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左派谈香港社会

傑瑞米柯賓

撒切爾夫人和英殖治港的結束

撒切爾被資產階級思想家尊崇為女英雄，最近亦被內地官方媒體譽為「偉大的」領導人，但她在上世紀80年代與中共的談判時，卻表現得相當無助和不諳時勢。這場 談判為1997年的主權移交鋪平了道路。《環球日報》一篇社論談及香港問題，稱撒切爾「做了她在首相位置上的最大一次正確妥協」。

從歷史 去看，這是不正確的，盡管有其「鐵娘子」的形象，撒切爾實際上數次在有組織的勞工的堅決抵抗下，作出過重大的退讓（正如所附文章解釋的）。例如在利物浦 市，工人運動是由托派組織「戰鬥派」（與「社會主義行動」結盟的工國委 [CWI] 的一員） 所領導的，當時的群眾鬥爭，包括總罷工迫使撒切爾退讓，並使公共住房和地方公共服務的經費增加。

在英國與鄧小平及中共獨裁的交易中，撒切爾的妥協實際上指的是，她要被迫接受英國高官從一開始所說的話 – 在轉折點1997年後，放棄延續英殖統治這個不切實際的想法。這些官員，包括當時的港督曾經探測過北京水溫，確切告訴她，北京在收回香港這一點上是「不容談判」的。

在 福克蘭群島戰爭戰勝阿根廷後，撒切爾意氣風發，在1982年9月赴北京會見鄧小平。傅高義在《鄧小平傳》中指：「撒切爾後來描述，會面令人苦惱，但是與會 的英國官員指證說，撒切爾匯報時大大誇大了與鄧小平的對峙。她在會後的新聞稿和中國隨之而來的反應，才是對峙感的源頭。」

因而根據傅高義的消息來源，「和鄧小平對峙」僅僅只是媒體技倆，用以掩蓋英國政府的順從。

撒切爾訪京的一星期內，恒生指數下跌了25%，而在一個月內暴跌了一半。這段時期，從港幣的崩潰可見到經濟的不確定性，並導致政府在1983年作出孤註一擲的決定 – 港幣與美元掛鉤。這就所謂的「平穩」過渡！

無 論撒切爾或者其他領導人的意願如何，一旦中國決定收回香港，英國作為一個衰落的帝國主義勢力，顯然無法與中國對抗。相比起毛澤東滿足於將香港主權的問題 「留給後代」去解決，中國收回香港的決心本身標誌著其焦點有所轉移。在北京走向資本主義瓦解國有行業、免費教育和醫療、廉價住房等等後，難以繼續濫用「社 會主義」的名義維持統治，而更加需要民族主義的措辭，也更需要復興大中國的願景，因此要收復香港。

「英國首先退縮。」陸恭蕙在其《地下陣線：中共在香港的歷史》一書中說，「畢竟，英國需要考慮中英的長遠關系。」意思是，英國資本主義不會為了無從把握的香港，而妨礙其涉足準備打開的中國巨大「市場」。

撒切爾真正關心的，不是香港群眾的困境，也不是他們在中共統治下會否面臨鎮壓（正如英治時期就多次發生鎮壓）。1981年，和中國開始談判的一年前，戴卓 爾推動種族歧視的《英國國籍法》，剝奪三百萬香港人（以及其他前英殖民地的數百萬人）的居英權。撒切爾當時在演講稱，英國被「外來文化所淹沒」。撒切爾收 緊移民法主要目的，是製止香港移交中國後引起的逃亡潮。

撒切爾、鄧小平和其各自的統治菁英，不僅不是敵對關系，而且還基於經濟利益而達成 了諒解。撒切爾將鄧小平的一國兩製以「精妙」來形容。我們社會主義者反對撒切爾主義，也反對鄧小平主義，對於中共官員現在得傳於撒切爾的階級鬥爭的謀略， 我們並不感到驚訝。《每日電訊報》報道：

「在位於上海的中國最精英的黨校之一 – 中國浦東幹部學院，『危機管理』課程已經包羅了撒切爾的哲學，當中也聚焦到2011年的英國騷亂。」

「…李敏教授，在一次學院的課程上說，就危機管理而言，英國這位前首相堪稱楷模。」

據估計，中國每天發生500件的「群體性事件」，而警察和國內安全的維穩費甚至高過國防。因而不難理解中共癡迷於撒切爾的鎮壓政策，如加強警察，以及在歐洲最不民主的反工會法律。

今天，對於英國和撒切爾在香港所扮演的角色，仍然存在廣泛的誤解。或許其中最極端的表現，是有被誤導的香港青年在反政府示威中揮舞英殖民旗，並錯誤視之為抵抗中共獨裁的象征。事實上，這種政治混亂始於上層，在政治建製中，特別是在泛民主派的領袖人物。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最近評論說，撒切爾「沒有考慮到香港人的福祉」，並補充說「這是英國歷史上非常非常不光彩的一頁」。如果有人相信這說法是一種諷刺，是可以理解的。

那 麽劉慧卿又認為英國哪一次的軍事入侵和奴役是光彩的？正如《每日電訊報》指出，英國前前後後侵略了「世界上除了22個國家之外的所有國家」。作家理查德． 戈特（Richard Gott）在《衛報》中寫道：「當前世界上的許多沖突，發生在英國已經拋棄、耗盡和一貧如洗…的前殖民地」。 戈特列舉斯裏蘭卡、巴勒斯坦、塞拉利昂、南非、津巴布韋、肯尼亞、巴基斯坦和印度作為例子，在這些國家中，英國「分而治之」策略下培育的民族沖突和不穩定 一直持續到今天，奪去不計其數的性命。

撒切爾代表著資本主義製度，並特別野蠻殘忍地捍衛它。她在中共體製內贏得眾多崇拜者，是不會令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感到吃驚的。社會主義者理解，無論是在東方或者西方，都需要挑戰資本主義和專製統治。

反李嘉誠的鬥爭需要團結！

致左翼廿一公開信：你們捍衛言論自由嗎？
葵湧國際貨櫃碼頭的工人爭取合理工資的鬥爭，凝聚起公眾、青年和社運人士的大量支持。不少學生和市民都站在碼頭工人的背後，提供財政和物資上的支 持。「社會主義行動」也不例外，除了每日到場支持罷工，至今已為「碼頭工人罷工基金」籌募了超過一萬一千元（註：至本刊出版之時，數字為三萬六千元），並 將會加強街站募捐及到場聲援的工作。各組織（包括「左翼廿一」）和個人都做了重要的聲援工作，我們對此表示歡迎。

可惜，對於「左翼廿 一」 的部分成員阻撓「社義行動」成員的民主權利，我們深表遺憾。四月一日，二千人由荔景地鐵站遊行至碼頭，在碼頭舉行集會期間，「左翼廿一」的主持向我們表 示：「『社會主義行動』成員不可以發言，因為你們出售雜誌。」所指的是《社會主義者》雜誌的罷工特刊。我們向「左翼廿一」成員解釋，罷工特刊的收益將全數 捐贈予罷工基金。

職工盟代表表示，完全沒有禁止《社會主義者》雜誌在罷工現場或其他地方發布，更感謝我們支援罷工基金。然而，即使「左 翼 廿一」得知這消息，在四月二日晚上打氣晚會期間，仍然阻止我們的成員發言。即使我們解釋雜誌並非向罷工工人籌錢，而是向外界人士募捐，「左翼廿一」仍然繼 續抵製我們。這等同審查和禁製政治觀點，違反民主原則，令我們極度震驚。

我們相信大多數「左翼廿一」支持者並不認同這些不民主的行為。希望此抗議信能夠提醒「左翼廿一」，你們部分的代表成員不幸持有非常危險的立場。

我們將繼續聲援工作。事實上，我們寧願將精力集中對抗資本家，向服務李嘉誠的法院頒布的禁製令反擊。但為了捍衛工運中不可或缺的透明和民主，我們不得不發表此公開信致「左翼廿一」，以示抗議。

我們要求「左翼廿一」清楚表明立場。　貴組織是否支持新聞自由？抑或是僅僅支持除「社義行動」外的新聞自由？這場鬥爭實在非常重要，不能因有違民主原則的騷擾行為而蒙上陰影。請以民主的方式合作，團結鬥爭！我們的立場都是支持捍衛言論和新聞自由並為之而鬥爭的，不是嗎？

資方在禁製令的護航下已經清場，罷工進入關鍵的階段。我們必須更堅定、更團結地揭破和反抗資本家的剝削製度。

碼頭彥將李李嘉誠的商業王國暴露於鎂光燈下

碼頭罷工震撼人心， 一個多月以來，揭露了李嘉誠等權貴治港的現實，令愈來愈多人睜亮了眼睛。根據《華爾街日報》資料，六大企業集團支配著香港經濟，包括超市銷售額的90%及 私人屋苑市場的三份之二，在每$1的花費中最少吞下23仙。他們的商業帝國遍及各行各業，你每次乘一程巴士、在一商場購物、撥一次電話、住一次酒店、看一 套電影，或照亮你的家，更勿論買一個單位，都不得不令這些富人更富有。財閥大亨控製地產市場，「地產霸權」一語由此衍生而來。

在這權力架構的頂端是李嘉誠。據福布斯雜誌，李嘉誠在富豪榜排行第八，坐擁$310億美元（$2,410億港元）的個人財富。按股票總值計算，他擁有的公司占股票市場的15%。去年，李氏等香港富豪豬籠入水，李氏身家上升了$80億美元（$620億港元）。

算 一算，李嘉誠的財富在過去12個月的增幅幾乎足夠支付香港一年的教育預算（$630億港元），幾乎相當於香港政府去年的賣地收入（$690億港元）。其他 一級富豪即使未如李氏，也賺得盤滿砵滿。恒基兆業主席李兆基的個人財富在去年增加$230億港元，達到$1,550億港元。郭氏兄弟沒有受嚴重的貪汙指控 及家庭內哄阻礙，財富於去年增加$310億港元（來源：福布斯富豪榜）。

對香港大眾而言，故事則截然不同。現時的貧富差距是已發展經濟中 最極端的。根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指，貧窮成為這城市「地方獨有」。根據經濟學家謝國忠，香港平均工資在上個年代每年只增加了1.5%，低於通脹。而生活在 貧窮線下的長者數目首次突破三十萬，達到305,000。

裙帶資本主義

「白手興家」的奮鬥故事不過是資本主義下的傳說。李嘉誠並無真正的白手興家，而是靠剝削 工人賺錢。無論在昨天的英殖政府，還是今天的中共獨截及其香港傀儡下，他都大大地受惠於國家，通過「裙帶」關系中受到特別厚待和保護。李氏在1972年成 立的長江實業，現今是香港第二大的地產集團，在香港7個單位中有1個由其建築。

在毛派影響下的六七暴動後，李嘉誠趁著房產投機熱潮中建立 長實集團。在英政府的允許下，長實集團分支到公共事業，並於1979年收購了控製港口的和記黃埔，又於1985年收購了作為香港第二大的能源公司港燈，成 為打入批發、電訊及媒體等經濟領域的跳板。李氏的屈臣氏集團擁有超過7,800間分店，包括百佳超級市場（在香港有250間分店並於國內有50間）及其他 品牌例如Taste和豐澤。

在1970年代後期，全球政策轉向新自由主義，助長了李嘉誠尤其在英國（因當時英殖治港）擴張公共事業和基礎建設的生意。如果沒有政府的幫助，李氏家族真的會靠穿膠花白手興家？

新 自由主義聲稱國營部門「沒有效率」，而要盡可能私有化最多的部門，水、能源、交通、學校、醫院，甚至監獄，被私人資本家以利潤模式營運。李氏等大亨及其國 際上的同類人物一直大有影響力，令政客們采用激進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如私有化、去管製化（降低服務質素和對客戶的保障，以增加利潤）、外判製（正如我們在 碼頭業中所見，「血汗工廠」的工作環境和削弱工會的議價能力）。

但當新自由主義攻擊政府的福利和扶貧措施時，財團卻受著政府的政策庇蔭， 來保障土地的供給、超低的稅率、縱容資本寡頭（財團之間達成控製價格的協議，操控市場）。因此，香港是個典型的「裙帶資本主義」－官商勾結，這完全粉碎了 右派智庫指香港為世上「最自由」經濟體的神話宣揚。

自由派經濟學家往往回避這些問題，但事實上世上並不會有一個沒有「裙帶」關系的資本主 義經濟。當梁振英「選上」了香港特首的時候，曾經揚言要挑戰大財團（當中大多數支持其對手唐英年），尤其是他們對房屋市場的壟斷，並提出要增建公共房屋。 但這並沒有兌現。以李嘉誠為首的一眾財團，在北京的盟友的幫助下，迫使梁振英乖乖聽話，淡化其建屋的計劃。

傑瑞米柯賓

海外擴張

香港資本主義是「成熟」的資本主義，意味著其經濟幾乎完全是寄生性的，建基於錢滾錢，而非建 基於民眾可消費或可使用的生產來創造財富。大多香港的利潤來自外地，尤其是在中國大陸的血汗工廠勞工。今天，金融的投機製造了鉅額金錢，製造了連中產都透 不過氣的房屋惡夢。25萬人住籠屋與板間房，被剝奪了基本的住屋權利。但正如列寧解釋，「剩余資本」在此狹小的市場中出現，導致資本家需要向外擴張。李嘉 誠可以說是這個現象活生生的教材。

李嘉誠擁有一系列的港口、電信、媒體和公共事業，全球雇用25萬名工人。他控製了世界上港口總貨運量的13%，營運將近30個國家的碼頭。李嘉誠的旗艦港口企業「和記港口控股」是和記黃埔的一部分，其亦與中國的國有企業合作，包括營運深圳的港口業務。

李 嘉誠在中國的投資不止於此，在北京等大城市都有其建築項目。在農歷新年前，吉林省有100名工人在和黃擁有的豪宅外抗議，追討$2,000萬的欠薪。香港 財團在鄧小平的走資改革後，很快便擁護中共獨裁，而這些權貴家族甚至被「選上」為半官方職位的政協或人大，包括李嘉誠的兒子李澤鉅。

歐洲 爆發債務危機，該區成為了李嘉誠收購的目標，購買私有化的公共事業、能源公司和電訊。和黃的收入有42%是來自歐洲。一個財經分析師對於李嘉誠最近收購供 給英國四份一人口天然氣的威爾斯與西部事業（Wales & West Utilities）後感嘆道：「歐洲成為了李嘉誠新的寶貝。」李嘉誠擁有的其他英國公共事業為英國電力網絡（UK Power Networks）、北方天然期網絡（Northern Gas Networks）和南方水業（Southern Water）。去年，和黃花了200億歐元來入股愛爾蘭的電訊商Eircom，花了130億歐元入股另一奧地利的電訊企業Orange。李嘉誠的屈臣氏集 團擁有英國及愛爾蘭超過900所分店的連鎖藥房。

社會主義的解答

香港的社會主義行動，是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盟友，支持香港碼頭工人爭取生活工資的鬥爭。我們與碼頭罷工工人 以及通過工國委與世界上社會主義者討論，我們正在協助這場鬥爭，並推動全球的聲援行動。根據國際工人鬥爭的經驗，例如去年葡萄牙的碼頭罷工得到歐洲八國碼 頭的罷工一小時聲援，我們提出全球碼頭工人罷工，聲援香港的階級兄弟。在李嘉誠擁有全球多個港口，在其工會中特別可以提出這呼籲，包括在亞歷山大港、布裏 斯本、布爾諾斯艾利斯、雅加達、卡拉奇、倫敦、洛特丹與悉尼。

碼頭工人的鬥爭贏得了香港普遍群眾的巨大支持，激起了對貪婪狂妄財團的憤 怒。工人需要強大而民主的工會來捍衛自己的權利，但同時需要建立一個新的工人階級政黨來終結財團的專製與經濟壟斷。這個任務源於國際上階級鬥爭的尖銳化和 政治的激進化，對「1%」貪婪富豪和資本主義日益憤怒。現在極需要新的工人政黨，爭取對社會主義綱領的支持：

讓財團為危機埋單－向財團征收富人稅，並終結香港的超低企業利得稅率！
終結所有外判與合約勞工－捍衛真正的工作，並要求工資增幅水平超過通漲！
建立戰鬥性的工會與新的工人政黨！支持國際主義、團結聲援和反對一切形式的種族主義與歧視！
要求立即增建廉價公屋，每年5萬間－踢走財團，並將銀行和地產商民主公營化！
打碎資本家的寡頭，終結地產霸權！唯一方法只有將長實、和黃等財團擁有的企業國有化，並實行工人與大眾的民主公共管理。

香港：五一勞動節 爭取標準工時的抗爭

巴菲特的名言與李嘉誠所思所想一脈相承。李氏發動階級戰爭，通過和黃集團和HIT的奴才，還有作為「爛頭卒」的外判商，向碼頭工人發起進攻。但是，碼頭工人展示了還擊的方法。

葵 湧貨櫃碼頭工人罷工抗爭，增取加人工，得到廣大群眾支持，可見群眾反資本霸權的情緒高漲。日本、澳洲、瑞典和許多其他國家的碼頭工人和海員紛紛團結聲援香 港碼頭工人，可見國際主義是工人的階級本能，更呼應五一節的主題 – 「全世界無產者團結起來！」物價飛漲、世界資本主義危機深化、雇主打壓愈發嚴苛，今年的五一遊行繼續是勞動者重要的行動，以捍衛自己生活水準。最低工資已 經在兩年前實施了（盡管其水平遠低於群眾需要），勞工三寶中的標準工時將是下一個勞資對抗的戰場。

極長的工時

作 為全球國家和地區中人均生產總值排行前三十名的地方，香港勞動者的工時之長在世上也是諷刺地名列前茅。根據瑞銀2012年9月的「價格與收入」報告，全球 72個被調查城市中香港人均年度工作時間為2,296小時，高於全球（1,915小時）和亞洲（2,154小時）平均人均年度工作時間，位列全球第五高。 東京的人均年度工時為2,012小時，芝加哥為1,854小時，倫敦為1,787小時，最低的巴黎僅為1,558小時。

