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运人士谈工人运动

傑瑞米柯賓

中印電子業工人正走在相同的抗爭之路

上月19日，上海蘋果代工廠昌碩科技發生了一起上千名工人聚集的大型抗議。昌碩要求工人從上海轉到江蘇昆山的和碩工廠上班，不願接受的工人除了會被辭退，更有機會拿不到俗稱「返費」的求職補貼，引起工人聚集要求資方發放補貼。

同樣的大規模抗議也在成都發生。2020年11月，成都富士康爆出拖欠派遣工工資和返費糾紛。由於勞務派遣公司拒付返費的消息在工人中流傳，上百名派遣工人由9日起持續多天抗議。 16日，廠門前突然出現了上百名警察和十幾輛大巴，將聚集的上千名工人帶到其它地方和派遣公司及富士康協商。

電子業派遣工的抗議同樣在印度爆發。上月12日，印度卡納塔克邦的緯創資通工廠發生一場派遣合同工的打砸事件。數百名已經連月每天工作12小時的工人闖進工廠放火、投擲石塊，抗議長時間的工作、拖欠加班費以及實際工資與招聘時的承諾不一，有128人被捕。

可以看出，中印兩國電子製造業為了適應產品生產周期而大量招聘的派遣合同工，面臨相近的處境。年輕的工人、大學生在旺季時經中介公司招募成為電子廠的工人。招聘時，公司往往誇口工資水平，但實際發放的工資則不如早前承諾。在中國，中介會提出在工作滿指定時間後發放返費。不過，公司要麽在約定時間前便找借口解雇工人，要麽在約定時間後以辭職名額有限等理由，要求派遣工繼續再幹一段時間，甚至索性拖延克扣，來逃避支付這筆費用。隨著更多電子代工廠在印度設廠，同樣的問題亦必然會在當地日益普及。

中國電子行業　傳統血汗工場的蛻變

不少中國的電子工廠已經由以往那種設備落後、環境惡劣的中小型加工廠改造過來，成為更高科技和現代化的廠房。富士康、昌碩科技等代工廠龍頭承包了集成電路組裝、電子產品總裝、金屬部件和塑膠部件製造等一系列電子產品的生產作業。在這些代工廠的周邊，則有大量生產屏幕、電池等元件及電子業生產用機器的企業。電子代工廠的規模巨大，實際上已經不只是在運作工廠，而是在經營一個為生產電子科技產品而設立的社區。像富士康的工人便可以在園區內解決飲食、住宿、體育、娛樂等需要。

電子製造廠由傳統的血汗工場發展至現代化的大型廠房，徹底改變了工人的生產方式。以集成電路的組裝為例，以往單靠工人手工焊接電子元件的工作已經普遍被表面黏著技術（Surface Mount Technology）所取代，自動化的機器貼裝芯片和其他元件的速度大大超越人類，一個小時便可以貼上四萬個元件，加上錫膏塗抹、集成電路的回溫固定亦已機械化，機器已經成為生產過程的主體，而工人則負責監視、調節及檢查修補機器的錯誤。

整機組裝線則朝更為勞動密集的方向發展。與集成電路生產線不同的是，這裏沒有能同時處理多個任務的可編程加工設備，每一名員工都有明確的分工，將電池、主板、攝像頭、屏幕、外殼等零件組裝到一起。電子儀器的精密要求又使組裝線配備大量檢測員。以富士康的一些生產線為例，每一名組裝人員的右邊都配備了一名質量檢測員，以此來最有效地減低出錯。由裝配、檢測和包裝，一條接近100米的組裝生產線實際上成為了一個有機的機器，一個工人的勞動速度製約著另一個工人，而所有工人則追逐流水線的零件運送速度而勞動。

金屬加工廠區則充斥著各種油汙和沖壓的噪音。以製造智能電話的外框而言，一塊鋼板需要經過拉伸、沖壓、拋光等數個步驟，這些工序都是通過大型而笨重的機械完成的，而工人則在噪音之下不停來回走動操作數臺機器和搬運物料。由於牽涉大量體力勞動，所以幾乎沒有女工的身影。

由此可見，由於手機、電腦的設計和製造愈來愈精細和復雜，電子代工廠需要用到愈來愈多的機械和自動化機器，更為高級的機械化生產又使工人的工序切割得更細碎，在生產過程中完全隸屬於資本的安排。單調重復的勞動、長期兩班倒的工作，工廠宿舍兩點一線的生活，幾乎沒有工人能忍受這種工廠的生產方式，可以長期工作的則少之又少。 《人物》一篇訪問這樣說︰

「如果能熬過第一個星期，基本就能留下來，但這樣的人超不過一半。 」第一次夜班過後，周明發現有10個工友消失了，都是00後，都通過中介進入富士康，都試圖在iPhone 12發布前賺一筆，最後的結局，也都是把一床狼藉留給下一個人。

密不透風的廠區的夜班生活使無數工人的精神受到打擊：

在富士康上完第一個夜班後，黃牙崩潰了，「太TM累了」。黃牙被分配的工作，是給iPhone 12打螺絲。這是來富士康的必修課，比半個米粒還小的螺絲，拿幾斤重的螺絲槍去吸，稍不註意，就吸歪了。這樣的螺絲，一晚上平均要打1300個，也就是反復擡手一千多次，幾乎十多秒要重復一次相同的動作。 （...）他無法忍受，打算提桶跑路，這意味著之前的工資也沒有了。

在富士康的加班旺季，短期工可以在這種工作中每個月拿到5000多元。電子廠工作產生了大量細碎、簡單的低技術職位。在富士康鄭州的廠房裏，包括以上所說的焊接、鉆孔、打螺絲等，總共需要約400個工序來生產一部iPhone。富士康廊坊的小米生產線則要經過130多位工人的手才能出廠。 2016年《紐約時報》采訪鄭州的富士康廠區時，該廠一共有94條生產線，雇用了上30萬名工人。工廠每天有活勞動力招募進廠，又同時將已經榨盡的工人排出，構成了一個流動而龐大的電子業工人階級。

隨著這些大型的電子企業在中國各地都建立起分廠，加上作為配套的零部件廠，整個行業的工人數量已經成長至八百多萬人。

印度電子業　成長中的癌細胞

相比中國，印度電子製造業的規模則要小得多。雖然也有不少電子代工廠進駐該地，但這些工廠所組裝的零部件均要從外地進口。印度大部分電子工廠的生產規模細小，而且都是處於非正式部門，生產環境惡劣，技術亦較落後。 2013年，亞洲專訊資料研究中心（Asia Monitor Resource Center）的一份報告指出，大部分這些生產單位雇用的人數不足40人，因此不在當地各種勞動法的監管之中。

雖然與中國在差不多時間實行對外開放，但印度選擇發展資訊科技的服務行業，為跨國企業提供軟件和集成電路等設計，同時放開電子硬件的入口。結果，上世紀80年代曾經有所成長的電子硬件行業被各種廉價進口零部件沖擊，產量增長大幅回落。即使一些電子零部件廠在印度設廠，所能從事的工作也相當少。以大陸器件廠（Continental Devices Pvt. Ltd）為例，該廠雖然在印度設有完整的零部件生產單位，但由於接近九成部件均是外來進口，因此工廠生產的價值甚微，工作還是集中在測試和品牌活動上。造成這個結果的原因，是中國能以比印度便宜20%的成本來生產工廠所需的部件。

近十年，愈來愈多電子代工廠在印度設廠，引入了更先進的生產線設備。在三星高度自動化的組裝線上，工人被預算好的生產節拍時間（Takt Time）追趕著工作目標和進度。手機生產線的節拍時間只有3.5-4秒，意味著每個工序只能停留4秒，亦即每4秒便有一個電話送出生產線。工作強度和速度的大幅提升，使工人初次感受到各種以往生產時不曾出現的問題：喝水的時間沒有了，連上廁所也不被允許。原本興高采烈地加入三星的工人無不感到不滿，認為自己的地位比機器還低。

由此可見，雖然不少印度的電子工廠仍然維持著其中小規模的生產，而且由於訂單數量不足而不願意投資改善工人的工作環境，但更大型和集約的工廠已經在印度推動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形成。大量受壓迫工人的集中，也成為了工人運動和組織的良好土壤，以往工人因為分散在細小的作坊而難以組織的情況將會逐步消失，中國電子製造業工人曾經及正在經歷的工廠生活亦將會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在印度發生。

中印工人的集體行動

中印兩國的大型電子代工廠均是工人認識以及嘗試尋求改變的場所。低薪和惡劣的工作環境成為了中國富士康工人自2010年起接連在佛山、封城、鄭州等工廠的抗議主因。 2012年，太原市富士康的工廠爆發了大型暴動。工人發起過短暫罷工抗議低薪、工作速度上升和被人格侮辱的問題，但沒有得到成果，結果在9月23日，因為一群保安對兩個沒有出示員工證的工人拳打腳踢，再次激起了工人的義憤。萬多名工人破壞了保安室、生產設施、汽車、商店和飯堂。工廠區的超市被劫掠一空，廠門和窗戶均被砸壞，警車被推倒和放火。結果，工人的工資被調高至超過最低工資四成，更多富士康工廠的抗議潮亦因而出現。隨著抗議越來越多，富士康也做出了改變，允許工會成立，即便這些工會完全由管理人員把持，成立過程也充滿問題。

2009年至2010年間，諾基亞和富士康在印度的廠房也曾經爆發罷工，合同工和正式工一同發起了抗議，使工人爭得更大的集體談判力量，以及迫使工廠承認工會。兩間工廠後來關閉，但一些工人仍然在其他電子廠展開組織。

隨著電子產品的生產周期縮短，加上對於這些商品的需求波動更大，電子製造廠均傾向招募更多的短期工人。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印度，這些以學生工、學徒工、派遣工、合同工等五花八門形式聘請的工人集合著各種矛盾和不滿。為了承載眾人各種要求、不滿和熱情，電子製造業工人急須找到一個團結的工會組織形式。

在另一些行業，例如印度的製衣業，工人已經組織了工會，並透過集體談判的方式向資方提出工人的要求，並爭取到一些成果，包括企業承認工會，壓製經理和主管頻繁的侵犯和騷擾。各行業工人的實踐，均可以成為電子業工人集體行動和組織時的借鑒。

回顧去年800起集體行動 中國工人處境仍然嚴酷

1月18日，國家統計局發布了2020年的一系列經濟數據。統計局數據顯示，去年疫情中，中國成為全球唯一仍然保持增長的主要經濟體，GDP首次超過百萬億規模，比上年增長2.3%。

去年城鎮新增就業1186萬人，高於900萬人以上的預期目標。不過，這些職位可能主要是針對城市居民，因為農民工的規模有所下降，總量為2億8560萬人，比上年減少517萬人，下降1.8%。過去十年間，農民工總量一直在穩定增長中，但增長率已經從2010年的5.4％的下降到2019年的0.8％，而2020年是首次記錄到農民工總量下降。

其中，本地農民工1億1601萬人，下降0.4%；外出農民工1億6959萬人，下降2.7%，亦反映出失業對農民工，尤其是外出農民工影響更深。去年一直被受關註的失業問題在官方統計中並未顯得特別嚴重，2020年末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24%，12月調查失業率為5.2%，其中25-59歲人口調查失業率為4.7%，均與11月和2019年12月均持平。

然而，中國工人階級去年面臨嚴酷的生存和工作條件仍是無容質疑的。即便沒有墜落成為失業大軍，但工人們頂著勞動力競爭的壓力，甘願承受更高強度的工作。企業的競爭有增無減，很多工人面臨拖欠工資的問題。去年，中國勞工通訊共收集到800起工人集體行動事件，其中660起涉及欠薪，92起涉及工人抗議管理方式，71起關於企業搬遷和倒閉等。

在經濟整體復蘇的情況下，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增加值相對較高，同比分別增長3.0%和2.6%，高於GDP增速，第三產業增加值同比增長則為2.1%。其中，高技術製造業和裝備製造業的增長最為突出，分別比上年增長7.1%、6.6%，增速比規模以上工業快4.3、3.8個百分點。工業機器人、新能源汽車、集成電路、微型計算機設備的產量均增加了19.1%、17.3%、16.2%、12.7%。

至於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中重振中國經濟的基建投資則只是上升了0.9%。反而，房地產（包括住宅、辦公樓和商業營業用房）的投資增長達到7%。

去年，中國勞工通訊收錄的工人集體行動事件仍然以建築業最多，共358起。當中，關於住宅建設和基建的討薪事件最多，皆為111起。與商業樓宇、室內裝修相關的討薪事件則分別約有30-40起。建築行業層層分包所導致的工資拖欠問題仍然未解，即使是疫情間火神山、雷神山等醫院建設也出現了同樣的欠薪問題。

製造業的集體行動則錄得87起。在這裏，電子業的抗議同樣較多，有22起。去年11月和12月，兩間大型電子代工廠富士康和昌碩科技均發生大型合同工抗議事件。短期的合同工為電子廠生產了大量科技產品後，卻出現派遣公司拖欠返費，或工人被迫調遷而可能失去返費的情況。隨著中國電子廠規模愈來愈大，生產的產品更為精密和復雜，企業卻由於機器的普及和產品周期縮短而雇用了更多派遣工，加劇了勞資矛盾。

服務業和物流運輸業也備受關註。統計局數據顯示，服務業內部出現分化，部分行業表現亮眼。特別是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增長了16.9%，增速快於第三產業14.8個百分點。得益於文職人員在家工作，以及網上消費在疫情間廣為普及，網上消費增速明顯高於整體消費。去年，中國網上零售額增速增長10.9%，明顯高於消費增速。其中，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增長14.8%，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為24.9%。

服務業內部的分化產生了不少勞資糾紛。去年，服務業及運輸業的工人集體行動分別為144起和156起。其中，一些餐廳和酒店由於人流下滑，生意額大跌，出現倒閉和拖欠工資，共有32起。本地超市、汽車銷售店等零售批發行業，以及健身房等體育和休閑行業均分別錄得30起和25起討薪、倒閉抗議。

蓬勃發展的網絡電商，則因為行業內部的激烈競爭造成嚴重的勞資矛盾和工人抗議。快遞網點被總部持續壓價，騎手工資被壓低甚至出現拖欠，全年共發生了31起罷工、抗議。不少網點的貨物因為停工而堆積如山，在去年「雙十一」前曾引起了廣泛的討論。

另一方面，近年錄得不少抗議的外賣行業今年則只有3起集體行動。由於外賣行業是大量就業不足工人賺取工資的少有渠道，不少外賣員被迫忍受平臺各種不合理的規章製度，以及持續下滑的工資。互聯網行業的集體抗議同樣較少，只有7起討薪事件。不過，「996」工作製近來已發生新一波抗議，過勞問題造成拼多多兩名員工過身後，激起社會的極大關註。

財新網指出，全國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組中，低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為7869元，同比名義增長6.6%，高於總體，並據此認為對該低收入群體的兜底救助有一定成效。事實上，情況並不見得如此，統計局的另一項數據指出，農民工月平均收入4072元，比上年增長2.8%。但考慮到去年通脹率為2.5%，不少工人的實質收入並無明顯提升。

2020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2189元，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與此同時，收入不平等問題在過去十年間變得更嚴峻。在2013年至2019年間，城鎮居民高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了近34000元，而城鎮居民低收入組的可支配收入增長只有5500多元。如果把農村居民計算在內，貧富差距變得更突出。2019年，城鎮居民高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91683元）比農村居民低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4263元）足足多出了87420元，比2010年的差距39288元翻了一番。

今年，中國工人階級將要面臨更不穩的生存環境，以及經濟在復蘇期間的重組和競爭，集體行動將有增無減。去年的集體行動中，政府共介入162起事件，出現協調談判的有292起。不過，76起事件中有警察出動，差不多一成事件中有工人被打，17起事件有工人被捕。工人們出盡辦法捍衛自己的利益，但工會並未有所行動，在800起事件中，只有2起錄得工會介入。

傑瑞米柯賓

越南工人仍對新工人代表組織的潛能一無所知

新順（Tan Thuan）出口加工區是一個大型工業區，坐落在西貢河環繞的半島上。一個周五的傍晚時分，成千上萬的工人湧出新順出口加工區。幾個工人在途中的自動取款機前停下，取錢過周末。

「我沒有聽到任何關於工人代表組織或新勞動法的消息，」在一家家電製造公司工作的年輕女性Ha*表示。

越南新修訂的《勞動法》於2021年1月1日生效，其中允許建立獨立於越南勞動總聯合會（VGCL）的工人代表組織的規定尤其關鍵，被譽為是朝著國際勞工組織（ILO）第87號公約《結社自由和保護組織權利公約》邁出的重要一步。

盡管去年簽署的《歐盟-越南自由貿易協定》（EVFTA）和《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CPTPP）都要求越南政府簽署國際勞工組織第87號公約，但迄今為止，越南政府幾乎沒有在宣傳新《勞動法》或者工人代表組織方面做出任何努力。

越南政府沒有頒布任何關於如何建立工人代表組織的法令，中國勞工通訊采訪的新順工人也沒有獲得任何關於工人代表組織是什麽或如何運作的可靠信息。

由於看不到任何實質上宣傳推廣新《勞動法》或工人代表組織的行動，人們擔心新的法律可能只是當局用來粉飾現實的。

越南獨立工會（Vietnam Independent Union，VIU）也認同這一觀點，該組織是一個旨在改善工人權利的非盈利機構。為了實現真正的變革，越南獨立工會主席Bui Thien Tri說：「有必要向工人解釋與越南勞動總聯合會相比，工人代表組織的優勢。工人代表組織的領導人最好是由他們所代表的勞動者通過透明的選舉製度選出。只有這樣他們才能自主地為普通工人的切身利益而戰。」

Bui Thien Tri補充說，官方工會在工人與公司之間進行調解時很難保持獨立，因為它部分資金來自雇主，且容易受到政治幹預。而工人代表組織則必須是資金獨立和自主管理的。

「工人代表組織必須在良好治理下由會員費和其他財政來源贊助，以確保獨立、問責和透明的原則。」Bui Thien Tri說。

此外，越南獨立工會認為，工人代表組織的工作人員應接受工會技能和集體協商方面的培訓。

在新順出口加工區接受采訪的工人們分享了他們對官方工會的看法，以及工會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其一千多萬會員。一些人對官方工會表示滿意，另一些人則對其缺乏主動性和責任心感到不滿，但關鍵是沒有人知道任何可行的替代方案。

「我對工人代表組織一無所知，越南勞動總聯合會在我們工作需要的時候提供支持，」Dat說，他在附近的一家服裝製造廠工作。

幾個街區外，一個賣甘蔗汁和新鮮春卷的攤位吸引著新順近200家公司之一的下班工人。

「我還沒有聽到任何有關新勞動法的消息。」來自中部高地、在胡誌明市生活了七年的婦女Nhi說。她在加工區的一家餐飲公司工作，該公司為當地的工廠食堂提供食物。

「公司通常會在有新政策出臺時召集所有人一起解釋發生了什麽，或者把新聞發布在公告板上，讓所有人都能看到，但是公司並沒有就新勞動法的頒布開展這類活動。」她補充說。

在帶著甘蔗汁騎車離開之前，她還分享了自己對越南勞動總聯合會提供的支持感到滿意：「我剛剛去頭頓（Vung Tau，一個受歡迎的海濱城市）度假，我想我會得到一筆農歷新年獎金。」

