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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真实的世界 —— 被删全文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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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2-4 19:31:39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远航一号 于 2022-2-4 22:09 编辑

北京清华大学法律学系教授劳东燕1月29在微信公众号“劳燕东飞”上发布题为《直面真实的世界》、长达6000字的文章。该文章仅存活了不到2个小时,就被微信平台删除。劳东燕曾在2016年荣获中国人文社科最具影响力青年学者、第二届首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她对中国的法治建设一直努力说真话,也曾声援过被当局打压的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以下是《直面真实的世界》全文。

一、引子

踌躇许久,仍不知道2021年的总结,要从哪里写起。

过去的一年于我而言,算是地过得平静,少了明眼可见的中伤,也不复求而不得的失望。然而,内心的郁结之处并未消散,同时迷茫之感与日俱增。


记得2019年曾读到一句话,大意是,2019年是过去十年中最糟糕的一年,同时也是未来十年里最美好的一年。当时只道是揶揄,如今回看,倒是颇有些洞察先机的意味。

疫情之下,岁月静好的想象终于难以维续,因为兵荒马乱的日子,距离每个人都几乎只有一步之遥。就在不久之前,又一个城市经历了围城之困。谁能保证,武汉与西安所经历的一切,就不会降临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即便没有围城之困,在经济下行和失业降薪的风潮之下,谁又知道前方会有什么遭遇在等着我们?

在一个到处充斥正能量话语的社会,不安感却像潮水一样,迅速地在全社会蔓延。在不安感的支配下,对自由的追求时常成为被讥讽的对象,而人们对于权力的渐趋集中,对于以安全为名的各式管控,对于以大数据追踪为基础的技术统治,日益表现出无所谓甚至是欢迎的态度。


2020年的我,愤慨与感喟都主要围绕自身的遭遇,试着全面接纳在不期然中降临的中年心态;终究,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或迟或早地要步入中年,从生理到心理。2021年的我,似乎更多觉察到的是周遭的变化,对于周遭世界与很多事物,都被迫经历重新认识的过程。

二、在荒谬中生活

疫情的连锁反应,加上时局的变动,导致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此起彼伏。

发表一份记录疫情下日常生活之种种的日记,得做好被约谈的准备。声援一下因课堂言论被开除的同行,甚至要面临“被精神病”的遭遇;在自媒体的接力呼吁之下,好不容易从精神病院出来,最终却只能在年关来临之际,选择从此别离家乡。


冰天雪地里,怀胎八月的孕妇在医院门外坐等流产,而突发心脏病的老人,以必须核酸检测为由,在无情的等待中失去救治的机会。一位妈妈接到中学放假的女儿,在已通过十八轮核酸检测的情况下,仍被卡点拦着不让回家,在冬日的寒夜彷徨街头直到天明。

山东的某位镇委书记告诫上访人员,有一百种手段“刑事”对方;河南的某位县长更是杀气腾腾地喊话,春节期间要对恶意返乡者先隔离再拘留。

以上种种,多么希望只是个例,可惜不是。那位声称有一百种手段“刑事”上访人员的镇委书记,想必不会认为自己说的内容有错,而只会怪自己政治上幼稚,把不能说而一直在做的事说出了口,还不小心被录了音。的确,她道出的是现实。刑法中多的是手段来对付上访人员,包括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以及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等,都是实务中常用的罪名。


那位在冬日寒夜与女儿一起彷徨街头的妈妈,曾这样哭诉:“如果每一个教训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才能成为教训的时候,这样是不是太惨痛了?……你们是执法部门,但是天理人情呀,我们是不是把人放在了第一位?” 她的哭诉让人潸然泪下。然而,在这起事件中,究竟谁是为恶者,谁需要对结果负责呢?答案是没有。就像当地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回应的那样,我们无能为力,这个事情也不能说卡点人员做得不对。

一切都是以安全或稳定为名,宣称是为了民众的福祉。可悲的是,无论是医院的保安还是卡点的人员,每个人都在尽忠职守,犹如螺丝钉那样,认真贯彻来自上面的规定,同时却对具体个人的苦难视若无睹,甚至本身就是他人苦难的肇因。

单纯人性的恶,尽管看起来触目惊心,其实并不那么可怕,因为但凡有正常理性的人,都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就像重庆那位男子为实现再婚目的,不惜将一对亲生儿女从高楼抛下,谁都会发出恶魔在人间的斥责。然而,制度造成的恶,因其以日常化甚至是平庸的面目出现,导致人们普遍地不加提防,所以具有高度的传染性。纵观20世纪的浩劫,几乎都是由制度性的恶所造成,恶劣的制度加持人性的黑暗,一再地酿成难以想象的悲剧。

