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资本主义，拒绝一国两制

傑瑞米柯賓

第壹，除了個人消費以外，社會產品在最終用途上還有其他重要方面：供給社會的必需品健康、教育等）；為了增強經濟的未來生產力而進行的生產資料的凈積累；還有可能貸款給其他經濟體。這三方面簡化來說分別是，社會、積累和貿易（貿易順差），並且如果把個人消費表示為消費，那麽我們有：



凈產值=消費+社會+積累+貿易（7.4）



等式（7.4）將凈產值分為四個基本用途。如果計劃要求積極的社會支出水平和積累,很明顯,消費必須低於凈產值，因此當然也就必須低於當期勞動券，即為當期勞動所發行的勞動券。要達到這個目的，壹種方法是對工人的勞動券收入征稅。但征收的稅款不壹定要與當期勞動券和該計劃的消費限額的全部差額相等，因為工人們可能會決定將他們的部分勞動券儲存起來，這樣的行為從某種程度上就是他們在為消費以外的用途“釋放”資源。我們會再談到這壹點。

第二，計劃中總的個人消費中的壹部分必須提供給非工作者——退休人員、殘疾人、半失業者。如果購買個人消費物品是使用勞動券的唯壹途徑，那麽必須通過國家預算使無工作者可以獲得壹定數量的勞動券。為了讓發行的勞動券和所做的工作保持等價,這些給無工作者的勞動券不能簡單的“印出來”(這將會導致通脹)；相反,他們必須從勞動者中征稅獲得並且轉移支付給非工作者。

在轉向稅收和存款這些實質性問題之前,把上面的想法應用到“流動資金”賬戶情況中是很有用的。這使我們能夠檢查他們的壹致性。讓我們把經濟分成兩部分消費群體:家庭部門和政府部門。家庭部門包括個人、家庭和社區,而政府部門包括所有除“家庭”以外的經濟單位。我們假設在生產資料中沒有私有財產,所以沒有單獨的企業或金融部門需要考慮。我們將通過程序確定每壹個部門詳盡的資金的來源和使用情況。

從家庭部門來看,基本的資金來源是發行的用於交換當期所做勞動的勞動券。此外,正如上面提到的,我們有壹個把勞動券（轉移）給非工作者的問題,我們稱之為轉移支付。家庭部門可以用三種方式使用這些資金。他們可能會用來交稅,可能會花在消費品(消費)；或者可能會流入凈儲蓄部門(凈儲蓄)。如果這個關於資金來源和使用的計算是全面的，那麽這兩個總數必須相等, 因此：



當期勞動券+轉移（轉移支付）=稅款（稅收）+消費+凈儲蓄(7.5)



轉向政府部門,其基本的資金來源是稅收收入。另外,在它作為“金融機構”（下面會談到）時,政府部門將吸收家庭部門的凈儲蓄。政府部門利用其資金將勞動券轉移支付給非工作者（轉移支付），提供社會福利供給(社會)和積累(積累),和其他經濟體的貿易（貿易）。同樣,如果我們這些來源和使用是全面的，我們可以得到：



稅收+凈儲蓄=轉移支付+社會+積累+貿易(7.6)



等式(7.5)和(7.6)可以用多種方式重組。 壹個簡單的變化是令稅收和轉移支付不變。我們定義凈稅收是稅收減去勞動券轉移部分(稅收−轉移支付)。這是凈勞動券作為“收入”是除了消費以外可用於國家“經濟”活動的部分這壹修改,我們可以重寫(7.5)和(7.6)如下:



當期勞動券−凈稅收=消費+凈儲蓄(7.7)

凈稅收+凈儲蓄=社會+積累+貿易(7.8)



把兩個方程相加我們得到第三個方程。如果我們把(7.7)和(7.8)相加，凈稅收和凈儲蓄抵消可得到,



當期勞動券=消費+社會+積累+貿易　(7.9)



但由於當期勞動券等於凈產值，因此我們實際上又再次回到了7.4，這證明了我們勞動時間賬戶的壹致性。

我們發現在上面的證明中借用資本主義貨幣核算的術語(“稅收”、“融資”、“資金”等)很有用。但是正確理解計劃經濟的宏觀經濟,我們必須探究這種語言背後的東西。在這壹體系中,勞動券純粹用於家庭部門采購消費品，政府部門發行勞動券直接換取國民經濟中的勞動成果(也就是在“家庭”以外)，但不需要他們獲得產品,本質上是因為國家被認為擁有除了賣給消費者的產品以外的所有產品。假設建立壹個醫院:國家以每小時壹單位勞動券價格支付用到的所有勞動力，但不必須“另外”支付任何材料或者整個完成的建築。政府永遠不可能用完“錢”(在系統裏沒有錢)。而且它也不能真的用完勞動券，因為這僅僅是以工人的名義創建壹個會計賬戶而已(或者可能是以公社社員的名義–見12章)。

然而,有壹個關於宏觀經濟平衡的真問題。如果足夠的消費產品可以滿足消費者需求,並且沒有壹個由於通貨膨脹而貶值的勞動券，政府必須確保在第壹次分配中以合理的比例收回　(實際上,抵消了)它發放給勞動者的勞動券。例如,假設整個宏觀經濟計劃要求55%的凈產值用於消費品。為簡單起見,我們還假設，消費者沒有儲蓄部分收入。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必須通過”凈稅收”抵消45%的勞動券的發放。如果凈儲蓄和稅收少於這個數量,勞動券在消費者支出中的流動量將超過用於消費品生產的社會勞動總量。結果將是“勞動券通貨膨脹”(在價格穩定下的則會表現為短缺和排隊現象)。另壹方面，如果凈稅收過度,消費者用於支出的勞動券將少於生產出消費品的勞動價值。造成勞動券緊縮或剩余產品的堆積。

上面的例子中依賴於簡化假設，即消費者不進行任何儲蓄。顯然,如果消費者儲蓄壹部分，那麽對於壹個平衡的稅收政策要求會變得更加復雜。下壹節中，我們將會解決在家庭部門的儲蓄和借貸的問題，之後我們再回過頭來研究稅收政策的細節問題。





家庭儲蓄和信貸



為什麽人們儲蓄？對壹些人來說,儲蓄是美德,或許自己的獎勵，但是經濟學家則要求人們對自己的行為有理性的動機並且展示給我們儲蓄動機的層次性。

在最低層次的水平上消費品存在儲蓄，生活中會有壹些節儉的窮人和中產階級下層會把錢存起來用於高檔品:汽車、自行車(在作者寫作本書的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自行車仍算是高檔消費品。——譯者註)或度假，因為用於購買這些事情的花銷超出了當期的收入。還有壹些人選擇儲蓄不是為了消費，而是為以後不能再工作時準備的。而最模範的儲蓄者是這樣壹些人，他們不考慮自己現在而是考慮未來，把錢投入信托基金為後代提供教育或把遺產留給他們的繼承人。

在現有社會的水平上，人們選擇儲蓄是為了應對可能到來的艱難時刻:失業、嚴重的疾病、“家庭支柱”的過早死亡。另壹方面,有些人節約是因為”不得已的”，即當期的消費被滿足卻沒有耗盡收入或者沒有足夠的產品能夠刺激消費者額外購買，這壹類講的是成功的資本家，或者正相反的，是在東歐和蘇聯由於缺乏消費品而”被迫儲蓄”的消費者。

社會主義可能會減弱上面導致個人儲蓄原因中的壹些。例如，公共義務教育的升級(即使私人教育沒被禁止)和減少收入差距將削弱對教育信托的需求，並且還能夠維持教育信托。壹個適當的養老金制度將減少私人儲蓄的必要性。如果妳不害怕在妳的晚年貧窮，那為什麽不在妳可以享受的時候花妳的錢呢？在妳活著時候妳可能永遠不會退休。

隨著充分的就業和穩定的經濟增長，為因失業而導致的收入減少做準備的需要就會消失。如果妳對妳的孩子的未來有信心,而且他們不可能沒有財產收入，妳不太可能為給他們留下遺產而儲蓄。

現在讓我們探討壹下現期個人貸款的主要原因。作為短中期貸款，這是主要為了及時向購買耐用品的消費者轉移財富，否則他們必須儲蓄——尤其對於壹些期望收入在未來能升值的年輕人。另壹方面,個人長期貸款的主要原因很顯然是為購買房子。

這些原因在社會主義社會很可能還會存在。雖然在當前環境下毫無疑問地存在著與個人信貸相關的“貸款推動”的因素，鼓勵個人占據無法勝任的債務地位，而這將會被阻止。此外,用於購房的儲蓄的存在和規模取決於現期可用房的狀況,並且壹個運行良好國家租賃部門會降低對擁有房屋所有權的激勵。

盡管社會主義可能會減少壹些導致個人儲蓄和信貸的動機,但是這些現象不可能完全消失。儲蓄和信貸的基本原因是人們希望以相對獨立於收入曲線時間表的方式，來計劃他們的消費曲線的時間表。從個人的角度來看,儲蓄代表滯後消費，而信貸提倡的則是提前消費。

但關於什麽對社會是合適的和對個人是合適的之間有壹個重要區別，在以前的社會市場結構中儲蓄很簡單理解。囤積糧食為了匱乏時期的消費。埃及法老或毛時代的中國會在非常物質化的意義上進行儲蓄。毛澤東建議中國”深挖洞、廣積糧、備戰備荒”。他顯然在主張滯後消費。在伊索寓言聰明的螞蟻為即將到來的冬天儲存糧食，而蟋蟀卻只是吃、唱歌和盡情的享受快樂。

在現代社會，個人儲戶可能對儲蓄仍然有這個簡單看法，錢已經取代谷物，但它仍然可以”儲蓄以備雨天”。所以保險公司把自己比喻成雨傘。但古人在儲蓄錢和儲蓄糧食之之間存在壹個反論，即什麽樣的人才是大富翁。妳不能吃黃金或金錢。除非妳用錢去購買東西否則儲蓄錢根本沒有用。個人囤積黃金可能度過饑荒。壹旦發生饑荒，糧食的的價格就會上漲,只有那些有充足的現金的人可以買到吃的。但社會作為壹個整體，它的發展不是靠壹些現金儲蓄者。只有真正的谷物庫存才能防止饑餓,所以饑荒導致的結果只能是富人得到的也沒多少而窮人餓死。

那些把錢存在銀行裏的人比那些收藏拿破侖金幣的農民更進壹步脫離了”自然節儉”的狀態。在戰爭時期,自然或經濟災難導致他們很可能看到他們的儲蓄在惡性通貨膨脹或銀行崩潰下消失。當戰爭的破壞或戰爭的賠款帶來的混亂，使壹個經濟體失去了市場上的貨物,這種真實的產品供應短缺表現出來就是貨幣的貶值。最後那些在戰敗後手握壹堆貶值紙幣的人，通過這種艱難方式懂得了大富翁的教訓。

普遍的說,今天的儲戶僅僅能意識到他們明天的財富不等於他們明天的收入。有人為退休後30年儲蓄就可能認為他是在推遲消費，不過是因為他不樂意在他年老的後30年裏以面包為生。但實際上，沒有任何商品的消費是滯後的。相反儲戶獲得金融系統支持的合法頭銜，允許他們索取未來社會的部分產物。退休的人實際上不是被他們的存款支持著，而是被他們的兒女贍養著。人壽保險和全面的養老金制度沒有完全避免人口老齡化的負擔。年輕人仍將是唯壹的贍養老人的人，從孝道轉向互惠基金並沒有改變這壹現實,任何社會制度下都會是這樣。

在這方面儲蓄是和未來的壹個契約–壹個奇怪的契約，契約中將要提供最終產品的壹方，可能尚未出生。和未來訂立契約是壹件不確定的事，年輕壹代可能違背契約。他們可能會追求通貨膨脹下工資增長，盡管會影響到他們退休後固定收入。他們可能會發動壹場革命，毀掉股票市場。

盡管如此,在計劃經濟的背景下,今天的儲戶可能會增加明天的實際收入。通過今天儲蓄，人們放棄他們當前消費支出的壹些想法，因此他們“釋放”資源,否則這些資源就會被用來生產消費品。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有壹個相當大的危險，那就是釋放出來資源會得不到利用。當消費者決定儲蓄他或她的部分貨幣收入時,這個不消費行為本身並不會傳遞出壹個固定的信息來說明，在未來的壹個確定日期內哪些消費品會被消費並且消費的數量是多少。最多不過是，儲蓄的增加通過利率下降傳達壹般性的信息,即為了將來銷售進行的生產更有利可圖。但凱恩斯認為,即使這種途徑也是非常不可靠的(參見：凱恩斯,1936年,16章,或近期阿克塞爾·萊永胡武德<Axel Leijonhufvud >壹個很有價值的觀點,1981年)。因此儲蓄增加可能降低對商品的總需求,導致經濟衰退。

另壹方面，在計劃經濟中,沒有理由不把通過儲蓄釋放的資源歸入可以使用的生產資料。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將提高未來的勞動生產率。在我們設想的經濟中,生產資料的最小總積累率是由民主決定的。積累率決策的的第壹個輸入是人口；面對人口中退休人員比例增加的前景，積累的比例應當也要增加,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必須通過充分提高勞動生產率來滿足未來對生產工人數量的需求。這顯然是以犧牲當期消費水平為代價的。但考慮到這是基於共同的決定,當然可能仍然存在允許個人偏好在邊際上影響利消費和積累劃分的情況。什麽機制能夠保障個人選擇的合理範圍，並且同時符合總體規劃的限制呢?這裏有壹些建議。

(1)當前勞動券可以自由兌換部分種類退休金(例如在未來特定日期或者意外事故後開始每年度返還壹定數量的勞動券)。這樣的交易將依賴於壹個統壹的國家“金融體系”,以便於它們的總量能被計劃機構監控。

正如我們以上所討論的，對應這種儲蓄的是從消費品生產中釋放的當期勞動力，計劃者的合理反應是把這些“釋放”出來的勞動力分配到當前用於生產資料凈積累(被社會決定的超過最低積累的比例)的生產中。這將使未來更高的消費品產能成為可能。計劃者能否通過制定好儲戶在未來某個時期想要消費的精確的產品數量來使用“釋放的”勞動時間，這壹點顯然是沒有保證的。這取決於戰略規劃的有效性,而在任何經濟體系中都不存在完美的預測。盡管如此,規劃者可以集中考慮流入的儲蓄量，以確保如此“釋放的”勞動時間得到充分利用。

(2)允許短期的靈活性,儲蓄存款也可以交換當期勞動券。為了購買各種耐用消費品，休假等等，人們可能從儲蓄存款中取出勞動券。如果這類存款的流入大於每周期流出,那麽余額就可以用來為個人借貸提供資金。如果需要,這些信貸的期限，尤其是他們還款的利率，可以被用來平衡貸款的需求和供給。這壹供給來自於儲蓄賬戶的凈增加。在這種情況下，結果只會是個體消費之間的變換而不影響總體的宏觀經濟平衡。

(3)除上述被認可的儲蓄形式，個人不允許囤積勞動券。這種囤積將擾亂勞動力分配計劃,但可以通過使勞動券在特定的日期到期，就像銀行拒絕兌現超過規定時期的個人支票壹樣來避免這種情況。



這些關於儲蓄和信貸的要點可以用到我們在本章的第壹部分闡述的關於資金核算的內容。我們指出,家庭凈儲蓄（凈儲蓄）作為家庭資金使用的壹部分，也作為國家收入的壹部分。我們現在討論凈儲蓄的細節。總儲蓄是家庭對於退休金的獲取(退休金獲得)和消費者在儲蓄賬戶的存款(儲蓄存款獲得)的總和。

獲得凈儲蓄,我們必須減去家庭部門在退休金中的的支出部分(退休金支出)和從消費者個人儲蓄賬戶中提取的部分(取款)以及新的消費信貸 (新的信貸)。

我們得到方程：



凈儲蓄=退休金獲得+儲蓄存款獲得−退休金支出—取款—新的信貸



或者,把獲得退休金的和消費者存款和貸款的項目用括號整理在壹起:



凈儲蓄=(獲得退休金−退休金支出)+(獲得儲蓄存款—取款—新的信貸)



關註消費者儲蓄和信貸——而不是退休金，註意它的數量(儲蓄存款獲得減去取款再減去信貸)是作為國家的凈資金來源。這個術語代表了流入到消費者儲蓄/信貸系統的凈資金。上面已經建議過，把上面這個資金流設為0，通過設置不同消費者貸款的條款，使信貸的需求剛好耗盡凈流入的存款。這壹政策是否行得通很可能取決於能否制定達到這種平衡的條款。

傑瑞米柯賓

考慮壹種情況，即在個人部門消費者更趨向於儲蓄而不是信貸。在這種情況下上面所指的平衡很可能需要壹些關於信貸的”免費”的條款，甚至定成負利率。以這種目的而使用所有凈儲蓄看起來像是壹個並非最優的政策:這種流入的壹部分可能被看作是壹個能獲得更高社會回報率的積累的“資金來源”。

這個解決方案的潛在問題是,消費者儲蓄存款是相當具有流動性的，短期或中期信貸是快速自動清償的,而用這些資金去購買的生產資料不是“流動的”壹,在積累項目”成熟”之前，我們面對壹個未預料到的存款外流，國家不得不創造多余的勞動券。而這提高了通貨膨脹的可能性，並會破壞我們提出的核算系統。

這就是被凱恩斯發現的問題的本質，即儲戶希望以流動資產的形式儲蓄，然而他們的儲蓄被用於購買非流動性的生產資料。但是這個問題在國家壟斷金融體系中是可以被解決的:國家能夠告訴儲蓄者,它並不能吃掉他們的蛋糕。如果消費者儲蓄存款/信貸系統產生盈余，政府可以宣布,這些存款的流動性是有條件的，還可能實行配給制,而不是當對流動存款有大量需求時通過發行勞動券引起通脹來解決問題。

如果消費者儲蓄/信貸系統產生赤字,即使消費信貸的條件是非常嚴格的，類似的問題也會出現，難道還會用別的來源的資金（如退休的盈余賬戶）來支持額外的貸款麽？或者應該配給消費者的貸款？

現期在退休金賬戶上存在盈余的人要求為未來支出做積累，確保這些要求被滿足的最安全的方式就是將盈余用於生產資料積累的生產。這要求在退休金賬戶和消費者信貸上有嚴格的界限。另壹方面,消費者在緊迫的時候取出貸款，（盡管對於借方來說是現實的——很顯然這是同意貸款的條件），他們聲稱致力於減少未來支出，相對於他們的未來的勞動券收入。但這種減少應該”適應”退休者的需求。最好的政策可能會具有謹慎的靈活性:雖然不是操作壹個完全分離的賬戶,通過儲蓄存款/信貸賬戶配給可以避免過度赤字(或盈余)。



儲蓄的利息？



從上面的討論中產生的壹個問題是，對於私人部門的儲蓄是否應該支付利息。讓我們首先考察壹下在這樣的儲蓄上的“名義”利率為0所帶來的結果，如果這樣，人們就能夠從系統中提取出恰好等於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過去所繳入的勞動券的累積總和。但要註意，隨著時間的推移，因為勞動生產率在提高，特定商品所含的勞動量在下降，所以勞動券實際上變得“更有價值“了，也就是在勞動券的儲蓄中存在著壹種隱式的利息。並且人們能夠在他們長期的儲蓄上獲得這個“利息”也是合情合理的，因為他們的不消費（儲蓄）使生產資料的加速積累成為可能，而這又引起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但卻沒有要求任何額外的報酬二。

