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资本主义，拒绝一国两制

傑瑞米柯賓

轉賬的方法曾經為補救金屬貨幣之不足而被廣泛地采用過。至少在中世紀的歐洲便是如此。這是因為大部分商人都在商業銀行家的店鋪裏立有往來帳。商人在購買商品時就通知銀行把該付的款子記在他們往來賬上的負債項目下，同時也記在向他們出售商品的人的債權項目下。同樣，商人出售商品時就通知銀行把別人欠他們的錢記在他們賬目中的債權項目下，並把相應的壹筆錢數記入有關買主的負債項目下。每到壹定時期，每壹個商人的往來賬便就負債及債權兩項進行壹次結算，用自己在銀行裏的存款來付賬，有的時候則補交必要的現金。這種轉賬制度主要是依靠十三世紀的國際大市集來獲得發展的，通過轉賬制度，中世紀社會節約了大量現金：

　　“這些集中了地中海東岸諸國香料貿易和西方國家布匹貿易的大市集是用清算的辦法來支付貨款的。總之，在特羅亞和普羅文斯，人們很少經手貨幣，在那裏進行的主要是記賬買賣。大市集結束時，兌換商們的店鋪就成了真正的票據交換所。所有付清的債款還可以用支付傭金的辦法從這壹次市集轉到下壹次市集（26）。”

　　羅佛在布魯日十四世紀和十五世紀當地銀行的賬冊中發現好幾千張轉賬通知書。羅佛認為銀行存款當時已經成了真正的貨幣（27）。人們所說的賬面貨幣就是用銀行轉賬來作的交易和付款手段，因為資金的轉移是通過在銀行賬冊上記壹筆賬的辦法來進行的。

　　付款通知單和期票以及賬面貨幣等可以被當作金屬貨幣，用來進行壹系列的貨幣交易。但是這種貨幣代用符號所代表的是壹種信用貨幣，因為人們只是在信任開發這種符號的本人（或是信任轉賬銀行）的情況下才會接受它來作為支付手段的。這是壹種私人信用貨幣，因為它是由私人發行的。

　　金屬貨幣代用符號充當交換工具和諸般商品等價物的壹個不可缺少的條件是要最後可以兌成金屬貨幣，即壹般等價物。私人信用貨幣的流通總是意味到最後要支付被人們普遍接受的公用貨幣。每壹個商人都當然要完全負責使自己發行的票據能夠兌現。倘若這些票據到最後不能兌現，商人便破產，握有這些票據的人便失掉墊付過的金錢。因此，從定義上說，私人信用貨幣是壹種信貸形式，壹種信貸貨幣，作為金屬貨幣等價物，它的等價程度如何，取決於這壹貨幣發行人的支付能力。

公共信用貨幣的起源


　　但是由私人作出努力以補救金屬貨幣之不足也有其古怪的地方。從定義來說，貨幣或壹般等價物乃是壹種社會性工具，它所應當做的恰正是要取消存在於商品之中的那些純屬私有性的東西，好讓交換可以在時間上、空間上受限制最小的情況下來獲得發展。貨幣代用符號的使用取決於個體市民的支付能力，日子久了它就不能再盡到這種社會性的職能。因此，商業資本的發展便要求建立壹些公共的貨幣代用符號，也就是說要求建立壹種公共信用貨幣。從歷史上看，公共信用貨幣的起源系來自私人信用貨幣的第三種形式，即起著鈔票作用的各種存款收據。這種存款收據的發源地是中國。

　　中國早在周朝時期（紀元前1134——256年）就已經有了商業票據（28）。紀元後九世紀，由於發生了嚴重的金屬貨幣荒，到各省省會來的商人們的習慣是把他們的貴金屬存放在壹些私人那裏，然後再把從這些私人那裏取得的存款收據拿去流通（29）。這種私人信用貨幣的名稱是飛錢。中央政府禁止這樣做，因為它害怕貴重金屬的流通會因此而絕跡。但是由於的的確確存在著現金荒，連中央政府自己也不得不於812年在京師設置了存錢局。存戶可以憑著皇家存錢局發給的收據或存款票據向該局在各省的任何壹家支局去兌換金屬鑄幣。稍後，到了十世紀，又成立了“便換所”來對這項制度進行統籌管理。

　　便換所當時發出的存款收據仍然是記名式的。但是到了十壹世紀初，四川省的鐵鑄金屬貨幣由於分量過重妨礙了商品的流通，於是商人們便決定把它的流通完全取消。十六家殷實商號把自己的全部金屬湊集起來發行了支付券，支付券上不再記名，成立不記名式的支付券。支付券的後備金就是上述全部金屬貨幣，支付券的使命是要取代流通中的全部金屬貨幣。由於這些鈔票的發行不慎，商人們都破了產。於是中央政府便親自出面，於1021年在四川成立了壹家銀行來發行官鈔。又過了兩年，這些官鈔開始在全國流通。隨後又特地成立了壹家銀行來發行和兌換這種貨幣。到了1161年，流通中的紙幣數量已經高達四千壹百四十七萬貫，而金屬鑄幣卻總共才有七十萬貫，元朝和明朝時期，紙幣仍然占主要地位，但是發生了多次貶值和通貨膨脹。明朝覆滅的部分原因就是紙幣通貨惡性膨脹。[③]經過這次災難之後，清朝從十七世紀起便取締了紙幣，直到十九世紀中葉它才又在中國重新出現了。

公共信用貨幣的形成。第壹源泉：貼現


　　公共信用貨幣或銀行券的古典形式是在英國產生的。銀行券的前身是私人信用貨幣“金匠券”。金匠券也出自這個國家。開始時，英國商人曾經把他們的私有珠寶和錢幣存在國王那裏。但是到了1604年，查理壹世由於面臨著日益嚴重的財政困難沒收了這些財產。商人們從此便習慣於把他們的財物存放在金匠鋪，換取金匠鋪開發的存款收據，名之曰“金匠券”。以後，當金匠鋪開始自命為銀行時，“金匠券”又改稱為“銀行券”（31）。

　　開始時，銀行券是按照存款總額來發行的。倘若中途存戶把存款提走了壹部分，銀行券上就註明已經提走多少。後來，銀行券上的記載成了固定的數額，存戶拿到的是好幾張銀行券，加起來的總數同存款相等。蘇格蘭的私人銀行和1697年成立的英吉利銀行也先後采用這種形式發行了銀行券（32）。

　　然而，從某壹個時期起，蘇格蘭銀行家和金匠鋪開始把不歸他們所有的金屬儲備用來向第三者貸放。他們發放這種貸款便取得了對於第三者的債權。從這以後，在社會上流通的信用貨幣就不再單單由金屬儲備擔保兌換，而是同時也由對第三者的債權來擔保兌換（壹項債權由另壹項債權來擔保）。英吉利銀行在1697年成立時發行的銀行券，壹方面由它自己的金屬儲備予以擔保，同時也由國家對該銀行的負債來加以擔保（33）。

　　經驗告訴銀行家們，用對第三者的債權來擔保兌換的銀行券可以發行到壹定的限度（例如發行到金屬庫存的三倍或四倍），因為公眾是絕不會把他們的銀行券全部拿來壹下子都兌成金屬貨幣的。慢慢地，到十八世紀期間，英吉利銀行研究出來了壹套機構，通過這套機構，銀行券的發行額，既取決於銀行的金屬儲備，又取決於貼現，起初是單單指公共證券的貼現，以後兼指商業證券的貼現（34）。在整個十九世紀，起初是壹般貼現，其後特別是商業票據再貼現，不但在英國、而且在每壹個資本主義國家裏，是形成銀行券或公共信用貨幣的主要源泉。

　　發行銀行就壹張票據進行貼現（或再貼現）時，它先在票額內扣除利息，然後把余額付給票據所有人（或銀行）。這樣壹來，銀行就把壹批與此款額相等的銀行券投入了流通。票據到期時，發行銀行就反過來又把這筆款子收回，把同量數額的銀行券又從流通中抽回，由此可見，掌握在發行銀行手中的票據數量的增減，決定著流通紙幣數量的增減。提請貼現的商業票據數量，經濟情況良好就增加，經濟發生危機或不景氣就減少，因此，發行紙幣由貼過現的票據來擔保兌換，是壹種十分靈活的貨幣手段，能使貨幣儲備適應當時經濟所需要的交換手段（35）。

公共信用貨幣的形成。第二源泉：透支


　　只要票據貼現是流通信貸的主要形式，中央發行銀行的貼現及再貼現業務便總是流通中的絕大部分信用貨幣的來源。但是，銀行透支壹旦作為短期信貸的主要形式取代了貼現的時候——英國早在十九世紀末，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則在二十世紀初，就已然如此——銀行存款（賬面貨幣）的流通便成了貨幣流通的主要成分。

　　資本家只不過把他們流動資本中的壹小部分用現金的形式保留下來，而把其中的絕大部分存入銀行。銀行家好比是資本家的賬房，把資本家欠別人的款項付出去，把別人付給資本家的款項收進來。所有這些收支都並不過手現金，而是通過壹筆賬、通過支票[伍]或轉賬來進行。

　　人們可能會認為這種賬面貨幣的來源是存戶們的現金付款。這只是對了壹部分。銀行存款中的很大壹部分並非來自銀行存戶存進的現款，而是銀行為資本家們在往來賬上作出的透支。正是這種貸款形成了存款：

　　“存款總額來源於銀行本身的活動。當銀行發放貸款、答應提取的款項可以超出存款實額並且收買有價證券時，它便在自己的賬冊中載列了同存款數額相等的貸方科目（39）。”

　　這樣形成的銀行存款——至少是活期存款——實際上成了貨幣，因為這種存款在全國範圍內都可以被用來進行任何購買和付款業務。這是壹種信用貨幣，因為它的流通歸根結蒂取決於銀行方面的良好經營和支付能力，而並非取決於壹般等價物的固有價值。這種存款還是壹種公共信用貨幣，因為，在所有的先進國家裏，每壹家重要銀行都通過壹種明確的制度同中央發行銀行有著聯系，使得賬面貨幣可以兌換成發行銀行的銀行券。

　　銀行向資本家發放的信貸，很大壹部分是活期存款的源泉。這種貸款都是要拿去使用的。銀行之所以設置存款，為的就是讓它流通。倘若壹家銀行答應某甲在往來賬上透支，從而使某甲的存款增加了四百萬到六百萬法郎，某甲就會使用這六百萬法郎去償付他欠某乙的債務，或者是去向某丙購買商品。這些不同的資本家也俱都在銀行裏各有各的往來賬。倘若大家的往來賬都設立在同壹家銀行裏，這些手續便都會通過劃賬的辦法來辦理，用不著轉手任何銀行券。六百萬法郎只不過是由某甲的賬上轉到某丙的賬上去。倘若某乙的往來賬是開在另外壹家銀行裏的，那就只有在這另外壹家銀行不必向某甲的銀行解繳等額款項的情況下，才會產生為債務結算而過手現金的必要。實際上，為了這種目的而特地設置的票據交換所把此壹銀行須向彼壹銀行轉移的現金減少到了最低限度。[⑥]
　　肯定地說，每壹家銀行只要得到其他銀行的信任並經中央銀行許可它在該行增加負債科目，便可以增加透支，發行賬面貨幣（41）。銀行家憑經驗知道，在正常情況下，公眾向銀行提取的現款只占存款總額比較小的壹部分。[七]因此，只要這些存款不超出所謂“兌現系數”或現款系數的壹定比例（也就是說最低庫存對存款總額的百分比），銀行就壹般能夠從事透支業務，發行賬面貨幣。在特殊時刻，中央銀行必須進行幹預，以免由於這種信用制度的垮臺而引起整個貨幣制度的垮臺。為了避免闖禍，大多數先進國家都由政府規定了“兌換系數”。[⑧]
　　自從1946年以來，這種系數在英國是8%（43）。在美國，對於各大銀行的活期存款是24%；在比利時，對於短期存款是4%，在瑞典和意大利是25%，等等。此外，在比利時，短期存款總額的65%系由公債來擔保兌換（44）。

　　由此可見，賬面貨幣在貨幣總額裏占了極大的比重，也就是說，在壹定國家中流通著的整個交換手段和支付手段裏占了極大的比重。正因為這樣，1952年，賬面貨幣占了美國貨幣總額的78.6%，在英國占74%，在澳洲占65%，在意大利占51%，等等（45）。另外，在這方面還須要補充壹點，即壹般說來，賬面貨幣的流通速度比銀行券的流通速度要快（46）。

公共信用貨幣的形成。第三源泉：預算赤字


　　由貼現或透支等形成的公共信用貨幣是和經濟制度的固有需要——信貸需要、交換需要、支付需要等——相適應的。由國家來控制這種信用貨幣的形成，這是和現代資本主義內部、隨著交換關系的越來越錯綜復雜、貨幣越來越不容置疑的社會性相適應的。但是這種為使經濟順利發展而必不可少的控制卻同時又會是各種紊亂的根源。

　　紙幣的發行是由國家來控制的，貨幣總額的大小歸根結蒂是由國家來決定的。但是國家本身既是買者又是賣者，因此它既需要交換手段，也需要支付手段。早在公共信用貨幣剛剛產生時，控制著這種貨幣的發行額的各國政府就已經企圖假借它來滿足自己的需要。最早的發行紙幣的經驗都毫無例外地帶來了災難性的通貨膨脹。韃靼皇帝忽必烈可汗統治中國的時期就曾經有過這種情形。當時，在中國流通的紙幣總額達到了二億四千九百六十五萬二千二百九十貫，這在當時是不可思議的（47）。其他大陸各國的早期經驗也是壹樣，十七世紀英法等國在美洲殖民地用的“卡紙貨幣”（monnaies de carte），美國在獨立戰爭時期發行的“大陸紙幣”（monnaie continentale），法國在大革命時期發行的信用券等等，就是這種例子（48）。

　　即便是在按照正統貨幣最嚴格的原則來治理的資產階級國家裏，某種季節性和周期性的現款需要激增（例如在發付官俸的前夕）也不可避免地迫使國家向發行銀行舉債。這種債務的增加表現為貨幣額增加。在正常情況下，這種追加的貨幣量過後又會被吸收回來。但是，倘若國家多發行貨幣是為了應付長期的財政支出，或者，更壞壹些，是為了應付預算赤字，那麽，在追加的商品量不足以適應流通過程中在這壹追加的貨幣量時，就會出現貨幣貶值的危機（49）。

社會必需的貨幣額


　　由此可見，賬面貨幣這座金字塔是整個建立在紙幣的基礎之上的。就像前面已經指出的那樣，私人信用貨幣也是如此。任何信貸貨幣都需要壹定的貨幣量來作為最後的支付手段。因為這實際上是壹定的債權量。這些債權在劃賬之後仍須獲得最終的清償。由此可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投入流通的貨幣量必須要起兩種作用：構成進入這種流通的商品的等價物（貨幣這時是流通工具）：把那些互相抵銷的債權計算在內的同時，表現為到期債權的對等物（貨幣這時是支付工具）。在這裏，我們又看到了前面已經講過的貨幣的兩種職能。

　　貨幣是支付手段，可以用來償付債款；貨幣也是流通手段，它有著壹定的流通速度。同是壹筆金錢，可以在壹段壹定的時間內從壹個人之手轉入另壹個人之手，從壹家公司轉到另壹家公司，連續進行壹連串支付。因此我們就得出了下面為了進行壹切付款（例如壹個月之中）所必需的貨幣量的公式：
（債務總額－互相抵消的支付總額）/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


　　把商品流通所必需的貨幣額同償付債權所必需的貨幣額加在壹起，就可以得出為資本主義經濟得以順利進行所必需的貨幣總額。必需考慮到這樣壹點，即同壹張銀行券可以相繼用來購買壹件商品，然後由商品出售者去清理壹宗債權。因此在壹定時間內經濟所必需的貨幣額應該等於：

　　{(流通中商品的價格總和)/貨幣作為流通手段的流通速度}＋{（應付債務的總和－互相抵消債務的總和）/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相繼被用來作為流通工具和支付工具的貨幣總和}

　　通過這個公式可以立刻看出，為使經濟能夠順利進行所必需的貨幣額具有很大的伸縮性，這種貨幣額在壹個月之間不斷地發生變動。例如，在每月初壹到期的時候，需要作為支付手段的貨幣要比壹個星期以後多得多。同時，社會必需的貨幣額還隨著情況的波動而波動。這個公式還使人看出，為了能夠快速適應經濟不斷變化的需要，必須要有壹個極其靈活的貨幣工具。

傑瑞米柯賓

不兌現的紙幣流通


　　賬面貨幣以公共紙幣為基礎。只要紙幣仍然能夠兌換現金並以發行銀行的金屬庫存為基礎，使用貨幣代用符號就不會發生有關貨幣本質的問題。貨幣由於其本身的固有價值，繼續被用來充當壹般等價物。至於只有壹部分銀行券由金屬庫存來擔保兌換（同樣的，只有壹部分賬面貨幣由銀行券來擔保兌換），這件事僅僅體現出壹種流通工具的社會經濟，其所以行得通，乃是憑經驗發現了公眾的行動規律。

　　這種規律反過來反映了資本主義經濟不斷增長的社會化，反映了貨幣越來越大的客觀性。要想不妨礙貨幣機器的作用，只要把可以兌現的信用貨幣的運用限制在社會必需的貨幣額以內就行了。凡是大量地發行追加信用貨幣都會引起貴重金屬的溢血癥，都會引起停止兌現，貨幣就必然要貶值。

　　從現代資本主義貨幣這種越來越客觀的性質出發，人們才能懂得不兌現紙幣的流通問題。不兌現的紙幣不壹定就導致喪失購買力，不壹定就導致表面上的貶值；早在十九世紀就曾經進行過這種試驗。法國法郎於1870年和1877年間就成了不兌現紙幣，但是同黃金和可以兌換黃金的紙幣相比，法郎的價值僅僅下跌了不到1.5%。

　　只要把不兌現紙幣的發行額（和賬面貨幣的發行）嚴格地限制在社會必需貨幣額以內，就可以大體上避免發生任何貨幣貶值。由於日常的經濟往來——交易及付款——吸收了投入流通的全部貨幣，這種不兌現的紙幣等於代替可兌現的紙幣在為壹筆同額的款項而流通，在全國市場範圍內任何紊亂也不會發生。

　　有些作者曾經想通過這種現象來證明這樣壹點，即貨幣從來就不是什麽原本具有價值的商品，貨幣的時價向來都是由政府當局加以決定的（52）。但是十九世紀的經驗，尤其是壹些采用復本位制貨幣的國家的經驗證明，有些貨幣價值的漲落是由黃金和白銀固有價值的漲落而引起的：

　　“在加利福尼亞州和澳洲（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大量發現金礦以後，白銀變成了太貴的金屬，難以繼續用來流通……但是情況很快就突然反了過來。自從1842年起，人們發明了壹種冶煉方法，對於把白銀從鉛礦砂中提煉出來提供了便利。1848年和1853年，墨西哥的所謂‘落基山州’納入美國版圖之後，這種提煉方法被大規模加以采用。廉價生產的大量白銀同黃金相比降低了價格，白銀便逐漸不再被用來作為貨幣（53）。”