在恍惚中,我听到国家机器在那里嘎吱嘎吱转动的声音,反应敏捷,运作有序,却缺乏任何温情,显得理性而冷酷。在这样的国家机器眼中,抽象的群体至高无上,而具体的成员毫无价值。事实上,作为群体的民众被抬举得越高,作为个体的成员就愈发地无足轻重。两种理念竟能并行不悖地存在,世界就是如此的荒谬。

荒谬的不止于此。当初以自由为名而得以迅猛发展的网络与数据技术,正在成为新的统治工具,给作为社会成员的我们套上日益沉重的枷锁。技术本身以造福于社会为名而被大力倡导,但现实中它们经常被用于监控与操纵,包括进行愚弄。
就比如,个人在朋友圈发布的信息,不时会遇到只有自己可见的情况,而发布者往往还并不知情。同时,与主流不同的声音越来越难以发出,即便侥幸通过发布环节的审查,也会被技术迅速地捕捉。此外,在技术的统治之下,个人被大数据系统所误伤,也经常不知道找谁理论,每个人都身不由己地陷入匿名的魔阵之中。
学生时代在王小波的书中读到花剌子模国信使的故事,觉得匪夷所思。怎么会有这样的制度安排呢?凡是给国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提升,给国王带来坏消息的人,则会被送去喂老虎。坏消息难道会因为信使的不传达而消失吗?然而,此种类似于寓言的故事,在现实中一再地上演。
当下的社会治理中,不管什么层级,重要的往往不是出现了相应的问题,而是相应问题是否成为了舆情事件。于是乎,不解决问题,而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成为治理中的惯常手段。把任何有影响力的事件都单纯地当作舆情问题,导致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越来越多。本来微不足道的小事,最后变成天大的事。
更为荒谬的是,很多被套上枷锁的人,不仅不愤怒于自由的丧失,还颇为怡然自得,就像温水中被煮的青蛙。并且,虽然自己也是被统治者,却特别善于为统治者着想。一切都是为了大局嘛,限制自由算什么,牺牲他人的权益更是不值一提。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普通个人为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被迫承担越来越多的污名。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对于他人的不幸表现出不加掩饰的冷酷,甚至想方设法要从当事人的身上找出错处来。这种下意识的言行,折射出一种颇为微妙的内在心理:那些遭遇不幸的人们,完全(或至少部分)是由于自身的过错所导致,而我没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是安全的,不幸不至于降临到我的身上。
可以说,正是真实世界中安全感与稳定预期的严重匮乏,酿生了此类扭曲的自我臆想。当全社会陷入这样的臆想,被害人有错论的泛滥成灾,也就变得容易理解。只有纯洁无辜的被害人才被认为值得同情,而这样的被害人少之又少,人们自然可以心安理得地拒绝施予同情。基本的同情心与同理心,在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稀缺,日渐地成为奢侈品。
三、在迷茫中忙碌
人到中年,突然发现需要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在反思自己是否有些矫情的同时,我有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惘然。直面荒谬,又时常无能为力。所以,尽管早过了不惑之年,反而愈加地困惑与迷茫。
公众号停更一年,期间除因出版社的提议而发布过新书的信息外,没有专门写过或推送过任何文章。偶尔有朋友或学生问起,多是以忙的理由来搪塞。但从内心来说,停更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迷茫。
迷茫首先表现在,但凡涉及社会性的问题,我已经完全不知道,言说的边界究竟在哪里,也因此不知道自己可以写些什么。当202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揭晓,授予菲律宾记者玛丽亚·蕾莎与俄罗斯《新报》总编辑德米特里·穆拉托夫时,国内报道的是“以表彰二人做出的贡献“,而外媒的报道则是”以表彰二人为捍卫言论ZY做出的贡献“。不知从何时起,言论ZY竟成为讳莫如深的词汇。
迷茫还表现在,除了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之外,我不知道这样的公共写作有什么意义。在公知被普遍污名化的今天,无论是民众还是政府,包括这个时代的青年,都不怎么欢迎指摘社会问题的知识分子。我看过一段视频,是一位年轻女孩挖苦讥讽公知的,被她点名道姓的那些人物,都曾是我们这一代年轻时颇为尊敬的知识界人物。看完之后,心里顿觉一阵寒意,不由地想起鲁迅先生的小说《药》中的人物夏瑜。夏瑜的牺牲有什么意义呢?大概只有作为人血馒头的意义。他为之付出生命的民众,就是那样对待他的。
实际上,不止是公号文章的写作,甚至于对学术写作,我也开始陷于意义的迷茫之中。观察近些年来的法律实践,发现学术性写作除了为个人的安身立命提供些许本钱,原以为的推进中国法治的意义,纯属一厢情愿。法学理论的研究,越来越像学界中人的自娱自乐,表面的繁盛掩盖不了内里的空虚与犬儒。在学术日益内卷化的今天,论文写作的意义往往只在于发表。说到底,在理论对法治的设想与实务对法制的践行日益背道而驰的今天,也不要奢望理论能对实务产生多少影响。
更为迷茫的是,在这一年中,我试着让自己收敛与合规,但终究发现,很多时候都会被逼到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地步。也许,是我的忍耐力不够吧。很多事情,但凡还有一点做人的血性,我都疑惑,怎么能忍得下来。无止境的忍耐,无原则的退让,最终会让自己都鄙视自己,那样苟且地活着,真是枉称为人。反之,不想忍耐的话,就要经常处于愤怒的状态,还可能被认为是麻烦人物,免不了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让人迷茫的还有,关于努力的意义。一直笃信越努力越幸运的我,突然间就陷入迷茫之中,不知道努力的意义何在。这些年来,努力前所未有地贬值,就像遭遇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所谓的“贬值”,不只意味着更多的努力换不来更高的收入,也意味着随着阶层提升渠道的收紧,拼命的努力也不见得能改变自身的命运;“贬值”还意味着,对很多社会问题所作的努力,难以获得真正有意义的改善。