農歷新年是越南一年中最重要的節日，從工廠工人到辦公室白領，每個人都期待著他們的農歷新年獎金。接受中國勞工通訊采訪的工人們都期待能收到一份獎金，盡管有些人擔心由於新冠病毒大流行對經濟的影響會使得獎金減少。

這些獎金是由公司單方面決定的，沒有越南勞動總聯合會的參與。許多工人會在農歷新年之後立即辭職，並且將這筆獎金作為找到新工作前的經濟支持。

Trang是一名孕婦，在新順一家摩托車零部件製造商工作，她解釋說，她對越南勞動總聯合會一點也不滿意。

「今年我的農歷新年獎金會低一些，過去我們的年終禮物是錢，而今年只是一箱啤酒和一箱不含酒精的飲料。」她說，「我還收到了越南婦女節、中秋節和生日禮物，但它們的價值都在10 萬越南盾（約合人民幣30元）以下，比以前低很多。」

她和同事們已經向公司工會提出了這一問題和其他擔憂，但情況依然沒有改善。

「事實上，人們提出的要求越多，公司就越想解雇他們，」她說，「他們會努力找出最細微的錯誤，並以此作為解雇員工的理由。」

她從報紙上看到了關於新勞動法的消息，但只是泛泛而談。

「我還沒有從公司得到任何消息，但即使有一個工人代表組織，我也不會加入，因為他們會解雇任何加入的人，」她說，「公司會想方設法使工人代表組織無效。即使在我的工作場所之外存在工人代表組織，我也不會加入，因為我只想過平靜的生活，盡管我不喜歡越南勞動總聯合會。」

傍晚，Phuong坐在新順的入口附近，瀏覽著她的手機。當集裝箱卡車隆隆駛向加工區內的港口時，小販們從摩托車上向夜班工人兜售零食。

她說：「我來這裏已經兩個月了，在一家生產家用電器零部件的公司做臨時工。」Phuong來自越南最南部的金甌省（Ca Mau），她計劃回到老家過春節，然後搬到毗鄰胡誌明市的工業化程度高的平陽省（Binh Duong）。

「因為我沒有簽合同，所以得不到工會的幫助，」她說，「比如說，如果我生病了，我必須自己支付治療費用。」

盡管如此，即使有工人代表組織，她也不會加入，「我完全不了解工人代表組織，也不知道在裏面該做什麽。」

顯然，到目前為止，工人代表組織的潛力仍未開發。如果EVFTA和CPTPP的其他簽署國對越南正式批準國際勞工組織第87號公約持認真態度，他們有必要向越南政府施加壓力，確保工人充分了解新的《勞動法》，並了解加入獨立的工人代表組織而非越南勞動總聯合會下屬工會的優勢。這反過來也可能給官方工會帶來更大壓力，使其更好地代表工人，並確保那些要求提高工資和改善工作條件的工人得到充分保護。

新疆建築工人頻繁欠薪，寒冬下討薪受阻上網求助

長期以來，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在新疆地區錄得的抗議均較其他省份少。不過，自從添加了工人求助地圖後，我們在網上搜索到不少新疆地區的求助事件。由求助地圖正式設立的3個月以來，共錄得178起事件，當中新疆有18起，約占一成，絕大多數事件均與建築行業欠薪相關。

且看這位建築工人在微博上的自述：

本人於2020年3月17日，到新疆淩雲設計有限公司德港萬達廣場工地在中亞南路與廈門路交界處，我們是做幕墻的農民工。 2020年7月16日因疫情影響隔離至2020年8月31日，淩雲公司項目經理（…）就各種理由不要我上班了。公司以各種理由拒付我工資66258元工資還恐嚇，我們也到勞動監察去了，也是同樣的恐嚇，也去了信訪局，最後公司說考勤是假的，就拿考勤說事，一到勞動局，勞動部門負責人人就說讓我走仲裁，一個不想給工人工資的公司我們農民工在哪裏去找那一大堆所說的資料證據。

一個月的討薪之路，很辛苦，有的時候一天吃一桶方便面，最後沒錢吃飯就在沒錢吃飯的同時暫停了討薪之路，在社區領導的勸導之下一邊上班一邊等通知，就到朋友介紹的工地上班，現在又要回到烏魯木齊繼續討薪之路（…）

除了去新疆打工的建築工人，包工頭也在網上求助：

我在烏魯木齊市的廣匯房產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六建築安裝工程公司，於2014年至2016年的9月，分別在火車南站的鴉山郡幹4.5.6樓及車庫和商鋪，及東大梁香悅灣工地13樓的所有支模板承包人工勞務和耗材，共計是：482.8萬元。公司工程建築大包老板（…），我合同簽定人及工程技術負責人（…），公司工程建築會計（…）長期拖欠我農民工勞務費：121萬元。

我在這3年裏找遍烏魯木齊市的相關部門及兵團相關部門和領導，遲遲得不到解決，它們的關系背景黑實力強大，並且還惡人先告狀把我多次告上法庭，法院的法官們不調查實際情況查明實際證據，還誤判決我倒欠幾十萬元，我經過幾次上訴法院法官都維持了原判，法官們都不采納我提交的領條和銀行流水正[證]據，請問我們拿勞務費的人還能提供什麽正[證]據才是正確的呢？ （...）

從工人的自述可見，中國建築行業在20世紀80年代後形成的層層分包所造成的欠薪問題，同樣在新疆發生。而且，考慮到新疆整體的維穩壓力較其他地方來得更大，這些工人要有效解決問題可能更難。

中國在改革開放前，一般遷移到新疆的漢族工人均是來自上海等大城市的青年和工人。他們加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集中在北疆地區開墾土地、耕作、建屋等生產活動，以及守衛邊境。到了上世紀90年代，由於蘇聯解體，早期對外開放的新疆便成為新成立的中亞國家的重要經濟聯系。設立了對外貿易企業的生產建設兵團，以及當地的維吾爾人均增加向中亞國家出售消費品，並輸入這些國家的鋼材、石油和其他工業原材料。新疆的陸港、鐵路、機場和高速公路等運輸倉儲設施得以發展，城市裏的餐廳、商鋪等服務零售業也同步增加。

來新疆打工的漢族工人成為了各類高樓大廈的建築工、運輸貨物的貨車司機和餐廳員工。新疆城市的舊社區在這個過程中則被連根拔起，塔裏木盆地的一些巴紮（集市）也在城市更新中被清除，成為新式購物中心和住宅。兵團農業同樣在此時急速發展，經濟作物如棉花和蕃茄的種植規模愈大愈大，吸引了更多農業工人來到當地定居和耕作。

到了2000年，西部大開發的計劃推動了更多基建項目上馬。新疆的能源開發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環。石油氣田以往集中在北方的克拉瑪依，該地亦是石化中心。上世紀90年代，由於在塔裏木盆地發現了大量石油資源，石油開發向南疆擴展，嚴酷的塔克拉瑪幹沙漠開始了高速公路的鋪設。石油的開發打通後，該地的油管、天然氣管建設又持續進展。現時，該地已經成為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氣供應地，天然氣產出占全國產出六分一。據稱，塔裏木盆地的石油現時只是探明了22%，而且不少藏有石油的地層極深，超過地下1萬米。不過，中國石油上年宣稱已經能開采到這個深度的石油，可見該地的能源開采將更為擴大。

更多基礎建設工程向南疆深入，使這個地帶的漢族居民明顯增長。例如連上喀什的鐵路通車後，漢族人的住所、市場便在當地不斷落成。政府與發展商就發展問題上達成協議，各種售賣酒精、漢族食物和其他現代化商品的商場和購物中心落戶，小型商店主的利益往往在這一過程中被犧牲。

新一波的經濟發展對於漢族、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影響各異。對不少維吾爾族人而言，他們的生活成本不斷增加，但基建計劃，特別是能源項目，卻將他們排除在外。即使在南疆一帶的大量建築計劃以往亦被指排斥維吾爾工人。

或許由於以上原因，中國勞工通訊在網上找到的求助訊息基本上是來自漢族工人的自述。這些工人從其他省份到當地短期打工，但在工作過程中，發現公司以各種理由拖欠工人的生活費和工資。一些工人停工抗議後，公司有時會發放一部分工資，然而剩下的部分卻不斷拖延。新疆到了11、12月份，氣溫便急劇下降，但工地往往沒有什麽供暖器材。此時，當工人在勞動部門繼續碰壁，零下十幾度的天氣迫使很多人放棄離開……

新疆數十年來的經濟開發，除了成為了當地民族矛盾加深的背景，同時也造就了一班用完即棄的工人。新疆的建築工人在欠薪時共同行動，但當地維穩的局面、缺乏與勞動部門周旋的余裕，均使他們屢受挫折。工人求助地圖記錄到，一名在昌吉市討薪的建築工人家屬在微博上表示，由於老板拒絕執行工資調解的結果，迫不得已把父親的經歷放上網。結果，公安局三番四次打電話給他的父親，要求將帖子刪除，否則會向其子女（發帖人）報復，使工人的家人相當恐懼。不過，由於拖欠的工資相當重要，他們仍不得不繼續在網上求助。

2017年，自由亞洲電臺《勞工通訊》便曾因為一名在新疆吐魯番工作的湖北司機在工作期間病倒身亡而致電當地工會。在采訪過程中，發現當地工會並未自行組織到企業檢查勞動合同的簽訂情況，而是與勞動行政機關共同每年執行兩次檢查。因此，這位身亡的工人在過身前仍然沒有勞動合同，相關工資也沒有得到發放。

同一時間，由於涉事的吐魯番托克遜縣神華黑山露天煤礦並非實際聘請該工人，而是把工作承包給中鐵十九局礦業投資公司，再由後者聘請工人。中鐵十九局礦業投資公司總部實際位於北京，在承包新疆的工程時亦沒有向當地工會備案相關的項目和工人資料，因此當地工會對事情完全蒙在鼓裏。中鐵雖然設有工會，但該位司機是否加入了工會仍然留有疑問。由此可見，在建築公司於省際之間穿梭，以及層層分包的結構裏，工人不僅不被當地工會所組織，也被企業工會忽視，即使出意外要尋求幫助仍然相當困難。

現時，中國勞工通訊的求助地圖只能找到新疆漢族工人的求助事件，但相信當地不同民族的工人亦遇上同樣的問題，或許情況只會來得更嚴重。礙於工人的分隔狀態、語言隔閡及各種民族的壓迫、沖突和偏見，我們將需要更多這方面的消息使工人之間相互理解。

傑瑞米柯賓

出租車司機控告交通管理處及報章，在法庭直斥行業亂象

上月25日，河南許昌市一名姓常的出租車司機起訴《許昌日報》和公共交通管理處的案件在魏都區人民法院開庭。

這是一起極少見的出租車司機行動。這名出租車司機沒有聘專業律師，親自上法庭辯論。司機表示，《許昌日報》一篇報道列出自己的車屬於未審檢車輛，他指該資訊不屬實，唯報社拒絕修正。司機要求兩名被告賠償經營損失3000元，並承擔訟費。

同時，該司機略顯生疏和笨拙地在法庭斥責出租車公司的亂象。出租車公司逼迫司機交納所謂的管理費，假如司機不交，則不會獲得審理營運資格證，並被公共交通管理處查扣車輛。這次《許昌日報》的報道也是要脅的一部分，且聽這位司機的敘述：

許昌市城市公共交通管理處對我們曝光真實目的。他們與出租車公司串通一氣利用審理營運資格證手段。要挾我們交管理費，(不合理，不合法的管理費國家早2006年明令禁止的亂收費行為)不交就不予審理營運資格證。他們還違法的查扣車輛，逼迫我們交管理費，很多車主司機被查扣以後被逼無奈交了管理費。 （...）

今天晚上我的同行剛剛也發現他的車號被曝光，他車輛的營運資格證已經審驗過了。為什麽也被曝光了呢？因為交了錢，證審了，之後又沒有交錢，又被曝光，這充分證明他們惡意曝光的真實目的。就是為了收取管理費。公司經理都說″你們看到報紙曝光了嗎？趕快交錢吧"。這就是赤裸裸的威脅，恐嚇。他們為了金錢官商勾結，還有什麽違法的事情不敢幹呢？

我們感受到的是暗無天日。我們度日如年。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無法養家糊口，無顏面對妻兒老小。 2019年到2020年，連續兩年我們有兩位同行，累死在工作崗位上、死在了車上。而我們沒有聽到看到許昌市城市公共交通管理處有任何表示。

中國的出租車司機雖然付出高額的金錢買下車輛，但由於出租車要在路上行走得掛靠具有相關資格的企業，出租車公司於是以此來控製司機的經營權，同時設立一堆巧立名目的收費，包括維修費、管理費、保險費、GPS費等來榨取司機的收入。今年1月，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收錄的20起出租車司機抗議中，便有7起要求經營權及產權合一，以及不滿公司亂收費。

出租車司機近來面臨的新問題則來自強製更換電動汽車的政策。政府指定的電動車公司均有各式各樣的問題。有的車輛續航力差，每天要充兩次電，一年便達到五六百次，但動力電池充電壽命約莫只有八百次，這意味著車主一年多便要為報廢的電池付出高達五萬元的更換費用。有的車輛每一萬公裏就得做一次保養，費用150-170元，但其他公司則不需要，司機大為不滿品牌經銷商多收取的費用。

出租車司機雖然支持新能源汽車，但不滿政府不管司機的抗議。河北唐山市的司機總結了幾個問題：一、續航裏程只有廠家稱聲的一半；二、車輛難以上高速公路；三、電動車是否能安裝柴暖；四、電動車的後續保險和維護補貼。數十名出租車司機在1月6日聚集在唐山市交通局門口抗議，拒絕更換電動出租車，相關的抗議上月錄得5起。

行業的另一項變化來自電動單車的投放。中國勞工通訊去年8月曾報道司機集體抗議電動單車帶來的競爭，這類集體行動並未有停止，上月亦錄得4起。1月11日，河南省鄧州市的出租車司機自發組織起來，收繳了城市裏的共享電動單車，將它們拉到郊外一片空地上統一存放。1月29日，河南省周口市發生了另一起集體行動，出租車司機圍堵三輛滿載共享電動單車的大貨車，阻止它在城市投放。其後，司機繼續到周口市淮陽區交通局辦公大樓抗議。

出租車司機多年來不斷抗議黑車司機蠶食他們的市場，這些集體行動的規模可以很大。 2019年12月，黑龍江哈爾濱市一名未註冊的司機因為爭奪顧客而與另一名出租車司機打鬥，立即引起兩千多名出租車司機同行到場聲援。

不過，司機們行動的成效有限，他們或者可以要求政府對新的競爭對手多加規管，卻不能阻止愈來愈多的新企業加入載客服務的市場。近年網約車以至電動單車的出現，使出租車司機的生存空間更為狹窄。

嚴格意義上，中國的出租車司機並非工人，他們的集體行動以取得徹底的車輛產權和經營權為最終目的。不過，司機的生存狀況則不比一般工人要好多少：日漸減少的載客機會、油價成本問題、各種掛靠公司收取的費用等等，都使他們的收入不斷下降。不少司機均是下崗、離職和退休工人和退伍軍人，勞動部門和工會需要介入及維護他們的利益。中國勞工通訊就安徽省亳州市蒙城縣一起出租車司機要求經營權的抗議致電了當地工會。受采訪的工會人員表示他們沒有收到司機的求助，因此無能為力。雖然亳州市在2015年創立了出租車行業工會聯合會，但看來這個工會聯合會與一般司機是脫節的。

疫情防控下的春節，返鄉與就地過年的工人

春節將近，與往年不同，「有錢沒錢，回家過年」正在被「今年過節不回家，待在公司掙錢花」所取代。

老家位於湖北十堰竹山縣的美團送餐員鄒先生今年過年準備留在公司了。鄒先生稱，往年基本都會回家過年，但今年由於疫情，父母也沒能回老家，因此春節期間準備繼續加班送外賣。根據公司政策，春節假期出勤且達到訂單量要求，每天可以獲得200元的補貼。

鄒先生入行已經兩年了。在他看來，做外賣員收入還不錯，但工作相當辛苦也有風險。他平時每天上午十點半開始送外賣，一直送到淩晨兩三點。為了快點把外賣送到顧客手裏，路上騎車的風險不小，公司給他們投了意外險。根據他以往的經驗，過年期間點外賣的顧客會比平時少一些。   

今年選擇就地過年的人不在少數。中國國家鐵路集團數據顯示，春運前三天全國鐵路客流同比下降七成以上，分別為308萬、283萬和296萬人次。

1月20日，國家衛健委網站發布《冬春季農村地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對春節返鄉人員管理做出了要求，規定返鄉人員需持7天內有效新冠病毒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返鄉，並實行14天居家健康監測，期間每7天開展一次核酸檢測。核酸檢測費用自理。

所謂返鄉人員，是指從外地返回農村地區的人員，主要包括：一是跨省份返鄉人員；二是來自本省內中高風險區域所在地市的返鄉人員；三是本省內的進口冷鏈食品從業人員、口岸直接接觸進口貨物從業人員、隔離場所工作人員、交通運輸工具從業人員等重點人群。該界定引來了按照戶籍劃分管控不合理且不公的批評。

政策出臺後，多地醫院核酸檢測爆滿。封面新聞報道，上海閔行區某醫院千人排長隊進行核酸檢測。醫院保安表示，淩晨三四點鐘就有人來排隊，都需要核酸檢測報告才能回家。

此外，不少網友反映，過年回家還遇到了地方防疫政策「層層加碼」、「一刀切」。從7日核酸檢測收緊到3日內檢測，居家健康監測變為集中隔離或進一步延長，更有地方直接對外來車輛勸返或言明禁止返鄉。

1月27日，國家發改委秘書長趙辰昕在聯防聯控新聞發布會上強調：「各地方在政策執行時，不能擅自『加碼』，更不能『層層加碼』，甚至有的地方還采取『一刀切』措施，這是堅決不允許的，不能阻斷人員出行、返鄉。」

官媒亦多次批評地方政府擅自「加碼」、「一刀切」是懶政，本質上是甩鍋、不肯擔責。官媒多次發聲，亦從側面說明今年人們想要春節返鄉遇到的重重阻礙。

對低薪工人來說，核酸檢測的成本也是一筆不小的負擔。以全國最低工資標準最高的上海為例，為了在一年中能和家人團圓，做一次核酸檢測的價格即高過工人一天的工資。上海市最低工資標準2480元/月，相當於日薪114元，而核酸檢測的費用為120元/人。假如一名在上海打工的重慶農民工想要回家過年，火車票加上三次核酸檢測的開銷就能占到月薪近六成。

有媒體統計，2021年來，已有北京、天津、四川、福建、甘肅、陜西、貴州、湖北、黑龍江、海南、青海、浙江、西藏等13省份公立機構下調核酸檢測費用，有9省份公立機構單樣本核酸檢測最高限價下調至80元/次。北京、陜西、保定等地將核酸檢測費用納入醫保。

不過，長期以來，由於缺乏正式勞動關系等原因，農民工參加職工醫療保險的比例低，許多人僅在家鄉參與城鄉居民醫療保險。與職工醫保相比，城鄉居民醫保雖然覆蓋率高，但保障水平低。因此，核酸檢測費納入醫保對農民工的幫助不大。

