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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傑瑞米柯賓

反对资本主义,拒绝一国两制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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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15 08:41:07 |显示全部楼层
蘇聯社會主義,特別是斯大林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後期引入第壹個五年計劃之後,推行壹種新的非資本主義的剩余榨取模式。這壹點有些模糊不清,因為工人的工資依然以盧布支取,而計劃性產業中繼續使用貨幣作為賬目單位。然而,這些“貨幣”形式的社會內容已經徹底變了。在蘇維埃計劃之下,社會產品的必要份額和剩余份額的分配是政治決策的結果。中央計劃機構把大部分產品和勞動力直接分配給企業,而中央計劃機構始終會保證企業有足夠的錢來“支付”這些分配給他們的實物產品。如果壹個企業“虧”錢了,就必須給點“補貼”以保持資金平衡,這很容易。另壹方面,擁有貨幣本身並不能保證能夠買到實物產品。與前文相同,進入消費品生產的資源是由中央計劃機構分配的。即使某些工人獲得更高的盧布工資,他僅靠這個也什麽也得不到,因為消費者的消費不會對消費品的生產造成影響。漲工資只能意味著商店裏貨品更高的價格或者貨品短缺。在計劃者分別分配資源到重工業投資和消費品生產的時候,剩余生產的比率就固定下來了。

在計劃經濟中,必要產品和剩余產品的分配是社會有意識地調控的結果,而籠統地說,蘇聯這種向計劃經濟的轉換,也完全符合馬克思的期望。只不過馬克思設想的這壹“社會調控”政策的制定是徹底民主的,所以剩余產品的生產會在本質上成為合理的事。因為如果讓人民做出決定,把這麽多的共同勞動投入到凈投資和贍養非生產者中,那人民就會願意實施他們自己的決定。因為內外部的原因,蘇聯社會在推行計劃經濟的時候是遠遠算不上民主的。那麽,他們又是如何引誘或者強迫工人去實施計劃呢?(這壹計劃雖然應該是為了工人的利益而制定的,但的確不是工人們的決定。)

我們知道,這些計劃總體說來都實施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是重工業基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的時期。這壹基礎在成功抵抗納粹侵略的過程中受到了嚴苛的檢驗。我們也清楚斯大林時期的特點,這是壹種奇特的混合:壹方面是恐怖和強制勞動,另壹方面是真摯的向前進的激情。在壹個計劃但不民主的制度中,榨取剩余產品如何實現?從這壹問題出發,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就似乎不僅僅是“畸形”,而是構成體制所必須的特征。斯大林:壹個富有感召力的領袖,雖然缺乏口才卻用決心和毅力彌補了這種不足,他既能激勵人民參加到建設蘇聯這壹前所未有的歷史事業中來,又能對那些沒有參與到這事業中的人(及他周圍的人)進行堅決徹底的冷酷清算。斯大林崇拜,包括它的民粹主義的方面和恐怖的方面,是蘇聯模式榨取剩余產品的核心所在。

3,從蘇維埃社會主義的失敗中能學到些什麽?

蘇維埃社會主義的危機是由兩個原因造成的。壹方面,存在著對不民主的和極權主義的老式蘇維埃政治實踐的普遍厭惡,另壹方面,人們普遍認為蘇聯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年代以來壹直運行的基本經濟機制已經過時,再繼續保留這些機制會使得(前)蘇聯人民生活水平停滯且長期缺乏消費品的狀況得不到改善。與發達資本主義經濟明顯持續的活力壹相比較,人民就越來越不能忍受這樣的狀況了。

這兩個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是有關聯的。隨著蘇聯從斯大林時期進入到勃列日涅夫時期,之前體制的恐怖與強制的缺點得到了改觀。然而,在蘇聯早期建設和抵抗法西斯的過程中廣泛激勵過蘇聯人民的向前進的激情,卻被腐蝕了。換句話說,(在計劃但不民主的制度中)支持蘇聯模式榨取剩余產品的兩個支柱都被侵蝕了。還應註意的是,斯大林並不反對把巨大的工資差別作為刺激人民奮力勞動的手段,而勃列日涅夫邁向了更加平均主義的政策。社會主義者當然可以為平均主義歡呼,但要是利己主義的金錢刺激被削弱了,社會就需要采用其他類型的激勵方式——比如用共同奮鬥的民主參與意識來激勵。而就算不以更高的報酬作為好好工作的回報,那總得以發展和晉升機會作為回報(至少表面上是有回報的)。在勃涅日列夫時期腐敗和憤世嫉俗的政治文化之下,這些激勵方式是完全不可以選擇采用的。因此人民對工作越來越漠不關心。前壹代人還懂得社會主義是壹種高尚的理想——在蘇聯實現得不完美,甚至可能被嚴重地歪曲了,但仍然是值得擁護的——而在勃涅日列夫時期成長起來的壹整代人卻把蘇聯和社會主義簡單地等同起來,就像這壹制度自己宣傳的那樣:如果他們憎恨蘇聯體制,那他們就是憎恨社會主義。
分析到此,似乎導向了有點模棱兩可的結論。我們強調蘇聯的問題在於不民主的計劃體制,似乎在暗示深入的民主改革就足以讓蘇聯社會和經濟起死回生。換句話說,如果用民主的計劃取代不民主的計劃,人民就會熱情地支持的經濟現代化,而這壹現代化仍然是在計劃的非資本主義制度的大框架之內的。當然,這種觀點現在已經被近期俄國歷史的殘酷事實所證偽:蘇聯改革並沒有在達到政策“透明化”以後就停下來了,甚至在經濟改革之後仍未停止,而是繼續往前,顯然無情地走向了舊的計劃經濟體系的完全毀滅,以及向市場經濟的過渡。

對這段歷史的各種解釋都是可能的。有壹種單純反社會主義的觀點,在這種觀點看來,中央計劃經濟和全民所有制天生就不如市場經濟。政治/意識形態高壓壹消失,可以自由選擇的人們會不假思索地選擇市場。民主不可避免地導致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拒絕。本書包含有壹系列專門的論證來證明這種結論是沒有根據的,換言之,壹種高效率的富有創造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不但是可能的,而且(從大多數勞動者的利益的立場上來看至少)也是優於資本主義的。但是如果這是事實,那我們如何解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在蘇聯和其他地方被擯棄的現狀呢?有兩點至關重要。首先,正如我們已經特別指出過的,社會主義對於許多人來說,不過就是勃列日涅夫體制而已。這是他們不斷被灌輸的觀念,而他們也沒有什麽理由懷疑這壹點。只有依賴於社會主義創始者們的經典觀點、建議和理想,人們才有可能認為另壹種非常不同的社會主義可能實現且值得實現,而人民卻只能從華而不實的官方禦用文人那裏了解到經典理論,他們當然不可能接納這種觀點。其次,毋庸置疑的是,蘇聯實行舊計劃經濟體制帶來的經濟停滯並不能簡單認為是缺乏民主參與的結果。這壹體制有許多技術/經濟問題;但我們認為,這些問題並不是社會主義計劃本身所固有的。

那麽,我們的觀點是,總體上,徹底的民主化加上計劃經濟的實質性改革可能已經為蘇聯社會主義的復蘇創造了機會。然而不幸的是,在灰暗年代中效率低下且專制蠻橫的行政方式,在意識形態上又為僵化的官方馬克思主義所鞏固,這壹切似乎已經排除了將此(民主化和改革)作為當前實際政治選擇的可能性。某些蘇聯人民可能會覺得這種新思想很吸引人,但太多蘇聯人已經準備要求與共產主義的過去徹底決裂了。

4. 新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是什麽?

後蘇聯社會主義的首要基礎必須是徹底的民主和高效的計劃。現在我們已經清楚了,民主成分既不是奢侈品,也不是某種在形勢特別順利之前可以推遲的東西。就像我們在上面所論證的那樣,沒有民主,社會主義社會的領導者為了保證剩余產品的生產,就被迫推行政治高壓。而如果政治高壓減弱,社會就會趨於停滯。同時,沒有各種意見的公開討論,高效的計劃機制也是不太可能形成的。在近些年來,蘇聯共產主義者未能拿出切實可行的社會主義改革提案,這顯示出體制推崇服從與遵守所產生的惡劣影響。資本主義社會可以在政治專制之下實現經濟發展,因為即使在這種專制統治下,私有經濟活動的領域也是相對不受約束的,正常的競爭過程仍然起作用,而對工人階級組織的鎮壓還可以允許高剝削率。社會主義沒有這種鎮壓性國家和“自由”經濟的分離;如果意識形態“正確性”準則支配了經理的晉升,甚至主導了對經濟理論的討論,那長遠看來增長和效率的前景的確是黯淡的。

我們不得不說在蘇聯的例子中所出現的在民主制度和高效的計劃機制的方面出現的問題,反映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某種缺陷。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他們對資本主義批判否定要大於他們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積極理論設想。而關於民主機構,布爾什維克最初抓住工兵代表蘇維埃不放,偏愛這壹形式。雖然在戰術上,這可能很高明,但我們認為蘇維埃有內在的不足而且實際上很危險,所以我們必須在別處尋找社會主義民主憲法的原則。至於計劃機制,馬克思和恩格斯有壹些有意思的建議,但這些建議都是壹些比較模糊的概述。蘇維埃計劃者臨時創制出他們自己的體制,這壹體制服務於它所在時代的壹定的目的,但計劃者對社會主義經濟機制的理論發展卻受到他們自身理解的限制。為確保馬克思主義教條的正統性,他們排斥、甚至公開批判任何似乎受了“資產階級的”汙染的理論方法,比如邊際分析,因為它看來似乎汙染了“資產階級”內涵。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這種傾向是基於壹種對馬克思的誤讀。很有可能是這樣,但事實是馬克思並未試圖盡可能詳細地說明計劃經濟的運作原則,而這就使得對他的誤讀變為可能。除非我們能在細節上合理地闡明這些原則,否則社會主義作為壹種經濟制度就無論如何都不會再有任何可信度了。

5. 本書內容介紹

在導言的最後壹部分,我們概述壹下將要談到的主要論點的內容。這些論點是討論上面已經發現的問題的。第壹章和第二章處理有關平等和公正的問題。第壹章概述資本主義社會不平等的根源——而且就像我們在上面已經提出的那樣,社會民主主義改良無法解決這些根源問題。第二章介紹壹種穩固的社會主義薪酬制度是怎樣大大消除不平等的。第二章將概述這壹制度是依賴於這樣壹種思想的,即每壹產品和服務所包含的的總勞動量都是可以計算的。第三章將證明這壹論斷是合理的,同時發展了以勞動時間對經濟進行計算的理論。我們認為這種計算方式合理且在技術上更具進步性。

高效的計劃經濟體制可以保證經濟發展受人民以民主的方式所控制。第四章到第九章分析了這壹體制的各個方面。第四章確定了壹些基本的概念和首要事項,並區分了計劃的許多不同“層次”,即戰略性計劃、詳細計劃和宏觀計劃。第五、六、七章分別詳細研究這幾種計劃。第八章概述壹種具體機制,這種機制能保證生產方式滿足消費者的喜好,同時又能避免產品的短缺。第九章詳細考察我們設想的這種計劃體制對信息的要求,並將個人受到的的獎懲與信息發布的準確無誤聯系在壹起。在這些章節中,我們把我們提出的這種制度,跟壹般認為已經在蘇聯失敗了的那種制度做了許多對比。

第四到九章處理孤立的單壹經濟體的計劃,而第十章和第十壹章則將延伸討論與其他國家經濟體的貿易問題。在壹個各方越來越相互依存的世界,這是非常實際的考慮。

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將超出經濟領域,進壹步討論社會和政治問題。第十二章將把社會主義目標和女性主義者關註的問題聯系起來。該章研究了用家庭公社取代傳統家庭的可能性,並且指出這樣的公社在計劃經濟的大框架下的運作方式。第十三章考慮政治領域,提出壹種能夠讓普通人真正掌握他們生活的徹底民主的憲法。就像早先提到過的,我們批評蘇維埃民主模式。我們同樣批評議會民主制度。而我們自己的提議則源自在當代語境下對傳統(雅典)民主的再審視。第十四章研究產權關系的問題,詳盡闡述了作為新的經濟和社會形態基礎的特殊的產權形式。
在最後壹章,我們回應了充滿懷疑的社會主義者們近年來提出的壹些反對觀點。在其中,我們對於支持以“市場社會主義”代替我們倡導的計劃經濟的觀點做出了回應。

我們希望,讀者在看過各種各樣的詳細論證之後,會很清楚支撐起全書的總論點是什麽。那就是:我們的最終目的是要讓每個人—-無論是作為個人的人,還是作為社會壹員的人—-都能最大程度地發揮自身的潛在價值。實現這壹目的需要滿足人的尊嚴、保證人的安全、實現真正的平等(當然不是平均主義)以及社會生產率的提升。還要求人類能找到壹種可持續的生活方式,與地球的總體環境保持平衡。我們認為在徹底民主的政治憲法之下,通過合作和計劃的社會經濟形式——壹種後蘇聯社會主義——可以最好地實現這些目標。

第壹章:不平等

社會主義的主要目標之壹是克服與資本主義相關的收入、權利和機會的嚴重不平等。社會主義吸引的主要是那些受資本主義不平等之苦最深的人們。相反,那些從不平等和特權中受益,或者相信自己受益的人,則是社會主義的主要反對者。
富人會輕易地相信他們被誤導了,實現社會平等的嘗試都是徒勞的。但他們貧困的同胞可能需要費壹番口舌才會相信。為此,有人就認為不平等不僅實用,而且不可避免。為了激勵人們努力和高效工作,不平等的收入是必要的;無論他們最初的目的怎樣,甚至社會主義國家也會發現他們為了讓經濟運轉,不得不引入不平等。富人響應的激勵與窮人非常不同。有意思的是社會不平等的倡導者是怎樣看待這壹點的呢?如果勸壹個富人去工作,他們要求的是更大財富的刺激:因此頭等重要的是為高收入者減稅。而論及窮人的時候,恰恰相反,卻認為最好的勞動激勵莫過於愈加貧困的前景:因此頭等重要的是嚴格限制給予他們的補貼。

我們強烈反對這兩個論點。我們想表明,盡管壹點經濟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但相比於當前社會存在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的量是極小的。我們認為,施行壹個高效、人性和基本平等的社會是可能的。在這壹章裏,我們概述壹下能夠產生這樣的社會的可持續經濟機制的第壹個原則。

不平等的來源

在當前的分配下受苦的人們不需要被告之事情有多壞;他們已經了解這壹點了。重要的問題是:造成當前貧富對比的原因是什麽?關於它們,能做些什麽?從邏輯上講,第壹個問題是最重要的。到底是什麽造成了當前社會的不平等呢?最重要的原因是:

(1) 對工作的人的剝削

(2) 少數人對財富的繼承

(3) 失業

(4) 年邁體衰

(5) 女性的經濟從屬地位

(6) 技能的差異

剝削

日常用語中,我們說到強者占弱者便宜的時候,就會使用剝削壹詞。經濟剝削牽涉的是人們沒有為他們工作獲得足夠的報酬。這既可能是壹個妻子被迫無償為她的丈夫當傭人,也可以是員工工作讓雇主致富。在壹個剝削關系中,被剝削的人沒能拿回他或她所投入的東西。這種看法在個人關系中會顯得有點模糊和不準確,但在工人和雇主的現金關系中,它的含義是非常準確的。如果壹個工人得到的報酬不值他勞動的產品,那他/她就被剝削了。

這壹思想是非常簡單的。我們可以通過先想象沒有剝削的情況來說明它。假設壹個工人每周被雇40個小時。如果他沒有被剝削,那他從工作中得到的工資就應該可以讓他買到需要四十個小時的工作來生產的產品和服務。

雖然產品不會像麥片包裝盒上的卡路裏量壹樣,把勞動量標記在上面。但原則上講,計算勞動量是可能的。很清楚,在這種情況下就不會有剝削。作為壹個廚師或者公交車司機工作壹周所換得的,是提供職工們想要的和其他必需品的人的等量的工作:農民、制布工人、銀行家、演員,等等。

但實際上,這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並不會發生。盡管雇主和雇員間的勞動合同形式上是自願協議,但其條款卻是雇主說了算。失業壹段時間或者害怕事業的人,會樂意幹任何工作,而不會太挑剔條件。雇主不會面臨同樣的限制。通常每個工作都會有許多求職人,以至於如果有人試圖溝通工資率,總會有其他人願意降低價格與他競爭。

在勞動力非常缺乏的罕見情況下,工資增加到沒有剝削的水平,那時雇主就會選擇把資本放在銀行裏生利息。他們寧願這樣做,而不是以威脅到他們的利潤率的工資水平來雇傭勞動。最後,他們還可以考慮把生意轉移到第三世界國家,那裏的工資水平低得多。

所有這些因素共同導致了雇員被被迫以低工資水平廉價出售自己。看看表1.1的英國國家收入細目,我們就能明白有多低了。對於每個經濟部門,我們研究通過勞動增加的價值是如何在工資和利潤間進行分配的。價值增量指的是壹個公司的總銷售額和生產過程的非勞動投入(燃料、原材料和機器折舊等等)的差額。

這些數字取自1983年國民收入支出藍皮書,由中央統計局發布。兩列顯示各經濟部門的總工資和總利潤。總價值增量是工資和利潤之和。我們可以看到,從壹部門到另壹個部門,用於工資的價值增量的份額差別很大。1982年,能源工業的價值增量中流向工人的份額只有27%。相當於能源工人每工作壹小時,其中的16分鐘是為自己,而44分鐘是為了雇主的利潤。

在其他產業中,剝削率要低壹些。例如在制造業中,大約75%的價值增量用於工資。為了得到整個經濟中對雇員剝削率的估計,我們把各個資本主義經濟部門的工資和利潤加起來。如果我們看壹看工資和財產收入的總額,就會發現只有60%的價值增量流向創造這些價值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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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15 08:42:10 |显示全部楼层
更進壹步研究,發現這高估了工人獲得報酬總額。問題是,銀行和金融機構不能像制造和餐飲壹樣被視為財富的生產者。金融部門獲取其收入的來源有二:從當前賬戶的持有者手裏抽取的服務費,以及貸款的利息收入。前者叫做交易收入,後者叫做非交易收入。金融部門提供像兌現支票和銀行賬戶之類的服務。這些服務的價值是通過服務費來測度的。服務費減去相關的工資賬單就顯示為官方統計數據中的交易利潤。這些交易利潤必須和銀行賺取的總利潤區別開來,後者會被利息形式的非交易收入推高。

銀行部門的總交易利潤壹直是負的,這表明銀行的交易收入只是部分支付其運營的成本。也就是說,只有壹部分銀行雇傭的勞動投向了交易服務;剩下的勞動是銀行為管理貸款和收利息而招致的附加成本。

這壹成本需要人口中的財富生產部門通過支付利息的形式來負擔。當我們計算資本主義部門中的全國總工資額時,我們應該只包含這些銀行中提供交易服務的雇員的工資;銀行的其他工資應該被看做是剩余價值。我們在表1.1的下面部分做了這些調整。調整後的結果給出的剝削率估值要高壹些。

我們可以從這壹結果計算出實際上有多少收入回到了生產財富的雇員手裏。這體現在調整後的工資和財產收入數字。使用這些數字,我們發現資本主義部門中的工人僅僅拿回勞動創造出的價值增額的53%。

表1.1 :計算剝削率,1982
總計121105
(= 57%)88014
(=43%)
產業或部門 工資 利潤和其他財產收入減去股票增值
能源 7241 18796
制造業 44337 14105
建築業 7774 5706
配送&餐飲 21526 8445
交通 7443 2868
通信 4259 2494
銀行等 15205 13853
地租 0 14690
其它服務 11176 3367
農林漁業 2044 3708
原剝削率
(每工作壹小時的分鐘數) 為自己
34.4
(= 57%) 為別人
25.6
(=43%)
銀行和金融服務進壹步細分項目如下:

工資薪水 15205

服務費 10589

交易利潤 -4616

假設按照創造價值的60%付工資給銀行職員,從交易費獲得的收入細分為:

工資薪水 6353.4

剩余價值 4235.6

總計 10589.0

調整後的銀行部門:

對工資薪水貢獻 6353.4

對剩余價值貢獻 22686.6

調整後的總額:

工資薪水 112253.4

財產收入 96865.6

調整後的剝削率 為自己 為他人

(每工作壹小時的分鐘數) 32.2(53%) 27.8(47%)

* 所有的數字以百萬英鎊為單位。來源:國民收入支出,中央統計局,1983年版

實際上,他們每小時中有32分鐘為自己工作,28分鐘用於維持各種剝削和供養社會上的非生產性群體。

對雇員的剝削與收入和財富的嚴重的不平等有關。壹 剝削所得主要用於兩個目的。
它們要麽按照分紅和利息報酬進行分配,要麽被公司用於給資本積累提供資金。任壹情況下,
受益人都是股份、債券和其他金融資產的所有者。如果利潤用於分紅,那他們就直接獲利。如果利潤被用於資本積累,股東通過股票增值間接獲利。