　　實際上，十九世紀以金本位（或銀本位）為基礎的貨幣，從第壹次世界大戰以來過渡為半不兌現貨幣這件事，產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現象。壹方面是真正的貨幣貶值，這種貶值是由龐大的軍備開支和戰爭開支引起來的，也是由公債負擔的不斷增長引起來的。這種貶值就連握有全世界大部分黃金儲備的美國也沒有能夠幸免，因為1958年壹塊美元的購買力比戰前（1939年）下降了壹倍。另壹方面，在經濟生活中，國家的幹預日益增多，為了整個資產階級的利益，國家越來越把某些經濟部門組織起來，這樣壹來，就取消了市場經濟的“純”條件。另外壹些“組織”力量和“有意識”的力量如：卡特爾、托拉斯、控股公司和壹般壟斷集團也在這上面起了作用。[⑨]對於以貿易為基礎的純市場經濟來說，具有固有價值的貨幣是必不可少的。“經濟組織”的因素越是進入到經濟中來的，“抽象”貨幣，即賬簿上的貨幣，便越發能夠取代這種具有固有價值的貨幣（54）。

　　但是資本主義在其沒落時期引用到經濟中來的組織因素都是互不協調、互相矛盾的。它們在壹個方面取締市場的無政府狀態和自動化主義，可是又在另外壹個方面使之在更高的程度上重新出現。在以金本位為基礎的貨幣時期，不僅是在國內市場上，而且也在國際市場上，大部分支付是不通過貴重金屬來進行的。在各國貨幣成為不兌現或半不兌現貨幣之後，國際上的付款便復雜化了；在國際市場上的支付方面，用黃金（和可以兌換黃金的外幣）付款的要求比過去多了。

　　由此可見，即便是在不兌現紙幣制度之下，肯定地說，貴重金屬——具有固有價值的商品——仍然是國際市場上唯壹的壹般等價物。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唯壹的、使流通工具最終脫離其金屬基礎的“組織起來的”世界貨幣是無法實現的。這種世界貨幣只能是全世界經濟計劃化的產物，而世界經濟計劃化將是社會主義在全世界勝利的產物。

　　由此可見，現代的貨幣實際上並不是同金屬基礎完全脫離的貨幣，哪怕是法律規定（已經變成紙幣的）銀行券不得兌取任何數量的黃金。[⑩]在對外貿易及國際支付運動中，任何壹個國家的貨幣都是既和黃金有關，又和其他各國的貨幣有關。它的相對購買力的漲落，它在自由市場或黑市上時價的漲落，都是壹些用來衡量它貶值了還是沒有貶值的指數。這種貶值產生於公共信用貨幣的特性：即國家印行的壹切銀行券相互依賴、集體等價的特性。

　　金屬貨幣是人類勞動的產品，具有固有的價值。金屬貨幣流通的增長超過了社會必需貨幣量時，不是引起金屬貨幣的貶值，而是大家都把金屬貨幣窖藏起來。可以兌現的銀行券也是壹樣，這種銀行券發行過多時還會引起黃金逃逸。沒有支付能力的資本家發行私人信用貨幣會導致徹底貶值和發行人破產，但並不自動引起其他個人發行的私人信用貨幣貶值。

　　相反，不兌現的公共紙幣發行量如果增加，而流通商品卻沒有同時相應增加，那末這種公共紙幣就會貶值。由於所有的銀行券都同樣地貶了值，增加貨幣流通就不但不會引起窖藏，反而會引致外拋。這樣壹來，銀行券的價值大小就由它的購買力來決定，而購買力則在下降。這個時候，貨幣數量論的應用就發揮了部分效用。[11]
　　由於現在紙幣貶了值，人們就設法予以外拋，另壹方面卻去窖藏原始的貴重金屬、金屬貨幣或其他沒有貶值的貨幣。[12]根據人們的估計，從1949年到1951年，私人貯存的黃金平均每年達二億五千萬美元。格裏歇姆規律表明：（或多或少貶了值的）“劣質”貨幣把優質貨幣排除於流通之外。

　　由於紙幣貶值而當然發生的物價上漲，只是在物價的形成多多少少比較“自由”、也就是說在由經濟力量來單獨決定物價的國家裏才會出現。在壹定時期，國家可以強行規定銀行券不能兌現，同時對外匯進行嚴格的控制，這樣壹來，盡管發行了大量紙幣，盡管紙幣毫無疑問地貶了值（這種貶值只是在國際貨幣自由市場上和國內“平行”市場或黑市上表現出來），依然可以把物價上漲減少到最低限度。例如當年的納粹德國就是這種情況（56）。但是這種制度暗含著另外壹些矛盾。關於這些矛盾，我們將要在所謂“管制”經濟以及軍備和戰時經濟等範圍內去另外進行研究。

支付平衡


　　即便是壹種“結實”的貨幣，也就是說，即便是壹種發行量沒有超過貨幣儲備必需量的紙幣，壹個傳統上被認為有足夠黃金儲備的紙幣，也能喪失對黃金的可兌換性。1931年以來的英鎊就是壹個例子。黃金的雙重職能是這種不可兌換的原因。黃金既是紙幣的儲備又是國際支付方面的唯壹貨幣。私人信用貨幣只是在私人發行者有支付能力（票據到期時能夠付款）的限度以內才能在國內流通；同樣，公共信用貨幣只是在發行國有能力用黃金（或可兌換黃金的外匯）來清償對其他國家的債務的限度以內才能在國際上流通。

　　這並不是說每向國外購買壹次貨物就必須向賣方國輸送壹次黃金。在國際上，同在國內或地方上壹樣，也實行著壹種清算制度，根據這種制度，壹個國家須向另壹個國家輸送的黃金只不過是前者欠後者的款數和後者欠前者的款數二者之間的差額。這種差額叫做結余。支付平衡裏面出現結余。支付平衡主要包括下列各項：

　　甲，貿易平衡，即向某壹國家的輸出及由該國來的輸入之間的差額：倘若輸出總值超出了輸入總值，支付平衡上就有了債權項目，反之則為債務項目。

　　乙，資本運動，即輸出資本及輸入資本之間的差額：輸出資本包括：在外國購置的股票、工廠、債券、不動產、在外國的銀行裏進行的投資等等。在有關國家置有產業的外國人把紅利、利息、保險費或保了險的資本等等匯往國外也屬於這壹類。輸入資本包括：為有關國家帶來資本的外國人所購置的股票、債券、工廠、不動產，在本國銀行存放的外國資本，以及在外僑民匯回國內的紅利、利息、保險費、保了險的資本等等。從外國寄回來的私人及公共贈與也屬於這壹類。倘若輸入資本的數額高於輸出資本的數額，支付平衡上就有了債權項目，反之則為債務項目。

　　丙，航海運動：本國船只在國外運輸貨物收取外匯作為運費並把它帶回國內。反過來，外國船只把貨物運到本國來，收取外匯作為運費並把它帶往國外。倘若第壹類運費的數額高於第二類運費數額，支付平衡就有了債權項目，反之則有了負債。

　　丁，旅行運動：倘若有關國家的旅客到外國去旅行花費的金錢比外國旅客到該國來旅行花費的金錢多，支付平衡就有了債權項目，反之則有了負債。

　　戊，外僑移入及移民出境運動：倘若移入的外僑帶來的資金比出境移民帶走的資金多，支付平衡上就有了債權項目，反之則有了債權項目，等等。

　　只要壹個國家的支付平衡，總的說來，壹直有贏余，該國只要用數量不大的金屬儲備就可以保證其紙幣兌現。但是壹旦支付平衡開始經常有赤字，那就必須要有高額的金屬儲備才能正常地保持紙幣兌現。否則黃金外流就有引起投機及恐慌的危險（57）。最後，倘若大部分在貿易方面占重要地位的國家都放棄了金本位——1930年就發生過這種情況——其他國家就不能不也照樣放棄金本位，否則他們本國的貨幣就會成為國際投機活動的標的，並且逐漸退出流通領域。

傑瑞米柯賓

支付平衡影響著貨幣流通量，並從而又在半不兌現或完全不兌現的紙幣制度下影響著貨幣的購買力。支付平衡的持久性逆差是通貨膨脹傾向的產物；支付平衡的贏余是通貨緊縮的產物。[13]但是，在短時期內，當發行銀行把它所積累的外匯剩余等價物付給出口商時，支付平衡的贏余就能引起通貨膨脹的傾向，因為這個額外的購買力在市場上找不到等價物（58）。為了避免這種後果，支付平衡的盈余，必須用增加國內儲蓄的辦法來加以抵銷（59）。

發行銀行和銀行信貸


　　只要貨幣繼續以金本位為基礎，發行銀行的作用就首先是要註意保證貨幣兌現。發行銀行只要提高貼現率就可以對信貸施加限制，這首先是為了限制信用貨幣的流通額而制定的手段。用來糾正“繁榮”的偏差只不過是它的間接作用。但是，在不兌現紙幣的時代，發行銀行的任務有了擴大，包括了控制整個經濟的職能。因為發行銀行必須控制每壹家商業銀行的信貸政策，反過來，每壹家商業銀行又影響著經濟發展的整個進程（60）。

　　十九世紀的發行銀行都是用黃金（或者白銀）庫存和貼現過的商業票據來擔保其所發行的銀行券兌現。它們當時都借助貼現率來影響信貸額。

　　第壹次世界大戰以來資本主義沒落時期所表現出經濟及財政的不穩定性，迫使發行銀行不得不求助於額外兌現儲備和種種不同手段來影響信貸。壹方面各家大私人銀行莫不握有巨額儲備，這就使它們可以大大地不受中央銀行貼現政策的支配。另壹方面，經濟蕭條加甚時期，單單降低貼現率已經不再足以刺激信貸額、交易額和貨幣流通額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發行銀行乃求助於十七世紀及十八世紀各家公共銀行曾經廣泛采用過的壹項老技術，即所謂公開市場政策。

　　在美國，這種政策壹直在實行，但主要是從1933年起才被廣泛采用。在英國是1931年，在法國和比利時是1936年，由壹項特別法規定，發行銀行得以在公開市場上收購及出售國家證券（公債券、國庫券等等）。政府想要壓縮信貸貨幣流通額時就可以出售國家證券，這樣就會引起銀行券的回籠（並從而引起銀行券購買力的不生殖），或者是私人銀行在中央銀行裏設立的貸方往來賬的減少，以及這些銀行以後所能發行的賬面貨幣的減少（這和前者的效果是壹樣的）（61）。反之，政府想要擴大信貸貨幣流通額時，它就需要把國家證券收回，這樣就會引起增發新鈔，或者增加私人銀行在中央銀行裏的貸方存款。但是公開市場制度容易蛻化成為了彌補預算赤字而向國家提供墊支的手段（62）。

　　美國的貨幣貶值不像歐洲國家那麽厲害，但也就是在美國，國家證券目前代表著私人銀行賬面貨幣的主要等價物，代表著發行銀行財產中比私人債權重要得多的項目：

　　“直到1933年，形成貨幣主要源泉的是私人公司的短期借款。1929年，商業銀行的貸款占全國貨幣總額的三分之二。但是到了1950年底，就只占三分之壹了。現在，提供貨幣的主要源泉是政府公債。各家商業銀行財產中的政府公債已經遠遠超過了它們的短期貸款（63）。”

　　但是，發行銀行作為現金的最終源泉而行使的控制職能並不是絕對的。發行銀行既可以硬性地決定貨幣總額，也可以硬性地決定貨幣資本（現金）的價格，即利息率。十九世紀時實行的是第壹種辦法，現在實行的是第二種辦法（64）。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同時既硬性地控制貨幣額，又硬性地控制利息率是不可能的。

貨幣的運用


　　黃金的雙重職能——既是紙幣的金屬基礎又是國際支付工具——使得這種貴重金屬成了經濟政策及貿易政策上的壹種工具。當各個國家的貨幣都可以自由地兌成黃金時，每壹種貨幣的價值，或者是直接取決於鑄幣的金屬內容，或者是直接取決於作為貴重金屬的簡單代用符號的、以黃金為兌換擔保的銀行券。當紙幣兌現的可能性已經或多或少被取消時，同外國貨幣相比，它就取得壹種法定兌價。這種兌價壹般均由國際公約加以規定，但也可以由單方面加以變更。倘若法定兌價同兩種貨幣購買力之間的現實關系相吻合，它就會受到普遍的尊重，並且在兩國之間的支付平衡發生暫時的波動時，或者在兩國之間外匯供求關系發生暫時的波動時，不會受到大的影響（65）。

　　反之，倘若這種兌價是人為的兌價，那就會產生“平行市場”、“自由市場”或者“黑市”，在這些“平行市場”、“自由市場”或者“黑市”上，官方估價過高的貨幣，在兌換上便會貶值。

　　壹個國家的政府可能有意造成這種貶值來鼓勵出口，以便改善支付平衡，或者幫助全部貿易的發展。不兌現貨幣的兌換率既然是壹種法定兌價，政府只要發壹道命令便可以把它降低。政府可以專斷地規定，從現時起，降低貨幣單位的金等價，比方說降低20%，這樣壹來，外幣的價格便會比過去增長25%。把貨幣這樣地降低價值叫做貶值，它使本國商品在國外市場上的價格下跌。

　有些國家力圖使紙幣的運用成為自己的反周期武器，它們這樣做曾經造成壹種假象，似乎“控制貨幣”政策能夠用來挽救經濟局勢的嚴重偏差。因為發行銀行在增加信用貨幣流通和降低利息率的時候就真能鼓勵商業銀行擴大信貸，這在不景氣時期是被認為有利於經濟的恢復的。

　　但是不該誇大利息率對於經濟情況的影響。在美國進行的壹次調查說明，企業主付出的利息只占生產價格壹個微不足道的部分：工業制成品成本的0.4%；不動產建設成本的0.2%；礦產品成本的0.8%以及分配費用的0.2%（69）。

　　以為（在發行銀行的幫助下）各家銀行可以單獨地保證使信貸及貨幣額有所增加乃是壹種錯覺。銀行至多不過能比較容易地用較低的代價發放透支。但是要想使貨幣額能夠通過透支的辦法真正有所增加，還必須由企業主們實際利用他們所得到的這些方便。由此可見，在經濟恢復的初期，賬面貨幣的真正來源是企業主，不是銀行（70）。然而：

　　“在壹次（深刻的）不景氣中，前景是如此的暗淡，看起來，任何可以想象的利息率下跌都無法促使實業家去承當壹樁事業，如果這樁事業不是顯而易見地令人向往的話（71）。”

　　由此可見，說明由不景氣向經濟恢復過渡的，歸根結蒂是決定整個經濟情況的那些因素，而在這些因素中，貨幣額和利息率的運用只起壹種從屬作用。[15]

通貨膨脹的三種形式


　　通貨膨脹與公共紙幣本身有著同樣悠久的歷史。通貨膨脹來自鑄造貨幣和發行紙幣的國家需要，克減成色和用粗劣金屬代替貴重金屬是它的最早的形式。通貨膨脹在引起物價的突然波動以後就破壞了以小商品生產為基礎的任何社會。1125年左右去世的捷克編年史家科斯瑪斯說：通貨膨脹“比鼠疫還要壞，比敵兵入侵、饑饉以及其他災難還要可怕（72）。”

　　看上去像是正在擺脫其金屬基礎的紙幣，它的性質強烈地引誘人去進行間歇的或接連不斷的貶值。

　　因此，在帝國主義時期，貶值或通貨膨脹已經幾乎是完全成了世界性現象。但是，對於貶值或通貨膨脹應當因程度不同而有所區別。

　　發行信用貨幣（或用其他方法增加貨幣額）而無商品或勞務為直接補償，但根據當時情況，短期以內就業及生產就會有所增加，那末這便是有節制的通貨膨脹。這種通貨膨脹要求存在著壹定的失業和未經使用的生產資料儲備（73）。[16]當國家用增加了的貨幣額來購買商品及勞動以制造摧毀性手段時——也就是說制造不進入再生產過程的商品時——，它可以對物價進行嚴格的控制，把通貨膨脹暫時掩蓋起來，直到貨幣流通與實際商品流通二者的失調打破了這種短暫的平衡。[17]在這種情況下，控制物價的相對物將是以強制儲蓄的形式使得公眾的部分收入不生殖化（74）。這個時候，掩蓋著的通貨膨脹意味著本國戰爭工業恢復為平時工業以後將會增加生產，或者通過掠奪外國，來增加商品流通。如果不發生這種無相對物的購買力收縮，通貨膨脹的最後結果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物價上漲。

　　在大量發行通貨膨脹性質的紙幣的同時，如果可供購買的商品的流通在壹個長時期內陷於停滯或者減少——特別是充分就業已經實現或者當時的環境是戰爭經濟的環境——物價上漲就會立刻發生並引起壹場惡性循環。通貨膨脹自己滋養自己，貨幣貶值引起物價上漲：物價上漲使預算赤字增加，預算赤字增加反過來又用發行通貨膨脹性質的紙幣來彌補，這就又引起壹場新的物價上漲浪潮。貶了值的信用貨幣再也無法從流通中抽回來。凡是能夠把這種貶了值的貨幣脫手的人都盡量越快越好地把它脫手，而去貯存真實的價值：黃金、外匯、珠寶、藝術品、實業股票、不動產等等。最受打擊的人是依靠工資過活的人（75）。

　　當國家的開支由於戰敗，由於支付占領費或賠償費等等，最後遠遠超過了收入的時候，就會出現惡性通貨膨脹，貨幣的貶值即使不與時俱增也要與日俱進。銀行券的發行以天文數字為單位，貶值速度比印刷速度還要快，交易減少了，或者是退回到以貨易貨。實業家如果把他的商品拿來同這樣貶了值的貨幣進行交換，便會冒再也不能把資本收回、再也不能實現剩余價值的危險。因此他的商品便全部被從市場上抽回去，囤積起來，這就會引起經濟停頓和貨幣的徹底崩潰。

購買力，貨幣流通和利息率


　　由於利息被認為是“銀錢的租金”，由於利息被假定為由現金的供和求來決定，人們便試圖研究壹下流通貨幣總額同利息之間的關系。這是忘記了這樣兩點：利息率是由現金資本的供和求決定的，而流通中的貨幣要想變成資本，必須具備壹定的社會條件。實際上，從社會角度來看，流通貨幣總額可以分為二大範疇：

　　壹、工人、職員和小人物的工薪總額，還有資本家打算供他們私人消費開支的資本主義基金總額。

　　二、每壹家企業的流通資本總額，尚未用作再投資的利潤總額，尚未使用的固定資本的折舊基金和任何來源的“儲蓄”。

　　第壹類範疇全然不標誌現金資本的供，而是標誌消費資料的求。第二類範疇既標誌著生產資料的求，又標誌著現金資本的供（76）。只是在上述第二類範疇流通貨幣總額內，利息率才會對被貯存起來的部分產生實際影響，才會對借貸給銀行和工、商企業的部分產生實際影響，才會對所有者直接用來購置生產資料的部分產生實際影響。但是，貨幣資本總額在各種不同用途上的這種分配既非單純、亦非首先由利息率決定，而是由交易的總的發展情況（工業周期的特定階段），由利潤率，由利潤率和利息率之間的比例等等來決定。

