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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傑瑞米柯賓

工运人士谈工人运动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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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3-30 23:32:53 |显示全部楼层
「路上工會」的工運嘗試

在過去的十二年中,打擊剝削性勞工和與非法勞工中介鬥爭一直是FLAI的頭等大事,我們已經理論化並實現了一個有利於弱勢工人的創新工作計劃,成立「 路上工會(sindacato di strada)」。通過路上工會,FLAI打算回歸到工人階級運動的本源,離開我們的辦公室和辦公桌,四處走動,與工人在他們居住、碰頭、娛樂或尋找臨時工作的地方會面,都是我們工會成員的責任。

成為路上工會對FLAI意味著永久地與工人站在同一邊,無論是在黎明或在黃昏時,這樣工人們不會由於日常鬥爭感到孤單或絕望,並可以找到一個擺脫勞動剝削的方法,在勞工權利方面得到個人和集體保護。街頭聯盟意味著在短期和緊急情況下進行幹預,能夠迅速處理諸如移民等弱勢工人問題。這種全方位的協助將使工人感到既不孤單,也沒有被落下。

這種系統的工作方式促成了2016年4月印度農業工人在拉提納地區罷工,成為羅馬的一個裏程碑。在這歷史性的一天,我們見證了FLAI和移民權利基層組織所培育的2000名錫克教徒工人,走上街頭抗議他們的工作條件,並要求最低時薪為提升為5歐元——盡管這個數字仍遠低於法定的最低9歐元。

FLAI設計了自己的總體計劃來保護移民工人,例如在許多地區進行了持久的宣傳活動,尤其是在一些豐收季節,包括普利亞采摘西紅柿的季節,皮埃蒙特采摘桃子和蘋果的季節,倫巴第采摘葡萄的季節,西西裏采摘橄欖和土豆的季節。

在增進勞工權利意識和走出勞動剝削、幫派統治中退出的問題方面,我們根據所針對的移民社區,邀請外國工會的同事與FLAI共同合作。我們的聯合運動涉及例如CNLSR Fratìa(羅馬尼亞)、FNSZ(保加利亞)、UGTT(突尼斯)、UMT(摩洛哥)、Carism(塞內加爾),同時,FLAI已從移民原籍國製定了一項全面的後續政策。我們相信,移民工人應該能夠在定居意大利之前,或是在意大利工作一段時間後返回家鄉之前,都能享有所有的勞工權利,這就是FLAI在羅馬尼亞、突尼斯和塞內加爾開設移民服務臺和信息諮詢臺的原因。

自2011年以來,每年夏天FLAI都在離達喀爾海岸兩英裏的戈雷島(Goree Island)舉行國際移民暑期學院,這裏曾長期是奴隸交易站和樞紐。在一周的時間裏,我們工會的積極分子以及代表和塞內加爾的同事就移民及其動因等問題進行了商談和交流。

在FLAI的移民工人總體規劃中,逝去的馬斯洛仍然扮演著重要的精神領袖角色,我們需要感激他。我們認為,移民工人發揮了突出作用,且應受到尊重,而不是像民粹主義者和右翼政黨在整個歐洲所做的那樣加劇仇恨。FLAI認為,沒有受保障的勞工就不會有有保障的產品。

這就是為什麽我們支持歐盟共同農業政策中的「社會條件」,這意味著與維護勞動權利緊密聯系在一起,正如FLAI秘書長Giovanni Mininni的呼籲:「我們應該意識到,必須重新設計一種以人為本的社會模式,同時考慮到環境可持續性發展,我們希望將這些融合在新世界中。」

2020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出爐,農民工數量首次減少

近日,國家統計局發布了《2020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農民工總量為28560萬人,比上年減少517萬人,下降1.8%。這是自2008年統計以來首次記錄到農民工總量下降,官方數據亦從側面反映出農民工在疫情下度過了艱難的一年。

實際上,過去十年間,農民工總量增長率已經從2010年的5.4%的下降到2019年的0.8%,而2020年首次出現負增長。去年的新冠疫情極大阻礙了農民工的流動性。2020年,外出農民工16959萬人,比上年減少466萬人,下降2.7%;其中,跨省流動外出農民工比上年下降6.1%;相比之下,本地農民工11601萬人,僅比上年減少51萬人,下降0.4%。從地區來看,在東部地區就業的農民工減少人數最多,比上年減少568萬人,下降3.6%。

盡管2020年城鎮新增就業1186萬人,高於900萬人以上的預期目標。不過,從統計局數據仍可以窺見農民工群體受疫情影響最深,失業問題嚴重。從行業來看,2020年農民工在住宿餐飲業從業占比較上年減少0.4%,即住宿餐飲業失去了約150萬工作崗位,成為受疫情影響失業最嚴重的行業之一。

新的調查報告也顯示了一些長期趨勢的持續發展。近十年來,在第二產業就業的農民工比重持續走低。2008年,有37.2%的農民工從事製造業工作,到2020年,這一比例降至27.3%,占比減少約一成。從事建築業工作的農民工比重在2014年達到高峰,占比22.3%,此後逐年下滑,到2020年占比18.3%,比2019年降低0.4%。

從性別來看,2020年女性占全體農民工34.8%,比上年下降0.3%,亦遠低於全國女性就業人員占全社會就業人員比重的43.2%。其中,外出農民工中女性占30.1%,比上年下降0.6%;本地農民工中女性占39.2%,下降0.2%。

從數量上估算,2020年女性農民工減少了約267萬人,其中絕大部分是外出女性農民工。2020年農民工總量共減少517萬人,其中女性占超半數,考慮到女性占全體農民工僅約三成半,可見疫情下基層女性的流動性和職業機會都大大減少。這也印證了在經濟放緩時期,女性更難找到工作,且更易被解雇。

2014年起,女性農民工占比呈現出略微上升的趨勢,這主要是由於本地農民工中女性占比的提高。女性在本地農民工中的比例由2014年的34.9%躍升至2020年的39.2%,目前這一比例更接近全國女性就業水平。另一方面,外出農民工的女性比例則呈現下降趨勢。

此外,新數據顯示農民工的平均年齡繼續提高。2008年,農民工平均年齡僅為34歲,到2020年,平均年齡增長至41.4歲。有26.4%的農民工已經超過50歲,16-30歲農民工的比例從2010年的42.4%下降到2020年的22.7%。本地農民工的平均年齡更高,達到46.1歲,其中38.1%的人超過50歲。而外出農民工平均年齡為36.6歲,僅14.2%的人超過50歲。

2020年農民工月均收入4072元,比上年增長2.8%,考慮到2020年CPI同比上漲2.5%,工資增長極為有限。近年來,農民工月均收入增速持續放緩,已經由2010年代前期的兩位數漲幅,到2015年以來增速維持在6%到7%左右。

2020年,中西部、批發和零售業、住宿餐飲業、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的農民工月均收入增速跑輸通脹。在中部地區就業的農民工月均收入3866元,比上年增長1.9%;在西部地區就業的農民工月均收入3808元,比上年增長2.3%。從行業看,住宿餐飲業、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的工人不僅收入最低,分別為3358元和3387元,而且工資漲幅也最低,分別只有2.1%和1.5%,均低於CPI漲幅。收入最高的行業是交通運輸倉儲郵政業,月均收入4814元,以及建築業月均收入4699元。

官方數據反映了在疫情和經濟放緩的影響下,農民工的流動性降低,工作機會減少且工資增長受到限製。而中國勞工通訊的集體行動地圖則從另一方面記錄了過去一年工人的勞動條件以及工人做出的反抗,詳情可參閱《回顧去年800起集體行動 中國工人處境仍然嚴酷》。更多有關農民工信息,亦可參考《農民工及其子女》一文。

在致命的第二波疫情中,印度工人遭受重創

隨著第二波新冠疫情在印度蔓延,南部卡納塔克邦(Karnataka)的許多服裝廠仍在封鎖中繼續開工。政府允許工廠以半數員工繼續生產,但對工人來說,情況比以往更糟。

工廠沒有采取任何保持社交距離的措施,工人們仍與往常一樣在流水線上工作,午休時間也只能擠在一起用餐。工廠沒有發放防疫用品,工人僅偶爾獲發手套。盡管一些工人出現了明顯的感染癥狀,但他們仍然繼續上班。由於替代性收入支持有限,他們擔心被解雇。

卡納塔克邦服裝工人工會名譽主席Sebastian Devaraj表示,工廠增加了訂單和生產目標,工人們都在加班。

在卡納塔克邦首府班加羅爾郊區,直到有數名工人據報死亡以及許多工人感染後,工廠才在5月暫時關閉。

與去年一樣,許多工廠削減了工人的班車服務,而工人通常住在離工廠很遠的地方。工廠還關閉了托兒所,並辭退懷孕的工人。

在第二波疫情中,印度沒有實施全國性封鎖,各邦之間的邊界仍然開放。越來越多的邦政府采取了不同定義的封鎖措施,以控製疫情蔓延。例如,在西部工業化的古吉拉特邦(Gujarat),工廠和建築工地仍在持續開工。

許多移民工人為經濟安全擔憂,準備離開大城市,但現在買火車票和汽車票都非常困難。隨著新冠病毒進入農村地區,移民工人即使回到家鄉,也依然面臨著衛生設施和基礎設施不足的問題。

據估計,目前有2.3億人生活在日薪375盧比(約合人民幣30元)的國家最低工資標準以下。有報告顯示,在班加羅爾,月收入下降了17%。自雇人士和非正規就業群體在收入下降中首當其沖,其中,女性和年輕工人受到的影響最大。許多家庭只得變賣資產,減少食品采購,向親友和放債人借錢度日。

各邦政府和地方行政部門推出了救濟措施,效果各異。例如,有的地方派發現金,或者一次性紓困措施,但往往附加許多限製性條款。針對移民工人推出了「一個國家,一張口糧卡」的全國通行食品補貼計劃,但在後勤、行政和操作上仍有許多障礙和問題。

非營利組織Aajeevika Bureau的研究負責人Maansi Parpiani解釋道,政府的這些舉措未能有效應對印度勞動力遷移的復雜性。例如,國家移民工人政策草案設立了專門部門以及流動健康和社會保護計劃,但對於工人遇到的工資欺詐、職業安全和收入無保障等問題,政策草案並沒有加強對工人的保護。

為移民工人接種疫苗應該是一個優先事項,但定價和采購政策阻礙了疫苗分配,導致接種率走低。在建築行業,移民工人高度集中,政府已下令由房地產開發商承擔工人接種疫苗的費用,但其他行業並未獲得同等的關註。疫苗供應不足、差異化定價結構和數字鴻溝都使得移民工人難以接種疫苗。

政府應采取強有力的短期和長期措施,保護工人,尤其是非正規部門工人的健康和生計。一年來,隨著疫情惡化,政府的舉措仍然沒能真正保護工人。雖然有一些變化,但大多情況仍和去年一樣乏善可陳。

處長體驗外賣員不如工會做實事、釋放騎手盟主實在

上月,北京衛視一檔名為《我為群眾辦實事之局處長走流程》的紀錄片,播出了北京市人社局勞動關系處副處長王林先拜師外賣小哥,體驗了一天送外賣。他之後再和網約車師傅溝通交流。「送外賣的副處長」也由此登上微博熱搜,引發網友熱評。節目中,王林拼盡全力12小時送出5單賺了41元,他癱坐在馬路邊感嘆,「這個錢太不好掙了,真的太不好掙了。」

這種感嘆實際上反映了中國當下方興未艾的「零工」工作的普遍狀態。中國總理李克強在兩會記者會上給出的數字,中國零工經濟就業者目前有2億多人,其中大約一半的形式是傳統的臨時工、小時工、短工等,而另一半則是新經濟、新業態下的平臺經濟從業者,比如滴滴司機、美團外賣員、餓了麽外賣員等等。根據《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報告》,2020年中國共享經濟從業者人數達到8400萬,數量可謂相當龐大,然而對他們的保障遲遲沒有跟上。

數據顯示,2019年上半年,僅上海市涉及快遞、外賣行業的各類交通事故共325起,造成5人死亡、324人受傷。2020年,廣州市非機動車交通違法查處40余萬起,僅外賣送餐行業交通違法占比就高達8%。平臺加大騎手勞動強度導致交通事故頻頻湧現,但騎手們在工傷認定和賠償時,止步於勞動關系的認定。

作為「高高在上」的官僚,我們當然樂於見到他們能夠親自下基層體驗當下勞工的生存狀況,但更多時候,血淋淋的現實早就已經擺在眼前,更加上能夠真正代表騎手聲音的「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盟主」陳國江被批捕,令王林的所謂下基層「溝通」,絲毫沒有任何說服力。

去年冬至,正在北京送當天第34單外賣的餓了麽外賣員韓某陡然倒地猝死,事後餓了麽以平臺和韓某無勞動關系為由,只為騎手家屬提供2000元的「人道主義」援助,其余由保險公司處理。作為蜂鳥眾包的騎手,韓某每天在平臺上繳納3元保險費,但其中只有1.06元交給保險公司,保險對猝死的賠償是3萬元,剩下的1.94元為平臺征收的服務費,相當於平臺在變相克扣騎手的保險費。

近日,王林攜巡視組與美團公司代表對話。美團代表稱,目前美團平臺上的註冊外賣員中近一千萬人屬於按單計價的外包員工。代表說,這些非正式員工只有每天三元的商業險,且是從傭金裏扣除。一旦騎手發生意外,將由商業保險承擔,而商業保險僅包含保額六十萬元的身故傷殘險和五萬元的醫療費用。近千萬的騎手由第三方公司繳納社保,但實際上,這些公司一般只按照最低繳費標準繳納,有的甚至不繳。

另一個例子是,2018年,北京大學社會學博士後陳龍為完成畢業論文,而體驗了近六個月的騎手生活。他近期在論文中寫道,外送平臺通過收集和分析騎手和消費者的數據,來判定和規劃騎手的送餐時間。一旦騎手發揮自主性,比如抄近道、超速、逆行、闖紅燈等提前完成送餐任務,系統將進一步壓縮送餐時間並在附近的訂單配送中應用,或組合附近的訂單讓騎手配送。然而,平臺卻不承擔騎手在發揮自主性時遇到的任何風險。

陳龍寫道,平臺對騎手的數字管理削弱了騎手的反抗意願和自主性,技術將對應的勞資關系轉嫁給了騎手和消費者。在發生勞資沖突時,外賣企業就會隱身,平臺不僅不會承擔相應的責任,甚至還扮演仲裁者的角色。

面對平臺的問題,王處長也提到:「勞動者和平臺要多溝通。這次走流程不僅走到勞動者身邊,也走到企業身邊,與平臺進行了充分的溝通。」但現實是在平臺的巨大權力之下,騎手們根本沒有任何議價權,若試圖抵抗算法的獨裁,人身安全就可能受到威脅:微信群「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的「盟主」陳國江就是一例。

他在北京擔任外送員,曾在網上多次批評外送平臺的要求不合理。陳國江多次在網上發聲為外送員維權,並在官方工會缺位的情況下組織了類似民間工會互助社群。「我們想要的是被公平公正對待。」但今年二月,陳國江突然消失,他在網上的視頻遭到刪除。為外賣員維護權益的北京「騎士聯盟」盟主陳國江因組建有工會性質的互助群,上月已被正式批捕。

中國勞工通訊在此要求有關方面盡快釋放「騎手盟主」陳國江,這個可以真確代表廣大騎手利益的人。而我們仍然呼籲各地工會要切實為「零工經濟」工人切實履行維權、服務的基本職責。實際上,全國總工會從2018年開始,在工會系統啟動貨車司機、快遞員、外賣送餐員等八大重點群體從業人員的建會入會工作。廣東省總工會也信誓旦旦地說:「外賣騎手入會,是檢驗工會工作的試金石。」但問題是,這些工會完全沒有能夠肩負起代表騎手與平臺協商的工作。我們期望工會、外賣騎手和平臺企業甚至行業協會在勞資溝通、集體協商、民主管理等方面確立機製。探索新形勢下外賣騎手的雇傭關系,確實依法保障相關工種的工傷、養老、醫療保障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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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3-30 23:35:39 |显示全部楼层
混雜的數據中,我們能從全國人口普查結果觀察到什麽?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的初步結果在5月11日公布了。最惹媒體和評論人士關註的是出生率下降、人口老化的趨勢。還有哪些東西能從數據中觀察出來呢?中國勞工通訊對此次人口普查的公布數據做了一些整理。

一、人口數量的變化和人口集聚

各地區人口的數據似乎總是一堆難以理解的數字。對此,我們可以將不同的省份稍作分類,並且補上之前兩次人口普查的數據,觀察地區人口的變化趨勢。地區人口數量的變化可以作為我們了解勞動力集聚結果的指標,值得稍作整理。

國家統計局把省份以區域分成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由此,在公布的簡短描述裏,是這樣說的︰

與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東部地區人口所占比重上升2.15個百分點,中部地區人口所占比重下降0.79個百分點,西部地區人口所占比重上升0.22個百分點,東北地區人口所占比重下降1.20個百分點。

這似乎指向一個結論:人口繼續向東部集聚,中部和東北人口占比減少,只有西部人口占比稍微增加。

如果我們更仔細地劃分不同地區,觀察的結果會更清晰。這裏,我們把所謂的「東部沿海地區」分成北部(北京、天津和河北)和東南部(江蘇、上海、山東、浙江、福建、廣東和海南),再補充2000和2010年的數據。由此可以發現,北京、天津、河北和上海這些在2000至2010年人口增速較快的地區,過去10年的人口增長大幅放緩,人口增長數大概在200萬左右。特別是北京和上海兩大城市,2000至2010年間人口增長率分別是44.54%和40.29%,但近十年增長率只有11.63%和8.04%。

相比而言,江蘇、山東、廣東、浙江和福建的人口增長數更高。當中,廣東和浙江增長數最高,超過1000多萬,人口在2000至2010年及2010至2020年間,增長率均超過20%和18%。山東、江蘇和福建的增長數也較上海和北京高,人口增長數在400至600多萬不等,但整體增速較低。因此,所謂人口向東部集聚,其實是指東部和東南部的沿海地區,上海、北京這些城市人口增速是下滑的。

將中部地區的數據轉變成線型圖,可以看到中部省份的層次。河南是當中唯一人口有明顯增長的省份,人口增長了500多萬,總體已經接近1億人。在河南之下,湖北、湖南和安徽的人口均沒有大幅增長,保持在6000多萬人左右。而江西和山西則排在其後,同樣人口沒有明顯增長,甚至出現下滑。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中部人口雖然整體有所下滑,但河南人口是愈來愈集聚的。

西部地區的人口我們則可以將其分成北部(內蒙古、陜西、甘肅、青海、寧夏和新疆)和南部(廣西、重慶、四川、貴州、雲南、西藏)觀察。我們可以發現,跟中國東部沿海和中部地區不同的是,這裏有一些人口回升的地區,即2000至2010年人口下降,但近十年人口上升。其中,四川、重慶、貴州都出現這樣的情況。除此以外,其他人口不足5000萬的地區,例如廣西、陜西、新疆,人口正在持續地增加,內蒙古、甘肅兩地的人口則出現下滑。

至於東北地區,該地人口2010年後大幅下降。特別是黑龍江和吉林兩地,人口分別下降了600多萬和300多萬人。該地區整體人口下降了一成。

總體來說,透過細分不同地區,我們可以辨認到一些值得留意的人口集聚地點。首先,北京、上海兩大城市以及河北地區的人口增長明顯放緩,近十年各只增加了200多萬人。相反,位處東南部的廣東和浙江人口增長相當急速,分別增長了2000多萬和1000多萬人。中西部的河南、四川、重慶、貴州則是人口的新增長點,增速較同地區的其他省份快,部分甚至出現人口回升,增長數由300至500萬多人不等。東北三省、甘肅、內蒙古的人口則明顯減少。

我們知道,像河南、重慶這些地區近十年來製造業有了大幅增長,廣東、浙江亦是很多先進的電子科技業和互聯網大廠的集聚地,與人口的集聚脫不了關系。另一方面,不同地方政府的人口政策也與這些變化相符︰北京、上海一直都有更嚴格的戶籍政策,兩個城市在2016年甚至分別宣布了2300萬和2500萬的人口上限;相反南方大城市的戶籍製度則較為寬松,例如廣州每年便發放大約10萬個戶口指標。

二、人口年齡問題

這份人口普查結果討論最多的是全國人口年齡的變化:0-14歲的人口比例自從2000至2010年間下降後,近10年間並沒有明顯回升,只增加了1.34%。同時,15-59歲的勞動力人口則由2010至2020年間下降了6.77%,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則增加了5.38%。我們因此有了一個初步的結論,中國人口正在步向老齡化,同時勞動力人口的比例也在減少,而這批人口未來所得到的補充人口占比並未明顯增長。

        0-14歲        15-59歲        60歲以上
2000年        22.90%        66.64%        10.46%
2010年        16.61%        70.07%        13.32%
2020年        17.95%        63.3%        18.7%
這也是大部分新聞報道展開討論的基礎。不過,我們還可以把全國水平作為基準,量度不同地區與平均線的差距,整理出不同地區老年和青壯人口的變化程度。由此,我們可以辨認中國各個地區正在展開的幾種趨勢。

首先,我們可以集中觀察那些兒童人口低於平均線的地區。我們發現,這些兒童人口占比低,某意義下也是出生率低的地區,它們的老年人口占比也較平均線高。這一類地區是最典型的人口老化地帶。其中,東北地區(吉林、黑龍江)最具代表性,該地兒童人口只有10-11%,但老年人口則高達23-25%。華北一些地區(北京、天津、山西和內蒙古等地)的出生率同樣較低,只是當地老年人口比例沒有東北地區那麽高。上海則是在華南地區的代表,它的兒童人口只有9.8%,但老年人口同樣高達23.38%。