股份在人口中的分配是非常不公平的。1975年,皇家收入和財富分配委員會報告, 80%的底層人口之擁有不到4%股票。甚至到今天,像在英國這樣有著發達的股票市場的國家,工人階級的大多數人卻壹點股票都沒有。而持股的那些工人也常常只有價值幾百磅的股份,以至於他們從股份得來的收入在他們的總收入中是無足輕重的;他們的股份所得總額還不及他們要為個人貸款和抵押貸款(房貸)的利息。除了被他們雇主剝削之外,他們還要遭受金融機構的凈剝削。

收入的不公平分配是自我延續的。在人口中占非常小的比例人擁有大多數股份。皇家委員會報告,大約330,000人占有55%的股份和58%的土地。這部分人能夠以財產收入為生。這樣的人可以選擇工作,獲取額外的董事費收入,等等。在任壹情況下,他們有足夠的收入將其中的壹大部分再投資於新增股份或者其他金融資產。因為比起壹般的職員,他們能夠省出收入的更大壹部分。這壹階級將會持續,壹代又壹代,持有全國金融資本的更大壹部分。二

這壹小眾是對勞動人口系統性的不足額報酬的最終受益者。只要當前的市場體系持續下去,這就註定是經濟不平等的主要來源。

失業

失業是壹個次要但依舊很重要的經濟不平等的來源。有工作的人會很容易忘記,或者沒能意識到,如果壹個人失業以後收入會降到多低。很多被雇傭的人不重視的平常小支出——買杯咖啡,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看電影——都突然顯得不尋常地貴。 那些因長時間失業耗盡了有限的積蓄的人,或者那些從來都沒有獲得有償就業機會的人,依靠很好地計算了的國家福利勉強維持生存。在某些資本主義國家,英國也越來越大的程度上,失業的人甚至連這點福利也得不到。這些群體被迫進入犯罪和賣淫的黑社會,或者依靠慈善過活。

就業的人和失業者的生活條件的差別吸引了許多政治關註。政治家談到長期失業的新下層階級的出現。王子們用委婉的術語擔憂起“市中心貧民區”。盡管如此,失業只是不平等的第二大來源。首先,它只是影響勞動力中的小部分;失業率會波動,但通常都會少於健康成年人口的七分之壹。更重要的是,失業起著維持對就業者的剝削的作用。失業創造了勞動力的買方市場;每份工作都會有許多應聘者。沒有別的選擇的人不會質疑剝削性的工資率。如果工會知道雇主可以穩定地從失業人群中雇傭頂替罷工者工作的人,就會對爭取更高工資的罷工感到猶豫。全部勞動力都可以被解雇,然後以更低的工資率雇傭替代性的勞工。

失業是剝削的穩定器,而政府政策也是這樣來維持它的。帶來充分就業的經濟政策是眾所周知的。這些政策在二戰後采用了大約二十年,使得失業率低到大約勞動力的三十或四十分之壹。現在也可以應用這些政策。創造充分就業的杠桿仍然是壹樣的。不實施這些政策的原因是因為最近二十年發生的事情。

那時,保守黨總理(哈羅德•麥克米蘭)可以誠實地對工人階級說,他們“從未這樣好過”。充分就業意味著全所未有的實際工資持續增加的時期。在半個世紀的蕭條之後,真正的實得工資差不多翻倍了。③ 但是在同壹時期,公司產出中流向利潤的份額減半,從1950年的23.4%,減少到1970年的12.1%(培根和埃利斯,Bacon and Eltis,1978)。換句話說,雇員運用勞動短缺減少了剝削。公司通過增加價格來維持其利潤的嘗試導致了通貨膨脹。

自1970年代中期以來,兩個主要政黨的政客們都承認成分就業是不現實的,如果再回到充分就業,就會再壹次引起通貨膨脹。基於系統性地剝削雇工的經濟需要從勞動力市場創造剩余價值,而這就需要失業。

為什麽失業勢必造成貧窮和匱乏?並沒有什麽邏輯上的原因。如果沒有工作可幹,那麽壹個文明社會可以向這些暫時空閑但卻願意工作的人支付合適的工資。如果某人不是因為自己的過錯而空閑,為什麽他應該遭受收入的下降呢?如果像許多人錯誤地認為的那樣,失業的來源是技術變革,機器人和計算機的進步,那麽采取這種理性和人道的政策就沒有任何障礙。但是失業是因為政策改變。壹旦政府贊同把失業作為控制勞動力市場的永久必要措施,他們就會開始讓失業者狀況惡化。

壹年又壹年,提供給失業者的福利的真實水平在降低,而獲得福利所必須滿足的條件變得越來越嚴格。像青少年這樣的弱勢群體,獲得福利的權利被收回了;貸款代替了服裝和家具的補助;失業者還必須承擔人頭稅(Poll Tax), 等等。

通過把失業者降低到絕對貧窮的境地,政府壓低了工資水平的下端。當年輕人被迫為被慷慨地稱為培訓計劃的事情工作而每周僅獲得25磅的時候,還用驚詫成年人的工資低至每小時1.7磅嗎?而且,這些工資率是付給每周幹十幾二十小時的兼職工作。失業者的貧困是通向就業者貧困的大門。

年老體弱

壹個人僅僅因為他年老,殘疾或者因為別的原因無法工作,並不必須成為窮人。擁有充足財產的上層階級退休者過著富裕的生活。只有那些缺少財產,以出賣勞動為生的人,才會因為受傷或者年老被扔進苦難之中。因為這是大多數人的生活狀況,所以大多數老年人和殘疾人才會相對窘迫,依靠極少的國家養老金生活。

這些養老金的低水平是政治決定的結果。官方的政策是鼓勵人們依賴私人養老金和保險計劃,而如果他們覺得自己可以依賴法定養老金,就會不太願意購買這些私人養老金和保險。這就造成了保持低水平的國家退休金的壓力。做出這些決定的政治家知道,就他們個人而言,在退休之後會有充足的儲備金可以依靠。這壹事實不可能不會影響他們,但他們並不就是出於純粹自身利益行事。當他們鼓勵使用私人養老金時,他們是在遵從資本主義私有財產的邏輯。私人養老金計劃將建立在工作生涯裏的收入差別延長至退休生活;他們就這樣為基本階級結構增添了安全和穩定。除此之外,他們還給了中產階級以儲蓄的激勵。通過儲蓄,他們入股資本主義金融體系,而政治利益由此得以永存。

如果沒有私人養老金,而且國家養老金的水平由那些被認為不依靠這些養老金生活的人自己決定,那就會非常不同。相比於平均收入,期待基本國家養老金比現在更高是合理的。

婦女的經濟從屬地位

西歐國家的社會體制有若幹不同的經濟形式組成。社會主義者傳統上大都知道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部門。當人們談起混合經濟的時候,他們的意識是這兩種組分的混合:私有產業和國有產業的混合。除此之外,而有時也因此困惑的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經濟因素(比如國民醫療服務制度和部分教育制度)與私有和國家資本主義部門的區別。這些被視為混合經濟最重要的組成部分。這種看待事物的角度所忽略的是在我們的社會制度中,依舊扮演著重要角色的家庭經濟。

我們認為,就像資本主義經濟要為壹組經濟不平等——窮人和富人之間的不平等——負責壹樣,家庭經濟也最終要為另壹組不平等負責——男人和女人之間的不平等。

家庭經濟以家庭中的無償勞動服務為標誌。直接提供這些服務的人大多都是已婚婦女;而從這些勞動服務中受益的非生產者是兒童和丈夫。家庭經濟的另壹特征是,無論工作結果還是工作本身都不是無償的。如果壹個妻子給家人做了壹頓飯,她不會因為花在勞動中的時間而獲得酬勞,這頓飯本身也不會出售。如果家庭成員到飯館吃飯,他們可能會遲到在營養上相同的飯,但其社會特征會完全不同。這頓飯是作為商品買來的,由飯館裏的工薪雇員所生產。

因為家庭經濟基本上是非貨幣性質的,其對國民產品的貢獻就沒有被包括在官方統計數據中。如果我們按照所投入的精力、家庭主婦和其他參與者的數量,以及勞動的市場等來衡量其貢獻,家庭經濟無論怎樣都會成為最大的經濟部門。

在資本主義時代,家庭經濟的重要性經歷了壹個長時期的下降。當古典作家談及經濟或者oikonomia(希臘語的經濟壹詞)時,他們說的就是家政管理,家內生產的組織(參看Tribe, 1978)。如此大的比例的經濟活動發生在家庭中,以至於賺錢被亞裏士多德看作是非自然的活動。當亞當斯密形成資產階級經濟思想的時候,出現了完全的反轉。現在,為市場的生產被看作是經濟活動的獨特形式。這種看待經濟活動的視角根本就是市場導向的,它反映了資本主義體制實際上高於家庭經濟的事實。

在快速發展時期,資本主義經濟的擴張是以家庭部門為代價的。歷史地看,這壹過程的最重要階段是資本主義農業取代家庭食物生產。

在英國,這壹過程在十九世紀早期就完成了,但在歐洲其他地區,這壹進程壹直持續到20時候的下半葉。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社會主義革命主要地發生在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在那裏,家庭經濟在食物生產中仍然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家庭經濟的余地就變得要有限得多。它受限於這幾個領域:(1)食物準備的最後階段;(2)照顧學前嬰兒;(3)壹部分照顧學齡兒童的工作;(3)壹部分清潔和維護家庭房屋的工作;(4)壹部分照顧年老體弱者的工作。

在資本主義發展期間,人們可以發現好幾個生產領域已經幾乎完全從家庭經濟中消失了:(1)栽培農作物;(2)照料家畜;(3)碾磨;(4)屠宰;(5)食品保藏;(6)紡織;(7)修建房屋。這些活動都轉移到資本主義部門了。這壹進程仍在持續。飯館的增加和方便食品和速食食品的出售就是例子。這些東西減少了家庭部門完成的食物生產量。另外,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上層家庭購買住宿學校服務也是壹個例子。

部門間的這些轉換之所以發生,主要是因為市場部門更有效率。在某些情況下,曾經使用強制手段來吞並土地和減少家庭農業(英格蘭的圈地運動,蘇格蘭的高地清洗),這是真的;但甚至在那些沒使用強制手段的國家,家庭農業也衰退了。資本主義在其組織的所有活動中都造成技術進步。生產者之間的競爭促進了最高效技術的采用,而勞動生產率也因此提高。現在花費更少的工作在曾經屬於家庭生產的領域。從中釋放出來的勞動現在可以用來運營全部的新產業和近代發展起來的生產部門。

盡管仍然要消耗許多勞動在家庭生產中,但家庭生產創造出來的實物相對較少。與之相反,市場經濟的物質生產壹直在增長。資本主義部門供應的產品越來越多,而家庭部門的生產率卻壹直相對停滯。並不是完全停滯;家庭生產資料的改進是相當大的。煤氣和電爐取代木頭和幹糞火堆,自來水取代了水井,洗衣機取代了洗衣桶,這意味著完成相同任務需要花費的勞動現在大大減少了。但這些進步是對家庭經濟來說是外部的;他們是引進資本主義技術的結果。如果依靠自己,家庭經濟沒有顯示出多少創新能力。

家庭經濟也讓給了社會主義。在工業化國家,國家向兒童提供免費義務教育是壹種常規。這在兩個方面影響了家庭經濟。在某種程度上,它較少了母親的工作,因為母親不用全天負責孩子們。另壹方面,它從家庭部門中移除了潛在的勞動力,因為在學校上學的兒童,在更早的經濟制度中,已經過了開始進行生產性工作的年紀。在中國,恢復家庭農業的壹個悲劇性結果是,農民家庭傾向於讓他們的孩子退學;因為讓他們幹農活更有用。壹個家內勞動力常常是文盲。

最近以來,國家開始承擔部分照顧老人的任務。不像資本主義部門的入侵是自發出現的,用免費公共服務取代家庭勞動需要直接的政治決策。社會主義者和家庭生產模式之間最近沖突的領域包括餵養兒童(免費校餐),以及照顧嬰兒(托兒所護理)。在食物生產、清潔和育兒等家庭部門,半社會主義部門進壹步擴展的余地還相當大。

就像上面陳述過的,在家庭組織中,已婚婦女壹般都為他們的丈夫和孩子做無償工作。這種特殊形式的剝削被高度神秘化了。隱藏在性愛和母愛的意識形態之下,人們傾向於忽視這種剝削。因為它的非常私人的性質,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的階級矛盾常常以個人的對抗的出現。經濟上的階級剝削表現為爭論,道德壓力,毆打妻子,拋家棄子和離婚。

經濟上的階級鬥爭,甚至是雇主和雇員間的階級鬥爭,對參與者來說也基本都表現為私人糾紛。當這些糾紛牽涉到壹類有著相同的特征個人,與另壹類的個人進行鬥爭的時候,這些私人糾紛的集合就成為階級鬥爭。因為丈夫和妻子或者老板和雇員間的鬥爭並不僅僅是出現壹兩次的孤立的情況,而是同時數百萬次地重復出現,所以必須將這些鬥爭視為不同階級間的沖突。

當這些糾紛被政治化的時候,參與者就會清楚這是階級問題。也就是說,這方或者那壹方要求國家采取行動為其洗冤。家庭階級矛盾尤其是如此,因為這是只有在政治舞臺上,大批婦女才能夠相互合作與對她們的剝削作鬥爭。在這種情況下,就跟在其他情況下壹樣,讓矛盾保持私人化和個人化,完全是為了剝削者的利益。

所有的政治階級鬥爭都要求階級意識的領導和可以讓整個階級圍繞其聯合起來的要求的綱領。目前為止,婦女政治鬥爭中最重要的議題也許是關於墮胎權利的鬥爭。只要家庭生產方式繼續存在,掌握生育對希望掌握自己的勞動時間的婦女來說,是必不可少的。

婦女作為壹個階級反對家庭剝削的鬥爭,只有在其鬥爭目標變成用更先進的生產關系取代家庭經濟的時候,才會呈現出革命的特征。除非堅持不懈地宣傳人們生活在壹起,準備食物,照顧小孩和相互提供感情支撐的替代性生活方式,不然就不可能使男人和女人見的矛盾超出個人政治的層次,提高到政治階級鬥爭的水平。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可以將男人和女人間的矛盾看做是英國政治中仍然是被壓抑的和潛在的矛盾。

今天的父權制家庭將會被公社取代。我們認為,向女性鬥爭提供革命內容的最好方式是提出公社生活方式的具體圖景。第十二章會開始這壹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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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15 08:43:13 |显示全部楼层
總結

在這壹章中,我們讓大家註意到了市場經濟造成的不平等的程度和不平等的壹些根源。我們在對勞動的剝削中考察了不平等的經濟根源。對這種不平等的反對,以及消滅這種不平等的嘗試,處於任何社會主義政治經濟的道德中心。在隨後的章節中,我們將表明,通過始終如壹地堅持人類勞動是價值獨壹無二的源泉的原則,可以建立起壹個既正義又有效率的經濟制度。

第二章 消除不平等

本書的目標旨在描述壹系列原則和經濟學機制。這些原則和機制能防止前壹章節中論述的各種不平等。除此之外,還有別的好處。我們認為,對雇員的資本主義剝削和失業造成了不平等,這些不平等是可以有效地消除的。我們認為,消除了這些經濟活動人口中的不平等,會創造出這樣的政治條件:有利於結束老壹輩人經歷過的經濟貧苦。我們認為,新的公社家庭形式的逐步發展會大大地有助於消除性別不平等。最後,我們還認為,盡管(新的社會中)還會有與技能和培訓方面的差異相關的經濟不平等的殘余,但是我們能使之減少到當前的很小壹部分。

相關的經濟原則並不新鮮。這些原則可以上溯至十九世紀初,也就是社會主義思潮誕生的早期。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繼續往前追溯到早期資本主義的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這個基本思想是,壹個公正的社會只能建立在勞動者獲得其全部勞動收入的原則上。長久以來,這壹原則是社會主義原則中最特別,也是最流行的。它賦予工人們權利,根據每天投入的時間和精力,等量地拿回換算成工資的勞動所得;由此尋求解決剝削問題的良策。與之相伴的是第二個原則:只有勞動才是收入的合法來源。

這就排除了其他的收入來源,比如地租、分紅和利息等。這些收入的受惠者並不是通過個人努力,而是靠財產所有權才獲得相應的收入。杜絕不勞而獲的收入顯然是第壹原則的必然結果。因為在壹個生產者獲得其全部勞動所得的社會裏,不會有剩余去作為非勞動收入。

這些是相當古老的社會主義原則(有人甚至會說這已經過時了的)。僅僅時間長短並不能證明壹個經濟原則是否站不住腳。沈湎於重新發現亞當斯密十八世紀經濟學的“新”右派指責社會主義原則復蘇是守舊,這完全是用錯了地方,因為這壹原則是作為對斯密的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的反擊(回應),在十九世紀才興起的。



這些原創性的原則的重要價值在於,他們是為壹整個制度(不僅為包括經濟組織,還包括所有新的法律、道德和社會秩序),提供了連貫壹致的基礎。這意味著貨幣系統不是基於任意的無意義的貨幣單位比如英鎊、美元或歐元,而是基於時間。在每壹個周末,記入人們賬戶的將不再是錢,而是工作的小時數。人們將會以時間為單位支付產品和服務。妳會用妳自己的兩小時來支付壹件需要兩小時來生產的衣服。人類平等的民主設想是內在於基於時間—價格的經濟之中的。[1]

馬克思把我們心中的這壹制度概括如下:

所以,每壹個生產者,在作了各項扣除之後,從社會方面正好領回他所給予社會的壹切。他所給予社會的,就是他個人的勞動量。例如,社會勞動日是由所有的個人勞動小時構成的;每壹個生產者的個人勞動時間就是社會勞動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會勞動日裏的壹分。他從社會方面領得壹張證書,證明他提供了多少勞動(扣除他為社會基金而進行的勞動),而他憑這張證書從社會儲存中領得和他所提供的勞動量相當的壹分消費資料。他以壹種形式給予社會的勞動量,又以另壹種形式全部領回來。(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馬恩選集》第三卷)

註意,這些勞動券起著與貨幣非常不同的作用。只有通過勞動才能得到勞動券,而且只能用來交換消費品。在另壹篇文章裏,馬克思認為羅伯特·歐文的所謂“勞動貨幣”完全就不是貨幣:

在這裏我還想指出壹點,例如歐文的“勞動貨幣”,同戲票壹樣,不是“貨幣”。歐文以直接社會化勞動為前提,就是說,以壹種與商品生產截然相反的生產形式為前提。勞動券只是證明生產者個人參與共同勞動的份額,以及他個人在供消費的那部分共同產品中應得的份額。不過歐文沒有想到以商品生產為前提,也沒有想到要用貨幣把戲來回避商品生產的必要條件。(馬克思,《資本論》第壹卷第三章《貨幣或商品流通 》)

當馬克思說勞動券同戲票壹樣,不再是貨幣時,我們可以發掘某些隱含意思:

(1) 勞動券不能流通;只能用來直接交換消費品。

(2) 像許多種票壹樣,他們不可轉讓。只有完成了勞動的人才能使用他們。

(3)就像進入劇院的時候就銷毀戲票壹樣,它們在壹次使用後即被註銷。當人們從商店裏拿走貨物時,他們的票券就會被註銷。這家店作為公社的機構,並不需要購買貨物,只是分配貨物,所以它只是為了進行記錄的作用才與勞動券發生關系。

(4) 他們不是充當價值貯藏。他們會有壹個“使用”日期加諸其上。除非人們在年底之前拿回他們在這壹年產出中的份額,否則就會認為他們不想要。如果勞動券沒有花出去,那麽這些包含了勞動的貨物就不會被使用。許多貨物都是容易變質的,它們都必須以某種方式被處理掉。

現在,人們不必按把勞動券想成是已完成勞動的紙質證明。相反,我們可以設想使用某種勞動信用卡,這種信用卡可以記錄妳做了多少工作。當填補過失,或者使用直接借記終端時,就會從妳的社會勞動信用賬戶中扣除。

馬克思向我們展示了壹個社會主義模型——壹個輪廓而不是清晰的模型,這壹社會中沒有商品(例如,專門為了在市場上進行交換而生產的貨物)。人們完成工作後以勞動信用的形式獲得報酬。為了公社的需要,進行壹些扣除。貨物依據其中的勞動量進行分配,並在人們的信用賬戶中做相應的扣除。產品按照直接的社會原則組織起來,而中間產品也絕不會表現為商品形式。

自從按照勞動時間報酬的原則首次提出後,就招致了鄭重的反對。第壹個反對意見是,人類並不平等,所以給他們平等支付報酬既不正義,經濟上也沒效率。我們下面就詳細究這個論點。

有人認為,盡管魯濱遜·克魯索的島上,按照勞動時間計算也許是可以的,但在實際經濟中,由於問題全然的復雜性,這完全不可行。我們認為,跟蹤多少工作被用在生產東西,對現代計算機技術來說,不會有壹點困難。第三章會研究這壹問題。

馬克思在批判蒲魯東時提出了另壹個對使用勞動價格的反對意見。這種意見認為勞動貨幣與市場運行是不相容的。這壹論點宣稱,在面對供需波動時,按照生產產品的勞動成本來固定產品的價格的嘗試都會失敗。我們在第八章研究這壹問題。

不過,我們先研究壹下社會主義的報酬制度實際上有哪些好處。

收入再分配的好處

在社會主義報酬制度下,普通人會富裕多少呢?