而統計處亦在今年 三月公布了去年（2012年）本地雇員的工時資料。去年，全港雇員每周工時中位數是45小時（國際勞工協會規定每周工時四十小時，超過四十四小時已屬嚴重 長工時），相比前年（2011年）並無下降。年長人士工時更長，年逾五十五歲的雇員，每周平均工作達48小時。四大低薪行業中，保安員的每周工時中位數長 達64.7小時，最長工時的保安員每周工時更高達72時。飲食業中，中式酒樓菜館員工，每周工時中位數是60小時，最長工時高達63小時，港式茶餐廳員工 每周工時中位數是57小時，最長工時可達61.3小時。

真實情況很有可能比以上數據嚴重，因有其他因素沒被納入調查中。最常見的情況是雇 員加班了但不被雇主記錄。例如，在本文撰寫時還在進行的葵湧貨櫃碼頭工人罷工中，部分參與罷工的工人就曾指出他們每次工作時期名義上是24小時，但連續工 作48或72小時（即整整兩天或三天！）是常有的，一位工人表示最長曾經連續工作96小時！

外判是香港和世界上都存在的大問題。印尼和南 韓近年都爆發了反對外判和分判的罷工，亮起了引領香港工人前進的明燈。資本家用來增加工作時間和削減實際工資，今次碼頭工人罷工將其罪行一一揭破。不僅是 碼頭工人，保安、清潔工、公共機構如大學的食堂，甚至是公立醫院的醫生都紛紛被外判。在香港外判工人占勞動力比例愈來愈高。200個公屋商場賤賣給領匯 後，雇員工作條件急劇惡化 – 保安由8小時一班改為12小時一班，而且超時補水沒有增加。工會必須抵抗攻擊，首先在群眾面前揭破外判的邪惡本質，然後通過精密部署的工業行動，要求永久 工作，結束外判和分判。

外籍家庭傭工也是工時極長，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於2009年進行的調查發現，受訪的外傭每日平均工作長達15小時，當中四成七的工時介乎15至20小時之間。這令已經受著種族和婦女問題深深壓迫的群體更加受苦。

爭取標準工時

群眾長年深深體會高工時之苦，樂施會於2010年的調查顯示，逾八成巿民認為本地人超時工作的問題「嚴重」，接近三分二人支持立法訂定立最高工時。

去 年三月，超過一千名消防員為爭取將每周工時由54小時縮減至48小時參與了其工會發起連續三日按章工作的行動。近日，消防處提出減低每周工時的方法竟然是 透過縮減夜更消防車及執勤人手數目，而非投入資源增加人手。每周工時只減少至51小時，這令服務質素下降的措施因遭大批前線員工反對而擱置。最近的新方案 （新「五一方案」）是透過把每輛出動消防車的人手減少一人，繼續堅持不增加人手和資源，這正是小圈子政府一向進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做法之一。

政 府剛於4月初成立了標準工時委員會。跟最低工資委員會一樣，標準工時委員會充斥著資產階級的代表。23名委員中有12名勞工顧問委員會成員，除了名正言順 的雇主代表，勞顧會的所謂雇員代表就有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和勞聯財務主任周小松等建製派人士。其他委員除小圈子政府的代表，則有會計師公會會長（趙麗 娟）、中大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莊太量）及恒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蘇偉文）等依賴資本家給予龐大利益和極力維護資本主義製度的人。正在領導碼 頭罷工的職工盟則被排除在外。委員會並表示需要花3年時間討論才能提出最高工時的建議，可以想像，屆時只會因應資本家而非勞動者提出建議。

連結其他訴求並抗爭

為確保享有合理的工時，我們需要把爭取最高工時的訴求連結至生活工資（最低工資至少40元時薪）和集體談判權等訴求，通過民主公有的綱領把經濟的控製權從一小撮反民主的有錢人中奪過來。社會可以沒有資本家，但不能失去勞動者，因為工人階級才是維持社會運作的一群。

今 年五一勞動節，將圍繞著碼頭工人英勇罷工的氛圍，可見階級鬥爭是今天的現實，也是工人階級歷史得出來的經驗。組織、團結和國際主義永遠都如此貼題。工人需 要建立工會，將工會民主化，並將其改造為一個戰鬥的組織，以清晰的訴求向老板還擊。當務之急是建立一個有力的工人政黨，把包括外傭工人和全世界的工人抗爭 團結並壯大起來。

香港：碼頭工人罷工訪問系列

罷工第三天
30.03.2013

橋邊理貨員蔡生：「我們可以停止碼頭運作，我們工人的力量很大！」

蔡 生是俗稱「摣紙」的橋邊理貨員，在碼頭工作了17年，之前是在另一間公司工作，到一年半前才到永豐工作。他現時的工資是1,315元（24小時），比起 96年時的1,480元更低。由於工作時需要用梯爬高爬低，容易滑倒跌傷，在八號風球時工作更是危險。平日要擡高頭，拿著打掣棒工作，手容易疼痛。

問到有什麽激發他決心罷工，他說：「公司跟我們說要接受5%的加薪，並說會加送「禮物」，對我們簡直是一大侮辱！」他認為現在需要加薪300元（25%），其中20%只是追回以前的水平，然後另外再加5%罷了。

他 說，第一天早上罷工人數只有120-150人，但兩天後早上在碼頭內遊行已經有200人，並有各大工會和年青人到場支持。蔡生感受到各方的支持力量，顯得 相當有信心，說：「公司竟然說我們不是他們的工人，現在我們要迫大老板向永豐交代。」他認為罷工已經開始，並不能回頭：「無論今次罷工成功與否，我也絕不 後悔。我們可以停止碼頭運作，由少數人聚集到現在的大力量，滿足感難以形容。我睡在這裏也很開心！」

貨櫃裝卸員：「八號風球更加要上班，我試過四日不停工作」

「姑 爺」（即苦力）是貨櫃裝卸員，三位不願留名的拆卸工人，由第一天參與罷工到今天晚上，坐在地上與我們閑聊。兩位均是永豐外判公司的「抓結」工人，負責在船 上裝拆貨櫃。當記者問到他們對工作的感受時，其中一名工人表現出百般無奈，他說：「我做咗廿四年，有一仔一女，為咗層樓，做到死，忍無可忍才罷工。」他們 表示，做這一行經常有工傷，因為他們每天重復同一個動作不下三百次，所以非常容易受傷。工作沒有安全措施，非常危險，「因為拉繩很重，隨時可能不夠力便跌 下來。而且每只船的船齡不一樣，一些較舊的船只，會令工人更易踏錯腳墮下。曾經有工人因此而受傷」。

他們工時極長，最少要連續工作廿四 小時，有時還需要加班至九十六小時（連續四天）！「打風落雨，八號風球更加要上班，我試過四日不停工作。即使橫風橫雨，也要繼續工作，需要完成工作，只船 才走得」。關於下一步的行動及罷工運動的發展，他認為等待假期後，罷工的威力將更大，「放完假，街車便會入來，到時殺傷力更大」，對罷工有一定的信心。

機手吳生：「有工人連櫃跌落海我都見過」

旁 邊站著的一名機手吳生，在碼頭工作十多年，也對於工作環境非常不滿，「工作未完結時不可以停下吃飯，好苛刻，若果你部機持續十五分鐘不動的話，便會有幾十 個電話叫你工作，根本不讓你休息。又每日吸廢氣，好大塵，有工友因為咁而患肺癌」。他憶起工作情況，「每日都有十字車，每日都有工友受傷。工友要爬上爬落 貨櫃，好危險，有工人連櫃跌落海我都見過」他手指旁邊的工友，「佢可以由呢度（地面）爬上第六層櫃，你見過未？」

他希望罷工運動能完全癱瘓碼頭的運作，迫使資方談判及答應訴求，他認為堵塞行動可以更進一步，亦希望有方法可以令更多碼頭工人加入罷工，「如果用兩架貨車塞住便可能癱瘓成個（碼頭）運作。如果四間（外判公司）一齊罷工，培記、永豐、高寶、聯永，便可以癱瘓碼頭！」

罷工第三十天
26.04.2013

這天晚上，我們與工友在長江中心外集會，之後沿著花園道，一同遊行到禮賓府，要求梁振英面對工人。以下是幾位工友罷工一個月的心聲，他們都是高寶外判公司的塔機操作員。

張先生：支持廢除外判製

被問到罷工將近一個月來的感受，張生先表示仍然非常樂觀，堅持到底，並且十分感謝市民連日來的支持。他認為資方連日來的打壓（包括外判公司高寶倒閉、申請禁製令、和黃公開聲明等）某程度反映他們開始焦慮，因此工人反而可以不用著急，他亦希望罷工能夠繼續和平地進行下去。

張 先生認為，這次的罷工不單單是碼頭工人的事，而是將影響到全港所有的外判工人，能夠為自己爭取利益。他希望碼頭工人的罷工能成為香港其他工人抗爭的重要榜 樣。對於罷工的未來發展，張先生希望罷工運動能夠擴大，但無奈內運車司機被十多間外判商操控，力量非常分散，難以團結起來，而HIT的直屬工又享有與外判 工人更高一等的薪酬福利待遇，令他們更難走出來罷工。因此，張先生亦支持社會主義行動「立即廢除外判製」的訴求。同時，他亦支持國際上的工人團結聲援抗 爭，可以將事件成為國際工人共同反李嘉誠的運動。

至於被問到他家庭與身邊朋友對他參與罷工的態度，他說起初他們都不太支持，通常是受到主流傳媒偏頗報導的影響。其實早在反國教運動的時候張先生已經察覺到傳媒不中立的角色，而身邊的人在更多的了解事實後都會站在工人的一方。

陳先生：高寶結業不負責任，可能會另開新的外判公司

經 過幾十日罷工，陳先生認為整個運動最終結果可能是兩敗俱傷，一方面資方HIT由於碼頭運作減慢而蝕錢，另一方面工友可能無法得到合理待遇。陳先生認為高寶 公司行事「縮骨」，結業時間由最初的六月三十日改至四月三十日，從而避過四月後的薪金結算，他批評這樣的做法是不負責任。他認為，高寶的領導層可能事後會 另開一間新的外判公司，就像坊間酒樓倒閉後再開一間。據他了解，十年前有外判商也做過類似的事。但不同於其他罷工工友，陳先生認為罷工運動無需升級，他對 現在情況合乎當初目標感到滿意，通過和平、理性的手段達到訴求，並希望運動可以停留在現階段狀態，但被問到認為怎樣才能有效達到罷工工人的加薪及各種訴 求，陳先生表示想不到辦法。

傑瑞米柯賓

爆哥：呼籲參加五一遊行！

爆哥已在碼頭工作了十二 年，在高寶受雇四年。於罷工的第二天跟一眾高寶工友加入罷工。罷工的抗爭一直受資方不斷打壓，包括突然把高寶結業，以及向法庭申請禁製令，禁止工友進入長 江中心（已被法院通過），但他對抗爭前景並不擔心。他相信罷工仍能持續一至兩個月，因他自己是技術工人，會有信心資方難以另找員工取代自己（以及其他機 手）。他昨日亦有參與返回碼頭的示威遊行。他希望能把運動壯大，亦希望在此呼籲群眾參加五一遊行。

香港：曾蔭權造「一晚總統夢」

英文有一諺語：「It never rains, but it pours.」屋漏偏逢連夜雨，那香港正適逢貪汙的雨季。若用之描述貪汙，那香港正適逢雨季。這一年，可恥的小圈子選舉過後，緊連著連串醜聞，赤裸呈現官商勾結和政客奢華生活。同時間，廉政公署正著手調查其成立38年來最大型的貪汙案件，涉案人士包括香港地產富豪郭氏兄弟。百萬群眾看清楚了以「廉潔」自居的香港資本主義製度的本質。

監察全球貪腐的「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在2011年的調查指出，香港排名全球最不貪腐的第13位，分數為8.4/10。相對之下，臺灣排在33位（5.8分），中國則在78位（3.5分）。

看罷以上調查結果，相信大多香港人都根本不信。因為大家都出離的憤怒，根據最新曝光的醜聞，將離任特首的曾蔭權到訪巴西的時候，入住當地一所全國最高級之一的酒店，下塌一晚房價高達6,900美元（約合$54,000港元）的「總統套房」。曾蔭權早前收受富豪利益，分別乘坐豪華遊艇和私人飛機到澳門和泰國布吉，已經面臨立法會的彈劾，而且更可能涉嫌利益衡突，正受到廉政公署調查。但是，廉政公署只對曾蔭權本人負責，如此我們對其所謂的全面調查和「公正」又如何能有信心呢？一場人民調查，由普通工人和市民選舉產生的委員會負責調查，他們直接對公眾負責，這是唯一能弄清真相的方案。

事實上，行政長官正是政府行政體製內規範公務員收受利益的各項規條的最後仲裁人；而基本法第57條訂明廉政公署「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固此，法例向坐擁特權的權貴傾斜，香港政府自詡的「廉潔」不過為空談。

二月時被傳召到立法會解釋事件，曾蔭權哽嗯「鄭重道歉」，承認「跟公眾期望有落差」，被迫放棄早前與內地富豪黃楚標簽訂的、價值5億港元深圳單位的優惠租約。自稱天主教徒的他，只不過是在立法會「告誡」後幾個星期，又再次「犯罪」了。

「造一晚總統夢」

曾蔭權在巴西皇家郁金香巴西利亞阿爾沃拉達酒店的總統套房一晚的住宿費，相等於一名普通餐飲業工人十個月的薪水（每小時$28）。曾蔭權辦公室辯稱，只有總統套房才配備特首開會使用的設施，但媒體報導揭發他逗留酒店期間，根本沒有進行任何會議。曾蔭權的酒店開支超過了政府準許公務員海外公幹的每天支出上限的23倍。更離譜的是，超過十二個華盛頓的香港駐美經濟貿易辦事處官員從美國飛到巴西「預備」曾蔭權的短暫訪問，而單是機票就花了$760,000港元（當然是頭等艙了）。

奢華的官方騷高額揮霍公帑，顯示了香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脫節」。這個城市並沒有全民退休保障，迫使30萬長者要拾荒維生。官方統計亦指出有120萬香港居民生活在貧窮線以下。

前政務司司長早前被揭發隱瞞九龍塘的僭建，其面積是香港平均房屋的四倍，現在恐怕一輩子都會被人聯想到他惡名昭著的「地下皇宮」。不過，唐英年的前任許士仁正就更嚴重的罪行被調查。他在三月二十九日與同其好友，亞洲最大地產商新鴻基地產的郭炳江和郭炳聯被捕。他們雖被準許保釋，但作為廉署有史以來最大的案件，涉案金額高達1930萬港元；他們涉嫌賄賂政務司長許士仁，他是僅次於曾蔭權的第二號人物。所付的款項與郭氏的公司直接相關。5月3日，廉政公署逮捕了郭家第三個兄弟郭炳湘，他為了排除他的兄弟而控製新鴻基地產而發動了一場權力鬥爭。據推測郭炳湘可能與廉政公署達成協議，在可能的起訴中指證他的兄弟們。

福布斯估計郭氏兄弟的財產為一百八十三億，在香港僅次於「超人」李嘉誠。郭氏的生意與與其他商賈鉅頭一樣，像八爪魚般四通八達，其企業帝國的業務從房地產（IFC）、酒店、到巴士（九龍巴士）和電訊（數碼通），以至香港駕駛學院。地產霸權勢力龐大，其爪牙怎能不深入政府？

無論廉署的調查如何，焦點已聚在不民主政府與壟斷財團之間的裙帶資本主義。自2005年，許仕仁便住在禮頓山上新鴻基地產一座5000平方呎的豪宅，遠眺跑馬地馬場。當年他搬進去的時候，已經有聲音指，這與公職身分有沖突，並會在政策上偏幫郭氏。而2007年上任時，許仕仁承諾會以每月十六萬港元繼續租用單位。

史無前例的醜聞
政治分析員劉銳紹提到：「特首與前政務司司長涉嫌的貪汙案件是史無前例的。」就連梁振英亦不例外，涉嫌在西九文化藝術區設計比賽有利益沖突。梁振英小圈子選舉的「勝利」付上代價，資本建製的嚴重分裂。梁營的內地資本家與北京一派，正著手修補唐英年落選後的建製破裂。

貪汙醜聞不單破壞唐英年或曾蔭權的個人聲譽，亦令大眾開始註意到整個製度的腐敗。群眾不信任候任政府，使梁振英未上任已經低民望。故此，梁振英要謹慎避免下屆政府人員會被揭發醜聞，令其組班進度緩慢。最近，溫家寶引用《論語》告誡梁振英政府要「清廉」。大家可能在想，影帝溫總統治下的內地貪汙腐敗之嚴重，怎能面不改容說這番話？

我們的回應

社會主義行動指出我們根本信不過現行的政府製度是能夠自我「改革」或清理的。資本主義將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扭曲成追求利潤的工具，而當然其政客亦不例外。銀行家和投機者既然可以透過資金流動或股票期貨寄生蟲般地牟取暴利，他們就想，為甚麽政客就分一杯羹？

要根治問題，我們回歸問題核心。我們要打破資本權貴的權力，將他們的企業帝國收歸公共民主的管理之下。董事們應該由工人和消費者透過民主群眾組織選舉產生。那些公司需要融入民主計劃管理，來滿足社會的立即需要（廉價房屋、有尊嚴的工作職位、環境保護和強化的福利製度）。



社會主義者支持立即全面實現民主，普選權的投票年齡應該降至16歲，取締特首職位，由真正的人民製憲會議產生新政府，並取代現在被功能組別壟斷的橡皮圖章立法會。所有被選舉的代表的任期應被縮短（如兩年），並且可以隨時被選民召回。