值得註意的是,這些地區的勞動力人口大多都要高於平均值。這似乎意味著,這些地區有較大量的勞動力支撐老年人口,不過再過十年,老年人口比例持續增加下去,對於該地的整體壓力將會更大。我們可以留意浙江省,該地老年人口比例等於平均值​​,但勞動力人口比例較平均高出許多,這可能指向它未來十年的人口老化。

同樣是兒童人口低,老年人口高的人口老化地區,還可以看到另一種情況,就是一些地區的勞動力人口比例低於平均。這些地區是重慶、四川、湖北、江蘇和遼寧,它們的老年人口都超過20%,兒童人口則約在16%甚至更低,同時勞動力人口比例並不像上海、北京那樣高。我們可以推斷,由於勞動力人口比例較低,這些地區要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問題將會更困難。很多這些地區都是老工業區,或是三線地區,近10年經濟才有了變化,上一代的老年人口要如何照顧將是一個大問題。

接下來,我們可以觀察一下那些兒童、勞動力人口比例較高,同時老年人口較低的地區,亦即是出生率較高,整體人口比較年輕的地帶。馬上可以發現,它是由中國東南部省份(廣東、福建、海南),以及中國西部的偏遠地區(雲南、甘肅、青海、寧夏、新疆、西藏)組成的。在這裏,我們需要特別說一下廣東。相比於上海、北京這些大城市,廣東在經歷了數十年的改革開放發展後,老年人口比例仍然偏低,只有12.35%。這可能是由於它的產業發展歷史比上海和東北這類工業城市要來得短,而且它的移民城市性質較高。無論如何,中國東南部仍是一個相當年輕的地區,人口年齡偏低。

最後,讓我們看看那些兒童人口占比高,但勞動力人口比例低的地區。這些地區是那些出生率高,但同時勞動力人口均流失嚴重的地區。我們可以看到,山東、河北、湖南屬於一類,這些地方的老年人口較多。另一方面,河南、江西、廣西和貴州則是另一種情況,它們的青壯勞動力人口(只有約60%)和老年人口比例都較低,同時兒童人口占比極高,超過20%。

總的來說,我們可以對中國的地區人口年齡變化有這樣的歸納:華北、東北、江蘇上海和西南三線工業省份是主要的人口老齡化地區,其中華北、東北、上海等地仍然有較多的勞動力人口,但江蘇和西南區域的勞動力人口相對萎縮。另一方面,中國東南部地區(以廣東為代表)以及中部一帶(河北、山東、河南等地)則仍然是人口相當年輕的地帶,雖然我們可以看到,中部地區的勞動力人口較低,這大概與人口的遷移有關。中國西部偏遠地區則仍然是極為年輕的地帶,它們當然也有人口老化的情況,但程度不大。

為了應對人口老齡化,早在《社會保障「十二五」規劃綱要》中,就提出了「研究彈性延遲領取養老金年齡的政策」。2021年2月26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遊鈞在國新辦發布會上表示,人社部正在會同相關部門研究延遲退休具體的改革方案。延遲退休將對廣大勞動者產生廣泛影響。像東北、華北等地,年老的工人大概只能成為環衛工、餐廳員工,這些都是環境最惡劣、勞動條件最差的工作。此外,高齡勞動者的勞動權益保護問題仍有待解決。老年的勞動人口要承擔更多人口老化的後果,將使該地累積更強的社會矛盾。

三、人口教育程度

關於地區人口教育程度的數據,由於它除了有各個省份和城市的數據,又加上不同教育程度的分類,因此相比人口總數的數據似乎要更難理解。在統計局公布的初步數據中,完全沒有描述對於不同地區的人口教育程度,只描述了全國教育水平過去十年的提升,表現為高中、大學水平的人口比例增加,同時小學和初中水平的比例下降。

每10萬人口中擁有的各類受教育程度人數

        小學        增長率        初中        增長率        高中(含中專)        增長率        大學(大專及以上)        增長率
全國        24767        -13.85%        34507        -17.25%        15088        0.44%        15467       
62.35%

我們可以嘗試把這次公布的數據轉化成百分比,然後從文盲率、小學、初中、高中及大學程度與全國平均的差距作比較,觀察不同地區的人口教育程度分別,由此已經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在這裏,我們對每種教育程度都只是抽取那些偏差值超過2%的情況來看,以免顯得太過復雜。

首先,讓我們觀察那些高中(含中專)和大學(大專及以上)都較全國平均高的地區。我們馬上可以看到這樣的分別:北京、上海和天津三地都是大學教育程度人口最高的地區,同時小學和初中教育程度人口很低,只有約10-15%和20-30%左右。另一方面,中南如廣東、湖南、湖北這些地區的高中學歷人口比重較高,大學學歷的人口與平均相近,可見它們的教育資源仍然與最集中的北京和上海有一定差距。江蘇、內蒙古和陜西則大致與全國平均相接近,但大學人口稍高,個中情況是需要再作了解的。至於遼寧我們下面再談。

當我們把目光移到初中程度人口較高的地區時,我們可以發現,這些地區是由東北三省、華北華中(河北、河南和山西)以及海南構成的。特別是東北三省,當地初中教育程度人口占比極高,尤其是遼寧和黑龍江兩者均超過42%,是全國最高。值得一提的是,這三個省份的文盲比例也最低,識字率超過94%,甚至高於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這大概與中國發展初期國企相連的學校有關。在國企當中,職工的子弟都能在廠辦學校讀書,大幅提升了識字率,這些影響仍然延續至今。河北、河南、山西等的初中比率較高,則似乎與近年的經濟發展相關,這些地區的高中和大專比例是相對低的(特別是河南)。

最後,廣大西部地區教育程度仍然偏低。像重慶、四川這些上面提過正在經歷人口集聚同時需要處理人口老齡化的地區,主要教育程度占較大比重的人口仍是小學程度。而西藏、青海、貴州、甘肅、雲南、寧夏等地更有不少只有小學甚至不識字的人口。盡管實行了9年義務教育,但西部地區人口仍存在因貧困輟學的情況。

總括而言,北京、上海和天津仍然是高教育水平人口集聚的地區,而廣東、湖北、湖南等地的人口教育程度則次一等。華北和華中,以及東北地區是9年義務教育實施成效最顯註的地點。相反,中國西南部和更偏遠的西部地區,人口的教育水平仍然偏低。

四、總結

透過整理人口普查的地區數據,我們可以分辨出中國各地在人口、年齡和教育程度變化的模式。當然,只憑這些數據是不足以提出什麽原因和動因,但這對任何有意了解中國社會變化程度,特別是工人階級狀況變化的人,也是有所裨益的。

稍作歸納,中國北部和東部沿海地區(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人口增速有了明顯放緩。雖然這些地區仍然是人口集聚的地方,勞動力人口(甚至高教育程度的人口)占比也較平均高不少,但像出生率嚴重下滑,老年人口增加的情況是不容忽視的。

另一方面,東南部和南部沿海地區(廣東、福建等地)的人口增長迅速。這些地方仍然是相當年輕的地區,雖然人口教育程度較北京上海等地低,其高中水平人口仍超過全國水平,大學程度人口較全國平均並沒有高多少。

華中地區的人口增長是停滯的,除了河南。這些地區北部的人口(河南、山西)教育水平大致以初中為主,但南部(湖北、湖南)的人口教育程度則較高,該地的高中程度人口與平均線相比稍高一線。不過,這些地區的勞動力人口比例都較平均低,除了湖北以外,似乎表現為大量的人口流失。

西部地區的人口則有所增長,特別是人口回升的四川和重慶。除了一些老三線地區以外,這個地區的人口年齡仍然相當年輕,人口教育程度也較低。我們可以推想,那些以高科技製造業、互聯網企業為主的經濟發展方式只是剛剛起步。這個地方集中了大量可以被卷入以資本累積作為主要生產方式的人們。

至於東北地區,它正在經歷人口的大量流失。同時,也是勞動力資源的浪費。我們看到,這裏集中了不少教育程度頗高的人口,基本都達到初中水平,而且像遼寧,該地的大學人口也較平均為高。然而,社會是否有正確運用這些培養出來的人才頗成疑問。同時,該地還要承擔一大批老年人口,在人口流失嚴重的情況下,如何支撐他們的生活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三孩政策出臺,職場性別歧視擔憂加劇

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宣布,進一步優化生育政策,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生育政策的再度放寬,引發了新一輪對職場性別歧視的擔憂。

5月上旬,政府公布了多次延遲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初步結果,人口老齡化問題引人關註。數據顯示,我國0-14歲的人口占比為17.95%;15-59歲的勞動人口比例為63.3%,近十年間下降了6.77%;而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增加了5.38%,占比18.7%。2020年我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3,已經處於較低水平。中國人口老齡化程度逐步加深,勞動力人口的比例在減少,而這批人口未來所得到的補充人口占比並未明顯增長。

中國從1979年開始實施獨生子女政策。自1980年代末期起,人口出生率不斷下降。2015年,政府放寬計劃生育限製,實施「全面兩孩」政策,2016年新生兒增長了近100萬,但預期的人口爆發式增長並沒有出現,2017年至2020年,出生人口數量連續四年下降。

「二胎」政策的實施效果大大低於預期。從網絡討論來看,「三胎」政策也未能獲得民眾的熱烈歡迎。新華社的微博官方賬號發起了題為「三孩生育政策來了你準備好了嗎?」的投票,在「準備好了,迫不及待」、「已提上日程」、「猶豫中,很多問題待考慮」和「完全不考慮」四個選項中,超過九成網友選擇了「完全不考慮」。約一小時後,該微博即被刪除。

對女員工來說,三孩政策可能並不是一個好消息,對職場性別歧視的擔憂彌漫網絡。畢竟,多生育一個孩子,意味著更長的產假,更久的離崗時間。作為「全面二孩」政策的配套措施,各地曾修改《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等規定,設置計劃生育政策獎勵假,時間從30天到267天不等。與《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的98天產假相加,我國各地產假時長達128天至一年不等。此次再度放寬計劃生育限製,預計將再次增加女職工產假時長。

產假確實是女職工生育保護的重要部分,但延長生育假期未能解決假期成本問題,從結果上加劇了女性遭遇職場歧視問題。有學者調研製造業外企發現,二孩政策延長產假,每位女員工的假期成本增加了19.2萬元。生育假期的延長成本完全由企業承擔,使得企業聘用男女員工成本不同,加劇了女性就業歧視。

女性從進入職場的一刻起,僅僅因為性別為女,就輸在了起跑線上,招聘市場上充斥著「限男性」、「男性優先」的崗位。就業性別歧視監察大隊發布的《2019年國家公務員招錄性別歧視調查報告》顯示,2019年國考共招錄9657個崗位,其中35.03%的崗位存在性別限製。在所有存在性別限製的崗位中,76.71%的崗位偏好男性。

就在國家開放三胎政策之後,北京泡泡瑪特文化創意有限公司在面試環節要求女員工填寫近期是否有生育計劃,引發眾怒。2019年2月,人社部等九部門聯合發布《關於進一步規範招聘行為促進婦女就業的通知》,禁止招聘時以性別為由限製婦女求職就業、拒絕錄用婦女,不得詢問婦女婚育情況,不得將限製生育作為錄用條件等。

但現實中,詢問婚育情況、限製女性就業機會問題十分普遍。《2021中國女性職場現狀調查報告》顯示, 55.8%的女性都曾遭遇過「應聘過程中被問及婚姻生育狀況」的情況,29.6%的女性曾在求職時因為性別原因被用人單位限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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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3-30 23:38:33 |显示全部楼层
許多懷孕的女員工遭到辭退或變相辭退。劉女士是北京一家小型創業公司的市場總監,當她將懷孕的消息告訴公司後,她的工作崗位被替代、被移出工作群、清退辦公桌、被停發工資。劉女士的經歷並非個案,在網絡上可以搜到許多懷孕後被排擠或是被辭退的自述和求助。劉女士選擇走法律程序,先後向朝陽區仲裁委提請了五個勞動仲裁,訴求包括病假工資、加班費、生育津貼等。但勞動仲裁耗時耗力,勞動者舉證也存在諸多困難。

對於白領來說,遭遇懷孕歧視,可能用法律手段來捍衛自身權益。但對於廣大藍領女工來說,擺在眼前的現實往往是懷孕後不得不辭職回老家生孩子,她們既沒有產假可休,也沒有受到生育保險的覆蓋。

這凸顯了我國生育保護的不平等——城鄉差異、體製內外差異巨大。相對而言,機關、國企、事業單位的女職工更容易享受法定的生育假期和生育保險待遇,而私企員工、無編製員工、以及女性農民工則更少受到生育保護。

鼓勵生育的政策效果成疑,以及三孩政策在網絡上反響冷淡,也與女性遭遇母職懲罰有關。受到傳統性別分工的影響,女性被認為是主要的家庭照顧者,平衡工作與家庭生活幾乎成為女性獨有的問題。

《2020年職場媽媽生存狀況調查報告》細分了已婚未育女性和已婚已育女性,發現二者各有其職場發展障礙。已婚未育女性的晉升障礙來自於隨時可能去生孩子的尷尬處境,選擇「處在婚育階段,被迫失去晉升」的已婚未育女性占比達28.4%;而已婚已育女性的晉升障礙則來自於家庭,20.3%的職場媽媽認為照顧家庭使得職場精力分散,難以兼顧事業與育兒生活。有11.6%的職場媽媽在婚育階段被調崗或降薪。

2021年的報告則凸顯了女性在家庭中照顧者的角色。受到新冠疫情影響,因照顧家庭而被迫放棄事業發展的職場媽媽占比由2020年的26.3%上升至37%。疫情期間,停課不停學無疑增加了女性照顧家庭的負擔,更多女性為子女生活和教育需求放棄了職業發展。此外,職場媽媽的薪酬水平比職場爸爸低31.6%,而2021年男女職場人平均薪酬差距為12.8%,說明婚育加劇了家庭中男女雙方的薪酬差距。

隨著我國人口結構的變化、老齡化程度加深,對生育政策的放開是必然之舉。但這一過程中,必須進一步消除職場性別歧視,在就業機會、職場發展等方面,為女性塑造一個更加公平的職場環境。

貨運平臺宣布上市集資,卡車司機至今的生計有所改善嗎?

貨車司機金德強4月自殺抗議事件平息不久後,卡車行業又迎來一個新的節點。 5月底,中國兩家主要的貨運平臺滿幫和福佑卡車分別宣布在美國上市,集資擴大企業的物流網絡和覆蓋面,以及發展平臺機器學習的基礎建設,標誌著近年在卡車行業冒起的商業平臺將進一步改變整個物流業的運作方式,以及司機們的勞動狀況。

自從國營運輸公司在上世紀90年代解體,中國公路貨運一直都以個體戶的卡司機作為運輸主力。現時,中國卡車司機超過3000萬人,絕大多數司機都是分散經營,如同原子一般散落在四面八方,即便有一些司機組成車隊運貨,規模也極小。《2018中國公路運輸大數據報告》顯示,全網12噸以上車型組織有177.9萬,但平均每個組織的註冊車輛數只有3.28輛。從運力組織規模分布來看,92.8%的運力組織擁有的車輛在5輛以內,超過100臺的中大型車隊只有0.4%。

由於行業高度分散,加上中國公路網絡廣闊,對實際運貨的匹配造成不少困難。一方面,貨主常常需要花幾天才能找到合適的司機,司機則要空駛幾十公裏到物流園找貨。卡車的空置率高也造成資源和時間浪費。很多卡車司機找不到回程貨物,需要耗時間在物流園等貨,甚至空車回程造成損失。另一方面,價格的分區分層極多。由於每個貨主只跟一兩個物流中介或者司機議價,這就造成市場的高度分散,價格五花八門,在貨主眼中不透明。如此種種原因,使匹配貨主和司機的商業平臺有了發展空間,以演算法為基礎逐步蠶食了市場的份額。

中國貨運平臺的發展

滿幫是由運滿滿和貨車幫兩個早期激烈競爭的平臺合並而成。最初,它們是中小型貨主和司機匹配的平臺。由於它掌握了演算法的技術,平臺能夠以地點、貨物來篩選貨單,大大縮減了司機和貨主交易所需的時間。在滿幫平臺上,貨運種類由零擔到整車運輸都有,在這個範疇的市場占比較高。

根據滿幫的招股書,2020年全年,滿幫平臺總交易額達到1738億元,約占數字貨運平臺總交易額64%,訂單量達7170萬單,共計有280萬卡車司機在平臺上完成訂單,占中國中重型卡車司機的20%。滿幫的月活躍貨主用戶也在不斷增加。2021年第一季度,滿幫平臺貨主達122萬,完成運輸訂單2210萬單,相較2020年同期分別增長了67%和170%。2021年3月,滿幫平臺貨主已達140萬。

與滿幫不同的是,福佑卡車主要的客戶是德邦快遞、長城汽車等大型企業。它雇用了不少技術人員生產一套能夠計算運費、自動匹配司機以及監察運送過程的系統,由此縮短大型企業的貨物流通時間。2020年7月,福佑卡車正式推出中小型托運人服務,到2021年一季度,這項服務的營收貢獻達10%,可見兩家平臺物流企業是由相反的方向開始擴張的。

相對而言,福佑卡車的市場占比比較低。截至2021年3月31日,福佑卡車平臺註冊司機大約有90.55萬名,超過58萬名司機在平臺上完成了訂單。這當中,通過平臺提供貨運服務,一年掙五萬元以上的司機,被福佑卡車定義為「忠誠司機」。2020年「忠誠司機」約為15200人。2020年,按訂單價值計算,「忠誠司機」運輸了69.8%的貨物,2018年則為52.9%。

不過,無論出發點在哪,平臺物流企業已經逐漸從商業交易的平臺延伸,逐步影響司機的實際生產過程。2018年,由於平臺掌握了愈來愈多的司機,滿幫開始向有頻繁運貨需要的貨主收取會費,貨主在付錢後才可以刊登更多的貨單。其後,滿幫開始經營自身的中介服務,透過接貨後向卡車司機派單,滿幫能賺取當中的差價。滿幫提供的服務愈來愈多,包括讓貨主和司機在平臺上交易,讓貨主監察卡車實時的運輸進度,以及收取線上交易的中介費等。同一時間,由於滿幫累積了愈來愈多卡車司機運輸過程的數據,它也經營車貸、保險、電子不停車收費系統安裝等服務。

到平臺接活後,司機的運費越來越低

卡車行業的運輸過程已經產生了相當大的轉變。首先,貨物匹配愈來愈集中由平臺企業的演算法以及物流企業的倉庫進行集中分配,以往那種偶然和隨機的貨物匹配將成為歷史,如何最大限度地填充每一架卡車的載貨空間,也成為算法計算的結果。另一方面,貨物的運輸過程也被細化。平臺物流公司建成了廣泛的網絡後,能夠以路線距離、路況和相關的加油和補給站來為司機建議行車路線。在實際運輸過程中,全球衛星定位系統則能監察運送進程,讓貨主知道物流進度。隨著貨運的網絡接合在一起,以及交易數據的累積,平臺的演算法還能夠以距離、路況和天氣等計算出運送價格,消滅卡車司機和貨主以往的議價空間。

這樣的變化首先對司機帶來的影響是運費的下降。以往,司機們大多在停車場和公路港裏的貨運信息部從貨代身上找運輸信息。由於愈來愈多卡車司機使用平臺找貨,原來在不同地區貨物信息部找貨的司機便被集中起來。貨代以前可能只是對接數個卡車司機,現在平臺上的司機大大增加,卡車司機的之間的競爭便更為激烈。加上車貸的推廣進一步壓低購車門檻,令運費被愈壓愈低。

根據《全現在》媒體的報道,一位卡車司機曾假扮新手貨主,向滿幫客服請求如何訂價,並錄下了滿幫教貨主壓價的錄音。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卡車司機的勞動力由平臺所組織,如何使他們的收入一步步地被壓低︰

「比方說您原來在信息部出2000,這裏就壓低一些,1700、1800這些的,您多聯系幾個師傅,肯定會有人給您拉的。」

「盡量找回程車,怎麽都會有人接的」。客服寬慰他:「你放心,貨主、信息部、物流公司都是靠我們賺錢的。」

上年,滿幫還推出了「快車」服務,司機需要繳納1000元的押金,才能被分配到高價貨源。一位滿幫離職工作人員表示,內部設有一個專門部門來維護「快車」的優先級地位,通過後臺大數據抓取優質貨源,再攔截下來分配給「快車」。

平臺使每張貨單的價格下降,已經成為了司機之間的共識。在另一篇報道中,《紅星資本局》這樣描述現時運費的情況︰

「我以前跑無錫到西寧,運氣好的時候撿漏能掙一萬塊,現在在平臺下單,七八千都很難遇見了」,張師傅稱。紅星資本局估算,無錫到西寧駕車路線約為2100公裏,那麽司機每公裏的運費收入不到4元錢。

這個數字在運滿滿貼吧裏得到印證,不少貼子顯示,每公裏四五元的運費已經算不錯的行情,6元以上的單都是「秒光」的好單,有樓主發出疑問, 「你們是怎麽賺錢的?一兩元一公裏,比面包車都便宜。」

為了補償運費下降的司機們

貨運平臺集中卡車司機造成運價下降,也使卡車司機需要改變原來的勞動方式。首先,卡車司機的運貨次數比以往多了許多。對司機來說,一方面平臺節省了他們往返信息部的時間,另一方面他們也需要在每次運貨以後加緊搶回程的貨物,使休息和空閑時間大為縮減。 《紅星資本局》訪問的楊司機便這樣說︰