壹小時勞動能生產能多少東西?

我們估計, 在1987年的英國,每小時勞動生產價值7.5英鎊的產品。這就意味著以勞動貨幣形式的報酬應該相當於1987年的7.5英鎊的計時工資。這就意味著,我們說的是相當於每周四十小時勞動獲得300英鎊。當然,這是稅前的情況。

表2-1說明了這是怎麽算出來的。數據來自1988年版的《英國國民經濟核算年鑒》。我們從國民生產總值開始。我們從中扣除資本折舊的數值。資本折舊是壹個國家資本存量損耗或破敗的速率;審慎的做法要求留出國民生產總值中相應的壹部分,用於更新損耗的資本存量。近年來,並沒有壹直這樣做下去,而聽任國家基礎設施的組成部分——比如交通系統、下水道和住宅——損壞衰敗。縮減資本更新的政策在短期看是便宜的,但最終會付出極大的代價。必須更加認真地對待未來的需要;所以在我們的計算中,扣除了資本折舊,得到國民生產凈值(NNP)。這就是1987全年可以用來滿足社會需要的產品。

表2.1: 1987年每小時勞動創造的價值

按市場價格計算的英國國民生產總值

4200億英鎊

減去 資本折舊

480億英鎊

等於 國民生產凈值

372億英鎊

雇傭勞動人口

2570萬

所以:凈產品每雇員

14474英鎊

每周工作小時數

40

每年星期數

48

所以:每年工作總小時數

1920

所以:每小時創造的價值數=14,474英鎊/1920=

7.53英鎊

請註意這裏低估了每小時勞動創造的價值量,因為部分勞動力是兼職工作,每周工作時間少於40小時。

我們接著將其除以雇員總數,得到每雇員的國民生產值:大約14500英鎊。這是每個雇員在1987年創造的價值的平均數。[2]如果再將其除以平均每年工作的小時數,就得出結果是每小時勞動創造大約7.5英鎊的價值。

四十小時的工作周可以得到300美元的稅前收入。我們不是說人人每周都可以隨意花費這全部收入。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為了支持教育、醫療服務、公共投資和科學研究等等,個人納稅的水平也許比現在還高些。與之相比,在壹個充分就業的社會主義經濟中,需要較少的稅收來為社會安全提供資金。但是,通過稅收制度分配國民收入根本上不同於剝削,因為稅收制度接受民主控制。民主制度下的公民可以影響稅率,所以稅收會代表人民準許分配給公共目的的資源。與之相反,市場經濟造成的收入分配不是,也永遠不可能是,民主決定的結果。

每周300英鎊的平等稅前收入是否顯得有點多或者中等,取決於妳的角度。如果妳認為是中等,那麽妳要麽是被1987年的通脹水平所誤導,要麽是對人們的收入之少毫無概念。

新收入調查(New Earnings Survey)[3]顯示1987年女工周收入中位數是145英鎊。收入中位數是收入分布的中點:壹半女工每周掙的不到145英鎊,壹半比這更多。



圖2.1顯示了更加詳細的收入細分。可以看到,超過75%的女性體力勞動工人每周收入不到145英鎊。甚至在非體力勞動工人中,也只有25%的人每周掙的錢超過213英鎊。把這個圖標和每周300英鎊的平等報酬標準相對照,看起來壹半女性勞動力會發現自己的收入在社會主義模式下會增加壹倍多。接下來的百分之二十五會發現他們的收入增加了50%。即使在最高的四分之壹的女性雇員中,大多數也多半能看到薪酬大量增加。很明顯,女性會從按照勞動時間付酬的社會主義原則中獲益甚多。同樣情況對男人們也成立嗎?

表2.1同樣表明,雖然男人壹般要比女性多得三分之壹,但大多數男人也會從按照勞動時間付酬的社會主義原則中獲益。收入超過300英鎊水平的唯壹壹類人,是男性白領工人中收入最高的四分之壹。這表明雇員中的絕大多數都是被剝削的。也許在平等的薪酬方案中,他們會因為級差工資受損,但如果不再受到剝削,獲得的益處也會多於抵消級差工資帶來的損害。幾乎所有雇員的收入會感受到收入大量增加。這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社會主義薪酬制度中,財產性收入被廢除了。社會主義以犧牲股東和其他財產所有者為代價,讓雇員們成為受益群體。

平等比增長更有效率



這是壹個需要緊緊抓住的重要觀點,因為常常有人宣稱從社會主義收入分配中得不到多少好處。資本主義的支持者主張,讓整個經濟增長以提高低收入者的實際生活水平,是更加妥善的辦法。隨著經濟增長,金字塔底層的人們會從上層“滴漏”下來的財富中獲益。(這就是所謂的捐滴效應)看看數字,就能發現這類說法的虛假了。

英國經濟的長期增長率為每年2.5%。按照這個增長率,壹個中等收入的女性要多少年才能達到每周300英鎊?答案是30年:用妳的計算器核對下吧。社會主義再分配可以直接做到的,在另壹個制度下卻必須要花上壹個人職業生涯的壹大半。有了社會主義,員工就能夠“魚和熊掌兼得”。通過再分配,她壹勞永逸地獲得了收入的增長,但經濟增長並不停止,所以她會繼續享受收入的逐年增長。

資本主義的擁護者反駁道,不平等對於經濟增長是必要的,因為它提供了激勵。他們指出,1980年代中期就是證據。作為計劃用來增加不平等的政策的結果,英國政府聲稱促進了3%的持續經濟增長。這並不是壹個偉大的時期,而只是比英國經濟近年來的增長率高壹些。讓我們姑且認為這額外的每年0.5%的增長率代表不平等(而不是北海石油)的成果。與收入再分配同樣的好處,每年0.5%的增長要多少年才能提供?

答案是要150年。那就是六代人。而且這還是考慮壹個事實,那就是不平等的增長意味著與更高收入者相比,勞動婦女收入增長會更低。中等收入的勞動婦女是否能得到那0.5%的增長是很成問題的。

勞動的不平等

到現在為止,我們壹直都假設勞動本質上都是同等性質的。我們說過,社會主義最初依據的是民主假定。這壹假定認為,人類是平等的,因此也應該同樣地看待他們的勞動。我們暗中假定每壹小時勞動生產等量價值,而所有工人應該由此獲得相同比率的報酬,比方說,每小時壹勞動劵。盡管我們依據哲學上的理由說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卻不能否認人們在工作能力上存在實際差別。讓我們探究壹下這種勞動力不平等的後果。我們想看看對於社會不平等的影響是什麽:技能上或者培訓上的不平等必然導致階級差異嗎?

我們並不這麽認為。工人至少在兩個方面存在差異——壹種與他們受教育或培訓的方式和學位有關,另壹種則是“個人品質”方面的差異,比如努力工作的決心,與其他同事默契合作的能力等等。這兩種區別導致了兩個問題。第壹個問題是,有更好技能或者能力的人是否要比較少技能和能力的人獲得更多的報酬。第二個問題是,盡管秉承人類平等的哲學,但為了計劃(分配)的目的,他們是否也會不得不承認不同類型的勞動。我們將依次討論這些問題。

因為教育/技能的差異化報酬?

我們先考察下技能和教育級別的差異與個人工作報酬的差異。在資本主義經濟中,相對更有技術和接受更多教育的工人壹般說來收入會高些。這樣做的理由是什麽呢?這些理由在何種程度上也適用於社會主義經濟呢?

壹種公認的解釋是,這種薪酬溢價中至少有壹部分起到這樣的作用,它是對教育和培訓費用和此前放棄的收入的補償。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工人對自己的教育和培訓在經濟上負責的程度是變化的,但在所有的情況中,都存在著放棄的收入這壹因素,人們可以掙得更多——如果壹開始在完成基本教育後就直接就業,而不是繼續接受額外的教育。因此,為了形成充足的受教育勞動力的供給,壹旦受更高教育的工人就業,就必須付給他們壹份加價。理由就是這樣。

這又有多實際呢?相比於離開學校到建築工地上班,當學生真的是壹種“犧牲”嗎?與許多工人階級的年輕人相比,學生的日子很好過。這項工作幹幹凈凈的,也不是太苛刻。還有很好的社會設施和豐富的文化生活。這是壹種可以在未來的生活中要求經濟補償的經歷嗎?

即使補償的論據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對經濟現實的壹種精確反應,也不意味著社會主義體制中,專業工人應該獲得同樣的差別工資。那時,教育培訓的費用會完全由政府承擔。不僅教育將完全免費,就像在英國已經實現的情況那樣。而且學生在學習期間還將能獲得壹份正常的工資。學習是壹種正當而且對社會來說必要的工作的形式。學習“產出”掌握技能的勞動者,因此就該相應地獲得回報。所以,學生不需要有任何個人花銷和收入的損失,就不需要補償了。

在當前的社會,階級制度使得人口中的大多數永遠不能充分發揮他們的潛力。在工人階級社區長大的孩子甚至意識不到教育說提供的機會。他們的職業展望在壹開始就被抑制了。許多人囿於現實——向他們開放的都是低級工作,誰又需要為了這些而接受教育呢?

其中壹些正是反映了孩子們所看到向其父母開放的工作。如果沒有社會革命建立起(同工)同酬制度,這些工作自己並不會發生改變。同工同酬並不會在壹夜之間提升人們的教育和文化水平;但其後的民主設想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在這壹方向上產生效果。同工同酬是壹個道德上的表述。它宣稱壹個人和其他任何人具有同樣的價值。他宣稱,“公民們,社會面前人人平等;妳們可能幹著不同的事情,但不再分為上層階級和下層階級”。只要殘酷的經濟現實仍提醒著妳:社會將把妳看做是下等人,談論教育機會的平等就是虛偽空洞的。除了所能購之物以外,工資還是社會地位的符號;而工資的拉平就會在自尊心方面引發革命。與工人階級大眾不斷增加的舒適和安全感想伴隨的,是他們對自己和他們的孩子們更高的期望。

如果社會在金錢方面平等地對待人民,這將鼓勵人們爭取教育和文化上的平等。教育是比金錢更充實更豐富的東西,但是“凡有的,還要給他”(出自《聖經》馬可福音 4:25,指窮者越窮,富者越富的現象,即“馬太效應”)。目前,教育機會總是與金錢相關。壹旦工人階級贏得了經濟平等,他們就有信心去為自己和自己孩子追求文化和教育上的平等。巨大的經濟潛力將會在這壹過程中被釋放出來。人類的創造力和智慧是我們最重要的資源——通過教育發展這種資源,經濟進步會隨之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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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15 08:44:37 |显示全部楼层
特定勞工短缺

資本主義條件下,除了高教育獲得高工資的壹般趨勢之外,還可能不時出現特定類型的勞動力短缺(未必壹定是受教育水平最高的),造成此類勞工的市場價格暫時上升。所產生的額外費用就好像是稀缺品的“租金”。

我們用“租金”這壹術語,以此類比土地收取的地租。“租金”這壹術語是壹個經濟學上的比喻。它是指稀缺資源所有者收取的壟斷價格。馬克吐溫的忠告道出了租金的本質:“趕緊投資土地,因為上帝已經停止制造”。因為土地的供應是短缺的,而且由於它為私人所有,所有者就可以從需要耕種土地或者以此為生的人那裏獲取報酬。如果某種特殊技能或專長的供給相對需求是短缺的,擁有那種技術的人就有點像土地所有者。沒有他們的技能,經濟就沒法運行,所以他們可以就他們的勞動要求額外報酬。

在某些情況下,這壹高價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供給短缺的特定專業。在其他情況下,這壹高價將會繼續存在。可能存在引入該專業的障礙。美國醫學會在醫學院訓練新醫生,以及控制醫生移民的規則方面有很大的影響力。它就運用這種影響力來控制進入這壹專業的人的數量。這就造成醫生收取更高的費用。

在社會主義經濟中,也同樣很可能出現特定技能的供給相對於社會需求短缺的情況。因此,必須有擴大供給的機制。壹個教育、培訓和勞動力配置已經社會化了的體系將更容易預計和宣傳潛在的短缺。如果他們追求針對性的職業,也更容易用更好的工作機會的希望來吸引新成員進入需要的專業。要是這樣還不能保證足夠數量的人進入這壹行業或專業,那就需要勞動管理或者支付高於正常勞動券的“租金”。

勞動管理聽起來很殘酷,而蘇聯在30和40年代的建築工程中使用的強制勞動也符合這樣的形象(盡管為了勸說人們自願地進入新的工業專業,廣泛使用強制勞動相結合的是,越來越多地使用工資級差和激勵報酬。)。激勵性報酬和勞動管理都來自於快速工業化時期重新配置勞動的需要。都不受歡迎,所以赫魯曉夫政府實質上擯棄了勞動管理,同時大大地減少了工資級差的等級。在勃列日涅夫時期,減少工資級差仍在繼續。(參見Lane, 1985)。

很可能,告訴人們應該做某種工作,或者給他們很大的工資級差,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會壹直受到人們厭惡。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民對平等擁有強烈的感情。據說在俄國,新合作社成員賺取更高收入引起了普遍的怨恨,這正好證實了上面的說法。

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管理每天都以更微妙的形式發生。英格蘭北部的工人必須南下到倫敦工作,只能在周末見見家人。失業福利辦公室被告知要取消拒絕工作的人的福利。每當工作短缺壹出現,這壹隱蔽的強制就會發生。失業迫使妳接受提供給妳的工作。以前蘇維埃的特殊獎金報酬和顯式的工人管理的方法是需要的,因為有充分就業。當缺少這些措施時,比如在勃涅日涅夫時期,工人們傾向於頻繁轉變工作,以至於企業很難維持穩定的勞動力。英國的1960年代的時候也存在類似的情況,當時失業率非常低。如果工作崗位比就業工人多,那麽壹些雇主就願意提供激勵,誘使工人離開當前的工作。供給格外短缺的技術會很受青睞。當這壹情況發生在資本主義國家時,某些體力工人開始賺取專業工人的工資,造成短暫的媒體轟動。

應該將社會主義經濟中的經濟計劃設計成完全使用可用的勞動力資源,既沒有過量需求也沒有過量供給。盡管如此,勞動供給和需求的總體平衡,並不能應付特定專業不足的問題。假如存在著電氣技師的短缺。如果這是由於沒有訓練電氣技師的設施造成的,那麽給技師們付更高的工資並不能解決這壹問題。需要的是加強版的培訓計劃。現在假設存在著深海潛水員的短缺。阿伯丁海洋技術學院有空缺,但申請者不足。擁有冒險氣質的人可能天然地對潛水生活感興趣,但其他人,卻害怕危險和艱苦,不願意申請。怎麽辦?

在市場經濟中,答案很簡單。給潛水員支付高於壹般體力工人的工資。然後,妳就會發現人們願意為這壹份額外的收入冒險。這能讓人滿意嗎?另壹種途徑可能是承認並沒有太多的願意冒生命危險下海,因此耽擱了離岸石油開發,直到能夠完成這壹任務的自動機器造出來。

潛水員是這個例子有點極端。壹些工作比另壹些工作更讓人不愉快,這壹事實是仍然存在的。社會主義社會必須決定用何種方式解決這壹問題,通過提高工作條件和質量,還是給願意做這種惡劣工作的人以激勵性報酬。如果整個經濟是基於勞動貨幣,那麽給予激勵報酬就存在風險。危險在於,如果人們每幹壹小時可以得到兩小時的勞動券,那“壹小時”就會貶值了。這些激勵報酬是以其他人遭受收入下降為代價的。為防止通貨膨脹,讓公眾對工資級差能有所控制,這種激勵報酬就必須由總稅收提供資金。

“稀缺租金”這壹概念也許有更廣的應用。社會主義經濟必須保證其對熟練勞動的投資不會被浪費,要麽通過熟練工人移民,要麽就是他們決定把精力用於更高回報的“非正式”活動。先不管道德勸告——雖然這是我們認為理所應當的,但卻並不夠。只有兩種辦法能保證熟練工人持續地按照預期方式工作——監督或者足夠的報酬。收入不平等是不受歡迎的,但全面監督也同樣不可取。計劃體制可能造成某些類型的工人缺失,當政府處於這種危險的情況下,就會出現支持某種程度的“租金”報酬的實用主義論證。

給“個人能力”支付級差報酬



在任何給定的以教育或技術的級別和形式來定義的工人階層中,明顯仍然會存在天賦、精力、合作精神等方面的差別。級差報酬制度應該承認這些差別嗎?

在嘗試回答之前,考慮下問題的含義——我們在這裏觸碰到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提取剩余產品的問題。“剩余產品”這個詞的意思是超過維持工人自身的產品之外的額外產品。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剩余表現為剝削收入的形式:利潤、利息和租金。

剝削範疇在社會主義經濟中不適用,因為剩余產品的配置是民主決定的;盡管如此,仍然需要保證從生產性工人身上“提取”剩余,用於滿足非生產者(士兵、犯人、小孩、病人等等)的消費需要,以及生產工具的積累。正式壹點來說,這壹目標將會在我們提出的制度中,通過對勞動收入征稅和收取地租(例如,這些國家“財政”“收益”轉移給非生產者,社會服務和積累,如第七章中討論的那樣)達成。但這壹正式機制的存在決不能保證能實際生產出充足的剩余;真正要緊的是,工人必須充分的勤勞和高產的(或者他們選擇少生產,那他們的個人消費就相應地受限制)。什麽辦法可以保證這壹點?

作為比較,考慮壹下資本主義經濟中的情況。在這裏,生產剩余產品的要求表現為,壹個公司需要獲得利潤。我們知道加強或提高生產率的機制有利於創造利潤。工人訂立的雇傭合同中,或明或暗地包含了最低可接受表現的概念;然後,這個合同由企業監工(經理,組長)來執行。如果工人不能達到要求的績效標準,或者不夠順從,就通過解雇這壹最終處罰來兌現合同。當然,解雇懲罰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在單個企業控制之外的狀況,主要是全經濟範圍內的失業情況,以及失業工人所能得到的生活補助的水平。除了對勞動力的這種“消極”控制,企業還有壹些積極的提高生產率的辦法:獎金和可變薪水;升職的前景;對取得優秀績效的傑出個人進行宣傳;以及創造壹個工人能夠感覺到他們提出的提高公司生產率的建議能夠被傾聽並得到回報的環境。當然,資本主義企業對後面這種更“開明”策略的偏好程度,是多變的。

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失業處罰被有意地取消了。所有人都有工作的機會,那社會主義的情況與資本主義有哪些方面不同呢?

我們可能希望爭辯說,如果工人們感覺到他們不是為“老板”的利潤,而是為“所有人的利益”而生產,社會主義可以為剩余的生產提供良好的總體社會環境。但如果認為這就能解決所有問題,那就太幼稚了。除了普遍使用“開明”資本主義企業的“開明”策略(公開認可工人的成就,構建民主的工作環境),仍然會有使個人報酬適合生產率的某種需要。如果人們認為投入了比平常更多的努力卻“白費力氣”,或者認為某個同事在偷懶,敷衍了事,把事情推給其他同事,就會產生士氣問題。

要使報酬與貢獻相適應,壹種辦法是全經濟範圍內的勞動分級。比如,有A、B和C三個勞動級別,其中B代表平均的生產率,A高於平均,而C低於平均。新工人可以從“B”級工人開始,然後通過審視他們(自己發起的或者他們工作的項目發起的)工作績效,可能評定為A或者C。註意,這些等級與教育和技能水平無關,而只考慮和所在行業或職業的平均水平相比,工人的生產率怎樣。

出於計劃的目的,這些勞動分級會看作是以不同速率“創造價值”。工資率會與這些級差生產率相對應:“B”級工人每小時能得到1勞動券,“A”級工人得到更多,“C”級工人則得到更少。為了保持發行的勞動券總量與工作總時長相等,工資率必須以這樣的比例固定下來。壹旦知曉每個級別的人的數量,精確的工資率會計算機自動算出來。

做壹個“C”級工人沒有什麽可丟臉的。這樣的工人基本上是選擇以更輕松的節奏工作——從而相應地接受稍微低壹點的消費。並不是每個人都要成為斯達漢諾夫。如果壹個生產率較低的工人沒有怎麽裝模作樣,就不需要怨恨他。這樣,高生產率工人的貢獻得到了承認並被鼓勵,同時計劃人員對社會勞動力的分布有了更精確的了解。



作為“生產出來的投入”的熟練勞動

我們在上面指出,工人可能會被分為個人生產率不同的幾類,並出於計劃的目的,承認這種分類。計劃者知道,比如,某個需要1000工時(人–小時)平均水平的勞動的項目,就需要800工時(人–小時)的A級別勞動。現在的問題是,計劃者是否需要知道技能差異的存在,如果是的話,又應該如何安排?

在中短期,勞動力技能方面的差別是重要且不可簡化的。采礦工程師、外科醫生和計算機程序員的技能不能互換。這樣,在這個時間段內,計劃者就不能簡單地考慮“勞動”的配置,而必須承認提供特殊技能的可能性所加諸的約束。這就暗示了,必須保有每種專業資格的人的詳細記錄。那麽,怎麽處理價值的勞動概念以及勞動—時間作為記賬單位的使用?