對不少去外地打工的人來說，一年到頭，只有春節才回家與家人團聚。老家在湖北雲夢的建築工人黃先生半個月前才回到家，他屬於低風險地區的跨省流動。在海口上車前，他自費做了一次核酸檢測，並與老家這邊的社區報備了行程。到家後進行居家健康監測，社區也安排免費做了核酸，七天後再次測了核酸。黃先生說，做了核酸檢測「互相都有把握」，「要對家裏人負責，也對家鄉負責。」

1月25日，中辦、國辦印發《關於做好人民群眾就地過年服務保障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疫情高風險地區群眾均應就地過年，把人員流動降到最低，防止因人員流動導致疫情傳播擴散；中風險地區群眾原則上就地過年，特殊情況需要出行的，需經屬地疫情防控機構批準；低風險地區倡導群眾就地過年，非必要不出行，機關、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人員要帶頭就地過年，確需出行人員原則上不前往中高風險地區。

為了吸引外來務工人員就地過年，許多城市向非本地戶籍人員發放補助補貼、消費大禮包，送手機話費、流量，推行旅遊景點免費，甚至出臺落戶積分加分政策。各地工會亦開展多項活動，留外來務工人員在本地過年。

「今年過節不回家，待在公司掙錢花」、「與其返鄉隔離十四天，不如留下多賺四五千」，成為新的網絡流行語。北京市人社局同多部門發文要求，依法保障2月12日、13日、14日三天法定節假日加班的發三倍工資，11日、15日、16日、17日四天休息日安排勞動者工作而不補休的，支付不低於200%的加班工資。

然而，在實際執行中，勞動者往往得不到加班工資。例如，互聯網行業以超長工作時間的「996」「715」工作製聞名。不滿於超長工時和高壓的工作環境以外，追討加班費也是員工的主要訴求。由於公司牢牢掌握製定規章製度的權力，更巧立名目「自願加班」，而員工方面難以掌握加班相關證據，陷入討要加班費勞動爭議的勞動者往往無功而返。

除了加班費，春節前也是工人追討工資的高峰期。今年1月以來，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地圖收錄了68起討薪事件，占全體事件約76%。而近期設立的工人求助地圖發現，1月以來收錄的59起求助事件中，高達95%與討薪相關。

老家在河南的包工頭葉先生今年準備在廣東江門過年。葉先生說：「過年回不去了，工程款還沒結出來。」葉先生在當地做一個水務局的汙水工程，工程做了三個多月，第二期工程已經完工，但工人的工資和工程款都沒有結清。葉先生介紹，他們有一百多名工人，建設方只給工人支了一些生活費，讓工人們先回家過年。

只有包工頭葉先生和其他幾名合作夥伴還留在廣東，與建設單位、業主單位協商工程款事宜。葉先生稱，「今年疫情不願意再回去（過年）了，不想跑來跑去的，過了春節又要開工了。到時候（春節後）過來再隔離了就麻煩了。」

建築行業的欠薪問題根深蒂固，盡管《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自去年5月1日起開始實施，政府亦提出力爭到2020年實現農民工工資基本無拖欠，但及時足額按月發放工資對大多建築工人來說仍未實現。受到就地過年政策影響，今年的春節前討薪高峰是否會持續更長時間仍有待觀察。

作為第二代農民工的殺馬特：和《殺馬特，我愛你》導演李一凡的對談

十年前的中國，殺馬特群體曾以五顏六色頭發、誇張的服飾打扮自己。而網絡上，民眾賦予他們的是嘩眾取寵的評價，他們「工廠工人」「90後農民工」等身份，也瞬間淹沒在了輿論中。直至紀錄片《殺馬特，我愛你》出現在熒幕上，大眾才記起這個被自己嘲笑、諷刺過的群體，也第一次清楚地看見了各異的造型背後，經歷極其雷同的「第二代農民工」故事。

紀錄片導演李一凡從2017年起，完成了近80個殺馬特采訪，又通過從殺馬特和其他工人手中直接購買視頻的方式，收集了工廠流水線及工人生活錄像915段，拼湊出了一副中國「第二代農民工」群像：十二三歲離開農村前往城市，進入工廠打工，又因為未成年，只能選擇規模小、工資低、缺乏各類勞動保障的工廠工作。而在離開家鄉之前，他們往往經歷了十余年的留守兒童生活——身為中國第一代農民工的父母外出務工，他們留在鄉下和爺爺奶奶輩生活。疲勞且乏味的流水線作業讓工人開始嘗試各種殺馬特造型，誇張的頭發令他們在人群中變得獨一無二，也帶來了旁人的關註、自身面對世界的勇氣、殺馬特家族成員之間的互幫互助，這一切都是曾為留守兒童、在機器運轉及工廠製度面前孤立無援的他們從未享受過的。

兩個小時的紀錄片中，殺馬特的自述占據了絕大部分，這也讓觀眾第一次看到了如此體量龐大的工人思考。在被欠薪、討薪被打、工傷等一系列的經歷之後，殺馬特們不約而同地道出了工作的無意義。「我在工廠裏面，幹十幾年，一直都是普工，沒有上升的機會。」

縱使每日工作十二個小時，每個月放假不超過四天，工人們仍無法憑借打工換來的有限財富實現任何目標。這也帶出了第二代農民工的普遍困境，二十年前父母輩外出務工足以實現回鄉下蓋房子，甚至留在小城市做小生意的目標，但新一代農民工的有限收入，連在四五線城市安家落戶的成本也負擔不了，在當下工廠製度下辛苦打工、賺錢到頭來成了什麽也實現不了的無用功。

因此，以發型和服裝武裝自己，成了工人們為數不多表達個性的機會，也成了他們對不合理工廠製度作出的反抗。正如李一凡導演說的：「你的反擊有多強和你的處境有多壞有關」。為了保留發型，他們願意犧牲工資更高、但對工人裝束有所限製的大工廠；為了玩殺馬特，他們有勇氣辭職離開工廠，絕不輕易放棄在殺馬特文化中獲得的自由；在玩殺馬特的過程中，工人們甚至自我組織出了家人般的關系，一人被欠薪，一群人一起去找老板理論……殺馬特周旋在發型與工廠之間的經歷，是工人群體用身體對工廠製度作出的反抗。縱使社會主流始終將農民工擺在邊緣位置，他們強大的主體性卻從未消失。

導演李一凡表示：「很多人問我，我是不是拍了一部殺馬特史？我想跟大家說，我拍的不是殺馬特史，我拍的是殺馬特講述自己的個人史、精神史，我拍的是90後農民工歷史的一部分。」兩個小時的紀錄片成了我們窺見殺馬特、窺見中國年輕工人的窗口，也引出了殺馬特背後一系列橫亙在社會中的區隔：農村與城市、工廠區與市中心、農民工與白領工人……中國勞工通訊與導演李一凡進行了對談，與他聊了聊中國工廠以及中國第二代農民工。

傑瑞米柯賓

殺馬特：中國的第二代農民工

中國勞工通訊（下稱「中」）：第一次看《殺馬特，我愛你》可能是「獵奇」，想了解一下十年前我們嘲諷的殺馬特是什麽樣子，但繼續看下去覺得，這部絕不只是殺馬特的freak show。您訪問到的時候，殺馬特們已經不是當時的樣貌，他們又變回了一個被社會規訓的生存狀態。更重要是的您訪問的工人，甚至不僅是工人，是中國的第二代農民工。您在結尾很刻意地提及，他們作為留守兒童和第二代農民工的歷史，那在您眼中第二代農民工有什麽不一樣？

李一凡導演（下稱「李」）：第二代農民工和三四五線城市進程的人有特別相似的地方。第一代農民工出來打工比現在更艱苦、勞動保護更差，但他們內心還是有目標的，目標是能夠實現的：拿打工錢出去修個房子、娶媳婦、把小孩養大，更有想法的可能想留在城市做個小生意。比如我們在石排看到，有些第一代農民工在那兒從打工開始，到自己辦個小廠、家庭廠或者做個小包工頭，自己接一些加工型的業務，做得不大但也還行——這是第一代打工者的軌跡，他們的目標可以部分實現。

第二代農民工的狀況特別不一樣，他們不想回家，他們出來見過世面，但城市待不住。一個月三四千塊錢，一年下來在深圳也買不了一平方。打工能賺的錢是算得清楚的，那這個錢他賺來幹嘛？他特別沒有意義，辛苦掙來的錢也可以隨手花掉，尤其是對稍稍有些想法的人來說，這些錢一點用處都沒有。片子裏面殺馬特穿的衣服上面寫什麽？「何以解憂？唯有暴富！」那是18年的時候在石排最流行的衣服。所以很多小孩去賭博，也有些人最後成了「三和大神」，錢全部輸光、沒辦法回家、連身份證也壓上了。

大部分的殺馬特不知道怎麽做，他不了解城市，他來自於農村社會，而工廠區就像是城市中的一塊飛地，大部分工廠區原本也就是農村，對於真正的城市需求、城市發展他們沒有更多的認識。而第一代農民工進入城市的時候，城市發展剛剛開始，所有東西都在重新設計、有各種各樣的縫隙。現在的狀況已經很不一樣了，縫隙很少。

殺馬特看起來沒有三和大神那麽絕望，是因為他們都很年輕，他們還想「我去試試吧」，但是在試的過程中他又知道沒什麽好試的，可年輕麽，他還是要去試一下。三和大神可能就什麽都不試了，但也只是一個年齡的問題。大部分殺馬特現在不玩殺馬特了，可他們玩的時候都太小了，現在也就二十四五歲。我們見到的絕大部分殺馬特，二十五歲後走上正軌，為什麽是二十五歲？因為到了這個年紀，父母也老了、不能打工了，工廠四十八歲以上的人幾乎不招了，家庭如果沒有打工的收入，農業收入又無法維持生活。殺馬特不僅要維持個人，他還要維持父母養老，還有傳宗接代這些在農村的「偉大」任務。所以大部分殺馬特在這個年紀都回鄉、結婚或者結了又離了，至少在想這些事情，也有回鄉了也沒找到媳婦，因為還沒掙到錢，只能安安穩穩在工廠打工，因為家裏真的需要金錢了。

中：在影片最前面，有一位受了工傷的工人說，可能年齡太小了，連勞動局是什麽都不知道。這也是我們NGO的人都遇到過的困難：工人們真的不太知道勞動局、工會。盡管我們可以去質疑這些機關部門到底發揮了多大作用，但工人一方面不知道，一方面也不信任這些既有的機製。像影片中殺馬特的情況，他們有很成型的「家族」，那工人間的互相幫忙還是非常可靠的。當下，更多工人會把自己被侵權的經歷發在微博上，試圖進行求助，但回應寥寥，他們被打撈的幾率是很低的。

李：現在比10年前，還是要好一些。我認識周立太，那個給民工打工傷官司的著名律師，我們曾經做過一個展覽，是一萬份工傷案件的卷宗，他有一個很小的博物館，都是關於勞動糾紛、工傷賠償的卷宗（中國勞工通訊註：寶安勞務工博物館將周立太律師處理的上萬件的勞動爭議仲裁及訴訟的卷宗作為館藏）。

在我們後期剪片的時候，片中一位告訴我們，他去佛山打工打了半個月，手受傷了沒得到賠償，一分錢沒拿到、被趕走，還差點被打。這種事情在（幾個月的）短工更普遍。也有一位片中的殺馬特說，他們一班殺馬特老去幫朋友討工錢，殺馬特之間的聯系、幫忙還是很緊密。

工人的實際情況跟大部分人想象的不太一樣，我們想象的是買社保、買醫保，每年就這樣順著做下去，其實大部分工人大部分是會辭工回家的，他沒有連續工作的。工人遇到的問題很多，比如說長期工，每年年底的時候廠裏面只放一個星期假，但你趕回家趕回來的路途就要花五天，因為工人回到城市還要再回到小城市，還要再從小城市回到鄉裏面，加之農村中的交往很復雜，他根本不可能只呆七天，只能辭工回家。他不需要社保醫保，因為斷保之後要轉移也很麻煩。

而且加工型企業很多是訂單製，可能到九十月份特別忙，有訂單他就招人，這樣就會集中了一大批臨時工，工作兩三個月。這些地方勞動法的保護就特別模糊，而且這樣的群體特別多，是工人裏面的很大一部分。他們在這個地方受到了各種（侵權）事件，很難得到保護的。而且工人多半是（勞動）中介招募的，中介負責發工資，這些中介還多少帶有一點黑社會或者其他性質，你跟廠裏面沒法扯皮。

中：羅福興有一個說法我很感觸，他說大家從農村「出來進廠」，這一出一進，殺馬特是沒什麽選擇的。

李：其實大部分殺馬特都認了，這個命都認了，真的沒有什麽更多的想法。這不是一個個人的改變，是結構性的問題。

殺馬特的主體性：以身體回應結構性問題

中：「自由」是《殺馬特，我愛你》裏面工人提及的高頻詞，好像現在談「自由」這個詞的，除了文藝青年就是殺馬特青年，是一個很兩極的觀感。

李：殺馬特這些孩子就是稍稍有一點想法、有一點點文藝、身體有一點點敏感，他和一般特別老實、一點想法沒有的人有差別，一點想法沒有反正別人幹嘛我幹嘛、我爸叫我幹嘛我幹嘛，但殺馬特這班人在思考，他們身體敏感，所以對這個處境做出了反應。城裏面我們看到的反應最強烈的是文藝青年，這個道理是一樣的，身體敏感，他對自己的處境不舒服、知道自己做這個事兒沒有意義，他會主動做出一個回應。這個回應各種各樣，辭職、到處流浪、幹脆放棄、自殺、玩殺馬特這是一代人的狀況。中國最新公布出生率低得驚人，這也是身體作出的反應。

中：我原以為影片會結束在殺馬特群體在網絡上遭受攻擊、殺馬特家族遭遇解體那裏，沒想到您後面還用了了半個小時，去呈現當下在快手、抖音上的殺馬特。這個是很令人難過的，仿佛殺馬特們又一次喪失了原本屬於自己的空間——殺馬特曾經聚集在夜晚的溜冰場、周末的小公園，這些已經不算是主流的地方了，但現在他們連實體的空間都沒有了，只能轉移到虛擬空間中。同時，殺馬特個體之間的聯系，肯定更難維系，當下是更流散的狀態。

李：製作過程中，朋友們看了有兩種意見，一種是認為「只要工廠（的部分）就夠了，這些（線上）亞文化的東西不需要講」；還有一種是相反的，覺得需要從殺馬特亞文化中看到他們的主體性。我兩個意見都沒聽，因為這兩方面是互為因果的關系——如果沒有工廠，殺馬特們不會是後來的狀態；如果看不到殺馬特後來的生活、精神狀態，你不會體會到他們在工廠有多痛苦，他們在工廠工作的時候多麽渴望做另一件事情。

沒有後面這部分，我們很難看到他們從殺馬特的審美、愛好中體驗到的東西。我做的時候覺得，沒了這部分，你實際上是不相信他們的主體性、不相信他們的生命邏輯。你相信的話，那他們這段生命就是有意義的，所以這部分我一點都沒有省，他們如何掙紮、怎麽轉向商業，包括轉向商業中間的糾結。

中：我的感覺是，殺馬特們退了一步，然後再退一步，他們越來越往後。

李：對，這個「退」的過程才有糾結和掙紮，他們想要逃離工廠的想法有多強烈，其實是在後面這個過程中體現的。

打工的無意義：這代人的共同困境

中：您一直說工廠在這部片子中的角色很重要，但不論是對您這樣的紀錄片工作者，還是我們這樣的勞工NGO，了解工廠內的生活都是困難的。例如，您的助理最初接觸工廠工人的時候，他們會對外界不信任，或者您自己想方設法進殺馬特的群，但怎麽也進不去——殺馬特們對主流社會的態度有不信任，也有不了解，當然也有曾經受到傷害的切實感受。但反過來說，城市人對工廠和工人也不了解、也沒有太多同理心，就像白領工人不會用「工人」一詞來稱呼自己，他們不覺得所有打工者的困境是共同的。（工人與相對主流的社會之間的）壁壘是雙相，您如何處理這個問題呢？至少這部片子播放後，一定程度上還是沖破了這個壁壘了。

李：我開始沒有想到城市白領看了之後有這麽強的反應，放映過程中不斷有人反饋，才令我體會到除了階級和剝削之外大家共同的處境。白領工人從三四五線的小城市，到了中心或者沿海超大城市，自己命運無法把握、打工沒有意義，這種處境（工廠工人和白領）特別接近——你掙的錢永遠不可能買房子、永遠不可能安家，你賺的錢永遠只能吃喝玩樂，不可能做個事業——你的錢不能去買個門面——這種無意義他們特別接近。打工的無意義是這代人的問題，是東西部差異這種整體國家結構造成的，不管你是工人也好，白領也好，沒上過學也好，985、211也好，你都是一樣的。

中：影片出來後，很多人覺得工人們仿佛哲學家，思考了很多城市人、「996」的打工人沒有想的問題，盡管工廠生活比「996」更誇張。為什麽這部影片給了很多非工人群體當頭棒喝？可能是因為它非常反雞湯，當我們聽了太多「996是福報」的論述之後，工人們用兩個小時一直在跟你說：真的賺不到錢、老板真的太黑了、房子根本一輩子買不起……這些對自身冷靜且清醒的認知，縱使聽起來悲觀，但其實是算得很清楚的一筆賬。在城市擁有有語言霸權的當下，我們太少聽到認真地、並非開玩笑地講出「我買不起房」這個問題。

李：他們那麽小出來，社會毒打很久了。你想想，他十二三歲進廠，他被毒打十多年了，這和從大學校園、只擁有書本及二手經驗的人是不一樣的。殺馬特有很完整的經歷，這對人是不一樣的。我們很多人可能覺得工廠挺好的，招工啟事都寫「保六七千」，但是這需要每天工作十四個小時，一天都不休息，普通人做不到。請假一天扣三天（工資），還扣你全勤獎，七七八八扣完之後你根本拿不到這個錢……這個都是他們的經歷，他們看得清楚，真的是社會毒打教的。城市青年不管你在幾線城市，加上獨生子女政策，家裏保護得還是相當好，農村不管罰不罰款至少生兩個，父母有需要出去掙錢把他變成留守兒童，父母要保護也保護不著。因此，殺馬特對生活的認知和城市小孩完全不同，他對世界的懷疑比同齡人深刻得多。

中：這也令我想到，「996」被人批評已久，但名校畢業生還是趨之若鶩。陷於「996」的勞動者也很難像殺馬特一樣，因為要玩殺馬特就直接辭職，他們完全沒有殺馬特那麽勇敢地去作出改變。

李：殺馬特中間很多人身體可能到了極限，工廠生活真的受不了，每天工作十二小時以上，一個月休息一天，身體真的無法支撐，「996」總體來說也沒有到這個程度。你的反擊有多強和你的處境有多壞有關，你有多誇張你就有多孤獨。很多人會說「我也玩過殺馬特」，但殺馬特就會說「你不是殺馬特，你那是非主流，你只是燙了個頭，你頭發都沒有立起來過」。立起來是不一樣的，立起來需要比燙個頭、染個發大得多的勇氣，你內心的渴求達不到那個程度，你立不起來。所以，殺馬特也好，農民工也好，他們的處境是我們想象以外的。我都覺得我是非常了解工人的，但去了之後我還是覺得我不夠了解，「我很疲勞我很疲勞」像句廢話一樣，但你真的在那裏，你就是有那麽疲勞，不去不覺得。我有一個雲南大學碩士畢業的朋友想去體驗富士康，現在富士康工廠各方面的條件都還可以，但他說那種疲勞，流水線機器兩個小時會休息十多分鐘，機器一停，所有工人趴在上面就睡覺，而且都能睡著，哪怕就十分鐘，你想有多疲勞。