「為了搶單,我們卸了貨就要盯著手機看。以前在信息部還有休息聊天的時間,現在平臺搶單,司機同行間接觸交流的機會少了很多。」

卡嫂吳女士也表示︰「以前跟車跑一趟江蘇,來回要七八天,本來在信息部找貨,現在在APP上就能解決,省事的同時休息聊天的時間也被壓縮了,沒有社交,挺孤獨的。」

為了從其他渠道把錢省回來,司機還選擇不跑高速公路而跑下道。不過,走下道可能使意外的風險增加。一些司機表示,下道路況比高速公路要更復雜,司機未必熟悉環境。由於很多司機都在夜裏趕路,特別擔心發生意外。除此以外,下道也是各種偷竊事件的高發地點。《中國卡車司機調查報告》曾經寫道,「在服務區丟油,在下道丟貨」。在下道上,一些小車跟在大車後面,再用磁石吸住大車,爬到車廂裏偷貨。

隨著平臺的發展,原來在家庭的女性也被扯出來成為副司機。據《中國卡車司機調查報告》的課題組估算,全國卡嫂大約有2500萬人,當中跟車卡嫂在整體卡嫂中占比約36%,即大約910萬人。有些卡嫂直接擔當了副駕駛的角色。但即使不會開車,她們也要幫忙找貨、裝貨,觀察路況,在車上跟丈夫聊天,讓他們保持精神,因為雇搭班司機成本太高,已經不劃算。卡嫂的家務工作也不會因為離開家庭而消失。在司機休息時,她們在車裏做飯,照顧丈夫起居。

小結

由此可見,滿幫、福佑卡車雖然打著幫助司機和貨主匹配的名號,並堅稱司機的收入有所增加,但這樣的說法愈來愈不成立。平臺透過掌握司機的供應以及向勞動過程延伸,壓低了司機每單貨運的單價,令卡車司機要付出更多的時間才能賺到跟以往一樣的收入。

根據兩家企業的招股書,滿幫未來將擴大線下物流網絡,建立覆蓋面最廣和最深的物流網絡;持續投資數字基礎設施開發和技術創新,建立數字貨運體系的行業標準;在整車運輸之外,向零擔、同城及特殊物品貨運需求擴張;進行戰略投資和收購。福佑卡車則表示,它將擴張平臺的卡車運力,以及把中小企業和大型廠商作為業務增長引擎,在業務擴張過程中累積更多數據和完善平臺算法。以平臺作為貨物運輸的方式因此將會卷入更多司機,過程中平臺對司機的控製則將更為精細。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主要考察了卡車司機的運費。在以後的文章我們還要探討卡車司機們的勞動過程產生了什麽變化。

金邊賭場被指控通過大規模裁員打擊工會

今年4月,金邊唯一一家賭場金界娛樂城(NagaWorld)的經理們宣布,由於疫情相關的經濟損失,賭場8000名員工中約有15%將被解雇。很快,此次裁員的主要目標變得顯而易見。

在被裁員的1329名工人中,包括該賭場所有的工會領袖和組織者。工會主席、副主席和秘書都收到了解雇通知,60名工會組織者和招聘人員以及一些長期服務的工作人員也收到了解雇通知。

工會長期與金界娛樂城資方就大型賭場的薪酬和工作條件進行鬥爭,對這次裁員的消息工會也沒有置之不理。6月初,工會向柬埔寨勞工部提交了一份請願書,有2000多名工會成員和支持者簽署,尋求政府幹預。除了抗議裁員,請願書還強調了公司未能支付工齡福利以及對裁員計劃的錯誤計算。

中國勞工通訊聯系到勞工部發言人Heng Sour,他表示此案仍在審查中,無法進一步評論。

金界娛樂城高棉雇員勞工權益支持工會(Labor Rights Supported Union of Khmer Employees of Naga World)主席Chhim Sithar認為,裁員舉動不僅僅是由疫情引起的成本削減。對於金界控股來說,「這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應對工會的方法,」她說,「公司從中得到了很多好處……他們降低了成本,解雇了工會成員,(並)削弱了工會。」

工會一度擁有4000多名會員,幾乎占了工人總數的一半,這使得工會能夠根據柬埔寨法律開啟集體談判。然而,正如工會副主席Chhun Sokha解釋的那樣,招募更多的工人加入工會是一場持續的戰鬥。

「我們在組織新會員方面遇到了一些挑戰。我們需要花很多時間與他們建立信任關系。而且,老員工也不敢加入工會,因為公司向他們施壓。」她說,「他們想方設法使工會無法在公司內運作。」

例如,在2019年和2020年初通過罷工行動贏得更高的基本工資後,由於新冠病毒大流行導致業務放緩,公司開始減少工人的工作時間,但工會成員註意到,他們的工作時間比非工會成員更少。與此同時,公司雇傭了新的短期工人——他們沒有工齡工資等福利,也不能加入工會。

疫情期間,工會為保護工人權益而發起了一系列行動,其後,公司進行了最新一輪裁員。2月底,一名到訪金界娛樂城2號大樓的客戶新冠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隨後至少11名工人感染,工人們最初對公司的遲緩反應感到不安。

值班的工作人員被關在大樓裏進行檢測,檢測結果呈陽性的員工被悄悄送往隔離中心,而其他工作人員則被叫去進行常規輪班。3月2日,也就是疫情爆發四天後,公司才最終下令無限期關閉大樓,並進行衛生消毒。3月,工會在網上發起了一項運動,敦促公司在停工期間支付工人工資和福利。

Sithar說,自從今年3月份賭場停止運營以來,工會已經與公司代表通過Zoom進行了三次線上會議,工會首先要求支付工資,然後要求公司對裁員做出全面解釋。她說,每次公司的反應都是一樣的。

「在會議上,他們基本上只是堅持自己的計劃,」她告訴中國勞工通訊,「他們將繼續實施裁員計劃,以保持業務的持續性。(金界控股管理層說,)他們沒法在沒有業務的時候向工人支付工資。他們只是強調了這一點。」

當工會代表追問資方的解釋時,Sithar表示,經理們會說,為了維持投資者的忠誠,他們已經向股東支付了股息。Sithar說,她在會議期間對此提出了異議。

「我提到,我們也是這裏的忠實股東。這裏的8000名(工人)都對你忠心耿耿。」她說,「想象一下,我們冒著生命危險在疫情期間堅持上班,為你們賺取了近9億美元(的收入)。」

柬埔寨工會所屬的全球組織,國際食品、農業、酒店、餐飲、煙草及相關工人協會聯合會(International Union of Food, Agricultural, Hotel, Restaurant, Catering, Tobacco and Allied Workers』 association)指出,一方面工人收入下降連基本生活都難以維持,另一方面公司卻還能向股東發放股息。Sithar說,一些工人在下半年的月收入不到100美元,這甚至不足以支付金邊的基本食宿費用。

該公司在年度報告中指出,94%的股份由金界控股行政總裁兼創始人曾立強控製。曾立強是一名馬來西亞商人,加入了柬埔寨國籍,是與高層官員有聯系的大亨。據《福布斯》估計,曾的身家達33億美元,至少向柬埔寨政府主導的籌款活動捐贈了1210萬美元。

工會秘書Chhim Sokhorn是一名有16年工作經驗的老員工,在5月份也被解雇了,她不明白公司怎麽能說自己在賠錢。

她指出,在去年下半年,工人的排班頻次已經降低了,每個月只有7到15天來上班。這些減低人手的排班意味著公司已經降低了勞動力成本。

「(工人)只有在上班時才能拿到工資……所以公司並沒有因支付工人全額工資而損失收入。」她說,「我們認為,公司只是在利用這個機會,將工會踢出金界娛樂城。」

主席Sithar回憶起上一次公司在2009年的那輪裁員,當時公司將裁員歸咎於經濟衰退時期的損失,解雇了14名工會領袖和組織者。

Sithar當時是一名普通的工會會員,她在2007年被聘用,起薪約為每月70美元。她覺得公司的舉動極不公平,她註意到,工會領導人被解雇後,工人們遭受了更為嚴苛的對待。例如,她說,賭場的樓層檢查員被要求在整個輪班期間一直站著,而之前他們可以坐著。此外,一些工人因為莫須有的盜竊罪名被解雇。

「我覺得我們需要一個工會,」Sithar說,「我們了解這個體製,了解這個政府,所以我們需要站起來為我們的權利而戰,保護我們的權利。」

現在,經過多年的恐嚇和與公司的鬥爭,工會副主席Chhun Sokha沮喪到幾乎想要退出。但是即使在被解雇之後,她仍然覺得自己有責任去抗爭,尤其是在聽說公司正在試圖迫使員工接受微不足道的補償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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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3-30 23:39:40 |显示全部楼层
她說:「沒有工會,雇主總是想剝削工人,我的性格是不能接受不公正,所以我想成為一名工會領袖,在其他成員需要幫助時幫助他們。」

Sokha大力宣揚工會此前的勝利:2014年,工會舉行了為期13天的罷工,促使公司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並設立了產假工資等福利;2019年,工會又舉行了一次罷工,要求提高工資。2020年初,另一項行動迫使公司重新雇傭了工會主席Chhim Sithar,此前她在一次工會活動中被停職。

然而,團結中心(Solidarity Center)的金邊辦公室負責人William Conklin表示,工會此次維權行動可能很難勝利。他說,因為公司沒有公布被解雇員工的完整名單,難以證明公司有意打壓工會。

他指出,柬埔寨的一些服裝廠似乎也在利用疫情造成的經濟困難,因為柬埔寨的《勞工法》對不可抗力事件規定了寬松的解雇義務,「它允許公司清理過去的工齡(義務),而不必支付這些費用。」

但他指出,從整體上看,工人們與金界控股的鬥爭、公司未能支付工資以及提供的低裁員補償方案,影響了企業社會責任的形象。

他說:「如果你真的想做正確的事情,而他們知道工人們正處在一個非常困難的時期,他們拿出一些錢,在人們受到傷害的時候向他們提供一個方案(以便)解雇他們,這似乎是相當殘酷的。」

目前,工會主席Sithar表示,工會正在等待調解進程的展開,但如果調解毫無進展,他們已經在準備一場網上運動。

「我不想說(勞工部)應該偏袒工人或雇主。」她說,「我們希望他們公平,不偏袒任何人,而是伸張每個人都能擁護的正義。」

貨運平臺正在全速改造卡車司機的工作

長期以來,關於貨運平臺報道的焦點都落在卡車司機的收入。一邊廂,我們聽到貨運平臺講述平臺的科技如何解決找貨困難,使司機工作機會增加;另一邊廂,則是司機投訴平臺製造了更激烈的競爭,變相壓低運價,司機雖然付出了長時間勞動,但收入仍然不見增長。

隨著中國兩個貨運平臺滿幫和福佑卡車宣布在美國上市,中國勞工通訊之前再次檢視了收入問題的最新發展。在這篇文章,我們把目光轉向司機實際的勞動內容。我們將會看到,貨運平臺由找貨、路線計劃到駕駛的層面,正在一步步改造卡車司機的生產過程,取締司機的工作。

萬千卡車司機的生產過程

在中國的貨運行業,大部分卡車司機仍然以個體戶的方式生產。車輛由司機自行購買,司機要辦理證件和購買保險,然後只身在市場找貨。廠家經信息部或物流公司聯系司機,與司機訂立非正式的口頭合同。裝貨過程中,司機準備苫布、繩子和揭雨布來封好貨物,因為裝卸工只管裝卸,不管貨物的維護和封車。

大多數司機沒有固定的送貨路線,而是按信息部或物流公司每次發配的貨物種類、價格和目的地考慮行程。而且,司機很少能預先掌握返程的貨物,他們需要在路程中途著手找貨,這又加大了運貨的隨機性質。另一方面,貨物的運輸價格也不確定。雖然汽油、輪胎損耗、車輛的折舊等成本都可以計算出來,但由於司機的年齡、經驗,對路線和貨物的熟悉程度存在差異,這使運貨雙方都有議價空間。司機們還要面對同行競爭,令他們的運費經常波動。

在運輸過程中,我們還會看到司機需要為路程上所有事情作出判斷,以及承擔卡車的維護。首先,司機需要自行計劃運貨的路線。這些路線的知識可以是以師徒關系傳承,也可以在行業內口耳相傳。另外,長途的貨運有時長達數天甚至十幾天,難免會產生故障,司機便要在路上定期進行維修,例如換輪胎、機油等。

找貨將成為過去

綜觀貨運平臺的發展,它對卡車司機生產過程的影響首先發生在貨物對接,近年則愈來愈向運輸的過程滲透。

經過接近十年的運作,貨運平臺累積了大量托運人和司機的資料以及運輸紀錄。透過建立一套標簽系統,平臺的算法能夠對數據進行分析、匯總和分類,大幅加強了貨物和司機匹配的準確性。從卡車司機的角度出發,根據司機的過濾標準,例如路線和卡車類型,平臺借著比較司機的選擇標準和貨物標簽,便能預測卡車司機接受每個運輸訂單的概率,並根據該概率對搜索結果進行排序。平臺的匹配算法還會分析卡車司機的交易記錄、當前位置和最近搜索,以確定他們對貨物類型和路線的偏好。

平臺以沈積下來的數據開發出一套愈來愈精準的貨物配對系統,這將逐漸取代以往那種隨機找貨的方式。以福佑卡車為例,它的系統有重組訂單的功能,同時還會直接向司機派遣運輸任務,配對的性質基本上已經消失。它的招股書在「智能調度」一項是這樣寫的:

我們最終決定由哪個司機發送訂單,這是我們重組訂單能力的基石。我們的平臺不僅可以將訂單調度到最合適的承運人,還可以將分散的負載重構和捆綁,顯著提高利用效率。直至2020年,在我們覆蓋的前20個城市,每筆訂單的無用行駛裏程同比下降22.7%,總共只有41公裏。

與貨物匹配同時發展的還有價格的計算。貨運平臺累積的大量交易數據,成為開發運費計算系統的原材料。根據距離、貨物重量、托運人需求和卡車司機供應​​等參數,平臺建立了專有的人工智能和基於機器學習的定價模型,能夠生成推薦價格,作為托運人確定實際價格的參考。由此,愈來愈多托運人現在只需要以推薦價格發出運單,再由平臺向司機推送,便能完成車貨的匹配。以往那種打電話問價議價的過程被直接省略了。

以一句話概括的話,平臺的算法已經接管了卡車司機以往決定貨運內容和收入的工作。當然,司機仍然可以選擇不用貨運平臺,靠自己找貨,但只要一接上平臺,他們便只是一個負責駕駛的勞動力,其余不能加快運輸速度的工作,一概都會由平臺執行。(關於這個轉變如何影響司機的收入,請看《貨運平臺宣布上市集資,卡車司機至今的生計有所改善嗎?》)

司機復雜勞動的分解

司機實際運輸貨物的過程已經成為平臺擴張影響力的新目標。事實上,卡車司機除了需要熟知運貨所使用到的各種道路(無論是高速公路還是下道),他們在計劃路線和趕路時還需要考慮路況,以及路線上的加油站、停車場等地點是否能為其提供足夠的支援。在操作車輛以外,卡車司機有大量計劃和臨時應變等任務需要完成。為了能夠趕及貨物運輸的時限,司機在路上作出的判斷繁多而復雜。

然而,自從貨運平臺累積起海量的司機GPS數據,龐大得足以覆蓋全中國所有的運輸路線,透過製造一個導航算法來分析這些GPS數據,它便有了瓦解司機們憑經驗計劃路線等復雜勞動所需的工具。貨運平臺的算法能辨認出司機以經驗摸索出來的、最受歡迎和方便的運輸路線。根據司機的出發點和目的地,系統能夠推薦一條時效最高的路線,由此簡化運輸貨物的難度。

2018年底,滿幫宣布與高德地圖合作,共同推出面向貨車司機的專屬地圖。所謂專屬地圖,便是滿幫將算法計算的運輸路線具體化的工具。根據當時媒體的報道,這次合作的目的是:

此次合作是基於滿幫集團物流服務經驗和高德數字導航能力推出的貨運解決方案,高德為滿幫集團提供的能力包含貨車路徑規劃,專業貨車導航,獵鷹軌跡服務,自定義地圖,禁限行區域查詢等五個模塊。

這套高德地圖合作製造的專屬地圖,除了具備基礎的貨車導航能力,還會根據司機日常的運輸場景,提供限行禁止區域標識、加油站、停車場、物流園、服務站、汽配汽修點等信息。這個地圖實際上並不是以往人們因為迷路而查看的工具,它擁有主動指導司機駕駛的性質。例如︰

由於中國的大城市愈來愈多道路禁止貨車通行,還有很多橋洞等交通基礎設施設置了限高、限寬、限重等限製條件。 (…) 高德地圖於2017年12月專門推出了貨車導航產品,在用戶規劃出行路線時,會根據自己車輛型號,自動地避開違規路線,還在導航過程中進行安全語音提醒。

在貨物運輸的過程中,高德將貨車導航的SDK嵌入貨車幫app中,不僅提示司機避開無法通行的區域及沿途的違章高發點,還會在導航過程中進行安全、路況等相關的實時語音播報。

即使是卡車司機在路上需要臨時應對的突發情況,這套系統(至少在宣傳上)也有一定的預知和提示能力︰

高德地圖還為貨車司機提供更豐富的安全提醒內容,包括前方有陡坡、急轉彎、車道變窄、車輛匯入、連續轉彎、落石等信息。

作為升級版方案之一的「AR導航版」不僅能為貨車司機在陌生城市和復雜道路提供更直觀的視覺引導體驗,還提供包括前車碰撞預警、車道偏離預警、前車啟動、紅綠燈和行人識別等一系列基於圖像識別的行車安全提示,讓貨運行車更輕松、更安全。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貨運平臺不斷分解卡車司機在路上所進行的各種復雜勞動。所謂的駕駛過程被分解成路線、路況和突發狀況等要素,以後又繼續拆分出它們的決定因素。以意外為例,貨運平臺企業將其分類,並且辨認出路線上哪個地點更容易發生這樣或那樣的事故,而且提前向司機推送訊息。這樣的分解過程,對於壓力巨大的司機來說,短期內可能可以減輕一些負擔。不過,貨運平臺消除各種阻礙運送的因素,一方面能夠進一步提高司機的運輸速度;另一方面,卡車司機的勞動轉移到算法身上,使他們不需再進行原來的腦力勞動。擺在眼前的趨勢是:司機運輸過程的各種勞動逐步被平臺企業剝離出去。

新的處女地:自動駕駛

平臺企業不斷分解和轉化卡車司機勞動過程正進行得如火如荼,而它的終點是司機們最根本的勞動,亦即駕駛車輛本身。與車貨匹配和導航系統不同,自動駕駛仍然在研究和開發的階段,要看到它大規模地推行,可能還需要十年以上的時間。然而,貨運平臺將會建立自己的車隊與散戶競爭是毋庸置疑的,而且這些車隊大概會是無人駕駛的車隊。

在2019年的一場訪問中,滿幫的智能駕駛事業群總裁、技術委員會主席唐天廣便提出:「滿幫定位很清楚,我們就是運營商,或者說是一個車隊更為合適,我們是需求方,也是將來真正使用無人駕駛卡車的主體。我們最初的設想,是自動駕駛在未來3-5年中,將會在幹線物流場景中實現,這也是滿幫目前正在努力的方向。」 福佑卡車同樣表示會研究自動駕駛。在它的招股書提交後不久,中國首個幹線物流自動駕駛商業項目正式啟動,項目正是由福佑卡車與主線科技聯合發布。

在卡車無人駕駛這一環上,平臺企業的推動很快將會進入測試階段。以滿幫為例,它的發展方式是與一汽解放、智加科技和英偉達合作,由一汽解放生產自動駕駛的重卡,智加科技研發自動駕駛的演算法,英偉達提供圖像處理器的硬件。今年,智加科技聯同一汽解放推出的高級別自動駕駛重卡J7 L3將會量產。當這款重卡量產後,滿幫會將他們采集到的數據接入這款汽車,由此它便可以在有限的環境下開始進行測試。

現時量產的這款L3級重卡,仍然需要司機值守,但高速和國道上絕大部分的運輸時間已經可以由機器來控製。司機的角色是監察機器的運作,測試系統是否順利運行等。根據媒體的報道,應用這種自動駕駛卡車後,600-1000公裏的線路首先可以由雙駕變單駕,節約一個司機。而且,自動駕駛系統的感知範圍還要超越一般司機,使它的判斷和駕駛控製更準確。自動駕駛取代司機的情況大概還有一大段路要走,但問題已經擺在眼前。

小結

根據滿幫發布的《2020中國幹線卡車司機大數據》,在平臺上接貨的司機平均年齡是37歲。其中,占比最多的司機是26-35歲,達37.98%,36-45歲的司機則占35.85%,46-55歲的司機占17.38%,25歲以下的司機占6.92%,56歲以上的司機占比1.88%。

交管局2019年數據則顯示,從駕駛人年齡分布看,司機主要集中在26至50歲年齡段之間,其中26至35歲年齡段占駕駛人總量的34.1%;36至50歲年齡段占38.6%。與此相比,中年卡車司機的占比要稍微更大一些。但總的來說,青年和中年卡車司機的占比約莫相等。

現在,這批年輕和中年的卡車司機仍然為著在貨運平臺競爭搶單而怨聲四起,他們投訴運輸過程的辛勞、司機追趕運貨時限的困難,以及運費年年下降。但與這個情況同時發生的,則是他們的勞動力被不斷簡化的過程。由找貨、議價、承運,到路上的各種規劃、預判和應急工作,司機們需要勞動的範圍將會愈來愈少。

當自動駕駛的卡車在未來十年開始應用,我們將會看到一個由貨運平臺企業掌握的,生產力更高的物流運輸系統。在這套系統中,貨物將會透過演算法來匹配,同時由無人駕駛的卡車按照導航系統進行運輸。在整個過程,平臺企業節省了司機人為的找貨時間,同時又消除了運輸所需要作出的各種復雜腦力勞動,以及工人生理上的休息及其他飲食等的間隔。運輸時間因此可以大幅縮短,貨物的運轉周期也會進一步加速。

從生產力的角度看,這無疑是一次物流業的巨大進步。然而,我們同時可以知道,當貨運發展至這個地步,它同樣會是勞動和資本矛盾更為激烈的時刻。等待著現在正值壯年的司機的是愈來愈單調、乏味和無聊的勞動。而且,現在某程度仍屬於個體戶的司機將會加緊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被資本雇傭來監察機器的工人。貨運的時間不斷突破以往的極限,速度更快、效率更高,工人需要完全以資本的積累為前提來勞動。中國的貨運行業正在向這個目的地全速前進。

從集體罷工到個體抗議,外賣騎手有更被大眾理解嗎?