應該削減民選政治人物的薪金與工人平均工資的水平。這同樣適用於政府首長（今天行政長官的月入比美國總統奧巴馬還要高！），以至立法會議員和委任官員。在2011年的區議會直選中，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承諾，若果當選只會支區議員的1/3工資。這承諾未來立法會選舉中尤關重要，尤其對於聲稱要代表基層草根的政治人物，這承諾可以考察他對反貪汙、反裙帶利益的決心。若果是真有必要的公共開支，也應斷然拒絕「七星級」的奢華服務！我們不需要「外部」機構來審核其開支，而改由工人、失業者、小商販組成的委員會來審查民選與委任公仆的支出。
政府貪汙腐敗的惡臭只能被工人群眾的行動清除掉，尤其是要建立新的基層工人群眾政黨，其政治代表宣揚並身體力行與其他工人享受同樣的工資生活。

碼頭罷工四十天後結束

勞資達成協議

5 月6日，碼頭罷工第四十天，四大外判商（永豐、現創、聯榮及培記）與職工盟達成共識，所有貨櫃碼頭的員工從5月1日起加薪9.8%。職工盟宣布停止罷工， 但尚未決定復工的日期。加薪幅度與工會最初提出的20%有一段距離，令部分工人感到失望，但由於外判商態度強硬，指不會再返談判桌，大部分工人認為，目前 形勢僵持不下，這已是最好的結果，因此只好接受停止罷工。

四十天的罷工迫使和黃作出一小讓步。除了罷工的四大外判商加薪9.8%外，外判清潔工和保安員亦連帶加薪9.8%，碼頭內河非HIT的員工亦連帶加薪9.4%。面對世界八大首富李嘉誠，500名罷工工人面對重重困難，但仍然迫使公司作出一小讓步，可見工人抗爭的強大力量。

但 外判商故意設定加薪幅度僅僅低於兩位數字，是要擺出不會屈服的強硬姿態，在待遇細節上的談判，工人未見可以取得優勢。雖然協議包括不追究曾參與罷工的工 人，但公司違反承諾的例子可謂司空見慣。零八年，和黃巴拿馬港口公司，就在平息了碼頭工人一天的工潮後，慢慢對工人秋後算賬。而所謂「讓員工自行選擇停機 吃飯」，在具體落實時並無保障，例如吊機上的攝錄機很大機會不會拆除。北京和黃董事總經理霍建寧曾經以同樣的邏輯諷刺地說，工人有權「自行選擇」工作時 間，無人可以被迫工作24小時。同樣，協議在職安健的問題上也未有任何具體方案。

碼頭罷工令人鼓舞，亦為工人鬥爭上了重要的一課。對社會 主義者來說，當務之急是總結罷工的教訓，認清這場鬥爭我們贏了什麽，並問：工人可以贏得更多嗎？職工盟代表、聲援罷工的民間團體和學生對結果過於樂觀，也 回避了一些必要的問題。工人在經濟上作出重大犧牲，甚至冒著被解雇的危險罷工，我們不能一句「鬥爭尚未完結，市民仍需關註」就草草了結，要對罷工作出認真 嚴謹的總結。

高寶問題未解決 – 「一齊走出來，一齊入返去」？

前高寶機手的復工安排尚未明朗，不少員工都擔心能否保障就業崗位。在決議投票的工友大會上，有10多名機手表示不欲停止罷工，認為各工種工人應該支持到底。

四大外判商所簽署的文件並無提及前高寶機手的安排。由於吊機手的外判商高寶在罷工期間結業，和黃另起一間名為「捷旺」的新外判商，表示會接手前高寶機手。但由於「捷旺」的管工（俗稱「科文」）與前高寶的為同班人馬，因此前高寶員工拒絕轉投「捷旺」，只願意投向永豐和培記。

職 工盟指工人復工的細節尚待處理，這情況顯然應該避免的。即使工人有口頭協議，在未解決前高寶員工復工安排前，不能復工，但迅速宣布停止罷工，工人會視之為 可復工的訊號。若果工人現時復工，會令前高寶機手因此會喪失談判的籌碼。尤其是和黃為了清洗有鬥爭經驗的前高寶機手，以免他們令碼頭工會的實力坐大，前高 寶機手，尤其是籠機操作員，會有被遺棄的危險。有前高寶機手向我們表示失望，認為自己在罷工的角色未受到相應的尊重。

吊機操作員作為技術工人，其操作執照需要至少三個月時間才能考獲，公司因而難以即時重聘新的工人補充勞動力，150名吊機手成為整場罷工的骨幹。若果「和平協議」要犧牲前高寶機手，有違「一齊走出來，一齊入返去」的團結承諾。

總結與前瞻

和黃惡毒攻擊罷工，先以法院禁製令限製罷工者的糾察權，繼而聘請新手代替罷工工人，接著高寶又突然結業。另一打擊罷工的是黃色工會工聯會，在整場罷工潛水，更刻意遏製旗下工人參與罷工。

為了向和黃反擊，「社會主義行動」曾在罷工中提出，有需要組織更有力的糾察隊堵塞馬路，並強調4月25日早上的突擊堵塞葵湧馬路行動，是罷工策略的轉捩點， 應該有組織地持續進行。此外，我們認為有需要呼籲更多工人參與罷工，故此連同罷工工友早上在地鐵站外進行街站宣傳。法院禁製令大大限製工人的糾察權，應該 更強硬挑戰。

政治上屬於泛民主派的職工盟，在整場罷工的策略上步步為營，害怕失去外間公眾的「輿論支持」。事實上，罷工在公眾輿論占上 風，失去公眾支持的危險性並不嚴重，而有力的糾察工作與爭取外間支持並無矛盾。職工盟領袖強調要避免激發警察鎮壓和逮捕。當然，工人被逮捕是嚴肅的問題， 不能輕率對待，但不能因此在原則上否定堵塞碼頭出入口。如果罷工者因此行使糾察權而被逮捕，可以引起公眾的同情，碼頭公司在政治上會受到唾棄。

職工盟竭力避免與法院有沖突，實際上卻是限製了罷工的力量，讓和黃可以維持碼頭一定程度的運作。過了幾星期後，罷工令人感覺進入了「僵持」狀態。

工 會的力量和統一性是評估罷工目標高低的重要因素。香港碼頭工人沒有澳洲和歐洲工會般強大，加上工聯會和勞聯的角色破壞了碼頭工人的統一性，限製了罷工的力 量。未來，工人將罷工的經驗帶回碼頭，建立更強大、民主和戰鬥性的工會，為其他行業的工人樹立榜樣。就此，我們認同「鬥爭仍會繼續」，亦會繼續支援。但 是，職工盟領袖的策略過於謹慎，不願以糾察隊堵塞碼頭，全面運用罷工的力量。為了未來的鬥爭贏得整杯水的勝利，我們同時要緊記這個教訓。


碼頭工人罷工四十日後結束

世 界第三大的「香港國際貨櫃碼頭」500名工人罷工40日後，宣告結束工潮。職工盟代表罷工工人與資方達成協議，於五月一日起加薪9.8%。這是自1922 年著名的海員大罷工（長達55天）以來香港最長的工人鬥爭。階級鬥爭原本在這個資本主義堡壘中缺一席位，但現在也重臨香港。在長年剝削加深、工作條件惡化 （尤其對外判工來說）的情況下，現時的實際工資比90年代中還低，結果觸發這場罷工。這場罷工大大地影響了香港的港口業，振蕩了政治環境，並曝露了世界第 八首富李嘉誠和與其一夥的資本權貴的貪婪和冷血。

罷工表明工人階級作為改變社會的關鍵力量，並引起部分中產階級，例如學生和社運人士的鼎力支持。整場罷工中，參與的工人只占少數，可以想像一下，未來的階級鬥爭中有成千上萬的人參與罷工，影響力會是如何。

罷工贏得了什麽？

職工盟形容結果是「半杯水的勝利」。這次罷工迫使資方從原先「5%+2%」（前者是底薪，後者是津貼）的方案上作出讓步，調升至9.8%。但5月6日達成的協議依然留下了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

職工盟本已降低了工人最初加薪20%的要求，並在談判時一再強調不會接受任何低於雙位數增長的方案，資方則故意拋出9.8%作為最終方案，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資本家在乎的並非那小數點上的加加減減，而是背後的精神勝利。因此，許多工人對於無法爭取到雙位數加薪感到沮喪。

工 友大會在5月3日拒絕了9.8%的方案，但在三天後卻轉而選擇了接納。據報導，在5月6日的大會上，有五分之一的工人深感憂慮，並投票反對接受方案。但亦 有很多工人感到，資方是擺出強硬的姿態，表明不會再重返談判桌，在經歷了六個星期的戰鬥後，這是所能取得的最好成果了。

這場罷工令人印象 深刻，對當下更廣泛的工運而言，有很多有價值的經驗。必須寫出成績表，認清鬥爭取得了什麽成果，同時提出一個問題：罷工工人可以贏得更佳的方案嗎？在我們 看來，職工盟領導人和許多支援團體及學生對於結果都過於樂觀，忽視了可否贏得更多、用什麽策略可以贏得更多的問題。「鬥爭尚未完結，要以不同的形式繼 續……」之類的籠統建議是遠遠不夠的，在任何罷工也可以這樣說。

工人在這場罷工作出巨大犧牲，並面臨可能被解雇的威脅，我們須要更認真的 檢討。「社會主義行動」積極支持罷工，為罷工基本籌募了近$36,000元。我們亦提出了具體措施，例如在碼頭工人上班的清晨時分，於地鐵站外散發傳單， 呼籲未罷工的工人加入。我們亦指出，工人於4月25日占領馬路，暫時封鎖碼頭出入口，並取得貨櫃車司機的支持，是一個成功而進取的策略。可惜，職工盟的領 導人寧可將其視為一個偶然的孤立事件，而非利用該次作為模範，將罷工行動升級。

傑瑞米柯賓

對被解雇工人的保障？

另 一個關鍵問題，是雇用了約100名罷工工人的外判商「高寶」在罷工期間結業。高寶結業並解雇工人，是為了對罷工工人施加壓力。「高寶」與其他外判商都充當 李嘉誠的和黃港口控股（HPH）的馬前卒，而非資本家想讓我們相信的獨立公司。雖然罷工的核心起因是外判和合約工的問題，但至今這些問題也未得到解決。

顯 然，「高寶」工人一直作為罷工支柱，在罷工期間失去工作，除非能保證他們重返工作崗位，否則不應接受任何協議結束罷工。對於罷工結束，「高寶」工人向「中 國勞工論壇」表示失望，認為工會領導沒有足夠重視其處境。職工盟業已宣布於5月9日開始復工，但他們除了呼籲政府「幫助」高寶工人復工外，就沒有更具體的 行動去保障他們再就業。

重要的一課

從很多方面來說，我們可以視這場罷工為工人階級的榜樣，但同時需要總結一些重要的教訓。在 罷工初期，職工盟領導層低估了資方反抗的強硬程度，並相信單靠公眾支持與同情就能贏得戰役。尤其是只有未過半數的工人參與罷工，寧願高估敵人也不要低估敵 人。除了遊行示威（當然這很重要）以外，重點應該放在不可替代的傳統工人鬥爭的行動上，例如組織糾察隊、堵塞要道，以及呼籲其他工人參與罷工，或者拒絕做 罷工工人的工作等。假如這些都有計劃地進行的話，這場罷工肯定會更有牙力。

職工盟領導在政治上親近泛民政黨領袖，並受其影響，在許多關鍵時刻采取保守的策略，以免「失去社會支持」。但這從來都不是個嚴重的威脅，社會大眾的支持非常之大，罷工基金從外界籌募到超過$900萬元。再者，組織糾察隊與獲得社會支持之間時沒無矛盾。

在 和黃屬下的外判商肆意攻擊抹黑下，需要以此角度觀察策略問題。資方指控工會搞「階級鬥爭」（恍如自己是和平主義者似的），並以骯臟的手段來打壓罷工，包括 三次動用法院禁製令來限製罷工工人的糾察權和示威權、聘請頂替工來破壞罷工、讓外判商高寶結業。另一個主要的障礙，是親北京的黃色工會工聯會。工聯會竭力 來破壞罷工，讓沒有參與罷工的大多數碼頭工人（其中一些為直屬工）反對罷工的外判工。

在罷工期間，「社會主義行動」提出需要在碼頭將罷工 行動升級、組織糾察隊並嘗試堵塞馬路，同時要呼籲更多工人參與罷工。法院的判決嚴重限製了罷工的場地範圍，因此應該更盡力的向其反抗，不是單靠法院程序， 而是發動抗爭運動，揭露判決階級傾斜的本質。這同時會提出一個問題：工人在鬥爭時有必要違反不公義的法律，應該如何抵抗惡法。

職工盟領袖強調要避免觸發警察鎮壓與拘捕的行動。警察打壓是嚴重的問題，不能輕率以待。但是，我們不應以此概略地否定組織糾察隊來癱瘓碼頭運作。如果罷工工人因為行使糾察權而被拘捕，將會引發更多的大眾支持，激發輿論反彈，令本已受人唾棄的碼頭公司受到更大壓力。

由於全力與法院和警察避免沖突，職工盟領袖不幸地限製了罷工的效果，使其未能發揮最大的力量，變相讓和黃保持碼頭相當的貨運量。幾星期後，罷工令人感覺進入了僵持狀態。

雇 主與建製陣營正在嘗試利用罷工的結局（尤其未能獲得雙位數加幅）來增大宣傳力度，謊稱抗爭不能帶來任何改變。當中工聯會的黃國健更明言：「罷工組織者成功 地動員各大政黨和社區組織參與，（使其）持續一段長時間。即使如此，工人未能成功加薪雙位數字百分比，令公眾覺得這種策略並不湊效。」

但是，事實上，如果碼頭工人的鬥誌與決心能夠結合起一個戰鬥式的策略、組織和行動的話，正如我們所說的，工人階級是個無堅不摧的力量。

外判製的騙局

15年來實際工資和生活水平不斷下降，房價和生活開支不斷飆升，是碼頭罷工的背景。香港 碼頭工人在罷工前每小時工資約55港元，比1995年外判前的60港元還要低。職工盟並沒有明確反對外判，也沒有將反外判作為鬥爭的核心部分，但是外判的 確是碼頭工潮的核心，需要與之對抗。屈臣氏集團同屬李嘉誠商業王國底下，在四月100名屈臣氏送水工人被轉至外判工作，但職工盟卻接受了。

和 黃集團如其他亞洲的企業一樣，利用外判製度來減低工人工資、醫療補貼和其他福利，並且來削弱工會力量。澳洲和荷蘭到訪香港的工會分子，同樣是在和黃（全世 界最大的貨櫃碼頭經營者，占全球13%的占有率）旗下的碼頭工作，為香港的罷工帶來了國際的團結聲援。但同時，也突顯出外判泛濫的香港與國際上工會成功阻 止和黃外判，迫使全部為直屬工的港口之間，在工作條件和薪金上的天差地別。

到訪的澳洲海員工會的碼頭工人稱，香港的碼頭工作環境為「活地 獄」和「近同於奴隸」。他們指出，澳洲的碼頭工人每年工資為HK$647,000，每天工作八小時，香港碼頭工人則每天12到24小時卻只拿到三分之一的 工資（一年$216,000）。香港碼頭的外判工加班工作並沒有額外補貼，協議亦未能復蓋超時工作的問題。雇主只是同意「繼續討論」相關問題。

同樣，到訪的荷蘭鹿特丹港的碼頭工人是和黃集團直接聘請的，他們的工資比香港的同工多出50%到60%，而每月工時只有178小時，比起香港平均330小時的工時少一截。

建立戰鬥的工會

工 會的力量和凝聚力是評估罷工目標高低的重要因素。香港碼頭工人沒有澳洲和歐洲工會般強大，加上工聯會和勞聯的角色破壞了碼頭工人的凝聚力，限製了罷工的力 量。未來，工人將罷工的經驗帶回碼頭，建立更強大、民主和戰鬥性的工會，為其他行業的工人樹立榜樣。就此，我們認同「鬥爭仍會繼續」，亦會繼續支援。但 是，職工盟領袖的策略過於謹慎，不願以糾察隊堵塞碼頭，全面運用罷工的力量。為了未來的鬥爭贏得整杯水的勝利，我們同時要緊記這個教訓。

加價潮此起彼落 波及學校學費

自資專上院校課程 學生墮下沈重陷阱

自 2000年起，當時的行政長官董建華打著「教育普及化」的旗號，引入大專學歷的副學士學位及同等級的高級文憑，將專上教育學位數目由28,000個增加至 約55,000個。自此，副學士課程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據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資料顯示，自資專上教育的全日製課程數目，由十年前 84 個增加至今個學年的 532 個，就讀的學生人數去年更超過 7 萬人。由2000年2006年短短6年間，自資副學士學額供應量增加了9倍之多。 在特區政府追求十年內達到目標的背後，引伸出來的問題卻是欠缺監管、各自為政、教學和課程質素參差、門檻降低、濫收學生，犠牲學生之余，自資學位學費近年 加價更拙拙逼人，誓要將莘莘學子在成為社會上的「樓奴」前，率先一步改造他們成為「學奴」，畢業後債臺高築的學生，前路茫茫，這條路如何走下去?

