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论坛谈中国社会

傑瑞米柯賓

大慶市民舉行反汙染抗議

2月14日，約一千名大慶市民聚集在市政府外，反對在上風口和居民區與水庫附近建設可能造成汙染的鋁工廠。第二天，市政府迫於壓力宣布暫停施工，但有媒體稱工程仍在繼續。根據官方審批通過的環境評價報告，該工廠預計每天將排放二氧化硫19-20噸丶氟化物0.65噸，這些都是可能對人體造成嚴重危害的汙染物，而且如果工廠發生爆炸，後果不堪設想。事實上，由於集中了大量高汙染重工業，東北三省本身就是肺癌高發地區。從去年年底，大慶市民就開始懷疑工廠選址是為了接近高速公路丶節省成本而無視環境和群眾健康。隨後市政府同市民三次會談，但不僅沒有解決市民的疑問，反而被發現環評報告的民意調查作假（大慶市環保局已經從網站上刪除了這份報告），同時市民代表和抗議活動也受到打壓，導致反對情緒激化，最終發生2月14日事件。

與此前各地的鄰避運動一樣，政府和企業的支持者將大慶抗議者描繪成「無知愚民」。特別是對於大慶這樣正在衰落的重工業城市，「要麼毒死，要麼餓死」最清楚地說明了抗議者的兩難處境，但社會主義者支持通過群眾抗爭迫使企業增加環保措施，迫使政府投資發展低汙染的工業技術，否則這些所謂經濟發展「成果」只會毒害工人。但問題在於，官商勾結作假成風丶汙染醜聞層出不窮丶群眾對於公共事務缺乏最起碼的知情權和決策權，大慶市民完全有理由懷疑環評結果是否真實丶「不會出問題」的保證是否可靠丶企業能否一直遵守環保要求丶追求GDP的官員能否嚴格監管，其實大慶乃至全國都不乏「環評合格」的非法排汙企業。建設鋁工廠的最大受益者是那些賺得盆滿缽滿的官僚和資本家，可是如果真的出現環境危機，卻要普通群眾買單，而且往往投訴無門反遭打壓。所以我們支持大慶市民要求更改工廠選址或者完全取消項目的訴求，同時也呼籲全國在反汙染運動的基礎上自下而上建立民主的工人和居民委員會，審核丶監督和改造一切可能造成汙染的企業，沒收所有非法排汙企業，交由工人民主運營；通過抗議和罷工要求中共政府投入更多資金改善醫療服務丶發展綠色技術和設備，而不是把財政支出浪費在維穩和軍備競賽上。

中國婦女地位持續下降

性別差距仍在擴大

從2006年開始，世界經濟論壇每年發布《全球性別差距報告》，從經濟、教育、醫療和政治四個方面評估世界各國的性別差距狀況。根據《報告》提供的數據，經濟危機之後，中國的性別差距指數從0.691下降到0.676（越接近1就越平等），排名從第60位跌到了第99位。必須說明的是，婦女參政度的上升緩沖了下降勢頭，但是很顯然，女性官員和人大政協代表的象征意義遠大於實際意義。別忘了在國際媒體面前為逮捕“女權五姐妹”辯護的就是一位女外交官。

高等教育在讀生和專業技術工作者中女性所占的比例已經反超男性。考慮到中國女性人口比男性少3000萬，這也就意味著女性從事專業技術工作的比例更高。可是性別收入差距並未因此縮小，相反，在勞動參與率沒有明顯變化的情況下，女男平均工資比率從2009年的65%降到了現在的62%，盡管經濟危機前曾有所改善。這一方面是因為雖然專業技術領域的差距小於整體水平，但是女性晉升難度較大而且同工不同酬的問題也在惡化，另一方面平均數會掩蓋底層勞動婦女更惡劣的處境。

《報告》也指出，中國女性的家務勞動時間是男性的2.6倍（總勞動時間每周平均多5個小時），而家務勞動是不會被算在資本家的工資表裏的。推動婦女地位下降的第二大因素是出生性別比。中國目前的數字（女/男）是0.87，比2006年還要低2個百分點，而正常應該是0.93-0.97，所以中國在這一項上穩居榜末。2016年全國出生人口1786萬，粗略地說也就是一年之內選擇性流產殺害了超過58萬名女嬰。

夫權與厭女潮

在當局打壓女權主義者時，中國也興起一股厭女癥熱潮。媒體和輿論愈發將女性描繪成追求物質享受的形象，性別主義者借此否定女權運動的合理性，但其實不過是從側面證明了男權製度對女性的可恥奴役。資本主義迫使絕大部分勞動群眾除非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否則就無法生存，而受到經濟和性別雙重壓迫的女性更不得不依靠出賣身體（婚姻或是賣淫）來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中共政府和資產階級或明或暗地宣傳說，女性的價值在於美貌、生育能力和“婦德”，她們的理想生活應該是及早委身於一個優秀的丈夫——這反過來又和性別壁壘一起削弱了她們在工作上和男同事競爭的動力。去年的女大學生“裸貸”事件曾引發廣泛關註。性別主義者表面上指責當事學生“虛榮揮霍”，但其實無非是批評她們因為失去了“貞潔”而“貶值”，也就是對夫權的不忠。資本主義已經把女性物化成可以估值出售而且必須出售的商品，可又通過媒體和輿論譴責她們“過於功利或者過於自由地”出賣自己。這是何等的虛偽！性別主義者經常把女性貶低成依靠丈夫養活的寵物，但是大多數男性在擇偶時不希望未來妻子的收入超過自己，因為這會傷害他們“作為男性的自尊心”！所以“女強人”經常被解釋成借美色上位，或者被諷刺說過於強勢會嫁不出去。要打破性別主義者的抹黑以及整個男權和夫權統治，婦女群眾必須奮起反抗。

勞動群眾團結抗爭

上個月底，“女權之聲”微博因為翻譯和發布了一篇號召三八婦女節全球婦女大罷工的文章而被禁言。這篇文章呼籲女權運動和勞工訴求相結合，因為後者是所有婦女所面臨的問題。社會主義者支持這種立場。指望資本主義社會自我改良只是空想，即便按照上述《報告》的說法，亞太地區消除兩性經濟差距還需要100年，而中國從2009年以來就一直在倒退！只有工人階級和所有被壓迫群眾團結抗爭，特別是勞動婦女的鬥爭，通過實施男女同工同酬，廉價且優質的幼托、養老、餐廳和家政等公共服務投資幫助婦女從繁重的家務勞動中解脫出來。不論在中國還是世界各地都要挑戰資本主義對女權的壓迫，通過工人民主管理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才能有效實施上述政策，徹底消除性別經濟差距，實現真正的性別平等。這不僅能夠解放女性，也能夠讓男性勞動者擺脫支撐整個家庭的重擔。

“靈活就業”與“慢就業”的虛偽：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困境

大陸的大學大規模擴招已經過去了十多年，一批又一批的大學生從大學校園中步入社會。但是面對就業形式，他們恐怕不會再有在大學中的好心情。雖然根據共青團喉舌《中國青年報》所報道的就業率來看，目前大學生總體──90%以上的大學生在官方統計中可以找到工作。但是這個數字可信嗎？

我們當然有理由對這個數字提出質疑，高校偽造就業率的新聞早已不止一次被媒體報道過。更何況，單單就業率也不能說明問題。而實際的就業情況，我們也可以從一些大學所發布的就業報告中一探究竟。

“靈活就業”就是沒有保障

天津師範大學所發布的2015年畢業生就業報告中，本科生的就業率高達88%以上。這算得上一個相當高的數字。然而看就業方式的話，我們可以發現本科生有半數選擇了所謂的“靈活就業”而非簽約就業亦或者升學。對應的，選擇“靈活就業”的專科生高達68%。而所謂的“靈活就業”，其實根本就是兼職性質的工作，甚至沒有勞動合同。在這種情況下，不但工作的穩定性沒有任何保證，身為勞動者的權益更是極易受到侵害。

此外，即使是穩定的就業，其工作性質也頗值得懷疑。在天津工業大學2015年度的畢業生就業報告中，僅有62%的畢業生所從事的工作與他們大學中所學的專業相關。而該校理學院的專業相關度居然僅29%——這也就是說，有超過三分之二的該院學生從事著與他們大學四年中所學習的知識毫不相關的工作。經濟放緩令很多行業的就職機會大減，很多畢業生都不能選擇自己合適的工種。

而即使僥幸獲得了穩定且相關的工作，其薪資待遇又如何呢？根據天津城建大學2015年度的畢業生就業報告反映，其畢業生的平均薪酬僅3407元。雖然在未來他們的收入肯定會有所增加，但是生活成本也肯定不會一成不變。而根據媒體估算，天津市的生活成本每月大約在兩千多元——請註意，這是在工作者的住宿問題可以自行解決的情況下。如果打算買房亦或者租房，三千多元的工資如果不靠父母接濟，恐怕根本無法生活。

“慢就業”就是找不到工作啃老

如果我們把目光投向天津以外的地方，其處境只會更加艱難。根據河北工程大學的就業報告來看，有超過三分之二的畢業生薪資低於3000元。而如果把目光投向低收入畢業生的話，有十分之一的畢業生月薪居然低於兩千元，這種薪資水平甚至低於工廠工人的水平。而如此之低的工資，他們如何做到自食其力——而不是啃老為生呢？

再看看河南省，位於河南省省會鄭州的黃河科技學院就業報告顯示，有接近80%的畢業生月薪低於三千元——而如果也把目光投向低收入的話，有超過16%的畢業生月薪居然低於1500元。鑒於該校超過90%的學生都來自河南本省，絕大多數畢業生也應該是在河南就業。然而應該註意的是，河南省的最低工資也達到了1600元每月，這些月收入低於1500元的畢業生，難道正常合理麽？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當局當然已經意識到了就業形勢已經變得相當嚴峻，中共機關報《光明日報》在2016年頭版刊文《“慢就業”不失為一種選擇》。隨後，人民網、新華網等官方喉舌開始爭相鼓吹所謂的“慢就業”。然而一部分媒體與相當多的網友並不買賬，其中一部分更是揭開所謂“慢就業”的畫皮——這無非只是找不到工作啃老的變種說法。

大學生就業問題已經十分嚴峻，然而當局不但不敢於直面並且加以解決，反而是開始鼓吹年輕人選擇所謂的“慢就業”。另一方面，如此之多的大學生已經成為事實上的廉價的勞動力。想要改變這一切，中國勞工要有組織獨立工會的權利，反對資本主義底下的低薪水及欠缺勞動合同保障。

中國：騰訊對用戶 通訊進行審查

騰訊旗下的QQ和微信已經成為中國抗議者的重要組織工具。但多倫多大學“公民實驗室”近日發布報告稱，不管是私人通訊、微信群還是朋友圈都會受到騰訊的審查。

今年兩會前後，至少有幾十個微信群、QQ群和上千個私人帳號被強行關閉。公民實驗室發現，微信不僅仍在屏蔽那些觸怒當局的敏感關鍵詞，例如“709鎮壓”，而且開始將包含敏感內容的圖片列為屏蔽對像——由於技術原因，圖片曾是躲避封鎖的一個途徑。

亦有證據證明騰訊會將敏感信息發布者的個人資料報告給政府。責任經常被歸咎於當局的高壓政策，這種看法過於簡單。在滴滴（騰訊旗下的網約車公司）並購優步（中國）之前，優步CEO曾抱怨微信封鎖了他們的帳號和關於優步的正面新聞。

最近，騰訊以2781億美元的市值超過工商銀行成為中國第一，並進入全球前十。指望資本和市場能成為推動中國民主改革的力量完全是幻想。只有在公有基礎下由工人和所有被壓迫群眾掌控媒體企業才能確保言論及新聞自由。

中國的黑心私營醫院

早前，中國醫療私有化問題因網絡上爆出“魏則西事件”而備受關註，隨後進一步的消息更揭發被稱為“莆田系”的全國性龐大私人醫療資本滲入公營醫療系統內以及其他種種惡行，一時間，“莆田系”在中國被視為黑心私人醫院的代名詞。

中國自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來逐步開放了私人資本滲入醫療領域。最初，這種所謂“承包責任製”是指將公立醫療部門中一些長期虧蝕的科室承包出去。

私人資本蠶蝕公立醫院

此後二十年間，私人資本逐步蠶蝕公立醫療領域，當中包括利用地方衛計委無權管理軍隊醫院的漏洞，在軍隊醫院體系內大肆擴張。軍隊醫院中對外承包所得的利潤又歸入軍隊自身，因此可謂完全放任，聽之任之。

由此，造成了中國的私人醫療機構水準極其參差，當中有大量駭人聽聞的醫療事故和儉財手段，以致於一時間民眾對整個醫療系體信心盡失，人心惶惶，醫患對立的情況極其嚴重。在2006-16年間，中國醫療糾紛發生率年均上升22.9%，每所醫院年均暴力傷醫事件高達27 次。

魏則西本為一名西安的大學生，2014年被發現不幸患上末期滑膜肉癗。在接受各種正規療法後，他們通過百度搜尋引擎版推薦到武警北京市總隊第二醫院腫瘤生物中心，其機構推銷所謂斯丹福大學研發的“腫瘤生物免疫療法”。魏則西及其家人考慮到這是由中國官方許可的國內最大網絡搜尋器所推薦，而且是一家軍隊的最高一級醫院，因而對此有一定信心。可惜經過了幾個月的“治療”，花費了二十多萬後，腫瘤不但沒有被治愈更轉移到肺部。

其後魏則西多番調查後得知“腫瘤生物免疫療法”，在臨床實驗階段已被淘汰，在國外根本就沒有醫院會采用這種技術，純粹是醫院用作招遙撞騙。他在2016年2月於網上發表了自身遭遇後立即引起廣泛關註，可惜由於延誤了治療時機，魏則西於2016年4月病故。

然而令普遍人驚訝的是，這家打著“武警總隊醫院”招牌的背後，竟是一家由私人資本所承包的“醫院”。而該資本就是掌握中國80%私人醫療份額，被人稱為“莆田系”的私人醫療體系。

“莆田系”自80年代開始以福建莆田縣市為起點，最初以遊醫的形式，到處張貼街頭廣告宣傳，後來乘“改開”之潮承包醫院科室，從不合法的灰色地帶走向合法，之後大舉擴張，包括行賄公營醫院領導人私下合作，或直接兼並虧損的公營醫院等，逐步掌握了巨大的醫療資源。

其“行醫”的方式卻與街頭騙局一脈相承，包括誇大求診者的病情、拖延病情。據調查所指，相當一部份的“莆田系醫生”根本未受過任何正式的醫學教育！

此外莆田系還會生產劣質的藥品和醫療儀器等，在其醫院內以遠高於平均水準的價格售予病患以儉財。在魏則西事件前，早已有不計其數的病人因上當被騙延誤治療而死。

公院病人數是私院的七倍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去年全國接近2千間新私營醫院落成。公私營總數字達29,000間，其中16,000間為私營醫院。自2010年至2016年10月，公營醫院數目減少一千間，大部分是被私有化了。然而，公營醫院負擔的病人人數去年是私營醫院的七倍，多達25億人次。

從2012年開始，一級醫院中的私立機構占比首次超過了公立機構。同時由於公立醫療資源投放嚴重不足，中國的醫生與護理人員比例只有1:0.8，遠低於國際上1:4的平均水準。

在行業與中共政府的腐敗及其無所作為官僚作風下，醫療與教育及房屋稱為現時壓在中國民眾頭上的“新三座大山”。社會主義者反對醫療私有化，主張在民主監督之下全體公營化醫院及藥劑企業，從而在民主計劃底下推行人人免費享用的優質醫療。

傑瑞米柯賓

中國：消費金融突顯壞賬風險

4月5日上海陸家嘴的一份報告顯示，中銀消費金融公司2016年凈利潤同比增長了168.5%，為該行業第一。中銀消費金融是中國第一批消費金融公司之一。

目前除了22家持牌公司外，中國還有上千家機構正在從事消費貸款或分期業務，例如涉入校園貸事件的那些。截至去年年底，中國個人消費信貸余額（不包括住房貸款）約有5萬億元人民幣，超過同年全國居民消費支出的四分之一。消費金融不僅成為中國金融機構的重要盈利點，也支撐著習近平的“消費救國”計劃。不過群眾收入增速（6.3%）不及消費（6.8%）給尚未解決的債務問題增加了新風險。

根據《財新網》近日發布的文章，截至去年9月，消費金融公司平均壞賬率為4.11%，是2015年同期的1.44倍；同時廣發證券告訴財新，小額貸款公司和網絡貸款平臺的壞賬率可能分別達到5%和10%。中共當局鼓勵經濟和金融泡沫化以掩蓋真實的經濟狀況，最後只會帶來更嚴重的爆炸。所有銀行需要立即被國有化及民主控製才能避免未來的災難。

中國：山東辱母殺人案

3月底，中國《南方周末》一則被稱為“辱母殺人案”的報導在內地網絡成為輿論關註熱點。案件發生於去年四月中，山東聊城蘇銀霞與於歡母子於其經營的公司內被高利貸上門追債，其間被追債者羞辱及禁錮。警方到場後只扔下一句“討債可以，但別動手”就離開案發地點，最後雙方沖突，於歡護母心切持刀刺死一人，傷三人。本年二月，法院一審判於歡故意傷害罪名成立、處以無期徒刑。判決引發輿論嘩然與強烈不滿，而貌似並不復雜的案情背後卻折射出眾多內地的社會問題，有內地網民指：

“山東辱母殺人案，難得有這樣一個案子，囊括了當下中國幾乎全部問題：經濟下行壓力大，民營企業融資難，縣市非法集資多，高利貸猖獗，土生土長的房產商多涉黑，基層治理失序……更重要的是，這樣的情景，不獨存在於山東冠縣，而是很多地方的縣鄉皆如此。”

這一評論直擊了問題的本質與核心所在：撥開表層的法律技術迷霧，案件要深究的並非“於歡是否構成故意殺人／傷害／防衛過當”，而是背後深層的社會現象。

官匪一家

案情中最引人關註的，除了當地警察到場後不予控製場面，反而聽之任之，最後釀成命案。進一步的消息更指出，被刺死的追債者為當地土皇帝吳學占黑社會成員，於2015年駕車撞死一名14歲少女後不顧而去，事後當地警方只說無法抓獲肇事者而不了了之，而“殺人案”案發時這一通緝犯就大搖大擺的在警察面前上竄下跳，於歡母子請求警察帶她們出去也竟不得要領。

這次“辱母殺人案”則坐實了當地“官黑勾結”的事實，在過去出了事，往往是當地黑幫頭目交錢行賄，政府官僚則出手和稀泥或武力維穩。最後法院更是直接對於歡處以無期徒刑，絲毫不去考慮背後的案情，更似與黑幫有所默契。基層民眾沒有任何監督製約的權力和渠道，多年來地方政治腐敗不堪。

民眾都相信，於歡並非是身陷此種困境的第一人，只不過是次正好被全國性媒體曝光而受到關註，而過去有此遭遇而受牢獄之災的更不知凡幾。

同時正如民眾所擔心的那樣，“官黑勾結”這種情況並非一城一地的特例，而幾乎是全國性的現象！無論是征地、拆遷這些涉及巨大潛在利益的範疇，還是那怕僅僅住宅物業的車位管理，全國上下的基層吏治的腐敗無能，乃至有意放縱黑勢力坐大從中分一杯羹，都是這次事件激起全國民憤的根本原因：自身的權利受不法侵害敢怒不敢言、官僚縱容資本與黑幫魚肉民眾、公檢法包庇侵害者逍遙法外、民眾走投無路奮起反抗卻被政權以法律之命倒打一耙……由此可見，習近平所謂的“反腐運動”政治表演是何等的貽笑大方。