6月19日淩晨,沈陽的美團騎手楊某某把自己的美團眾包賬號註銷了。時間回到幾個鐘頭前,楊某某抓住美團App的系統漏洞,開始了接單——原地點擊「取單」——原地點擊「送達」,「完成」了253個訂單,共計953公裏,登頂了沈陽當地美團騎手的單日量榜單。一系列操作下來,楊某某沒有提現這兩百多單「賺」來的1200塊錢,在眾包App的論壇上留下一句「拜拜各位,我已退坑,美團霸王條款真惡心」後,直接註銷了賬號。

楊某某的行為有別於工人集體參與、停止生產活動的傳統罷工,但縱觀過去半年外賣員的抗爭,類似的非常規形式並不少。5月20日,陜西渭南一名外賣員當街焚燒外賣工作服和送餐箱,疑似因要交4000元手續費才能拿到工資、完成離職手續;1月11日,江蘇泰州一名外賣員因被扣5000元工資、多次討要無果,在一配送站門口自焚……

抗議模式的轉變:集體罷工與個體抗議

2016年,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地圖首次收集到了外賣員的抗議,一班被欠薪的上海美團外賣員開始了罷工。從地圖數據我們可以看到,5年過去,外賣員的訴求種類增加,從最初的討薪與加薪,外賣員也開始對加班、缺乏管理層監督、工作環境惡劣等問題提出抗議。

與此同時,外賣員集中反映的問題也從拖欠工資轉移到了要求增加工資並落實相關福利待遇——在2015年,以加薪為訴求的抗議事件僅占抗議事件總數的22.22%,此後這一比例不斷上升趨勢,直至今年上半年,7起外賣員抗議全部與要求加薪有關。美團、餓了麽兩大外賣平臺巨頭不斷下調騎手送餐單價、增加各類罰款,外賣員要求加薪的聲音愈來愈大正正反映了,當企業將壓縮經營成本轉嫁到外賣員身上,變本加厲的剝削直接影響了騎手們的生計。

聚焦最近半年的7起抗議,除了要求加薪的巨大聲浪之外,其中6起的參與人數超過100人亦值得關註。我們曾在2019年年尾發布的《中國運輸業工人抗議模式轉變,工會面臨重大挑戰》一文指出,運輸工人抗議的規模在2014年至2019年間明顯縮小,例如數千名出租車司機參與的大型抗議已不復見,但這一下降趨勢在2019年後出現了變化。從單次事件的參與人數來看,規模超過100人的工人集體行動的比例在過去一年多有所提升,而這一上升趨勢在外賣員群體中最為顯著。

僅從集體行動地圖收集到的資料,我們很難判斷超過100人參與的集體行動回升的直接原因,但我們也不難看到勞動者通過互聯網,持續不斷地建構勞動者之間的聯系。其中,最廣為人知、成效最大的,無疑是外送江湖騎士聯盟,聯盟「盟主」陳國江通過與身邊的外賣員加微信、拍下與工作相關的視頻、建立微信公眾號等方式,幫從業者解決解決勞動糾紛,也利用網絡視頻平臺傳播了外賣員群體的聲音,成功令企業對損害外賣員權益的事件做出回應。

盡管陳國江目前被北京公安以「尋釁滋事罪」逮捕,但仍有不少讓勞動者互通有無的公眾號在微信上活躍著:「青年騎手之家」、「的哥的姐驛站」、「卡友地帶」……這樣的網絡聯結也為大規模動員奠定了一定基礎。將互聯網的作用充分發揮的一次大型抗議發生在滴滴司機中間,2月底,針對滴滴平臺在未與司機協商的情況下下調起步價,司機們利用微信上的「接龍小程序」發起「3月1日停運」的活動,並呼籲大家轉發,6小時內有1600人表示願意參與。

在較大型抗議數量回升的同時,本文開首提及的數起個人抗議行為也引發了龐大的輿論。騎手的個人抗議雖然不以改變平臺算法的壟斷、爭取勞動者的話語權等集體利益為直接訴求,但燒毀工作服、送餐箱的行為比起傳統的拉橫幅、靜坐、罷工更有表達憤怒、劍指平臺的意味。而用類似作弊的方式玩了美團一把的外賣員楊某某,一方面用個人的力量讓企業承受損失,另一方面自己承受了無法再被外賣行業聘用、甚至面臨刑事責任的後果,無疑是決絕地離開了滿是壓榨的外賣行業、向他口中的「霸王條款」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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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3-30 23:40:50 |显示全部楼层
外賣員抗議如何被看見?如何被理解?

自去年9月《人物》雜誌的《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深度報道發出後,外賣行業受的輿論關註顯著提升。但由於罷工在簡體中文媒體中的敏感性、勞工議題在輿論場中長期的邊緣位置、大眾缺乏對罷工作為有效反抗手段的了解,作為消費者的大眾仍然難以看見外賣員的各類反抗,遑論對外賣員群體的理解和支持。在中國的防火墻內,建立「打工人」之間的團結仍任重而道遠。

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地圖的信息來源也許可以側面反映大眾接觸到工人抗議的途徑。最新收集到的三起外賣員罷工均為微博、抖音、頭條等多個網絡平臺上的用戶報料,消費者在外賣平臺下單後等待接單時間變長,大眾猜測外賣騎手罷運,才導致餐品無人接單或配送。類似的網絡討論非第一次出現,但也只有當廣大消費者最日常的消費行為被影響,大眾的註意力才轉移到消費行為的上遊,開始大範圍討論外賣從業者的勞動情況。

在互聯網有限的對騎手罷工的探討中,不少網友表示了對外賣員的理解:「如果我點餐遇到了這樣的騎手,我就找平臺,和騎手無關」,「鼓掌,希望我也能遇到這樣的單子,我會餓著肚子一起幫罵美團」。盡管消費者承受了時間或金錢的損失,但見到平臺始終無意解決與勞動者之間的矛盾,消費者也願意作出部分的犧牲,從而幫助外賣員抗衡系統、達成訴求。

但與此同時,對罷工行為表示不理解、不支持的聲音顯得格外刺耳。對於楊某某搶單後沒有送單的行為,有網友表示這是「抽刀向更弱者」,因為平臺、商家甚至是顧客的利益都遭受了損害;對於當街焚燒外賣工作服和送餐箱的行為,亦有網友認為此類更激進的行為擾亂了社會秩序,不能被接受。

在鋪天蓋地關於外賣員的報道之下,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是廣為人知的事實,但上述對騎手反抗行為提出的責難,也顯示出了在了解勞動者切實的困境之後,大眾對外賣員罷工的理解與支持並沒有同步跟上。當勞動者與平臺之間缺乏議價空間才是主要矛盾,大眾對外賣員有所苛責時,本應瞄準勞資矛盾的輿論,也轉向了勞動者與消費者之間的沖突,模糊了焦點。

愈來愈多的外賣員利用社交媒體記錄自己的勞動、反應行業問題,消費者在網絡上對外賣員勞動權益的討論也變得熱烈,外賣平臺呢?在勞動者和消費者都自發解決問題的時候,企業方仍躲在算法後面,外賣員的一次次發聲也變成了隔空喊話。近期增多的個體抗議讓更多人見到平臺的不作為,並切實感受到外賣員的憤怒,和外賣員一起把企業從算法的掩護中拉出來、促使企業接受外賣員的訴求,才是所有打工人應該一起做的事情。

平等就業權:中國性少數群體的職場反抗

完成性別重置手術後,小馬被公司辭退了。此後兩年,她只能輾轉於零散的工作之間——聲演、播客……

「為了拿到一份工作,我不會特意向新公司表明我的跨性別身份。有時,招聘人員看到我第一眼就會直接罵『人妖』,真的非常侮辱人。」小馬說。

小馬的前雇主是杭州一家娛樂公司,2019年,公司突然終止了與她的勞動合同。公司表示,鑒於小馬做了性別重置手術,他們在工作安排上「不知道是(讓她)跟男藝人好,還是跟女藝人好」。

隨後,小馬以平等就業權受侵害為由,向法院提起訴訟。這也成為了中國首個跨性別平等就業權案。「平等就業權」是最高人民法院於2019年1月1日起新增的民事案件案由,這一改動有望讓《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就業法》所規定的勞動者平等就業和自主擇業的權利,不因民族、性別等原因遭受歧視在司法層面得到進一步保障。此前,中國跨性別者曾以被違法解雇為由,向勞動仲裁委員會申請勞動仲裁。

法院在2020年作出的終審判決判定,公司並沒有侵害員工的平等就業權,公司擁有用工自主權。小馬說:「公司說炒掉我是因為我上班遲到,這明顯是個借口,我們上班時間很靈活,大部分同事也經常遲到,但他們都沒遇到什麽事。」

從小馬的經歷中,我們也能看到中國跨性別勞動者普遍面臨的職場困境。《2017中國跨性別群體生存現狀調查報告》顯示,跨性別群體的失業率高達11.87%,是同年全國城鎮登記失業率的3倍。另一2016年發表的研究顯示,14.3%的受訪樣本曾因自身性取向或性別認同失去過工作機會。

北同文化(原北京同誌中心)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支持下,於今年五月發布了更為詳盡的《全國企業性/別多元友善度調查報告》。在該調查涉及的122家企業中,僅有13.9%的企業規章製度明文規定了反歧視或機會平等的內容,已經開展性別多元培訓、設有性別多元友善小組更是不足10%。

在跨性別者發起的勞動爭議中,2020年一起罕見的勝訴判決引起了較多關註。該案原告高某某為跨性別者,在休了兩個月病假、完成性別重置手術後,她卻被公司辭退了。最終,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判定其雇主電商平臺當當網違法解除勞動合同。

不少人將該案視為中國跨性別人士權益保障的一大進步,「當當網男員工變性以曠工被解雇」的微博話題閱讀量高達3.8億,法官在判決書中寫下的一段話更是被廣為傳播:

「現代社會呈現出愈加豐富多元的趨勢……我們習慣於按照我們對於生物性別的認識去理解社會,但仍然會有一些人要按照自己的生活體驗來表達他們的性別身份,對於這種持續存在的社會表達,往往需要我們重新去審視和認識……」

法院判決當當網公司違法解除勞動合同,應繼續履行與高某某的勞動合同,支付高某某病假及正常出勤的工資共計12萬元左右,並認為高某某有權使用辦公室的女廁所,其他同事應當接受高某某的新性別。該院強調,高某某的性別更改經過公安機關認可、有法律效力,「其他員工的恐懼、不安和倫理尷尬」造成了職場歧視,同事應以包容的心態與其共事。

不過,就在該案一審結束後、當當網準備提請上訴時,公司向高某某發送信函,言辭間盡是冒犯與挑釁——不僅以「先生」稱呼,還建議高某某作為「精神病人」,自行配備安保人員,以免精神病人發作時其他員工受到傷害。

目前為止,該案被視為最清晰、最大程度保障跨性別人士職場權益的法律勝利。但該案是以勞動爭議而非平等就業權為案由,案件的三點爭議集中在勞動合同上:合同解除是否具有法律依據、合同是否應繼續履行、病假期間及合同違法解除後員工工資應如何計算。可以說,平等就業權在本案中是否遭遇侵害,並非判決的核心內容,也沒得到充分的討論。對此,任職於耶魯大學法學院蔡中曾中國中心的龍大瑞(Darius Longarino)指出:

「法院判決並沒有明確表示不論性別認同,人們都應該得到平等對待。判決書更多聚焦在高某某滿足了從一個性別轉變到另一個性別的法律條件。」

中華女子學院法學教授劉明輝表示,要打贏跨性別歧視的案子仍十分困難,舉證責任由原告承擔,光這一點已經很難滿足:

「人們對跨性別者的同理心越來越強,媒體對這類法律案件的報道也能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但是,要給性少數勞動者創造一個安全的工作環境,還有更多切實的工作要做。」

等待著外賣員的未來是什麽:香港Foodpanda外賣員行動後記

7月15日,約10名香港Foodpanda的外賣員來到公司在上環的總部,與資方進行談判。過去幾年,香港外賣員有零星的集體行動,這次是其中一家外賣平臺Foodpanda員工今年的第二次抗議。

參與行動的外賣員代表均來自網絡上的外送員群組。他們於本月初曾到Foodpanda位於尖沙咀的辦公室,要求與管理層會面,討論當時仍然生效的接單率規例(該例之後被資方取消)。經一輪波折後,再在7月15日當天與資方會面。工人提出了五點要求:1)提高服務費底價,2)製定關於接單率的申訴機製,3)解決系統出錯降低接單率的問題,4)取消貨到付款服務和5)增加意外保險保額。

外賣員表示,自疫情以來,單價便持續下跌。近月,Foodpanda還兩度更新底價政策,先在6月降低底價,平均每單扣減1元(港幣,下同);7月初又取消接單率劃一服務費,按「市場供求定律」每兩星期更新底價,令外賣員的工資波動更大,令員工甚為不滿。另外,Foodpanda的應用程式一直出現各種問題,包括自動錯過訂單、誤算外賣員拒單率,令工人無故蒙受損失,因此要求公司改良系統設計等。

現時,以步行送餐的外賣員每單約可賺到20-30元,車手通常是50多元,相比數年前已有所下降。一名在Foodpanda每周工作六天的外賣員向香港獨立媒體表示,今年工資比2020年每月少了2000元,更試過工作3小時只賺到100元,直指是「白做」(即白忙)。

除了收入,外賣員提出的訴求不少都跟應用程式的設計等技術問題相關。首先,接單率的兩個訴求牽涉到Foodpanda的系統設定。外賣員向中國勞工通訊表示,系統偶爾會無理計算工人拒單,工人因為網絡問題收不到通知,又或進入了電梯等環境,系統在此時派單,便容易計算工人拒單。另一方面,Foodpanda的應用程式不設申訴流程,外賣員遇上系統問題需要投訴,往往要自行發電郵聯絡客服,費時失事。

至於貨到付款服務,行內稱COD(Cash on delivery)單,即外賣員需要在交收商品時代收現金。由於香港的電子支付並未全面普及,不少客戶仍用現金交付,一天約有一半單是COD單,外賣員因此要負責代收,之後再轉帳給公司。不過,外賣員指收錢和轉帳程序麻煩,而且還會出現計錯數的情況,多扣工人工資。

此次勞資談判足足歷時4小時,由7名外賣員代表與Foodpanda營業部總監Pedro Dias談判。會後,外賣員指資方態度強硬,未有答應任何訴求,僅稱會改善系統問題。

疫情以來,香港外賣員的勞動處境

自2014年開始,外賣平臺開始落戶香港。其中,Foodpanda由2014年開始在香港營運,Deliveroo在2015年進駐,UberEats則在2016年登陸。現時香港外賣市場主要由Foodpanda和Deliveroo均分,各占40-50%,UberEats則占10%。

外賣平臺最初的擴張並不順利。以Foodpanda為例,該公司在香港發展3年後,在港島仍只有與約200家餐廳合作,九龍區不足100間,新界大部分地區更是未開發狀態。而且,大多數與外賣平臺合作的都是高檔餐廳和連鎖店,送餐服務費也高,使其消費群較集中在白領和高收入人士。直至2020年疫情爆發,外賣需求激增,接入外賣平臺的店家不斷增加,服務費也有下降趨勢,同時更多工人湧入該行業,平臺才有了一次急速的增長。

與其他地方一樣,香港大部分外賣員都是以自雇形式與平臺訂立合同。外賣員送餐需要用到的所有工具都由自己購置。一位在天水圍做騎手的外賣員告訴我們,在入職前,Foodpanda的外賣員便要先付200元購買製服和保溫箱。他的單車也是額外自購,價格約1200元,加上自購的頭盔,未工作便先耗費約2000元。

不過,香港外賣員的實際勞動過程與其他地區有不少差異。當客戶跟餐廳下訂後,騎手和餐廳的手機會同步響起,外賣員便要決定是否接單,拒單會計入數據中。以這次發起行動的Foodpanda騎手為例,騎手只能從系統一單一單地接。接單後系統便會指示出目的地,車手需要完成這個訂單後,才能接新的單。只有在同一個餐廳收到兩張單的情況,騎手才會收超過一張單,不過這時系統會指示先後次序,所以外賣員仍然需要根據系統的指示送餐,沒有自行組合訂單的自由度。

由於不少外賣員都是在各社區內部送餐,活動範圍有限,用腳走或是用單車便已經足夠,並非所有外賣員都使用電單車,跨區送餐的更少。騎手表示,他大多走的是單車徑,不用出馬路駕駛,暫時還未發生過意外。不過,這並不代表送餐過程完全順暢。系統使用直線距離計算路線,不僅與實際的路徑脫節(騎手需要繞路,而非筆直地走),同時不會考慮上坡等情況,因此騎手送餐的距離和付出的精力往往遠高於平臺的估算。

在整個送餐過程中,外賣員雖然提到系統會計算工人的送餐時間,但並沒有超時罰款的規例。平臺仍然會記錄超時情況,有騎手便因為送餐時間多次過長被開除。不過,系統的時間計算似乎是以間接而非直接的方式控製外賣員的勞動強度。

由於發展時間還比較短,香港Foodpanda平臺對外賣員的勞動控製仍在相當初期的狀態。首先,應用程式內的路線計算不準確,使騎手有些時候還是倚靠自己的經驗送餐。送餐時間的計算,則遠遠未發展出與時間競賽和罰款的懲罰機製。平臺以拒單率來決定騎手的底價基準規則,也因為引起外賣員不滿而決定收回。外賣員對平臺系統的各種缺點和故障的不滿,亦間接反映了現時香港外賣平臺技術力量發展的情況。

當然,這不代表Foodpanda的外賣員沒有受到諸如平臺的訂價機製及規章製度宰製。事實上,Foodpanda擁有開除外賣員的絕對權力,無須給予任何理由。平臺訂價方式的改變,亦持續威脅外賣員的生計。平臺以自雇方式與外賣員簽約則使它享有節約大量勞工成本的操作空間。

為了更清楚地認識香港外賣員的處境,我們還可以拿中國內地發展得較成熟的外賣行業作對比。在內地,每天高峰時期都有大量暴增的訂單,騎手的處境更為高壓和緊張。平臺會持續把訂單推送給外賣員,因此出現了騎手接超過一單訂單、自行組織路線,甚至接單後再長時間停在一處搏取更多訂單的「吸單」情況,騎手的送餐時間被壓縮得更短。

另一方面,為了要每個外賣員完成更多的訂單,內地平臺對外賣員的控製更強,差評和超時不但會被系統記錄,影響騎手之後的接單質量,也會直接罰款,一單超時可能就要扣工人一天的工資。內地騎手大多駕駛電單車在大街上穿梭,為了追趕系統定下的時間,出現的事故和傷亡往往特別嚴重。在香港,這些情況還沒有普遍地出現,但外賣行業經過疫情帶來的發展,平臺之間單量急增,競爭日烈,離以上景象又近了一步。

疫情以後,香港外賣行業的發展路徑

隨著香港的外賣平臺因為疫情而急速普及化,平臺之間的競爭將會更為激烈。近兩年來,平臺之間的宣傳戰不斷,地鐵、電視、互聯網均充斥著外賣平臺的廣告。平臺的網絡亦不停擴張,以Foodpanda為例,它的外賣覆蓋範圍已經擴張至離島以外的全港各處。 Foodpanda亦在3月推出了訂閱製pandapro,客人需繳付65元月費,便可獲取每月5次的免運費等優惠。

參考中國內地美團、餓了麽的發展路徑,當外賣平臺擴張時,資本之間的競爭往往以價格戰等補貼形式發生。外賣騎手的配送費是來自顧客支付的服務費和平臺部分轉付的商家傭金。由於平臺不斷補貼消費者的送餐費和店家傭金,當騎手的配送費不變時,平臺便要額外作出支付。長期的競爭壓力,使平臺的負擔愈來愈重,這裏增加的成本部分便需要外賣員來承受,外賣員的單價因此會被壓得愈來愈低。同一時間,更多外賣員因為行業急速發展以及門檻低而加入平臺,又使低價得以維持。

曾在北京送外賣的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盟主曾經談到單價下降的情況︰「像以前都是10塊錢一單,甚至11、12塊,然後逐漸變成9塊,8塊,7塊……像小城市的話就更低了,北京的話,他們是有一個進階:你跑了500單以後,是8塊,跑過900單以後,是9塊。那就只能拼命跑,這樣他就掙的更多了。」

從中國的經驗來看,隨著外賣單量在競爭和擴張的過程大幅增加,平臺為了更徹底地控製本來較為零散的勞動力,還會開始實行各種鼓勵和懲罰的機製。一邊廂,是推出騎手的等級製,透過記錄和評核外賣員的接單量和工作時間,提高忠誠工人的單價和訂單質量。另一邊廂,則是不斷壓縮外賣員的勞動時間,對不能順利完成送餐的員工實行罰款,進一步提高工人的勞動強度。