看(不)見：這只是開始

中：您這部作品特別有匠心的地方是，您真的請工人去拍了自己工作的場景。而我第一次看的時候，我幾乎不能辨認出他們在流水線上做的是什麽（產品），第二次看我仍然幾乎不能辨認。但作為城市人，那些產品一定是我們每天在用的，不過在工人手上還是半成品狀態的時候，你完全認不出來。

李：有些工人做燈，有些做餅幹盒子，還有玩具、手機充電線、各種各樣小零件……都是日常生活生活用品。我們也沒有拍工業產品（的生產），真的是工業產品、機械化程度非常高的工廠，管理都特別嚴，有些要求無塵環境，我們幾乎拍不著，那些地方拿出（拍攝）機器要罰款，拿出手機就要罰兩百五百的。

中：這也應證了您在一篇訪問裏說的，殺馬特聚集的地方往往是小工廠，勞動關系比較混亂的工廠。雖然富士康在大眾印象中是「血汗工廠」，也受到大量輿論關註，但真的把所有工廠放在一起比，富士康的工資、勞動保護等等條件絕不是最差。

李：最好的之一，中上（水平），富士康至少是中上，勞動保護各方面比一般企業好得多。富士康以前管理比較粗暴，工人給我講，（連環自殺）事情之後管理人員態度變好了，只有這個變化，工作條件沒有什麽變化的，再就是加班有了一些限製。其實工人普遍抑郁、自殺的問題是非常多的，羅福興永遠都在工廠區的一些發廊工作，他說在東莞東工廠區的時候，一天到晚這個人要跳樓那個人要死，派出所每天都在出勤。

2010年前後，我和學生一起做了一個「外省青年」項目，當時談論為什麽當今大家認識社會會有那麽大的偏差、年輕人為什麽會顯得幼稚，因為網絡給了我們太多二手經驗，我們被二手經驗搞暈了，我們需要身體的直接經驗。

因此，《殺馬特，我愛你》只是開始吧，對工廠的發現還需要很多人去做。第二代農民工、90後出生的人，這一代人的處境以及公共資源的分配，還是需要大家去努力才能改變的。我這部片子只是拋磚引玉，撕開一個小角。大部分人對工廠的認識還是很粗糙，我做的工作不過是更細，要工人來拍、要工人來講、讓他們自己來做，把這種特別的一手經歷傳遞出來。

緬甸軍方加強對工會和勞工人士的鎮壓

據報道，緬甸軍方宣布該國十余個工會為非法組織，並大肆追捕自2月1日軍事政變以來積極參與公民抗命運動的勞工人士。

中國勞工通訊與緬甸工會和該國所有尋求恢復民主的工人站在一起，聲援並支持他們的行動。我們與包括國際勞工組織在內的許多勞工團體一起，呼籲立即停止對緬甸勞工人士的騷擾和迫害。

緬甸工人聯合會（Federation of General Workers Myanmar，原名緬甸服裝工人聯合會）主席Moe Sandar Myint去年12月向中國勞工通訊講述了仰光萊達雅鎮服裝工人在疫情期間的鬥爭。2月6日，公民抗命運動的第一天，她帶領4000多名工廠工人發起了抗議活動。目前，她正在躲避軍方的追捕。

各方呼籲國際品牌及其供應商尊重緬甸工人的結社自由、言論自由與和平集會的權利。2月19日，從緬甸采購成衣的全球零售品牌與IndustriALL一道發表聯合聲明，譴責軍事政變，並重申他們對民主標準的承諾。然而，仰光的一些工廠老板希望能盡快恢復生產，將不再允許其工人繼續參與抗議。

上周，中國勞工通訊與仰光的工人進行了談話。他們表示，在公民抗命運動初期，一些工廠經理確實工人請假參加抗議活動。但現在，有關休假的規定已經收緊。

在仰光迪尚時裝廠工作的一名工會分子解釋道，工廠規定，連續三天請假的工人將被解雇，因此，「工人們上一天班，然後請兩天假。」但她補充道，工人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一些工人已經退出了運動。

「我們晚上睡不著覺，但早上仍不得不去上班，因為我們怕丟了工作。說實話，無論是身體上還是精神上，都完全無法放松。」她說。

此外，據悉一些服裝廠經理正在協助軍方及警方搜捕勞工人士。「在2月18日的抗議中，我們聽說經理曾接到一名中士的電話，詢問他誰是示威活動的領導人，經理說他不知道。但第二天，我們就聽說他把工人們的電話號碼給了警察。」她說。

對一些服裝廠老板和經理來說，不論誰執政，他們主要關註的還是恢復生產；然而工人們最關切的是推翻政變，恢復民選政府。

「在軍方政權下，我懷疑我們能否繼續向政府投訴雇主，」受訪工人預感道，「我擔心工會今後無法有效運作，因為工會領導人將受到當局的監視和控製。」

軍方對互聯網的控製讓工人們很難做些什麽。「這就像回到了黑暗時代。」她說。

隨著緬甸公民抗命運動進入第二個月，軍方的鎮壓也愈演愈烈。值此時刻，緬甸工會和工人更加需要國際工人組織的團結聲援和支持。中國勞工通訊敦促服國際服裝品牌將協助軍方鎮壓工會組織者的工廠列入監察名單，同時尋求適當方式向緬甸軍政權施加有效壓力，幫助緬甸恢復民主。

傑瑞米柯賓

緬甸工人和工會奮戰在抵抗最前線

2月6日，緬甸工人聯合會（Federation of General Workers Myanmar, FGWM）主席Moe Sandar Myint幫助組織了仰光萊達雅鎮4000多名工廠工人的抗議活動，這是緬甸第一批反對軍事政變的大型示威。此後，Moe Sandar Myint一直在躲避軍方的搜捕。

「我不至於蠢到待在家裏。我知道那次集會就像給了軍政府一記耳光。所以從那以後，我就沒回過家，一直在從一個地方躲到另一個地方。」她說。

2月26日，Moe Sandar Myint對中國勞工通訊說，在計劃抗議活動的前夜，警察突擊了位於萊達雅鎮的工會總部，試圖恐嚇工人。

「他們知道我不在，所以我們估計警方的突擊只是為了嚇唬我們，讓我們保持沈默。但效果恰恰相反，正是這次警方的行動激發了我們，讓我們繼續為自己的權利而鬥爭。」她說。

自那場午夜突襲以來，軍方和警方的鎮壓力度不斷加強。據報道，至少有35名抗議者喪生，軍方還下令逮捕數十名反對者，包括活動人士和工人領袖。官方發表的聲明僅列出15個目標人物，但泄露的警方文件顯示，被鎮壓群體超過500人，服裝工人、護士、有社會影響力的人士和政治活動家都赫然在列。

2月6日的集會是激發公民抗命運動的關鍵時刻，顯示了工人組織的巨大力量。即使是此前從未支持過罷工行動的白領工人也深受鼓舞而上街抗議。Min Maung Maung是當地一家IT公司的員工，以前從未參加過罷工，他說：

「在政變後的頭幾天裏，公眾沒有明顯的反應。我們在等待有人能夠領導我們，譴責軍方……看到服裝工人走上街頭抗議，即使可能面對子彈和警棍。這給了我們同樣的勇氣。」

認識到工會在公民抗命運動中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和重要性，軍方上周宣布16個工會為非法組織。在Moe Sandar Myint看來，軍方此舉殊為可笑，「一個毫無正當性的軍政府居然宣布我們是非法組織，這實在太荒謬了。我們將無視它而繼續鬥爭。」

有報道稱，一些工廠管理層與警方合作，提供有關勞工活動人士和工會領袖的信息，並阻止工人抗議。然而，許多工廠的工人正在抵抗壓力，不僅是在仰光，也包括其他工業城市，如勃固、勃生和帕安等地。

在萊達雅鎮保佳內衣廠（Bogart Lingerie）工作的服裝工人Naung Naung Cho表示，他們的經理曾向工人施壓，要求工人不要參加抗議活動。

「經理說，如果工人連續缺勤三天以上，就會被解雇。」她說道。這與萊達雅鎮其他服裝廠工人的說法一致。

然而，工人們繼續要求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的權利。2月19日，工人舉行了為期一天的罷工。

「對我們來說，讓獨裁者下臺是當務之急。在軍事統治下，我們工人將沒有任何權利。因此我們對工廠進行了抗議，這樣我們就可以休無薪假來抗議獨裁者。」Naung Naung Cho說。

迫於工人的壓力，保佳內衣廠最終妥協，於2月20日與工會簽訂協議，保證工人不會因休無薪假而被解雇。

為了繼續抗議，鎮上許多服裝工人中止工作而失去收入。例如，Myo Win告訴中國勞工通訊：「政變以來，我完全沒有上班。我不知道假如我繼續在工廠工作能否拿到工資。雖然現在我們可能沒有收入，但支持者為我們提供了大量食物。」

此外，萊達雅鎮的一些房東也在幫助工人，為他們提供租金減免，甚至讓工人們免費入住旅館。

普通工人和工會對公民抗命運動的廣泛支持，向國際工人運動以及依賴於服裝工人的國際品牌發出了強烈的信息，即他們必須給與抗議者堅定的支持，確保緬甸再次恢復民主。

緬甸產業工人聯合會（Industrial Workers Federation of Myanmar, IWFM）主席、緬甸工會聯合會（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Myanmar, CTUM）中央執行委員會成員Khaing Zar Aung指出 ，「工人們知道，在軍政府的統治下，他們將成為社會中最受壓製的群體 。即使在民主治理下，勞動爭議處理機製運作的並不好，但至少工人受到的迫害較少。所以工人們才會冒著一切危險去推翻獨裁者。」

聲援遭打壓的香港工會組織者

世界各地的工運組織者在捍衛勞工基本權利和政治自由時，也日益暴露在政治迫害的風險之下，其中全球南方的組織者處境尤為惡劣。

在緬甸的抗爭中，工會被宣布為非法組織，工會領袖首當其沖成為軍政權的目標。在柬埔寨，著名工人權利倡導者和柬埔寨聯合工會主席榮春（Rong Chhun），因批評官方政策，去年8月被捕，被控 "煽動重罪或引起社會動亂 "，或將面臨將近兩年的牢獄之災。

而在香港，官方對泛民主派人士的嚴厲打壓，導致近期有47名公民社會運動家被拘捕審判，他們去年因為組織立法會選舉的非官方初選，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其中便有兩位著名的香港工會組織者。

如今被捕的香港職工會聯盟主席吳敏兒和醫管局員工陣線主席余慧明，均在捍衛工人權益、促進會員利益及為香港爭取更廣泛民主參與的問題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當局打擊香港的工會領袖，不啻於損害全港工人的權益，當下的香港工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強大而有效的勞工組織來為他們代言。此外，當局出於政治動機的起訴，更破壞了法治這塊香港社會長期以來賴以生存的基石。

作為香港勞工組織和公民社會的一員，中國勞工通訊在此聲援吳敏兒和余慧明，以及世界各地面臨政治迫害的工運工作者。我們敦促香港政府尊重國際勞工組織第87號《結社自由和保護組織權利公約》的規定，維護社會正義並保障作為普世價值的民主權利。

吳敏兒在2月28日被羈押前，曾做出這樣的宣言：「放棄只需一秒，堅持卻需要用一世。」中國勞工通訊以此言，和所有面臨政治打壓迫害的工運組織者共勉。

追趕時間的原因，中國快遞員的收派困境

最近一年，快遞越來越多，這是張明明從事這一行三年以來最直觀的感受。在2019年上半年之前，他每天的配送任務在150件左右，算上攬件量，每天能夠行有余力地完成配送任務，還能拿到公司評比的獎金。但是從2019年6月以後，每天從他手裏送出的快遞數量明顯增多，從160件、180件，漲到現在旺季時候的300件。今年雙11的派件數字更過分，他每天的派送單量已經超過400多件。

《燃財經》這段關於快遞員送件量不斷增加，導致工作任務完不成，要在馬路上沖燈逆行的描述，大概是不少人對快遞員勞動情況的了解。去年出版的《熟悉的陌生人：快遞員的日常工作和勞動過程》，則從快遞員的送件收件過程，解釋了工人勞動會遇到的困難。從作者張楊波的田野考察可以知道，即使派送量回落，一般工人要完成送件也殊不容易。城市中的快遞能順利配送，很大程度上倚賴工人自行發掘的方法，企業可以說是坐享其利。

快遞配送的困難

讓我們簡單介紹一下作者調查的快遞站點橋東點部。這個位於三線城市「安湘市」（假名）的站點，隸屬一家直營管理式快遞公司，在派送設備、工人工資和收費上都比通達系企業優勝。橋東點部各類人員21名，其中快遞員15名，倉務員4名，另有點部和運營主管各1名。作者集中調查的橋東點部有10個城區板塊，由10名快遞員固定十個區域，其他快遞員任機動員。每天早上7時30分，快遞員在點部分揀快遞，之後進行第一次派件和收件，下午1點快遞員則會再做兩輪派件和收件，最後在晚上7點繁忙時間後回到分揀中心。

看似無害的工作安排，第一個問題便來自區域的分配。由於快遞員工資采取計提製，收派區域客戶愈集中、客戶經常在場、快件收派數量愈多，便馬上成為好區，一般是大公司、學校和醫院等。然而，這些區域較少，而且都由資歷較老的員工占據，新手接手的只能是差的片區。在這些較差的區域中，配送的地點分散，而且路況復雜，對於新來快遞員往往是一場折磨。且看書中摘錄的工人訪談：

你看那個小區就不好派送快件，路很雜，繞來繞去，裏面的樓房位置也沒有規劃，35棟、36棟、37棟，突然在後面就冒出一個50棟。我們送快遞的最怕這個，不好規劃路線，沒有規律，這樣送快遞挺耽誤時間的。這個區域我也才來十幾天，對這邊的情況不是太了解。

最令快遞員頭痛的問題還有無法與客戶聯系。特別是學生、小區居民這種流動性較大的對象，經常聯絡不上，工人便要糾結在等還是不等的處境中：

快遞員最煩的事就是客戶打電話不接，三四次都不接。但是剛走開不久，他電話就打過來了，讓我現在馬上就給他送過去。 (...) 那我就沒辦法了，我要送完一圈才能再折返回來。比如說梓山苑，我們早上一大早就去送快遞，他們還在睡覺，沒有聽到電話，醒來之後就給我們打電話，讓我們送快遞。

不要小看這些問題。由於快遞員的收入直接與配送量相關，偏僻區域、路況復雜的地區塞給新手，工人因送件量不達標而收入不足，使大量新員工離職：

老員工來得早，接手的區域就是比較好的、比較成熟穩定的。他們的收入也不錯，一個月有七八千塊錢，這些老員工是不會願意走的。 （...）新員工則來的時候接手的區域並不是太好，工資待遇也不是很高，工作壓力又大，因此有好多人幹上三五天、兩三個月就走人了。

《2020年全國快遞員基層從業現狀及從業滿意度調查報告》顯示，超四成快遞員每日派件量在100件以下，八成快遞員每日派件量不超過200件，更有超過1%的快遞員每日派送超過600件。為了盡快確定交接時間和地點，快遞員收到電話當然想馬上接聽。這就造成了車上接電話的情況，容易產生我們都熟知的情況：搶道、闖紅燈，以及交通事故。工人表示，公司雖然不允許在車上接打電話，但快遞員停下來接電話並不現實，一是容易引起後車追尾，二是在路邊停，則趕不及時間。

快遞員收件遇上的問題

收件是以往描述快遞員工作中較少談及的地方，作者的田野調查則提供了一些新材料，其中一個有參與價值的內容是所謂的生客問題。一般的快遞員，特別是較成熟的老工人，都會規劃派件收件的路線，但不熟悉的客戶則往往打亂這個節奏。

假如下午收件比較多，我就會按照收件的位置來安排路線，隨後再派件，反正今天下午６點之前我會把所有派件派完。我最害怕生客，就是你剛離開那個地點，他就給你打電話就有快件要寄，我們最不喜歡走回頭路。

熟悉快遞收派的企業等客戶，都會知道收件的通常時間，有時甚至自行送到站點寄送。不過，各種例外情況使快遞員疲於奔命，因為客戶只要堅持馬上寄，工人也得想盡辦法趕回去，否則便要被投訴。

陌生的客戶在不適當的時間下單，有時還加上填錯資料、不熟悉寄快遞流程，需要快遞員親自講解和指導。快遞員往往需要表現得有禮親切，一來是為了不被投訴，二來是讓客戶熟悉流程，才能不使問題再次發生。

工人的對策 資本的機會

工人如何付出額外的勞動解決派送過程的問題，是此書的另外一個重點，但篇幅所限，本文便不作詳述了。簡而言之，無論是派送還是收取，快遞員透過發展與客戶的熟人關系來預先約定交接方式和時間，又或是發掘新的派送路線和方法（例如寄放、循環多次配送）來減少停留所浪費的時間。可以說，沒有工人自行摸索的配送路線和寄放方式，以及在私下的派送微信群裏提醒客戶收件和派件，以及長期與客戶建立信任，要完成快遞企業的大量送件量是沒有可能的。

不過，這裏可能還得再說一下書中對菜鳥驛站的敘述。菜鳥驛站作為由菜鳥網絡設立來為網購用戶代收包裹的服務，以資本的力量來繼續維持現時的快遞派送量。由菜鳥驛站提供代收，並從中抽成，原本一個快遞員難以處理的快件便能夠處理了。

現時菜鳥驛站已經在城市內部設有超過4萬家驛站，主要分社區、校園和社區服務商三種類型，聘請的員工一部分負責管理快件及接待客戶，另一部分則為客戶送快件。快遞員表示，一到早上，驛站就排滿了很多車，中通、圓通和韻達都排成一排：

每個快件一塊錢，是我們給他們投遞點的。我們點部距離這裏的碧桂園太遠了，如果來送就劃不來，確實來送我們就沒有時間到其他地方送快件了。我們就和菜鳥驛站合作，讓他們幫我們送，從中抽成。

由此可見，快遞企業倚靠工人自行解決的派送交接困難，已經為資本打開了新的積累領域。然而，菜鳥驛站雖然方便收寄快遞的人，但在減少快遞員工作量的效果上影響大概有限。一來，有些快件例如急件、大型物件、藥物等是不能寄存的；二來，一部分工作的減輕，亦即意味著快遞企業能夠開發新的區域和客戶。

經驗老到的快遞員的將來

對快遞員而言所謂的好區域，雖然有些來自原有的建築和道路設計，或者來自區域內的對象，但不少也是工人長期經營的結果。快遞員勞動所累積的經驗和關系，使次等甚或差的區域變成可以成熟運作的派送區：客戶建立了對快遞員信任，願意將重要的快件交托予工人；快遞員亦清楚客戶寄送快遞的習慣，從而作出配合，節省雙方的時間。不過，隨著快遞企業發展得愈來愈成熟，工人能夠開拓的地區，以及透過長期服務改變派送困難的空間將會愈來愈少，加上像菜鳥驛站這類服務出現，也使快遞企業能逐步減少倚賴經驗老到的工人。