學費年年加　自資院校變學店

學 費一直也是貧苦學生必須面對的問題。一整個2年製的自資副學士學位課程，學費已經大概是10萬元，與學生的負擔能力越走越遠。 自資院校年年加學費，每次加幅也超過通漲。根據「大專反加學費聯席」的資料顯示，院校為求加學費，往往以一次性增加校內設施為藉口，但只要細心想一想，這 些一次性的支出與持續性的學費增加並沒有任何關連。

聯席發言人陳樹暉表示，珠海書院10個四年製的自資學士課程由2012/2013年的 整筆學費 – 22萬， 將會升至24.6萬，加幅高達11.8%。另外根據「經評審專上課程資料網」（iPASS）顯示，理大香港專上學院的課程將加價2.4%，而香港專業進修 學院則會加價 2.3%。對於學生來說，學費增加就代表他們將來畢業後的還債負擔更沈重，政府完全將教育拋給巿場，在商業化的教育模式下，每間院校為渣取更多利潤的個中 手法，可從一名就讀高等文憑課程的周雪凝同學的說法中清晰可見:「一個課程內的700名學生，居然超過1成學生未達到最低入學資格， 更有些課程還沒有通過資歷評審就已推出，我不明白為何教育變得像有限公司一般為了盈利不斷開辦不同課程為賺取更多的錢，教育在現今社會是否已變成了商 品?」在商品化的教學模式下，利益最大化必然導致教學質素下降！

缺乏監管 學生成犧牲品

在 2012年11月初，教學局首發布28所自資副學位及學位課程的院校預期及實際收生人數，揭露出缺乏管理，緃容學院濫收等問題達到無法無天的地步。如香港 大學轄下兩所社區學院，由當初預計的5,500名學生，超收取錄至8,000名學生。 超收的情況並不是只在香港大學獨有，嶺南大學持續教育及社區學院，由原本只收5,800 人，突升至8,000人，超收達4成。而恒生管理學院也超收486人。超收情況嚴重，導致教學配套不足，教學質素下降，政府對自資院校缺乏監管。香港大學 便在超收的情況下，掠奪1億元的學費。而嶺南大學的自資課程，3年內的盈余則提升了5.8倍。

自資課程背後的深遠商業利益

梁 振英政府雖然在施政報告中表明 「讓七成適齡人口（17-20歲）就讀專上課程」，當中三成三為學士學位課程。可是說穿了，受到教資會資助的學額比例卻只是占兩成，余下的8成就是自資院 校的學士和副學位課程。其實資助學額在這10年內仍然維持在18%水平，遠遠偏低和不足以滿足學生的需要。政府不欲增加教育開支，卻又急欲提高接受專上教 育的人口比例，無疑把青年學子推向教育商品化的火坑。

現在的大專教育，就是要將整個教育過程，由開發以至到老師薪酬，全部由學生承擔，最 後學生得到的未必是高等質素教學，反而是一身債務。政府清楚明白在剛過去的雙軌年會有大量學生尋找出路，所以積極鼓勵院校取錄學生，因為政府明白如果有大 量學生未到找到學校，必然會令社會承受沈重負擔，所以變相就是縱容大專學院各自為政，置教學質素於不顧，令收生門檻下降，配套設施不足等問題無日無之，學 生面對學院持續將學費上調，只可以繼續成為待宰的羔羊。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會長馮偉華說：「現在政府的政策就是借錢予院校作增加校舍和設施，但最終就是將這些投資轉介去了學生的口袋，實際上學生付出在教育上的支出卻很少。」

政府的象征式政策

對 於超收情況泛濫，教育局局長吳克儉的政策卻沒有對政府在教育資源投放不足這核心問題上對癥下藥，只是在現行商品化的教育模式下作出例行的監察，這無疑就是 偷天換日，以圖掩飾政府在教育上不可推卸的責任。雖然近年歐洲各國在資本主義危機下削減開支，但奧地利、芬蘭、挪威、瑞典等國家的大專教育仍是免費的。而 香港學生在飽受學費加價壓力和被忽視之下，政府卻居然可在財政預算報告裏撥出每年4.8億去資助20名菁英學生到海外升學，對普遍學生的教育問題卻只字不 提，反映出這個政府如何與真實情況脫節。

貧富懸殊反映在教育機會上

十多年來政府竭力 推行教育商品化，令貧富懸殊與社會的不平等進一步反映在教育機會上。教院根據人口普查數據，發現過去20年間，窮學生升大比例一直停留在平均每10人有1 人可讀大學，但富學生升大機會卻急增，由1991年每10人有1人升大學，增至2011年每2人有1人升大學。由於公共教育開支短缺，師生比例高達1比 40下，學生缺乏老師協助。中上階層的學生可以接受課外補習，相對有更多機會參與海外交流增進語言能力，但窮苦學生則要受填鴨式教育之苦，在艱澀和單一的 教學方式下「寒窗苦讀」，缺乏老師的援助。教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副系主任周基利表示，2011年富有家庭的學生升大學比率（48.2％）是貧窮家庭學生 升大學率（13％）的3.7倍，差距較二十年前（1.2倍）顯著擴大。教育製度顯然按階級分化。

今天香港貧窮人口超過100萬，因家庭開支不足而無法升學的個案比比皆是，絕不是在封建時代才出現的故事。一位貨櫃碼頭的年輕罷工工人向「社會主義行動」成員說，因為家庭負擔沈重，他就學至中四後就被迫出來尋找工作。

「社 會主義行動」要求政府大幅增加教育開支，令所有教育開支全數由公帑支付，大幅增加大學學位，令大專教育普及化，讓人人可免費享有公平和優質的教育機會。現 時，政府以「教育普及化」為名，實質縱容學店林立，讓劣質學校為了牟取暴利，課程粗製濫造，令學生得不到良好的教育機會。

傑瑞米柯賓

國際反加學費的鬥爭經驗

2010 年，英國保守黨和自民黨聯合執政政府上臺後，大幅將大學學費提高三倍，由3,000英鎊提升至9,000英鎊，並挖走八成教育學支。事件激發五萬名學生群 眾上街示威，面臨警察暴力鎮壓。政府最終勝利，但這場運動成為三十年來最大規模的學生運動，向政府施加重重壓力。在加拿大魁北克，去年三月因為政府要加學 費75%，激發廿二萬名學生示威，超過十五萬名學生罷課超過四個月。抗爭得到各大工會支持，最後令魁北克成為加拿大學費最低的一個地方。這些都是香港學生 可以效法的鬥爭經驗，各國政府在削減教育開支的同時，亦打擊房屋津貼、老人福利、醫療保障等。因此，反對教育私有化不僅是學生運動，也是工人階級反對削減 開支、反對公共服務私有化的鬥爭之一。由罷課運動開始，並與工人階級鬥爭連成一線，共同反對貪婪的資本主義製度。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大專生#反加學費的鬥爭：

1. 學院帳目全面公開，讓學生、家長和教職員組成審查委員會，進行日常監督

2. 大幅增加教育開始，全部學位由公帑資助，人人可接受高等教育

3. 在學校組成學生群眾組織，以罷課運動為開始，連系至工人階級的鬥爭，共同反對私有化政策

香港：黃毓民退出人民力量

黃毓民決定即日起退出人民力量立法會黨團、人民力量執行委員會及民主倒梁力量。繼2010年黃毓民退出其本人創辦的「社會民主連線」後，激進勢力再一次陷入分裂。

蕭若元為人民力量的最大財政支柱，其創辦的香港人網為人力提供強大的網路動員力量。然而，在本年三月底，蕭若元突然宣告香港人網結業，揭開了「蕭派」與「黃派」分裂的序幕。

政治分歧

與三年前社民連分裂一樣，人民力量今次的分裂牽涉錯綜復雜的人事和金錢糾紛，背後細節難以一一厘清，但政治分歧始終是蕭黃兩派決裂的導火線。
黃毓民在網臺要求人力主席劉嘉鴻下臺，斥其擅自在報章上發表文章，表示接受有提名委員會的「真普選」方案。可 見，在2017年關鍵的民主鬥爭來臨之前，泛民主派開始降低叫價，連人力一派也立場軟化，開始接受有篩選機製的假普選。社會主義行動同樣反對一切的篩選機 製，然而，黃毓民提出的反建議 – 「公民連署」提名特首，方案亦未見清晰。
此外，黃毓民近年由國民黨的愛國主義急轉為所謂「本土政治」，靠攏右翼民粹的族群主義，甚至在網臺宣稱自己是極 右民粹主義學者陳雲的追隨者。相反，蕭若元坐擁內地生意，傾向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立場，支持中港資本融合，遂以「普世價值」為名反對排斥內地人（所帶來的資 金），造成了關鍵的政治裂痕。
激進政治走向右翼民粹？

黃毓民在社民連時期領導的五區公投運動，是香港近年最有力反中共獨裁的民主運動，造成了香港的政治震蕩，並奠定香港「三分天下」的政局，自此建製派、溫和民主派、激進民主派割據一方。而黃毓民亦因為前年七一遊行占領馬路，受到可恥的政治檢控，被控非法集結罪成，在5月21日判刑六周，緩刑14個月。

但 由於未有建設民主的架構，且因為急促廣納不同階層的支持者，令政治綱領模糊，激進政黨未能應付發展急促的局勢。反映這些黨派的基礎來自中產階級，欠缺反資 本主義的替代方案。人民力量的分裂，意味著黃毓民從人力自由派一翼「松綁」，未來很可能走向更「激進」的右翼民粹路線，露骨地煽動族群沖突的同時，繼續打 著激進民主和福利改革的旗號，令支持民主的激進青年以及中產階級陷入意識的混亂。「溫和」的民主黨由於在2010年支持不民主政改方案，又杯葛五區公投，在去年立法會選舉受到選民合理的懲罰而徹底失敗，但今後可能會重奪主導地位，令香港的民主鬥爭陷入復雜的境地。不幸的是，根據人力和黃毓民飄忽錯亂的民粹路線，並不能建立一個取代妥協黨派的群眾力量。

要挑戰民主黨的妥協路線，亟需一個工人階級的群眾政黨，並在工人社區和職場紮根，而黨領袖需向黨員負責，受到民主控製。黨綱不僅挑戰中共獨裁，亦要挑戰不民主的病態資本主義製度。

六四：對今天民主鬥爭的重要教訓

香港：六四燭光晚會將會有十多萬人參加。在八九年後出生的新一代來說，每次的悼念晚會成為抗議行動，反對不改革、不悔改的中共獨裁，為了政權續命而殘酷屠 城。迄今，中共政權不僅沒有容許寸進的民主改革，反而加大鎮壓力度，將維穩機器。過去三年維穩費增加2,000億人民幣，超越軍費開支。

新中國領導層承諾「經濟改革」去討好銀行家、資本家和右翼國際機構（如世界銀行），但斷然拒絕民主化，並將之定性為「西方製度」。

香 港燭光晚會的搞手再次高叫「平反八九民運」的口號。但口號的意思是什麽呢？顯然，要求獨裁政權道歉並招認屠殺，如同叫魔鬼不再吸血，是徒勞無功的。要真正 的「平反」，唯有重建運動！即為未來中港的新群眾鬥爭，在組織和政治上作出準備，並汲取八九年的教訓 – 中共如何鎮壓運動。

「占領中環」有從歷史學習嗎？

「占 領中環」的討論展開，運動旨在未來香港的普選議題上，向中共獨裁施壓，吸引不少有誌引領鬥爭向前的人的興趣。因此，今年分析六四運動特別切題。可是，「占 中」的主要發言人顯然沒有從1989年的鬥爭汲取教訓，甚至也無視最近的「占領華爾街」以至阿拉伯世界反獨裁的革命群眾運動。他們強調要限製未來的運動， 拒絕「激進」手法，以免激起北京強硬的反彈。這聽起來更像是廢棄八九鬥爭而不是任何的平反！

例如，戴耀庭向《南華早報》指（2013年 5月21日），占領中環是「有限製和有條件的公民抗命」。限製鬥爭規模，可見完全低估我們面臨的挑戰：要打擊中共獨裁。連能量巨大的八九運動都未能贏得中 共的退讓，戴耀庭「有限度」的占中如何能達至這目標？泛民主派領袖跳上「占中」的政治救生艇，目的有兩個：一、要在未來運動挽回自己日漸消失的影響力。 二、要抵製不可避免會推動真民主改革更激進的群眾抗爭。

六四燭光晚會的主辦單位首次揚棄「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並以「愛國愛民，香港 精神」的口號取而代之，反映泛民領袖趨向以逢迎中共獨裁，誤以為可以在普選上取得有意義的退讓。事與願違的是，泛民開始軟化自己的立場，反而令北京更容易 以小修小補蒙混過關。（更深入分析個中原因，請閱讀《社會主義者》雜誌21期的社論《激辯「占領中環」》）

戴耀庭坦然主張「中產階級運 動」，並要限製年青人的參與，徹底違背1989年的經驗。同樣，這些想法反映「溫和泛民」恐懼未來鬥爭會演化成激進的運動。香港近年反政府示威者都是手無 寸鐵，因此占中發言人就「非暴力」的說法，是非常誤導和不平衡的。2003年反廿三條的鬥爭，會因為「有限製」而勝利嗎？1萬人的集會會比50萬人更有力 嗎？我們應該緊記，2003年時溫和泛民自封運動領袖，想與政府妥協，避免攤牌，在2010年時又投票支持中共認可的政改方案。

八九年 的學生領袖沒有清楚呼籲挑戰和替代獨裁政府形式的另一選擇的綱領。學生反專製、反官倒的訴求得到群眾響應，鼓動了人民起來行動。這些訴求的確燃起了鬥爭， 但要令運動持續並帶向勝利，是需要更多的。須要一個清晰的綱領，包括立法選舉產生革命立憲會議，全國各市組織群眾委員會、由工人和貧農政府結束一黨專政、 保證全面民主權利，同時實現緊急措施去提升工資、退休金和群眾普遍生活水平。這包括團結底層士兵，呼籲他們加入鬥爭，拒絕接受北京屠城的命令。

違反法律？

雖 然北京的學生領袖有著政治上的弱點，但也準備違反中共鄧小平不民主的法律。人民日報惡名昭著的四二六社論（據聞是鄧小平親筆撰寫）命令示威者結束占領天安 門，並回校上課。政府禁製學校與學校之間的溝通，並禁製學生與工人連系一起，並全面禁製學生和工人的獨立組織。八九的示威者拒絕服從鄧小平的命令，他們知 道如果受製於中共的「法律」限製，運動必敗無疑。

同樣，在中國的法律下，天安門廣場學生當時要求反專製、爭民主，是「煽動叛亂」的政治訴求。這與香港「溫和」泛民政黨近年揚棄「結束一黨專政」的訴求，形成對比。這種自我閹割的邏輯在今天已經體現，在鬥爭開始之前，泛民已經降低對2017普選訴求的叫價。

在普選提名委員會上的議題最為清楚，沒有一個真正的民主派會接受的。任何提名委員會，不管是如何構成，都是設計用來削弱群眾的影響力，造成「妥協」的結果而有利統治菁英。因為比起控製群眾自由的投票，政府和統治階級更容易控製封閉的提名委員會，即使是「選舉」產生的。

占 中發言人將「守法」奉為至高無上，與八九天安門學生形成強烈對比。再者，他們刻意將「守法」與「非暴力」扣在一起。八九年的與其他群眾鬥爭可見，兩者並非 完全一致的。六四屠城以及隨後中共的白色恐怖是法律認可的。相反，人民日報發表《四二六社論》，命令解散天安門集會後，數以十萬計的示威者回到天安門，這 是公開違法的行為。同樣，警察在過去兩年動用胡椒噴霧上升兩倍，是合符法律的，卻與「非暴力」相違。

八九屠城並不是因為群眾「違法」，而是因為運動有潛力推倒中共獨裁。任何嚴肅有力、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皆會面對獨裁政權的鎮壓。這不是指鬥爭是無希望的，或者應該限製它，而是需要策略和領導，將鬥爭升級並確保勝利。

法 律製度是建基於捍衛統治菁英的利益和特權的，無論是資本家還是「共產」官僚。即使在西方所謂「民主製度下」，司法獨裁不過是一個迷思 – 統治階級的政治決定和壓力在各層面都反映出來。香港連西方水平的「民主」也不是，而我們近月見到的審判 – 禁製碼頭罷工、推翻外傭居港權、打擊激進示威者 – 反映統治階級加強鎮壓，以抵製工人階級和挑戰現存製度的人。

傑瑞米柯賓

工人階級是勝利的關鍵

占中的領袖們決定在未來的民主抗爭中扮演中產階級的角色，這不但沒有跟隨 1989年的強大傳統，更重復當年一些最嚴重的錯誤。89時的學生領袖認為不應該鼓勵工人參與運動，甚至認為不應讓工人進入廣場。不過這主要是在抗爭的早 期階段的錯誤。期後因為基於群眾運動的經驗，以及學生中最醒覺的一群了解到與工人階級團結抗爭的重要性，於是改變了立場。占中的領袖們實在沒有任何藉口忽 視當年六四的教訓。

如Maurice Meisner描述，「學生有一些〔知識分子對於工人階級的〕階級偏見，很多反對工人參與民主運動的學生認為工人沒有紀律和容易引起暴力。有人提出，工人的參與會讓政府有藉口使用武力．．．」（《毛澤東時代和之後的中國》，1999）

在 早期的天安門示威中，學生糾察隊被指示要圍成人鏈，阻止工人加入。這個錯誤的立場被隨後的事件所顛復。特別是在五月份，在數百名學生開始發起了絕食後，成 千上萬的工人從工廠、辦公室、包括政府部門、甚至警察也參與了示威。正如《社會主義者》雜誌解釋，因為工人階級掌握著決定性的經濟力量，所以其參與對任何 要求社會變革的群眾運動都是關鍵的。這發生在1989年，同時也在今天的埃及、突尼斯和其他經歷革命性動蕩的國家中發生。

無論是不是自 覺的，那些嘗試限製或分化運動的領袖或政治組織，實際上也是在為獨裁政權服務。學者陳雲也是一樣，提出香港的民主抗爭與內地的群眾運動毫無關系，其擁護的 香港沙文主義，裝扮成激進的自治概念，並主張香港民鬥爭與內地無關。陳雲收割了群眾對泛民妥協的不滿，但他自己的邏輯是一樣的 – 中共在內地的罪行與「我們」無關，陳雲甚至號召杯葛六四晚會，指這議題與香港無關，可謂誤人子弟。任何真正反專政的鬥爭都是跨越邊境的，正如我們見到埃 及、突尼斯和阿拉伯各國。再者，中港兩地我們面對共同的壓迫者中共獨裁，試圖以地域、某種地方語言或者族眾來限製或分裂群眾鬥爭，都是註定失敗的。

