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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傑瑞米柯賓

中国劳工论坛谈中国社会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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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7 21:11:52 |显示全部楼层
債務危機

無論即時後果是什麽,近日的戲劇性事件是對中國不可持續又大規模的金融體系不平衡響起了清晰警號。

“我想人們不真正明白的,是(危機)程度已經不止於流動性危機,而是債務危機,因此這不是可以消失的。”北京經濟學者楊思安(Anne Stevenson-Yang)指出:“他們的現況是,他們整個經濟體是以債務運行的。”

即使中國銀行體系及經濟很大部分是國有的,而且國家由獨裁者運作,令其有自己的獨特性質,但這不會容許中國違反經濟的地心吸力原則。正如《社會主義者》雜誌曾經警告,在目前累積的債務規模下,特別是自從2008年中央政府的4萬億人民幣刺激方案後,中國金融危機只是時間問題。惠譽國際評級公司最近的報告指,相比起隨著刺激方案而來的“現代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信貸臌脹,4萬億本身只是冰山一角。

惠譽的報告指,直至2012年末,中國各銀行及影子金融機構的未償還債務由2008年GDP的125%,上升至GDP的200%。《中國證券報》發布了更高的數字,指金融體系的總信貸高達GDP的221%。從2008-12年,整體信貸從$9萬億美元上升至$23萬億美元。“他們用五年復製了整個美國商業銀行體系。”惠譽的北京高級董事朱夏蓮(Charlene Chu)指。

從政府較早前試圖猛烈煞車而起不到作用,可見中央當局失去對信貸膨脹的控製。單單2013年的第一季,中國放發了7.5萬億人民幣的新貸款。正如湯姆.荷蘭(Tom Holland)在2013年6月25日《南華早報》指出:“這比起中國奧運投資暴漲的2007年整年創造的信貸更多。”

註入龐大信貸變得必須,是為了避免舊債變壞,觸發公司破產浪潮及負責累累的地方政府違約。根據法國興業銀行的研究所指,中國公司今年的總利息償還將會達至1萬億美元,多過任何其他國家。

工業領域由於大規模產能過剩而減低了利潤,導致很多新信貸都被用來投機在房產、商品或其他新形的影子金融產品,谷起了金融泡沫。中國的房屋市場有著歷史上最大的房產泡沫,有大批房屋空置,也有“鬼城”破壞風景。

影子銀行擴大

根據摩根大通集團所指,2010-12年期間,影子銀行業的規模上升了一倍,貸款總值36萬億人民幣(GDP的69%)。影子金融體主要由“不上資產負債表”的貸款和投資產品組成,由國有銀行製造出來,逃避政府的控製並隱藏不良貸款。惠譽的朱夏蓮估許,影子銀行大約四分之三的交易都直接或間接與主流銀行有關。

引用《博彭通訊》的一份報告,從影子銀行的擴大,可見中國經濟體成為了“信貸廢品舊貸商”,每當政府政策限製從正規銀行獲得信貸時,銀行就“走後門”。最近幾個月,影子金融體的擴大加速,是大部分的新借貸造成的。

2013年首五個月,社會融資總值(經濟體總信貸的量度指標)從2012年增長52%,當中有三分之二來自影子金融業。這肯定是危機將至的信號,亦解釋了過去一星期央行的激烈行動。

經濟的陣痛將至

信貸收縮發生在一連串暗淡的經濟數據公布後。上周有統計指,6月中國製造業活動跌至9個月新低。匯豐銀行的采購經理人指數的預覽指數從5月的49.2跌至6月的48.3(低於50即負增長)。不只製造業進入蕭條,本周發怖的《中國褐皮書》報告指:“早前強勁的零售及服務業現在收入開始下降,經濟正在全面衰弱。”

去年夏天,中共十八大前為了帶起經濟增長而推出迷你刺激方案(總值約$1,600億美元),效果明顯已逐漸消逝。這預告了一個未來的嚴重問題 - 新信貸產生的經濟回報是遞減的。“過去四年,每一元人民幣所產生的額外GDP增長由0.85跌至0.15,是枯竭的信訊。”安布羅.伊萬斯普裏查德在2013年6月16日《每日電訊報》指出。

《金融時報》將央行的強硬措施詮釋為“是好新聞也是壞新聞”,寄望這會阻止未來階段更嚴重的信貸崩潰。但這報章又說:“製止信貸暴漲往往是危險,特別在中國,很多信貸都潛伏在資產負債表外,常常在龐氏騙局式的交易,並受不穩定的流動性環境影響。在這些市場同時進行調控和限製流動性,增加誤算的危機或意外,可以激發當局想避免的不穩定。”

即使中國的央行在目前僵局“打贏”了各銀行,並成成灌輸更嚴格的信貸紀律,這仍會推高借貸成本,讓整個經濟體吃了痛楚的藥劑,並進一步令GDP增長減緩。公司債券市場已經受到打擊,增加了公司的借貸成本。正如日本野村銀行警告:“我們期望未來幾個月一個痛苦的去杠桿化過程。製造業和非銀行金融機構會發生一些違約。”

雖然現在可能避免了全面的金融危機,目前空前的債務水平對整個經濟體仍然將會負擔沈重。正如惠譽的朱夏蓮警告:“如過去一樣,他們沒有辦法丟棄資產問題。我們想這個銀行危機會與1990年代末非常不同。”

中國大部分的經濟體都是國有的,當銀行崩潰時,政權都不會袖手旁觀,而會與1990年代一樣介入從而挽救危機中的機構。但即使政府拯救銀行,今天要付出的代價比15年前更沈重,而且嚴重拖累未來的經濟增長。同時,透過通漲、征重稅以及公共領域重組架構,巨大的成本將會落在中國人民身上(特別是工農和窮人)。BBC的財經編輯佩斯頓(Robert Peston)警告,中國“愈來愈危險地與日本1980年代相似 - 大規模投資泡沫緊縮,妨礙了一整代的增長。”

央行現時的賭博適切於習李的公關形象,兩人都想在執政早期表現自己是“當真的”。正如媒體報導,他們計劃在今年秋天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中推出重點的親資經濟改革方案(可能今天對銀行的有意破壞是“市場力量”扮演更大角色的例子)。但中共最害怕的是政局不穩、群眾上街,即類似“金磚四國”其他國家例如巴西大規模反抗的前景,中國領導人無疑在緊盯著巴西局面。從目前金融業的不穩定可以論證到,中國的“奇跡”年代已經過去,中共獨裁者面臨動蕩無常的未來。

中國:李克強準備經濟“休克療法”

高盛的中國發言人哈繼銘最近宣稱:“中國基本上告別了8%的GDP增長”。該銀行在6月的研究報告進一步預測,“從現在至2020年的7年間,年均增長率可能會下降到接近6%”。盡管,與大多數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疲弱的表現比起來,(如果官方數據可靠的話)這一經濟增長率仍然很高,但中國經濟已經離開了快車道。就算未來幾年的增長率保持在7%以上(許多人現在都很質疑),中國經濟也已經陷入嚴重危機之中。債務水平激增,失控的“影子銀行”信貸急增,讓中央政府掌控經濟政策的努力失效。工業產能過剩和過度建設前所未有,表明了未來會面對痛苦的經濟“改正”和可能的“硬著陸”,形成總理李克強展望的“痛苦的經濟轉型”的背景。

除此之外,中共政權本身也到達了一個轉折點。由於習近平拼命解決激烈的內部矛盾,並想化解日趨嚴重的合法性危機,試圖鞏固自己的權力,重要的轉變因此發生,當中一點是告別以前的“集體領導”模式,嘗試強加一種“波拿巴主義”的個人獨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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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7 21:12:53 |显示全部楼层
“怪物經濟”

許多評論者說,中國經濟已經變成了一個弗蘭肯斯坦式的怪物。《彭博社》稱:“這是非正統實驗產生出來的一只強大的怪物,並越來越脫離其製造者的控製。”當然人們也可以對歐美經濟作出相同的評價,而且新領導人的親資政策無法解決問題。但是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爆發後,中國推出2008年的刺激方案,自此中國的債務爆炸性的擴張,是任何大經濟體沒有發生過的。整體信貸在2008-12年間,從9萬億美元躍升到23萬億美元。惠譽的北京高級主管朱夏蓮說:“他們在5年間復製了整個美國商業銀行系統。”

越來越多的評論者將當前中國緊張的金融局勢和美國在銀行崩潰之前的形勢比較起來。渾水研究公司曾經揭露過數宗中國公司帳目醜聞,該公司的卡森.布洛克警告:“我們認為中國國內銀行系統是一個爛攤子,巨額的不良貸款,或者貸款等著走壞。中國放貸人的問題比金融危機前夜的西方銀行業問題更大。”

中國影子銀行業占去年新增信貸的50%,其增長尤其令人關註。不僅是信貸的龐大規模展現了(僅僅上任7個月的)習近平和中共新領導層目前的嚴峻問題,而且大多數影子銀行實際上是主流銀行的分身,顯示中共獨裁失去了對銀行系統的控製力。這反映該經濟體走向“金融化”,新增信貸註入到投機或者回收舊貸款,而不是進入生產性的投資。

一間國有鋼廠的副總經理解釋這現象的基本理由,他以匿名對《路透社》說:“我們能把資金用於擴大生產嗎?絕對不行。如果我們生產更多,只會損失更多。我們只能依靠其他渠道。”他解釋,鋼廠每賣出一噸鋼,就會損失一兩百元人民幣,因此轉而通過“委讬信貸”(影子銀行業的類型之一)放貸。這只是許多非金融國企從事影子銀行活動的一個例子。

23年來最慢的增長

去年7.7%的GDP增長是13年來最低的。如今許多人估計,政府不會達到GDP增長7.5%的目標,如果真的如此,2013年的增長將會是23年來最慢的。在最近省級官員參加的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習近平說:“再也不能簡單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來論英雄了。”這顯示,他的團隊強調遏製失控的信貸,約束大量愈來愈浪費性的投資。然而,改變經濟道路決不是簡單的任務,存在著各種風險,包括金融泡沫爆破、銀行危機或者信貸擠壓而引發硬著陸。
6月份的信貸短缺震驚全球金融市場,是一個警告。央行和總理李克強試圖加以控製國有銀行系統和影子銀行金融新工具 - 類似於拖垮美國銀行體系的金融衍生產品。然而,原本這是為了拆除債務炸彈,卻帶來了相反的效果:由於主流銀行紛紛籌集新基金,造成影子銀行的新放貸在6月份同比上漲67%。這迫使李克強和央行從最初的強硬立場退讓,向貨幣市場註入更多的流動性。

中國出現有史以來最大的房產泡沫,當中很大一部分的房屋空置。目前世界城市建設的60%都在中國,然而每建成一套面向中低收入人士的房屋,同時就有十套豪華房屋建成(如上圖)。不用說,這顯然不反映該國的經濟人口分怖。根據官方數據,2011年的房價是2007年的四倍。最近一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報告稱,現在世界上10個最難負擔的房屋市場中有7個在中國(北京、上海、深圳、香港、天津、廣州和重慶)。建房熱潮令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背負上沈重的債務。官方《新華社》在7月5日報道,內蒙古煤城鄂爾多斯的區政府被迫借貸來支付職員工資,而當地地方政府積累了2,400億元人民幣債務,但該市去年的財政收入只有375億元。鄂爾多斯並非只是特例,而是更廣泛的問題的一個征兆。

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承認,中央政府並不了解地方政府積累了多少債務,警告說之前公布的估計值過低。2010年的一項政府報告稱,地方政府債務為10.7萬億人民幣,相當於當時GDP的25%。然而,根據前財政部長項懷誠的說法,這一債務現在很可能超過20萬億元。但是,2010年之後就沒有完整的數據公布,政府顯然害怕真實的畫面會毀掉中國銀行業(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立的華麗外表 - 似乎健康的資產負債表和極低的不良貸款率。

從“漸進式改革”到“休克療法”?

總理李克強的經濟議程,綽號為“李氏經濟學”,即通過“痛苦的”重組銀行和國有行業,以實現可持續(即更慢的)GDP增長,讓經濟遠離史無前例的債務水平,而依靠更多消費和私人投資。他在三月底首次以總理身份露面時,告訴世界媒體:“這是自我革命,會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覺,”。國家媒體反復提及這一主題。在6月份信貸緊縮時,《新華社》評論:“為了建設更可持續的經濟,銀行業第一個承受這種痛苦, 但肯定不是最後一個。”

李克強的經濟團隊被國際資產階級譽為最具“改革頭腦”,由朱镕基的前助手主導,包括副總理馬凱、財政部長樓繼偉和央行行長周小川,其中馬凱和周小川都是太子黨。朱镕基班子的“業績”包括毀掉六千萬個國企工作崗位。

李的政策,如果全面實施,相當於用通縮的“休克療法”震動(以資本主義“市場”實踐運行的)經濟,因為除此之外幾乎已經無路可走。“休克療法”並不來源於意識形態(新的中共領導人們是“現實主義者”,其目標在於關鍵的國家主導的部門,特別是金融部門,而不是在整個經濟實施。其目的在於打破當前國有部門對信貸的依賴,以及隨之而來的閑置產能。所采取的方式是通過私人投資將這些部門置於更大的“市場力量”之下。但是這是一個高風險的做法,而且已經面臨一些重大的問題。“李氏經濟學”的一個即時效果是,實際貸款成本(高於官方利率)上升可能導致進一步的信貸荒,而這可能讓政府希望的“受控製的”減速變成全面的衰退。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可能面臨會否拒絕註入新的刺激措施的一場提早試驗。

資產階級評論家(從全球危機中甚麽也沒學到) 贊揚中共新領導層的“強勢”開端,將之視為把中國轉向可持續增長軌道的唯一途徑。但是俗話說,事與願違。李克強計劃的改革給全球GDP帶來的影響很可能是負面的。中國是過去十年創紀錄的燃料和礦物價格(尤其推動了非洲和拉美的經濟增長)的“大宗商品超級周期”的主要引擎。中國也是124個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把美國擠到世界第二位(76個國家)。中國經濟增長變得緩慢的步伐,將波及曾個全球經濟,將資本主義的問題擴大到世界範圍。“世界對中國經濟的新常態做好準備了嗎?”“李氏經濟”的堅定支持者斯蒂芬·羅奇(Roach)提出了這個問題。

太子黨和中共

十八大(去年11月),一黨專政頂層進行所謂的“權力交接”。中共有時被稱作“一黨兩派”——指的是精英太子黨派別和平民出身的團派。來自“紅色權貴”家庭的太子黨,首次占據獨裁製度中大多數頂層席位。這顯示了他們對未來的擔憂和拒絕政治改革。通過新式的王朝繼承,統治精英希望確保一黨專政的延續,來保護他們紙醉金迷的財富(通過掠奪大量國家資源得來的)。習近平家族財富估計為3.76億美元;是(包括17名百萬富翁的)英國內閣成員總財富的三倍。其他頂層太子黨積累的財富甚至更多。正如被推翻的中東獨裁者的腐敗集團,太子黨明白如果一黨專政垮臺,他們就完了。他們的任務是不惜一切代價保護這一製度。

習近平是太子黨的頭目,然而他不想只作為太子黨派別的工具,而是想建立他自己的權力基礎。他在兩派中找平衡,左右逢源。這一平衡手法同樣是為了控製激烈的派系競爭,防止出現公開的分裂。表現出的是,習近平的陰謀活動加強了該政權精神分裂的特征,政策之間互相沖突。當局越來越民族主義,強行幹預有爭議的海域,而這表面上否定了北京向美國和東南亞國家(但還不包括日本)尋求“共同”解決方案的和解姿態。一方面快速升級其軍隊,擴大其在拉美和非洲的影響力(派遣戰鬥部隊到馬裏,而這已經是其第四次參與聯合國幹預非洲的行動),而另一方面中共希望避免和美國直接沖突,這顯示在其對前美國國家安全局人員愛德華・斯諾登的立場上。

習近平的“毛轉”是這些互相矛盾的政策中最突出的:在講話中引用毛語錄和在一定程度上借用身陷囹圄的薄熙來的風格。但是這絲毫沒有任何激進和反資本主義的東西。毛的幽靈被用來打壓異議聲音(包括在該政權機構內部),尤其壓製呼籲民主化(所謂的政改)的聲音。像鄧小平一樣,習近平明白“打左燈向右轉”。他和總理李克強計劃在今年秋天的中全會上提出大規模的親資本主義經濟“轉型”計劃,其中和可能包括金融業去管製,開放一些國有壟斷行業以及私有化。當然可能包括一些受歡迎的民粹主義的措施,如改革類似種族隔離的戶籍製度(即使如此,也會是有限和漸進的)和可能部分放松獨生子女政策。

拒絕“民主化”

