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左派谈香港社会

傑瑞米柯賓

作者 社會主義行動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 二零二二年

二零一二年

香港：左翼人士被判監

東區法院昨天的裁決，是向所有反對政府新自由主義政策及日益加強鎮壓的示威者發出預兆警告。

兩名香港的左翼活躍分子（23歲的黃軒瑋及27歲的周諾恆）因2011年抗議港鐵加價，被判監兩星期。港鐵於豐厚利潤情況底下提高票價，令民眾更甚憎恨政府持有的港鐵。港鐵公司不單於全球營運公共交通，同時更是房產的一大炒家，令香港房產市場價格高踞不下。

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指：「此裁決是政治檢控，旨在傳遞一個政治訊息 ── 抗議行動若不溫馴，將會面臨嚴刑峻法。」

去年4月，兩名示威者於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演講時，衝上講臺抗議而被重判，可見所謂「獨立司法機關」的過度反應何其荒謬絕倫。黃軒瑋及周諾恆被控「擾亂公眾秩序」，而法官李國華為合理化判刑，指此行動引起其他人仿傚。黃軒瑋是社會民主連線(LSD)成員，是該黨去年區議會候選人之一；而周諾恆並非社會民主連線成員，但受社民連線前主席陶君行雇用為助理。

抗議權利被判定為犯罪

正如我們先前於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的警告，政府及資本主義建製試圖限製香港的群眾抗議，包括對反對政府的批評人士「政治暴力」的荒謬指控、加強警察鎮壓等，以及一連串如採用會打壓現有民主權利的措施。相比起其他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香港的民主權利已受更大限製。

中港兩地情勢互相映照，香港進一步趨向更專製的統治模式，而中國內地則在一年多的時間內加強對異見人士的打壓。北京政府控製香港政府，並透過與財團、媒體和學術精英的牢固紐帶去操控香港政治。中央當今視香港的激進抗議文化為威脅，恐懼其擴散至中國內地。尤其是遍布內地的「群體性事件」（2010年超過18萬件）、如烏坎村(2011年9月-12月間)所展示部署精密、組織強大及有計劃的抗爭行動，以及最近的連串罷工事件，可見中央政府的恐懼。

被拘捕示威人數上升8倍

為了緩和極權政府的憂慮，香港政府盡其所能去展開本地的鎮壓，使很多評論員指出香港政治情勢正在「大陸化」。統治階級其中一個重要目的，是要重新恢複臭名昭著的廿三條國家安全法立法。2003年群眾抗爭運動曾阻止廿三條。

自從去年鷹派作風的警務署署長曾偉雄上臺後，可以肯定的是，政府以更強硬的警察打壓及法律檢控手段對付社運分子。曾偉雄上臺首年，總共有416名示威者被逮捕（前年數字為50名），增加了8倍，是1967年六七暴動以來最高的一年。大約20名示威者因去年各抗議場合中所謂違法，仍然等候審判。2010年被逮捕人士中沒有人被判監。但從本案例可見，法庭可能於未來案件中採取更強硬的姿態。這不是巧合，而是反映政府及其司法機關改變其政策及措拖。

社民連受到打擊

資本主義建製目標明確的要打擊社民連及其同盟（即被媒體標籤為「激進派」各類分子），試圖將該黨的行動分子打成「搞事分子」的公眾印象。政府更嚴苛的起訴及裁判是打擊社民連的手段之一，以懲罰其作為反政府的角色，尤其是2010年5月組織「五區公投」運動，而獲得反政府的五十萬票。北京極權及其香港傀儡政客決心要以打擊社民連為示範，表明對任何抗爭及挑戰零容忍。

對黃軒瑋及周諾恆的重判仍於上訴中，但應該以連串抗議行動作出反擊。除非如此，統治階級必然更進一步採取手段打擊社民連及其他抗議人士。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等人被告「刑事毀壞」及「行為不檢」，正在等候判決。有很大風險，法庭會基於政治考慮會宣布類似的重判，而「長毛」若被重判，有風險會被禁止於本年9月份的選舉中捍衛其立法會的議席。2008年選舉中，「長毛」第二次被選進立會，獲得民選立法會議員中第二高票。

可惜最近泛民主派政黨分裂，而右翼政黨進一步靠攏北京，並鼓吹民主抗爭中「妥協」，令動員群眾反對政府鎮壓的任務和捍衛基本民主權利變得更為困難和複雜。

我們需要發動強大的抗議行動去反對這件政治檢控事件。現在必須立即開始動員青年及工人去捍衛「長毛」、黃軒瑋、周諾恆等政治被告，並揭露香港統治者的專製。遊行示威的「暴力」無疑是被資本主義媒體及政客誇大渲染，但同時我們必須正視，衝突行為會被親政府陣營（受右翼泛民主派的縱容下）借助去混淆視聽，令一部分本來同情抗爭運動的民眾失去正確判斷。

遊行應該作充足準備，選舉產生的代表及幹事去管理安全問題，並應對警察的衝突策略。於當前形勢中，佔領行動、靜坐抗議等抗爭策略是正當的，應該透過參與組織及政黨選舉代表的委員會，以最民主的方式去作準備及協調。為達到最佳效果，示威方式必須高度紀律，以及有意識地呼籲無經驗的新的不滿的階層 （包括工人、青年及普通群眾等）加入陣營。

團結抗爭運動

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CWI香港）呼籲左翼分子緊急回應對黃軒瑋及周諾恆的裁決。我們必須於上訴程序完結前，立即組織抗議行動。我們應該立即召開一個協調會議，邀請各界希望反擊政府打壓的人士，擴展及協調抗爭陣線。如果被告的上訴被否決，我們更要呼籲國際性的擴爭行動，針對於澳州、英國和瑞典有營運的港鐵公司。

「反廿三條、捍衛民主的抗爭已經受到威脅，我們要立即開始，以抗議及活動去反對法庭苛刻的裁決。」鄧美晶說。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撤銷對黃軒瑋和周諾恆的裁決
反對政治檢控，捍衛香港示威權利
反對廿三條重新立法
支持群眾抗爭、建立真正群眾工人政黨，是爭取民主權利的不二法門

香港討論會：年青人如何組織起來？

澳州社會主義黨（即工國委CWI澳州支部）墨爾本市議員安東尼‧緬恩（Anthony Main）於1月10日-13日期間來到香港，與香港左翼青年交流抗爭經驗。 1月12日(星期四)晚上，社會主義行動於社會民主聯機總部舉行討論會，有約二十人參與。會中安東尼‧緬恩（Anthony Main）介紹維多利亞州一個代表快餐店和零售業工人，名為「聯合」（UNITE）的戰鬥性工會。 「聯合」工會旨在廢除「青年工資」、工作零散化和低工資水平。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亦是講者。

安東尼‧緬恩（Anthony Main）簡介澳洲的情況：

相對於陷入經濟崩潰的歐美，澳洲的經濟仍未陷入實時危機。澳大利亞經濟以中國為緩沖區，向其輸出大量礦產，使國內礦業十分發達，不過這只是單一行業發展。只有資本家賺錢，其他產業的工人收入都不斷下降，特別是年青人。所以在2003年，「聯合工會」成立了，為了對抗剝削，重建具階級意識的工會，並取代現時的工會官僚。

新自由主義肆虐，使公司利潤不斷上升，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水平卻不斷下降。同時，舊工會並沒有激化階級鬥爭，更向資本家靠攏，以致成員數量不斷下降。現在最受剝削的工人為：女工、青年和外勞。

安東尼重點指出了澳洲工人兩大問題：散工漸漸取代長工，工資不斷下降。

A. 散工問題：

在互相競爭的情況下，老板爭相剝削工人，紛紛把長工轉為散工。以件薪、日薪、時薪等計算工資的散工，使工人工作去規化，同時減少工資，工時不穩，無有薪假，也無醫療保障；令多為散工的青年人入不敷支，使他們失去前景。

B. 工資低廉：

澳洲有兩種不同的工資，一種是專門給年青人計算的，最低工資是建基於工人的年紀（15歲的青年只能拿一半的成人最低工資）。歷史上，雇主們聲稱女性的經驗和工作能力低，故薪金只有男工的一半。現在，同樣的論調卻套了在青年工人身上。可是，青年人並沒有半價消費，如交通並沒有優惠，所以這是赤裸裸的年齡歧視。當年女工的能成功爭取同工同酬，是由於她們建立了戰鬥性工會，進行了一系列的抗爭；但今時今日的青年人卻沒有，可見舊工會的無能。

今日「聯合」工會不斷進行宣傳教育，對青年工人提出清晰堅定的立場，形成新力量。他們近年的最大抗爭針對大型連鎖便利店7-11，那裏的工人多為外勞，是來澳讀書的國際學生，他們領的工資比本地工人的最低工資還要低。然而，7-11的利潤是十三億澳幣，都是從工人身上剝削而來的。

但要組織國際學生是困難的，因為他們的學生簽證是有限製的，一星期只有20小時的工作時間。為了幫補日常開支，只能被迫違反逗留條件，超過工作時間上限。要為他們爭取權益更為復雜艱難，因為不少工人害怕參與工會活動而被革職，故此「聯合」工會很多時只能作暗地裏組織，當有必要時才高調抗爭，於媒體曝光。

C. 工人抗爭：

因為他們進行了一系列的抗爭，迫使政府介入其中，令7-11把克扣了的工資還給工人，更把其中一個最嚴重的剝削犯雇主判監。但後來7-11的回應卻是把店鋪易手，變相解雇了現有的一批工人。舊工會普遍不支持「聯合」工會這青年力量，但此事已可能使更多年輕工人加入工會運動。

安東尼認同，工會必須政治化，且具戰鬥性和進行階級教育。要想辦法組織青年工人，反對舊工會的官僚；歷史會把工會官僚丟進垃圾桶。未來的經濟危機，會使資本家變本加厲地壓迫工人，所以「聯合」工會會提供一個戰鬥性的替代，以身作則，作為一個抗爭模範，教育工人。

長毛發言：

長毛又簡介了香港的工人運動之現況，工人沒有集體談判權。香港仍有工會組織，但其參與率低，也不積極去從事抗爭，所以舊工會領導下的工人難以爭取成果。

因此，香港的工人鬥爭多數是防守性的野貓式抗爭，隨著危機解決，抗爭便會結束；難以發展成獨立工會運動，更難使工人們產生階級意識。不過，大量的野貓式鬥爭，也可以刺激主體抗爭，但前景未明。可是，也有成功例子：擊退快餐連鎖店大家樂的＂扣飯鐘＂政策（不把工人的用飯時間計入工資，變相減薪），社民連和社義行動等組織進行一系列的野貓式抗爭，爭取了媒體的關註和群眾的支持，更有網民發起抵製行動，終迫使大家樂高層屈服。

長毛略述了香港的經濟特點：由地產及金融霸權掌控。而工人階級的成份，則由原來的傳統工業工人，轉移成為保安和清潔（多數是中年工人），還有連鎖店的服務員（多數為青年工人），也有公共事業員工。

他又舉出以往的失敗工潮為例：

1985年地鐵地勤工人的工潮。工潮引起了激烈爭論：罷工應否影響香港地鐵的運作？但當時的地鐵工人警告資方太久了，卻無更多行動，結果遭資方各個擊破。 1992年春節，國泰空中服務員及機師罷工，工業行動會對資本主義有決定性的破壞，但工會卻作出了錯誤的決定：不在春節客貨運高峰期罷工，而在假期之後；這當然就導致了工潮的失敗。

另外，資本家利用女性歧視降低工資，現時工會都沒有處理。今日的青年被外判化和中介化，以致入不敷支，成為失業後備軍。

兩位講者的發言結合討論了澳洲和香港的青年與工運發展。這凸顯出香港工人階級與青年要捍衛自身的權利與利益，必須要推動和建立有組織的戰鬥工會和工業行動，並將之與政治教育和階級鬥爭聯系起來。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張蜀傑被迫逃離中國

工人國際委員會（Committee for a Workers』 International – 工國委CWI）支持者24歲的張蜀傑的遭遇充分說明了中國日益嚴峻的鎮壓形勢,越來越多的左翼活動分子和批評者正成為當局打壓的目標。

張蜀傑是一位社會主義者。他一直以來致力宣傳在中國建立獨立工會和捍衛工人權利。他是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的撰稿人和工國委（CWI）的支持者，工國委（CWI）在包括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等眾多國家地區擁有廣泛的成員和支持者。自2009年以來，張蜀傑成為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和雙月刊雜誌《社會主義者》的記者。網站和雜誌都在中國大陸境內都遭到了全面禁止。

2011年2月，張蜀傑成為中國最新一輪鎮壓浪潮的無數受害者中的一位。北京專製當局極端恐懼因埃及穆巴拉克專製統治倒臺和整個阿拉伯世界爆炸性的革命鬥爭在中國引發連鎖反應而采取這一輪新的鎮壓。中國左翼活動分子日益成為當局鎮壓的目標，而他們的困境卻幾乎很少得到全球資本主義媒體的報導。資本主義媒體喜歡把重點放在自由主義或親西方的持不同政見者身上，因為他們的思想更接近這些媒體的口味。

張蜀傑2011年10月在工國委（CWI）的同誌們和其他中國大陸、香港和歐洲的朋友們的幫助下，躲過警方的監視而設法離開中國。提供幫助的人包括愛爾蘭社會主義黨（工國委CWI愛爾蘭支部）的愛爾蘭國會議員喬-赫金斯（Joe Higgins）和歐洲議會議員保羅-墨菲(Paul Murphy),以及香港社會民主聯機的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

假如當時張蜀傑繼續留在中國，他將可能面臨長期監禁；國家安全局威脅可指控他犯有「泄露國家機密」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這可能導致判處長達十年有期徒刑。這些指控今天經常被用於打壓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而「國家機密」的概念非常籠統，既包括質疑政府公布的2008年四川地震中遇難的中小學生人數，也包括中國實際持有的外匯儲備的金額。張蜀傑目前在瑞典，1月末瑞典國會召開的關於中國人權和當局鎮壓的聽證會上將討論張蜀傑的案例。

傑瑞米柯賓

當局是如何進行鎮壓的

張蜀傑2011年2月24日在重慶市被國家安全局的警方拘傳。這時正值中共當局開始發動大規模先發製人的鎮壓，旨在扼殺由中東劇變引發的在中國發動「茉莉花革命」的討論。張蜀傑被拘傳期間既不允許聯系律師，也不得通知他的家人。國家安全局的警察告訴他，他們知道一切有關他的活動情況；除非他向警方提供所有與他接觸的人的信息，「交待」他與工國委（CWI）的關系，並同意與安全機關合作；否則他可能被無限期拘禁，即「被失蹤」。而這是中國國家安全機構采用的典型的鎮壓手法。

當張蜀傑第一次被警方拘傳時，被控製超過28小時；期間他被沒收眼鏡和被迫站立長達數小時，警方更長時間拒絕提供食物。盡管他從未遭到任何正式指控，但他的計算機、手機、銀行卡和個人文件等都被警方作為證據沒收和檢查。他被警告可能會因為「接觸被取締的組織」與「涉及國家安全」的犯罪而面臨數年監禁。他只有與國家安全機構「合作」才能避免這一厄運。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張蜀傑被迫同意他們的要求。但是，不為國安警察所知，與他們指示相反的是，張蜀傑還另外秘密地與工國委（CWI）同誌進行聯系以尋求建議和幫助。

在隨後的數個月內，國家安全警察閱讀了張蜀傑與其同誌之間的往來交流，並指示他如何答復。警方勸說他自願去香港出席會議，而警方將支付所有旅行費用。同時，他們給他詳細的指示，要求他在會議期間用手機拍攝參與會議人員的照片，並收集他人的個人信息。當重慶市國家安全部門的調查重點主要集中在與工國委（CWI）相關的香港社會主義行動和中國大陸的支持者的時候，同時也訊問其他相關的激進勢力團體的情況，如香港社會民主聯機（LSD）和其立法會議員梁國雄。他們想知道梁國雄與工國委（CWI）之間是否存在聯系，因為張蜀傑在此前參與香港會議時曾見過梁國雄。不過，社民連是一個激進的支持民主的團體，與工國委（CWI）之間沒有聯系。

中國大陸的警方和法院是無權在具有獨立司法體系的政治實體香港進行執法。根據香港《基本法》的規定，香港公民的政治結社權受法律保護，大陸的國家機關無權幹預或監視相關活動。

這就意味著，重慶市國家安全局的人員以監禁相威脅，指示張蜀傑在香港從事違反基本法的活動。這些安全官員隨後還支付了張蜀傑在2011年10月前往香港出席會議的旅行費用，並指示他收集香港政治活動人士的相關信息,其中包括一名選舉產生的香港立法會議員。

張蜀傑無意為當局進行骯臟的竊密工作。他暗中與工國委（CWI）的同誌進行聯絡，在逗留香港期間離開中國。

一案例充分暴露了中共專製當局的野蠻統治和無法無天，盡管其一直試圖給外界製造尊重法律遵守規則的形象。而外國政府和相關公司為了維持其核心利益近來大幅降低對中共當局侵犯人權和日益嚴重的壓製性統治的批評。任何敢於挑戰這一鎮壓體製，並為此付出代價的人都應該得到所有左翼力量和民主力量的支持和聲援。

2011年的「寒蟬」鎮壓

今天，中國正在經歷十多年來最嚴重的警方鎮壓，國際大赦組織將之稱為「寒蟬效應」。數以百計的作家、律師和活動分子遭到警方的拘捕和「被消失」。其中知名度較高的有藝術家艾未未和維權律師高智晟等，警方希望以此來警告其他人，並強調沒有人是「不可觸犯的」。在這輪廣泛的打壓中，尤為針對那些為其他鎮壓受害者辯護的重要維權律師，這對於任何認為中國正在出現一個獨立的司法體系的想法都是巨大的打擊。

