然的，大师、院士们以势压人是符合身份的，文化低的人怀着敬畏的心情仰视大师，乃至奉承也是符合身份的。尽管知识精英最善于表述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但在他们眼里，普通老百姓是没资格和他说话的，连话语权也没有，当然也没有他更有尊严。
普通人是否就没有等级思想呢？其实也一样,学历上，有无文化、小学、初高中、大学、研究生；地域上，则有农村、县城、省城、北京上海,东南西北方，不同省市县；经济上，穷人、中产、富豪等等；学校、班级也有普通、重点，学生父母的综合社会等级也在他们身上有映射。所以有地域歧视，有嘲笑穷人，有限制低素质人口，有论资排辈、嫌贫爱富、彼此攀比、崇洋媚外之类表现；日常用语中，也有“你以为你是谁？”、“你算老几？”、“我和XX长认识”、“XX真农民”等等。大家在一起时，你、我、他都会自觉不自觉地用自己的一套综合等级评定法来评估其它人。在各个因素中，官位的权重自然是最大的。而评估的结果则被有意识无意识地反应在其与不同对象说话的语气和肢体语言上，日用而不自觉，成为了我们这个社会里的一种潜规则。
为什么需要等级制？历代统治者们发现强化这种等级制，对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很有好处，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等级制越来越厉害。古代文人主要的才能就是依附于权贵，揣摩主子的心理，通过为他们设计、宣传、推广等级制，分得一点赏赐。这种传统似乎在饱受先进文化熏陶的现代知识精英中流传了下来，并被发扬光大，而那些“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文人—国外好象叫“独立知识分子”，我们今天大概只能在历史的故纸堆去寻找那屈指可数的几个了。他们比普通老百姓更高明的地方在于：老百姓只能直来直往表达自己的意思，不够“文雅”、没有“理论高度”，而他们却能够引古论今，在里面夹杂着各种花哨的概念、名词，并举着科学、民主的旗号，来捎带自己的私货。说得难听点，就是“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处于等级制中的人，主要的想法就是更上一层楼，典型表现特征是对更高等级的人点头哈腰、“精神下跪”，比自己等级低的人颐指气使，对同等级的人称兄道弟。当然，这些只是外在表现，内心里呢，对比自己等级高的人心里不满也不敢当面表示，心含怨气，然后向比自己等级低的人撒气，所谓等级压迫的按阶传递吧。可以想象，人一出生就生活在这种等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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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会是什么结果？显然会导致人格分裂，会产生大量的奴才，人会只认强权，不认公平。在官僚阶层中，就是瞒上欺下，对所有的政策做符合自己利益的解释和过滤；就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见风使舵，“打着红旗反红旗”。对于等级制中的低层，普通老百姓而言，他们也在这样的文化中被麻痹，主要的想法就是认命并设法升级，如“跳出农门”、“读书当官发财”、“攀上高枝”，有朝一日也进入高等级，成为“人上人”。这种奴性文化不仅使官场和企业里充斥着依附、服从和驯顺，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汉奸为什么特别多的主要原因。
等级制与民主本质是相背离的。民主的本质是什么？是平等及其敢于追求平等的精神，即“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等级制度下，永远只有官僚、顺民，恩赐的民主，哪有什么真正的平等？永远只有权威、专家，哪有创新、冒险？ 许多自称为知识精英，并叫喊别人不民主的人，自己骨子里有真正的平等思想吗？他们充满了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他们所说的民主，不过当自己依附于权贵时，希望主人对自己多分一点羹的民主，而不是那些他认为是“低素质”的愚民都和他一样平等的民主。有些地方声称与国外先进文化接轨的更好，可他们却歧视外地人、穷人，迎合发达国家的“高等级人”、有钱人，叫洋奴文化可能更合适一些。
普通老百姓呢？虽然受得压迫比较多，但也不反对等级制，只是感叹自己的命运不好。正如今天我们很多人愤恨腐败的同时，不也暗藏着对腐败者权力的羡慕吗？所以才有那么多的“前腐后继”。更极端的，有些人一旦脱离了自己的等级，全然忘记了自己曾经遭受的压迫和不公，恨不得从身体里外、祖宗八辈都与以前一个壕沟里的战友离得远远的，他们对自己曾经的阶层进行压迫、嘲弄的手段比它人甚至有过而无不及。没当官的时候，痛骂当官的腐败，等自己当上了，也一样腐败；自己曾经因是农村人、穷人受别人白眼，等自己成了城里人、富人后，也一样歧视农村、外地人、穷人；当学生时受老师压迫，等自己成了老师，比当年的老师压迫学生还厉害。而在反抗压迫的过程中，也很容易接受“流氓无产者”思想，演变为“打、砸、强”。但我们大多数情况下，都把这种现象归结于其个人问题，很少归结于文化问题。