在傳統的、充分就業的資本主義模式中，儲蓄利息的作用是吸引足夠的儲蓄來為投資提供經費，但在我們設想的系統中，投資是社會化的，並且用於積累的資金的基本來源是稅收。從某種程度上看，退休金和存款/信用賬戶上的是當期剩余（資金），個人儲蓄也許會對資金的積累作出壹些貢獻，但這是次要的。沒有必要鼓勵個人儲蓄，因為當積累和稅收計劃被制定時，社會儲蓄率（也即不消費的比例）就被民主地決定下來了。



稅收政策



無論對於處理家庭儲蓄有多麽精密的安排，稅收政策都將在平衡宏觀計劃中發揮重要作用。國家應該以何種形式向賺得勞動券的人征稅？在蘇聯式經濟中，傳統上大部分的稅收收入是通過“流轉稅”取得的。通過這項稅，國家使商品購買者支付的價格與銷售者所取得的價格有差異，而那差異就流入國庫。這樣的壹種稅與我們所提出的系統是不壹致的，因為它將導致系統定價下的消費品的價格高於它們真正所包含的勞動量。正如上面所暗示到的，我們更贊成壹種所得稅；我們也建議國家適當地收取級差地租作為壹種補充稅。

社會主義所得稅應該像什麽樣子？資本主義經濟中的社會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贊成壹種累進所得稅（在這種所得稅體系中，那些有著更高收入的人要按更高的稅率繳稅），依據是那些富裕的人能夠承擔更大份額的稅收負擔。事實上，累進所得稅被視為在資本主義下減少收入不平等的壹種方式（盡管在實際的資本主義經濟中，這種稅收體系是否達到了這壹目標仍然是具有爭議的）。但如果正像我們已經提出的，個人收入在初始就基本上是平等的，那麽累進稅所適用的情形也就不存在了。壹種統壹稅也許是最公平的稅收體系：每勞動力每月或每年征收壹定量的勞動券。

統壹的勞動券稅率傳達了如下的信息：每壹個處於工作年齡的健全的人都不得不為共同體完成壹個基本量的工作。與貢獻的勞動相交換，人們共同的基本需要可以得到滿足。如果人們想要壹個額外的、可以自由使用的收入來獲得消費品，他們將必須工作超過這個基本量的最小值。我們在工作時間上設置最大的靈活性，這樣個人就可以選擇他或她的工作時間，如果壹個工人選擇工作更長時間，那麽他或她可以享用這帶來的好處而不用交額外的所得稅。

統壹稅也具有對於稅收收入的可預測性較高的優點。從按比例征收的所得稅中獲得的稅收收入取決於人們賺了多少錢（在這個系統中，也就是人們選擇工作多少），但從統壹稅中獲得的稅收收入僅僅取決於工人的數量。這種可預見性將對確定社會供給和積累有好處。假設計劃者在社會勞動時間中除去個人消費後分配出x百萬小時使用，那麽統壹稅就可以被定在能夠產生x-z百萬勞動券收入的水平上，其中z百萬勞動券是預測的家庭凈儲蓄的水平③。

將這種統壹稅與英國綠黨（Green Party）的提議相比較是有意義的。綠黨的提議是，所有的公民，不論他們工作與否，都應該被付給社會保障收入。這個社保收入可能來自於普通稅收，包括所得稅。在某種意義上，這是我們的提議的另壹種表述而已，因為我們所提出的統壹稅可以被視作壹種負的社會福利。綠黨的建議是十分可行的，並且相較於現行制度中發放救濟的好處有著更大的價值，它避免了聲名狼藉的“貧困陷阱”四。盡管如此，我們對於這壹社會保障收入的提議有兩點批評。第壹，它似乎暗示了對於失業是不可避免的接受。考慮到壹定有失業，綠黨希望以最人道的方式處理它。我們不接受這個。我們主張壹個經濟能夠在充分就業下運行。收入平等、充分就業和統壹稅的結合消除了“貧困陷阱”和抑制就業的因素，這比綠黨的計劃更有效。第二點批評是由於隱含的妨礙，社會保障收入系統需要壹個高稅率的所得稅為其提供資金。我們設想了壹個零邊際稅率的所得稅，結合靈活的工作時間，這保障了個人自己決定何時從額外時間的工作中獲得的收益能與必須付出的努力相平衡。在壹個充分就業的經濟中，綠黨的計劃——實際上允許人們選擇過有補貼的懶惰（subsidized idleness）的生活，所以很可能被不得不供養懶人的大多數人勞動者所怨恨。



地租



我們參考其他系統的財權關系來支持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的概念（見第十四章）。這涉及到國家土地所有權。雖然我們不反對私人對於壹部分住宅的所有權，但國家應保有對於房子所在的土地的所有權。房屋擁有者應負有支付基於他們宅基地的可租用價值的租金。在這些情形下，某個買了壹個房子的人只是買了那個建築，為相似規模和裝修標準的房子所支付的價格在倫敦和在布拉德福德壹樣。超過那個價格的部分，是占有者向國家交的租金或土地稅，反映他們使用的房子在便利和舒適上的差異。這樣的租金會對國家財政做出重要的貢獻伍。

如果這些租金被安排到上述討論的系統的稅收中發揮宏觀作用，顯然它們需要能夠被用勞動券來估值。但這樣支付的勞動券租金會與勞動券只用來購買根據它們所含勞動量定價的勞動產品的壹般原則不符。



消費稅



在稅收上的最後壹點也許值得壹提。我們已經說過，消費品總的來說應該根據它們所含的勞動量用勞動券定價。但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會有例外。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國家出於某些原因——壹般來說是因為這些物品的過度消費被認為會給社會帶來不良後果（酒精、煙草等）——對某些消費品征收消費稅，以期限制它們的消費。除了取締這樣的商品以外，社會主義國家也許希望實行相似的政策。註意，這不是壹般的營業稅或增值稅而是對選定的消費品的特殊的收費。



征稅和積累



在西方經濟體中，新的生產資料的積累在私人部門和公共部門之間是分離的。私人部門的積累是公司自主決定的結果，並且主要是通過公司的留存收益提供資金，但有壹部分通過金融機構再流通的儲蓄會進入積累。傳統上公共部門的積累是通過舉債獲得資金的。

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模式中，情況恰恰相反。公共部門的積累主要通過國有企業的流轉稅供給資金，而再流通的儲蓄則扮演了次要的角色。如前所述，我們也設想稅收是積累資金的主要來源，但附帶條件是所有的稅收水平必須由民主投票決定。

對於蘇聯社會主義的壹個關鍵批評就是，關於增長率，以及因積累率的決定事實上是由壹些政治精英做出的。這使得積累部分背離了社會主義的性質。為避免這壹點，有關多少比例的國家收入應被投入積累的備選方案應該被提交給公民投票。如果投資應占總的國民生產總值（GNP）的15%的方案被通過，那麽然後國家就有權征稅來為此提供資金。考慮到積累的資金還有其他來源——也就是，儲蓄和租金——積累的全部成本將不會全部來自於稅收，但不同的稅收會為平衡社會預算提供必要的自由度。

第八章：消費品市場

外界對蘇聯式經濟體的壹個普遍的批評，就是它們對消費者的需求反應遲鈍，且提出這種批評的人不光是西方的詆毀者。因此對我們的總論點來說很重要的壹點是說明計劃經濟也能很好地應對消費者偏好的變化——也就是說，我們都聽膩了的短缺、排隊和無用商品的過剩並不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內在特征。本章主要討論消費品中的社會主義市場概念。

切入這個問題的壹個方法是回到我們在第四章中對計劃所做的總體介紹。我們將計劃區分為宏觀經濟、戰略和詳細計劃這三個層次。在宏觀和戰略產業計劃的範圍內，詳細計劃主要考慮如何選擇最終產出的目標模式，並確保有足夠的資源來達到這樣的目標。但是針對消費品的最終產出目標是如何確定的？我們需要怎樣的機制根據消費者們的反饋來調整這些目標？

我們提出的方案其基本原理其實很簡單。所有消費品都可以用它們的勞動價值（即生產這些商品所需的直接或間接社會勞動時間）來標記。我們在第三章中對這些價值的實際計算進行了討論。但除此以外，以勞動券形式表現的消費品實際價格將盡可能按照市場出清的水平來確定。假設某產品需要10小時的勞動來生產，因此它被記為有10小時的勞動價值，但如果該產品在10勞動券的價格下使人們對它產生了超額的需求，就需要提價來（大致地）消除這種過量需求。假設該產品的價格碰巧是12勞動券，那麽該產品的市場出清價格與勞動價值之比就是12/10，比值就是1.20。計劃者可將每種消費品的這個比值記錄下來。我們可能會看到比值隨產品的不同而變化，有時在1.0左右，有時要高壹些（如果產品需求旺盛），有時可能會低壹些（如果產品相對不太受歡迎）。然後計劃部門可以遵循這壹規則：對比值超過1.0的消費品提高其產出目標，而對比值低於1.0的消費品則降低其目標。

這裏的要點在於這些比值為我們測量社會勞動在不同行業中是否有效滿足了消費者需求（按馬克思的術語來說叫“使用價值”）提供了壹個參考。如果某產品的市場出清價格和勞動價值比大於1.0，這就說明人們願意花比生產該產品所需勞動時間更多的勞動券來購買這個產品（即工作更長的時間來獲得它）。但是這同時又說明為生產這壹產品所投入的勞動取得了高於平均水平的“社會效益”。反之如果市場出清價格低於勞動價值，這就告訴我們消費者並沒有按其完全的勞動內容來給它“定價”：即投入該產品的勞動取得了低於平均水平的社會效益。相等或比值為1.0則是壹種均衡情況：在這種情況下消費者會從他們自身的勞動時間出發，按社會所需消耗的生產成本來確定某壹產品的“價值”。

傑瑞米柯賓

這就是我們這種“市場算法”的總體思路，而在本章中我們會以不同的方式來拓展這壹思路。首先我們將考慮的問題是，確立市場出清價格是否總是合適的。其次，我們將說明市場算法和前壹章討論的宏觀經濟計劃之間有何關系，並從中對該算法給出更正式的解釋。第三，我們將討論我們的建議與資本主義體制利潤機制的關系。最後，我們將對Alec Nove針對“勞動價值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能發揮作用”的批評做出回答。



市場出清價格



市場出清價格是對商品的供應（在計劃制定時預先確定的）和需求進行平衡的價格。從定義上看，這些價格是為了避免表現出短缺和過剩。出現短缺（即過度需求）將造成價格上漲並使得消費者減少對某壹產品的消費。這時供應就會流向那些付得起最多錢的人。而出現剩余則會造成降價，從而鼓勵消費者增加對某壹商品的需求。

當某件商品相對於消費需求發生供應短缺時，在調價之外的壹個辦法是實施定量配給。我們可以正式地做到這壹點，比如像戰時那樣發放定量配給簿；或者以非正式的形式實現，簡單地讓人們去排隊或加入等候名單即可，在這種情況下那些願意早起去排隊等候的人就能獲得產品。而我們的市場算法依靠的則是在每個時期按市場結算水平來設定價格，然後用這些價格與勞動內容之間的差額作為下壹個時期增加或減少生產的參考。那麽定量配給對解決短缺是不是更為公平的手段？同時在壹個與之相關的問題上，我們的算法預先假定某個商品的均衡價格按照其勞動價值測量應該等於其生產成本。不過是否存在商品應該獲得補貼，即應該以低於生產成本的價格提供甚至長期提供給消費者的情況？

答案取決於如何在社會中對收入進行分配。在表8.1中我們對不同定價和配給政策的適宜性提出了看法。在收入不均時，配給制是確保稀缺商品得到公平分配的最佳方法，因為它能防止富人囤積居奇。我們可以拿食品來做個例子：正式的配給能保證每個人都獲得生存所需的足夠食物。如果食物充足，但貧困使得某些人無法吃飽飯，那麽實施糧食補貼就成了配給政策，盡管我們不清楚這是不是解決問題的最好的辦法：也許給那些最有需要的人發放食品券更加有效。如果在食品稀缺的時候就嘗試以降價的形式來進行食品補貼，那麽現有的供應就會從商店裏消失，而任何時候只要有新的供應到來那裏就會排起長隊。這種情況不管收入是否公平都會發生。無論是今天的歐盟委員會通過提高糧食價格讓農民受益，還是前蘇聯為稀缺的糧食提供補貼，這兩種政策都是不完善的（在這兩個例子中，變革都因強大政治壓力而受阻）。

表8.1：市場價格和配給制

商品供應 收入分配 最佳政策
稀缺 不平等 配給
充足 不平等 補貼
稀缺 平等 市場價格
充足 平等 市場價格

我們的基本觀點是，如果收入是平等的，那麽以市場價格獲得的分配也就趨向於公平，因此補貼就沒有必要了。當然我們也可以假設壹些存在嚴峻形勢和供應中斷的特殊情況，在這種情況下為確保獲得生活必需品而采取配給政策是合理的。不過總體上我們將制定市場出清價格視為是壹個收入分配基本公平的社會主義共同體的最佳政策。



消費品和宏觀計劃



在上壹章中我們討論了不同最終用途之間的社會勞動分配以及由此產生的問題。在該背景下我們通過消費這壹概念指出了用於消費品生產的總體社會勞動。現在讓我們通過勞動券消耗的概念來說明購買消費品的總勞動券支出。宏觀計劃的目標是讓勞動券消耗與消費盡可能地接近相等。這同時涉及到(a)確定稅收水平和(b)對家庭的儲蓄行為進行預測。計劃制定者確實有壹些能夠影響到家庭凈儲蓄的手段，但是有些預測要素卻可能保持不變，這意味著勞動券消耗和消費之間不太可能達到相等。如果凈儲蓄低於預測，那麽勞動券消耗則會超過預定的消費水平。這種情況下計劃制定者可在下壹階段通過增稅、鼓勵增加儲蓄或增加對消費品的社會勞動分配等手段來處理。或者，如果計劃制定者認為低於預測的儲蓄只是暫時的現象，那麽他也可以選擇不作出回應。而如果儲蓄高於預測水平，在這種情況下恰好可以用到並行推理。

這個意思是說，盡管勞動券的消耗與消費相等只是壹個目標，且這個目標應該在壹段時間內以“平均”的方式達到，但勞動券消耗與消費之間的比值在不同的時期卻應該圍繞1.0這個目標浮動。這裏我們應註意該比值可被視為是各類價格水平的綜合：它可代表在消費品市場為購買壹個小時社會勞動產品所需的勞動券的平均數。我們在上面討論的市場算法是將每壹消費品的市場出清價格與勞動價值的比作為重新分配資源的指標。當我們首次提出這個想法時，我們曾假設在所有消費品行業中這個比值的平均數都應為1.0。可是現在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想法有些過於簡單了。如果我們對某個時期中所有的消費品都形成壹個加權平均的價格與勞動內容比，並用某商品在總消費中所占的比例來對每個商品加權，那麽這個平均數將恒等於勞動券消耗與消費的宏觀經濟比值，這個比值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將在壹定程度上偏離1.0。

出於這種宏觀考慮，我們可以按照以下方式更加精確地重新制定消費品市場算法：

(1) 中央市場機構（CMA）向生產企業下達各類消費品的訂單，前提是訂單代表的總勞動內容應該與計劃的總體消費限額相等。

(2) 中央市場機構收到其訂購的產出並將其以市場出清價格銷售給消費者。

(3) 計算每個產品的市場出清價格與勞動價值的比，並記錄下勞動券的總支出，即勞動券消耗。然後對每個產品運用以下決策規則：

如果價格/價值>勞動券消耗/消費，則增加商品訂貨。

如果價格/價值=勞動券消耗/消費，則保持商品訂貨數量不變。

如果價格/價值<勞動券消耗/消費，則減少商品訂貨。

因此我們對於價格/價值比高於平均的生產線要加大資源投入，而對於比值低於平均的生產則需要撤回資源。

(4) 回到第1步。

這個算法中的某些步驟可能還需要詳細解釋壹下。第2步要求市場部門為所有消費品確定市場出清價格。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確定壹個接近場清算價格的規則很容易的：如果對某商品有超額需求就提高其價格，如果其供應過剩就降低價格。但是這個價格變化幅度應應該是多大？如果沒有經濟學家們提供的諸如“瓦爾拉斯拍賣者”這樣的理論虛構，則我們很難確定能夠清算所有消費品市場的價格。嚴格來說，我們只能說按接近市場出清的水平來確定價格。計劃制定者在工作中必須試錯，要像今天的資本家公司用市場力量來確定他們自己產品的價格壹樣通過對需求彈性所做統計分析的結果來得到正確的理解。此外，即使有可能接近“完美”市場價格（即在流量需求與當前生產之間完全平衡），但我們也不清楚這是否是合理的。這有可能引起超額的價格波動。對於任何可儲存商品，改變庫存是減少價格波動的壹個手段。我們可以通過減少庫存，而不是調整價格來部分地滿足超額需求。

更詳細地了解壹下第3步對我們也是有幫助的。這壹步驟要求計劃部門根據消費品的價格/價值比是高於還是低於社會平均值來增加或減少不同產品的生產。這裏的目標是生產足夠數量的產品以使市場出清價格能夠等於其勞動價值（即比值為1.0）。和我們發現每個時期的市場出清價格壹樣，這也必須是壹個（在充分了解情況後）的試錯過程。確定產品的產出水平並通過市場價格來假設某種特定的水平是在給定某種預先設定水平下發現市場出清價格這壹問題的倒置。只有我們確切地了解了所有商品的需求公式，包括溢出效應（即某壹商品的價格變化可能影響其它商品的需求）的詳情，我們才能直接地解決這壹問題。第二個復雜情況是勞動價值本身就是壹個移動目標：即改變某壹特定產品的產出規模也可能帶來單位勞動內容的變化。如果規模經濟占主導地位，那麽某商品的勞動價值就可能會隨著該商品產出的增加而下降；如果回報遞減是主要趨勢，則勞動價值就會隨著產出的增加而上升。因此我們應該把消費品的市場算法看作是始終在朝“價格=價值”這個條件運動，而不是要達到“價格自始至終完全等於價值”這種靜止狀態。

由於這個原因，該算法有壹個特征值得註意。用勞動價值和市場價格來標記每個商品的做法可能引發某種的投機行為，從而限制市場價格的波動。我們需要指出，某商品的現有勞動價值會為其可能的長期價格提供指導。假設某壹特定商品當前是以明顯高於勞動價值的價格在交易。看到這種情況，某些消費者就可能推遲消費該產品，希望它在未來會降價。相反如果某壹產品的售價要比其勞動價值低很多，這就會給消費者壹個“現在買這個商品會很劃得來”的印象，從而可能暫時地提升對它的需求。通過壓低對高於價值產品的需求和刺激對低於價值的產品的需求，這種在需求上的投機性變化常常會限制市場價格與價值的偏離。



與資本主義市場的比較

我們建議的市場算法與資本主義市場的經濟機制有何關系？我們認為兩者既有相似性又有很大的不同。在資本主義經濟下，商品的生產水平是隨著盈利的變化在壹段時間內進行調整的，其中更多的資源流向利潤高於平均水平的行業，而從利潤低於平均水平的行業中流失。在這裏我們的市場價格與勞動價值比很明顯也扮演了和利潤相似的角色。我們比較了在各種情況下消費者對每種商品的支付意願與生產成本（以某種方式來進行測量）。

在支持資本主義市場體制的壹個標準論點中，市場價格據說是對消費者為不同商品“投票”的記錄。如果某商品被消費者認為有很高價值，那麽它的價格相對於生產成本也就高，由此產生的高利潤就會造成那些高價值產品生產的擴大。對資本主義這壹論點的明顯反對主要來自於消費者收入的不平等。富人比低收入消費者的“票數”要高很多倍，因此生產結構也就傾向於滿足前者的需求（無論這些需求多麽沒有價值），而窮人的需求卻因為無法以貨幣需求的方式來記錄而無法得到滿足。但如果收入基本上是平均的，那麽這種反對就會消退，而投票的類比是有壹些力量的。