民眾現在除了表達憤怒，更重要的是厘清重點，我們要求的不僅僅是要求還於歡一個公正的判決，而且認識到案件發生背後的社會土壤，並在政治上奪回自身的民主權力。社會主義者主張成立群眾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事件，嚴懲涉事黑幫及警員。警隊必須受到民選的群眾委員會由下而上民主控製，才能防止警隊腐敗，打破財團與黑道的勾結。

中國：河南濮陽一小學發生踩踏事件

早在2014年7月，新華社旗下的《半月談》就曾報道過，河北順平縣的一所小學由於人數過多，課間禁止學生到教室外玩耍，以免發生事故。但近日的一次事件似乎說明連如此嚴格的管理方法都“不夠用”了。3月22日，河南濮陽縣第三實驗小學的學生在上廁所時發生踩踏事故，造成1死21傷，其中有5人重傷。這些學生一般不超過12歲，死者只有7歲。

該校有1704名學生和67名教職工，但只有男廁兩間、女廁三間總共39個蹲位；通向二樓廁所的只有一條狹窄的樓梯，慘劇就發生在這裏。在當天考試前，學校只留下10分鐘活動時間，大量學生急忙上廁所，不發生事故才是偶然。政府要求小學平均每個班級不超過45人，一所學校最多只能有1350名學生，事發學校遠遠超過了標準，蹲位數量更是不到標準的一半。

學校超負苛

當地官員告訴媒體，城區學校像這樣超負荷運行是普遍現象。另外也有媒體指出，該小學連操場都沒有，只有教學樓前一片狹小空地供學生課間活動。可以想見，這次事件之後，該校學生可能也要面臨課間禁止到教室外玩耍的命令。根據目前的數據，全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57.35%，但小學教育城鎮化率達到了69.4%，初中則高達83.71%。學生向中小城市、縣城和鄉鎮中心集中造成公共教育資源捉襟見肘，在中西部尤為嚴重。

在去年7月的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教育部官員說，全國超過56人的中小學班級有四分之三位於中西部城鎮。根據《澎湃新聞網》報道，去年夏天開學時，海南儋州市的一所小學因新生過多，不得不臨時修建簡易教室。

城鄉教育差距是這一現象的最主要原因。全國超過一半的農村小學教師要教授兩門及以上科目，不到60%的農村小學能夠開設英語、科學和體育等科目。農村學校的低收入導致優秀教師流失。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曾抱怨說：“農村沒有好教師，好教師都到北京、上海、深圳去了”。家長為了讓子女得到更好的教育，不得不把他們送出農村。同時，地方政府盲目關停、合並農村學校的政策正在加劇這一過程。2013-2015年間，雖然義務教育在校生人數增加了200萬，但學校卻減少了2.3萬所。被關閉的大多是鄉村學校，學生如果不轉到城區或者較為發達的鄉鎮讀書就只能輟學。另一方面，城鎮化和農村勞動力外出打工也將許多學生帶入城市。

擁擠的校園潛伏著隱患，同時也在日常造成教育不公。發生踩踏事件的小學師生比為1：26，而上海的平均數字是1：12。學生過多、教師不足勢必影響教育質量。有些學校應顧不暇，只能求助於家長，例如讓他們在孩子的每份作業上簽字以達到監督的目的。對於占義務教育在校生總數六分之一的農村寄宿生來說，生活指導的缺失更加嚴重，或者說根本沒有。不管是在學習還是生活上，僵硬死板的規訓體製只會導致和加劇學生的厭學情緒與不當行為。

如何避免悲劇再生？

社會主義者支持家長和教師以抗議和罷課的方式要求政府增加落後地區的中小學教育投資，而不是把資金和土地投入只會增加泡沫的盲目建設、普通勞動者買不起的昂貴商品房以及軍備競賽和維穩。學校應通過獨立、民主的教師和家長民主機製下決策與監督下，根據需要增加教職工和教室、宿舍、操場、圖書館等設施，為教師提供定期培訓，讓學生可以在住所或者父母工作地附近接受優質、全面的學業教育和生活指導。為了向擴充教育事業提供足夠的資金，我們支持向富人加重征稅，乃至將銀行和大企業收歸公有，交由工人民主管理。

輝山乳業崩盤 債務恐慌加劇

中國的公司債務目前是GDP的165%。遼寧輝山乳業股價的暴跌震撼了中國金融業。

3月24日，輝山的港股市值在90分鐘內驟降85%——蒸發了約280億元人民幣。這家過去的國有公司——中國最大的奶牛牧場經營者——已經被曝出是一個靠巨額債務撐起來的空殼。輝山還成了不斷借債的中國企業的代名詞。

輝山董事長楊凱在2017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名列第57位。他利用自己的政治人脈和國有銀行的寬松信貸條件，借取了數十億元貸款。

至少有23家銀行借款給輝山，包括一些最大的銀行。據報道，該公司對匯豐銀行違約了一筆100億元的貸款。

在楊凱的控製下，輝山涉入金融操作，大量購買本公司的股票（據《南華早報》所指，花費了30億港幣）來推升股價。這筆資金來自金額更大的貸款，而股票則被用作擔保。

該公司也涉入影子銀行式的活動，把自己的債務當作“投資產品”出售給散戶。為了籌措資金，它想出了一個點子，把5萬頭奶牛出售給廣東的一家租賃公司，然後再把它們租回來。

在中國的泡沫經濟裏，輝山這樣的公司變得“大而不倒”，因為它破產的話，可能會通過那些借錢給輝山的銀行和公司造成連鎖反應。省政府正在想盡辦法實施救助，該公司總部已經被警方封鎖。

習近平空前的網路控製

習近平執政已經到了第五個年頭，網絡的控製在這幾年中也在一步步的升級。無論是控製還是控製範圍，都有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特別體現在近兩年。

中國經濟近年急速下滑，產生極多的社會及經濟問題，因此網路除了是平民諷刺時弊、渲泄不滿的平臺，也愈來愈成為群眾運動及工人鬥爭的組織工具。中共必須嚴加操控每一吋的新聞自由。中共連一些與體製和政府無關的暗諷和嘲笑也不容許，這明顯是中共在十九大前要加強習近平的個人權威，可見政權的。習近平在2016年10月的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中正式升級為所謂的“習核心”，而在這前後，圍繞他本人的網絡控製已經明顯出現。2016年9月，習近平在G20會議上公然將“通商寬農”念為“通商寬衣”。在其犯下如此錯誤之後展開了大規模的網絡管控。任何出言質疑此事的人都會招來封禁帳號的懲罰。而更為可笑的是，封禁帳戶的理由多半是所謂的“政治敏感”。在新華網所放送的習近平演講全文中，含有該詞的整句話都被刪去。

網絡控製開始進一步收緊獲取外界信息的渠道，甚至開始封鎖通過網絡獲得實體出版物的途徑。2017年3月，大陸最大的購物網站淘寶網推出一項規定，規定任何商家都不得出售海外出版物，也不得提供代購海外出版物的服務。這個出版物並不僅局限於書籍，也包括了光盤等介質。通過網絡獲取外部信息，已經愈發艱難。

在這二十年來當局始終在堅持對網絡上涉及六四事件的任何消息進行刪除，但是這並不能阻止網民通過各種手段了解並且擴散關於六四事件的消息。因為這種徹底封鎖的效果並不好，在如今，當局的舉措已經不限於此。以雙鴨山事件為例，大陸並沒有徹底封鎖該事件，而是承認了礦工抗爭的事實。但是在官方的公文中，宣稱該起事件中“沒有發生過激行為”，這根本斯大林真理部篡改歷史的做法。

廢除國安監控

一個真正言論自由的社會主義組織，應該以廢除國安監控，全面保衛言論自由和私穩權。中國勞工論壇主張停止政治審治，捍衛言論自由、停止政治檢控及迫害異見分子、廢除秘密監控系統、國營媒體由公共民主控製，要真正的媒體自由。

中國：習近平將利潤淩駕於環保因素

截至5月15日，環保部的大氣汙染督查組檢查了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的一萬多家企業，發現其中近7成存在汙染問題。在接受檢查的省份，即便按照很低的官方標準，空氣質量良好的天數也不到60%。此次行動的起因是當局擔心因為無法實現三年前做出的一個承諾而成為笑柄。環境汙染的問題已令人民對當局失去信心，愈來愈多人反思到這是經濟和政治製度的問題，中共的統治權威因而受到破壞。

根據2013年國務院的命令，今年北京的年平均PM2.5應該降到60微克/立方米——仍然遠高於世衛組織的最低標準。當時的數字是89.5微克/立方米。但三年過後只減少了一半。上月底環保部的一份工作報告顯示，全國生態環境優良的地區只占44.9%。在重點監督的地區之外，空氣與水質的改善乏善可陳，甚至有所惡化。土壤汙染仍在加劇。

無視環境的新區

下面的事實最清楚地說明了當局對於環境問題的真實態度：據《南華早報》披露，上月1日宣布成立的雄安新區事先沒有經過環境評估，而且環保部門幾乎是最後一個得知新區即將成立的。雄安新區境內有著被稱為“華北明珠”的白洋澱，面積超過新區的十分之一。白洋澱附近有上百座汙水處理廠，但絕大多數早已停止運轉。湖泊沿岸遍布生活垃圾，工業廢水直接排入湖中，唯一一條流入白洋澱的河流竟然是排汙河。白洋澱的水質屬於劣V類，亦即毫無用處的臟水。中科院的一位學者告訴媒體，雄安新區的建設會令水質進一步惡化，可這並未阻止習近平的決定。對於這位政治強人來說，保持經濟增長是他繼續掌控權力的首要條件，而群眾對汙染的不滿尚可通過鎮壓來解決。

抗議與鎮壓

4月29日，“霾都”邢臺的東汪鎮——正是在環保部的督查範圍之內——一家化工廠因火災泄漏了大量有毒氣體，導致附近村民出現咳嗽、嘔吐和昏迷等癥狀，二十多人入院。直到幾天之後，化工廠附近仍彌漫著刺激性氣味。這次事件引爆了村民長久以來的不滿與擔憂。十年來當地化工園區一直在違法排放廢水和廢氣，5公裏內的居民均受其害。不僅農作物中毒死亡，癌癥患者也日漸增多。更加驚人的是，《財新網》報道稱接觸廢水足以讓皮膚在幾分鐘內開始潰爛。村民投訴多年毫無結果。他們向記者抱怨說，相比於群眾的健康，政府更關心經濟利益。泄漏當天，幾百名村民走上街頭，要求遷走所有化工廠。隨後通向化工園區的道路被占領，車輛無法出入，迫使園內的10多家工廠停工。由於政府遲遲沒有給出解決方案，憤怒的抗議者增加到數千人。經過多日對峙，當局於5月10派出上千名防暴警察，使用胡椒噴霧、警棍和盾牌驅逐、毆打和逮捕占領者和抗議者。諷刺的是，三天後滄州市再次發生毒氣泄漏，造成2人死亡，18人入院接受治療。

就在東汪鎮抗議者被鎮壓的當天，廣東飛來峽鎮的反汙染抗議——經過與警察的多次沖突——終於取得勝利。當地居民得知政府準備修建一座垃圾焚燒發電廠，但該項目既未征求公眾意見，也沒有通過環保評估。此前該項目已因群眾反對而三次改址。官方公告聲稱反對者是在散布謠言、擾亂社會秩序，結果激起5月7日數千人抗議遊行。警察封鎖了市政府外的道路，並切斷互聯網以防消息擴散。由於政府始終不願出面對話而且暴力打壓，5月9日全鎮商店和出租車幾乎全部停業，約2萬人聚集在街頭和政府門前示威，當局也從廣州、深圳等地調來警力支援。當晚再次有上萬抗議者遊行，與警察的沖突持續到深夜。由於擔心局勢進一步升級，市政府於次日宣布取消項目，但抗議者懷疑政府不會徹底放棄。因為中國民眾已經見慣政府軟硬兼施，結合鎮壓與欺騙的手段平息運動。長久下去人民對政府的信心只會不斷減低。

社會主義綠色經濟

由於在獨裁體製底下群眾極難組織，加上消息被封鎖，目前中國各地的環保抗議都未能跨區連結起來，很多時抗議很快結束。然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共絕對知道這些為了基本生存權利而鬥爭的群眾不會害怕鎮壓，若果蔓延為多區運動將會威脅中共統治。

在資本主義之下，特別是在貧窮地區，保護環境與經濟發展相互矛盾，這也被當作反對和鎮壓反汙染運動的借口。這種困境是因為資本家追求利潤最大化，無視一切的環保規範和措施。所以有效的反汙染鬥爭需要全國乃至世界工人階級的支持，終結官僚與資產階級的統治。只有將所有企業和銀行公有化，交由工人民主管理，並由公帑提供資金擴大綠色經濟的投資，讓勞動者既能提高生活水平，也不會因此而損失健康和生命。

傑瑞米柯賓

中國：一汽大眾車廠工人鬥爭持續

吉林長春的一汽大眾汽車合資企業發生工人抗爭。三名工人代表被警察拘捕，被控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最高刑罰為監禁五年。這是中國當局再一次在全國加強打壓工人的集體抗爭。

在3,000名外判工的鬥爭中，被捕三人過去一年一直站在前線。該公司的外判工的工資只是正式員工的一半。中國現時有6,000萬名外判工人面對類似的待遇。很多時候這些企業都違反中國的勞動法，似乎大眾汽車也不例外。中國近來這類的抗爭很類似於南韓等亞洲國家的鬥爭浪潮，都是反對資本家利用工作“零散化”來壓低工資和削減保障。

五年徒刑

三名工人代表為符天博、王帥及艾振宇，皆於5月26日被捕。根據香港NGO“中國勞工通訊”的消息，王帥及艾振宇早前已獲釋，但符天博仍被扣留，不過王、艾二人仍可能會遭刑事起訴。中共專製對於任何試圖組織起來的工人瘋狂打壓。

長春工廠是大眾汽車與國企中國第一汽車集團合資的四間廠房之一。中國是這間世界最大的德國汽車公司一個重要的市場與生產基地。中國占大眾汽車去年全球銷量的40%（398萬輛），幾乎相當於其歐洲的總銷量。

去年，長春工廠的外判工人發起行動要求同工同酬，包括遊行、網上組織以及透過法律途徑挑戰資方，而資方采取拖延策略，一方面故作談判，另一方面警察對工人的恫嚇正在增加。為避免工人抗爭對公司造成負面形象，大眾汽車今年年初發表聲明指，中國業務部會認真處理員工的要求。不過公司沒有兌現承諾。

同工同酬

2月，超過500名工人果敢地在長春勞動仲裁委員會門外發起示威，並打出“同工同酬”的口號。此前，該委員會拒絕受理他們的要求。去年，工人曾經尋求全國唯一合法的“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協助，但同樣被拒諸門外。

根據中國2012年修訂的勞動法，一名雇主只能聘請外判工人不多於六個月，之後就需要以全職合約聘請。根據法規，短期合約（外判工）只能是“持續不多於六個月”的職位。一汽大眾的工人指許多工人在公司工作超過十年都依然是短期合約工。他們稱一汽大眾欠每人高達20萬歐元的未支工資。

“拒絕支付同等工資是違反了中國法規與（大眾汽車的）短期工作宣言。”居於漢堡的律師Rolf Geffken對德國報章《德國之聲》說。

工人運動的榜樣

一汽－大眾的工人明顯手握法律理據，他們組織了幾次示威，試圖接觸政府不同的有關部門。但他們換來的只是空洞的承諾，還有資方和警察不斷升級的恫嚇。縱使如此，工人還是繼續抗爭，令這場運動成為工運的模範。

警察加強對工人的監視，而工人代表亦被資方針對，被調到其他工作崗位或增加工作量。5月21日，工人即趁長春舉行馬拉松再次發起遊行，而這很可能是警察決定拘捕三人的導火線。當局顯然希望這樣就可以迫使工人屈服，取消示威行動。

這次抗爭是席卷全中國的眾多鬥爭之一。去年全國有2萬宗罷工，大部分沒有被紀錄下來。企業在不斷無視僅有的勞動保護法規。資本家肆無忌憚地違法，尤其是在工人權利、公共安全、環境汙染等方面。現在經濟陷入困境，國家將更難以容忍工人抗爭，就算法理站在工人一方時都依舊會對其打壓。社會主義者和工運分子將不會被嚇倒。我們將會更大力揭露並反抗任何的不義，並會以任何手段支持鬥爭中的工人。

廣東珠海二千公交司機罷工

廣東省珠海市5,000名公交司機發起罷工，抗議長期被剝削工資，要求當局清查公司帳目。工人一連兩天集體罷工，並到市政府抗議。資方於20日終於作出讓步，同意司機月收入增加人民幣1200元，罷工行動宣告結束。

前線司機基本工資每小時僅4.6元人民幣，在人工沒有增加的情況下，工資還被扣減，因此激起司機的憤怒。罷工後司機每月月薪調整為5300元，接近他們要求的5600元，總體上罷工是獲得勝利。

據《自由亞洲電臺》報道，其中一名參與罷工的胡姓司機說，幾乎95%公交司機都參加了罷工。他媒體向表示：“自己在公交公司任職多年，於5、6年來一直沒有加薪，自己的人工只有數千元，根本不足以應付生活開支。”另一名司機表示：“一個司機除了社保、醫保和公積金，得到的工資只有3千多元。像我這些後勤人員，每月只有2千7百元。你說怎樣生活？”

公交司機的《告員工書》指出，珠海公交巴士公司2009年與私人企業合作改組，大量國有資產遭賤賣，大肆聘用腐敗無能的管理人員，公司資產被“貪光”，領導及管理人員巧立名目，私吞公款，與前線員工收入相差數十倍。

近年交通系統受到私有化影響，2015年出租車司機爆發罷工浪潮，波及最少六個城市，包括北京市、成都市、山東省濟、吉林省長春市等，共計數萬出租車罷工。運輸業罷工數字這兩年不斷上升，2016年半年的數字為205起，前年同期數字為127起。由於公共交通系統罷工比起製造業罷工對社會運作造成更即時的影響，更為受到廣大公眾關註。

今次珠海司機罷工導致當地逾20條公交車路線大受影響，且正好碰上學校考試日子，影響不少學生和家長，但網上輿論整體上支持罷工。據媒體引述，網民表示“都是被公司一群吸血鬼逼的”、“雖然影響出行，但還是支持，希望能給公交司機一個公道”。今次珠海公交司機罷工也毋須用到堵路的策略，避免了警察有暴力鎮壓的藉口，但威力已足以影響全市並迫使市政府立即介入事件。運輸業工人受盡剝削，這場抗爭將為工人抗爭造成示範效應。

中國千萬富翁坐擁165萬億

招商銀行和貝恩公司聯合發怖的2017年《中國私人財富報告》指出，去年內地有158 萬名「千萬富翁」，資產總值有165 萬億人民幣，是去年全年國民總收入的兩倍。 過去兩年，千萬富翁的資產總值每年增長21%，遠高於經濟增速，可見財富急速地湧向一小撮人手中。

此外，去年中國資產總值1千萬元的人士從2006年的18萬人躍升至2016年的158萬人，在十年間上升9倍。而近6年每天有490個新人躋身千萬級以上財富人群。雖然中國並沒有官方的貧富差距數字，但北京大學發布《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5》指出，頂端1%的家庭占有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

這些富人既然都不是你和我，而從何方而來的呢？他們的致富方式不外乎依靠裙帶資本主義關系。中國官方的一份研究報告承認，500萬擁有千萬元以上財富的人，90%以上是黨、政、軍高幹子女親屬。

但是中國正處於政治風暴的前夕，群眾抗議和罷工浪潮四起，富豪們一定是感受到的，並且正在為自己尋找逃生門。胡潤研究院2014年1月公布，中國大陸64%的富人（財富超過160萬美元）要麽移民到其它國家，要麽正在打算這樣做。他們知道一場革命正在迎頭而來！