2020年的數據顯示，超五成快遞員月收入不超過5000元人民幣，月收入超過1萬元的僅占1.3%。當下，我們還看不到大型的勞資矛盾在快遞行業爆發。絕大部分的集體行動都是源於地區站點破產和停運，使長期被欠薪的快遞員停工討薪。然而，快遞行業異常激烈的競爭，勢必令企業需要繼續提高工人的生產力和工作強度，同時以更多短期快遞員來壓低工資。這種趨勢也將波及到一批擁有較佳工資和工作區域的資深快遞員，問題或許只是在於時間先後。

快遞工人與很多新興行業的工人一樣，急需一個能夠互相協助、交流勞動問題的組織，讓工人的不滿能轉化成清晰的訴求，以得到企業和社會重視。工人長期付出的勞動為快遞企業鋪建了成熟的收派網絡和人際關系，但這些成果已經開始在被資本轉化為新的市場服務，最後逐步淘汰工人，工人組織需要在這個過程中重新取得主導權。

去年，北京市快遞行業簽訂了新的集體合同，但這項合同主要集中在勞動安全衛生問題，涵蓋健康體檢、工傷保險、安全保障、職業技能提升等內容，至於工人的勞動時間、工作速度和節奏，以及被平臺罰款的問題仍然被拒於合同以外。對此，快遞工人有必要向工會施壓，擴大工人受保障的權利範圍。

傑瑞米柯賓

緬甸人民反抗軍事政變最血腥一天，工會工作者被槍殺

3月14日成為了緬甸人民反抗軍事政變後死傷最嚴重的一天。在仰光近郊的萊達雅工業區（Hlaing Tharyar），工人抗議遭安全部隊鎮壓釀成當日最大規模死傷。上周日，工人組織了一場靜坐，但約200名軍人乘著軍車來鎮壓示威者，抗議馬上演變成軍隊與工人間的嚴重沖突。

緬甸媒體《伊諾瓦底》（Irrawaddy）昨天的報道顯示，當天至少有71名示威者因鎮壓死亡，自政變起因為抗議而死亡的人數則已經上升至167人。

據《伊諾瓦底》報道，安全部隊對萊達雅的靜坐者使用了實彈、催淚瓦斯和眩暈手榴彈，射擊從周日上午一直持續到深夜。有目擊者描述，士兵騎著摩托車穿越萊達雅鎮，任意向居民開槍。周日，至少有65人在萊達雅公立醫院死亡，據報道，還有許多傷亡者被親屬帶回家，不敢在醫院登記。

當天，中資工廠被縱火引發了媒體的廣泛關註。萊達雅有四家服裝廠和一家化肥廠遭縱火，其中至少有兩家為中資和臺資背景。鄰近的雪碧達工業區（Shwe Pyi Thar）同樣有兩家工廠被縱火，當地工人亦面臨軍人的掃射。起火原因正在調查中，工人指謠言滿天飛，有說是廠主自己放火以得到賠償，有說是軍人放火，也有說是抗議者報復軍方所為。《伊諾瓦底》的報道指，當地工業區一位官員表示，有兩家工廠被縱火焚燒，其中一家是中資背景的Global Fashion，另一家是臺資背景的昌億鞋業，目前仍在調查縱火的起因。

中國駐緬甸大使館表示，中資工廠遭不法分子打砸搶燒，事件性質十分惡劣，中方要求緬方采取進一步有效措施，製止一切暴力行為，依法查處相關肇事者，確保在緬中國企業和人員的生命和財產安全。

當地工會人士表示，軍方在萊達雅和雪碧達設立了陣地以攻擊抗議者和居民。。工人又表示，軍隊在兩地開了整天的槍，只要誰不接受軍隊的接管，便等著被槍擊的份。

被槍殺的工人當中，也有工會的組織者。據工人表示，自己認識一位雪碧達工業區JCK工廠工會代表頭部中槍死亡。這位工人同時也是緬甸團結工會（Solidarity Trade Union of Myanmar, STUM）的成員之一。中國勞工通訊翻查了位於雪碧達的JCK工廠，相信這間工廠的全名是Suntime Jck Company Limited，由港資的CSG International Limited持有，該企業在2015年便開始向緬甸發展。

除了軍方對工人的鎮壓，資方的壓力同樣未有減弱。緬甸的服裝工人成為了這次反抗軍事政變的重要角色，同時當地服裝廠經理也正千方百計地希望阻止工人繼續參與抗議。中國勞工通訊本月初的報道提到，工廠管理層與警方合作，提供有關勞工活動人士和工會領袖的信息，並阻止工人抗議。不過，許多工廠的工人正在抵抗壓力，不僅是在仰光，也包括其他工業城市，如勃固、勃生和帕安等地。

3月13日，《衛報》的一篇報道揭露服裝零售公司普利馬克（Primark）的當地供應商GY Sen曾把約千多工人禁閉在工廠，防止工人參與2月18日的一場抗議。之後，廠方以缺勤參與公民抗命運動開除了約20名工人。普利馬克已經在3月5日對此進行調查，並表示在調查完結前會暫停該工廠的訂單。

緬甸情勢持續升級，工人參與公民抗命的風險越來越高。他們的持續抗爭向依賴工人生產力的國際品牌發出的信息依然沒變：國際品牌應確保履行對於結社自由的承諾。正如緬甸產業工人聯合會（Industrial Workers Federation of Myanmar, IWFM）主席Khaing Zar Aung指出 ，「工人們知道，在軍政府的統治下，他們將成為社會中最受壓製的群體 。所以工人們才會冒著一切危險去推翻獨裁者。」

疫情致使經濟放緩，中柬兩國建築工人同受害

在生下第一個孩子的一個月後，建築工人Soeub Sana不得不重新開始。在金邊一個名為世紀廣場（Century Plaza）的購物中心建設項目欠薪五個月後，Sana和她的丈夫Jing，一名來自中國的勞務承包商，同時也是她的雇主，搬到了金邊的另一個建設項目，希望那裏的條件能有所改善。

「在過去的三四年裏，我經常讓父母寄錢給我們，因為我們的錢不夠，」她說，「我父母抱怨說，『你一直在工作，但你連日常開銷都付不起。』」

作為一名柬埔寨本地工人，36歲的Sana只領取日薪，所以她請了幾個星期的無薪假來陪伴自己的孩子，搖搖吊床裏的孩子，給孩子餵奶。而她的丈夫則帶著一個由六名工人組成的小團隊，在一家中國投資的公寓開發項目工作。

通常情況下，當地建築工人每天的工資為8至15美元（約合人民幣50-100元），而中國工人每月可以掙幾百美元。一些柬埔寨工人對中國工人更高的工資感到不滿，但Sana說，為了獲取報酬，如今這個行業的每個人都需要不斷爭取，不論國籍。

Sana很同情柬埔寨的移民工人，他們的收到工資的頻率通常比當地人低。「有時候我會幫助（中國移民工人），因為我很同情他們。他們拿不到工資，只是想回老家。」她說，「我幫助他們從建築項目中收集可回收的物品，包括鋼材和金屬，讓他們能夠籌錢買回家的車票。」

長期以來，柬埔寨的建築工人一直在努力從掌管該行業的分包商網絡中獲取薪水，但是新冠病毒大流行致使建設放緩，其中外商投資的項目受影響尤甚，工人的發薪之路變得更加困難。

在金邊迅速發展的地區，比如Tuol Kork和Tonle Bassac，接受采訪的建築工人表示，他們經常遇到拖欠工資的情況，並補充說，除了用腳投票和離開，他們幾乎無能為力。

去年金邊最為人所知的欠薪事件之一是世紀廣場（Century Plaza），這是一個大型購物中心開發項目，位於機場附近的俄羅斯聯邦大道上，Sana和Jing曾在這裏工作。

2020年下半年，這個項目停滯了四個月，Jing頻頻要求支付被拖欠的工資，但被告知開發商沒有錢。12月5日，在被欠薪數月後，20名本地和中國工人代表他們100多名同事在俄羅斯聯邦大道上舉行了抗議活動。

最終，當地政府出面幹預，但工人們還是沒有直接拿到工資，所以Sana和Jing決定尋找新的工作。當時，夫妻倆已經贏得了一些同事的信任，五名本地工人和他們一起去了新的工地。

「當我們來這工作時，我們（提前）拿到了工資，所以我們把之前欠（世紀廣場）工人的工資都給付了。這也是為什麽工人們現在信任我們，來到這裏與我們一起工作。」她說。

對Jing來說，不管工人的國籍是什麽，他都很難告訴工人，他們無法拿到工資，但語言障礙使得向柬埔寨工人解釋這一點變得更加復雜。他說：「當付款被拖延時，我請一名翻譯向當地工人解釋情況。」他補充說，他優先支付本地工人的工資，因為本地工人的工資支付周期較短。「中國工人對此更為接受，因為他們是由其他朋友介紹給我的，所以他們通常對我更友好，也更容易管理。」

去年，他們在世紀廣場發起抗議之前，Jing被柬埔寨工人毆打。他們誤解了Jing，以為他拿到了錢，卻沒給他們發工資和補償。

2021年2月，4名仍具傳染性的中國公民離開檢疫區，引發了金邊最新一波新冠疫情，情況變得更加糟糕。Jing解釋說，這已經成為其他在柬中國公民的一個「大問題」。他警告他的同事和員工不要單獨外出，尤其是在晚上，以避免與當地人發生沖突。「我們都有家人在國內，所以安全是我們的首要考慮。」他說。

毫無疑問，當地工人和中國工人之間關系十分緊張且存在誤解，阻礙了工人之間的團結和有效的集體行動。其中許多問題都與建築業在項目中使用眾多不同分包商的商業模式有直接關系。

總部位於金邊的勞工與人權聯盟中心（Central）的協調員Khun Tharo表示，他認為拖欠工資問題主要發生在中國分包商雇傭柬埔寨工人，不過很難繪製勞工網絡圖，因為每個建築項目都涉及多層次的本地和外國分包商雇傭，並在建設開發的不同方面調換。

柬埔寨建築工和木工工會有近9000名本地建築工人會員，是該行業唯一的倡導團體。但該工會很少與中國和其他在柬埔寨工作的外國建築工人交流，Tharo說。

「我們試圖接觸中國工人，與他們交談······我們看到，他們（開發商）也在剝削中國工人。但在我看來，（中國工人）在策略方面更為積極。如果他們受到剝削，他們會更願意站出來······他們很勇敢。」

然而，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中華全球研究中心（Australian Centre on China in the World）的研究員Ivan Franceschin表示，柬埔寨和中國移民分包商之間的緊張關系更為微妙。

Franceschin專門研究柬埔寨和中國的勞工問題。2019年底，他對沿海城市西哈努克市各工地的柬埔寨和中國建築工人進行了調查，發現本地工人之所以有更多的流動性和表達不滿的選擇，僅僅是因為他們的公民身份和語言。

「中國工人更容易控製，」他表示，「這與（人們）通常的看法相反，因為柬埔寨工人的工資較低。但我認為中國工人最容易受到傷害，因為他們沒有法律補救措施，他們被困在這裏······陷入這種局面的是中國勞工，而柬埔寨工人的工資較低，但他們更自由。」

Franceschini在報告中指出，柬埔寨和外國工人一起抗議的情況比較少見，兩國工人在調查中都表示，他們覺得對方在工地上遭遇的問題較少。但他認為這種分歧是被有意維持的。

他說：「對於雇主來說，讓不同國籍員工相互競爭是很方便的，薪酬差異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自然的······但是雇主以一種對他們有利的方式刻意強化了這一差異。」

然而，隨著首都金邊和西哈努克市越來越多建設項目陷入停滯，工資拖欠糾紛變得更加嚴重，這種情況可能開始發生變化。國際房地產公司世邦魏理仕（CBRE）在2020年第四季度對金邊在建項目進行的調查發現，早在2011年就開始建設的項目仍在建設之中，而去年年底，有十多個始於2015年至2019年的項目被擱置。

柬埔寨世邦魏理仕（CBRE Cambodia）副董事Ben Nesbitt表示，今年待建項目的數量「幾乎肯定」會增加，尤其是那些規模較小、樓高4至6層的建築項目。

去年西哈努克市的情況尤其糟糕，在柬埔寨禁止網上賭博後，中國企業經營者和工人紛紛逃離。建設項目和工人都被遺棄，移民工人紛紛向當地商業協會尋求幫助。截至今年1月，五名在西哈努克市工作的中國工人稱，他們仍然被拖欠著2019年5月的工資，也沒錢回國。到2020年年中，西哈努克市市長Kuoch Chamroeun稱，只有1.5萬中國公民留在該市——與前一年報道的30萬人相比，人數急劇下降。

未來可能有更多因拖欠工資而引發的罷工和抗議，因為絕望的工人們別無選擇。但是在世紀廣場的Sana和Jing的經歷表明，集體行動的影響可能有限。

大型購物中心的建設工作似乎又開始了，但是中國的勞動力基本上已經被來自南亞國家的工人所取代。Jing說，他最終在3月份收到了開發商的付款，但這次經歷讓他變得謹慎起來。

「我現在對開發商的篩選非常小心，」他說，「你必須了解房地產開發商的背景，一定要選擇已經成立合資公司的公司，這樣才能確保它們長期不會出現財務問題。」

Sana表示，在他們的新工地——摩根大廈（Morgan Tower），開發商是一家總部位於上海的公司，現在判斷雇主是否可靠還為時過早。「如果這個項目也有同樣的問題，我會放棄金邊，去其他省份。」她說。

傑瑞米柯賓

在中國的芯片廠，新來的工人正在不斷流失

中國的半導體產業，是一個與高科技劃上等號，近年來愈來愈受人關註的行業。這個行業近來有一個新的問題：新招聘的工人不斷流失。「招三個走三個。」在晶圓加工廠的工人向中國勞工通訊說道。

過去十年，中國電子製造業是發展最快的工業。當采礦業、紡織服裝業這些行業面臨產量增長的停滯，只有電子業產量仍然持續增加。中國的半導體分立器、集成電路，以及各類型電子產品的生產量有增無減，雇用愈來愈多的工人。

根據《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的統計，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規模以上工廠的平均用工人數過去10年間增長了200多萬人，2019年達到880多萬名工人。相反，紡織業、服裝業則各由2009年的6、700萬人降至300多萬左右，各減少了300至400萬名工人，勞動力人數回到了1999年的水平。然而，這個行業除了需要追趕海外企業的生產水平，還要面對勞資矛盾的問題。

工作太費神，上二休二難解問題

作為電子產品基礎的芯片，正式名稱是集成電路。在矽這種物質中，人們透過光刻技術，把電路中各種元件（電阻、電容等）打印並微縮在內，使它具備資訊傳遞、邏輯運算等功能，成為電子產品的核心元件。過程中，需要先把矽從石英砂提煉出來，轉化成多晶矽並切成矽片後，再進行光刻、封裝、切割等多重部驟，才能製成芯片。

在一家晶圓加工廠中，工人的工作是檢查進廠的矽片，接著把矽片儲存並運送到機臺加工，由光刻機把集成電路投射並刻印在晶圓上。工人告訴我們，工作太費腦費神，以至有些工人覺得其他工廠沈悶的體力活還比較能接受。

「工人要根據晶圓型號來設定參數和測試機臺。選擇相應程式後，再根據電腦要求放入晶圓，把需要的晶圓調到軌道上，讓機器塗上光阻，再放上光罩進行光刻。」工人說。雖然工人不用（也不能）操作鐳射機進行光刻，但單是確認數值已經令人頭昏腦脹。「機器一天都在轉，工人要確保晶片沒有產生瑕疵，一刻都不能停。」

在晶圓廠裏，工人實行兩班倒工作。白班工人早上6時多起來，7點45分開始工作，第一次出廠已是早上11小時。一個小時吃飯後，再進廠出來已經是晚上8點。在工廠這段時間裏，工人與親人朋友完全脫節，12個小時的工作，就只有眼前的機器數值：「你和外界完全沒有聯系，也不能玩手機。」即便工廠已經實行了上二休二（上兩天班休息兩天），但這似乎沒有挽留到工人。工人們希望找到一份工作，至少能有些空閑時間滑滑手機，跟同事聊聊天，又或能打個盹，而不是整天被一堆數字塞滿腦袋。

以往，有些工人為了自己能工作得輕松點，會少放一些晶圓到光刻機內加工：「工人可以只放一兩片晶圓讓機器工作，機器也算是一直轉。」然而，這些微小的調整空間愈來愈少。受訪的工人告訴我們，以往一臺光刻機一班產量定在1000片，以11小時計算的話，每個小時要生產約91片，1分鐘1.5片左右。不過，在評比時，工人被指產出不足，要求提升產量和效率。自此，負責定產量的工人發現，原來一臺光刻機的產量能夠推高至1300片，差不多提高了工人勞動速度的1/3。透過提高工人的勞動速度，整體產量便有這樣的增長，使工廠也有了進一步提高產量的打算。

損壞晶圓後果嚴重，工人勞動時的緊張

除了勞動速度的加快、窒息的工作氛圍，為了盡量減少晶圓受損造成的損失，工人還要時刻戰戰兢兢地工作。工人操作的一塊晶圓，直徑大概12寸（約300毫米），光刻後能製作約500塊晶片，一塊晶片（約100多平方毫米）有約100億個電晶體。這樣的精細度，使晶片生產中造成瑕疵的機會大大增加了，因為對一塊晶片而言，一粒灰塵已相當巨大，足以毀掉整個電路。

在工廠中，晶圓是無法用人手拿出來的，一共25片的晶圓被放進盒狀的容器中，需要透過機器取出。管工嚴格吩咐工人，晶圓不能受到任何碰撞，否則會出現碎渣，令異物、顆粒混進裏面，繼而弄臟成品。不過，再嚴格的規章仍會有意外狀況。一位工人向我們分享了這樣的故事︰跟他一塊來工作的小哥一次把推車弄倒了，車上的六盒晶圓看著沒事，但卻被測出裂痕和粒子，全部報廢。我們可以算一算這簡單一跌造成的損失：2020年，一片中國生產的晶圓價格約在680美元左右，折合人民幣約4400元，六盒晶圓便是66萬元人民幣。這個小哥被馬上開除，大領導也被叫到總部教育。

加工晶圓的機器也可能發生故障。晶圓的型號放錯了，數值的設定錯了，又或碰撞到機臺，都會暫停機器。「雖然故障很多，但所幸並沒有損壞晶片。」受訪工人表示。不過，一些新來的工人便沒有這麽幸運了，由於培訓裏學得不夠，他們的犯錯頻率更高，不少都被扣了工資。

走與不走，前路茫茫

晶圓加工廠高壓的工作環境，正在不斷地排走新招聘來的工人。「工廠每年都在招聘，招聘的人很多，但流失率也很高，基乎沒人留下。來三個走三個。」

在芯片廠裏，工人的培訓期非常長，需要經過半年至一年培訓，跟隨師傅學習，再完成一系列考試後，才可以控製機臺。一位工人告訴我們，他起初進工廠學習，以為能夠學到一門晶圓加工的工藝。然而，實際上工人只能學到監察芯片加工機械的能力。「我自己也覺得挺迷茫的。我原來也以為在晶圓加工廠可以學會一門手藝，但事實也不是這樣。在這個工廠裏，也沒什麽進一步的空間了，工作過後就這麽點工資了。」