從長期看,工人會重新接受培訓,而社會主義“民主”的消費則是,除了某些極端苛刻的任務和某些有缺陷的人,幾乎人人可以做任何事情。在長期性計劃的語境下,當前有那些特殊類型的熟練勞動可用並無所謂,重要的是培養這些技能的成本。而正像機器的價值可以按照生產它們所需的時間來計算壹樣,為了長期經濟計算的目的,也可以這樣來計算人類技能。

我們可以設想建立壹種基線水平的普通教育:接受這種級別教育的工人只會被視為“簡單勞動力”,而接受了額外特殊教育的工人,才會被視為“生產出來的投入”,這很像其他生產工具。這種作為生產出來的投入的熟練勞動的概念,通過如下示例說明。

假設成為壹個合格的工程師,需要在基本水平的教育之外,再學習四年。這四年生產技術工程師的過程涉及到各種勞動投入。首先是學生的工作——聽講座,在圖書館學習,做實驗,等等。像前面已經說過的,這會視為有效的生產勞動,因而得到相應的回報。這些學習工作按照“簡單勞動”投入計算。然後是教學工作,分配到被教的學生身上。這是熟練勞動投入。第三,還有與教育相關的其他“開銷”(圖書館管理員、技術人員、管理人員)的工作。這就可能是技術和簡單勞動的混合了。[4]

這就闡明了壹個籠統的觀點,即熟練勞動的生產通常需要投入簡單和熟練勞動。原則上,測量當前的簡單勞動投入是很簡單的;難的是如何處理熟練勞動投入。如果熟練勞動表現為過去勞動投入,就要按照簡單勞動的倍數來計算,但是如何確定這個乘數呢?

在衡量投入到技術工程師勞動生產中的技術(如教育)勞動時,出現了隨後衡量合格工程師勞動時所遇到的完全相同的問題。在下面的討論和本章附錄中,我們壹並處理這兩個方面,使用壹個簡單化的假定,即所有“技術”勞動的生產都要求相等量的勞動投入。

拿無生命生產工具作個類比。確定從這樣的生產工具“轉移”到產品的標準方法是,把生產工具的勞動內容“分布”在其所處貢獻的產品總額上。比如,如果壹個包含1000小時勞動的機器,在生產壹百萬單位的X產品過程中用完了,那麽,我們就說這個機器轉移了1,000/1,000,000 = 0.001小時的勞動到每單位X產品中。進壹步計算,假設我們的機器以每小時100單位X產品的生產速率運行。這樣,機器每運營壹小時,“傳送”100 × 0.001 = 0.1小時的物化勞動。

現在回到我們的技術工程師,並使用同樣的原則。假定壹旦取得資格,她每年工作45周,每周35小時,也就是,每年1575小時。假設她的工程技能的“折舊時限”為10年。(換句話說,在這個時間結束時,他需要去或者說符合條件,去接受另外壹段時間的全日制教育,以更新她的知識或技能,或者改變專業,只要她願意的話。)在這10年裏,她將工作1575 × 10 小時。為了確定在這段工作時間裏,她的物化勞動的傳遞率,我們將她所受教育的總勞動量除以15,750。

本章附錄說明了用簡單勞動作為記賬單位,計算熟練勞動中物化勞動總量是如何可能的。按照這些計算,“傳遞率”可能大約

10年折舊的情況下為0.50

15年折舊的情況下為0.33

20年折舊的情況下為0.24

例如,0.33這個數字告訴我們,我們的工程師的技能在15年的時間內折舊,每工作壹小時傳遞0.33小時的物化勞動。與機器只傳遞過去的物化勞動不同,我們的工程師每小時也工作了壹個小時。我們的工程師的直接和間接勞動貢獻之和因此是每小時1.33小時,是簡單勞動工時率的倍數。就是說,如果計劃人員在長期計劃的背景下考慮壹百萬小時技術工程師勞動的使用,他們應該認識到,這相當於承諾了133萬小時的簡單勞動。

我們並不是說,就因為壹個熟練工人的社會成本估價比普通技能的工人高出三分之壹,他們就應該多得到三分之壹。這多出的三分之壹代表了社會使用熟練勞動的額外成本。在為工人的教育付錢時,社會已經支付了這個“額外的三分之壹”,所以,沒有正當的理由要求為個人付額外的工資。盡管不會影響到個人收入分配,熟練勞動乘數在計算工程的社會成本時,仍是重要的。對社會來說,需要熟練勞動的任務代價高得多,即便熟練工人得到的工資與非熟練工人壹樣多。

與歷史上存在的社會主義作比較

結束這章時,把馬克思的模型與社會主義國家已經達成的做壹番比較,可能會有幫助。就我們所知,馬克思分配原則得到運用的唯壹實例是在中國1960和70年代的人民公社。在那裏,產品按照工分制度進行分配。成員壹年之中投入的工作小時數會記錄下來,而收獲時他們的份額就基於此。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可能也應用了這種原則,不過我們還不清初。

大體上,社會主義經濟體都保留了貨幣。他們發行進入總體流通的紙幣和硬幣。這些貨幣在五種不同的流通中使用:

(1)社會主義國有企業間的交換。這種交換的基礎是國有企業在運營和管理上的相對自主。

(2)國家和集體農場部門的交換。

(3)集體農場和城市工人在市場上交換農產品。

(4)家庭農場向城市工人的出售其產品,而這壹交易的基礎在於家庭農副產品的繼續生產。

(5)國家零售機構和國有企業職工的交換。

經常有人提出,在第壹種情況下,貨幣已經不是真正地作為貨幣發揮功能了,因為不涉及所有權的轉移。如果企業A向企業B交付貨物,企業B可能會為此付錢,但由於他們是國家所有,所以不存在真正的所有權變化。[5] 這其中有壹定道理,因為大部分交付都是按照計劃來的,但這種合理化只反映了部分真理。如果沒有所有權的轉變,那為什麽還有貨幣名義上的交換呢?

如果生產是直接社會化的,那就沒有理由企業B應該為企業A交付的貨物付錢。而是B單位——比如說壹個醫院——可以被給予X小時勞動的預算。單位裏所有護士、保潔和醫生的工作都從這個預算中扣除。任何藥品、食物和公共所有的藥廠的藥物供應等,都從這個預算中扣除它們的勞動量。但是,醫院不會向他的員工或者供應者付錢。國家或者公社會把工人所做的工作記賬,而藥廠不必要求“付錢”,因為它們會有自己的勞動預算。

我們可以看看國民醫療保健系統中處於萌芽狀態的這種制度。在保守黨進行改革前,企業不用為實驗室的測試和衛生部內生產的X光機付錢。

相比之下,社會主義工業部門保留商品形式的程度,遠超過了社會主義財產關系看起來所必須的程度。斯大林說,商品形式的持續源自其他形式的交換,主要是集體農場和國家之間的交換。[6]壹開始這可能是真的,但在某些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想到了保加利亞——集體農場對國家的的獨立特征,在1960年代末全都消失了。然而,貨幣的使用在所有情況下依然保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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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整個經濟中流行勞動會計,就可以設想農業生產中的過渡形式,其中集體農場作為壹個整體,為交付的產品中所包含的勞動量得到酬勞。這就讓農場勞動離直接社會勞動還差壹步,但已經與貨幣的消滅相壹致了。

最後的交換系統——消費品市場——是最關鍵的。在這裏,根本性的階級沖突在阻止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計劃的完成。因為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觀是激進平等主義的。除了勞動之外,沒有別的收入來源,而所有的勞動都得到平等對待。要達到這壹點,就會要求消滅官僚享有的特權和工資級差。馬克思主義計劃與任何精英階層的繼續存在都是不相容的。馬克思為巴黎公社采取的政府官員不能得到超過壹般工人工資的原則歡呼。[7]在最近的幾年裏,毛和中國的左派反對工資級差,指出中國要達到社會主義的分配制度,仍有很長壹段路要走;他們認為,八級工資制仍是社會主義的障礙。

中國是獨特的,因為廢除資產階級勞動級差制度成為了壹個重要問題。它是文化革命中的關鍵問題之壹。隨著那裏的左派被擊敗,以及鄧小平路線獲得主導權,向實現馬克思主義計劃進壹步推進變得不可能的。在大多數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以勞動為基礎的薪酬制度的問題,甚至從未排上過日程。

無論東方還是西方的社會主義政治家們,都很少對“平均化”感興趣。盡管反對極端的財富積累,他們仍然認為應該維持某種程度的差別。如果所有事情都是以貨幣形式完成的,在意識形態上證明差別合理就簡單些。如果會計以勞動時間的形式完成,那麽專業級差工資的騙局就變得有點太明顯了。為什麽壹個秘書每工作壹個小時只能得到30分鐘的報酬,而隔壁專家每投入壹小時就能得到2小時的報酬呢?

秘書和保潔員很快就會說:“等等!這是哪種社會主義,可以讓妳們比我們貴五倍呢?”。那個臭名昭著的無產階級平均化傾向(如此原始如此純樸),就冒出來了:“我們都是約翰·湯姆森的小孩(Jock Tamson’s bairns)”,“無論何時都要保持尊嚴”(A Man’s A Man For A’ That 《無論何時都要保持尊嚴》是著名的蘇格蘭民族詩人羅伯特·彭斯1795年發表的著名詩歌。歌中極力贊美無論貧窮我們都保持做人的尊嚴,不貪錢財,不畏懼權貴,不能丟失洞察真理的睿智,這才是做人值得自豪的品格。——譯者註)。這壹民主感情壹直處於每次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中心。到19世紀晚期,認為壹個人的勞動與另壹個人的勞動壹樣的主張,現在依舊是社會民主運動的指導原則。每當資產階級民主在那宣稱“人民平等”,又用“法律面前”予以限定的時候,社會民主主義就要求現實的經濟平等。平等投票權對資產階級民主意味著什麽,勞動平等對無產階級就意味著什麽。

政治民主的敵人,比如南非的白人,譴責壹人壹票的原則無視人類的天然不平等的態度。文明的白人真的可以跟剛從叢林裏出來的黑鬼相比嗎?經濟民主的敵人則譴責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的態度,因為它錯誤地使人們均質化。就像壹個中國訪問學生對我們其中壹人直言不諱地說道:難道我接受了這麽多年的教育,與壹個無知醉酒的工人相比,不更有價值嗎?

確實,人和人不壹樣。大學教授的工作跟勞工的工作不同。布爾人的文化跟祖魯人不同。男人和女人不同。對那些處於社會高層的人們來說,差異證明了工資級差的合理性。底層的觀點是不同的。

第三章:工作與時間和計算機

壹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壹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亞當·斯密,《國富論》)

我們將在這壹章裏闡述,合理的經濟計算應該以對時間,具體而言是對勞動時間的計算為基礎。這不僅有利於建立公正的社會,而且同樣有利於技術的進步。我們將進壹步說明,壹套按照勞動時間進行產品成本估價的體系不僅僅只是壹個美好的理想,它也可以通過現代計算機技術得以實現。在這個說明的過程中,我們將向讀者介紹壹些關於計算的概念,這些概念與經濟的組成有關。

在上壹章我們說明了人們如果按照勞動時間取得報酬,就是說人們勞動壹小時便得到壹小時勞動貨幣,長此以往,剝削就消滅了。這壹巨大的社會利益自然是采用勞動貨幣的壹個理由。它的確是實行社會主義的經典理由——它廢除了工資上的壓迫並把勞動果實還給勞動者。這樣的正義和公平並非這種經濟計算方法所帶來的唯壹好處,它還能促進技術的進步。

很遺憾,人並不能永生。人們在有限的生命中可以生產的產品總和,即社會的財富,取決於他們為了生產其渴望或者需要的產品而被迫花費的時間。人類文明的進步受制於壹個時代的經濟發展水平。生產其必需品所花費的時間和努力愈大,這個社會就愈貧窮,也就愈加不能維持我們稱作文明的娛樂、藝術、文化。所以,用來節約勞動力與勞動時間設備的飛速更新換代正是最近兩個世紀以來工業化世界的發展欣欣向榮的根本原因。

時間的節約

任何新技術掘起的基本經濟理由是節約勞動力。只有在經濟上不斷應用這樣的發明,人類因此才能被解放從而獲得更多的休閑時光或去嘗試更加新鮮而復雜的事物。壹名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必須壹如既往地尋找節約時間的方法。正如亞當·斯密所說,它是我們的“原幣”,壹旦被浪費,就意味著永遠的失去。只有當社會主義證明自己能更好地節約時間,才能表明其相對資本主義具有優越性。

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制造商受利益驅使,盡可能地降低成本,其中就包括工人工資。公司經常采用新技術以便削減勞動力和相應開支。盡管新技術的應用經常與工人的直接利益發生沖突,導致他們失業,但整個社會最終會受益。技術變革所帶來利益並沒有被平均分配——雇主比雇員獲益更多——但是最終,其促進了技術的變革,資本主義正是以此為基礎才宣稱自己是進步的制度。工會內部壹般也接受新技術的應用,只不過要在保證全體工人利益的前提下。

社會主義經濟經常批評技術變革,認為其導致失業,而這是壹種很幼稚的想法。在這壹點上,資本主義需要反思的是其勞動節約型設備的更新換代速度太慢了,因為勞動力被人為壓低。

盡管有古希臘的科學和古羅馬的工藝,但古希臘人和古羅馬人沒能創造出壹個工業社會。歷史學家經過長期爭論認為,其原因在於奴隸制。當所有的工業生產都由奴隸來進行時,對勞動力成本的理性計算就顯得多此壹舉。壹個奴隸並非按小時付給報酬,所以主人就沒有計算勞動時間的動力。而沒有這樣的計算,節約勞動時間概念就更無從談起。所以,比方說,盡管羅馬人知道水車,卻從未進壹步廣泛地應用機械動力。(White, 1962)

資本主義相對於奴隸制是壹個明顯的進步。資本家按小時付給勞動力工錢,因此不願意浪費。他通過對工作時間和強度的研究來檢驗自己花錢是否值得。但是,他仍以低廉的價格購買勞動力,否則他就得不到利潤。這裏有壹個悖論:價格便宜的東西永遠不會真正被珍惜。工資越低,利潤就越高;但是工資低的時候,雇主就浪費得起勞動力。在理性方面,資本家比奴隸主更高級,但僅僅是高級壹點而已。

英國鐵路是個技術奇跡,寬廣筆直的鐵軌穿越大地
隧道穿越高山,路堤高架橋橫跨峽谷
如今鐵路的印記在這片土地上依舊存在
這是創造巨大財富的商業之路
這是日不落帝國的供給之路
這是無處不在的光明之路壹

……毫無疑問,鐵軌將為新千年的到來做準備,像曾經的羅馬帝國的道路和水利工程壹樣。用著過去羅馬奴隸修水利時使用的工具,勞工們和“航海家們”修建了鐵路。鐵路是強健的肌肉用鑿子和鏟子建成的。兩千年裏的壹個偉大的技術進步是由中國人發明的獨輪手推車。工人們使用它,而奴隸們則不使用它。二

鐵路是機器時代的產物。但是沒人超越史蒂芬孫和布魯奈爾的智慧,去設計蒸汽動力的挖掘機械。由於報酬上的奴役(雇傭勞動者)相對更便宜,所以就用不著那麽麻煩了。

在本世紀的英國碼頭(本書作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碼頭工人仍然用著自中世紀就沒有改變過的技術去裝卸貨物。工人們按天雇傭,做著奴隸的工作,卻沒有奴隸制下的安全。要想讓資本家階級意識到在推土機、重型挖掘設備和集裝箱化上的投資是劃算的,就需要有充分就業、強大的工會和更好的工資待遇。

上面的例子都是些體力工人,通常被認為是工人階級受剝削最深的壹群人。類似情況也存在於許多低工資的血汗工作中——服裝制造,玩具制造等等。在這些領域,生產技術停滯,創新的熱情也不高。我們可以得出壹個普遍的規律,工資越低,雇主就越不願與實現現代化。 我們可以用表3.1中的例子說明這個規律。

表3.1 兩種挖溝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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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勞動創造的價值 7.53英鎊每小時

工資率 3英鎊每小時

表中顯示的是用兩種方法在壹條路上挖溝的相對成本分別是多少。用舊方法,承包人雇傭兩個人,每個人在壹周內分別勞動50小時。除此之外,他還需要租壹臺壓縮機和兩個風鉆。它們是用來進行路面破碎,然後讓工人用鏟子掘土。壓縮機和風鉆的損耗加上壓縮機所耗費的燃料,共計達到100小時的勞動。使用現代技術,承包人只需壹臺挖掘機並雇傭壹個人,工作50小時就可完成。這裏,挖掘機和燃料的消耗共計為125小時的勞動時間。現代技術僅僅需要175小時的直接和間接的勞動就可完成這項工作,而舊技術則需要200小時。

假設在1987年的英國,壹個小時的勞動所創造的產品的售價為7.53英鎊,而壹個小時的勞動報酬為3英鎊。如果我們計算壹下兩種技術所耗費的貨幣成本,我們會發現壹個顛倒的結果,舊方法更便宜。因為勞動力更廉價,勞動力密集的技術顯得成本更低,這就導致資本家浪費人類勞動。

計算機工業中也能找到很貼切的例子。20世紀50年代,IBM開發了高度自動化的機器去為他們的計算機構建核心存儲器。隨著需求的增長,他們的工廠變得越來越自動化。到了1965年,他們甚至要為制造電腦的機器開設了壹條全新的生產線。即便如此,計算機的生產仍然跟不上需求。

形勢變得更嚴重了。金士頓(Kingston)新上任的經理曾經在日本待過幾年。他提出,東方國家的工人有足夠靈巧的雙手和耐心,可以找他們手工制作磁芯板。他帶著壹包包磁芯,線圈和砂心框去了日本。十天後,他帶著手工磁芯板從日本回來了,質量和金士頓工廠裏的自動送絲器制造的壹樣好。這個工作又慢又乏味,但是東方工人的工資是如此之低,以致於生產費用實際上低於金士頓的全自動生產。(Pugh et al., 1991, p. 209)

對於蘇聯七八十年代針對價格和工資體制的改革,有壹種批評是:低工資會導致同樣的勞動的浪費。在蘇聯,工資保持低水平,居民收入的壹大部分來自豐厚的住房補貼和公共服務。雇人的企業不給人們支付這些服務的費用。改革派支持價格和工資體制的變革,以提高服務方面的支出,而工資相應增長則可補償這壹部分。他們宣稱,更高的工資會起到創新激勵的作用。

這壹論證是可行的,但還遠遠不夠。因為工資,也就是付給勞動的價格而不是勞動時間本身,被當作了成本,所以問題出現了。這意味著,壹切不同生產技術之間的成本比較,其結果都會受到工資水平的影響。如果我們將工資納入成本進行計算,我們就無法拋開收入分配而對經濟效率進行衡量。為了避免這種情況,我們需要找到壹些客觀的方法衡量產品生產所用的勞動量。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客觀的社會核算

廠商依據市場價格變化確定成本。這為廠商選擇更廉價生產方式提供了某種理性基礎,即使這樣的選擇會更多地偏向浪費勞動的工藝。如果想找到關於成本方面更客觀的信息源的話,我們需要壹個獨立於市場之外的信息收集系統。這時就需要引入計算機技術了。我們需要壹個計算機化的信息系統,它能準確估算不同工藝所耗費的勞動時間並將這壹數據提供給產品工程師。

在資本主義國家,市場價格被看作成本的指示器,但這有壹定的盲目性。壹位藝術家死時分無分文,而幾十年後他的作品幾經轉手卻已價值百萬;股票市場被突如其來的恐慌所襲擊,僅僅幾個小時,股票市值就蒸發了數百億;因為價格過低,農民不得不銷毀自家莊稼。走過英國或美國的貧民區,妳會看到人們憔悴的面龐和發育不良的身軀,因為食品價格對他們來說太貴了。

市場價格是供給和需求兩方的玩物。需求不依賴於人們的實際需要,而依賴於支付的能力和意願。這意味著財富的分配、壹時的心血來潮和時尚潮流都會影響需求。供給受制於更加單調的約束:用於進行生產的資源。

壹幅凡高的新作品需要凡高自己來創作,但凡高又在哪裏呢?所以,凡高原創作品的供給不可能再增加。而這些現存的原創作品由於承載了人們對這位作家的無限遐想,其價格就被那些富人的荒唐和虛榮心而無限推高。

西紅柿的供給依賴於勞動、土地、陽光、水、溫室、油等等。它們的生產成本取決於農業技術和投入的成本。它們的供給受制於客觀的約束,這限制了它們的價格。

我們永遠不能合理估算達芬奇現在壹幅作品的創作成本,但在社會主義經濟下應該可以對不同的產品的客觀費用做出壹些估計。原則上,我們可以對任何廣泛使用的資源的費用做出估計。在工業社會,我們可以根據生產中消耗的產能給商品定價。如果由於環境原因,工業生產面臨著全面的產能限制,那麽也許就該換壹種產品定價方法了。我們支持用勞動時間作為計算的基本單位,因為我們認為社會是人的社會,至少從目前來看,人們怎樣生活至少比任何壹種自然資源都重要。我們會在第五章回過頭來討論基於環境的考量而反對過分依賴基於時間的估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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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15 08:46:49 |显示全部楼层
定義勞動內容

