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论坛政论选集

傑瑞米柯賓

烏坎和左翼

在中國左翼內部對烏坎事件發生了大量的討論。（在中國不允許左翼建立組織，因此大多數激烈的討論是通過互聯網進行的）。大多數左翼團體當然支持烏坎抗爭，但並不清楚這場抗爭意味著什麽，也沒有對它所面臨的危險和陷阱驚醒警告。一些香港左翼團體對於這次事件發表了聲明。但不像工國委（CWI），他們沒能反對甚至提到土地私有化。而土地私有化是烏坎運動中廣泛存在的概念。盡管當前（每個村莊）“集體所有”土地的現狀被中共官員廣泛濫用，而不能緩解局勢，但是正式的土地私有化只能導致農村地區貧富分化的加劇和加深。正如前農村官員李昌平指出，私有化會導致許多中共官員一夜之間成為大地主：

今天中國集體化的農村社區嚴重負債，總計數萬億元。給個體小農或地方政府貸款的債權人主要是官員及其親戚或朋友。如果在全國範圍內實施了土地私有化，那麽許多土地將被用來償還他們的債務。之後有多少會留給農民家庭呢？“（《中國左翼評論》，2008年第1期）

作為反對私有化的社會主義者，我們維護土地的國有制，但同時說明其必須在一個被選舉的草根委員會的管理之下，這個委員會的綱領是在農民自願的基礎上，發展大規模集體化生產；國家為其提供低息貸款、農機和技術支持。而這無法在當前親商的一黨專制的制度下實現。

在互聯網上活躍發言的新毛派總體上支持烏坎抗爭，但是持有不同的立場。和“烏有之鄉”相關的毛派中改良主義的一翼，稱其為“左轉”的一個例子，因為烏坎村民在群眾會議和示威時唱紅歌。但這忽視了要求土地私有化這一“細節”，一個比選擇唱什麽歌更嚴肅的問題！。許多抗爭的領導成員是中共和共青團的成員，這些領導人強調信賴中央政府和廣東省領導。因此改良主義毛派評論家的立場是相當矛盾的，——把烏坎抗爭視為攻擊圍繞在汪洋周圍的中共親自由派的好機會，而與此同時基層中共成員對汪洋領導的政府卻充滿信任。

更激進的”毛左“同樣支持烏坎抗爭，但更具批評性，把這視為在自身利益驅使下的農民運動，因而不是很進步。但這仍然是一個片面看法，盡管烏坎領導層提出的一些經濟和政治要求（即土地私有化）的確最終服務於這個政權的親資本主義的利益，但無視這場抗爭在廣泛階層，包括工人中，產生的巨大的鼓舞和激進化的效果也是不正確的。

烏坎抗爭還沒有最終結束，它的命運不但和其他農村社區爆發的抗爭相聯系，而且和全中國的工人運動聯系在一起。因此，它類似於去年發生的埃及、西班牙的全球抗爭以及占領運動。這些群眾鬥爭會在鬥爭中發現妥協和與一黨專政政權達成所謂“協議”是一條走向失敗的道路。現在需要的是和今天的體制徹底決裂。推遲或淡化民主權利的訴求是不可能的，但我們同樣不能忽視一個事實——對中國經濟及其自然資源的控制不能落入不負責任的專制政黨及其資本家同謀手中。

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網站（chinaworker.info）呼籲打倒腐敗官員，支持全民所有和民主管理土地和自然資源，終結政府鎮壓。我們要求立即完全實現民主權利，結束一黨專制，自由選舉革命憲政議會，建立工人貧農政府，大幅提升基本工資和實現最高8小時工作制，實現全民免費的公共醫療和教育，所有大公司和銀行實現民主全民所有。我們相信這一綱領會在即將到來的鬥爭中對工人，貧農和青年越來越具有吸引力。