號召總罷工

1989 年五月中，工人階級在群眾鬥爭的影響力激增。中共政權意識到，工人正在激增化，會令政權在工廠失去支持根基。一件事件總，中央美術學院的學生豎起「民主女 神像」（具有爭議性的，有被視為親美表現），中共官員想派北京最大工廠的煉綱工人去拆除民主女神像。在晚上時分集會人士數目下降時，這在物理上是有可能 的。但最後中共高官和公安間諜放棄這樣做，恐懼「這樣會激起反彈，令更多工人支持運動。」（Quelling the People, Timothy Brook, 1992）

工人當時尋求帶領鬥爭前進的方法，明白到純粹抗議去「引起政府關註」是不夠的。運動已經超越這個水平。中共政 權支離破碎，正在掙紮求存，而鄧小平已經準備血腥鎮壓。不幸的是，因為沒有有意識的工人革命組織，可以集中和加速認清政治任務，讓工人階級奪取運動的領導 權。只有這樣才可以獲得勝利。

工人階級最戰鬥的部分，開始提出總罷工的訴求，以支持學生的民主綱領。悲劇的是，學生領袖反對，認為罷工 過於激進。這是與今天中港兩地狀況最切題的教訓。但我們社會主義者提出罷課行動，例如在2012年反洗腦鬥爭要求全港大罷課，我們認為這方法（尤其如果由 工人領導）可以達到反專製政權所需的鬥爭水平。這與提倡暴力，或與民粹政客（例如陳雲）所提出的勇武社運沒有任何關系。

當然親政府陣營 和資本權貴，無論如何都會這樣攻擊我們。2003年他們用這樣的理由攻擊七一遊行，今天他們用同樣的理由攻擊占領中環，指社會會墮入無政府狀態，經濟被破 壞。資本家和中共政權一樣抵製民主變革。對香港的資本權貴來說，鄧小平是一名英雄，而六四屠城只是「枝節」。 這就是為什麽必須通過社會主義的政策打破資本家對香港經濟的不民主的控製。

在四月至五月的碼頭罷工期間，李嘉誠的法律代表誣告工人「不 守秩序」，又指工人示威牽涉安全問題，以贏得禁製令打擊罷工。統治階級動用殘酷的手段，但媒體和宣傳機器卻將爭取民主、捍衛工人權益的人為「搞事」和「暴 力」。有組織和民主運行的群眾行動可以削弱這些輿論攻擊，並同時贏得群眾對激進手段的支持 – 罷課、總罷工、堵路、組織民主群眾委員會。運動要贏得勝利，這些都是需要的。

1989年的鬥爭在去到這個水平前，已經被鎮壓。雖然群眾 果敢站出來，但欠缺不可或缺的以工人階級為基礎、以推翻獨裁政權為任務的革命黨，而中共鄧小平一翼較堅決和有組織。桑塔亞那講過：「那些未能汲取歷史教訓 的人，就註定重復它。」不幸的是，占中領袖無視1989年的教訓，但是我們社會主義者以這些血腥教訓為依歸。因此，我們主張通過激進的群眾鬥爭，立即全面 實現民主權利，而非小修小補，或者為獨裁政權續命的交易。

香港：激辯「占領中環」

香港的民主鬥爭正邁向關鍵的階段。中共發言人證實了所謂的2017普選承諾不過是空頭支票，《社會主義者》的警告不幸言中。中共獨裁者要掌握特首人選的最後控製權，將選舉降格為「諮詢性」的儀式，任何與北京「對著幹」的候選人都不會有機會成為特首候選人。

親政府陣營甘為應聲蟲，竭力宣傳「真普選是烏托邦」的論調。

法律系教授戴耀庭提出以「占領中環」與中共一決雌雄，得到主流泛民主派的支持。建製陣營擔憂，這主意會發展起來，並得到更多支持。各大媒體則以陳腔濫調鋪天蓋地的警告，「占中」會令香港陷入政治混沌和經濟自殺。

「占領」並非新的主意，沒有任何個人或團體可以對此有專利權。在2011年突尼斯和埃及革命的鼓舞後，「占領華爾街」以及歐洲類似的大動員成為世界新聞的頭條。如果「占領中環」以動員大量群眾為目標，不加人數設限；如果占領和遊行以公開和民主的方式進行（而不是像2012年占領添馬艦反洗腦行動那樣的自上而下的組織方式），可以是群眾運動邁向重要的一步。

集體占領的目標是什麼？

集體占領的行動可以作為跳板，將為真民主而鬥爭的行動升級。但要達致目標，我們需要更有效的群眾鬥爭方法，例如罷工／罷課，以基層工人和青年為基礎建立群眾組織。不幸的是，溫和泛民主派領袖並非采取這方法，而是將「占中」設想為有限度的、象徵性的占領，其目標並非重重打擊中共獨裁，而只是向選民有所向待。若不打擊中共，全面民主是不可能實現的。這種戰略之前已經失敗過，在未來也不見得會成功。依靠與獨裁者談判，承認政府繼續統治，從而換取獨裁政權賜予民主權利，在歷史上是從未出現過的。

近年溫和泛民政黨支持率下降，今次想利用「占中」議題去確保自己與中共談判的權力代理人地位。尤其是民主黨，在2010年投票支持不民主的政改方案後，其犬儒和背叛的角色仍未被公眾原諒。泛民領袖害怕群眾抗爭，因為害怕會被迫走得太遠，甚至群眾會在鬥爭過程中踢開泛民，選擇更堅定的抗爭力量。但他們又明白到，2017年的選舉將至，如果自己無所作為，便會名譽掃地。雖然很多普通工人和青年視占中行動為鬥爭的機會，但對民主黨而言，這不過是捧自己做領袖的平臺，並嘗試控製運動，避免其演變成為挑戰現行權力架構的全面抗爭。

戴耀庭最初提出，限製占領和堵塞中環的人數為一萬人。在組織手法和政治綱領來看，這想法有幾個弱點。事先限定鬥爭的規模，或者強加組織上的限製，是完全反效果和不現實的。戴耀庭又表示他想由「中產階級」甚至是「中年人士」主導運動，因此貶低兩個鬥爭成功的關鍵元素 – 工人階級和青年。不幸的是，戴耀庭愈展述其主意，就愈知道這些主意是憑空想象出來的，完全脫離真正的鬥爭經驗。遠的先不談，就算在香港，近五年來政治運動的潮流是由九十後帶起的，但戴耀廷及其泛民盟友似乎對此一無所知。

怎麼樣的鬥爭可以擊倒獨裁政權？

溫和泛民領袖脫離現實，低估爭取普選所需要的力量，對未來的鬥爭是相當危險的。例如，戴耀廷發表了難以置信的聲明：「理論上，在我們要發動占領中環前，北京就會先妥協。」（HK Weekend, 2013年4月18日）。這看法完全錯誤，低估中央政府態度的天真想法，是泛民領導的先天缺陷。李柱銘回顧三十年前中英談判開始時，坦白地說：「那時形勢不同，我們那時相信只要多等十年就會有民主。」（《華爾街日報》，2012年4月9日）。

單靠占領行動並不足夠迫使中共妥協。再者，參看其他國家的運動，如果沒有清晰的綱領和民主的架構，長期的動員只會消耗參與者的能量，達不到政治上的變革。雖然如此，占領行動可以作為開始，以動員群眾，並升級至其他模式的集體行動，最後不可或缺的，是將運動蔓延至中國內地。因此，社會主義行動不同意泛民以「占領中環」為最後手段 (正如梁家傑所言)，而應該是一個平臺發動更有力的抗爭方式，包括罷課／罷工，以及呼籲跨越香港邊境的團結行動。最近，有泛民領袖又改變了立場，指如果「占中」被警察暴力驅散，可以以其他形式的集體公民抗命延續。這反映泛民開始瞭解真相的端倪，知道單靠占領根本不足以令中共退讓。但即使如此，新的立場仍然欠缺贏得勝利的對策，而占領僅僅是群眾挑戰極權的政治抗爭的其中一步。

中共之所以要最終控製香港的政製，不是擔憂香港失去控製的本地後果，而是擔憂對內地會產生的影響。中共最高領導愈來愈恐懼中國會爆發革命，習近平公開警告中共政權會在10年內滅亡。若要成功，香港的民主鬥爭一定要是群眾運動，並必須連繫至中國革命性的鬥爭。內地群眾（尤其是受盡超額剝削的4億工人）是擊倒中共的核心力量。如果香港的民主鬥爭被孤立在香港（如今天泛民領袖希望），拒絕積極連繫並支持中國的反專製鬥爭，將不能夠成功。

同時，這場鬥爭並非單單反對中共獨裁。香港由少數富有家族主導的資本家階級同樣堅決反對民主變革，確保可以繼續榨取鉅額利潤。有大公司和大銀行正在威脅，如果占領行動發生而造成「政局不穩」，它們將會撤出香港。可見，對資本家階級來說，政治自由遠遠次於賺錢的「秩序」。因此，民主鬥爭必然走向反資本主義的鬥爭，否則就會停滯不前。

運動應該有什麼即時的訴求？

戴教授及泛民盟友至今對「民主選舉」只有模糊的解釋。沒有詳盡解釋，只會讓中央政府有空間玩弄細節，繼續施展拖延、枱底交易和小修小補的技倆。戴耀庭又指2017年的普選方案應該與西方體製看齊，但這是真民主嗎？英國擁有上議院，美國的總統則由選舉團產生，而非真正的一人一票。這種所謂「民主」不過是用以掩飾銀行和大商家的統治。

戴耀庭又說，只要選委會由普選產生，他會接受特首候選人由1,200人組成的選委會篩選。但是，如果要由一場選舉去決定誰有權決定誰有權參選，就連西方標準都不如了。如果這是泛民領袖的起點，當面對政府和商家反擊時，他們會退到哪裏去呢？李柱銘甚至說，只要五個候選人中有一個是泛民主派的，可以接受篩選機製由現時建製派主導的提名委員會把關。由於輿論強烈反彈，李柱銘其後在48小時內被迫撤回這一主張。從「香港民主之父」的「失誤」，可見泛民領袖是何等脫離群眾。

如果群眾不願再被出賣，一份爭取真正民主變革的清晰綱領是必須的。必須要求梁振英政府下臺，必須要清楚表明立即廢除所有精英主義的小圈子架構，例如選舉委員會和功能組別，而不是「逐步取消」或「改革」。絕不接受篩選機製（不民主政權的典型特色），所有政黨和個人都應該有權參選。這運動一定要拒絕枱底交易，例如所謂以普選換取廿三條。但是，只有這些低限度的條件，並不會帶來真正的普選，因為中共獨裁把持最終權力，決定誰去組成政府，因此任何選舉最後都不過是「諮詢性質」的！

因此，社會主義行動一方面站在群眾身邊奮鬥，支持寸進的民主改革，但同時主張民主鬥爭必須連繫至推翻中共獨裁和中港兩地的資本家。我們主張以真正的民主議會取代將跛腳的立法會，由16歲以上人士普選產生，議會有權力選出政府，並實施有迫切需要的社會改革 – 立即立法通過八小時工作製、調高最低工資、由公帑全數支付全民退休保障、大量增建廉價公屋、改善汙染的政策，以及社會主義的綱領去打破資本權貴對經濟權力的壟斷。

再來一次「變相公投」呢？

在群眾鬥爭裏，各式各樣的策略是需要的，辭去立法會職務並觸發變相公投是其中一個方法。在2010年，社會主義行動積極參與在社民連等的516運動中，我們認為這場運動發揮了重大作用。516從激進化的群眾中取了50萬反建製的選票，這些選民大部分都永久地離棄背叛妥協的民主黨等溫和派。當時尚未分裂的社民連在運動中扮演領導角色，令運動有著反建製的性質，並將來自基層青年的忿怒反映出來。

現時有討論指，未來「公投」會由民主黨和何俊仁發動和主導，這將會和上次的運動差天共地。何俊仁在去年參與小圈子選舉的鬧劇裏，可見民主黨並無權自認為民運的唯一或主要發言人，包括在未來可能發生的變相公投中。何俊仁反對2010年「公投」，並極盡所能減輕「公投」的影響，代之以支持和中共對話。如果變相公投的策略是在民主黨領導層的組織和政治控製下，將只會產生一個口號和行動「溫和」得多的運動，而和現時鬥爭所需完全脫節。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未來的「公投」運動必須建基於民主和公開的運動架構，將不同組織容納於民主鬥爭中，在關鍵議題上進行民主討論和決策。

應該排除政黨參與嗎？

有民主黨和公民黨領袖表示擔心「占領中環」會被「騎劫」，不點名暗指激進派分子。他們亦主張排除政黨橫額、徽號、出版物在運動之外。這是不民主和官僚操控占領行動的手段。初看之下，這種「排除政黨」的主張可以得到部分青年和工人的支持，他們正確地對資本建製的政黨采取蔑視態度。但必須要問一個問題，為什麼是這些政黨的政客突然偽虛地反對政黨的自由呢？任何群眾運動若果不容許自己陣營內有民主（不同團體、政黨和個人公開運動並發表自己意見），這個運動根本不能創造民主的社會。

諷刺的是，最擅於禁製不同政黨的是中共政府。同樣，聲稱自己民主的領袖和團體抱怨運動會被「騎劫」，是自相矛盾的，與中共指責群眾反抗「別有用心」的說法一脈相承。無論是中共還是泛民的指控，都是輕蔑群眾的表現，視群眾為無思考能力的人質，會被「外來勢力」操控或騎劫。泛民領袖這種說法反映其內心的憂心和虛怯，要保持運動的牢牢控製，並排除所謂「激進勢力」的影響力。這並非我們第一次見識到小圈子領導層如何用官僚手段控製運動。

泛民政客主導媒體上的辯論，但同時自己在實地上欠缺實力，沒有群眾政黨和活躍分子。這是國際性的現象，政治「明星化」，由主流媒體、廣告和選票主導，但完全沒有在群眾裏紥根。在前工人和左翼政黨轉右並淪為資本建製的附庸後，也無一倖免走上這道路。因此，社會主義行動及工國委主張組成新的戰鬥性工人政黨。歷史表明，這樣的政黨在民主鬥爭的路途上是必須的。

親資政客（包括泛民派領袖）害怕現實的鬥爭，時刻指望著妥協，不需要也不願意與示威群眾站在一起，宣傳自己的理念。他們只需通過主流媒體媒體傳播理念，試圖從最不積極和覺悟最低，而非站在抗爭前線的階層中獲得支持。各個政治派別（或無派別）的代表或領袖在曝露在公眾面前，對群眾鬥爭才是有利。民主黨領導之流反對以民主和透明的方式建立運動，因爲他們希望隱藏他們真實的政治主張，方便為與政府秘密談判。

傑瑞米柯賓

反洗腦占領政總一役，有何教訓？

去年，反洗腦運動演變成十萬人占領政總九日的行動。但這群眾由非選舉產生的小圈子控製，主要由教協官僚（民主黨政客）及一些民間團體主導。「學民思潮」被捧為運動領袖，受到媒體嘉許並人氣急升。但「學民思潮」實際上不過是一個Facebook群組，由一兩個「政治明星」主導，組織並無民主架構的會員基礎。這松散的網路除了反國民教育外並無清晰的目標和戰略，令教協官僚非常容易將其操控在手中，引用他們的術語，「騎劫」了他們。反國教的領袖在完全沒有民主諮詢群眾參與民意的情況下，突然解散運動，接受政府的半妥協（擱置國民教育），任由計劃在未來死灰復燃。群眾運動就這樣被出賣，而梁振英政府得到喘息的機會。

在「占領中環」運動裏，戴教授取代了「學民思潮」的位置，作為掩飾民主黨之流的一塊「新臉孔」。我們認為，無論是占領政總還是占領中環，都必須完全民主並廣納，讓勞動人民和青年不只是以「老臨」的角色參與而不能發聲，而需要有民主的渠道讓人們討論運動方向、訴求和策略。任何與政府的談判應該公開，而領袖的建議應該先通過群眾大會辯論，當中由不同團體表達贊成和反對的意見，才能得到認可。

反國教運動期間，社會主義行動的年青成員積極參與的「全港大罷課行動」受到反國教大聯盟的部分領袖嚴苛抨擊。因為「大罷課」提出了一些「大聯盟」不欲見到的民主原則，例如容許所有國教的團體派發單張、籌款和收集簽名。「大罷課」當時印刷了超過5萬張支持罷課的傳單。

我們支持罷課的同誌受到攻擊，並以中共的邏輯指控我們「分裂運動」、「騎劫運動」、「冒認學民思潮」（但學民思潮是反對罷課的！），甚至被身體上的暴力襲擊。正如我們當時指出，群眾鬥爭以「一黨專政」的形式進行的話，是相當荒謬和危險的。運動中之所以欠缺民主，是因為小圈子領導層想牢牢控製運動，防止運動升級，並竭力將其去政治化。具體來說，主辦單位竭力遏製占領者對要求罷課、要求梁振英下臺的訴求。以此，他們用演唱會代替政治討論。在突然解散運動後，很多參與者都感到驚歎和混淆。

運動應該非暴力嗎？

很多人希望不通過暴力而達致政治變革，是可以理解的。對於「香港自治運動」陳雲提出，民主鬥爭必須「勇武鬥爭」，社會主義者雜誌並不支持。我們主張有組織、有紀律及和平的示威行動，但我們同時警告，國家機器鎮壓的威脅，並需要在政治上所出準備。從來沒有統治集團會不戰而降，捨棄自己的權力和特權，因此他們必然會動用國家機器（警察、保安和法院）對付群眾。中共固然希望將鎮壓香港的任務外判給香港警察。正如唐年英在特首選舉所爆料，2003年反廿三條的政治危機時，香港統治菁英曾經討論動用解放軍鎮壓示威者。