工資水平是工人關心的問題之一︰「工廠的工資真的不高，其他廠工資可以上到6000多，這間廠不行。雖然休息時間也多，但工人不這麽想在這裏。這裏白班3000多塊錢，外面文職工作一個月也有3000多塊錢，還不用整天穿無菌服，可以玩手機聊聊天，感覺比較自由。」不過，往外闖又真的有什麽前景嗎？受訪的工人說︰「我應該還是會在廠裏待著，我看別人走的時候還挺瀟灑的，但實際賺到的工資，也沒有那麽高……」

在這些工廠，工人無法參與廠裏任何生產和分配的決定，工會跟工人是完全脫節的。穿上了無菌服後，甚至工人之間的交流都少了許多。中國的工會在發展得愈來愈成熟的電子業中，如何組織工人，改變工人互相剝離的狀態，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現在，我們看到在這樣一個社會中最重視的高科技行業中，工會對工人基本上不發揮什麽作用。

遼寧阜新兩工人被欠薪毆打反遭控故意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

2020年12月4日，工人汪小明、劉海泉被控涉嫌故意傷害罪一審在線上開庭，法庭判決二人罪名成立，分別判處有期徒刑十個月和十一個月。去年5月，兩人在重慶老鄉陳興建的介紹下，到遼寧阜蒙縣礦山幹活。其後，兩人不光遇到欠薪還被老板帶人毆打暴力驅逐，在正當防衛之下由被害人反變被告人，最終含冤入獄。

從重慶到阜新，打工遭欠薪毆打反成被告人

2020年5月13日，陳興建帶領一班重慶農民工14人，到阜新弘霖礦業（集團）礦山建築安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做井下采掘工作，汪小明、劉海泉就在其中。公司沒有跟工人簽訂勞動合同，只是口頭約定，工資按工作進度計算，鑿一米拿一米的錢。

6月22日，陳興建班組已經幹了40天活，工人們每天24小時兩班倒，工作相當辛苦。可老板劉玉忠，也是公司法定代表人，突然提出「這個活不讓你們幹了」，強行驅逐工人，並拒絕支付工人工資，還對工人宿舍斷電。

於是，下午6點多，陳興建報了警。阜蒙縣八家子鎮派出所出警進行協調，恢復了宿舍供電，但工資問題仍未解決，雙方約定第二天6月23日上午9點，工人和老板到鎮派出所繼續協調。

然而，第二天早上8點多，老板劉玉忠帶著三名社會人士拿著木棍到工人宿舍，威脅農民工立即離開，「給你們每人3000元錢，馬上給老子滾，不然老子收拾你們」，還揚言「不走我弄死你」。40天的工作，陳興建班組農民工應收工程款約十余萬元，和劉玉忠提出的一人3000元相去甚遠。

劉玉忠率先拿起木棍毆打工人，陳興建和劉海泉都被打倒在地。汪小明在宿舍裏，用手機拍下了工人被打的照片和視頻。劉玉忠及其司機劉宇桁上前搶奪手機，並毆打汪小明。汪小明被掐住脖子，衣服也被撕扯壞，被打急的汪小明還手反抗，在此過程中，司機劉宇桁亦被打傷。

陳興建再次報警，事態才暫時平息。三名工人受傷，其中一人重傷。然而第二天，6月24日，卻是工人汪小明因涉嫌故意傷害罪被阜蒙縣公安局刑事拘留。其後，7月10日，就在當地政府邀約被欠薪農民工到人社局領取工資時，公安機關當場帶走工人劉海泉，劉也因涉嫌故意傷害罪被刑事拘留。

自此，二人被羈押在阜新市看守所。6月，汪小明的妻子唐女士在重慶的家中接到了阜新派出所所長的電話，才得知丈夫被拘。唐女士立馬趕往阜新，但在阜新四處奔走二十多天，都未能見到汪小明。從被刑事拘留，到批準逮捕，提起公訴，直至開庭，家屬們都沒能見到工人。

倉促的庭審，工人罪成蒙受冤獄

12月4日，一審開庭，家屬們才透過網絡在線上看到了作為被告的工人，而庭審結果卻不那麽樂觀。汪小明、劉海泉故意傷害罪成立，分別判處有期徒刑十個月、十一個月，兩名被告工人共同賠償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各項費用，共32269.78元。

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即受傷的司機劉宇桁，要求被告工人賠償醫療費、誤工費、護理費、夥食補助費、交通費、復印費，以及精神損害撫慰金20萬元，合計約24萬元。法庭駁回了精神損害撫慰金，判決工人需支付其他費用合計的80%。

工人因被欠薪毆打而正當防衛，過程中打人者受傷，最終卻是工人入獄，且需支付賠償。案件的關鍵事實是老板劉玉忠因不願支付足額工資而率先動手毆打工人，這一點在判決書上只有輕描淡寫的半句話「被害劉宇桁在本案中存在過錯」。老板一方在雙方約定當天早上九點到派出所調解之前，沒有合理理由自行到工人宿舍威脅毆打工人，工人方一直沒有故意傷害劉宇桁的主觀故意，打傷劉宇桁完全是出於正當防衛。

庭審中，法官張義不斷打斷被告人的辯護，並給庭審設立倒計時，倉促結案。審判長只是問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有沒有意見，但當被告人陳述意見時卻不斷被審判長粗暴打斷，無視法律規定，沒有給予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充分表達的機會。

在公訴人宣讀完起訴書後，審判長張義詢問被告人是否有意見。汪小明直接提出，」意見是有意見......」，還沒有說完，法官直接打斷：」你直接回答我問題，就是對罪名和犯罪事實有沒有意見？」汪小明試圖繼續解釋：」關鍵是他老板，我們幹工的......」法官再次打斷：「你聽清楚我的問話，就是罪名和對指控你犯故意傷害罪的罪名和犯罪事實有沒有意見？」汪小明只得無奈表示沒有意見。

類似情形在庭審不斷上演，法官僅僅是形式上詢問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意見，但當被告人發表意見時，法官不斷打斷其發言，迫使工人不得不保持沈默或應下「沒有意見」。例如，法官詢問：「那個被告人劉海泉，剛才公訴人宣讀你在公安機關供述，你根本沒有打那個劉宇桁，這個是你說的嗎？」劉海泉回答：「這個是我說的，因為......」話沒說完，法官直接表示：「好了，過多你不用說了，因為你供述主要是沒打傷。」

公訴人出示證人證言，稱汪小明用棒子打了劉玉忠司機頭部，劉海泉也動手打了對方。法官就證人證言詢問被告人意見。劉海泉試圖厘清是工人被打，「說我打他，這個，他打我......」但法官直接打斷，「你直接說你那個意見，劉海泉，你說對這個證言內容有沒有意見，哪塊有意見？直接說。」劉海泉無奈，只得改口「沒有意見」。

法官還多次提出時間緊迫，要求被告及辯護人簡單發言，甚至直接給庭審下倒計時。法官對汪小明辯護人提出：「有就，因為時間原因，現在十點了，簡單的啊。「法官其後又提醒時間已經十一點了，示意辯護人盡快發表意見。且在看管兩名被告人的公安表示可以到十一點半結束的情況下，審判長依然堅持十分鐘內就結束。僅僅用時一小時十分鐘，就審理了刑事和附帶民事訴訟。

作為本案的證據，公訴人出示一份光盤證據，證明是案發當時的監控錄像，但當庭並未播放光盤，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無法得知監控錄像內容。而汪小明當天拍攝了工人被打的照片、視頻，但汪小明被抓後，手機內拍攝的視頻、照片都被刪除。

此外，工人方面提供了證言，工友們寫下了證言證明案件經過是老板劉玉忠方因不願支付足額工資而先動手毆打工人方。但在判決書中，審判長完全沒有提及該份證言，也沒有作為其判斷案件事實的參考依據。

人社局、公安局、政府不作為，工人權利難保障

至於整件事的起因，工人被拖欠的工資，也是工人到處向有關部門反映情況才得以拿回。

2020年6月24日，在被打第二天，工人們向縣人社局反映被拖欠工資及毆打。其後，工人們又到信訪辦、督查辦、縣政府等部門反映問題。直到7月10日，縣人社局要求工人們簽下《息訪協議書》，代公司支付了所欠工資十三萬兩千元。協議書要求工人保證今後不再以此事提出其他訴求，同時承諾不再在微信、微博等媒體宣傳此事。如違反承諾，工人主動全額退回協調資金，並承擔相應法律責任。

明明是公司違反勞動法，最後卻由阜蒙縣人社局作為甲方，與農民工簽訂息訪協議書，代公司支付所欠工資。縣人社局沒有依職權對用人單位違法行為監督檢查、責令改正，縣政府和人社局還挪用公款為用人單位支付工資。而農民工付出勞動取得勞動報酬本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卻要以封口為條件才能討回工資。

至於公安機關，在工人方面報警後，卻先後抓了工人汪小明和劉海泉；快速為企業方人員驗傷，卻沒有為被打傷的三名工人驗傷，對工人的傷情置之不理。汪小明被抓後，派出所刪除了其手機視頻照片，涉嫌毀滅證據罪。

此外，公安局還曾向工人家屬提出如要調解了事，需賠償50萬得到被害人諒解。因老板違法想賴掉工資，工人被毆打而正當防衛，卻反過來要求工人賠償幾十萬。公安機關對事發起因輕描淡寫，把一樁正當防衛案件的當事人、故意傷害案的受害工人，變成了故意傷害案的被告人。

此事件中，公司多次違反法律，未依法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未依法解除勞動關系，而直接強行驅逐工人；未依法為勞動者繳納社會保險；工人每天兩班倒工作，大大超出法定工作時間限製且沒有休息日；未按時足額支付勞動者工資；恐嚇毆打工人，造成一名工人重傷。但這些都沒有產生任何後果，最多是充作打手的老板司機在毆打工人的過程中，被正當防衛的工人打傷。

反觀兩名工人，千裏迢迢從重慶老家到遼寧阜新打工，先後遭遇了被欠薪、被毆打、被捕、被判刑。工友和家屬們歷盡艱辛，到當地勞動局、司法局、公安局、信訪辦、督察辦、縣政府等等反映問題，最終才拿回勞動應得的工資，且還是附帶條件簽署了《息訪協議書》，更不用提這過程中花費的精力金錢已超過工資所得。對汪小明和劉海泉來說，這次出門打工，不僅虧了時間和金錢，還蒙冤喪失了寶貴的自由。

總而言之，對實施正當防衛的工人進行故意傷害刑事控告，明顯與現行法律相違背，偵查機關、檢察機關以及審判機關對這起冤假錯案責無旁貸，應該及時糾正，維護法律尊嚴。建議當地檢察院及法院啟動審判監督程序，並對辦案過程中的違法行為進行調查。

傑瑞米柯賓

緬甸工會在軍事鎮壓下為保護工人權利而鬥爭

成千上萬的緬甸工人奮戰在公民抗命運動前線，他們的勞工權利也需要受到保護，緬甸工會正在為之努力。工會敦促那些從緬甸供應商工廠購買產品的國際品牌也加入其中。

一些國際品牌是《緬甸自由結社指南》的簽署方，該指南是2016年成立的ACT（「行動·合作·改變」）倡議的一部分，旨在「改變全球服裝、紡織和製鞋行業工資和工作條件的製定方式」。

緬甸產業工人聯合會（IWFM）決心讓這些簽署方履行承諾。該工會目前正在向ACT成員之一德國連鎖超市Lidl施壓，要求其對仰光萊達雅鎮韓資工廠Sung Bo的打壓工會事件負責。該廠在2月21日解雇了135名參加公民抗命運動的工人。

Sung Bo最初只同意讓其中65名工人重返工作崗位，他們全都不是工會會員。在緬甸產業工人聯合會的支持下，工人和廠方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談判，被解雇的工人最終接受了總額為19407美元（約合人民幣13萬元）的賠償金。

Sung Bo工廠事件只是一次小勝利。在此基礎上，緬甸產業工人聯合會將繼續推動ACT成員與供應商進行交涉，以確保在軍事政變期間工人的合同得到履行，或者工人在被解雇時得到賠償。這與《自由結社指南》中雇主一方的承諾相符，更不必說國際勞工組織公約，以及聯合國商業和人權原則——工人不應該因為參與政治抗議而被報復。

同時，工會還在關註另一起Lidl供應商工廠Able Better的案件。這家中資服裝廠位於仰光郊外茂比鎮Myaungtagar工業區，生產在Lidl銷售的Livergy牌產品，工廠還製造Dunlop和Cordura牌服裝在其他主要零售商銷售。

2月19日，在進行了關於欠薪問題的談判後，一名受雇擔任中文翻譯的工人遭到了Able Better經理的毆打。談判的工人領袖向當地派出所提出申訴，但案件一直未能得到妥善解決。這已經不是第一次這些經理在工廠毆打工人了，緬甸產業工人聯合會希望Lidl對此進行幹預。

在危機期間，工人們更需要強有力的工會來代表他們的利益，各地工人也需要國際團結來對抗共同的問題。ACT的簽署方以及所有從緬甸采購原料商品的國際品牌都需要做更多工作，確保他們所依賴的工人能得到適當的保護，並按時足額獲得工資。重要的是，工人必須有抗議軍事政變的權利和自由，盡管政變在國際上遭到了廣泛譴責，但迄今為止國際社會幾乎沒有做出任何具體的回應。

中國勞工通訊書評 | 從《中國工人與變革：抵抗、鎮壓與回應》看見兩個三角洲

在中國，工人的基本權利始終危如累卵，一個個結構性的嚴峻挑戰橫在眼前，可工人們依舊充滿力量，發出個人以及集體的聲音，努力給當下失調的系統帶去改變。此時此刻，僅僅讓當局「聽到」工人的不滿已遠遠不夠，「聽清」工人的訴求更迫在眉睫——Manfred Elfstrom用今年出版的新書《中國工人與變革：抵抗、鎮壓與回應》（劍橋大學出報社，2021年）闡明了這個道理。

中國工人集體行動與政府政策之間的本質關聯是什麽？為了說明這個核心問題，本書以兩場發生於東莞的工人集體行動開篇——2004年的興昂鞋廠工人罷工以及2015年興雄鞋廠（臺灣九興控股）的工人罷工。 2004年，大約5000名興昂國際的工人就工資、工作時間和工作條件等基本勞動權利進行了罷工，但工人的抗議行動很快演變為為打砸機器及損壞公司財物。政府沒有立即對這一勞資沖突作出回應，而是最終出面拘留了數十人，並對十名工人提起刑事訴訟。好在有強勁的律師辯護及媒體的積極關註（中國勞工通訊充分參與了該次事件），最終，十名工人被告全部釋放，部分刑期縮短並暫緩執行，未成年工人被撤銷檢控。然而十一年後，在利得公司的一系列事件中，情勢出現了明顯的變化——千余名工人就雇主欠繳住房公積金發起了罷工，他們封鎖道路並利用社交媒體吸引關註。這一次，防暴警察及警犬出現在罷工現場，社交媒體上的貼文被大規模刪除。但是，用人單位最終不敵壓力，同意支付員工住房公積金。

基於兩場工人集體行動，Elfstrom的關註點變得更加具體：在地區層面上，工人抗議與政府決策之間的因果關系如何？兩者如何互動？通過將工人的行動與訴求排列開來，同時羅列出政府的回應，Elfstrom重點著墨的便是這兩邊的互動關系。在與政府官員（包括勞動局和工會）、工人、勞工組織者以及學者進行采訪的過程中，作者每次聚焦單一變量，這可以說是本書的一大優點。

為了比較工人集體行動模式以及地區政策回應的長期演變，Elfstrom選擇了長三角地區的江蘇省及珠三角地區的廣東省為樣本，江蘇及廣東在經濟體量上極為相近，但農民工數量明顯不同。江蘇工人的行動及訴求相對而言保守，因此，政府往往能用官方機製有效地引導勞資糾紛；而在廣東，工人們的行動及訴求更多變、更進取，對此，政府官員也選擇用更嚴厲的政策予以壓製。當然，這樣比較並非要從兩套政府對策中選一個誰更有效，但不同政策試圖達到的目的確實是類似的：直接解決勞資爭議，把集體行動的跡象、工人的抗爭平息下來以求穩定，在體製內圖個表現、討好上級等等。

本書另一出色的地方就是點出了中國政府管製的本質——身處在限製眾多的體製內，面對諸多相互競爭的優先事項，治理很大程度取決於官員個人，因此，政策的偶然性和保守性，兩種特性都能在中國的政府管製中看到。在執政透明度及問責機製雙雙缺位的情況下，官員們復雜的個人考量就演化成了系統性問題，極大地阻礙了有效治理。具體到官僚本質的勞動系統，官員們熱衷於踢皮球——把自己部門的責任推給另一部門，使得工人必須經歷耗時又復雜的維權程序，導致工人最基本的權利也得不到保障。

2010年代中期是中國工人運動史上的關鍵時刻，Elfstrom的研究為這一時期的勞資關系提供了寶貴見解。然而，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如此具體的研究很難對習近平時代中國政府對勞工運動的整體回應得出廣泛的結論。尤其重要的是，要更詳細地研究資本在勞動關系中的角色，而不僅僅聚焦於工人和政府之間的互動。中國勞工通訊同時建議，勞工學者應把目光投向新興勞工運動中心，包括內陸地區的河南省、經濟快速發展的四川省等等。雖然Elstrom的研究對象主要是工廠工人，但當下，建築行業以及服務行業侵害工人權益的情況無疑更嚴重，工人的反抗也越來越多。如果對四川外賣員、快遞員進行研究，可能發現與廣東工廠工人類似的抵抗、壓製與回應模式。但我們不應該假設這一模式放之四海皆準，更多工人運動的模式也許還有待觀察。

綜上，本書對想從學術角度切入中國勞動關系的人來說，無疑是書海中的上選。Elfstrom通過仔細的研究和嚴格的方法，不僅為中國工人，也為世界其他地區受壓迫、處於權力不平衡環境中的工人，提供了一種賦權敘述。

【資料匯編】卡車司機服毒自殺抗議扣車罰款事件

4月5日，河北省滄州市貨車司機金德強途經唐山市豐潤區超限檢查站時，因為北鬥衛星定位系統掉線，被交通執法人員扣車，並罰款2000元。為了抗議交通執法人員的處罰，以及讓「領導」關註卡車司機面對的問題，他購買了農藥並在執法人員面前自殺身亡。

一、金德強

根據金德強的遺書，他今年51歲，已經從事運輸10年。金的老家滄州市泊頭市金家莊村發展程度有限，住著他的母親、妻子和三個孩子，其中兒子已經成人，也在跑車，但家裏仍靠他支撐。 「兒子姑娘永別了，我死後好好的疼你的奶奶和母親，兒子照顧好你的妹妹。」金的遺書如是說。

楚天都市報極目新聞到金家莊村訪問了金的哥哥和其他同村村民。由此，我們知道了金德強的一些身世。金9歲沒了父親，家中只有老母親和比他大三歲的哥哥。金德強小學畢業後就未繼續學業，而是去周邊的窯廠工作，此後還在鑄造廠上過班。30歲後，金德強先在市裏開農用車跑運輸，後來在同村人影響下開始進入貨車行業。

他同村的發小劉全（化名）說：「他9歲沒了父親，小時候在農村容易受欺負。後來憑借自己努力娶上了媳婦，但成家後沒幾年，老婆就出了車禍，腿腳一直不太靈便。老人、妻子、三個孩子都靠他養活。」