历史上，只要老百姓没有到“造反也死，不造反也死”的地步，是不会反抗的。如果反抗成功的话，由于脱离不开等级文化的束缚，所以很快又走了前朝的老路，如果再有文人们的捧场，更上一层楼也说不准。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人从出生那天起，耳濡目染的就是等级思想，不论是日常生活、平时的言谈还是各种文艺作品，概莫能外。我们已被束缚在这样一个思想框架内生活和思考问题，就是遇到了不公平和压迫而反抗，也仅是针对具体问题而非产生问题的根源—等级文化思想。一旦压迫解除，就又回到老路上去，所以历史上总是重复着一次又一次的改朝换代。
等级制有利于统治阶层，在中国，权贵、知识精英是等级制的捍卫者，在等级制中被压迫的人身在其中浑然不觉，他们会抱怨老天的不公；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美国是全球等级制的捍卫者。可以观察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些整天嚷着民主的人，他们却在用自己划定的等级来拒绝民主，你要是想和他们争论，对不起，你有资格没有？是否是专业人士？等等。原来他们的制度、规范、标准、法律等等的制订都是针对其他人的，用这些门槛就轻易地剥夺了他人的权利。整天大讲什么制度建设，没有平等思想和敢于为平等而不惜牺牲的精神，给一个制度就能玩得转？现在很多地方搞村民直选，搞来搞去，最后是谁有钱、谁有后台、谁拳头硬，谁上去。其实道理很简单，对于选举和被选举者，不是没有制度，而是没有平等思想和为捍卫平等敢于反抗的精神。制度是人订的，总拿制度说事，是倒因为果。
释迦牟尼能成佛，一则生为王子，具备了普通人毕生追求都得不到的一切；二则有解脱生死的大志，因为物质欲望的满足并不能解决精神上的问题，所以要修行，要得到彻底的觉悟。释迦牟尼不仅自己成佛，也把成佛的道理告诉了众生，那就是众人平等，人人皆有佛性，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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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觉悟了的众生。同样，毛泽东一生革命，坚决打破等级压迫，作为个人，他成功了,但他看到，那些跟着他革命的人却并没有，他要把彻底摆脱压迫的方法告诉大家。
普通大众一方面深受等级压迫之苦，一方面自己又深受等级思想文化毒害，等他们也有了一点权力后，与原来的压迫者相比也不逊色。共产党的革命也是如此，在革命早期，因为总有强大的敌人，必须要官兵一致、军民一心，不这样就无法立足。所以每次在短暂的偏离毛泽东思想后，严酷的生存现实又立刻迫使其回归。
共产党执政后，生存压力解除，庞大的官僚等级制迅速建立了起来，毛泽东思想在很多干部眼里过了时。毛泽东明确反对军衔制，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反对干部特殊化，反对一切会导致等级分化的做法，但许多干部却从内心里不愿意，因为他们觉得“天下是老子打的”，“没功劳也有苦劳”，因此就阳奉阴违。“反党”、“右派”、“反毛主席”成了维护他们个人利益，打击提不同意见人的最好借口。这说明，社会主义革命虽然进行了，而相应的文化价值观并没有建立起来，大部分的官员、知识分子、普通百姓，头脑里充斥的仍然是等级思想。
毛泽东眼里的等级是井冈山式的：官兵一致，干部只具有军事指挥权，但其它方面则与士兵平等,士兵可以监督干部。毛泽东希望有一种比资本主义国家还要彻底的大民主，他富有远见和智慧地看到，“文化”，即每个人头脑深处的等级价值观，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大敌，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最后共产党中的权力获利者会逐渐修正自己的路线，回到历史的老路上去，今天的“左派”也可能就是明天的“右派”。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怎么把消除等级压迫的办法告诉大家？只有继续革命，让每个人的头脑中都建立起彻底的平等思想。民主不应该是少数“精英”才有资格高谈阔论的特权，而是每个平民百姓都能够实实在在享有的权利。
但要这么做，就要损害少数“精英”的利益，并艰难地唤醒民众。
毛泽东一生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建立了形式上的人民民主政权。但不论是孙中山推翻一姓王朝还是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离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还有一定距离，因为所有人脑子深处的思想并没有变，仍然是“改朝换代”，期盼着“明君出世”，形式上的改变更大于实质。看着那些曾经跟着他革命的们战友正一步一步的走向传统、走进历史，重新形成千百年来的执政格局，毛泽东决心要做第二件大事。“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对毛泽东来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他发动了文革。
这个革命要消灭人们头脑中的等级观念，完成教育的普及和平民社会的构建，使知识分子文人、官僚等级制度等从此成为历史名词，从而“六亿神州尽舜尧”，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精神革命。但这个革命遭到等级高端的干部队伍、知识精英等的强烈反对—或者说对毛泽东对他们这些少数人不“民主”的“抗争”，他们采用了西方政治学中所谓的“打不过你，就加入你”的手法。当权阶层以及其红色子弟中许多人一开始就以一种半有组织的形式将整个运动引向歧途，策划了最初的各种打砸抢等破坏行为，等级思想的变种—血统论、天命论被他们借尸还魂拿出来。对于许多长期受压迫的群众，虽然参与到了这个运动中，但因头脑深处仍然是等级思想，因此在争取民主及权利的运动中，许多人表现出来的却是专制和跋扈—这是中国历史上革命的怪圈，由此也就产生了所谓的文革“乱象”。