除了消費者收入分配的不平衡之外，我們的消費市場和資本主義體制還有其它什麽不同？讓我們重點考察我們的“成功指標”（即市場價格與勞動價值之比）與資本主義盈利這壹成功指標的對比。資本主義體制下商品生產的利潤來自於市場價格與產品生產（貨幣）成本之間的差額。這種“生產成本”是在將每次投入生產過程的生產資料的市場價格乘以每單位產出所需投入的數量相乘之後得出來的。也就是說，在資本主義中對生產成本的計算就預設了生產投入的市場（在經濟學術語上叫做“要素市場”）。正是在這些市場上形成了勞動力、原料、機器等貨幣價格。

而在我們設想的計劃經濟中卻並不存在這種“要素市場”。我們只有消費品市場，並使用這個市場的“信號”來指導如何對不同類型消費品所需的投入進行分配。而壹旦產品的最終產模式被確定之後，我們將對支持這種模式的資源投入規模進行集中的計算，同時由計劃部門對所需的生產方式和勞動力進行分配（見第6章）。單個的企業並不是對生產方式進行處理或買賣的權利主體（更多這方面的詳情見第14章）。典型的資本主義企業的資源主要是其供應商在願意賣掉產品的條款下提供的，並以此來得到這些資源的價格，但社會主義生產卻並沒有這樣的“提供”。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生產成本”必須以社會的方式來計算，同時（正如我們已經解釋過的那樣）我們相信直接和間接勞動內容總量（即“勞動價值”）是對社會成本的合理計算。

我們提出的調整算法可以應用於無要素市場存在的情況，但除此以外從社會主義的觀點我們認為它還有壹個顯著的優勢。資本主義企業的“成功指標”，即利潤，部分取決於企業對勞動力的剝削程度。例如，如果兩家企業生產同壹種產品且使用了相同的技術，支付工資更低或強制勞動時間更長的那家企業取得的利潤也就越高。而我們提出的市場價格與勞動價值比卻與企業內部的剝削無關。壹家企業只有通過(a) 生產能吸引消費者或者消費者願意支付高價（從而提高市場價格）的產品，或(b)利用高效的生產方法來降低產品的勞動內容這兩種手段才能達到特別“成功”的業績（即高價格價值比）。企業不會因為支付低於平均的工資或執行長時間勞動而得到“回報”。



結論



本章所提出的論點盡管並沒有得到完全詳盡的闡述，但是這些論點卻支持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不需要對消費者需求無反應”這壹看法。我們對能夠按需求變化而調整消費品產出模式的機制做出了概述。雖然這種機制依靠各種各樣的市場，但它卻與資本主義機制有明顯的不同——它既不取決於生產方式中的私人財產，也不取決於生產過程中所用生產資料的市場價格。

在形成了我們的基本觀點後，讓我們回顧壹下Alec Nove（1983）對在社會主義計劃中利用勞動價值提出的批判。Nove和許多其他經濟學家壹起，聲稱不管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理論對分析資本主義有多大的優點，它都和社會主義計劃體制無關。假設勞動價值能夠充分測量社會生產成本，即使這樣，Nove說它們也是誤導性的，因為它們完全沒有考慮到消費者對不同商品的評價。

而通過我們本章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反對意見與其說謬誤，倒不如說是弄錯了對象。的確，壹件商品的生產需要3小時還是300小時這壹事實本身並不會告訴我們這件產品對消費者有多大用處或吸引力，或者它合適的生產規模應該是多大。簡單來說，這種客觀的生產方信息必須得到需求相關信息的補充。如果我們知道在當前生產規模下，某商品的勞動內容是三個小時而它的市場出清價格也是三個勞動券，那麽我們就知道這樣的生產規模大概是合理的。如果市場出清價格大大高於三勞動券，這就我們當前的生產規模太小，而如果價格遠低於三勞動券，則這個生產規模又太大。於是計劃部門就能夠做出適當的調整。主觀地將價格設定為等於勞動價值很可能帶來不良後果，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19世紀對此種結果的建議中指出的那樣[1]，但是這並不是社會主義計劃背景下對勞動價值的唯壹可能的使用。

第九章：計劃和信息

我們正提出壹套計算機計劃系統。這套系統涉及到對經濟行為的極其詳細的模擬。為了使它具有可行性，就需要向中央計算機提供大量的技術信息，例如，生產的產品清單和每壹個生產過程中所用技術的定期更新等。其它計算機系統則將記錄每壹種原材料的庫存量和每臺機器的型號，使得這些約束可以被加入到計劃過程中。

信息問題有社會方面的也有技術方面的。我們不僅需要優良的硬件和軟件，也需要正確的措施和激勵，這樣提供準確的信息就能符合人們的利益。在這壹章裏，我們將研究這兩個方面（該主題的相關材料見第3章最後壹節和第6章的最後部分，其中在第3章裏我們討論的是信息交換如何參與勞動價值計算的，第6章則概述了斯塔福德·比爾在智利阿連德時代下建立的控制論系統）。



信息和財產

顯然，建立壹個有效的中央計劃系統的先決條件是要有壹個能夠支持數字信息傳輸的國家電信網絡。大多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完成了這壹步（前社會主義國家的網絡可能有些落後）。但僅擁有通信網絡是不夠的。商業機密已經影響過去數據通信系統的發展方式，且在當今資本主義國家我們也不太可能收集到生產計劃所需的信息。詳細的生產工藝只掌握在私營企業的管理層手中。雖然資本主義國家的電信部門已經鋪設了計劃所需的有線網絡，且其他必要的生產數據也已經放在公司電腦的文件存儲器中了，但是這些計算機並不會向公司以外的任何人開放。

傑瑞米柯賓

西方國家的壹個主要擔憂是所謂的“數據保護”或“計算機安全”問題。許多計算機公司會花費數百萬英鎊來專門研究和完善限制訪問計算機信息的機制。計算機上的數據都以某種方式被加上電子標簽，並根據公司等級只供特定的授權人員使用。計算機的用戶可被分配不同的權限，以此來規範他們對計算機文件的訪問許可。這種對秘密信息的崇拜是如此根深蒂固和習以為常，以致於從未在計算機行業裏被質疑過。在現實中，建立壹個只讓管理者了解員工工資而禁止工人知道老板賺多少錢的系統已經成了數據庫設計中的壹個典型教學案例。

所有這些努力之所以成為必要是因為信息是作為壹種私有財產而存在的。但這是壹種奇怪的財產，原因是它壹邊可以被竊取，壹邊又能完整地保留在原地。事實上信息並不適合作為壹種財產，因為它很容易被復制也很難保護。但不管怎麽說，計算機產業還是圍繞著信息保護和隱蔽的理念而發展了起來。而要建立自由、開放的信息流來支持合理的計劃系統，則我們不僅需要廢除商業機密這樣的法律條款，也要重新設計當前大多數已在使用的計算機軟件。



壹個統計服務的要求



讓我們思考壹下，如果是以國家統計服務這種方式來開展計劃，那麽我們需要什麽東西，以及如何通過技術上可行的手段將它建立起來（所謂“技術上可行的手段”，並不是指人們上街隨時就能買到的產品，而是指在當前水平下可以實施的技術）。



產品編碼

計算機處理的是符號；它只能模擬以符號來表示的外部世界。如果我們想寫壹個電腦程序來計算如何將資源分配至不同的生產流程，我們要用壹些方法將資源進行識別。在寫程序的時候，壹種簡便的方式是跟隨經濟理論學家的思路，簡單地將資源的所有類別貼上從1到n的索引號。但是如果這壹程序必須要有客觀指示物，那麽這些數字就得要以某種形式與真實的產品聯系起來。這壹計劃過程會涉及大量進行著信息和指令交換的計算機，如果它們之間使用不同的標識符，就會造成混亂。

如今，每個公司都有自己的庫存控制代碼編號系統。同樣的產品可以分別被初始制造商、批發商和使用產品的公司分成三個不同和不兼容的代碼。這樣的多重代碼系統會給計劃過程帶來很大的麻煩。為此我們需要壹個通用的產品編碼系統：即每壹類產品將被分配壹個特定的識別號，而該代碼可以在所有的計算機信息交換中使用。

壹個標準化的編號系統具有如此明顯的優點，以至於在資本主義世界內部對它采納也面臨很大的壓力。近年來，人們越來越多地使用條形碼來識別產品。用於識別產品類型的條形碼已經包含了計算機計劃所需的大部分屬性。條形碼有12字節的標準長度，可被機器讀取， 並且每個碼只標識壹類產品。不過它也有壹些不足，就是來自不同公司的相同產品會被分配不同的代碼，但這是壹個操作上的問題，可以很容易地改正。



統壹的庫存控制

接著我們將產生第二個需求：壹個標準化的庫存控制系統。我們可能會希望為條形碼加上額外的字節使其功能得到延伸，這樣壹個特定的編碼就不僅能精確地識別某產品的類型，同時還可以確定它的來源和/或位置，從而使得庫存控制系統能夠在整個經濟流通過程中跟蹤到每壹個產品的走向。我們在計劃方法上所做的壹個理論預設是資源可在選擇性使用之間進行切換，但是這需要計劃系統準確地知道每間工廠裏有哪些資源目前正在使用，並能針對重新分配的對象發布清楚明白的指示。



統壹的信息格式

計劃系統預先假設在不同計算機之間存在著日常的信息交換。比如貨物的流向、庫存狀態、可用的最優生產技術等信息都要進行交換。這就要求信息交換的技術要有壹個標準。當前國際電信機構國際電報電話咨詢委員會（Consultative Committee for International Telegraph and Telephone，簡稱“CCITT”）便制定了通過電子方式進行圖文交換的標準。而對於經濟數據的交換我們也需要壹個類似的標準。



獲取技術系數

從前面的各章節我們應該清楚，計劃的有效性取決於是否能獲得生產工藝的準確數據。但收集這些數據存在技術上和社會上的障礙。技術問題主要與必須收集的數據純粹數量有關；這是我們首先要面對的壹個問題。而故意提供不正確的信息所產生的社會問題將在下壹節討論。

雖然收集每壹個應用於經濟目的的生產工藝信息看起來是壹個巨大的任務，但我們應該意識到這些信息正在被記錄下來。它們可能被正式記錄在公司的內部計劃或者非正式地記錄在公司的采購訂單中。壹個公司的采購信息為我們展示了該公司所用技術的輪廓。因為多數公司都實行計算機管理，它們的訂單便以計算機可讀的形式來保存。而大公司已經開始利用計算機輔助制造技術來完成生產計劃的制定。只要進行相應的標準化，這類信息便可以提取用於計劃目的。

小公司大多用計算機的電子表格做計劃，所以在任何時候市場都會由幾個電子表格程序所主導。可以想象的壹種情況是，有壹天我們所有的計劃可以用幾個軟件來完成，而它們的功能中已經包含了將現有技術的詳情傳到計劃網絡的能力。其中從工廠層面詳細闡述技術的過程中所捕獲的數據將被用於制定國家計劃。



信息：社會問題



在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經濟中，存在企業管理人員在統計報告中將數據虛報給規劃部門這種系統性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假如企業管理者想過得“舒服壹點”，他們便傾向於低估當前技術的生產力，對應的便會是對該技術的投入產出系數有所高估。如果這些高估了的數據得到規劃部門的認定，企業會被分配比完成實際生產指標所需還要多的資源，讓企業“松馳”下來並更容易地完成計劃（當然這種結果也可被認為符合當前企業工人的短期利益）。另壹方面，當涉及到對投資項目的評價時，企業管理者對資源則會加以最大限度的掌控（“帝國建設”）。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往往會誇張地描述對他們的業務經營範圍加大投資將會取得怎樣的好處。

我們應該使用單壹的程序來記錄當前生產和未來投資的技術詳情，以盡量避免這種扭曲。假設我們有壹個系統能讓生產工程師通過它將技術記錄在計劃計算機上，那麽他們就會對所需的投入和預計產出提供詳細的信息。在對不同生產技術進行集中評價的基礎上，規劃系統會選擇每壹項將要被使用的技術的強度。然後要求生產項目用某個已經記錄的技術來開始生產。因為某個工藝流程的提出者事後可能要對它加以實施，因此盡可能準確地指出該生產所需的投入和預計的產出就會對他形成某種激勵。



信息、績效衡量和激勵

為了進壹步討論，我們不妨將它與資本主義社會裏的壹種情形進行對比來說明這個問題。上面提到的那些傾向，即管理者為了讓自己“過得舒服”而高估當前所需的投入，而同時又誇大他們自己業務範圍長期擴張的好處，也可以很好地適用於壹個大公司的分支機構。假如這些部門是通過公司內部規劃而不是經由市場而整合的，那麽在這個範圍內，那些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下考慮的因素對它們也同樣適用。但當涉及到獨立的資本主義企業之間的關系時，這些傾向就會被市場競爭力量所制約（假設我們所說的市場本身確實存在競爭的話）。

資主義的公司也時常會希望“過得舒服”；但如果他們這樣做，且如果進入他們這個特定市場的門檻並不太高，那麽更有進取心的企業就有機會進入該行業，而這些新的企業會通過接近現有技術極限的方式開展生產並削弱現有的公司。這就迫使原來的公司不得不提高生產效率，否則就要承擔市場份額喪失、盈利減少，甚至最終走向消亡的痛苦。另壹方面對於雄心勃勃的投資計劃，很明顯其最大阻礙是資本主義企業必須為投資目的所借貸的資金支付利息，因此過度借貸無異於自殺。為此人們有很強的動力來對投資項目的盈利能力做出合乎實際的評估（盡管如此，嚴重的投資錯誤在資本主義經濟之下還是時常發生）。

那麽我們如果也將這類制約對社會主義經濟下的企業管理者（或者工人）的自利行為進行模擬的話，這是否也是可能和有益的？

要回答這個問題，得先解決兩個新問題：即如何對企業的績效進行評價，和什麽樣的獎勵與處罰是適當的。



評價企業績效

關於績效評價，第8章裏清楚地說明了針對消費品的市場相關準則（這與資本主義意義上的盈利有很大不同），即某產品的市場清算價格與該產品勞動價值的比率。有人認為該比值越高就意味著越“成功”，且會導致更多的資源傾向有關企業。對於生產消費品的企業來說，這應該會阻止對投入需求的誇大，因為高估會導致更高的勞動價值，從而使得市場價格與價值的比要遠低於對投入需求的正確估計。

我們希望強調這壹點，因為選擇壹個合適的績效衡量指標對於經濟合理性是至關重要的。即使管理者有社會責任感，希望促進公共利益，但如果實施欠考慮的績效衡量方法也會導致災難性的結果。Nove（1977）指出蘇聯歷史上曾因為目標設定錯誤而產生企業投入越大（比如盡可能多地使用鋼材）反而越受獎勵的荒唐故事。

這個特定的標準，即市場價格與勞動價值比，僅可直接適用於具備市場價格的商品或服務（即我們所提出的系統下只針對個人消費品）。但是，同樣的原理通過歸屬方法也可以間接擴展到這些進入消費品生產的商品和服務。後者的產品如果本身是不可消費的就不會有市場價格，但以它們作為投入而生產出來的消費品的價格對評估其 “社會效益”也有很大的關系。

傑瑞米柯賓

對生產資料企業的統計評估

我們可思考壹下這個公式：產品X的市場價減去產品X的勞動價值。出於在第7、8章中解釋的原因，我們會希望這壹公式針對所有消費品的平均值都接近於零，然而，會有許多獨立的作用力推動這壹差值偏離零：比如伴隨著供應方面短期和長期的變化（如技術的變化，材料的可用性等）而產生的消費需求模式的各種變化。這個被統計學家們所熟悉的“中心極限定理”原則告訴我們：大量的獨立隨機變量作用的總和趨向於“正態分布”，即形成壹個帶有知名統計屬性的光滑對稱的鐘形曲線。因此當我們認為在所有的消費品中，市場價減去勞動價值的差將遵循壹個近似零均值的正態分布時，這種假設看起來是合理的。對有些產品其差值可能為正，有些則可能為負，而與零偏離得越大，則與零發生任何特定絕對偏差的可能性會在可預見的方式下減小。

現在假設壹個產品不是用於個人消費而是用於生產大量消費品所做的投入。消費品的相關子集可以被看做全部產品的壹個樣本。如果我們從這些產品的零均值正態分布的數量中隨機選取壹個樣本，我們也希望得到壹個樣本的零均值。只要我們能確定該數量的標準偏差（即對數量的要素圍繞它們的平均值分布的廣度所做的測量），那麽正態分布的列表能讓我們對隨機樣本的平均數提出概率推斷。例如，隨機樣本的平均值有95%的可能存在於零加上或減去數量標準偏差除以樣本大小平方根兩倍的這個範圍內。

這就為我們提供了壹個線索來判斷為消費品生產所做的各種投入能帶來多大的社會效益。假定我們有這樣壹個投入，譬如某種類型的機床。我們記錄使用機床所生產的每份消費品的市場價格和勞動價值之間的差異，同時計算這些差異的樣本均值。假設該均值最後大於零這個“預期值”。這或許只是碰巧，但運用上面提到的統計推理，我們應該可以對這種可能性進行評估，並發現這僅僅是壹個隨機事件。與此相反的假設是，上述大於零的平均不僅僅是隨機的，而是反映了這樣的事實：即我們的機床本身是在高於社會平均效益下生產出來的（比如它可能是為某項工作特別設計的產品，它的建造可能具有特別高的質量，以及/或者它可能是是用最少的勞動和最少的材料損耗生產的）。所以這個有社會效益的投入導致與其相關聯的各種消費品的市場價格和勞動價值之間產生了正的平均差值。

用相同的推理，規劃部門應該能夠識別哪些投入在社會效益疑似存在不足。如果我們發現使用該投入而生產的消費品中，其市場價格減去勞動價值的結果明顯為負數，那這壹投入就應屬於這壹類（在該語境中的“明顯”壹詞意思是指與零的差值遠大於單純可用幾率來合理解釋的情況）。

那麽我們的建議是，應該在此基礎上對所有用於生產消費品而投入的生產資料進行例行評估。只不過這種方法是概率性的，它並不能產生明確的結論；因為即便幾率很小，某種生產資料碰巧得到壹個明顯的“好”或“差”分數的可能性卻始終存在。但這個程序的結果可被合理地拿來做進壹步詳細研究的基礎，比如針對那些從表面上看做得特別很好或很差的企業。[1]



反壟斷

壹些商品和服務是不可以用於直接消費的，且它們也不直接作為生產資料投入用來生產消費品的。這些商品沒有市場價格，此外也不能隨意拿消費品的市場價格來間接地對它們進行評估。但即使在這裏，勞動價值的計算也還是有幫助的。只要存在壹個以上的產品生產者，計劃部門就可以對來自不同企業所生產的相同產品計算出來的勞動價值進行比較。對於在某些情況下的勞動價值超過平均，除非有合理原因解釋，否則就應該促使高成本生產企業進行整改。換句話說，“競爭”也是有優點的，盡管我們不壹定要用資本主義模式，同時社會主義經濟也應當防止在某個特定產品上形成壹個壟斷的供應商[2]，除非對重復建設生產設施的論證是很有力和令人信服的。



獎勵與處罰

我們已經強調對經濟表現采取合理衡量的必要性，因為這樣的衡量能夠讓企業覺得提供正確的信息以及與中央計劃部門進行合作是有利的。但問題出現了：如果經過衡量後的業績會影響到工人的財富，那會怎樣影響呢？此外工人們在雇傭他們的企業所取得的“成功”中能獲得什麽利益？