　　“人們不能斷言，貨幣額增長利息率就隨之下跌，貨幣額減少利息率就隨之上漲。此壹或彼壹後果的產生總是由下列事實來決定的：（收入的）所有權的新分配對資本的積累更為有利呢還是更為不利。”

　　“利息率同在市場上參加交易的個人所握有的貨幣額沒有什麽直接關系；這裏只有間接關系，這種間接關系是通過社會分配中收入和財富的轉移、通過物價來進行的（77）。”

　　這並不是說，在資本主義的演變中，貨幣額的增加只起次要作用。相反的，貨幣額的增加是資本主義演變絕對不可或缺的壹個條件，理由有二：

　　首先，作為資本主義特點的生產及生產率，沒有貨幣額的相應增長便不可能有巨大的增長；這種增長同貴重金屬礦在開采方面的波動增減無關（78）。

　　其次，由於信用貨幣總額和賬面貨幣額的增長影響著物價的水平，它們就決定著國民收入再分配的特殊形式，也就是在任何經濟復蘇初期發生的利潤率上升；沒有這種利潤率的上升，資本主義經濟就不可能復蘇。

　　米塞斯及熊彼特曾就這種他們稱之為強制儲蓄的現象作了恰如其分的描述（79）。按照馮·米斯的說法，強制儲蓄（即用貨幣貶值來降低工資的購買力）的特點在於它是資本形成的壹個源泉。這兩位作者完全摒棄以剝削為基礎的剩余價值論，但在此地卻間接地承認資本並不是資本家作出儲蓄及付出犧牲的產物，而是資本主義機器強迫依靠工資過活的人儲蓄和犧牲的產物。

　　“眼前是壹個階級搶劫了另壹個階級的壹部分收入並把強搶所得儲蓄起來。當這種搶劫終了時，被搶劫者就不能消費不再歸他們所有的資本，這壹點是顯而易見的。倘若被搶劫者是壹些向來就消費他們全部收入的、依靠工資過活的人，他們就無法擴大他們的消費。倘若被搶劫者是壹些沒有搶劫行為的資本家——例如自己的儲蓄蒙受貶值的食利者——那麽現在，在利息率下跌以後，他們就會寧可消費自己的壹部分資本，但是這種消費比起由於自願儲蓄而產生利息率下降時的消費來要多（80）。”

　　換句話說，而且是令人難以置信地說，唯有利息率下降及隨之而來的損害依靠工資過活的人們（損害工資購買力）的利潤率上升，才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真實刺激劑。

傑瑞米柯賓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資本主義社會虛擬資本的產生以及對勞動人民所帶來的壓迫

互助與信貸


　　商業起源於不同村社間的生產不平衡發展；信貸起源於同壹村社不同生產者間的生產不平衡發展。自從畜牧或耕作以私人經營為基礎時起，由於個人同個人間稟賦有別，由於牲畜同牲畜間強弱有別，土地同土地間肥脊有別，由於人類生活或自然環境中的無數事故，不同生產者間的生產便產生了發展上的不平衡。其結果是：壹方面出現了年年有剩余，因而有積累的農戶，另壹方面也出現了在勞動中產生純虧欠（生產所得低於消費所必需和種籽所必需）的農戶。

　　同壹民族不同生產者間發展的不平衡，並不自動導致信貸的發展。信貸並不是壹種天生的制度，而是壹定社會關系的產物。在原始公社緩慢解體的過程中，牲畜或土地的私人經營方式不斷發展，在很長的壹段過渡時期中，私人經營與合作勞動結合進行。而在以合作勞動為基礎的社會裏，信貸是不存在的。在這種社會裏只有互助關系。壹般情況是：由比較幸運的村社成員去幫助比較不幸的村社成員，前者並不指望通過提供這種幫助得到什麽物質利益。直到現在，許多原始氏族還是這樣。

　　在北美洲印第安部落達科塔族人之間，食物和狩獵工具的借貸是無償的（1）。在印度尼西亞農村中，借貸糧種、果種、牲畜等等都不附帶利息（2）。馬來亞漁民遇到季節風到來不能出海時，可以從親友那裏無償地借到大米和銀錢（3）。

　　當原始社會陷於瓦解、交換關系和勞動分工日趨普遍時，同壹村社各成員間不計得失的互助便以勞動時間的經濟為基礎的等價概念所代替。交換價值的生產越是比單純使用價值的生產占上風，無償的借貸和互助便越是被有償的借貸所代替。

　　新赫布裏底群島居民過去的習慣是：在同壹部族裏，當壹個人把食物貸給另壹個人時，前者並沒有想到通過這種借貸獲得利益。相反的，為了經營商業而借貸貝殼貨幣或木船時，貸方需向借主贈送禮品以資報酬（4）。十六世紀作家阿隆佐·德·祖裏塔和馬裏阿諾·維西亞，關於哥倫布到達墨西哥以前當地居民的生活，曾留下有意義的記述，他們說：在阿芝特克族人之間，借貸也壹般是無償的。但是，在墨西哥某些地區，普遍的習慣是：貨幣借貸則須付給壹定的報酬，例如椰子、金沙、銅片、玉石等等。足見，在原始社會末期，在和生存本身無直接關系的活動領域方面，信貸就和互助產生了分離。

　　為了保證全體村社成員的生活而進行互助的古老習慣，在村社解體的初期，還繼續在農業社會裏實行了很長壹段時期。在中國，小麥的無息借貸壹直實行到周朝（5）。在最早的吠陀法典、以色列法典，波斯蘭法典、阿芝特克法典以及伊斯蘭教法典中，都可以看到關於借貸小麥和牲畜時，禁止收取利息的規定（6）。紀元前兩千年左右，在古代伊朗的蘇斯，即所謂高級專員時代，在有利息借貸以外，還實行無息借貸（7）。中世紀早期，由寺院發放無息借貸（8）。就連小商品生產業已充分發展的巴比倫社會——這從漢姆拉比法典中可以看到——在實行有息商業借貸的同時，還實行對赤貧者、對病人、對歉收農民的“無償借貸”（互助）（9）。

　　今天，“在拉丁美洲的許多土著居民村社中，小業主和殖民者之間還在實行傳統的互助；他們進行小額借貸而不索取任何利息（10）。”博埃和耶邁也確認，當“大家庭”制度還在盛行時——例如在印度——，互助就會廣泛地實行（11）。

　　由此可見，與其說信貸同互助發生分離是在村社成員關系中產生，不如說是在村社同村社以外的其他人間的關系中產生。舊約全書和可蘭經對此都作了明確的區別。在壹切兼有村社和小商品生產的社會裏，由村社集體繳納賦稅的原則，是為了使貧苦農民免遭破產的壹種特殊的互助形式（12）。

銀行的起源


　　在以單純生產使用價值為基礎的社會裏，小商品生產的發展，引起了商品流通。商品流通引起貨幣流通，而貨幣經濟便在這個社會的每壹個細胞裏發展起來。這就是在社會發展的這壹階段，高利貸影響著每壹個生產者的原因。但是，在貨幣經濟中，貨幣不單單是交換工具，同時也成了交換對象。貨幣經濟從單純的商業中分離出來，就像後者早先已經從手工業中分離了出來壹樣。

　　當貨幣經濟剛剛冒頭時，貴金屬由於稀少和流通量有限，它在社會上主要是壹種後備基金和安全基金，與其說是被用來流通，不如說它是被用來貯藏。然而，在當時動蕩不定的年代裏，把財物放在家裏是莫大的冒險，尤其是冒被沒收、被盜竊、被搶竊或被毀壞的危險。因此，習慣上是把它托付給當時最受尊敬的壹些機構代為保管，這些機構就是寺院。從起源上看，就像壹切被珍視的物品壹樣，貴金屬也有過壹種魔法禮儀般的職能，這種職能使得所有的寺院成了大量金錢的當然保管者。這種貴金屬集中於寺院的結果，使寺院在貨幣經濟壹開始發展時，就成了最早的偶然信貸機關。

　　當初，在美索不達米亞就曾經是這樣。從第壹家烏魯克大寺院銀行（紀元前3400年到3200年）起，壹直到漢姆拉比時代（紀元前2000年），平均利息率是由撒瑪斯寺院來規定的（13）。在古代伊朗，寺院是最早出現的貨幣借貸主（14）；壹直到薩薩尼王朝時代都是如此（15）。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寺院到毀滅為止，壹直是動產財物保管所（16）。在古希臘，奧林匹亞、德爾富、德洛斯、米萊特、艾費斯和高斯島的各家寺院，還有西西裏島的各家寺院，都是貨幣保管所和銀行（17）。在希臘被亞歷山大和羅馬帝國征服的整個歷史時期，情況也是壹樣（18）。在羅馬，萬神殿是銀行中心。

　　在拜占廷帝國時期，從第五世紀開始，各家寺院就成了主要的寶藏主；到了第八世紀破壞偶像運動時期，這些寺院的金銀才被拿來投入貨幣流通（19）。在中國，唐朝時期也有過同樣的情形。可供鑄造的貨幣金屬貯存，還有信貸業務，越來越為佛教寺院銀行所壟斷；政府當局向它們展開了進攻，強迫好幾千所寺院僧徒還俗，並於843年下令熔化壹切用貴金屬鑄成的佛像（20）。[1]
　　在日本，“內亂頻繁的中世紀時期，宗教機關……曾經是唯壹的可靠場所……商業上的交易是在陵墓和寺院的保護下進行的。有些人把貴重書刊和財富托付給這些神聖場所代為保管，以免在戰爭中遭受破壞和掠奪。陵墓和寺院還同時經營金融機關的業務，發放貸款，組織合作信貸，即日語所謂‘無盡’和‘賴母子講’，並且使用期票（22）。”

　　羅馬帝國晚期，在主要還是自然經濟的中亞細亞東部，佛教寺院是唯壹的銀行（23）。最後，在歐洲中世紀早期，寺院還以發放死典借貸的唯壹信貸機關的身份出現（24）。[2]十二世紀初期，聖殿騎土會成了第壹家國際性的儲蓄、轉帳和抵押信貸銀行（25）。[3]
　　等到大商業有了發展，貴金屬就開始有了進壹步的流通。但是，前面已經說過，大商業在剛出現時，主要是經營國際貿易。因此，可以想見，這就會同時出現大量的、來源不同和成色不壹的鑄幣，須要把它們根據各自的實際價格進行兌換。結果就必然產生壹種以貨幣本身為對象的新技術，即貨幣兌換技術。由於兌換商和貴金屬商人向願意把貴金屬存放在可靠場所的貴金屬所有者提供了實際保證，這些兌換商和貴金屬商人便成了第壹批非宗教性的財

　　物保管人，然後又成了第壹批職業銀行家。銀行壹詞的字源是意大利文“banco”，意思是指貨幣兌換商在上面進行各種業務的櫃臺。同樣，在古希臘，人們用“trapézite”來稱呼銀行主，這個名詞來自“trapeza”,意思是兌換桌。

　　在古人代，貨幣兌換商是最早出現的職業銀行家（26）。在印度（27）和中國也是壹樣。然而在這兩個國家裏，貨幣的多樣化不是來自國際貿易，而是來自各種不同的地主性貨幣（28）。[4]在日本，早在德川時代，貨幣兌換商就成了真正的銀行家（29）。

　　在伊斯蘭教的阿巴西德帝國，由於采用銀行本位外又采用金本位，貨幣兌換商成了必不可少的經濟人物，很快就擔任了銀行家的壹切職務（30）。庫利希（31）認為十六世紀出現貨幣兌換商並很快就成了銀行家，乃是當時社會混亂所引起的。他說：

　　“十三和十四世紀在法國流通的貨幣，除了王室和諸侯鑄造的以外，還有阿拉伯貨幣、西西裏貨幣、拜占廷貨幣和弗洛倫斯貨幣；在法國南部還有米蘭的‘裏勃裏’（libri），威尼斯的‘杜加’（ducats）金幣；在香巴尼地區，有西班牙的‘裏亞爾’(reals)，布爾吉農和英吉利的‘諾比裏’（nobili），荷蘭的克羅那（couronnes）。盧卑克和科隆的鑄幣，英國的金鎊，法國的‘土爾奴阿’（tournois）等，也到處流通。使用地區最廣的是威尼斯的‘格羅西’（grossi）和‘杜加’，還有弗洛倫斯的‘費奧裏尼’（fiorini）。”

　　德·羅佛對於中世紀銀行的起源作了如下描述：

　　“熱那亞的兌換商最初只專門經營當面兌換，但是他們的業務範圍很快就擴大了。他們接納活期存款，根據客戶通知辦理過戶付款，並對客戶提供記賬貸款。就這樣，兌換商營業所就逐漸成了儲蓄和轉帳銀行。在熱那亞，十二世紀末期這種演進就完成了（32）。”

　　著名的阿姆斯特丹銀行，也是在1609年由於當時年青的省聯合共和國的貨幣種類繁多而成立的（33）。

資本主義前期社會的信貸


　　最早的銀行業務，例如當面兌換，財物的儲存保管，以典質土地所有權為條件提供借款（即抵押借款）等等，並不是真正的“貨幣交易”。事實上，在當時，作為辦理委托保管和活期存款的保管者，非但不向客戶付息，相反的，倒為保管存款和提供服務而取得報酬（34）。例如阿姆斯特丹銀行，直到十七世紀還是如此（35）。[5]
　　上述業務的對象，基本上是些既不搞生產又不搞商品流通、或是停留在生產和商品流通邊緣上的階級。隨著貨幣經濟的發展，這些人成了大大小小高利貸的典型犧牲品。中世紀時，龐大的國際商業銀行主要是對王公們發放典押信貸，而力量較弱的倫巴底錢莊主要是對並不富裕的小封建主或平民發放典押信貸，使這些人吃虧（36）。究其實，這是壹種消費信貸（37）。

　　真正的“貨幣交易”是隨著參加到商品流通和資本流通中來的各個階級，即年青的資產階級、高利貸者和商人等的比例增多，才相應產生的。國際貿易的發展造成了它自己固有的信貸需要。由於買貨和交貨時間上的距離，[6]由於買主和賣主在空間上的距離，由於需要在遙遠地區之間轉移大量貨幣，而貨幣的價格又經常發生波動（39），這就產生了訂立商業信貸或“流通信貸”的必要性。凡是國際貿易發達的社會，都建立了這種信貸工具，這些工具就是匯單和支付券：“匯單的流通深深地紮根於國際貿易之中（40）。”

　　公元前二千年，在烏爾和巴比倫就出現了匯單，中國在周朝時期（紀元前1134年到256年），印度在佛教時代早期，也有了匯單（41）。在古希臘，紀元前第四世紀就出現了匯單，以後從亞歷山大到羅馬帝國征服希臘，這種單據在希臘所轄各地區也到處流行（42）。以後又從希臘傳入拜占廷帝國和伊斯蘭教國家，然後回到中世紀歐洲（43）。

　　這些早期的不能流通的期票所提供的信貸，並不擴大資金的活動範圍。它只加速資本的周轉，使資本發揮其最高效益。以後，當出現了投資信貸，也就是為生產剩余價值的企業提供貸款的時候，資本的活動範圍才有了擴大；“不生息”貨幣，即貯藏在金庫裏的貨幣，變成了資本，參加到剩余價值的生產中來。

　　投資信貸最古老的形式是海航信貸；這是基金借貸主和船長冒險家為了實現壹次海商業務而成立的合夥；這種信貸的起源是海盜性的合夥，這壹點主要由瓜分利潤的條款上表現出來（44）。這種“巨大的冒險性借貸”由古希臘和亞歷山大與羅馬帝國征服希臘時所轄各地區傳到東羅馬帝國和伊斯蘭教國家，然後又於第九世紀傳入拜占廷帝國的意大利，再從意大利以合資公司的形式傳遍整個中世紀歐洲（45）。

　　開始的時候，這種商業合夥只限於壹次用於壹樁事業。但是，到了後來，隨著商業由行商過渡為定居商，合資公司便逐漸變成由幾個人合夥成立的公司。營業時間長達許多年。從十三世紀起，意大利每壹家大公司（佩魯濟公司、巴爾迪公司、梅第齊公司等等）都是這壹類的合夥。以巴爾迪公司為例，這家公司是在1331年由分別歸屬十壹個合夥人的五十八股資本組成的（46）。

　　最後，當國際貿易最少是在壹定範圍內成為正常化，從而失去其冒險性時，它就吸引了閑置資本的廣大部分。這些閑置資本以非正常存款的形式存入各大銀行家的大公司，任憑商人加以使用，不再於短期內提取，而商人則就此付給定息，作為參加實現商業利潤的報酬（47）。

　　由此可見，從小商品生產時起，銀行家就成了“貨幣資本供求之間的中介人（48）”。然而，在當時，主要的貨幣需求者不是私人而是國家（國王、公侯、市鎮等等），從而產生了公債和流通信貸及投資信貸的平行發展，而公債卻占了上風。

　　已知最古老的公債是偽亞裏士多德在其所著《經濟學》（I’Economie）壹書第二編中提到的例子。偽亞裏士多德談到：小亞細亞喀拉左麥的愛奧尼亞殖民地，向雇傭兵首領舉債來支付欠餉，然後又向本土富有的公民強借錢鈔以償還貸款。富有的公民被迫拿出來的是金幣，而所得代價則是鐵鑄的貨幣。根據中國漢書記載，紀元前154年，曾經有壹位的高利貸者借給了政府壹千斤黃金（約含兩百四十四公斤，不到壹百萬金法郎）來從事鎮壓叛亂者的戰爭，這位高利貸者得到的利息是1000%，相當於壹千萬金法郎（49）。

　　在這以後不久，便產生了公債的古典形式：以國家的收入，即形形色色的賦稅作為抵押的形式。在大多數以小商品生產為基礎的社會裏，公債並不多見，而且具有冒險性，壹般情況下是以債主的破產而告終。

　　但是了十六世紀，可以流通的公債券[7]在信貸史上發動了壹次革命，大大擴充了資本的活動範圍，把大量原非資本的貨幣轉化為資本。由於法國國王對意大利發動遠征以及查理五世所轄國土分散而造成的有利條件，公債便國際化了。

　　“在壹度作為單純的結賬手段之後，信貸本身變成了壹種價值，壹種可以投入流通和可以拿來轉讓的交換標的物（51）。

       在安特衛普的交易所裏，卡斯提爾國王的債券，荷蘭政府、英國國王和葡萄牙國王的信用證券，還有歐洲各大都市發行的年金，都可以自由買賣。十六世紀貨幣發生動蕩和國家財政陷入混亂時，舊銀行家家都破了產。從這以後便誕生了現代的國家銀行。這種銀行既保證了資產階級人士所必需的存款安全，又使國家成了這些存款的、即使不是唯一也是主要的受惠者。1587年在威尼斯成立的利雅托銀行主要是適應了第一種目的；1609年成立的阿姆斯特丹銀行，除適應第一種目的外，還適應了調節貨幣流通的需要。1619年成立的漢堡銀行除了這些業務以外還向國家貸款。1656年成立的瑞典銀行也是如此；1696年成立的英格蘭銀行則以經營第二類業務為主（52）。