極目新聞訪問的其他村民則說，金德強中等個頭、身材敦實，經常在村裏的微信群中發言，給遇著事兒的人出主意。

除此之外，開卡車也是金引以自豪的事情之一。他的發小認為，金開車的頭腦比一般人聰明，曉得各地的路線，新疆、緬甸、上海也有資源。金開車的經驗豐富，很少看地圖，清楚哪裏有廁所，哪裏有便宜的旅館。他說：「金德強在自己的行業裏是驕傲的，所以才在遺言裏強調了自己的車牌號1308。」

金在遺書表示自己工作多年「落下一身病，三高心臟也壞了」，卻「沒有掙到多少錢」。確實，金的家人在事後查看他的賬戶，發現裏面僅有6000塊錢。不過，據金的叔叔表示，金多年的工作已經為家裏帶來村裏中等的生活水平。

由此可見，金德強絕對不是魯莽行事。無論是他家庭對他的需要，他工作已經得到的一些成果，還是他工作的自豪感，都不鼓勵他以死抗議的行動。由此推斷，卡車司機在路上的勞累，加上面對種種不公，已經累積了極大的不忿，足以超越他工作帶來的報酬。

關於金德強身邊人的采訪和事情概要，可參考以下文章：

唐山市豐潤區交通執法現因扣車罰款 司機服毒身亡

壓垮貨車司機金德強的稻草：9歲喪父，扛起全家，被罰款後服毒自殺

二、卡車司機

「我不是不值2000元錢，我是為了廣大卡車司機說句話」，金德強在遺書中寫道。這是他對十年卡車生涯的描述：「不但沒有掙到多少錢，還落下了一身病，三高心臟也壞了，面對這樣的身體也得堅持工作」，「我感覺我也快活不長了」。

中國青年報在4月9日刊登了一篇訪問卡車司機的文章。受訪的司機告訴記者，他們不習慣用「開車」，而是用「養車」這個詞來形容自己的職業。卡車司機是一個龐大的欠債群體，為了買車，司機都要背負一筆債務。極目新聞的文章提到，像金德強買的車當時便要10多萬預付款，總價是30多萬。他找村裏人借過錢，好不容易才湊齊。

隨著卡車下地，司機便要在限時內賺取最多的貨款︰每月5000-8000千的收入，得花兩年半才能還清車貸和借款，還要每年上一次保險，定期為車輛保養、換輪胎。在這段時間中，所有司機都拼了老命地還款，因為只有償清債務後，他們才能開始賺錢。不過，實際讓他們賺錢的時間只有一半多，因為之後車子就得大修或是被淘汰。 「剩下的一年多時間更不能休息。那是僅有的掙錢機會。」

在車上一直趕路，沒有任何休息的時間，面前只有延綿無盡的公路，以至看到路旁的別致的樹木，司機們都要跟卡友熱烈分享。漫長的路途因而只有香煙來解悶。為了順利的睡一覺則要喝很多酒。

因此，像金德強一樣，沒有一個司機能夠逃得過工作帶來的疾病。 「跟他們一起沖刺的，是身體衰老的速度。潘大偉每天下車都覺得自己踩在棉花上，開夜班的賈誌剛已經有了腎結石，醫生囑咐他每天多運動，可他連跳一跳的時間也沒有，疼得厲害了就去醫院做碎石手術。他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左腎，這裏，還有12顆。又戳了戳右邊，這邊少點，只有4顆了。」

關於卡車司機的勞動處境，讀者可參考《中國卡車司機調查報告》的內容及中國勞工通訊的整理，另附上中國青年報的文章：

開卡車的遊牧者：今天開車是為了明天不再開車

三、北鬥行車記錄儀和定位系統

是次事件的觸發點北鬥定位記錄儀，是一個針對卡車司機疲勞駕駛的工具。行車每到四小時，記錄儀便會響起，強製要求司機休息。當然，除了這個功能以外，系統還會收集行車的數據，賣給保險、物流公司。

長期為貨車司機維權的王金伍表示，安裝衛星定位裝置是一條灰色的產業鏈，一輛車年收費300-800元最常見，危險品運輸車、校車則每臺年收2000到3000元費用。他以目前全國貨車、客車和校車保有量超2000萬臺的數字計算，僅衛星定位收費一項，收益每年便達到百億。

不過，這樣的記錄儀更像其他以罰代管的工具。卡車司機長時間勞動的問題是由車貸、運貨價格、運送時間的要求等造成的。政府官員不針對這些問題的成因，卻硬要糾正其結果，於是使問題更為復雜。例如，硬要司機停車，但高速公路上根本無處可停；又或找停車的休息站，但卻發現滿位；記錄儀掉線，但司機沒空去修理。有些司機為了趕路，記錄儀響了之後換別人的卡繼續開，製造已經換人的假像。這些情況被執法人員逮到，都是全部處以罰款，叫司機要額外蒙受一筆不輕的損失。

金德強面對的情況，應該是最叫人不忿的一種。由於定位系統故障，又或出現訊號問題掉線，被執法人員發現，當作違例情況罰款。

司機不想的疲勞駕駛、司機不想要付費安裝的定位系統、司機不能控製的系統掉線，最後的結果則是奪去司機的收入。金德強不知道問題的成因和解決的方式，但他選擇用性命來讓人們看到情況的嚴重性。

關於北鬥系統的各類報道和討論，可參考以下文章：

錯位的北鬥利益鏈，纏在3000萬貨車司機脖子上

特稿｜誰在使用貨車司機跑出來的數據？

衛星定位罰款引發服毒事件的背後，折射出千萬司機艱難和無奈

大貨車司機被罰2000元，服毒自殺，北鬥該不該背鍋？

四、事件後續：卡車協會、政府部門、工會

4月7日，河北省邯鄲市從臺區一重卡車隊集體向金德強致敬。

4月8日，極目新聞報道，河北、河南多位卡車司機自發為金德強家屬捐款。一個應該是由卡車司機自發的河南卡車協會在司機群內發起捐款，並去金德強老家金莊村希望將捐款交至親屬手中。一方面為其遭遇抱不平，另一方面為其家人提供幫助。不過，由於在村口遭到阻攔而未能進村。

4月9日，卡車之家一篇文章指，金德強哥哥已接受賠償。對於賠償來自豐潤區還是滄州，其哥哥表示「不管哪個部門，給解決就算了。人死不能復生。怎麽著咱也不能讓人償命啊。」

4月10日，事件的調查組公布調查結果，內容強調工作人員依法行事，沒有過激行為，是金德強沒有征兆下喝下農藥後失救至死。在該段文字中，沒有談及任何金德強工作面臨的處境，沒有調查他家人的情況，甚至連北鬥系統如何掉線也沒有公布。

2018年起，中華全國總工會大力推進包括貨車司機在內的八大群體入會，並製定下發《推進貨車司機等群體入會工作方案》。不過至今，據網上搜索，中華全國總工會未對此事發表任何意見。

關於後續的報道，請參考：

河北卡車司機金德強服毒自殺第三天，全國多位卡友為其捐款

河北卡友服毒自殺後續 與當地達成協商

貨車司機服藥自殺，當地披露詳情

被掉線的貨車司機：誰能保證不會再有下一個金德強？

五、建議

財經雜誌則引述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沈原在《南方都市報》的撰文，指在新規調整、車輛環保升級等過程中，應特別註重貨車司機群體抗風險能力較弱的特點，采取「一刀切」方式可能會引發一些社會問題，政府和廠家應酌情予以補貼一些整改費用。

中華全國總工會在這個事件繼續隱形。它應該代表卡車司機與有關部門交涉，為司機爭取更人道的檢查執法製度，以及安裝北鬥行車記錄儀等工具的補貼，並要求當局加強監控儀器的質量。對於滿幫這種愈來愈主宰卡車司機的工作機會和收入的新平臺，全國總工會也應要求企業承認司機的勞動者身份，為其提供設備、保險等保障。

傑瑞米柯賓

香港工運領袖李卓人判囚14個月

香港的工運老將李卓人，在今天被法院宣判於2019年8月18日組織和參與未經批準集結罪罪成，判監12個月。與此同時，亦有多位知名民主派人士被判刑。

此外，另一起前年8月31日未經批準集結案亦於今日一同判刑，李卓人早前承認一項明知而參與未經批準集結罪，被判囚6個月。兩案部分刑期分期執行，合共被判入獄14個月。

李卓人雖然在4月7日的8.31案庭審聆訊上表示認罪，但同時他也通過代表律師在庭上宣稱自己無愧於歷史，他在陳述書中說：

「我認罪，但我堅守維護民眾和平遊行的權利並沒有錯，我相信歷史將宣判我們無罪。無論判決結果如何，我都無悔於為人民的權利而站出來。」

李卓人希望法官明白爭取言論自由的重要，他本人對維護港人的權利無怨無悔。李卓人作為香港職工盟秘書長和工黨副主席，三十年間一直奮戰在工人權益的前線。李卓人曾在1997年以立法會議員身分提交《雇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法案，條例獲通過，但後在商界影響下，又很快被廢除。

中國勞工通訊負責人韓東方自1993年起便和李卓人在工運事業上有了交流，他如此評價李卓人先生：

「無論在什麽地方，能夠實踐言論自由與和平集會權利，是工會運動存在和發展的重要保障。李卓人的所作所為，正是踐行了世界上所有工會組織者都會堅守的底線，他更挺身承擔了這一切行動帶來的結果。

李卓人作為工會領袖和民主鬥士，長期為工人的經濟和政治權利而抗爭。他的身體力行影響了幾代香港年輕人加入工會運動。刑罰非但不會摧毀李卓人的抗爭意誌，正相反，更多年輕人會前赴後繼的站出來為這座城市的正義和福祉而抗爭。」

8.18案中，還有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判監12個月、梁國雄判18個月、何秀蘭8個月；何俊仁判囚12個月，緩刑2年；李柱銘11個月，緩刑2年；吳靄儀12個月，緩刑2年；認罪的梁耀忠被判入獄8個月，緩刑1年，區諾軒判監10個月。

8.31案中，另有黎智英判囚8個月，楊森判8個月，緩刑1年。

除8.18案、8.31案外，李卓人還面臨另外幾宗控罪：於2019年10月1日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準集結，以及2020年6月4日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準集結。

在工會中找到家：一位班加羅爾服裝工人領袖

2012年，當Tayamma第一次來到班加羅爾的Shahi 8號工廠工作時，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她膽小且容易受騙。她的成長歷程非常艱難，第一語言是泰盧固語（Telugu），而不是這個城市裏常用的卡納達語，她發現很難適應。

她說： 「我以前很怕別人罵我或者對我發火，我會大哭。」

Tayamma和我們講了她在班加羅爾郊區租房的時候，有人騙她去投資。那是一個專門針對低收入工人的虛假投資計劃，號稱只要幾年就能獲得150萬盧比（約合人民幣13萬元）的收益。

「最終，我的同事起了疑心，讓我多了解一些關於這個基金的信息。我去問他，我付的錢到底去了哪，他變得焦躁不安，開始辱罵我。我把這件事告訴了工廠裏的一個工會組織者，她讓我去找工會，說工會會支持我，和基金代理商談，把錢要回來。他們確實幫了我，那個人退了一些錢，雖然不是全額。」

自從Tayamma成為工會的一員並開始參加會議後，她逐漸了解到所有製衣工人共同面臨的問題，並且在與他人打交道時變得更加自信。很快，Tayamma就開始參與組織工人的工作，並在2018年幫助成立了一個9人的工會委員會。就在那時，她和她的工會姐妹們引起了強大的Shahi 8號工廠管理層的註意。Shahi是印度最大的服裝製造商之一，在全國擁有60個生產單位。

「我們動員了工廠裏的工人，要求在工廠成立由工人自己組建工會委員會的權利。我們希望管理層承認我們的委員會。但是經理把我們叫進去，讓我們停止組織活動。我們說這是我們的權利，他們非常生氣，開始辱罵我們，還對我們動粗。我頭部受了重傷暈倒，被送到了醫院。」

醫生在做 CT 掃描時發現了血塊。「我現在頭上還有縫針的疤。在治療期間，有六個同事給我獻了血。我的工會同胞們在醫院白天晚上地照顧我。我不能自己動，全靠他們照料，一直到我康復。」

「我覺得很幸福，他們非常愛我，我們現在就像有血緣關系的家人一樣。因為受傷，我有時會在工作時暈倒，但是我的同事會照顧我。管理方才不會關心，但是同事就像家人一樣幫助我。工會就是我的力量，因為我的工會，我才能活到今天。」

Tayamma解釋說，資方之所以采取暴力鎮壓，是因為他們擔心工會會提高工人的權利意識，從而降低工人的服從程度。他們以為以肢體暴力對待工會代表能恐嚇其他工人，使大家屈服。

然而，工人們非但沒有屈服，反而激發了工人的自主性。KOOGU向當地警方投訴了毆打事件，並對從Shahi購買服裝的國際品牌施加壓力。在美國工人權利聯盟（Worker Rights Consortium）進行調查後，對暴力事件負有責任的管理人員被解雇。

「我覺得任何工人都不應該經歷我不得不忍受的那些虐待。只要我還活著，我就會繼續為工會工作。如果任何人遇到問題，我都會支持他們，並設法解決他們的問題。這是我作為工會代表的職責。」

Tayamma強調，服裝工人不能依賴政府的幫助，工會幾乎是低薪工人唯一可用的資源。

「政府支持的是大企業，而不是工人。他們只關心企業和工廠，他們希望企業和工廠壯大繁榮，但這會改善工作條件嗎？政府幫助老板和工廠從工人身上榨取勞動力。如果政府是為工人服務的，為什麽工資水平沒有提高呢?」

在Shahi工作了8年之後，任職產品質檢員的Tayamma月收入僅為9500盧比（約合800元） ，堪堪達到她所說的維持一個普通工薪家庭所需的一半。

在2019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期間，情況變得更糟。

「在大流行期間，政府做了什麽?」 Tayamma問道，「政府沒有為勞動人民提供任何設施，許多人失去了工作，沒有工資，付不起租金，人們受苦受難，沒有食物。只有比較富裕的人才得到了支持。而移民工人沒有配給卡，他們怎麽得到政府發放的口糧呢？政府宣布了一些計劃，但工人們不得不每天排8小時的隊，連續排5天，就為了領取一小袋大米和扁豆。」

對於Tayamma來說，成為一名工會代表意味著一種持續的奮鬥。但工會已經成功將資方拉回談判桌，並且贏得了一些工作條件的改善。

「我們提出了一些要求，包括工人有充足的休息時間和安全飲用水。他們過去給我們提供的飲用水非常不衛生，許多工人喝了出現皮膚病和其他健康問題。我們在集體談判會議上提出了要求工廠改善飲用水，管理方同意了。」

「他們現在每兩個月檢查一次水質，而且因為工會的緣故，在食堂引進了熱水還增加了座位。我們還談到，請病假的工人不應該承擔生產目標。」      

去年大規模疫情封鎖後，製衣廠重新開工，包括Shahi在內的許多工廠以公共衛生為由，取消了周圍村莊的班車服務。這意味著居住在這些地區的工人要麽每天徒步大約100公裏去上班，要麽就得辭職。工人們組織了一次罷工，要求工廠恢復班車服務。

「只有在罷工之後，管理方才願意聽取我們的聲音。工廠重新開通了班車服務，但費用增加了。這些村莊位於野生動物密集的林區。女工們晚上很難走這條路回家，所以工會現在正在為她們支付車費，以確保她們都能到達主要的公共汽車站，在那裏集合乘坐巴士上下班。」

對於現年35歲的Tayamma來說，這是一段漫長而艱難的成長。她的父母在她三個月大的時候就去世了，她被送到班加羅爾附近的一家孤兒院長大。在她十幾歲的時候，她的哥哥和嫂子強迫她嫁給了一個比她大得多的男人。由於受到丈夫的虐待，她離開了丈夫的家，但隨後被她的兄嫂扣留，以索取她的家產，Tayamma被關在一個房間裏幾個月才設法逃脫。她在班加羅爾郊外Tavarekere附近的一個印度教寺廟受到了庇護，她在那裏工作了三年，為寺廟做飯打掃衛生，以換取住所和食物。後來Tayamma到了服裝廠工作，她仍然每周抽出時間到寺廟做一次義工，以表達對收留和幫助她的祭司的感激之情。

她現在和家裏的任何成員都沒有聯系。Tayamma說，工會和同事就是她的家人。

在紀念爭取八小時工作天的節日裏，我們在中國目睹歷史的倒退

2021年的五一勞動節，在這個紀念世界各地工人爭取八小時工作天的節日，我們正在中國目睹一場歷史的倒退。中國工人階級今天失去了自身曾經爭得的自由和權利，寫在法律上的工時限製也成了一紙空文。工人們愈來愈服膺於以資本無止境累積為目的的生產方式。他們為此付出了前所未有地多的勞動時間，然而獲得的只有工資，所有生產的成果都被奪走。

在這樣的社會裏，工人正式工作之前，一切都顯得格外自由：工人選擇工作的對象，老板則挑選他們認為適合的員工，勞動力的出售似乎你情我願。但只要企業取得了工人的勞動力，這個幻象便會結束。實際上，為了得到工資，工人們迫切地要出售自己的勞動力。而支配了勞動力的老板，則最大限度地使工人為自己生產最多的商品，延長工人的勞動時間，由此讓預付的價值得以增殖。

近年，中國工人對超長工時產生愈來愈大的不滿。互聯網企業員工的996.icu網站，寫滿了企業肆意延長工時所違反的法例；超市員工抗議工時過長，以及企業以彈性工時來變相克扣加班費；塔吊工罷工抗議工時過長且無加班費等。這樣的聲音大概還太過微小，但確實在增強。工人們明白︰自己不作出改變，便只能任人魚肉，一如百多年發起工時鬥爭的先驅一樣。

在中國的工廠……

在中國的電子廠，工廠主正用盡各種辦法使工人延長工作時間，為他們創造更多的價值。在一些工廠裏，工廠主計算出工人每天一刻不停所生產的最高產量，然後把按晝夜兩班的方式讓工人照這個既定的產量勞動。工人的勞動時間完全按生產線的產出而定，為了完成產出，八小時的工作天遠遠不夠，他們被強製加班，吃飯時間要一再壓縮，這樣的情況接近全年無休。總之，工時是為了產出而決定，不是按工人的需要來製定。

在一份工廠調研報告裏，一個在安徽滁州立訊精密有限公司打工的工人這樣說︰

「首先一天的八小時工作是必要的，同時還會有兩個小時的加班，這兩個小時加班是必須要加的班，這樣算下來我們每天要連著幹10個小時。中間會有一個小時的吃飯時間，但是吃飯時間以生產線情況確定，為了產量能夠完成，通常我們只有四十到五十分鐘的吃飯時間，再加上時常會因為產量不達標延遲下班十幾分鐘，提前上班十幾分鐘，一天的有效工作時間均在十個小時以上。周六周日通常不會休息，通常會在白夜班替換的時候休息一天，這樣算下來，一個月可能只會有一天的休息時間，當然這與勞動法規定的「在不影響勞動者身體健康的前提下一個月只能加班36個小時」嚴重相背。」