那種認為金錢激勵是人類的最大動力的觀點是壹個商品生產社會的產物，而並非源自普遍的人性——這種觀點在西方經濟思想中尤其普遍。但即使在資本主義世界中這種觀點的狹隘性也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可以不妨看看日本工業的成功，在那裏雇員對公司的忠誠要遠高於對個體激勵的重視。

我們只需想想商業之外的職業就能明白其它成功標準的重要性，如士兵們的榮耀、解除他人痛苦的護士，對學者的尊敬和演員的聲望等等，並由此意識到有些回報比起金錢來說毫不遜色。雖然窮人可能別無選擇，只能希望得到金錢來維持生存，而富人對它渴望主要是因為它是成功、地位和聲望的象征。

然而我們卻仍然要解釋壹下為什麽我們的保守派會如此狂熱地相信金錢動力對獲得拯救是有效和必須的。對資本而言，衡量其成功的標準是自我擴張，這確實是它存在的理由。其成功也必然是以金錢來衡量的。而對於資本家個人和其理論的提供者庸俗經濟學家而言，所有壹切似乎都顛倒過來了：金錢似乎成了行動的必要激勵或獎勵。事實上，將崇高的意義附加到對金錢的追求上，本身就是資本的內在必要性鼓吹的結果，或是這種必要性在心理上的反映。作為資本的代理人，經理人和企業家不得不將金錢看做是人類動機中的最終驅動力。

當然，這裏的矛盾是，壹個資本家的利潤不是靠他自己的努力工作，而是取決於他的員工如何努力為他工作。對資本主義社會裏的大多數人來說，任何努力工作的人在自己受益之前的很長時間內都要先讓別人富足，而資本家的最終成功恰恰就建立在這些慈善家自我犧牲的利他精神之上。假如對東方傳播的這些信條是由西方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經濟學家從自我激勵的必要性出發對其宣講，並且是按照其表面意義被他們所接受的，那麽人們將被迫得出“資本主義是不可能的”這種結論。否則怎麽會有這麽多人被說服為了他們雇主的利益而自願奉獻自己呢？[3]

因此我們並不建議將獎金與企業的價格價值比掛鉤。當然這會與第2章中的分配原則相沖突。的確，某個行業的高價格價值比意味著該行業需要擴張。企業可以通過開發壹種人們非常喜歡的產品，或利用壹個特別有效的生產方法來達到壹個高比率，這兩種做法都是值得贊許的。但我們還可能遇到與工人的工作績效完全無關的價格價值比的變化。這些變化可能是因為企業的壹些不可控制，甚至無法預測的因素造成的，比如在生產技術、需求模式或者某些資源的成本和獲取上發生了變化等等。我們並不總是能夠很容易地區分哪些成功是辛苦得來的，哪些是靠運氣的來的，或者哪些差的表現是磨洋工造成的，哪些是因為壞運氣造成的。只不過這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並不是壹個問題：好運氣和良好的判斷力都會獲得回報，而壞運氣和磨洋工也會受到同樣的懲罰。但我們希望這種任意性不要進入社會主義的收入分配體制。

即使我們避免將個人薪水、獎金與企業績效掛鉤，但是對效率的激勵卻仍然有存在。在某種意義上，美德就是它自己的獎勵。從消費品營銷算法形成的結果表明，那些在使用社會勞動力上特別有效的企業將被分配更多的資源和勞動力，因此工人也就會獲得更多機會（比如有更好的晉升前景，有機會參加和打造壹個不斷增長的業務等）。而當企業呈現出持續低於平均水平的效率時，那麽該企業就會縮水，同時他們的工人將會被分配到別處。而要讓這壹機制得到良好的運轉，工人們就不應該任何固定的企業或行業內長期工作下去（雖然他們有被聘用的權利）。我們將在第14章對維持我們的社會主義模式所需的財產關系進行討論時再回到這壹點。

第十章：對外貿易

如果兩人都能制造鞋和帽，其中壹人在兩種職業上都比另壹人強壹些，不過制帽時只強五分之壹或百分之二十，而制鞋時則強三分之壹或百分之三十三，那麽這個較強的人專門制鞋，而那個較差的人專門制帽，豈不是對於雙方都有利麽？（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文版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114頁）

社會主義運動缺乏確定的外貿理論。馬克思打算在《資本論》中用壹卷的篇幅來討論國際貿易，可是這項工作還沒開始他就去世了。大多數與社會主義經濟如何運行相關的問題都很難從馬克思那裏獲得明確指示，但起碼他通過對資本論的分析，提供了可以重新應用到新的社會主義經濟中的概念工具。

馬克思的經濟理論總體上來源於李嘉圖，而且因為馬克思缺乏關於貿易的具體理論，所以顯然應該從李嘉圖開始。李嘉圖認為當各國在生產商品時享有不同的比較優勢，國與國之間的貿易才會產生。因此理解這裏所說的“比較優勢”概念相當重要。起初人們認為壹個有著高生產率產業的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進行貿易往來幾乎無利可獲。德國服裝行業生產衣服消耗的勞動力可以少於中國服裝行業。德國的汽車行業在生產汽車上消耗的勞動力很明顯要少於上海後街服裝廠生產服裝需要的勞動力。從這兩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出德國在生產力上比中國有優勢，但是盡管如此其出口到中國的奔馳汽車和從中國進口的棉織品卻是經濟的。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是因為德國汽車行業有著相對更大的生產力。在生產力方面，與手工生產相比，奔馳汽車這個高度自動化的汽車行業可以提高五倍；而布料貿易生產力可提升空間就沒那麽大。盡管德國服裝公司在生產衣服時效率更高，但其優勢並不如汽車行業。因此德國將其勞動力集中在有著最大優勢的工程行業。

假設在德國生產壹輛奔馳需要1000小時勞動力，生產壹件女裝襯衫需要1小時，而在中國生產同樣壹輛奔馳車需要5000小時，生產同樣壹件女裝襯衫需要2小時。根據勞動力價值理論，在德國奔馳車與女裝襯衫的相對交換價值比可以是:

壹輛奔馳車=1000件女裝襯衫

然而在中國其交換價值比則是:

壹輛中國豪華轎車=2500件女裝襯衫

假設在自由貿易情況下，壹資本家在德國購買奔馳車，運往中國，然後換成襯衫，那麽這位資本家可以大賺壹筆。因此他就能夠減少更為高效的德國服裝生產商的數量。國際市場的形成可以平衡可出口商品的相對價格：從中國進口的衣服往往會壓縮德國國內市場衣服的價格，同樣從德國出口的汽車也會降低中國市場內的豪華轎車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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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1 國際生產可能性

假設德國人有壹億小時的勞動力可以花在汽車或襯衫的生產上，而中國人有4億小時的勞動力，根據圖10.1我們可以得出，沒有中國的參與，德國則可以生產10萬臺車或1億件襯衫或根據公式可以得出的這兩種商品的任意組合:

總勞動力=（汽車數量*德國勞動力/臺車）+（襯衫數量*德國勞動力/件襯衫）

另壹方面，中國可以根據公式單獨選擇任意這兩種商品的組合：

總勞動力=（汽車數量*中國勞動力/臺車）+（襯衫數量*中國勞動力/件襯衫）

整個世界都受這兩種關系約束：全球汽車產量=德國+中國汽車產量，而全球襯衫產量=德國+中國襯衫產量。受這些關系約束，結果就是：

（1）全球汽車最大產量 (MW y )=德國+中國最大產量=180000
（2）全球襯衫最大產量(MW x )=中國+德國最大產量=300000000

MWxy 這點對應的各自產量是2億件襯衫和10萬臺汽車。當德國只生產汽車，中國只生產襯衫時，這種全球產量交叉現象才會出現。這也表明如果每個國家既生產汽車又生產襯衫那麽就不可能生產出這麽多汽車和襯衫。從兩國完全專業化生產了的起始點開始，讓德國生產9萬臺汽車和1000萬件襯衫，讓中國生產1萬臺汽車和1億7千5百萬件襯衫，那麽全球汽車總產量將保持在10萬臺不變，而全球襯衫總產量則會從2億件跌至1億8千5百萬件。任何分工上的變動都會減少至少壹種商品的產量。 這就是李嘉圖在其有關鞋子與帽子生產的寓言故事中辯論之真正意義之所在。這類問題是個典型例子，可以用數學中的線性規劃解決。國際貿易中可以通過分工實現全球總產量的增加。

附加產量構成利潤來源，且此利潤不包括對工人的直接剝削。在古代或中世紀時期，那時生產的直接受農業奴隸主階級或地主階級掌控，商業資本能夠利用這壹利潤來源。商人能撥出壹部分剩余資本的能力構成了像羅茲和威尼斯這樣的貿易城市的財富根基。

由斯密，李嘉圖和馬克思發展成而成的勞動力價值理論認為壹個國家的商品均衡價格與其勞動力占有量成比例。此理論能預測到全球價格方面的問題嗎？壹讓我們考察兩個國家沒有進行完全分工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兩種商品的相對價值將會受到其國內勞動力價值的限制。在先前例子中，用襯衫表示的汽車價格將處在1000上衣（在德國）和2500件上衣（在中國）之間的某處。它的數量不會低於1000上衣也不會高於2500上衣。因為兩種商品在兩個國家都進行生產，不廉價的國內產品就要和相對廉價的進口產品競爭，所以汽車的相對價格在中國下降，而襯衫的相對價格則在德國下降。兩種不同價格比例的存在恰好是全球商人獲利之根本之所在。

既讓兩國進行完全分工，並將產量固定在圖10.1中的MWxy所對應的值上，這是不可能的。要想兩種商品產量比例符合需求的比例似乎太過偶然。所以，均衡條件可能是壹個國家進行完全只生產某種商品而其他國家兩種商品都生產。在這樣的情況下，根據勞動力價值理論可以得出兩國市場商品交換率受沒有完全專業化生產的國家中的勞動力價值比例決定。因此如果汽車總需求大於10萬臺，同時襯衫總需求小於2億件，那麽德國在汽車生產上會進行完全分工，中國就也會做出改變，既生產汽車也生產襯衫。這樣看來中國國內價格比例將決定全球價格比例。德國汽車生產商繼而能通過以更高的價格向中國市場銷售汽車來獲取超額利潤。
在李嘉圖的理論中，維持各國間貿易平衡這個重要角色由貨幣往來扮演。假設德國與中國進行貿易卻長期維持貿易逆差，那麽為了支付進口貨款德國商人將不得不以人民幣同其中國貨物供應商進行結算。但是如果進口商品數量不大，那麽將用金銀結算。為了支付進口商品貨款，德國不得不動用壹部分金幣或銀幣庫存，這就會導致國內市場貨幣匱乏並且導致價格降低。國內通貨膨脹將導致進口商品價格相對上漲以使貿易回歸平衡。

壹般來說，此種論斷形式實際上僅僅適用於國際貿易——國內地區間貿易也同樣適用。如果蘇格蘭與英格蘭進行貿易並獲得貿易盈余，那麽就會出現向其邊境北部貨幣凈流通現象。這會導致當地通貨膨脹（比如房租變貴等等）。但是會刺激進壹步消費從而往往遏制住其地區內貿易失衡現象。如果國內市場貿易中商品有統壹的價格，那麽與關於國際貿易所下的論斷相同，各個地區會集中生產那些具有最大相對優勢的商品。

經典的外貿理論非常抽象，沒有考慮到現代全球市場的許多細節。比如說，現今的全球貨幣機制不再像李嘉圖的時代壹樣基於金本位。因此，通過金銀流通手段減少貿易失衡是不可行的。因此，通過金銀的流動來消除貿易不平衡，是不可行的了。當李嘉圖寫書的時候，貿易流量系統性扭曲的國際債務是人們所不知道的。更重要的是，比較優勢的理論沒有告訴我們為什麽這些比較優勢會產生。

傑瑞米柯賓

技術和貿易夥伴

盡管李嘉圖的理論確實告訴了我們壹些關於引起外貿有用的信息，但是這是從比較貿易的起源中抽象出來的。為什麽有些在特定產品的生產上具有優勢呢？貿易往來中壹個重要組成部分很顯然可以用礦物資源狀況和分配來解釋。沙特阿拉伯出口的礦物油和希臘的橄欖油可以用自然稟賦論解釋，但我們不能用日本能過輕松容易獲得的沙子來解釋日本出口的矽片。
隨著技術發展不平衡，只有壹些發達國家有能力生產某類商品。因此當美國在飛機生產上有著絕對優勢，在生產大型噴氣式飛機和皮革制品上我們不能用比較優勢來把印度尼西亞和美國進行比較。在李嘉圖理論框架下進行是可能進行比較的（通過計算得出生產屬於自己的飛機印度尼西亞需要消耗多少勞動力），但是這會掩蓋技術發展不平衡這個更重要因素。工業化國家中的貿易結構在很大程度上受其專業技術領域決定。壹項先進技術可以從兩個方面幫助壹個國家：

（1）它能提升壹個國家的總的勞動生產力，進而提高其總體生活標準。
（2）它能幫助壹個國家生產其特有產品用於出口以便獲得其很難生產出的產品。

技術優勢帶來的貿易是不穩定的。優勢是暫時的，因為技術遲早會成為人類共有的知識。許多主要工業國家不斷根據科研結果引進新的生產部門，借此發展新的比較優勢。從某種程度上講，他們銷售的產品代表其內在的科學與工程研究價值。他們出口的這類產品每年都在發生著變化，因此與之相對應，那些工業化程度不高的國家需要“專門化的”正是提升他們開發新事物的能力。

低收入和高收入經濟體

傳統行業在面對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競爭時會遭遇衰退，這是發達國家的壹個熱門話題。在過去壹、二十年間這類行業衰退現象對美國及西歐的工薪階級打擊很大，造成大規模的失業。這就導致采取保護主義以防止失業的政治要求。但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所盛行的那種狀況，當時主導工業力量想要保護他們的本地市場。現在的資產階級政府不僅抗拒這種壓力，並進壹步推進自由貿易。資產階級政府拋出了那種老生常談的觀點，即比起貿易保護主義，自由貿易將會帶來更多的產品以及生活水平的總體提高。這就使得工會和政黨只能通過對保護主義的辯護來獲得工人階級的支持。他們認為，第壹世界裏的失業是和第三世界裏的低工資經濟體競爭的結果。盡管這個議題和我們的主題——社會主義經濟體的外貿政策——沒有直接聯系，但既然社會主義政黨要在資本主義國家國家中選舉掌權，就不得不處理這壹議題，因此具有了間接聯系。

顯而易見的是，這個議題關鍵在於，低工資經濟體和高工資經濟體的自由貿易是否損害後者的產業。從直覺上來看，來自低工資國家的廉價貨物明顯將會大量湧入從而造成失業，但李嘉圖的理論卻宣稱這種直覺是錯誤的。為了能單獨顯示出低工資的影響，必須要抹去國家之間其他的不同之處。我們必須假設，它們都具有相同的勞動生產率，並且之間沒有因為礦產儲備之類的原因而有任何自然優勢。在這種情形下，兩個國家的商品相對價格才會壹樣。如果生產的汽車和洗衣機所需要的勞動在每個國家都是壹樣的，那麽在每個國家洗衣機和汽車的相對價格將會壹致。但在上面的例子中，國際貿易變得毫無利潤，進口商品不僅不會湧入高工資國家，連國際貿易都不會有了。

有壹種例外的情況，那就是當壹個政府系統性地高估它的貨幣，這種情形下，所有湧入的進口商品都會顯得廉價並引發國內失業。但高估的貨幣和工資率之間並沒有必然的聯系。高工資國家和低工資國家都可以在短時間高估其貨幣。勞動價值論認為，資本家在低工資國家可以獲得更多的利潤，但是這不會威脅到高工資國家裏的工人。

造成這種和直覺和經驗形成鮮明對比的情況的原因之壹是，高工資國家和低工資國家之間擁有不同的技術。紡織業產品和重型機械制造業是新興工業化國家率先進入的行業。這些行業是這些國家具有很大比較優勢的行業。是這種比較優勢而不是低工資解釋了它們的出口。印度航空工業的低工資威脅到了西雅圖航空航天工業工人的飯碗。

為什麽李嘉圖的預測看上去不切實際的另外壹個原因是，我們只關註了商品的自由流通本身。如果我們把資本的運作考慮進去，前面的結論就站不住腳了。現在，在高工資經濟體裏的資本家把他們的資本轉移到能給他們帶來更多利潤的地方。這種資本在高低工資經濟體之間的轉移會引起高工資經濟體內的失業。

隨之而來的是，輸出資本的資本家將會以他們的跨國所得為生。流回本國的利潤將會增強宗主國的貨幣，這樣確保進口商品會大於出口商品。過量的進口和工業就業人數的下降結合在壹起，使得人們認為是前者帶來後者。這種爭論的意義在於，對壹個社會主義政府來說，對監管資本流通，要比對進口商品的監管更重要，只有當資本能夠流向國外時，這樣付給新興工業化國家的低工資才能威脅到發達國家工人的整體生活水平。商品的自由流動本身並不會影響國家內部的收入結構，盡管這可能會引起在生產部門的結構轉型。

貿易赤字的優勢

通過上面的分析，妳是否發現妳通過只向外國人出售而不向購買這種辦法,獲得了什麽東西嗎？妳是否通過這種方式賺到了錢？但妳卻不能保有它，從妳的手中流過卻不能利用它們分毫。增加的越多，價值減損的越多，然而其他事物的價值則按比例增長。（梅西埃·德·拉·裏維埃, L’Ordre Naturel et Essentiel des Soci´et´es Politiques, 1767）

古典經濟學家為了理解經濟的潛在工作而努力發展勞動價值理論。他們想要理解，在金錢的“面紗”下，經濟到底是怎麽運行的。他們的其中之壹的目標是研究能夠能對抗占重商主義的理論。重商主義認為，調整對進口商品的限制，可以作為壹種阻止貨幣流出國內的手段。古典經濟學家認為，擔心貨幣流動毫無意義，並且對於壹個國家來說，有貿易順差並不是什麽好事。因為有貿易順差意味著壹個國家把有用的商品換來了毫無用處的黃金。壹個國家持續不斷的貿易順差則意味著，它將壹部分年度產品給與世界，卻得不到回報。貿易順差不僅不能要，反而使得壹個國家貧窮。

英國工黨政府無視這種洞見，而投向了重商主義的懷抱，歡迎貿易順差。不光是工黨政府，在全世界，資本主義政府宣稱貿易順差是好事。正如其他許多好事那樣，通過犧牲和傳播希望就能獲得。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犧牲就是通過緊縮方案，通過犧牲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來換取資源來出口。

對於古典經濟學家來說，這些做法只是在追求虛無縹緲的好處。但是這種錯覺是如此冥頑不靈，不能再用被欺騙者的愚蠢來解釋了；它定是起源於現實的社會壓力。

在這種情況下，債務國的壓力是很明顯的。為了付清他們的債務，他們被迫追求貿易盈余。在債務特別高的國家，貿易順差也許全部用於給外國債務付息了。在上面那些例子中，貿易順差的危害表現的淋漓盡致：無產債務國家被逼迫到饑荒的邊緣，然而財富源源不斷的流向了華爾街和倫敦城。

對於債權國，則沒有這種外部壓力，但它們只有通過犧牲國內消費才能獲得貿易盈余，所以貿易盈余必定體現了某些內部群體的利益。這些群體可以從中獲利。受益最大的是制造業資本家和金融機構。貿易順差使得國內制造商獲得更多金錢利潤二。通過下面的的說明，可以簡明表示出來。在資本主義部門中產生的總收入(I)，是由工資(W)加上各種可以我們稱為利潤(P)的財產性收入組成的。因此：