中國經濟危機持續　勞資沖突激烈化

最近中國勞工通訊引述《中國勞動統計年鑒》，指自2011年開始，中國勞資糾紛個案的數字不斷攀升，2015年的數字已經超越了爆發全球金融危機的2008年時的數字。 從地方政府的數據可見，工人對自己權利的意識正在上升。勞方對資方的不滿愈來愈多方面，過去欠交社會保險占勞資糾紛的40%。女工抗爭占整體案件的比例愈來愈高，她們行動起來反對不平等待遇、因懷孕或放產假而被減薪或不公平解雇，還有性別歧視的聘用製度等。

此外，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計，2016年政府處理的勞資糾紛個案達到177萬宗。近年來，中國實際經濟增長停滯不前，企業利潤下滑，造成老板拖欠工資現象嚴重。一些工廠倒閉和老板跑路後，工人社會保險等沒有著落。

雖然製造業抗爭事件有所減少，但工人抗爭開始擴散到其它行業。比如零售業抗爭事件，比過去增長一倍，交通物流業增長四分之一，服務業則增長五分之一。他們加在一起，總數首次超過製造業。這也解釋了政府經常強調的所謂新興行業創造就業，根本就是低薪、高工時而不穩定的就業崗位。

中國經濟雖然最近在數字上有些微的回升，但整個大趨勢見到經濟問題相當嚴重。中共已經視工人反抗為一個威脅政府的重大危機，因此連那些要求溫和改革、往往在工人鬥爭中主張妥協的勞權分子也大力打壓和逮捕。但這只會激起更大規模和更高意識的工人階級鬥爭，發展至挑戰中共政權和整個資本主義體製。

江蘇幼兒園恐襲案背後的精神病危機

中國江蘇徐洲豐縣創新幼兒園發生恐怖襲擊案。網上視頻顯示，在幼兒園門前有數十人被炸死、炸傷，血肉模糊的人躺倒一片，驚叫、呻吟、啼哭聲混雜在一起，周圍的民眾驚慌失措。官方報道8死65傷，但很多網民相信當場死亡至少10人。

經過警方調查後，發現兇手為一名22歲的男子，他自製爆炸裝置，並在家中墻上多處留有「死、亡、滅、絕」等字跡。他因植物神經功能失調從學校休學。警方宣稱兇徒當場被炸身亡，不過大量的網民對警方的說辭表示懷疑。

江蘇慘劇是愈來愈猖獗的校園血案的一例，近年這個數字已在不斷上升，揭露了中國精神病患和社會壓力的嚴重問題。根據調查機構Frost & Sullivan的報告，中國現時有超過1.8億人患有精神疾病，也就是說幾乎每8人之中就有一名精神疾病患者。然而，精神衛生服務資源嚴重短缺且分布不均，《柳葉刀》周刊的一項研究指出，中國平均每8.3萬人才有一名精神疾病醫生，大約是美國的1/20。

在醫療資源匱乏下，只有小部分中上階層才能享用私營精神科服務。在北京只有10%的精神疾病患者可以住院治療，一是費用太高、二是醫院沒有足夠的床位。瘋狂社會製度所造成的生活壓力和極端不平等，對底層人民的無視和排擠，造成了精神病患的問題。 「上帝要你滅亡，必先令你瘋狂」，資本主義獨裁體製度的未來是如何？也許這句話給了我們一點提示。

娛樂新聞成為禁忌

中共近日大力封鎖娛樂帳號，「全民星探」、「中國第一狗仔卓偉」等娛樂八卦媒體平臺帳號被關閉，至少25個平臺被封鎖。中共不但害怕政治及經濟的負面消息被傳播，連花邊新聞也要壓製，只會令更多民眾感受到言論空間的窒息而惹起憤怒。

對中共來說，低質素的娛樂八卦新聞本來是轉移視線、麻醉群眾的好工具，但中共政權極為害怕任何失去官方控製的消息傳播。尤其近年這些娛樂新聞平臺發展所謂「調查式報道」，鼓勵讀者及網民自行追蹤名人的八卦消息。中共官員可能害怕這些調查會燒到自己的頭上，例如很多官員都涉及在娛樂圈內的情色醜聞。

此外，中國一個專為女同性戀者約會而設的應用程式「熱拉」（Rela）亦被封鎖。 「熱拉」公司市值現時估計達數億人民幣。五月於上海舉行相親活動期間派發「教育傳單」，令人懷疑中國政府因此強製關閉程式。較早前，中國男同性戀專用約會應用程式贊克（Zank）亦被當局強製關閉，指用戶直播中含有色情及政治內容。

中共以反對色情和不良資訊為名打壓新聞自由，但這不但不會提高新聞質素和文化水平，反而令更多話題變成禁忌，例如變相打壓同誌權利和性知識的討論。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將受到更大打壓。

北京收緊外來學生入學機會

為了減緩北京的人口增長速度，習近平政府出臺一系列歧視性政策，包括提高非北京戶籍學生的入學條件和拆除打工子弟學校，旨在將大量外來人口趕出北京。這加劇了戶籍製度下的不平等待遇，中產階層抱怨紛紛，底層家庭的困難更是深重。習近平上臺時提出的改革之一就是部分地取消戶籍壁壘，但在經濟危機和政府財政緊絀的情況下，此一改革反而在開倒車了。在目前的經濟及社會背景下，中共政府極難自願取消戶籍製度，反而會將現在的做法應用到其他城市。例如河北省在接納了大量被迫離開北京的學生之後，也開始增加限製條件。在要想打破戶籍壁壘，必須依靠強有力的群眾鬥爭。

嚴苛的入學條件

2014年，北京市政府出臺了被稱為“史上最嚴”的義務教育入學政策，並允許下級政府自行製定更加嚴苛的規定，意圖通過減少外地學生的入學機會來迫使他們的父母離開北京。在最惡劣的情況下，家長須要提供28種證件才能讓子女得到學習機會。同時，除了極少數特殊身份的學生（例如來自臺灣或者軍人家庭），外地戶籍的初中畢業生只能報考職業學校，而不是普通高中。曾有9名非京籍學生因為無法參加中考而起訴北京教育考試院，但受政府操縱的法院顯然不可能支持他們的要求。今年，當局進一步收緊限製，例如增加繳稅、繳納社會保險和房屋租約的時長要求。7月10日，60多名學生家長在市政府外請願，要求政府保證他們子女的學習權利，但並未有官員出面回應，只是派出警察加緊戒嚴。在辦理入學手續的5、6月份，類似抗議時有發生。一年前更是有家長在昌平區政府外自焚抗議。他連日奔波於各個部門，並繳納了5000元的租房稅，最終卻仍被告知他的孩子不符合入學條件。歧視性政策使一些學生不得不離開父母，回到家鄉。北京大學的調查顯示，回流兒童甚至比一般的留守兒童更容易出現學習和心理問題。

打工子弟學校被拆除

相比於中產階層，底層家庭更難達到政府的要求，因為他們中的很多人從事不穩定的非正規工作，甚至沒有勞動合同和社會保險，而這些又恰恰是子女入學的必要條件。這些家庭的子女只能去質量較差的“打工子弟學校”讀書。但是政府連這一渠道也在壓縮。據《金融時報》報道，在北京的“城市整治”行動中，一些大型打工子弟學校即將被拆除，這可能會導致今年秋天數千人失學。其中一所學校雖然有政府頒發的辦學許可證，也未能幸免。拆除行動從多年前就已開始。到2016年時，北京尚有112所打工子弟學校和6.5萬名學生，比2014年減少2.8萬人。拆除學校會令許多學生過早地結束學業。一份關於此類初中生的報告指出，在學校被關閉後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選擇留在北京尋找工作或者失業。有評論譴責稱，北京可以容得下60多家每年用水4000萬噸的高爾夫球場，卻容不下這些打工子弟學校。家長們也同樣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在同一場整治行動中，經常雇傭外地勞動者的小商戶被大量關閉，底層勞動者聚居的許多住宅區也被拆除。北京南部的一個村莊為了完成趕走外地人的命令，甚至向每個外來居住者收取每月兩千元的費用（相當於他們的大半工資）。

全面公立教育

中國政府每年向國防和公共安全（也就是所謂的維穩支出）投入超過兩萬億元人民幣，它實行的“營改增”一年就為資本家減稅6,993億元（聯合國計算實現全球基礎教育每年也不過花費2424億人民幣）。政府完全有能力讓所有學生在居住地得到優質且廉價的公立教育。而且最新的《中國私人財富報告》指出，內地的158萬名“千萬富豪”坐擁165萬億元人民幣的資產，40倍於全國每年的教育經費。在官僚和資產階級的聯合統治下，這些資金不會用來滿足勞動群眾的需要。只有勞動群眾的團結抗爭，特別是工人運動，才能打破這種不公的局面。

人口向大城市集中，是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和官僚政府偏向政策的結果。解決所謂的“城市病”需要在群眾的監督和管理下投入更多的資金，提供發達而免費的公共交通、增建公共住房、增加公共服務設施、發展綠色生產和促進內陸經濟發展，而不是依靠戶籍製度和驅逐政策。但由於財富被資本家和中共官僚掌握，只有把銀行和其他經濟部門全面公共化，置於工人民主控製，才可以有計劃地將財富投資於社會建設。

傑瑞米柯賓

中國：國家鎮壓以及工人鬥爭的前景

中港臺支部代表在工國委2017年暑期學校中國部分的開場報告

我們有許多問題需要討論。中國的經濟危機有多嚴重？習近平是否真如許多人所說是毛澤東之後最強大的領導人？獨裁政府的外交政策（例如標誌性的「一帶一路」經濟計畫）會走向何處？它會勢頭更猛，還是會遭遇挫折？

國家鎮壓正變得越來越嚴峻。這種情況是會繼續下去，還是會在未來發生變化？最後，中國的工人運動有了怎樣的發展？馬克思主義組織在中國的任務是什麽？

罷工增加

2016年，中國發生了2663次罷工。這是香港NGO「中國勞工通訊」匯總社交媒體上的相關報導得出的資料，但是它認為實際數位還要高出8倍。這個數位是2014年的兩倍，而且交通丶服務和零售業的罷工總數首次超過了製造業。

中國政府說中國經濟正在從製造業轉向服務業，而且服務業的增長創造了許多新的工作崗位。但是相比於製造業，服務業的工作工資更低丶更不穩定，而且通常都沒有勞動合同，所以這其實是非正規部門的增長。

相比於製造業，交通業和服務業的罷工能吸引到更多的關註，因為它們更直接地影響到其他工人的日常生活。比如，今年6月廣東珠海有5000名公交司機罷工，爭取到漲薪40%。他們的勝利得益於罷工對整個城市交通的影響和公眾的大量支援。

而且，越來越多的服務業公司以智慧手機作為營業平臺，例如用手機叫出租或者外賣。這些公司的工人沒有勞動合同，或者合同只顯示在手機軟體裏，公司可以隨時修改。與此同時，這種技術也越來越多地被工人用來聯合罷工。

去年，中國東部的外賣配送員因為被拖欠工資而發起罷工，隨後行動蔓延至一個西北城市。2016年快遞業罷工數量是前一年的3倍。我們看到現在服務業的罷工和跨地區的罷工正在增加。

貧富鴻溝

在製造業，拖欠工資和社會保險是工人抗議的主要原因。2015年，被拖欠工資的移民工有277萬人（占移民工總人數的1%），被拖欠的工資總額達272億元人民幣（約40億美元）。移民工是建築業和製造業工作力的主要來源。

按美元計算，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億萬富翁（594人）。中國的偽議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有100名億萬富翁，是全球最富有的議會。

但同時，工人平均每月工資只有3275元人民幣。大約有2.8億名移民工離開家鄉，去往中國的其他城市工作。然而在經濟危機之下，工廠倒閉潮造成失業率上升和實際工資增長停滯。特別是在生活成本非常高的沿海城市，許多移民工因為負擔不起生活開支而放棄那裏的工作。去年，去往外地城市工作的移民工人數連續第五年下降。

這一趨勢會讓工人更有信心去進行鬥爭，因為他們在自己的家鄉能得到更多支援。由於沒有文化和語言障礙，再加上更堅固的社區基礎，工人更容易團結和組織起來。

債務危機

《外交政策》雜誌稱，中國的債務危機是「對全球經濟最大的系統性威脅」。

國際金融協會（一個全球性金融組織）認為，2017年中國的債務占GDP的304%。這是一個極高的數位，而且從全球資本主義危機開始到現在的10年裏增長非常快。去年，所有新興市場的總債務增加了3萬億美元，其中中國占了2萬億。

2008年，中國推出一項龐大的刺激方案，為經濟註入巨額廉價信貸。許多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借了大量廉價貸款來擴大投資。但是這也導致了今天的債務積累。

一些資產階級評論員認為即便債務增加到如此規模，中國還是不會發生金融危機，因為這些主要是內部債務。中國的債務主要是地方政府欠國有銀行的，不像希臘的債主是德國和其他外國銀行。但是各個歐洲國家關於金融和經濟政策的矛盾也可能發生在中國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間。

中國當局可以命令國有銀行執行自己的政策。這有點像1990年代的日本經濟危機，當時日本政府利用銀行來援助快要破產的企業從而避免了經濟暴跌。這讓中國得以積累起遠超其他國家的債務，而沒有發生金融崩潰。但是這種情況不可能一直持續下去。

習近平想要進行經濟改革，從而吸引更多的私有資本進入國有企業。他的經濟方案是允許更多的市場競爭丶讓負債累累的小型甚至中型國企違約。這是為了緩解產能過剩丶提高資本效率（減少低效投資）並且清理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但是如果真的這麽做，經濟增速就會進一步放緩。所以習近平實際上已經停止了經濟改革，繼續向經濟註入更多信貸。2015年時，當局擔心經濟正在陷入衰退（由於中國經濟的特殊矛盾，這會引發比其他國家更嚴重的金融危機），結果過去兩年的新增信貸規模甚至超過了2008-09年的刺激方案。

這導致今天的中國需要6美元的債務才能創造1美元的經濟產出（GDP），而在2008年時只要1美元債務就能創造1美元GDP。這也意味著，如果中國政府繼續使用相同的刺激手段來應對下一次經濟危機，效果會弱得多。所以政府發現自己越來越難以緩和危機的影響。

房地產泡沫

在過去7年裏，一線城市的房價翻了一翻，二線城市增加了50%。普通群眾買不起這麽貴的房子。比如在北京和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一平方米的均價相當於一年的平均收入，而在紐約和東京等城市也只不過需要一個月的收入。

在中國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深圳，房價與收入的平均比值是70。也就是說，要花70年的平均工資才能買得起一間平均價格的公寓。

因為沒有其他有利可圖的行業，而且股市的風險太大，所以投機客把越來越多的資金投入房地產。中國的一位獨立經濟學家說：「中國貸款總額的一半流向了房地產，甚至比1989年的日本還多。1990年代初日本的資產價格泡沫就破裂了。」

這意味著，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如果爆炸，給銀行系統造成的影響甚至會比1990年代的日本還要大。前總理朱熔基的兒子朱雲來承認中國存在嚴重的住房空置問題。他說中國空置的住房多達30%，足夠3億人居住。

中國政府聲稱自己已經製定了清理住房庫存的計畫。但是即便沒有新增住房，如果銷售速度能維持在2016年的水準，也需要5年才能清理掉所有庫存。可是自2016年初以來，房地產企業舉借更多的債務，在建住房面積止跌回升，所以過剩也越來越嚴重。

由於較低的家庭消費水準（受到低工資丶不完善的社會保障丶高儲蓄率和高房價的拖累）丶巨額債務和通貨緊縮，從長遠來看未來的中國很可能像日本那樣陷入低增長或者停滯。這會造成比日本更加嚴重的政治危機，因為相比於日本，中國的貧富差距更大丶社會保障體系更不完善。

習近平的外交政策

中國當局的外交政策與國內局勢和爆發政治經濟危機的可能性緊密相關。習近平需要把自己裝扮成一個「強人」，利用民族主義來轉移群眾對他自己的政策的不滿。

但是中國經濟已經超出了國內市場的容納能力。現在的國際局勢（全球化逆轉丶保護主義崛起）讓這個問題變得更加尖銳。我們可以從中美政府的關系丶地緣政治和中國急切推進「一帶一路」中看出這一進程。

在南海沖突上，中國現在已經占了美國的上風。美國戰略家私下承認，他們無法阻止中國在為了控製爭議海域而修建的人造島礁上部署武器系統（只有戰爭才能做到）。過去幾年裏，越來越多的國家（包括馬來西亞丶泰國丶甚至美國重要的傳統盟友例如菲律賓和澳大利亞）為了貿易和投資而脫離美國陣營，轉而靠攏中國。特朗普上臺後，這一進程發展得比以前更快。

特朗普面臨著巨大的危機，而且國內和華爾街都要求他不要與中國發生嚴重對抗。至少目前，他看上去已經不再考慮發動公開的貨幣戰和貿易戰。但是這可能只是暫時的，因為現在這兩個大國之間存在著許多摩擦。中國則利用這種局面，在國內丶亞洲和全球炫耀習近平是能夠製約特朗普的「強人」。

一帶一路

習近平的一帶一路計畫打算連結65個國家，構成以中國為首的經濟帶。這些國家占全球55%的GDP丶70%的人口和75%的能源供給。

二戰後美帝國主義為了重建歐洲和對抗蘇聯而實施了「馬歇爾計畫」。從財政上來說，一帶一路的規模至少是前者的8倍。這種「中國特色帝國主義」復製了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投資模式，在沿線國家興建基礎設施，同時也讓這些政府陷入對中國的債務依賴。中國通過新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它自己建立的其他金融機構（它們獨立於美國控製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向這些國家提供貸款，從而將自己的債務負擔輸出給其他國家。

習近平聲稱一帶一路是「合作共贏」，但這是謊言。中國只是為了擴張自己的經濟和政治控製力。在一帶一路覆蓋的國家丶社會階級和少數民族中將出現新的贏家和輸家。另外還會出現其他問題：無用的投資丶貪腐的增長丶國家鎮壓和環境破壞。

一帶一路國家中有許多正面臨著軍事和安全危機丶恐怖主義和內戰，例如巴基斯坦丶阿富汗丶緬甸和中亞國家。這些因素當然會阻礙中國的計畫。這就是為什麽一帶一路計畫帶有軍事內容：中國當局正在考慮在這些國家部署軍事力量以保護自己的資產。

有一些國家已經因為土地掠奪丶汙染丶貪腐和民族壓迫而發生了群眾抵抗，這也可能導致排斥中國和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有所增強。而且未來當地統治精英的親華派和反華派之間的沖突可能會引發政治變局，例如政變丶選舉鬥爭和群眾運動。再加上如此龐大的專案帶來的經濟風險（不可控的債務），一帶一路可能會造成「過度擴張」的問題，不僅無法挽救中國當局，反而會在中國國內引發經濟和政治危機。

債務輸出

中國當局之所以需要一帶一路，是因為國內的產能過剩已到了非常危險的程度（太多的鋼鐵丶水泥丶玻璃等等）。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建築工程公司。由於國內經濟增長放緩，這些公司需要海外合同。

斯裏蘭卡是第一個加入一帶一路的國家。這個島國背負著總額640億美元的債務，政府收入的95%都用於還債。中國在那裏建造了無用的國際機場，每周只有5架班機起飛；新建的海港也是幾乎用不上的大白象工程。在未來99年裏，這個港口和周邊土地將完全由中國控製。