習李領導層尋求鞏固專製統治的同時,通過一些經過選擇的和很大程度上是形象工程的政策來贏得回公共支持。如打擊腐敗和“享樂主義”以及越來越民族主義的論調。但是其拒絕政治改革,害怕哪怕是有限的民主化都有風險引發政治危機,加劇群眾反抗和瓦解中共黨國維持內部沖突派別的“自我紀律”。土耳其、巴西和埃及的事件加強了習近平反對政改的決心。莫爾西在埃及被趕下臺後,國營媒體出現一系列的文章回應,例如《人民日報》和《環球日報》都強調社會穩定和警告“西方模式的‘一人一票’民主製度”。

“中國領導層從埃及得來的教訓是他們必須得緊緊把握權力,”政治評論人章立凡說。“經濟現在面臨走低,身處北京的領導人需要更迫切地維持穩定。任何權力的損失都有可能讓他們崩潰。”然而這並不是什麽新的評論,而不過是再次加強了習李領導層的這一面貌。中國觀察家羅德裏克·麥克法誇爾(Roderick MacFarquhar)說,習近平“癡迷於戈爾巴喬夫現象,他不想成為歷史中的中國的戈爾巴喬夫。”

群眾鬥爭:一個學習曲線

當前有持續大量的群眾鬥爭,然而仍然相當分散。2012年發生了18萬起和土地有關的抗議,以及不計其數的罷工。在2011年爆發重大抗爭的烏坎村,前抗爭領袖之間發生分裂,並被指責沒有實現要求取回被盜土地的訴求。烏坎無疑是一場非常重要的鬥爭,因為村民在他們的鬥爭中民主地自我組織取得的程度。不幸的是他們 在2011年12月 把同意解散這一民主組織作為條件和中共省級領導人達成協議。認為獨裁製度中沖突的一派會放出“改革”立場信號的想法被證明是錯誤的,正如在烏坎村,空頭許諾往往“像會跳票的假支票”伴隨著更多的打壓。這些悲慘的經驗無疑教育了一些土地活動分子和其它人對中共的任何層面都不抱信任。

北京一家藥用品工廠的一百名工人由於未被支付遣散費把美國資本家劫持為人質,成為了世界新聞。這一策略越來越被廣泛使用,五名中國經理(上海中技樁業)由於工資拖延而被劫持五天。

由於經濟轉壞,引發一波外包,企業倒閉和搬遷潮(包括般到工資更低的經濟體,如孟加拉和柬埔寨),大多數罷工是抵抗性質的——要求未支付的工資、獎金或者企業倒閉或企業搬遷的賠償。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數據顯示,2012年有6.20萬工人由於工資拖欠向當局投訴,總共涉及200億元的工資。而這或許只是冰山一角。

隨著經濟減速,工人面臨重大的新挑戰。新政府毫不避諱其推動“痛苦的”政策的計劃。盡管習近平和李克強希望在這一藥片上裹上一些民粹主義承諾,如擴大福利復蓋(我們早已聽過了)和改革戶籍製度(我們也聽膩了)。該政權從其階級立場出發毫無選擇,只能發起對工人階級和窮人新一輪的攻擊,讓他們來支付中共獨裁者們和他們的資產家同夥的投機盛宴。高度負債的地方政府(債務超過全部政府支出的80%)難以提供資金用於擴大福利網絡或者(通過戶籍改革)吸納進移民工人。正如在許多其他例子中,地方政府將竭盡全力來規避和忽視中央政府施加的社會支出新承諾。

這些矛盾為即將到來的時期的群眾抵抗的爆發準備燃料。新的內部危機和經濟沖擊可能讓政權內部癱瘓,並打開可以讓工人階級用來贏得讓步和自我組織的開口。建立工人組織(最初是地下的)和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政黨,對於組織反抗資本主義危機和獨裁統治的鬥爭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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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7 21:13:55 |显示全部楼层
深圳:和黃旗下鹽田港碼頭工人再起工潮

綜合網絡與社交媒體消息,9月1日(星期日)起深圳鹽田港數百名吊機和作業工人因不滿工資過低和公司不履行發放子女獎學金的要求而發動持續2日的罷工。

深圳鹽田國際碼頭是由香港首富李嘉誠的和記黃埔集團與深圳國資委等

合資經營的國際集裝箱碼頭,分成一、二、三和東港區碼頭。和記黃埔間接控製股份約占三分之二左右。今年四、五月間香港持續四十天的碼頭工人大罷工也是發生在和黃集團下屬的香港國際貨運碼頭。當時和黃集團為破壞香港碼頭工人的罷工,和黃集團曾將大量作業貨物與船舶轉至一河之隔的深圳鹽田港。(可參見中國勞工論壇5月14日發布的《碼頭工人罷工四十日後結束》一文。

與香港國際貨運碼頭的工人一樣,目前在鹽田國際碼頭一線作業的工人多為外包的承包商雇傭,隸屬於近20家不同的承包商,工人多以外省工人為主。工人平時工作需要日夜24小時三班輪休排班,有些工人因此甚至三、四年春節不能回家。事實上早在2007年時鹽田港近千碼頭工人就因為十年間沒有漲過工資,而進行為期4天的大罷工。當時深圳市政府直接介入勞資糾紛,迫使工人復工。此後工資雖然得到部分調整,但工人要求建立工會等訴求並未得到實現。

但即使在2007年罷工後進行的工資調整仍是杯水車薪,根本沒有解決工人的生計問題。2009年鹽田港還曾發生過小規模的工人罷工。根據網絡披露的2011年鹽田港外包碼頭工人收入標準,一線理貨工人時薪水為每小時10.5元,吊機司機的時薪為每小時11.5元,迄今未有新的調整,遠低於2013年深圳當地規定的14.5元的最低時薪。(詳情請見《深圳鹽田港碼頭工人加薪“黑幕”》一文。

公司為安撫員工曾經承諾的給予子女就學提供獎學金的許諾也從未兌現。加之最近,由於經濟不景氣,據說碼頭計劃將工人的每周工作時間從原本每周至少五個工作日調整為每周四個工作日,這就意味著工人的收入將進一步減少。

因此從8月起,不少工人就開始向直接雇傭的承包商和鹽田港碼頭公司申訴要求調整工資,但是未獲得任何積極回音。故從9月1日(周日)起發動正式罷工,要求管理層對經濟訴求盡快答復。據參與罷工的工人表示,此次罷工幾乎是多個部門多個組別的全員參與,而非少數人的局部罷工。

根據目擊者和部分貨物運輸從業人員的網絡描述,由於罷工,待裝貨和裝箱船只無法離港,而送貨的船舶停在外港遲遲無法靠港。並有大量待作業的集裝箱滯留港口或無法進入堆場停留在路面,造成鹽田路明珠道路段往鹽田港碼頭的道路嚴重堵塞。

罷工發生後,保安已經封鎖碼頭與港區,深圳當地媒體試圖進入現場采訪也被阻攔。而網絡上除了在微博、個人博客、推特和部分海外中文上有對罷工的零星披露外,沒有任何主流網站進行報道。事實上2007年鹽田港碼頭工人罷工曾經得到包括網易和新浪等主流網站的報道。

根據鹽田區政府官方微博9月2日中午消息(@鹽田發布),鹽田國際集裝箱碼頭公司約250名岸吊及龍門吊司機集體停工聚集在鹽田國際大廈食堂內,反映加薪等系列訴求,導致國際碼頭內船舶靠岸後部分生產操作受到影響。我區人力局等相關部門第一時間趕往現場進行調解,經過協商,目前雙方初步達成一致意見,現員工已陸續離開聚集地,返回各自工作崗位。

但是,據一些貨運從業人員晚上九、十點在微博上發布的消息,當天下午鹽田港碼頭仍然處於半停工狀態,無人進行裝箱、吊運和查驗等作業,外港待泊船舶仍未正常進港。所以,罷工是否如官方所說的已告結束,還是勞資雙方仍在博弈之中,有待進一步觀察。

中國勞工論壇和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深圳鹽田港碼頭工人的罷工抗爭,正如當初支持香港國際貨運碼頭工人的罷工一樣。無論是2007年鹽田港罷工和今年香港碼頭工人罷工的結果都說明,工人階級需要一個由工人自己民主選舉產生的具有鬥爭意誌的獨立工會,需要不同工人間的階級團結和互相支持,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反對資本家和當局的分化瓦解與殘酷剝削,團結工人的階級力量並實現自身的經濟與政治訴求。而不到半年,在一河之隔的深圳鹽田港碼頭工人和香港國際貨運碼頭工人的發生的兩場罷工更是說明團結抗爭的現實意義。

中國:一黨專政的十字路口

中國已進入了一個尖銳危機的時代。領導人顯然也了解到了,新任國家主席習近平承認現在的危機可以在十年內威脅到中共政權的存亡。而新任總理李克強則不斷警告著改革的必要與「痛苦」。

既然新的領導們都認識到改變的必要,那他們會進行哪些改變?而這些改變又會走到多遠呢?

過去的幾年我們不斷警告著中國的經濟將面臨崩潰。現時的經濟已經對信貸上了癮,在某些方面中國的信貸危機比2008年美國的金融爆破前還要嚴重。房屋投資現占中國GDP的14%,而2008年時只占美國GDP的6%。而不受控的影子銀行已經達到3.6兆美金,相當於德國的GDP的總和。

地方政府的欠債亦是危機所在。一份2010年的政府報告指出地方政府的債務是1.6兆美金,占當時GDP的25%。但一名前財政部部長指現在的地方政府欠債已達到3.3兆美金。

產能過剩是這一危機的表現,新的信貸成為了不顧社會經濟需求和實際需要的盲目投資。估計中國40%的工業產能是在長期待機,而在部分行業這數字更達到一半。中國在風力發動機及太陽能電板領先世界,但大約三分二的風力產能被浪費掉。而太陽能產業同樣擁有大量的過剩產能,中國的太陽能電板的生產是全球需求的兩倍!江蘇榮升製船廠是中國第三大製船廠,​​而今年還沒收到一張訂單!製船業的老板們警告中國一千六百間製船廠將可能在2015前有近半會倒閉。這最終可能不會發生,畢竟地方政府或銀行會不理北京的意願插手拯救倒閉企業,而這只會加大產能過剩的問題。

惡化的經濟數據更證明了這一點。各大預測機構,包括國際貨幣基金會,都降低了對中國今年GDP增​​長的預測。 2013年的經濟增長很可能只有7.5%,是23年來最低的。而這仍然低估了危機的嚴重性,因為官方的數據本身也有很多的水份。大多的經濟學者們都相信真正的增長只有6%左右。

其中一個經濟惡化的原因是所謂「計劃經濟」背後,實際上經濟的無政府狀態。官方的計劃往往只是紙上談兵,而中央政府對銀行和地方政府實質上已經失控。地方政府互相為了政治上的權威而盲目競爭GDP表現,同時亦是為了利用官方資金養肥各自的資本家精英。因此,各省經常違反中央的意願進行過度的投資生產。

「李氏經濟」

在現今的經濟背景下,李克強總理的經濟改革「李氏經濟」,強調著要「痛苦」地重整國有銀行及企業。這代表引入更多的市場力量來主導企業,並讓失敗的企業倒閉。其希望可以減低現時巨大的債務,並轉向一個私人投資及消費型的經濟。

但這是個具龐大風險的舉動。 「李氏經濟」的其中一個即時效果將會導致信貸緊縮(借貸的成本上升),並可能導致全面的衰退。 GDP的增長也會降低,而中國經濟的進一步放緩可引發新一輪的全球經濟衰退。同時,國民也會受到巨大的經濟打擊,尤其是工人、農民和貧民會受到更大的通漲、稅務和私有化的壓力。

中央政府將難以在一次進行四年前那個四萬億人民幣的經濟刺激方案。雖然可能會有「隱藏」的刺激政策,例如在經濟放緩時提供緊急的貸款,李克強堅稱其不會放棄「痛苦」的轉型。但是新的信貸對經濟的影響已經不斷降低。每一元人民幣所能增加的GDP增長從四年前的0.85元,下降到現時的0.15。

中央政府實際上已經沒有能力控製經濟的發展了,銀行和地方政府不斷違反中央所訂下的信貸限額。影子銀行的占今年新借貸的75%,而影子銀行的金額比去年增長了60%。影子銀行的增長來自於國有銀行為了繞過中央的限製和掩蓋壞帳而另立的帳目。這個部分作為突破官方障礙而獲得新信貸的「後門」。這個情況其實跟歐美其他資本主義經濟在全球危機爆發前夕並沒有什麽分別。

因此可以預見的是,中國可能在未來三年內被迫要拯救銀行業。這表示銀行的債務就會變成國家的債務。大量的資本需要用來投入拯救銀行,並將會為中低產民眾帶來通漲與福利緊縮。中國的經濟也可能會變成日本式的長期放緩,並導致數以十年計的衰退。

中共權鬥

但李克強的改革在自己的黨高層內都不會一帆風順,這連系到伴隨著經濟危機而惡化的中共內部權力鬥爭。中共有時會被稱為「一黨兩派」,這是指中共黨內所謂的「太子黨」和「共青團派(團派)」兩個主要派別。

在去年中共十八大中,中共首次性地由太子黨奪得領導權。七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有四名是太子黨成員。新任國家主席習近平自己就是太子黨,家族的財產估計有3.76 億美金。

中共各派別間的權鬥並不是意識形態性的,政治上亦不那麽清晰(各派都支持資本主義復辟)。太子黨是指過去毛澤東時期黨領導的家族後代,他們作為高幹子弟利用權位和關系在各個國有企業中建立的自己的利益王國,並累積了巨額的財富。他們主要希望保護自己的龐大財富,並鞏固自身在國有企業和經濟的壟斷地位。他們就好像裙帶資本主義裏的保守派。

團派則大多來自於「基層黨員」出身,並尋求挑戰和打破太子黨的壟斷,因為他們認為太子黨的獨大與自大會為政權帶來不穩。李克強總理就是屬於團派的。實際上,雙方都在保護自己的利益「領地」的基礎上支持經濟自由主義。

習近平作為最高領導人,其希望能夠在兩個派別間取得平衡,並將中共權鬥的規模限製,使其能夠控製整個國家機器。最近的中石油貪案、薄熙來案、劉誌軍案(詳參考其他相關文章)實際上是各派為了瓦解對方的權力基礎的手段,這都顯示中共權力鬥爭已變得越來越失控。

沒有民主

一條經常會被提問的問題是:經濟改革會導致政治改革嗎?

習李的新領導層希望透過反貪運動來鞏固自己的民意,並聲稱官無大小都會被打下來。所謂高官貪腐的審判實際上不過是場戲,實質是用來進行黨內權力鬥爭的手段。習近平的政策只是很皮毛地限製官員的一些奢侈的外表,而習近平跟本不可能實行更廣泛的反貪腐運動,因為這會揭露出中共更多的醜聞,甚至可能會導致整個政權的崩潰。

因此,反貪運動本身就是個高風險的政策。事實上,此運動已經向政權反彈,讓民眾感到更有自信去自己進行反貪官的鬥爭。七月,陜西省神木縣上萬人包圍政府大樓,抗議該地貪官的升遷,指控官員挪用公款,並廢除了免費教育和醫療等福利。

這是為什麽習李政權不會進行政治改革。他們懼怕連最低限度的民主化都會導致政權的崩潰。習李政權可能會作出一些民粹的政策,譬如改革戶籍製度,但是政權的真正民主化幾乎不可能。相反地​​,政權正在加大鎮壓。

中央政府甚至向學校老師發出了一份「七不講」,其中包括了新聞自由、民主以及貴族資產階級。而土耳其、巴西、埃及的群眾運動更堅定了中共反民主的決心。埃及穆爾西的下臺引發了中共喉舌的口誅筆伐,指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不可取,並強調社會的和諧穩定。

就連香港作為北京承諾能夠於2017年落實普選的地區,親北京的政客與發言人最近都不斷強調特首需要「愛國愛港」,並堅持要對參選人進行篩選,以防反中共的人士能夠參選。北京恐怕香港的「民主」會失控,這會導致中國大陸境內會發生連鎖反應。

在此狀況下,中共會在中國各地實行基本民主改革的機會就更渺茫了。 「改革不過是革命的副產品」,當中共面對強大的民主革命運動時,才有可能為求自保而作出民主讓步,但中共依然是不可信的!