影評：沒有溫情的鐵娘子

第84屆奧斯卡頒獎儀式於北京時間2月27日晚落幕，憑借梅麗爾-斯特裏普最終獲得奧斯卡最佳女主角，講述英國撒切爾夫人的電影《鐵娘子》一時間在全球範圍內風光無限好。電影將撒切爾夫人描繪成喪夫的患有癡呆癥的老人，對作為一個政治名人的撒切爾夫人而言則並沒有很重的描寫。正如英國《衛報》評論說，這部電影講的是一個“不帶撒切爾主義的撒切爾”。這位女首相執政期間的坎坷大事——大規模抗議、愛爾蘭共和軍爆炸、礦工罷工、英阿戰爭、群眾性的反人頭稅運動（註一）——統統被輕描淡寫地略過。可以說，假使除去本片中撒切爾夫人的政治故事，這部電影就相當於一部暮年的老婦對逝去丈夫的思念愛情片，一部梅麗爾-斯特裏普演技的個人表演秀。

但撒切爾夫人不可能擺脫“撒切爾主義”，“鐵娘子”這一名號正是撒切爾夫人強硬的保守政策的代名詞。當前世界仍陷入經濟危機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各國紛紛削減財政支出、裁減公共服務人員、降低教育和醫療投入，這些政策與撒切爾夫人的保守政策有著異曲同工之處。撒切爾夫人上台執政之時，其也正處於70年代滯脹危機中，她被保守主義者讚頌的原因就是帶領英國脫離了經濟危機，給英國經濟註入了所謂的“活力”。因此撒切爾夫人現在被搬上屏幕表露了資產階級對這一位保守的“鐵娘子”的懷念。尤其是撒切爾夫人對工人階級和工會力量的打壓更是成為了當前資產階級的心底願望。他們現在被罷工、占領等各種工人運動弄得焦頭爛額。在危機中，他們（資產階級）呼喚著強人政治的出現以幫他們解決工人階級的威脅，正如20世紀30年支持希特勒上台扼殺德國工人革命一樣。

傑瑞米柯賓

盡管電影沒有多少描述，可是從已有的鏡頭中，大量充斥了撒切爾夫人對工人們的暴力鎮壓：在催淚煙霧中，警察的警棍飛舞，馬踏眾人，血濺四處。這就是所謂的“鐵血”。作為工黨支持者的該影片編劇阿比•摩根就說“也許影片應該花更多筆墨展現她的極端觀點，比如當年她是如何冷酷鎮壓礦工罷工的”，但是導演並沒有聽取。

撒切爾夫人執政期間的一個重大政策就是限制工會和工人罷工的權利，增強資本家們在勞資沖突中的主導地位。由於工會領導層的整體右傾與怯懦，尤其是總工會（TUC）拒絕支持1984-1985年的煤礦工人大罷工，導致撒切爾可以肆無忌憚地推進新自由主義政策以瓦解工會和工人集體抵擋的力量。撒切爾夫人在1980年的《就業法》規定,如果雇員聲稱遭到不公正解雇,雇主無須為自己的行為辯護,雇員在兩年內遭到解雇不屬於不公正解雇。同時規定,和平的罷工糾察行動只限於工人自己的工作場所,在此之外發生的附屬行動是非法的,並要求限制罷工糾察人數。而1982年的《就業法》增加規定,只有在工人和其雇主之間發生的、完全或主要涉及工資和就業條件的勞資糾紛,工會才可能獲得豁免權;而具有政治目的的糾紛不再享有豁免權；雇主可以解雇參加罷工或其他勞工運動的雇員,而且如果雇主同時解雇所有參加罷工的雇員,被解雇者將不得再以不公平解雇為由要求雇主給予賠償。而到了1990年，《就業法》幾乎剝奪了工會的豁免權,廢除罷工附屬行動的豁免權，規定所有罷工附屬行動都是不合法的，允許雇主有選擇地解雇參加未經工會同意的罷工的雇員。這些法律增加了罷工和工會活動的組織難度,限制了罷工自由,取消了工會的豁免權,放松了雇傭和解雇規則。這正是當前陷入危機的資產階級所希望能做到執行的美好法律，但是由於工人階級的長期不懈地鬥爭，他們現在一直都未能如願。