為了按照勞動去估算成本,我們需要給壹個產品的勞動內容下定義。如果我們想知道壹個西紅柿的勞動內容,就不能只計算農民照看和采摘它壹共花費了多少秒。我們還要將間接勞動考慮在內:人們建造培育西紅柿的溫室所花費的勞動;石油工人生產溫室所需燃料的勞動,等等。但我們似乎陷入了壹個循環的矛盾中:要想知道壹種產品的勞動內容,我們就還要知道另外好幾種產品的勞動內容。

為了解決這個復雜的相互依賴的問題,我們需要的壹個投入-產出表。它記錄著壹些部門的產出是如何被用作另壹些部門的投入的。在表3.2中給出的例子中,食品部門每周消耗2000桶原油,雇傭2000名工人,生產40000條面包。石油部門每周雇傭1000名工人,耗費500桶原油,生產出2000桶原油。這個簡單的經濟體凈生產40000條面包和500桶原油,作為3000名勞動者食品和燃料。

表3.2:壹個簡單的投入產出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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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所展示的關系可以被用來計算原油和面包中的勞動內容。

先來看面包。我們希望發現,生產壹條面包需要多少個“人-周”的勞動,。

壹個人勞動壹周,也就是說,創造了壹個人壹周的價值。我們從表中可以知道:

40000條面包的價值=2000人-周+2000桶原油的價值(3.1)。

也就是說,面包生產中創造的價值,等於這項生產中直接勞動,加上由原油的投入所代表的間接勞動。為了說明面包中包含了多少個“人-周”的價值,式(3.1)可以被化為壹下形式:

壹條面包的價值=(2000+2000×原油價值)/40000(3.2)

因此,按照勞動,如果我們知道原油的價值,我們就可以算出上面要求出的價值。從表中我們可以看出:

3000桶原油的價值=1000人-周+500條面包的價值(3.3)

所以,2500桶原油價值1000人-周,而壹條面包的價值壹定值1【人-周】的0.4或者五分之二。現在我們可以算出面包的價值:

面包的價值=1.40/20=0.07人-周

所以最終結果是,壹條面包和壹桶原油的勞動價值分別是0.07和0.4人-周。③

規模問題

在《可行的社會主義經濟》(1983)壹書中,亞力克·諾夫強調了現代經濟的規模的重要性。他說蘇聯經濟包括1200萬種產品,並且引用了O·安東諾夫的估計:為烏克蘭起草壹個完整且平衡的計劃會耗費全世界人口超過1000萬年的勞動。

同樣的爭論也適用於計算勞動價值。投入產出表格裏的玩具模型方程式的求解是壹回事,而解開壹個由1200萬個方程式組成的聯立方程組卻是另壹回事。但是,僅僅指出計算壹個大經濟體的勞動價值是復雜的這壹事實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知道它到底有多復雜。諾夫引證的例子讓我們感覺這是壹種龐大的難以處理的復雜事物,而這種印象似乎關閉了進壹步研究的大門(我們應該指出,諾夫絕不是唯壹做出這種結論的人。這種論點在反社會主義者中經常可以見到。我們舉出諾夫的例子來證明即便是左傾的經濟學家對社會主義計劃的復雜性也往往束手無策)。而我們需要描述壹套法則,這些法則能決定為復雜程度不同的經濟所做的勞動價值計算需要耗費的時間。

用人工方法準備這個方案(或者計算勞動價值)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用計算機也不行。為了著手做這件事,我們需要在將要制定的經濟規模和所需的計算機工作時間之間建立數量關系。計算機科學的其中壹個分支——復雜性理論所研究的,正是進行計算所需要的時間。

復雜性的理念

復雜性理論解決完成計算所需要的不連續步驟數量的問題。這些不連續步驟大體上要與在計算機程序中執行的指令壹致。舉壹個例子來考慮這個問題。

給妳99張卡片。每張卡片上分別印著1到99這些數字。卡片的順序是任意的。妳需要把他們按升序排列。妳會怎麽做?有壹種解決方案需要應用下面所述方法。

(1)把第壹張卡片與第二張比較。如果第壹個比第二個大,則交換它們的次序。

(2)用第二、三、四對卡片去重復步驟壹,直到妳到達底部。

(3)如果妳發現這壹疊卡片的順序是正確的,那麽妳可以停下來了。否則,妳還要重新進行第壹步。

用這種方法給卡片排序會用多長時間呢?這取決於卡片原有的順序。最好的情況是,卡片壹開始就是升序排列的,這樣進行壹遍98次的比較就足夠了。最壞的情況是,卡片壹開始是降序排列的。妳現在需要將順序顛倒過來。妳看到的第壹張卡片上的數字是99。第壹步將它移動到第二張,然後第壹步會被重復直到我們翻到這壹疊的最後壹張。每壹次,印有99的卡片都會被移動壹個位置。最終,經歷98次重復,它到達了底部。

於是,壹次對這疊卡片的單程掃描會把壹張卡片移動到正確的位置。開始時,有99張卡片都處於錯誤的位置。所以,我們需要對折疊卡片做99次重復掃描。最壞的情況下,操作的次數將會是n²(n表示卡片的數量)。

這裏有壹個更好的方法。

(1)依據卡片的末位數字是0,1,2,……9,將這壹疊卡片分成10組。

(2)將各組按照0到9的順序排列,形成新的壹疊。

(3)從疊的底部開始,依據每張卡片的第壹位數字,將它再次分成10組。

(4)重復步驟2。這壹疊卡片就被整理好了。

使用第二種方法,我們只需要對每壹張卡片看兩次。操作的次數也就是2n(n表示卡片的數量)。相比於前壹種,這顯然是壹個更快的方法。我們說它需要耗費時間量級為n。

時間量級為n的問題比時間量級為n²的問題要容易。最糟糕的問題是需要指數級的步驟才能解決的問題。指數問題通常被認為實際估算起來很復雜,除非n是壹個很小的數字。

在考察壹個經濟計劃問題和用計算機進行必要計算的可行性的時候,我們需要確定涉及到的估算的時間量級和輸入數據的規模(n)。

簡化勞動價值問題

讓我們回到在壹個經濟體內計算各種產品的勞動價值這個問題。生產的條件可以體現為壹個投入產出表。從這個表格中我們可以得出壹組方程,就像上面的例子壹樣。理論上,這些方程無疑是可解的——我們所列的方程數和我們要解的未知的勞動價值是相同的。問題在於,這個系統實際上是否可解。

解決這些聯立方程的標準方法是高斯消元法。四這和學校教課書裏的方法是壹樣的。這種方法可以在與方程組內方程數量的立方成比例的運行時間中得出精確解。伍

讓我們假定,在要進行計劃的經濟中,不同的產出類型是百萬(10^6)量級。這種情況下,高斯消元法應用到投入產出表格裏,將需要(10^6)的立方次也就是10^18次叠代,每次叠代需要10次原始的計算機指令。

假如我們能在壹臺現代的日本巨型計算機例如富士通VP200或者日立S810/20上去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需要用多長時間呢?這些機器在處理大規模數據時,可以在壹秒內進行大約2億次計算。(見Lubeck et al., 1985)⑥。所以,計算經濟中所有勞動價值所需的時間將會是500億秒或者16000年。這顯然太慢了。(富士通VP-200是1983年出的超級計算機,速度不過400 MFLOPS。壹直到1990年,全球最快的超級計算機也只有23.2 GFLOPS(NECSX-3/44R,1990)。計算機技術壹直在進步,到了2013年,全球最快的超級計算機是中國的天河二號,速度達到33.86 PFLOPS,即每秒3.39億億次雙精度浮點運算。對於文中列舉的計算量,1983年的超級計算機要500億秒才能完成,三十年後的超級計算機則只需250秒左右。)

當壹個人遇到這種量級問題時,常常把任務重新劃分成不同階段。在實踐中,壹個經濟的投入產出表格多半會是空白。在現實中,每種產品平均只有數十個最多數百個投入,而不是壹百萬個。這使得用壹列向量而不是壹個矩陣來表示這個系統會更合算。其結果是,我們可以走捷徑得出結果——使用另壹種方法,即逐次近似計算法。

這個想法是,作為第壹個近似值,我們忽略生產過程中的除了直接耗費的勞動之外的所有投入。這給了我們第壹個每種產品的勞動價值的近似估計值。這將是壹個低估值,因為我們忽略了生產過程中的非勞動性投入。為了得出第二個近似值,我們在第壹階段中計算的勞動價值的基礎上添加了非勞動性投入。這將會使我們向真正的勞動價值又接近壹步。重復應用這種處理過程,將使我們得到所需要的精確度。如果壹種平均產品的價值來源於直接的勞動投入,那麽圍繞我們的近似值的每壹次叠代過程都會給我們的答案增加壹位二進制有效數字。壹個精確到四位十進制有效數字的答案(比市場可以得到的更精確)將需要在求解過程中進行15次叠代 。

這種算法七的時間順序的復雜性,與每件產品中投入的時間的平均值的數量成比例。根據我們原先的假設,這將可以在超級計算機上用幾分鐘完成,而不是高斯消元法需要的幾千年。⑧

高科技和中等技術的解決方法

對整個經濟的勞動價值的計算,在今天使用現代超級計算機的情況下,在幾分鐘內就可以完成。這類計算機價格很貴,但還可以接受。它們已經被廣泛用於天氣預報、自動化武器設計、石油勘探和核物理研究。給國家計劃局和氣象局同樣的計算能力並非不合理。直至最近,超級計算機技術已經為少數國家所掌握,主要的是美國和日本。英國通過使用高度並發的處理器現在已經擁有了生產有這種機器的能力;愛丁堡大學正在研制壹臺每秒計算100億次的機器。截止1988年,蘇聯有數項計劃正在開發類似的超級計算機,但是似乎沒有投入批量生產的。(見Wolcott and Goodman, 1988)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其實用相當低水平的技術就能夠取得本質上相同的結果。我們將概述如何實現它。

中等技術方法需要四個組成部分。第壹個組成部分是文字電視廣播,如熟悉的英國公共商業電視,像Cefax 和Oracle這些。它們是用少量電視頻道的帶寬就可以傳遞新聞、體育、前期等數字信息的公共信息系統。第二個組成部分是公共電話網絡。第三個組成部分是配有接收文字電視廣播的個人計算機,現在每臺總價約幾百英鎊。第四個組成部分是零售業中統壹的產品編碼系統。統壹的產品編碼就是幾乎所有能買到的產品所帶有的條形碼上的數字。

除了規模極小的公司外,在個人計算機上使用電子表格程序包進行成本分析已經幾乎成為標準實踐。在我們假設的社會主義經濟中,每個生產單位都用壹個這樣的程序包來建立其生產過程的模型。這個電子數據表格模型將被填入上周所使用的勞動量,其他各項投入以及總產出。
在有了各項投入的勞動價值最新數據的情況下,這個電子數據表能夠迅速地計算出產出的勞動價值。

從哪得到最新的勞動價值呢?它們會被公共廣播機構在文字電視廣播上持續不斷地廣播。和以前壹樣,我們假設有壹百萬種產品,文字電視廣播能夠每二十分鐘廣播壹次修正後的勞動價值。產品會通過統壹的產品編碼被識別。個人電腦偵聽並更新電子數據表模型,以回應任何廣播的勞動價值的變化。

如果出於某種原因某個工作地點的個人計算機認定當地的勞動價值變化了,那麽它將會提醒中心的文字電視廣播的計算機並通知這個變化。這類改變或者是由於當地生產技術的壹些改變,亦或是由於某種投入品價值改變的廣播。整個系統將會像壹臺分布式的超級計算機壹樣,不停地通過逐次逼近法求勞動價值。

盡管使用的只是便宜簡單的技術,上述方法比壹臺中央高級計算機更有優勢。它不僅進行計算,而且進行數據收集。眾所周知,數據收集是任何計劃系統中最困難的部分。其次,它將是壹個更加健全的系統。如果壹些小計算機發生故障,其中壹些勞動價值的數據會過時,但整個系統會幸免於難。唯壹易受破壞的點是中心文字廣播電視系統,但它比中央超級計算機便宜得多,因此可以用備份機器來進行復制。
使用這個發布式計算系統,每個生產單位都能用得到它計算的各種備選生產方案的社會勞動成本。這些數據,即便不是按分鐘,也是按小時進行更新。這壹系統更新數據的速度,比資本主義市場快太多了。

第四章:計劃的基本概念

全面經濟計劃不是壹個流行的思想。看看現在的世界狀況,壹個人很容易認為計劃經濟是個過時的想法。經歷了美、英在裏根和撒切爾時代之後的經濟增長衰退,不受幹預的市場經濟的支持者們不如八十年代自信了,但另壹方面,垮掉的“鐵幕”——蘇聯式的計劃經濟幾乎是人們看到的全部。即使資本主義有明顯的缺陷,計劃似乎沒能提供另壹種可能的選擇。社會主義者的自信陷入了歷史低潮。

我們在逆潮流而行,但我們有足夠的自信。傳統蘇聯模式計劃經濟的“失敗”並不是虛幻的,但有兩點需要指出。首先,在俄羅斯被放棄的體系只是計劃經濟的壹種特殊形式。它的目標被以下條件所限定:壹個陷入軍備競賽,且經濟發展水平壹開始遠在其敵人——開始是德國,後來是美國——之下的國家。軍備競賽和相應的貿易制裁是美國拖垮蘇聯的公開、蓄意的政策之壹。經濟的軍事化結構之於社會主義蘇聯正如其之於資本主義以色列,並非本質特征。其他的模式是可能的,而我們希望提供壹個能有效滿足消費者需求,同時導向經濟平等、政治公正、環境可持續發展的體系的概述。其次,我們認為新的、有進取心的資本主義的代價是社會難以承受的,同時越來越多的人將接受這個觀點。收入、財富分配和經濟安全的兩極分化;對社會福利和公共利益的無視;對自然環境魯莽的破壞——所有這些裏根和撒切爾時代的負面遺產必須糾正。我們相信,建立壹種新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是解決這些根深蒂固的問題最有前景的方式。

本章將介紹我們關於這樣壹個新計劃經濟制度的設想。我們將粗略討論經濟計劃的關鍵特征及其和資本主義經濟的不同之處。之後幾章將在細節上討論我們認為會很有效的計劃機制。我們將指出它和傳統的蘇聯“官僚計劃經濟”的不同,並說明我們提出的替代方案如何通過利用最新壹代電腦的非凡力量來付諸實踐。



計劃和控制



計劃可以看作控制論——對調節系統的研究——的分支。控制論壹般處理自動工業設備中的控制問題。自動控制的過程通常可以表示為壹個反饋環路;集中供暖控制器就是壹個反饋系統的例子。比如目標是為了在指定時間內保持某場所的溫度,例如九點到六點,這個目標或期望的溫度就可視為壹個計劃指標。建築物內的實際溫度就是該設備(暖氣控制器)的輸出。實際溫度與指標相比較,產生出壹個誤差信號(實際和期望溫度之差)反饋給控制器。它控制流入鍋爐的燃料,以調節溫度。

簡易的暖氣控制器只是簡單地根據溫度偏低或偏高打開和關閉燃料開關。這將導致如圖4.1的不穩定的溫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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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例子中,暖氣9:00打開,但直到10:00屋子才暖和起來。然後過熱壹會兒,直到暖氣再關閉。之後建築物內的溫度下降,直到11:30暖氣重新開始工作,在12:30又達到過熱狀態。剩下的時間裏溫度繼續波動,我們都熟悉這種系統!

這種控制器的問題是它缺乏預見,且不能把設備如何響應考慮進來。更智能的控制系統能了解設備的參數。它了解鍋爐的輸出,用溫度函數描述熱量通過墻壁和窗戶的耗散速度,同時也就知道了具體的熱量。給出壹個加熱時間表,它就能精確控制何時需要打開加熱開關來保證9:00時足夠暖和。它也能算出如何在溫度達到時逐漸關閉鍋爐來避免過冷和過熱。智能控制器可產生如圖4.2的溫度變化曲線。

http://review.youngchina.org/wp-content/uploads/2014/12/12.png

這種情況下,控制器需要比大部分集中供熱系統中的簡易鐘表和恒溫器更復雜的設備。它需要系統的內部模塊可控並滿足壹系列條件。控制器為它所了解的控制系統制定壹個計劃來滿足指標。提前幾小時開始加熱以保證到時房屋足夠溫暖,及時關閉來預防過熱。這樣做的可能性來自內部模塊可以模擬真實系統在不同輸入下的反應。對反應的內部模擬能力和對系統參數的控制能力意味著它沒有第壹種控制器的實驗性和試錯性操作。

市場經濟的運行方式可與之類比。資本主義公司對市場信號做出反應,比如價格和生產成本的關系。他們為了利潤最大化,調整生產以應對這些信號。這裏的控制模式與笨拙的集中供暖控制器相同:消極而短視。於是必定會有經濟波動和不穩定。實際上的情形更糟,因為沒有理由相信,數量眾多的企業對不同的信號做出反應會顯示出任何目標壹致的的行為。至少,壹個粗糙的集中供暖控制器還有清晰的總目標。而市場經濟就沒有這樣壹個總體目標。單個消費者的需求不能表現為目標或用於控制的輸入,只有在回歸於金錢購買商品這壹點上才是有效的。但消費者的購買力是經濟的壹個內部變量,它隨失業率、信貸市場的狀況等而波動。正如恒溫器的控制被鍋爐燃料的消耗量影響。

亞當·斯密提出了市場力量“看不見的手”的有力比喻。據說,個別企業對私人利潤的追求,和消費者對個人利益的維護將產生這樣的結果:“似乎”系統是被設計為可以產生所有人的最大幸福。現代壹般均衡分析執行了壹個有用的理論功能,它表明確保斯密結果需要多麽嚴格的條件(見Hahn,1984)。二十世紀的經濟史——大規模失業,失控的通貨膨脹和環境破壞已顯示出更多的實踐證明,不能依賴市場力量的作用提供社會需要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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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15 08:48:03 |显示全部楼层
資本主義的目標是次要的



如果消費者的需求不能扮演為資本主義經濟提供外部控制參數的角色,那麽政府的政策可以嗎?只有在有限的意義上可以,因為資本主義政府為他們自己設定的經濟目標是次要的。這些目標與人民需求的直接滿足無關,與經濟本身的特征和缺陷有關。例如,通貨膨脹和國際收支平衡,兩個主要的政府政策,不是直接關註人的需求。通貨膨脹是壹個我們與商品聯系起來的數字;這是壹個計量問題。通貨膨脹可以在極大的物質貧困的條件下發生在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或發生在相對處於物質繁榮時期的20世紀70年代的英國。在何種程度上,經濟滿足了人的需要,通貨膨脹率本身並沒有告訴我們任何信息。國際收支平衡也僅是壹個現象;它度量在何種程度上壹個國家的公民和政府正在成為世界其他國家的債務人或債權人。這是合同關系的合計,同樣不能度量人們需求得到滿足的程度。這並不是說,通貨膨脹和貿易平衡是不重要的,只是它們是經濟運行本身的次要問題。失業問題也是這樣。

失業並不直接影響需要的滿足。失業者忍受著生活質量下降的痛苦,整體人口(不如失業者明顯)也是——由於缺少勞動者引起的商品的缺乏。但這又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結構引起的問題。人們無處勞動,但需求沒有滿足,生產需要的機器和設備卻閑置著,只因為企業認為滿足這些需求無利可圖。

資本主義政府在經濟上唯壹的首要目標就是增長率。這確實和經濟滿足需要的整體能力相關,但在這個整體的進程中,許多東西被掩蓋了。增長率意味著什麽?“真實增長”通常被認為是生產的產品的價格減去通貨膨脹率。這實際又意味著什麽是另壹個問題。能不能說經濟增長了五個百分點,人民的幸福就增長了百分之五?如果是生活質量或社會公平的增長率呢?如果增長的代價是空氣和水的汙染呢,所計算出的經濟增長在什麽程度上真正促進了生活的幸福呢?除了從中獲利的人,廣告的增長或借貸真的使誰滿足嗎?



什麽才應當是首要目標?