在2011年的最後幾天，數個法院重判異議分子的案例完全粉碎了鎮壓開始減緩的想法。在西方聖誕節假期，四川的陳衛因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而被判處9年有期徒刑，貴州的陳西也應相同罪名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而另一個重要的維權分子，倪玉蘭也正因為「尋釁滋事」而在北京受審，她因為在數起征地拆遷案做辯護而可能面臨嚴苛重判。

去年中國的內部維穩預算激增至6240億元人民幣（約950億美元），甚至超過其軍事預算。政權內部支持鎮壓的強硬派的影響力得到了進一步加強。由於2012年將出現重要的領導換屆輪替，而同時嚴重的經濟衰退帶來的挑戰可能引發社會動蕩，政府因此授予安全部門隨心所欲地「製定規則」，從而消弭任何潛在的反對聲音。

安全部門因此越來越多地使用強迫失蹤、秘密拘留和其他「法外的」措施，進一步地限製中國本來就極為有限的合法的表達權利。根據國際大赦組織2011年6月的一份報告指出，「這些行為越來越明目張膽，官員們甚至放棄了假裝遵守法律的努力。」

當局全方面地提升其專製控製手段，其中包括先進的和更為深入的網絡控製、計劃建立世界上最龐大的安全數據庫以提升其社會控製的能力，對微博等網站采取更嚴格的限製措施，因為微博正在成為揭露官方濫權和報道群體性事件的重要的流行通訊工具。

對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的鎮壓

與國際上類似的發展一樣；近年來，我們明顯可以看到在中國左翼思想和反資本主義思想有顯著上升。面對全球金融危機和不斷擴大的不平的，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明確地拒絕資本主義市場體系。此前，中共當局並沒有太多關註左翼批評力量，認為自由主義和「親西方的」的影響是其最大的政治威脅。但在2008年左右局勢開始發生決定性的變化，遭到國家安全部門監控和打擊的左翼團體與個人有顯著增加。

毛派、「新左派」、托洛茨基主義者和其他捍衛工人權利的群體，尤其是那些主張為勞動人民建立獨立組織的群體，紛紛遭到拘留與監禁，其中一些案例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或「擾亂公共秩序」等罪名遭到審判。在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上有數個相關案例的報道。

張蜀傑和其他工國委(CWI)支持者在中國大陸的政治活動只是文字宣傳性質的。他僅僅是為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和《社會主義者》雜誌撰寫與翻譯文章。（在許多勇敢的朋友的幫助下，《社會主義者》網絡雜誌得以在中國大陸地下傳播）。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是工國委（CWI）的成員在2004年建立的，這引起了中共專製當局的極端不滿。網站及其支持者曾在幾個國家組織過支持中國工人罷工和反對血汗工廠的聲援活動。他們還參與各種抗議活動以宣傳中國被捕的異議分子的案例。他們的活動範圍包括聯絡勞工運動人士、農民工維權人士、同性戀平權人士，和其他因信仰和政治活動而在中國被視為「從事非法活動」的人士。

在過去的三年中，有數名與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有聯絡的青年工人和學生遭到警方的拘捕，他們先後都遭遇過與張蜀傑類似的情況。2009年，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出版的紀念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與北京大屠殺二十周年的書籍《「64」1989——震驚世界的七周》遭到中共當局明文禁止。（該書英文書名為「Tiananmen 1989– Seven Weeks that Shook the World」，國際標準書號ISBN 978-91-633-4709-2）。該書與中共前領導人趙紫陽的回憶錄《改革歷程》一書一起被當局列入當年遭禁的五本「非法政治書籍」。地方政府和郵局奉命追繳該書。張蜀傑是該書的匿名作者之一。

2009年10月，作為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創始人之一和《「64」1989——震驚世界的七周》一書的作者之一，瑞典記者勞倫斯-科茨（Laurence Coates）被中共當局禁止入境。他被中國邊境官員指控「對中國國家安全具有潛在威脅」。

一旦人們克服恐懼之心，無論增加多少鎮壓力度都不可能拯救一個集權政權，而這一進程事實上已經在中國開始發生。隨著經濟日益趨向危機、房地產泡沫的破裂和前所未有的債務水平，完全有理由使掛羊頭賣狗肉的「中共當局」對未來充滿恐慌。對包括工國委（CWI）在內的左翼批判力量的打擊顯示出真正的社會主義思想的巨大潛力。工國委（CWI）主張可以概括為：立即完全實現民主權利，結束一黨專製，自由選舉革命憲政議會，建立工人貧農政府，大幅提升基本工資和實現最高8小時工作製，免費的公共醫療和教育，所有大公司和銀行實現民主的全民所有。

張蜀傑的案例和其他數以千計的案例一樣凸現出需要在中國加強鬥爭反對當局鎮壓，要求立即釋放所有政治犯和結束警察恐怖。為此目的，工國委（CWI）準備發起一場大規模支持中國被迫害者的宣傳運動，尤其是針對像張蜀傑這樣的社會主義者。這一宣傳運動將包括團結聲援、呼籲捐款和組織抗議反對中國當局的鎮壓。

香港：內地孕婦赴港分娩的沖突

一月十五日，一千五百多名香港民眾組織遊行，抗議公立醫院產房床位短缺，矛頭直指赴港分娩的內地孕婦，指責內地孕婦「搶奪香港醫療資源」。香港公立醫院床位不足，醫護人員應接不暇，分娩服務質素受嚴重打擊，激發雙親、孕婦以至醫護人員的憤怒。遊行隊伍提出「港府賤賣香港身分證」、「盲目亂撐雙非嬰」、「出賣港人保雙非」等口號。

民眾對醫療資源短缺的憤怒固然可以理解，但遷怒於內地孕婦赴港產子「爭奪資源」，只會將政府私有化惡行轉化成地域矛盾，甚至出現種族歧視的反動意識。社會主義行動必須指出，中港政府對醫療集團牟利縱欲養惡，才是孕婦床位短缺的真正原因。

民粹主義抗議本身只會導致的是兩地社會底層為爭奪資源而引起的仇視意識。然而我們必須理解群眾的忿怒因由，從而提出社會主義的解決方案，贏取群眾支持而領導運動轉向左翼。資本建製為求合理化私有化政策而煽動民族情緒，社會主義行動必須堅決反對。然而將所有地域仇視情緒的群眾定性為「種族主義者」甚至是「法西斯主義者」，非贏取群眾支持之道，反而令民眾誤解左翼分子為空中樓閣的道德教條主義者。

醫療產業　人命生意

自二零零三年以來，香港醫院管理局為了削減公立醫療開支，首先縮減兩大醫學院的收生人數（2011年數字為320人2001年數字為340人），繼而推行「自願離職計劃」，大量專業醫護人員流失至私立醫院，令公院人手持續下降六年。很多醫護人員經過公院的專科培訓後，連帶一身技能走到私院工作，公院遂成為私院的人才培訓營，免費為私營財團提供精進的醫護大軍。公院人手短缺、工作環境惡劣、工資又比私院低至一半，因此公立醫院員工更換率奇高。在受到影響最嚴重之一的屯門醫院，前年有四分之一的年輕醫生離職，而繼續堅守崗位的醫生則要承受超高工時。根據去年「前線醫生聯盟」和「公共醫療醫生協會」的調查，12%醫生每周工作超過80小時，3%超過100小時。高工時的影響醫護人員判斷能力，醫療失誤的報導在報章上司見空慣。不要忘記，這是一個坐擁六千億財政儲備的香港政府！

政府削減公立醫院開支，目的是要提高私營醫療的占有率，配合自由行政策，促進從事接待內地孕婦赴港分娩的「醫療產業」。零三年中央政府宣布開放自由行政策，內地中上階層連帶資金流入香港，帶動香港消費、推高商戶財團利潤，醫療遂成人命生意。從2003年至2011年，內地赴港光顧私院分娩的數目飆升12.5倍。這為財團帶來豐厚利潤，2010年間，內地孕婦在私家醫院產子有3萬名，若以平均5萬港元為基本消費，全港私院營業額進帳15億。更甚者，香港12間私院中有10間皆為「慈善機構」，毋須繳交稅項。2010年，聖德肋撒醫院及浸會醫院分別錄得4.4億元及2.8億元，法例卻保障其合法逃稅。從一開始，政府推行的醫療產業就是有意識地針對內地市場，今天卻要倒過來拒絕內地孕婦赴港產子，何其矛盾！

私院侵蝕公院資源，不但表現在醫護人員流失方面，公院和私院之間的醫療工作分配亦將之表露無遺。私立醫院中每百宗產子個案裏，平均有2%需要深切治療，私立醫院很少有足夠深切設施，最終大多數高難度個案又推諉至公立醫院一力承擔。公院人手短缺，醫護人員卻要面對挑戰性的工作，資源分配嚴重不均。

政府玩弄統計數字，將私有化醫療的罪行推諉至內地孕婦身上，激化族群矛盾轉移視線。事實上，根據政府統計署資料，由2006年至2010年非本地孕婦赴港使用公院分娩的數字由11945減至10695，故此孕婦分娩數字上升的是使用私院的中上階層，公院的負擔並非因內地孕婦而加重。政府煞有介事指赴港分娩的內地孕婦增加，而令公院人手緊絀，實際上它自己正是床位不足的真正元兇。

沖關赴港分娩　收緊邊境管製？

據醫管局數字，去年闖急診室產子內地孕婦就1,656人，比前年上升逾一倍。孕婦未經預約而緊急產子，缺乏適當的分娩籌備和安排，甚至有個案沖關孕婦於救護車上分娩，或者匿藏於非法經營的旅館等待分娩，對孕婦及嬰孩本身安全造成重大危險。

香港政府任何收緊入境限製的措施並不能解決沖關問題，只要需求依然存在，反而更多孕婦會鋌而走險。收緊入境的措施除了激化地域矛盾，造成族群歧視外，就是一事無成。自從香港政府於去年開始采取「落閘」的措施，由去年4月開始停止接受非本地孕婦預約至年底期間的分娩服務，而今年政府亦限製公營醫院只有3400個非本地孕婦產子配額。此措施欲以強行拒絕內地孕婦使用公院分娩，卻不能舒緩人手緊絀，沖關赴港分娩數字反而繼續增加。同時，這亦助長中介公司的新興行業，以幫助孕婦沖關來牟取利潤。

資本主義政府的移民政策是基於資本流動為依歸，富人入境視為帶來財富，窮人入境則造成負擔。為求操弄民眾地域矛盾的情緒，特首候選人梁振英以停收「雙非」(父母皆非香港居民) 孕婦赴港產子為選舉工程的一部分，博取民意支持。在當今中港人民利益二元對立的民粹氣氛底下，梁振英借此政策擺出「夠姜同阿爺撐」、「維護港人利益」的姿態。事實上，梁振英等一眾權貴素來對人口政策的取態非常簡單，就是對有錢人無任歡迎，窮人則踢出門外。

零三年時正正是當時的行政會議成員梁振英提倡「六百萬投資移民計劃」，以實時獲得香港居民身分的條件，來鼓勵內地富豪來港投資（根據相關規定，即使投資移民香港的中國內地居民，也必須是中國籍而已取得外國永久性居民身分的人士）。直至一零年時，將房地產剔出計劃認可投資類別，以免繼續助長內地炒家推高樓價。數年前梁振英歡迎內地人入境，今天又成為港人利益的「守護者」，政客真面目無遺地表露出來。

至於政府排斥窮人入境的手段亦素有歷史。九九年一月的香港居留權爭議事件中，內地新移民爭取港人在內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權，當時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淑儀發表「十年內將會有167萬人可從中國內地移居到香港」之香港陸沈論，伺機要求人大釋法拒絕香港居民在內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權。事實上回歸十年來平均每年只有5萬人，葉劉的嚇唬手段得逞，如今在內地孕婦事件上再度促請人大釋法，取消「雙非」孕婦所生孩子的居港權。

傑瑞米柯賓

過五關斬六將赴港產子，所為何事？

內地孕婦到香港生產的絕大多數都是經濟條件較好的中產以上階層，並不是因為負擔不起內地醫療費所致。如赴港生產，公立醫院需要至少十數萬元的手術、治療、旅行、食宿費用，而私立醫院更是要高達數十萬的支出，非內地基層民眾所能承受。階級社會下，只有少數富裕的人們才有尊嚴生存的權利，窮人則要繼續承受內地醫療下偽造藥品、濫收費用的危險和痛楚。

中國醫療系統全面私有化，造成醫療費用廿年間飛漲十余倍，令「看病難」成為嚴重社會問題。醫療產業和其他產業一樣，成為少數人斂財牟利的工具。雖然目前內地90%以上的醫院是公立醫院，只有10%左右是民營醫院，但所有醫院都以追求利潤為經營宗旨。由於財政撥款不足和保障體系不完善，醫院80%至90%的收入都由自己創收。在這種情況下，醫院和醫生只好想方設法從老百姓口袋中掏錢。

歸納內地孕婦赴港生子的主要原因如下：

1）香港相對較高的出入境民主權利，孩子獲特區護照可於120多個國家免簽證入境。而中國社會和政治未來局勢不穩，所以希望給孩子提供一個不同的選擇，就是辦一張香港護照留出路。

2）中介公司為求謀取利潤，誇口在港出生的孩子可享八百萬福利。此外，內地給予香港居民的特殊優惠待遇，例如香港學生可以參加難度很低的港澳臺聯考進入內地優秀的大學，北大和清華等。

※事實上，他們相當部分難以享用這些服務。因為除非孩子父母居住香港周邊的廣東臨近區域，否則享用這些服務本身會很昂貴而麻煩，但擁有權利比使用權利更為重要。

3）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內地富有家庭如果在內地生二胎，則面臨的罰款可能不低於赴港產子的費用。如果孩子在香港生產，則可以不受計劃生育配額和罰款的影響。

趨利避害是人的自然屬性。內地孕婦赴港生子是國際移民潮的一部分，只要在香港生產就自動擁有香港特區居留權的法令仍然存在，內地居民赴港生子的現象就不會完全杜絕。也不僅是到香港生產，現在中國內地每年有數千富有階層家庭不惜花費數十萬去美國生產，以便孩子能拿到美國護照，這在美國已形成相應的產業鏈。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前的香港和臺灣，以至今天很多俄羅斯、東歐和非洲的富有階層也采取這種方法給孩子獲取美國護照。美國產子是世界範圍內的產業。

部分香港居民在指責不納稅的內地孕婦占用香港資源的同時，同時有幾十萬移民海外的香港居民十幾年不在香港，但同樣享用香港的福利資源。譬如這次領取六千元政府派錢，在美國和加拿大都有移民十幾年的香港居民沒有換身份證，為了領錢而急忙換舊香港身份證來領錢。

同樣，全球範圍內非法移民和合法移民到處遍布，移民甚至冒著生命危險和債臺高築前往發達地區。只要資本主義製度仍然存在，各國和地區的貧富差距仍然存在，以民族／政治國家邊境建立的堡壘，那麽這種局面就不可避免。

社會主義者的方案

在香港民眾的地域主義上升時，仇視內地人民占用資源，甚至謔稱內地人為「蝗蟲」，要求限製內地孕婦赴港分娩的同時；內地居民的大中華民族主義意識亦有提升，認為香港經濟「背靠祖國」，既然享受自由行及CEPA等經濟利益，就必須要承擔相應的義務（事實上現在中央政府所謂扶助香港的重商經濟政策，往往更有益於香港的資本家與上層精英，而並沒有實質改善基層與貧困民眾的生活，反而進一步刺激貧富分化）。所以，這兩端矛盾不能靠民族主義去化解。根本問題是，縮小貧富差距，中港兩地的貧富差距、香港內部的貧富差距、內地的貧富差距，才能減少資本主義邊界間人口流動造成的矛盾。

內地孕婦來港分娩，嬰兒從而獲得居港權，本身就是解決香港低出生率的方案之一。香港出生率為全世界最低，平均一年每1000人之中只有7.63個新生兒童，就算加上4萬名內地孕婦出生的嬰兒，出生率醫也只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若（歐盟千人出生率約為10.8），而數字更不及美國（美國千人出生率為13.83）。假設香港本地人的生產數字升至人類平均生育率的2.49（香港僅1.07），目前香港現有的醫療設施同樣完全不敷應用。而內地來港孩童可以成為日趨老齡化的香港新一批的勞動人口，補充香港人口的人力資源。

資本主義政府的人口政策和邊境管製取態，就是視富人入境為帶來財富，窮人入境則造成負擔，是無法改變的事情。故此，社會主義行動堅決反對任何政府收緊入境限製的措施，因為這只會激化更大的地域矛盾，造成種族歧視。勞苦大眾必須奪回邊境的審批權利，取代以利潤為衡量入境指標的政府。對於公立醫院的資源分配問題，我們必須於醫療體製全面公營化的基礎上，以民選產生的中港孕婦、病人代表、醫護人員、醫院工作者的委員會，去管製中港孕婦產子配額、以及公平分配醫療資源，終結以利潤為依歸的運作模式。

中港兩地人民團結抗爭，反對私有化及削減醫護人員人手、大量增建公立醫院（香港平均興建一間公院需要40億，政府使用不足財政儲備一成的400億，即可興建10間公院）及增聘人手、恢復公院醫生公務員水平的退休金及各種補償、全面民主公營化醫療系統，以民選產生的中港孕婦、病人代表、醫護人員、醫院工作者管有及控製。