中國的社會矛盾發展已經比埃及和突尼西亞等國都更嚴重。國家基本上對經濟危機束手無策,中國很可能會是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繼歐美下一個的爆發地。面對不斷上升的民怨,中共的對策只會是更多的打壓,最終必會為自己帶來反效果。一個政治清晰的馬克思主義組織,就算現階段規模較小並且需要地下進行組織,都可以在未來的危機與革命浪潮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正如南非的狀況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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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7 21:15:19 |显示全部楼层

薄熙來審判結束 揭示中共危機加劇

前中共高官薄熙來在八月份經歷五天審判,結果卻出乎中共領導的意料之外。這更進一步曝露了中共的獨裁本質與其警察鎮壓機器。這審判被廣泛視為中國三十年來最重要的一場,並讓人一睹國家與獨裁者內部如何深陷危機。

薄熙來是一名太子黨領導人物,也是前中共十七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他在二零一二年被拉倒,並被起訴受賄、貪汙及濫用職權。習近平和李克強的領導層旨在透過這場審判來加強其“反貪”運動,鞏固自己的威信。

他們一方面想抹黑和消滅這棘手的政敵,但同時容許審判有一定程度的開放性,希望營造中國正在通向“法治”的“進程”的表象。因此,某種協議似乎達成,去容許薄熙來挑戰其中一些指控,並容許他對證人進行反復盤問。但是從北京的立場來看,效果卻適得其反,薄熙來與他的法律團隊否認所有指控,並主導了整場審訊。

最揭露性的一刻是,薄在庭上表示,他被強迫作出虛假的供詞,說“我違心的承認過這個事情”。中國刑審大量使用迫供已是眾所周知,薄僅僅是證實了這點,但盡管如此,但由一名前中共高層口中道出這個事實,帶來了爆炸性的效果。薄本人也曾經使用類似手段,如在重慶打擊犯罪集團的“打黑”中,數以千計的人被逮捕並面對即決裁判。

政權失去控製

毫無疑問,薄將被判有罪,並被判長期的監禁(判決將於之後公布),但薄的這場審判並沒有像之前高官貪腐案件一樣,跟隨相同嚴密的劇本。他否認所有對於他的指控(幾乎肯定這超越了審判前達成的協議),他的自辯被媒體描述為“霸氣猶在”和“非凡”。他的抗辯成功打擊了數名控方證人的可信程度,包括被他判謀殺罪的妻子谷開來,薄熙來形容谷開來“已經瘋了、經常說假話”。相比起前中央政治局委員陳良宇(2008)和陳希同(1998),其兩人的審判在一天之內結束,薄的五天審判則長得多。可見,這場法院案件明顯走出了當局的控製。

庭審結束後,公眾普遍地認為,薄熙來是政治迫害的受害者。大多數人看到整個中共國家的腐敗,在這方面薄熙來與其他高官沒有兩樣。新左毛派一向視薄為現時新自由主義的替代領袖,因而就薄的反抗感到鼓舞。但即使是政治上反對薄熙來的自由主義者和民主倡議者,也紛紛抗議這場審訊距離公平還差一大截。

微博一項調查指出,在那些過往不支持薄熙來的人之中,四分之三的人在薄的庭審後對他有更正面的想法。控方案情也顯得非常薄弱,除了證人的證詞和薄自己的供詞外,幾乎沒有任何具體的證據。控方在薄收回所有的供詞後亂了陣腳。

由中共控製的司法系統嚴重地依賴口供,而往往是用強迫的口供來定罪。一位在香港的法律教授在2011年的一份報告發現,95%的刑事案件都有招供情況。隨著審判的發展,國家媒體加大了對薄的攻擊,去掩蓋檢察官的糟糕表現。

控方的任務也由於當局減少對薄的指控而變得更為復雜,指控只復蓋他涉嫌的輕罪中的一小部分。這已是了高官貪腐案件中的常規。當局不希望揭露真正涉貪程度,因為這將牽連到其他官員下馬,破壞整個政權。

當局對薄熙來的指控只涉及貪汙和受賄約2,500萬人民幣,而且只牽涉他在掌管大連市的時期,完全不涉及更近期的重慶時期(2007-2012),避免涉及更龐大的金額,並且牽連其他高層人物。

如時事評論家們所指,2500萬人民幣對於今天的貪汙來說並不是一個大數目,甚至比一些村官所貪的還少!在九月份,當薄被中共開除出黨時,中紀委曾公布薄的六宗罪,包括妨礙司法公正,及涉嫌有份參與在英國商人尼爾•海伍德(Neil Heywood)被殺一案等(此案是谷開來被判死緩的原因)。作為協議的其中一部份,對薄的指控由六宗罪減至三宗。

薄在國家層面中仍然有相當強大的後盾和人脈(江澤民派系),很有可能是這些勢力對中共的領導層施加壓力,要求謹慎處理(限製指控),並給予薄在庭上抗辯的空間。這正是薄在庭審利用的一點。也有可能是由於這些後盾目睹中共權鬥似乎正在擴散,如針對薄的盟友,例如有“國安沙皇”之稱的前國安部部長周永康以及其同僚,於是慫恿薄去進行違抗性的自辯。

然而,盡管薄熙來否認所有指控,他的抗辯沒有超出一定的限度。他沒有揭發其他高官的貪腐,也無直接攻擊政府或司法製度。他聲稱自己是“被陷害”的,但只針對控方證人如商人唐肖林。明顯地,若果這場審判是事先安排的,操縱者必然是中共的領導層。這種自我審查很大可能是審訊前協定好的一部份;但這也同時反映薄熙來作為一個頂級太子黨,不論現在的領導是誰,都有意識保護整個獨裁政權。

從另一方面看,也可見薄並沒有偏離官方劇本:案中沒有提及任何他在管治重慶時期的政治紀錄。但重慶管治卻是他真正被清洗的原因。大多數中共的頂層反對他的偽毛派民粹主義-所謂的“重慶模式”,恐懼這會演變為反抗政權的運動。薄間中拒絕跟隨北京的路線,並為爭奪國家地位而沈迷於自我宣傳;這些在中央政府的眼中都是不可饒恕的。

審判為“透明”、“公開”?

庭審結束後,官方媒體描述薄熙來的審判為“公開、透明,被輿論認為史無前例”。然而,若對比1981年的“四人幫”(毛澤東遺孀和三名“左派”共同被告)審判,薄熙來的審判實際上反映司法製度的公開程度有所倒退。在1981年,900人出席庭審,包括330名記者。但《新華社》報導,薄熙來的審判中只有110人出席,19名被挑選過的記者,一切國外記者不容許進場。今天的領導政權非常不穩,對比鄧小平的政權和其親資本主義政策,在1981年初期得到強大的支持,因而自信十足。*“四人幫”的審判為現場直播,但在薄熙來的案件中,只有網上微博的“現場”文字報導,當局操控一切發布的消息。隨著審判的發展和起訴案的破裂,對“即時發布”的操控變得嚴密。法庭內傳出數個真相在官方微博被刪掉,例如薄熙來聲稱他開除王立軍的決定是得到上級官員的批準,被估計為國公安部部長的周永康。

當局恐怕情況會失去控製(已發生),因而想去限製訊息發布的內容。薄在庭上有效的表現是對當局的一場痛苦的教訓,在將來對即使是有限度的民主開放也會更加警惕。

判決將會在稍後公布,這也將為政權帶來問題。如果薄的判刑過於嚴厲(例如死刑,這不太可能發生),可能會激發抗議,因為案件太過薄弱。與此同時,若果薄違背協議,或挑戰案件針對他的某項控訴,當局將會希望懲罰他的反抗,至少對其他人能有威懾作用。

值得註意的是,當致閉幕詞時,檢察官要求對薄作出“嚴厲的懲罰”,對比六月份鐵道部部長劉誌軍的審判,檢察官要求“仁慈”的判決,因為劉有“合作”和承認了罪名。

判刑可能是15-20年的監禁或死緩,像劉誌軍和谷開來的例子(盡管這些涉及更嚴重的罪行)。官方媒體也提出了對谷開來貪汙而可能進行新審判,明顯地這在去年審判其謀殺案時從未被提到。這可能是國家對於薄熙來缺乏“合作”所作出的報復。

習近平反貪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正嘗試平衡黨內的不同派別,為求推動一個自由經濟的“改革”方案,同時嚴厲打擊要求放松政治管製的訴求。薄熙來是一名太子黨並代表著傾向國家資本主義,在經濟上有更大操控的一派,而北京則主張更多的市場自由化。

傳統上反貪腐的運動從來是項莊舞劍,誌在權力鬥爭。習近平想削弱阻礙其經濟政策一派的利益,並從強硬的反貪表現來贏取公眾的支持。但一旦反貪運動發展過火,將是危險的;可以觸發無法控製的權力鬥爭,並吞噬整個政權。群眾也將更勇敢地對抗腐敗的官員,如7月份發生在陜西省的抗爭,10,000人包圍政府,抗議涉嫌貪汙的縣委書記 。

權鬥繼續

薄的審判結束,但中共權鬥尚未完結,甚至有跡象會蔓延。與薄有連系的重要人物不是被調查,就是被拉下臺。比薄更高級的前政法委書記及前國安部部長周永康可能是下一個被拉倒的高官。周永康也控製國家壟斷的石油業,似乎是習要打擊他的另一原因,作為松綁國家壟斷的一步,並帶來更多私人投資。

在周永康管治下,國安機器以龐大的比例增長,令維穩費用比軍費更高。習可以利用打擊周永康達到民粹目的,予人打擊“濫權”的印象。作為前政治局常委的周永康如果被立案調查,將會打破中共“入常無罪,入局免死”的潛規則 ,即作為政治局常委有不會被判有罪,而政治局委員則可以免受死刑。

自去年12月以來,與周永康有關系的數名商人在四川(周曾為當地的省委書記)被逮捕。前四川副省長郭永祥在去年6月受到調查,此外中石油(中國最大原油生產國企)四名高層最近亦被罷免,正在接受調查。這些高層被稱為“石油幫”,以周永康為頭目,控製著國家石油公司。

另一名高層,國務院國資委主任蔣潔敏,亦在9月1日被罷免,涉嫌“嚴重違反紀律”-這通常是指貪汙。莊潔敏是中石油集團公司前董事長,與周永康關系密切。

內部權鬥連系至習李想推行的經濟政策,以打擊坐擁各業界的“既得利益”。習李想要更多的私人投資和解除管製,希望從而刺激經濟,避免債務危機爆發。他們似乎針對石油業這個拒絕改革的“既得利益”重陣,以推行經濟重組,就如現時被廢除的鐵路部的一樣。

重要行業被中共某些領導和幫派控製(如2010年“維基解密”的報告所描述)。李鵬家族控製電力行業,溫家寶家族控製寶石貿易,而周永康及其同僚則控製石油壟斷。

顯然,習近平拒絕政治改革(局部民主化),並發動新一輪的政治鎮壓。他與李克強竭力推進經濟改革,但若這威脅到其他派別的既得利益時,將會挑起更多黨內沖突。習李的經濟改革旨在開放國有壟斷部門,讓更多“市場力量”和私人資本進入。習將在11月的三中全會公布“架構調整”的新措施,越來越龐大的反貪行動也是用來鞏固習對政權的控製,用來限製不同派別對新措施的抵抗。

連有蔣潔敏在內下臺,過去10個月有三名政治局委員被拉下馬。官方媒體將之描述為習反貪行動的重大成果,但實際上不過是權鬥日趨尖銳,而且這可能會在未來爆發。高層的權鬥反映社會的階級矛盾日趨緊張,而經濟危機正在深化。

社會主義者不支持中共任何一派,因為任何一派都是支持親資政策和專製統治。現時急切需要建立獨立工人階級的真正社會主義替代,迎接未來重大的政治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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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7 21:16:22 |显示全部楼层
中國:習近平大搞白色恐怖

內地政治打壓不斷加大,以消除來自左、右兩派的反對之聲。習李領導層打破了自由派團體希冀新政府會發起政治改革的幻想和希望。相反,政府采取嚴格的措施進一步限製異議和打壓社交媒體,尤其是博客名人“大V”被作為靶子,來警告其他人要低調。

2013年9月9日,中國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出臺新的法律解釋,當局繼續加大對網路言論的打壓。新的法律解釋中,誹謗資訊被轉發達500次或被流覽5,000次,可判刑三年。網路誹謗“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可公訴,而網上散布謠言起哄鬧事可追究尋釁滋事罪。

這一輪針對互聯網言論的打壓,已經進行了幾個月。8月份開始秦火火案,薛蠻子案發生。2013年8月19日,秦火火被捕罪名是造謠傳謠3000余件、蓄意製造傳播謠言、惡意侵害他人名譽及非法攫取經濟利益。8月23日美籍華裔微博名人薛蠻子以嫖娼名義被捕。

這些之前被大量粉絲關註的“大V”紛紛落馬。當局用此警告其他人,任何人都不能發表危害當局利益的言論。新華社稱這是“向所有網路大V們敲響了法律的警鐘”。

除了“大V”,更多的普通線民被以“傳播謠言”或者製造“不愛國言論”的名義被抓,據網路報導最近數周有上千人被捕。雖然沒有完整準確的數據,但是根據《財新網》引述的一名官員稱,僅僅在河南省,自6月中旬以來警方就逮捕了131人。

最近幾個月當局還查封大量非官方的新聞網站,甚至一些舉報官員貪腐的國營媒體記者也被逮捕。《新快報》記者劉虎在新浪微博實名舉報中國工商總局副局長馬正其嫌瀆職犯罪,於8月23日中午被逮捕。

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丁子霖,六四當時其十九歲的兒子被士兵殺害。她發表了一封123人連署的致習近平的公開信,譴責他拒絕民主化。這封信主題為“希望已漸消失,絕望正漸逼近”,指責習近平上臺後“大踏步地退回毛式正統”,變得更為獨裁。然而,“毛式正統”只是指政治上的打壓,習近平絕不希望回到毛時期的計劃經濟。相反,習李當局致力於新一輪的經濟自由化,他們希望通過去管製、私有化等政策,來減輕危險的債務負擔。

然而這使即將處於經濟危機之下的民眾生活雪上加霜,很可能觸發更多失業和物價上漲。近年來隨著互聯網社交媒體的發展,同時人們也通過微博、QQ等工具得以更自由地傳播資訊。在罷工和群眾抗爭中,人們越來越多地通過網路號召遊行,傳播抗議和警方打壓的資訊,使運動得以傳播、爭取外界聲援。如最近在江門的抗議中網民起初透過網路號召在當地東湖廣場聚集,促成大規模示威。去年七月,江蘇啟東近萬名中學生,最初就通過QQ和社交網站發起集會,號召上街抗議啟東市政府核準鋪設汙水管,促成至少5萬人示威。而中共政權也看到2012年在中東和北非以及最近在土耳其和巴西的群眾運動中,facebook等互聯網社交媒體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因此中共當局感到必須進一步限製網路言論空間,防止不利於當局的資訊擴散。

而另一方面,中共的內部鬥爭並沒有停止,反而由於習李希望進行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而觸發新的鬥爭。在中共權力鬥爭中,社交媒體和境外網站成為鬥爭雙方放消息的管道,而這影響到中央政府的權威。在薄熙來事件的發展中,網路媒體發揮了重要影響。如王立軍逃到美領館和海伍德事件,都是首先在網上被曝光,幾天之後才被官方媒體確認。政府為了令對薄的審判表現得“公開公正”,以微博發布庭審消息,同時控製話語權,以免公眾輿論失控。因為習近平當局在經濟改革的同時,試圖在黨國內部“收緊紀律”和“把權力置於牢籠中”,防止權力鬥爭失控,激發反政府的群眾鬥爭。

今年5月份當局推出“七不講”(包括禁止在課堂上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中共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司法獨立),首先由華東政法大學副教授張雪忠在新浪微博上曝光,他的微博隨即被封,今年9月份他被取消對本科生的授課資格。

為了贏得支持,習李新領導層出臺許多民粹主義的措施,如打擊腐敗。習近平稱“蒼蠅”、“老虎”一起打。而由於“網路反腐”,許多貪腐官員在微博等社交媒體上曝光,導致陜北房姐、河南房妹、廣東房叔等貪腐案件不斷爆出,甚至一些較高級別的官員也由於“網路反腐”下馬。

據網路報導僅在中共十八大後到2013年初期間,廣州官員拋售豪華住宅4880套,杭州官員緊急賣出412棟別墅,上海官員拋售豪華住宅4755套。然而習李領導層並不希望這種民眾自發的“網路反腐”,而希望將“反腐”完全處於中央的掌控下作為民粹主義和打擊黨內對手的工具,害怕大量腐敗案件曝光會威脅到中共政權的存亡。

而這些都讓面對大量群眾不滿的中共當局感到必須加大控製言論,害怕一絲一毫的放松都會危及黨國的存亡,因此拒絕任何民主化。政權響起新輿論戰的訊號,以主導網路和消除異議聲音。《北京日報》首頁的評論警告“西方反華勢力一直妄圖利用互聯網‘扳倒中國’。我們必須正視這個事實”。9月3日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說:“能不能保持黨的思想宣傳優勢,能不能守住意識形態領域陣地,能不能鞏固壯大主流思想輿論,事關黨的前途命運,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事關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確實是亟須高度關註的重大課題。”

而與此同時,這一輪的打壓不僅僅局限於社交媒體和“網路謠言”。政府正加緊對付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的政治對手。這很可能會一直持續到三中全會。在會上,習李希望表現“團結”提出一籃子“激進的”經濟改革。但這輪打壓持續的時間愛長和深度廣超出了很多人的預計。近來的抓捕顯示當局最高領導層希望給予社會各個階層一個明確的警告。