雖然至今這仍未在香港發生，但鎮壓加劇已成趨勢，例如政治逮捕案件激增八倍，和平示威者被嚴厲判處。甚至連西九龍總區指揮官鄭仕廉也承認：「並沒有數據表明近年來的示威趨向激烈。」《南華早報》（2011年9月16日）

支持「占領中環」的泛民主派領袖特別強調「非暴力」抗爭，好像「非暴力」是方法，好像「占中」要與七一遊行和反國教占領零舍不同。他們支持戴耀庭提倡的篩選程序和宣誓儀式，以排除「暴力」示威者於行動外，完全扭曲政治抗爭的圖片。不幸的是，同一班泛民主派政客卻未能警告警察暗中增設鎮壓武器，不僅包括1萬個防暴手榴彈，以及發出高分貝和高頻率的聲波炮。

戴耀庭和泛民主派領袖說，示威者被逮捕的話不應反抗，顯然這是錯誤的。按照這邏輯去說，這等同讓政府和警察決定何時結束占領行動。如果這樣的話，為什麼要展開運動呢？提倡這想法的人完全沒有建基於群眾鬥爭的實際經驗。參考天安門廣場的例子，示威學生組織基本的安全糾察隊，甚至在一段時間內接管了交通警察的工作（1989年4月-5月期間罪案率降低了）。較近的，是廣東烏坎村的群眾起義，見到有組織的社區如何抵抗警察激烈的鎮壓，並安排自衛，將中共地方官員和警察驅逐出外，後來更迫使武裝到牙齒的獨裁政權妥協，令村落免於受到代價沈重的政治打擊。

在民主鬥爭運動的決戰時，認真的戰略一定包括警告警察會打壓，而增加政府鎮壓的政治成本。同時，以罷工糾察隊為榜樣，在運動中組織基本的籌備和自衛（防範親政府的搞事者）。這種措施會降低暴力發生的可能性。對警察打壓采取沈默態度是鴕鳥政策，只會令親政府陣營更放膽攻擊運動，增加爆發暴力衝突的危險。

為什麼罷工／罷課比遊行占領更有效？

總結來說，如果占領行動是反中共鬥爭的開始，並會發展至更廣泛和有力的戰略，占領本身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去集結力量為鬥爭升級。但單靠占領要打擊中共是不足夠的。

要完成這歷史任務，其他的鬥爭方法，例如號召全港工人罷工一天作為起始的「警告」，更符合現實的力量所需。罷工應該擺擺一系列的訴求，包括全面民主權利，並將之連繫至被忽視已久的提高工資、八小時工作務、集體談判權和全民退休保障。

社會主義行動提倡學生罷課作為先鋒的行動，仿效1989年天安門的鬥爭。學生罷課和占領校園可以作帶頭作用，接著以更強大、更關鍵的工人階級力量承接。

在埃及和突尼斯的反專製鬥爭中，工人群眾開始罷工令運動邁向高峰。泛民主派領袖的戰略並不建基於任何實在的經驗，又害怕實際鬥爭。我們社會主義者與他們不同，我們緊貼群眾鬥爭和革命起義的新鮮例子，從而產生引領成功的理念、口號和策略，並在未來鬥爭爆發時應用出來。

香港：六四悼念晚會，警告中國新領導人

今天六月四日，是八九年北京血腥鎮壓群眾運動的二十四周年。再一次，數以萬計的人集合於香港維園，抗議中共一黨專政。今年令人最印象深刻的一幕，就是一枝枝在雨傘下的蠟燭。狂風暴雨在公園裏灑下了每小時30毫米的雨水，引致水浸和停電，令燭光集會在僅僅開始50分鐘後就不得不中斷。

六四當天，工國委（CWI）香港和大陸支持者在維園周圍擺設三個街站裏，進行了一整天的活動，籌得了超過三萬港元的款項，用來支持我們社會主義者結束一黨專政的鬥爭。感謝所有捐款支持我們鬥爭的人，很多紙幣被雨水弄濕，但仍會被善加利用！

香港是全中國唯一能進行這樣的集會的城市。據主辦單位統計，當晚約有15萬人出席。出於政治理由，警方一如以往在人數上打折扣，聲稱只有54,000人參加。許多全身被雨水沾濕的參與者（包括本文記者）流露出熱烈的反抗情緒。中國「共產」獨裁的新領導人必定憂心忡忡，擔心這城市掀起激烈的民主鬥爭，這同時也是審度中國反政府情緒的指標。

加大審查和鎮壓

在中國大陸的社交媒體上，八九年鎮壓時街上坦克和裝甲車的照片遭到嚴格監控。廿四周年前幾星期，政府如常加強對異議者和維權人仕的鎮壓和日常監控。今年，新領導人習近平上任後，鎮壓力度比過去更為大。死難者家屬和批評政府的人再次被軟禁家中，而且更為嚴格。天安門老將李旺陽的妹夫趙寶珠向《南華早報》表示：「我們被軟禁了幾天……甚至現在跟你說話都非常不方便。」李旺陽在一九八九年嘗試組織罷工，後來拒絕妥協屈服，而被囚禁了廿一年。去年，在接受香港《有線電視》采訪後不久，於去年六月六日發現被吊死。

一位來自福建的年輕人被香港的電視臺拍攝到舉起寫上「感謝香港」的標語牌，在回程的時候被逮捕。然而，即使中共加強了威脅和騷擾，估計仍有超過一萬名大陸遊客參與了集會。

新一屆由太子黨主導的領導層下，六四的鎮壓加強政府鎮壓的一部分（太子黨是前「共產黨」領袖的後代，包括習近平本人）。這屆領導層承諾，會推動自十五年前朱镕基改革以來最大一波親資的結構改革，但任何政治放寬的希望都已經破滅。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丁子霖，六四當時其十九歲的兒子被士兵殺害。她發表了一封123人聯署的公開信予習近平，譴責他拒絕民主化。這封信主題為「希望已漸消失，絕望正漸逼近」，指責習近平上臺後「大踏步地退回毛式正統」，變得更為獨裁。

同時，主辦燭光晚會的支聯會領導人李卓人表示：「習近平上臺後，我們只見到收緊，而非放松。」

害怕革命

習近平統治下加強鎮壓，反映了統治菁英的共識，驗證了《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網站」在去年十一月領導換屆期間對中國自由派不切實際的幻想的警告。他們只會繼續沿著六四屠夫鄧小平的政治模式走下去 －「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和市場化，同時獨裁的控製不減。

在新上臺最初幾個月，習近平發表了民族主義的言論和一些象征性的反腐敗措施，兩者都只是中共用來鞏固自己統治的手段。他愈來愈多地談論到毛澤東的名字，但只不過是用作維護中共持續及不可挑戰的統治，並非有意效法毛澤東「左」經濟政策。與此同時，習近平製定了「七不講」，七個大學課堂不能討論的話題」，當中包括了新聞自由、民主權利等，值得註意的是還包括了「權貴資產階級」。由此可見，獨裁統治者如何利用「毛派正統」來保護中國鉅富菁英的權力和「私隱」。

太子黨在新一屆領導層中大力掌權，將是中共政權演變中的一個轉折點。統治菁英拒絕那怕局部的民主「改革」，會令公眾監督更有力，揭露他們坐擁鉅額財富，並可能因此打開大規模反抗的閘門。然而，中共獨裁者面臨著兩難的困境，愈來愈加強鎮壓的話，令革命爆發的可能性更大。即將到來的鉅變可能比歷史性的八九六四更為波瀾壯闊。

傑瑞米柯賓

在香港的爭議

今年的晚會較往年有更多的爭議和宗派分歧。這是政局不斷激進化和政府危機深化下，群眾對資產階級「泛民主派」希望幻滅的結果。一個報紙的專欄作家以「無膽」形容泛民。一些青年對中共的敵意異化成對「本土主義」的支持（一個香港獨立國），甚至反內地人的種族主義。

主辦晚會的支聯會是一個未經選舉產生的「小圈子」委員會，近年和「溫和泛民」一起失去了威信。由於長期以來向中共獨裁作出政治妥協，接受中共統治為必然，並因而降低訴求。這表現在今年的大會口號，淡化了「結束一黨專政」而強調「愛國愛民」。此舉適得其反，支聯會尋求天安門母親丁子霖的支持，後者卻抨擊新口號「愚蠢」和「與中國脫節」。支聯會一直希望丁子霖能協助抵抗「本土派」的攻擊，向針對「愛國」口號而號召抵製晚會的香港自治運動反擊。

在燭光晚會的前四天，支聯會主席李卓人被迫宣布放棄有爭議的口號。他表示與丁子霖曾存在分歧，但事實上，支聯會在香港亦備受批評，甚至擔心會被杯葛會見效。杯葛行動最終失敗，揭露出「本土主義」勢力背後缺乏真正的力量。燭光晚會的高參與率，反映了廣大群眾對六四仍未忘記，並希望繼續民主鬥爭。但同時，支聯會的領導人也敏銳地意識到，自己的權威已受到嚴重打擊。許多冒著暴雨參加的人表示，他們是為了悼念六四，而不來支持支聯會！

需要民主的組織結構

燭光晚會後，支聯會表示在明年舉行重要的六四廿五周年紀念時，將作出重大「調整」。但只是次要的技術層面和組織方面，而不是調整支聯會政治立場，主導支聯會的「溫和」泛民不會沖擊中共政權，也不會提供大規模反獨裁鬥爭的戰略。

社會主義者和工國委（CWI）在中國大陸和香港的支持者一貫批評主辦六四燭光晚會的自上而下的官僚方式，而且近年來由於被支聯會企圖壟斷晚會，令其他團體難以籌集資金而變得限製重重。民主黨在支聯會中占有主導地位（諷刺！），並拒絕將支聯會開放和民主化。這是一個有意識的政策，以維持對支聯會的控製，並遏製那些反對向中共妥協的更激進的力量。在大規模的反抗運動中以「小圈子」強加控製，在去年九月的反國教和（泛民發起的）2014年「占領中環」方案中，都看到一個相似的模式。

社會主義者和所有真正爭取民主權利的戰士，都必須反對這種自上而下組織抗爭的模式。這模式將令運動一次次地錯失機會，並面臨失敗。要取得成功，需要一個群眾鬥爭的民主架構，共必須建基於社會上最受剝削的階層 － 工人階級和青年。這種路線需要連系到大規模行動的策略，並有意識地連結上中國大陸反對中共及其親資政策的群眾鬥爭，只有這樣，才能戰勝獨裁，實現真正的民主變革。

香港：一千人示威保護告密者斯諾登

前美國CIA網路技術人員斯諾登來港，成為告密者揭發美國政府監控全球的通訊網路。不僅包括普通民眾的電話和互聯網，連香港的政府部門、大學和普通學生也受監控，全面威脅人民的私隱權。美國國家安全局（NSA）被揭發在2013年3月收集了970億項情報。

斯諾登亦揭發「稜鏡行動」，國家安全局在美國以至全球從私人帳戶中獲取資訊。Google、Facebook、Skype、PalTalk、微軟、蘋果和雅虎也有與稜鏡行動合作，可見網路大企業的惡行。美國政府其身不正，卻經常指控中國政府不民主，打壓民主權利。

斯諾登警告，聯邦調查局(FBI)正在迫使香港引渡他。而FBI亦表示，斯諾登洩露美國監控資料，會對他展開全面追捕。另一「民主大國」英國亦急急列斯諾登為「不受歡迎人物」，並要求航空公司拒絕斯諾登乘往英國航班。

梁 振英作為中共傀儡，不敢自作主張，要等待北京阿爺落命令。中央政府一定掌握最後的決定權，其關心的不是人權和言論自由，而是地緣政治的利益考慮。中美局勢 愈趨緊張，北京一方面想收割今次事件的政治資本，向美國政府施壓，另一方面又緩和來自美國的壓力（在貿易、貨幣戰爭、美軍重返亞洲圍堵中國方面）。中國政 府自己的監控系統不相伯仲，如果斯諾登事件過了火，會造成中美的雙輸局面。

美國「民主」的虛偽

2010 年，維基解密洩露美國政府的秘密文件，包括美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罪行。美國政府不擇手段追捕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他至今仍被軟禁在厄瓜多爾駐英國 的領事館。而另一洩密者曼寧，因為向維基解密提供70萬份以上的機密文件，被美國政府拘禁接近三年，期間受盡酷刑，今個月才受審。美國政府打著「人權」的 旗號，但一旦言論自由威脅到統治菁英的利益，就會如中共獨裁一樣瘋狂打壓。正如金培力在《南華早報》(6月5日)指：「中美不僅在經濟上愈趨睇齊，兩國對 真相的詮釋權和對資訊的控製力亦愈來愈近似。」

美國政府聲稱保護全球的民主權利，事實上其最重視的是企業的利潤。此外，近年美國政府通過不民主的法案，限製網路自由，因而激起群眾抗議。斯諾登事件證 明，美國政府將「民主」作為政治武器，向中共獨裁施壓，為的是本國資本家的利益。民主權利、私隱權利、免受政治打壓的權利，並不是靠帝國主義政府賜予，而 是透過群眾鬥爭贏回來的！

倡議「占領中環」的戴耀庭講過，香港的民主要符合「西方標準」。斯諾登事件正是一幅諷刺的寫照，揭示1%的統 治階級不民主地控製著美國社會。在資本主義製度下，如果群眾不去抗爭，不去捍衛自己的民主權利，我們的權利就會被統治者不斷侵蝕。「社會主義行動」支持為 全面民主權利而鬥爭，我們警告，資本菁英會竭力阻止我們，因此只有在真正的社會主義製度下，才能確保穩固的民主。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保護斯諾登行動：

反對引渡斯諾登，要求其政治難民身分
停止迫害斯諾登，釋放告密者曼寧
停止「稜鏡行動」，停止一切反民主的監視行動
打倒「老大哥」國家，廢除秘密和反民主的國家安全局(NSA)和中央情報局(CIA)
停止政治審查，捍衛新聞和言論自由
打倒私營媒體和科技企業的壟斷，由公共民主控製，要真正的媒體自由

學民政改方案妥協　引起成員退出潮

「學民思潮」最近公布政改方案的立場，建議立法會選舉將地區直選比例增至六成，即承認保留功能組別，直至2020年才全面廢除。此外，「學民思潮」 又提出2017普選行政長官，並由全港選民組成提名委員會。這實際上與循序漸進的路線自相矛盾，因為在北京的普選（即基本法）架框下，根本不可能開放提委 會讓全民提名。

雖然「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強調，方案在成員全數贊成下通過，但不幸地，政改方案公布後，其妥協的立場激起成員不滿，近日不少更紛紛退出組織，促成近來反對派組織的再一次分裂。

正如我們一貫指出，「學民思潮」的領導人物不過是溫和泛民的一塊年青面紗，掩飾泛民老政客的陳腐守舊。民主黨的妥協立場令其近年進退維谷，恰巧學民推出政改方案後，亦陷入同樣窘境。

學民發言人張秀賢在《NOW TV》節目「時事全方位」時表示：「學民思潮現時十分尷尬，因為他們在被人罵保守的同時，亦被人視作激進。」所指被視作「激進」，不過是建製派的輿論攻擊。

「學民思潮」領導層妥協素有前科。在反國教運動時，學民領導層依循教協的妥協路線，拒絕嘗試號召全港罷課運動，最終在反國教大聯盟的小圈子領導下，突然解散運動，連不少學民成員事前亦矇在鼓裏。由於抗爭的不徹底，不少國民教育中心繼續營運，梁振英的洗腦計劃將會死灰復燃。

從這事件可見，亟需戰鬥性的、具民主架構的青年學生組織。社會主義行動會與任何真誠的力量共同奮鬥，包括對「學民思潮」幻想破滅的前成員，去建立這個運動。

香港：43萬人七一上街

今天是香港主權由英殖政府移交至中共獨裁的16周年。自從2003年，50萬人七一上街後，七一變成群眾表達不滿的抗議日。今年是2003年大遊行的十周年，在三號臺風和滂沱大雨下，在香港的群眾堅持上街。主辦單位「民間人權陣線」宣布，有43萬人參與遊行，而警方數字則只有6萬。如此眾多的遊行人數是反映群眾不滿的指標。建製派勢力為了降低遊行人數，斥資巨額大搞維穩音樂騷和購物優惠，但都無功而還。然而，中共的喉舌《環球時報》將遊行貶低為「新傳統節目」，是港人撒嬌的好機會，擺出無視群眾對民主權利和社會公義的訴求。統治菁英和梁振英政府拒絕改變，將會繼續累積民憤。

「梁振英下臺」的口號在人群中響徹天際。去年梁振英上任時，40萬人要求他下臺。在過去一年，由反洗腦國民教育的群眾鬥爭，到警察鎮壓社運分子，到逐一打破選舉承諾，令政府的信任度跌至谷底。有謠言指出中共正在討論「B計劃」，在梁振英完成任期前將他撤換，因為他的不受歡迎會令政府更難在普選問題上蒙騙群眾。政府幾名局長相繼爆出醜聞，有些甚至被迫下臺。前發展局局長麥齊光去年上任12天後，被揭發騙取租金津貼而被辭職，在七一的一星期前，法院更裁定他有罪，令他成為主權移交以來最高級的犯罪官員。

參與遊行的團體包括溫和泛民（例如民主黨和公民黨）、較激進的社民連和人民力量，還有從人力分裂出來的普羅政治學苑。很多細小的民間團體和政治組織也有參加。社會主義行動在銅鑼灣及灣仔擺設街站，提出「梁振英立即下臺」、「廢除外判製」、「民主公營企業」、「占領中環　罷工罷課」的口號。

占中集會

今天遊行的終點改為中環遮打花園，作為「占中預演爭取民主」的象征。從「讓愛與和平占領中環」團體籌得80萬元，可見明年占中的方案受到很多普通民眾（尤其是年青人）的歡迎。人民更有決心爭取民主、反對現存製度，一方面是好事，但不幸占中領袖沒有表現出真正鬥爭的決心和意願。占中三子在集會中的發言，強調需要「愛與和平」，而沒有提及所需的戰略和策略去打倒中共獨裁。

七一的集會令現實與理想的隙縫更明顯，令很多有意識的青年失望。根據《蘋果日報》的調查，6成受訪的遊行人士表示會參與占中，而7成更支持罷工和罷課去爭取真普選。群眾特別是青年似乎比起占中運動的資產階級領袖更有決心、更激進。社會主義行動是目前唯一清晰宣傳推動罷工罷課的組織，在支持占領行動作為開始的同時，解決民主鬥爭需要更果斷的方法和戰鬥性的訴求。

可見，現在存在巨大的政治真空。有決心的戰士（特別是工人和窮人）尚未足夠地組織起來，爭奪民主運動的領導權，相反政治上既軟弱又無經驗的資產階級明星突然跑到鏡頭面前，獲得短暫的人氣。在未來爭取真民主、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裏，亟需一支以戰鬥性工人和窮人為基礎、並以社會主義綱領武裝起來的左翼力量。

學校轉直資：埋下拉闊貧富懸殊的種子

最近多間傳統名校，如聖士堤反女子中學及其附屬小學、聖保祿中學等相繼轉為直資學校。在中西區內的12所津貼中學裏，已有3所轉為直資。直資製度的支持者聲稱這可令學校享有收生自由、財政獨立、課程自決等「優勢」，說穿了，這不過是方便學校篩選有錢學生入讀的途徑。但是，追捧直資製的名校往往會把學費提升。有統計顯示，2012-2013年，在61所的直資學校裏，有近4成的全年學費高達2萬元以上。面對教育商品化，貧窮的基層巿民奈何喪失更好的教育機會，畢業後在職場上吃虧，造成隔代貧窮，這是公平和教育的本義嗎?