香港：「長毛」梁國雄將赴瑞典　揭露國安迫害工國委（CWI）支持者張蜀傑

1 月21日（星期六）上午，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與社會主義行動共同召開記者會，揭露中共國安部門威迫內地重慶社會主義青年張蜀傑，要他前來香港刺探香港社運組織和人物，當中「長毛」梁國雄是其重要目標之一。「長毛」梁國雄將於1月26日赴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參加瑞典國會關於中國人權與民主問題的聽證會，並為同場發言的張蜀傑提供證詞。參加此次聽證會的，還有獨立中文筆會常務秘書張裕、國際特赦組織代表和瑞典左翼黨（Left Party）的國會議員。

張蜀傑與「社會主義行動」同是「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支持者。他自2009年以來一直為本網站（chinaworker.info）撰寫和翻譯文章，支持建立獨立民主工會和支持工人鬥爭，並數次赴香港參與「社會主義行動」等左翼會議。2011年2 月，他遭重慶國家安全局警方秘密拘押和訊問，被指控「接觸被取締的組織」與「涉及國家安全」的犯罪，有可能面臨數年監禁。國安更威逼他與警方合作，刺探香港與內地的政治人士和社運活動分子，包括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社會民主聯機和「社會主義行動」等。2011年10月，張蜀傑受警方脅迫前來香港參與「社會主義行動」的會議，拍攝與會人士容貌及搜集相關信息。最後，在香港和歐洲諸多左翼人士幫助下，張得以離開中國前往歐洲避難。幫助他的人士包括「長毛」梁國雄、工國委（CWI）愛爾蘭社會主義黨的國會議員喬．希金斯（Joe Higgins）和歐洲議會議員保羅．墨菲（Paul Murphy）等。

張蜀傑的個案顯示，內地國安動用非法手段對香港左翼活躍分子進行刺探，中共當局的政治鎮壓已經延伸到香港。香港所謂的「一國兩製」的自治權正受到嚴重侵害。

從二零一一年初起，阿拉伯世界爆發群眾抗爭，中共當局借「茉莉花革命」進行先發製人打壓（張蜀傑支持的工人抗爭與「茉莉花革命」無關），對無論左右翼的政治異見份子與人權運動者，越益采用強迫消失、秘密羈押、軟禁和人身安全威脅和各種恐嚇行為。近幾個星期，中國當局分別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重判三名資深異見分子，四川陳衛（9年）、貴州陳西（10年）和湖北李鐵（10年1個月）。

張蜀傑是中國當局進行專製鎮壓的無數犧牲者之一，「長毛」梁國雄、張蜀傑及其他與會人士將利用此次聽證會作為平臺揭露當局的蠻橫與殘暴。我們希望以此團結國際工人階級共同爭取民主權利。

「長毛」到達斯德哥爾摩，將出席關於中國政府專製鎮壓的聽證會

香港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已經到達瑞典，將在瑞典國會出席一個關於中國政府專製鎮壓的聽證會。瑞典左翼黨（The Left Party）將於1月26日（星期四）舉辦此次聽證會，聽證會主題是「中國民主權利問題——見證中國政府專製鎮壓」。

除了「長毛」，其他與會的發言者包括，24歲的工國委（CWI）支持者張蜀傑，他數年來為中國勞工論壇網站（chinaworker.info）寫作，2011年因遭受政治迫害而被迫逃離中國， 獨立中文筆會常務秘書張裕和國際特赦的發言人。

由於一黨專製當局對群眾性反抗極端恐慌不安，尤其是在阿拉伯世界發生針對專製政權的大規模反抗之後；中國持不同政見者正在經歷十余年來最嚴重的一次鎮壓浪潮。在最新的鎮壓中，已經有包括博客作者、維權活動人士、記者和維權律師在內的數千人受到打擊。在過去幾個星期裏，當局做出了數起嚴厲的判決，——三位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陳西、陳衛和李鐵，合計被判29年有期徒刑。根據總部設在美國的人權觀察報告，去年中國有34名記者被監禁。

張蜀傑的案例日前已經得到香港媒體的廣泛報導，他去年二月遭到的逮捕其實是中國政府對持不同政見者進行先發製人打擊行動的一部分。

張蜀傑被威脅除非他同意與國家安全人員「合作」，否則將被判處可能長達十年的有期徒刑，他們要求他參加一個在香港舉行的政治會議，以收集香港當地和內地左翼活動人士的信息。張蜀傑不願意出賣同誌，而暗中聯絡工國委（CWI）的同誌；經安排從香港逃到歐洲。

「與其成為專製當局的間諜，我寧可選擇離開中國」，他告訴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這是我唯一能捍衛我說話權利的辦法，只有這樣我才不像其他眾多被專製當局鎮壓的人一樣保持沈默。」

國家安全局的主要目標是與工國委（CWI）有聯絡的社會主義行動，但與此同時他們也對包括「長毛」本人和他所在的社會民主聯機（LSD）的活動感興趣 。

「長毛」告訴香港的《東方日報》（1月22日）張蜀傑的案例說明，雖然香港有與中國內地截然不同完全獨立司法體系，但國家安全局公然違反「一國兩製」。

張蜀傑的支持者將在香港於周四晚上舉行燭光守夜活動，以呼應斯德哥爾摩同時舉行的聽證會。

香港：《蘋果日報》廣告－ 是時候要站出來反對種族主義！我們已經受夠了！

今天在《蘋果日報》上刊登的針對內地人的廣告反映出香港正面對種族主義言論及政治行動主義的新低點。

種族主義正於香港擡頭。當內地新移民及自由行旅客被謔稱為「蝗蟲」，如《蘋果日報》廣告所描述，北大教授孔慶東則辱罵「很多香港人是狗」。政府及建製派政黨幕後推波助瀾下，不少似是而非的「非政黨組織」冒起，組織遊行示威以至簽名行動，攻擊外傭和大陸人為「侵略香港公共資源」。去年區議會選舉中，建製派為了催谷選票，扭曲外傭爭取永久居港權事件為「侵占香港」，製造恐慌掩蓋真正的社會問題。

種族主義的擡頭是為中港兩地社會危機的警號：貧富差距日益加劇、愈多人民為求謀生計以及尋一容身之所，不得不掙紮於痛苦之中。政府和統治精英利用種族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思想，去保衛自己的統治權，並分裂和迷惑群眾的反對運動。這和世界上其他的例子一樣，政府加強鼓吹種族主義，推行反穆斯林、難民以及其他族群的政策。它們被利用作為政府變得更加專製的借口。而最極端的表現是法西斯主義－在1930年代時主張剝奪所有的民主權利以及任何工人組織抗爭的能力。在今天的中國，最專製的執政黨反對基本的政治改革，並且利用極端民族主義。

資產階級政府清楚知道，「99%」憤怒的群眾對「1%」貪婪的有錢人和資本家恨之入骨。故此，當抗爭者呼喊要求權利平等時，種族主義者就用外來者和少數族裔作為「代罪羔羊」，從而轉移憤怒的焦點。

最近， 尖沙咀名店D&G不容本地人拍照，赤裸裸的歧視激怒很多香港民眾。可惜，族群仇視的情緒徘徊於民眾中，令矛頭直指大陸遊客，忘記高檔品牌蔑視窮人的暴行！

《蘋果日報》的廣告是典型的種族主義論點，而且已被用過很多次。它使用虛假的「事實」而得出不明確的結論，表示更加專製（更少民主）才是解決方案－加強出入境限製及警察執法、減少出入境自由、排斥「難民」（即使被國際法公認擁有權利）等。而實際上這其實是要求香港實行內地現有的「戶籍」製度，連中國地方政府也正步向廢除這令人反感及歧視的護照系統。《蘋果日報》的廣告要求修改基本法，若果推行，將等於加強中央政府的控製以及減少香港自主權。廣告寫道「忍夠了！」對此我們也同意，「我們忍夠了種族主義的謊言！」

不受種族主義迷惑！不受小圈子選舉蒙騙！

特首小圈子選舉正在進行，三名候選人都利用種族主義博取民心，尤其煲大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議題。不單止是專製當局的「豬狼」兩營站出來反大陸人，裝模作樣「維護港人利益」，就連民主黨的「陪跑小醜」何俊仁都樂於參與其中。

下屆特首選舉只有1200名權貴可以投票，占香港人口0.017%，但專製當局卻要愚弄我們，令我們誤以為香港有「民主」。建製當局拾起「種族主義」此工具，去打擊內地人和菲藉家傭，從而掩飾自身的罪行。面對本地孕婦要忍受大排長龍、公營醫院不勝重負的困境，「豬營」的唐英年和「狼營」的梁振英貓哭老鼠，對香港媽媽「深表同情」，但正正是唐梁任內的政府埋下當今的醫療危機。政府為取悅「1%」的醫療集團，在合同和土地契約中輸送利益，對惠及「99%」的公院醫療開支卻一毛不拔。「反種族主義青年」認為只有全面公營民主控製醫療服務，才可確保得到它所需的大規模聘請、訓練人手、大額投資。我們反對私家醫藥服務侵蝕公營醫療服務，偷取專業人士和資源。

傑瑞米柯賓

駁斥種族主義的謊言

公營醫療服務因資源不足而負荷過重。政府有意識地犧牲公院資源，推動醫療私營服務。現在香港有一半花費在醫藥的開支都是私營的，但卻只服務了百分之十的病人。近年政府對內地孕婦施加配額，使問題進一步惡化！
政府在二零零二年大幅度減少培訓醫生，造成今天的公院醫生嚴重不足和長期工作超時
唐英年和梁振英假惺惺站在香港的普通家庭一方，忽然對惡劣的公共服務表示憤怒，但他們卻支持一個基層家庭無法參與的小圈子選舉。唐英年和其他建製派政客現在呼籲北京介入，修改基本法，甚至釋法以阻止內地孕婦，讓中國獨裁政權有機會再次幹預香港事務。
政府政策向有錢人傾斜，縱容「地產霸權」。它推行全世界最低的利得稅率（比起華爾街更低）和給予投資香港的有錢人實時享有居留權。只有一個方法讓香港和大陸的貧苦家庭得到公平對待，就是廢除以利潤為依歸的製度，將建造業、醫療、學校以至更廣大經濟範疇置於公共民主控製之下。
這群正在煽動種族主義的建製派政客，曾經撒謊指最低工資立法會導致裁員十萬人。但是，自二零一一年五月實施最低工資以來，共創造了四萬五千份新職位！我們永不能相信他們的謊言！
反種族主義青年．消滅歧視！

剛成立的「反種族主義青年」(Youth Against Racism)旨在建立一個戰鬥性的青年團體，以揭露和駁斥種族主義的謊言。鼓吹種族主義的團體和政黨散布仇恨意識，使各國勞動者難以（甚至不可能）團結抗爭，以得到社會變革。因此，種族主義對各國的勞動人民都是個威脅。種族主義者想要把人民的註意力轉移開去，忘卻政府的惡行。我們要不分族裔團結青年、學生和工人，為香港、中國以至國際上的製度變革去奮鬥。

從學校、校園以至工作場所開始，我們希望團結組織抗爭，爭取往學校、醫院和社會服務等公共服務投放更多資源的運動。我們反對一切歧視：不論是國藉、性別、性取向和宗教上的歧視。「反種族主義青年」對抗一黨專政的政權及其政治爪牙，並不屑拾人牙慧，講什麽虛無的「香港核心價值」，而團結中港兩地的抗爭，打破中共專製以及其所袒護的財團利益。

反種族主義青年主張：
反對《蘋果日報》廣告煽動種族主義－我們忍夠了種族主義！
團結抗爭 ——對一個人傷害，即是對所有人的傷害
消除所有歧視，——女性、新移民、性小眾、少數宗教／族裔共享平等權利
反對地產霸權、反對資本主義！
結束一黨專政　立即全面實現民主！

香港：大專院校學生在嶺南大學遊行反對族群撕裂

2月3日，嶺南大學校園，約20名來自嶺南大學、中文大學和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等大專院校的學生舉行遊行示威，抗議《蘋果日報》刊登種族主義廣告。本次示威是「反種族主義青年」（YAR）團體發起的，活動發言人為嶺南大學學生暨社會主義行動成員余煒彬。余煒彬表示，遊行目的旨在反對《蘋果日報》作為媒體平臺刊登此類種族主義廣告，意圖製造族群沖突。

活動參與者同時包括上述大學的本港學生和內地學生。示威者的主要口號是「蝗蟲與狗團結抗爭！」，不少示威者戴有「蝗蟲」或者「狗」的面具，以反對最近在香港與內地出現的歧視性和族群撕裂的言論。在遊行中，示威者散發「是時候要站出來，反對種族主義！我們已經受夠了！」的宣傳單張。之後示威人群在嶺大正門外焚燒刊有該廣告的《蘋果日報》後和平散去。

余煒彬表示，當前出現的種族主義情緒是在貧富分化日趨嚴重，階級矛盾日益對立情況下，統治精英分化群眾和轉移註意力的重要手段。所以主張香港青年應該從學校、校園以至工作場所開始，我團結組織抗爭，爭取往學校、醫院和社會服務等公共服務投放更多資源的運動。反對一切歧視：不論是國藉、性別、性取向和宗教上的歧視。

此次遊行只是系列反種族主義活動的一部分，示威活動前數日「反種族主義青年」曾經在嶺南大學設立街站進行宣傳，而下周日他們還將在中環時代廣場設立攤位繼續進行反種族主義的宣傳，團結更多青年與群眾進行反對種族主義的運動。

香港： 反對立法會議員無恥加薪

立法會小組於二月七日提出下屆議員加薪一倍，由現時的7.4萬增加一倍至14.1萬元。此提議惹起大部份市民的反感是理所當然，在香港不民主的立法會中，高達30位的議員不由人民一人一票選出，60位立法會議員當中有一半為代表財團商家利益的功能組別，包括出席率最低（於去年大會會議52次缺席23次）、連續10年從沒有提出過任何動議及修正案的霍震霆，以及在任20年來從無提出任何動議及修正案的鄉議局主席劉皇發！這些毫無作為的寄生蟲卻能每月拿取高薪7萬元，穩坐議席十年之多，而今還還要再增加薪金一倍，絕對能擔當「屍位素餐」四字！

試問勞動大眾怎能不氣得咬牙切齒？社會主義行動堅決反對立法會議員增加薪金，並要求所有議員削減薪金至一般市民的平均入息水平，不得享有任何特權。

一切歸勞動者所有　哪能容得寄生蟲

五名功能組別的紙板議員劉皇發、霍震霆、詹培忠、李國寶及李鳳英於去年全年無提出過任何動議和修正案（2010-11年度）。劉皇發自1991年以來，20年從沒有提出任何動議和修正案；李國寶20年來只提出一次修訂、缺席投票率高達87%；霍震霆連續10年無提出任何動議或修訂、參與七個事務委員會當中六個出席率不足五成；詹培忠連續7年無提出任何動議或修訂、缺席投票率達64%（數據源：立法會天主教監察組），而他們五人也恰恰都是於08年立會選舉零票當選的功能組別議員！在不民主的議會製度下，他們不受人民所監督，人民無法透過選票製裁功能組別議員，可見其腐朽之程度令人民恨之入骨。

高薪厚祿　不知民間疾苦　議員薪金嚴重脫離市民

香港去年第四季個人入息中位數為$12,000，現時一名立法會議員的月薪為$73,150，已是一名香港普通勞動市民收入的6倍，若通過加薪後將為$141,000，議員薪金和市民的平均入息差距將超過11倍！

除了基本薪金，立法會議員每年享有醫療津貼近三萬元以及約滿酬金15%，單是一個議員的一年醫療津貼$28020便已超過一個跟最低工資出糧的打工仔四個月的人工！

難以維持最低基本生活的最低工資$28於去年五月實施，但勞動市民的生活水平並沒有因此而改善，受到通脹影響，去年第三季實質工資只上升1.6%，打工仔增加的工資大部分被通脹抵消（《東方日報》, 30-12-2011）。

香港貧富懸殊為全球發達城市之冠乃是眾人皆知，勞動人民活於水深火熱之中，面對著交通費上升、兩電加價、食物通脹、高企不下的樓價及房租，付出勞力的勞動者生活苦不堪言，依靠微薄的工資生活，但另一邊廂，一些現在穩拿7萬一個月的功能組別議員屍位素餐安坐於立法會中，為維護財團利益，否決所有保障基層市民權益的決議，包括在最低工資和全民退休保障問題上節外生枝，阻擾民意！

削減高官議員薪金　踢走腐朽功能組別

立法會充斥著服務商家財團以及獨裁中共的議員和傀儡政黨，包括支持是次加薪的立法會議員酬金小組主席劉慧卿及其擔任副主席的民主黨。正是民主黨於2010年反對廢除功能組別的五區公投，向獨裁的中共政權妥協，支持不民主的政改方案，維護資本家權力，令今日的香港將更難取消功能組別！而劉慧卿不知所謂地支持加薪一倍的建議，簡直是厚顏無恥，完全揭露了民主黨是資產階級代言人的醜陋事實。

名義上議員應是人民的政治代表，被授權進入議會，根本不應享有任何特權。但在資本主義製度下，所謂的「民主議會」不過是資產階級的議事堂，大多數議員不過是資產階級的代理人，無非是為了個人名利與資產階級的利益相謀。

更何況香港這個立法會還是個「半身不遂」的偽民主議會，半數席位非普選產生，而是由統治精英與資產階級在小圈子內可恥地私相授受及世襲罔替！如此腐朽不堪的政治體製豈能不激起七百萬香港民眾之憤怒？

故此，社會主義行動主張削減現時所有高官及議員的薪金至普通市民的入息中位數（$12,000），反對不民主的權貴議會，廢除作為財團商家之政治工具的功能組別，全面實現一人一票普選，建立真正的「勞動人民的議會」取而代之。