在這種工廠的勞動生活裏，工人工作一天後太過疲累，以至工作以外就是休息時間：一醒來便是工作，一躺下便是睡覺，長時間的工作掏空了工人的一切。這樣延長工作時間，也為工廠主帶來了驚人的利益。粗略估算一個月為30天，工人每月休息一天，除此以外平日需要額外延長勞動2小時，假日則延長10小時。由此，工人額外的勞動時間便達到122小時。換算成八小時工作天，工人實際上多工作了15.25日，相當於多勞動了整整半個月。

在另一些工廠，廠主則不阻攔工人下班，但由於基本工資訂得太低，工人因生活所迫要選擇加班。透過操作件計工資的單價，工人如果不加班，每月只能得到3000多元的工資，扣除大城市的租金、日常飲食的開銷已經所剩無幾。因此，工人延長的工作時間每月仍能達到130多小時（相當於約16個工作天），而且還要背負「自願加班」的名義。

在互聯網大企業……

所謂的996工作製在中國的互聯網企業中蔓延。在這些企業裏，與工廠不同，產品規劃的工作進度可能脫離實際，甚至一個產品開發所需的勞動時間並未得到精確的計算，但這對企業主來說無關重要。產品開發落後進度，編碼出現問題沒有良好運作，以至產品由概念化成實際的所有試錯過程，全都讓員工超時工作來解決。互聯網企業的勞動時間是以產品開發的進度決定的。

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的一份調研訪問了一位高科技企業員工，他這樣描述互聯網公司員工的勞動過程︰

「傳統的我們去做的時候，可能有一個比較清晰的產品發展路線，但是互聯網這邊可能都是這種敏捷開發的形式，它不太會有特別明確的開發方向。在一個東西出來之前，很多時候它都是我們說的用那種暴力破解法的，就是不斷的窮舉各個路徑，所以它就需要你特別的快，然後其中的某一個路徑剛好撞上了用戶的喜好，成為一個爆款的產品了，就會得到比較大的收獲，所以很多effort都是用在這種窮舉不同的路徑上，它不斷叠代新產品，通過快速的叠代來不斷的占領這部分市場。 」（標註由作者加上）

不能誤會的是，這樣的試錯過程並非在一個自由的環境下進行，而是發生在一個有嚴格績效考核的企業裏。每一個季度裏，工人的勞動成果都要根據指標來計算分數。在編程開發的企業，工人編碼的行數、bug的修理數目、系統正常運行的時間、處理問題的速度都會換成評分等級，被評上低級的員工則蒙受懲罰和警誡。為了不失去自己的獎金，為了不被奪去晉升的資質，以至為了不被裁員，所有人都被迫參與這場競賽。然而，必然有人會得到最低分，預設的結局不會變，只是最終落在誰身上要經由工人的競爭來決定。由此，沒有工人在趕上進度前會下班：

「基本上6點半可能你還沒辦法把事情弄完。因為白天的時候，可能會有各種的什麽開會，各種占用時間的事情，就真正的去搶進度的時候，或者去完成功能的時候，可能到6點半是沒辦法真正完成的。而且它都會限製了每個周或者是每個季度的這些KPI，所以你還是需要把這些事情都完成，才能可以早一點離開的。」

企業為了完成產品的開發，以及確保所有功能的正常運作，已經把工人的勞動和休息時間打破了。在互聯網企業，沒有徹底的下班，程序員與互聯網的連接，使他們無時無刻都處於待命狀態。與工廠不同的是，高科技產品的臨時故障和突發事件特別多，就算在工人通勤和休息時，緊急漏洞、員工的需要和求助還會繼續傳來。員工隨時都要接入公司網絡和服務器，為客戶解決問題。

即時通訊軟件的發展，更把監察伸向了員工的休息時間︰「它比較討厭的一點就是釘釘（註：企業的即時通訊工具）這個東西，它看過了會顯示你已讀的，就是你不回又不行這種，比較煩人。然後這個群裏你發一條消息也是誰讀了，誰沒讀，上面會顯示出來。」

據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的調研結果，在高科技企業裏，75%的員工平均每天工時超過8小時，更有32%的員工平均每天工時長達11小時以上。采取彈性上班時間後，工時在8小時以​​內的工人更下降至不到15%，其余85%的員工均處於常態加班。在整體受訪的員工中，更有超過三成人連一天帶薪假都沒有休過。

在城市的路上……

在中國，近年還出現了一種標榜彈性工時、自由決定勞動時間的工作模式，其中以外賣員的平臺勞動最有代表性。工人用手機在平臺上註冊，以此收取平臺算法派送的工作。在每一單工作任務當中，工人都重新確定要出售勞動力，以獲取系統計算的單價。正是在這種形式最自由的勞動力出售平臺，我們看到了最不自由的工人。

在平臺接單的過程中，理論上工人在每一單新任務時都可以選擇退出，然而事實是愈來愈多工人每天為平臺工作10-12小時，甚至超過12小時的也為數不少。工人的生活壓力在這當中自然占了大部分原因，但系統算法的設定邏輯則同樣延長了工人勞動的時間。

外賣平臺希望工人派送更多的單，同時保證工人的送餐速度，它的系統是為了鼓勵騎手高產而設計的。工人完成的訂單愈多、準時率愈高，為平臺創造的價值愈高，系統才會分給工人更高的等級，使工人能得到條件更好的單。對於等級較低的騎手，系統都對他們的單量作出預期，會按此分配工作。特別是在送餐高峰期時，系統為了確保配送效率，會先給高級騎手分配任務。

對一個經驗不足、工作穩定性低的外賣員而言，一般平臺派單的配送費是不足以糊口的。特別是外賣平臺近年確立了自己的行業地位後，他們給予工人的單價愈來愈低。要增加自己的工資，工人必須透過提高每次配送所送的單量、壓縮平均勞動時間來提高勞動強度（這點愈來愈被人所認識），另一個方法則是增加接單，以此獲得系統分配更好的配送任務，同時延長勞動時間。

傑瑞米柯賓

在《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一文裏，有著這樣的記述：

「一位美團眾包騎手這樣講述了具體的等級設置：一周之內，完成有效訂單140單，準時率達到97%，將成為白銀騎手，每周可獲得140元的額外獎勵，若完成有效訂單200單，準時率達到97%，則會成為黃金騎手，每周額外獎金220元。在餓了麽，單量則直接與配送費掛鉤，每月完成訂單數在500以內，每單5元；500到800單，每單5.5元；800到1000單，每單6元……依次類推。而在遊戲規則中，積分將以周或月為單位清零。」

因此，只有那些每天為平臺勞動10多個小時，同時又保持每次配送都準時，不拒絕系統派單的騎手，才有機會得到一筆較高的工資。從工人主觀的感受而言，他們賺到更高的工資是因為自己多勞多得。但事實是，他們過往的派單量早已由系統記錄，每天能夠執行的單量亦以由算法估計過，並按此分配工作。因為工人長時間勞動創造了巨額的價值，平臺才願意相應地提高他們的工資。

奪回工人製定工時的權力

在中國，工人長時間勞動後猝死的現象已經再次出現，我們定期便能在新聞上看到這樣的報道。

2019年12月3日，49歲的外賣員吳德宏在南京幹完活後，猝死在出租屋裏。吳德宏死後，記者調查指，吳做外賣員已經有很長時間了，最​​拼命時，曾經兩輛電動車換著騎，從早上九點一直送到夜裏一點，後來才把結束時間提前到了晚上十點，但工時仍然長達13小時。在2019年，他整整一年除了送外賣以外，其余時間都在出租房裏度過。平臺的數據顯示，從7月至今，他最多一個月接到過508個訂單。那是11月，他繞著南京城騎了將近2000公裏，換來5630.55元收入。

今年1月3日，網上則流傳出一名22歲的拼多多女員工在淩晨下班途中猝死。後經拼多多證實，2020年12月29日，在新疆烏魯木齊公司，一名張姓女員工在淩晨一點多下班路上暈倒，後經搶救無效死亡。一位拼多多的離職員工透露，猝死員工負責的多多買菜項目中，工作非常辛苦，員工從零組建業務，有時連續工作30多個小時。

這樣的情況，自然不局限於個別的行業。事實上，超長工時已經為中國工人帶來各種長期疾病和精神影響。長時間的勞動使製衣廠工人視力下降、年輕的工人染上抑郁和焦慮逃出電子廠，超過40歲以上的互聯網員工身體嚴重失調，精神衰弱，大量被企業淘汰，已經成為了這個社會的新常態。

然而，這些新聞播出後，社會總是有一陣熱議，但工人每天被迫延長工時的情況仍然沒有任何有意義的改變，甚至只換來資本的嘲笑：為了防止工人受不了電子廠的工時和工作壓力而輕生，工廠主在宿舍裝上護欄和防護網。他們是在說︰就算你要跳樓，也不要在我們的園區裏跳。另一邊廂，馬雲、劉強東等人則把超長工時說成福報，說自己「從不強製」，繼續為自己開脫。國家部門總是在研究討論，發輿論譴責，工會每天在辦活動讓工人入會，但就是對工人的勞動時間問題無動於衷，放任那些嚴重違法的企業逍遙法外。

2021年的五一勞動節，我們至少得認清一件事情，要重新掌握製定工時的權力，要從資本手上奪回勞動者的時間，只能由中國的工人們來完成。一天我們選擇讓渡生產和組織勞動力的權力，工人的時間便不再屬於自己。百多年前各地工人階級對工時的鬥爭，也需要在中國再次點燃。

緬甸工會要求國際品牌采取行動保護工人權益

在今年的國際勞動節來臨之際，緬甸產業工人聯合會（Industrial Workers』 Federation of Myanmar, IWFM）發出聲明，呼籲國際服裝品牌及其供應商維護工會會員權益，並確保工人在當前反對軍政府的抗議活動中不被辭退。

IWFM指出，在緊急狀態下，對各主要工業區的工人來說，如果回去上班，就要冒著被捕、甚至被槍殺的風險。此外，交通中斷、通訊受阻，也令工人難以聯絡雇主。

在4月22日發布的聲明中，IWFM指出，因考慮到前往工廠路途上的危險，許多工人都不敢回去上班而選擇回到鄉下家中避險。與此同時，工會組織者更是成為軍政府針對的目標，不少人不得不到處躲藏，工會工作嚴重受阻。

仰光近郊的萊達雅工業區（Hlaing Thar Yar）的狀況尤為惡劣，據報道100余人喪命於3月14日及15日的軍事鎮壓中。萊達雅工業區的軍人會隨即攔截工人，並要求工人交出手機以供檢查，沒有手機在身的工人則被處以高額罰款。然而，盡管存在種種風險，萊達雅工人仍在進行反政變抗議活動。

而在工業區中已復工復產的工廠，許多雇主利用目前的形勢解雇那些曠工超過三日的工人，解雇賠償也不予發放。

IWFM向國際品牌提出要求，正是為了製止這些為品牌供貨的緬甸工廠解雇工人，同時保證在時局恢復穩定之前，工廠能以放無薪假的方式處理工人無法安全上班的問題。而且，工廠應提供一份詳細的名單列明已經被辭退的員工，以便所有工人的權益都能得到保護。

為了使供應商工廠能夠遵守上述要求，IWFM表示，國際品牌不應該懲罰因社會動蕩造成延遲交貨的供應商。

中國勞動通訊全力支持IWFM提出的訴求，並敦促依賴緬甸工廠工人供貨的各大國際品牌能夠擔起責任，保證工人的權益不受侵害。

中國勞動通訊與IWFM站在同一陣線，同時呼籲，對那些以動蕩為由，肆意解雇員工及工會領袖的供應工廠，國際品牌方應立即采取行動予以製止。

借著五一國際勞動節，八小時工作製作為二十世紀工人運動最大成就之一，中國勞工通訊也重新審視了廣大中國勞動者的工作時間——《在紀念爭取八小時工作天的節日裏，我們在中國目睹歷史的倒退》。

「現代奴隸製」下的意大利移民工人與「路上工會」的工運嘗試

自從意大利由大量移民的來源國變為移民的目的地，外來移民一直是農業食品行業的重要勞動力。1960年代末期，在意大利歷史上首個移民定居點，西西裏島的馬紮拉德爾瓦洛（Mazara del Vallo），有來自突尼斯的工人參與漁業工作。1989年8月，來自南非尋求庇護的傑裏·馬斯洛（Jerry Masslo）在維拉利特諾（Villa Literno）被謀殺，維拉利特諾是當時意大利南部的一個高產西紅柿種植區。馬斯洛是被種族隔離迫害的南非人，但他在意大利尋求庇護的申請被拒絕了，因為根據1951年《難民公約》，意大利的保護義務有一項「地域保留」條款，只有從共產主義東歐來的人才能受到意大利的庇護。

因為擁有季節性工作機會，維拉利特諾吸引了成千上萬像馬斯洛這樣的移民，然而糟糕的生活環境、剝削的勞動以及非法勞工交易都對他們造成了巨大的沖擊。意大利最大工會——意大利勞工聯合會（簡稱CGIL）受到了眾多誌願機構的支持，承擔了組織移民工人的工作，而傑裏·馬斯洛正是這波浪潮的領導者和發言人。

在一個大型公共電視臺采訪中，他指出了移民正面對的問題：

「我原以為我會在意大利找到一個安身之所，以為這個正經歷文明化浪潮的國家會歡迎我，允許我在這裏平靜地生活，允許我在沒有障礙或偏見的環境慢慢實現我的夢想。然而現實並非如此，我很失望，這個國家的文明共存似乎不包括擁有黑皮膚的人。這裏也有種族主義者，對那些僅僅是要求團結和尊重的人施以傲慢、虐待和日常暴力。我們這些第三世界的人都為這個國家的發展而出過力，但大家好像覺得不重要。遲早，我們中的某些人將會被殺死，然後我們將意識到我們的存在。」

幾天後，他被一群把臉遮得像3K黨的暴徒槍殺，他們在一個窩棚裏策劃了這次劫掠。馬斯洛謀殺案被提升到意大利移民問題的高度，CGIL亦要求舉行國葬，幾周後，也就是1989年10月，羅馬發生了大規模的反種族歧視示威活動，有超過20萬人參加。

三十年後，仍有很大一部分移民在農業勞動中受到大規模的剝削，非法勞務中介也已經蔓延到整個意大利。雖然現實中並非整個意大利的農業都存在勞動力剝削問題，不過現狀仍然充滿危機。

根據意大利農業工業工人聯合會（簡稱FLAI-CGIL）《關於非法勞工中介的第五份報告》估計，目前意大利約有18萬農業工人面臨嚴重困境，其中包括工作時間長、工資低、無休假等，這些情況並非僅存在於意大利南部。

「勞工剝削、非法勞工中介和黑幫派系不再只根植於意大利南部，這些問題已經遍布了整個國家，我們組織非常堅定地在與它們作鬥爭。」FLAI-CGIL秘書長Giovanni Mininni說。

此外，農場中的剝削勞動現象不僅限於意大利，這一問題也逐漸蔓延到歐洲。據歐洲糧食農業和旅遊業工會聯合會估計，大約有四百萬農業工人，其中包括大量的移民工人，生存在在非法就業、工作不穩定和勞動剝削的陰影下，其中包括季節性工人、臨時工以及其他無保障工作。工人們被困在低薪和極差的生活條件的區域中，被外部群體集體孤立，甚至居住在沒有水或電的非正式住宅中。有研究指出，他們遭遇的極端情況是被黑幫團夥圍獵以及墮入現代奴隸製的陷阱。

毫無疑問，這些人是剝削性勞動的受害者，幾乎沒有人能從這系統中受益，受害者在其中被嚴重剝奪了人們應有的尊嚴。目前意大利有廣泛的「產業鏈式」的勞動剝削，農場主們往往會利用工人（尤其是移民）的「窘迫生存狀況」進行剝削，亦存在大量女性移民工人被大規模二次剝削的案例：在農場受到勞動力剝削的同時，也遭受了來自農場主的性虐待。不僅如此，這些非法的「農業企業家」在市場上更堂而皇之的與那些尊重工人權利的企業進行不正當競爭。而對國家來說，逃稅和規避社保的問題也沒有帶來任何好處。

從提高大眾認知度的動員到後來的持續運動，近十三年來，我們的工會一直警示大眾關於勞動剝削的問題。隨著2015年夏天一系列農業工人的悲劇發生，勞工剝削問題逐漸獲得了公眾的呼應。49歲的帕奧拉·克萊門特（Paola Clemente）是普利亞大區的葡萄園工人，她的工作時間通常從淩晨3點開始，像其他數百名婦女一樣，得在淩晨登上一輛要行駛190英裏的巴士。帕奧拉每天只能拿到27到30歐元工資，而她的收入本來應該高三倍。帕奧拉逝世的那天，她照常在葡萄田中工作，期間她要求短暫的休息，但被拒絕了。她別無選擇，只能在無法忍受的烈陽下繼續工作，後來她因身體不支而離世。

她的故事引起了公眾的憤慨，《紐約時報》撰文指出，帕奧拉·克萊門特之死源於「精心打造的現代奴隸製，這波及了四萬多名意大利婦女，以及移民和季節性勞工，而現代奴隸製仍然是意大利農業經濟的核心」。16個月後，意大利議會通過了第199號法案以禁止剝削性勞動力和非法勞工中介。在意大利語中，更廣為人知的是「caporalato」一詞，這個有著黑手黨意味的說法，我們或許可以翻譯成「黑心工頭」。

意大利新的法律框架，提供了一些勞動剝削的指標定義，例如：

系統性支付低於規定薪資水平的工資，
系統性違反有關工作時間、每周休息、法定假期的規定，
違反有關職業安全與健康的法律法規，
工人處在羞辱性工作環境中以及離職受限。
199號法案之前的法律旨在針對非法勞工中介，而該法案明確針對「黑心工頭」和剝削他人的雇主。

新冠疫情下的移民工人

2020年，在由新冠病毒爆發引起的一系列問題中，勞動剝削展現出有史以來最糟糕的景象。外界因此意識到，農業食品業界的移民工人不得不在保持農作物供應和社會正常運作上發揮關鍵作用。可是與此同時，他們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糟。首先，政府對新冠疫情采取的安全措施忽略了成千上萬在貧民窟中居住的移民，其中相當一部分人是遭到當局拒絕的尋求庇護的難民。

2018年，意大利時任內政部長的右翼民粹主義者馬泰奧·薩爾維尼（Matteo Salvini）通過了一項行政命令，取消了向政治避難者發放的數千張「人道主義目的」居留許可。這導致他們被收容中心遣散，不得不前往附近的貧民窟。他們是一支長期的低成本勞動力大軍，將由雇主和非法勞工經紀人雇用。他們居住的貧民窟沒有水、沒有電力、沒有廁所、遠離當地社區。在這裏，移民們在難以置信的惡劣環境裏艱難生存。人們會看到他們騎著生銹的自行車駛向農場，或者在黎明時被幫派大佬裝上貨車和卡車。

2020年新型冠狀病毒的爆發也讓官方的勞動監察員展開了「精明」的工作。不對剝削者和非法勞工中介進行現場檢查，意味著沒有不合規的事件發生。因此，FLAI發起了一場大規模宣傳運動，由眾多輿論領袖、非政府組織、民間社會、學者、神職人員、人權活動家、基層社區和普通民眾共同發起，要求政府采取緊急行動，以維護移民的健康，尤其當他們被限製在非正式的農村住所和貧民窟中。這種壓力迫使政府采取進一步公共衛生措施，包括針對移民的大規模合法化法案，約25萬非歐盟移民工人申請了居留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