直資製始於1998年，現時直資學額占總學額的12.3%。名校相繼擁抱直資製，其中一個原因是學校可以自行彌定學費，如聖保羅男女中學及聖士堤反書院的學費高達每年5萬元或以上，讓教育進一步進入市場製度，集中為富人服務而牟利。教育局長吳克儉指，超過三成的直資學院學費是每年5千元以下，但根據中大香港教育研究所客座教授曾榮光指出，單單是2002年由傳統津校轉直資的12所學校，他們的平均學費已是3萬多元了，所以這直資趨勢和學費加價風潮絕對不容忽視。在喇沙書院升讀中五的Derek同學也表示，自己本身是中產家產出身，家庭支出也是頗大，而因為現時學校仍是津貼學校，所以只需支付每年300元的堂費和書簿費，但如果轉為直資模式後，相信家裏也不能支付起學費。而對於直資製度，他則表示這是對經濟有困難的學生十分不公平。

審計署揭露直資監管不足

現時有規定直資學校要提供至少1成學費收入作為助學金以紓解基層家庭在學費上的壓力。但是，在2010年審計報告揭發有22間直資學校助學金撥款不足，直資學校更使用捐款作為那1成的助學金，這揭露教育局的監管不力，有法不依。巿場化做就直資學校財政自主的能力，而家長熱捧直資製度同時，兆基創意書院校監黃英琦卻撰文指，直資製削弱平等教育機會，原因是直資學校擁有收生自由的權利，它們可以跳過中央派位機製收取學生，令經濟困難的優異生失去入讀名校的機會。

教資會腐敗　教學經費被操控

當高中受到直資製度的張牙舞爪的同時，大學教育模式也在官僚之風下被一一整頓。教資會(UGC)和大學學術研究發展關系密切。教資會負責管理大學資源經費分配。可是實際上，教資會成員卻是由行政長官委任，在沒有民主的管理架構之下，權力傾側於行政長官，令他可以操縱各大學的校監人選、校董會成員，令教育資源調配更切合搞「教育產業」的資本家所需。

大學的學術自由也響起警號。如在最近4月時，在反對聲之下，梁振英硬推行政會議成員、一國兩製研究中心總裁張誌剛上任的教資會委員，引起學界人心惶惶。張誌剛曾公開表明支持國民教育，又撰文批評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的特首民望調查混肴視聽，都顯出其聽命於梁振英和中央的號令。此外，曾經支持廿三條立法和國民教育的「梁粉」，準備九月上任為嶺南大學的新校長 － 鄭國漢，激發起200多名嶺大學生在6月17日的假諮詢會上示威。嶺大學生不排除在九月發動罷課抗爭，要求由學生選出校長的聲音開始響起。

在2011年，教資會更推行學額回撥機製，要求八大資助學院撥出百分之六學額重新競逐，令院校為了爭回學額數目而加大競爭，機製欠缺透明度之余，亦令院校為取悅教資會，開設迎合巿場的課程，令冷門的科目更被邊緣化。在互相競爭之下，大學管理層和教授的精力轉向研究經費數量的競爭，而不是研究本身學術的需要和價值，令教育加速地配合官僚背後的利益整治手段。

教師不再中產　政府津貼成泡影

教師一向被視為中產工人，但最近「香港女教師協會」一項調查發現，在761名教師中，約三成受訪教師沒有自己的物業，加上合約教師前景難料，而政府也一直對教師的津貼輔助不足，令教師士氣低落，而正直暑假來臨，有6成教師也表示暑期內充斥補課、當值等工作，長遠令教學質素受影響。在以利潤為依歸的巿場經濟下，工人階級被壓迫的情況不斷惡化，社會只有透過真正的民主規劃，消除政府以至財團對工人的勞役，才可真正改善教學質素。

傑瑞米柯賓

社會主義行動堅決表示：

1.  大幅度投放教育資源，人人享有教育福利

2.  教育全面公營化，反對商品化教育

3.  由學生、家長和教職人員民主決策教育製度，民主管理教育機構，享有獨立自主，拒絕背後獨裁及商業製

聲援林慧思老師　抵抗建製組織打壓言論自由！

小學教師林慧思因不滿親政府組織「青年關愛協會」騷擾法輪功街站，以及警方執法不公。被指「粗言穢語」謾罵，其影片被剪輯上傳上網。頓時引起建製團體群起圍攻，先是於網上製造輿論，將「粗言穢語」放大成焦點，並向林老師所屬學校投訴要求將其撤職，更於八月四日動員遊行「支持警察執法」。如此謊謬的集會引發普通民眾的憤怒，並自發動員反遊行，使得當天雙方一共有三千人在旺角街頭對壘。整個事件可以看到親北京團體的組織本質，其甚囂塵上的流氓手法，是政府當局打壓反對聲音日趨猖獗的表現。

事件的起因源於七月十四日，法輪功團體如常於旺角行人專用區擺設街站，和平抗議中共打壓以及一黨專政，並宣傳自己的宗教觀點。期間，青關協成員帶同標語橫額，包圍並阻擋法輪功的攤位，引發許多在旁路過市民的不滿。及後，警察到場封鎖該區，但並未阻止青關會對法輪功的騷擾行為。警察的縱容與青關協的野蠻行為引發民眾憤怒，許多途人開始斥責抗議，林慧思老師亦是其中一人。最終，青關協成員在群眾的叫罵聲下落荒而逃。

過後，有人將事件的錄像剪輯上載網上，刪除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只突出林老師用「what the fuck」斥責警察不公的片段。親北京的所謂愛國團體（「香港家長聯會」、「愛護香港力量」、「愛港之聲」、「青年關愛協會」等）乘機藉此攻擊林老師，將焦點完全擺在「粗口」上面，指其言行失德，辱罵執法警方，並公開支持警方執法。而代表警察上層的「警察員佐級協會」更發出聲明譴責老師「侮辱」警員。及後雖然林老師就失言道歉，但「香港家長聯會」不斷寫信要求校方開除老師，更動員集會支持警方。這完全是毫無掩飾地為政府與國家機器站臺的行為！

事實上， 這幾個團體早已經不是第一次以流氓手法打壓其他團體的民主權利。「青年關愛協會」長年騷擾法輪功，典型的手法就是直接用巨大橫額遮掩及包圍法輪功的街站，阻止其和平宣傳。而「愛護香港力量」早前亦闖入「占領中環」的論壇叫囂，以圖破壞會議的進行，其成員亦曾在遊行期間襲擊記者。社會主義行動在5月19日的旺角宣傳街站，亦曾經遭到「愛港之聲」成員的騷擾，拍跌我們成員手上的電話，並將其推跌在摺臺上。顯然，他們已經熟練地運動流氓般的暴力手法來打壓異己聲音。

雖然掛著「民間」名義，這些名稱掛羊頭賣狗肉的組織實際上也與中共專製、官方建製黨派，或資本家們有著直接或間接關系。「愛港之聲」的召集人高達斌是新民黨員， 而「愛港力」的陳靜心早前亦被揭發與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誌祥在深圳密會。而所謂「香港家長聯會」只不過是建製派控製的空殼機構，其主席李偲嫣被揭發受聘於建製派立法會議員梁美芬之下。早在去年激進民主派因反對長者津貼的入息審查而發起議會「拉布」戰時，這些建製團體發起「反拉布」集會遊行支持政府， 參與者後來被揭發是日薪300元雇用來的，當中許多人都是流氓，亦發生辱罵，襲擊徒人的情況。說穿了，這些建製組織就是中共專製，特區政府與資本家的雇傭兵！

這是個令人擔憂的情況，使用暴力手段打壓群眾民主運動，並煽動極端的愛國主義，是極右勢力的一貫手法。雖然將香港的愛國極右勢力稱為法西斯，實為言之過早，但如果這些組織繼續激進化，脫離政府控製，是有可能演變成法西斯主義組織的。在日本，極右在七十年代 重新活躍。其組成背後獲得右翼政客及財閥支持，通過黑幫聘用打手來執行暴力手段，一般包括圍攻、滋擾、恐嚇等行為。這些團體嘴上掛著民族主義和國族主義，實際上是要用暴力去威嚇和打壓社會上的民主進運動與工人鬥爭。而極右團體因勾結政客，因此其暴力威嚇手段亦往往得到警察包庇。希臘的警方被揭發與金色黎明成員勾結，打擊外來移民社區。

事件中，警察執法顯然縱容青關協的流氓行為，才會惹起林老師與一眾徒人的憤怒斥罵。而「警察員佐級協會」的聲明，和休假警司劉達強在八月四日的集會中為建製派站臺，赤裸裸地看到警察並不是中立的，而是站在政府一方，與建製組織互相勾結。社會主義者指出，警察從來並不是中立的，隨著群眾鬥爭走向激進的局面，警察為資本家犬馬的角色，將會更暴露出來。

自梁振英上臺後，警察打壓不斷升級，這些親建製的團體如今亦變的囂張起來。今天林老師的事件再一次警惕著香港的群眾，統治精英正朝著更專製更右翼的方向前進。社會主義者雖然不認同法輪功的政治和宗教立場，但我們捍衛一切組織的民主權利，包括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宗教自由等。政府借助極右勢力打擊反對聲音，可見群眾鬥爭已經進入更激烈的階段，我們必須組織起來，嚴陣以待。

訪問何生：碼頭罷工過後，生活怎樣？

「半杯水的勝利」蒸發了

記者：左仁（社會主義行動）

受訪者：何生（碼頭罷工工人）、譚生（電話訪問、碼頭罷工工人）

何生是今年碼頭罷工工人之一，在罷工的四十天，看穿了公司如何看待員工，亦不見公司日後會有什麼重大改變，唯有轉行至建築地盤業。罷工完結後，何生考獲了地盤鏟車的駕駛牌照，唯目前尚未找到相關職位，因此先任職雜項工人，在港鐵車廠外判的一間上市承辦商上班。八月十一日下午六時，我與何生會面，談談近況。一日不見，如隔三秋，他皮膚變得黑黝黝，身體也消瘦了。何生新工的日薪為$530，早上八時上班，下午六時收工，六天工作，星期日休息。「新工的好處，在不用上夜晚，星期日可以休息，可以有些社交生活。」

八月天氣酷熱，何生每天都大汗淋漓，苦不堪言。「不戴手套的話，泥鏟的手柄是辣手的！」休息室只是一隻貨櫃，沒有冷氣風扇，只有一堆雜物，一扇小窗子，空氣不流通。「有天，我午飯後在休息室內睡一睡，汗一直在滴。」

地盤的工作環境惡劣，工作設備和指引嚴重不足。何生幹了一星期多，發了工作安全大有問題，擔心其他新入行的工友稍有疏忽，會危及生命安全，他希望工友加以警惕，安全至上。

何生板著臉地說：「地盤的工作安全有很多甩漏，安全措施、裝備都不足，跟碼頭差不多。新人沒有上頭帶領，對初入地盤的新人，是比較危險的。」他續說道，「第一天，居然要我在休息室100米之外，獨自工作，中間又有雜草遮擋，上頭多個小時不在，什麼都無安排，聯絡電話也沒有。」

工作與工具不配合，上頭要何生拆除鐵絲網的焊接位，但沒有磨機，只有鎚和鑿可以用。「看下去沒有什麼問題，但鐵粉可以飛入眼睛，非常危險。」地盤的工作環境比碼頭更為危險，因為工場都是臨時搭起的。

「這職位是卑微的，但我想考驗自己，阿頭的指示我都服從。」每次談起工作經歷，何生如數家珍，常常強調不要計較小得小失，應該盡力去幹，但他不會盲從老闆。記得有次，他談及多年前搬火水罐的經歷，為了保護雙手多帶一對手套，老闆卻怪責他浪費物資。「我保護好自己的手，都是為了搬多幾罐呀，他卻來跟我計較，這老闆跟不過！」他當時立即辭職了。

在地盤，上頭在何生心目中也是差不多。開始上班頭幾天，判頭呼喝道：「（上頭）巡得好密的，不要『蛇王』呀！」何生既是憤憤不平，又以嚴正的態度批判，說：「一睇就知這個阿頭無料到！這天氣，如果太辛苦，有需要休息，難道不停一下嗎？工作表現不是一時一刻的，做阿頭要懂得判斷夥記的狀態。」

其他工友有不滿嗎？「全部都很不滿，但只會埋怨，不敢出聲。」何生未知會否長做這份工，但已成為了職工盟地盤建築工會的理事。「建築行業的職位比碼頭更散，一重判一重，工人很少接觸爭取權益的事。要在他們身上灌輸概念，帶給他們一些成功的例子，思想上打好基礎。當有事殺到埋身時，有個工友代表可以聚集大家在一起。」

談及碼頭的近況，何生自己也不太清楚，立即幫忙聯絡另一位碼頭罷工工友譚生，做一個電話訪問。

譚生說：「判頭名義上說加9.8%，但就如培記，根本加不到9.8%。」

「現在，有15分鐘的食飯時間，有飯鐘錢的，總算不用邊工作邊吃飯，但還是很倉卒，而且還是用繩子把飯盒吊上去，在吊機內進食。機手可以選擇一小時午膳時間，但沒有飯鐘錢。」

「機手是可以要求地勤用車接送去廁所的，但地勤很多時有事在身，至少也要等五分鐘，因此機手很多時還是在吊機內解決。」

「塔機手有40人左右返到碼頭工作，但HIT從其他碼頭（例如MTL）聘請機手，都不想找回我們。一些在罷工期間拋頭露面的，也被列入黑名單。」

正如社會主義行動所言，「半杯水的勝利」蒸發了，罷工展現了工人的鬥爭精神，但與勝利相距甚遠。對未來再罷工抗爭，還有信心嗎？何生淡然回答：「我不能答你有無贏的信心，但這運動是大家的一種團結，保障工人的一種做法，要做就做。」

有了罷工的經驗，何生有信心未來可以助一臂之力。「紀律要明確，工人代表與工友商討後的決定，應該在大會一起講、一起聽，決定後人人遵守。」何生憶起，上次罷工時，消息發布比較分散，很多時工人自發進行小組討論，商討的集體性不足夠。此外，何生認為，要培養工人集體紀律的意識，有事宣布時，大會要集中精神去聽，去想，每個工人都應有規定時間留守碼頭或中環。

列寧說過，罷工是工人階級「戰爭的學校」。從碼頭罷工經驗裡，何生學習到工人鬥爭勝利的基本條件之一：鐵的紀律、集體商討、一致行動。記得罷工期間，我跟何生略談過俄國革命史，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當家作主。訪問完結後，我送了何生一件托洛斯基的紅色T-shirt，以作戰衣，何生說：「紅色很有革命的味道。」

香港：抗議埃及軍方血腥鎮壓

八月十六日（星期五）早上十一時，社會民主連線舉辦到埃及領事館的抗議，反對軍方政權屠殺數以百計穆斯林兄弟會的支持者。社會主義行動亦有到場參與，高呼「反對血腥鎮壓」、「埃及工人獨立鬥爭」、「打倒軍方、穆兄會」的口號。

埃及軍政府卻在8月14日以裝甲車，堆土機，真槍實彈大規模血腥屠殺穆兄會支持者，最後導致超過2千死亡，1萬多人受傷。穆兄會支持者對軍方政權並無構成即時威脅，可見屠殺的目的是為了展示軍隊的實力。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埃及軍方鎮壓任何政見的陣營，因為加強專製暴力最終的傷害是工人階級。軍方政府現在把反對2011年革命的政客安插在各省政府，並利用官方工會煽動支持軍政府的遊行，同時竭製罷工。

穆爾西絕對不是站在人民一方，社會主義者不會站在軍方或穆兄會任何一方的陣營。埃及2012年的示威次數為3,400次，是過往13年任何一年的5倍，其中有2/3是在穆爾西六月上臺後發生的。穆爾西鎮壓示威、罷工和占領的力度與穆巴拉克時期並無分別。