在香港,距離發展至以上的情景似乎還有一段路要走,包括電子支付的成熟程度、香港市區的道路設計,都是阻礙外賣行業發展的困難。然而,像單價下降這樣的情況已經開始發生,以往外賣員一小時接3單訂單,一小時賺到90元,「遠超最低工資」的情況大概會愈來愈少。

面對未來,香港的外賣員需要更強大的支持

由2016年外賣行業急速成長的時期開始,中國勞工通訊便收錄到愈來愈多的工人集體行動。圍繞著抗議降薪、欠薪和罰款的訴求,工人的抗議數目從2016年9起增加至2018年和2019年分別57起和45起。不過,在工人組織受到資方和政府打壓的情況下,工人即使付出了行動的勇氣,也只能延緩降價的速度。工人實踐的經驗證明,沒有足夠的外賣員集體行動支持、沒有一個有系統和策略的工人組織,以及社會大眾對工人情況的認知及支持,工人要抵抗資方的打擊會相當困難。

幾乎可以預見,香港的外賣員也會面臨平臺大戰、降價、勞動控製不斷加強的情景,問題可能只是發生的速度和形式。現在,不少香港一般市民以及各行業的工人仍然對外賣行業和外賣員的情況一無所知(或者除了記住了幾個廣告之外)。我們需要更多有誌的工人和青年調查揭露該行業的實際情況,同時讓一眾外賣員知道行業接下來的變化,為更大規模的集體行動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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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3-30 23:41:51 |显示全部楼层
香港《蘋果日報》被停運 壹傳媒工會的最後工作

香港《蘋果日報》及《壹周刊》6月23日停運,至今已經一個多月。兩份刊物的結束,有別於過往因財困而倒閉的任何一家香港傳媒。自2014年遭廣告商集體抵製後,壹傳媒集團收入大減,但前年推出的訂閱製為集團帶來可觀的收益,財務狀況尚算健康,集團形容此舉「成功實現主要戰略轉型」,現金結余至今仍有超過3.3億港元。

及至6月18日,香港警察國家安全處第二度搜查壹傳媒暨《蘋果日報》報社、拘捕5名高層,並凍結報社資產1800萬港元,其後香港的主要銀行都不再能與壹傳媒集團進行正常交易,使得有4億港元在手的壹傳媒集團「有錢都用不了」,致未能支付薪金及遣散費,衍生出千人規模的勞工權益問題。

勞工權益被「踢皮球」

前《蘋果日報》記者艾先生(化名)向中國勞工通訊提到:「公司結束營運去到目前為止,好多部門開始沒有接頭人,變相公司對員工或前員工的消息發放,成了口耳相傳的狀態,而不是經一個正規的渠道去發布……我至今仍聽到不少同事感到徬徨、不知所措。」他稱自己生活壓力不算大,故早前請纓為其部組統籌討薪工作,解答了很多前同事關於薪金、遣散費的查詢,也成為前同事與勞工處的溝通橋梁。

艾先生透露,不少前壹傳媒同事已聯絡勞工處,處方也設立了專責人員負責被遣散的員工,如告知應追討款項的手續。對於當前的情況,他再三指出:「公司有資金,但政府不讓公司支薪,然後著員工向勞工處求助,變相讓員工做劊子手,向公司落井下石。撇除對公司的感情,按道理及情理,這事件還是不應該發生。」他又提到,著前員工去申請「破產欠薪保障基金」頗不合理,因為此基金本身是為了一些財困公司的雇員而設,但「壹傳媒有錢架嘛,破咩欠啫?(壹傳媒本身有錢啊,為什麽要申請「破欠」?)」他認為造成問題的主要原因是壹傳媒資金被凍結。他保守估計,此次的資金問題恐會擾攘數以年計。

根據勞工法例,雇主必須在工資期屆滿後或雇傭合約終止後7日內支付工資給雇員。然而,因為銀行戶口被香港保安局凍結,壹傳媒集團無法進行正常交易,前員工們至今未獲集團支薪及發放遣散費。7月初,壹傳媒集團內部訊息指,遣散費暫由宏利強積金公司代為支付,目前已有前員工收到遣散費。

壹傳媒停運 工會進行最後努力

《蘋果日報》及《壹周刊》不復存在,上千名員工頓時失業。壹傳媒工會則於7月24日舉行特別會員大會,當日與會者除了一致通過工會的財政報告,亦通過於7月31日解散工會,以及將工會余款捐予香港記者協會。

最後一屆工會的理事仍在工會解散後,繼續義務跟進離職補償等問題,同時在Facebook設立了「壹齊搵工」(一起找工作)群組,希望方便不同部門的同事交流求職資訊。由6月28日至今,群組為前員工搜羅了80份工作,工種包羅萬有,包括公關、市場營銷、私人助理、NGO幹事、軟件或程式設計師等等,惟幾乎沒有編采的工作。

該群組同時詳列前員工們可以走的4種討薪程序,分別為 (1) 到勞工處落案、(2) 上勞資審裁署追討、(3) 申請清盤、(4) 領取破產欠薪保障基金。記者曾向壹傳媒工會前理事長潘柏林查詢工會前理事們的後續工作,但他婉拒道:「壹工會隨著絕大部分同事離職,都要啟動解散程序,抱歉因為事忙,不能夠接受你的訪問。」

前《蘋果日報》采訪主任、壹傳媒工會創會理事蔡元貴向中國勞工通訊提到,普遍而言,工會一向維護員工的利益,周旋的對象向來是雇主。他憶述,黎智英很崇尚自由經濟,工會幾乎可說是自由經濟的天敵、市場經濟的天敵,工會不會站在自由經濟那邊,所以「我都幾肯定肥佬黎唔鍾意(工會)。(我們都挺肯定黎誌英不會喜歡工會)」,然而另一邊廂《蘋果日報》很關心基層利益,永遠都站在雞蛋一方,理論上勞工階層是雞蛋,我們也常大篇幅地報道社會上的罷工事件,「基於面子及報紙的定位」,沒有可能只幫別人的工會發聲,卻又打壓自己的工會,所以管理層沒有打壓工會,工會當年的籌組過程也是順利的。

壹傳媒工會2009年成立,當年管理層在金融海嘯後提出「減薪3%」的方案;其後《蘋果日報》管理層更一度打算將保險公司、地產公司的經營方式引入報紙,記者要追點擊率及產量,上述措施引起員工極大不滿。「工會喺呢邊面都唔發聲?仲有咩好發聲?(工會在這個問題上都不發聲,還有什麽好發聲的?)」蔡元貴多年後向中國勞工通訊說道,當年工會帶頭發起反對行動,包括將反減薪的貼紙貼滿墻壁,還將一些標語展示送達時任立法會議員、職工盟成員李卓人的手上,而上述兩項計劃在強烈的反對聲中告吹。這是蔡元貴記憶猶新的工會往績。

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不少建製派支持者到包圍蘋果大樓,阻止貨車運報。在工會號召之下,同事一連數晚以各種方法對抗「圍蘋者」。蔡元貴直言,今次《蘋果日報》及《壹周刊》的停運,不是因為管理層的問題而導致停刊,在這一方面,工會是無能為力的,宏觀地看其實整個社會都無力,這不僅是工會的遭遇,其他範疇亦然,「工會真系做唔到嘢(工會真的做不了什麽)」,《蘋果日報》員工成為受害者的一部分。

對於《蘋果日報》及《壹周刊》的停運,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陳朗昇早前坦言,作為新聞工作者,他對此感到心寒,而停運「並非由於自己無法經營或被讀者放棄,而是因為無法控製原因」。他回應中國勞工通訊查詢時指出,《蘋果日報》依然是上行中及受歡迎的傳媒,付費用戶數量是高的,各部組穩健地發展,如果籽、財經、賽馬版。

根據記協的Facebook指出,迄今為止記協已向壹傳媒集團失業員工派發兩輪現金券,涉額超過港幣10萬元,現金券主要捐贈者為阿布泰國生活百貨,另有不少熱心市民轉交的現金券。陳朗昇指出,記協一直計劃進一步協助壹傳媒的失業員工,如搜集更多現金券或禮券的支援,惟書簿費、膳食費等各項費用始終需要以現金支付,故希望於一至兩個月內做到現金支援,為有家室的記者緩解燃眉之急。

緬甸服裝廠疫情肆虐,全球品牌忽視其責任

緬甸疫情加劇,每天的感染死亡人數都在上升。自7月以來,新冠病毒感染率迅速攀升,平均每日新增病例達到5500個。

軍方數月來對公民抗命運動(CDM)的鎮壓,導致緬甸的醫療服務和設施癱瘓。軍政府封鎖了緬甸國內的醫療保健供應鏈,突擊私營氧氣站,並收繳氧氣瓶,使得疫情進一步惡化、感染死亡人數飆升。據報道,有誌願醫護人員被逮捕或殺害。參與了公民抗命運動的醫生、護士及其他醫療衛生工作者都在躲避軍方的迫害。

據報道,人們不願意去軍方經營的醫院就診,而其他醫院因為反對二月軍事政變的罷工而空無一人。一些仍在運營的醫院,則面臨人力資源短缺的問題。

盡管感染人數激增,但服裝廠仍在運作,雇主強迫工人們照常生產,且不遵守任何國際品牌、工會和供應商達成的疫情期間工作準則。原本根據這些準則,工人的工作崗位應至少保持兩米的距離,工廠應執行衛生和防護規定,受感染的工人有權休帶薪病假。

據當地報道,一些工廠已經發生了與疫情相關的死亡案例,但工廠仍持續開工。這些工廠中許多是Zara、C&A等國際品牌的供應商。

在工廠裏,工人們工作和休息時都擠在一起。口罩和衛生用品也十分緊缺。資方未向工人提供洗手液,洗手間裏也經常沒有肥皂,一些工廠甚至沒有洗手池。

由於車間衛生狀況不良,工人們在工廠裏面臨更大的感染風險。許多工人因此患病,一些人有諸如失去嗅覺等感染新冠病毒的癥狀。缺乏隔離措施將工人暴露在更大的風險中。

進出工廠的交通也存在管理不善的問題。工人們乘坐渡船穿越仰光河,但船只超載,情況十分危險。

緬甸的狀況與鄰國印度在今年5月爆發的第二波致命疫情面臨的種種問題非常相似。

緬甸產業工人聯合會(IWFM)呼籲從緬甸采購產品的國際品牌,確保其供應商遵守疫情期間工作準則,並及時報告工廠中的感染情況。工會主席Khaing Zar Aung表示,IWFM將繼續監督工廠,以保障工人的健康和安全權利。

BNO政策下已有港人在英遭遇勞工爭議,華人會參與工運嗎?

英國政府宣布了BNO簽證(英國國民(海外)簽證)新政策,為BNO護照持有人及他們的家人提供了便捷的移民入籍新途徑。一時間大量香港人紛紛離港赴英發展。然而不少人移民過去都會面對重新找工作、適應當地政策法例、甚至勞工權益問題。

中國勞工通訊特約撰稿人李雨夢在倫敦訪問到克尼華人社會服務中心經理林懷耀(Jabez),請他談談華工在英國爭取勞工權益的狀況。這個從1970年代移居到英國的香港人,信奉國際社會主義多年,於70年代有份成立組織「華人工友」,並且出版同名雜誌於唐人街一帶派發。

多年以來,他在英國一直有份協助華人勞工爭取權益及提供法律咨詢支援,身處其中多年,目睹華人社區與英國工運幾乎是兩個沒有交接的平行世界,華人工會組織難以在英國生成,「英國華人圈子根本沒有工人運動這回事」,在林懷耀眼中,他認為「偉大華人社區有另一套運作至今的模式,從老板到工人都在這套製度裏面,而這是很主要的原因導致工人運動在華人社區難以存在,而華人社群的剝削情況更為嚴重。」

1977年,林懷耀參與創立「華人工友(Chinese Workers Group)」,那時起便開始了與勞工權益及華人社區有關的工作,回憶起創立華人工友的起始,他稱是「一群年輕人在尋求社會主義的過程中,覺得要走向工人,故找了華人工友這個名詞,意思是服務華人社會裏面的工人群組,不是什麽工人運動,只是服務工人的社團,提升華人工友對於自身權益的認識」,他形容其實是類似市民咨詢處的組織,並不同於傳統上對工人運動的認知。

從香港初到英國,對於當地工人運動的深厚傳統,年輕的林懷耀當時感到非常詫異,「原來工人可以罷工至更換政府的?」相較之下,他指英國華人采取罷工手段來改善自身的工作環境,已經屬於非常激進(radical)的行動,「英國有工人運動的傳統,他們的傳統不只是著眼於立即改善自身的工作環境,而是關心社會事務,甚至進一步介入社會事務,但當地華人沒有這樣的覺醒。」

林懷耀認為,英國華人跟英國社會沒有融合過,華人社區甚至自成一角地形成了一套「另類」的工作製度,致使他過去從事華人勞工權益的工作,也只能局限於咨詢及提供法律支援的層面。

華人社區的另類運作模式

故事要從1960年代說起。

當時來到英國的華人社群,主要是香港新界的原居民為主。「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後,很多人逃難到了香港,當時人口從數十萬增加至二百萬,當香港原有的農業不足以支撐龐大的人口需求時,港英政府便要從各地采購便宜的植物來維持城市人口的糧食供給,導致當時新界很多原居民的生計出現問題。」

由於在香港難以謀生,而這些在香港出生的原居民擁有英國及殖民地公民(Citizen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Colonies,簡稱CUKC)身份,擁有英國居留權,故大批新界原居民男丁均前往英國另覓出路,「英國社會有種族歧視,如果不懂英文、沒有城市技能,難以在本地尋找到工作,很多工作對於不懂英文的人是有歧視性,故此在很大程度上,這些從香港來的原居民,沒有融入到英國社會。」

遠洋到來,卻無法融入當地,為了謀生、寄錢回鄉養妻活兒,當時的新界男兒想到了一條能夠在異地維生的生存方式,「當時殺出了一條血路,就是飲食業」,在還未有大規模中餐館的年代裏,所謂飲食業只是小型的外賣檔,「賣雜水呃鬼佬(賣雜碎騙外國人),但又能維持生計。」

那個年代到來的香港原居民,心裏想的仍然是終有一日會回港落葉歸根,「賺完在當地的生活費後,剩下的收入就盡量寄回香港,永遠報稅時都報自己是虧錢的,因為全部都是現金交易,甚至不報自己有收入,這是當時的傳統」,瞞稅的「傳統」一旦奠定下來,就逐漸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生存方式。

直到《1971年英國入境法》(U.K. Immigration Act 1971)出臺,該法案限定了CUKC身份人士只有在自己、配偶、父母或祖父母與英國或其外島具有關系時,才能擁有居英權。林懷耀表示,政策由出臺到1973年落實期間,這批原居民要面臨的抉擇是∶到底要回去,還是把妻兒接來英國?

「那個法令的目的原來是想杜絕英國殖民地的人繼續過來,結果造成了每個殖民地群體來英的人數都大幅上升」,新界原居民也不例外,把妻兒都接過來英國生活之後,外賣檔便由幾個新界男人合夥的方式,轉型成為以家庭為單位的經營模式:

「有很多免費勞工出現了,華人社區領袖給予我們一個很溫馨的圖像便是華人是很家庭導向的,很喜歡一家人一起工作,但這個溫馨圖像背後是全家人參與進一個生意裏面,妻子變成24小時無休的狀態,兒女成為了免費的童工,在這個美麗圖像底下,為了家庭,收入應該是全部給予家裏的,結果便是繼續延續瞞稅的傳統。」

如是,新界原居民到來英國發展定居,形成了當時英國華人社群的雛形。

中式餐飲業在英國的發展,從最初的外賣檔、轉成家庭模式經營的檔口,「有些生意較好的,就變成了餐館,小餐館再變成大餐館,再到更多大餐館出現時,就累積成了唐人街,但這些餐館全部都是同樣的背景、同樣的經營方式。」

林懷耀說,這套華人社群的另類運作模式,從老板、工人以至如會計師等專業人士,都有份參與其中。「英國本身是有最低工資、最高工時、年假等勞工權益的保障,如果老板每年報稅時指自己是虧錢,但又按最低工資聘用全職員工時,這說不通。所以形成了一套潛規則,就是在招聘時候已經表明,若果全職是400磅包薪、每星期工作六天、每日工作十至十一小時,報稅時就報稱為兼職,會計師亦會為老板把帳目整理妥當。」

華人老板一方面對工人進行剝削,另一方面又會以「為你好」的方式去令工人信服這套另類的運作模式,這也是當年林懷耀在進行提升華人勞工權益意識工作上,面對的困難之處,「老板會跟工人說,這是為你好的,當我為你報較少收入的時候,你就可以申請房屋津貼(housing benefit),小朋友在學校又可以有免費膳食,是不是為你好?」

以上情況,林懷耀指最常見於餐飲業以及圍繞餐飲業的工種,「即使今時今日,這裏有一個非官方、但又很公開的態度,就是唐人街不可以有工會。」

唐人街華人工人的維權行動

唐人街不可以有工會,但華人工人爭取自身權益的行動,不是完全沒有。

1983年,年輕的林懷耀終於有機會協助工人。

「那是在唐人街一間三層樓高的中餐館,當時老板要轉手,把餐館賣給另一個人,轉手前一兩個星期才通知員工,新老板不會聘用你們。但根據法例,英國有業務轉讓(Transfer of Undertakings)條例的保障,新老板是需要保障原有的員工留在原公司工作,即使裁員本身都是有法例的,但華人社區是有另一套行事方式,認為給予兩星期通知已經是盡了人事。」

林懷耀回憶起這段接近四十年前的往事,指當時有工人拿著他們製作的《華人工友》雜誌,前去尋找組織尋求協助,「那時寫過一些關於工人權益的內容,沒料到真的有人看」。於是,林懷耀透過法律中心,為工人們向該名老板提出控告,「有史以來,第一次唐人街老板會被人告」。

他還記得,當初那名老板的嘴臉,「他一開始時還很惡的,他說,你去告吧,你有什麽本事告?你有錢告嗎?但法律中心是不收錢的,於是便控告了他。」後來老板直接走去找林懷耀,「他跟我說,我這樣是不合規矩,我反問規矩不是法律嗎?他說中國人不是這樣的,我打去法律中心,然後告訴他,說法律中心指沒有一回事叫中國人運作是不同的,他拋下一句∶『你耍我嗎?』」

最終案件上到勞資法庭(Employment Tribunal),直到踏進法庭門口那一刻,該名老板終於改變態度,「他說,讓我們談一談,事情便在庭外解決了,其實好像在玩Show Hand遊戲,看到底是誰底牌大,這個情況是那個老板先怯了,故此就把事情解決了。」

事情解決之後,林懷耀印製了一份《華人工友》號外報道這則案件,有另一名工人找他尋求協助,「是一名在病假期間被解雇的廚師,我同樣是以法例去跟他的老板談判,後來那名老板叫我和廚師一起到餐廳拿遣散費,怎知去到之後,就被裏面的爛仔拳打腳踢,連我母親留給我的玉佩都破了,但要傳達出來的信息是很清晰的,就是這些事情不可以再做。」

華人社群不是沒有嘗試過組織工會,但林懷耀表示最終還是不成功。

「後來我有嘗試組織了一個華人飲食業工會,是運輸與普通工人工會(Transport & General Workers Union,TGWU)裏面的分支,當時倫敦市議會算是頗激進,鼓勵少數民族的飲食業工人進入工會,在它們的資助下,我們亦有意成立一個華人工人的工會。」

這個工會組織持續了只有大約兩三年,最高峰時候只有30至40人參與,「有時會每個星期都有討論、有每個月的會議,但最終都是不太成功。」

原因是什麽?林懷耀續說:

「我們華人傳統的另類製度的吸引力比較大,對於一些工人來說,如果要入工會,即意味要正式報稅,代表拿不到房屋津貼、小朋友上學要付費吃飯,這些對於他們來說都是很現實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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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3-30 23:43:08 |显示全部楼层
BNO政策下已有港人遭遇勞工爭議

時至今日,這套模式仍然在運作。

「目前我手上已經有兩個個案了」,目前林懷耀於克尼華人社會服務中心擔任經理,繼續為華人社群提供支援及協助,他指在BNO簽證的政策底下,愈來愈多香港人選擇移民到英國,在初來到埗的情況下,有人會走進中餐館工作。

「有一個香港人的個案是,他在Cambridge的中餐館做油煲(負責炸物工作),工作了五日,就被老板罵了五日,最後一日又被老板以粗口謾罵,甚至恐嚇要打他,結果他終於忍不住即時離職,但被老板反指沒有一星期通知,反要他賠錢,甚至說會找律師追究。當事人很擔心會被控告,最終由我去代他與該名老板聯絡,我只是根據法律與他溝通,最終事情也解決了。」

持續了接近半個世紀的經營方式,林懷耀看在眼裏,直言剝削程度比起英國社會普遍情況嚴重得多,「他們會告訴你,被中國人剝削比被外國人剝削好,我們是同聲同氣的。我一聽到『大家是中國人』這句話,就知下一句是『然後便是搵你笨(隨便占你便宜)』。但『大家是中國人』這句說話很有用,被剝削的那個人,都把自己視為這個遊戲內的一部分,因為要拿政府的福利及好處。」

對於移民與英國工運的關系,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高級講師Tim Pringle表示,「歷史上,英國工會運動從移民浪潮中受益良多。今後,移民也將繼續帶來他們在工會組織、談判和抗議的傳統,豐富我們的運動。盡管剝削在不同的文化中具有不同的形式,但本質上資本主義是沒有國籍的。我們必須盡我們所能,歡迎來自香港和中國內地的移民加入工人運動,共同組織起來反對工作場所和社會中一切形式的剝削和歧視。」