       十六世紀商業革命以後，國際貿易的飛躍發展導致了商業信貸的進一步擴張。公債證券成為交易對象以後，十六世紀起，商業票據也以背書及貼現等形式進入了流通領域（53）。與此同時，殖民地股份公司的發展擴大了投資信貸的活動地盤。但是，信貸要從單純的商業範圍進入生產範圍，還須等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有了發展以後。

傑瑞米柯賓

商業資本時期貨幣資本的供和求


　　隨著商業資本的發展，原來特殊現象的信貸便成了經濟生活中的正常制度。商業票據貼現從十七世紀起就在英國廣為流傳，十八世紀又在法國和壹切大的貿易中心廣為流傳，十九世紀起初興起的票號制度是在中國對外貿易方面，後來也在中國國內商業方面，廣為流傳（54）。商業的地理性擴張，同美洲和遠東進行交易的長期性以及主要商業公司向少數大國際貿易中心的集中，對商業票據的應用提供了有利條件，動員了壹切資本。

　　匯單原來只是在匯率漲落上進行投機的壹種工具（55）；現在，它成了在商業方面發放流通信貸的經常工具，同時也成了“不生息”貨幣資本進行短期投資的工具。貨幣資本市場就這樣發展了起來。

　　在這個市場上，代表著需求的主要是國家。在商業資本時期，國家仍然是永無休止的借貸者。克拉潘指出，直到產業革命，英格蘭銀行發放的信貸，絕大部分對象是王國政府（56）。1776年成立的貼現銀行也是如此。同它們壹樣的，還有由於對國家發放信貸而倒閉的不幸的勞氏銀行（57）。

　　但是，除了國家以外，也出現了另外壹些債務人。這首先是大商業股份公司。就當時來說，這些大公司對當時的貨幣的需求量極大；為了應付需要，等到下壹批商船歸來，它們往往不得不同信貸機關打交道。

　　在整個十八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都向阿姆斯特丹銀行借款；英格蘭銀行的主要債務人，除了國家以外，還有英國東印度公司（58）。

　　後來，國家債券的持有者（食利者、貴族、商人、銀行家等等）和商業票據的持有者，由於需要現金，便將他們的債券和票據拿來貼現。最初，拿來貼現的主要是國家債券，到了十八世紀後期，票據才開始占了上風。

　　最後，和小商品生產時期壹樣，貴族和高級官員們對於貨幣也有需求——消費信貸——，這種需求是通過抵押貸款（以貴金屬、珠寶首飾、有價證券等等為抵押品）來獲得滿足的。

　　手裏持有現金資本的人是貨幣資本的供給者，這些人首先是大地主，還有積累貨幣壹時無法投入自己企業的商人。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初期，歐洲大陸上的銀行家僅僅從事兌換業務和存款業務，並不發放貸款。但是，在英國，壹進入十七世紀，就出現了偶爾對顧客發放貸款的商人。

　　隨著貨幣流通的發展，隨著社會財富的增加，隨著貨幣資本的供和求的平行發展，十八世紀中葉，起先是在英國，後來又在歐洲大陸上，相繼成立了地方性的私營銀行，其業務是充當需求資本的人和正在力圖把手中持有的後備現金變成資本的人之間的中介人。這些地方銀行壹般都是業務發達的商業公司的產物，它們接納存款，發行銀行券，並經營商業票據貼現業務，這就誕生了現代的銀行體系（59）。

　　產業革命使這種最早的銀行網獲得了迅速發展。1750年時，英國還只有十多家地方銀行，但到了十八世紀末，這種銀行發展到了二百多家（根據某些作者，甚至發展到了三百五十家）（60）。[8]在當時的生產方式下，這些銀行賴以發展的組織形式可以用諾裏季市古爾內銀行的例子加以說明。下面是該銀行於1838年10月5日向股東發出的通報的壹段話：

　　“把英國東部各工場的全部紗線收購下來，囤積起來，然後再拿去供應織布商……這是壹筆十分賺錢的買賣。古爾內銀行從前的年收入比不上英倫三島其他銀行的收入多，我們認為，毫無疑問，問題就在這裏……在同各家毛紡廠的往來關系中，我們已經開始向它們提供用於開發工資的現金，並使他們得以繼續營業。本公司的銀行業務就是在這種條件下誕生的……（62）。”

　　這種迅速發展的原因，首先是英國各個不同地區間的經濟不平衡發展。當時，尚停留在農業階段的地區裏，銀行壹般都還在為其存款謀求投資地盤，[9]而設置在工業區裏的銀行則在信貸需求方面應接不暇，經常處於搜索基金的境地。倫敦的貨幣市場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誕生的；倫敦的貨幣市場是現金過多的銀行和現金不足的銀行間的中介人。

工業資本時期貨幣資本的供和求


　　隨著產業革命的掀起，貨幣資本市場有了擴大和廣泛的變化。除了來自資本主義前期社會的各階層（地主、商人、手工業者、政府官員、食利者等等）對於貨幣資本的供和求以外，還出現了來自資本主義生產機器本身對於貨幣資本的供和求。

　　貨幣資本是資本循環的起點和終點。但它並不單單在資本循環壹開始和最後終了時出現。在生產過程中，貨幣資本經常不斷地被排除到生產以外去，從資本主義的意義上說，就是成了“不生息貨幣”。同時，在職能資本家方面，也經常不斷地產生對於附加貨幣資本的需求，以便在利潤率最高的條件下，運用自己的資本。

　　壹個企業要想積累用來更新其固定資本所必需的貨幣資本，那就需要經過若幹年以後，並且要等流通資本經過了多少個循環周期以後，才能實現。在此期間，如果它不把折舊基金投於其他目的，那麽，在壹定時期內，這項基金就“不能生息”。壹個大企業的工資基金，用在每壹個生產周期開頭的時候，當這個生產周期超過了壹個月（指按月支付的工資）或者是超過了壹個星期（指按星期支付的工資時），工資基金就也不能生息。資本家為了自己的消費需要（不生息的消費基金）而提取的壹部分年利潤，是要在整整壹年的時間內花用的。在壹年的大部分時間裏，這筆錢壹大部分呆著不生息。企業的積累基金，也就是再投到營業中的壹部分利潤，也並不是在某壹個新的生產周期壹開始就全部用掉。資本家在把上述各種利潤作為投資以前，必然會等待最有利的時刻，例如市場上的有利時機。以上這些，是暫時被生產過程排除在外的、從而成為不生息基金的、四種貨幣資本的來源。

　　此外，固定資本的更新，並不是恰好趕在必要的折舊基金積累齊備的時刻進行。由於需要使用巨額資本，由於冒著巨大風險，這種固定資本的更新最好是恰恰趕在經濟周期終了的時候，趕在資本家預期的市場重大擴充的時候（64）。倘若時機已到，資本家的折舊基金（和積累基金）還未曾籌集，他就必然設法借貸所需的資本，好不放過這個良好的機會。握有技術發明的資本家，如果能夠借以奪取其競爭對手的銷場，他在運用該項發明上如果缺乏必要的資本，也必然會設法去籌借（65）。

　　在經濟循環的某些時刻裏，工業家心中有數，哪怕產品增加得再多，在市場上也不會銷不出去，因此這正是他應該積累資本，應該把利潤再用來投資的好時刻。如果當時這種利潤還沒有實現，他就必需取得借款，以便提前投資。

　　最後，從理論上講，當壹次生產周期完成之後，生產的再開始應該是在商品流通的周期壹旦完畢就馬上進行。然而，我們已經說過，利潤量和利潤年率是由壹年之間生產周期的次數決定的，因而也就取決於工業家能不能夠在業經生產出來的商品銷售以前，也就是說，在投入該商品生產的流動資本收回以前就再開始生產。為此他也必然力圖借到壹筆附加貨幣資本，等到貨物售出以後，再拿貨款來償付這筆債務。

　　資本主義制度下信貸機關的職能也就是在上述的不生息貨幣持有者和想利用借貸資本來增加其固有資本的資本家之間起媒介作用。因此，這和資本主義前期的銀行資本與資本的其他形態之間的關系正好顛倒；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裏，銀行資本在剛開始時是從屬於工業資本的服務者。但是，如果說現代的商業資本家和工業資本家區分開來僅僅是個職能上的分工問題，那麽，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壹經出現時，銀行資本家和實業或商業資本家之間的分離也就不可避免了。

　　因為，同實業家和商人相反，銀行家應該直接起壹種社會性的作用。銀行家唯有在能夠克服社會資本表現為許許多多、個人財產的分裂狀態時，才會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有用。銀行家的社會意義也就在於他的這種調動和集中社會資本的職能。同時，這種職能所涉及的範圍並不以資產階級本身為限，而是還包括壹些地主、富農、中農、手工業者、公務人員、技術人員以及繁榮時期的技術工人，把他們的儲蓄全部集中起來。



　　與此同時，貨幣資本市場逐漸走向專業化，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市場：

　　——貨幣市場，即短期信貸的供求市場，主要由銀行控制。

　　——金融市場，即長期信貸的供求市場，主要由銀行、首行是交易所控制，到了二十世紀，保險公司、儲蓄所、房屋協會，還有其他儲蓄設施性機關（如養老基金、疾病殘廢保險基金、預防失業基金等等）也加入了這些銀行和交易所的行列，為的是把非立即全部用掉的全部貨幣收入變成資本。（這種資本對其所有者往往不帶來任何利潤。）[10]就這樣，貨幣資本的集中運動達到了它的最高階段，完善的階段。銀行“不讓壹點壹滴的資本不生息”。

利息與利息率


　　利息的來源同高利貸資本利潤的來源是壹回事。利息在經濟領域內最初出現時，只是壹種由債務人到債權人的價值轉移。當壹個農民為了能夠生活到下壹次收獲，必須向人告貸x數量小麥，隨後，又必須從收獲中提出x+y數量小麥償還債權人時，存在於這兩個人之間的小麥數量，並不因為借貸關系而有所增加，僅僅是y數量小麥由債務人移交給了債權人而已。迄今為止，這種高利貸形式還遠未消失，並不斷地使受害者陷入貧困，把受害者置於債權人的奴役之下：

　　“在君主專制時代的越南直到收獲到來前，佃農須向地主告貸以養活自己和自己的全家，但是，收獲到來後，壹般情況是佃農用其所得不足以償清債務，繼續被債務牢牢地拴在土地之上，就像中世紀初期，農奴被習慣法牢牢地拴在土地上壹樣（67）。”

　　資本主義社會的流通信貸和投資信貸就不再是這種情況了。借貸的目的不再是為了保證債務人的生存，而是讓他得以實現利潤：“如果眼下有壹筆借款，這筆借款能夠被用來從事商業或者工業，從而可以在將來獲致壹筆更大的進款（也就是在原借款項之上又增加了剩余價值，增加了利潤），企業主就須付出積極的利息（68）。”[11]
　　流通信貸系以提前實現已制成商品的價值為目的；投資信貸系以增加企業的資本額為目的。在這兩種情況下，剩余價值或是由於資本循環的加速而增加，或是由於資本額的增加而增加。由此可見，利息不是什麽別的東西，它是借貸資本獲得的附加剩余價值的壹部分。利息率比平均利潤率要低，[12]否則，如果兩者壹般高，借貸就無利可圖，因為借來的資本本身原來就被當做能夠生產平均利潤的。債權人也感到滿意，因為在發生借貸以前，他的資本原是個“失業的”不生息資本。債務人也感到滿意，因為盡管他須向債權人支付利息，但他終究比什麽都借得不到的好處要多。

　　資本主義企業主就借貸資本支付的利息，是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的壹部分，是企業主加以放棄的壹部分，因為借來的資本使他獲致了比應付利息要高的剩余價值總額。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普及，個個企業主都在謀求附加資本。與此同時，家家銀行的社會性集中職能，使壹切金錢都有轉化為附加貨幣資本的可能。因此，通過貨幣資本供求的增減，便產生了平均利潤率，也就是壹切非“失業性”資本的“正常收益”。必須說明，這和貨幣的“本質”毫不相幹，而是壹定生產關系的產物，這種生產關系使貨幣得以變為資本，使它得以部分占有社會勞動所創造的剩余價值。正是由於這種原因，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流行著這樣壹種習慣，就是把壹切收入都看作是具有著平均利息率的、資本化了的虛擬資本的收益：[13]
　　“隨著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成長，從十四世紀起就例如在德國形成的壹種對資本顯然有利的習慣，即把壹切收入（個人服務所得的收入除外）都說成是資本價值百分之幾的習慣，獲得了發展（71）。”

　　這種習慣導致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在職能資本家就純屬其本人進行經營時，把他的資本利息和企業主的利潤也分離出來。從利潤總額中減掉利息便出現企業主的利潤。這顯然是“唯心的”，即虛擬的手法，因為任何企業主從資本上獲得的都是平均利潤，而非平均利息。這種習慣對於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特別有用，因為可以供他們掩飾利潤問題，也就是剝削問題，並且可以借此用簡單的利息理論，在資產階級經濟體系中代替壹切利潤的理論。[14]
　　信貸機關並不是為了單純的利他主義而在資本的提供者和需求者之間充當中介人。信貸機關本身也在經營特定的資本，這種資本也會帶來平均利潤。信貸機關的利潤率是以銀行利潤的形式出現的，這種利潤首先來自兩種利息間的差額，即信貸機關對存戶的貨幣資本支付的利息和發放信貸時所得利息間的差額。此外，信貸機關的收入還有代客買賣股票和債券時取得的傭金，辦理匯兌業務時收取的匯水，等等。

　　由於信貸機關，首先是銀行，對任何存款，就連為期不過幾天的存款（活期存款）都須付給利息（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利息），因此，反過來，它就必需把壹切閑置貨幣都加以外借。這樣在結算時才能獲得利潤。所以，在貨幣市場上，除了單純的流通信貸以外，還產生了隨要隨還的貸款（活期貸款）。這種借貸的形式早期起源於歐洲後來在中國也被運用，每逢公債季息支付日期到來的前夕，大量貨幣就集結於國庫之中，在貨幣市場上引起貨幣荒。為了應付這種局面，同時也為了不讓上述貨幣淪為“不生息”貨幣，對於以幾個星期乃至幾天為期而需求貸款的客戶，首先是貼現所，便發放信貸。貼現所用這種借款來增加其再貼現業務。這種用有價證券及債券作抵押的貸款須隨討隨還。儲蓄銀行習慣上也隨時用它的閑置資金發放貸款（72）。

　　這樣就形成了壹整套利息率的等級。從付給活期存款利息率和收取活期貸款的利息率起，直到付給長期存款的利息率和收取投資貸款的利息率止。在這個階梯的每壹級上都有壹個銀行及信貸機關付出的利息率和反過來銀行及信貸機關向客戶索取的利息率之間的差額。

　　上述各種利率間的差別，首先來源於各種信貸對於直接增加社會生產的剩余價值，貢獻大小不同。最高和最接近平均利潤率的當然是長期貸款利息率。長期貸款利息率操縱著投資信貸，首先是生產資料的賒購。同時，久而久之，便操縱了各種不同利息率的漲落。操縱著流通信貸的短期貸款利息率低於長期貸款利息率，因為雖然流通信貸能夠加速資本周轉，使剩余價值有可能增加，但它並不保證這種增加。然而，在某種情況下，例如當貨幣市場上發生貨幣荒，而這種貨幣荒不僅會給資本周轉帶來延長的危險，而且會威脅到資本本身的存在（破產的威脅）時，短期貸款利息率就會高於長期貸款利息率。

傑瑞米柯賓

此外，還要註意，利息包括了保險費和風險費，這些保險費和風險費隨著借款期限的長短及工業周期壹定時刻的變化而變化，隨著不同等級貨幣資本供和求的特殊情況而變化，從而在自由市場上使各種利息率處於經常漲落之中。[15]但是，這些漲落是圍繞著壹種平均水平進行的，決定這種平均水平的歸根結蒂是平均利潤率。

　　因此，除了由於工業周期中的不同階段而產生的經常漲落以外，很難求出利息率的長期演變規律。利息率的長期演變，歸根結蒂，是由貨幣資本的缺乏或相對過剩與利潤率相對水平間的關系來決定的。

　　由此可見，在壹個統壹了廣大國際市場的小商品生產社會裏，在國際市場的各不同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逐步減少的情況下，利息率便會下降。當貨幣經濟在壹個農業國內有了普遍的發展時，當由於這種普遍發展而農村各階級多多少少從主要是高利貸資本的重擔下解放出來時，利息率也就會跟著下降；從這時起，利息就不再像過去那樣包括壹部分地租在內了。

流通信貸

　　凡是為了提前（即在把商品銷售以前）實現商品價值而發放的信貸都是流通信貸（74）。這是由專業化或非專業化銀行發放的、很少超過三個月為期的短期信貸。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普及化，生產日益同市場分離，商品價值和剩余價值的實現越來越復雜化；雖然說即使有商業資本的參加，而資本循環也還是有延長的危險。正是在這種時候，為了抵制由於資本本身轉化為固定資本的部分日益增多而招致的利潤率下跌的趨勢，資本家便設法加速資本循環。這就是流通信貸的基本職能，這種職能使得企業主能夠把自己的流通資本減少到最低限度。


　　十九世紀時，流通信貸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商業票據貼現方面。棉布制造商向棉花供應商付款時並不使用現金，而是采用開發期票或許約的方式。棉花供應商把期票送到銀行裏去，由銀行把票據收下，按票額付款，但須扣除利息，即所謂貼現，等到期票到期，再由棉布制造商按票額向銀行付款。在這裏，實際上是銀行把現款借給棉花供應商三個月，好讓他把資本循環加速了三個月，因為正是供應商從銀行方面獲得了信貸，他才會向制造商發放信貸）。

　　但是，早在十六世紀就曾經出現了另壹種形式的流通信貸（77）。[17]凡是資本家都在當地壹家銀行開得有戶頭，這樣資本家就可以用簡單的上賬方式來支付或收納款項（用轉賬的辦法，由壹方把錢款過到另壹方的賬戶裏去）。壹切銀錢進出都通過這種方法，經由銀行辦理，銀行在這裏面成了會計中心。有的時候，壹家制造商在銀行戶裏只有壹百萬的存款。但是，為了能夠繼續進行生產，他須要馬上有二百萬才能開發工資。銀行方面知道，再過幾個星期，等到商品銷售以後，制造商將會收入壹筆巨款，因此它就許可制造商從賬上支取高於他實際存款的數目（“透支”）。事實上，銀行代他墊了壹百萬法郎。當然，對於這種賬戶上的墊款，除非是些極大的廠家，制造商以後是要支付利息的，這種利息壹般是5%。[18]
　　1875年以後，作為流通信貸主要形式的商業票據貼現便日益被這種透支所排擠（79）。資本大量集中的結果，產生了龐大的企業。這些龐大企業在銀行方面享有足夠的信用，可以通過透支辦法獲得必要的短期信貸，相反的，由於必須按照規定日期付清已經貼過現的票據，小企業越來越感到困難，而且害怕已經開發出去的期票由於不能兌現而使自己喪失信用。最後，大企業、大企業原料供應商以及大企業銷售組織便合並為托拉斯，合並為金融集團等等，消滅了使用商業票據的舊夥伴（80）。