在老撾，中國正在建設一條造價60億美元的高鐵，可這個國家一年的GDP只有120億美元。作為亞洲最貧窮的國家之一，老撾只是中國計畫的從本國西部到新加坡的高鐵項目的中間一環。有10萬名中國工人正在修建這條鐵路，所有建設材料都來自中國，而且技術也歸中國所有。對於老撾群眾來說，這條鐵路意味著掠奪土地丶壓迫貧農丶強拆迫遷和巨額債務。

國家鎮壓

中國政治打壓的一個標誌是劉曉波之死。劉曉波是一個右翼自由主義者，因為參與撰寫一份有限的改革綱領丶試圖勸說中國獨裁者進行政治改革而於2009年被捕。自那以後他一直沒有獲釋，最終於今年7月死於癌癥。當局不允許他在最後的日子裏出國接受治療。習近平當局不介意負面的公眾形像，它希望自己看上去強硬且不可動搖。

現在有更多的人正被指控「顛覆國家政權罪」，包括在最近幾場打壓中被捕的NGO工作人員和人權律師。性小眾的公開活動也被禁止。

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並不支援推翻專製政權。他們沒有提出激進的倡議（例如自由選舉丶解除黨禁和允許組建獨立工會），而只是局限於非常溫和的訴求（例如減少媒體和網路管製丶減少對司法系統的控製）。正面臨越來越多打壓的勞工NGO活動者也只是著眼於法律建議和勞資談判。

權力鬥爭

將於今年秋季召開的十九大意味著五年一度的中共領導層改組。統治精英正在幕後進行激烈的權力鬥爭。

習近平打破了過去的集體獨裁模式（高層領導人共同分享權力），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裏，變成一人獨裁。習近平還有五年任期，他希望擴張自己的權力，提拔自己的支援者，削弱其他所有派系。有猜測認為，他會竭力改變黨內規則，將剩下的任期延長到10年。他的學習榜樣就是俄國總統普京。

政權內部的派系鬥爭與政治理念或者政治綱領沒有一點關系。各個派系只是為了保護自己在本地區或者本經濟部門內的權力和利益。盡管習近平在這場內部權鬥中占了上風，但這不意味著他已經完全鞏固了自己的地位或者像許多評論員說的那麽強大。有跡像表明，習近平正面臨各個敵對派系不同程度的抵抗。最近對金融行業的打壓有一部分就是因為一些私人資本家已經獲得了太多權力丶變得過於獨立於政權，所以當局需要把他們重新置於自己的控製之下。

過去五年，習近平把反腐運動當作權鬥的工具，用它來清除異己丶警告敵對派系不要與自己作對。反腐運動從來都不是真的與貪腐有關，因為所有派系都腐敗，但是媒體對它大肆吹捧，從而利用公眾對貪腐的憤怒並改善政府形像。而且運動也不像當局自己說的那麽嚴厲。在習近平上臺之後受到反腐部門調查的多達120萬名官員中，只有4.8%被起訴。

鎮壓的新特徵

面對工人罷工和群眾抗議的增加，國家鎮壓達到了1989年天安門運動之後最嚴厲的程度。例如在媒體管製方面，現在所有報紙（大概2000家）都必須服從中央宣傳部門關於報導政治新聞的規定。用詞必須完全一致。當局甚至還打壓文化和娛樂新聞，以封鎖關於明星的流言蜚語。他們擔心政府官員可能會卷入其中。涉及黑幫丶吸煙丶性丶性小眾和巫術的電視劇以及面向性小眾人群的手機交友軟體也被禁止。

國家鎮壓也在向海外擴展。越來越多的東南亞國家支援中國打壓香港和臺灣的民主權利。在2016年香港書商被綁架之後，今年有一名臺灣勞工活動者在中國被捕並被指控顛覆國家政權罪。當局想通過力量展示來增加對香港和臺灣的控製並遏製港獨和臺獨思想。

在香港，北京通過只有1200名精英選民的小圈子選舉欽點了新政府。新特首林鄭月娥曾是上屆政府的二號人物。自2014年雨傘運動失敗之後，梁振英對民主權利的打壓已大大升級。現在林鄭政府正在繼續前任的做法。例如，共有六名議員（包括激進左翼議員「長毛」）被法庭取消資格。這是一場議會政變，是自1997年主權移交以來對民主權利最嚴重的攻擊。這意味著香港的資產階級半民主機關（例如偽議會和法庭）現在幾乎完全受中國獨裁政府的掌控。

政治改革？

習近平不得不想方設法集中國家權力，因為它對地方政府的控製力正在減弱，地方政府越來越不願意服從北京的經濟政策。中國的自由資產階級極度脆弱，因為資產階級的絕大部分都與當局緊密相連（超過90%的超級富豪是政府或者軍隊官員的親屬）。自由主義者的綱領極度有限，而且遠不民主。

除非爆發群眾革命運動，習近平當局非常不可能做出重大的民主讓步，就連緬甸那樣的偽議會民主也不會有。但是我們也不能排除習近平當局在面臨被推翻的威脅時會做出一定的讓步。

但是當前局勢的主要特徵是，中國當局擔心任何微小的改革都有可能激發群眾革命浪潮，進而令自己更快被推翻。由於中國發展的特殊性，他們比其他國家的統治精英更擔心如果允許有限的民主自由，國家就會開始分成相互對立的派系。他們擔心中國會隨之分裂，而且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在今天的中國，在反抗獨特的國家資本主義獨裁政權的鬥爭中，不斷革命論變得更為切實，因為資產階級極度依賴現在的政府；遺留的資產階級民主任務（民主選舉丶解決民族問題）只能由工人階級來完成。但工人階級不會停留於資產階級民主變革，而會進一步實現社會主義革命。

傑瑞米柯賓

退伍士兵抗議愈發頻繁 中共政府加緊鎮壓

7月30日，習近平在內蒙古進行了「史無前例」的建軍節閱兵，再次宣示自己的強人形象與核心地位。同時中國和印度軍隊已在洞朗地區（印度稱為都克蘭地區）對峙近兩個月，雙方都不斷發出激烈聲明和戰爭威脅。而且中國也已經開始向它在東非的首個海外軍事基地派兵。當習近平政府在帝國主義和專製主義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時，它需要軍隊的高調亮相來配合民族主義煽動，但在愈發嚴格的新聞審查背後是抗議的退伍士兵遭到監視丶監禁和毆打。這是當局不斷加強鎮壓力度的一部分，特別是在十九大即將召開的時候，士兵抗議會削弱習近平的強人形象。退伍士兵的艱難處境是底層勞動群眾的縮影，所以只有所有被壓迫者的聯合抗爭才能帶來真正的改變。

鎮壓與反抗並增

就在「八一」前夕，各地政府為避免突發抗議事件，連紀念性的聚會也要禁止。這說明中共當局越來越擔心群眾的不滿與行動會動搖自己的統治。去年10月，在北京軍委大樓外發生了近年來最大規模的退伍士兵抗議示威，要求政府滿足他們關於就業和社會保障的訴求，震撼了中共高層。為了平息事件，當局許下種種承諾，但不僅至今仍未兌現，而且對許多抗議者采取了報復行動。在那之後，當局加強了「維穩」措施，但各地類似的抗議活動仍然越來越頻繁。今年2月，再次有數百人前往中紀委和民政部，要求政府履行承諾並懲處之前毆打抗議者的警察。隨後國防部發言人無恥地回應說，等到「改革的深入推進和經濟進一步發展，各種社會保障機製不斷健全，相關政策逐步完善和落實」，退伍士兵生活困難的問題就會逐漸解決。這不僅將解決時間推遲到無限期的未來，也是另一個無法兌現的空頭支票！

底層群眾的縮影

退伍士兵的鬥爭並不是孤立的。在臺灣，反工人丶親資本的蔡英文政府試圖推行年金改革（多繳丶少領丶延遲退休，中共政府也在推行類似的政策），令原本相對保守的軍公教階層也開始激進化。這說明退伍士兵與普通勞動群眾都是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受害者。許多退伍士兵在上一次下崗潮中失去工作，甚至沒有任何社會保障。這種情況很可能再次發生。去年人社部發布消息說，打算在未來幾年內從鋼鐵和煤炭等產能過剩行業裁減約500萬名國企雇員。在工人鬥爭的威脅下（例如雙鴨山上萬名煤礦工人示威），這個計劃似乎被暫時推遲。但是中共政府非常明白，龐大的債務炸彈如果繼續增長最終一定會摧毀經濟和自己的統治，所以幾個月前習近平再次要求處理「僵屍企業」。這不僅將造成包括退伍士兵在內的大批勞動者失業，也會令最新裁撤的30萬軍人的就業機會受到威脅。另外戶籍製度造成的不平等待遇也是引發抗議的一個原因。例如今年5月，山東的200多名農村戶籍退伍士兵要求政府為他們提供與城市相同的就業機會和社會保障。

團結抗爭

中共政府將抗議的退伍士兵視為最敏感的團體之一，因為它會影響現役武裝力量的忠誠度，與習近平大力宣傳的民族主義產生沖突，甚至令公眾看到愛國士兵的下場而感到當局的荒謬與虛偽，而軍隊是中共權力鬥爭的重要戰場。但這並不代表政府會輕易滿足抗議者的訴求，既是因為負債累累的地方政府缺少足夠的資金，也是因為追求政績的官員寧可把資金用於華而不實的基礎設施，也不願意滿足退伍士兵的迫切需要。中國勞工論壇支持退伍士兵的抗爭，支持成立獨立的退休士兵組織，並讓現役士兵共同參與捍衛他們的工資和生活條件，而這場鬥爭必須依靠工人階級和所有被壓迫者的團結鬥爭擊退官僚政府和資產階級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將銀行和大企業公有化交由工人民主控製和管理，讓所有人都能得到就業機會丶體面的收入以及完善的社會服務與社會保障。

《戰狼2》影評：一支民族主義興奮劑

這部動作電影講述的故事，是一名中國退役士兵從一個內戰中的非洲國家拯救了數十名中國工人和他們的非洲同事。它不僅成為中國大陸票房最高的電影，而且也是目前唯一一部非好萊塢製作而進入全球總票房前100的電影。

這部電影受到如此之大的歡迎，在一定程度上得益於中國政府的保護政策，因為它上映時正值每年電影院被禁止放映進口影片的時期。

大量的炫目特效當然也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它迎合了或者說利用了近年來習近平當局的民族主義煽動，在瘋狂的愛國宣傳攻勢中吶喊助威。主演兼導演吳京在接受采訪時說：「我不過是拿了一根火柴，用一個小火星把大家的愛國情緒點燃了」。

民族主義

吳京扮演的主角冷鋒可以說是一個「全能戰士」，他幾乎僅憑一人之力對戰整支雇傭軍，但最後卻是一面中國國旗拯救了他：他舉起的中國國旗令交戰雙方停火，他才得以帶著工人順利穿過戰區前往聯合國難民營，而且守衛難民營的是中國軍隊。鼓動民族主義自豪感的意圖顯而易見。同樣，在電影結尾，在一本中國護照的封底上出現這樣一段文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當你在海外遭遇危險，不要放棄！請記住，在你身後，有一個強大的祖國。」

這樣簡單的一個片段之所以成為吳京最滿意的鏡頭，是因為它最露骨地宣示了 這部影片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主題。官方媒體對這部電影大加贊賞，因為當社會抗爭日漸加劇時，在十九大前激烈權鬥時，習近平當局需要這樣的愛國宣傳來麻痹群眾、鞏固自己的統治。

新殖民者

選擇非洲作為舞臺，顯然與中國正努力擴大在當地的經濟和政治活動有關，包括大量投資和新的軍事基地。同時電影也影射「阿拉伯之春」後的一些國家，比如利比亞，試圖抹黑革命為混亂和無政府狀態的元兇、為專製製度辯護。中共一向把阿拉伯世界的革命和本國群眾抗爭說成西方資產階級政府的陰謀。

《環球時報》在評論這部電影時說到：「西方只會帶來破壞與戰爭，中國則帶來建設與貿易」。但是在西非的納米比亞，群眾抱怨說中國的投資無助於緩解該國30%的失業率，反而帶來了大筆債務。中國在非洲大肆開采礦產，會鞏固非洲作為資源出口地的角色，令它像拉美國家那樣在新一輪全球經濟危機下崩潰。所以很可能正是來自中國的新殖民者自己正在準備下一次革命浪潮。

社會矛盾的浮現

但是就算在這樣一部被《人民日報》高度稱贊的電影裏，我們也看到了一些「不和諧因素」：冷鋒已故戰友的家面臨強拆，冷鋒因為打傷拆遷隊長而被開除軍籍並被判入獄。近年來，強拆成為了中國的熱點話題。

不乏有走投無路的居民（特別是在農村）使用磚頭、木棍或燃燒瓶與拆遷隊和警察對峙，甚至自殺。這個片段的出現並不意味著專製政府正在放松媒體管製。不久前廣電總局剛剛發出命令，禁止省級電視臺在十九大前播放娛樂性的電視劇。

但是這說明即便像中共這樣專製的政權同樣會受到群眾和社會的壓力，不得不 容許媒體透露一些社會現實以釋放一部分不滿，也證明民族主義的鼓動宣傳不可能真正幫助獨裁政府擺脫群眾革命的威脅。

十九大：中共權鬥的關鍵時刻即將到來

中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將於10月18日召開。除了不久前被開除黨籍的孫政才之外，中央政治局的另外24名成員中有11人已到達退休年齡，包括5名常委。由誰來填補這些空缺既是對習近平第一段任期集權成果的檢驗，也將影響未來五年中共權鬥的力量對比。

盡管官僚專製下的中國與西方「民主」國家有許多不同之處，但是習近平的集權與鎮壓同樣是2008年經濟危機之後全球統治階級反動攻勢的一部分。習近平上臺時正值中國經濟急劇減速丶債務危機和產能過剩惡化。為了對經濟施加更多控製丶降低債務刺激政策造成的巨大風險並且更嚴厲地鎮壓愈發高漲的群眾反抗行動，中共獨裁政府需要高度集中的權力。

持續不斷的清洗

經歷了五年來的反腐運動以及最近對金融業巨頭的打擊，習近平表面上在過去五年的權鬥中占了上風。但種種跡象顯示，他的權力不是表面上那麼穩固。9月29日，《新華社》發出通告稱，政治局委員孫政才已被開除黨籍和公職。兩個月前，他被免去重慶市黨委書記的職務並接受調查。孫政才曾被視為胡錦濤為習近平指定的接班人之一。隨著他的落馬，重慶已經選出的十九大代表中有超過四分之一被取消資格，其中包括5名副部級高官，而且預計會有更多官員將被逮捕或者至少喪失政治前途。孫政才的繼任者陳敏爾習──近平的親信，有望在十九大上「連跳兩級」進入政治局常委，並超越另一個預定接班人胡春華的地位。這是自鄧小平去世之後，中共領導人首次在第一任期結束時沒有明確的接班人，令人更加懷疑習近平會打破過去幾十年的慣例，連任超過兩屆總書記。軍隊的清洗也在繼續。經過年初以來的人事變動，現在除了習近平之外的9名中央軍委成員中只有兩人仍擔任實際的軍隊職務。兩名沒有出現在十九大代表名單中的軍委委員，據信正在接受調查。媒體報道稱，習近平正打算改組軍委，將軍隊的最高指揮中樞置於自己的完全控製之下。這將在十九大上得到確認。群眾革命經常以統治階級的內部分裂為開始，因為經濟和社會危機令統治階級不同派別在維護自己階級利益的政策上出現分歧，而這正是習近平清洗黨派別丶作為一個「強人」崛起的根本原因。現在習近平只有繼續集權和鎮壓，否則不僅之前的努力前功盡棄，甚至會遭受反沖。這意味著習近平和中共獨裁政府還遠未到達安全地帶。

模糊的前景

習近平想在十九大上展示盡可能大的權威，以便更容易擺布會議進程，但他也並非沒有遇到抵抗。《南華早報》文章指出，就算考慮到中國政治的不透明性，最近關於高層變動的政治流言仍然十分不同尋常。其中最受關註的人物是已到達退休年齡的王岐山。流亡富豪郭文貴的攻擊和與特朗普的前任顧問史蒂芬·班農的秘密會議等一系列事件令媒體對於王岐山的去留眾說紛紜。

海外媒體沒有像過去那樣事先得到可靠的領導層新名單，可能是因為這份名單並不存在。BBC報道稱，其他派系不滿習近平過度集權，導致下一屆政治局常委名單遲遲未能確定。以往各派系經過激烈爭奪和交易，會提前談妥領導層的人事安排，從而維持團結的假象。但這次的結果可能要等會議召開之後才能確定。郭文貴事件就是正在進行的激烈權鬥的產物。無論他所說的那些官員醜聞是否真實，郭文貴顯然是利用中共派系鬥爭的夾縫爭取安全空間。而他現在所做的會令習近平丶乃至整個中共當局更加失去信譽。

「穩定也是硬道理」

在每次重要會議之前，中共政府都會嚴密監控和打壓維權者和異見人士，特別是在習近平將鎮壓力度提升到自1989年以來前所未有的程度之後，以免他們在國際媒體前戳穿「和諧」的假象。中國已經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視頻監控網（天網工程），監控鏡頭多達2000萬個，而且精確到可以識別行人的年齡。但是在被質疑為何擁有如此龐大且先進的監控系統卻仍未能消滅拐賣兒童丶搶劫盜竊等犯罪活動時，就連官方媒體也不得不承認，天網工程的首要任務並不是打擊犯罪，而是預防「群體性事件」。

長期受壓迫的少數民族現在處境更加惡劣。秋收時西藏各地慣常會舉行慶祝活動但今年卻被取消，而且藏族群眾也被禁止離開所居住的地區。西藏政府已經停止向外國人發放「入藏許可證」，當地的旅行社與酒店也不得接待外國人。新疆當局在規定清真寺只在「主麻日」（周五）開放之後，最近又開始強製沒收個人持有的《古蘭經》和其他宗教物品。在新疆最貧窮且最敵視中共統治的和田地區，學校從9月開始全面禁止維吾爾語教學，禁止教師信仰宗教，甚至禁止對漢族教師進行維吾爾語培訓。

消滅貧困

「消除貧困」將是中共官僚們在十九大上要討論的內容之一。兩年前習近平曾承諾，會在2020前消滅絕對貧困。按照家庭人均年收入2300元的官方標準（相當於每月僅192元），中國現在有超過4300萬的絕對貧困人口。但這其實是一個數字遊戲。7年前當政府將貧困線從1274元提高到現在的標準時，貧困人口增加到原來的5倍多。為了完成減貧指標，地方官員製定嚴苛的審核標準或者偽造數據，務求在紙面上減少貧困人口，被諷刺為「數字脫貧」。習近平集權的目的之一是有效地推行更多親資產階級政策，包括減稅丶延遲退休年齡丶放寬對私有資本的管製。雖然他現在以穩定而非「改革」為首要目標，甚至重新強調黨對於國企的控製權，但這只是為了避免整個資本主義經濟崩潰。在經濟放緩和進展緩慢但並未停止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之下，受到打擊的是底層勞動群眾。今年上半年中國人均收入增速有所回升，但收入中位數增速仍在下降，而且近兩年的減速幅度明顯大於平均數，這意味著貧富差距繼續擴大。自習近平上臺之後，中國全國人大和政協中最富有的100名代表的個人財富增加了64%，是同期GDP增速的兩倍。除非通過工人階級和其他受壓迫群眾的集體抗爭消滅由官僚和富豪掌控的資本主義製度，建立由工人民主管理丶服務於群眾需要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否則就不可能消滅貧困。就算在發達的歐美國家，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和隨之而來的緊縮政策也將大量群眾重新投入貧困之中。習近平極力營造自己權力已經鞏固的表象，但派系權鬥明顯仍在進行且具很多變數。他向敵對派別和群眾發動猛烈的攻勢，加劇了派系鬥爭和群眾憤怒，令高壓政策陷入不斷升級的惡性循環。但是這不會幫助中共當局走出危機，反而會在某個時刻令危機加速。