I = W + P

但是這種收入來源自銷售，這些銷售可以細分為三個部分：賣給工人們(Sw), 賣給產權人們(Sp)，賣給外國人的凈銷售（貿易順差，Sf）。因此：

I = S = Sw + Sp + Sf

如果我們假設賣給工人們的不超過他們的工資，W < Sw，接下來就是：

P < Sp + Sf

總而言之，利潤是被所有者采購和貿易順差所限制。貿易順差帶來更多的金錢利潤。貨幣利潤超過了所有者的消費和投資(Sp)，而通過金融系統的中介，積累了海外資產的所有權。

社會主義背景下的國際貿易

要討論社會主義國際貿易，即社會主義國家間的貿易，就提前預設了存在著不同民族國家的存在。目前，這是壹個部分合理的假定，但值得記住的是壹些像中國，南斯拉夫和蘇聯的社會主義國家，它們並不是民族國家而是幾個民族組成的聯邦。最好是從國家間貿易而不是國際貿易的角度來考慮。這種國家間貿易有三種情況，經典政治經濟學分析過的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貿易，社會主義國際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貿易，以及不同社會制度之間的國家間的貿易。

我們先來看看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的之間的貿易。既然李嘉圖對於國際貿易的解釋是以國家之間具有不同的相對生產力為依據，比較優勢就是國際貿易的動機。如果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具有不同的相對生產力，那麽社會主義國家就不會具有和所有資本主義國家完全相同的相對生產力。因此，與某些資本主義國家貿易就會具有優勢。

如果和資本世界貿易，這壹系列的政策問題將會產生。社會主義國家在與資本主義世界進行貿易時，應該追求貿易順差，貿易逆差還是貿易平衡？應該是雙邊平衡呢？還是多邊平衡？外匯政策應該是什麽呢？如果貨幣正處於消滅的過程中，那麽外匯的意義到底是什麽呢？

1.國家對於外匯的需求

社會主義國家傳統上竭盡全力想要獲得資本主義的貨幣。它們的動機是給進口的生產和生活商品付錢。國家的計劃壹般會有壹筆預算來進口固定設備以及壹些最終消費物品。計劃者面臨的問題之壹就是，他們無法在購買進口產品之前預計這些產品的價格。這是整個計劃的不確定之處。但至少對於國內計劃而言，原則上可以提前計算不同行業的需求和產出，因為這些行業都服從於中央計劃。外國供應商在計劃體系外，並且三年內並不知道他們的開價。某些情況下，也許能達成長期固定價格供應合同，但這只是特例。如果和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額太大，這些不確定因素會影響經濟穩定。在這種例子下表現的特別明顯，如果計劃依賴於進口的工業設備，而缺乏外匯則會導致機械設備不可用。

任何國家都能通過旅遊業，商品和服務的出口，或者來自他國政府或銀行的貸款從而獲得外匯。在社會主義國家，主要的不同在於，所有的這些活動都是由公共機構而不是由私立機構來控制。這樣說來。這就給了公共當局比資本主義更大控制控制貿易平衡的能力。既然國家獨占了進口，那麽萬壹在計劃出口收入不足時，那麽就可以削減進口。這同樣可以控制資金流動，比如說，如果外國貸款只能從國家銀行那裏獲得，那麽最近幾年，發生在英國和美國用不受控制的貿易赤字來資助私人借貸的這種事，將會不再發生了。

但是這種對進口的點對點的控制，也許會帶來巨大內部負效應。如果某些工廠依賴於進口的原件，那麽削減進口也許會帶來生產減少。可以做優先級排序，讓工業投入優先，消費品其次。盡管這是可能的，但不可避免地意味著生活水平的降低。消費品不得人心的短缺以及來自原材料短缺隨之而來的經濟混亂恐慌，這兩者相結合導致某些社會主義政府（特別是波蘭和匈牙利）③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期嚴重依賴貸款。為了回收花在石油上的錢，西方的銀行在壹段時間內非常樂於借出這筆錢。接著就是利率上漲以及經互會成員國之間的貿易條件普遍惡化，導致這些貸款變成了這些國家人民沈重的負擔。為了償還利息，不出意外，社會主義國家，成了世界資本的壹個分支，通過減少實際薪水以及將產品投入出口市場，從公民手中獲取剩余價值。

鑒於這些讓人沮喪的經驗，社會主義國家跟隨毛澤東的政策似乎更明智。他的政策是，保證貿易平衡並拒絕從資本家的銀行那裏貸款。從長遠來看，壹個國家只能通過自己的出口勞動產品來換取進口。不是現在出口，就是將來為了付清貸款加利息而被迫出口更多。海外銀行不是慈善機構，他們知道他們借出去的錢會生錢，而且債務會被反復的償還許多次。

2.外匯的替代品

蘇維埃社會主義模式必須維持壹個在國外不能流通不可兌換的貨幣體系，用美元或者馬克來支付進口食品。我們提出這樣壹個國內經濟體系，在這種體系內，貨幣結束它作為壹種支付手段的功能，被不可流通的勞動劵所替代。勞動劵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金錢，而是公民們用來支付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方式，勞動劵不能流通或者用作為資本。當這種方法用在對外貿易問題上，就意味著壹種在某些方面與蘇聯模式的外貿政策截然不同的制度。這些國家用硬通貨來支付外貿並且通過外匯管制的方法來限制本國貨幣流出。在1940年到1960年間，英國政府就采取類似政策。

我們所提出的政策大體上與之相反：來自資本主義世界的進口商品是用勞動劵來支付的，勞動劵能夠出口也能在國外流通，但就是不能在國內流通，並且宣布流入進來的外國貨幣為非法。我們希望防止貨幣資本作為壹種社會關系在國內經濟中形成。這就是為什麽勞動劵不能在國內流通的原因。在資本主義世界內，貨幣資本已經存在，因此對於外國資本家和社會主義聯合體（commonwealth）之間四，流通勞動劵不會遭到反對。壹家資本家的公司給社會主義聯合體提供進口商品，那麽外貿部會給他壹個賬戶並給其中打入壹定數量的勞動時間。然後，這家公司能從貿易部那裏獲得可流通的信用證書。

勞動劵證書可以作為壹個不付利息的可流通票據，這樣持有者可以在金融市場上對其進行出售來換取他們想要的貨幣。對於這種票據的需求來自想要購買聯合體出口商品的公司。聯合體貿易部無需創設匯率，這是資本主義金融市場的事情。既然進口和出口（國際貿易也壹樣）都是由勞動劵來結算，當決定是去進口的時候，就可以無視世界市場的上的美元和日元價格了。對於社會主義經濟來說，只要關心外國產品的外國貨幣價格和匯率。

這樣看來，國際貿易僅僅是壹個生產進口產品和消費出口產品的特殊分支。這就使得國際貿易能夠融入整體計劃模型。由此可見，既然計劃當局擁有不同生產工藝的相對勞動耗時數據庫，計劃當局應當決定進口那些貨物出口那些貨物。給某些商品設定壹個目標產量，計劃當局就可以決定怎麽做是最優的，是否在國內生產還是出口。只有產品的當（勞動劵）價格高於生產它們的勞動投入時，才能會把這些產品用於出口。只有當這些產品的勞動價格售價比在國內生產所需勞動還低時，才會采購進口品。如果這些條件都滿足了，那麽從勞動價值論的角度看，總的說來外貿幫國家節省了，這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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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個有趣的結果就是，當以國內勞動單位衡量時，聯合體將會壹直貿易逆差。比如說，挪威聯合體出口石油並且進口汽車（見表10.1）。挪威人花費壹百萬勞動時間來生產出口石油並且得到了他們要在挪威花兩百萬工作時間才能生產出的汽車。因此。在國內條件下，他們進口了兩倍他們能出口的，盡管以實際付出的價格來說則獲得了貿易平衡。當事物以勞動成本來計算的話，很明顯壹個國家除非具有貿易赤字，不然得不到純利潤。這是在社會主義財產關系下，李嘉圖理論對商業利潤做出的的壹種預測。

國際貿易生產部門要不同於其國內分支，因為其投入產出比高度不穩定。國際價格的經常波動也許會導致其價格太高而使得國內經濟沒辦法有效地追蹤。實際上，既然商品價格波動是供需關系的常數變量時間的表現形式，這壹切就幾乎不可避免。比如說，電腦儲存芯片在世界市場上是以兩年到三年為壹個循環而波動。在價格達到頂峰的時候，聯合體也許會面臨著這樣壹個情況，以勞動價格來看，進口的芯片勞動價格要高於在國內設立新廠來生產腦儲存芯片的勞動價格。但是設立投產生產線的要花上壹兩年時間，到那個時候，世界市場上的價格就跌倒了低谷期，這就使得進口要比國內市場更便宜。這種世界市場上的價格波動取決於兩個時間常數—新生產設施投產需要的時間，以及芯片價格價格較低時，尋找計算機新用途所花費的時間。因為這兩個常數都屬於同樣的時間順序，所以會出現價格波動。如果半導體晶片生產商能像生產漢堡包那樣生產的話，生產時間常數就是幾周的事情，並且在這種情況下價格也不會波動，而只是穩定地隨著通貨膨脹而提高或者生產技術的改進而降低。

為了應對這種價格波動，計劃當局將不得不對價格運用加權值來抑制短期變動。決定進口還是出口將會依據長期價格走勢而不是實時價格。

傑瑞米柯賓

匯率，旅遊業以及黑市

來自資本主義國家的遊客到了壹些社會主義國家，就被肆無忌憚的外匯黑市的所震驚。也許是作為外國人的獨特位置，使他們在印象中誇大了這壹問題的嚴重性。但這的確是壹種社會弊病，至少在政治上敗壞了社會主義的名譽。貨幣黑市，和其他黑市壹樣，腐蝕了社會價值。這就造就了與社會主義倫理相沖突的半犯罪小資本主義者的次文化。並且，遵紀守法的公民也被黑市拖下水並參與到違法犯罪活動之中。當這類事情經常發生的時候，社會主義法治的威望受到嚴重的挑戰。人們習慣了欺詐和虛偽，從而產生憤世嫉俗的態度。

所以社會主義國家的明智做法是阻止外匯黑市的出現。除非官方對國內貨幣估價過高，否則黑市商人無利可圖：黑市的存在意味著個體公民為了獲得外匯，願意比國家付出更多。為什麽他們願意這樣做呢？在許多社會主義國家或者前社會主義國家內，有許多只能使用的外匯特殊商店，部分商店賣給旅遊者紀念品和奢侈品。蘇聯的beriozka 商店也出售手工制品和毛皮大衣。雖然在普通商店也能買到，但是在beriozka 商店卻更便宜。這就鼓勵了遊客花更多的硬通貨，買賣的受益則流進了國庫裏。除此之外，這些商店也出售從資本主義國家進口的五花八門的大路貨，同時也出售各種各樣的國產消費品，比如洗衣機和汽車之類的。外國遊客不大可能購買這些商品，這些商品肯定是出售給能使用外匯的蘇聯公民。由於官方高估了匯率，立即給黑市商人提供了動力，並且國家也可以通過黑市來大量吸收美元和馬克。為了剪遊客的羊毛，國家和黑市商人共謀破壞自己的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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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2：匯率和財政收入

這個政策也不是完全不合理，為了理解它，我們必須來看看遊客對於奢侈品以及對於像食物和住宿這類必需品的需求曲線。如圖表10.2所示。必需品的需求相對固定不變：比如說，遊客們用餐的次數對匯率不敏感。因此盧布的官方高匯率（比如壹英鎊兌壹盧布而不是50便士）會使得出售給遊客的住宿和食物的總英鎊收益增長。另外壹方面，奢侈品需求則更有彈性，因此低價的盧布將會帶來更多的外匯。當壹盧布兌壹英鎊時，遊客也許會花100英鎊，而當五十便士兌壹盧布的時候，遊客也許會花200英鎊。通過給給不同的產品提供兩種匯率，國家獲取了外匯收入利最大化，這就使得黑市活動有利可圖。

如果外國遊客只是鳳毛麟角的話，這種代價也許能被接受。但現在國際旅行已經司空見慣了的今天，黑市的影響越來越壞了，並且來自旅遊業的額外利潤是否能夠彌補帶來損失，也是值得懷疑的。簡單地說，如果國營商店只接受國內貨幣（或者國內勞動劵）的話，黑市交易的範圍會大大縮小。

購買私人進口貨物是公民們想要獲得外匯的另壹動機。這些貨物也許是國家不進口的貨物——可卡因、黃色錄像之類的——或者是要收大量進口關稅的貨物。我們在這裏處理的是走私的問題。這是壹個對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都有影響的問題。當走私帶來了巨大的利潤時，執法部門的努力就化為烏有，無論他們想要維護何種社會制度。西方海關在阻止可卡因和海洛因貿易所遇到悲慘的失敗則證明了壹點。國際毒品卡特爾雖然還沒有完全侵入以前的社會主義國家，但是當可自由兌換貨幣制度建立起來後，這壹點可能會改變。

當社會主義政府在當代任何壹個資本主義國家掌權後，都不得不處理這樣壹種局面。剝削和絕望使得很大壹部分人染上了毒癮。在壹些資本主義大城市的貧民窟裏，毒癮已經成為日常生活的壹部分，還形成了毒品黑市商人的地下文化。毒品卡特爾要求以硬通貨付款。街頭交易以現金付款。影子公司總是能將非法收入洗白再轉入銀行裏。對於公民或者私人企業來說。可自由兌換貨幣制度下，個人或公司可以通過銀行家的匯票能夠在國與國之間轉移資金，這對於從毒品消費國到其他國家的資金轉移來說，是非常理想的。

我們提出的代替貨幣的不可流通的勞動賬戶，將會使得這種黑市交易變得困難。沒有了現金，街頭毒品交易怎麽付款？我們不應該低估了犯罪分子和小資本主義者扭曲新的支付方式的能力。外國貨幣和黃金是貨幣兩種直接替代物。盜竊帶來了大量購買毒品的錢，珠寶總是盜竊首要目標，但是在盜竊得來的黃金成為進口毒品唯壹方式時，毒品貿易的規模將會大幅縮減。所有的國內采購將會使用塑料卡片。和資本家銀行做好約定，讓外國遊客來到聯合體旅遊時，能用他們的信用卡。
聯合體公民想要資本國家的貨幣的最後理由是想去資本主義國家內旅遊。只要允許他們在資本主義國家旅行的時候，使用他們的勞動劵信用卡，這壹需求就得到滿足了。壹位聯合體公民抵達東京後前往日本當地銀行用他的勞動劵卡來兌換日元。整個程序也許會是這樣的：

公民將他的20小時勞動劵交給日本銀行。
日本銀行給他兌換等價的日元。
電子記錄傳送到了聯合體貿易部的電腦上，這樣日本銀行的賬戶上就多了20小時勞動劵出來。
賬戶裏的勞動劵被日本銀行用來購買聯合體的出口產品。
盡管公民在國外能夠自由地將他的勞動劵來兌換日元，但她也許不會將日元帶回國內或者將日元兌換回勞動劵。相對地，雖然公民能將勞動劵轉移到資本主義銀行的賬戶裏，但是銀行不能將勞動劵轉回公民的賬戶裏。這是為了阻止外國貨幣作為壹種能流通國內兌換手段而采取必要措施。

政策工具

如何確保用上述的匯率政策來保持貿易平衡呢？壹個社會主義聯合體用國內勞動劵來支付國際貿易的話，就不會聚集起資產或者以外幣標價債務。從某種程度這有點像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能用用美元的特殊地位來支付它的壹切國際貿易。這並不能保證美國貿易平衡——美國經常有貿易赤字——但是這也意味著，不必和特定外國貸款協商就能得到融資。美元貿易赤字導致外國政府和公司手上的美元越來越多，在某種程度上這代表美國財政部的負債。從會計學解釋來看，這相當於美國以外的世界借給美國的貸款，但是按照政治角度來看，這要比明著從IMF借貸要付小得多法律責任。

從長期來看，美元的超發導致了美元兌馬克和日元貶值。這就導致美國市場上的德國和日本進口商品價格過高以至於無人問津，如果不受資本流動幹擾的話，這會使貿易再次平衡。美國用高利率引誘海外美元持有者將他們手上的美元兌換成美國國債以及其他壹些美元證券。這種資金的流入使得美元匯率遠遠不能將貿易帶回平衡。

如果壹個社會主義國家發行不計息的勞動劵劵用來進行國際貿易。資本主義貨幣市場將會創設起壹個有效的匯率來讓主要貨幣兌換勞動劵劵。這種匯率，由於沒有資本流通帶來的復雜性，將會使得貿易很快帶回平衡。讓我們看看這個是如何運作的。我們假設壹個國家給國家貿易設置了五個預算目標：

進口生產者貨物的計劃數量
進口消費者貨物的計劃數量
出口商品的預期數量
從旅遊業中獲得的預期收入
公民在國外旅遊的預期花費
所有的這些過程都是以國內勞動單位計算。如果國內匯率保持變化，那麽計劃者只會預測在預算1他們會買什麽原材料和資本設備，並且能夠擬定出相應的生產計劃。同樣的理由也適用於進口消費貨物。在另外壹方面，預算3和4，只能預測壹下：沒有辦法知道這個國家會成功出口多少貨物或者有多少遊客會選擇來旅遊。另外壹方面，計劃當局不得不為了生產商品做好準備，即使這些為出口準備的產品最終賣不出；並且給遊客提供旅館房間，即使其中是空的。原則上講，能夠通過控制遊客能夠帶出國的量來對項目5進行調節。

讓我們考慮兩種可能需要廢止計劃的情況：

壹部分出口商品壹直賣不出去。
國際價格變動（比如原油價格上漲）意味著進口交換比率對聯合體更有利。
1.出口商品滯銷

出口不足導致匯率下降，結果使得最初的進口預算太少而不能付清計劃中進口商品。計劃者不得不消減進口或者試著阻止人們到國外度假。這就涉及到了削減進口商品的輕重緩急，以及采用壹些政策手段來控制人們在國外度假時的花費。伍

2.進口交換比率提高

如果原油價格上漲，壹個出口原油的社會主義國家會發現它的匯率升高了。進口預算會花不完。這就意味著這個國家用不必要的出口在掏空自己。從長遠來看，可以通過減少計劃好的出口以及/或者增加計劃好的進口來調整計劃。從短期來看，進口預算賬戶上的盈余可以用來購買更多的消費品，以便能在國內市場上折價出售。

這裏有壹種替代政策。從短期來看如果保持最初計劃好了的進口水平，這樣供給外國人的勞動劵就不會擴張，然後外國人購買這個國家的出口產品就會相應地限制。社會主義經濟體還有壹個選擇是接受用外幣支付其部分出口產品。這是壹個臨時解決辦法。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將會累積起資產，比如說美元，並能在將來用這些美元去購買額外的進口商品。在某些情況下，比慫恿現在就購買額外的進口消費品來說，這要明智的多。延期花費從進口交換比率的變化中獲得的“意外之財”，這個國家也許能夠選擇可以更好的滿足其總體計劃目標的進口產品。（這並不意味著公民能獲得美元結余——這些美元都是在國家銀行的手上。）

第十壹章 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貿易

上壹章論述了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貿易。在這壹章中，我們將通過討論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貿易（或者說的更加籠統壹點，經濟關系）來拓展我們的分析。

貿易與所有權

社會主義國家之間不應該存在長期的貿易。貿易假定了持續存在的，明晰的所有權概念，即使是國家所有。但是在社會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中，這些並不應該存在。我們可以代之以設想壹個系統，在該系統中生產性資源和產品歸屬於國際組織。這聽起來有點抽象，但在斯大林 1929 至 1931 的改革後，這確實是蘇聯的真實情況。1936 年蘇聯憲法規定：