被逮捕的人中包括北京的許誌永,他是“憲政派”新公民運動的一名領導成員。他在8月份被當局正式起訴前已經被警方軟禁了數個月,因為此前他組織了數場要求官員公開財產的集會。另一個值得關註的大發展是,億萬富翁和投資人王功權被警方以擾亂社會秩序的罪名刑事拘留。王功權是許誌永的主要盟友,同時也是一名知名的超級富翁,針對他的拘捕一定是得到最高當局的首肯。

同時“左派”同樣受到打擊,記者宋陽標由於鼓動挺薄熙來的抗議而被捕。四川富有的食用油企業家楊秀瓊由於在“天網”上發布薄熙來審判時法庭外抗議人群的照片而被捕,被指控泄露“國家機密”。

這次受到打壓的也包括《社會主義者》雜誌,雜誌在內地的一名撰稿人被警方指控為敵對組織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成員,這一指控可能導致被監禁數年的風險。最終,在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支持下,他得意逃離中國。這是筆者兩年前被捕之後,本刊撰稿人再次遭遇同類事件。

《社會主義者》雜誌的目標不僅僅是批判中共政權、揭露資本主義的腐朽,而且從群眾鬥爭中吸取教訓和經驗。更重要的是,我們圍繞這本刊物組織起來,通過民主討論製訂政治路線,打造一個社會主義的力量。因此,工國委的香港支持者組成的“社會主義行動”,建基於本刊的立場介入諸多群眾鬥爭,例如香港碼頭罷工、反國教運動、占領中環等。中共政權感到由此帶來的威脅,因此長期打壓本刊的內地撰稿人。

中國大陸的群眾示威具有強大的潛力,但由於工人群眾沒有組織權利,目前大部分抗爭仍然是分散和短暫的。但通過網路的幫助,群眾示威有進一步組織化、持續化、激進化的趨勢。網路亦成為地下政治組織重要的溝通平臺,下一步就是將網路轉化成群眾組織,挑戰中共一黨專政。

夏俊峰案:一個小販與兩個城管之死

試從階級鬥爭角度看夏俊峰案與左翼對維權鬥爭的態度

來自讀者的觀點

“管,小商小販的飯碗就沒有了;不管,我們的飯碗就沒有了。”被刺的城管執法者申凱的一名同事這樣說。《新京報》2010年1月20日)

9月25日淩晨,沈陽中院發表聲明,最高人民法院經復核認為,夏俊峰違規經營炸串,與執法人員發生沖突,即持刀行兇,致二人死亡。夏俊峰罪行特別嚴重,不足以從輕處罰。一審、二審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準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故依法作出核準死刑的裁定。

根據夏俊峰遺孀張晶的微博消息,9月25日淩晨法院工作人員通知夏俊峰家屬在早晨6點見最後一面,見面時間限定在半小時內,並且拒絕家屬和夏俊峰最後拍一次照的要求。當天上午夏俊峰被執行死刑,下午火化遺體,晚上通知家屬第二天上午9點去領取骨灰。

夏俊峰案引爆網絡熱潮

夏俊峰案經過五年的風風雨雨終於以沈陽小販夏俊峰被執行死刑而告終。2009年5月16日,夏俊峰與妻子在街頭販賣烤串,被城管沒收經營工具,並遭毆打。夏 俊峰在城管辦公室內憤而用製作烤串的水果刀殺死兩名城管,重傷一名。其後,夏俊峰分別於2009年11月和2011年5月一審與二審判處死刑。

當局早已知道夏俊峰執行死刑會引發軒然大波。根據媒體人泄露的消息,宣傳部門事先發布禁令:“遼寧夏俊峰故意殺人案死刑復核已審結,將於9月25日執行,各媒體如作報道一律依據法院發布的權威消息刊播,不評論不鏈接,不渲染炒作。

但 即使如此也難敵民意濤濤,夏俊峰被執行死刑的消息迅速成為新浪微博等社交媒體和網絡上的最熱門消息之一,新浪微博總計有412萬條相關信息,還不包括眾多 已被刪除的激越之言。在各大門戶網站的相關新聞下,網易網有超過10萬網民回復,新浪網有5萬回復,騰訊新聞網也有3萬多回復,多數網民要求刀下留人,免 於夏俊峰死刑。

事實上多數網友也認同夏俊峰暴力殺人,理應受到懲罰。但對於當局為其統治需要利用國家機器冷血殺死夏俊峰而感到不滿。更有 不少網友憤怒於“司法不公”與“刑不上大夫”,質問道,劉誌軍可以不死,谷開來可以不死,為什麽夏俊峰就要死?貪幾億、幾十億的不死,而販夫走卒,升鬥小 民就要死?

五年多來,夏俊峰案已經成為民主自由派知識精英群體挑戰當局司法和管治體系的一個標 誌性事件,其妻張晶也成為公眾人物,在新浪微博上有近十萬粉絲,甚至其他眾多訪民和民眾為引起外界註意,向她求告和要求幫助。著名網絡維權者“屠夫”首先 介入該案宣傳,著名維權律師滕彪擔任二審辯護律師,知名大律師陳有西擔任司法復核階段的辯護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系教授張鳴在微博上一年來以每日一帖的 形式呼籲“刀下留人”,童話作家鄭淵潔和臺灣藝人伊能靜等也紛紛聲援。國內上百家親自由派紙媒和網站數年來一直介入跟蹤。《南方都市報》記者在網絡上發布 的辨訪手記也承認說,該案就“炒作”而言已至極致,公眾、精英、名人與法律專業人士廣泛關註,就差直接申訴總理了。事實上,執行死刑前也確實有網友在網上 發起聯名呼籲,要求國家主席習近平給予夏俊峰特赦。死刑執行當天下午,以李方平、滕彪、陳有西等為首的25名自由派維權律師發表聯合聲明質疑最高法院的死 刑復核,要求高院公開復核意見書。

當局為何選擇在當前這個敏感時期發布高院復核決定,並立即對夏俊峰執行死刑,自有出於其統治需要而做出 的一番考量。夏俊峰二審終結是2011年,迄今已有2年多。按照網上某個律師的說法,要殺早就可以批復殺,要不殺怎麽也能找到理由拖下去。這不僅是高院無 視自己公開作出的“可殺可不殺的,慎殺”的司法承諾,而且是悍然置輿論與民意不顧,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刻意與網絡民意相逆。如有網友在微博上直白地對人民 大學教授張鳴說,“夏俊峰就是讓你們給喊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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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7 21:17:33 |显示全部楼层
城管與小販間的矛盾

城管與小販間的暴力沖突今天早已不是什麽新聞,而 且往往引起網絡上鋪天蓋地的討論。既有“民粹派”為飽受官府爪牙欺壓和蹂躪的街頭小販打抱不平,並對流氓和黑社會般的城管群體深惡痛覺,也有“秩序派”宣 稱城管是維持城市和市場正常手續的必須手段,並對貪利狡詐弄虛作假的刁民小販恨之入骨。由於網絡活躍群體的本身構成,“民粹派”多是受“自由民主”感召的 青年知識工人和青年學生群體,而支持城管維持秩序的多數是社會中保守的中產階級。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這場爭論本身成為了“小資及其無產階級後備軍”與“中 產階級”間的口水戰。

這種對城管與小販的關系非此即彼的分析陷阱是左派要竭力避免的,也是資本主義實質經濟秩序與虛偽政治民主間自相矛盾 的體現。事實上無論“城管”還是“小販”都是這三十年改革開放以來的新產物,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必然的產物。一方面市場經濟需要維持失業大軍,同時推動 “無規則無計劃”私有的小生產方式,另一方面為維護大資本和統治秩序,又需要利用暴力壓製無序的邊緣競爭。而這種現象絕不是什麽加強管理或者“人性化關 註”就可以消弭的。

今天各地城鎮出現的職業街頭小販多數來自於城市底層貧民、國有企業下崗工人、遷移進城市或求職的農村人口、暫時失業或 失學的農民工與青年人。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是不可能在目前的市場經濟條件下通過街頭小販而暴富成為資產階級, 這不同於80年代初資本主義市場尚未成熟之時 的個體戶。假如有其他相對穩定和豐裕的收入,其中多數人是不會從事街頭小販的。他們本質上就是無法得到充分就業的無產階級和準無產階級。

如沈陽小販夏俊峰本身就是一名1990年國企破產潮中被迫下崗的技校工,母親是回城知青,每月只有800元退休金,父親是農村戶口,做環衛臨時工每月700元收入。而他本人與作為進城農民工的妻子兩人起早貪黑以烤串為生,勉強維持一家人的生活。

另 一起更早2006年發生在北京的崔英傑殺城管案中的崔英傑是來自河北農村的農民工,父母都是身體患病的農民。崔本身曾是“優秀士兵”的退伍軍人,當時擔任 娛樂場所保安,因公司欠薪而從事街頭燒烤的兼職補貼收入。崔英傑因在與收繳的城管們爭奪自己擺攤用的三輪車而刺死城管副隊長李誌強,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 行。

隨著階級矛盾和社會沖突的發展,城市失業、無業民眾大幅增加,特別是 1990年代後,下崗工人、農村失地、失業人員大量進城,而社會保障機製缺失。資本主義統治當局要維持城市統治秩序,又無法高成本和大規模地動用與擴充警 察,也不利於宣傳,應運而生創造了城管——這種低烈度的維持城市秩序的暴力管治工具——來強製解決矛盾。其主要管理對象就包括街頭小販和強製拆遷等。簡單 地說就是將其他正式執法部門管不好和不想管的弱勢群體和相關事務統一交給臨時委托執法的機構,無論是在編製序列和執法權上都缺乏法理依據。

原本當局是為降低與民眾暴力沖突程 度而使用城管執法,在很多時候反而發展成為甚至不得不依靠公安防暴隊來彈壓民眾與城管的沖突。例如在2011年夏天,雲南昆明當地的城管與民眾在兩月中連 續發生四起卷入上千人參與的暴力沖突,最後都必須依靠特警進行強力鎮壓。而各地在與城管沖突中被打死的小販和圍觀群眾的案例就有十數起。今天隨著資本主義 內在矛盾和階級矛盾激化,這種低烈度的暴力工具也不得不開始裝備裝甲車和武裝到牙齒的防暴械具。

當我們認識到城管機構是國家暴力機關的同 時,我們也應該關註到城管隊伍的構成本身也是各類底層民眾為主,其中包括在90年代大規模下崗的國企工人、無業的街頭流氓無產者,求學完成後就業有困難的 青年學生等。例如,被夏俊峰殺死的城管都是來自並不寬裕的普通家庭,城管中隊長申凱是退伍軍人,一家四代單傳,與妻子離異,無後代。另一個城管張旭東,與 老婆孩子、年邁的父母和因病未婚的哥哥六個人擠在一間單元房裏,他是家中主要的經濟支柱。事實上也只有這些無其他更好經濟出路的社會底層才會成為城管。城 管機構的主要領導都是從公安、工商和衛生部門借調來的不得意中下層官僚(仕途順利的很少會借調去城管這個勞力又不討好的部門)。即使作為編製內的領導合法 收入不過數千元,而下層多是臨時雇傭的合同工,更只有千余元的收入。罰沒小販貨物和接受賄賂是他們提高收入改善生活的主要手段。

夏俊峰案的製度根源

資本主義製度下,這種官民沖突從未停止過。突尼斯的革命起因就是小販抗議政府官員自焚而引發的。即使美國和香港也有類似城管的街頭管理工具,而在美國街頭少數族群遭到警察槍殺而引發騷亂也並非個案。

因此,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左派應該積極參與與關註這些現實的維權鬥爭,身體力行地站在捍衛最廣大勞動人民基本利益與民主權利的第一線,並同時揭破自由維權派期盼的資產階級民主的虛偽性與司法獨立神聖的幻影。

中國礦工受肺病困擾

今年,中國西藏、吉林先後發生了重大的礦難,共有近百名的礦工死於非命。礦工在井下工作的安全問題一直是中國社會所關註的焦點。可是在工作之余,還有另一個問題威脅著礦工的生命——肺病。

近年來,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的復辟,大量農民被迫到礦山工作。由於工作環境的惡劣,相當數量的礦工患上了職業疾病——塵肺病。

據《中國勞工通訊》報道,光2010年一年,全中國就有新增的塵肺病病例23812 例,整個中國有將近53萬塵肺病人。甚至有專家指出,如果算上中小煤礦的病患,中國全國估計有 100 多萬礦工患有塵肺病。就連中國官方也不得不承認,塵肺病已經成了中國第一大職業病。

在《中國勞工通訊》的報道中指出,超過半數的病例分布在中、小型企業裏。這些企業由於高額利潤的驅使,往往缺少安全運營的機製,甚至沒有保護礦工生命安全的設施。所以這些沒有安全保護的礦工往往易患上肺病。

但是對中國礦工來說可怕的並不是肺病本身。

一名工作多年的礦工白學堂說:“如果在井下斷胳膊斷腿,礦上還會管,如果患上塵肺病,像我們這種流動著當礦工的人,根本沒處去維權,就只能認命。 ”

白的這句話道出了中國大多數中礦工的現狀。許多患塵肺病的礦工根本無力支付治療的費用(甚至有的礦工為此傾家蕩產),也無法維護自身的權益。2010 年 12 月廣東佛山,一群患有塵肺病的礦工上街向政府請願,結果遭到警察的攔截與逮捕。2009年7月,有 103 名患有塵肺病的礦工集體到深圳上訪,冒雨向政府請願,直到後來一名礦工因病情突然惡化不治身亡,深圳政府才勉強同意了他們的請求。

在正常情況下,能得到政府補貼的只是極少部分的礦工。由於塵肺病根本無法根治,死亡率高,其他的礦工一些在維權過程中發病死去,另一些無法得到治療、無法維權的患病礦工只能在家裏等死。

社會保障的缺失,對礦工造成的威脅遠大於肺病本身。資本家為了追求利潤,縮減了礦場中的安全保護設施,讓礦工在高危環境下工作,再加上工作量極大,礦工一天可以吸入大量的有害粉塵。無論是在小型私有的礦場,還是大型的礦場,都缺少必要的安全保障。這樣,礦主的利潤就達到了最大化。

“向錢看”的資本家們,將中國的礦場變成了名副其實的“血汗礦場”:每個在井下工作30年的礦工,死於礦難的幾率為7 %;每開采百萬噸礦,就有0.49個人死去(還沒有算上瞞報的以及死於塵肺病的);每年患塵肺病的人數增長近2萬人。

在中國,礦工已經成了社會最底層的代名詞。毫無疑問的是,隨著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礦工的社會地位不會有任何本質上的改變,他們依然是中國最窮苦的被剝削階層。

只有礦工自己和其他工人團結起來進行抗爭,並聯系上更廣泛的反對資本主義和中共一黨專政的群眾鬥爭,才能改變礦工被奴役的命運。

中國:恐怖主義侵襲天安門廣場

在中國媒體最初低調和隱晦的報道之後,周一在中國最具象征意義和警備森嚴的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的致命事件目前已經被確定為“恐怖襲擊事件”。10月28日(星期一)中午12時左右,一輛白色的多用途旅遊汽車沖上龐大廣場上的行人便道,在起火爆炸前,碾壓與沖撞遊客人群達400米。

包括駕車的烏斯曼·艾山、其母庫完汗·熱依木及其妻古力克孜·艾尼3人在內造成5人死亡與40名路人受傷。當局已確定襲擊者為維吾爾族。這是一個來自與中亞接壤的廣袤的新疆地區的以穆斯林人口為主的少數民族。可以想見,這一悲劇性的事件將觸發對維吾爾族鎮壓升級的擔憂和加劇維族與多數人口的漢族之間的民族對立情緒。

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一貫明確地反對個人恐怖主義,這不能增強對中國專製當局的群眾反抗,而只會分化被壓迫者,並使群眾鬥爭變得更為困難。雖然事件其中仍有諸多因素尚不清楚,而我們的反應也因此只是暫時的,但一個無可爭議的事實是周一恐怖襲擊的受害者都是普通平民和遊客,其中包括死亡的菲律賓女醫生和來自廣東省的普通平民遊客。他們都是在車輛爆炸起火前被撞身亡的。而且,從更長遠的來看,在這個事件中受害最嚴重的將是維吾爾族群眾,因為這一事件可以成為中共專製當局加緊其在新疆執行鐵腕政策的借口,並也可將其用於針對其他非漢族的少數民族群眾,如藏族和蒙古族人民。由此可見該事件將起到相反的結果。當局用來鎮壓少數民族實現地區“穩定”的措施也可以成為當局用來打壓漢族工農爭取自身權益利鬥爭的類似鎮壓措施的試驗場。

打壓

北京警方已證實針對周一的襲擊事件逮捕了五人,全部來自少數民族維吾爾族。可以理解維吾爾族一些維權組織與團體為這事件深深震撼,並可以預期當局可能會進行一場新的“嚴打”。新疆地區的的人口中維吾爾族占46%,並在貧窮的農村地區占絕對多數。自2009年以來,當地暴力事件頻發,種族間暴力沖突已導致近200人死亡。基於該地區並不可靠的新聞報道,即使按照新疆的標準,過去數月發生的事件尤為血腥。