中共政府在與印度對峙中失利

6月中，由於中國開始在與不丹的爭議地區修築公路，印度以不丹保護國的名義派遣軍隊與中國發生對峙。如果建成，這條公路將使連接印度東部與西部的狹長地帶處於中國軍隊的威脅之下。印度東部活躍著多個分離主義組織，而且中印爭議領土也在這裏。在之後的兩個月裏，雙方口水戰不斷升級，甚至以開戰相威脅。印度在邊境附近駐軍18萬，中國也部署了1.2萬人。但是就在戰爭看似一觸即發時，8月28日，也就是金磚國家峰會前不到一周，雙方突然宣布達成撤軍協議。

中共政府將這一結果描述成自己的勝利。但實際上，以中國停止在爭議地區修築公路作為印度撤軍的條件，顯然是中國的失敗。印度執政黨官員說這是莫迪政府在金磚國家峰會前的巨大外交勝利。印度《經濟時報》則評論說：「這次較小的國家都知道了，中國會發出威脅，但不一定會付諸行動」。

習近平擔心中印沖突會影響金磚峰會（印度是成員國之一）以及更重要的十九大。習近平現在最關心的在十九大和之前進一步鞏固自己的權力。中共自己煽動起來的民族主義情緒是另一個危險。在最近的朝鮮核試驗之後，有東北群眾發起抗議，要求政府向朝鮮施加更大的壓力。習近平政府將民族主義煽動作為挽救統治的工具之一，所以它如果嚴厲鎮壓民族主義抗議，無異於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但是其他與中國存在沖突的國家可能借此機會迫使習近平做出一些讓步。而且這可能已經發生了，例如中國同意製裁朝鮮並向特朗普的知識產權調查妥協。這無疑會削弱他的強人形象，給他未來的高壓統治帶來更多不確定性。

中共政權試圖控製一切輿論

9月初，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出臺新規定，如果即時通訊群組中有用戶討論政治敏感話題、傳播關於抗議或警察暴力的視頻以及非官方媒體發布的港澳臺新聞，群組的建立者和管理者將會收到處罰。這項規定被網民憤怒地稱為「連坐製」。由於擔心受到處罰，大量群組自行解散，也有群組將管理權交給海外人士。當局出臺這項規定，是因為以騰訊旗下的微信和QQ為主的即時通訊軟件越來越成為群眾表達不滿、甚至組織抗議或罷工的聯絡工具。市值近4000億美元的互聯網巨頭騰訊此前就已被曝光協助當局進行通訊審查，在新疆甚至有官員因在微信上向家人抱怨維穩政策而被撤職拘留。

電視節目也同樣面臨越來越嚴厲的管控。 9月12日，親中共的鳳凰衛視一檔談話節目被停播，重播節目也從各大視頻網站下架，雖然這檔節目一直在避免直接批評中共當局。媒體報道稱，停播的命令來自廣電總局，而且未來會有更多節目被整肅。此前廣電總局曾批評鳳凰衛視「大量播放不符合國家規定的時政視聽類節目和宣揚負面言論的社會評論性節目」，盡管它過去被視為中共的宣傳喉舌。這再一次說明，中共就連建製內部較溫和的勢力也無法容忍，它所希望的是全面的控製與打壓。

另外，8月18日，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的《中國季刊》從其中國網站上刪除了300多篇涉及六四、文革等問題的文章，以免中國政府關閉整個網站，雖然學術期刊在普通群眾中的影響力比社交平臺和新聞媒體小得多。不過幾天之後，在國際學術界的壓力之下，出版社收回了撤稿決定。幾乎與此同時，在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多家外國出版商向媒體承認自己為了進入中國市場而進行自我審查。

中共不顧一切地收緊言論管控，說明專製政權愈發感受到危機和群眾革命的前景，但是鎮壓只會加劇群眾的憤怒，反而削弱它自己的統治基礎，加速革命的到來。

傑瑞米柯賓

高墻之內的網路世界

筆者是一名學生，在記憶中，以前還可以使用谷歌搜索，瀏覽外國網站。但想瀏覽境外網站，大陸網民把瀏覽境外網站生動地稱為“翻墻”。而今年中國政府全面禁止個人VPN服務， “翻墻”也更不容易了。

目前政府只是禁止個人的VPN服務，而用於商業與學術的VPN則可以照常使用。對於這種禁止，則是以“非法”的名義，因為現在的個人VPN服務供應商都沒有拿到工信部的經營許可。但截止目前沒有一個供應商得到批準。國外的服務也不能用。自蘋果商店下架所有VPN應用後，所有可從明面上獲取“翻墻”工具的渠道都被鎖死了。現在只能依靠一些通過私密渠道流通的“翻墻”工具以及較小的或基於海外服務器的服務供應商進行“翻墻”活動了。

在中國大陸的所有網站，只要使用了國內供應商的主機等服務，都需要到工信部備案，備案完成後，就標誌著你正式進入了中國大陸政府的監管範圍。如果違反了敏感詞製度，發表了敏感言論，輕則刪帖封號，重則封鎖網站，接受起訴。所有這些限製，實際上都是為中共的獨裁政權服務的。他們在各大自媒體派駐各種官方帳號，可笑的是這些帳號大多數時候都禁止評論；為了限製消息渠道，他們一次又一次更新防火墻，把人們的視線擋住。

這堵墻又成為許多國內網絡公司的避風港，使他們獨占中國這個大市場。官僚們培育出的網絡公司卻砸了他們自己的腳：各種醜聞層出不窮。最臭名昭著的恐怕就是百度一手炒作起來的對人民造成巨大危害的“莆田系”醫院了。這些網絡公司的所作所為可以說顯示了資本的愈加增長的力量與骯臟。大陸網民只能忍受著視頻網站無休止的廣告，看著閹割過的新聞，還要擔驚受怕自己的文件哪一天會被刪除；使用搜索引擎搜索那被過濾的新聞。

社會主義者要求網絡訪問與網絡言論的自由；我們不要獨裁製度審查，也必須要破除私營網絡服務的壟斷與資訊控製。只有這樣才能為我們真正的自由奠基。

酒店業工人抗爭

8月18日，陜西西安一家酒店的數十名員工圍堵酒店入口並拉起橫幅，抗議酒店克扣工資。據香港NGO“中國勞工通訊” 的信息，酒店住宿業（中國工資最低的行業之一）的工人正在反抗他們所面對的惡劣處境。截至八月底，酒店業工人的集體行動（包括罷工和抗議）占了今年服務業工人抗爭的15%。相比於其他服務業部門，酒店業在同一工作場所有更多的工人，這讓他們擁有更大的鬥爭力量。

另一個NGO在深圳調查發現，不管酒店星級如何不同，工人都面臨著類似的境況。在中國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之一深圳，酒店工人一般每月工資一般只有2000-3000元，而且存在拖欠工資的問題。其中受剝削最嚴重的是占近一半人數的學生工和派遣工，他們的實際工資甚至可能低於最低工資標準（2130 元/月，或者19.5元/小時），而且通常沒有社會保險。

酒店工人的人身安全也受到不合理規定的威脅。例如一些酒店要求女性員工在受到騷擾或者暴力時必須忍耐，否則可能會被開除。

以巨額債務驅動的經濟增長不可能持續下去，所以中共當局試圖轉向以服務業和消費為支持的“新經濟”。但是服務業工人的一般工資明顯低於製造業，而且工作條件也經常十分惡劣。這意味著會有越來越多的服務業工人奮起反抗，爭取更好的工作待遇和社會保障，其中酒店工人就是一個例子。中國勞工論壇支持工人組織獨立民主工會，對抗資本剝削。

營養餐出現腐肉 引發家長抗議

9月5日，貴州省安龍縣上千名家長上街抗議一家食品商向當地學校供應腐肉作為營養餐食材。今年開學後不久，安龍縣多家學校大量學生陸續出現嘔吐和腹瀉等食物中毒癥狀。學生家長在檢查食材之後，發現有一些肉類已經腐爛、甚至生蟲。於是9月5日一些家長攔截了送餐車，並帶著腐肉遊行至縣政府外抗議。隨後多名抗議者被警察打傷或者逮捕。

根據政府的安排，這家食品商為當地三十多家中小學、兩萬多名學生供應營養餐。在抗議爆發前，曾有學生家長投訴營養餐肉類發臭、飯菜中經常有異物。學校推諉說這是政府的安排，自己無權幹預，但政府也沒有做出回應。因此家長們認為其中很可能存在利益輸送。在去年9月，該食品商就被家長指責“營養餐沒有營養學生，而是營養了黑心商人和腐敗官員”。雖然與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學生已經選擇回家吃飯，但仍有許多留守兒童不得不在學校用餐。

將學生營養餐（即由國務院製定的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外包給私人企業，無異於用公共財政補貼私人資本，讓他們得到穩賺不賠的盈利機會。

中國勞工論壇支持受害者及家長組成獨立委員會調查事件，委員會有權懲治相關財團及官員。為了讓所有學生都可以吃到真正的營養餐，我們需要的是由工人和家長民主控製和管理的食品生產， 而不是為了賺取更多利潤而以次充好、並得到貪腐官員庇護的私人承包商。

中國央行就金融危機發出警告

中國經濟中有非常多「龐氏騙局」的特征，而且中共的全球野心和習近平的一帶一路計劃也是如此。打算將60多個國家丶45億人口納入中國經濟霸權之下的一帶一路計劃，與習近平思想一起被寫入黨章。這是第一次有如此具體的外交政策被寫入黨章。在「大膽」的背後是冒險和浮誇。其目的一方面是維持資產階級對中國經濟的信心，但最重要的是欺騙群眾。

僅11月就有兩個國家，巴基斯坦和尼泊爾，取消了部分一帶一路基建項目。它們說北京要求建成的設施完全由中方所有和控製，這個條件對它們來說太苛刻了。現已被取消的巴基斯坦迪阿莫—巴沙大壩項目造價140億美元，相當於一帶一路在這個旗艦國家總投資計劃的三分之一。這證實了我們的判斷；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一帶一路計劃野心太大，是不可能實現的。

在長篇大論的開幕報告中，習近平26次說到中國是「大國」或「強國」，86次提到「軍隊」（是胡錦濤在上一次大會時的兩倍），但是只有一次提到「工人階級」。

連任15年央行行長的周小川在十九大期間出人意料地提到中國不斷增長的金融風險，以及「明斯基時刻」的逼近（就是像1997年東南亞和2007年美國那樣的資產價格暴跌）。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資產階級機構已經發出了許多警告，但是一個地位如此之高的中國官員說出這樣的話卻很不尋常。周小川的評論與習近平政府「強而穩」的說法相矛盾。《金融時報》專欄作家約翰·奧瑟茲寫道，像周小川這種地位的人說出這樣的話就相當於在滿是觀眾的劇院裏高喊「起火了」。

周小川的言論顯然得到了習近平的批準。這意味著一年來對影子銀行的打擊以及對過度擴張的金融系統去杠桿將會繼續，而且可能會升級。這會令北京與舉債成癮的地方政府發生沖突。銀行業總額在習近平2012年上任時是中國GDP的240%，現在已310%，是新興經濟體平均水平的三倍。只有英德等少數幾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能超過這個數字。周小川指責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施壓，迫使中央政府堅持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結果加重了金融風險。

過去10年裏，中國的經濟增長越來越成為全球GDP增長的主要動力，但這由前所未有且不可持續的信貸擴張驅動的。影子銀行貸款不受監管，現在已達到貸款總額的三分之一。大量的信貸註入帶來了巨大的資產泡沫，使住房價格暴升，通過房產渠道給勞動群眾和窮人加上沈重負擔。

這些因素令當局難以通過刺激消費來讓經濟擺脫現在對債務和投資的過度依賴。工人和中產階級的收入有越來越多被住房市場吸走。前所未有的瘋狂投機令中國的平均房價在過去10年裏增加了8倍。現在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總價與世界其他地區的總和相當。就連習近平也在大會報告裏說：「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

習近平：中國強人有多強？

今年十月舉行的中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是本世紀最重要的中共代表大會。它證明，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正在變成一人獨裁。無論是對於中國還是對於全世界，它都會為未來帶來重大影響。習近平利用這場大會向全世界宣示，他像毛澤東一樣主宰黨國機器，並讓中共政權重新全面掌控「黨政軍民學丶東西南北中」（引自大會一致通過的中共黨章修訂案）。

還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這場大會也是為了告訴全世界，中國正勢不可當地成為全球超級大國。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也就是考慮到各國物價的差異），中國的GDP已經比美國多15%；按照現在的增長速度，到2023年時將比美國多50%。全世界對中國的看法已經發生了重大轉變。皮尤研究中心調查發現，46%的英國人和41%的德國人認為中國是世界第一經濟強國，分別只有31%和24%的人仍然認為美國是第一。津巴布韋軍隊推翻總統穆加貝和沙烏地·阿拉伯王儲穆罕默德·本·沙爾曼發動政變丶逮捕與他競爭的王子，都體現出中國日益增長的國際影響力。因為這兩件事明顯是受到習近平清洗運動的啟發和鼓舞。

就在大會結束兩周後，川普這個幾十年最無能的美國總統對中國的訪問，更是突顯了中國的強大形象。緩和下來的特朗普不斷提到他和習近平之間的「默契關系」，一點也看不出他在競選時強硬的反中立場。中國評論員把川普的訪問形容為「朝覲」。戴維·羅特科普夫也在《洛杉磯時報》上說道，這是「美國總統第一次一路走到北京，去見這個世界上權力最大的人」。

習近平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偽論與他的名字一起被寫入黨章，與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並列。這一「理論」捍衛的是中國民族主義丶威權主義統治和國家資本主義。它對於中華帝國主義（當然它並沒有用這個詞）的預言和辯護背後是不斷膨脹的自信心。按照習近平所說，隨著美國領導的舊全球秩序陷入不可逆轉的衰退，中華帝國主義正「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

就其鞏固了習近平的權力而言，大會的結果完全是意料之內的。但是這個政權是否真像表面上那樣，在四十多年來「最強大的領導人」的帶領下讓這個獨裁國家日益強大，無情地橫掃國內外所有反對者？社會主義者認為，中國和全球的現實情況要復雜得多，前所未有的挑戰正在來臨：日趨尖銳的國際緊張局勢丶中國危險的不平等現象和經濟大動蕩。

盡管表面上有代表和投票，但這並不是真正的代表大會，而是一場精心編排的習近平加冕儀式。據香港的中國問題專家林和立（Willy Lam）的說法，他現在可能成為「終身皇帝」。這次會議純粹是個裝飾，而且對於中共和其他擁有斯大林主義歷史的政權來說，這當然也不是甚麼新現象，但十九大或許創下了新記錄。

所謂的代表，只不過是一場大型演出中的臨時演員而已。那些接受媒體采訪的人毫無例外地對習近平給予了稱贊和肯定，全國的小學生則被迫在電視上觀看習近平三小時二十分鐘的演講。會議開幕當天，社交媒體上的「十九大」標簽被瀏覽了11.9億次。我們應該對此感到驚訝嗎？對於中共這樣一個嚴密操控媒體和網絡的政權來說，這是輕而易舉就可以做到的。

江澤民和胡錦濤曾推行「黨內民主」（盡管很不充分），以圖在中共內部建立一定程度的製衡。現在這已被習近平拋棄了。就算在黨國高層內部，他也在實行越來越嚴厲的壓迫和控製。習近平也沒有像前兩次大會那樣進行諮詢性的第一輪投票，以了解代表們對於最高領導層人選的意見。這次的代表大會比以往都還要像是一個橡皮圖章，真正重要的交易已經在前幾個月通過非正式的管道與退休元老和高級將領等重要人物一同解決了。根據新華社的報導，習近平在「當選前」與57個高層人物協商過。

沒有繼任人

帶有習近平名字的「理論」寫入了黨章，而且他也打破了既定的繼任規則，令自己的權力更不受約束。這些都說明他的地位得到鞏固。在新領導層中沒有指定的接班人，這是幾十年來一直沒有過的情況。所以等到2022年任期屆滿之後，習近平有可能繼續連任或者垂簾聽政。盡管新一屆政治局常委的人選在「黨團結」的名義下一定程度在各派之間取得平衡，但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習近平已經削弱了常委會的權力。

在過去的領導層安排中，指定繼承人來自與現任領導人不同的派系。比如江澤民屬於上海幫，而他的繼承人胡錦濤則屬於團派。這也是鄧小平為了控製派系鬥爭丶同時避免權力過於集中在某個領導人或者某個集團手裏而植入一種「共識架構」。在這種製度下，繼任人可以抵銷上任的權力。這是「一黨」專政，而不是「一派」專政。但是習近平廢棄了這和其他大多數內部製約。與上海幫關系密切的前重慶黨委書記孫政才和團派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曾被認為將在2022年繼任總書記和總理，但現在他們已經失勢。孫政才於今年七月被反腐運動趕下臺，現在被指控嚴重罪名。2012年前他擔任吉林省黨委書記時的同僚們現在告訴媒體，他「不顧吉林事業發展，一心只為升高上位」，但是很明顯這並沒有妨礙他在5年前被這些人一致「選」為第18屆政治局委員。

傑瑞米柯賓

拯救黨

習近平將權力集中在自己一個人手裏，便把中國獨裁統治帶上了一個危險的方向。中共統治集團容忍習近平打破過去三十年的集體領導模式，暴露出他們在表面的必勝信心之下有著怎樣的絕望與危機感。呈現給我們的景象是，一群統治精英將希望寄於強人，期望他帶領他們度過重大的經濟丶社會和地緣政治挑戰。《經濟學人》在10月14日寫道：「習近平受命拯救黨。共產黨需要拯救，這聽上去很奇怪。」對於社會主義者和密切關註中國的人來說，這聽上去並沒什麼奇怪。

過去那種「常委獨裁製」是鄧小平在1980年代提出的，為的是在沒有資產階級民主（政黨競爭和選舉）這種「安全閥」的情況下，維持政權最高領導層的內部穩定和平衡。盡管階級壓力的高漲令資產階級民主也陷入了危機和功能失調，但它同中國獨裁資本主義的一個區別是（除了民主有利於工人階級發展自己的組織和政治理念並擴大影響力），民主製度下各方相互製衡為資產階級的統治提供了一定的靈活性，而這是僵硬的獨裁製度所沒有的。

資產階級「民主國家」能夠替換執政黨，並通過選舉來釋放一部份階級壓力。所以盡管它們經歷了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但除非工人運動提出一個清晰的政治替代，否則舊秩序並不一定就此坍塌。但是中國的統治精英非常害怕發生嚴重的經濟危機，因為他們明白，這會像1989年那樣向整個製度發起直接挑戰。

為了將國家權利從地方集中到北京丶從其他領導人集中到他自己手上，習近平很大程度上已經取消了鄧小平設下的內部安全機製。但是在削減其他政治局常委的權力之後，所有壓力都會集中到習近平這個「核心」身上。投資銀行家蔔若柏說：「如果黨是圍繞著一個人建立起來的，那麼等他垮臺時，任何事都有可能發生」。

值得註意的是，中國龐大的宣傳機器樹立起的習近平強人形象也得到資產階級「自由媒體」的廣泛吹捧。美國的《新聞周刊》報導：「習近平再度當選，展開第二個五年任期」。這只是資產階級主流媒體主動迎合中共政權的一個例子。在Google上搜索「Xi Jinping election」（習近平選舉）的結果有860萬條，是搜索「Xi Jinping dictator」（習近平獨裁者）的20倍（395,000條）。