就比如,包括我本人在内的法界同行与媒体同仁,这两年在人脸识别的问题上做了不少的努力。两年之前北京地铁在准备推广人脸识别时,因遭遇舆论的反对而搁置;两年之后北京已有五个地铁站悄然推行人脸识别,预计很快就将全面铺开。不止如此,小区、商场、学校等各类公共场合,借疫情防控的东风,人脸识别技术的适用都有愈演愈烈之势。
如果所做的努力没有意义,那我们还要继续选择努力吗?然而,不努力又能如何?恐怕只会使处境更为糟糕。所以,就只能在迷茫中忙碌,在忙碌中迷茫。在努力遭遇断崖式贬值的今天,这样的迷茫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也无怪乎“内卷”与“躺平”,会成为具有时代标志性的关键词。
“内卷”的本意是不必要的复杂化或缺乏进步的自我重复,对于努力的贬值现象,用“马尔萨斯陷阱”来形容可能更为准确。不过,“内卷”的字面意思直白易懂,也比较形象:既然没法对外使力,那就只能卷入内部的过度竞争。在努力的作用微乎其微的情况下,“躺平”也相应成为一种不失明智的处世立场。不再接受打鸡血式的激励,也许是年轻一代在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消极的抗争,以部分地消解外在环境对个体的规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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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2-4 19:33:15 |显示全部楼层
四、在适应中反省
从年轻时候开始,我便认为法治在中国的实现,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只是时间的问题。然而,这种盲目的乐观遭到了现实的痛殴。眼见着依法治国日益地变成以刑治国,法家主义的法制卷土重来,有时会有悲从中来之感。我不算悲观的人,但仍难以完全消化外部环境的冲击带来的沮丧与失望。我很想兜售正能量,但在春节返乡也要被冠以恶意的年代,实在是说不出口。在程式化的政治话语漫天飞舞的时代,作为学者,至少应该保持起码的真诚。一味地回避现实中的种种,终不免沦为虚伪与投机。
我始终认为,与给予虚幻的希望相比,认清与直面现实是第一位的。就像在对女儿的教育上,我选择让她看到世界的真实面目,不会刻意掩饰其中的丑陋与残酷,给她一个修饰过后的美丽新世界。作为初一的学生,我推荐她看《那不勒斯四部曲》,让她自己去思考女性命运与两性平等的话题。前不久她主动提出要看《辛德勒的名单》,我也表示同意,陪她一起观看,并且在看完后与她探讨,为什么这样的影片会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所以,我的女儿虽然成绩平平,在他人看来可能毫不出彩,但在我眼里,她自有她的出色之处。她对优秀影视作品的鉴赏力与领悟力,远超同龄的孩子,对于一些政治与社会问题的判断,也胜过许多脑袋空空的成年人。
直面现实,接受世界残酷的一面,是走向成熟必须要经历的过程,不然,心理上就永远只处于蒙昧的幼童时期。就像有句话说的,“凡是听不得残酷真相的人,一般都活在婴儿阶段。人的成熟,一半是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一半是对残酷真相的接纳。”
我始终不认为,将各种社会问题搁在那里,不让人说破,不让大家知晓,便是所谓的正能量。如果正能量要依靠掩饰而获得,连直面的勇气都没有,这样的正能量,未免透着一股掩耳盗铃式的虚弱。
只是,在直面现实的同时,如何让自己不至于变得愤世嫉俗或是随波逐流,是颇费思量的事。在外部环境变动的同时,对个人来说,势必面临如何调整与适应的命题。完全坚守原先的自我,会因为与外部环境格格不入而遭受痛苦;反过来,选择成为变色龙,也终究会由于迷失自我而陷于空虚。在两端之间怎样平衡,如何在适应外部环境变动的同时保持独立的自我,可能是很多人正面临的困扰。我也是如此。
年岁渐长,终究发现,对任何个人来说,时运都是第一位的。再生猛的人,也强不过时运,中国人喜欢讲天命,或许与此有关。但是,特定的时运之下,作为个人仍会有一些选择的空间。
所谓的适应,肯定不是通过一味地扭曲与改变自身而顺从于外部环境。单方面的顺从,只会造就苟且的自我。就像法律一样,作为个人,我们不仅必须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动,而且需要具备自我演进的能力,通过以我为主的选择不断地实现自我更新。这正是卢曼系统论所给予的启发。 相应地,在对外部环境的变动保持敏感并调整认知的同时,需要努力培养内在的生命力,以形成更为强大的自我。一个强健的、具有内在生命力的自我,会更有能力化约外部环境带来的冲击,同时拒绝犬儒与投机。 所以,在得知近几年国内位列TOP2的两所大学,70%以上的毕业生都选择公务员与教师等体制内职位时,我在表示理解的同时,也感到有些惋惜。表示理解是因为,我知道身边的这些年轻人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普遍都高度地焦虑;感到惋惜则是源于,选择体制内的职位意味着选择了安稳,而安稳的职位通常天花板很低,风险变小的同时自然收益也少。
我特别期望,无论身处哪个年龄层,都不要因为疫情的久拖不决与经济的低迷下滑,就放弃自己的梦想,降低自我的期待。我们需要做出调整,也需要适应外部环境,但不是通过放弃梦想与降低期待来实现。不应该让疫情偷走自己的梦想。
就像我的一个学生对我说的,在遇到眼高手低的批评时,为什么要让高处的眼睛去就低处的双手,而不是反过来努力抬高双手的位置呢?因此,在遇到眼高手低的批评时,或许值得庆幸的是,自己至少还有“眼高”的优势,比眼低手低总是要更胜一筹。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所能做的,就是努力让自己的内心安静下来,以一种“面壁十年图破壁”的耐心,在韬光养晦的同时积蓄实力。我对自己的期望也是如此。