現時，穆兄會將會利用軍方的鎮壓，包裝自己為親民主的受害者，並煽動伊斯蘭宗派分裂的情緒，攻擊被視為擁護軍方的基督教派系，以收割政治上的優勢。伊蘭斯教派的反動思想亦增加了開羅廣場的性暴力事件，軍方甚至對強奸受害者進行「處女驗身」。極右的伊斯蘭派光明黨亦企圖在反對運動中獲得增長。

只有透過團結工人階級的鬥爭，跨越不同的宗派團結起來，才可以打倒軍方的殘暴統治，並帶來真正的清除埃及代表資本主義的舊政權。

香港：林慧思不滿校方屈服　必須加強聲援行動

對林慧思一人的攻擊，是對整個民主鬥爭的傷害

寶血會培靈學校於今天發表聲明，內容單方面指責林慧思的個人操守，並指會給予「適當處分」，卻只字不提事件背後的根源：青關會打壓言論自由、梁振英動員流氓勢力、警察縱容暴力，顯然屈服於政府底下的政治壓力。林慧思亦公開表示不滿學校的聲明。

建製派目前的攻擊只是開始，之後必然繼續窮追猛打。兩星期前的天水圍論壇，梁振英高調要求教育局就林慧思事件提交報告；警方重案組高調調查林慧思「阻差辦工」；組織反林集會的「香港行動」更準備在九月開學日動員「林慧思下臺日」。建製派一旦加大施壓，校方將會進一步屈服，令林老師有可能教席不保。這場抗爭是民主運動中重要的一役，絕對不能逃避。

建製派的打壓激起了普遍民眾的憤怒。 「社會主義行動」一星期以來舉辦多次聲援林慧思的街站，得到大批路過民眾支持，總共收集到2千多個簽名。動員支持林慧思將會得到龐大的群眾支持。

以民主黨和公民黨為首的妥協民主派，在聲援林慧思的立場上避重就輕，立場模糊不清。民主黨政客控製的教協亦立場軟弱，表示「尊重學校處分林慧思決定，希望事件可以告一段落。」對這群紳士淑女來說，粗言穢語乃「敏感話題」，可以蓋過言論自由的民主大義！

建製派不會就此罷休，對林慧思一人的攻擊，是對整個民主鬥爭的傷害。任何真正支持民主的團體和人士，必須支持公開的反擊，以街站、集會、遊行以至動員罷課的手段，建立捍衛林慧思的運動，要求校方撤回聲明，保衛林老師的教職，揭破政府、警察與愛國流氓組織的暴行。

傑瑞米柯賓

香港：高鐵地盤工人罷工一天現已答應復工

葵湧石蔭昌榮路的200多名高鐵地盤工人今早發動罷工，導火線是承建商禮頓建築今早的通告，宣布工人遲到五分鐘將扣減半小時工資，遲到十五分鐘或早退，則要扣減一小時工資。

工人曾經發動簽名行動，投訴工作環境差劣，卻沒有得到資方回應，終於要發動罷工抗爭。約200名日更工人參加罷工，地盤工程全面癱瘓一天。地盤早晚更分別約有200名直屬工人，另外約有150名外判工。早更公司工罷工一天，約150名外判工雖然沒有留守罷工現場，但亦停工一天。到晚上，工會與資方達成協議後，夜更工人已經復工。

今次罷工迫使資方立即作出讓步，可見工人抗爭的力量。雖然罷工時間短促，但罷工工人均為承辦商直接聘用，有更大團結鬥爭的潛力。不少工人在首天罷工就付出會費加入工會，是罷工工人之決心的證明之一。

這地盤工種超過20個，包括泥水工、釘板（木工）、紮鐵工、爆破工、運石司機、督導員等。其中約三分之一是南亞裔的工人，包括巴基斯坦、印尼、尼泊爾等。公司工工時為12小時，視乎工種，每月底薪為$400-600左右。

底薪主要分三級（九小時）：

雜工－$400/ 9小時
力架 －$500/ 9小時
釘板（木工）－$600/9小時
－另加3小時 x 1.5的超時補水

罷工工人的主要訴求：

取消遲到克扣工資
改善工作環境，特別是隧道內的空氣質素
午飯時間可以到地面用膳
增加工資，減少工時

工作威脅安全，損害健康

大部分工人在地底隧道長時間工作，溫度高達攝氏40度，而且通風設備嚴重缺乏，空氣極度汙濁。工人表示，進入隧道必須配戴口罩，但十分鐘內便會變黑，每天至少要更換十多個，因此對於公司強迫在地底午膳，深感憤怒。工友阿豪怒斥：「現時還要求我們十二小時不見天日，在隧道裏吃飯，飯盒十分鐘已經變黑和濕曬，點接受？」

爆破工程進行時，地盤工人不被允許離開隧道，工人即使帶著耳塞，也要受五雷轟頂之罪，而且要吸入爆破後的煙塵和石粉，危害呼吸系統的健康。很多時工人感到難以呼吸、心短加速，前兩天才有兩個工友缺氧暈倒。更嚴重的是，泥沙走入眼睛，會割傷眼角膜，因此地盤工人容易老花。清石時又可能有石頭跌下，非常危險。

此外，地盤工人喝的是「環保水」，即用廢水簡單過濾後用來飲用。周生憤怒地說：「空氣差、水質差！老了後，後遺癥就會出來，血管病、腦退化、肺塵病甚至肺癌。」

公司對員工的安全都是茍且了事。阿豪說：「之前在隧道，暈過很多人，多到數不到。如果我們不舒服想上去（地面），也不能自行離開，要公司『安全部』人員下來批準才可以。」

前地盤工人才哥表示，工傷次數多不勝數，但公司不會公布。 「公司會在病假裏給你工資，以避免公布工傷，工人的後遺癥也可以不管。一出事，公司要掩蓋事件，只會打給救護車，或用私家車直接送入醫院，不會打九九九。」

外判製分化同工不同酬

上個月，公司突然聘請150名外判工（稱為「代工」），現時另外還有50多名外判工正在受訓，工資比公司工更高，工時卻較短。燒焊工人孫先生指，這是利誘並分化工人的手段，公司想解雇公司工，用外判工代替，令工作零散化，日後更易打擊工人。

以雜項工人為例，公司工每日底薪為$400多元，但外判工卻高達$1,300元。工友來哥任職信號員，俗稱「力架」，是公司工，負責指揮吊運，工時為12小時，人工只有$900；但外判「力架」工時為10小時，工資卻有$1,700。

從碼頭工人、屈臣氏送水工人到地盤工人，外判製度都是剝削的罪魁禍首。

女工權利受壓

地盤也有少部分女工，工作是「打交通」，即督導和指揮，沒有男地盤工人般體力勞動，但環境同樣惡劣。一位女工辛酸地說：「你看（她把手掌攤開讓記者看），手指罉全部都長了濕疹，我的胸口也是一樣。汗一直長時間腌著，非常痕癢。」

女工放工後還要照顧家庭，但公司想通過新條例，延遲下班時間，由過往的六時左右延至七時十五分。 「現在規定，離開隧道的時間是七時十五分！」從隧道離開，還要洗澡換衣服，離開地盤時已經八時。 「我家在上水，回到家已經九時；煮好飯給子女時已經十時了！」

地底隧道沒有女廁，只有流動廁所，衛生極度惡劣。 「打開門連早餐也想吐出來！我們是女性，每月不方便時怎辦？」

「我從來不會在下面解決，每天只有早上一次，午飯時間一次，下班一次。現在連午飯時間也要在下面，我不能再接受了。」

談判結果

晚上，八名工頭作為談判代表，與資方達成協議，工人已經準備復工。資方承諾改善隧道工地的空氣質素，及設置冷氣貨櫃讓工人休息，而工人毋須在地底隧道內用膳。但改善空氣質素的實質方案卻未有談好，而加薪的訴求亦落空。

碼頭罷工展示了香港工人鬥爭的新一頁，雖然只有「半杯水」的勝利，但工人階級逐步認清自己的力量，造就了今次地盤業勞資的短兵相接。如果職工盟希望建立具戰鬥力的工會鬥爭，對抗腐敗官僚的工聯會，需要以民主的方式組織工人，讓工人集體決定協議，提供罷工抗爭的策略。可惜，從碼頭罷工到地盤工人罷工，讓工人民主決策及發聲的平臺始終欠奉。

雖然今次罷工事件告一段落，但工人長遠的工作條件尚未得到解決，包括公司有可能預謀解雇公司工，以外判工取而代之。目前外判工待遇反而較為優厚，但這只是資方利誘分化的手段。

此外，政府有計劃以輸入外勞為手段，分化本勞與外勞，壓低工資成本，甚至造成更大「反內地人」的族群情緒。工人鬥爭需要以堅定的政治路線避免工人墮入狹隘本土利益的陷阱，團結本勞外勞的鬥爭，共同反對資本家的剝削。

抗議教育局政治迫害聲援林慧思老師

社會主義行動與社會民主連線約十五人，於昨日中午遊行到灣仔的教育局辦事處，抗議教育局向培靈學校施加壓力，迫使校方提交立場偏頗的報告。社會主義行動攜同過去一星期「聲援林慧思」街站所收集到數千個市民的簽名，表達對林慧思老師的支持。

林慧思老師仗義執言，捍衛言論自由，反對警察偏袒建製流氓組織，是為教師的典範，卻因講粗口而遭到建製陣營無限上綱，進行政治迫害。培靈校董局早前突然發表偏頗的聲明指責林慧思，而吳克儉於期後稱贊培靈校董會「客觀」、「專業」，教育局實有向培靈校方施壓之嫌。林慧思一人受害，將是對整個民主運動的打擊，任何真正支持民主的組織和人士，都必須公開以行動支持林慧思。

反國教占領政總一周年

又踏入九月，標誌著反國民教育的抗爭高潮過去一周年。去年七一，梁振英正式上臺就任特首，隨即進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推廣，並試圖在三年內於全港小學強製推行。

國 民教育科以國族主義與吹捧中共專製來煽動學生「愛國愛黨」情緒，當中有材料更提出中共乃「進步、無私、團結的執政集團」雲雲，以此來強迫學生對國家有自豪 感和感恩之情，扼殺學生的言論及思考自由，其目的不過是要為獨裁者培養毫不反抗的「順民」以鞏固其統治。由此掀起一個夏季的反國教群眾鬥爭。

從 九萬人參與七二九反國教大遊行，到由八月底三名學民思潮學生絕食所出發的連續九天占領政府總部的運動，高峰時期有多達十二萬人參與。然而，在運動被認為所 向無敵之際，占領行動竟然在未有贏得徹底勝利之前自我瓦解！最終政府免於完全撤回國民教育，所謂的讓步不過是將計畫變成「學校自願推行」，實際上某部分小 學以至中學已經在本年度自行推行國民教育，此外政府仍能透過中文科、中史科、交流團等隱性途徑植入「洗腦」教育，已經有新版教科書的內容被指煽動「愛國情 懷」。如此強大的群眾運動，最終卻未能贏得勝利，因此我們必須要再次總結其經驗教訓，為未來更激烈廣泛的鬥爭作好準備。

1. 需要連結起更廣泛的議題與行動升級

反 國教的占領政總的運動一開始就打著單一的旗號，只針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議題。運動期間，主辦的反國教大聯盟竭力將運動去政治化。曾經有學生將「民主女神 像」帶到占領現場，象征反國教的運動與民主運動互相連結，卻即時遭到主辦者及學民思潮割席，表示運動只反對國民教育，並不關系到反對不民主政府以及中共獨 裁。

這實際上是個反智的行為。明顯地，國民教育科的落實作為梁振英政府上臺「四大政治任務」之一，背後亦是中共企圖將大陸的「洗腦」教育 輸出香港，以奴化新一代的民主抗爭意識。這就代表爭議並不能與小選子特首，與及中共一黨專製切開。反國教運動本身就是在挑戰政府與中共的獨裁，這是無法逃 避的現實！然而反國教運動所奉行的這種「單純議題」手法，不僅無助民眾了解真相、提升鬥爭意識，更不過是右翼泛民領導為向政府妥協、出賣運動，所留有的一 條後路而已。

同樣地，占領行動雖然動員大量準備好戰鬥的群眾，但是主辦者卻放棄一切提升鬥爭的策略。鬥爭運動實際上是一場與統治階級的力 量對比，計劃、策略、行動升級等議題尤其重要，將會決定運動的成敗，理應推動全部參與的討論。相反地，占領晚會只有「學民思潮」等組織的煽情演出，並以音 樂晚會掩蓋政治討論，從不討論抗爭運動的計畫與策略，占領十天連一張討論運動前路的傳單都沒有！這正好是運動領導「去政治化」的計畫，讓運動牢牢控製在不 願徹底抗爭的人手中。

社 會主義行動在去年七月反國教運動之始已經提出要擴大運動、發動罷課才能完全擊倒國民教育，並且發起「全港大罷課行動」的抗爭，得到超過四萬名市民聯署支 持。我們於八月發起到「民間對反國民教育大聯盟」之一的教協總部門外請願，展出街頭所得的市民簽名，呼籲發動全港一天大罷課來反抗國民教育。在占領運動期 間，我們倡議罷課的傳單就如火種，看過的人群不時叫出「罷課」的口號，但卻沒有得到大會的回應。顯然民眾的意識與意誌已經超出主辦者的層次。

及後雖然專上學生聯會在九月十一日發動大專生罷課，但是反國民教育大聯盟卻「先發製人」地於九月九日淩晨解散占領運動，直接導致反國教運動夭折。

2. 不要相信右翼泛民

以 民主黨為首的泛民右翼政客早在2010年反對五區公投，並與中共妥協支持政改時露出了背叛民眾的狐貍尾巴。然而，去年反國教運動的領導權卻又一次地落入右 翼泛民手中。「民間對反國民教育大聯盟」由學民思潮、反國教家長關註組以及教協主導。學民思潮的學生在運動初期的確擺出了戰鬥的決心，但組織的領導層卻與 官僚的教協的官僚愈走愈近。運動方向的決定者是教協和中間派的社運分子，學生們不過成了民主黨政客的公關外衣而已。

因此，占領運動的局限 性，包括上文所提到運動的「去政治化」以及後來的腰斬，都由此起。值得留意的是，反國教大聯盟聲稱解散運動的原因是政府有所讓步，以及學民思潮的學生感到 疲累，「再占領下去也是徒勞無功」。但正如前文提到，所為的讓步並不是真正的讓步，甚至在結束占領後，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與國民教育家長關註組召集人陳 惜姿都表示「因政府未有撤回課程指引，故抗爭仍會繼續」，此言猶如自打嘴巴一樣！又或學民思潮的學生真的感到疲累，但是反國教運動已經吸引了數以十萬計的 市民參與，實質上是個全民運動，若學生感到疲累大可以預先公開向在場參與群眾提出，相信會有更多的民眾團體願意接力鬥爭，讓運動成為真正由群眾參與的民主 鬥爭。如果占領下去也是徒勞無功，大會不是應該將行動升級，號召罷課抗爭，徹底擊倒國教嗎？罷課會是鬥爭的新階段，群眾運動是不退則進、不進則退的。當大 聯盟害怕將鬥爭升級時，就只有解散運動。

而大會選擇在淩晨兩時宣布解散占領，就如「政變」一樣，是在趁民眾回家的時候作出的反民主決定！ 背後主導運動的教協與泛民右翼，他們的如意算盤是與政府妥協，避免在立法會選舉前與政府有「過激」的沖突。顯然，對他們來說，選票與議席遠比實際抗爭勝利 重要！因此在鬥爭中，往往向運動自身的泛民右翼作出鬥爭，是與向統治階級作出抗爭同等重要。

3. 民主運動自身也需要民主化，應讓各不同團體參與並表述自己立場

民主黨與泛民右翼為了控製運動，必然地會不民主地進行決策，並盡可能排除其他提出不同立場的團體參與。

去 年成立的「全港大罷課行動」，旨在於反國教運動中推動全港一天總罷課的鬥爭策略，用以徹底擊敗國民教育科。反國教運動既然是屬於群眾的鬥爭，理應不屬於個 別團體的私有活動，而該開放予所有意見參加。但是反國民教育大聯盟卻多次拒絕全港大罷課加入聯盟的申請，更企圖抹黑全港大罷課在政總的宣傳街站，冠上「冒 認學民思潮」、「騎劫運動」等莫須有的罪名。學民思潮甚至指在政總派發傳單、收集簽名的團體是「外來團體」。

一 場社會鬥爭的成功，在於鼓動及凝聚盡可能多的群眾的意誌，與統治階級進行對抗。運動自身的民主程度將決定群眾鬥爭的力量，這代表了恒常讓參與民眾討論運動 的目標和策略、選舉抗爭的領導層、容許不同意見的團體進行就不同議題的公開辯論等。而去年反國教占領行動恰恰就是典型的反面教材，被動員出來的群眾只是被 邀請參與音樂嘉年華會，實際抗爭的決策與工作則壟斷在少數未被民主授權的泛民右翼領導手中，全港大罷課行動等的其他組織則被排除在運動外。

民主並不僅是普選製度，更重要的是群眾在鬥爭過程中所獲得的民主傳統。而這些都是只能透過民主運動自身的實際民主經驗中累積而成的。在未來「占領中環」以及其他的民主鬥爭中，去年反國教占領運動的經驗與教訓必然會再一次影響著群眾鬥爭的成敗。

壓榨・鎮壓・掠奪・愚化: 雀巢公司簡史

正 如英國學者Tom Standage於其著書《An Edible History of Humanity》中所言，於現代，食物不再單純是一種用以維生、果腹，或滿足食欲的物品，它更成為一種政治鬥爭的工具。在最近一波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浪潮 下，跨國企業的壟斷達至史無前例的水平，無孔不入滲透到我們的生活中。

雀巢公司於1866年於瑞士成立，早於20世紀初即成為當時食品巨擘之一。今天，從咖啡到雪條，我們每天也食用或飲用了不少雀巢公司的產品，雀巢似乎與現代人生活不能脫軌。但雀巢的成功是建基於何物的？還是逃不開全球剝削、跨國搶掠和蒙騙大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