香港：反對劫貧濟富預算案

小圈子政府貫徹其厚待財團的本色，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案跟去年同樣差劣。盡管過去五年累積的經濟增長為19%，人均生產總值升至34,200美元的水平，如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資源投入仍然缺乏。曾俊華寧願花巨額退稅中產並推出令商家財閥更富有的措施，卻不打算解決社會的貧富懸殊問題。根據社聯的報道，2011年上半年度仍然有120萬貧窮人口，跟2010年相比並無任何改善。

建製派政黨、民主黨、公民黨及一眾親財團媒體近日不斷利用雙非議題把醫療等公共服務資源短缺的原因隱藏，政府眾多劫貧濟富的措施就是真正的罪魁禍首。本次預算案派糖八百億元，計劃退稅中產的款項達百億元，醫療開支只增加30億元至450億元，教育開支僅增加40億元至600億元。退稅及增加免稅額是富人的遊戲。若按就業人士每周平均工作46小時（統計處）計算，只有時薪高於58元的人士才須要納稅，統計處2010年第二季數字顯示接近70萬人的時薪低於39.5元，140萬人士的時薪低於59.5元。補貼電費、差餉也是跟基層群眾亳無關系，現時接近一半的家庭並不擁有自己的物業。政府又提供1,000億元的信貸保證矛中小企，以公共財富補貼私營企業，配以進出口報關費減半、免商業登記和減利得稅等措施，令財團更富有（大型財團往往會把其大量及不同範疇的業務放在不同的有限公司，真正的小商戶往往只持有有一間公司）。

政府早在二零零二年就開始大幅度減少培訓醫生，並不斷減少孕婦床位，社會對醫療服務的需求就由私營的醫療機構「填補」了。事實上，現在香港有一半花費在醫藥的開支產生在私營醫院中，但卻只服務了百分之十的病人。現時公立醫院的孕婦床位則比1997年少了1,000個。教育方面，學生向來就面對學額嚴重短缺的況，每年約12萬會考生被淘汰至只有5萬人能入讀高中教育，而能透過高考入讀政府資助學士學位的學生就只有1萬2千個。教育需求的真空就由私營的學院和補習社填補了。政府又從2000年初開始把教育產業化，引入副學士和高級文憑，再引進334學製，把原來由政府負擔費用的中七學年變成由每個學生因學士學位課程增加一年而多付4萬多元。學前教育在本地全部是私營的，新預算案繼續推行學券計劃，繼續把金錢送給私營機構，把每個孩童和青年必需的教育服務當成賺錢工具。值得一提的是醫療和教育都是香港政府提出的六大優勢產業中的行業，政府將來並只會不斷把更多的醫療服務和教育服務私有化。

老人問題也十分嚴重，全民退休保障遙遙無期。現時政府並無投放資源實行公營長者照顧服務，只有由非政府機構和私營機構提供的資助宿位。全港安老院舍照顧服務的7萬5千個宿位中，有6成即4萬5千個是私營的非資助宿位，根據社會福利署資料，輪候資助安老院舍的長者截至二零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有接近2萬8千人。輪候護理安老院的津助院舍及合約院舍宿位平均時間長達34個月，輪候護養院宿位的平均時間則為35個月。預算案計劃增加的1千個資助宿位只是杯水車薪。跟其他範疇一樣，政府對公營安老服務缺乏投放資源則令私營機構大大發財。除非能夠花費每月6千元或以上光顧私營機構的長者宿位，否則就只有等。現時全港約1.5萬名長者需要依靠收拾和售賣紙皮維生。

從小學教科書開始，統治階級就欺騙我們香港地少人多雲雲，然而現時本港的空置單位有22萬8千個，預算案計劃於港鐵錦上路站和八鄉車廠上黃蓋再提供8,700個單位及5,000個置安心單位予人作投機炒賣。超過30萬人正輪候公屋，計劃每年興建的公屋單位只有1萬5千個。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每年興建的公屋單位元元數量需要5萬個。

我們不能寄望這不民主的政府會有何舉措造福社群，即使設立最低工資等改革也是基層群眾自己爭取得來的，我們必需團結更多的基層群眾參與抗爭，捍衛我們勞動者的利益！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撤銷800億劫貧濟富預算案，反對親富退稅政策，增大公共教育、醫療、福利開支
獨立調查房屋投機，收回228,000個空置單位, 每年興建公屋50,000個單位
全面公營化醫療系統，增大公營醫療開支兩倍
廢除高官及議員特權，與基層民眾同薪同酬
公營化所有大企業及銀行，由工人民主控製與運作

傑瑞米柯賓

香港： 訪問「反種族主義青年」活動發言人余煒彬

2月3日，在嶺南大學校園，約20名來自嶺南大學、中文大學和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等大專院校的學生舉行遊行示威，抗議《蘋果日報》刊登種族主義廣告。本次示威由「反種族主義青年」（YAR）發起，活動發言人為嶺南大學學生暨社會主義行動成員余煒彬。以下與余煒彬的對話：

1) 為什麽你和你的同誌要組織「反種族主義青年」？

香港一直彌漫著種族主義的氣氛，二月一日《蘋果日報》刊登的「反蝗蟲」廣告是一個轉折點，令我們認為迫切需要組織「反種族主義青年」。我們廿多名來大學生在嶺南大學抗議蘋果日報散布仇恨言論，當場焚燒「反蝗蟲」廣告。種族主義是鼓吹暴力，以限製民主自由來達致排外目的，威脅普羅大眾的民主權利和人身安全，它排他的邏輯不單單是針對「外來者」，更會延伸至其他弱勢群體如領取綜援人士。右翼民粹在政治真空中發展迅速，一次性的抗議行動並不足夠，我們必須建立堅實的組織進行長久戰，提供一個左翼的論述以揭露社會的真相。

2) 種族主義在香港是個嚴重問題嗎？

由英殖時期，建製有意識煽動起的對越南船民和香港艇戶的歧視，或對南亞英軍後代的歧視。到今天，政府利用港人內地非婚生子女居港權、外傭居港權或雙非孕婦來港產子議題，大打種族牌以達致其一時目的，如轉移公眾對政府親商政策、公共開支不足、利得稅率甚低等問題的視線。縱然，現在的香港與國外相比仍然是小巫見大巫，但是圍繞著嶺大種族主義教授陳雲＜城邦論＞的，是自覺的種族主義者，明明白白的主張香港的「文化優越論」，又指大陸人是蝗蟲，用的是殘體字。種族主義者的仇恨言論更有從虛擬世界走到現實的趨勢，例如「唱蝗團」和有人報稱看見內地人推嬰兒車路過而上前撞了一下。若果沒有人組織青年反抗，種族主義可以走向更危險的情況。

3) 對於公共開支不勝負荷，你認為如何解決？

公共服務不足源於政府不斷的私有化方案，最嚴重的要算是醫療和教育的私有化。例如醫療開支在歷年削減之下僅得國民生產總值百分之二點八，公立醫院的床位比九七年還要少一千張。教育的開支亦僅得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三點六，比例上比津巴布韋、埃塞俄比亞更低。這些問題都源於資本主義的利潤製度。解決公共服務不足的方法是立即公有化所有醫療設施、公共事業，受工人選舉的委員會民主管理，充公所有空置房屋和個人的第二套住房，供有需要的人入住，大幅度提高公共開支，廢除資本主義利潤製度。

4) 對於外傭居港權議題，你的看法如何？

外傭居港權議題是由統治階級煽動起來，以在去年區議會選舉打擊參加五區公投的政黨。他們以誇大事實、偽造數據來煽動起香港人的犬儒主義。為了統治階級的利益，一向對外傭實施歧視政策，例如外傭的最低工資（即同時是最高工資，大多數雇主不會支付高於最低工資）遠低於本地人，以維持本地的廉價勞動力。所以本地勞動人民的利益和外傭實際上是扣連在一起的，應該團結反對資本剝削和兩地腐敗的統治當局。我們應以由兩地勞動人民所組成的出入境委員會負責審查移民要求。

5) 今天香港的反種族主義鬥爭水平如何？

我們第一次焚燒「反蝗蟲」廣告向種族主義者迎頭痛擊，於一面倒的仇視內地人氣氛下出現了反輿論，連蘋果日報都忽然轉駄，急急出了一篇「要旗幟鮮明反對『蝗蟲論』與歧視」。然而，今日整體香港反對種族主義的水平是非常之低層次，右翼及中間派政客固然走上歧視內地人的立場，外傭工會以至泛左團體皆沒有信心采取行動，只想消極地逃避，期待有一天種族主義情緒會自行消失。今天的香港事實上很需要一個隨時能動員一百至一百五十名活躍分子的反種族主義統一戰線，才有望把種族主義扼殺在萌芽時期。

6) 國際經驗及例如對於你組織「反種族主義青年」有幫助嗎？

我是「工人國際委員會」(CWI)香港支部「社會主義行動」的成員。工人國際委員會在各地對抗種族主義的經驗，例如在政治運動上，瑞典、澳洲捍衛難民權，以及直接行動上阻截種族主義政團遊行，或者阻截政府遣返難民回國，故此與國際同誌定期交流，都可以作為借鏡。我們瑞典支部有同誌曾經被納粹分子列入暗殺黑名單中的第二名（原來的第一名已經被殺了！），試問在香港面對些許電話滋擾和網絡上的人身攻擊，又怎能阻止我們繼續鬥爭？

7) 「反種族主義青年」未來有什麽計劃？

我們會繼續深化在大學的組織，建設堅定的反種族主義團隊。我們目前有來自嶺南大學、中文大學、城市大學等會員，要加強在重點院校例如嶺南大學和中文大學的組織工作，設立街站和派發傳單，並且要舉行定期的政治討論會，加強會員的政治教育，增加會員人數。日後如果我們組織力量夠強大，除了與工會及左翼團體組織抗議，更會去進行反抗議反宣傳，例如種族主義的建製組織「愛護香港力量」有宣傳時，我們會組織更多人到場抗議，甚至阻止他們的宣傳行動。

8) 什麽人可以加入「反種族主義青年」？會員需要幹什麽呢？

參加反種族主義青年的唯一資格限製是參加者必不認同種族主義觀點，並以左翼理念與之抗爭。我們既有十三歲的會員，亦有六十歲的會員；既有本地人參加，亦有內地人、美國人、墨西哥人等等參加；既有學生，亦有職業青年。我們不要紙面上的會員，需要成員挺身而出切實參與抗爭，並勇於招募更多成員加入。作為我們的成員將會有一張會員證，會員應該公開自己的身分，在朋輩中建立一個拒絕種族主義的氣氛，並且參與反種族主義青年的政治活動。

香港：小圈子選舉自尋死路

香港的特首小圈子選舉淪為一場醜聞纏身、醜態百出的鬧劇。最近幾周接連發生的戲劇性事件，好像天天反復印證一句俗語 – 真相比小說還離奇。香港親北京的統治權貴和商業巨子的貪瀆腐敗、無恥謊言、犯禁違法和任人唯親的醬缸文化暴露無遺。更甚者，醜聞涉及三個月後將卸任的在任特首曾蔭權。由於接受款待、乘座私人飛機，曾蔭權在立法會道歉，指「連串事件動搖市民對製度的信心」。

我們目睹了世界各地風起雲湧的抗議浪潮，群眾群起反對操控政經決策的「1%」資本家。但香港的小圈子選舉製度甚至沒有向1%的選民開放！ 0.017%的香港市民組成的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將選擇決定下一任特首。該委員會主要是由商家和有錢人組成，還包括少數的所謂「業界利益團體」以略作裝飾。無論如何，最終還是由中共當局一錘定音。

假戲真做　東歪西倒

上兩屆的2002年和2007年特首選舉中，北京只派出一名候選人，令其當然「當選」。這一次，當局有種種原因，要假戲真做，從建製陣營中推選出了第二名候選人，應付民間要求實現真正民主的聲音。小圈子選舉聲名狼藉。因此，為了給予獲勝的候選人一定的「合法性」，北京精心編排一場「競選戰」，並安排了所有選舉需要的真實內容（競選宣言、民意調查、競選集會和辯論），但是恰恰沒有真正的選民！自編自導的「偽選舉」令北京未來多一個操控局勢的手段，以便去把弄和限製群眾要求普選的要求，維護自己的牢牢手握大局的「底線」。 根據他們的計算，無論未來選舉權如何擴大，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可以改組成為提名委員會，成為「過濾系統」以排除建製不想要的候選人。

但中共預想的「紳士之間的較量」徹底崩潰。香港人目擊一場唐梁兩營之間的殊死混戰。毫無疑問，這反映了香港的資本權貴內內部的權力鬥爭，而候選人激烈沖突幕後的陰招詭計更反映出中國專製當局自身出現的分裂。

唐營節節敗退

從一開始，北京青睞的特首候選人就是商人出身的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一個惡名遠播、昏庸無能的「紈褲子弟」。但幾乎沒有人能夠預測他今天竟然會在競選中節節失退，當中他的行徑暴露其愚蠢無能的特征。同時，唐營受挫也在很大程度上說明，所謂商業天才組成的「強大團隊」到底是些什麽貨色。唐英年的競選團隊是由東亞銀行老板李國寶領銜、前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任誌剛作為「高級顧問」。另外，助選團隊中的劉鑾鴻（劉鑾雄的胞弟）近來也惡名遠揚，因為他動用價值1.52億的豪華遊艇，「順道」將出席完澳門賭場春茗的特首曾蔭權及其妻子載回香港。

唐英年一家的九龍塘豪宅非法僭建揭示出一個宏大的「地下行宮」，擁有葡萄酒品酒室、健身房、美發沙龍、多用途影院和日式浴堂等設施。唐宅圖則暴光後，唐英年的謊話連篇、諉過於人，無恥達到了前無古人的地步。最初他先是根本否認地庫的存在，接著又聲稱非法僭建物不過是個「儲藏室」，最終竟然諉過於他的妻子！如果當初2007年修建房屋時的設計包含了此非法地庫的話，唐英年及其妻可能會因為欺騙屋宇署而入獄兩年。兩人已經被下令拆除地下室，被傳需要以混凝土灌入填補空間！

遊艇和僭建醜聞揭示的資本權貴窮奢極欲、腐敗不堪的生活，與香港稠密的居住環境和驚人的生活成本對比鮮明，使絕民眾感到惡心與憤怒。拜曾蔭權的商家朋友所賜，世界上最難負擔的住房價格（與收入比）就在香港。據報的唐英年2400平方英尺的地庫面積要比香港普通住房單位的平均面積大5倍，是我們惡名昭著的木板隔間房面積的40倍！

最近美國國家科學院一份調查發現，「富人比那些不富有的人更可能撒謊、欺騙和違反法律」。這一調查結果對於社會主義者而言不但不意外，還恰恰為唐英年和他同夥加以印證。唐英年自己是政府打擊非法僭建物的一個負責人。去年五月，在曾蔭權住所非法僭建醜聞曝光後，政府成員被勒令「妥善整修房子」，並要申報告所有非法建造，當中有五名政府成員被發現違反法律。不僅是違法越軌行為本身，真正惹怒了百萬民眾的，是權貴自以為是，超乎於自己製定的法律之上的心態。唐英年聲稱他的競選是「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正如《南華早報》一位專欄作家指出：「（核心價值就是）富人擁有知法犯法的權利。」

唐英年為何不退選

《南華早報》的社論表示，「唐英年已別無選擇，只有退出競選」；《蘋果日報》則說，他的信譽已經被「埋葬在地庫」下。然而，唐英年仍然步履蹣跚地繼續競選，被人們形容為「無恥的」、「荒謬的」與「滑稽的」。這顯然不只是唐一個人的決策（說起來唐英年自己有否曾經做出過任何決定），而是反映了北京當局和富豪推波助瀾。民意調查顯示，有三分之二的受訪者說他應該退出競選。即使是當年唐英年有份成立的自由黨，也機會主義地表示，「如果民意仍然不接受唐英年，自由黨選委不會投票給唐英年」。

這不只是唐英年個人的「無恥」和「荒謬」，而是製度本身帶來的問題。從一開始，何俊仁參選特首就是為了爭取民主黨的曝光，並對北京當局顯示他的政黨追求「通過談判實現民主」的幻想。更難堪的，是民主黨何俊仁決定繼續作為「陪跑小醜」，在這場鬧劇中折騰。

正如《社會主義者》雜誌始終強調的，真正的民主權利從來不是「仁慈」的專製當局授予的。民主必須通過群眾鬥爭去爭取，不僅在香港，還需要與中國大陸的群眾鬥爭聯系起來。泛民主陣營中的妥協派，沒有真正地抵製專製政權，反而為小圈子選舉與2010年政改方案保駕護航，以粉飾「民主的」門面，註定被中共當局玩弄於股掌間。

候選人唐英年是一個上海紡織名門家族的後裔，其父親唐翔千在2010年被列為香港第40位最富有的人（「福布斯」雜誌），據說與前中共領導人江澤民關系密切。他是統治權貴的首要選擇，得到香港一批「知名的」銀行家和地產商的支持。12個大型地產集團掌握著選舉委員會中的64票，其中38票已經明確指定支持唐英年。此外，匯豐銀行的亞太區行政總裁王冬勝最近剛剛下令在香港裁減3,000個職位，他與香港首富李嘉誠一樣都是唐英年的重要支持者。

商家想在禮賓府裏安插一名恭順聽話的自己人。他們對雄心勃勃的梁振英心懷警惕、疑慮重重，視他為對大亨們統治製度心懷不滿的二線商人們的代言人。雖然兩者都清晰擁護資本主義，但是唐英年更是篤信「小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正統教義；而梁振英則更類似社會自由派，傾向於在養老金和住房等領域的政府幹預。有反梁營的商家攻擊他為「社會主義者」，但正如極右翼共和黨人對奧巴馬也有類似的攻擊，是極其荒謬的。