回看过往的研究,我关注的命题一直是,如何使包括刑法在内的法律系统适应社会外部环境的变化。反思这种研究立场,不足之处在于只关注“社会秩序如何可能”的问题,其实真正需要关注的应当是“良善的社会秩序如何可能”。基于此,实有必要对原先的研究立场做出调整。
法律不只是一个功能系统,需要不断适应外部的社会环境;同时它也是一个意义系统,承载着时代的价值观与道德底线。因此,在做法学研究时,不仅需要有社会理论的视野,政治哲学的视角也不可或缺,因为后者关注的恰恰是“良善”的维度。当法律人不断地宣称民众应当信仰法律时,其间的法律显然不应当是法家主义意义上的法律。
在为人处世上,也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遇到不怀好意的攻讦,以往的我,下意识的选择会是忍让退却与保持距离。可能多少是受了“恶人自我恶人磨”的处世哲学的影响。反思这样的做法会发现,很多人都是像我这么想的,总希望有别的恶人去施行惩治。也正是这样的处世哲学,导致在中国社会吃亏的经常是君子与老实人,而小人与恶人们往往占尽便宜。
可以说,正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选择忍让退却,才让恶人能肆无忌惮地继续为恶。在某种意义上,对于周遭环境的日渐恶化,选择忍让退却的我们,其实都负有消极不作为的责任。这并非君子之风,而是犬儒懦弱的表现。以德报怨,那何以报德呢?在不拉低自己的前提下,是应该考虑坚决反击的。
在微博上读到一句话:“你真正吸引的人,永远欣赏的是你骄傲的样子,而不是你故作谦卑和故作讨喜的样子。”谨将这话送给此刻可能迷茫彷徨的你,也送给我自己。
“如果你选择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去为那些没有发言权的人发声;如果你选择不仅与强者为伍,还会同情帮扶弱者;如果你时刻设身处地为那些没有像你这般地位的人着想,那么你的存在,将不仅是你家人的骄傲,更是无数因为你的帮助而改变命运的成千上万人的骄傲。”这是J.K.罗琳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致辞中的一段话,我特别喜欢。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正能量。愿你我都能拥有这样的正能量。
2022年1月29日
完稿于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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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2-4 19:43:23 |显示全部楼层
算是给这两年做个总结吧,讲的基本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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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2-5 06:35:33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隐秘战线 于 2022-2-5 06:36 编辑

这是一篇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创作的一篇评论文章
难得地有一丝左翼情怀
但标题不得不让我多上一嘴——“被删全文”容易让人联想到“删减段落”
特色治下的中文互联网,肆意删除文章时历来都是全文删除,何来一段段的删减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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