土地及其蘊藏、水流、森林、工廠、礦井、礦山、鐵路運輸、水上及空中運輸、銀行、交通工具、國營大規模農村企業……城市與工業地點公用企業及主要住房，概為國家財產，即全民財產。1

盡管 1936 年憲法的有關政治自由民主的部分沒有被兌現，更多的是被踐踏，但是在國有制上的規定上卻很符合現實情況。關鍵問題是在這裏討論的“國家”2是壹個超越民族國家的“國家”。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作為壹個超國家的計劃組織，對資源進行有效的分配。盡管不同的蘇聯加盟共和國都參加到了壹個國際性的勞動分工中去，但他們並不是被國際性貿易聯結到壹起的。

在勞動分工中，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原則3仍然適用。例如，出於自然資源的原因，阿塞拜疆共和國石油工業上擁有比較優勢，烏茲別克共和國在棉紡織工業上擁有比較優勢，等等。無論社會系統如何，這樣的優勢持續存在，所以對於計劃者來說，出於經濟性理性的考量，就應當使這些共和國分別成為石油工業和棉紡織業的中心（雖然我們下面會轉向烏茲別克4棉紡織業的壹些問題）。

這種類型的勞動分工與國際貿易所創造的勞動分工存在著幾個方面的不同。

首先，不同國家的工業產品屬於壹個超國家的組織，而不是壹個地方公司或是民族國家。產品跨境流通，並不是通過銷售與購買，而是根據計劃預見到的需要，在這種單壹所有制系統中對其進行分配。因為不存在所有權變化，而且分配是根據計劃而不是市場，所以在不同共和國之間的交換不需要參考相關商品的國際價格。每個共和國也因此免受價格波動的影響。但是另壹方面，只要社會主義國家存在在壹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環境下，就很有必要去考慮世界市場價格。如果比起通過社會主義共和國之間的內部勞動分工生產，某種可以長期從資本主義經濟體以更便宜的價格獲得，那麽計劃者顯然應該考慮。

社會主義內部經濟聯系的總特征也使壹個統壹的國際勞動支付體系成為可 能。在市場經濟系統中，各個國家的工資標準不盡相同。壹個剛剛工業化的經濟 體，農業仍占較大比重，那麽他的農業部門的生活水平就會限制工作水平的提高。從農村湧入城市的勞動力會阻礙工資的大幅度提高。而在壹個超越民族國家的社會主義國家，工資水平不取決於市場環境而取決於國家政策。國家可以為壹個工作設置標準的、國際性的工資水平。因此，在蘇聯不同加盟共和國的工資差異，要比那些經濟文化發展相仿，但是起點不同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工資差異小的多。

欠發達國家

在國際貿易系統中，壹個欠發達國家只有（a）更高水平的內部資本積累，或者（b）通過向更先進的國家借錢來提供資本積累所需資金，才可以趕上壹個更先進的國家。如果這個國家不能獲得內部投資，它的發展就有可能減緩。但如果它借錢，那它就有可能嚴重負債，同時大部分其勞動成果進了外國資本家的口袋。然而，在壹個社會主義計劃的國際系統內，中央計劃可以分配資源用於落後地區的發展，而不會有不斷借錢的後顧之憂。想象壹下，產自俄羅斯的設備的使用，促進了西伯利亞冶金工業發展。要是在貿易體系下，有了信用才有可能完成這些轉換，那西伯利亞就會成為俄羅斯的債務人。通過國際性的計劃就不會有債務產生，因為沒有所有權關系的轉換。

可以看出，在社會主義下，國家或是區域在經濟發展程度上的差距，原則上 可以被更快速的消除，而不用留下債務殘余，但是，它並不能解釋實際的情況。我 們必須問壹個問題：更發達的國家願意去幫助欠發達國家嗎？這個問題與壹個20 世紀 20 年代爭論有關，它討論的是“壹國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性。托洛茨 基的觀點是俄羅斯，即使加上其他蘇聯加盟共和國，也不可能獨立的建成社會主義。蘇聯作為壹個整體，實在太落後，太孤立。所以，托洛茨基和其支持者優先選擇了鼓勵西歐的革命力量5。斯大林反對托洛茨基的觀點，他認為在戰前德國和其余地方的革命運動失敗的情況下，蘇維埃國家別無選擇，只能獨自建成社會主義。蘇聯不能坐等西方。而且，為了支持其他地方的潛在革命，犧牲世界上唯壹壹個現實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利益，這種風險是無法承擔的。如果蘇聯的生存需要與資本主義列強達成某種程度上的和解，如果這種和解需要以限制蘇維埃支持西方革命作為交換，蘇聯也只能接受。

顯而易見，每壹邊的觀點都有壹定的力量。考慮到西歐革命並未出現，托洛 茨基會被輕易當成壹個失敗主義者。在 20世紀30年代，隨著蘇維埃計劃經濟的建立， 斯大林的觀點看上去似乎是對的。然而，從20世紀90年代的情況來看，當時蘇聯已經崩潰，人們可能會想問，是否真的如托洛茨基所診斷的那樣，蘇聯的落後 與孤立是促成蘇聯社會主義的最終衰弱的決定性的原因。當然，蘇聯是否有任何可以更有效地打破孤立的替代選擇，這是壹個爭議很大的問題。

無論如何，與我們此處討論特別相關的觀點是，托洛茨基假定壹旦革命廣泛傳播，西歐的工人階級會願意幫助他們東方的同誌去創造更加發達的社會主義。我們已經在上文間接提到過，國際性的聯合和理想主義吸引著托洛茨基。問題又來了：這種觀念在多大程度上是現實的？

為了比較，簡要的考慮壹下原因，為什麽壹個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會想以某種或是其他的方式鼓勵欠發達國家的發展，考慮這些原因可能會比較有價值。我們可以區分出四種原因。

（1）剝削在欠發達國家可獲取的廉價勞動力（也可能會被用來當做壹種手
段來壓制宗主國的工資水平）。這可能包括在欠發達國家建設工廠和壹些基礎設施，但是外包給這樣的國家的工作更傾向於那些不需要什麽技能的（組裝或者類似的活）。

（2）擴大原材料和初級加工品的來源。同樣地，這可能包括在某種程度上 在欠發達國家建立工業體系（例如采礦業和種植經濟）。但是這樣的發展帶來了壹點的風險，它使欠發達國家陷入壹種附屬關系，依賴壹種或是少數幾種產品的出口作為收入。因此就貿易而言，這樣的行為反而會使欠發達國家的經濟更加脆弱。另外，大規模的自然資源開發可能會造成環境破壞。

（3）發展欠發達國家的市場，以便為宗主國經濟提供產品。這個原因是由
羅莎·盧森堡指出的，她認為缺乏新市場的持續發展，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會遭受內在的生產過剩的危機。

（4）最後，我們應該承認即使是在資本主義經濟的案例中，也有超出直接的經濟利己主義，推動欠發達國家發展的動機。意識形態可能也起了壹定的作用，要麽是殖民地的變化（與宗主國被文化和社會政治制度的優越性聯系在壹起。熱心殖民地管理者希望把這種文化和政治制度傳授給當地人），要麽就是具有某種程度上的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的社會民主形式。盡管後者的實際影響是很有限的。

我們可能現在要問，上面談到的原因，與發達社會主義國家在它和欠發達國家的關系中的可能動機是如何相關的？原因 1在社會主義內部關系中基本不存在。原因 3 也與此無關，因為在壹個計劃經濟體系中應該不存在內部需求的短缺。只剩下原因 2 和 4 了。關於第 2 點，社會主義經濟也需要確保原料和初級產品的供應，基於此，它也會對供應這些產品的欠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產生興趣。因為上面提到的風險，即使從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出發，它也不得不對這種發展路線保持小心謹慎。

傑瑞米柯賓

過去蘇聯驕傲地自誇，那些更先進的地區比如俄羅斯的歐洲部分，為像中亞這樣的地區的經濟和文化發展做出了極大的貢獻，不存在資本主義發展中固有的剝削關系。盡管這些說法並不是毫無意義，但是當我們關註這些國家的發展路徑時，其實道理也不多。比如，烏茲別克斯坦實際上只種植棉花作為單壹經濟作物。不像蘇聯以外的資本主義 世界的壹個欠發達國家，烏茲別克斯坦並不受國際市場棉花價格波動的影響。另壹方面，在中亞荒漠中生長的棉花需要大規模灌溉，裏海海水就被引流殆盡，這導致棉花經濟有關的環境破壞十分嚴重（但是應該講，這種忽視生態的發展政策不僅僅限於蘇聯的邊緣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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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蘇聯時期烏茲別克斯坦集體農莊進行機械化棉花收割。蘇聯解體後，許多農場使用人力收割棉花，大量廉價童工的存在使機械顯得相對昂貴。

最後，我們回到上面提到的第四種動機：意識形態。我們希望，在社會主義 背景下，發達國家或地區會願意調配資源去幫助他們的欠發達鄰居，而不是出於任何直接的利己主義考量，或者換句話說，社會主義中的平等精神超越地域和文化的邊界。這是否太過幼稚？暫且不討論拉升蘇聯相對落後地區的考慮，我們也可以援引在社會民主主義政府控制下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先例：“區域性政策”。這種政策看上去確實包含了對欠發達地區的資源轉移支付，並不是毫無爭議，但是盡管如此，它已經作為法律被廣泛的接收。我們認為這壹案例包含了壹個很重要的教訓，尤其是在當區域性政策涉及到的資源轉移支付和用於國際援助的相對較少的物資數量作比較時。那就是，當我們在壹個單壹的國家的不同部分之間，而不是相互獨立的民族國家之間施行區域之間的平等主義時，這壹政策的普遍合法性更容易建立起來。當拉升收入水平發生在“他們的國家”時——即使他們的國家和蘇聯壹樣大，壹樣復雜——人們似乎更傾向於認為拉升收入水平的計劃是公平合理的。

在沒有壹種發達的超國家共同體的觀念，沒有這種超國家共同體在共用國家制度中的對應物之時，發展轉移支付系統會被認為對那些更發達的國家不利。壹個更為先進的國家而不是欠發達國家更容易產生民族仇恨。這樣的例子是在面對蘇維埃國家的合法性不斷衰退時，經濟成熟的蘇聯波羅的海國家6產生了經濟自主的要求。任何對於發達國家的讓步都是以欠發達國家作為代價的。

相比較於蘇聯的加盟共和國情況，戰後階段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像中國、 古巴、南斯拉夫等等，缺乏聯合的國際計劃。他們之間的勞動分工通過貿易而產 生。這種貿易大體上以國家基礎進行平衡。在面對資本主義世界時，這表現出雙重的劣勢。首先，壹個多邊貿易和貨幣兌換體系所能提供的勞動分工空間，要比雙邊貿易平衡系統所能提供的要大得多其次，資本主義跨國公司組織了全球性的技術分工，為他們的生產描繪了國際性藍圖。舉例來說，福特公司在世界範圍內 協調其汽車生產，在不同的國家的分廠分別專門生產車身、引擎等等。缺乏這種 國際性組織，社會主義國家苦於基礎工業的重復浪費和小規模生產。

我們倡導什麽？

因為前文所闡明的理由，為了作為壹個整體的社會主義體系利益，不同的社會主義國家應該使自己的經濟從屬於壹個國際性的計劃系統。這涉及到國家主權的出讓，可能——起碼壹開始——會遇到強大的政治反對。

同樣的在資本主義世界，民族國家會發現他們的主權正在遭受世界經濟國際化侵犯。它所采取的形式包括貿易自由，跨國公司不斷增長的作用，以及像是歐洲理事會這樣的國際原型國家的形成。同樣地，國際化的進程產生了政治的阻力。壹些國家政治家，看到他們自己組織性力量被削弱，嘗試阻止這壹進程。在做這件事時，他們可以運用從資本主義歷史的更早階段遺留下來的大國沙文主義的精神包袱。但是那些反對國際化的政治家就是在反對歷史的浪潮。值得註意的是，撒切爾夫人未能帶領保守黨和她壹起反對歐洲貨幣聯盟。

大體上而言，自從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資本主義政客已經比社會主義者更少的傾向於屈服於反動的經濟國家主義。資產階級政府阻止20 世紀70 年代末80年代初的經濟衰退的正常行動，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貿易保護主義。這種貿 易保護曾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中出現過。相比之下，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 更不情願讓他們的國家經濟從屬於壹個單邊的計劃體系。為什麽？

壹種可能性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決策層擁有（或曾經擁有）遠超資本主義國 家的獨立性。對社會主義的發展擁有最強大意願的階級是工人階級，社會主義國 家的脫產幹部階層應該代表工人的利益。因市場經濟不斷發展而獲得最大利益 的是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國家政客自然考慮他們的利益訴求。在資本主義國家， 高層政客常常也是商人。他們可能是將政治當做愛好的富人，或者在他們上升到 突出的政治地位之後他們才有可能進入公司的董事會。在任何情況下，在商業和 政治生活之間都存在著個人角色的轉換。

兩者中，商業生活在經濟上能帶來更多回報。如果資產階級政客決定棄政從 商，他的生活水平不會下降。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在政治精英成員和工人階級之 間，這種轉換模式並沒有出現。壹個社會主義政治家重新變成工人階級，收入和社會地位會有所下降，就像就像在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後，亞歷山大·杜布切克所經歷的那樣。這樣的轉變很少是自願的。

社會主義政治家的收入和境況完全依賴於他們在自己的民族國家的地位。他們對於保持國家獨立有著強烈的個人動機，無論長期的經濟論點怎樣反對這壹點。這種經濟論點沒有任何內部的支持者。在西方，資產階級是元音，並且意識到他們對於國際化有著長遠利益，社會主義國家的工人可能就此還沒有看法。貿易和跨國公司的經驗教會了資產階級國際化。社會主義國家的工人，在壹國度過了壹生，被他們自己的國家雇傭，可能很少關註這壹點。

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當然存在在社會主義國家。它見證了數以萬計的古巴人前往安哥拉8，作為戰士、醫生和教師進行誌願服務。但是正如最近歷史所展示的壹樣，各國政客也可能煽動民族主義情緒以強化他們的國家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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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五計劃期間，蘇聯援助中國的156項重點工程奠定了新中國的工業基礎。壹個工業國對壹個農業國進行這樣大規模的經濟和技術援助，這在資本主義國家之間是不可能出現的。圖為蘇聯專家指導工作。

因為國家在社會主義經濟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沒有政治上的聯合，他們不可能在經濟層面上國際化。如果共產國際9沒有在二戰中解散，它可能會提供新生的無產階級達成國家政治聯合所需要的動力。 壹個唯壹的國際政治性黨派至少會緩沖來自民族主義的壓力。

國家主權的重要性

隨著經濟關系變得更加國際化，國家主權的重要性越來越成為壹個明顯的問 題。壹個國家仍然擁有的最為重要的權力是選擇成為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當撒切爾夫人抱怨她沒有從英國土壤中消除掉社會主義的破壞因素，使得它在歐美委員會的保護之下被重新引入時，她認識到了這壹點。諷刺的是，尼加拉瓜人民為了正是為了捍衛這同壹個權利，與反對者進行了數年之久的血腥戰爭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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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2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字儀式

假如政治環境允許，並且該國能夠保衛國土，甚至小國都有可能掙脫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經濟。但是如果壹個社會主義小國以阿爾巴尼亞的模式保持著獨立自主的的政策，它的經濟發展會被阻礙。與此相反的是，壹個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保護其傾向社會主義的國家決策的最好辦法是申請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在政治上聯合。

第十二章：公社

關於“社區”，有很多官方的偽善言辭在四處流傳。我們聽到有人談論“社區護理”、“社區項目”，而與此同時，經濟發展正在毀滅社區的壹切有機的基礎。協作共享的活動是社區存在的基礎。我們可以看到，在如今的城市中，大部分區域不是社區而不過是居住區。人們從居住區出發穿過城市去工作，甚至要到別的城市去上班。在生活的地方，人們很少知道鄰居是誰；他們的朋友們通常居住在各個不同的區域。工作地和居住地是分離的，認識的同事很可能居住在數英裏之外。社區只是對那些就近入學的孩子才存在。對孩子們來說，社區只是通過他們的母親才體現出來，但是長大後，由同齡人組成的社區就慢慢消失了。

這不可避免地導致個人主義價值觀的強化。這種價值觀很適合資本主義，卻不能很好地支撐社會主義。對人們來說，如果壹代人常年生活在這樣的和平中而沒經歷過軍事團體中的紀律和凝聚力的磨合，個人主義傾向會加重。社會主義的興盛需要社區的根基，需要習慣於為集體利益合作和工作的人們共同組建的社區。不過社區不能憑空變出來。它需要現實的經濟支撐。必須有能把人們湊在壹塊滿足實際需要的機構，而且這些機構要比資本主義社會的機構更好地滿足人們的需要。

在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社區機構的最宏大的嘗試發生在人民公社時期的中國。這是史上最大的合作化實驗，涉及約八億人口。這些公社規模很大，大多在30000人以上。他們從事農業和輕工業，並且為他們的成員提供教育和醫療服務。通過民兵組織他們提供基本軍事訓練和防衛保障。他們也是地方自治政府的組成部分。在中國，公社的建立取代了小農經濟的組織形式，並使得超越了小農經濟的視野的土地改進計劃和社會供給（social provision）成為可能。在公社的背景下，婦女的社會地位得到顯著提高。

如果我們試圖將公社的理念運用於發達工業社會的話，這種制度顯然必須要調整很多。如今，由於從事農業勞作的人不多，我們必須要依據城市公社進行考慮。

城市公社的活動

公社最主要的職能就是取代家庭。中國公社取代了作為農業勞作單位的家庭；現代城市公社必須要取代資產階級家庭中更多的經濟職能的殘余。由於城市市民進行大量經濟活動的目的，是為在城市或城市的壹個區這樣更大的經濟中滿足需求，因此不具有典型中國公社的內部自足度壹。鑒於此，我們將集中關註公社替代家庭經濟的潛在職能。當然，我們的意思並不說排除相似的組織原則可以適用於更大規模的經濟如小村鎮和大村莊的可能性。

然而，在開始下面的討論之前，應該保證壹點，那就是我們不會設想強制集體化。這裏的關鍵是探索公社化生活方式的理論可能性；而在實踐中探索這些可能性，只能由未來的社會主義聯合體(commonwealth)的公民來完成了。只有當公社證明它希望替代資產階級家庭時才會繁榮起來。

說了這麽多，我們可以列出以下活動。公社將圍繞這些活動來代替家庭：

（1）住房
（2）食物制備
（3）保育
（4）休閑活動
（5）扶助老人
我們壹壹考察這些活動領域，以及這些領域中產生的問題。

第壹個問題，就是公社用該有多少人為宜。這是壹個影響所有其他問題的問題。我們設想其人數要比中國模式小很多——也許50到數百對成年人。依次討論不同領域的公社活動時，這種規模的選擇可能會根據經濟問題而調整。

1.住房

我們假定公社會給成員提供住房。雖然已經有居住合作社在做這件事，不過在這些情況下，並沒有出現侵入家庭經濟的嘗試。因此在合作社中，房屋的物理形式是依然面向核心家庭的。合作社為成員家庭提供壹系列單獨的住房。公社應該在更大的公共住房（communal house）中為成員個人提供的住宿。