同時片中還描繪了1982年英阿戰爭期間的撒切爾夫人。她在上任後的頭三年中, 因為保守主義的改革, 使保守黨政府的信譽岌岌可危。由於英美情報機關破譯了阿根廷的情報, 其實阿根廷的一舉一動都在撒切爾的掌握之中。而撒切爾夫人故意采取削減馬島（又稱福克蘭群島）防禦力量等手段最終引發了阿根廷主動進行軍事行動。撒切爾夫人把這場戰爭看成是轉移國內視線、爭取大選的機會。這場戰爭同樣為資產階級所稱讚，正是這場戰爭將國內的階級矛盾導向了國家沖突，掩蓋了本質問題。英阿戰爭大幅提升了撒切爾夫人的威望，導致她領導的保守黨即使國內問題叢生仍能以絕對優勢贏得隨後的大選，使撒切爾夫人得以連任。看著眼下波斯灣的戰艦雲集，就可知當前資產階級現在多麽地盼望著戰爭借口。

《鐵娘子》導演菲莉達•勞埃德在接受采訪時說片中很多內容“純屬虛構”， 百分之五十是編劇編的，剩下的百分之五十是從純主觀角度出發的。例如撒切爾夫人的核心政策——私有化——就被刻意掩飾了。就算在影片中將這位“鐵娘子”描繪成怎樣地充滿人情味的女權主義者。可是她在整個工人階級眼中卻始終是令人憎惡的“女魔頭”。她所代表的統治階級註定了她要為她的階級拿起屠刀背上各種血債。當前這一統治階級又在呼喚新的“鐵血首相”或“鐵娘子”，他們要用工人階級的血來補償其自己所制造的經濟損失，維護其統治地位。但工人階級不會被虛假的人情味所蒙蔽，他們的血痂時刻提醒著，這世上沒有資產階級的溫情，要為自己的權利奮鬥：為獨立工會而鬥爭，為罷工權而鬥爭，為和平而鬥爭，為自我解放而鬥爭，寧可站著死，也不跪著生！

解答有關社會主義的常見疑問

這篇文章首先刊登於我們工國委美國支部的「社會主義替代」。文章集合了工國委同志們在美國由東至西海岸眾多城市介入占領運動時，跟不同的反資本主義社會運動者討論所得到的經驗。本文中文翻譯版本已刊載在《社會主義者》雜志第15期上，如有意訂閱《社會主義者》雜志，請聯絡cwi.china@gmail.com

布蘭登．麥德森（Brandon Madsen）， 社會主義選擇（Socialist Alternative，工國委CWI美國支部）

隨著占領運動的興起，反對現行的政治和經濟秩序已經成為主流。很難想像《時代》雜志（Times）的封面上戴著頭巾的女士成為了《時代》雜志「年度風雲人物——抗爭者」的代表，同時《時代》雜志又為資本主義說了很多好話，還有因電影《V煞》（V for Vendetta）走紅的蓋伊•福克斯（Guy Fawkes）面具無處不在，更進一步明示了革命思想是如何傳播的。

然而，支持制度變革的力量越來越強大的同時，卻未有認真而嚴謹之公眾討論，探索有關以怎樣的另一制度替代，來回應這需求。 2011年12月28日皮尤調查中心（Pew）公布一個新的民意調查表示，30歲以下青年或黑人更支持社會主義而非資本主義，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人們）對於什麽是社會主義的真義或如何使其政治和經濟制度有效實行有著清晰的思想認識.。我們在此提供這些常見問答，為這討論拋磚引玉。

問：社會主義經濟是如何運作的？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巨大的財富集中在某些運行經濟的機構（公司）中，剝削勞動人民，以增加自己積累的財富。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是顛覆這種關系，由勞動人民運行經濟，利用巨大財富和社會生產力，以豐富他們的生活。要做到這一點，我們一定要接管所有最大的銀行和企業，使之公有化並民主控制。

雇用那些失業者和重新分配投資以及職業以滿足社會需要為本（醫療保健、教育、潔凈能源等）會給社會一個巨大的推動力去提升生產力和財富。民主規劃經濟將使我們確保每個人都有一份很好的高薪工作、高質素的醫療保健、各級全民免費教育，當然還有食品和住房等基本必需品。它不會僅限於基本需求，我們更可以選擇投放資源，使人們能夠進行創作，例如音樂、美術、寫作、電影、時裝，以及其他形式的文化發展。