根據自由亞洲電臺報道,10月份內七名維吾爾族人被警方在不同的事件中射殺。當局解釋射殺是反恐行動的一部分,但死者中包括哈尼庫魯格村(莎車縣)的一個家庭,包括父親和分別只有18歲、15歲和12歲的三個兒子, 根據官方安全部隊的解釋射殺該家庭是由於“拒捕”造成的。在6月間,35人在官方界定的“恐怖襲擊”中被打死。北京周一的撞車事件中有一名犯罪嫌疑人來自於上述“恐怖襲擊案”的同一地區。在8月,20多名維吾爾族和至少1名警察在另一起警方的突襲中被打死。

在面臨經濟歧視、令人窒息的宗教和語言自由限製的同時,在過去幾年裏,安全部隊大規模增加的進屋搜查行為進一步刺激維吾爾族中絕望和憤怒的情緒。近來新疆有139人因為在網上傳播“聖戰”思想被查處,有256人因為傳播涉穩謠言而被查處,這成為中國全國性取締網上“謠言”打擊活動的一部分。

十八屆三中全會

中國專製當局顯然因為這一發生在其“後院”的攻擊而感到尷尬。恐怖事件的爆發動搖了政府關於中國正在建設一個“和諧社會”的說法。而且當前也是一個敏感時期,距離中共領導層召開關鍵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只有兩個星期的時間,據說這次會議將推出“史無前例”的經濟改革。媒體關於周一襲擊事件的宣傳和警方的調查將不可避免地用於反映統治精英宣傳的需要(這同樣也發生在所謂的“民主政體”中) 。

不幸的是,恐怖主義行動對於中國而言並不新鮮,而且並不如同某些媒體宣稱的,這也不是全國首例“自殺式襲擊”。同樣,這會誤導我們聯想這樣的襲擊只與宗教因素或少數民族相關。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和不斷收緊的政治控製的相互作用可以預見會驅動一些絕望的個人采取盲目和適得其反的個人恐怖主義。諸如今年早些時候已經成為國際新聞的冀中星案,冀中星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引爆炸彈,抗議保安毒打導致他被迫終身坐在輪椅上。他雖然活了下來,但被判處6年徒刑。另一起案件中,山東傷殘的建築工人曲華強在當地鎮政府引爆炸藥自殺身亡。他抗議工傷賠償不足,而地方官員拒絕接受他的上訪。

2008年,湖南一居民因為抗議拆遷而開著他裝有煤氣罐的汽車沖向當地的政府大樓引發爆炸,除他本人死亡外,還導致12人受傷。同一年, 28歲的北京男子楊佳為報復被警方毆打,在上海刺死六名警察。當楊佳被執行死刑時,他的遭遇曾經引起廣泛的同情。這些都只是近年來發生的少數幾個案例,但是毫無疑問的是,很遺憾這正成為一種趨勢。

這些行為的日益增加表明,作為當前中國政治局勢的一個特點,既非是“有組織的陰謀”,也不是簡約的政治綱領推動這些絕望的恐怖主義行為的發生。這來源於當下局勢的兩個特點:當局越來越多地依靠各種警察措施進行統治,但同時工人階級仍然處於束縛和無組織的情況下導致缺乏取而代之的群眾措施。

被壓迫者進行團結鬥爭

社會主義者強調,只有群眾鬥爭才能挫敗專製統治和和解決諸多社會問題。正如馬克思主義解釋的需要非常明確地反對個人恐怖主義,偉大的革命者列昂·托洛茨基曾經寫道:“恐怖主義肇始於革命階級的缺席,隨後又因革命群眾缺乏信心而再生,故恐怖主義僅能利用群眾的脆弱與無組織來維持自己,於是就有必要貶低群眾的鬥爭成果,又誇大群眾的失敗。 [《個人恐怖主義的破產》,托洛茨基,1909年]

今天中國的迫切任務是,通過反對種族主義和其他一切無論宗教、政治或族群形式的迫害,爭取全面和直接的民主權利,包括承認少數民族實現真正自治乃至最終自決的權利,如果這是他們的民主選擇,從而為團結工人階級反對壓迫的鬥爭奠定基礎。這需要與反對中共專製當局促使少數億萬富翁暴富的資本主義綱領齊頭並進,這一資本主義綱領碾壓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使他們面臨難以承受的生活成本和日益增加的剝削。團結奮鬥爭取社會主義的未來是唯一的出路。

如需要了解更多關於維吾爾族人民遭受壓迫和爭取自由平等鬥爭的情況,請點擊鏈接閱讀文章《新疆的民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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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7 21:18:38 |显示全部楼层
浙江:醫務工作者罷工呼籲變革

10月28日數百名浙江省的醫務工作者身穿白大褂遊行離開醫院舉行罷工。這是溫嶺市第一人民醫院的醫務工作者在哀悼他們的同事主治醫師王雲傑。三天前王雲傑被該院一名前病人刺死。根據一些報道,參加罷工集會的人數可能達到1000。可怕的持刀行兇導致王雲傑死亡,另有兩名醫生受傷。這是近來醫生和醫務工作者遭受暴力侵害的最新事件。按照政府的喉舌《環球時報》的說法,中國的醫院已成為“戰區”。

許多參與罷工的醫務工作者都戴著口罩以掩蓋自己的臉,他們舉著橫幅呼籲政府和醫院管理層“保證醫務工作者人身安全”。周邊醫院的醫務工作者也舉行了表示團結聲援的抗議,甚至一些江蘇省的醫務工作者也趕來參加了溫嶺市的遊行。根據網上的照片顯示,溫嶺的罷工催生了眾多類似的‘山寨’行動,身著製服的醫務工作者呼籲結束暴力和恢復對醫務專業人員的尊重。

溫嶺的罷工和集會是通過微博和短信組織起來的,看起來對中國各地醫務工作者的意識產生了激動人心的效果。一名廣州的醫生告訴《環球時報》 ,“全國各地的醫生從來沒有像溫嶺事件發生以來表現出那種團結。”然而,地方當局和公安官員則以習慣的方式做出反應,派遣數百名防暴警察進行“維穩”。

中國當局在全國範圍內都明顯感知到這些不滿。當前正是敏感時機,中共18屆3中全會將於11月9日召開,本次會議對於領導層習近平與李克強而言意義非凡。為了證明當局的憂慮,北京市衛生局特地發布通知指示北京各醫院管理層不允許醫務工作者進行任何形式的抗議和罷工。該通知指出當局知道溫嶺抗議之後網絡上傳播“動員遊行和罷工的信息”,並說這一不尋常的現象不僅應該報告給衛生當局,而且也應報告給維穩辦。

王雲傑遭殺害是這一日益惡化趨勢的一部分。新華社上周報道,在10天內至少有6起嚴重攻擊醫務工作者的事件。其中包括在遼寧省一名男子至少六次捅刺傷醫生然後從樓頂跳下。在溫嶺罷工前的周日,在江西省南昌市一家醫院一名護士被一持刀男子劫為人質。更早幾天,在廣州一名醫生遭患者的親屬毆打,導致脾臟破裂及眼部受傷。地方政府為王雲傑醫生申報“烈士”,但並沒有提議任何實際措施以改善局面。攻擊醫生的連恩青患有妄想癥精神障礙,並可能面臨死刑。但對當局而言,所做的無非是暫時平息醫務工作者的怒氣,並不能真正根治問題。

根據中國醫院協會在今年8月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醫生遭襲案件從2008年每所醫院20.6起上升到2012年平均每所醫院27.3起。醫院正在變成高度安全戒備的場所,布置了更多的保安和增加在監控攝像方面的開支。就在溫嶺案件發生前,政府頒布新的規定,醫院應該根據每20張病床安排一名保安配備保安人數。但越來越多的醫務工作者和更大範圍的社會認識到,加強安全措施並不是真正的解決方案。廣東省傾向自由派的《南方都市報》稱,新的安全措施“簡單粗暴” ,並警告說可能由於對立情緒日益緊張而造成相反的效果。但這份報紙的替代措施也只是提議設立調解製度,以化解患者和醫院之間的沖突。這也不過是避免解決沖突根源的技術手段,而真正的問題根源是目前商業化的醫療模式。正如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專家劉繼同解釋的, “一旦醫療製度決定其目的是為了‘賺錢’,那麽患者就不會再信任醫生了。”

正如一名醫生告訴英國廣播公司(BBC)的馬丁•佩辛斯(Martin Patience),“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也許不應該說這一點,但整個製度已經是爛到無可救藥。這是難以治愈的頑疾。”

醫學界和公眾之間的緊張關系是由於極端的新自由主義的醫療改革導致的,政府削減了原本資助醫療體系的大部分資金,迫使醫院通過提高藥品價格,進行大量不必要而昂貴的治療,從患者身上榨取金錢。今天醫療製度出現的天價醫療費用、不達標的醫療服務及猖獗的腐敗現象,正是因中共政權從一個官僚化的但國家資助和控製的“計劃經濟”轉變成一個殘酷的國家控製的資本主義的結果。

即使全球新自由主義的旗手《經濟學人》雜誌也承認這一基本事實: “當中國於1978年開始市場化改革時,醫療費用開始飆升。衛生總費用由患者承擔的份額從1978年的20%上升到2001年的近60%。曾經承擔了大多數負擔的國有企業崩潰了。世界衛生組織(WHO)在2000年對191個國家的衛生系統的財政貢獻公正性進行排名,中國排名倒數第四。[《經濟學人》,2012年6月12日]

今天,根據《經濟學人》的報告,中國醫院收入的40%來自藥品銷售,只有不到10%來自政府資助。醫生腐敗是普遍的民怨,但正如一位知情人士披露的,它們僅僅是“整個鏈條的末端”。大多數的回扣發生在製藥公司高層、醫院管理層和更高級的官員之間。作為總理李克強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的一部分,政府計劃進一步向奸商們開放醫療保健部門,允許私人公司競標政府醫院和老人護理合同。這將為腐敗滋生提供新途徑。

中央政府由於擔心社會動亂,在2006年推出一個涵蓋大部分但並非全部的6億5千萬農村貧困人口的基本健康保險計劃。但根據北京當局的方案,這個醫療保健計劃是作為提高“內需消費”的一部分。不過根據英國醫學雜誌《柳葉刀》(Lancet)2012年起j進行的一個研究發現,該計劃仍然是遠遠不夠的,門診病人仍然需要個人承擔60-70%的費用,而住院病人也要承擔治療費用的一半以上。《柳葉刀》雜誌發現,盡管政府推行了該計劃,但2003年和2011年之間家庭承擔“災難性的”醫療費用的百分比幾乎沒有什麽變化。

當醫療費用成為導致數百萬民眾苦難和貧窮的原因的時候,醫學界人士的士氣則一落千丈。中國醫師協會2011年對6000名醫生調查顯示, 95%的受訪者認為他們收入低於勞動付出,78%受訪者表示他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學醫。

趕走奸商!

溫嶺的這次罷工是一個可喜的跡象,醫務工作者已經找到了他們集體的聲音,這是改變今天不可忍受的情況的必要的第一步。為了推動這一發展,醫務工作者必須成立自己的獨立和民主的工會組織。

他們必須要求大幅增加醫院的公共資金,包括提高醫生和其他醫務人員的薪金。患者應建立自己的協會以捍衛他們的權利,與醫務工作者的組織協同工作。將奸商們趕出醫療保健系統,整個醫療保健體系應實現全民所有和充分的公共資助。如果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這一體系是可以實現的,那麽今天當中國已經富裕得多的情況下,那麽它一定也可以實現的。必須終結醫藥行業的經濟訛詐,將這些暴利的醫藥企業和醫院全部收歸全民所有,置於工人和患者/消費者的民主控製之下。藥品價格應由選舉產生的衛生部門工作人員和消費者代表組成的委員會決定,以確保價格反映真正的研發開支,而不是如同今天一般包含大量的超額利潤、浪費的品牌營銷和給予官員的賄賂。

8歲女孩成為中國最年輕的肺癌受害者

一位匿名的江蘇8歲女孩被診斷患有肺癌,成為中國目前已知的最年輕的肺癌患者。負責治療她疾病的醫院醫生認為是生活在空氣汙染中導致女孩的病情。

這一新聞引發了對全國範圍內日益惡化的汙染危機的大辯論。在前往華沙參與周末開始的氣候變化大會的路上,中國首席談判代表解振華承認,濃霧“現在已經成為一種常態,而這嚴重影響了中國人的心理和生理健康。”。據中國國家氣象中心(CMA)的說法 , 2013年是自1961年以來霧霾天最多的一年。

癌癥現在是中國導致死亡最多的疾病,每四名死亡者中有一人死於癌癥,其中肺癌是最常見的。北京肺癌病例在過去十年中上升了60%。這與世衛組織最近發布的第一次研究時間相近,呼吸受汙染的空氣可以比被動吸煙更危害身體。“我們認為(空氣)汙染是最重要的環境致癌物質,而不是被動的吸煙。”世界衛生組織(WHO)的癌癥研究機構(IARC)的庫爾特•斯塔裏夫熱(Kurt Straif)解釋說。國際癌癥研究機構(IARC)研究發現全球有22萬起肺癌導致的死亡與空氣汙染有聯系。

10月份,在中國東北黑龍江省省會哈爾濱,1100萬居民長期被困在濃霧中。哈爾濱的PM2.5水平經測量達到了驚人的1000微克每立方米——是世衛組織安全上限的45倍。 PM2.5是指大氣顆粒物尺寸小於2.5微米,以致於這些微粒可以滲透到肺部深處甚至血液中,導致嚴重的疾病和死亡。由於當地霧霾如此嚴重,哈爾濱市幾乎實際停止運作,全市關閉了機場、主要道路、工廠、學校和幼兒園。

據美國-中國-以色列進行的一項聯合研究,由於空氣汙染導致中國北方地區的人口預期壽命相較南方人口縮短5年半。北方空氣中PM2.5顆粒的濃度在北方比南方高出55%。中央政府的數字顯示在2012年,113個重點城市中只有27個達到了中國政府自己製定的空氣質量標準,而這一中國標準還明顯低於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

“對國家安全的威脅”

嚴重的汙染危機甚至給中國的專製統治帶來壓力。官員們也意識到有毒空氣帶來的另一個新的負面效應-“威脅國家安全”。當局已經建立了一整套昂貴的電子監控系統,使警方可以監控約600座城市的主要街道。但嚴重的霧霾使得該設備失去效用。雖然表面上該監控系統用於防範恐怖主義,但監視網絡的主要目的是用於識別和防止“群體性事件”與抗議事件。日益嚴重的霧霾導致

安全專家討論采用雷達等替代方案,但雷達帶來的輻射可能引起新的健康風險。

今天中國公眾對中國環境危機的嚴重性有了一個全新認識。由中國以及海外眾多研究機構進行的民意調查證實了這一點。皮尤研究2013年初進行的一項民意測驗顯示,47%受訪者認為空氣汙染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而去年同期持該觀點的受訪者是36%。上海交通大學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80%的受訪者希望將環境保護置於經濟發展之前,而對中國領導人而言更為不祥的征兆是,78%的受訪者表示,如果在他們家附近建設汙染工廠,他們將參與抗議活動。根據生活在美國的作家朱迪思•夏皮羅(Judith Shapiro)的說法,汙染本身可能成為“共產黨在未來幾年能否保持其合法性的一個最重要的決定因素”。而這一觀點得到了許多身處中國的人們的認識。

盡管當局在綠色技術和可再生能源方面進行了大規模投資(很不幸地許多被浪費了),但中國當局的能源政策仍然導致社會走向環境崩潰。煤炭仍然占中國總能源使用量中的70%,超過300座新的燃煤發電廠已被批準建設。盡管獲取了高額補貼,但風能和太陽能仍然僅占國家能源結構中的2%。而由於泡沫經濟混亂的擴張和全國電網協調不力,這些行業目前身處危機之中。

溫家寶家族再陷經濟醜聞

中國前總理溫家寶的家族再一次成為經濟醜聞的焦點——此次涉及到一家華爾街銀行支付巨額賄款以換取在中國的生意。

《紐約時報》(11月14日)揭露,投資銀行“摩根大通”——正受到證券交易委員會(美國的金融監督機構)和司法部的調查——向一家咨詢公司支付了180萬美元。經營這家公司的正是溫家寶的女兒溫如春。行賄發生在2006年至2008年間,當時溫家寶還是國家總理,掌控著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據《紐約時報》報道,Fullmark consultants這家鮮為人知的北京公司的主管名叫“張莉莉”(溫家寶女兒的化名)。除她之外,這家公司只有一名雇員,多年以來一直是溫家寶家族的友人。