在林懷耀看來,要發展英國華人社群的工運仍相當困難。「我不敢說建立不到,但直到目前而言,難度真的很高」,林懷耀說,不是完全沒有華人參與當地的工運,「有很積極的參與者,但都是以個人名義為主,我也認識幾個。有沒有人相信工會呢?有,但主要是公營部門或自己行業本身已有的工會,例如倫敦運輸局(Transport for London),有些人即使不算很積極,但也會承認工會是代表他們的。」

在英國從事勞工權益及提供咨詢支援工作多年,雖然在華人社群中難以喚起太多關於勞工權益的覺醒,但對於將來,林懷耀坦言並不悲觀,「尤其現在那麽多香港人過來英國,他們是信奉普世價值,也願意走進英國社會當中,很多人都盡量避免走入現有的華人圈子,我覺得這是一個機會,而且將會到來的香港人口是等於過去四十年來的人口數目,我相信他們做的事情會沖擊到現有的華人社群文化。」

過去這段時間,有人曾經與林懷耀討論過,想成立一個香港人的工會,「他認為有很多香港人將會來到英國,但若果不熟識當地的勞工製度,成立香港人工會,可以讓香港人透過工會來爭取自身的權益」。對於這樣的想法,林懷耀反過來鼓勵港人應該加入英國當地的工會,「先參與本地的工會,在這個過程自然會提升對於工人權利的認識,而且現存工會有資源,若果你能夠替他們招納到數十人,甚至可以要求在工會裏成立一個香港分支,他們會歡迎的,我覺得最好是融入英國本身的工會運動當中。」

阿裏女員工控訴被性侵,建立職場反性騷擾機製任重道遠

8月7日,阿裏巴巴一名女員工在網上公開控訴其上司與客戶對其性侵,引發各方強烈關註。在巨大輿論壓力下,阿裏巴巴於9日表示,辭退事件中受指控的員工,永不錄用,並處分相關涉事員工。

阿裏巴巴在輿論壓力下處理性侵事件

受害女員工在浙江杭州任職於阿裏巴巴同城零售事業群旗下的淘鮮達業務。淘鮮達是實現本地超市入駐,以及消費者購物1小時到家的平臺,其競爭對手包括京東到家、美團閃購。

在約8000字的自述中,該員工稱,7月27日,她到山東濟南出差,與其上司淘鮮達華北區商家運營組長王某及客戶一起吃飯被灌醉。客戶張某在席間對她進行猥褻,而組長對此「放任不管」。該員工因醉酒失去意識,第二天發現自己渾身赤裸醒來。在報警並查看酒店監控後發現,組長王某當晚先後四次進入其房間。

事件發生後,該員工多次向公司內部反映情況,要求按照公司規章製度開除王某。8月5日,公司稱,考慮到受害者的名聲,決定不開除王某。其後,當事人又多次向包括淘鮮達LKA(地方性重點客戶)負責人、淘鮮達BU(業務線)負責人、同城零售事業群總裁以及HRG在內的上級領導尋求處理,但公司方面一直拖延,並在該員工在公司群中曝光事件後,將她移除公司群聊。該員工後到公司食堂現場拉橫幅抗議,被多名保安製止並威脅報警。

由於一直未能在公司內部得到妥善處理,該員工最終在網絡曝光此事,事件迅速在社交媒體發酵。在網絡輿論壓力下,阿裏巴巴董事局主席兼CEO張勇8月8日淩晨稱,對事件感到震驚、氣憤、羞愧,為事件中各級主管的冷漠和沒有及時處理道歉。

8月9日,張勇在阿裏巴巴內網連夜公布了階段性內部調查結果和處理決定,同城零售事業群總裁李永和和HRG徐昆引咎辭職,阿裏巴巴首席人力資源官童文紅記過處分,涉事男員工王某被辭退,永不錄用。

8月10日,濟南市公安局成立工作專班,負責該案件的偵辦事宜。

中國Me too運動艱難前行

職場性騷擾及性暴力是長期存在根深蒂固的問題,近年的Me too運動僅僅揭示了冰山一角。2018年,中國內地曝光了至少36起Me too案件,從校園到公益行業、媒體界,許多受害者以實名或匿名的方式在網絡上舉報性騷擾、性侵事件。

2018年一份主要針對一線城市女員工的調查問卷顯示,在106份有效答卷中,親身經歷過職場性騷擾的有87人次,「聽同事或朋友講述過他們的親身經歷」的有40次,對身邊的職場性騷擾事件「略有耳聞」的有17次,發生最頻繁的是上級領導對下屬的騷擾。不僅是白領受困於性騷擾,在工廠,情況也同樣令人擔憂。2013年,一項對廣州工廠工人的調查顯示,高達七成受訪女工是性騷擾的受害者。

其中一起標誌性Me too案件是弦子在社交媒體公開發文指控中央電視臺主持人朱軍於2014年對其進行性騷擾,當時弦子是中央電視臺的一名實習生。2018年10月,弦子正式起訴朱軍。朱軍否認所有指控,並反訴弦子侵犯其名譽權和造成精神傷害。由於性侵、性騷擾通常發生在私密空間,增加了受害人的舉證難度,法律訴訟十分艱難,已有數起Me too舉報人反被被舉報人訴訟名譽侵權的案例。

弦子訴朱軍一案於2020年12月2日在北京海澱區法院首次開庭,庭審受到廣泛關註,但內地主流媒體基本失聲,社交媒體討論遭遇嚴格審核。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將性騷擾列為新的民事案件案由,弦子尋求更改案由,但該訴求在首次開庭中被駁回。弦子要求案件公開審理亦被駁回。

2021年5月21日,案件原本計劃第二次開庭,但就在庭審前開始數小時,弦子稱接到法院臨時通知,庭審再次延期,且未被告知任何理由。從這起Me too裏程碑式案件可以窺見職場性騷擾受害者尋求法律救濟面臨的種種困難。

最近另一起廣受關註的Me too案件是網民舉報明星吳亦凡多次誘騙年輕女性發生性關系。7月31日,吳亦凡因涉嫌強奸罪,已被北京朝陽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在職場上,權力的不平等加劇了性別暴力問題。《2021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顯示,中國的立法者、高級官員和管理人員中,女性僅占16.8%,在156個國家中排名132位;僅17.5%的公司有女性高級管理人員。男性往往占據管理職位,而女性從事一般輔助職位,使得女性受害者在求助時面臨更多障礙。正如阿裏巴巴此次事件顯示,公司內部調查和處理通常都會遭遇冷處理和拖延。

事件中,也凸顯了企業文化中彌漫的性別歧視。當事人自述顯示,在與公司的內部溝通過程中,王某的直屬領導、淘鮮達LKA負責人對受害者說,「都是業務性質的問題,經常要出差,我早就知道要出問題。現在我已經開始有意識地只招男生不招女生了,女生不適合這個工作。」並問該名女員工,「你覺得不喝酒,這個濟南華聯和一些北方的商戶以後的業務能談下來嗎?」

酒桌文化再次受到廣泛批判。在該員工自述中,組長王某在飯桌上對客戶稱「給你們送了一個美女來」。盡管當事人解釋自己酒量不好,但仍被勸酒灌醉到失去意識,「打著各種冠冕堂皇的工作的名義來勸酒,讓人不敢拒絕,不能拒絕」。

建立職場反性騷擾機製任重道遠

越來越多的職場性騷擾、性侵案件進入公眾視野,當事人求助於社交媒體,在網上發帖控訴,但要在司法程序中贏得性騷擾案件依然困難重重。今年1月1日生效的《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條規定,違背他人意願,以言語、文字、圖像、肢體行為等方式對他人實施性騷擾的,受害人有權依法請求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機關、企業、學校等單位應當采取合理的預防、受理投訴、調查處置等措施,防止和製止利用職權、從屬關系等實施性騷擾。

企業有預防和製止性騷擾的義務,但要追究用人單位的相關法律責任仍十分困難。在一起罕見的Me too勝訴案件中,女社工控告成都社工界名人劉某性騷擾。2019年6月11日,成都市武侯區人民法院做出一審判決,被告劉某存在性騷擾行為,要求被告在判決結果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內,向原告當面以口頭或書面方式賠禮道歉。

原告的代理律師提出,用人單位成都市某公益社會工作服務中心在接到員工投訴後未能及時恰當處理性騷擾事件,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但法院沒有支持追究雇主責任的訴訟請求,法官認為被告的「性騷擾行為是個人行為」,被告單位「並非該行為的共同侵權人」,建議基於勞動關系「另案訟爭」。

作為雇主,給員工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使員工免受騷擾及暴力侵犯是最基本的義務。然而,職場反性騷擾、反性侵機製還遠未建立起來。074職場女性法律熱線於2018年發布的《中國職場性騷擾調查報告》顯示,69.1%的受訪者表示自己所在用人單位沒有防止性騷擾的相關條文規定,89.3%的受訪者表示用人單位沒有防治性騷擾的相關培訓、講座。

而在此次阿裏巴巴事件中,阿裏員工自發成立了「勇敢牛牛幫助小組」,發布《Aliren help Aliren,6000名阿裏人關於807事件的聯合倡議》,聲援受害女員工,提出推動員工、特別是女性員工職場反性騷擾和反性侵製度的建立。要營造安全、平等、友好的工作環境,消除職場性別暴力,建立起企業防治性騷擾、性暴力機製,仍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疫情和「雙減」之下,中國教培機構將臨討薪倒閉潮

7月24日,中國政府印發《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又稱雙減意見),全面規範校外培訓機構,中國大城市眾多教培機構的情況引起了廣泛關註。

「雙減意見」列明的措施眾多。針對校外培訓機構的政策,主要目的是要減低學生的校外補習壓力,例如限製每課課時、嚴禁超標超前培訓。另一方面,該意見亦對教培機構的定質和運作方式作出大量規範。其中影響最廣的是「各地不再審批新的面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現有學科類培訓機構統一登記為非營利性機構。對原備案的線上學科類培訓機構,改為審批製。」

意見亦規定教培機構的服務質量,以及限製培訓機構的競爭和擴張。這些措施包括打擊各種「不良學習法」、盜版侵權資料;限製培訓機構占用國家法定節假日開辦學習活動、禁止高薪搶老師、禁止學科類培訓機構上市融資等。

「雙減政策」仍在推進落實,但一些比較具規模的教培機構已經宣布會收縮業務。好未來、高途、字節跳動等都宣布了調整通知,將會裁掉部分業務的員工。

以字節跳動為例,由於學齡前校外培訓被禁止,它旗下向3至8歲小孩提供AI動畫課程的瓜瓜龍宣布裁撤輔導老師,提供思維動畫課程的你拍一及外教英語一對一業務GOGOKID則會停止運營,面向中小學的雙師直播大班課清北網則會裁減業務。

專註在中小學教培的高途則宣布關閉全國13個地方中心,只留下鄭州、武漢、成都3個輔導老師中心。由於高途每個地方中心平均上千人,所以此次裁員涉及範圍達到上萬人,相當於1/3的人將離開。

大型教培機構由於資金基礎較龐大、資金流較為充足,暫時沒有出現大範圍拖欠工資和補償的情況。字節跳動的員工受訪時表示獲得了N+2賠償。高途員工獲得正常的N+1賠償。好未來董事長張邦鑫亦表示:「裁員是肯定會裁員的。能內部轉崗就先轉崗,不能轉崗的,公司也會按照國家法律給予賠償。」

然而,不是所有教培機構都有這樣的財政實力。 「雙減政策」宣布後,媒體已經馬上把焦點放在一些近期宣布欠薪倒閉的教培機構。事實上,自疫情開始,不少教培機構便因為難以開展授課活動、生源減少,陷入了衰退和危機。「雙減」的落實,必定會加快市場上處於劣勢的企業的淘汰。

2020年,中國勞工通訊的工人集體行動地圖收集到22起教育培訓機構員工的抗議事件,今年則收集到24起事件,而求助地圖今年已有43起個人的網上求助,全部是陷入財政危機的教培機構拖欠工資、倒閉跑路,引起員工到公司討薪。

《中國經濟新聞聯播》的一條視頻,報道了7月初河南省鄭州市一家名為愛雲校的教培機構裏拖欠工資的事件。一名受訪員工表示,愛雲校由3月起已經開始不同程度地拖欠她的工資,由拖欠獎金擴展至提成,最後演變成底薪、績效、提成、獎勵統統拖欠。員工發現企業出現問題後,愛雲校要求員工多跑業績,「跑到1300萬才給員工發50%工資」。另外,公司還設立各種罰款、克扣,以及不承認員工的業績,從員工身上榨取更多金錢。

對於企業要員工跑業績來付自己的欠薪的做法,員工們表示強烈不滿:「首先,我們工資是我們應發的。二,雖然我們是做業務,我們也有責任心。家長充過來錢,是代表對我們的信任。那個錢充過來,公司會不會退給他們?或者到公司真倒了,他們的錢怎麽辦呢?還有,之前退費的家長,三四個月天天給我打電話,已經影響到我正常生活了。現在我們有點不相信公司發不出我們的工資,公司可能做了比較多投資,我猜測可能把錢用在別的投資上了。現在資金鏈了,回籠不過來,因此不給我們發工資。」

在拖欠工資和討薪的拉鋸過程中,企業一直都維持著一種模棱兩可的態度,既不宣布倒閉,又不給員工發工資,態度是「我就是沒錢,你拿我咋辦」。員工去找勞動監察大隊,大隊幫助員工跟資方調解,但結果只是寫下了一紙欠條,情況依然毫無進展。監察大隊上門處理,企業便好聲招呼,大隊走了之後,還是讓員工自生自滅。這種做法跟各種瀕臨倒閉的工廠一樣,是迫使員工自行離職,放棄追討欠薪的慣常技倆。

據公司的代表指,愛雲校已經由之前3000多人減少到1400多人,「公司基本在半癱瘓狀態」。代表表示,雖然員工做了業績1300多萬,但這些錢是要讓公司處理債務,不是直接用來發工資。到了7月28日,亦即是「雙減政策」宣布4天後,愛雲校在深夜取消了所有老師的課,所有管理層失聯,共拖欠約2000多名員工工資、造成1000多名家長的損失。

相似的情況,正在北京、南京、杭州、合肥等城市同步發生。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國其他大城市還有不少像愛雲校這樣的教培企業,正在面臨經營的困難,員工可能還只是被拖欠了少部分工資,還在希望事情可以好轉,因此未被媒體曝光。不過,「雙減政策」對企業的經營行為作出更大規限,間接對這些企業帶來更大壓力,其影響可能在未來進一步顯現。

對此,教培機構的教師應該留意勞動合同的具體內容,加強與其他同事的交流。察覺到拖欠工資的跡象,盡早組成小組商討對策,向企業施壓,找工會、政府協助。

《安全生產法》修訂今日生效,工會能否落實安全生產監督職責?

《安全生產法》的最新修訂版本於9月1日生效施行,這是該法的第三次修訂。不難看出,中國政府一直持續關註改善安全生產問題,不過,「安全第一」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流於一句口號,而沒能完全落實。

此次修訂大幅提升了安全生產領域企業違法行為的罰款金額和處罰力度,並允許人民檢察院就安全生產違法行為提起公益訴訟。當中強調了「以人為本」、「職工參與」和「社會監督」等機製,在修改後的法律中,工人和工會對安全生產的監督作用更加突顯。

新修訂的法律再次明確了工會應當依法對安全生產工作進行監督。生產經營單位的工會依法組織職工參加本單位安全生產工作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維護職工在安全生產方面的合法權益。生產經營單位製定或者修改有關安全生產的規章製度,應當聽取工會的意見。建設項目的安全設施,必須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入生產和使用,工會有權對其進行監督並提出意見。

工會對生產經營單位違反安全生產法律、法規,侵犯員工合法權益的行為,有權要求糾正;發現生產經營單位違章指揮、強令冒險作業或者發現事故隱患時,有權提出解決的建議,生產經營單位應當及時研究答復;發現危及員工生命安全的情況時,有權向生產經營單位建議組織員工撤離危險場所,生產經營單位必須立即作出處理。工會有權依法參加事故調查,向有關部門提出處理意見,並要求追究有關人員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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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3-30 23:45:16 |显示全部楼层
從2002年首次實施以來,此次修訂再度令工會監督安全生產的責任如白紙黑字一般清晰、難以推諉。 因此,特別值得關註的是,隨著《安全生產法》的最新修訂,工會工作有沒有更進一步做出積極部署呢?工會幹部能不能把握此次修法的良機,促進各級工會在監督安全生產中更有作為?還是說,各級工會仍然打算繼續在安全生產和安全事故當中做隱形人?

之所以有此一問,主要源於工會過去監督安全生產的履責情況實在不怎麽樣。中國勞工通訊曾經多次在地方發生一起起安全生產事故後,就善後處理聯系事故所在地的地方工會。我們發現,很多工會並沒有參與到安全生產事故的處理當中,他們也說不上來工會如何有效落實安全生產的監督。工會幹部還經常說,工會沒有行政執法權,只有地方政府能夠介入和領導安全生產。這些工會慣會推諉和逃避工會監督安全生產的法定責任。

自疫情爆發以來,疫情防控就成為了安全生產工作的重要一環,但在最近一波南京祿口機場保潔員勞動保護不夠而引發集體感染事件中,工會完全處於狀態之外。祿口機場將國際航班與國內航班混合運營,為了降低成本,將清掃及客艙清潔工作外包給多家公司。機場監管不善,外包公司未區分境內、境外保潔員,是此次疫情發生的重要原因。

日常工作中存在安全隱患,對此工會是否察覺,有沒有向公司提出解決意見?在新聞上,我們可以看到工會不斷強調工會組織要在疫情防控和安全生產中發揮作用。去年2月10日,江蘇省總工會曾下發《關於做好疫情防控期間企業復工安全生產和勞動保護工作的提示函》。第二日,江蘇省總工會副主席井良強、江蘇省省部屬企事業工會主席景月琴到南京祿口機場慰問一線職工,要求「充分發揮國有企業工會組織的獨特優勢,在全面抗擊新型冠型病毒疫情的同時,切實做好自身的各項防護工作,確保廣大職工生命健康安全」。

今年6月7日,就在祿口機場保潔員集體感染爆發一個月前,東部機場集團工會主席趙晨華到祿口機場進行實地調研。然而,各級工會幹部的調研考察都沒有發現機場和外包公司管理不當、保潔員勞動保護不足的的疫情隱患,未能了解祿口機場管理方違章指揮、強令冒險作業的問題。

工會未能在日常工作中對安全生產進行有效監督,而在機場保潔員感染之後,甚至認為機場安全生產問題與工會完全無關。中國勞工通訊先詢問了機場屬地的南京市江寧區總工會,他們推脫機場歸省裏管,並認為,工會跟安全生產沒關系,「這個不是我們解決的範圍」。我們又問到作為東部機場集團工會上級單位的省部屬企事業工會,該工會同樣認為保潔員感染事故壓根跟工會工作沒有關系,指出防疫純粹是行政事務。工作人員甚至反問:「問責怎麽會到工會?……(問責)主要是行政管理上的事,跟工會幾乎沒什麽直接關系的……疫情防控是突發事件,他不是平常的安全生產暴露什麽東西。」

一方面是工會下發勞動保護和安全生產的文件、領導幹部到各處實地調研,一再強調疫情防控與安全生產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工會對日常工作中的安全隱患毫無察覺,甚至在出現集體感染事故後,仍堅稱這一與職工生命健康安全息息相關的疫情防控與勞動保護問題與工會無關。

此外,值得註意的是,本次《安全生產法》修訂把平臺經濟等新興行業的安全生產責任納入法律規定中。對勞務派遣工也做了規定,確定被派遣勞動者享有本法規定的員工的權利,並應當履行規定的員工的義務。自2018年起,中華全國總工會就在大力推進包括快遞員、外賣員在內的八大群體入會,但時至今日,工會在代表八大群體工人、為之爭取權利方面做的仍十分有限。

2020年底,43歲的餓了麽騎手韓某在配送了33單外賣後,倒在了第34單外賣配送途中,而外賣平臺聲稱工人與平臺沒有任何關系,靈活用工人員的社會保障問題再次引發討論。中國勞工通訊聯系了猝死的外賣員最後取餐地所在的北京市朝陽區孫河工會服務站,詢問工會能否代表猝死外賣員家屬爭取工亡待遇。對這一問題,孫河工會服務站工作人員首先發問,「我不知道您說的員工是不是我們這兒建會單位的員工。」

孫河工會服務站工作人員解釋,首先要餓了麽平臺建立工會,騎手作為公司員工才能入會。「因為我們建會是以公司為建會的,不是說以個人或是一個集體然後他就建會了……這個餓了麽它肯定是很大的一個平臺,它不會受我們地區總工會管的。它有可能是市裏面直管的吧,或者是區裏面直管的。」

工會工作人員一再強調,朝陽區成立了快遞行業工會,囊括多家快遞企業,外賣員也應該包含其中,實現了百分百全覆蓋;現實卻是騎手加入工會面臨企業建會和復雜的轄區劃分等難題,大部分靈活就業的工人遊離於工會組織之外,發生騎手猝死等安全事故卻無法找工會代表。

全總宣稱它有份參與此次《安全生產法》的修訂,但全總本身執行這些條例的情況不容樂觀。全總始終把自己當成是宣傳部門,卻做不到在一線動員工人參與安全生產,舉報和監督企業落實安全生產措施。

此次修訂中,加大對違法行為的行政檢查次數與處罰力度尤其引發外界關註。但必須強調的是,通過行政手段自上而下監管企業安全生產的思路已經通行了十幾年,行政監管在預防安全事故發生時往往失效。過度強調行政監管只會造成安全生產工作陷入無限循環的怪圈:發生事故後,行政部門展開調查;調查完畢後,行政要求企業整改;企業無視整改要求,安全事故繼續發生;再次發生事故——再次展開事故調查——再次要求企業整改——等待下一次事故再發生。