這類型的經濟體系，需要有意識的規劃，不過很大程度上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已經實現了。比很多國家還要大的商業集團能規劃自身的生產水準、配送、定價計劃等，而沒有崩潰，因此沒有任何理據證明工人沒能力做到同樣的事。

不同的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規劃是以個別企業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是碎片化的、不完整的和不民主的。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我們可以構造一幅大圖畫，鳥瞰整個世界經濟和財富投資，實現滿足人類需求、維持環境可持續發展和解放全人類的目標。

社會主義經濟肯定會是全球整合。在資本主義制度已經存在的情況下，我們就已生活在一個全球相依的世界。現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的全球化，意味著殘酷地剝削較弱的經濟體，以及世界各地的工人在競次效應中狀況日益惡化。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全球經濟一體化，就是使人們生活豐富的計劃之中一部分。

社會主義經濟將以非常不同的手段來處理環境問題。今天，各大小公司都不關心環境成本，因為它們能把這些破壞帶來的問題拋給公眾。受汙染的空氣和飲用水，這些環境成本是真實的，但它們並無在孟山度（Monsanto）公司的資產負債表上以赤字形式出現。這就是為什麽沒有公司在｢自由市場｣為原則的基礎上會采取必要的步驟保護環境。

民主的計劃經濟將消除汙染成本轉嫁背後利潤驅動的目的。相反，效率、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和滿足所有人的基本需求，將成為經濟決策的核心原則。代替不完善的環保方案，例如是節能燈泡和自覺的回收計劃，社會主義經濟會投資於徹底修正所有產品的生產方式，為實現最大化可持續發展而利用所有最新的綠色科技，以及在這個過程中創造數以百萬計的職位。

問：社會主義民主是如何運作的？

正如我們大多數人目前都遇到這情況： ｢民主｣被歸結為每幾年為富裕的職業政客投票一次，而他們將為我們作出所有決定。當然，這其實都算不上是什麽民主，尤其是整個過程都是被公司資本收買。

相反，社會主義民主將會每一天、每一周，在每一個工作場所、學校和社區中實踐。工人會輪流承擔管理任務，而且只要工人們認為有人更適合，當選的管理者就會被隨時召回和更換。所有決定，均可以多數票推翻。

學校課程和政策，將由家長、教師和學生共同商定，而不是由遙遠的行政人員和官僚決定。鄰裏大會將決定誰能或不能使用警察權力，還可命令選舉產生的官員如何按優先順序去盡處理事務。

所有投資和經濟決策都應民主產生。在工作​​場所和鄰裏大會中選出的代表將大規模擴大本地及區域議會，然後依次選出國家代表。被選出的代表不應有特權或高於選民的收入，他們也應隨時可召回。

為了促進這一民主決策的過程，應在日常工​​作或學校安排中騰出時間，讓人們能參與決策會議及討論。在財富增加的同時，工作周就可以被縮短而不需減少收入，從而讓人們有時間和精力去參與政治，並使他們能追求除工作和學校以外的生活目標。

問：會不會由官僚精英接管一切？

毫無疑問，在社會主義社會的初級階段，與制度內的野心家和腐敗作鬥爭將是必要的。百年的階級統治帶來的有毒思想包袱不會在一夜之間消逝。然而，通過建立社會生產資源的公有制、消除特權，以及建立自下而上的民主管理和控制，對於那些企圖奪權的官僚精英將是強大的障礙。

最使人恐懼官僚奪權的例子就是史大林在1917年俄國工人階級革命僅數年後便在蘇聯奪權。俄國革命的悲劇性墮落，是馬克思主義者在大量書籍中提出要努力解決的問題。基本的結論是由嚴肅的歷史分析所得出，那就是這墮落既不是正常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但這卻是特殊情況下的惡果。

俄國在革命時，是當時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中的一員。當被廢黜的資本統治者受到二十一個國家的軍隊的支持，試圖暴力地從工人民主運動中重新奪權，導致了一場血腥內戰，這就更使其破敗不堪。雖然革命也有在整個歐洲發生，尤其是德國，但它們都被擊倒了，只留下俄國處在一個貧窮、破爛和孤立的境地中。