　　但是，1929年大危機以後，某些國家比如中華民國，由於壟斷資本積累了大量現金儲備，[19]由於特別依賴銀行信貸的各項工業相對衰落，由於零售商業現金付款的增長，由於專業化信貸機構的發展，對大工業透支也開始有了下降。

投資信貸和金融市場


　　凡是為了增加工商業主的資本總額而發放的貸款都是投資信貸。這是為數比較可觀的長期貸款，這種貸款，從貸主方面來說，其發放目的是為了獲致持久的收入。

　　投資信貸直接起源於中世紀時期的購買地租，中古時期的組織商業公司，十四世紀時期大商業公司裏的定息存款，以及中世紀時期商人和高利貸者發放給君主、王公和城市的長期貸款。[20]只是從十六世紀起，隨著交易所和可供流通的票據的出現，投資信貸才具備了現代的性質。從這個時候起，出現了這樣壹種社會階級，這個階級想把他們的財產——他們的資本——用來投資，通過發放長期貸款的辦法來投資，以便通過這種投資使其資本有所增加，在萌芽中的金融市場上提供資本的就是這個階級。在這個金融市場上，需要資本的首先是國家，隨後，各種股份公司也越來越需要資本。在整個商業資本時期，也就是壹直到十九世紀初，甚至到十九世紀中，在西歐各金融市場上，公債券壹直保持著優勢。

　　公債很快就采取了有固定收入的證券的形式，由國家用稅收作為支付擔保；[21]私人證券首先曾經是、現在仍然是收入不定的證券，這種收入的多寡系由發行該票證的各公司年利潤（或半年利潤等等）的多寡來決定。在上述兩種情況下，對資本家來說，購置了壹張有收入的證券就等於對未來的社會剩余價值享有了分配權。隨著交易所業務的不斷發展，投資信貸的社會性越來越明顯，許許多多資產階級的皮包裏都裝有各種公司的股票，而這些公司越來越多，這些資產階級的皮包裏還裝有許多國家、許多省、鎮以及其他公共機關發行的公債。

　　把巨額款項長期放給壹家企業所冒的危險必然會令人尋求附加保證：對經營使用所貸資金的過問權和對企業壹般管理工作的過問權。因此，直接參與債務企業，也就是說由眾多的合夥人共同組織公司，壹般是投資信貸最常見的形式。

　　古代的公司，不論是中國的、中世紀歐洲的、阿拉伯的還是拜占廷的等等，都是些無限責任公司：合夥人就其全部財產對公司債務負責，不論這種財產是不是公司的投資。這就是中古時期經營投資信貸的銀行家家迅速倒閉的原因。在威尼斯，十四世紀成立的壹百零三家銀行中，有九十六家破產（84）。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結果，導致了信貸的非人格化，產生了現代股份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完善形式。購買企業的股票和債券成了發放信貸的正常形式。

　　股份公司盡管早在十六世紀就已經出現，但是，要等到十九世紀它才成了強大的信貸形式。十八世紀初期英國南海公司和法國密西西比公司轟動壹時的破產，增長了資產階級對這種信貸形式所具冒險性的無比恐懼（85）。實際上，在當初工場手工業時期，這壹類信貸的擴展還不是那麽適時，只是後來到了工業資本主義的高漲時期，對於這種信貸的擴展才有了需要。

　　因此，從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末期，向私營企業方面發展的投資信貸是不多的。股份公司固然只是在緩慢地發展，而儲蓄銀行，鑒於中世紀末期的經驗教訓，也都放棄了投資業務（86），同時，儲蓄銀行壹旦取得了公共銀行的地位，它就不準再經營投資業務。銀行只對國家和少數享有特權的客戶經營長期貸款。

　　要等到英國的“證券銀行”和大陸的“高級銀行”在十八世紀末期出現以後，銀行才重新積極過問私營工商業務。1822年成立了第壹家真正的商業銀行：比利時總公司。這家銀行起初是對工業企業發放短期貸款，但很快就遇到了資本固定化過多的困難，終於不得不征求投資，並主動采取了成立股份公司的措施（87）。

　　法國按照比利時總公司的範例成立了類似的公司，但是伯萊爾兄弟動產信貸公司轟動壹時的失敗，把大多數歐洲國家商業銀行的發展高潮壹直推到了1872年以後（88）。當時，在許多國家裏出現了大批的混合銀行，既收存款又發放投資信貸。

　　到了二十世紀，在保險公司、儲蓄所、社會保險基金等等的影響下，金融市場起了變化。保險公司、儲蓄所、社會保險基金等等壹方面聚集了大量資本，另方面又不能使用這些資本去購買收入不定的證券。好幾個國家都制定法律加以限制，甚至對儲蓄銀行也加以限制。由於這種原因，在大多數國家的現代金融市場上，國家基金又像十九世紀以前壹樣，占了優勢（89）。同這種現象同時並存的是各大企業的經濟核算現象。[22]
　　如果把存入社會保險基金和儲蓄所等等的資金看做是同銀行裏積累起來的資本主義基金或多或少相等的貨幣資本積累，那就錯了。實際上，工人們的儲蓄只不過是壹種延期消費的資金而已，因為這種資金的絕大部分是要在存戶本身的生活中去用掉的。在全盤統計工資和薪金收入的時候，在考察這種工人們的儲蓄的時候，必須把患病工人、殘廢工人、還有依靠養老金過活的工人等等的債務也列進去，把他們不得不向社會救濟機關、私人救濟機關、家庭救濟機關等申請的補助也列進去，把他們在消費方面的削減，即原來就已經低於生活起碼需要水平的消費方面的削減等等也列進去。全盤計算結果，統計數字證實了這樣壹點，即壹代工人在其整個壹生中，幾乎是積累不了什麽有價證券的。

交易所


　　資本家和信貸機關用股票及債券等形式，把閑置的貨幣資本投入股份公司，為的是想使這種借貸獲得平均利息率。從債券和有固定收入的證券來看，他們事先就得到了這種保證。但是從整個股票的本身來看，所得利息的厚薄是隨著實現的利潤多少而漲落的。這種利息叫做紅利。

　　但是股票、債券以及其他有價證券，作為收入證券，成了可以流通的東西，可以在交易所裏買進賣出。它們的價格不是別的，就是從年紅利（年收入）到平均利息率的營業資本估價。這種價格就是股票在交易所裏的行市。[23]由於同壹家公司分配的紅利壹般情況是每年不壹樣，同時也由於對該項紅利作出的估計壹年之內在不斷地變化，股票的行市就有可能發生劇烈的漲落。於是壹種真正的在行市上進行投機的組織便成立了起來，時常造成人為的行市波動；人們傳播謠言或是隱瞞有關企業利潤率馬上會發生的急劇變動。

　　這種投機活動在有些國家絕大部分是利用信貸來進行的。例如紐約，金融市場的主要業務是對華爾街的投機商發放信貸（90）。

　　股票及債券所有者領取平均利息，工業、商業和金融股份公司實現平均利潤。差額到哪裏去了呢？它在沒有被重新投入企業資本和沒有變為儲備金的情況下，是以創業利潤的形式作了營業資本的提前估價了，是被公司創辦人以額外股票和發行優先股票等等方式占有了。

　　假定有壹家工業企業，它的資本是壹億元。這家企業想從社會上額外獲得二億元來擴充營業。假定平均利潤率是百分之十，平均利息率是百分之五。如果股票的發行總額是三億元，那麽在人們心目中這些股票便應該平均每年生產紅利壹千五百萬元。但是企業創辦人所預見的年利潤是三千萬元。平均利息和平均利潤之間的差額，也就是壹千五百萬元，按5%平均利息率進行資本估價，形成了三億元的壹筆額外資本，由企業創辦人所占有了。由此可見，創業利潤是要在股票的發行總額應為六億元時才能實現的，而實際收足的股金僅為三億元。另外三億元的額外股份只是些收入證券，這些證券的所有人——企業創辦者——可以年年獲得平均利潤和利息（紅利）之間的差額，也就是企業主利潤。

　　創業利潤的資本估價說明了在股份公司大發展時期“工業巨頭”迅速致富的原因。實際上，這種資本估價是對平均利潤和利息的未來差額提前作出的，因而有著強烈的投機成分。許多股份公司經過這樣超額的資本估價，都在長時間之內無力支付相當於平均利息的紅利，正是這種超額估價的後果，另有壹些公司甚至破產倒閉。

　　另壹種占有創業利潤的形式是在交易所裏擡高股票的行市。例如有壹家公司，創業資本是壹千萬元，分為壹千股，每股壹萬元。假定用平均利潤率百分之十五對該公司的可得利潤進行估計，它就壹年可以獲得壹百五十萬元的利潤，合每股壹千五百元。然而平均利息卻只是5%，借出去壹筆款子只能帶來5%的收入，所以，在正常情況下，壹筆三萬元的資本才能有壹千五百元的收入。這樣，公司創辦人就能夠用三萬元壹股而不是壹萬法元壹股的行市把他們的股票在交易所裏出售，從而占有差額。這種差額的由來仍然是未來的平均利潤和現時的平均利息間的營業資本估計。

　　
　　當股票和債券在交易所裏和經紀人手裏繼續獨立流通的時候，這些證券的真實價值（即它們所代表的對等價值）可能早就已經消失。政府當局用借來的資金制造的戰艦可能早就已經沈入海底，用出售股票得來的金錢購置的機器可能早就已經變成廢鐵。許多股份公司在作出營業資本超額估價之後，實際資本和流通證券總額原來就有了深刻的分離，現在它們徹底地互不相幹了。有價證券僅僅代表壹種虛擬資本，這種表面是社會資本總額之壹部分的虛擬資本掩蓋了它的真正性質，即單純的收入證券的性質，憑這種證券可以享有分配社會剩余價值的權利。

股份公司和資本主義的發展


　　很久以來，人們就想用股份公司的發展來證明這樣壹點：資本絲毫也沒有在不斷地集中，而是在走向“民主化”。在某些國家裏，譬如在臺灣，持有股票的人不是有好幾百萬麽？具有高度業務水平的工人，不是個個名義上都可以用自己的積蓄購置各大工業公司的股票麽？

　　這種觀念具有其雙重的混淆性。首先，並不是任何人，只要他的收入歸根結蒂來源於社會剩余價值的分享，便都是資本家。否則每壹個殘廢軍人都成了“資本家”了。唯有那些可以依賴其資本收入為生、可以不出賣勞動力、生活水平至少相當於壹個小工業家的人才應該被劃入這個範疇。

　　根據調查證明，臺灣的工人當中，真正持有大量股票的人很少。大部份股民其實都是散護，很多人持有股票不到企業虛擬資本總額的百分之壹，壹年收入不到兩萬，還比不上壹個中等工人壹個月的工資。由此可見，把這種股東說成“資本家”，那是荒謬的。

　　其次，從形式上看，股份公司似乎是分散生產資料所有權的機構，但實際上它所代表的是資本集中的壹個重要階段。把壹個小股東當成例如像通用汽車公司那樣壹個巨大托拉斯的“共有人”，那純粹是法律上的假想。事實上，這個小股東僅僅是壹張收入證券的所有人，為了取得這種證券，他把自己的積蓄實際上交給了大工業家和大銀行家去自由支配。因此，對於小額積蓄所有者來說，股份公司不過是壹種隱蔽的剝奪形式，它並不是對無名力量有利，而是對大資本家有利，就這樣，大資本家才能支配遠遠超過他們自己財產的大量資本。

　　“當壹個人向壹個大公司投資時，他便把運用其資本來建立、生產和發展營業的權利交給了這家公司的領導人（董事會），並放棄了對於產品的全部監督權。他所保留的是壹種改變了的權利，即壹般用貨幣形式分享部分利潤的權利，還有將其在公司裏的投資任意出讓的權利。他成了幾乎毫無動作的參與人。”

在種種情況下都是由人數很少的大股東握有同人數眾多的小股東壹樣多或者比他們更多的股票，從而操縱著股份公司。事實上，主要操縱股份公司的是壹個人數更少的小集團。[25]
　　“公司的形式為壹種真正的貴族、真正財政寡頭的產生提供了有利條件。職業董事們出現了。這些董事們的職務就是專門管理各大公司的資本……許多公司之間聯系不斷增加的結果，使得這些董事聯合起來，建立了壹種個人王朝。出現了形形色色相互交織和名目繁多的關系：利益共同體，聯合管理處這種個人不負責而由董事會領導的雙重事實，為相互諒解和達成協議（即壟斷）提供了有利條件。”

　　股份公司（匿名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責任公司等等）的普及標誌著信貸及整個經濟實際上社會化的壹個重要階段。當銀行把小食利者存放在它那裏的款項貸給實業家時，實業家仍然是他用來進行經營的絕大部分資本的所有人。隨著股份公司的建立，企業主和年金所有者間的分離便日益加深。企業主的資本成了壹種工具，通過這個工具，他可以支配比自己的資本大好多倍的另壹些資本。

傑瑞米柯賓

消費信貸


　　流通信貸和投資信貸的活動領域主要是停留在大、小資產階級範圍以內。但是在資本主義時代，再度出現了用高利貸形式或者不用高利貸形式提供貸款的消費信貸。由於不得不購買生活必需品而對商店負了債的工人、職員、失業者和破落戶，可以很快就被無情的債權人帶上終身枷鎖，他們的微薄收入的絕大部分被人奪去作為利息，也無法使他們脫身。尤其惡毒的是，實行這種高利貸的就是工人在其中出賣勞動力的企業所開辦的商店。

　　隨著所謂持久消費物質的大批生產（如炊具、縫紉機、冰箱、洗衣機、收音機、電視機、自行車、摩托車、汽車等等），出現了消費信貸的另壹種形式（102）。壹般說來，就連具有高度業務水平的工人和職員，他們所得的工資也不足以拿來用現金購置這壹類商品。但是，他們拿每周或每月工資的壹小部分來付款，經過壹定時期，這些商品便可以歸他們所有。工商業者對這種分期付款的交易給以便利，對他們自己是有利的。因為這是擴大上述持久消費市場的唯壹辦法。也因為，壹般說來，這種信貸能使他們獲得高額的利息（現金交易和分期付款之間的差額）。[26]同時，這樣壹來，商人們的壹般營業開支（貯存費和管理費）還可以大量減少，因為由買者本身負擔了這壹部分費用。但是，即使把這種買賣所包含的剝削撇開（例如壹次到期未能照章繳款時，有關商品便由公司收回），分期付款交易制度的過度發展也體現著資本主義制度的壹種不穩定因素，特別是每當經濟周期的繁榮接近尾聲和破產倒閉的前夕（103）。

信貸與資本主義的各項矛盾


　　由此可見，信貸本身深刻地表現了資本主義的歷史及其發展。它有力地擴大了資本的活動地盤，使得任何閑置貨幣儲備都有了作為資本估價標的物的可能性。它便利、加速和普及了商品流通。它刺激了資本主義生產，刺激了資本之間的競爭和資本的集中化；總之，它刺激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各種趨向。信貸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商業都同樣是個必不可少的工具，並成為對付平均利潤率下降趨勢的重要手段。

　　同時，信貸也改造了資產階級本身。利息和利潤的分離，食利者階層與廣大資產階級的分離，壹方面標誌著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壹方面也標誌著資本主義沒落的第壹個必然信號。壹部分資產階級僅僅是依靠他們的財產（資本）過活，而為了依靠資本財產過活，他們就全部排除於生產程序以外，被排除於同機器和勞動人民的直接接觸以外。在家庭資本主義所有制企業裏還屬於個人的、實質的、資本主義占有制的私有性，到了股份公司時代就越來越變得客觀和抽象。資本的統治采取了最壹般的和最匿名的形式。表面上，體現著剝削的不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客觀的、盲目的經濟力量的同義語“公司”和“有限公司”。

　　商業方面也是壹樣。信貸可以大大地有助於加速資本周轉，可以在巨大的固定裝備中，在資本轉為固定資產的部分日益增長的情況下，有助於不斷擴大流動資本的靈活性。[27]這樣它就可以減弱由於資本主義發展結果而引起的各種當前矛盾。但是同時，從長遠來看，它卻又使這些矛盾尖銳化。工業資本主義產生的初期，每壹個資本家都能夠很快就知道他生產商品所消耗的勞動時間是不是必要社會勞動時間。他只消到市場上去壹下，去找人照生產價格購買他的商品就行了。當商業和信貸使實業家與消費者彼此會面時，實業家自然而然便會明白自己的商品價值多少。但是，他並不知道以後是否能為這些商品真正找到銷路，是否會遇到“最後的消費者”。實業家把錢（生產商品的等價）花費了很久以後，可能發現這些商品根本銷不出去，它們並不真正體現必要的社會勞動時間。破產便成了不可避免的事。信貸可以推遲這種破產，但在破產終於來到的時候，又使破產的影響更加猛烈。

　　信貸使生產能夠不直接顧到市場的吸收能力而擴大；信貸在整個壹段時期中掩蓋著生產能力和有支付力的消費能力之間的真正關系；信貸超過實際購買力而刺激商品流通和商品消費；從而推遲周期性危機的到來，使各種不平衡因素嚴重化，因而使危機壹旦爆發就更加劇烈。原因是信貸只能使貨幣——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兩項基本職能的基本分離日益加深，只能使商品流通和實現交換價值的貨幣流通的基本分離日益加深。這些矛盾是資本主義危機最主要和最普遍的根源。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資本主義社會的農業生產以及地祖剝削

農業和商品生產


　　農業的發展為真正的分工和城鄉分離以及交換關系的普及創造了基礎。但是農業卻長期和由它自己使之產生的這種流通方式無關。小商品生產在國際貿易中心的壹些大城市裏已經形成好久，而使用價值的生產卻依然在和這些大城市相隔僅數裏的鄉間占著支配地位。只有少數幾家農場生產出來的剩余產品才被拿到市場上去。

　　當邏馬帝國從事以食物供應羅馬市的無產階級以及帝國的眾多軍團時，小麥、油、酒和橄欖的交易就有了飛躍發展。有些作者甚至把這些交易的波動看作是羅馬帝國衰亡的決定性跡象（1）。但是，實際上，這種供應的對象並非是無名市場，而是國家（2），而且這是壹些無償的或者價格極為低廉的供應（3），因此，它是壹種直接的或隱蔽的賦稅形式。僅僅是在大量農產品的集中和運輸方面，商業資本才在廣大程度上發揮作用，然後再由國家把這些產品無償地分配給像羅馬和拜占廷這樣壹些大城市的居民，以及軍團。由此可見，整個這種供應循環並不和商品生產發生關系。在農產品方面，只是在本地市場上出售農民及貴族的剩余 產品和在向國家出售農奴種植園的產品時，才會出現商品。總的說來，在任何壹個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裏，都是如此。