正如去年中國勞工通訊發布的研究報告所述,打破這個惡性循環的唯一有效方法是要讓工會歸位,履行《安全生產法》規定的工會監督企業落實安全生產。這意味著,工會幹部必須離開舒舒服服的辦公室,必須到有風險的一線工作場所去,組織工人加入工會並由工會代表工人利益,在發現工廠存在違法作業和危害工人生命的安全隱患後,工會應與企業交涉解決,或在危害發生前直接組織工人撤離危險場所。

為身處工人運動中心的工人們喝彩

2007年底,當我加入中國勞工通訊時,占據新聞頭條的是山西黑磚窯事件,窯場主從人販子、黑中介手中購買人口,強迫他們在磚窯、礦場裏勞動。當年6月,為了回應公眾的憤慨:

「45000名警察突擊了山西、河南的約8000家磚窯、采礦廠,解救了591名被拐騙農民工,其中包括51名兒童。中華全國總工會表示,要旗幟鮮明地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地方政府已同意向所有獲救農民工支付賠償,總理溫家寶親自下令,要求深入調查違法用工行為,嚴懲犯罪分子。」

快進到2020年9月8日,《人物》雜誌發表了《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一文,揭露了中國城市裏外賣送餐員惡劣的工作條件。這篇報道引發了公眾對主導外賣行業的大型科技公司的反彈,並最終引起了政府的關註,政府表示要控製大型科技公司不斷擴張的權力,確保工人的權益得到充分保護。甚至也有說要將更多弱勢工人納入工會。

這一切都顯得那麽熟悉。過去14年裏發生了許多變化,隨著農村地區被巨大的城市群吞沒,交通和通信網絡遍布全國,就業的重心也逐漸從礦山、工廠轉向辦公室和平臺經濟。毫無疑問,人們的教育和生活水平得到了極大的提高,但在勞資關系、地區經濟差異和收入不平等方面,根深蒂固的老問題依然存在。

在一個支持中國工人運動的組織工作,有時候感覺像是電影《土撥鼠之日》。這是一場永無止境的鬥爭。遭遇挫折無可避免,所以重要的是去慶祝一路走來獲得的一個個小勝利,並為後來者帶來希望。

在過去的14年裏,我有幸認識了很多傑出的工人領袖和公民社會活動家。他們往往不惜犧牲個人自由,也要站出來捍衛工人權利,改善工人的工資待遇和工作條件。張海超、吳貴軍、於武倉,這裏僅列舉幾位,許多工人領袖都值得贊揚。

但是,只有得到普通工人的支持,工人領袖才能真正發揮作用。正是這些普通工人構成了工人運動的中流砥柱。

在2010年代末,我經常去東莞和深圳的工業區,在咖啡館、酒吧和臺球廳和工人們聊天。他們並不是積極分子,關心的主要是如何賺到足夠的錢過上體面的生活。他們可以忍受苦難,甚至是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後的大規模裁員,但如果老板做得太過分,他們就會反擊。

反擊並不總意味著罷工或者公開抗議。比如,殺馬特——年輕的農民工們以炫彩而誇張的發型和著裝創造自己的城市亞文化,在充滿敵意的世界裏找尋歸屬感。殺馬特拒絕主流文化宣揚的奮鬥神話,即在毫無出路的工廠裏辛勤勞作是躋身上流的關鍵,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殺馬特走在了時代前列。今天,中國各行各業的工人都在要求更好的工作生活平衡,一些人甚至選擇躺平,即完全退出。

在中國,大規模集體行動的空間正在縮小,但小規模的工人抗議仍在每天發生。對工人運動來說,仍有許多工作要做,並且需要新的想法來推動運動的發展。

在我退休之際,我仍為世界各地和中國有誌於繼續抗爭的人們感到振奮。加油!

盤點中國政府宣布規範平臺用工後的最新發展

近幾年,中國的平臺經濟經歷了快速發展,愈來愈多人在配送、網約車等行業工作,特別是疫情後,這些行業吸納了更多半就業工人。這些勞動者大多與企業並無正式勞動關系,收入被平臺持續壓低;企業亂訂規則罰款;工人受工傷後難以得到賠償等情況相當普遍。同時,工人持續的抗議和罷工引起了媒體的關註。以快遞業為例,去年中國勞工通訊集體行動地圖共收集了31起工人抗議事件,工人「雙十一」前在不同網點的罷工則引起過一陣熱議。

7月16日,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國家發展改革委、交通運輸部、全國總工會等8個部委發表《關於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要求全面規範用工、補齊勞動者權益保障短板等。互聯網平臺行業其後陸續推出一些新措施,在工資、社會保險、工會組織上作出改變。本文將對這兩月來的新變化做一些初步整理。

1. 派費

自疫情後,快遞企業為了爭奪網上購物的市場增長份額,再次打起了價格戰,加上印尼快遞公司「極兔快遞」開始超低價擴張,又使降價競爭更為激烈。不少網點負責人表示派費被壓低,罰款增加,部分更出現欠薪倒閉的現象,引起快遞員罷工討薪的情況。

8月底,為響應國家七部委發布的《關於快遞員權益保障工作的意見》,中通、圓通、申通、百世、韻達、極兔等表示,自9月1日起,全網快遞員派費每票上漲0.1元,以此改善快遞員的收入水平。

其中,中通率先宣告,全網末端派費每票上漲0.1元,上漲派費將直發到派件業務員APP上,所有網點現有支付業務員的派費標準不得下降。圓通則表示,已要求省區、網點不打折扣、不得截留、不搞統籌,並安排了總部網管中心等落實檢查。極兔聲稱成立了快遞員權益保障落實稽查小組,還開設稽查舉報聯系方式。

不過,有報道指,「上半年打價格錢,下半年一起掙錢」是行業的潛規則。這次一起漲價,可能並非什麽新事,而且還收到了「改善工人生活」的宣傳效果。以往的漲價大多由網點負擔,這次則由商家承擔。例如,8月30日,北京一家韻達加盟網點老板便接到面向商家客戶的漲價通知,正是為了響應政府保障快遞員切身利益的工作部署。

2. 配送時間

外賣平臺以算法計算的送餐時間一直被騎手指責脫離實際,由於店鋪出餐延誤、交通繁忙、騎手找路困難等問題,騎手要在預定時間送餐往往疲於奔命,而系統設置時間則變成了懲罰的計時器。另一方面,平臺算法是黑箱作業,騎手無從得知時間計算的準則,卻不斷因為超時而受罰,使他們對平臺的不滿不斷累積。

對此,美團在9月10日表示收到「市場監管總局等部門關於算法的指導意見」,首次公布配送時間的計算方式。文中表示,美團的「預估到達時間」首先倚靠「模型估算時間」,即基於訂單詳情、區域供需訊息等計算的時間,同時再設有「城市特性」、「分段」和「分距離」的保護時間,系統會將四個時間之中最高的一個設為配送時間。

同時,美團也表示會作出兩項改變,第一是將訂單顯示的預估到達時間,由之前的「時間點」變為「時間段」,「讓用戶對配送時間有更合理的預期」,減少騎手在特殊場景下的配送壓力。第二是識別長期出餐慢的商家,以及個別異常場景(例如惡劣天氣、封路、小區難進入等),為騎手提供配送時間的補充。

按照這兩項新措施,在各種特殊情況中,騎手的配送時間將會獲得一定程度的緩沖,但整體的配送時間不會有太大改變。主要的影響發生在消費者身上:透過設置「時間段」,消費者因為超時給予的差評應會減低,繼而減少騎手的罰款。美團在文中表示,他們在長沙、蘇州、杭州等試點城市發放了調研問卷,用戶差評率降低了50.7%。

3. 勞動關系

隨著外賣、快遞平臺的發展,工人和平臺之間的法律關系也變得愈發復雜。從平臺直接雇傭工人,到通過分包商、勞務外包公司招募、管理騎手與快遞員,再到越來越多工人被巧立名目變成個體工商戶,平臺對勞動者的法律責任也被一步步甩脫。當工人權益遭到侵害,需要追討工資、要求工傷事故賠償時,尋求法律救濟的工人遇到的第一個難關就是認定勞動關系,這在外包和個體戶大行其道的今天變得極為困難。

《指導意見》指出了「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情形但企業對勞動者進行勞動管理」的問題,要求「指導企業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協議,合理確定企業與勞動者的權利義務」。在8月19日一場政策例行吹風會上,人社部勞動關系司司長重申,平臺上「有部分勞動者工作有較大的自主性,比如說可自主決定是否上線和接單等。但其提供勞動的過程,要遵守平臺企業確定的算法和勞動規則,並受其管理」,「這些勞動者與平臺企業之間不完全符合確認勞動關系的情形,雙方之間也不是完全平等的民事關系,平臺企業應當合理承擔維護勞動者權益的相應責任。」

事實上,所謂的書面協議本來便存在,因為勞動者需要在APP上簽訂合同,否則不能開始工作。問題是,工人由於急需工作賺取收入,很大程度是被迫同意合同的內容。更有一些書面協議,直接將勞動者變為個體戶,成為完全不受勞動法保護的範圍。

《指導意見》在厘清勞動關系方面邁出了一小步,並進一步指出,無論勞動關系是否得以確認,用工平臺都需要為勞動者提供基本的勞動保障,包括調整勞動報酬支付和休息製度、取消損害勞動者安全健康的考核指標、強化了職業傷害保障等。

4. 工傷保險

快遞、外賣等平臺用工的事故處理和保險一直是個大問題。由於大部分平臺工人只是與企業簽訂商業性質的合同,不受任何勞動法下的工傷保險保障,因此受傷後也不能按照法例索償。部分企業為了減少發生意外後的爭議,設立了商業保險,但索賠程序復雜、工人自己需要承擔的費用仍然不透明。

8月30日,美團方面對媒體表示,將遵循「工作基礎較好的省市先行」的原則,進行「騎手職業傷害保障試點」。計劃試點的職業傷害保障將會類似於工傷保險,在現行國家工傷保險製度的大框架下建立和實施,屬於社保範疇,相比於商業類保險,保障水平高、保障體系較完整。不過,這個試點計劃仍然沒有詳細內容。

另外,一些城市也計劃擴展工傷保險參保範圍。杭州的市人力社保局、市財政局、市稅務局近日聯合印發《關於印發部分特定人員參加工傷保險辦法(試行)的通知》,首次將超過法定退休年齡、技工院校實習學生、新業態從業人員等未建立勞動關系的特定人員納入工傷保險參保範圍,將於10月8日起實施。 《辦法》提出,從業單位可按「自願參保」原則選擇為未建立勞動關系的上述從業人員單險種參加工傷保險。廣東省陽江市、江蘇省宿遷市也有類似的政策出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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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3-30 23:46:37 |显示全部楼层
5. 工會

在八部委的《意見》中,要求各級工會組織「積極吸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加入工會」,「引導勞動者理性合法維權,監督企業履行用工責任,維護好勞動者權益」,同時需要與企業簽訂行業集體合同或協議,推動製定行業勞動標準。

不少頭部企業在之後陸續成立了新的工會。 7月12日,美團(上海)工會第一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召開。會上,上海市總工會黨組書記、副主席黃紅提出希望,美團(上海)工會成立後,「要發揮工會組織緩沖閥、調和劑的作用,構建和諧勞動關系」。

8月17日,滴滴集團(北京)召開了第一次工會會員代表大會,表示將會「做好建會後的各項工會運行工作,為網約車等新就業群體、互聯網平臺新業態企業提供服務」。

8月30日,京東集團工會亦告成立,該工會將會「發揮集團工會的統籌和紐帶作用」,組織在北京及其他一些省市的京東工會,「整合資源進一步做好京東集團全體職工的關懷服務,為企業發展保駕護航」。

同時間,不同省份亦持續發出美團、餓了麽在各城市的承包企業成立工會的消息,包括江蘇省南通市、浙江省平湖市、深圳龍華區等。

在工會系統內,全國總工會已在7月28日製定了《關於切實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意見》,提出要加快推進建會入會、維護工人的合法權益、推動建立平臺用工的勞動保障法律製度等。廈門市總工會在8月底響應意見,要求網絡餐飲平臺需要確保正常勞動的外賣員工資「不低於最低工資標準」,「降低勞動強度,充分考慮安全因素」,具體的措施包括對連續送單超過4小時的工人「發出疲勞提示,20分鐘內不再派單」。北京市總工會也於近日提出10項措施,全力推進新業態、新就業群體工會工作。

正如上海市總工會黨組書記所表示,這些新建立的工會,相信都會扮演調和勞動關系的角色。根據中國勞工通訊以往致電工會的經驗,這包括為主動向工會尋求幫助的工人提供法律援助、宣傳職業安全意識、派發慰勞物品等。組建工會僅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工會是否能夠代表工人談判和製定新的行業勞動標準,這些仍有待觀察。

工人的反應如何?

由於不少新措施只是剛公布,我們很難現在就看到效果。相對有較多報道的是快遞行業的派費上調。

根據時代周報的工人訪問,不少快遞員都表現冷淡。數位快遞員表示,對派送費上漲一事「無感」,「只要罰款一天不透明,派送費再漲也是一樣」,「派送費每件漲1毛,完全無法產生什麽實際性影響,在之前幾輪價格戰中,派送費已經被壓低了無數次」。

快遞員指出,幾乎每家快遞公司都有一套嚴苛的罰款標準,「把控快遞員的整體收入,因此不改變罰款的製度,派費的上漲收效甚微。快遞企業的罰款製度嚴苛,在報道中的節錄可見一斑︰「我們這邊有一個菜鳥裹裹的收件網點,快遞員上門取件,一票賺4元。但是一旦訂單取消,除系統取消外,無論是客戶自身的原因還是快遞員的原因,每單都倒扣快遞員20元。 」

另外,一些快遞員亦擔心網點會截留派費,「中間還夾著「小老板」(網點),最終快遞員的工資多少,是由「小老板」決定的。政策下來,有些網點可能會漲,但大部分肯定是原封不動,不會漲」。

對此,國家郵政局強調,堅決反對企業「一邊增加派費、一邊增加罰款」,將督促企業采取有效措施整頓內部的「以罰代管」行為。但這些行政指導的效果卻未必能夠下達到基層網點。

近月來各方面的新措施仍然在持續推出。暫時來說,新措施對快遞、外賣員的實際勞動過程的幹涉仍比較輕微,企業對工人的控製、懲罰製度等仍不為所動。倒是在勞動過後獲得的工資、工傷以後的處理、勞動糾紛的排解上著墨。這些措施是否真能如政府所願紓緩勞動關系的矛盾和緊張,仍需進一步觀察。

封鎖政策下,越南工人掙紮度日

在新型冠狀病毒傳播的最初18個月中,越南,一直是防疫「優等生」。在嚴格的邊境防控,以及積極的接觸者追蹤和檢疫政策之下,疫情只出現了極有限的幾次小型爆發,全國人民的正常生活沒有受到太多影響。

截至今年4月底,越南僅累計出現4000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其中35宗死亡。可是,變種德爾塔毒株引發的新一輪災難性爆發,打破了越南長達一年半的良好表現——截至9月23日,越南確診個案已飆升至718963例,死亡人數達到17781人。8月26日,每日新增病例達16083例,創歷史新高。

越南的商業中心胡誌明市正是本輪疫情的集中爆發地,單胡誌明市,確診病例就超過27萬,累計死亡超過1.1萬人。當地的「封城」政策已執行了近兩個月,1000萬居民除緊急情況外不得外出,每日必須的食物也由部隊統籌發放至每戶。

五月份以來,毗鄰胡誌明市的高度工業化省份平陽(Binh Duong)已錄得14多萬宗確診個案,死亡個案1210宗,成為了全國疫情第二大重災區。

各省政府希望維持自己管轄範圍內的工業區運作,因此提出了兩項防疫措施:要麽,讓工人待在「工廠氣泡」中,吃飯、睡覺、工作全在工廠內解決;要麽,為工人提供工廠外的臨時性住宿,並且提供通勤服務保證工人只能往返於居住點和工廠之間。

製造業出口是越南經濟中最為強勁的部分,因此防疫政策極力將病毒控製在工廠以外。可是,從各個方面來看,此次防疫政策都不理想。要知道工廠的工人成百上千,要提供統一的居住空間,不單是費用高額,同時也成了德爾塔變種病毒傳播的理想溫床。

據報道,位於胡誌明市的因特爾(Intel)工廠現時每月多了600萬美金(約合人民幣3874萬元)的成本,旨在維持生產,且滿足防疫要求。

許多小型工廠直接停工閉廠,而較大的工廠則在空閑的倉庫空間或摩托車停車場中擺上了帳篷和折疊床。 為了保持一定的社交距離,只有一小部分工人能成功待在這些「工廠氣泡」中,其余的只能被送回家。

即使工廠的勞動力數量減少,衛生仍是一個挑戰,尤其是在廁所和淋浴設施方面。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工廠經理說,現在工廠除了生產工作外,實際上,還必須成為酒店和餐廳。

Phat*在平陽省一家家具廠的裝飾部門工作,工廠起初采取「氣泡」模式,但只持續了幾周,管理層還是決定停工停產。於是,7月26日開始Phat便沒了工作,至於何時可以重新開工,工廠也沒有時間表。

平陽省的嚴格封鎖政策一直持續到9月15日,政府宣布自16日起回歸「新常態」,許多工廠計劃謹慎開放。胡誌明市亦於9月16日起,將按照各個地方的特定條件調整社交距離措施。

Phat在視頻通話中解釋了回家後自己的收入情況:「在家的前兩周,我們每天的工資為17萬越南盾(約人民幣48元),而現在工資變成了2萬越南盾(約人民幣6元)——這非常困難,而且由於我不住在『紅區』,沒有得到任何政府支持。」

「紅區」是高風險區,住在「紅區」的居民被禁止外出,但可以收到政府提供的食物。

「我賺的所有錢都花光了,我們也沒有積蓄,」Phat說。他已通過Facebook群組登記了返回位於湄公河三角洲老家的巴士,家裏至少能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但他還沒有接種疫苗,也擔心在旅途中感染新冠肺炎。

基於越南南部各省之間的嚴格交通限製,只有獲得政府批準的車輛才能跨省行駛。越南政府在防疫主張上,也正商議從「清零」轉向「與病毒共處」,但具體政策將如何實施,仍有待觀察。

疫苗供應短缺導致的低接種率是此次疫情加劇的一個主要原因。 衛生部數據顯示,胡誌明市18歲以上的居民中有90%以上至少接種了一次疫苗,而平陽省只有74%。這兩個數字均遠超全國平均水平。

在越南全國9700萬人口中,至少接種一劑疫苗的只有20.5%,完全接種疫苗的僅有3.9%。鑒於人口密度和經濟重要性,越南有限的疫苗供應主要集中在胡誌明市、平陽省、河內和其他製造業中心。

Minh*和Phat在同一家工廠的同一部門工作,他已經將近一個月沒有工作了。 在工廠關閉之前,他在工廠的防疫設施中住了一個星期,每天的工資也是2萬越南盾。Minh居住的地區被劃為「紅區」,因此能從當地政府那裏獲得一些食物,但他補充說:「這些並不足夠」。Minh已經收到了一些雞肉和蔬菜,可獲取食物仍是他目前最大的挑戰。

Minh的老家在1300公裏開外的中北部義安省(Nghe An),因此無法與家人團聚。和Phat一樣,他沒有接種疫苗,很難為未來打算。

在工廠倉庫工作的Phuong*也在苦苦掙紮。她回家已經一個多月了,靠著每天2萬越南盾的收入勉強維持生活。

她說:「我所在的社區沒有很多人感染,所以我們每周都會有一張通行券,可以拿著自行去市場。那裏有一些可以長期保存的大米和農產品,還有一些肉。」

盡管Phuong沒有那麽擔憂食品供應,但要找到衛生巾之類的女性衛生用品實屬困難。在被封鎖的地區,必需品才享有運輸「特權」,然而什麽是「必需品」,各省的認定不盡相同。

現階段,Phuong最擔心的還是房租,她與人合租一個房間,每月租金為130萬越南盾(約合人民幣370元)。她目前的工資只能勉強支付一半的房租,根本沒剩下多少錢吃飯。

越南的官方工會——越南勞動總聯合會已宣布為仍處於「氣泡」模式中的工人提供4400萬美元(約合人民幣2.8億元)的支援,但這對 Phat、Minh和Phuong都沒有幫助,因為他們都從工廠回到了家中。

「我已經登記了回湄公河三角洲的巴士,希望在月初就能走吧,」Phuong 說。 「如果情況好轉,我會回來,但我們不知道那會是什麽時候。」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姓名均為化名。

韓東方的工運路與香港的可能性

每每有中國工人權益受到侵害,韓東方就會拿起電話打給當地工會:

「餵,你是哪裏?」工會工作人員問。

「我是從中國勞工通訊打來電話啊,我叫韓東方。」

「請你發采訪邀請函過來我才能回答你。」地方工會往往會這樣回答。或者「這事我們也不清楚」;或者「這事不歸我們管,你找上級工會吧」;再或者就是直接掛斷。

韓東方也不惱,遭掛斷就再打過去、工會不清楚的就告訴他們發生了什麽、說不歸我們管的就拿出《工會法》和勞動法的條款來請工會履責、說工會也不知道該怎麽做的就和和氣氣地給出工會能夠協助工人維權的具體建議。——這是韓東方每周都在做的工作,每當有工會人員采納了他的建議,他總會和同事興奮地分享。而更多時候,這些建議往往在中國的層層官僚系統中被磨滅,他卻並不為意。