傑瑞米柯賓

危機在此，下一步怎樣走？

不管誰能在選舉中勝出，北京現在都面臨嚴重困境和政治危機。在地下行宮曝光後，許多人認為北京會匆忙推出「B計劃」，在二月底的提名最後期限前，派出新的候選人，如民建聯名譽主席曾鈺成。但目前暫時北京仍然堅持「A計劃」，一方面是因為當局認為，當前的任何計劃改變都會表現自己驚惶失措，另一方面當局亦正猶豫於下一步棋怎麽走。如果推出第三名建製派候選人，會令在3月25日的選舉中將沒有人能得到所需要的601票，增加流選風險，而不得不在5月重新進行選舉，導致出現更尷尬的局面。

如果唐英年在群情洶湧下被當選的話，香港將面臨「管治危機」。甚至唐英年的前戰友、自由黨名譽主席田北俊也警告，2003年七一大遊行反對廿三條、數十萬人走上街頭的一幕可能重演。如果成真，影響波及範圍將超越香港。習近平作為現任國家主席胡錦濤的繼任人，是中共當局中香港事務的最終負責人，對選舉失控亦要負上責任。一位與中央政府關系密切、不願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進一步說明：「如果香港局勢失控，這將對（中國）新的領導班子帶來負面影響。這不只是香港事務。」(《南華早報》，2月29日)

唐梁之爭的激烈程度連北京都被嚇了一跳。這反映，在「選舉」工程和與之相伴的互相抹黑，大大激化資本建製派內部的權力鬥爭。這也是中共當局不想在中國推行「西方民主」的主要理由，因為它深知，現階段當局內部的權力鬥爭仍然受到專製製度這一「束身衣」的束縛與壓製，任其爆炸將對自身的統治構成威脅。這種上層的內部分裂也是資本主義危機日益深化的表征。大陸即使要推行限製重重的香港式假選舉，也很可能會形成統治危機。如今北京對香港選舉的局況未能牢牢在握，這對中央自身都是一個警號，未來任何「改革」的想法對其統治皆極其危險。

從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中共當局就與香港的名門望族建立起密切聯系。自1997年以後，當局更願意透過這批富豪來統治香港。中共當局之所以支持唐英年，因為他是豪門眼中的「安全可靠的代言人」。北京方面之所以給梁振英參選開綠燈，不過是為了增加一些「有選擇、有競爭」的錯覺。梁振英的盤算的，很可能不是今屆當選，而旨在下一屆2017年的特首選舉。但選舉就像任何領域的鬥爭一樣，它自有其邏輯。梁振英自己可能都沒預料到，由其陣營發動的「地庫醜聞」會發展成災難性的政治局面。但是覆水難收，如今這對於整個體製的損害已經是木已成舟。

甚至比中共當局，資本權貴更不漠視民意調查，更不拘泥於民主小節，至今似乎堅持要挺唐英年。他們對梁振英的不信任、擔心他過於「獨立」的想法，隨著梁營競選工程的作用日漸提高。這已經是公開的秘密，在背後泄漏相關信息，重重打擊唐英年信譽的是梁振英陣營。而且，最近也是梁營泄漏曾蔭權的相關醜聞，以打擊「現屆政府」的威望，順水推舟抹黑卸任政務司司長不久的唐英年。商界巨頭可能會遊說北京堅持挺唐英年，一是因為「無法與梁振英合作」，二是因為他兇狠的競選戰術嚴重損害了整個統治根基。

北京當局可能仍然選擇支持唐英年嗎？當前不可能作出任何確切預測。但是，從很多場合所示，香港民眾群情洶湧，對中央的大為不滿。中共威權統治的性質意味著，它缺少合適的政治工具管理一個「民主」，日間更復雜的局勢不是依靠官僚發號施令就能解決的。尤其是如果群眾的反對沒能通過街頭運動表現出來的話，唐英年仍然有一線生機。

正當選舉鬧劇令局面崩潰，對於所有反專製、反對「1%」資本家的人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機遇。今天群眾的不滿超越了針對不民主選舉製度，更去到對整個統治階級的深痛絕惡，必須以有組織的方式宣示出來。必須組織街頭抗議及群眾運動揭露三名候選人、其親資本主義方案，以及令人憎惡的小圈子選舉。社會主義行動將在這場鬥爭中起到自己的作用。舊的泛民主陣營已經崩潰，右翼泛民主派可恥地投降，現在有必要在群眾鬥爭、民主基層成員架構、反對資本主義和專製統治的綱領等基礎上，建立一個新的民主運動的。在這方面決定性力量是工人階級和青年，他們必須創建一個新的擁有社會主義綱領的基層工人政黨。

香港外勞的心聲

有301,000名外勞在香港生活工作。當中大部分來自印度尼西亞以及菲律賓，也有少部分來自泰國、尼泊爾和斯裏蘭卡等地。她們負責照顧孩童、老弱，並確保香港眾多家庭生活的正常運作－這都是此缺乏福利的城市中必要的服務。而外傭得到的回報卻是社會上的歧視與指責。去年，外傭被親建製的組織和政客攻擊。最近，兩名建製派的政客投訴星期天的市中心人頭擁擠。好像外傭們在一周這唯一的假日中能夠有其他選擇，她們大多都沒有私人地方來跟朋友社交、休憩等。

在居港權官司中反抗歧視的外傭們成了城中熱話。這被政府和資產階級建製來攻擊外傭，並將她們變成政府對於公共服務的失敗之替死鬼。外傭居港權的問題並非是特權，而是平權。為甚麽對銀行家與律師們——事實上前面兩者在社會中的「貢獻」更為成疑——與對外傭們適用不同的法律呢？。大多的外傭們根本不想要永久居留權，並認為工資以及工時的問題更為重要。《社會主義者》雜誌與都是來自菲律賓的Divina、Elsa和Glenda，討論她們的經歷。

Divina：我想念女兒們

Divina十二年前來到香港。在馬尼拉，她曾經是位會計經理，但跟公司發生矛盾後離開。她毅然到香港成為家庭傭工，為家庭賺取更多的收入，並負擔兩名女兒的教育。

她說到海外工作帶來許多困難與問題，尤其是孩子們要在缺乏母親照料的情況下成長。這往往導致許多的問題，例如未成年懷孕、濫藥和暴力等。她大女兒的住所最近被打劫。讓她感到非常擔心和心疼。她女兒跟其他女學生在大學附近合租了一個單位，而這次的遭遇不單是女兒的手機和財物被盜，更使她們成了馬尼拉高犯罪率的受害者。另一名與她女兒同一所大學的女生在數月前遇害。這令到離鄉別井打工的母親更為擔憂。

Divina早年都能夠每年回家探親，但她最近回家的一次已經是三年前的事了。她負擔不起兩名女兒來香港探望她，所以去年四月只有她大女兒來。她非常掛念小女兒。

外傭在香港第一次訂立的最低工資中被排除。「香港政府是明顯地在歧視。外來勞工跟香港本地工人沒什麽兩樣，我們都是工人！」她說。

Elsa：居港權的議題反映出不僅僅是種族主義，還有是階級歧視

Elsa在香港已經工作了差不多十二年了。自從她守寡以來，她成為了家中的唯一收入來源，需要養育兩名在學的女兒。在菲律賓，她曾經當過小商販。然而她丈夫得癌癥過身後，這一切就改變了。她的經濟狀況讓她別無選擇。「離開我兩名才十幾歲大的女兒去到外地打工是我一生人最困難的決定。」Elsa說。

外地家務傭工完成了兩年期的合約後才能夠有一次兩星期的回家休假。對於Elsa來說，到外地打工的問題之一是：她長期的離開並未能好好教育孩子，她最小的女兒在十七歲就懷孕了。Elsa的極力支援下，她女兒還是獲得了大學學位。「我上次回菲律賓是在2011年四月參加女兒的畢業典禮。」她說。

Glenda：工作成了生活的全部

Glenda今年三十三歲，已婚並育有一名兒子。她自2003年開始在香港工作。在此之前，她曾在臺灣的工廠工作三年，那時候她才二十歲。Glenda來自貧窮家庭，但她也擁有大學學位。由於在菲律賓難以尋找工作，為了幫補家計，她毅然出國找尋「更好的機會」（greener pasture）。對於Glenda，到海外工作完全吞沒了一個二十歲少女本該有的正常生活－工作成了生活的全部，來養活家人。像許多其他外勞一樣，她經歷了抑郁、情緒緊張和嚴重的思鄉病。

「那時候非常辛苦。」Glenda說她早年在香港的生活。她要早上五時起床並工作至晚上十時，不過她還是有每周一天的假期。她現在的工作更為痛苦。她跟她姊妹在一起工作生活，負責照顧一對老年夫婦。老婦人患有老人癡呆癥，並經常對Glenda和她姊妹惡言相向。

她們的生活環境非常擠迫，而她倆連基本的舒適也沒有。Glenda要她姊妹一同睡在地板上，僅僅墊了一床棉被而已。老婦人不讓她們睡在多余的床褥上。晚上她們甚至不允許在工作情況之外使用電燈，因此她們只用手電筒。她們的食物還可以，只是老婦人總是在吃飯時不停咒罵她倆，經常以「蠢豬」相稱。

她們不但在家裏受到羞辱，在外面也如是－無論在餐廳、商店甚至醫院。她認為這種歧視不單是針對她作為菲律賓人，也是在歧視家庭傭工。

「一次我永遠都忘記不了的歧視經歷是早年我主人讓我帶他兒子到私人遊泳池。管理人竟然不讓家傭們在池裏遊泳。這讓我聯想到以前美國白人與黑人的隔離政策。」

Glenda的每月工資只有港幣3,580，而她投訴發薪永遠會遲五天。「我要附賬單，買東西，我在這裏付的是港幣，不是披索！我們的工資根本不能讓我們有尊嚴過活。」

Glenda對外傭被排除在最低工資之外感到失望：「將我們排除在外實在是非常不人道！」

三月八日是國際婦女節，全世界的女性都會參與遊行活動來為自己的權利抗爭。香港亦會舉行不同的集會。女性外勞比大部分人更有原因走出來抗爭。我們需要屬於外勞真正的民主工會，並將他們的抗爭聯系到本地工人的抗爭－為了平等權利、生活工資和工作保障。

沒有團結抗爭就不會有改變！

傑瑞米柯賓

香港：「長毛」被判囚兩個月

社會民主連線（LSD）主席「長毛」梁國雄被控刑事毀壞及擾亂公眾秩序的莫須有罪名，並判囚兩個月後，將可能面臨被立法會開除議席。而其他示威者－黃洋達、容偉棠，鄧建華及陳倩瑩－則被判三周徒刑。

案件針對去年九月抗議政府所舉辦的就遞補機製的咨詢論壇的示威，這再一次反映出對反政府示威的打壓。去年七一遊行有超過二十萬人抗議政府這個不民主的方案。 ｢咨詢」論壇只不過是政府裝模作樣的拖延策略，來轉移公眾的不滿，並準備在將來再一次硬推舊方案的修改版本。

此次法院的判決是對正義的效顰。所謂刑事毀壞的物件是在尖沙嘴一個會議中心的兩扇門，價值四千元，而對示威者加起來的刑期卻是五個月。被告們同時被控擾亂公眾秩序，但事件的成因事實上是政府拒絕示威者參與那個「公眾論壇」。

示威者被刑事檢控

「囚禁『長毛』的決定是一個恥辱。」曾經多番與這位社民連議員共同抗爭的香港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ＣＷＩ）的鄧美晶評論道：「這證明了我們社會對於有錢人和有權勢的人有一套法律，而其他普通人則有另一套法律－示威者被刑事檢控，但另一方面政府高官和特首候選人可以隨意違反法律、收受奢侈禮物、並與黑勢力聯誼。」

進行中的特首小圈子選舉，將會在星期天由一千二百個精英選委投票舉行，而這個選舉自身已經變成一個鬧劇，(特首)候選人及其競選團隊接二連三地被揭發肆意違法和與犯罪分子狼狽為奸的醜聞。但是挺身對抗這完全反民主製度的人士卻遭到警察的鎮壓、法律與媒體輿論的嗜血攻擊。

正當香港要求民主的聲音越來越大，群眾對不斷加大的貧富差距的不滿越來越深，由中央支持的資產階級建製正尋求新的打壓方法。針對「長毛」的法院案件是明顯的政治檢控，是對他和他的政黨的報復，只是因為他們在2010年為抗議龜速的民主進程而發起的變相公投運動中反政府的角色。

四十五年來最多打壓的一年

政府對示威抗議愈來愈有出的對抗性和強硬手段的趨勢，並在一年前委任了鷹派的曾偉雄作為警務處處長。曾偉雄所領導的警隊明顯地改變了作風，在2011年拘捕了416名示威者，相對前年只有50人。這是自1967年導致數十人死亡的反英暴動以來拘捕人數最多的一年。

立法會議員如果被判囚超過一個月就可以被解除議員席位。我們現需要一個有力的群眾抗議運動來要求解除對這五名人士的莫須有指控，並揭露這法院判決的階級偏見。

•撤銷對「長毛」梁國雄和其他四名被控人士的罪名
•停止任何褫奪「長毛」立法會議席的行動
•提升對不民主的政府與選舉製度的抗爭，​​反對社會中1%的資本家

香港元州：領匯漠視居民需求建製議員敷衍塞責

居住於深水埗元州村元和樓十多年的街坊周先生，本月聯絡社會主義行動元州村區議會前仗候選人鄧美晶（Sally），表示希望我們能協助元州村特別是元和樓的居民解決兩項與元州領匯商場內設施有關的問題。

首先，由於領匯商場二樓可直接通往長者宿舍元和樓，而同時商場有自動扶手電梯通往二樓，因此元和樓的長者一般習慣經由元州商場回家。然而，商場近發祥街出入口的電梯每日會運行至淩晨十二點，而迎長發街一側的電梯卻會在十點鐘停止運作，這樣就對元和樓的長者造成極大的不便，令他們不得不多繞超過一百米的距離方能回家。

另外，近發祥街的商場出入口兩道玻璃門中其中一道長年累月失修損壞而不予開放，由於該出入口可直接通往保安道街市亦較接近地鐵站，因此人流量甚多，一道玻璃門的損壞足令街坊不得不集中擁擠在另一道門通行。周先生指，該玻璃門經常損壞，多次維修後不久卻又再次因損壞而不予開放，而今次更關閉了四個月仍未修復，令街坊感到相當不滿。

對於上述兩項情況，周先生無奈地告訴我們，無論是當區民建聯的區議員陳偉明，抑或辦事處就設置在元州村內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慧瓊，還是民協的施德來等，對於這些問題表現出極端不負責任的態度。要麽稱愛莫能助，要麽說自己不太了解情況。因此，周先生希望我們能夠給予協助，跟進這些問題。

不到半年前，在一片涉嫌舞弊和種票的陰霾下，建製派得以在選舉中「大勝」。當時，我們社會主義行動聯合社會民主連線組成選舉同盟參予了這一場選舉，以我們激進進步的政綱為元州村的居民提供一條左翼的替代方案。最後我們得到了近五百票的支持，百分之八的得票率。這對於我們，一個年青的激進力量，而言是一個相當成功的成績。

在該次選舉中，建製派民建聯的候選人獲得了三千多票而連任。選舉期間，我們指出建製派乃至右翼政黨民協只著眼於對居民以小恩小惠的籠絡，卻在實質的工作上推諉責任、腐化無能。特別是對領匯瘋狂加租，漠視區內民生束手無策。很不幸地這一個情境，卻被我們再一次所言中。

當我們的成員與周先生面談並到元州商場了解情況後，立即就前往元州商場的領匯辦事處跟進問題。一如所料，領匯方面采取推諉的態度，他們表示，商場本應十時正關門，只是近發祥街一側由於二樓酒樓客人未散，所以才讓電梯運作至十二時；至於玻璃門的問題，他們側推諉於「承建商」身上，指正在等待他們提供合格的零件以作維修，並稱「最快四月底方可修妥」。但直至臨離開之時，領匯方知道我們成員的身份並交換了名片。

結果，當我們正準備動員受影響的街坊舉行一次反對領匯漠視街坊需求的示威集會，與領匯交涉兩日後，鄧美晶再次接到周先生的來電，表示雖然電梯問題仍未解決，但那「最快四月底方可修妥」的玻璃門卻已經完成維修並重新開放了。

一方面，這充分暴露了右翼政黨政客的無恥無能。這一事例非常生動而現實地說明了民建聯無論在選前或選後如何大灑金錢以圖籠絡或聲稱自己如何「務實」，最終都會原形畢露。同時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不到半年前有人曾經口口聲聲的標榜自己「服務社區」多少年，或稱自己如何「熟悉社區情況」。平日裏高薪厚祿，堂而皇之地居廟堂之上，但卻對社區小小一件舉手之勞的事情卻束手無策。

另一方面，從與周先生的訪問中得知，事實上在領匯上市前，元州商場兩側的電梯都是開放至淩晨十二時，相信領匯是為了節省電費成本而縮短開放時間。領匯一直以來漠視民生需要，一味貪得無厭追蹤利潤。我們的政綱早已提出過「充公領匯資產，收歸民主公營」，亦多次發動示威反對領匯霸權。而這一次我們亦有理由相信，領匯由一開始意圖推搪拖延，到知道我們成員身份後由於畏懼群眾抗爭而加緊維修。說明社區事務，不能信任由政黨政團包辦，民眾必須親自投入參與，方能為自己爭取到改善。

雖然現時玻璃門業已修好，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的工作到此為止。電梯問題仍未解決，我們正計劃發動新一輪抗爭行動向領匯施壓；周先生亦表明願意協助，並已有十多名受影響的街坊願意參與。