　　十六世紀，當貨幣經濟開始普及時，商品生產日益向農村伸展，與此同時，資本發展的結果，社會上出現了壹個新的佃農階級。這些佃農之所以要土地並非為了自己種吃的，而是為了把它當作農業商品的生產基地，因為出售這些商品會給他們帶來利潤。

　　從十八世紀起，被大工場的產品打擊得支離破碎的家庭工業和農村手工業開始消滅。在西歐，到了十九世紀這種演變才全部完成。在世界上其它壹些經濟落後地區，同樣的演變要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才開始。現在，這種演變並非在每壹個國家裏都已經結束，而是還差得遠。此外，還沒有壹個地方的農業商品生產已經把使用價值的生產消滅凈盡，因為，即使在工業已經高度發達的國家裏，例如臺灣，直至如今還有自耕自足的農民，也就是只向市場出售其剩余產品的農民。

資本主義以前的地租和資本主義地租


　　在資本主義以前的文明社會裏，農業是人類的主要經濟活動。因此，在這種社會裏，地租是社會剩余產品的基本形式。生產這些剩余產品的人是農業生產者。農業生產者實際上支配著歸他們自己占有的土地，並且少說也對這壹生產資料享有著使用權。農業生產者取得土地使用權的代價是把自己的部分勞動時間（勞役）或部分產品（實物地租）貢納給有產階級。把農民生產出來的產品分為必需產品和剩余產品（地租）的做法，完全是在市場之外，在使用價值生產範圍以內去進行的。

　　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裏，實物地租轉變為貨幣地租這件事本身已經是社會解體的壹種表現。這種轉變預示了生產的巨大發展，商品流通和貨幣流通的巨大發展。農民為了向封建地主繳納這種新形式的地租而需要的貨幣，是通過壹部分產品賣掉來取得的。但是，如果說，必需要有了商品生產，然後才能產生貨幣地租，那麽，從數量上說，貨幣地租卻依舊和市場的情況無關。貨幣地租的特點——貨幣地租之所以在資本主義以前的地租演變終了時出現，貨幣地租之所以在以往的各種形式中總是具有這種相同的特點——在於它的固定性，因而不受物價運動以及生產者貨幣收入多寡的影響（5）。[二]正是在地租固定不變的範圍內，在整個農產品價格巨幅度增長的這段時期（例如十三世紀初到十四世紀中葉，農業產品價格巨幅度上升的這段時期），農民才成了重要的受益者（6）。

　　此外，在資本主義以前的地租時期，只是在例外情況下，土地本身才會被看作是貨幣資本的投資場所，土地必須要為這種資本帶來壹定比例的收入：

　　“野蠻時代及封建時代初期，只有微不足道的小部分土地可以被自由地拿來進行交易；復蓋著森林和草地的遼闊土地，都是王室親貴的莊園；就連舊世俗人占有的土地也都是被壹整套租讓人和承租人之間的等級關系聯結在壹起。通過這種關系，這些土地雖然不是完全不得轉讓，但轉讓起來就會遇到無數的障礙。地主和農民之間的關系，也同樣是固定性的。至於說到農民，使用關系代替了契約關系，絕大多數土地耕作者都降低到了縛在地上的農奴地位，既不能隨便離開土地，但也不能把他們從土地上趕走。”

　　資本主義地租的性質則與此迥然不同，資本主義地租是在這樣壹種社會裏出現的：在這種社會裏，土地本身以及它的主要產品已經變成商品。資本主義地租是投在農業上的、必須帶來平均利潤的資本的產物。由此可見，同資本主義工業壹樣，資本主義地租預示了生產者同生產資料之間的分離。此外，資本主義地租還暗含著土地占有者同資本所有者之間的分離，生產資料同租佃人之間的分離。資本主義地租的特點在於此；它同資本主義利潤不同之處也在於此。

資本主義地租的起源


　　農產品市場的起源和中世紀城市的發展是緊密相聯的。商業剛壹開始飛躍發展，莊園供應制就陷於瓦解；商業的飛躍發展為首批地方性市場的形成創造了有利條件：

　　“封建主的莊園供應制為在緩慢地形成中的地方性市場組織所代替。用車輛長途跋涉地把小麥運往中央莊園去進行消費，或者是運往莊園集團的中央市場上去，而且壹路之上還要經過壹些小麥價格低廉的地區，同時，在最終到達的地區裏也許還存在著大量的剩余小麥、從而價格十分便宜，這就成了沒有必要的事。換句話說，在糧食問題上，地方性市場逐漸滲入莊園供應制，並終於完全取代了這種制度（8）。”

　　但是，這種轉變是緩慢的；真正的地方性小麥市場要到十五世紀後半葉才占了支配地位（9）。同時，不同城市的供應政策都妨礙著地方性市場的形成；這些城市想盡辦法，千方百計地阻止糧食價格上升（10）。在這種情況下，國內市場的統壹就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在每壹個國家都成立了壹系列的區域性市場，彼此的糧價相差很大，各自反映著當地的情況：是糧食富足呢、還是糧食匱乏。

　　到了十六世紀，這些基本上是由使用價值生產者的剩余產品來供應的市場，便開始朝著大城市市場的方向演進；要知道農業資本主義的來源，就必須到這種演進中去尋找。若幹大城市的驚人發展，打亂了農產品的供求關系（12）。在這些大城市的圍墻裏面，集中了全國極為可觀的壹部分人口。直到近代這些居民的糧食供應不再是單單仰賴於近郊的農業地區，而是仰賴於全國整個農業（13）。這樣壹來，農產品價格便在全國範圍內趨向平均，其結果是大城市地區付出的糧價，成了全國小麥價格的基礎。

　　從這件事實出發，同中世紀地方性市場上發生的情況相反，和遙遠的歉收地區的價格（包括運費在內）相比，首都附近的、有大量剩余小麥的地區，就會把自己的小麥以較貴的價錢出售（14）。同時，就在這同壹個世紀裏，人們還從大城市市場走上了國際糧食市場：倫敦不再僅僅吸引它本身供應所需的小麥，而且還吸引著全部用於出口和拿到國際市場上去博取最高價格的小麥（15）。

　　十六及十七世紀起，出現了廣闊的大城市市場，與此同時，各大城市都實行了完全相反的糧食政策，它們不再像中世紀那樣，采用各種手段來限制糧食價格，而是想方設法、以任何價格來確保城市所必需的足夠供應（16）。從這個意義上講，大城市起了表面上的無限市場的作用，為資本主義打入農村創造了有利條件。運到城市裏去的不再單單是農村方面的剩余產品，而是多多益善的小麥，從而使農村人口的口糧時常剛剛夠吃（17）。

　　發生村社圈地運動的原因，不僅在於飼羊業有利可圖，而且由於小麥價格勝貴的刺激。大城市市場的出現同農業生產者被剝奪自由使用土地的權利（也就是在農村實行資本主義）是彼此緊密相聯的。

　　在同壹期間，農業的合理化經營，土地從三年壹休閑過渡為改種有助於恢復土壤肥力的作物，化學肥料使用量的日益增加等等，起初是在某些地區，然後是在壹個國家，壹個佃農要想享受從不斷增長的農產品價格上帶來的驚人果實，他就必須具備壹筆最起碼的資本。早在十八世紀末葉的臺灣，壹個佃農要想經營壹英畝耕地的農場，就至少要有充足的資本；要經營壹英畝半耕半牧的農場，就至少要有很多錢才可以；要想經營壹個畜牧莊園，就至少每英畝要是壹個非常賦予的人。由此可見，具備壹筆資本成了要經營壹項多多少少還過得去的農業的條件。這樣壹來，資本要打入農業的壹切條件就都成熟了。

　　然而，這種資本在進入中國的時候，它所面臨的兩種情況，同工業和商業中存在的情況截然不同。在工業中，每壹項物質生產因素——機器、原料、勞動力——都可以由資本本身來生產、再生產，並且可以用相對或絕對日益低廉的價格（即勞動力，因為有工業後備軍！）來生產；可是，在農業中，生產的基本物質因素，土地，壹經固定下來就有了局限性，永遠蓋上了不足的烙印，成為天然的壟斷（21）。資本可以在工業的任何部門裏自由出入，但卻不能自由地進入農業。在農業中，土地所有權為地主階級所獨占，除了以支付地租為代價外，地主是不許資本進入農業的。


　　由此可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剛產生的時候，土地就表現為雙重的壟斷：自然的壟斷和所有權的壟斷。只要農業生產率繼續落後於人口增長率和工業生產率，壹種雙重的價格差別就會自行建立起來。由於全部農產品都會被市場所吸收，小麥售價便會由收益最低的劣質土地的生產條件（肥沃程度、經營方式、地理位置等）來決定，從而遠遠超過了賺錢莊園的生產價格，並為後者帶來超額利潤。同時，由於農業同利潤率的平均化無關，並且還存在著上述的雙重壟斷，所以，哪怕是在收益最低的條件下生產出來的小麥也不是按照它的生產價格、而是按照它的價值來出賣；這種價值高於生產價格，這是因為，同工業相比，農業在技術上比較落後，因為在農業部門裏，資本的有機構成較低，資本主義地租的來源就在於這種雙重差別，而且是在存在著這種差別的情況下，資本主義地租才能夠存在。

級差地租


　　在工業中，當著壹家企業的生產率高於平均生產率時，這家企業就實現超額利潤。高生產率雖說能讓商品按照高於其生產價格的價格出售，但到最後還是要導致平均的市場價格下降。在農業中，生產率上的巨大差別也能使某些莊園和某些土地的所有者得以實現超額利潤。但是這種超額利潤並不伴隨市場價格的下降，而是市場價格的上升。只要是農業生產率的增長繼續落後於人口的增加，因而使農產品仍然求過於供，市場價格就依舊由在收益最差條件下生產出來的農產品的價值來決定。如果為生產糧食而耗費的整個人類勞動都是社會必需勞動——只要全部農產品都能夠繼續找到買者！哪怕是在土地收益最低的條件下生產出來的商品，也會給自己的價值找到等價物；由此可見，決定小麥平均售價的正是這種價值。小麥平均售價和高生產率土地上生產出來的小麥的生產價格二者之間的差額，表現為級差地租，這種級差地租為土地占有者所專有。

　　級差地租可以由兩種不同的方式產生：由於土地天然肥沃力的不同——或地理位置，和不同的投資。我們把這兩種情況分別稱之為第壹形態級差地租和第二形態級差地租。

假定有三塊面積相等的土地，由三個租佃人使用相等的資本在上面分別進行勞動，彼此的資本有機構成也完全壹致。假定壹年之間他們各自投入的資本是壹百萬元，土地A收獲了八十公擔小麥，土地B收獲了壹百公擔小麥，土地C收獲了壹百二十公擔小麥。如果平均利潤是20%，小麥的售價便會是：1，200，000/80，也就是說，每公擔售價為壹萬五千萬元，這是肥力最差的土地上的小麥生產價格。

　　由此可見，土地A不會帶來任何級別地租。土地B的生產價值是壹百五十萬萬元；如果這塊土地是租佃來的，土地占有者就會收入三十萬元的級差地租。租佃人會滿足於獲得平均利潤二十萬萬元。土地C的生產價值是壹百八十萬萬元；如果這塊土地也是租佃來的，土地占有者就會收入六十萬萬元的級差地租，租佃人也只能滿足於獲得平均利潤二十萬萬元。

　　運輸費用是包括在農產品的出售價格裏的，因此離大城市最近的土地就會產生較高的級差地租。

傑瑞米柯賓

只要農產品的價格有繼續上升的傾向，在農業上進行投資，以便開荒擴大耕地面積，或者提高熟地的生產率，就會對資本家有利。在第壹種情況下，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壹定差，這可能是壹些偏僻的土地，壹些比較遠的土地，壹些要想比熟地實現更高的收益，就必須在上面安裝大規模排灌設備的土地。但是這種投資的折舊是要經過壹段時間之後才能實現的。因此，在此期間，生產費用會增加，生產價格也因而增加。

　　因為施肥量有了額外的增加，因為選用了良種，因為使用了農業機械，因為雇用了農業專家，壹句話，因為作出了額外投資而產量增加時，情況也和上面壹樣。

讓我們再舉A、B、C三塊土地為例。假定在土地C上追加了投資壹百萬萬元，生產由壹百二十增加到二百二十公擔。在這樣作出的壹共二百萬元的投資上，資本家應得平均利潤20%，即四十萬元。但是，倘若小麥售價繼續由收益最低的土地上的小麥生產價格來決定，即每公擔壹萬五千萬元，那麽二百二十公擔就可以售得三百三十萬萬元。在壹百三十萬萬元的剩余價值當中，四十萬元作為平均利潤落進資本家的腰包，六十萬萬元作為第壹形態級差地租落進土地占有者的腰包，三十萬萬元表現為第二形態級差地租，由土地租佃人想方設法留給自己，但是到了租約期滿續訂租約時，便會由地主把它算進地租裏去。同第壹形態級差地租相反，第二形態級差地租並不是那麽表面化，因此它不那麽容易為土地所有者直接占有。

絕對地租


　　到現在，我們只談到了這樣壹些土地上的地租和超額利潤：這些土地，或者是由於肥沃，或者是由於地理位置好，或者是由於在上面進行了額外投資。只要是農產品的價格還繼續由收益最差的土地上的生產價格來決定，上述土地上的生產價格便會低於收益最差的土地上的生產價格。然而，在收益最差的土地上將是怎樣壹番景象呢？倘若經營者和土地所有者是壹個人，那就不會發生什麽問題，因為，原則上，資本家只要拿得到平均利潤就滿意了。可是，如果土地所有者並不親自經營這塊土地，那情況就不同了。在這種情況下，向土地所有者繳納地租便仍然是讓這些土地向農業開放的前提條件。只要是小麥的出售價格還繼續低於、或者等於這些土地上的生產價格，這些土地就會無人加以耕種，因為租佃者只會是在扣除了平均利潤以後才能支付地租。否則，租佃者只要把資本轉投到工業和商業中去，他就能實現平均利潤，所以，他如果再這樣做還有什麽意義呢？但是，壹旦農產品的出售價格有了足夠的提高，即使在肥力最低的土地上也能生產出地租來的話，這些土地便會也有人來加以經營了。在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初期，由於農業生產率落後於工業生產率和人口的增長，這種情況曾實實在在地出現過。

　　在肥力最差的土地上出現的這種地租是從哪裏來的呢？它來源於這樣壹件事實：在這種土地上生產出來的小麥，不是按照它的生產價格出售，而是按照它的價值出售，而它的價值是高於它的生產價格的，因為，同工業相比，農業中的資本有機構成較低，而土地所有權的壟斷又妨礙著資本在農業中自由出入，從而使農業資得以不“參加”利潤率的社會平均化，不把在從它本身範圍內創造出來的那壹部分剩余價值拿出去進行總的分配。

　　舉例來說：假定工業的年生產總值為：

　　4000億c+1000億v+1000億pl.=6000億。

　　農業的年生產總量，就可以得出如下：
　　2000c+1000v+1050pl.=4050

　　工業中的平均利潤率100/500=20%

　　在農業中，產品不是按照生產價格加利潤20%（即三千六百億）來出售，而是按照產品總值四千零五十億，也就是連同超額利潤四百五十億在內來出售。通過這種超額利潤就出現了絕對地租，農業的利潤率成了105/300，也就是35%。

必須說明，土地本身並不生產地租。壹塊荒地是絲毫地租也“生產”不出來的；生產地租的是投入農業的勞動力。由此可見，同工業利潤壹樣，這是剩余價值，是無償勞動。但它又是壹種特殊的剩余價值，這種剩余價值，由於土地所有制的關系，並不參加利潤率的總平均。這樣，它就提供了超額利潤，這種超額外負擔利潤是由於農業中的資本有機構成比工業中的有機構成低而形成的絕對地租。同時，這還是壹種超額利潤的超額利潤，因為在農業中提供的全部勞動，都是社會必需勞動，就連在工業生產率低的情況下提供的勞動也不例外。

地租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由此可見，對於整個資產階級來說，地租意味著雙重的損失。壹方面，壹定數量的剩余價值不參加利潤率的平均，而且，由於這壹定數量的剩余價值是由比工業中資本有機構成要低的資本有機構成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原本是能夠提高平均利潤率的。另壹方面，農產品的價格有了上升，因為農產品是按照收益最低的土地的產品價值來出售的。這樣壹來就必然會在工資方面形成壹種較高的最低基礎，倘若取消地租的話，這種最低基礎是不會這樣高的，這就多多少少意味著工業中的壹部分價值轉移到了農業中去。

總之，地租的存在，不僅妨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適當發展，而且尤其妨礙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農村中的發展。地租於被非經營地主占有之後，便退出了農業而不再被用來投資。這就使農業中可供投資的基金減少，使農業中資本積累的速度減慢。

但是，級差地租為土地占有者所專有這件事，主要是在土地改良上，成了壹個巨大的障礙。租佃者在進行土地改良時，只能獲得有限的利益，因為，這種改良不可避免地會促使土地占有者提高地租率！土地占有者千方百計使租佃契約的期限越短越好（可能的話壹年壹定），在這種情況下，級差地租就會不斷地增長。對租佃者來說，有利的則是訂立長期租約，因為長期租約能讓他們享有用自己的資本（在小租佃者情況下是用自己的勞動）來實現的土地改良的果實。

土地的價格和地租的發展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廣泛發展，壹切進款都被習慣地看作是由投出去的資本——真實的資本和假想的資本——按照平均利息率帶來的收入。地租是壹個實實在在的經濟“範疇”，諸凡農業勞動者生產的剩余價值都是它的源泉。但是，“土地價值”這個詞，其本身卻是毫無意義的。土地並不比空氣、陽光、或是推使帆船前進的風更有價值。土地是由大自然提供的壹個“生產因素”，它不是人類用勞動生產出來的商品。凡是沒有強制實行壟斷土地私有權的地方，土地既沒有“價值”，也沒有價格。

　　只有在土地由私人占有，從而把它變成壟斷財產的地方，土地才取得壹種價格，這種價格不是別的，它不過是根據平均利息進行了資本估價的地租：“土地的價格由土地產品的價格來決定，而不是相反（35）。”取得或買進壹塊土地並不是購買壹個“價值”，而是買進壹個收入憑證，因為日後的收入是以當前的收入為基礎而計算的（36）：

　　“購買土地的人，實際上是取得收取壹系列年收入的權利，而要判斷這些年收入日後能有多有少，最現實的根據是它們在最近的過去曾經是多少。考察證明，壹塊土地在過去的十年間的收入，是買主打算付出的價格的最有效的準繩。”