明知道中國的工會幾乎無法代表工人,為什麽還要和他們談?為什麽還要一個個電話打過去與他們溝通、向他們問責?「工會工作的核心就是在談判中尋求妥協、尋求可能性。」韓東方如是說,這也是中國勞工通訊(CLB)從多年的工運實踐和工作經驗中得出的道理。中國勞工通訊也期望將這樣一個樸素的觀點帶入如今的香港社會——此時的香港絕非Game Over,而是Game Changed。

中國工運經驗:妥協和尋找可能性

韓東方上一次以候選人身份參加選舉,是在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上。他作為一個學歷不高的普通鐵路工人,硬著頭皮和民眾談「民主」:「民主就是在我們的工作場所,哪個人決定我們的工資。是主任、經理一個人說了算,還是我們工人也有機會參與?」幾句對民主粗淺而樸素的宣言令他成為了「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這個1949年以來中國首個獨立自治工會的常委兼發言人。

他再次談選舉,已經是32年後。中國政府下令對香港選舉製度進行全面改革,民主黨面臨參選空間大幅收窄,在12月的立法會選舉問題上進退維谷。韓東方用頗為「慘淡」的廣東話在會員大會上表示:「如果沒有人願意參選,那我現在表示,我參選,算我一個」。他想說的是,民主黨沒有必要在此時把參選可能性的大門關上,他想用長期以來為中國工人維權的經驗來說理。

無論是當初在廣場上還是當下在香港,韓東方的發言多少總會含著些心血來潮的成分,然而自1989年以來,為工人在工作場所爭取合理權利的承諾,成為了韓東方始終如一的工作方向。廣場上的工自聯生命僅有短短兩周,而「中國勞工通訊」自1994年成立至今,已然經歷了27個寒暑。在為中國工人長期爭取體面的薪酬和工作、勞動尊嚴及權利的過程中,CLB也經歷了無數次的妥協和調整,從初初爭取獨立工會的自由結社權、到為工人呼喚集體談判權、再到如今對官方工會改革提出問責與建議。哪怕早就知道中國建築、礦山行業的絕望;也知道中國官方工會的尾大不掉,但是CLB一直都在這種絕望中尋找可能性,韓東方說:「也許我們的工作就是在浪費時間,但也可能真的就打開了一扇門。」

他只會用自己貼地的工作經驗來舉例:四川廣安數十名建築農民工被拖欠四十多萬元的工資已經兩年多,而其中更有嚴重的工傷和非法用工問題,工人討薪也遇到暴力阻撓,更被有關部門踢皮球。韓東方打電話給這些工人,問他們有沒有找過當地工會求助。這些在工地上幹了二十多年活兒的工人都表示沒有聽說過工會的存在。他又把電話打到當地工會「維權組織部」負責人那裏,問工會能不能協助工人入會。當他聽聞當地的工會組織形式是只有當公司老板提出加入工會,才能成立工會時,韓東方並沒有諷刺,也沒有苛責,只是提出自己的建議:能不能請工會主動走出去,到每一個工地去邀請建築工人加入工會?這個外人看來並不多高明的建議卻令電話那頭的工作人員很興奮:「我幹了十幾年工會,你的建議提的太好了,我會向領導匯報研究的。」

韓東方說他聽得出對方的真誠和欣喜,雖然不知道這個建議會不會轉身被他的領導所擱置或者否決,但是這就是他所獲得的「可能性」。「中國官場就是會欺上瞞下,你發聲不一定被聽到,而聽到了上面又不一定有反應。如果因為這個而沮喪的話,那中國勞工通訊早就該關門了,中國的維權人士也都別幹了。」

撿起一塊「發黴的面包」 在勝者的規則下生存

「我是個餓了一個月的人,面對著一塊發黴的面包,別人覺得不能吃就不要了。那我就覺得還可以吃,哪怕我也知道吃了會生病。」韓東方如此形容自己在民主黨大會上的感受。他站出來發言並沒有什麽大道理或是利益考量,只是因為他太習慣妥協的原則。他說做工會是要和老板談判,不是一直用憤怒的話語指控對方,「目的是要將各方留在談判桌上。」

韓東方加入民主黨的原因可能也會讓外界不解:2010年,香港回歸後第二次政改,民主黨歷史性走進中聯辦。這導致香港民主派大分裂的行動在韓東方看來卻是一種「雙方的成熟」:「破天荒第一次中央代表和香港反對黨面對面的溝通、協商、談判。」他當即致電與會的時任民主黨主席何俊仁申請入黨,他認為這是「希望」——因為,一向老死不相往來的對手終於坐在了談判桌上。

韓東方又說起了他另一個故事:在一次偶然的國際會議上,他結識了一群印度工會的工作人員。「既然在中國沒辦法實踐工運,那我就試試協助印度的工會,看看我的工人集體談判策略行不行得通。」經過對工會組織者們一年多的培訓,終於在印度最大一家製衣公司幾十間工廠中的其中一間,發展了不少會員並選舉出了工人談判代表。結果,工會代表在提出談判訴求之後卻被管理方暴力毆打,並全部被解雇。韓東方此時卻向工會建議,被打的工人們不要訴諸情緒、也不要大肆向工人傳播被毆打的細節。「這樣做只會告訴其他工人,談判就要被毆打。而我們不應該再進一步為老板散播恐懼。」雖然有資方的威逼利誘,工會代表卻更加堅定和團結,最終,老板不但讓被解雇的工會代表全部復職並補發了工資,更是重新回到了談判桌,並與工會簽署了諒解備忘錄。工會與老板的關系從對抗變成了協作改善。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談判之後,印度工會方面應邀出席聯合國活動分享集體談判的經驗。韓東方又提出了一個大膽建議:何不也邀請工廠方面的負責人作為資方代表一起出席,因為他們同樣是談判當中的重要參與者啊!於是,在會上便出現了勞資雙方的代表,勞方在講述工人運動的成果,而資方開始明白,有資方參與的工人集體談判將可以做到勞資和諧的互利雙贏局面。這也算是中國勞工通訊促成印度工人集體談判的一段佳話。

「社會就是這樣,不會總是一步一步朝向你期望的未來發展。面對不同結果,最應該避免的是被情感綁架,被恐懼綁架。」說起支聯會解散,他說鄒幸彤沒有錯,她所做的就是拒絕將恐懼擴散給大眾;而何俊仁、李卓人的選擇也是對更多人的保護。——「這問題並沒有對錯判斷,各人背景不同、工作位置不同、也有性格使然。」所以他認為民主黨內主選、棄選或各有道理。

「不過,前一場遊戲輸了,並不代表我就只能退出不玩了。我只是在勝者的規則下生存。」韓東方只是不情願放棄這塊半發黴的面包:「把發黴部分扯掉,我覺得還可以吃。工會的人整天就在想,哪裏妥協最好,先實現了一部分,再往下一步步走,一點點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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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3-30 23:47:59 |显示全部楼层
如今31年歷史的香港職工會聯盟(職工盟)行將解散,韓東方感到難過,難以想象自己的工運大哥李卓人在獄中的感受。解散前的職工盟是香港第二大勞工組織平臺,代表逾13萬香港會員。回望職工盟的歷史,2007年紮鐵工人工潮和2013年葵青貨櫃碼頭工潮中,職工盟都曾不遺余力代表工人發聲,與資方展開談判。他們也在議會中倡議改善勞工福利,最終香港於2011年正式立法實施最低工資。雖然至今香港工人的集體談判權仍未得到保障,而盡力爭取的職工盟已步入歷史。不過,韓東方並不認為這就意味著香港工人運動的停止。可能短期內會出現真空,勞資談判的機會更少。但勞資沖突不會自動終結,各個行業的工人以及工會的會員,仍然會尋求出路。出路也許不在立法層面。但是,走出立法會,香港工運或許將進入工作場所和行業層面發展組織根基,從而打開一片新天地。

印度外賣員用社交媒體爭取屬於自己的權利

Swiggy和Zomato*是印度外賣行業的兩大巨頭。這兩家公司在社交媒體上常常做廣告推廣,給網民提供了不少笑料。他們把廣告做得鋪天蓋地,在印度疫情爆發時他們請市民們要呆在家中,偶爾他們會耍貧嘴地煽動點兒愛國主義,還不時針對競爭對手給點兒不正經的回應……這種營銷手段過去給兩家公司賺到了不少點贊和點擊量。不過,情況正在悄然發生變化。

最近,兩家公司透過社交媒體精心打造的公關形象遭遇到來自平臺工人的反擊——工人們同樣開始使用社交媒體,圖文並茂地曝光自己的工作條件有多糟糕、外賣途中容易出交通意外和工傷、工作零散又不穩定。工人組織也鼓勵更多的外賣工人們匿名在網上分享他們平時的工作條件與送餐過程中遇到的困難。

可以看到,工人們上傳了工資截圖來展示自己微薄的收入,講述自己受工傷的遭遇和被歧視的故事,直言外賣平臺時常改變規則利用系統來剝削工人…這些網上的帖子也吸引了在平臺上點外賣的消費者,他們開始關註起外賣工人們的遭遇。消費者與外賣員的互動本來只是在家門口取下外賣,現在,消費者開始意識到外賣員在送餐路上可能遇到重重困難,消費者與勞動者之間的團結就此形成。

工人—消費者團結反過來也推動了平臺企業必須面對工人們的訴求,考慮解決工人權益問題。

平臺公司也做出了一些改變。近日,Zomato出面回應說公司「正在認真傾聽所有平臺工人的訴求,也會考慮平臺經濟所產生的問題。」他們新一波的廣告則試圖讓外賣員的形象更人性化。可以見到,在外賣工人網上曝光了送外賣的惡劣條件之後,Zomato被大眾廣為批評,因而公司不得不做出一些改變。

平臺企業看起來已經著手改變,一系列的聲明也聽起來冠冕堂皇。不過,工人們拿實際數字說話,卻發現平臺企業並沒有怎麽改變他們對待工人的態度。

新冠肺炎疫情給印度經濟帶來了很大震蕩,其中印度全國經濟整體萎縮了7.7%,不過,外賣企業的業務卻是不降反升。不管是由於大眾憂慮外出用餐存在感染風險,還是防疫政策導致實體餐廳只能有限度營業,這些狀況都令越來越多的消費者選擇在網上點外賣送餐,促進了外賣平臺的發展。以Swiggy平臺為例,其2019年1月的外賣點餐訂單量還是約3000萬單,到了2021年,單月的訂單量已經躍升至約4500萬,升幅達50%。作為競爭對手的Zomato則公布,自己上一年度(2020年4月至2021年3月)的訂單量達到了2.39億單。

在這期間,兩家公司都獲得了投資者的大量註資——2021年7月,Swiggy籌集到12.5億美元(約81億人民幣),使其公司市值增加到55億美元(約355億人民幣)。同月,Zomato宣布上市,其估值當時已超過120億美元(約774億人民幣)。

這些平臺公司發展蒸蒸日上,工人們卻並沒有從中獲益分毫。

印度App運輸工人聯合會(Indian Federation of App-based Transport Workers, IFAT)全國秘書長Shaik Salauddin對此表示:「這些平臺公司明明在不斷壯大,卻還不斷削減外賣工人的工資,迫使工人不斷延長工時(才能維持收入)。我們希望,這些企業的每一位投資者都能關註一下工人們的實際工作狀況,看看這些平臺是怎樣在對待工人,明明工人才是支撐起他們經營發展壯大的功臣。」

43歲的外賣工人Rajprakash Tiwari*在Swiggy平臺工作。他身穿一件有Swiggy橙色標誌的黑色T恤,在孟買郊區安德瑞鄉(Andheri)一個繁忙的十字路口上接受訪問。他告訴我們,自從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他的工資一直在減少。「去年我們采取過封城措施,之後外賣行業發展得很好。可是我們外賣員沒討到什麽好。過去我們跑一單的固定費用是35盧比(約人民幣3.03元),現在卻變成了20盧比(約人民幣1.73元)。

Tiwari還說,在每一單的配送費用大幅下降之後,工人的收入模式也發生了連鎖反應——平臺推出獎勵措施:每當工人在一天之內跑夠一定數量的送餐訂單之後,外賣員將能獲得額外的「獎金」。不同的平臺在獎金數目上小有差異,但這些公司都是靠算法來算計工人——吸引工人為了獎金自願加班拉長工作時間。在Tiwari看來,「平臺降低了每一單的配送費,這個是很關鍵的,搞得我們現在需要完成以前的兩倍訂單,才能賺到和以前相等的工錢。雖說平臺推出了獎金製,但實際上這筆獎金早就被他們剝削走了,但明面上你又說不了他什麽。」

類似的故事在零工工人群體中很是常見。24歲的孟買工人Sebastian D』souza*,曾在這兩個外賣平臺工作過三年。盡管他家裏的經濟狀況岌岌可危,他還是在2020年12月辭職離開了外賣行業。那一年,D』souza的父親死於新冠肺炎,隨之產生的大額醫療費用讓他一家背上了沈重的債務。他自己也在送餐途中發生了三次交通事故,但每一次出事後,公司都針對他個人施以處罰——D』souza幹脆辭職不幹了。他說,「我跟公司說了我出了交通事故,但公司反過來要我交錢作為罰款,」D』souza說自己在離開外賣行業之後,轉到電商公司送快遞,他覺得這裏的工作條件比起外賣行業「好得多」。

類似的故事不斷發生,工人們一個帖子接一個帖子,一個截圖接一個截圖,在社交媒體上曝光著平臺工作狀況的惡劣。

工人們突出強調了工作中遇到的各種問題:有的工人在送貨時遭遇嚴重工傷、而工人往往面臨公司提供的保險額時高時低的問題;有時顧客投訴餐廳的打包出了問題,但公司卻要外賣員擔責受罰;甚至有時候,外賣員嚴格遵循顧客提出的送餐要求反過來卻被罰款扣錢。

此外,餐廳對外賣員的態度問題也是網上常見的議題,例如有些餐廳對等待出餐的外賣員不提供基本設施,還有些餐廳會對外賣員采取針對性的歧視性政策。

IFAT工會秘書長Salauddin告訴我們,隨著平臺公司不斷增加廣告預算,主流媒體淡化和減少了工人抗議議題的報導。工會經過深思熟慮,認為可以透過社交媒體發帖,在網上打遊擊戰似地針對公司發起反擊。

工會過往也做過一些其他的嘗試。去年9月,IFAT工會在南部城市海得拉巴(Hyderabad)組織Swiggy平臺工人發起過為期27天的罷工。再久一點,2019年在孟買(Mumbai)、班加羅爾(Bengaluru)和德裏(Delhi),平臺工人也多次發起過罷工。不過,工會秘書長Salauddin發現,單靠幾次罷工無法解決平臺工人遇到的問題——特別是眼下,隨著更多第三方公司加入新興的平臺經濟市場,源源不斷地有新工人被招募進來,平臺公司並不擔心罷工造成勞動力短缺。

「相反,在社交媒體上針對公司發帖的話,我們直接就連結到了平臺消費者,也讓他們親身接觸到外賣員和理解工人為什麽反抗。」Salauddin說。

IFAT工會不僅鼓勵而且親自教導工人們更為有效地使用社交媒體——同時也保持匿名。「身份問題是一個麻煩,如果外賣員的身份暴露,他們可能會被平臺解雇。我們就讓工人們上傳截圖和證據,展示這些公司提供的工作條件和待遇多麽惡劣。」

就拿社交網站Twitter推特來說,一大批印度外賣員的推特賬戶如雨後春筍般湧現——@DeliveryBhoy、@SwiggyDEHyd和@ZomatoPartners等這些推特帳戶分享了外賣員的工作環境和工人抗議,也激勵著更多工人加入分享。

不過,社交媒體發帖畢竟不是萬能藥,有時事件曝光了也不一定能夠得到解決。

27歲的孟買工人Swapnil Joshi*為Swiggy平臺送外賣,盡管他的推特粉絲不多,他仍勇敢地在上面發言挑戰公司。

事情是這樣的:上個月,Joshi接到了一個送餐訂單,要他去5公裏外一家商店取一盒糖果送給顧客。他立馬啟動摩托車沖向那家店。僅僅15分鐘後,他就到達店門口等著商品打包了。誰知道,十分鐘後,這個訂單毫無理由就被取消了。Joshi什麽解釋也沒得到,最後還只獲得了10盧比(約人民幣0.86元)的報酬,這點錢還不夠他跑這一趟的燃料費。Joshi把自己的遭遇發在推特上並要求Swiggy公司作出回應。但公司只是讓他填寫了一份表格,之後就置之不理。Joshi發了推文也被管理層無視,他跑這一趟白花了時間不說還拿不到錢。

IFAT秘書長Salauddin也意識到,在網上發帖聲討公司並不一定能解決工人的問題,但是起碼,工人們能夠發出自己的聲音。 他說,「這些事關乎我們工人的尊嚴,我們勞動者是有尊嚴的。所以,我們鼓勵大家在網上發帖,這也構成工人運動的一部分。」

當前,IFAT工會在印度最高法院發起了一個訴訟,要求四大主要的零工平臺(外賣平臺Zomato和Swiggy、網約車平臺Uber和Ola)都要為工人們購買社保福利。並且要求,如果哪個公司做不到的話,法院應該判決該公司違法,因它未能保障工人的基本勞動權利。訴訟還要求,法院應該確保沒能加入工會的零工工人也被認定為正式工,這樣他們也可以獲益於政府提供給工人的各項福利政策。目前,法院還沒有開庭審理工會的這個訴訟。

IFAT坦率地說,盡管工會一直鼓勵全國各地的工人結成地區性的在地組織,但目前針對平臺企業,IFAT更傾向於采取政策倡議和法律訴訟的策略,而不太傾向組織化的策略。「近年來,我們意識到這些平臺公司並不在意工會,也不願意與工會打交道,」Salauddin認為, 「這是因為,目前還沒有具體針對零工工人的全國性勞動法律。一旦這些法律條文到位,我們工會就有話說,我們可以向公司施壓,確保公司履行法定責任。」

Fairwork(公平工作組織)印度項目每年會出年度報告對比不同平臺行業的勞動狀況。Balaji Parthasarathy是班加羅爾國際信息技術學院的教授,兼印度公平工作組織的首席研究員,他有份參與這份報告。他指出,早就是時候在社會大眾面前凸顯平臺工人的勞動狀況問題了,除此之外,這報告還有其他的用意,「消費者有份知道他們在為什麽買單,」Parthasarathy教授希望「這樣做也能促進公司回應並改善工人的勞動條件。」

Fairwork印度項目在其2020年的年度報告中指出,他們比較了不同平臺的勞動條件發現,Zomato和Swiggy這兩家公司在五個指標上排名都是墊底,這五項指標分別是:合理薪酬、工作條件、勞動合同、公司管理和工人組織代表。

Parthasarathy教授觀察到,工人在網上發帖子也能促進工人之間建立團結,還陸陸續續成功地讓不少工人加入了工會。「平臺行業建立工會本身就很少,因為平臺的工作場所就很分散獨立,工人們都自己單幹。工人平時不怎麽能接觸到其他工人,也缺少機會組織起來。」

此外,Fairwork的報告也指出,Zomato這樣的公司慣常愛警告工人不要搞罷工,或任何「類似製造騷亂、針對Zomato公司的活動」,公司還威脅工人如參與此類活動可能會宣告合作終止。

「因此,其實工人們現在也害怕罷工,因為外賣市場第三方公司多了很多,他們旗下的員工大量湧入、完全可以取代原來位置上的工人。」Fairwork的研究員Mounika Neerukonda對此總結到。

不管怎麽說,工人們的聲音現在在社交媒體上被廣泛傳播。Parthasarathy教授認為這個變化帶來了希望, 「多虧了社交媒體,工人們能夠自己直面社會大眾,網上表達訴求和提抗議。」

有鑒於此,平臺公司也正推出新一輪的廣告以示應對。有的外賣平臺公司廣告開始聚焦於外賣員本身作出的貢獻,並稱工人們為「英雄」。可是,這一嘗試遇到的更多是大眾的批評而非好感。Zomato近日的一則廣告是由一名喜劇演員體驗一天當外賣員的送餐生活。播出之後,大眾批評這則廣告其實是在洗白外賣員原本糟糕的工作條件。隨後,該名喜劇演員也為自己參與這則廣告道歉。Zomato還有另一個廣告,主打外賣員去給印地語的電影明星送餐。這一廣告同樣遭到大眾的輿論批評,以致平臺不得不迅速回應。

這些鬧劇不斷發生,但其中一直不變的則是,消費者開始「加入」工人的行列,站在工人一邊,一起反抗平臺公司。

研究員Neerukonda認為,企業可能還沒有意識到,當工人和消費者們團結起來,這股力量能夠很大程度上遊說企業,迫使他們改善工人的勞動條件。「終於,監督的權力落到了消費者們的手上,他們的評分和意見將決定工人們的一切,從工人能獲得多少工資、到工作條件能否改善。」他指出,「當然,到目前為止,不是所有消費者都能意識到,當他們給外賣員打個2分(滿分5分)之後,外賣員們可能要經歷些什麽。不過,我們必須看到,消費者正在慢慢增加這方面的意識,他們會越來越清楚自己手中擁有的權力。」

大型企業寶能系欠薪,全國多地數千工人討薪數月

自從恒大集團被報導陷入嚴重債務問題後,中國另一家房地產和金融服務的大型企業寶能集團的欠薪情況也成了關註焦點。

中國勞工通訊集體行動地圖的記錄顯示,早於6月15日,寶能汽車微博一條表示得到國企投資120億元的消息,便成為了員工討薪的陣地,「工資都不發,牛吹上天」、「工資不發、社保不交,真有你的」等字句充斥評論區。其後,深圳市、西安市、綿陽市、沈陽市等地的寶能汽車員工均發起討薪,以及申請勞動仲裁,討薪牽涉的部門更由汽車擴散至生鮮、百貨零售等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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