前蘇聯的公共住房通常與過度擁擠和設施不全相聯系；公社公寓比較小，而且不是專門建造的。如果公社住房要變成壹個吸引人的事情，它必須能夠為個人提供他們能在家庭住房中所能獲得的那樣多的空間，同時相比在家庭住房中，能夠使用更多的公共空間。我們可以假定每個成年社員都擁有壹個房間供自己獨享。把這壹標準擴展到公社所有後青春期成員可能會是可取的。

什麽樣的建築類型適合公社，在這個問題上，公共生活肯定是有影響的。郊區的“半獨立式立體住宅”或者塔式大廈中的公寓從任何方面來講都是適應核心家庭的。公社必須發展壹種新型的建築風格。最近，達雷特（Durrett）和 MaCamant(1989)基於他們關於丹麥“居住社區（living communities）”的研究，提供了壹種與這個問題相關的有趣的討論。這些建築師並沒有設想太多我們所建議的那種程度的公共性，但他們的“共同住房（co-housing）”的概念包括了共餐和保育的設施，以及共享倉庫，幹洗設施，攝影暗室等等。這種設計很可能是學習了宗教社區或者大學的建築風格（盡管，這兩種類型的公寓建築大體上是為單身的人準備的，因此缺少小孩的空間）。

2.食物制備

我們假定公社成員是共餐的（commensal），也就是說，他們至少有些時間會在壹起吃飯。這就意味著存在公用廚房和餐廳，擁有或者起碼配備大型烹飪設施，以及安排完成食物制備任務的勞動力。我們可以設想兩條原則，基於這樣的原則我們可以組織烹飪。從廣泛的意義上講，這兩個原則跟共產主義原則是兼容的。在壹種情況下，社區聘用某些社員為全職領薪廚師，而在另壹種情況中，則是有壹個執勤制度安排輪崗。下面我們回到這些制度相比而言的優點上來。

社區單位的規模決定了更廣範圍的食物制備是必要的，比在孤立的家庭中更常見。例如，在單個家庭中每天烤面包是不經濟的，但對於100人來說就相當可行。

3.保育

決定公社的規模時，就要使它足夠支撐起壹座幼兒園，也許是壹座小學。合格的公共保育所具有的巨大經濟優越性是顯而易見的。它將把相當大比例的女性人口從個體兒童撫養這種勞動生產率很低的活動中解脫出來。這些婦女可以參與到勞動生產率更高的社會勞動中去。這樣做，她們將為社會做出更多貢獻，同時獲得獨立的收入。

4.壹些休閑活動

我們來設想公社有足夠資金提供壹定的運動或休閑設施。而這些設施，目前只屬於上層階級。比如說100人規模的公社應該能供得起壹座遊泳池，小型健身館和壹到兩匹給孩子的矮種馬。公園可以配置秋千、攀爬架等部分設備。提供有空間跳舞、演奏音樂的公共休息室，也應該是經濟的。像帆船這樣的設備是大多數個體難以企及的，對於公社來說也許不成問題。壹個城市公社或許在鄉村擁有房屋，這樣成員可以在此度過假日。他們會擁有壹輛或兩輛面包車，或者壹輛轎車，以及自行車，這些都為出行提供便利。

5.扶助老人

集體烹飪等公社生活的基本設施，以及樓裏面年輕健康成年人的存在，都相當大的程度上能幫助到老年人。如果清潔和幹洗服務也是由公社提供，那麽老年社員不用住進單獨的“老年之家（old folks’home）”也能收益，而這種“老年之家”往往是與恥辱和孤獨聯系在壹起的。對於健康的老年社員，公社會為他們發揮活躍的生產性的作用提供機會，而不是讓他們受退休之後強制的無所事事之苦。

效率方面的理由

公社的基本理由是獲得規模經濟。正是這壹點，使得公社比個體家庭更優越。正是因為公共保育節約勞動，所以它才是進步的，能讓人感受到解放。很明顯，如果實際情況正相反，公社生活使得照料兒童需要花費更多人-時，那就需要其他令人信服的理由為公社辯護。公社的經濟效率體現在兩個方面：壹是直接勞動的節約，二是生產工具的節約。直接勞動會更節約，因為在現存的核心家庭中，烹飪和保育的基本工作並不是以有效經濟規模完成的。為50個人做晚飯比50個人給自己做晚飯花費更少的勞動。說得實際點，50個人的公共烹飪比如今分住在二十多戶中分開做飯更節省勞動。

生產資料的節約則更微妙壹些。考慮下如廁的問題。如果妳在壹個典型的英國住房中，那裏面只有壹個廁所，通常還位於浴室中。如果另外壹個家庭成員正在洗澡，有時候是很讓人抓狂的。但如果換壹種角度，50個人生活有20個廁所的大房子裏，廁所被全部占滿的情況微乎其微。確實有可能在減少人均廁所的數量同時，保證壹直有壹個廁所是空著的。減少廁所剩下來的空間和資源可以被用於其他活動。

適用於廁所的論證也可以推廣到其他設施。公社可以證明安裝小型內部電話交換機設備是必要的，因為就相同數量的人而言，公社使用外部線路，肯定比分散到各個配置自用電話的個體家庭要少壹些。辦公室設備如電腦和復印機也壹樣。壹個家庭往往不能充分使用，但是公用地話，將會更有效率。把壹定比例的收入花在耐用品上，公社成員可以比個體家庭中的人使用到更多的設施。

傑瑞米柯賓

我們的建議是城市公社應該要比中國的人民公社小的多才行。這是基於這樣的假設，上面所討論的經濟性到了幾百人的規模就多多少少被耗盡了。在經濟學中，“最小經濟規模”（MES）是指在特定產業中，能獲得所有重要的規模效益的最小規模。最小經濟規模在不同的工廠中差別很大；例如煉油廠的規模比塑料玩具制造廠的規模大得多。我們的想法是，如果我們能夠確定城市公社生活的最小經濟規模，就沒必要要求城市公社壹定要大於EMS的規模，因為這是毫無意義的。也許我們不能再用“因小而美（Small is beautiful）”這個口號，但是很明顯，集體民主決策制和互相關心的形式在更小的社區中更易實現，而且公社的意義就在於追求這些不太有型的收益，同時獲得經濟效率。

付酬制度與對外貿易

在中國，公社以工分（work-unit）的形式給社員所做的工作付酬。這些都是公社維護的內部會計單位。在收獲的季節人們得到所收獲谷物的壹份，份量的大小取決於這壹年他們所完成的工作量。公社賬上記錄的公分跟中國通行的人民幣不同。工分是對公社資源的索取，並沒有直接賦予國家資源給公社成員。這項基本原則普遍適用於基於層次化公有財產的經濟體制。我們來看看它是如何在壹個城市公社體制中作用的。

社員做的工作分為兩類：在公社內的工作和為了國家經濟所做的工作。這種工作上的劃分，可能對應於從主要為國家經濟工作和主要為公社工作的成員上的劃分，但也可能不對應。國家經濟中所做的工作以商品和服務的形式增加增值。這些商品和服務首先屬於全體人民，然後國家共同體給做工的人分配勞動劵。這些勞動劵可以讓做了工作的人從商店裏獲得等價值的產品。那麽問題來了：如果公社的成員是為國家經濟工作，那麽支付她所做工作的勞動劵，應該歸她個人，還是歸公社呢？

原則上，兩種制度都可以實施。如果個體獲得國家勞動票證，那麽公社就會收取成員費。而在第二種情況中，公社成員的勞動就當成了公社的財產。類似地，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外包商手下員工完成的任務量就是外包商的財產。如果J&M Consultants PLC給政府提供咨詢服務，政府就將服務費支付給J&M而不是J&M的雇員。J&M 撈取利潤之後，才會把所得中員工的那壹份付給他。

在公社中，不涉及剝削，但相似原則是適用的：向國家經濟“出口”勞動的所得歸公社全體所有，而不是完成工作的個人。這樣做的好處是把內部和外部的勞動同等看待。不管我是在公社廚房工作壹天還是直接為國家經濟工作壹天，我作為壹個個體都是在公社中以工分的形式付酬。這些工分可以用來支付公社社費，公共食堂用餐的費用，或者以現行兌換率（exchange rate）轉換成國家勞動劵。我們提及兌換率，是因為並不能馬上看出公社能夠與國家勞動票證等值交換。為了理解這壹點，我們需要系統地看壹下公社的賬目。

首先把公社看成壹個整體。假設公社社員在給定的會計期中給所做的壹定量的外部工作，以勞動券的形式歸公社所有。國家稅收是以個體或集體的方式征收的。由於我們假定國家勞動劵是直接支付給公社的，所以我們也應該假定納稅義務是集體的。

在這種制度中，公社勞動券形式的總收入，實質上是公社成員外部勞動的總時間。它的稅後凈收入等於總收入減去在這壹時段公社社員應該繳納的國家稅收總額。在對國家產品進行集體購買後，公社還剩下分配基金。這就是可以用來分配給公社社員的勞動券總量，讓個體社員能夠給自己購買國家產品。

現在考慮壹下個體社員。如果公社為了內部會計的目的同等看待所有工作，我們可以簡單地把她所做的內部工作小時數和外部工作小時數加在壹起，就得到她的總勞動貢獻。我們就說社員簡幹了36個小時。現在我們必須想想社員對公社集體基金的義務。這個基金必須支付上面提到的外部花費（國家稅收和集體購買國家產品），但另外它必須支付任何公社內部勞動需要,比如供給非生產性社員，以及基本公社服務，例如清潔和維護公社設施。對於我們的個體公社社員在基金中所占的份額，我們說是12小時。那麽歸她使用的的工分就是36減去12=24小時。她可以用這些工分購買非基本的公社產品和服務（這些產品和服務並能根據會員權獲取，而是要單獨收費——比如膳食或者理發）。或者她可以將它們兌換成國家勞動券去購買公社外部生產的產品。在這裏兌換比率的問題就出現了。

假定我們的公社社員簡想把她的16小時價值的公社工分兌換成勞動券。其他社會也會想要兌換他們的壹些工分。面對壹定的兌換的總需求，在什麽條件下公社能夠將內部工分與國家勞動票證等價兌換？這取決於總需求和上述討論的公社分配基金之間的關系。如果它們數量相等就沒有問題——在1:1的兌換率下，對國家勞動券的總需求，等於可供兌換的勞動券。假如公社保留了壹些緩沖庫存的勞動劵在手上（例如以儲備金的形式出現——參見第七章），需求和分配之間的臨時隨機偏差也不會是問題。但如果存在長期差異，那公社就不可能提供自由地等值兌換了。如果需求超出分配基金，那麽公社將不得不“低估”工分。例如，如果分配金有1000單位國家工作時間的價值，而在壹定時期需求量是1200工分，那麽穩定的交換比率就是1.2公社工分兌換1國家勞動券。

為了進壹步研究這個問題，討論壹組說明性的公社勞動賬戶（如表12.1）可能是有用的。從這個表中可以看到，可使用總工分等於（a）總分配基金（上面討論過的）加上（b）總的非基本內部工作。（關於後壹術語的定義，參見該表的註釋。）在這個案例中，它們的價值都是2200小時。但是，這裏的等值並不是圖表中說明數字選擇得比較特殊——從我們設想的會計關系得來的，只要公社的集體基金是平衡的，總收入就等於總支出。

給定平衡的集體基金，我們現在可以看出工分（work-unit）和國家勞動券之間可持續的1∶1的兌換率需要什麽條件。公社成員只能用他們可以支配的工分做兩件事：花在非基本內部勞動產品上，或者兌換成國家勞動票證二。所以，如果社員花在內部非基本需求商品和服務上的工分等於這壹領域的總勞動的量，那麽兌換國家勞動券的需求就恰好等於可用分配基金，壹對壹的兌換率就是可行的。在表12.1中，有2200可使用工分，而分配金是1000工分，另外有1200小時記在非基本內部工作。如果這1200可用工分用於購買非基本內部工作產品，那麽國家勞動券的供給和需求就都等於1000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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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1 壹組說明性的公社賬戶

“基本”內部工作指的是作為壹種權利可供公社成員使用的產品，而非基本內部工作的產品實際上是通過借記社員可支配工分賬戶的方式“出售”給社員。

那麽在這裏，可持續的1:1兌換率需要三種條件：公社必須正確地管理賬目；公社必須維持平衡的集體基金（就平均而言）；而且非基本內部勞動的預算要與公社成員的需求相同。勞動券相對於1:1兌換率下需求的持續短缺，就是違反了壹個或多個以上條件的信號。例如，假設公社提供給廚房中的非基本工作的工分要多於從就餐中“收取”的—-那麽勞動券的需求就會過多，這就會使得工分以低於等值的比率兌換。這是個簡單的會計問題。或許對就餐的工分“價格”太低；可以很容易修正。另壹方面，也可能存在真實的分配問題。如果投入到廚房的勞動相對於公社就餐需求過多了，這就需要對社員的勞動時間進行真正的再分配。

假設在外部經濟中是充分就業的。這就不是問題。公社並不需要扮演“最後雇主（employer of last resort）”的角色，在其內部活動中抹平過剩勞動。如果公社想要使工分保持平價的話，實際上並不需要這麽做。

這些論證都假設公社出於會計目的將內部勞動和外部勞動視為等值的。這就是說，公社已經決定將成員每小時的工作記為壹個工分，而不管他們是在公社內部工作還是為國家經濟工作。在這種情況中，交換比率必須統壹，而任何持續的偏離等值的壓力，都意味著會計錯誤或者勞動分配的錯誤。但原則上講，公社可以選擇讓外部勞動高於或者低於內部勞動。比如說某壹公社的成員都同意外部工作相比內部工作更沒有吸引力，因此認為給外部工作多付酬是公平的。壹致性（consistency）要求工分兌換率應該與用於會計目的的比率相壹致，所以如果公社認為對外部工作多付10%是合適的，那麽，壹個成員在國家經濟活動中工作壹小時應當記作1.1工分，而且兌換率也應維持在1.1個工分換取1勞動券。既然公社的目標之壹就是打破勞動的性別性別，確證人類平等的設想，我們就不應該推薦這樣的政策，而只是把它看做壹個可能性而已。

任務分配

公社在任務分配時，可以遵循兩個原則。在壹種情況下，公社可能把工作長期分配給社員。公社需要全職工人，全職廚師，全職育幼員等，而其他成員則為國家經濟全職工作。而在另壹種極端情況下，則是輪流執行任務，這樣壹個人可能先當壹天育幼員，再當壹天園丁，然後在接下來的三天中為國家經濟工作③。

這兩種辦法各有利弊。輪流工作降低了模式化地性別決定角色的風險，而長期任務分配能夠使人們對工作更熟練。任務輪值的激進形式會對國家經濟造成約束。國家經濟項目的效率會受到影響，假如他們都不能夠指望項目成員在每個工作日都會出現的話。

公社的法律性質

公社可以擁有自己的樓房，以及適合內部生產的生產工具，包括餐飲設備、爐子、攪拌機等等。另外，壹些輕型的運輸工具比如小轎車和面包車也屬於公社所有。假設他們從公共土地機構租用土地。如果公社有權跟公共機構簽訂合同的話，這對公社來說會是壹種便利。很顯然，他們要能夠與國家簽訂勞動供給合同，不過他們也可以簽訂合同使用公社勞動去運營整個項目四。這就意味著國家經濟租借給他們其他的生產工具。例如，公社可以經營壹塊城市區域內的牛奶遞送服務，送奶車也會租給他們。

公共政策

至於公社的建立，至少要組建壹個機構把想要組成公社的人聚在壹起——有點像“婚介所 (marriage bureau）”。除此之外,公共基金應該專門用來鼓勵建立公社。

他們會得到儲備的公有房屋或者給他們賒賬修建特地設計的公社住宅。稅收政策也會調整，對公社比對核心家庭更有利。另壹方面，如果公社相比家庭生活的確能夠帶來巨大的經濟收益，因此能夠為公社成員提供更高的生活水平，這就不太清楚他們是否願意長期享受官方支持。也許，社會主義政府希望鼓勵實驗，通過系統性地支持公社的過渡性政策來克服社會保守主義。

第十三章：論民主

在大眾心目中，烏托邦社會的實踐，總是同殘暴的獨裁以及對公民社會自由的壓迫聯系在壹起。考慮到我們這個世紀的歷史，這樣的結果是意料之中的。雖然在英國，人民日益認識到憲政改革的必要，但對這壹改變可能意味著什麽的設想卻很審慎。也許可以公開討論將權力下放到地方以及替代性的議會選舉制度，但廢除議會民主制度本身卻不可思議。本章的目標就在於去思考不可思議之事，具體而言，就是要論證壹種激進的民主體制。我們將勾勒出古代希臘民主的壹個現代版本，並且證明這種民主制度將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珠聯璧合。

民主與議會制度

歷史上最為諷刺的事情是，幾千年來都被視為寡頭政治標誌的投票選舉制度，竟然在當下被認定為民主的標誌。

在反烏托邦的小說《1984》之中，喬治奧威爾發明了“新話”（new speak）這個詞來諷刺英語語言的墮落，連“自由即是奴役”“戰爭即是和平”等說法都能被人們不加察覺地接受。他所暗指的，是語言對於我們思維的控制力。當權力當局可以重新定義詞語的意義之時，他們使得“顛覆”真就變成不可思議的了。“議會政治”就是“新話”的壹個例證：壹個被偽裝了的矛盾。讓我們重新回到古希臘民主意義之源頭。這個詞的另壹半含義，即是“權力”或者“統治”（power or rule）。因此我們有了獨裁政體——由壹人統治，以及貴族整體——由賢人，最好的人即精英統治。民主制度的意義在於由平民（demos）統治。大部分評論家將其翻譯為由“人民”（the people）所統治，但是平民（demos）有壹個更加具體的意義，那就是由普通人或者窮人統治。

亞裏士多德在描述他所處時代的民主制度時，對於民主即是由窮人所統治這壹事實有清晰的認識。對於認為民主僅僅意味著由多數人統治，他給出了如下的例子作為反駁：

假設壹個城邦共有壹千三百人，其中壹千為富人：倘使這壹千人占據了治權。對那三百個出身貧窮而同他們相等的自由人全不分配公職，人們總不能說這是平民政體!（《政治學》中文版，商務印書館，1290b）

但是他所言是他的假設，“畢竟現實是富人在哪裏都是少數，而窮人在哪裏都是多數”。於是他給出的具體的定義即是：

“我們可以認為大部分自由民並不富有但占據多數並行使主權的地方是民主制度。由富人以及出身高貴之少數人統治的則是寡頭政體。”

就任用行政人員而論，他進壹步說道，在希臘“抓鬮（抽簽）法素來被認為屬於平民性質，選舉法則屬於寡頭性質。”（《政治學》中文版，商務印書館，1294b）

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家所謂的民主程序，應該叫做psephonomic程序（希臘 psephos: 用紙票來投票）才更為準確。通過粉飾階級關系的實質，那些意識形態將投票的權利與對於權力的運用加以混淆。事實上，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都是財閥寡頭制政體。財閥制度即是有錢人的統治；寡頭政體即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統治。

上述即是現代國家的獨特原則。現代國家，被弗朗西斯福山稱之為歷史的終結，是自羅馬共和國以來最佳的階級統治模式。然而當它行使精神和世俗的霸權之時，卻總像是在排除所有的競爭。有效的力量處於壹系列同心圓的之中。當他們通過議會或者內閣與首相或者總統接觸的時候，這些同心圓便會聚集收縮，成為貴族制。這壹權力以資本的名義公開地被形式，現在所有人都接受了政府的職能是服務於商業目的的說法。而國家的最高目的就是財閥制度。