自習近平上臺後，中共政權踐踏人權和鎮壓反抗者的行為有增無減，但資產階級「民主」政府一直沒有發聲譴責，正反映了這種政治諂媚。劉曉波是納粹時代過後第一個死在監獄裏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但西方領導人對於劉曉波之死及其遺孀劉霞持續受到殘酷迫害保持沈默，就是一個例子。過去美國總統訪問中國的時候，在處理簽訂經濟協議這種正事之前，經常會向中國領導人提起某位異見人士或者政治犯，尚且對民主問題作最低程度的關註。在慣例上是雙方事先談判好的。但特朗普在最近到訪中國時，連這種象徵性的表示也完全拋棄了。他的立場體現出國際資產階級在當今這個嚴重危機的時代對於專製統治的廣泛認同。

長期受到迫害而且現已失蹤的中國律師高智晟曾尖銳譴責西方政客的雙重標準。他寫道：「全世界都學會了在它的冷酷暴虐國內人民基本人權現實面前的裝聾作啞，以換得中共給予的帶血的利益回報……利益牽引了他們的選擇方向，屠伯們得到所願得的」。

我們建議讀者抱著懷疑的態度看待「自毛澤東以來最強大的領導人」這種說法。習近平只是在上層派系鬥爭和政軍官僚機構中獲得勝利，而且他也會繼續受到約束和挑戰。習近平的權力是通過媒體管控和強力部門自上而下建立起來的。

十九大剛剛結束之後，習近平當局像西方國家大選過後那樣，享受著「蜜月期」。但是這不可能持續很長時間。習近平的勝利不是基於真正的群眾支持，所以他的地位比大多數評論家所想的要不穩定得多。過去五年裏通過前所未有的鎮壓丶媒體煽動的個人崇拜和用來威嚇中共官員的反腐運動，習近平的統治比前任胡錦濤和江澤民更加鞏固，但是仍比不上毛澤東和鄧小平所獲得群眾支持，盡管毛鄧的群眾支持都是建立在矛盾的基礎上的。

毛澤東所得到的支持是基於深遠的社會和經濟變革。帶來這些變革的社會革命是極度扭曲和官僚化的，但其規模無與倫比。鄧小平的社會基礎在於1960-70年代毛主義政權令群眾疲憊丶失望，而且農村市場化改革（去集體化和私有化）早期的經濟成果受到廣大農民的歡迎。

習近平統治集團的權力尚未經歷群眾鬥爭和重大國際沖突的真正考驗。習近平上升到主導地位，反映了中共政權陷入了困境。在很早之前統治精英就察覺到，如果不徹底改變這種情況和過去的路線，那麼危機將不可避免。特別是要打破經濟對於債務的依賴。

過去中央政府一直無力讓自行其是的地方政府執行它的命令。這是問題的癥結，也是習近平通過強力再集權想要解決的問題。從許多方面來說，中國仍然是一群相互沖突的省級經濟體。有些省份的經濟規模非常龐大。廣東丶江蘇和山東如果是獨立的國家，甚至可以排入世界前20大經濟體。就GDP來說，它們當中任何一個都遠超過G20成員印度尼西亞丶土耳其和沙烏地·阿拉伯。

習近平以強硬立場對待香港和臺灣，而且執著於打壓港獨團體，也是為了壓製根深柢固的地方精英。當他在十九大開幕報告中說道：「我們絕不允許任何人丶任何組織丶任何政黨丶在任何時候丶以任何形式丶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此時會場上的掌聲是最熱烈的。北京加重對香港的政治打壓部分是為了控製各省及其經濟而殺雞儆猴。

習近平得以鞏固他的專製統治，得益於國際局勢近來的順境，但國際局勢未來可能會發生劇烈變化。盡管特朗普的亞洲之行采取了一種低調丶非對抗性的路線，但他底下的美帝國主義正在重新嘗試與澳大利亞丶印度和日本建立四方聯盟，以圖對抗中國在亞洲的主導權。在出訪亞洲五國期間，特朗普和他手下官員反覆提到「印太地區」，而非一般所說的「亞太地區」。新的術語體現了美國政治戰略的改變。

10年前資本主義危機爆發，眾多資本主義「民主國家」隨之陷入政治混亂。最突出的就是美國，但英國脫歐之後的歐洲也是如此。這自然有利於習近平的計劃。特朗普的笨拙與反覆無常讓習近平得以將自己裝扮成全球資本主義的「穩定支柱」，至今極大有利於了中國當局全球擴張的計劃。尤其是在亞洲，但對於更廣泛的地區來說也是如此。所以CNN稱2017年中國在地緣政治方面獲勝。習近平當局利用國際地位的提升幫助國內的民族主義宣傳。

中共當然不是「共產主義」政黨。它奉行的是右翼丶民族主義和親資本主義政策。而且它也不是一個真正的「政黨」，盡管它自誇有8800萬黨員（印度的右翼民族主義執政黨「人民黨」號稱有1.1億黨員）。在中國，黨和國家融合成了一個龐大的獨裁組織。「黨」控製著政府丶軍隊丶法院丶安全部門丶媒體和網絡，並通過國有企業控製著關鍵的經濟領域。如果將黨政分離，那麼它們幾乎一定會崩潰。這就解釋了，為甚麼中國和國際資產階級擁護現在的中共政權。除了少數狂熱分子之外，全球資產階級不希望看到中國崩潰，因為中國對於它們在全球的利潤和經濟前景都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按美元計算，中國現在有647個億萬富豪，超過其他任何國家（美國有563個）。根據《胡潤富豪榜》，中國的億萬富豪人數占全世界的36%。2012年習近平上臺之後，億萬富豪人數上升了超過原來（251人）的兩倍，其中三名富豪──李登海丶吳少勛，以及潘剛──是十九大的代表。去年北京大學的一項研究顯示，中國最貧窮的25%家庭（約有3.42億人）只擁有全國1%的財富，而最富有的1%家庭（約1300萬人，大部分都與中共有聯系）擁有三分之一的財富。

這真實反映了中共政策殘酷的階級性，雖然中國與西方那種完全自由化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有很大不同。中國資本主義沒有丶而且也不可能效仿西方模式。過去10年的全球經濟危機以及西方資本主義的衰退讓中國統治者更加確信他們的資本主義模式比西方好。這就是「習近平思想」的真實含義。

與中共獨裁者關系密切的中國精英，想要繼續獨占政治控製權，拒絕像「西方民主製度」那樣分享權力。這是他們最重要的特徵。因此中共堅持要對關鍵的經濟杠桿保持控製。習近平的統治強化了中共政權的這些特徵，而且大大加強了反對「西方價值觀」的意識形態鬥爭。王滬寧升任政治局常委正體現了這一點。作為中共的資深「理論家」，王滬寧相當於美國的新保守主義者，他們都鼓吹民族主義丶威權主義和帝國主義。王滬寧和其他新常委人選體現出，習近平將中共領導層人選從技術官僚轉向更具意識形態色彩的人物。美籍華人學者裴敏欣表示，「沒錯，習近平是世上幾十年來最大一黨國體下的最強大的領袖，但他影響中國的能力可能比他自己丶他的盟友以及外部觀察者所期望的低得要多。」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增強，鎮壓與專製措施加劇，是一種全球趨勢。

市場改革計劃

海外媒體都揣測，習近平現在牢牢控製大局，所以他在第二任期會努力推動市場改革。但這不是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在2013年，當全球資產階級為習近平的一長串經濟改革計劃鼓掌時，我們就警告道，無論中共領導層的主觀願望是什麼也好，在中國的經濟和政治架構內存在強大的固有因素，令很多這些改革都可能不會實現。歸根究底，這是因為黨國體製中地方與中央的內鬥。部分中國經濟學者甚至將之與歐盟內布魯塞爾與成員國之間的鬥爭作比較。

習近平經濟政策的主調似乎會保持現狀，以優化和強化國家資本主義，其中包括在政府管控下利用私人和外國資本。但隨著外資越來越對中國市場開放和自由化的緩慢速度感到失望，北京會試圖在經濟政策上軟硬兼施以取平衡。因此，下一段時期習近平可能會加速推行一部份改革措施，作為對外資壓力的退讓。一部分是因為中共政權需要吸引更多外資，尤其是債券和股票市場，以紓緩國內銀行的債務負擔。另一部分是因為中共政權害怕世界各地去全球化和保護主義擡頭會對中國經濟造成破壞。

反腐

就像我們所解釋的那樣，反腐運動主要是習近平用來鞏固權力的政治工具，而不是真的要清理泛濫的貪腐問題。這場運動是習近平第一個任期裏最受吹捧的「成就」。據報導，有140萬大小官員（也就是所謂的老虎和蒼蠅）被調查，約170名高級政府官員和60名將領落馬。但是大部分官員只是受到輕微處罰，例如撤職或降級，只有不到10%受到刑事指控。值得註意的是，除了薄熙來之外，反腐運動沒有波及其他的太子黨。而且薄熙來是在胡錦濤在位時被捕的。這當然說明習近平與太子黨達成了幕後協議，否則可能會引發一場血戰到底的派系鬥爭。

習近平最親密的盟友丶反腐沙皇王岐山離開領導層，在風平浪靜的十九大上激起唯一一道漣漪。他因為已經到了69歲而不得不退休。長期以來有猜測認為，習近平可能會打破七上八下的不成文規定，讓王岐山留任。如果習近平真的做到的話，那就創下了一個先例，讓他更容易在2022年之後開始史無前例的第三個任期。

由於中共的政治是黑箱作業，我們難以確定王岐山到底遭遇了甚麼。可能是習近平為了「黨內團結」和其他更重要的目標而犧牲了他。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王岐山是郭文貴反中共運動的重要攻擊目標。郭文貴稱他是一個巨貪，指控他把大筆資金轉移到了海外。現在有人猜測，郭文貴說的可能是事實。或許最有可能的是，王岐山的無情反腐遭到了精英們的反攻。《日經亞洲評論》的一份報告說，甚至在中紀委內部也有人反對王岐山留任。其他報道提到，在十九大召開前數星期，習近平與黨元老舉行了一場會議，決定要王歧山卸任。

或許，由於習近平試圖彌合精英間的一部份裂隙，反腐運動也會降溫。中紀委將會被改革成一個正式的國家機關。但是它仍然是習近平用來在黨國機器內施加控製丶鎮壓反抗的重要政治武器。

高風險的賭註

習近平地位的上升並沒有消除中國政權和精英集團內部的緊張關系（反映了社會基層的巨大矛盾），而是開啟了一個對於中國資本主義和專製政府來說充滿風險的新時代。其統治基礎是一連串即將爆發的危機：前所未有的巨額債務和金融投機丶日益惡化的警察社會和白色恐怖丶逐漸升溫的民族主義。

下一時期我們會看到中國8億工人的龐大隊伍崛起，並「走近世界舞臺中央」。我們的任務是為真正的社會主義綱領和工人階級國際主義爭取群眾支持，並以此改變中國和全世界。

中國輸出國家鎮壓

發達的網絡技術幫助了習近平，而且這些技術經常是西方「民主國家」開發和出售給中國的。中國正在投入大筆資金開發先進技術，這一部分是為了經濟，另一部分是出於加強鎮壓能力等政治目的。全球2.45億個監控攝像頭有超過一半在中國（1.76億），而且中國在人臉和聲音識別技術方面處於領先地位。Google的前CEO和董事長史密特（Eric Schmidt）最近也警告說，未來10年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可能會超過美國。《時代》雜誌將人工智能稱為「21世紀的太空競賽」。中共當局計劃將人工智能融入「維穩」工程，這並不是甚麼秘密。

中國因此成了「數字威權主義」的榜樣，受到全世界不計其數的專製政權的效仿，例如俄羅斯丶伊朗和埃塞俄比亞。越來越多的政府像中國那樣為了政治目的而操控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涉及65個國家的「網路自由報告」最近警告說：「迅速廣傳的技術可能會摧毀民主和公民運動」。有報導稱，菲律賓政府招募了超過一萬名網軍，旨在淹沒反對總統杜特蒂的聲音。但這根本比不上中國超過1000萬的「五毛」。他們在社交媒體上散播大量有利於中共當局的「新聞」和評論，以此作為收入來源。

小熊維尼

而且在網絡上屏蔽與習近平體型相似的小熊維尼也反映出中共政權的高度敏感。年輕人將習近平稱為「習特勒」也是反抗獨裁的萌芽。在習近平的統治下，中共政權對異見人士的打壓上升到自1989年民主運動遭到血腥鎮壓之後最嚴重的程度。

近幾年來，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中國也打算將鎮壓行動擴展到海外，例如在境外綁架批評中共政權的人，或者通過施加經濟壓力壓製對自己不利的宣傳和政治辯論。在最近的此類事件中，澳洲一家出版公司迫於北京的壓力取消出版一本名為《無聲的入侵》（Silent Invasion）的書藉。作者為大學教授漢密爾頓（Clive Hamilton），據稱在著作中講述了中國政府如何滲透澳洲政局。

但是盡管資產階級建製會放任中國當局的專製行動，全球群眾的反對卻會愈發激烈。我們反對中國和香港政治打壓的國際運動就是以此為方向。我們完全不信任政府和精英，而是將希望寄予工人階級。

以穆斯林占多數的新疆遭到中共政權最嚴酷的打壓。按照《衛報》所說，那裏幾乎已經變成「100%的警察國家」。首府烏魯木齊（人口350萬）有949個警察局，而倫敦（人口870萬）也不過180個，紐約（人口850萬）只有76個。最近，新疆當局逮捕了約500名哈薩克族人。現在哈薩克族也開始像維吾爾族那樣成為鎮壓的目標。殘酷鎮壓終將激起爆炸性的反彈，並給北京在中亞和其他穆斯林國家的經濟擴張計劃製造新的障礙。

最近有兩個例子，突顯出中共當局的極端敏感，以及其無限高的高科技國安預算。今年早些時候，山東網民王江峰因為將習近平稱為「習包子」被判入獄兩年。除了判決的嚴重程度之外，讓人驚訝的是王江峰只是在微信群組中對朋友說過這樣的話，而不是在公開的網絡上。

郭文貴事件

更近些時候，有人因為穿著印有「一切都是剛剛開始」的T恤而被拘留。這句話是流亡富豪郭文貴的口頭禪。他指控中共高層領導人貪汙，其內容引起轟動但撲朔迷離，而讓他得到了巨大的名聲和數千萬人的關註。

郭文貴可能是十九大前敵對派系用來打擊習近平的代理人。或者，他在twitter上對中共作出攻擊，只是為了獲取知名度以免被美國政府遷返。但是無論是哪一種情況，他在社交媒體上的大批關註者都體現出了人們對於中共越來越強烈的不滿。北京的猛烈反擊，例如向美國法庭起訴丶監禁郭文貴的親人和助手丶尋求國際刑警和Facebook的幫助（後者關閉了郭文貴的帳號），已經讓數百萬人產生疑問，為甚麼習近平當局如此急切地想讓郭文貴噤聲？

盡管還不能確定郭文貴的動機和他所說的那些醜聞的真實性，但他最重要的指控（中共是掠奪巨額財富的強盜集團）並不會令人吃驚。過去幾天有報導揭露，中共高官的家人（包括習近平的外甥女）大筆投資香港房地產。這當然並不是甚麼新聞。

湖南一中學隱瞞肺結核疫情

今年8月，湖南桃江一所中學多名學生被確診患有肺結核，但直到不久前媒體介入調查之後，政府才開始公布患病人數。隨後有媒體發現，早在去年7月就有學生患病，校方和當局長期隱瞞疫情，導致越來越多的學生受到傳染。直到家長們發現許多學生都有類似癥狀，紛紛向學校提出疑慮，校方和醫院才開始對所有學生進行體檢。

傑瑞米柯賓

校方和當局為了盡快平息事件，要求尚未痊愈的學生復學，醫院甚至故意將一些學生的病情診斷得較輕。學生、家長和教師要求放假，避免疾病繼續蔓延，卻遭到拒絕。有報導稱，校長為了不影響學生高考，曾放言“不死人就不放假”。校方甚至不允許學生戴口罩，以免引起恐慌。到10月時，疫情已蔓延到另一所學校。有家長前往省政府和北京上訪，抗議這些荒唐舉措並要求政府支付醫療費用，卻被警方逮捕或恐嚇、監視。

即便事件曝光後，當局仍試圖掩蓋真相。官方最初通報稱確診病例有29人，但隨著媒體質疑數字造假，不到10天之後官方給出的確診人數迅速增加到89人。有報導披露，現在已有第三所學校的學生患病，但當局沒收了病歷，稱這名學生只是患有肺炎。這些官員不顧學生生命安危，只顧遮掩事實，以求少受懲罰。社會主義者要求成立獨立的群眾調查組徹查真相，公開所有調查結果，阻止疾病繼續擴散，並懲處所有有罪官員和校方人員，為所有受害學生提供免費醫治。

北京驅逐“低端人口”

11月18日，北京西紅門鎮一座移民工居住的公寓發生火災，造成19人死亡，8人受傷。北京市政府將這場悲劇作為藉口，大規模驅逐生活在郊區廉價出租房屋的移民工，也就是政府所說的“低端人口”。實際上清查違章建築和安全隱患只是名義，迫遷計劃是早已製定好的。有報導稱，被驅逐者多達十萬，其中許多人已經在北京工作和生活超過10年。政府沒有為他們提供臨時住宿，直接將他們趕到寒冬的街頭上。

這當然並不是像政府所說，是為了解決安全隱患。北京政府為了控製人口，從幾年前就開始通過各種手段驅離非京籍人口。但這次行動最為嚴厲和野蠻，而且公然將移民工蔑稱為“低端人口”，引發廣泛譴責。有批評者諷刺這是發生在中國的“排華事件”。一名移民工告訴媒體，警察在沒有提前通知的情況下在夜晚要求他和家人離開住處，而且只有10分鐘收拾行李。不願離開的人則被斷水斷電。200多名學者丶律師和藝術家聯署抗議，指責當局踐踏人權，結果一些聯署者受到警方騷擾。一些NGO想要為被驅逐者提供住宿，則被警方叫停甚至解散。

社會主義者譴責中共政府驅逐移民工和打壓反對者的專製政策。我們主張廢除戶籍壁壘，同時為所有勞動者提供體面的工作和收入，以及平等丶優質且廉價的住房丶教育丶醫療等公共服務。北京和全國各個城市有不計其數的空置房屋。習近平也承認了這個事實，他在十九大上說「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一個社會主義的政府會沒收這些閑置房屋，把它們變成公共房屋。要想實現這些訴求，需要勞動者積極的團結抗爭，將整個經濟體歸於民主公有，才能反抗這個打壓低層群眾的獨裁貪腐政權。

二零一八年

“冰花男孩”揭露農村貧窮問題

來自雲南一個貧窮山村的小學生王福滿在網絡上引起轟動。王福滿每天往返學校要走九公裡，網上幾張照片拍到他到達學校時臉頰通紅、頭發上結滿了冰，因此他被人們稱為“冰花男孩”。在老師拍下這幾張照片的當天，室外氣溫是零下九度。

王福滿的貧苦並不是個案。他的照片立即引發了關於中國貧窮問題（尤其是農村貧困）的激烈討論。中國的政權及其龐大的媒體控製機製竭力扭曲這個故事，甚至說從王福滿身上看到了“中華民族的努力與堅強”。 政府說他們正在盡最大努力克服遺留下來的社會問題，事實上，正是中國政府的親資產階級政策製造了極度嚴重的貧富差距，令廣大的農村地區陷於貧窮與落後。

在2000-2015年間，政府關閉了四分之三的（也就是超過30萬所）農村小學。地方政府負擔著60%的教育開支，但他們更願意把資金投入地產交易和基建計劃，因為這能夠推漲當地的GDP，同時也填滿當地資產階級精英和貪腐官員的錢包。讓富人變得更加富有是資本主義的邏輯，不能僅僅歸咎給地方政府的腐敗（盡管這無疑是真實的）。