　　十八世紀末葉以來，土地價格的發展已經證實了它的這種來源，土地價格絲毫不是圍繞著“物的價值”起波動，而是隨著農業景況中的、往往是驟然和劇烈的波動而波動。

　　人口增長而肥力較差的土地必須投入巨額資本才能耕種，所以十八世紀下半葉農產品價格大大增長，隨後，地租也立即有了相應的提高。

　　
　　為了使級差地租能夠出現，農產品的售價必須確保哪怕是在收益最差的土地上投下去的資本，也能實現平均利潤。為了使絕對地租能夠出現，農產品的售價必須確保在生產率最低的條件下生產出來的小麥，不是按照它的生產價格，而是按照它的價值出售。當全部農產品的價格都下跌時，上述各條件，或者是其中之壹，就可以暫時或永遠被取消。這個時候，某些土地上的地租便消失了。倘若這些土地不是由土地占有者本人直接經營的話，它們的耕種就停止了。倘若它們是由土地占有者本人直接經營的，土地占有者只好滿足於取得低於平均利潤的收入，甚至滿足於取得只相當於壹筆實際工資的收入。

　　資本主義以前的各個農業危機時期都已經發生過的這種現象，到了十九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間，又有力地表現了出來。當時，各國開始采用機器來耕種遼闊的牧場和草原，從而使農產品成本下降了50%。與此同時，改善了的運輸條件使得運費也有了下跌。

土地所有制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土地私有制不僅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入農業的條件，而且它還妨礙並推遲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全部可耕地為私人所占有這件事，阻止著新的農民去加以自由經營；但是，對於工業資本主義的高漲來說，它卻又是必不可少的條件。只要是還存在大片大片的閑置土地，城市勞動力就可以逃避工廠裏的勞役，工業後備軍就會消失，就可以由於工業就業與農業就業之間進行競爭而發生提高工資的危險。

　　早在十八世紀中葉就有壹些人坦率地承認了這個事實，並且要求制止指向外國的移民運動。如果是只要用壹筆微不足道的價格就能買到壹塊好地，壹個星期勞動兩天就可以過得舒舒服服，那麽，任何壹個自由的人也再不會去為別人勞動了。

　　在那些有著閑置土地的國家裏，用搶劫手段以及合法或非法暴力手段，把大部分土地據為私有的同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遠離西歐的中國，取得了種種發展，並且還發生了同私人占有村社土地相仿佛的現象。

生產關系與農村的所有制關系


　　在資本主義時代，用工業後備軍的形成和地租的經濟作用把農業同工業聯系在壹起的特殊關系，引起了農業本身的特殊發展形式。從十四世紀到十九世紀某些國家還保留著的奴隸制，和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某些國家采取的強迫勞動制，[16]在該有關各國的特殊情況下，意味著這些國家裏形成資本主義所有制的必要條件。但是奴隸制和強迫勞動制的采用，在長時期內，依然妨礙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進入農村。

　　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在中國就出現了壹個類似的更為重要的現象。資本主義產品的打入這些地區和這些地區的躋身國際市場，破壞了這些地區千百年來以手工業和農業相結合為基礎的農村經濟平衡（70）。由於土地本身養活不了整個非城市人口，由於在城市裏勞動就業沒有取得任何重大增長，就出現了農村人口長期過剩。這種人口過剩只不過是長期失業的變相而已。[17]
　　這種農村人口的長期過剩，在租種小塊土地的農民之間，引起了壹場兇惡的競爭，這並不是把小塊土地作為取得平均利潤的工具，而是單純的賴以維持衣食。對於土地占有者來說，與其把土地拿來從事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經營，倒不如把它小塊小塊地拿來出租更為有利。資產階級的所有制關系表現為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引用到農業中去的障礙。由此產生的土地經營的極端分散化，在印度表現得特別突出。在這個國家裏，每壹家佃農的平均土地面積是四點五英畝，而在人煙稠密的西孟加拉邦，三分之壹的佃農卻只有二英畝土地。這種現象的後果是，地租高得驚人和土地的超資本化（71）。由此而貧困化了的農民，日久天長，便會失去自己的小塊土地，成了直接的或掩蓋著的無產者。

　　那些緊緊抓住小塊土地不肯撒手的小佃戶們，支付著高利貸式的地租，這種地租意味著對他們的超額剝削，因為那些小佃戶們的收入往往是比壹個農業工人的收入還要低的。當他們毫無資本，不得不經營用分擔制度的形式租來的壹些小塊土地時，他們就變成了為少得可憐的收入而勞動的真正的無產者。

傑瑞米柯賓

農業資本積聚與集中


　　由於在農業中，同在工業中相反，資產階級所有制關系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不壹定完全互相結合，[19]因此，在農業中，資本積聚問題是以另壹種特別的面貌出現的。資本積聚的規律是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產生出來，而完全不是單單由土地私有制的存在中產生出來的壹條規律。

　　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剛剛開始打入農業的地方，到還可以看到老牌半封建莊園正在解體的地方去研究農業資本積聚，那就會像從資本積聚的角度出發來研究十八世紀末期的工業情況壹樣的不近情理。只有當整個農業都已經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固有的技術改革支配之後，才會發生積累已久的很多弊端。

　　農業裏面即使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會有兩種現象使得資本的積聚和集中並不立即發生。我們知道，地租的來源是：農產品的生產價格由收益最差的土地來決定。然而，資本的積聚正是要通過收益最差的土地的消滅才能產生！在農業中，只要這些土地，盡管是技術落後，還通用繼續使自己的產品找到銷售市場，資本集中就不能產生。但是，通過最壞土地的生產價格和最好土地的生產價格之間的巨大差別，也就是說，通過巨額級差地租的資本化，資本積聚就可以產生。

　　同樣，有些土地，盡管是在最低的收益水平之下，仍然會有人去加以經營，其原因不是為了生產平均利潤，而是為了小租佃者要有個單純的生存基礎。就這樣，小租佃者犧牲了自己的生活水平來緊緊抓住“他的”土地（78）。[20]但是，只有少數資本或是毫無資本的農戶盡管放棄了地租和利潤而從事勞動，卻依然要受歉收和天災人禍橫加擺布。

　　當上述可靠的市場歸於消滅時，具體地講，從十九世紀最後二十五年以來，小企業就用轉入集約經營[21]的辦法繼續同大企業競爭。集約經營能夠獲得比大農場上進行粗放經營要高的生產率。

　　由於這種原因，盡管投在每壹公頃土地上的資本有了巨大增長[22]——資本積聚的間接形態！——進行集約經營的農業企業的土地面積並沒有擴大，沒有發生表面集中現象。

農業工人的悲慘遭遇


　　為什麽農業工人那麽貧困？為什麽他們的報酬遠遠低於工業工人和商業工人的報酬？其根本原因是：緊抓著土地不放的、不顧壹切地犧牲自己和全家生活水平的千千萬萬個小農都在不斷地壓低農業工人的工資。鄉村裏的生活，沒有城市裏產生的新需要，以及用實物支付農業工人的壹部分工資甚至是全部工資，這是農業工人工資進壹步被壓低的另壹些因素。農業工人往往是以靠打短工為生，再不就是以東流西浪為生；如果說在非農業的季節他們能找到別的活幹，那僅僅是剛夠維持最起碼的生活而已，倘若連這壹點就業都沒有——主要是在不發達國家——那他們就跌入了人類貧困深淵的最底層。

　　但是，時間壹長，原來受農業特有情況支配的農業工人命運的演變，就會更多地為工業方面總的發展速度所支配。當工業發展是那樣快速，以致於到最後工業後備軍人數下降時，農村人口外流便會日益加劇，農業勞動力恐慌便會在農村裏普遍出現，結果，農業工資上漲，但也不會上漲到與工業工資等高的水平。

　　相反地，如果工業後備軍人數長期趨於上升，為了壹年之內能找到幾個月工作而相互之間進行劇烈競爭的農業工人，便會以取得最低限度的工資，而且往往只是僅夠果腹的工資而感到滿足。此外，其余“企業”收入無法使生活過得下去的小土地占有者和小租佃者，還會參加到農業工人的行列中來，擴大農業工人的隊伍。

地租和邊際效用說


　　由李嘉圖創始、馬克思加以闡明的地租學說，是價值邊際效用說的起點。十九世紀後半葉，價值邊際效用說又把勞動價值說作為未定案提了出來。[28]根據馬克思的地租學說，農產品價格，歸根結蒂，是由對農產品的需求來決定的。農產品價格是以在生產條件最壞的土地上進行勞動而生產的單位價值為根據（邊際價格），這些土地的產品在市場上確保能找到買主。隨著需求的波動，在那些已經沒有了閑置土地的國家裏，也就是說在土地所有權已被全部壟斷了的那些國家裏，農產品的價格可以是包括絕對地租，也可以是不包括絕對地租；根據收益較差的土地有人加以耕種還是被人拋荒，可以是包括級差地租，也可以是不包括級差地租。

　　把這種地租學說變成壹般的價值學說的根據，系來自兩種分析上的錯誤。首先，他們避而不談土地所有制的特殊條件，而地租正是這種特殊條件的產物。其次，他們避而不談，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土地所有權、資本所有權以及“勞動力所有權”三者在制度上的不同條件。

　　地租之所以產生，絲毫不是因為土地是生產過程的壹個基本因素，而僅僅是因為土地和生產過程之間還夾雜著壹個土地占有者，這個土地占有者在生產過程中創造出來的總收入上要擅自索取壹份貢賦。從索討這壹份貢賦的方式出發，把它說成是生產過程中產生的收入的壹般分配學說，這在邏輯上是壹個嚴重的錯誤。在壹個比方說實行了土地國有化、取締了地租的“純粹的”資本主義社會裏（十九世紀後半葉，某些海外國家的經濟就已經多少接近了這種情況），用無中生有來解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收入分配和價值生產的整個機構是很困難的！

　　從理論上講，地租這壹特殊情況之所以普及，只能到這樣壹種社會裏去找原因，在這個社會裏，“資本主義”企業既和土地占有者打交道、又要和奴隸占有者和機器占有者打交道。這三種占有者在“資本主義”生產的正常收入上各自提取壹份利閏，決定這種利閏的有關規律，當然同決定地租的出現和波動規律相接近。但是，我們特地給“資本主義”加上了引號，因為在這種社會裏生產資料既不為資產階級所壟斷，又沒有從奴隸制度和農奴制度下解放出來的自由勞動，當然不是什麽資本主義社會。

　　要出現地租，不但必須要有資產階級未曾破壞掉的土地所有權的壟斷[29]——土地占有者運用這種壟斷來阻止投入農業的資本去參加利潤率的總平均並在農業中創造的價值上去提取貢賦——；而且還必須使農產品的生產在不受資本制約的特殊條件下進行。

　　維護價值邊際效用學說的人們認為：市場上出現了三種“占有者”，他們在平等的地位上就三種不同的“商品”進行“交換”，這些商品的價格是公公道道地由“邊際效用產品或邊際效用收入”來決定的，也就是說，由土地占有者、資本占有者和勞動力占有者最末售出的，也就是收益最低的單位來決定的。

　　然而，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作用本身來說，這三類“占有者”之間存在著基本的質的差別。在西歐十九世紀古典的資本主義中（就是在這樣的資本主義中，地租曾以其最完備、最典範的形式出現），存在著絕對的土地匱乏，農業生產的整個力量僅僅能夠勉強滿足社會的食物需要。正是為了這個緣故，而且是僅僅為了這個緣故——因為資本沒有辦法隨心所欲地大量擴充耕地面積，至少在西歐是這樣——，所以才會出現了地租，而且會在壹個長時期裏保持下來。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輸入糧食只能起調節作用，阻止農產品的價格超過了農產品的價值，阻止土地占有者們去占有工業當中生產出來的壹部分剩余價值。[30]
　　至於說到資本本身，它是在相對匱乏的條件下被拿到市場上去的。同時，資本以其本身的邏輯，阻止著資本充斥，以免使資本的充分利用遭到破壞：這是周期性危機的客觀作用。[31]但是“勞動力占有者”本身則事先就由於相對的充斥而被削弱，他們在相對充斥的條件下，依然不得不向市場提供他們的商品。勞動力相對充斥（產業後備軍）不但是從而產生資本主義的歷史條件，而且是資本主義生產機構的產物，因為資本主義不斷地用機器來代替了人，因為它經常地從生產過程中“解放”出去大量的失業群眾。

　　這樣壹來便可以明白，這三種階級是不可能在市場上以平等的地位來進行談判的。股子是灌了鉛的。這種賭博的規矩是，壹個階級（土地占有者階級）高高在上提出它的強加於人的條件，而另壹個階級（無產階級）卻必須接受人家向他提出的任何條件。

　　如果考慮到，資本家階級不是為了生活、而是為了積累資本才“幹活”，上述賭博規則就更能在這方面發揮其作用了——這樣壹來，把它說成是“邊際效用商品”交換的見解就壹竅不通了。資本家階級過著有保障的生活。當他覺得勞動者要求的工資過高時，他就可以寧可關上企業的大門，不去為了生產不足的產品，或是為了賠錢的買賣而工作。

　　輪到土地占有者時，他們寧可讓土地荒蕪，也不肯把它廉價出租，以免得到的整個地租過低。另外，在把這些土地從農業中抽出去之後，他們也就減少了農業生產，從而為把地租加以重新組織準備了後路。

　　相反的，無產階級卻處於另壹種特殊的境地：他們除去有壹雙為了不至於餓死而不得不出賃的手而外，就什麽儲備也沒有。由於他們很少有條件“等待景況好轉後的有利時刻”，他們就不得不接受這樣壹種工資，這種工資不是由“勞動生產率的邊際效用”來決定，而僅僅是由有關國家和有關時代的生活資料平均需求來決定，還是那句話，股子是灌了鉛的。

　　假如把真能“在平等地位上進行談判”的社會拿來做壹番想像中的描述的話，那它應該是這樣壹個社會，在這個社會裏，壹方面是資產階級必須掌握著足夠他們幾年之用的糧食儲備（或者是存在著尚未被人占有的遼闊土地），另壹方面，勞動者也必須掌握著同樣可以滿足他們自己以及他們全家好幾年需要的糧食和金錢。必須要有了這種條件，土地占有者、資本家和勞動者之間的“談判”才會在相對平等的地位上來進行，由此而得出的收入的分配也才會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收入分配完全兩樣。但是，在這種社會裏，壹方面不會再有資本的壟斷，另壹方面也不會再有無產階級，因此，它不再是什麽資本主義社會。

　　某些被人們近來錯誤地想給他恢復名譽的批評馬克思的人，不明白為了什麽原因土地占有者得以強迫資本家租佃者支付哪怕是收益最差的土地上的絕對地租（96）。他是從邏輯上，而不是從歷史上來觀察這個問題的。[33]從這方面來看，原因很間單，只要是糧食的長期匱乏還繼續存在，也就是說，只要是由於農業的技術革命落後，壹個國家的全部農產品只能勉強滿足其需要這件事還繼續存在，土地占有者就可以強迫租佃者支付絕對地租，就可以避免放棄經營收益最差的土地。

　　當這種條件壹旦消失時，當主大片荒地壹旦開發的時候廣大勞動人民對資本主義的痛恨達到壹定程度的時候，正像馬克思所曾經預先感到過的那樣，絕對地租就會實實在在地在大片大片土地上趨於消滅。事實上，如果不是有保護政策將絕對地租加以人為地維持（或恢復）的話，它早已經在這個世界的大部分地區裏消滅了。在這樣的條件下，只是發生了異常尋乎的匱乏時，人們才會看到價格的突然回升，這種突然回升會使得絕對地租重又恢復其以往的地位。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資本家為什麼是剝削工人的

作者 卡爾 馬克思

商品的價值與工人的勞動

　　如果沒有很認真的觀察，似乎商品的價值是壹種完全相對的東西，如果不研究某壹個商品和其它壹切商品的關系，就不能確定它的價值。其實，講到價值，講到某壹個商品的交換價值，我們指的是這壹個商品與其它壹切商品交換時的比例量。但是這時又發生壹個問題：商品相互交換的比例是怎樣決定的呢？

　　我們根據經驗知道，這些比例有無限的差別。就以壹種商品例如小麥來說，我們將會發現，壹誇特小麥同其它各種商品交換，幾乎有無數不同的比例。但是，小麥的價值無論是用絲綢、黃金還是用其它某種商品表現出來，都依然是壹樣的，它必定是壹種與各種商品交換的各種交換率顯然不同而且無關的東西。壹定能用壹種極不同的形式來表現不同商品間的這些不同的等式。

　　假如我說壹誇特小麥按壹定的比例與鐵交換，或者說壹誇特小麥的價值表現為壹定數量的鐵，那就是說，小麥的價值和它那個表現為鐵的等價物等於某個第三種東西，既不是小麥又不是鐵，因為我假定小麥和鐵是以兩種不同的形態來表現這同壹數量的。所以，這兩種商品中的每壹種，不論是小麥或鐵，都壹定能不依賴於另壹種而化成這個第三種東西，即化成作為它們的共同尺度的東西。

　　為了說明這壹點，我舉壹個十分簡單的幾何學的例子。在比較形狀不同和大小不同的三角形面積，或者比較三角形與矩形或其它某種多邊形時，我們將怎樣著手呢？我們把任何壹個三角形的面積還原為壹種與它的外形完全不同的形式。既然根據三角形的特性知道它的面積等於它的底邊和高相乘的壹半，我們就能比較各種三角形的大小以及壹切多邊形的大小，因為每壹種多邊形都可以分解為壹定數量的三角形。

　　計算商品價值，也應當用這種方法。我們壹定能把壹切商品化為壹種它們所共有的表現形式，只按照它們所含有的同壹尺度的比例去區別它們。

　　既然商品的交換價值不過是這些東西的社會職能，與它們的自然屬性毫不相關，那麽我們首先要問，所有商品共同的社會實體是什麽呢？這就是勞動。要生產壹個商品，必須在這個商品上投入或耗費壹定量的勞動。我說的不僅是勞動，而是社會勞動。壹個人生產壹個物品要是為自己直接使用，供自己消費的，他創造的就是產品而不是商品。作為壹個自給自足的生產者，他與社會沒有關系。但是，壹個人要生產壹個商品，就不僅要生產能滿足某種社會需要的物品，而且他的勞動本身也應該是社會所耗費的勞動總額的壹部分。他的勞動應該從屬於社會內部的分工。沒有別的分工，這種勞動就算不了什麽，它所以必需，是為了補充別的分工。

　　我們如果把商品看作是價值，我們是只把它們看作體現了的、凝固了的或所謂結晶了的社會勞動。從這個觀點來看，它們所以能夠互相區別，只是由於它們代表著較多或較少的勞動量，例如，生產壹條絲手巾也許比生產壹塊磚要耗費更多的勞動量。但是怎樣測量勞動量呢？用勞動所經歷的時間，也就是說，用小時、日等等來測量。當然，采用這種測量法，就必須把各種勞動化為平均勞動或簡單勞動，作為它們的單位。

　　所以我們便得出結論：商品具有價值，因為它是社會勞動的結晶。商品的價值的大小或它的相對價值，取決於它所含的社會實體量的大小，也就是說，取決於生產它所必需的相對勞動量。所以各個商品的相對價值，是由耗費於、體現於、凝固於該商品中的相應的勞動數量或勞動量決定的。在同樣勞動時間內生產出來的各種商品的各相對應的數量，是相等的。或者說：壹個商品的價值對另壹個商品的價值的關系，相當於壹個商品中凝固的勞動量對另壹個商品中凝固的勞動量的關系。