“張”是溫家寶妻子的姓,她叫張培莉。憑借著對寶石的奢侈品味和前任中國珠寶協會副主席這一肥差,張培莉獲得了了“鉆石女王”這個綽號。記者理查德•馬利德(Richard McGergor)在《黨:中共統治者的神秘世界》(The Party –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這本書中對張培莉有所描述,他說:“但是在宣傳部的嚴密監控之下,張女士的生意隱藏了起來。溫家寶自己小心翼翼,從不和她一起在公共場合露面。中國的媒體也不準報道她的生意。”

美國對摩根大通的調查一部分集中在這一點上:Fullmark利用溫如春和中國政府的私人關系,幫助這家華爾街銀行成為國有鐵路建設巨頭“中國中鐵”在2006年股票上市(IPO)的包銷商。

過度審查

中國審查機構迅速采取行動,平息任何關於此事的討論。這一事件對習近平政權的正在開展的反腐行動而言高度敏感。習近平說既要瞄準重量級的政治“老虎”,又要打擊眾多的蒼蠅。作為此次新聞管製的一部分,路透社和《華爾街日報》的中文網站都被中國封鎖。《紐約時報》網站——英文和中文的——被屏蔽已一年多,因為其發布的調查報告表明,溫家寶的家族成員——尤其是張培莉——通過一系列的合夥關系和在保險業、寶石貿易和房地產的投資,已經積累了價值27億美元的資產。溫氏家族的律師威脅要起訴《紐約時報》,但這當然沒有發生。

去年彭博社發布報告稱習近平家族從投資礦業和房地產中積累了3.76億美元的財富,隨後其網站就被屏蔽。上個星期,彭博社決定不發表另一篇詳細敘述中國首富、地產和媒體大亨王建林和中共高級官員間的關系的報告。為紐約億萬富翁市長邁克爾·彭博(Michael Bloomberg)所有的彭博社,被指責進行自我審查以修復同中國獨裁者的關系。這個例子反映了西方媒體的發展趨勢。根據《金融時報》報道,彭博社主編馬修•溫克勒(Matthew Winkler)對同事說,如果他們公布王建林的事,政府會“把彭博社踢出中國”。

外國媒體公司在揭露中國領導人和太子黨——共產黨官員的子女——的官商勾結聯系時,遇到了越來越多的利益沖突。尤其是在此類調查曝光了海外公司和銀行的幕後交易時。長期以來這些公司和銀行一直都在培養與太子黨的關系,以求在中國簽訂利益豐厚的合同。以摩根大通為例,這家公司甚至把雇傭中國太子黨的計劃稱作“兒女計劃”。但是這一行動並不只限於中國,因為美國聯邦當局已將他們對摩根大通的調查擴展至印度、韓國和新加坡。

溫如春是中國高官子女的典型:她在美國接受教育(哈佛),然後在幾家華爾街銀行拿到了高薪工作,其中包括現已倒閉的雷曼兄弟。習近平的女兒現在哈佛讀書,而身處囹圄的前政治局委員薄熙來的兒子在離開英國牛津後也去了哈佛。溫如春的丈夫名叫劉春航,他是中國銀監會(中國的銀行業監管機構)統計部主任兼研究局局長。之前,她的兄弟溫如松也引起過爭議,那時他正主管“新天域資本”(中國第三大對沖基金)。最近溫如松進入了中國迅速擴張的科技行業,出任中國衛星通信集團公司主席和電訊設備製造商“優創全球網絡(Unihub Global Networks)”的CEO。

摩根大通和溫如春的故事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引起了巨大爭論。“‘張莉莉擁有中國最貪婪的家族’,”一條帖子這麽說。許多批評溫家寶家族的帖子很快就被網絡監察員刪除了。這很諷刺。因為溫家寶作為自由主義政治改革的主要代言人,不時地呼籲更多的“民主”和“言論自由”,盡管在他結束於今年3月的10年總理任期中,這兩者的前景都更加惡化了。他也因“無力控製他的家族”而廣受批評。

摩根大通賄賂溫如春的公司的時間正好和“中國中鐵”2007年發行IPO (價值50億美元)的時間相吻合,這筆生意也是摩根大通做的。Fullmark公司的一份內部文件說,它“向摩根大通介紹國有公司的生意並保證其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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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蒼蠅,太子黨

摩根大通也雇傭了現已因貪汙而被逮捕的中國鐵路官員張曙光的女兒。張曙光是鐵道部前副總設計師,於2011年2月被捕。他被控向美國和瑞士的銀行賬戶中存入28億美元。曾號稱“中國高鐵第一人”的張曙光,官方年薪不到5000美元,卻在洛杉磯郊外為正在斯坦佛上學的女兒購置了一套豪宅。摩根大通讓張西西為其擔當與中國嚴重腐敗的鐵路部門簽訂合約的“牽線人”,證券交易委員會也會對此進行調查。

華爾街和中國太子黨有著廣泛的聯系。“每個人都參與到類似的事情裏。無孔不入。”經濟學家謝國忠這樣說道。為眾人所知的例子:曾為高盛(Goldman Sachs)工作的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的孫子和在美銀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工作的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兒媳。前財政部長項懷誠的女兒受雇於普華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紐約時報》報道,在2006年,政治局常委吳邦國的女婿幫助美銀美林簽訂了價值220億美元的中國工商銀行(中國最大的銀行)的上市合同。

摩根大通之前曾雇傭了唐小寧,國有控股金融企業“光大集團”主席唐雙寧的兒子。據《紐約時報》所說,“在唐小寧加入摩根大通之後,這家銀行從光大集團那裏取得了幾份重要的生意,其中包括建議其設立一家用來發行股票子公司。”

越來越多的高官子女建立起他們自己的私人股份公司和對沖基金,從而在更有利的地位上同外國資本家進行利潤豐厚的交易。其中一個例子就是副總理汪洋的女婿張棟梁,他今年在香港開了一家對沖基金。他過去曾為全球投機商和“慈善家”喬治·索羅斯工作。另一個例子是江誌成,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的孫子,他是“博宇資本”的聯合創立者。這是一家與大亨李嘉誠有聯系的香港私人股份公司。

虛假的反腐運動

圍繞著溫家寶女兒的騷動引起了幾個重要問題。它突顯了太子黨在中國的日益重要的作用以及他們與世界金融資本的廣泛聯系。它也突出了華爾街銀行在臭名昭著的中國鐵路行業和充滿腐敗的經濟部門中的角色。同時也表明備受關註的習近平反腐運動只觸及了中共家庭腐敗網絡的表層。正如我們在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上所解釋的,這場反腐運動並不真是要打擊腐敗,而是為了加強政府對國家和社會的控製。為了這個目的,它寧願犧牲一些過於貪婪的——或者不聽話的——官員以平息公眾的憤怒並威懾其它貪官。同時,官方運動希望把這一過程控製在“安全線”內,為此則需要將流入公眾領域的信息量減到最小並打擊獨立的反腐舉報人。處於“摩根大通事件”核心的鐵路部門腐敗到如此程度,以至於老鐵道部在3月份解散,至少十五名高管因貪汙而被免職或逮捕。其中包括在7月份被判死緩的前部長劉誌軍。

西方資本家偽善地譴責中國經濟中的貪腐現狀,而事實上他們正是貪腐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他們的經濟體製是聯系在一起的。現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越來越依賴於中國,所以外國資本主義同中國政府間的經濟紐帶也越來越緊密。盡管世界資本家假裝“不喜歡”獨裁政府,實際上他們卻希望讓中共獨裁者繼續掌權,他們知道從資本家的立場來看這是中國最好的政府。這表明當經濟自由主義者宣稱“更自由的市場”是解決中國貪腐現狀和裙帶關系的辦法時,他們犯了多大的錯誤。事實上,唯一的答案是結束資本主義和獨裁統治——要為大眾民主控製和社會主義而鬥爭。

三中全會:推進市場,加強獨裁

“更多市場、更少自由和習近平掌握越來越多的權力”是駐北京記者王瑞來(Ola Wong)對最近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的觀點。三中全會在中國權威體製下地位特殊,因為1978年的關鍵會議(11屆三中全會)不僅確保鄧小平對毛澤東欽點繼承人華國鋒的勝利,而且開創了中國共產黨的親資本主義“改革開放”的道路。因此中國和全球資產階級對今年的會議期待頗高。

自從習近平和現中國領導班就任一年以來,他們將擁有巨大的政治威信押註在承諾施行“痛苦”和“迫切”的經濟改革(中共對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政策的說法)上。他們的目標在於通過提高國內消費來重新平衡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迫使他們作出這一轉變的綜合原因是當前高投資增長模式已顯露出強弩之末的信號——其中最嚴重的是此增長模式下潛伏著的災難性的債務危機。(監督銀行業的)中國證監會主席肖剛最近透露:中共統治下64年中,中國銀行業放貸70萬億元,而過去四年的放貸額占到其中的40萬億元。肖剛還指出此外非官方影子銀行機構放貸20萬億元。換句話說中國信貸機製失控了,同時導致越來越低的回報。根據摩根士丹利的統計,五年前一元人民幣的信貸能產生1元國內生產總值(GDP),而現在花4元錢才能創造1元GDP。

盡管推動市場自由化,新領導班子特別是習近平打消關於他們會放松國家政治管製的任何想法。不僅如此,習近平首任一年中還加強了媒體審查製度,政府對批評政權、直言不諱的博客和諸如藏、維等少數民族的打壓也加強了。習近平的目標在於改革和完善中共獨裁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使之更好地服務新的超級富豪精英而不是廢除這一模式。因此,他排除“西方式”民主改革和采取措施加強獨裁當局的權力。不過這並不能排除習近平在將來可能放松打壓,有可能作一些表面的讓步,譬如釋放一些異議人士,而在維持一黨專政的核心問題上他立場堅定。“顯然習近平不會成為中國的戈爾巴喬夫,”中國問題專家羅伯特·勞倫斯·庫恩提到前蘇聯最後的領導人。正如社會主義者反復強調,這不同於自由主義政改派的諸多幻想,只有自下而上的群眾鬥爭能夠帶來民主變革,而不是徒勞無益地請求中共改變其本性。

市場雀躍

最初,自由派和資本主義評論者們對會議結果不滿意,稱其“缺乏具體措施”,不過在當局發布更為具體的改革計劃之後他們的心情驟然變好。一些評論者揣測發布的文件(11月15日星期五,三中閉幕三天後)中大約60項具體建議是刻意為了扭轉金融市場的負面反映。這一份兩萬字的文件被媒體稱為“改革2.0方案”,其中包括“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和“積極發展混合所有製經濟”等關鍵內容。根據網上社會主義者、毛派和其他反資本主義人士的大量評論顯示,中國左翼圈子對此的反應自然是十分負面的。值得註意的是對該文件的關鍵字搜索:“共產主義者”出現0次,“工人/工人階級”出現0次,“市場”出現80次。信用評級機構穆迪表示,中共語言的改變“象征中國政府的執政理念的深度轉變。”

全球資本主義體製對此是滿意的。這反映到上海、香港和整個亞洲股市的巨幅上漲上。世界銀行行長金鏞稱全會決議“非常正面”,而彭博社稱會議“超出眾人的預期。”《經濟學人》雜誌稱全會文件是“二十年以來最激動人心的改革計劃。”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的寫手阿瑟·克羅伯認為“改革計劃顯示出習近平是一個比他前任胡錦濤強大得多和更有遠見的領導人。”

在關註會議出臺的具體政策提議和討論是否會具體實施之前,我們必須首先意識到它們並不是全會最重要的結果。更重要的是全會標誌的政權內部權力機製的轉變,習近平掌握越來越多的權力(至少在表面上),對地方政府權力的限製。具體來說,兩個新機構的設立能標誌了這一轉變。

首先“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任務在於監督國營媒體《中國日報》所稱的“改革就是偉大的革命”。其次是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為藍本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建立,理由是中日日益緊張的局勢(日本政府最近才開始討論建立類似委員會)和恐怖主義襲擊威脅增多(針對十月天安門自殺襲擊)。盡管這些新機構的架構和領導組成還沒有公布,他們最終會在習近平的控製下,讓他能夠超越現有的政府架構。這些新的委員會集中處理習政府的兩個關鍵議程:針對所謂“反華勢力”的威脅上大打民族主義牌,另一方面盡管存在國家各個層面,特別是地方政府的抵製,他希望推動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

隨著這些發展,習近平開始脫離過去二三十年的做法,試圖重新集中化。具體措施是把關鍵領域的控製權從地方(事實上製定大多數經濟政策)收回中共中央。在重新集中化措施中,一個關鍵在於讓習近平自己掌握更大的權力。“所有跡象顯示,習近平現在控製著軍隊、警察、公安、紀檢、外交和經濟部門,”《福布斯》雜誌奧利弗·巴倫稱,“這意味著習近平現在已經鞏固了中國所有相關權力基礎,使他類似於中國前領導人鄧小平和毛澤東,以及俄羅斯的掌權者普京”[Forbes Asia, 2013年11月13日]

波拿巴主義

這標誌著中國政權內部的一個重大權力轉移。這一過程開始於去年中共十八大前的權力鬥爭,我們中國勞工論壇之前的文章對此也作出了分析(參見習近平能帶來怎樣的轉變?)十八大讓更多權力集中到習近平手中,產生更小的政治局常委,同時讓太子黨包括習近平本人占據關鍵職位。習近平通過平衡中共黨內派系利益而鞏固自身地位。他得以充分利用的一個關鍵因素是,其他人害怕如果內部權力鬥爭不受限製將導致“相互確保摧毀”和政權的瓦解。

這一權力平衡的移動現在被三中全會進一步確認。習近平打破其前任們的“集體領導模式”而試圖加強更個人化的波拿巴式的統治。“習先生試圖迅速轉變這個充滿不正當物質刺激和腐敗猖獗的製度。”英國《金融時報》北京分社社長吉密歐(Jamil Anderlini)評論。這一道路充滿政治風險,而顯示出中國政權內部危機的嚴重程度。正如2011年我們在中國勞工論壇的文章中描述了之前的內部形勢:

“中國表現出“波拿巴主義”的一個特殊形式——通過委員會,而非一個“強人”決定一切。這也並非偶然。毛澤東和鄧小平的統治極端不穩定,和由此帶來的社會動蕩,導致產生目前“相互妥協的”集體領導體製,在統治集團內各種勢力受製與互相的“限製和平衡”而實現,這就意味著在整個進程中不同的政治派別、地方大員和政商集團間充滿了交易與勾兌。”[中國:鎮壓還是“改革”,2011年7月11日]

這一集體領導模式在胡錦濤在任時期(2002到2012年)發展到頂點,被胡錦濤的謹慎風格所刻畫。但是胡錦濤現在被視為一個軟弱、優柔寡斷的領導人,而他的任期被輕蔑地稱為“失去的十年”。在這期間中共政權處於一個政治“僵局”——類似於華盛頓政府機構癱瘓不過帶有“中國特色”。經濟改革派,包括習和新領導層都認為在胡錦濤統治時期裏親資本主義“結構調整”計劃放慢,甚至出現倒退。習近平希望通過把更多權力集中到中央,教訓被視為改革障礙的拒不服從中央的地方政府,自我行事的經濟部門和“既得利益”集團,來打破僵局。這一點是否可以實現還有待觀察。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預計中國經濟改革方案會帶來“震蕩”。但這只是集中在經濟風向上(諸如增長放緩、違約上升和工廠倒閉),但是地方政府之間以及地方和中央的沖突和緊張也同樣增多了。

正如我們所解釋的,習近平的反腐運動,目標在於打掉幾個“老虎”而不只是低級別的“蒼蠅”是他對日益不受管製的政府機構加強紀律的政治措施的一部分。類似的是他的偽毛主義的要求地方領導層進行“群眾路線”和“自我批評會議”(被一些機敏的博客寫手諷刺為“自我表揚會議”)目的在於加強中央的控製。習近平的口號是“把權力關在籠子裏。”一些毛時代的形式被重新采用,但是其中避免了毛澤東依靠群眾繞過政權機關達到自身目的的癖好。習近平的目的在於加強黨國對政治的壟斷。為此他壓製所有可能的挑戰,比如逮捕獨立反腐人士和“發布謠言者”。

北京與地方諸侯

一位中國頂級銀行家宣稱“中國主要是由市長們在治理。”他所指的主要是省級、市級和地方上的中共負責人。絕大部分產業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的決策都是由地方當局決定的。這是過去幾十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得以快速增長的一個關鍵因素,但也因此助長了嚴重的腐敗和債務危機,其可能最終導致銀行崩潰並威脅到中共當局的統治。

前所未有的工業產能過剩也與地方當局拒絕服從中央要求關閉不必要的或低效的工廠的命令直接相關。在各省市和地區都廣泛存在經濟保護主義,他們優先考慮和保護本地產業,而不是服從國家層面的決策。當薄熙來主政重慶期間,國家權力的所有地方機關,如警察、法院和宣傳部門等,都聽命於他,甚至被用於竊聽國家領導人的電話。正是這種半自治性的權力基礎和他拒不服從中央路線才導致薄熙來被判處無期徒刑,中央希望以此警示其他省的領導不要挑戰中央政府。這與普京統治早期對俄羅斯寡頭們的打擊如出一轍。