大規模關閉學校

由於村莊裡的學校被關閉，許多學生每天上學不得不走很遠的距離，或者要上寄宿學校。這就產生了一些新的問題，比如校車超載，高昂的費用導致輟學率上升，以及農村寄宿學校成為一個新興產業。根據彭博社(2015年4月6日)的一份報告，這些寄宿學校經常是骯髒、擁擠的，有如貧民窟一般。報告稱:“飢餓和孤獨很常見。”農村寄宿製學校的學生平均比非寄宿學校的學生矮3釐米。

盡管中國法律規定了九年免費義務教育，但實際上許多農村兒童在義務教育結束前就輟學了。完成高中教育的農村學生更是不到一半，而城市裡則達到90%。

在過去4-5年裡，中國各地的教師發起了數百次抗議，要求政府提高他們的工資並支付被拖欠的工資和社會保障金。低到令人震驚的工資和退休金以及導致大批教師離開農村學校。香港的非政府組織中國勞工通訊(China Labour Bulletin)的一份報告指出:“近年來，中國一些規模最大、組織最好、最堅定的工人抗議活動都是由教師發起的。”當然，就像中國的其他群體一樣，法律不允許教師組織真正的工會。

令人震驚的微薄工資和養老金導致大批教師離開農村學校。這也是推動過去15年大規模學校關閉計劃的另一個因素。很多情況下，一個學校或者一個班級有太多學生，卻沒有足夠的老師和資源。

因此，以利潤為導向的緊縮政策和資金不足使得農村教育陷入了危機。自1990年代以來，中國中央政府一直提出要將教育支出增加到GDP的4%（全球平均水平是4.8%），但許多省份和地方政府仍沒有達到這個目標。

留守兒童

“冰花男孩”王福滿是中國6000萬農村留守兒童之一。他們的父母去往更富裕的城市工作，有時甚至是數千公裡以外的地方，每年只能回家一兩次。這些孩子是由親戚、鄰居或寄宿學校撫養長大的。在某些情況下，沒有成年人來照顧他們。對於這些兒童來說，習近平的“中國夢”在哪裡呢？

2014年黑龍江省政府的一項研究發現，幾乎一半的“留守兒童”患有抑郁癥和焦慮癥，而在城市中，這一比例為30%。一些非政府組織在陝西省調查發現，當地農村兒童普遍患有營養不良、腸寄生蟲和貧血等疾病。它們認為許多農村兒童的身體狀況不適宜學習。這些疾病是貧窮的結果，而且會對兒童的大腦和認知能力造成不可逆的傷害。

許多農村地區幾乎沒有工作年齡的成年人留下;他們都移居到城市裡去了。這樣就只剩下老人和孩子來承擔農業的負擔。王福滿的老師貼出的其它照片顯示，王福滿因為幫助祖母種地，手上佈滿了老繭。

留守兒童的艱難處境與中國巨富精英和“共產黨”高官的子女形成鮮明對比。盡管政府尖銳地攻擊“西方價值觀” ，但這些享有特權的年輕人很可能會被送到國外去接受“最好的”教育。

例如中國億萬富豪王健林的兒子王思聰，從小學到大學都是在國外。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的報道說（2017年2月6日），中國處級或以上的官員有超過80%將他們的子女送到外國上學。

2.8億農民工

王福滿等農村兒童的不幸遭遇是中國所謂經濟奇跡的殘酷一面。中國所謂“經濟奇跡”是靠瘋狂壓榨超過2.8億農民工才實現的。農民工占中國勞動力的三分之一。同時，政府利用戶籍製度分化勞動群眾，並令農民工受到最野蠻的剝削。

移民在他們工作的城市裡即使在那裡生活了幾十年，也幾乎沒有普通居民的地位。他們沒有權利把他們的孩子送到城市學校，沒有資格買房，而且他們的低工資也負擔不起高昂的房價。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4年擁有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的農民工分別只占16.4%和18.2%。

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創造了世界上最嚴重的貧富差距。今天，中國的億萬富豪（按美元計）占全球36%，甚至比美國還多。與此同時，北京大學的一項研究發現，中國最貧窮的25%的家庭(超過3.4億人)僅擁有全國1%的財富。

貧困在農村尤為普遍，但在城市中也存在，尤其是在政府新建設的城鎮之中。政府計劃到2020年將1億人口轉移出農村地區，因為他們認為這樣能夠提高居民收入。

但在許多情況下，城市化進程讓貧窮的農民失去了收入來源。新城市的物價要比農村高得多，但卻沒有足夠的工作崗位。等待這些搬遷家庭的往往是失業或不穩定的就業。政府只不過改變了貧窮的形式。

政府推動城市化，主要不是改善窮人生活，而是為了把居民吸引到過去十年瘋狂建設的數十座鬼城，從而避免房地產市場的崩潰。

在去年10月中共十九大上，習近平稱“減貧”是他未來五年任期和“中國夢”的關鍵工作。他承諾要在2021年，也就是中共建黨100周年時，消滅貧困。根據官方數據，現在只有4300萬中國人生活在官方貧困線之下。但是這個貧困線非常低，只有每年家庭人均收入低於2300元時才會被視為“貧困”。

所以一些批評者嘲諷這是“數字扶貧”。設置很低的貧困線當然可以獲得令人驚嘆的宣傳效果，但卻無法改變數千萬貧困家庭的經濟狀況。

傑瑞米柯賓

驅逐“低端人口”

去年11月，北京的一個農民工聚居的地區發生火災，造成多人死傷，北京市政府以“消防安全”為名，開始大規模驅逐和拆除農民工居住區。成千上萬的人被要求離開北京，在寒冷的天氣裡，他們沒有住宿、補償或其他援助。許多人在這次驅逐行動中失去了他們的財產。警察甚至禁止非政府組織和誌願者組織為被驅逐者提供食物和住所。這場聲勢浩大的“社會清洗”運動以殘忍的方式進行，在社交媒體上引起了激烈批評。政府和媒體聲稱這些措施針對的是“低端人口”，令批評更加猛烈。

北京的大規模驅逐行動，與其他城市的規模較小的行動類似，是為了清理舊平民區，然後重新建設高檔住宅，從而讓房地產公司和政府得到更多的收入。

在像北京這樣房價高昂的城市中，農民工不得不居住在擁擠、不安全、狹小的房屋裡。北京現在是世界上房價最高的城市之一。驅逐“低端人口”的行動揭露了當局真正的面目:傲慢，貪婪，對窮人充滿了階級蔑視。

中國政府承諾將改革戶籍製度，但他們並沒有廢除戶籍製度，而是引入了“戶口2.0” 。雖然有一些小修小補，但仍然限製窮人遷移。較不發達和吸引力較低的“三線”和“四線”城市將放寬戶籍限製，以吸收來自農村的部分人口，但最富有的“一線”和“二線”城市將會收緊政策，從而限製“低端人口”。

王福滿的照片在社交媒體上引發了激烈的爭論。中共當局竭力控製輿論，官方媒體將註意力集中在王福滿一家以及他的學校和同學所得到的慈善捐助上。一個商人甚至給了王福滿的父親（一個建築農民工）提供了一份離家更近的工作，這樣他就可以和孩子住在一起。

國有企業和共青團捐贈了資金、冬季服裝和供暖設備，並得到媒體的廣泛宣傳。王福滿的故事感動了全中國成千上萬的人，他們捐出了超過220萬元。

“慈善”捐款

這些慈善捐助或許體現了中國人民的善良，但是慈善並不能消滅貧窮。貧窮時現在這個社會製度的一部分，而這個社會製度只能通過群眾性的政治行動才能改變。而且也沒有人知道，這些捐助究竟有多少真的到了王福滿一家手裡或者被用來減輕貧困。

政府部門和企業迅速搭上這股慈善潮，為自己樹立良好形像。對於像共青團這樣富裕的官方組織來說，這點捐贈是微不足道的，但卻可以起到很好的宣傳效果。這些資金是公共資金，應該被投入到教育和其他服務中，而不是用展現政府的“慷慨”。政府是希望掩蓋自己製定反工人階級政策的責任，這些政策使得窮人更窮、富人更富。這些措施包括將大筆公共資金浪費在華而不實的基建項目上，而且這些項目往往有利於裙帶資本家。

政府及其各個政府部門都在提供“慈善”，但與中國的大規模貧困相比，這根本起不到實際作用。勞動群眾需要的不是“慈善”，而是充分的教育開支、提高教師工資、停止關閉學校、以及在群眾的民主控製下大幅改善農村基礎設施。

農民工所遭受的殘酷剝削和留守兒童的苦難必須終止。這需要立即取消戶籍製度，大幅增加醫療、教育、養老金等方面的財政開支，從而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現代化的福利保障和公共服務。同時也需要向富豪們征收重稅，並沒收中國數百萬間空置住房以供大眾使用。

青年毛左受到警察打壓

自習近平上臺之後，中共獨裁政府大肆打壓異見人士和各種政治討論。雖然大多數國際媒體關註的主要是中國的自由派異見人士，但實際上左翼人士同樣是政府的打擊目標。

2017年11月15日，正在廣東工業大學舉行的一場左翼讀書會突然被警方搜捕，兩名參加讀書會的年輕人（張雲帆和葉建科）被刑事拘留。警方一開始指控他們“非法經營”，隨後又改稱“聚眾擾亂社會秩序”。這些罪名只不過政治迫害的借口。半個月之後，警方又以相同的罪名拘留了讀書會的兩名組織者（鄭永明和孫婷婷），而且還有其他四名參加者正在被追捕（徐忠良丶黃理平丶韓鵬和顧佳悅）。除了孫婷婷之外，其他七人都公開承認自己是毛派。在那場讀書會上，參加者譴責中共獨裁政府進行輿論審查丶打壓言論自由，而且還談到了1989年的中國民主運動，根本這才是他們被針對的原因。

廣州的這場政治打壓並不是一件令人吃驚的事，因為習近平和中共政府早已開始自六四以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鎮壓。但此次的事件更為復雜。習近平比他的幾個前任更熱衷於引用毛澤東的講話。而且剛上臺不久，他就在一場黨內高層會議上提出“不能否定前三十年（也就是毛澤東時代）的歷史”。他推崇毛澤東的做法令包括毛派在內的一些人以為中國正在“向左轉”。習近平之所以要這麽做，部分是為了利用毛澤東在一部分群眾中仍有的威信，鞏固中共和他自己的統治。

“反華勢力”

在打壓親西方自由派異見人士的時候，中共可以謊稱這些人“勾結西方反華勢力”，以圖“顛覆國家政權和社會主義製度”。這種偽造的罪名的確能使當局的政治迫害得到一些民族主義者的支持。但是現在警方聲稱這些毛派青年的讀書會是“反黨反社會”，無疑是令習近平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中共今天的政策是親資本主義的，與社會主義甚至是毛澤東時期的計劃經濟也完全沒有關系。

在中國的年輕草根左翼當中，毛派可能占了大多數。他們雖然反對中國的資本主義復辟，但是由於民族主義立場的束縛，在許多問題上經常站在中共政府那邊，例如反對民主和民族自決權。

警方打壓廣州讀書會的另一個更深層的原因，在於工人鬥爭的發展令中共獨裁政府感到恐懼。而且當局尚未擺脫經濟危機的陰影，經濟狀況如果進一步惡化，可能會引爆群眾長久以來的憤怒，掀起大規模群眾運動，甚至可能威脅中共專製乃至資本主義製度。

青年左翼的增多代表著中國群眾正在激進化。他們嘗試在工人當中宣傳馬克思主義（盡管帶有許多毛主義思想），被中共統治者和鎮壓機器視為一個危險因素，因為中共的統治就是建立在“中國特色資本主義”之上。2014年，廣東工業大學所在的廣州大學城有200多名清潔工人罷工，要求政府在更換外判物業公司的時候給他們合理安置。當時幾所大學的學生曾向罷工工人提供聲援和幫助。

網絡抗議潮

在廣州讀書會事件發生之後，全國各地數百名左翼支持者（包括工人丶學生和少數警察）和自由派學者簽署了聯名倡議書，譴責這場對民主權利和工人鬥爭的打壓。這也鼓舞了其他曾經受到類似打壓的左翼青年站出來，說出他們自己被當局迫害的經歷。這股反對聲浪迫使警方允許張雲帆等四人取保候審。但是他們仍然受到警方監視和騷擾，而且另外四人仍在被追捕。與此同時，許多發出抗議和聲援的左翼團體被當局禁聲，在不久的將來它們很可能也會遭到迫害。

CWI和全世界的社會主義者譴責中共獨裁政府的殘酷鎮壓。我們支持中國和全世界的群眾爭取全面丶真正的民主權利。爭取真正民主的鬥爭同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密不可分。在中國，政府禁止工人成立獨立工會；罷工工人會被逮捕並定罪；近三億農民工受到殘酷壓榨，而且還被當作“低端人口”趕出大城市，為地產開發商讓路。這一系列事實都說明，中共的獨裁統治其實是在保護資產階級的利潤。

一帶一路：有中國特色的帝國主義

對於中國的習近平“強人”政權來說，龐大的一帶一路計劃越來越重要。據《衛報》所說，一帶一路是“全世界最大的建設計劃”。這個計劃想要將超過65個國家連入中國經濟圈。這些國家遍布除了南北美洲之外的所有大陸，總人口45億，是中國的三倍。實現這一目的的方法，是建設一系列由燃料管道丶公路丶港口丶鐵路丶跨國電網乃至光纜系統構成的大型“經濟合作走廊”。

“冰上絲綢之路”

中共獨裁政府將一帶一路宣傳為連接東西方的絲綢之路的現代版。實際上，一帶一路的地理跨度還要大得多。中共提出所謂的“冰上絲綢之路”的覆蓋範蓋，包括冰島丶格陵蘭丶斯堪的納維亞和北極地區。北極是所剩不多的尚未進行大規模油氣開采的地區之一，而且全球變暖造成的北極冰蓋融化也帶來了新的海上航線。

超過130個國家派出代表，參加了2017年5月於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峰會。在這次峰會上，習近平承諾要“建設和諧共存的大家庭”。他說一帶一路將帶來全球化的新“黃金時代”。但實際上一帶一路所展現的是，中國迅速成為一個新的全球帝國主義力量，與以美國為首的老牌帝國主義爭奪經濟勢力範圍。

民族國家已經不足以容納中國經濟。當全球資本主義經濟仍未擺脫危機，各資產階級政府竭力保護自己的經濟利益，令“去全球化”趨勢逐漸壯大時，中國當局擔心自己被關在主要市場之外。

仍處在較低水平的工資，和飆升的住房丶醫療丶教育價格，壓製了國內需求。盡管政府聲稱經濟動力正在順利地從投資轉向消費，但在2016年消費支出仍然只占中國GDP的39.2%。比重與國際水平相比仍然非常低，而且低於中國在1960年代的水平。

“硬著陸”

產能過剩危機是中國當局提出一帶一路計劃的一個重要原因。大量企業沒有銷售市場，通過不斷大肆舉債茍延殘喘，因而變成了所謂的“僵屍企業”。近幾年來，中國當局利用大規模的基建投資避免了經濟增速的驟降，也就是“硬著陸”。它擔心硬著陸會引發群眾騷動。但是這種做法越來越成問題，因為越來越多的基建項目使用率不足（例如鬼城和大白象工程），給本就不穩的金融系統帶來了更大的壓力。

因此中共當局將一帶一路視為救星，用它來為本國的大型基建公司開辟新市場，而這些新市場又通過債務連結到中國經濟。所以中共才會在十九大上，異乎尋常地將“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寫入黨章。習近平之所以這麽做，是為了表明一帶一路是不可撤銷的。除此之外唯一一個被寫入黨章的具體外交政策，是鄧小平在1978年啟動的親資本主義“改革開放”。

帝國主義

一個世紀前，列寧在其深刻分析中提到，帝國主義“爭奪原料產地丶爭奪資本輸出丶爭奪勢力範圍（即進行有利的交易丶取得租讓丶取得壟斷利潤等等的範圍）直到爭奪一般經濟領土。”（《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在亞洲，印度與中國是兩個互相競爭的帝國主義國家。代表著印度帝國主義利益的《經濟時報》，簡潔地描述了由國家資助的中國帝國主義是如何運作的：“中國從較小丶較落後的國家攫取土地和資產的方法很簡單：它向這些國家提供高息的基建貸款，得到這些工程的股權，然後當債務國無法償還貸款時，中國就得到了工程的所有權。”

印度政府顧問Brahma Chellaney準確地稱中國是“債權帝國主義”。不久前中國租借斯裏蘭卡漢班托塔港99年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這個用中國貸款建設的港口位於南亞次大陸的南部頂點，具有重要的地緣政治意義。中國的公司通過借貸在斯裏蘭卡建造了太多有問題的基礎設施，例如“全世界最空的”漢班托塔機場，以至於旅遊公司有專門的路線是去觀賞當地的大白象工程。

目前巴基斯坦是得到中國一帶一路投資最多的國家，在這裏中國的類似行為成了軍方和政府之間政治權力鬥爭的一個焦點。不久前巴基斯坦參議院的一份報告揭露，在未來40年裏，位於俾路支地區的瓜達爾深水港91%的收入將歸中國所有。這座位於阿拉伯海的港口也是依靠中國的公司和國家貸款修建的。

就像南方2700公裏外的漢班托塔港一樣，瓜達爾不僅是一個貿易樞紐，未來一旦發生地區沖突，它也會成為中國的軍事戰略資源。從巴基斯坦當局殘暴統治的俾路支地區到緬甸到印尼，一帶一路工程正在加劇民族和種族沖突，導致當地環境被破壞，居民被迫遷走。

中國在南亞的投資和基建合約大幅增加，激起印度和中國的激烈競爭，使印度成為一帶一路以及中國勢力擴張的主要障礙。而且美國政府也想要同印度合作。最近特朗普重啟了美國丶印度丶日本和澳大利亞的四方安全對話，旨在抵擋中國的擴張。

這些資產階級政府虛偽地相互譴責對方的帝國主義陰謀。工人組織和左翼不應該支持它們當中的任何一方，而需要有獨立的政治立場和綱領。只有國際主義和反對所有國家的資本主義剝削的鬥爭，才能為群眾提供前進的道路。

沖突愈發尖銳

從一帶一路中可以看出，中國帝國主義有一些明顯的特點。首先是它的規模。一帶一路如果真的可以實現，那麽它會是一個龐然大物。其次，它將中國國內的獨特發展模式，也就是國有銀行的信貸支持，復製到其他國家。這種模式令中國得以迅速工業化並升級基礎設施，但也造成了龐大的債務問題。北京希望通過一帶一路的相關貸款將自己的債務問題轉移給其他國家。中國的金融精英認為這可以減輕負債累累的國內僵屍企業對銀行業的拖累。

中共政府在2016年建立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作為一帶一路的輔助工具，以吸引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參與一帶一路計劃。包括英國丶德國和法國在內，目前已有61個國家加入了亞投行。中共政府希望利用西方國家的金融“專長”，使亞投行和一帶一路的貸款業務更符合西方資產階級的傳統做法（就像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由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所做的那樣）。它認為這樣可以減少債務違約的風險。

他們希望借助一帶一路，用政府擔保的外國主權債務替換掉國內的不良債務。但更有可能的情況是，他們最終只會將中國的“僵屍病”傳染到其他大陸上，同時也加劇民族沖突和帝國主義沖突。

習近平能否拆除中國的債務炸彈？

已被阿裏巴巴收購的《南華早報》在最近一篇社論中列出了2018年習近平政府所面臨的三大挑戰：債臺高築丶住房危機和越來越敵對的美國。

長期以來，全球媒體已經就中國債務問題的嚴重程度做了許多評論和爭論。債務占中國GDP的比重已經從2008年141%上升到去年的256%。如果按所謂的社會融資總量來計算（其中包括了影子銀行借貸量），那麽這個數字會達到304%。盡管政府一直在說“去杠桿”（也就是減少債務），但中國債務的增長速度仍然比GDP還要快。