當然，我們亦不會忘記，問題的根源在於領匯私有化本身！因此，我們亦同時堅守我們的立場，——充公領匯資產，收歸民主公營！

香港：豺狼上臺　民主鬥爭的暴風雨

3月25日，正當權貴主導的選委會宣布梁振英「當選」為候任特首之時，3000名示威者於投票中心開始高喊「梁振英下臺」，這是中央極權傀儡的一個不祥的新開始。示威者受到警方胡椒噴霧的攻擊，顯然亦是大事發生前的警號。在這場不民主的選舉鬧劇結束一星期後，成千上萬的民眾勢要參與4月1日首個反梁振英的遊行。

上星期投票後，一場前所未有最惡劣的選舉「圓滿」結束。對北京來說，這是一場政治惡夢，破壞了所有候選人的聲望，更進一步令香港不民主的政製惡名遠播，而北京幾乎無掩飾地控製是次選舉，深化了公眾對中央的對立意識。更甚者，是次小圈子選舉離不開貪汙醜聞、違法事件、官商勾結，連帶大力打擊香港的資本主義製度。即使選舉已過，醜聞依然繼續，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以及兩名地產界鉅頭（敦氏兄弟）正涉及貪汙事件的調查，事件前所未有地惹人註目。醜陋的選舉工程不免危及勝出者，為下屆特首造就不利條件，而非如北京所願令其取得「公眾合法性」。

只有57%的選委會(689票)投票給梁振英，是1997年香港開始特首選舉的「表演」以來最低的得票率。（小圈子選舉只有1193名名人精英可以投票，其中大多數是最有錢的資本家）。梁振英於北京控製的選委會內僅僅取得多數，但他在社會上真正的支持度卻低得多。一個由數間大學合辦的模擬投票（民間選舉）吸引了223,000人投票，更準確地反映了民意：54% (119,000)投白票，只有17.8%票投梁振英。

超出中共政權的意料，是當初讓兩名親北京候選人競選，原本為製造「民主選擇」的遮醜布，結果卻引發一場唐梁兩營之間完全失控的鬥爭。一名評論員適切地將是次選舉總結為「政治宰殺場」，而令香港資本權貴展開前所未見的分裂。

「防暴警察及催淚彈」

選舉接近尾聲之時，資本權貴陣營分裂的激烈程度展露無遺。當時已無望獲勝的唐英年指控梁振英於2003年的一個高層秘密會議中，建議使用「防暴警察及催淚彈」鎮壓反對廿三條國安法的示威者。唐英年又指梁振英又想限製商臺的牌照，以懲罰它宣傳鼓吹反政府抗議活動。雖然梁振英強烈否認，但超過一半人口相信指控屬實。事實上電臺牌照一事並非什麼新事，當時報章亦有報導過梁振英的立場。

我們可以很有把握地認為，2003年時梁振英並非唯一一個考慮使用鎮壓手段的人。唐英年的指控引致其他秘密洩漏，例如當時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淑儀（數星期後引咎辭職）曾經與自由黨黨首田北俊討論可能要動用解放軍。政府當時退讓的主要原因，並非基於「和平主義」或「捍衛香港核心價值」，而是因為2003年7月1日五十萬人遊行上街，以及由此反映出的當時民眾的憤怒情緒。在此情況上，政府使用殘酷鎮壓可以促發反彈，發展出半革命的氣氛。

唐英年因為散播這些資訊，被一些資深的政治人物嚴厲讉責。北京對於他的講話大吃一驚，並毫無疑問地十分忿怒。唐英年的指控關乎到資本權貴極力隱瞞的最內部秘密，即「國家」的真正本質，以列寧的語匯《國家與革命》可以將之歸結為「特殊的武裝隊伍」。

唐英年打破此「禁忌」，足以証明了資本建製內的鬥爭是如何激烈和嚴峻。他後來坦承，當知道「梁振英有機會勝出」後，便決定打破政府的保密協議（對此他可能會面對紀律處分）。但事實上，唐英年及其強大的利益後臺一定知道，最後階段時唐英年的選舉工程在政治上已經死亡。唐英年選舉期間醜聞不絕，如果他勝出將會造成即時的管治危機。對梁振英的攻擊是用來摧毀整個選舉，造成僵持狀態，迫使發生以新候選人參與的第二輪選舉。選舉前的一個民意調查指出，四分之三人口對流選及新候選人表示歡迎。大部分人對唐、梁、陪跑小醜民主黨何俊仁的態度是「別吵了！你們都去死吧！」。

但中共不想有任何重選發生，故此於3月14日人大會議閉幕後，中央政府開始遊說選委會投票支持梁營。「我們的底線是不想見到流選發生。」一名不透露姓名的北京人士消息指：「拖延多數星期只會引發更多互揭隱私以及建製陣營的分裂。」(《南華早報》, 3月21日)

最後數天，選舉工程變得更公開及笨拙。中聯辦不但派人到處遊說，更向報章施加壓力不得刊登批擊梁振英的報導。樹仁大學新聞系教授梁天偉指，中聯辦幹預媒體是一個趨勢，現在做法更為赤裸。

此外，有報導指李嘉誠曾於人大會議後於北京與接任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當中習近平要求他轉向支持梁振英。「李超人」不但拒絕，更將此事透露公眾。

即使在選委會的權貴陣營之內，梁振英的支持度都難以令人信服，卻邁向成為97年以來香港最脆弱的候任特首。正如很多評論員所指，即使如預期一樣，梁振英會於上任早期實行一些民粹的開支政策，但他似乎也不能享受任何政治蜜月期。正如低收入家庭、無家者、老年人需要大量政策援助之際，梁振英將面對來自資本權貴的壓力。這些權貴深深分裂，又對梁心抱懷疑，如果梁振英有響起任何警號，要放棄香港傳統的「小政府」教條，他們一定會怒吼。在選舉的最後數星期，梁振英已經開始減少談及社會政策綱領。《南華早報》發現，唐英年的選舉綱領其實比梁振英的包含更多開支計劃。

廿三條立法

梁振英是強化國家機器鎮壓、勒緊香港「抗議文化」的強硬派，去年有數千個大小的抗議活動，議題包括社會議題以及民主訴求，而警察愈來愈以強硬取態對付。盛傳梁振英是中國共產黨黨員，但他多番否認。數年來即使他自己是政府一員，卻有技巧地向特首辦發動挑戰，扮演著批評政府的角色。（由1999年來他一直是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召集人，直至2011年辭職參與此選舉）

梁振英於選舉後翌日到訪中聯訪，證實了廣泛公眾的看法：北京比以往更多地控製大局。現時有傳中間有一個交易，為回報中聯辦遊說有功，梁振英會從事「四大政治任務」：通過廿三條立法、實行國民教育（親中國／中共）、扼製港臺（時常直言批擊建製的公營大氣電波）、政製發展（以北京可接受的方式實行普選）。

特別是，梁振英力圖推行廿三條立法（很多人假定2003年事件後廿三條已告一段落）。那年夏天的群眾運動觸發了政府重要的管治危機，以及特首董建華（也是梁振英的「良師益友」）的辭職。如果廿三條當時通過，會深化香港政局的「大陸化」，引入中共對集會及組織自由的嚴苛打壓，進一步箝製媒體（現時已被依照北京意願扭曲），禁止公眾鼓動反對一黨專政。廿三條會給一張空白支票，讓政府可以鎮壓任何挑戰北京專製政權及香港資本主義的運動或鬥爭。這會將香港轉向至警察國家。

反對派政治領袖警告，梁振英會預備「白色恐怖」的統治，不是沒有理由，縱然他脆弱的選舉會令他面對很大問題。在鷹派警務處處長曾偉雄上任後，警察採取更衡突性的策略，使去年有440名示威者被捕（相比之下2010年數字為50人）。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正在鬥爭反抗報復性的兩個月判囚，法庭聲稱他擾亂一個政府諮詢論壇，其他幾個示威者亦面臨相關判監。這些都是政治大陸化的警號，而梁上任後很可能會被強化。

為了反對鎮壓手段以及新政府推行廿三條立法，需要一場與以往不同的群眾運動。2003年的遊行展示了民眾對此議題的深刻感受，而今天中國日益加強鎮壓下，已經大致上否定了對中共「民主化」的希望，民眾對廿三條更為反感。這運動可以並必須以街頭抗議開始，但不能停留在此水平，這是不足以對抗的政府製止抵抗的決心。

反廿三條、爭取全面民主權利的鬥爭必須連繫至其他政治武器，例如罷工、杯葛運動等群眾集體行動。今天歐洲工人正反削支政策以及「三座大山」(國際貨幣基金、中央銀行和歐盟)的不民主統治，例如愛爾蘭的集體拒絕付款運動以反對緊縮稅項。這運動是由左翼領導的，當中社會主義黨（社會主義行動的姊妹組織）扮演重要角度。在香港，我們必須引領大中學生加入反廿三條的陣營，推動一天罷課為開始的理念，以至其他形式的群眾行動，從而將抗爭擴散至其他領域。

未來迎戰鷹派梁振英的鬥爭必須要充分組織和準備，需要有糾察隊以及更自律的遊行，去迎接去挑釁性的警察（包括混入搞事分子）。這表明需要建立民主群眾組織去鬥爭：戰鬥性工會，更重要的是真正基層工人政黨。

傑瑞米柯賓

政治震盪

梁振英的勝利標誌著由過往政府重要的轉折。他是精於計算的資本主義政客，並曾經使用民粹主義去營造「親窮人」的形象。有些反梁的富豪甚至攻擊他是「社會主義者」，一個可笑的指控！梁振英在香港和中國建立了與中共派系及商業利益的連繫，明確地支持資本主義政策。在1990年代末，他幫助時任總理的朱鎔基的政府起草了《物權法》草案。「他因為推動中國土地所有權的政策的改變而備受讚賞。」1997年5月《亞洲週刊》寫道。

曾蔭權的領導班底是富豪的走狗（固此富豪較支持唐英年）。梁振英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可能會嘗試利用社會民粹政策，例如房屋和退休金等，去粉飾對公民自由權利及民主鬥爭的攻擊。他繼承了庫房水浸的政府，有$6500億港元的財政盈餘。這給予他的政府一些餘裕，而北京的「競選管理者」會要求梁振英展開新政府的一些開支計劃，盡快克服他低民望的形勢。 但是，小圈特首選舉鬧劇展開統治階級歷史性的分裂，令梁振英的任務更為複雜。

統治階級分裂成兩個陣營

《南華早報》的社論指：「梁振英面臨的首個挑戰是令人卻步的。激烈的選舉期間兩個親建製陣營前所未有地分裂，梁振英必須將之修補。」

馬克思解釋過，當統治階級失去信心去繼續現行製度時，革命因統治階級分裂由上層開始。唐梁兩營的選戰展開了資本建製間激烈的分裂，難以修補，反而可能會因為香港政局持續不穩而「製度化」。這是北京所恐懼的。

挺唐的主要富豪正在為他們的挫敗療傷。對這群習慣呼風喚雨的人來說，這是97年回歸以來首個挫敗。尤其是當梁振英企圖爭取民心而動用一些民粹政策時，會侵犯到富豪的壟斷利益，而選舉期間權貴間殘酷的內鬥會繼續，反梁的資本主義勢力會嘗試打擊及懲戒他的政府。北京正緊急調和，拉近戰鬥中的建製派系，但處於現時經濟危機深化、社會分化嚴重的環境，這似乎難以成功。

資產階級的分裂亦與中共日益尖銳的權力鬥爭有相當密切關係。清洗薄熙來標誌住主要派系鬥爭正在展開，當中圍繞住現任領導胡溫的團體與候任國家主席習近平組成聯盟，去排擠親江澤民的派系（例如薄熙來及唐英年）。從1990年代以來，江澤民的「上海幫」在中共把持很大權力，現在可能有所改變。這過程只是開始，隨著新一輪震盪及危機，當時中共領導班子交替愈近時，鬥爭會進一步激化。這反倒過來會波及香港政治，並影響兩個建製陣營的形勢。

香港正處於風眼位

這不僅是新屆特首面臨的問題。當全球經濟危機波及香港的極新自由主義及開放市場經濟之時，唐英年可能會感謝梁振英搶走他的工作。對香港資本主義來說，現時兩條陣線上會有很大麻煩：歐洲及中國。最近國際貨幣基金(IMF)報告響起了震驚的警告，中國硬著陸的話，香港比中國會受到更嚴重打擊。國際貨幣基金(IMF)警告，中國房屋泡沫崩潰可以觸發銀行危機，抵消年度4.5%的經濟增長（將預料的8.5% GPD增長減至「硬著陸」的4%）。它亦警告，當中國經濟增長每下降1個百分點，香港則會下降1.25個百分點。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銀行龐大地涉及內地業務及其房產市場（現相當於香港GDP的200%）。這份報告亦警告，歐洲的蕭條對香港的影響比歐州本身更嚴重，歐洲經濟增長每下降1%就會演變成香港經濟增長下降1.5%。這是因為香港與歐洲的龐大貿易（輸入、輸出、和對內地輸出輸入的轉口貿易），亦因為歐洲的銀行在香港經濟中有著重要的角色。

泛民分裂繼續深化

新民黨領袖田北辰警告，在梁振英管治下，香港的政治版圖會更為分化。他指泛民主派及建製派內部都會有「進一步分裂」。

何俊仁參選小圈子選舉以至難堪慘敗，但民主黨顯然不會得到任何教訓。(何俊仁連泛民選委的一半票數都拿不到)。無論是競選期間還是梁振英勝利後，民主黨領導人均表示願意與新屆政府展開會談。

梁振英會試圖平衡不同陣營和派系，在它們之間挑撥離間。不能排除他會試圖拉攏反對抗爭的泛民溫和派， 甚至在更遠的將來讓他們擔任政府職務。民主黨明顯不會排除會這樣做，雖然現時梁振英欠缺民眾支持，但讓泛民擔任政府要員實為言之過早。梁振英亦會謀取北京支持，利誘泛民領袖更多交談，從而令泛民由反對及鬥爭的道路上離開得更遠。

因此，香港正進入新時代，一個暴風雨的時代。今年七一遊行數字將會期望更高，而廿三條會成為焦點。當天正是梁振英接任的第一天！

當務之急是為反梁振英不民主、反親資本政策的大眾（尤其是工人階級）提供一個組織平臺。舊有的泛民主派運動顯示，受製於其親資本主義觀點以及對群眾鬥爭的畏怕，它已不能為民主權利和全民普選展開真正的鬥爭。社會主義行動(CWI)為群眾性工人政黨及戰鬥性工會而努力，我們強調，要將香港的民主運動和反資本主義鬥爭連繫至內地日益壯大的反中共獨裁運動。

五一：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香港：五一是慶祝國際工人運動的傳統節日。勞動節源於120年前，自此五一經已與國際主義、社會主義、工人權利鬥爭（尤其是八小時工作天）密不可分。
至今21世紀勞動者仍在爭取同樣的要求。50小時工作周是美國1913年的狀況，但今天在香港仍然相當普遍。學校教師和「辦公室行屍」工時過長的境況也是見怪莫怪。BBC報導，2011年在臺灣過長工時導致超過40多宗的過勞死

支持消防員！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最高工時八小時與五天工作周，同時不得扣減工資！工會一定要為增加實際工資而鬥爭，並與縮短工作周的目標鏈接起來。

資本主義是一個不民主的製度，由「1%」的超級富豪統治真正創造社會經濟財富的「99%」大多數人。由美國「占領」運動的群眾抗議，到阿拉伯世界的革命，以至歐洲工人的反抗與大型罷工（詳情請參考本期關於西班牙、愛爾蘭以及美國的文章），全球群眾都在反對這個邪惡的製度。
我們不會為資本家們的危機埋單！

零八年，全世界的大銀行製造金融危機後置身事外、本性不移繼續撈取大量利潤。正當世上千萬民眾被推向貧窮線以下之際，商價巨子卻豬籠入水。

香港最富有的40個富豪的總身家為17,170億港元，是香港政府每年醫療開支的三十倍！一直以來，資本主義信徒不斷告訴我們，如果有錢人可以「投資創新」 （即投機）的話，財富就會「向下滴漏」。天大謊言！貧者愈貧才是現實，現在每五個香港人就有一個生活在貧窮下，自從1997年以來明顯上升。即使在世上最富有國家美國，全國學生借貸超過1萬億美金（約合7,760億港元），最近有數千學生走上街頭要求「免貸文憑」。

在五一勞動節之際，必須要指出生活水平下降的問題。首先，通漲問題惡化，尤以房屋和食物價格直飆，勞苦大眾十分耘耕，一分收獲。公平工資網絡（ Fair Wage Network）警告，實際工資「凍薪」將會是香港2012年打工仔的趨勢。當然，比起2011年工人實際工資下降 1.7%，這已是有所「改善」了。

支持最低工資40港元——反對歧視

同樣，經過多年爭取，最低工資去年終於落實，但每小時$28即要工人挨餓，我們亦要加大施壓力度。單單要彌補一年來的通漲幅度，今年最低工資至少要提升到$35。我們需要發起運動，組織起低收入、年青和年老工人，並發動工會「戰爭」向惡名昭著的高度剝削行業（包括快餐店、便利店、餐飲與酒店）宣戰。最基層的工人由自身組織、為自己鬥爭，能夠強化工會，並將之演化成戰鬥組織，增大所有階層的工人的議價能力。當然，雇主已經組織起來反對工人福利，工會領導必須以抗議迎頭痛擊，不只是召開記者招待會，而是切切實實展開鬥爭！

更可恥的是，外地傭工的歧視正在繼續，並不斷惡化。社會主義行動要求最低工資立法覆蓋所有勞動者，包括外藉工人。如果我們在政府將外傭、女性、年青工人等群體打成「二等公民」時袖手旁觀，打壓最終會降臨至全體工人，並會削弱及打擊整個運動。