　　我想，妳們有許多人壹定要問：商品價值由工資來決定與商品價值由生產該商品所必需的相對勞動量來決定，其間果真有什麽區別或多大的差異嗎？妳們應當知道，勞動報酬和勞動數量是完全不相同的東西。例如，假定說壹誇特小麥和壹盎斯金子包含了同等數量的勞動。我舉這個例子，是因為本傑明 富蘭克林在他的1729年發表的題為《試論紙幣的性質和必要性》這個第壹篇論文裏曾經用過，他也是壹個最先發現價值的真正實質的人。是的，我們已假定，壹誇特小麥和壹盎斯金子是等價的或等價物，因為它們都是凝結於它們本身的許多天或許多周的同等數量的平均勞動的結晶。我們這樣決定金子和谷物的相對價值，是否多少要參考壹下農業工人和礦工的工資呢？壹點也不。他們每天或每周的勞動究竟怎樣支付，甚至是否采用了雇傭勞動，我們都不管，讓它作為完全沒有確定的問題。要是采用了雇傭勞動，這兩個工人的工資就很可能極不相等。壹個把勞動體現在壹誇特小麥上的工人可能只獲得兩蒲式耳小麥的工資，而那個開礦的工人卻可能獲得半盎斯金子的報酬。或者，假定他們的工資是相等的，這種工資也可能在極不相同的比例上脫離他們所生產的商品的價值。這種工資可能等於壹誇特谷物或壹盎斯金子的1╱2、1╱3、1╱4、1╱5或其它某種份量。他們的工資當然不能超過或多於他們所生產的商品的價值，但是可能在極不相同的程度上少於這個價值。他們的工資要受產品的價值的限制，但是他們的產品的價值卻不受工資的限制。最主要的是，例如谷物和金子的價值、相對價值，完全不依所用勞動的價值來規定，即不依工資來規定。因此，按商品中凝固的相對勞動量決定商品價值，與按勞動的價值或工資決定商品價值這種同義反復的方法全然不同。不過，這壹點我們在以後的探討過程中還要進壹步闡明。

傑瑞米柯賓

在計算壹個商品的交換價值時，必須把以前用於這個商品原料的勞動量以及消耗在協助這種勞動的那些裝備、工具、機器和房屋的勞動，加到最後所費的勞動量上。例如，壹定量棉紗的價值，是很多勞動量的結晶，即紡織過程中附加於棉花的勞動量，以前體現於棉花本身的勞動量，體現於煤炭、油料和其它各種生產輔助材料的勞動量以及用於蒸汽機、紗錠、廠房等等的勞動量的結晶。本來意義上的生產工具，如工具、機器和廠房，在反復的生產過程中可以再三使用壹個或長或短的時期。如果它們像原料那樣壹下子就消耗完了，它們的全部價值也就會壹下子轉移到它們協助生產的那些商品上。但是，例如紗錠只是逐漸消耗的，所以就要根據它的平均壽命和它在壹定時間內，例如在壹天內的平均消耗程度來平均地計算。這樣，我們就計算出紗錠價值中有多少轉移到每天紡出的棉紗上，因而也就計算出，例如壹磅棉紗所費的全部勞動量中，有多少是以前體現於紗錠的勞動。就我們現在的目的而論，對這個問題實在沒有詳述的必要了。

　　也許會有人認為，既然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產它所耗費的勞動量決定的，那麽壹個人越懶或越笨，他生產的商品就越有價值，因為完成這個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越多。然而，這樣推論將是壹個可悲的錯誤。妳們記得我曾經用過“社會勞動”這個用語，“社會”這個詞有許多含意。我們說，壹個商品的價值是由耗費於或結晶於這個商品中的勞動量決定的，就是指，在壹定的社會狀態中，在壹定的社會平均生產條件下，在所用勞動的壹定的社會平均強度和平均熟練程度下，生產這個商品所必需的勞動量。在英國，當蒸汽織機和手織機開始競爭時，只需要從前的壹半勞動時間就能把壹定量的紗轉化為一塊布，可憐的手織機織工，從前每天勞動9小時或10小時，這時每天要勞動17至18個小時了。但是，他20個小時的勞動產品這時只代表10個小時的社會勞動，或代表10個小時內把壹定量的紗轉化成布時的社會必要勞動。因此，他用20個小時生產的產品，並不比他從前用10個小時生產的產品有更多的價值。

　　如果說，體現在商品中的社會必要勞動量決定商品的交換價值，那麽，生產壹個商品所需要的勞動量增加了，這個商品的價值就必定增加，同樣，生產它所需要的勞動量減少了，它的價值就必定減少。

　　如果生產各種商品所必需的各種勞動量是固定不變的，這些商品的相對價值也會是固定不變的。但是，其實不然。生產壹個商品所必需的勞動量，是隨著所用勞動的生產力的變化而不斷變化的。勞動的生產力越高，在壹定的勞動時間內所完成的產品也越多；勞動的生產力越低，在同壹時間內所完成的產品也越少。舉例說，如因人口增加而必須耕種不太肥沃的土地，要獲得同樣多的產品，就必須耗費更大的勞動量，農產品的價值也就會因而提高。另壹方面，如果壹個紡紗工人用現代生產資料，在壹個工作日內比他從前用手紡車在同壹時間內能把多幾千倍的棉花紡成紗，那麽，每壹磅棉花所吸收的紡紗工人的勞動，就顯然只有以前的幾千分之壹，因而在紡紗過程中加在每壹磅棉花上的價值也顯然只有從前的幾千分之壹。於是棉紗的價值也要相應地減少。

　　除了各個人的先天的能力和後天獲得的生產技能的區別，勞動生產力主要應當取決於：

　　首先，勞動的自然條件，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礦山的豐富程度等等；

　　其次，勞動的社會力的日益改進，引起這種改進的是：大規模的生產，資本的積聚，勞動的聯合，分工，機器，改良的方法，化學力和其它自然力的應用，利用交通和運輸工具而達到時間和空間的縮短，以及其它各種發明，科學就是靠這些發明來驅使自然力為勞動服務，勞動的社會性質或協作性質也由於這些發明而得以發展。勞動生產力越高，消耗在壹定量產品上的勞動就越少，因而產品的價值也越小。勞動生產力越低，消耗在同量產品上的勞動就越多，因而產品的價值也越高。因此，作為壹般的規律，我們可以這樣說：

　　商品的價值與生產這些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成正比，而與所耗費的勞動的生產力成反比。

　　以上只說了價值，現在我再講幾句關於價格這個價值所表現的特殊形式。

　　價格本身不過是價值的貨幣表現。例如，在古代，壹切商品的價值是用金的價格表現的，而在某些國家，主要是用銀的價格表現的。金或銀的價值，和其它壹切商品的價值壹樣，都是由開采它們所必需的勞動量決定的。妳們用本國的大量產品，即凝結了妳們國內大量勞動量的產品，去交換那些出產金銀的國家的產品，即凝結了它們的大量的勞動量的產品。人們就是用這種方法，實際上是用以貨換貨的方法才學會用金銀來表現壹切商品的價值，即為它們所消耗的各個勞動量。只要仔細看看價值的貨幣表現，換句話說，仔細看看價值向價格的轉化，妳們就會發現，這是壹個過程，壹個使壹切商品的價值能具有壹種既獨立又同質的形式，或者，壹個使壹切商品的價值能表現為等同的社會勞動量的過程。只要價格是價值的貨幣表現，亞當 斯密就稱之為自然價格，法國的重農學派則稱之為“必要價格”。

　　那麽，價值和市場價格的關系或自然價格和市場價格的關系是怎樣的呢？妳們都知道，壹切同類商品的市場價格總是壹樣的，盡管生產條件因各個生產者而會有所不同。市場價格只表現在平均的生產條件下供給市場以某種數量的某種物品所必需的平均社會勞動量。市場價格是依據某種商品的總額計算的。在這個範圍內，商品的市場價格與它的價值是相符的。另壹方面，市場價格有時高於價值或自然價格，有時低於價值或自然價格，這種波動取決於供給和需求的變動。市場價格背離價值的情形是常見的，但是正如亞當 斯密所說：

　　“自然價格……是中心價格，壹切商品的價格都不斷地趨向於這壹中心價格。各種偶然情況可能有時使商品的價格過高於自然價格，有時又使商品的價格略低於它。但是不管什麽樣的障礙使價格背離這個穩定而恒久的中心，商品的價格總是經常趨向於這個中心。”

　　我現在不能細談這個問題。只需要指出：如果供給和需求互相平衡，則商品的市場價格相當於它們的自然價格，也就是說，相當於它們的價值，這個價值是由生產它們所必需的勞動量決定的。但是供給和需求必定經常趨向於相互平衡，雖然它們實現這種平衡只是靠壹個變動補償另壹個變動，靠下落補償上漲，或者反過來的情況。如果妳們不只是觀察每天的波動，而是分析較長壹段時期的市場價格的運動，例如像圖克先生在他的《價格史》中所做的那樣，妳們就會發現，市場價格的波動，它們的背離價值，它們的上漲和下落，都是互相抵銷和互相補償的；所以，除了壟斷組織的影響和其它某些限制，這些我暫且不談，壹切種類的商品，平均說來總是按它們各自的價值或自然價格出售的。市場價格波動互相補償的平均時期，因商品的種類不同而各不相同，因為，某些商品比另壹些商品更容易使供給適合於需求。

　　說得更廣些，就算在較長的時期壹切種類的商品都是按各自的價值出售的，要是假定利潤──不是指個別場合的，而是指各個行業經常的和普通的利潤──來源於商品價格的額外提高，或者來源於商品按超過其價值的價格出賣，那豈不荒唐。要是把這個觀點加以概括，它的荒謬就顯然可見了。壹個人作為賣者經常贏得的東西，總不免要作為買者經常喪失掉。如果說有些人是買者未必又是賣者，是消費者未必又是生產者，這也沒用。這些人付給生產者的東西，首先應該是他們從生產者那裏無償得到的。如果壹個人先拿了妳的錢，然後用妳的錢購買妳的商品，即使妳按高價把妳的商品賣給這個人，妳也決不會發財。這種交易可能減少虧損，但是決不能賺到利潤。

　　所以，要想說明利潤的壹般本質，就應該根據這樣壹個原理：平均說來，商品是按自己的實際價值出賣的，利潤是按商品的價值，也就是說，按商品所體現的勞動量的比例出賣商品得來的。如果妳們不能根據這種假定來解釋利潤，妳們就根本不能解釋它。這好像是謬論，有悖於日常經驗。但是，地球圍繞太陽運行以及水由兩種易燃氣體所構成，也是謬論了。日常經驗只能抓住事物誘人的外觀，如果根據這種經驗來判斷，科學的真理就總會是謬論了。

勞動力的價值與工人的工資

我們盡量簡略地分析了價值的本質，分析了壹切商品的價值的本質，現在就應當集中註意力來研究特別的勞動的價值。這裏我又要用壹種好像是謬論的話來使妳們大吃壹驚了。妳們都確實以為妳們每天所出賣的是自己的勞動，所以勞動是有價格的，既然商品的價格只是它的價值的貨幣表現，那就壹定有壹種作為勞動的價值的東西。但是，作為勞動的價值的東西，就這個詞的通常意義來說，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我們已經知道，凝結在商品裏的必要勞動量構成商品的價值。現在我們用這個價值的概念，怎能確定比如說八小時工作日的價值呢？在這個工作日裏有多少勞動呢？8小時勞動。如果說八小時工作日的價值就等於8小時的勞動，或者，就等於這個工作日所包含的勞動量，那無非是同義反復，甚至是毫無意義了。顯然，我們壹旦發現“勞動的價值”這個詞的真實而隱藏的意義，就能說明對於價值的這種不合理的、似乎不可能的應用了，好像我們壹旦認識了天體的實際運動，就能解釋它們表面上奇異的運動壹樣。

　　工人賣的並不直接是他的勞動，而是他的暫時讓資本家支配的勞動力。的確，我不知道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究竟怎樣，我確實知道壹些專制國家的法律都規定壹個人能出賣自己勞動力的最長時間。如果允許無限期地出賣勞動力，奴隸制就會立刻恢復原狀。如果這種出賣包括壹個人的壹生，那就會立刻把他變成他的雇主的終身奴隸了。

　　英國的壹位最老的經濟學家和最有創見的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已經在他的著作《利維坦》中本能地發覺了這壹點，而他的繼承者全都忽略了。他說：

　　“壹個人的價值或所值，像其它壹切東西壹樣，就是他的價格，即使用他的力時應付給的報酬。”

　　從這壹原理出發，那我們就能確定勞動的價值，就像確定其它壹切商品的價值那樣。

　　但是在這以前，我們應當問，有這樣壹種奇怪的現象：我們發現市場上有壹批人是買者，他們占有土地、機器、原料和生活數據，這些東西，除了原始狀態的土地以外，都是勞動的產品，另壹方面，有壹批人是賣者，他們除了自己的勞動力，除了勞動的雙手和頭腦，沒有別的東西可賣；前壹批人經常買進是為了賺取利潤和發財，後壹批人經常賣出則是為了謀生，這種奇怪的現象是怎樣產生的呢？研究這個問題，就是研究經濟學家所謂的預先積累或原始積累，實際上應該稱作原始剝奪。我們壹定會發現，這種所謂的原始積累不過是壹連串使勞動者與其勞動數據之間的原始統壹被破壞的歷史過程。可是，這樣的研究，就超出了目前這個題目的範圍。勞動的人脫離勞動工具的現象壹旦成為事實，就會繼續保持下去，還會以不斷擴大的規模再生產出來，直到壹種新的、根本的生產方式的革命把它消滅，並以新的歷史形式再恢復這種原始的統壹為止。

　　那麽，勞動力的價值是什麽呢？

　　勞動力的價值，也像其它壹切商品的價值壹樣，是由生產它所必需的勞動量決定的。壹個人的勞動力只有在他本人活著的時候才存在。壹個人要成長並維持生活，就必須消費壹定量的生活必需品。但是，人和機器壹樣，也是要損壞的，所以必須有另壹個人來代替他。他除了維持他自己生活所必需的生活必需品以外，還需要有壹定數量的生活必需品來養育兒女，因為他們將在勞動市場上代替他，並且延續勞動者的種族。此外，為了發展他的勞動力，使他獲得壹種技能，還需要另外花費壹定數量的價值。就我們的目的而論，只要考察壹下中等的勞動就夠了，這種勞動的教育費和訓練費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要趁此機會指出，各種不同質量的勞動力的生產費用既然各不相同，所以不同行業所用的勞動力的價值也就是勞動者的工資壹定各不相同。在雇傭勞動制度的基礎上，確定勞動力的價值，也像確定其它壹切商品的價值那樣；不同種類的勞動力有不同的價值，要生產它們，需要有不同的勞動量，所以它們在勞動市場上就應當獲得不同的價格。在雇傭勞動制度的基礎上要求平等的或僅僅是公平的報酬，就猶如在奴隸制的基礎上要求自由壹樣。妳們認為公道和公平的東西，與問題毫無關系。問題就在於：壹定的生產制度所必需的和不可避免的東西是什麽？

　　根據以上所說的，就可以看出，勞動力的價值，是由生產、發展、維持和延續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必需品的價值決定的。

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體現在工人的勞動量與工人的實際報酬之間的差別

現在假定，壹個工人每天的生活必需品的平均量需要4小時的平均勞動才能生產出來。又假定，這4小時的平均勞動也用金的數量表現出來，等於3塊錢。於是3塊錢就是這個人的勞動力的價格或他的勞動力的每天價值的貨幣表現。如果他每天工作6小時，那他每天所生產的價值就足以購買他每天平均必需的生活必需品，足以維持他這個工人的生存。

　　但是，這個人是壹個雇傭工人。因此，他必須把他的勞動力賣給資本家。如果他把他的勞動力每天賣3塊錢，他就是按勞動力的價值出賣的。假定他是壹個紡紗工人。如果他每天工作8小時，他每天就使棉花增加了3塊錢的價值。他每天所加的這個價值，與他每天所得的工資或他的勞動力的價格，是完全等價的。可是，這樣壹來，資本家就得不到任何的剩余價值或剩余產品。於是我們在這裏就遇到難題了。

　　資本家購買工人的勞動力，付了它的價值以後，像所有其它買主壹樣，就有權消費或使用他所買的商品。強迫壹個人去工作以消費或使用他的勞動力，就像開動壹架機器去消費或使用它壹樣。資本家支付了工人勞動力的壹天或壹周的價值，就有權整天或整周地使用這個勞動力或迫使它去工作。工作日或工作周當然有壹定的限度，可是這壹點我們留待以後再詳細談。

　　現在我希望妳們註意壹個關鍵問題。

　　勞動力的價值是由維持或再生產這個勞動力所必需的勞動量決定的，對這種勞動力的使用卻只受勞動者的工作能力和體力的限制。勞動力每天或每周的價值同勞動力每天或每周的消耗全然不同，就像壹匹馬所需要的飼料和它能供人乘騎的時間全然不同壹樣。限制工人勞動力價值的勞動量，決不能限制他的勞動力所能完成的勞動量。以我們的紡紗工人為例。我們已經知道，他為了每天再生產他的勞動力，必須每天再生產3塊錢的價值，這是他每天工作4小時就可以做到的。但是這並不妨礙他能每天工作8小時，10小時或更多的小時。然而資本家支付了這個紡紗工人勞動力的壹天或壹周的價值，就有權整天或整周地使用這個勞動力。這樣，資本家就迫使他每天工作例如8小時。紡紗工人除了必須工作4小時以補償他的工資或他的勞動力價值以外，還必須額外工作4小時，這4小時我稱之為剩余勞動時間，這個剩余勞動將體現在剩余價值和剩余產品上面。假如我們這個紡紗工人，例如，每天工作4小時使棉花增加3塊錢的價值，這個價值與他的工資完全等價，那麽，他在8小時內就要使棉花增加6塊錢的價值，並生產出相應的剩余棉紗。既然他已經把他的勞動力賣給資本家，他所創造的全部價值或產品，便都屬於資本家，即他的勞動力的暫時所有者。資本家預付3塊錢，結果卻實得6塊錢的價值，因為，他預付的價值是4小時勞動的結晶，而他收回的價值卻是8小時勞動的結晶。資本家每天重復這壹過程，他每天預付3塊錢，每天收入6塊錢，這6塊錢中有壹半將再付工資，另壹半則構成剩余價值，資本家對此並不付出任何等價物，資本主義的生產或雇傭勞動制度，正是在資本和勞動之間的這種交換的基礎上建立的，這種交換必然不斷地造成這樣的結果：工人作為工人再生產出來，資本家作為資本家再生產出來。

　　如果其它壹切條件都相同，剩余價值率取決於再生產勞動力價值所必需的那部分工作日和為資本家效力的剩余時間或剩余勞動之間的比。所以，剩余價值率取決於工作日的延長在多大程度上超過工人只再生產他的勞動力價值，只抵償他的工資所花費的勞動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