“嚴重扭曲”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際清算銀行等國際資產階級機構已經警告說，中國可能很快就要爆發嚴重的金融危機。去年12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指出，中國的債務增長“與高可能性的財政困難一致”。

中共高官最近的一連串講話改變了以往的鎮定口氣，更突顯出局勢的嚴重性。前財政部長樓繼偉在今年1月於北京舉行一場經濟論壇上說，中國金融系統目前的風險水平可能比2008年全球危機爆發前的美國還要高。他說中國的金融系統“嚴重扭曲”，而且“產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概率是相當大的”。

銀監會主席郭樹清和央行行長周小川也做過類似的警告。今年1月郭樹清在接受《人民日報》采訪時說，必須要「拆解”影子銀行（據估計相當於GDP的125%）。周小川在去年中共十九大上說中國可能會遭遇“明斯基時刻”，亦即投機性金融泡沫的爆炸。

中共政府將防控金融風險稱為未來三年三大“攻堅戰”中的“首要戰役”，可見它對這個問題的重視。這場戰役早在一年前就已開始，然後在十九大習近平鞏固了自己的地位和統治之後進一步升級。一系列事件表明，北京這次“要來真格的”。

土撥鼠之日

但是它究竟能取得怎樣的成果還未可知。過去10年裏，中共政府經常發布虛張聲勢的聲明，宣稱自己要加快推進新自由主義“改革”並收緊貨幣政策，從而讓經濟“更有效率”，但最後還是不得不註入大規模的信貸“刺激”，以防經濟衰退。

傑瑞米柯賓

這一方面是由於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權力鬥爭，但另一方面也是由於統治精英對經濟衰退存在根深蒂固的恐懼，因為經濟衰退將會點燃群眾普遍的憤怒情緒。所以北京的經濟政策不斷在市場化“改革”和政府主導的信貸刺激之間搖擺。一位評論人士曾將這種反覆的循環比作美國電影《土撥鼠之日》（Groundhog Day，一部講述了主角的人生在2月2日土撥鼠日不斷重復的科幻電影）。

隨著2018年的到來，中央政府降低金融風險的計劃給地方政府丶國有企業以及那些收購了大筆海外資產的公司帶來了壓力，因為它們都背負著巨額債務。全國各地的報道都證明，信貸緊縮政策正在導致各地的地鐵丶工業園區等基建項目被取消。海南航空丶大連萬達和最近剛被政府接管的安邦保險等海外並購巨頭，現在正在出售資產以償還債務。

但是中共政府現在處於一個兩難的局面。它想要控製金融投機和債務風險，但稍有不慎則反而會引爆違約潮和金融崩盤。首先崩潰的會是處在邊緣的小型地區銀行丶公司和影子金融機構，然後會像滾雪球一樣引發整個金融系統的連鎖反應。

中國和全世界的影子銀行的問題在於，沒有人知道哪些交易和“產品”是相互關聯的，所以也沒有人知道這些交易和“產品”會如何影響更廣泛的經濟運作。影子銀行以驚人的速度發展成復雜的系統，大批復製西方金融業者創造的各種“衍生品”。只有等到泡沫爆炸時，人們才知道危險在哪裏。

中藥處方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習近平的防控政策可能反而會觸發“系統性的金融風險”。所以一些經濟評論人士很正確地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政府削減債務的決心有多大？

英國最大的獨立研究機構之一“自主研究”（Autonomous Research）的亞洲研究部主任朱夏蓮告訴《彭博新聞社》：“北京政府表面上對於打擊金融風險措詞嚴厲，實際上處理方式卻溫和，因為當局害怕，若采取更強硬行動可能會危及經濟。”她將這種政策叫做“中藥處方”。

她指出，盡管在2017年上半年政府的強硬措施減緩了理財產品的增長速度（理財產品是影子銀行的重要元素），但隨後又出現反彈。總的來說，截至2017年年底，尚未嘗付的理財產品創下了30萬億元人民幣的歷史記錄。

朱夏蓮說：“實際上並沒有任何去杠桿。盡管市場普遍認為2016年的信貸流量打破了歷史記錄，但就新增信貸流量來說，2017年其實與2016年相差無幾。政府在某些領域收緊信貸，但在其他領域放寬政策，最後兩者相互抵消了。多年來我們不斷看到這樣的事情發生。”[彭博新聞社，2018年2月12日]

復蘇？

表面上看來，去年中國經濟有所復蘇，GDP增速達到6.9%，是6年來首次上升。但這只是暫時的穩定，而且它所依靠的是更大規模的信貸刺激（2016年新增銀行貸款創下歷史記錄）和比較有利的國際局勢（例如美國總統特朗普並沒有直接同中國發生沖突）。而且自特朗普上臺之後，美元貶值10%，也減輕了中國經濟的壓力。

美元走弱，為中共政府遏製資本外流提供了喘息空間。在2015-16年間，中國資本外流曾達到非常嚴重的程度，導致中國的巨額外匯儲備在18個月內減少了超過四分之一。特朗普政府指責其他政府“操縱匯率”，而它自己卻故意讓美元回軟，不過這也令中國央行不必每月花費數百億元資金去支撐人民幣匯率。

同時這也幫助北京當局自1990年代以來最嚴厲的資本管控政策取得更顯著的效果。這些重要的外部因素，再加去年上全球經濟和商品市場的些許回暖，幫助習近平當局暫時穩定了中國經濟。但是全球局勢，特別是美國目前的政策走向，仍然非常不穩定。最近全球股市的震蕩已經顯示了這一點。

中國表面上的復蘇並沒有穩固的基礎。中共政府不斷說要拉動內需，但並沒有取得實際成果。去年，中國的智能手機銷量首次下跌，跌幅4.9%，而且拖累全球銷量下跌，因為中國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機市場。市場分析人士稱，中國的智能手機市場已經“飽和”。

去年的一手汽車銷量只增加了3%，是6年來的最低增速。12家最大的汽車公司中，有8家銷量下降。價格虛高的房地產市場令新購房者背上高昂債務，嚴重限製了消費支出。

貿易戰是否正在逼近？

經濟和地緣政局可能會導致今年中美貿易沖突升級。華盛頓政府已經決定對從中國和韓國進口的太陽能電池板和洗衣機征收懲罰性關稅，而且現在它正在對從中國進口的鋼鐵和鋁進行反傾銷調查。在特朗普擔任總統的第一年裏，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繼續升高，創下3,750億美元的歷史記錄（2016年為3470億美元），令特朗普受到一部分美國資產階級的攻擊。

而中國也采取了報復行動，對來自美國的進口高粱進行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中國是美國高粱和許多其他農作物的最大買家，所以美國農作物成為中國報復行動的關鍵目標。中國也已經開始減少從美國進口大豆而轉向巴西。但是貿易保護主義往往是一把雙刃劍。中國進口的大豆和高粱主要用於生產豬飼料，所以從美國之外的地區進口價格更高的農作物會導致中國豬肉價格上漲，進而加重群眾的不滿情緒。

保護主義

與此同時，特朗普指責中國的高科技產業侵犯了美國企業的知識產權，未來他可能也會對此采取行動。製裁中國的高科技產業可能會激起中共政府更猛烈的反擊。

大規模貿易戰的陰影籠罩著依賴出口的東亞地區，可能會加速更廣泛的地區性貿易陣營的形成。但是特朗普政府也面臨著嚴峻的阻礙，特別是因為中國丶日本和其他國家正在與它競爭。中國在反擊特朗普的貿易措施時，也會提升自己對其他亞洲政府的影響力。

雖然資產階級政府在口頭上一貫反對“去全球化”，但其實它們自己也在采取保護主義政策。據世貿組織所說，G20集團在2008至2016間實施了1,583項新的貿易限製措施，而取消的只有387項。

美國資產階級在危機面前驚慌失措，令右翼民族主義者特朗普當選總統，而且全世界其他國家還有許多“小特朗普”湧現出來。這讓人們擔心可能會爆發1930年代那樣貿易戰。去年，特朗普選擇改善同習近平的關系，中國似乎躲過一劫。

但今年的局勢大大不同。不久前，特朗普在國情咨文中將中國和俄羅斯稱為美國在經濟和軍事上的競爭對手，而且他提出要繼續增加美國的國防開支。中國外交部回應稱特朗普的演講反映出“冷戰”思維，但其實中美緊張關系的惡化正是資本主義危機的必然結果。

低薪工作崗位增加

去年看似強勁的經濟增長並沒有改善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和前景，而是如香港NGO“中國勞工通訊”所指出的，“只是創造了更多不穩定的低薪工作，特別是在服務業。工廠仍在裁員，被辭退的工人經常得不到任何補償。”

勞動力市場正在發生整體的轉變，越來越多的工人從事不穩定的非正式工作。大批正式工被轉為派遣工，導致工作條件惡化，許多福利被取消，就連國有部門也是如此。

盡管中國早在10年前就實行了《勞動合同法》，而且政府聲稱製定這部法律的目的之一就是提高工作穩定性，但現在“新興”服務業部門的數百萬雇員在名義上被視為“個人承包商”，使雇主可以不用支付養老金和其他福利。我們在《勞動合同法》出臺時就曾警告過，這部法律不可能使工作更加穩定，原因很明顯：政府禁止工人成立真正的工會，工人自由組織的權利也一直受到打壓。

國家統計局的一項調查顯示，2009年擁有勞動合同的農民工占42.8%，但到了2016年則下降到35.1%。盡管獨裁政府嚴厲打壓群眾抗議，但是嚴峻的現實迫使越來越多的工人發起抗爭。中共政府急切地采取一系列措施維護自己的統治，正是因為意識到危機正在逼近。

“冰花男孩”和中國極度嚴重的貧富差距

據《彭博新聞社》報導，由於股市猛漲，中國女首富楊惠妍（同時也是中國第四大富豪）的財富在2018年的頭4天裏增加了21億美元。35歲的楊惠妍是中國銷售額第一的地產巨頭碧桂園集團的董事局副主席。她的父親是碧桂園的大股東和董事局主席。幾乎與此同時，雲南一個8歲小男孩王福滿的照片在網絡上引起了激烈的討論。王福滿要在零下的嚴寒中走過4.5公裏的山路去上學，當他到達學校時，頭發上滿是冰霜。這個鮮明的對比讓我們看到了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存在著何等殘酷的階級差距。

盡管政府嚴厲地控製著媒體，但“冰花男孩”王福滿還是成為了全國的討論熱點。王福滿是中國6000萬留守兒童之一，他們的父母前往更富裕的地區工作，但是由於腐朽的戶籍製度，不得不將孩子留在家鄉，交給親戚或者鄰居照顧。現在中國農民工（包括王福滿的父親）一年的工資只有大約35,000元，而楊惠妍憑藉飛速上升的股價每秒鐘賺的錢都要比這多。這就是所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習近平口中的“中國夢”。

中國#MeToo運動為政府敲響警鐘

今年元旦，在美國矽谷工作的一名中國女學者羅茜茜在網絡上揭發，12年前她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讀博士時一名導師曾企圖強奸她。她的文章立即得到大量關註和討論。不久之後校方調查證實了羅茜茜的指控，並將這名大學教授停職，而且中國教育部也剝奪了他的榮譽頭銜。

中國的#MeToo運動

2017年的一份調查報告指出，近70%的中國大學生曾遭遇過性騷擾，在女大學生中這個數字是75%。但是由於存在“責備受害者”的文化，只有不到4%的受害者會向警方或學校報案。羅茜茜顯然是受到席卷全球的#MeToo運動的鼓舞，而且她的勇敢舉動也促使更多的中國學生站出來披露自己的遭遇。在羅茜茜站出來之後，更多的年輕女性在中國社交媒體上表示聲援，或者說出自己遭受性暴力的經歷。許多大學也收到了大量關於性暴力的舉報。數十所大學的學生和教師簽署網絡請願書，要求學校和政府采取反性侵的措施。

#MeToo運動蔓延至中國，令中共獨裁政府感到恐慌。盡管教育部和《人民日報》等官方媒體表示對性暴力“必須零容忍”，並且鼓勵其他受害者站出來發聲，但與此同時，反對性暴力的街頭抗議被禁止，社交媒體上的許多請願書和評論文章乃至“#MeToo”和“#我也是”等話題標簽被刪除。雖然中國的#Metoo參與者還很少，而且她們的活動主要局限在網絡上，但政府擔心中國女權主義者會學習國際婦女運動的鬥爭經驗，甚至同她們建立直接的聯系。警方警告一些活動者，他們如果繼續試圖發起公開行動，會被指控“勾結境外勢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包括#Metoo在內的群眾自發行動會推動中國的女性和青年更加激進化。

性別差距不斷擴大

在中國性侵害變得越來越普遍，性別歧視則變得更公開而露骨，都與過去三十年的資本主義反革命有關。在走資過程中，經濟剝削變得越來越殘酷，令女性從嬰孩出世到勞動市場中的地位都出現倒退。

根據最新的《全球性別差距報告》，中國的總體性別平等指數排名已經連續9年下降，現在在144個國家中排第100名，而且實際的性別差距也已經倒退回2008年前的水平。其中最突出的問題之一是男女同工不同酬在持續惡化，女性工資只有從事類似工作的男性的63.4%。而且中國的出生性別比始終是全球最高，也就是說大量女嬰被選擇性流產或者在出生後不久就被殺死。盡管在高等教育入學率方面中國是性別最平等的國家之一，但是大學校園和職場中的性別歧視依然嚴重。去年11月，北京大學中文系前主任溫儒敏在一場寫作比賽開幕式上稱，高考改革後更復雜的語文試題會讓女性學生處於劣勢，因為她們的“思辨能力”不如男性學生。他的言論立即引起廣泛的批評。這也並不是一個個案。此前不久，浙江大學的一名教授被曝光2013時曾在微博上寫道“歷史證明學術界不是女性的地盤”，而且面對激烈的譴責，他聲稱自己沒有做錯，所以絕對不會道歉。

這些貶低女性的言論反映了整個社會中的性別歧視和性別壓迫。今年1月，雲南曲靖市第一人民醫院在多個崗位的招聘啟事中明確提出在同等條件下優先招聘男性，或者只招聘男性。在被曝光之後，院方同樣聲稱自己並沒有做錯，而且找出多個借口為自己辯解。共青團旗下的《中國青年報》公開為這家醫院的性別歧視做法站臺，盡管它也承認“有法律界人士認為，該醫院此舉確實涉嫌性別歧視”。

顯然，要改變這些狀況，就要男女團結起來，為社會主義而鬥爭。#Metoo運動已經表明，所謂的“民主”國家同樣存在泛濫的工作場所性侵事件，這是因為父權壓迫和資本主義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只有當勞動者自己由下而上重組社會時，才能夠消滅性別以及其他各種壓迫。

珠海偉創力罷工遭官方工會破壞

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的官方偽工會，也是唯一合法的工會）再次扮演資本家“第二警察”的角色，背叛工人抗爭。這一次受害的，是珠海偉創力（Flex）工人長達三個星期的大規模罷工。偉創力五間工廠的6000名工人進行罷工，而且組織化程度引人矚目。這可能是兩年以來中國最大規模的罷工。

從3月29日開始，偉創力旗下的跨國印刷電路板製造商Multek發生罷工。總部位於新加坡的偉創力是僅次於富士康的全球第二大電子代工企業。工人得知Multek將被出售給一家中資公司。他們擔心新雇主會降低他們的工資和福利丶或者通過逼迫工人“自願辭職”的方式進行裁員。

在中國許多類似的企業並購之後，工齡較長丶工資較高的工人往往首先成為裁員的目標。Multek雖然宣稱未來工人的工資丶福利和工齡等各方面的待遇不會改變，但卻拒絕簽署任何書面協議作為保證，更加深了工人們的懷疑。因此工人要求Multek與他們解除勞動合同並支付相應的補償，然後由工人自己決定是否為新雇主工作。但工人的要求再次被拒絕。

在一份聲明中，罷工工人指責偉創力將工人像廠房和機器一樣隨意出售。而資方則以強硬手段回應罷工。資方恐嚇說，如果4月4日前不復工就會受到嚴厲處罰，並給予復工的工人一千元作為“獎勵”。

警察的角色

從4月8日開始，資方雇用保安人員毆打工人，這顯然得到了警方的默許。有工人抱怨說，警察只保護有錢人。有些工人被管理人員沒收了員工證，並被禁止進入工廠。

近年來因企業並購而發生的類似罷工事件時有發生，而今次這場鬥爭持續的時間尤其體現出工人的鬥誌，同時也說明習近平的專製統治和中共統治下的資本主義並非像表面上那麽穩固。它仍然面臨著群眾抗議，而且在2018年的頭三個月，工人罷工次數比去年同期更多。

中國資本正在強大起來，並收購愈來愈多的外資，但很多例子證明由中資接管後企業的勞動條件更加倒退，證明所謂“民族強大”會令人民幸福是多麽荒謬的理論。實際上正因為中國資本更受中共國家機關直接保護，其剝削可以更為惡劣。

當地政府和作為中共統治工具的官方工會無疑不願得罪這個“對珠海經濟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的公司。在罷工的頭兩個星期，官方工會一直沒有露面。而當他們開始介入事件時，他們所支持的不是工人，而是偉創力公司。最終工人被迫結束了罷工，但他們的訴求沒有得到滿足。這令他們感到憤怒和失望。

“煽動者”

當地工會官員為自己破壞罷工的作法辯護說：“地方黨委要求我們維護社會穩定”。被中共及其偽工會視為“不穩定因素”的，不是像偉創力這樣使用威脅和暴力的公司，而是通過罷工反抗公司剝削的工人。偉創力的工會官員一方面贊揚公司，另一面將罷工怪在”煽動者”的頭上——中共一貫用這個詞語來稱呼任何敢於挑戰它的人。

珠海罷工的慘痛經驗再一次證明，工人需要由自己民主控製的獨立工會。只有這樣工人才能有效地組織起來，反抗資本家和專製官僚政府。

中共加緊網絡管控   引發廣泛抗議

不久前，當局進一步收緊網絡言論空間，包括新浪微博清除有關同性戀的內容，以及“內涵段子”等娛樂性的手機軟件被關停。但是這些措施激起了當局意想不到的反沖。廣泛的抗議迫使當局不得不做出一些讓步。

#我是同性戀#

4月13日，新浪微博發出公告稱，將根據《網絡安全法》清理涉及色情丶暴力和同性戀的內容。隨後不久，一個旨在促進性小眾權益的微博帳號“同誌之聲”在新浪的要求下停止更新。公然的歧視立即激起了性小眾和支持性小眾平權者的強烈的抗議。僅僅一天時間，17萬微博用戶使用了#我是同性戀#等話題標簽表達憤怒，相關文章瀏覽量高達2.4億次。盡管新浪微博很快刪除了這些話題標簽以及15萬條相關評論，但是抗議的聲音依然不斷出現。同誌之聲的負責人說：“大家很憤怒，很多人選擇不再依靠同誌之聲去發聲，而是自己發聲”。中共全面壓製言論空間，只會令更多原本沒有“顛覆思想”的性小眾和女權運動也會被政治化，走向反對專製獨裁的道路。這也是習近平加強獨裁會自招危險的原因。

中共當局對性小眾一直存在著公開的歧視。2017年6月，廣電總局下屬機構禁止節目中出現有關同性戀的內容，稱同性戀屬於“非正常的性關系丶性行為”。今年4月上映的一部根據同誌小說改編的電影，被刪減到幾乎看不出同性愛情的程度。另外有兩部同誌電影突然被北京國際電影節撤下，人們普遍認為這是剛剛接管電影審查權力的中宣部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