文革结束后，一些知识分子、官僚子弟、城里人因为仅仅过了几天普通老百姓、农民的日子，就诉苦诉了几十年，好象只有他们的“苦难”才是苦难，而今天那些死亡的矿工、失学的儿童、职业卖血人、爱滋病患者、卖身的妇女等等似乎不存在。他们在控诉自己“不平”遭遇的同时，一再透露出一个信息—我是多么地高人一等啊。历史就是这样书写的，被那些掌握着话语权的少数人任意涂抹，少数人的历史似乎成了全体人民的历史。
毛泽东一生痛恨等级压迫，他用自己的言行告诉中国社会里上上下下都被等级思想浸淫已久的人们该如何做，如同一个高明的医生，告诉重病病人该如何根治疾病。但由于病人病得太厉害了，无法理解并配合医生的治疗过程，于是在治病过程中就产生了一系列反应。其实不论是反右的扩大化，大跃进中的荒唐，乃至文革中人性的扭曲，都只是在等级文化中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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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论是官员、知识精英们还是普通群众，在冲突中为维护自身利益不同程度的自我释放而已，这个几千年的病根到现在也是存在的。因此以前的亩产万斤粮变成了今天的GDP、各种评估指标等的造假和鼓吹，以前的打击“右派”变成了现在的迫害上访、告状者，以前语录不断变成现在的空话、奉承话连篇，等等。
尽管毛泽东开出了“文革”这样的猛药来摧毁这腐朽的价值体系，并试图建立一个崭新的价值观，但所有的病人并没有真正的反思自己的病症，一部分人不停地诉苦说医生害了自己，另一部分无知的人则随声附和。没有文革这样的猛药，在每个人的头脑深处进行革命，彻底肃清等级思想的话，中国历史的轮回告诉我们，革命者是很难跳出其宿命怪圈—即最初为了反抗压迫、追求民主而革命的人，自己终究又得沿袭了几千年的等级思想，成了新的压迫者。
虽然文革没有成功，但也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树立起了大众的平等观，包括把毛泽东自己从神位上请下来，即毛泽东所说的自己死后会被“打得粉碎”，也是他的目的之一吧？因为他自己就处在他号召要推翻的等级金字塔的顶端——尽管是被人身不由己推上去的，将毛泽东请下神坛，正是思想解放重要的一步，也应是文革的目的之一。基督被犹大出卖，不得不死，他选择了死，并扛着那个钉死自己的十字架去刑场。毛泽东不得不也扛这样的一副十字架去死，这个十字架就是“文革”。与基督不同的是，毛泽东自己精心的、自觉自愿的打造了这个十字架，并把自己钉了上去,毛泽东“钉死”了自己，而人民获得了自由。
仔细想想，没有文革，哪有之后的思想解放和反思？遗憾的是，这种反思被人为地引向了针对个人—而不是针对我们每个人—你、我、他等头脑深处的等级思想。文革是对我们这个民族及其文化缺陷的一个深层次剖析和暴露，也是民主思想的启蒙。事后把几亿人的种种行为都归结于唯一指出问题的伟大导师，这是可笑的，是这种文化缺陷的进一步延续。扪心自问，我们每个人，有多少勇气来面对自己真实的内心呢？现实中，那些越是有“知识”的人，似乎越会为自己开脱，那些曾经很“左”的人，摇身一变，又成了“右”得不行的人。
毛泽东被请下神坛是不够的，只有通过重新评估文革才能了解其深远意义及我们文化中的糟粕。为了发动文革，绕开官僚、知识精英们的反对，毛泽东不得不采用了一些对他们来说不“民主”的政治手段。然而比起全体人民的觉醒，国家长远的发展，自己身后的评价又算得了什么呢？但随后那些复辟者的表现则令人有些不齿了—他们完全出于自己的私心，尽管在文革中其灵魂的丑陋得到不同层次的暴露，但事后却痛苦流涕地诉苦，扭曲了整个运动的真相。
官僚阶层、知识精英们边指责毛泽东对他们的不民主，边剥夺了大部分人的利益和民主，用官位、资本、职称学历、地域、…、等等构建起了一道道软性的、无形的等级藩篱。只有等级高端的人能够高谈阔论民主，俯视那些向上挣扎的“低素质人”，他们让世人见识了，戴眼镜的匪徒比拿刀子的强盗更加隐蔽的凶残、冷漠和自私。普通老百姓没有说话的渠道，没有影响法律、制度、政策的能力，因为他不具备种种等级资格。大部分人在等级台阶中痛苦挣扎而不觉，为自己在其中前进了一步而自喜。
如果说文革有什么不足，那就是不彻底，没有“七八年来一次”，人民的觉醒仅停留在不自觉的萌芽阶段，并没有建立起自觉的、真正为平等敢于反抗的精神，还希望有一个权威的“毛泽东”来帮助他们。这显然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因为人民的命运只能自己把握，而不是靠什么神仙皇帝，这正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任何民族，如果只有貌似强大的GDP或科技，如当年的宋朝对辽、金、蒙古；大明对清；大清对日本等，而没有强大的精神作为支撑，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正是毛泽东，给我们懦弱的民族精神注入了血性，敢于反抗的精神。

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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