我們贊同這樣壹個社會主義經濟的特征,它關註計劃系統把民主決定的目標加在經濟發展過程之上的能力。讓我們先考慮壹下,壹個計劃經濟所能支持的政治決定的目標。

歷史上,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第壹個目標就是推動快速的工業化,本身就是壹個實現公共安全,建設基礎設施,以提高社會供給和個人消費水平的手段。根據保羅·葛瑞格利( Paul Gregory)的詳細研究(1970),基本毫無疑問,在發展程度相當的情況下,計劃經濟比市場經濟有更快的工業化速度。

對於已經工業化的經濟,社會主義計劃則有以下經濟目標:

(1)人民文化和生活水平的廣泛提高,尤其是工人階級的,只要明顯的“工人階級”還繼續存在。這包括社會供給(集中消費)水平的提高和範圍的擴大;消費品種類的增加和質量的提升;工作時間的減少和業余時間的增加;使工作更有趣,更能實現個人價值的嘗試。

(2)建設長期的資源節約型發展路線,即關註環境和生態,避免由於資源枯竭和環境破壞,留給未來難以解決的問題。

(3)通過淘汰重男輕女的經濟形式,改變經濟結構,確保性別間的經濟平等。

(4)減少階級、種族(以及不發達地區、城鄉)不平等。

明顯,這些都是很大的目標(雖然比資本主義政府的傳統經濟目標更具體)。它們必須在制定可操作的計劃時細化,下壹部分就將考察這個過程的不同方面。



計劃的層次



計劃的決策可分為三個層次:宏觀計劃、戰略計劃、詳細計劃。這些層次間的聯系如下。

首先,宏觀計劃設定壹些基本參數來管理長期的經濟運行。比如,它關心不同最終用途的高度聚合部門間的總生產的細分(或者,我們更願表達為總勞動時間的細分)。多少社會生產力應該花在消費品上?多少花在健康、教育或托兒所之類的社會產品上?多少花在生產手段的積累上以增強未來經濟的生產能力?多少花在償還外債(如果有)或購買國外商品?宏觀經濟計劃必須回答這些問題。同時,它也必須回答現有的生產力應該在多大程度上集中。答案不是“越集中越好”,盡管在戰時這是正確的。例如,資本主義政府可能通過削減總需求,制造失業以降低通脹率——這就是壹種宏觀經濟計劃。社會主義的計劃部門將不會考慮制造失業,但同樣不會讓人們盡可能地努力工作。當宏觀經濟計劃者們計算有多少勞動時間將用來滿足不同需求時,在生產勞動和業余時間的權衡方面,將考慮人們的偏好。

其次,戰略計劃關註產業結構的變化。已知壹定量的勞動時間將分別用於公共產品,消費品和生產資料的生產,那麽應該發展哪些部門,開發哪些技術?哪些商品在其他國家生產更便宜,應該進口?長期來看,哪些產業應該被淘汰?政策計劃中,產業、技術對環境的影響,評估可能的投資項目的合適準則等問題,都必須考慮。

最後,在宏觀的和戰略的產業計劃確定了基本框架後,詳細計劃關心資源的精確分配:哪些產品將在哪裏,用多少勞動,以怎樣的質量生產出來?哪些生產單位從哪些其他單位獲取商品?等等。

資本主義政府有能力出臺壹些宏觀層次和戰略層次的計劃(除了戰時,他們明顯不嘗試進行詳細計劃)。但這些政府由於沒有基本生產資料的財產權,他們計劃的能力有限,且取決於資本家的企業和其他私有的代理商的配合。從宏觀計劃來說。例如,政府想增發貨幣,降息以刺激投資,引起促進生產資料積累的資源再分配。但企業如果不認為投資有足夠的利潤,低投資率將不會有什麽改變。又比如,政府想通過減稅增加總產出,促進就業,但如果消費者選擇將從減稅獲得的受益花在進口商品上,結果將是貿易赤字,而不是國內的增長。

對於資本主義的戰略計劃,顯著的成功範例是日本的通商產業省(Japanese 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面對不斷變化的全球生產模式,MITI促進了有遠見的產業結構和競爭優勢的調整。在國家基金支持的研發的幫助下,根據MITI的計算能提供長期有增長競爭力的產業被建立起來。這個過程的更好表述詳見Keith Smith(1986)。MITI的成功是難以復制的;它依賴於日本的企業與該機構合作的意願,而政企合作的環境不是立法可以創造的。

原則上,由於社會主義政府有生產資料的財產權,能夠更容易出臺連貫的、有效的宏觀計劃和戰略計劃。當然,政府有這種能力的事實本身並不保證這種能力將被明智地使用。但如果制定計劃的過程隨時公開、民主討論,並系統地號召起科學界的最大努力,有理由相信,結果將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下更好。

下面五章將在不同方面詳述計劃的概念。第五章詳細討論關於戰略計劃的問題;第六章討論高效詳細計劃的條件。宏觀計劃在第七章討論,而消費品市場在第八章。第九章考察計劃過程整體的信息需求問題。

第五章:戰略計劃

我們這裏所用的戰略計劃的這個術語帶有著某種綜合性。在這壹章裏,我們對計劃做了諸多方面的探討,主要會談到經濟的整體結構,但並不能將這個結構想當然地輕易劃歸到宏觀經濟的或詳細的生產計劃的主題下,這兩個問題我們將會在另外的章節裏解決。

本章討論的主題如下:

1. 產業結構的計劃;
2. 需要考慮的環境因素;
3. 投資計劃以及生產的時間維度;
4. 有關商品和服務分配模式的計劃;
5. 農業生產計劃;
產業結構計劃

我們可以對由政治決定長期生產目標的許多領域(比如:住房、交通、能源供給、通信、旅遊、產業結構調整等)做壹些可實現的預想。在各種情況下我們都必須做出壹些“崎嶇坎坷”的決定。例如,新住房的開發形式就是個絕佳的適合作民主討論、民主決議的問題。或者還可以思考壹下關於私人交通出行的問題。

國民出行依靠於私家車還是公共交通是壹個對社會有巨大而長期的影響的決定。在這個問題上,每個人基於獨立意識做出的決定的總和並不壹定與對社會最理想的結果相符。在那些大工業城市的交通運輸還依賴於火車和有軌電車的時候,人們坐車通過城市中心可比現在快多了。當然,對於那些能買得起私家車的人來說,這些新興的私家車確實比電車速度要快,因為他們不用每站都停下來載客。但是當越來越多的私家車湧上道路的時候,交通堵塞也越來越頻繁了,整體來看,造成的結果就是私家車和公共交通的速度都變得比以前慢了。因為私家車總是保有對公共交通的速度優勢,所以人們也就壹直熱衷於自駕出行。因為不斷增加的私家車的使用搶走了公交車和電車的生意,這些公共交通服務的境況就變得越來越糟糕了。最終的結果就是城市裏常常出現的危險而堵塞的道路、空氣汙染以及越來越冗長的旅途用時。這個例子就很好地說明了,基於經濟狀態的社會決定,有可能產生比僅僅是個人決定的總和更優越的結果。

放寬還是限制私家車的使用,是壹個對國家工業有著巨大影響的決定。對壹個大國來說,汽車制造業也許直接或間接地雇傭了數百萬的工人來制造汽車或汽車零部件,供應汽油,維修汽車,修建和養護公路等等。私家車的占有量還會影響城市的布局以及零售業的類型。戰略計劃應該系統地考慮這些派生問題。如果決定要限制私家車的使用,那麽計劃就必須對與汽車制造業有關的勞動力的重新部署做出相應的要求。

上述的例子是關於壹門已經被充分了解了的工業技術。然而伴隨著新技術的出現,產業戰略計劃也會隨之出現不同的問題。回顧以前的工業發展歷程我們會發現,壹系列由不同的工業領域所引導的工業潮流:紡織業、鐵路、重型機械制造業、化工行業、汽車工業、耐用消費品、電子工業等。每壹個工業經濟體的成功,都依靠於該經濟體迅速發展這些先鋒行業的能力。在前兩次的工業發展潮流裏英國處於突出地位,第三四次是德國。美國是大規模生產汽車和耐用品的先鋒,然而隨著電子行業浪潮的到來,領導者的地位流轉到了遠東。

新近的正在工業化的經濟體有壹個相對簡單的任務:因為他們沒有壹個已確立的工業基礎,由此出發就可以全力建設新興工業。蘇聯在30年代到50年代間通過擴大發展重工業獲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增長率;臺灣和韓國通過電子行業也得到了四十年的類似程度的發展。這種最初的工業發展很適合進行計劃,因為負責計劃的機構能把當今世界上現存的先進國家的工業結構直接照搬過來。

對於壹個已經完成工業化的國家來說,進行產業結構調整並領跑工業潮流是很難的。在這種情況下沒有現成的可以照搬。老舊產業必然會日薄西山而要支持壹些其他的新產業,這些新產業潛在的可能性的基礎在於某些尚待開發的技術。這需要壹定的前瞻性,必須要做出壹個計劃,這壹計劃能夠做出預測,即未來全新的工業體系都要建構在現在所進行的科研結果之上。要做到能夠識別出將來所必需的知識、科技和技能,並能組建有能力把科學轉化為技術的研發機構。要重新組建能夠“生產”出有能力使用這些新技術的勞動力的教育培訓機構。最後,必須能構想並設計出將要用這些新技術制造的消費品。創造出相應的生產流程。還要發展生產設備以及零部件供應,建設新的生產線並投入生產。

如果經濟發展不停滯,將會以10到15年為壹個階段不斷地做出這種產業結構調整的計劃。這種水平的計劃在多大程度上是民主的,這壹點並不是十分清楚。剛開始,關於哪種技術很有可能在未來的10到20年裏是有價值的知識,將會集中在壹個小型的研究團體裏,而沒有專業知識的人很難在這個問題上作出判斷。不過,也許可以先讓技術專家們提出若幹有關未來工業發展的可行的選擇方案,然後在公眾討論中征求意見。

負責制定戰略計劃的計劃部門的人員組成必須按照計劃相關的時間規模來決定。長期計劃必須要是壹個由經濟學家和科學家(從日常工作中調派過來的)共同組成的小型委員會制定的。對於5到7年的計劃的制定,會由更多的經濟學家在產品工程師的協助下完成。短期計劃要在產品設計師和工業主管人員提供更充分的信息的基礎上制定。

使得戰略計劃成功的壹個關鍵要素就是這些計劃利用創新的能力。這是壹個天生固有的矛盾,因為就其定義來說,創新並不能在其發生之前就為人所知。然而,壹個新的概念發展成為壹個常規的工業應用需要壹定的時間。即使創新的過程也許在壹開始不可能被計劃,但隨著這壹過程的發展,計劃會變得越來越可能實現。任何現代工業經濟通常都有壹個工業發展過程,通過這壹過程,使不可知變得可知,使可知的變成可用的。科學研發成為社會分工勞動的壹個分支,並且,在技術層面上來說,還相對獨立於在經濟中占主導地位的所有制的形式。

這並不是說社會關系對創新的過程毫無影響,很明顯是有影響的。但是相比壹系列其他方面的因素來說,經濟是社會主義的還是資本主義的對於創新似乎並不十分重要。創新是勞動分工的壹個分支,在這種勞動分工中,壹個經濟體或許可以完成專業化但或許也不行。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將新科技轉化為工業應用的成就的高低也互不相同。英國因其科技創新步履遲緩而臭名昭著,快速進行科技創新的日本廣受贊譽。這個原因不能過於簡單地做出解釋,當然更不能歸結於“市場越自由,創新程度越大”這壹簡單的公式。民族的心理特征和文化——壹個社會對待新生事物的態度——這些不可估量的因素也應該同等地被納入考慮範疇。

除了這些難以衡量的因素之外,壹些具體的客觀因素也在起著相應的作用:壹個社會的教育體系的優劣能起到什麽作用?有多少國民收入用到了研發上?這些研發經費又有多少是用在了民用多少用在了軍事研究?壹個社會能不能有這樣壹個機構,它能整合產品從基礎設計研究到制成成品整個發展周期的所有方面?

壹個社會花在教育和民用研發上的經費數量和它的創新速率之間有著許多顯而易見的聯系。壹個民主計劃體系的制度,像國防、教育和研發這些國家預算的主要部分都要由壹年壹度的普選決定。但這樣的制度並不保證會把大量的預算支出用於研發。這壹決策對經濟所帶來的影響,公民可能會給壹個優先級較低的考慮。但這是他們自由而從容地做出慎重選擇的結果,而不是公司會計師做出狹隘的個人決定後所帶來的副作用。

研發要想有效率就必須有壹個涵蓋了純學術研究、應用研究、產品開發和大規模生產等各個時期的傳輸帶。亞洲的資本主義經濟似乎表明這個傳輸帶的後期階段尤為重要。西方資本已經有足夠多的公眾資金在支持純學術研究,但是應用研究和產品開發過多地面向了武器生產。結果就是制造出了很多出奇精妙的戰鬥機和火箭,但是生產民用壹般產品的創新能力卻消失殆盡了。在將新技術應用於視頻錄像、摩托車和照相機這些貼近民眾生活的產品的方面,美國和英國都沒有蘇聯做得好。國防工業是惟壹壹個把公共資金支持的應用研究和產品開發引入生產的行業。對壹個社會主義經濟體來說,想要用科學來提高用於民事的國家工業,那麽首要的就先必須創造壹組民事研究機構來代替那些軍工復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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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15 08:49:21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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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

在第四章我們談到,社會主義經濟需要采取壹種環境友好的發展政策。本節我們將探討這壹目標的壹些具體含義,並且評估市場和計劃關於環境問題的相對優劣。壹些深入的相關問題會在第14章展開,那時將聚焦於確保謹慎借鑒使用自然資源所要求的財產關系。

到目前為止,我們假設任何產品和服務的生產成本都被用於生產的人類勞動總時間所充分包括了。在最近的壹次對社會主義計劃的批判中,Don Lavoie(1985)再壹次提出了壹個陳舊的反對理由:勞動價值不能充分處理不可再生資源的成本問題。其論據是,根據勞動價值而言的成本花費不能處理自然的或者非勞動的投入。在市場體系下,自然資源都有壹個價格標簽,從而會計入生產成本中。但在勞動理論裏它們是免費的。因此,他們爭論道:勞動理論會低估由稀有自然資源生產的產品的成本。

這是個嚴重而危險的問題。但這個源自馮·米塞斯的論點也能反過來反駁那些支持市場的人,因為理性使用自然資源正是資本主義的弱點,同時又(潛在地)是社會主義的強項。

自然資源的“自由市場”價格是如何確定的?經典的回答是來自級差地租。在這種語境下,那些邊際的土地、油田或是森林都是免費的,並且生產的邊際成本壹來自於勞動(而在新古典理論裏,是資本)的投入。但是來自邊際油井的石油也是消耗型資源,但在市場體系下這種消耗沒有價格。實際上我們能夠看到資本主義對自然資源的使用是魯莽而毀壞型的,而不管這自然資源是否是邊際的。這裏,我們值得回顧壹下馬克思對美國拓荒潮的看法。由於殖民者從沿海諸州遷移到平原而改善了那裏的土地質量。隨著原本在地理上很邊緣的土地變成了最高產的土地(因為是從印第安人那裏偷來的,所以這些土地都是免費擁有的),所有在自然資源開采上的限制都去除了。自此後農業生產活動(沒有輪耕而是單壹作物種植)在這片大地上開始了,但這種生產活動造成了急劇的土壤肥力的枯竭。在大多數市場主導型經濟體裏,這種生產活動的特點造成了災難性的土地的風沙侵蝕區。邊遠地區的木材開采也有這樣的情況。資本主義企業從北美西海岸或亞馬遜和婆羅洲原始叢林原住民那裏偷木材,將其看作是免費的自然資源。需要花費上千年才能形成的森林在短短幾十年裏就被砍光了。

只有在壹種情況下,市場體制會促使人們節儉地使用土地並保持土壤肥力,那就是存在著壹個土地所有者階級,這個階級從地租獲得收入,在保持這壹收入方面有既得利益。從學術上講,這意味著級差地租產生於邊際收益的遞減。政治上,這意味著地主階級是富裕的、政治經驗豐富的,並且背後有國家權力的支持。這種結合只會發生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在資本主義時期,世界上大部分地區的土地由被貧農或者狩獵采集者擁有,而他們幾乎沒有什麽政治權力。他們的自然資源已經被輕易地征用了。除此之外,對地主們來說,節約地使用還是開采這些資源(會破壞土壤肥力),哪個更理性,這取決於資源的貼現率。只要貼現率很高二,對不可再生資源的竭澤而漁的耗盡型使用就是合理的。貼現率如果低而穩固,那麽采取壹些投資來加強土地的質量在經濟上就是切實可行的,就像十八世紀英國地主階級做的那樣,但這兒我們說的就不是不可再生資源,而是緩慢的可再生資源了。

總之,不管利潤在增加還是減少,市場總是會浪費邊際資源。在低貼現率和邊際成本遞減的情況下它將節約使用那些緩慢的可再生資源。對於那些不可再生資源,市場總是竭澤而漁地耗盡使用。

把估算租金③引進到社會主義經濟中(就像蘇聯那批“改革家”所鼓吹的那樣)就相當於是用邊際成本代替平均成本來計算勞動價值並且還假設勞動收益是遞減的。但是根據我們上面的討論,社會主義下的估算租金在節約使用資源方面將不如資本主義下的真實租金有效。我們提出壹個更激進的觀點,任何“經濟的”決策機制,也就是基於單壹目標函數的任何決策機制,都會造成生態破壞的結果。任何基於價格的決策過程都不能反映出壹個行為對生態環境造成的後果,因為它們都很復雜,不能還原為壹個會計分錄。對環境影響的任何非定性評估都是具有誤導性的。壹個行為對環境所造成後果必須通過科學地調研才能確定,並通過通過政治鬥爭方能解決。這方面的其中壹個例子就是,蘇聯科學界曾發起壹場運動,以阻止在貝加爾湖沿岸的的工業開發,並中止將西伯利亞河引流到南邊用以灌溉中亞地區的計劃。

不能保證在這些問題上會采納那些明智的決定。最多能夠做到的就是要求有允許就問題展開自由而廣泛的辯論的政治條件,有科學調研和出版的自由,而最終的決策通過自由投票來完成。在資本主義國家中,這些決定最終幾乎始終如壹地都是為了符合那些能夠“買得”政治影響的大公司的商業利益而作出的。在社會主義民主體制下,主要的環境問題會在持久公開的媒體辯論之後通過全民公決的方式解決。如果壹個水力發電計劃會使得壹個峽谷被水淹沒,而這個峽谷既是壹個美麗的景點又是壹個獨壹無二的生態棲息地,那麽搜尋可以決定這個項目是否應該實行的經濟公式就是毫無意義的。這個問題是政治的而非經濟的。也就是說,要做壹個決定需要對優先要考慮的事情做壹個深思熟慮的判斷,而不能把這個決斷縮減為幾個簡單的數字的對比,不論這個數字是用勞動時間或是金錢來表示。

資源消耗的問題是有悖論性的,因為快速消耗的政策和極度保護的政策會導致相似的結果。如果我們在壹個持續幾年的大繁榮時期用光了北海石油,那麽我們就剝奪了後人對資源的使用,但如果我們把它永久留在地下那麽我們又是剝奪了自己對它的使用。慎重的替代選擇是以壹定的方式和速度來使用石油,可以讓我們在消耗完它之前能夠開發出相應的能源替代品。幾乎沒有證據表明市場正這樣做。另壹方面,有壹些證據表明蘇聯正系統性地按照這種方式處理。在過去的三十年裏,蘇聯堅持在高能核聚變研究中投入大規模的資源以期開發出壹種化石能源的替代品。西方的裝置如歐洲聯合核變實驗裝置(JET)都是源自於蘇聯的托克馬克(Tokamak)設計。並且隨著1987年新的能源號重型運載火箭的發射,這使蘇聯開發太陽能量這壹太空計劃的主要目標得以被外界知曉四。這些運載火箭預期的用途包括放置軌道鏡以在冬季給北極圈的工作點提供照明,建設軌道太陽能電站以把太陽的微波能量輸送到地球。社會主義經濟可以把這種長期項目作為常態計劃機制的壹部分予以實施。市場機制永遠也做不到這壹點。資本主義國家在這個領域的競爭只能做到這種程度——他們設立模仿社會主義計劃的特殊的國家機構——NASA(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或是CEGB(中央電力局)。

生產的時間維度

迄今為止,我們對勞動價值這個概念的討論都是基於這樣壹個假設,即在十年的時間裏,每天工作的價值和第二天都是壹樣的。可能會有人反對說這太不切實際了,這樣的計算體系會導致采用過度資本密集型的項目。我們可以用壹個具體的例子來說明。為了發電並在英格蘭和威爾士之間形成壹條高速通道,現在提出了壹個在塞文河的河口處修建壹道大壩的方案。由於能量是由非同尋常的高達7米左右的潮汐振動免費提供的,所以這個項目壹旦建成就可以以壹個非常低的勞動成本來發電。但是建造大壩需要大規模的土木工程,這將比建造壹座同等產出的火力發電站耗費更大。

圖5.1在理論上比較了這兩個項目在五年期間將花費的勞動力成本。從整個30年的期間來看,產出等量的電力,火力發電要比潮汐發電耗費更大的總勞動成本。但是在項目建設的頭十年,火力發電站的花費較之更低。如果我們僅僅基於最大限度地降低勞動成本來考慮如何發電的問題,那麽潮汐系統將完勝火力發電。實際上英國電力局選擇了不去建造潮汐發電站,因為建造大壩需要償還的貸款的利息大於投入使用後它將節省的燃料的費用。如果是在壹個較低的利息率的環境下,那麽英國或許會做出不同的選擇。僅僅用勞動內容(亦即就純粹的勞動價值方面)來看這兩個選擇的耗費成本就相當於是在零利率或零貼現率的環境下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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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9%的貼現率對兩種電力計劃成本的影響

無論根據主觀情感還是客觀現實,人們都會反對零貼現率。今天的果醬總比承諾的明天的果醬好。照這壹原則,今年少付出些努力或許更好,即使這意味著以後要做更多的工作。壹個主觀決定的貼現率,可以通過政治的方式確立(人民每幾年可以就他們是否希望貼現率上升、下降還是保持原樣投壹次票)。但是壹個更為客觀的方法是很可能的:可將生產力的平均增長率作為貼現率。這樣做的理論依據便是:如果勞動生產力每十年翻壹番,那麽現在壹小時的勞動將相當於90年代末的半小時勞動的工作(作者寫此書時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因為我們永遠沒法精確地預知未來,那就有必要根據最近的歷史來預估將來的生產力增長。在這個基礎上,人們可能會意識到電力局不進行塞文河大壩項目的決定在經濟上是不理性的,因為在他們的計算中所使用的貼現率是遠高於經濟中實際的生產平均增長率的。這個例子有力地證明了:理性的經濟計算只有在社會主義國家裏才是可能的。

在資本主義經濟中,貼現率是由金融市場的偶然性決定的,而這種偶然性是和實際的生產可能性完全脫節的。它是由國際資本的投機活動和金融機構裏的不民主決策聯合推動的,很不穩定而且每個月都在不停地波動。不管是以經濟效率或是民主機制做理由,在經濟決策中使用這樣壹個變量都是站不住腳的。伍

市場和非市場的分配方式

有壹個和經濟的整體形態相關的戰略決定,那就是關於哪種產品應該由計劃直接分配、哪種應該交給某種意義上的“市場”來分配。我們設想壹個生產者產品完全由計劃分配而消費者品由市場分配這兩種分配方式並存的情況。市場的確切性質將在第八章闡明。正如我們將要說明的,這壹市場是和資本主義經濟裏的市場截然不同的,因為它從屬於社會勞動時間的計劃分配。但我們依舊面對著壹個問題,那就是市場分配和非市場分配確切的分界線到底在哪裏?或者說可以應該用哪些原則來判斷市場與非市場的分配?