習近平的新政中並無什麽獨創性。他在任第一年是對此前領導人政策和方法的襲用(他甚至借用了一些薄熙來的治理手法)。例如他對毛澤東的悼念,這其中不包含一點“左翼”的因素。這一偽裝的毛主義宣傳旨在捍衛一黨專政製度而反對任何要求轉變的呼籲。在今年早些時候的一次演講中,習近平宣布,“徹底否定毛澤東會導致中國共產黨的滅亡,並給中國帶來巨大的混亂。”不僅僅是毛澤東,習近平也從鄧小平那裏借用了向資本主義製度決定性轉變與維護專製統治的“兩手抓”的政策。《南華早報》對此的評論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繼承了鄧小平的衣缽,鄧當初既推行了巨大的經濟轉變,也對天安門事件進行了鎮壓。”

習近平近來甚至被與另一名太子黨蔣介石的兒子和繼任者蔣經國做比較。但是,小蔣推動解除了國民黨在臺灣的專製統治,而這並非是習近平的計劃。蔣經國在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統治的最後幾年裏也發動了一場打“老虎”的反腐敗運動。但這場運動最終因為他父親的命令而流產了,而結果眾所周知,國民黨當局因此徹底失去了中國大陸的江山。

中央政府與地方諸侯之間的拉鋸戰是設置“深化經濟改革領導小組”背後的一個關鍵因素。這顯然是為了鉗製甚至取代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簡稱:發改委,NDRC),發改委是中國目前主要的經濟規劃機構,但它一直被看作過於照顧地方政府的利益。多年來,自由派一直批評發改委是阻礙經濟改革的一個障礙。

看起來習近平希望通過領導小組來主導主要的經濟改革措施,並有效地降格了總理李克強的權威,李克強本應該是正式負責經濟政策的官員。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結構中,李克強是正式的二號人物,據說也是胡錦濤非太子黨“團派”的主要代表。值得註意的是新華社官方報道三中全會文件起草小組時提到習近平21次,由其擔任組長領導起草小組(劉雲山和張高麗輔助其工作),但相關報道中根本沒有提到總理李克強。這引發了人們對李克強的命運和當局兩位高層之間可能在經濟政策方面發生權力鬥爭的猜測。具體情況是否如此還有待觀察。但過去二十年,中共歷屆領導班子都包含一名具有相當影響力的主管經濟的總理——胡錦濤時代有溫家寶,江澤民時代有朱镕基,甚至鄧小平的20世紀80年代大部分經濟管理職責都由趙紫陽負責。

未知領域

同樣,習近平設立國家安全委員的計劃也實現了前領導人江澤民嘗試但失敗的目標,當時江澤民特別遭到了軍方的抵製。新委員會的目的是統一和更好地協調今天支離破碎的安全體系,將國防、情報、外交和內部維穩等機構功能置於一個架構下。這也顯示了中共領導層正準備兩線面對戰爭與革命的態勢。該委員會將包括專門掌控西藏和新疆的次級委員會,在這些地區過去4、5年裏,事實上一直維持著戒嚴的狀態,此外也會有專門針對臺灣和香港的次級委員會,在港臺地區中共正準備應對主要對抗。除此以外,工農抗爭正從地區性的局部抗議活動發展成為全國性的挑戰當局統治威脅的鬥爭,而這是他們面臨的最大恐懼。

許多評論家現在將習近平看作是鄧小平以來“最重要的領導者”。香港的英文報紙《虎報》(The Standard)甚至聲稱,“習近平是中國歷史上權力最大的領導者之一。” 但習近平的力量還沒有經受過中共精英權力結構之外力量的考驗。正如我們所解釋的,這個過程表明中國的政經局勢已經進入未知的領域。胡錦濤時代謹慎小心的做法將讓位給習近平的“大膽措施”,但這些措施本身具有高風險,並有更大的可能性撼動政權和其領導層的權威。

正如我們所解釋的,經濟改革的“治療方案”可能被證明比“經濟病況”本身更能雪上加霜。正如六月流動性危機表明的,加快金融改革提升了當局竭力希望避免的銀行倒閉帶來的風險。改革計劃其他方面的內容也可能帶來適得其反的效果。如果新自由主義的拯救措施是正確答案的話,那麽為什麽美國和歐洲的經濟會陷入如此深刻的危機中?而中央集權也增加了社會爆炸(性沖突)的危險——這是在所有波拿巴政權統治下的規律——工人階級、農村貧困人口和被壓迫的少數民族運動的新動向與統治精英和當局間的對抗正變得日益緊張。中共專製當局將權力日益集中到個人手中也是出現深刻危機的征兆,這也反映在日益積聚的社會局勢的爆炸性沖突中。當局領導層因為政權崩潰的幽靈作祟,並受到步履蹣跚的經濟帶來的壓力,而希望出現一位強人能將他們從這場危機中拯救出來。就像這次三中全會提出的其他政策轉變,他們的這一決定最後可能會成為自抽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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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7 21:21:41 |显示全部楼层
下面我們來看看這次三中全會提出的一些具體的改革建議。

銀行業改革

這是特別讓全球資本主義歡心喜悅的一個領域。三中全會同意加快利率市場化,而不是由政府的法令來決定利率。而這可能導致銀行業風險增加,尤其是一些小規模的地區銀行可能會破產,所以當局提出建立一個類似於西方經濟體現有的新的存款保險計劃。新的規定將允許私人銀行和外資銀行在中國發揮更大的作用。其目的是利用市場壓力使資本的定價體系更有效,結束廉價信貸時代和削減當前危險的債務負擔。

但是,這意味著更少的投資、更低的經濟增長率、企業利潤下滑,包括那些大型國有企業,並需要支付更高的利息。新的存款保險製度將以一種更嚴格的形式取代今天事實上的全覆蓋存款保險方案,因為今天事實上無論個人還是企業都相信國有銀行將確保他們的儲蓄是“安全的”。雖然這尚未影響到廣大市民,但新方案是一個預備步驟,以免當局開始進行不可避免的銀行業清理時,只註資維持那些“大到不能破產的”大型金融機構,而放任一些嚴重負債的小規模銀行和影子金融實體破產可能導致出現銀行擠兌現象。開放外資是為了讓外國投資者能在這次銀行洗牌後從中精選出可投資的對象。

一胎化政策?

正如我們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預測的 ,這次三中全會宣布在相對放寬中國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這次政策變化如此有限以致於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還在爭執是否使用“放寬”一詞。政策規定如果夫婦雙方中有一方是獨生子女將被允許生第二胎。這一政策僅適用於城市地區,因為農村戶籍的夫婦的第一胎如果是女孩的話,政策早已允許他們可以有第二個孩子。這一政策變化可能影響到約1500萬-2000萬中國女性,預計其中約一半女性可能想要第二個孩子。在中國城鎮地區撫養一個孩子的成本是天文數字,特別是學費和住房成本更是如此。新的規定將分階段進行,並可能首先在出生率最低的東部富裕地區開始推行。

這一政策變動背後的動力存在兩個方面的因素:刺激消費和糾正人口趨勢,中國適齡勞動人口比例已經開始下降,從2011年的75.5%降至2012年的74.4%。萎縮的勞動力人口提高了勞動者的議價能力,使改革者“計劃推出的更大規模競爭工資體系和加劇剝削程度”變得更為復雜。但政策的變化在許多年內不會帶來明顯的影響。盡管這樣,當消息一經公布,投機者馬上開始大規模搶購生產嬰兒配方奶粉和紙尿褲的中國上市公司的股票。

周永康:習近平打到“老虎”了嗎?

根據《路透社》和《紐約時報》等國際媒體的報道,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其家屬和家庭勤務人員,涉及貪汙等罪行,正面臨正式調查。最高級別決定將周永康及其妻軟禁。早幾個月就有流傳,周突然受到反貪調查。周永康在2007到2012年間是中共的頭三號人物,掌管政法委這個令人畏懼的國安機關。在他的管治下,中國國安預算(法院、監獄、檢查和警察)從2008年的4,060億元躍升到2012年的7,020億元,與越南的GDP相約。

海外媒體報道稱,根據“內部人士”透露,在12月初,習近平領導的政治局決定對周永康發起正式刑事調查。此前,幾名與周永康關系密切的國企石油的主管和前主管,以及四川省黨委的前任領導人,已經被逮捕和受調查了。調查人員的策略被形容為“打虎之前先拔牙”。這批人似乎希望獲得輕判,因此坦白從寬,令當局搜到周永康的罪證。當中包括據聞被調查員關押數月的周永康之子周濱。

海外媒體報道,對周永康及其家屬的指控,不止於龐大貪汙,而且還涉及謀殺前妻、涉及有組織犯罪和圖謀推翻現任中共領導習近平等罪行。這些報道展現出一幅謀反的畫面,轟動性甚至蓋過震驚一時的薄熙來案。今年較早,與周永康關系密切的薄熙來,在一場受到操控的半公開審判騷後被判無期徒刑。而周永康家族的貪汙據信可能高達數百億元,罪行驚人得令中共高層面對兩難局面。因為在對周永康的調查審判中,可能把整個政權拉入政治醜聞的泥潭。

貪汙滲入中國每個角落,但高官貪汙案件在中國並非真的針對貪汙,而是內部政治鬥爭的工具。習近平通過高調的反貪運動,表示要“老虎、蒼蠅一起打”,來重塑嚴重受損的公眾支持,而且同時打擊統治精英內部的潛在反對力量。政權為了私人資本的利益計劃重組國企,反貪為此提供了重要的掩護。許多評論家解讀,從習近平打擊周永康,可見他已經成功鞏固了個人對一黨專政政權的控製。周永康被比作為斯大林手下邪惡的秘密警察頭子拉烏潤提.貝利亞。打壓周永康這樣醜惡的人物,無疑會在中國廣泛階層的群眾中大受歡迎。

“正式逮捕”

盡管沒有官方聲明,《紐約時報》(12月15日)引用接近中國領導人的消息人士,報道了周永康的軟禁。“這不是像在之前幾個月的時候,之前[周永康]受到的是秘密調查,受到的限製較寬松。”該報引述一名和黨內精英有親屬關系的律師:“現在是正式的[調查]”。

本事件突顯出中共內部危機,加上正在上演的戲劇性換血,會對黨國的走向產生深遠的影響。文革以來還沒有一個像這樣重要的中共領導人或退休領導人被清洗。如果案件進入審判,將成為現政權自1949年建立以來,首位政治局常委受到謀殺和貪汙的指控。

盡管無法知道內部鬥爭的全部畫面,習近平拉倒周永康,似乎是他集中權力到個人手中的新一步,並給其他潛在的對手發出警告。反過來,這反映出中共政權的僵局。中共拼命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重組計劃,從而避免迫在眉睫的債務危機,以及滑向日本式的停滯。這一過程在本刊文章《三中全會:推進市場,加強獨裁》中有詳細討論。周永康案曝露出,在社會矛盾一觸即發下,中共所面臨的政權合法性危機。習近平面臨巨大壓力時,他要通過抓捕像周這樣的“老虎”,表現出他是認真的致力於“改革”的。對習近平來說,無論幹還是不幹,都是個高風險的策略。

習近平打擊周永康,似乎準備挑戰“入常無罪,入局免死”的潛規則。這些領導人或前領導人中很多都是中國最有權、最貪腐的商業集團主管。無論這些精英人物如何看待周永康,他們也會擔心自己利益受威脅,因而極度不安。這提出問題,關於權力鬥爭未來走向,以及保守派可能作出的反應。“前常委擔心中國現任領導人會瞄上他們…”芝加哥大學教授楊大利告訴BBC。

“石油幫”

周永康通過國有石油行業扶搖直上,成為90年代末中國最大石油天然氣生產商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的總經理。他被視為“石油幫”的領導人物,掌控國有壟斷石油行業這塊封地,並利用這控製權來積累巨額個人財富。今年早些時候,清洗石油幫等於在周永康頸上套繩圈。根據《紐約時報》引用一名匿名前反貪調查人員,“周家族在石油行業的活動可以提供很多潛在的非法財富來源,包括油田經營權、服務合同、設備銷售和石油配送。”

香港媒體《蘋果日報》報道,周永康之子周濱僅從重慶市的一些公共項目中就撈到了100億元。一些海外媒體報道,周濱去年逃到新加坡或者加拿大。據報道,他在2013年9月被帶回中國,據《每日野獸》稱,他同意配合對其父的調查以換取寬恕。

據信與中共反貪沙皇王岐山有關的《財新》雜誌,連續報道一系列從石油行業獲利的家庭關系。這些文章提到周永康的兒子、兒媳及其親家。正如在2011年以來對前鐵道部的反貪清洗,政權打擊中石油領導層有兩個目的,不只是針對周永康,更是為了加速市場化改革,可能讓私人資本掌握更大份額,甚至將中石油分解為幾個更小、更“靈活”的公司,來馴服這個最顯著的“既得利益集團”之一,讓其不再繼續阻礙領導層更廣泛的新自由主義重組議程。

在薄熙來的審判中,當局局部失去控製,但公審周永康比公審薄熙來更具風險。盡管周永康不像薄熙來那樣享有相當程度的公眾支持,但政治風險仍然很大。周永康作為管治警隊和法院的前政法委,若被揭露為頭號罪犯,哪怕審判和公布是周涉嫌的罪行的一小部分,都會曝露政權核心的腐敗程度,有可能增加群眾對整個政權的厭惡。

從最近其他一些腐敗案件可見(例如薄熙來和劉誌軍的審判),指控很可能會“縮減”具體的腐敗金額,來掩蓋官員掠奪的程度,並保護其他中共官商。如果周永康被正式起訴,案件很可能集中關註經濟犯罪,而不是指控陰謀暗殺,或者推翻習近平等領導人。這些指控過於敏感而可能危害政權,曝露其內部混亂的程度。但是控製這個過程極其困難。因此,還有待觀察習近平和中共領導層如何處理這一案件,以及會否嘗試把事件隱藏在幕後。不過,很明顯周永康事件開啟中共內部危機進一步深化的新階段。

二零一四年

中國:武漢12位訪民在北京集體自殺

2013年12月11日,武漢江岸區12位拆遷戶10日在北京集體喝農藥自殺,抗議當局暴力拆遷。事後,他們在被緊急轉移到北京解放軍307醫院進行急救後,都脫離了生命危險。

他們原是武漢江岸區塔子湖街新春村的外來居民。2010年10月,當地政府以所謂城中村改造為由,拆遷江岸區新春村村民住房,他們認為拆遷的補償標準過低——他們買的房子的市價在每平方米一萬元左右,但政府提出的拆遷賠償只有每平米450元,他們沒有和村委會達成協議,但房屋卻遭到了政府的強拆。四年以來,他們不停地去北京上訪。在上訪的四年中,他們耗光了他們的積蓄。參與這次集體自殺行動的梅翠英說:“把我的房子拆之後,我住的也沒有,生活來源也沒有!只有覺得死掉,心裏才舒服一點。”參與這次行動的成員都有同樣的遭遇。在政府違法強拆之後,他們的生活變得更加艱難。在這樣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他們被迫地選擇了自殺。

在事後,中國政府迅速封鎖了一切有關此事的報導。南都網在事後刊登了題為《12名訪民北京喝農藥集體自殺》的報導,但很快,該報導就遭到了刪除。其他有關此事的報導,也同樣遭到了被封殺的命運。與此同時,政府也加強了對參與此次自殺行動的人員的控製。他們被送醫急救後,有10人在13日被送往派出所拘押。據悉,他們隨時有被警方指控的可能性。與自殺訪民同村的村民曾希望進入醫院看望參與這次事件的人,但在醫院的門口遭到了警察與保安的阻攔。

政府的強拆一直以來為許多中國民眾所詬病。這次集體自殺行動,是近幾年以來最極端的抗議強拆的方式之一。此次事件的發生,正是中國社會矛盾激化的結果。在未來的時間中,中國勞工論壇將會進一步關註這次事件的進展。

中國:“社會保障性住房計劃”令群眾得益嗎?

如今房價日益超出底層群眾的承受能力。隨著市場自由化改革進一步加深,“市場規律”所造成的社會問題將會日趨嚴重。日益惡化的貧富差距和階級沖突會在住房問題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因此,中共可以在社會保障性住房(經濟適用房、公租房、廉租房、安置房)方面作出退讓,平息群眾的憤怒從而維穩。但是,政府的保障房計劃真正保障了群眾的利益嗎?