反對種族主義！

因此，社會主義行動捍衛本地及外來工人的的全面民主權利和法律保障，包括加入工會和罷工的權利、自願性居留權，並為有尊嚴的工時及工資鬥爭。我們要鏟除濫收費用的吸血中介公司，莫任之成為外傭負擔。抵製這些中介公司匪類的唯一辦法，就是要將之民主公有化，並取消向外傭征費。

「社會主義行動」與「反種族主義青年」極力反對資本建製不斷煽動種族主義，抹黑外傭和內地移民等群體，旨在分化工人，並邊緣化工人權利與民主權利的鬥爭。同樣，血汗工廠為全球億萬富豪茹毛飲血的工具，而當中工人無數的抗爭果敢堅毅，令我們不得不致以崇高敬意。

我們要求中國允許真正的工會和罷工的自由，並建立群眾運動來打倒親商賈的「中共」獨裁。五一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我們重溫過去全世界工人艱苦鬥爭中贏得的經驗：「一方有難，八方支持　－　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

社會主義行動成立未到兩年，在香港仍是一個新組織，旨在為一個具群眾會員的、新的工人政黨奮鬥，並以社會主義取代混沌無序、多災多難的資本主義。在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旗幟下，我們將與一眾誌同道合的黨派，在40多個國家進行五一遊行，槍口一致高喊：資本家，滾蛋！

資本家，滾蛋！
在中亞，工國委(CWI）積極支持哈薩哈斯坦石油工人抗爭，捍衛工作職位並反抗暴力鎮壓。在歐洲，工國委（CWI）愛爾蘭的同誌亦發起了百萬人運動，抵製政府強推的住戶稅，反對工人倒貼銀行家。在尼日利亞、希臘和西班牙，工國委的成員都活躍地參與總罷工，以反抗政府推行反工人政策。

我們要立即全面實行民主，並結束內地的一黨專政。但這必須要連系至打破「1%」資本家的經濟統治：將大企業與銀行公有化，實行公共民主管理，並將之運用於計劃真正的工作職位和廉價房屋，並大量增加公共服務。社會主義行動與工國委(CWI)在眼前的鬥爭發揮積極作用，爭取減低工時、生活工資、反對種族主義、反對歧視，但我們亦將這些議題連系到需要根本性的社會變革。

如果你同意我們的社會主義主張，欲強化反抗「1%」資本家的鬥爭，請勿猶豫，立即加入社會主義行動！

香港：專訪社會主義行動新成員 NATE

同誌，你能首先簡單介紹下自己嗎？

大家好，我叫NATE，16歲，仍在香港的高中讀書。我在差不多一個月前加入了社會主義行動。我是在一個反種族主義的集會活動時認識他們，而自此我一直很活躍地參與他們的活動。

你能說下你為甚麽加入社會主義行動？

我有一次被邀請出席他們的支部會議，我感覺到社會主義行動他們在政治上非常的活躍，並且非常有組織性。他們也對香港以致全世界的政治議題都非常熟悉，而且能夠將馬克思主義運用在實際社會政治上來贏得改變。相對來說，其他的組織一般都只會關心特定的議題，例如選舉。但是社會主義行動在面對任何政治議題都是十分活躍的。

你為什麽成為一名社會主義者呢？

我的政治立場一直都帶有左翼傾向，而自從我加入了社會主義行動以後，我越來越明白到社會主義的邏輯性和必要性，而資本主義只不過是建立在貪婪之上。社會主義是建立於大家群眾的民主合作與分配，是一個人類更進步的社會製度。


我如此關心左翼政治的原因是因為我知道政治決定了全世界每一個人的命運，現今的製度是完全不公平的，是靠剝削大多數群眾來運作的，這樣的一個製度怎可以讓它繼續下去？

雖然我來自於中產家庭，但我知道貧窮正存在於社會之中，社會的上層幾乎壟斷了社會中所有的資源，而下層的人卻一無所有。我希望可以參與建立一個更公平的世界，而這是在資本主義下不可能完成的事。

社會主義行動與工人國際委員會有聯系，你為甚麽選擇支持工國委？

我了解到工人國際委員會非常有組織性，並在國際上具有豐富的政治經驗。而且他們在全球都有就著不同議題都有許多的運動。他們對於政治也是非常清晰的，從不會怯於討論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你會有甚麽跟你身邊的年青人說的嗎？

我想說政治會深深影響著每一個人，如果大家年青人都對政治不聞不問，我們就不可能改變任何問題。年青人活躍參與政治行動是非常重要的，這才能讓政府知道他們不能夠一如以往地一意孤行，而人民其實是可以自我民主管理並滿足群眾的利益。

香港：最低工資實施一周年 需要繼續抗爭！

今年五一勞動節是最低工資實施一周年，但這並不值得高興，去年最終落實的水平遠比勞動者所爭取的每小時33元為低。政府將會於今年十一月檢討最低工資水平，為爭取真正能改善基層工人生活的最低工資，我們需要組織更多大型的抗爭。

傑瑞米柯賓

太低的最低工資

28元的時薪根本不是一個生活工資。以工時中位數每周45小時計算，每月只能獲得5,400元。根據經濟日報的資料，本港現時的貧窮人口有120萬人，相比去年最低工資實施前並無改善。而樂施會的報告顯示，四成低收入住戶於最低工資實施半年後生活仍然匱乏，基本生活支出如定期檢查牙齒、看私家診所急癥、供子女參加課外活動等，仍未能負擔。隨著每年的通脹（本年首兩個月的通脹率為6.1%）影響，現時的每小時35元才相等於去年的每小時28元，而這是一個過低的水平，而去年工會提出的33元亦已經跟不上通脹，因此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最低工資應設置於40元，這才是能滿足工人和其家庭成員的基本生活的生活工資。而圍繞這一要求需要組織群眾性的宣傳運動。而最低工資亦必須把外勞、青年和學生實習生也包括在內。

影響社會？

今次最低工資水平檢討，一眾財團代表一如以往對最低工資大肆抨擊。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聯僑企業行政總裁）黃友嘉表示目前最低工資時薪28元（即每月只有5,400元）已不算低，若上調會對整體經濟帶來影響，香港現代管理飲食專業協會會長胡珠（新光酒樓主要擁有者之一）表示如果提高最低工資水平到最高35元和落實標準工時，將會有不少食肆結業。事實上，最低工資實施前，資本家一直恐嚇群眾，表示最低工資會令大量勞動者失業、雇主需結業或撤資等等。例如大家樂主席就曾於2010年6月表示，若最低工資為33元，其集團「可能要發出盈利警告」，然而該集團2011年中期報告顯示它在去年4至9月期間仍錄得1億9千萬元的巨額利潤。最近它亦計劃將內地分店從100間倍增至200間（內地省市亦已實施最低工資），可見最低工資對大型企業的利益根本絲毫無損。另外，據統計處資料，最新的失業人數和比去年最低工資實施前下降了1萬3千人。領取綜援個案中，今年2月的失業類別個案和低收入類別的個案則比去年4月分別下降了10%和14%，最低工資鼓勵了更多人參與勞動。資本權貴竭力告訴我們最低工資的害處，就是為了令財團能持續得到大量廉價勞動力，並削弱群眾的抗爭意誌，以保持他們的經濟特權。而我們並不需在得到生活的權利前先為財團取得巨額利潤，如果資本主義不能支付給工人足以維持生計的體面工資的話，那麽我們也負擔不起資本主義。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堅持，任何不能支付$33元最低工資的商業機構，應該轉型為民主公營事業，以保工人飯碗和權益。高昂租金才是小商戶的致命傷，因此我們要求凍結租金，並推行打擊地產投機的措施。

工人階級團結抗爭

梁振英接任特首後很可能會推出一些民粹的政策，表面上應建製派政黨如工聯會和民建聯要求，把最低工資作些微的上升，為它們在今年九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爭取支持，及減低群眾的抗爭情緒。如果最低工資的檢討結果並不為群眾滿意，梁振英則可以躲在「委員會的決定」後面，把責任推到委員會身上以避開批評。一個代表財閥的政府並不能夠解決工人階級的問題，我們要的是一個真正由公眾民主計劃生產的工人民主政府。民主派右翼如長期反對最低工資的民主黨亦不能被倚賴。工人們需在工作場所進宣傳，呼籲青年工人加入工會並參與抗爭。我們必需組織一個具戰鬥性的工人政黨，為爭一份體面的最低工資及其他的勞工保障，包括為更高的最低工資水平、標準工時、勞工三權（組織工會權、罷工權以及工會集體談判權）而抗爭，並與民主運動、社會運動結合，以團結所有群眾、壯大抗爭運動的力量！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將最低工資提升至每小時$40，並與通脹掛勾
立即訂立標準工時、勞工三權（組織工會權、罷工權以及工會集體談判權），捍衛勞工權益
一視同仁，最低工資覆蓋所有勞動者，包括外傭及實習生，團結抗爭

香港：徹底擊倒國民教育　師生唯有罷課抗爭

政 府由強推的「德育及國教育科課程」受到民眾質疑煽動學生「愛國愛黨」情緒，強迫學生對國家有自豪感和感恩之情，扼殺學生的言論及思考自由，惹起強烈反彈而 鬧得滿城風雨。反國民教育的中學生組織「學民思潮」動員了約二千名中學生參與七一遊行後，獲得了家長及教師的同情，國民教育家長關註組從逾千名家長募捐了 12萬元刊登反國民教育聯署廣告，向當局施加壓力。家長代表陳惜姿更揚言，學生罷課抗爭是最後一步。

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號召七月廿九日（星期日）反國民教育大遊行，下午二時半銅鑼灣維園集合，遊行至金鐘政府總部，相信超過一萬人參與，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遊行。

煽動愛國主義的洗腦課程

一 直盛傳推行國民教育科課程是梁振英的四大政治任務之一，與推行廿三條立法、扼殺香港電臺廣播、實現假普選三個任務並駕齊驅。梁振英的當選令民眾更警覺中共 政權進一步牢握香港政局。中國內地的教育課程向來一面倒歌頌政權和煽動極端的愛國主義，而國民教育科由直屬中共教育部的北京師範大學參與製作教材，中聯辦 宣傳文體部長郝鐵川早前發表「洗腦是一種國際慣例」的言論，進一步師生及家長對於思考及言論空間被扼殺的恐懼。

國民教育製服團體「國民小 先鋒」曾被內地傳媒形容為中共領導下的少年兒童組織，近年在香港積極舉辦升旗禮和訓練學生步操。最近，其油塘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分隊，被 指在步操練習中加入槍操和劍操，要小學生要手持道具兵器操練。事件惹起學生及家長憤怒，質疑國民教育會否宣傳軍國主義和武力衛國的思想。

近 日由教育局資助、國民教育中心出版的《國情專題教學手冊》，教材的參考書目大部分來自內地，包括引用中共青島市委黨校、教育部豁下《思想理論教育導刊》的 文章。當中形容中共政權是「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更指一黨專政有助「確保政權延續性和社會穩定」，而不批評獨裁政府下的官員貪腐及民主權利受打 擊。選材內容更為偏袒政權，對於八九六四屠城以至當今內地群眾鬥爭四起等議題只字不提。由於浸大當代中國研究所有份編寫教材內容，教材推出後，浸會大學教 職員工會發表聲明，強烈譴責主編者不負責任，指事件嚴重損害浸大聲譽，要求所長薛鳳旋教授向公眾交代事件。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受到輿論壓力下，被迫承認手冊 容有偏頗。

中外的統治階級向來皆以洗腦教育煽動愛國主義，麻醉學生對統治者的反抗意識。日本的「愛國教育」《教育基本法》於零六年被強行 通過，迫令學校灌輸愛國意識。零八年，大阪府門真市數位中學老師在畢業典禮上，拒絕起立齊唱國歌，並對學生說有自由選擇是否齊唱，最後全校160名畢業生 當中159人沒有起立。九名老師因違反教師指導條例被處分，老師到市政府起訴要求收回處分，但最終被駁回不予受理。而美國方面，更有許多擁有強烈宗教背景 的中小學校禁止教授一切關於達爾文進化論的科學課程！

強推國民教育　政府自取其辱

事 實上，小圈子選舉令香港統治階級四分五裂後，建製當局已經於本年五月就國民教育科被迫妥協而提出三年開展期，即表示本年九月分不會強迫性要求學校推行課 程，而給予三年寬限期作為「準備」。如今面臨震天架響的反對輿論，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及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反復強調學校可以自由選擇課程的方針及推行時間， 可見即使九月分政府方案能夠通過，實際實行的力度和效果已經被大大削弱。當局畏怕群眾反抗而被迫讓步的同時，亦盤算溫水煮蛙的狡猾策略：九月後以「自願」 推行國民教育的中學（尤其是具親中共背景的中學）為「先鋒」例子，向其他學校施加壓力，以迫使全部學校2015年全面推行洗腦課程。

新任 發展局局長麥齊光上任十二日後，因為嫌涉貪汙辭職，梁振英政府本已經陷入嚴峻的危機，而反國民教育的怒火更令新政府四面楚歌。就連前教育統籌局局長王永平 都警告，港府強推國民教育勢必陷入嚴重政治危機。臨近立法會選舉，爭議性議題令建製分裂陷入難以收拾的地步。自由黨主席劉健儀害怕失去選票而偽裝站在人民 一方，指國民教育需要「小心處理」，更罕有地動員20名黨員遊行至政府總部要求政府押後推行國民教育，事後被中共喉舌《文匯報》批評「搖擺不定難以取信於 人」。

在強大的群眾力量面前「強人政治」的形象是如斯不堪一擊。梁振英政府本來以國民教育作為探測民情的工具，以預計未來推行廿三條立法 的「可行性」，豈料遇上激烈的反抗聲音，再次證明深陷統治危機的政府將會寸步難行，推行廿三條的政治任務對政府來說將更為兵行險著，為避重復零三年董建華 下臺的復，加上為了讓中共政權安然渡過領導層換屆，中港政府將更為如履薄冰，在民意沒有顯著降溫之前很可能先將立法擱置。

擊倒國民教育　師生必須罷課

遊 行是動員群眾對抗政府不民主政策的重要手段，但單靠遊行是不足夠的。我們應該讓學生及教職員討論並設定罷課一天的確實日子。如果有認真嚴謹的準備公眾宣傳 運動，並在每間學校和地區舉行會議，罷課將成為擊倒洗腦教育的關鍵鬥爭。學生需要建設自己的學生會，以組織起來並捍衛自己的權利。群眾性的學生會可以於罷 課及抗擊國民教育中扮演決定性的角色。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

教師、學校職員和學生罷課一天
立即撤回國民教育科課程，教育局局長吳克儉立即下臺
反對政府煽動愛國主義
建設學生會組織，組織起來並為學生權利戰鬥。校方當局必須認受此組織，並給予等同教協等教員組織的資源和設施
踢走教育局官僚，由師生及學者代表選舉產生的民主委員會去討論及製定學校課程
徹底的教育民主化及社會化要徹底進行，需要組織基層民眾及工人階級的政黨去鬥爭

香港：九萬人上街反洗腦　要求撤回國民教育

七月二十九日（星期日），超過九萬人上街參與了反對國民教育的遊行，遠比主辦單位「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預期的一萬人多。遊行隊伍在下午三時於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出發，約五時隊尾才走出維園，人群到達終點金鐘新政府總部的集會時，仍久久未能看到隊尾。

參與今天遊行的人士為學生、家長、教師和普通市民，非常多家長帶同子女參與，讓子女上一課公民教育課。烈日當空下不乏孕婦參與，亦有推著嬰兒車的父母，聲言要捍衛下一代的思想自由。不同政黨及團體也參與了這場遊行，包括學民思潮、國民教育家長關註組、香港教育人員專業協會、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等，社民連線、人民力量和公民黨等政黨亦動員支持者參與。沿途示威者高喊「撤回國民教育」、「不要洗腦教育」、「吳克儉下臺」等口號。

社會主義行動高舉「取消洗腦國民教育　團結師生罷課一天」的橫額，向群眾提出呼籲老師、學生及教職員罷課一天的訴求，得到過千市民聯署支持，包括家長、老師及學生也認為唯有通過罷課，才能迫令無視民意的政府撤回國民教育的課程。

在傍晚遊行龍尾即將抵達政府總部時，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和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一同會見傳媒回應遊行人士訴求，重申會繼續國民教育科的三年開展期，政府態度強硬，只靠遊行並不足以擊倒國民教育。社會主義行動認為學民思潮及教協等學生及老師組織應該積極籌備罷課行動。距離開學尚有一個月時間，當務之急是於學校和地區設立學生會組織，民主討論罷課的確實日子和運動策略。

香港：群眾抗議反對洗腦教育

7月29日(星期日)龐大的遊行為香港新政府及其領導梁振英上任的首個月寫下災難的一頁。當天超過90,000人– 包括學生、家長、老師等– 擠擁在城市的中心，以反對政府的愛國教育課程。這一政策是中共專製當局企圖進一步加緊控製香港的又一嘗試，尤其是用以遏製青年人中日益升高的反政府的情緒。此計劃將於九月小學開學後以自願性質推行，並將延伸至中學，在2015年將定為必須課目。正如本次龐大遊行隊伍所展示的，群眾中廣泛存在對於被定性為親政權的「洗腦」課程的反對情緒。僅僅在遊行的數天前，主辦單位預計遊行人數只有10000人。