財閥集團的權力產生於其對雇傭勞動的控制。支配與被支配的關系的專政本質，並沒有因為投票的權力而被廢除。Psephonomia或者說選舉，只是選擇個別寡頭的程序罷了。選舉的程序同時賦予了寡頭們統治的合法性，使他們能夠從底層階級中招募最“好”和最精力充沛的成員。即便是最好的情況，選舉也不過是將寡頭制變成貴族統治。

亞裏士多德將寡頭制視為對貴族制的背離：

“無論怎樣試圖從字面上區分貴族制和寡頭制，貴族制描述了壹種基於美德而非基於財富的統治。然而寡頭制在富人以及受良好教育的上層階級並存的所有地方，都已經被看做是貴族制。”(《政治學》，1293)

用“精英管理”取代“貴族政治”這壹用詞的變化，集中體現了自19世紀初以來英國社會的歷史性變化，即議會向那些有美德但不壹定具有優越出生的人開放。但是關鍵問題並不在於那些出生微賤的個人被招募來擔任公職，而是誰掌握權力。所有其他的都是虛幻的。

“區分寡頭制和民主制的是統治者財富的多寡。其本質，是政治權力衍生於經濟財富權力……即是寡頭制。不具有財富的人擁有權力即是民主制。恰好像我們方才所說，世上常常是富戶少而窮人多。”（《政治學》，1279）

代議制政府和民主是兩個相反的兩個極端。民主制度是基於窮人和沒有地位的人的多數人的統治；代議制，是職業政客的統治，而他們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階級立場上都是屬於寡頭制度。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撰寫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時，明確地追隨亞裏士多德對民主的定義，其中寫道，“工人革命的第壹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暴力推翻貴族政府，建立無產階級統治，對於共產主義的創始人來說，和民主制度是等同的。他們在1852年就講過，無產階級統治即是無產階級專政。

“獨裁者”產生於羅馬共和國而非希臘。它指的是在緊急狀況下，壹個個人按照法律條文被授予暫時進行統治的權力。然而這種臨時性的獨裁權，有變質為終生統治的自然傾向。列寧和斯大林就曾是羅馬共和國意義上的獨裁者。但是這是馬克思意義上的無產階級的專政麽？當然不是。他所指的是壹種不受保衛私有財產的根深蒂固的憲法權利約束的大眾民主制度。兩千五百年前的亞裏士多德是這樣描述這種民主制度的：

又壹種平民政體同上述這壹種類似，凡屬公民皆可受職，但其政事的最後裁斷不是決定於法律而是決定於群眾，在這種政體中，[依公民決議所宣布的]“命令”就可以代替“法律”。以法律為依歸的平民政體，主持公議的人物都是較高尚的公民，這就不會有“德謨咯葛”（德謨咯葛本意為“平民領袖”，其人常常為公民大會的“演說家”，舊譯為“奸雄”或“民眾煽動家”。——中文譯註）。德謨咯葛只產生在不以法律為最高權威的城邦中。這裏，民眾成為壹個集體的君主；原來只是壹個個的普通公民，現在合並為壹個團體而掌握了政權，稱尊於城邦。（《政治學》，商務印書館，1292）

那麽這些群眾煽動者們提出什麽呢？共產主義式的措施比如取消債務和財產的再分配。壹

壹個民主制度要對於無產階級有用，群眾必須成為統治者，能夠不受法律規則的約束，頒布違背成熟的土地和資本財產權的法令。

傑瑞米柯賓

直接民主還是蘇維埃式民主？

在左翼歷史中，有另外兩種可選的制度能夠替代議會制：蘇維埃制度以及共產黨專政。後者統治了蘇聯和東歐半個多世紀。然而今天，它早已崩塌，只有極少數西方人依舊支持這種制度。不過，依舊有許多人多愁善感地眷戀蘇維埃的理念。還未被列寧式專政敗壞的蘇維埃，被視為無產階級權力的最初的清白形式。我們在此特意用了“多愁善感”壹詞，是因為他們中許多人雖在內心深處向往蘇維埃體制，卻十分願意以“現實主義”為借口接受議會政府。蘇維埃的構想成為了某種道德保障機制。

這並非低估了蘇維埃的信奉者作為暴動機構對於推翻議會政治的重要性。但我們可以根據歷史經驗做出某些概括：

(1)，只有在壹個專制制度或絕對君主制度被推翻之時，才傾向於形成蘇維埃制度。他們似乎很難從議會制度下產生。

(2)，蘇維埃制度僅僅當他們被武裝（成為工人士兵的蘇維埃）之時才會產生革命的影響力。只有在軍事上失敗的情況下，才會形成武裝的蘇維埃：1871年的法國、1905年和1917年的俄羅斯、1919年的匈牙利，1975年的葡萄牙。

(3)，只有當蘇維埃被壹群意誌堅定且具有凝聚力的革命者帶領，才能推翻現有統治。否則，就像巴黎公社那樣，或是葡萄牙革命的工人委員會，他們無法抑制地傾向於脫離當時的國家權力，直到他們自我解體為止。

(4)，他們為壹黨國家提供了理想的中介。這是因為他們建立了壹套受限制的公民權，以及從低級到高級蘇維埃的間接選舉制度。這樣就有利於團結共產主義者中潛在的大多數。這樣的共產主義統治很可能是任何資產階級統治被推翻的先決條件。

蘇維埃是短暫的過渡階段而不是壹個可持續的國家體制形式。壹旦這樣的制度被規定下來，就很有必要將原先的制度進行修改並寫下來，以確定誰有以及誰沒有投票權。委員會不能僅僅模糊地由工廠工人和士兵組成。然後就會有通過普選定義區域憲政的壓力：因此就有了1936年的斯大林憲法。缺乏詳細明確的備選憲法方案的話，蘇維埃政權會很容易發展為壹黨專制或者資產階級代議制。

對於斯大林主義（乃至列寧主義）之前的純粹蘇維埃民主的懷念，來自對列寧《國家與革命》的無批判的接受，是壹種不假思索的思鄉情結。在這本書中，列寧為馬恩思想，尤其是他們對於第壹個工人階級政權——巴黎公社的反思，做了精彩的辯護。基於俄羅斯的現狀，他認為應當“破壞全部舊的國家機器而鬥爭，使武裝的無產階級自己成為政府”（列寧，《國家與革命》中文版第六章）。可惜的是，這樣壹種真正的民主國家，工兵代表蘇維埃，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成了相當不同的東西。

用托洛茨基的話來說，蘇聯的歷史進程是布爾什維克政黨代替了無產階級，中央委員會代替了黨，最高領導人代替了中央委員會。這些都是人盡皆知的事情，不需要再強調。這壹列寧時代就已經確立了的進程，在斯大林手裏走到最後。

新制度的西方社會主義者批評家通常都贊同《國家與革命》中的理論概述。他們只是強調列寧的理論與後來的實踐之間的矛盾。壹些人責怪列寧和他的政黨理論，還有些人責怪當時俄國艱苦的社會環境，抑或是斯大林、赫魯曉夫或者戈爾巴喬夫。但是很少有人將矛頭對準列寧最初描繪工人委員會的構想。

僅僅對比理論和實踐，好的動機與骯臟的行為，這並不是批判。相反，我們必須要弄清楚由《國家與革命》中的理論模型導向蘇聯實踐之間的內在邏輯。這個模型描繪了壹個從工廠工人與士兵當中選取市級、省級乃至國家級會議代理人來組成最高蘇維埃的體系。為了保證代理人對工人負責，代表們必須服從罷免，並且他們只收取與工人的平均工資。後面的條款源於巴黎公社的經驗。針對伯恩斯坦將巴黎公社謂為向原始民主制度的倒退的嘲弄，列寧如此辯護道：

“如果不在某種程度上‘返回’到‘原始的’民主制度，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因為，不這樣做，怎麽能夠過渡到由大多數居民以至全體居民行使國家職能呢？）”（列寧，《國家與革命》中文版，第三章）

這壹章很關鍵。這個反問句也是恰當的。但是在壹個半世紀之後的今天，我們必須要問，列寧對於“原始”的理解是否足夠深刻。原始民主的典型特征是，所有的市民被無壹例外地召集來執行國家的職能。但是這樣執行的制度比列寧能夠設想的壹切都要激進得多。

古典民主制度

所有市民二的多數投票進行統治，是古希臘民主（demonkratia)最初以及最主要特征。壹般是通過公民大會（eklesia）上的舉手表決。平民（demos）主權並不是像在資產階級制度中壹樣，委托給的選舉產生的職業政治家的議會。與之相反，普通的勞動人民，即當時的農民和商人，聚集在壹起探討、辯論以及投票表決與他們自身利益切實相關的問題。③通過五百人會議(Boule)而不是“政府”來執行行政職能。與現在財閥統治的議會不同，五百人會議不是由選舉，而是由抽簽決定的。會議的職位會輪換，個人在服務壹年之後，也會被更換。四

這個會議沒有任何立法權，而僅僅是負責頒布公民大會決定的政策。每個市民都有權在公民大會上發言和表決，還能得到報酬，用於彌補由於參加會議而造成的收入損失。

第二個重要的機構，是陪審法庭（dikasteria）。這些法庭沒有法官，審判官員（dicast）同時扮演裁判和陪審員的角色。他們使用選票和分配機器的復雜程序，以抽簽的方式從市民中選擇審判官員。壹旦法庭上投票產生結果，則無法上訴。亞裏士多德認為，平民通過控制陪審法庭來控制議會。

人們對選舉充滿疑慮，從不使用選舉選擇官員，軍事官員除外。亞裏士多德說過，選舉制是貴族的而非民主的；選舉制引入了獨立選擇的機制以及對於‘最好的人’，即aristoi，來代替所有人組成的政府。（《政治學》，1300）。亞裏士多德的意思對於任何馬克思主義者都是顯而易見的。在階級社會裏，“最好的人”就是那些富裕的人。窮人作為社會渣滓和烏合之眾，當然“不適合”成為候選人。財富和聲望密切相關。只有當選擇像軍事指揮官這種特殊能力必不可少的職位的時候，選舉才被認為是安全。我們政治軍事制與之形成極其鮮明的對比。

由於行政機構由抽簽產生，任何人都有可能被召去服務，這就造成人民的高度政治化。

“每壹個人所關心的，不僅是他自己的事務，而且也關心國家的事務：就是那些最忙於他們自己的事務的人，對於壹般事務也是熟悉的——這就是我們的特點：壹個不關心政治的人，我們不說他是壹個註意自己事務的人，而說他根本沒有事務。”伍

盡管列寧希望點心師治國，他卻未能構想出實現這個夢想所需要的憲政形式。關於工人國家，列寧寫道：

“代表機構仍然存在，然而議會制這種特殊的制度，這種立法和行政的分工，這種議員們享有的特權地位，在這裏是不存在的。沒有代表機構，我們不可能想象什麽民主，即使是無產階級民主。” （《國家與革命》）

列寧在這裏完全沒有抓住問題的關鍵。議會制政府的國家形式之所以適合於有產階級利益的形式，因為其基本原則是選舉。亞裏士多德很早之前就指出，這是壹條反民主的原則。無產階級獨裁可以由壹個選舉會議建立起來，就像在巴黎公社那樣，選舉人和候選人都只來自無產階級。但是這種制度無法通過選舉長期維持。

“民主集中制”——壹條死胡同

列寧的“民主集中制”的概念從根本上就是有瑕疵的，因為它試圖在階級統治的工具即選舉制之上建立民主。根據這壹制度，有階級意識的工人階級優秀成員被組織在共產黨裏，通過工人委員會制度中選舉出來組建工人政府。雖然選票被限制在工人之中，但這壹事實並不能防止選舉制度成為壹種經典意義上的貴族制度。政治成為了政客的專職。像所有的貴族制度，會墮落為自私自利的寡頭制，並最終被“誠實的”資產階級財閥統治取代。

有人認為罷免權是對這壹過程的壹種有效的約束機制，這是很可笑的。罷免權作為條款被寫入美國亞利桑那州的州憲法以及斯大林的蘇聯憲法當中，卻沒有什麽明顯的影響。罷免壹名官員需要募集成百上千的簽名。同定期選舉相比，罷免註定是罕見的事件。但如果選舉制就約束不住官員，為什麽罷免制就行呢？至於官員的工資不超過工人的平均工資這壹條，誰來執行它呢？什麽可以防止選舉出來的官員為他們自己的其他利益投票呢？

民主制度在當下依舊可能麽？

在約翰·布萊尼姆(John Burnheim)最近的壹本書《民主的可能性》（1985）中，他提出壹種被他稱為“demarchy”（此術語是布萊尼姆自創，表示壹種不同於當前選舉制的政治制度。這壹制度沒有政府和官僚制，而是基於各種隨機選取的決策者團體。——譯者註）的制度體系，這與古典民主制度極其相似。他想象出壹種不同於民主國家的系統。權力在這個系統內是去中心化的，而決策過程由代表團中的代表進行，代表則是以抽簽的方式，從與某個審議中的問題有正當的相關物質利益的人中選出。⑥

民主制度的倡導者，似乎對20世紀官僚主義國家提出了激烈的指責。但矛盾的是，經典民主制度的實踐卻是如此地新奇和陌生，以至於人們極有可能不自覺地抵制這種實踐。真正的民主制度的倡導者必須需要發起壹個令人信服的提案，並回應壹般性的反對意見。

現代政治學在感情上完全是精英主義的。他們認為，現代國家的復雜性到了這樣的程度，以至於只有專業政治精英才能應付。雖然古代雅典的市民也許能夠運營壹個普通城市國家，但是他們在面對現代國家的全職官僚體系時就會措手不及了。因此，我們需要全職政治家們和有報酬的智囊團。

事實上，我們知道這些全職政治家們在面對堅決的行政部門時，並沒有實際的力量，更無法激烈地質疑給他們提供事業機會的現有體制。更根本的問題在於，對專業技能的論證混淆了兩件事。壹方面，在諸如公共健康、技術以及軍事等領域的具體問題上，存在技術專家知識的問題；但另壹方面，還有普羅泰格拉所謂的“politike techne”，即政治判斷的藝術。普羅泰格拉認為所有人都平等地擁有這樣的政治判斷能力。在處理利益分配問題上，Drumchaple的店員和威斯敏斯特市的議員具有同等的決策能力，考慮到他們都不具備所謂相關的專門知識。

另壹個反對經典民主制度的常見說法是，這壹民主是奴隸主的民主，因此什麽也不能教給給我們。壹方面這種反對意見恰好是不相關的：直接民主制度的現代倡導者並不準備重新引入奴隸制度。此外，這個觀點是以對古希臘社會的錯誤觀念為基礎的。雅典並不是奴隸主的政治，而是自由公民的民主。奴隸被排除在公民之外，但是大多數的公民並非奴隸主。大量的平民（demos）由貧窮的農民以及工匠組成。德謨克拉西（demokratia）的體制，是他在反對富人階層即大地主大奴隸主們的階級鬥爭中使用的工具。後者更贊同寡頭制度制度，並最終在羅馬帝國的幫助下強行實施了這壹制度。

壹個更加乏味的反對意見聚焦於規模問題。不可能把現代國家這麽多公民都集中在廣場上來討論國家事務。但這個觀點忽視了現代科技的力量。電視技術已經造就了地球村。七在每壹臺電視上裝壹個控制臺，讓我們每次電視討論後進行投票。這在技術上不成問題。時事欄目定期抽取觀眾對政治家進行問責。在節目上，普通民眾對政治家進行問責，其嚴厲程度遠超過通常質詢他們的二流政客。他們會讓壹個普通婦女就阿根廷戰爭中沈沒的貝爾格拉諾號，對撒切爾進行問責。我們有充分的信心去相信民眾有能力在每次辯論之後進行重大政治決策。

現代國家，如我們所言，是基於中心化等級化的原則。民主制度則提供了壹個不同的模型。在民主制度下並沒有政府、沒有首相，沒有總統也沒有政府首腦。國家主權力量是在人民大會手裏。國家的特定職能由抽簽產生的法庭或官員執行。權力既不會壹直在底層也不會壹直在高層，而是分散的。我們可以大致設想這些理念在今天可以如何實行。在壹個層面上，人民主權可以通過電視辯論之後的電子投票來行使。為了保證人們得以普遍行使這種權力，電視以及投票電話作為憲法權利應無償提供。這就類似於雅典給窮人參與陪審法庭之類公職的津貼。

由於只有壹小部分要在國家範圍內作出的決議需要讓全民投票表決，其他公共機構可以由有多數票的陪審法庭進行監督。廣播部門，水源管理局，郵政以及鐵路部門都需要處於委員會的監督下。這些委員會的委員是從對應機構的用戶和工人中抽簽產生的。這樣的委員會不對任何政府部長負責。恰恰相反，民主制度依賴的原則是，壹個足夠龐大隨機樣本能夠代表全體人民。處於民主制度下的每壹個個體都有可能在某個時候被召去服務於某種委員會。並非所有人都會服務於某個國家級的委員會，但是每個人都有望參加某個學校委員會，地方健康委員會或是工廠委員會。如果人們都直接參與國家的管理，我們就不會再見到作為現代選民典型特征的憤世嫉俗和政治冷漠了。

民主與計劃

對於經濟計劃，我們可以設想這樣壹個制度。其中有兩個由專業經濟學家組成的團隊，各自制定的計劃，然後由計劃陪審團從中選擇壹個。只有最重大的抉擇（稅收水平、投資占國家收入的百分比、健康、教育等等）需要用直接普遍投票的方式表決。

前面章節提出的勞動時間決定價格的體系的重大優勢之壹是，它將國家預算政策的問題翻譯成每個國民都能夠理解的術語。而現在只有少數專業經濟學家和經濟學媒體人能夠對預算做出正確的評估。要理解預算，就需要知道以英鎊為計算單位的國家收入有多大。這從壹開始就把大多數人排除在外了。然後，還要知道國民收入各種類別的收入者中的分配如何,由此估計不同收入所得稅水平的回報。還需要知道銷售了多少英鎊的增值稅商品，以及從中得到的消費稅額。而在國家預算的另壹面，還必須知道不同政府支出項目以及通脹補貼的費用估算。要全面理解政府財政收支，則需要只有財政才能得到的大量數據。

用勞動時間為單位來表達的話，整個事情就會變得更加容易理解。人們很容易理解，每周有三小時的勞動貢獻給了健康事業，四小時支持了教育事業。如果年度投票單列出了公共支出的主要種類以及他們每項每周需要花費的勞動時間，人們看到投票單後，在到底願意在這些服務上的付出更多或者更少的問題上，會形成自己的觀點。

假設對於健康服務的支出，有人希望投票增加x％，有人希望不變，而有人希望減少x％。⑧這些投票都會被記錄，並取得平均數，來增加或者減少國民保健體系預算。電子“投票單”很容易讓人們必須做出不矛盾的選擇。（例如，他們不能投票要求在所有方面都增加百分之百的投入！）

幾年之後，可以預見支出水平能夠穩定下來，然後隨著民意緩慢改變。在通常狀況下，希望增加和減少預算的人將大致持平，故而任何改變都會很微小。

盡管在財政支出水平方面進行民主決策是可行的，但對稅收的獨立的民主控制卻不能與之相結合。如果稅收和預算取決於不同投票結果，那麽財政收支平衡就無法得到保證。（美國國會的預算和稅收都是通過壹系列不壹致的投票決議來決定，其惡果也是眾人皆知的。）更確切地說，單壹基本稅水平會自動調整，以支付人們投票決定的支出，以及形成其它收入形式如房租的津貼。選民在國家預算的支出方面下決定時，必須考慮到稅收的影響。作為這壹問題上的壹個變量，選民可能首先要選擇總體支出的水平（因此還有稅收水平）。然後當她在某個公共支出類別上做出自己的決定時，“投票單”程序會表明在壹個領域內投票作出的支出改變對預算的其他方面帶來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