有四個要點和這壹問題相關。我們會在這四個小標題下展開探討:公民權利、選擇的自由、應對稀缺和計量的成本。

公民權利

首要的原則便是,壹些產品和服務,應該由全民稅收提供資金,作為壹項權利提供給公民,因為這是全面參與生產的和公共的社會生活的基本前提條件。這裏典型的例子就是教育、衛生保健和保育(我們將在第13章討論到帶有電子投票機的電視也應該作為公民的壹項權利而提供,以保證政治民主的全面參與⑥)。為了能作為壹個積極的、生產性的成員在社會中起作用,壹個人必須要受到良好的教育,身體健康,並且無需整日呆在家裏照顧幼小的孩子。這些產品在給予公民們“積極的自由”七來掌握他們自己的生活方面是十分必要的。除此之外,教育、衛生保健以及保育的有益之處不是僅限於公民個人,每個社會成員都富有生產性、都能享受教育且身體健康對整個社會大有脾益。(用經濟學裏的術語來說,這裏存在著外部效應或說“正外部性”,而人們普遍認識到,市場在壹些外部性很重要的地方並不能產生積極的效果。)

選擇的自由

第二點是,壹旦公民權益的基本前提條件得以保障之後,每個公民(或者家庭、群體)應該有最大限度的自由來決定他們想要以何種方式來享用他們的勞動果實。國家分配或配給制是極不適應於這個要求的。我們需要壹個某種形式的“市場”,人們可以在其中花費自己的勞動券。(正如上面所提到的,我們將在第8章詳細描述這樣的市場。)這種分配模式將被應用於食物、飲料、娛樂、書籍、衣物、假期旅遊等領域——即不存在外部性或是外部性並不重要的壹些產品。對壹個社會來說,雖然使其成員都陷入無知、被不必要的疾病困擾或是被年幼的小孩困在家裏是毫無意義的,但是讓他們能夠在魚子醬、紅酒、書籍或是去高原地區旅遊方面做選擇卻也完全合乎情理。

應對稀缺

第三點關註的是,那些供給相對固定的產品在價格為零的情況下,需求超過供給的情況。拿壹段堵塞的高速公路為例,可以建造新的公路也可以加寬舊路,但這需要花費勞動時間且可能會因為環境理由而受到反對,讓我們先暫時假設高速路的供給實際上是固定的。如果公路的使用是免費的,那麽它就會變得特別擁堵以至於人人都不能享受到快捷方便的旅程。在這種情況下,收取通行費用是很合理的。這是“限量供應”稀缺資源的壹種方法。那些覺得快捷的個人旅程十分重要的人就會付通行費以滿足願望,而壹些人可能會選擇公共出行方式作為代替。

這種形式的過路費也會給計劃者們提供有用的信息。假設正在考慮修建壹條新的高速公路。修建工程將會在勞動時間方面耗費昂貴的代價。如果現有的公路已經過度擁堵了且沒有收取任何通行費,那麽這本身並不意味著新建壹條公路是劃算的。但如果已經征收了和新建工程成本相關的通行費之後現有的道路依然擁堵的話,那麽這時就有理由來建造更多的公路了(除非有特別強力的來自環境考慮方面的反對)。

這裏總的觀點是:反對資本主義並不是指完全反對應對稀缺問題的“市場解決方法”——甚至有很好的理由給當前社會下碰巧是“免費”(即從稅收獲取資金)提供的產品定價收費。

計量的成本

我們在上面提出:沒有任何重要的外部效應的消費品應該參與勞動券的市場交換。不過考慮到保證基本的經濟理性,這壹原則必須在壹些情況下加以限制。那就是:如果計量人們消費和要求他們付款這兩項操作成本超過可獲得的收益,而商品的定價並未包含這兩項成本時,個別地收取壹件商品的費用是毫無意義的。就此而論,即使把意識形態的考慮放壹邊,英國將水私有化的行為也很可能是不理性的。水是非常低成本的產品,並且並不完全清楚計量和收費的成本是合理與否的。(如果凈水將會成為壹種稀缺並且代價昂貴的商品,那麽情況將會有所不同。)

農業

在發達社會裏,農業領域的自由市場幾乎是聞所未聞的。那些倡導用自由市場來解決波蘭糧食問題的西方政府卻在他們本國內強烈抵制也這樣的政策。在日本、歐洲共同體以及美國,糧食市場是受到強力調控的。這種調控的目的在於壹方面確保供給的穩定,而更為重要的是緩和嚴厲的市場對那些政治影響很大的農業遊說團體的沖擊。所采取的措施在細節上可能稍顯不同,但總體起到的效果都是要保持糧食價格高於自由市場水平以確保農場主們的利益。

這種措施所引起的可預料的後果便是刺激了生產過剩。過量的糧食被生產出來,然後全部被以補貼價格收購並積存在倉庫裏。對剩余的這種處置方式產生了壹個經濟難題。簡單的解決辦法就是把它們全部低價出售給消費者,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會削低價格並有損於農場主的利益。還可以訴諸於壹些特殊的花招。比如在聖誕節給領取養老金、撫恤金的窮人分發黃油。於是在救世軍的辦事處就出現了卑劣醜惡的壹幕:年邁的老人們排著長隊,競相占有那免費發放的幾磅黃油。甚至還有更糟的,食物常常被毀壞。大量庫存的土豆被故意用紫顏料弄臟以使得它們不能再作為人們的消費品。付給農民們壹筆錢以激勵他們使土地閑置而不是種植糧食。

同時,糧食的高價又激勵農民們愈發有動力去開墾邊緣的土地。岸邊草地、灌木叢以及樹林消失了,在消失的地面上產生了谷物大草原。在補貼價格之下,在土地上濫用化學物質、汙染食品、濫殺野生動物以及用硝酸鹽化肥和農藥汙染水源都變成了值得去做的事情。我們步入了壹個極端荒謬的境地,即只有給土地所有者付錢才能使他們不去通過種植松柏而破壞那些科學價值地點。而如果不是為了所能得到的休耕報酬,他們壹開始也根本不會想到去種樹。

西方現存的是壹種公共管制和個人私利的離奇的混合物,事實上所有這壹切都是為了土地所有者的發財致富。盡管如此,這壹體制的辯護者仍然會指著東方說道:“至少我們不用像俄羅斯那樣在食品面前排長長的隊”。關於共產主義農業流行的印象就是永遠的短缺、俄羅斯的排隊以及波蘭的肉食品騷亂。

在東方的共產主義體系崩潰之前,那兒的農業系統就有著很大的差異。波蘭國內以私人農業占主導地位然而捷克卻全境實行的都是集體農業。當布拉格的國營商店堆著薩拉米香腸和臘腸的時候,波蘭的肉店架子上卻空空如也⑧。在蘇聯占主導的是集體農業,但仍然因為短缺而聲名狼藉。

正如這些事例所表現的,這不是壹個個體農業和集體農業孰優孰劣的簡單的問題。其他因素——物價政策、分配體系以及農村的文化水平——都在其中發揮著它們的作用。此外,用商店貨架是空的還是滿的這壹標準是不能很好地來評判壹項農業政策的效力的。如果物價足夠高那麽商店將壹直都會是滿滿的。在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存在商店貨物充足,但人們卻在挨餓的情況。相反的,如果人為地壓低價格,那麽商店的貨物就會壹售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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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15 08:52:56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傑瑞米柯賓 于 2022-4-15 08:54 编辑

評判糧食生產分配體制的壹個更好的方法便是看全民整體的營養標準,以及這個體制所產生的生態影響。現在已經有了壹個龐大的有關飲食的科學知識體系。甚至在二戰之前,營養學家們已經計算出了壹份平衡的飲食所需的蛋白質、脂肪、糖類以及維他命的數量。這個知識被很好的用在了戰時糧食配給額度的設置上。即使往常的供給來源變得混亂,但理性的計劃以及合理分配現有的資源也使得國民整體的健康和營養標準在實際增長。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有關營養的建議現在看來已經有些過時了。對飲食以及心臟疾病的流行病學研究已經引入到了現代的處方建議中,比如少食用黃油和動物脂肪、多食用復合糖類食品等等。但是普遍的原則仍然是適用的:如果全民都按照最新的科學知識合理飲食,那麽整體的健康水平將會得到提升。問題不再是防止由長期營養不良助長的軟骨病和結核病等疾病,而是遏制由不良飲食習慣帶來的現代人類健康的大型殺手如癌癥、心臟疾病。

這表明食品供應不僅可以而且應該得到計劃。對於壹個給定規模和年齡結構的人口,總的食品需求可以輕而易舉地計算出來。糧食的來源有三個:進口、社會化的農場和漁業,以及私人農場和私人漁業。我們假定食品出口受制於與各生產國的長期供應合同,除非有重大的氣候災難,這能夠給那些不能在本國裏很經濟劃算地生產的食品提供壹個可靠的供應基礎。

進口長期合同確定之後,國內生產的目標就自然是確切可知的了。如果我們假設農業領域是由國營農場、合作社以及家庭農業組成的,那麽問題就在於如何從這些來源來完成生產目標。農業比其他工業都更容易受天氣因素的影響。它的生產值年年都在浮動,要做出精確的年度計劃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幾年為壹個時期的階段內這些波動是相當平緩的,通過緩沖庫存,常規的供給是可以保持穩定的。為農業制定壹個三年或四年的浮動生產目標是合理的。家庭農業和合作社將被要求競標承擔三年壹期的固定數量的谷物供給。他們會被要求詳細說明在機器、能源以及化肥等方面他們所要使用的投入,以及他們想要多少附加價值作為自己的勞動所得。供應合同將根據壹個公式制定出來,這公式不僅會考慮到成本(包括直接的和間接的勞動),還會顧及由於使用特定量的化學物質及化肥而對環境所產生的影響。

競標體系將會避免折磨著西方農業計劃體系的生產過剩的痼疾。它把消費者和環境的要求置於生產者的要求之上。它鼓勵效率,促進了那些不經濟的邊緣農場的倒閉。那些贏得合同的農場將會獲得長期穩定的價格和市場份額。

第六章:詳細計劃

在第四章中,我們介紹了作為反饋控制的計劃思想。圖6.1概括了這個基本思想。現在,我們可以將這個總體概念加以擴展,把關於社會主義計劃的具體要點考慮進來。

http://review.youngchina.org/wp-content/uploads/2015/06/1.png

之前講到,戰略計劃處理經濟產業結構的基本形態。在本章,我們關心的是詳細計劃,它將具體處理各種產品將分別生產多少,以實現這些基本目標。比如,戰略計劃規定,把百分之七的國民收入分配給電子消費品。詳細計劃必須明確這意味著什麽——各種型號的電視產量、各種規格的放大器產量等等。此外,為了達到這些生產目標,計劃必須指定所需的零件數量:500,000個14寸,300,000個20寸彩色顯像管,12,500,000個10陶瓷電容,等等。

圖6.2表示了詳細計劃的輸入。通過構建壹個經濟運行的詳細模型,仿真和計劃可以預測各個中間環節分別需要多少投入,來產生最終的各種輸出。市場機制間接地引入了詳細計劃:通過人們所願付的價格是否足夠高,來決定計劃的下壹步。如果人們可以接受的價格相應的勞動時間比生產產品實際所需的勞動時間少,這種產品就將削減產量或停產,將資源用於其他方面。我們的市場反饋原理將在第八章單獨說明。現在先來關註仿真和配給。

http://review.youngchina.org/wp-content/uploads/2015/06/2.jpg

第三章中,在計算商品所需總勞動量時,我們介紹了投入-產出表。這個重現經濟運行的方法在規範表述和理解詳細計劃時也很有效。表6.1是壹個例子。讀者也可以回顧壹下表3.2中的例子。正如之前所提到的,投入-產出表(或矩陣)記錄了產品從每個部門到其他部門的流動。每個部門在行和相應的列上分別出現兩次。其中,每壹行表示該部門供給給其他部門的產品數量。例如,第壹行表示石油業,行中的數字分別表示供給給自己、電力行業、卡車制造業等等的石油數量。而在每壹列中可以找到該部門所需各種產品的數量。例如第三列表示卡車制造業所需的石油、電力等等。



表6.1:壹張投入-產出表



石油 電力 卡車 ……

石油 1000 50000 800 ……

電力 50 20 40 ……

卡車 30 10 20 ……

……

行表示部門產出的去向。
列表示各部門所需的投入。
表中數字應該被看做是在合適的單位下(例如,每年消耗多少桶石油、多少千瓦電力、多少輛汽車)

為了便於理解,我們引入壹些基本的術語。首先,總產出是指壹個部門不分用途的總輸出。總產出又分為中間產出和最終產出(或凈產出)。中間產出表示生產系統自己用掉的部分(例如煉鋼時用掉的煤,生產電腦用掉的鋼)。最終產出則是其余部分,可以被最終利用(不論是消費掉的,私人的或集體的,或是投資時為了建立生產系統的)。

壹些產品幾乎是純粹的中間產品。比如鋼板,除了壹些金屬加工愛好者,消費者完全沒有需求。事實上,可以將整個鋼板產出視為進入各行業生產過程的中間產品。另壹方面,壹些產品完全是最終產品,而沒有中間用途(沒有行業將成包的香煙用於投入生產)。但壹些產品具有雙重屬性。天然氣可用於家庭烹調和取暖,也可作為多種行業的生產輸入。

更重要的是:兩個產業技術上的系數可以直接告訴我們,需要多少前者的產品,來產出壹單位後者的產品。例如,制造壹輛自行車需要10公斤鋼材,那麽鋼-自行車技術系數就是10(鋼以公斤計)或0.01(鋼以噸計)。註意,自行車業對鋼的總直接需求可以由其總產出數量乘以相應的技術系數算出。制造2000輛自行車就需要2000 * 0.01 = 20噸鋼材。

現在我們做好了準備,可以分析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者們面對的問題了。對於經濟活動,人們根本上關心的是最終產品。假設我們有壹系列的計劃目標[1]。達到這些目標需要生產出合適數量的中間產品。要制造出我們想要的數量和型號的電腦,需要電腦制造業從供應者那裏得到相應數量的塑料、鋼材、矽等,並且相應行業的供應者們同樣得到他們所需的中間產品,等等,形成壹個互相依賴的復雜網絡。

所以,問題就是:從期望的壹系列最終產品出發,如何計算出需要的每種產品(包括中間產品)的總數量?理論上,可以直接找到答案,如下(對於數學公式恐懼的讀者可以跳過幾段直接看結論,但我們只用了最簡單的代數)。考慮壹個簡單的小型系統,只有兩種最終產品。G為總產出,I為中間產出,F為最終產出。下標代表部門1和部門2。由於總產出等於中間產出加上最終產出,可以將我們的玩具經濟表示為如下兩個方程,各代表壹個部門。

http://review.youngchina.org/wp-content/uploads/2015/06/3.jpg

中間產出的雙下標中,第壹個數字代表來源,第二個代表去向,例如代表部門2中用到的部門1的產品。第壹個方程用語言來表達,即部門1的總產出由三個部分組成:首先是它自身所需,作為中間產出的產品1(例如,石油業消費壹些石油;對於不消耗自身產品的產業此項為零);其次是部門2所需要的作為中間產出的產品1;最後是部門1的最終產品。

現在,將中間產出用總產出乘以相應的技術系數代替。正如之前在自行車和鋼材的例子中的那樣,自行車業需要的鋼材數量等於自行車的總產出(輛)乘以每輛自行車所需的鋼材。如果用a來表示技術系數,即得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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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壹步壹步來解,我們也可知這個方程是可解的。I被替換為a乘以G後,方程被化為有兩個未知數(即兩個部門的總產出)的兩個等式。簡單但卻乏味的代數可以證明,總產出僅僅由最終產出和技術系數即可求出,同樣,中間產出也可得到(同自行車的例子)[2]。

自從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華西裏·列昂惕夫和馮·諾依曼的開創性工作以來,這個問題的算法已廣為人知,並且,如果系統不大,解並不難。但如果用來處理整個經濟系統,使問題簡化的唯壹方法就是將其化為高度歸納的部門。我們表中的行和列將變成形如“消費電器”,“汽車”,“油氣”,等等。對於其他用途,這可以接受,但對於實際的社會主義計劃,這是不夠的。如果計劃者要提供能夠有效指導生產的藍圖,確保所有經濟活動井井有條,必須能夠精確地確定輸入和輸出。但那樣的話,投入-產出表會變得極其冗長,百萬計的行列會有千億計的技術系數。解聯立方程的工作已經不簡單,何況,甚至在計算開始前,還需采集海量的詳細信息(技術系數等)。

信息采集及其計算都是重要的問題。我們先假設必要的數據“已知”(經濟學家喜歡這麽說),來研究計算的問題;在第九章中,我們將回到獲取數據的問題上。

這裏涉及的數學問題本質上和第三章中討論的勞動時間計算的問題相同。原則上,可以用高斯消元法直接解決,然而正如在第三章看到的,對於巨大的系統,這完全沒有可行性。但正如在勞動價值計算中,算法可以利用矩陣的稀疏來簡化。當十分細化時,由於矩陣中有很多零存在(代表牙膏之於香腸業,木材之於眼鏡業,等等),我們可以用鏈表更好地表示生產的條件,找到壹個叠代的解。

兩個主要的叠代方法(雅克比和高斯-賽德爾叠代算法)都可以接受鏈表形式的輸入。這些方法不直接求出問題的解,但可以產生逼近解的近似值。對於經濟上的投入-產出問題,如果存在唯壹解(理論上可直接求出),那麽這些叠代方法將產生收斂的結果(Varga,1962)。

這裏的叠代方法很容易理解。需要的數據輸入包括(i)最終目標產出表,(ii)非零技術系數,(iii)每種產品期望的總產出。將這些總產出的初始值代入這套技術系數,就得到每種產品所需要的數量。基於此,可算出壹套新的總產出。這些數據又被用於下壹輪叠代,等等。如果算法是收斂的(即有唯壹解),那麽隨著叠代次數的增加,總產出的變化將越來越小。當變化值小於預先設定的壹個界限時,算法就終止。

由於算法的收斂性獨立於初始值,初始值的選擇並不是關鍵:如果壹些值可以,那麽其他所有值也可以(同上,見Varga,1962)。然而,如果猜想的初始值接近真實值,收斂將更快。計劃者們可以合理依靠過去的經驗來選擇具有合適數量級的初始值。

雅克比叠代法的運算次數由輸出數量,乘以每個生產過程所需的直接輸入數量,再乘以足夠產生滿意的近似值的叠代次數。例如,10,000,000種產品,每種有200個直接輸入,需要100次叠代,那麽就需要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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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每秒運算十億次的計算機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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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完成,即略超過半小時的時間。





蘇聯的計劃情況



把我們之前的討論和蘇聯計劃經濟的經驗聯系起來,兩類問題在此顯現出來。首先,有人會問:如果完全的詳細計劃所需的計算是如此龐大和復雜,在高速計算機發明之前,蘇聯是怎麽做到的?

實際上,在計算機發明前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利用中心計劃方法建立起重工業基礎時,蘇聯曾經做得如此成功是相當值得註意的。當然,那時的經濟簡單的多,而且計劃相對來說只有很少的關鍵目標。但即便如此,在早期的五年計劃中仍有許多供需失衡的例子。不過人力和物質的大擴張意味著,即使有這樣的不平衡,關鍵的目標還是能達成。

另外,我們應註意到早期蘇聯的計劃並不是像我們描述的那樣進行的。從壹系列最終產品倒推,得出壹個完整而詳細的龐大輸入列表,這確實超出了當時的計劃機構——國家計劃委員會的能力。於是,通常計劃者們只是從他們自己設定的粗略的目標出發:1930年之前生產多少噸鋼,1935年之前生產多少噸煤,等等。這種早期實踐按理說會對幾年後的經濟結構產生有害的後果。它會產生壹種“生產主義”,大量關鍵中間產品的生產成了最終目的。事實上,從投入-產出表的角度看來,人們其實想盡可能地節約中間產品。即計劃的目標應該是:保證所需最終產品產量的情況下,生產最少的煤、鋼、水泥等等。

這裏會遇到的第二種問題正好是前壹個問題的另壹方面:如果我們提到過的數學方法和計算機技術是眾所周知的,那麽為什麽蘇聯的計劃者們沒有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高速計算機技術產生後,取得太大的進展?