腐敗官員私吞公產

2013年鄭州市首批經適房均價2700元,但還是超出了申請者的購買能力。當地相關規定要求,申請者的家庭人均月收入要低於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四倍(目前為1360元),可以說是“越夠格者越買不起”。相比於中產階層,低收入者也更難從銀行獲得貸款。結果相當數量的經適房不僅沒能進入低收入者的手中,反而成了腐敗官員的私產。同年1月,鄭州市某區房管局原局長翟振峰因涉嫌職務犯罪被捕。他一家四口擁有29套房產,其中至少11套是經濟適用房。此外翟振峰在任內曾幫助親屬的公司先後獲得3個經適房項目,藉機倒賣數百套經適房,獲利數千萬。

相比於房子,官員和開發商們有更快捷的發財門路。2009年,鄭州市規劃局副局長逯軍對記者說出:“你是準備替黨說話,還是替老百姓說話。”起因正是,鄭州市某村原本劃撥建設經濟適用房的土地,被開發商蓋上了別墅和樓中樓。2013年審計署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360個項目或單位挪用保障房專項資金,高達57.99億元,這些錢被用來歸還貸款、對外投資、征地拆遷以及單位資金周轉等非保障房項目支出。同樣是在2009年,國家撥付1,800萬元建設陜西省商洛市的“柳家溝棚戶區改造配建廉租住房項目”,其中包括3萬平方米的600套廉租房。但在政府的回購合同中卻縮水為1萬平方米200套,最終實際建成的只有72套(事件曝光後開發商臨時將24套商品房改為72套廉租房充數)。在這個神奇的“魔術”中,1,600萬元廉租房專項資金不翼而飛。

百姓不獲公平分配

經適房往往滋生權錢交易,廉價的租賃房較能滿足底層群眾的需要。但在目前的體製下,公租房和廉租房同樣受官僚操控。2011年初,廉租房住戶郭春平告訴胡錦濤,每月租金只要77元,因而被人們稱為“77嫂”。不久後,她卻被告知要退還廉租房。因為在她女兒工作後,其家庭人均月收入超過了960元的廉租房申請標準。官僚們玩弄煩瑣的條文拖垮群眾,而自己卻享受著灰色收入和權力優待,因此才會出現4歲寶寶領取廉租房補貼的鬧劇。

保障房分配製度不透明,導致10.84萬戶不符合保障條件的家庭,違規享受保障性住房實物分配3.89萬套、領取租賃補貼1.53億元。依附於官僚的知識分子當然也得到了不少好處。以中科院為例,中科院的工資分為基本工資和項目工資,工資條上一般只顯示每月2000元的基本工資。但中科院大部分員工的實際收入在8.8萬元以上。這為他們違規獲取保障房創造了便利條件。

住房承諾 一紙空文

“十二五”規劃(2011-2015)要求建設3,600萬套(戶)城鎮保障性住房和棚戶區改造住房,到2015年全國保障性住房覆蓋面達到20%左右。政府希望借此拉動內需,但由於地方政府債務負擔沈重,確實達到這目標的機會十分少。再者,建造後的房屋能否。住建部副部長公開表示,2013年保障房資金需求超過2萬億,融資缺口至少1萬億;今年的資金需求更勝於去年。由於地價便宜,許多保障房建在十分偏遠的位置。再加上質量和配套設施問題,很少人會去申請這些房子。

去年8月,《財經》雜誌報道,保障房普遍空置率在20%左右,個別地區空置率一度超過50%。過高的保障房空置率進一步加重了政府和企業的資金困難。缺乏足夠的資金支持,使各地政府難以完成如此巨大的目標。官方媒體報道說,已經完成十二五目標近七成,但這只是開工數量,實際建成量不到目標的一半。

如何確保住房保障?

與此同時,絕大部分農民工仍被排除在保障房計劃之外,盡管一些地區已經逐漸放寬對農民工的限製。可以預見,中共為了維護自身統治,有可能會采取更多的措施來調整保障房製度(包括取消經濟適用房),甚至會犧牲一部分不聽話的官員和開發商。但是如果不從根本上推翻官僚與資本家相勾結的體製,就不可能真正實現社會公義。

地方政府債臺高築,加上愈來愈違反中央政府的指令,住房保障計劃的指標裏必然充斥假大空的數字。此外,高官在這些房屋項目中貪汙腐敗,“羊毛出至羊身上”,遭殃的始終是勞苦大眾。即使真的建設了這些房屋,與中共官僚有裙帶關系者必然優先獲得質素較高的單位,相反平民百姓則只能拿到“次貨”。銀行和開發公司要交由群眾民主管理,清除官僚特權的控製;規劃和建設要在群眾的有效監督(不只是名義的)下進行,建成的保障房完全公有,拒絕官僚和開發商從中牟利。只有這樣才能使保障房真正保障底層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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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7 21:23:05 |显示全部楼层
昆明大屠殺引起新一輪鎮壓與暴力的風險

3月1日,昆明火車站外發生了被稱為“31事件”的大屠殺,必然是最令人震驚的恐怖行動之一。八名身穿黑衣、手持長刀和短刀的男女進行了半小時的瘋狂屠殺。一名16歲的目擊者表示:“他們邊跑邊砍人,見人就砍。”另一名目擊表示,空氣中都是血腥味。總共29人被殺,另外143人受傷。媒體稱之為“中國911”,而顯然事件會引起巨大的政治後果。

社會主義者與中國勞工論壇對昆明人民乃至全中國勞動者的恐懼和悲傷深表同感。我們反對中共獨裁者的政策和鎮壓手法,這在打壓西藏和維吾爾族人等少數民族的國家恐怖行動中尤其顯著。我們亦反對宗教和政治恐怖主義的災難性手段。這些手段不但無法加速暴虐的政權倒臺,反而讓政權伺機分化受壓迫者,令建立統一而有組織的群眾反抗的任務更為復雜,最後鞏固了獨裁統治。

官方聲明指,“新疆分離分子”背後策動屠殺,將矛頭指向聚居於新疆西北部“自治區”的維吾爾少數民族的穆斯林。雲南省有25個族群和語言群體聚居,是族群多元的省份,而昆明則是其首府,與新疆距離萬丈。昆明是旅遊熱點,也是少數民族的大熔爐,不同民族之間整體上關系良好。因此,昆明成為屠殺目標,作為表面上是反對中共政策與做法的手段,令人感到憤怒與不信。一名傷者的妻子趙德秀向《華爾街日報》說:“幹嘛襲擊老百姓?我們做什麽了?”

“政治強人”習近平

昆明屠殺正好發生於本周開幕的人大政協兩會。這類似於去年10月北京天安門發生的自殺式襲擊,當時正值中共三中全會舉行的前夕。

這次血腥事件可以對中國意味深遠,特別是受壓迫的維吾爾少數族裔可能會面對暴力的反彈。習近平在掌權的首年,加大國家鎮壓,並將權力集中化。面對如此大膽兇殘的襲擊,中共政府受到的震撼顯然比起5個月前的天安門襲擊更大。習近平為了支撐其“強人”形象,受到壓力要去強硬表態,就如他聲言要“依法從嚴懲處暴恐分子,堅決將其囂張氣焰打下去”。但“31事件”因此會被利用來將權力集中於習近平一身,以及在三中全會時新成立、為戰爭和革命作準備的國家安全委員會。

可預計未來新疆、西藏以及其他少數族裔地區會進一步軍事化。昆明鄰近的大樹營作為大量維吾爾族人口的定居地,已經見到大量公安和特警隊,由此可見這一情況。正如“911”襲擊後,穆斯林世界的窮人受到美國及西方支持的多次軍事入侵、戰爭和內戰,淪為最大的輸家;“31”屠殺的最大輸家很可能是受苦的維吾爾族人。從社交媒體上大量的留言可見,是次屠殺會激起反維吾爾族的種族主義反彈,至少在短期來說,這會令政權更容易在新疆加強其鐵腕政策。

“這起事件會對中國民眾的心理造成很大沖擊。”新加坡政治學家單偉指出:“這會讓中國政府有很強理由升高對新疆或維吾爾族議題的強硬政策。”

正如中國勞工論壇在天安門襲擊時警告,當局假汝“維穩”之名在少數民族地區加強鎮壓,造成反彈的效果。在2009年,漢族人與維吾爾族人的種族沖突,造成新疆首府烏魯木齊約200人身亡。此後,中共政權大力加強在當地的軍事布防。過去兩年,當局的策略聚焦在逐家逐戶突擊搜查,甚至在偏遠地區也是如此,令維吾爾族的人口進一步異化。自去年4月以來,該省有100人在沖突中被殺。

昆明屠殺響起了不祥的驚號,是持續的暴力可以走向何方。事件代表如此大規模的暴力首次蔓延至中國的另一地區。瑞典反恐專家Magnus Ranstorp向《衛報》表示:“無疑這是升級了。”

市場經濟,更為獨裁

中共獨裁對少數民族的政策製造了火藥桶。對於1991年時蘇聯崩解時,民族沖突在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中共政權感憂心。而在俄國和烏克蘭在克裏米亞軍事攤牌之際,這種恐懼將會再次復燃。習近平尤其毫不掩飾地表示,前蘇聯領袖哥爾巴橋夫進行局部的民主改革,是犯下了災難性的錯誤,造成蘇聯倒臺。

中共政權的“解決方案”是加強獨裁統治,從最近政治審判“新公民運動”的反貪腐領袖,以至實行“GDP主義”的政策去安撫少數民族,都可見一斑。新疆是中國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之一,2013年的GDP增長達到11.1%,超出全國7.7%增長的數字。問題是,所有種族的窮人都不能在現存的資本主義模式的GDP增長下獲益,少數民族便尤其如此。在新疆,維吾爾族占人口46%,但只占高收入職位的13%。在勞動市場、房屋和教育受到歧視,加上喪失語言權利和收緊宗教控製,令不滿加劇。

被逮捕並面臨審判的北京維吾爾族經濟學教授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thi),反映出政府矛盾的立場。土赫提是一個溫和派,不反對中共統治新疆,但曾就語言文化的政策作出批評。他被指控“煽動分裂罪”,將面臨嚴厲審判。當所有異見者被標簽為“叛國”時,這向年青人(尤其是少數民族)傳遞了什麽信號?

隨著中共政權的立場愈加強硬,當局將會面臨社會的抽搐。社會主義者主張工人階級團結鬥爭,反對國家鎮壓、種族主義,以至任何形式針對宗教、政治或族群的檢控。我們主張立即實現全面民主權利,包括少數民族真正的自治權或獨立權,如果這是他們民主的選擇。這場鬥爭必須連系至反對獨裁政權的資本主義議程 - 這造成了世界最大的貧富差距之一,還有重大經濟震蕩將至的威脅。

廣東茂名爆發反PX項目示威

3月30日(星期日),廣東茂名民眾抗議市政府興建PX化工廠,爆發大規模示威運動,群眾高舉“PX項目滾出茂名”、“反對PX 還我健康家園”等口號。警方多次暴力鎮壓示威者,有報導稱造成十多人死亡,約300人受傷。盡在示威爆前的一天,習近平在巴黎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紀念大會上侃侃而談,指中國是和平、可親、文明的獅子。

示威的導火線是,茂名政府與茂名石化合資興建“二甲苯化工”PX項目,群眾不滿化工廠會帶來食水與泥土汙染,甚至危害生命安全。一名茂名人董先生向中國勞工論壇表示:“這些化工廠一早就有,在公館站(火車站)外可聞到異味,有傳言之前有5名學生喝了化學毒水身亡。”

PX項目固然是示威的爆發點,但茂名人對於政府腐敗的不滿積怨多時,才會爆出今次抗爭。董先生說:“茂名政府是全國最腐敗的,早年已有書記貪腐落馬。”

警察暴力鎮壓

3月30日,示威者起初的抗爭行動大致和平,但示威者被千多名警察攔阻,並毆打及逮捕,導致2人死亡。此後,民眾開始焚燒並掀翻警車,並向警亭擲石且縱火。政府的唯一回應是出動大批全副武裝的武警、特警戒備,加強鎮壓。董先生表示:“現在在茂名市區出街十分危險,好像戒嚴狀態。”當局連日來封鎖茂名,曾經勒令廣州東站至茂名雙向列車停運一天,禁止出售由茂名前往廣州的巴士車票,嚴禁民眾出城。

警察走進人群用長棍追打示威者,或者十多名警察圍毆一名示威者,引起旁觀群眾哄動。不但是成年人,有學生亦被打至頭破血流。此外,網上亦有片段見到警察投擲催激彈、煙霧彈,並且向天開槍驅散人群。

荿名公安局副局長周沛洲說,截至星期三(2日)晚,茂名警方查處了44名涉及這次抗議活動的人員,其中刑事拘留18人,行政處罰26人,主要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和“尋釁滋事”等罪名。

政府箝製輿論

有企業迫使員工簽署“支持PX項目”的承諾書,否則不能發放工資,甚至會被解除合約。而學生亦被迫簽署“支持推進石化芳烴煉化專案,不參與任何反對活動”承諾書,否則不能獲發畢業證書。有校方禁止學生離開校園,這激發很多學生不滿,有學生焚燒承諾書,也有學生告病假曠課。根據香港《蘋果日報》報導,茂名高級技工學校在示威爆發後,全體3千多名學生不準離開校園。學生於是校園聚集起來,自製標語反對PX,更重要的是有學生號召罷課行動,將抗爭升級。

而當地網絡更被封鎖,除了手機外其他設備都不能上網,而且民眾被當街截查手機,並強行刪除相關反PX抗議的資訊。各大網上論壇不斷刪貼,加強刪除有關PX項目的文字、圖片、短片等相關資訊,微博前日更一度禁搜“茂名”二字。

此外,有香港媒體《蘋果日報》及《明報》記者分別在茂名采訪時與在酒店裏被驅逐帶走,並被迫簽悔過書。

因此,茂名示威者都十分渴望境外媒體到來采訪。董先生說:“我覺得生活在中國就像在豬圈一樣,外界的事什麽也不知道。香港人也要守住香港權利…”

市政府一方面強硬鎮壓,另一方面裝出軟性姿態拖延時間,表示:“絕大部份群眾反對建化工廠,會重新論證,決不違背民意做決策。”但是,茂名政府昨日卻舉行新聞發布會,堅稱執法中沒有任何人身亡,進一步激起群眾的怨憤。數千市民再包圍市委,要求立刻撤回PX項目,又抗議政府發放假消息,更有高喊“市長落臺!”的口號。

廣東省聲援行動

政府封城並不能阻止抗爭蔓延開去,在廣東省各地都有聲援行動。廣東省政府極度害怕聲援行動會演變成連鎖反應,令反抗浪潮。

4月4日(星期五)早上十時,一批深圳民眾響應網上的號召,在羅湖口岸聚集“散步”,抗議茂名PX項目。此外,有傳網民醞釀周末在深圳發起更大規模示威。

4月1日,在廣洲工作的茂名民眾,不滿政府封鎖茂名,手持“PX項目滾出茂名”等橫額,沿著中山紀念堂,遊行到廣東省政府門外。大批警察在場驅趕遊行民眾,搶走他們手中標語,有遊行人士被警察以沒有帶身份證為由強行帶走。此外,在深圳亦有20多名茂名青年聲援行動,在鄧小平像前集合,將抗議聲音蔓延開去。大批公安戒備,示威者準備拉橫額時,即時被公安送上警車帶走。

全國反PX運動四起

茂名的PX項目由當地政府和中石化合資。芳烴是可以用來生產化學纖維和塑料瓶的產品,在全國已傳有很多引發癌癥村和毒死的個案。受訪的茂名人董先生說:“根本大家寧願信謠言,也不會聽官方的話。”

在2007年廈門反PX運動後,近年全國掀起反PX的浪潮,在大連、什邡、南通、寧波及昆明都曾有抗爭的往績,當中有不少成功例子。

4月1日,官方喉舌《環球時報》發表評論,表示○七年廈門透過示威踢走PX項目,開了公眾“非理性拒絕重化工項目的壞頭”,籲要停止這惡性循環。明顯的是,今次政府強硬對付示威者,就是要防止反抗會作為示範效應,在全國繼續發展下去。

但是,政府多次在答應停止項目後,又違背承諾暗地裏復產,令群眾更不信任官方。2011年8月大連市有過萬人示威反對福佳大化PX項目,雖然群眾一度迫使政府承諾停產,但後來該公司的PX項目又再復產。因此,在廣東江門反核抗爭時,群眾要求市政府簽署紅頭文件,承諾不興建核電廠後,才願意停止抗爭。可見群眾在鬥爭中學習到重要的經驗。

上海石化董事長王治卿在記者會上,反指“群眾認可度不高,因認識不足”,而他所關心的是PX“是否有市場占有能力”,即能撈到多少盈利。上海石化2013年有20.55億人民幣盈利,這就是資本家與政府所關心的。

茂名市這場抗爭,不單單是反對PX項目,也是對抗資本主義瘋狂發展,以及一黨專製獨裁政府的抗爭。

中國勞工論壇會密切關註事件,並盡量開發一手資料的來源。我們支持:

立即停止茂名PX項目
全茂名市罷課一天,並以全市總罷工一天作為開始,將罷工行動蔓延至廣東省
停止限製茂名市的自由出入,停止封鎖資訊
停止暴力鎮壓,嚴懲茂名公安局高級官員
打倒中共一黨專政!打倒瘋狂發展的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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