這不是一個可以建立社會主義的健康基礎。社會主義的整個基礎是有足夠的資源去發展，但俄國並沒有。在這背景下，蘇維埃的民主結構（工人大會）停止了運作。當你在擔憂下一頓飯的問題時，誰還會去政治集會？

這是基層工人的權力真空，孤立和經濟衰敗燃盡了國家的力量，催生了俄國社會的官僚，以及作為官僚階層領袖的史大林的崛起。即使這樣，它不是一個自然的過程。史大林要把異己投入監牢、謀殺、流放，或強迫數百萬人服從，而這些人的唯一罪行就是堅守1917年革命的民主原則。

這個經驗表明，把建設社會主義的鬥爭作為一個全球性運動的重要性。由於帝國主義掠奪世界各地的資源，導致一些國家可能缺乏穩定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並需要貿易，及得到富裕國家的幫助。如果俄國當時有其他革命成功的國家加入，即使只有一個，像是德國，歷史也本可以會與原來的完全不同。

問：改良資本主義不是更容易嗎？

不幸的是，與官方記錄相反，資本主義歷史並不是一個持續走向更民主與更繁榮的進步。相反，每一次嚴肅的改良都需要大規模的群眾抗爭，動搖其制度核心。

改良不是善意的政客給予的，而是面對勞動人民渴望真正改變的怒火，為將之安撫或轉移而不情不願的作出讓步。無論我們談論公民權利、周末休假、或是組織工會的權利，都需要全力以赴的抗爭以反對資本主義利潤驅使的邏輯，無數無辜的人被孤註一擲的精英們所謀殺，以撲滅鬥爭與反抗。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即使是這些局部的改革都不是永久的，並不是一個立足點或新的基準工作。正如我們已經看到在過去的幾十年中，資本家和政治家將盡快在適當時機擺脫它，實行倒退。

人民在過去拼命地戰鬥爭來的社會成果正被緊縮政策破壞或削弱。在差不多把私營部門的工會都破壞凈盡後（少於7%的工人加入工會）一個州接一個州的企業政客們現在正攻擊公共部門，其中工會成員占工人數目超過三分一。

要有一個穩定的基礎去進行改革，需要勞動人民從資本家手中奪權並由自身行使──也就是，推翻資本主義和建立社會主義。這是唯一的方法；為改良而作的抗爭，和為社會主義改造而作的鬥爭，是同一樣的。

問：社會主義在字面上看來很好，但這是真的嗎？

在歷史上唯一不變的，就是不斷的變化。從古老的奴隸制國家到封建地主所有制，到今天的全球資本主義制度，當舊制度變成了阻礙進步的障礙時，人們曾多次推翻舊制度。真正的不切實際的烏托邦式想法，就是像戰爭、貧困和環境破壞等問題可以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上解決。

雖然社會主義是現實主義的，但並非是必然的。一遍又一遍，危機四伏的資本主義已迫使工人和被壓迫者發動革命起義。過去一年所發生的事，最突出的是埃及和突尼斯。不過，雖然許多革命成功推翻政府，幾乎沒有革命能改​​變制度。如果我們不能以更好的東西取代它，資本主義將總是會在工人、青年和窮人背後找到出路。

這是社會主義者之所以能成功的地方：我們會認真研究歷史，汲取革命和群眾運動的失敗與成功的經驗。我們的目標是廣泛傳播這些經驗教訓，使今後能成功建設社會主義。不僅要讀許多書，這意味著要積極建設和參與各種現有的群眾運動，大膽地引進社會主義思想，同時在抗爭中向他人學習​​，和大家一同尋找出路。

香港：一九二二海員大罷工九十周年

1922年的海員大罷工是中國和香港歷史上一場重要的罷工運動，一共有十四萬人參與，也是一九二零年代中國第一次全國性罷工高潮的起點。罷工的勝利影響深遠，推動了全中國工人運動。