我們在討論前壹個問題時已經提到過部分的答案。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必要、但卻粗糙的計劃方法在後來形成的計劃系統中打上了烙印。考慮到斯大林時代特殊的意識形態僵化——被赫魯曉夫的“解凍”中斷,但在勃列日涅夫時期又恢復——蘇聯對於新的計劃方法基本上是持懷疑態度的。從蘇聯的經濟著作上能看出來,我們之前討論過的思想,即以最終產品為目標來制定計劃,在正統的官方看來有些“資產階級”。

此外,在蘇聯,對於新奇的、基於計算機的計劃方法的興趣,和真正的技術可能性並不同步。在六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計劃系統的改進還有討論的可能時),蘇聯的計劃者們能夠使用的計算機系統在今天的標準看來還很原始。蘇聯經濟學家很清楚使用壹致的輸入-輸出方法的潛在好處,但他們所使用的設備僅夠分析小型的、高度抽象的輸入-輸出系統。盡管它可以用於地區間計劃(研究蘇聯各加盟國的相互依賴關系),還是難以勝任日常的詳細計劃。大多數情況下,投入產出分析仍然是學術活動,和預期相比,計算機對蘇聯計劃的總體影響是令人失望的[3]。

需要註意的是,缺少超高速計算機不是唯壹的,且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正如我們在第三章勞動價值計算相關段落中解釋過的,由大量的個人計算機組成分布式網絡,由經濟信息通信系統連接起來,完成同樣的結果是可能的。這樣的設備在蘇聯認真考慮改進計劃系統的年代同樣還沒出現。廉價的個人電腦相對來說還是離今天不遠的事情,而且蘇聯通信系統的發展緩慢臭名昭著(任何想從莫斯科給列寧格勒打個電話的人都懂得)。

還有,正如將在第九章提到的,高效的詳細計劃需要壹個標準化的產品識別系統,相應地,這需要壹個復雜的計算機數據庫。而在蘇聯,計劃者們繼續使用著“物資平衡”系統。這個系統構建“平衡表”來顯示生產所需資源和每個產品的計劃用途,提供投入-產出方法的粗糙近似。計劃者們不僅難以有效地計算這些平衡間的相互影響,對於產品的識別也是不完整、不統壹的。

政治因素也與此有關。我們所提出的關於計劃的方案對信息的自由流通和計算機系統的自由訪問十分依賴,而這在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聯政治上是不允許的。即使是復印系統也被嚴格控制——為了防止政治異見的傳播。

最後,計算機化當然也不是靈丹妙藥。在不能應用計算機以產生更多效益之外,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還有很多需要解決的問題。(例如:不合理的僵化價格系統,許多商品的限價導致了短缺和排隊。)

對於復雜經濟系統,高效的詳細計劃的實現,大致需要西方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計算機和通信技術。而這時,蘇聯的意識形態環境基本上轉向了市場導向的“改革”。似乎蘇聯的經濟學家們——多少嗅到戈爾巴喬夫時期政治風向的人——對於我們所討論的算法和計算機系統沒有任何興趣。他們基本不再相信高效計劃的潛力,也許部分是對早些時候對於計算機化益處的吹噓過度的反應,部分由於西方經濟自由化市場化的浪潮的影響。



詳細計劃和庫存約束



回到討論的主線,我們指出了,現在對於計劃機構來說,即使對於產業間關系的細節精確到分鐘的投入-產出表,從最終目標產品列表倒推出能夠使計劃平衡的總的產品需求,也是可行的。但這對於詳細計劃的計算還不夠。因為生產力和勞動力供給產生的額外的約束,還是不能由大量的最終產出品算出所有產品各自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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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15 08:55:06 |显示全部楼层
計劃者們可以算出生產出x萬億千瓦時的電力所需要滿足的條件。投入-產出系統的均衡可以確保足夠的油、煤或鈾來滿足需求,但是,有足夠的發電站嗎?任何時期,經濟系統的生產能力都被需要長期建設的生產手段的庫存所限制。此外,還有勞動力:有足夠的勞動力來生產計劃所需要的大量產出品嗎?

壹旦產出品的數量被算出,這些問題可以很快得到答案。計劃系統可以預計每個部門的大量產出需要,分布式工業計算機(代替超級高速計算機)利用每單位產品所需生產資料和各自的勞動效率,就可以算出他們對於生產手段庫存和勞動力的需要。這些部門的需求可以反饋到中央計算機統合,再與各種生產手段的庫存相比較,與各自勞動力的計算結果相比較。

如果約束正好滿足——即,如果各產業部門不再要求比現在整個經濟系統更多的生產手段和勞動力。註意,即便所有約束都被滿足,依然有在生產部門之間重新分配資源的需要:中央計劃部門需要優化重組,發布相應的指示。但如果總體約束在這裏不滿足,計劃就需要做相應調整。最初關於最終產品的目標不再能夠達到(除非額外的約束可以以某種形式放寬),而計劃者們必須重新考慮。壹些社會效益最低的目標將被舍棄,整個計算將重來壹遍。由於計算過程可能花費數小時,甚至數天,對於壹定的計劃的期限,會有多次重復。

最後這點的重要性在於,不考慮投入-產出流系統中的其他因素,生產力的約束的重要程度十分依賴計劃決策的期限。如果計劃是相當長期的,庫存約束就變得無關緊要。如果需要更多的電力,可以相應地建設起來。在這種條件下,對於投入-產出系統唯壹的額外約束是勞動力的供給和足夠的不可再生自然資源。如果那樣的話,依照額外約束來調整計劃目標水平相對容易。但另壹方面,期限越短,額外的庫存約束就越重要。任何建設時間比計劃期限更長的生產手段都必須作為庫存約束被考慮;如果計劃周期特別短,原材料的庫存狀況也變得十分重要了。作者之壹研究了適合於後壹種情況的算法,與之前的標準投入-產出過程很不同。在下壹部分中,將展示這種替代算法的理論基礎,並舉例來說明其應用。



新的計劃均衡算法



假設我們從年度產出的購物單出發,我們想得到十萬種不同的消費品。這些目標是可以轉換的,資源被孤立,或者它們過分了,超越現有資源。我們想知道是否應調整目標來使資源,包括各種機器的現有庫存被有效利用。不只是對每壹種消費品限額做壹定百分比的調整。壹些商品需要比其他商品做更多的調整。

如果我們有壹定數量的綿羊和化學工業空閑,我們想知道這對於羊毛和丙烯酸的限額意味著什麽。羊毛衣物的目標應該削減嗎?這對於丙烯酸的生產有什麽影響?多少針織品應該從生產羊毛轉換為丙烯酸?

假設空閑的針織品機器應該壹千條針織衫的生產線。可以將所有空閑的生產能力用於生產壹種特殊的熒光藍色毛衫,胸前印著粉色的“St Tropez Sport”,但這種設想是否能使消費者滿意是令人懷疑的。需要的是壹套規則,計算機可以決定根據資源約束明智地調整計劃目標。我們開發了壹個計算機程序,可以基於邊際效應遞減的經濟原則作出這樣的調整。算法的完整記述見Cockshott(1990)。



調和值函數



算法應用了神經網絡仿真技術(人工智能的壹個子領域)。這壹領域的研究者們提出,神經系統可以用熱力學的概念來分析。神經系統由大量互相松散連接在壹起的實體組成,這樣,它可以被抽象為統計力學中的問題。已經發現,熱力學的概念,如能量、熵、弛豫等,可以有效地應用在神經模型裏。每個神經元就像是固體中的壹個原子,與全體連接在壹起並相互作用。兩種情況下,都是大量實體在隨機規則[4]下相互作用而發展的系統。可以為神經系統定義壹個合適的模擬能量——其狀態大體上有多接近於期望的狀態。可以看到,如果為神經系統的狀態引入溫度的仿真算法,經過弛豫過程後,其穩定於期望狀態。

同樣被仿真算法證明,神經網絡和晶體,在相同的抽象程度上,很像經濟系統。經濟系統中,各部門通過相互作用與其他部門聯系起來。這裏的相互作用關系是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關系,代替了突觸連接或靜電力,但在抽象層次上是相似的。

註意圖6.3中的神經網絡和投入-產出矩陣的相似之處。圖中的縱線表示右側的神經細胞的輸出。突觸傳遞給細胞的輸入由橫線表示。在橫線上,他們的輸入所激發的水平被加起來。輸入激發的等級反過來決定(軸突)細胞的輸出。我們可以做壹個仿真,用投入-產出表的列來代表壹個經濟部門的行為水平。我們把突觸標記上權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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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隨行改變,j隨列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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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的數字表示,要生產第j個部門的壹單位產品,需要的第i個部門的產出產品的數量。神經網絡理論證明,這樣的網絡將進入這樣壹種激勵模式:與突觸上的權值相壹致。細胞的激勵水平將表示相應部門應當運行的合適的強度。神經網絡可以在數學上仿真出來。即我們可以用神經網絡中的松弛算法來使經濟保持均衡。要做的只是找到我們能夠使其最小化的模擬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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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網絡的研究者們經常反過來看問題——不再試圖使網絡的能量最小,而是使被稱為調和值的東西最大。形式上,這只是能量的反面,但他有更直觀的說法。神經網絡在學會對外界刺激給出“正確”答案時,擁有最大的調和值(harmony)。

我們可將調和值的概念應用於經濟。我們為每個部門定義壹個調和函數,如圖6.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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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產品的網絡輸出(允許其他部門耗盡)低於目標,調和值將迅速變為負數。如果我們達到了目標,調和值將逐漸變為正。這是用來說明,短缺造成的問題比剩余帶來的好處要更厲害。下面是壹種具有該性質的仿真函數的代數形式:

令u = (產出 – 目標)/目標

若u<0 那麽 調和值=-

否則,調和值 =

人們每消費的壹額外單位商品,所獲得的滿足感是逐漸下降的。當妳第壹次從親戚那裏得到茶壺時,妳的感謝是真誠的;但第五次時,感謝就顯得勉強了。這裏蘊含的意思是:來自超出目標的產出品的額外社會滿足感下降得十分迅速,人們對於短缺十分不安,而對於充足的愉悅程度並不如前者那麽大。我們可以用之前的調和值函數來表示這壹點。

當產品輸出正好符合目標時,我們定義調和值為零。如果輸出過量,調和值為正,而如果輸出不足,調和值為負。調和值函數被計算機用來調整輸出。我們的目的是令整個經濟的調和值最大,來使全體處於平衡。



算法步驟



(1)隨機為各部門分配資源。這只是計算機中進行的名義上的分配。在真實的世界並沒有發生。由於松弛算法的健全性,初始值選擇隨機即可。

(2)對於每個部門,找出限制生產力的因素,即扮演短板角色的資源。

(3)各部門拿出多余的資源(即在短板限制下,相對於需要有盈余),放進壹個公共蓄水池。這壹步不會降低生產力,所以調和值沒有變化。註意,這次的重分配還是在計算機內存中進行;在整個算法完成之前,與真實的世界無關。

(4)算出各部門的調和值。

(5)算出整個經濟系統平均的調和值。

(6)將各部門按調和值排序。

(7)對調和值最高的部門,減少它們的產出,直到其生產力水平使其調和值等於平均調和值。由於調和值函數是可逆函數(即,從調和值反推出產出和從產出計算調和值是同樣的過程),這是很容易的。於是又有資源進入了公共蓄水池中。

(8)對調和值最低的部門,為他們分配公共蓄水池中的資源來增加其產出,直到他們的生產力使得其調和值等於平均的調和值。

(9)算出新的平均調和值。如果這與之前的有較大差別,返回步驟(6)。



該算法能夠均衡各部門的調和值。如果叠代是成功的,在大約十幾次叠代後,平均調和值的變化範圍將不超過1%。然而,僅僅靠這個算法,會使經濟系統產生局部的最大調和值。在實際計算中,該算法常常剩余大量資源而總產出遠低於預期。由於不論從怎樣的平均調和值開始,算法都有很強的偏向性,我們可以很直觀的理解這壹點。

這點可以通過引入增加產出的偏移量來克服。在步驟(7)中,不再減少高調和值部門的產出,而是將其產出調整為(均值+B),B即為偏移量。在程序開始時,我們將B設置得較高,隨著叠代的進行逐漸將其降低。這樣的效果是,只有調和值特別高的部門產出會減少,而調和值較低的部門產出總會增加。總之,平均調和值趨向於增加,系統最終穩定於壹個最大平均調和值。

如果仔細選擇數據結構,該算法在運行時基本是線性的。也就是說,100個部門的問題將花費10個部門的問題十倍的時間。回顧之前關於投入-產出分析的討論,關鍵點是不用矩陣來表示投入-產出表,而是利用好矩陣的稀疏性,用鏈表來表示它。算法的復雜度大致可表示為n*m,n表示部門數量,m表示每個部門的平均輸入數量。這樣,算法其實是很簡單的,曾經在Sun公司的工作站上運行300秒左右,就完成了對擁有4000個部門的經濟系統的計劃仿真。Sun的工作站每秒運行約三百萬次。由於其時間要求是線性的,要使擁有壹千萬種產品的經濟系統的計劃平衡,也只需要在68020(壹種流行的微處理器)上運行約壹百萬秒(不到兩周)。同時還需要壹千兆左右的存儲空間。這個要求並不難;相當於壹千臺個人電腦,按現價(1980年代末—譯者註)是五十萬英鎊左右。

英國公司Meiko推出了壹款多核處理器,將多達1024個微處理器芯片集成來加快速度。其設計的用途是粒子物理仿真,每秒鐘可執行百億次運算。如果我們可以在擁有1024個集成塊的Meiko平臺上運行這個問題,每個集成塊配4M內存,大型經濟系統的計劃將在十分鐘左右完成計算。

此外,該算法也可以算出關鍵商品和原材料在部門間的正確分配,得到可行的產出目標。這事實上正是計劃者所需要的細節信息。

我們認為,只考慮物理可能性,不考慮金錢,現存的計算技術完全允許詳細計劃的進行。之前提到的這些技術,完全可以在高性能計算機上實現,它們現在正被用於粒子物理和天氣預報。可以把他們看作是對理想化的市場應該達到的那種均衡過程事先進行仿真。



智利的經濟控制



計算機化的經濟計劃和控制最有趣的實例發生在1972年到1973年,阿連德時期的智利。斯坦福·貝爾設計了該系統,在其書《The Brain of the Firm》中有介紹[5]。貝爾的目的是提供壹個實時的、分布式的經濟控制系統。由於他的系統提供了壹個使用我們提供的特定方法的實例,分析這個系統的特征是有益的。

如果使用西方政府傳統的統計方法,當經濟統計數據到達決策者的桌上時,常常已經是幾個月之後了。於是,直到經濟危機發生幾個月後,解決危機的政策才能被制定出來。由於政策工具同樣低效,決策結果可能與初衷背道而馳。當股票市場在1987年崩潰後,英國政府害怕衰退,1988年推行了減稅政策。當這壹政策發揮作用時,需求已經開始增加了,於是1989年發生了通脹。數據搜集的滯後意味著完全不合時宜的行為(但是在這裏意識形態也對減稅也有很強的要求,而無論宏觀經濟形勢如何)。

這種不當效應在反饋中會進壹步產生更糟糕的經濟震蕩,只有決策者能得到實時的信息並能實時幹預系統,才能避免這種情況。在智利,壹套計算機網絡系統被建立起來以完成這項工作,使懷疑者們吃驚的是,其建設只用了四個月時間,而不是他們所想象的幾年。這項工程建立在七十年代早期的計算機技術和智利這種貧窮國家簡陋的通信系統基礎之上。微波和電傳連接將所有關鍵部門中心與首都的計算機連接在壹起。即使有技術落後上的限制,它還是能夠為政府提供壹天之內的經濟信息。更現代化的設備當然可以做得更好。

信息是以符號的形式顯示的。“作戰指揮室”(Opsroom)中的大屏幕顯示著加註釋的流程圖,表示經濟單元間的相互作用。圖形顯示避免了計算的麻煩。不同單元間流通的量由線的寬度來表示。各部門用包含柱狀圖的塊來表示,顯示其生產能力使用的比率。房間裏提供七個座位,這是能夠進行有效討論的最大人數。扶手上的大按鈕能夠控制顯示,或突出不同的圖表。

“作戰指揮室”的概念來自於空戰防禦。在戰爭中,即時決策需要實時的信息。決策可以由計算機仿真,來檢驗如果采取某項行動將引發怎樣的結果。在打破私有卡車公司反政府抵制的努力中,它類似於戰時的指揮部。計算機網絡使政府能夠使用所有可用的運輸手段,使貨物流通起來。

“作戰指揮室”本打算被用於所有部門的所有分支。復雜的統計學程序從系統底層的數據流分析,來尋找有意義的變化。決策者從超量的數據中解放出來,只了解對決策有用的數據。當某個分支有任何異常發生時,就會向對應的“作戰指揮室”發出報告。如果計算機檢測到危機,它們將向“作戰指揮室”發出警報並啟動計時。如果在壹定時間內“作戰指揮室”沒有及時作出有效的回應,就會向更高壹級的“作戰指揮室”發出警報。這給了每個單元本地解決問題的自由,從而避免影響社會有機體的生活。在設想中,工廠級別的“作戰指揮室”將由工人委員會運行。民主的推測是:現代化的顯示技術和計算幫助能使人們不經復雜訓練就有管理工廠的能力。

伴隨著使皮諾切特上臺的血腥政變,智利的弗裏德曼貨幣主義經濟實驗開始了,而所有這壹切都被扔在壹旁。“作戰指揮室”和阿連德、民主被壹同埋葬在了總統府的廢墟中。

第七章:宏觀經濟計劃和預算政策

正如我們在第四章所指出的那樣,宏觀經濟計劃必須要考慮不同部類的產品在最終使用上的總體平衡問題。宏觀計劃還必須確保這些產品的組成的壹致性並且確保其總數滿足總需求。要完善我們的宏觀計劃,我們還需要壹個與之壹致的會計核算方案。宏觀經濟的三個方面——理論、政策目標和會計系統之間密切相關。例如,凱恩斯在三十年代創造性的工作使得國民收入核算在現代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反過來,合理可靠和壹致的國民經濟核算也是凱恩斯主義在戰後得以推行的先決條件。蘇聯式的經濟體采用了另壹種不同的國民經濟核算方式是有其理論根源的,即是相當狹隘的解釋了馬克思關於生產性和非生產性勞動的論述。而我們提出的計劃需要壹種基於勞動時間的國民經濟核算方式。這壹概念雖然也源於馬克思主義,但與傳統社會主義實踐相當不同。

本章將首先討論在整體經濟中壹般意義上的勞動時間核算,然後在社會主義宏觀經濟的運行中政策面臨問題時豐富這壹核算方式,從而解決遇到的問題。壹旦這樣的基礎建立起來了,我們將可以研究壹些具體與之相關的問題,如儲蓄、信貸和稅收政策。





建立在勞動時間上的宏觀核算



我們把社會主義經濟的總產值定義為在給定的壹段時間,例如壹年內,所生產的勞動的商品和服務的價值。根據勞動的來源,可以將生產總值分成兩個部分。大的部分是當前勞動的投入,即在給定時期內勞動的投入。我們稱之為當期勞動。此外還有過去勞動,即從前壹段時間生產的產品“轉移”過來的勞動。這些勞動可能以上壹期生產卻在當期使用的存貨和原料的形式存在,或者以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使用逐漸磨損的耐用生產工具(機器、廠房和設備)的形式存在。我們將這種過去勞動的轉移整體看做是折舊。這壹分析給我們提供了第壹個宏觀核算恒等式:



生產總值=當期勞動+折舊(7.1)



我們還可以把凈產值定義為總產值的勞動量中超出需要用於補償過去勞動消耗(折舊)的部分。因此我們有了第二個恒等式:



凈產值=生產總值-折舊(7.2)



現在我們制度基本分配原則是,工人們應當得到與他們所提供的勞動量直接對應的勞動券(見第二章),雖然就個人而言我們承認某些資質上的不同,但全經濟範圍來說仍然是有效的:每壹時期發行的勞動券總量等於完成的勞動總小時數。用當期勞動券表示當期發行的用於交換當期勞動的勞動券,我們就有了第三個恒等式:



當期勞動券=當期勞動(7.3)



由(7.1)和(7.3)我們可得到



當期勞動券=凈產值





我們姑且假設能夠把全部的當期勞動券作為“可支配收入”拿回。還假設他們希望將所有的收入用於消費品。我們提出的制度有壹個原則,那就是消費品以勞動券表示的價格應該等於該產品的勞動量,至少作為初次近似應該如此(下壹章將會闡明這壹提議的細節)。由此推斷,如果工人把全部當期勞動券花完,他們的消費就會耗盡凈產值。根據上面的式子,工人不能消費完全部總產值,因為他們的收入(當期勞動劵)比總產值要少,差額部分用於折舊,以此保證有足夠的資源用於補償過去生產的生產資料的消耗。但即使是這樣,工人們的消費會耗盡凈產值的論據也是站不住腳的,有以下兩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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