人群在遮擋烈日的雨傘下叫喊口號，並手持標語的紙牌：「不要思想控製」、「反對洗腦」，甚​​至有一張紙牌寫上「戈培爾正在香港復活！」。

「中國想香港下一代只知道國家有多好，而不知道壞的一面。」，一個9歲的遊行人士向美聯社說。 「國民教育就如毒奶粉，毒害下一代。」一名攜著蹣跚學步的小孩的家長向<南華早報>說。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去年一個調查指，7成教師反對國民教育課程。自此，反對情緒愈演愈烈，不僅是教師中，而是廣泛存在於社會各個階層中，周日的遊行就是例證。香港大學上周所做的一份民調顯示，只有12%的受訪者支持推行新的課程。此次遊行不但是遊行人數驚人，而參與者平均年齡之低亦是一新紀錄。

支持學校罷課

工國委(CWI)的支持者「社會主義行動」在遊行中提出罷課一天的訴求，以在遊行後延續運動，獲得了巨大的回響。我們是在遊行當天唯一一個提出罷課口號，並為此展開宣傳運動的組織。民眾在社義行動的攤位外列隊簽名支持罷課，雜誌「社會主義者」亦迅速賣光（賣出超過200份）。

政府推出的課程旨在宣揚經北京過濾過的中國近代史、否認政權的壓迫性、抹去一切關於八九屠殺民主運動分子的事實。如全世界所有政府一樣，北京正加強利用民族主義去合理化自己的統治。一本新推出的教材<中國模式>派發到學校，對中國共產黨的獨裁統治歌功頌德。該書宣稱專製製度造就中國的經濟發展以及所謂「穩定」。

星期天遊行的一位搞手提及該教材，說：「這本教材比中國內地的教科書更生硬惡劣。」

當中共獨裁的喉舌攻擊美國的「多黨製」(<中國模式>將之定為無效率)時，其真正討厭而針對的是例如遊行權利、組織權利、罷工權利、組成工會權利等。這些權利都是歷史上群眾鬥爭贏過來的，並提供了一​​個平臺，讓工人和受壓迫者與資本主義和剝削製度鬥爭。然而，美式製度反動落後的一面，例如華爾街對政局的操控、百萬富翁占議會人數的47%、警察對示威者的暴力打壓、不民主的媒體壟斷，正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所反對的，卻又是符合中共獨裁所需。

傑瑞米柯賓

政局危機

梁振英上任只有一個月，國民教育課程成為了對抗受人唾棄的政府的首要議題。 7月1日新特首上任當天，街頭上湧現400,000人要求梁振英下臺，遊行人數為九年來最高。梁振英3月份在小圈子選舉下得到富豪689票而「當選」，但今天有傳北京準備「B計劃」去取代梁振英。

梁振英已經面臨政治大量醜聞，包括發展局局長上任12天後被捕然後辭職，現正面臨貪汙起訴。梁振英於3月的假選舉踢走其對手後，促發資本權貴的分裂，削弱了其領導班子，亦限製了梁振英以增加公共開支去減低反對聲音的能力。對民主權利的渴求、驚人的收入差距、不斷惡化的房屋危機交結在一起，形成相當大的群眾壓力。

不僅是反國民教育的鬥爭，顯然梁振英企圖重新推出鎮壓性的國安條例「廿三條」，以打擊香港的「抗議文化」。廿三條打擊示威權利，並取締所有與外國組織有聯系的政治組織。今天反國民教育的抗爭實質上是未來更大規模反廿三條的預演。

「這一反愛國教育的群眾運動反映對梁振英班子的不信任。」作家和評論員林和立說。一名遊行的長者告<英文虎報>說：「我害怕言論自由和其他自由會​​很快會侵蝕。」

政府面臨多方面的社會壓力，令保皇政黨對國民教育的立場搖擺不定。它們害怕，如果被公眾認定為親梁振英及其政策，9月份立法會選舉會失利。北京上星期向其傀儡政府示意，不要在選舉期間批評梁振英，為擊倒邪惡的國民教育的運動增加優勢。

設定罷課日子

但要成功擊倒梁振英及北京，鬥爭運動必須要升級，並將準備罷課定為問題的中心。單靠遊行很少機會能夠擊倒政府的政策，這些政策本身牽涉到相當程度的政治威望。如果梁振英剛上任不久就在此議題上作出退讓，將重挫其極力表現的「強人」形象。

整個統治建製明顯受到729的遊行數字和反對的暴風浪動搖，但政府過往曾經作短期的退讓和拖延詭計，以分化、誤導和擺脫群眾對抗。最近兩次政治製度的改動正是例如– 限製補選的惡法本年較早被強行通過，而不民主政製方案亦為小修小補下在2010年被通過。同樣，面對星期日的遊行，政府宣布成立委員會去「監督」新課程的推行。星期日遊行的搞手（包括迅速擁有5000名成員的學民思潮和教協）正確地拒絕參與這騙局。

學生、教師和家長的活動分子正在討論下一步行動，當中提出幾個策略，包括罷課行動和杯葛國民教育課。當然我們不能排除杯葛可以是行動的一個補充，但社會主義行動強調單靠杯葛是遠遠不及罷課有效的。

杯葛國民教育是如​​同一場「遊擊戰」，學校與學校、課堂與課堂之間沒有連系，而學生和老師的個體負上啟動抗議行動的責任。這個戰場會讓學校當局以紀律處分的方式施壓和要脅，孤立「搞事份子」，故此遠遠不及罷課行動有效率。罷課的行動性質可以團結最廣泛的專業教育人員、學生和家長作出集體行動。罷課同時一定要是積極行動，若果政府拒絕讓步，就以群眾遊行和集會去討論進一步的行動，而不是呆在家中休假。故此社會主義行動提出罷課一天作為第一步，並於新開學期首幾天就該實行。

社會主義行動是在729遊行中唯一一個提出罷課訴求的組織，並獲得巨大回響。教協感受到家長和自己成員的巨大壓力，故此在7月30日宣布如果政府不撤回國民教育，就考慮罷課。這是踏出正確的一步，但是不足夠的。明顯政府正在等待並希望在新學期開始時首先讓某些學校「自願」推行課程，然後削弱群眾反對。故此，需要由教師、教協會員、家長和​​學生活動分子向教協領導層施壓，設定全港一天大罷課的日子，是極為重要的。學生和家長團體不應再等待教協了，應該燃起自己的討論、地區會議和活動，去建立對罷課的支持。

群眾性組織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建立群眾性學生組織，讓學生在自己的學校建立活躍的支部，並連結至整個城市。現存的學生壓團體在現階段是較松散，大多數是在Facebook等的「虛擬」網路，而非具有民主架構的群眾性運動組織，而這在對抗像梁振英這樣如狼似虎的資本政客的鬥爭中是必須的。

罷課一天反對政府洗腦將會讓香港的資本建製感到恐懼，意味著運動重要的升級：從既龐大又重要的街頭抗議提高意識，升級至工作場所內的集體鬥爭（即工人階級的傳統鬥爭方案） 。由於歷史原因這是在香港稀見的。

社會主義行動呼籲：
•立即取消國民教育課程
•師生及相關團體全港罷課一天，反對國民教育！
•向教協領導層遞交申訴施壓，促使其啟動罷課行動！
•在所有學校建立學生民主委員會，準備罷課行動– 需要一個群眾性學生組織讓年青人發出有力的聲音！

香港：市民到教協請願要求立即啟動罷課

八月十三日（星期一）晚上7時半，60名支持罷課的市民、教師（其中包括教協會員）、教職員、家長、大中學生及不同團體成員參與了「全港大罷課行動」發起到教協的請願行動，促請教協立即設定罷課確實日子。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及社會民主連線成員亦到場支持。

遊行隊伍於起行前集會，「全港大罷課行動」發起人鄧美晶表示，目前有必要將反對國民教育的行動升級，並以推動罷課作為推倒國民教育課程最重要的抗爭手段。她又認為，從729遊行至今已從街頭收集到超過4600位市民支持罷課的簽名，足見師生及家長已有策動罷課的準備。但教協理事領導層迄今還沒有公開地表達一個清晰的立場，聲稱等待政府「若不撤回」才考慮啟動罷課。

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表示，十分支持是次行動，認為教協應發動罷課，迫使梁振英政府完全徹回國民教育科。另外，參與遊行的中學生Nate表示，反國民教育的運動非常重要，因為這將連系到未來反對廿三條的抗爭。家長Mandy及Andrew也各自分享為人父母的感受，認為政府無視大部份反對國民教育的聲音，罷課是現時的唯一出路。

隊伍於八時半起行，從旺角行人專用區遊行至教協位於山東街的總部。社會主義行動高舉「教協領導站出來立即組織罷課！」的橫額，與群眾高呼「教協教怯不要妥協！」、「支持全港大罷課」、「罷課抗洗腦教育！」口號。遊行吸引不少途人圍觀，更有路過的市民表示支持而馬上加入到遊行隊伍中。

遊行隊伍到達教協總部後，「全港大罷課行動」發起人鄧美晶與教協副會長黃克廉及代表會面，再次朗讀聲明，遞上請願信以及4600個支持罷課的市民簽名，要求教協作為全港最大的教師工會，必須擺出領導姿態，組織罷課及決定罷課的實際日子。教協副會長黃克廉在回應媒體發問時卻表示，正等待政府今個月內的回覆才會再考慮進一步的行動。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政府現時正采用拖延的手段應付群眾反對國民教育的聲音，直至九月份開學，政府必定先讓親中共學校先「自願」推行國民教育後，米已成炊再向其他學校施壓，展開洗腦工程。我們認為，要真正擊倒國民教育，唯有將抗爭升級，以罷課作為打倒洗腦教育的武器，迫使政府真正徹回國民教育科！

香港：九月九日票投社民連！製裁梁振英，製裁腐敗的建製保皇黨政客！

九月九日的香港立法會選舉於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機下揭開序幕。 <!-​​-more–>六四燭光晚會維園人頭湧湧、六月十日為李旺陽慘死擠擁中聯辦、七一40萬人上街爭民主、七月廿九日9萬人遊行反洗腦，以上事件千千萬萬的民眾正在向當今建製怒吼。

正如本文所解釋的，社會主義行動正組織選舉工程，支持梁國雄（長毛）及社會民主連線。由於社義行動乃相對新生之勢力，難以負擔立法會選舉高昂成本，故此本屆未能派出自己的候選人參與。但我們現在與去年參與區議會選舉一樣，目的並非只為了贏取選票，更是為了提高群眾政治意識，建立群眾對社會主義的支持，並要招募新的活躍分子加入。故此，我們呼籲選民票投社民連線，作為是次選舉中最激進的一個選擇，而其選情的報捷將為未來反梁振英政府打造最好基礎。但是，我們同時強調社會主義替代方案的必要性，讓大眾了解九月九日到票站投票，只是第一步，進而呼籲工人及青年加入社會主義行動而投入鬥爭，借以創造有力量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

危機中的政府

資本建製日趨貪汙而爆發醜聞、「民主進程」不進反退、各亞洲經濟體系中最嚴重之貧富懸殊，皆令香港愈來愈多人走向政治化。此外，中共獨裁政府以最可笑的偽選舉強行委派梁振英為特首，只在激發群眾不滿的怒火。

剛上任的梁振英政府並沒有享受過新政府應有的蜜月期，反而上任首五個星期內已有三名局長爆發醜聞，陷入即時性的危機。上任首日40萬人遊行要求梁振英下臺，被大部分時事評論員將形容是個「壞開始」。梁振英令北京阿爺後來重新將落敗候選人唐英年視為更穩陣的特首，可謂完成了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南華早報》(2012年7月21日)報導，有傳北京謀略家流傳一個「計劃B」去替換梁振英，正如2005年時董建華「腳痛」下臺。由於替換梁振英會令中央政權的面子受重挫，故此這似乎不會於目前發生，但我們不能排除未來事態會這樣發展。中國局勢日趨不穩，中共獨裁需要穩住香港，而梁振英似乎對此力有不及。

根據媒體報導，即使政府內部人士都認為新政府是一個「大爆煲」。梁振英不僅面臨公眾對國民教育的激烈反彈，更因其任命一班寡廉鮮恥的騙子作為政府高官，促發民眾更大忿怒。現在政府高官就如奧運比賽一樣，競逐「辭職下臺」的金牌。前發展局局長麥齊光只上任十二天即下臺，並因涉嫌詐騙房屋津貼被捕。他的繼任人陳茂波隨即被卷入經營劏房的醜聞。陳茂波企圖掩蓋事實也在數天內被揭穿。陳茂波的位子現正搖搖欲墜，新政府可謂完全失敗。

住屋危機

由於這些危機都涉及了地產界，因而令人民對此更為憤怒。這個行業由富豪和投機者前行著獨裁統治，令受害者已不止於工人階級，甚至愈來愈多的中產階級也深受其害。香港樓價在過去三年中飆升了80%，高於世界上任何地方。 「經濟學人」雜誌於2012年4月28日發表的季度房屋價格指數發現，香港物業價格高出「公允價值」58%，使得它作為僅次於新加坡的第二被高估的房地產市場。

目前在公屋輪候名單上有18,9500戶，因此我們迫切需要更多公屋和低廉的租金。然而，名冊上的這個數字低估了住房危機的真實程度，因為至少有10萬多人生活在不安全、不衛生或臨時性的住宿。同時，根據前特首曾蔭權指，香港有228,000空置單位，主要用於金融投機炒賣。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一個獨立的部門調查和沒收這些空置單位－只要發現其交易中存在投機炒賣行為的證據。我們還緊急呼籲計劃每年興建五萬套公屋單位，但這必須在民主的公共控製下將地產公司和銀行公營化，只有這樣才能打敗敲骨吸髓的富豪。

梁振英一直試圖贏得一些民眾的支持與承諾增加公屋落成量。他最近與大亨李嘉誠發生沖突，因為李嘉誠反對政府重新啟動2002年在富豪的壓力下中止的居屋計劃。梁顯然感謝李嘉誠暴殮的財富和貪婪，讓他能簡單地製定一個政治目標，試圖贏得一些輿論支持「復建居屋」計劃。

但是，如果我們關註這場虛張聲勢的戰爭背後的實際的事實，梁振英的住屋計劃其實沒有多「大膽」。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指，居屋重啟計劃直到2016或2017年都不會對地產市場有影響，而在此之後，建屋計劃將被限製於極為有限的水平－每年5000個單位。對於那些最有迫切需要的人而言，復建與否根本分別不大，因為它只是提供出售​​金額的補貼，而非租金補貼。低收入家庭被拒之計劃的門外，因此需要大幅增加公屋的供應量－而這部分梁振英卻蕭規曹隨，與之前的政府沒有多大差別。

貧富差距

住屋的危機與日益擴大的貧富懸殊密切相關。最貧困的10%的家庭平均收入自2001年每月$2,590港元下跌到2011年每月$2,170港元。
政府最近人口普查報告承認，現在貧富懸殊是1971年有記錄以來最惡劣的。同時，工人被迫工作更長的時間。從政府統計處的數字顯示，每周工作超過60小時的工人，從1997年的44萬人上升到62萬人。這主要是由於雇傭合約員工的爆炸性增長，極大地取代了永久性員工。
梁振英已采取一些小措施，如高齡津貼增加一倍至每月港幣2,200元，成本約每年52億港元，但另一方面政府的累積盈余超過6000億港元！他的政府正準備以灑一點「糖」來掩蓋有毒的反民主的政策。但令人驚奇的是，考慮到政府支持率幾成赤字，而當前又處於立法會選舉期間，——政府提出的新的支出竟然少得如此可憐！

誰在阻撓民主？

這些巨大的和不斷增長的社會問題與香港民主鬥爭是相通的。近三十年的資本主義製度－首先在英國、當下則在中國控製下－通過政策的延誤，謊言和拖延來阻礙引入「正常」的議會製度。

據其擁護者所說，資本主義與言論自由和法治是香港的所謂「核心價值」。在仔細觀察下，我們在這裏看到一個明顯的矛盾。腐敗醜聞表明，不僅資本家和他們的政府是​​今天香港最大的不法分子，他們也反對擴大民主權利。許多人，包括主要的泛民主派政黨領導人，誤以為​​中國當局是唯一反對真正普選製度的力量。

作為一個專製政權，中共的反對民主權利是明確的– 但它不是獨自在此。如李嘉誠和其他富豪等都非常成功地融合在中國政府的國家機器中（如人大，政協等），他們同時也是23條立法和其他限製民主權利政策的鼓吹者。香港的資本主義精英沈浸在反民主的情緒中，擔心如果人民群眾加強對政府政策的影響，則會導致「福利主義」和他們夢幻般的特權遭到侵犯。

回顧歷史，當新興資產階級在英國、法國和美國爭取民主權利的擴展是作為反封建主義和專製君主製的革命鬥爭一部分－一個新興的資產階級需要動員更廣泛的鬥爭人數。今天，革命鬥爭，也是推翻獨裁政權的唯一途徑。

但是，今天的資產階級，尤其是在亞洲，無論是在資本主義後開發國家或在外國帝國主義的統治下，對這種鬥爭懷著恐懼與矛盾。面對鎮壓勞動群眾，壓擠工資和增加工作時數的必要，他們一般都警惕著西方資本主義底下的極為有限的「民主」形式。即使在西方工業化國家－正如我們已經看到最近的意大利和希臘－反民主的銀行和如歐盟等國際資本主義機構扶持非選舉產生的「技術官僚組成的政府」，以迫使通過不受歡迎的緊縮政策。

這就解釋了香港資本家的利益與中共獨裁是互相掛勾的－同樣的都是出於對工人階級潛在力量的恐懼。因此，僅僅只與其中一方戰鬥是不可能的。出於這個原因，那些支持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泛民主派，並聲稱它是最有利於民主自由的經濟體系，是無法實現真正​​的民主變革。可恥的「溫和」泛民尋求與獨裁政權進行腐敗的妥協，顯示了這些政黨的政治破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