海員大罷工後，香港接連出現木匠工人、電車工人、太古船廠工人要求加薪的罷工。由1922至23年一年間全國各地罷工達100次以上，上海、武漢、開灤煤礦、安源煤礦、京漢鐵路的工人都先後發起罷工。

罷工也給予之後的抗爭如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大罷工提供重要的戰鬥經驗、建立精密組織、發展鬥爭策略及培訓幹部與骨幹。

海員生活艱辛困苦

二十世紀初，華人海員受剝削情況十分嚴重，工資微薄，每月不到二十元，工時平均每天長達十二小時以上。淩辱、打罵及罰金等虐待多不勝數。

一戰結束後，通貨膨脹嚴重，民生艱難。 1920年，香港物價飛漲達50%，數萬機器工人發動集體罷工並取得勝利獲加薪。 1921年，港幣再次貶值50%導致物價上漲。直到1922年，米等必需食糧價格上升15%，單身海員已經很難維持生計，要兼顧家庭的工人更是百上加斤。

除受船東剝削，工資極低外，還有另一種剝削稱「包工制」，即相似於今天的仲介機構，透過介紹工作賺取利潤。海員行業中有所謂「館口」，因為包工頭直接與船東勾結及約定，海員必須透過館口的包工頭找到工作，所以要給予仲介費，找工作時必須給包工頭數十至數百元，而得到工作後，海員必須從每月工資中抽取十分之幾歸包工頭所有，如不就範，工頭隨時可向輪船公司撤換海員。

華人海員受歧視的情況也很嚴重。華人海員的待遇與白人相差甚遠，工資方面，白人與華人海員工資相差比率為十比二之多。住房方面，白人海員一二人一間房，中國海員則要五六人一間，並被派到環境惡劣的房間。

傑瑞米柯賓

國際主義的影響

第一世界大戰之後，正值世界工人運動浪潮洶湧之時，因為世界資本主義貿易市場以及海員行業的關系，使海員們與不同國家​​的工人都有交流，而具有國際視野。

1918年一戰結束時，僅在英國利物浦（Liverpool）一地長期居留的中國海員人數達3000人左右。當時中國海員們知道西歐各國工人都有自己的工會維護權益。英國煤礦鐵路海員三角聯盟罷工（The Triple Alliance Strikes– 即今天英國鐵路、​​海運及運輸工會（RMT -National Union of Rail, Maritime and Transport Workers）的前身），還邀請到達倫敦的中國海員參加，海員們必受到國際上的工人運動鼓舞。

俄國十月革命後，革命工人奪取政權，中國海員通過與蘇聯海員交流和遊歷蘇聯港口，見到現實中人人平等，工農當家作主的蘇維埃政權，更是變得思想活躍，極為仰慕。

因此中國海員既了解工人抗爭才能贏得權益，又受到國際主義的影響，明白必須聯合世界各地的工人階級共同反對統治階級才能成功。

工會的建立及罷工的準備

1920年，發生在眼前的香港機器工人罷工更鼓起海員們反抗鬥爭的勇氣，不少海員工人之前也是機器工人，本身參與過機器工人罷工。為進行團結抗爭，必須要建立自己的組織。

一九二一年三月，「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簡稱海員工會）正式成立，孫中山題寫會名。當時，香港海員中兩位重要活躍分子是林偉民和蘇兆征，負責事宣傳及組織的工作。值得指出的是，雖然工會剛成立時並未有任何鬥爭經驗，當時海員因為籍貫不同甚難團結，海員中最多的是廣東人及寧波人，大家使用的方言亦不相同。此時工會便從小鬥爭做起來團結群眾，例如用工會的名義抗議毆打海員，要求某海員覆工等，這些統統獲得勝利，群眾對抗爭更有信心，越來越多海員加入工會。這是組織群眾的不二之法，如列寧曾經講過，「要成就一件大事業，必須從小事做起。」

罷工的爆發

海員們當時最關註的問題就是工資問題，因此，不久工會進一步提出增加工資的訴求。一九二一年九月，工會成立半年，向資方提出加薪要求，資方無視。工會於十一月再度提出，資方同樣視若無睹。兩個月後，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二日工會第三次提出，並限資方二十四小時內回覆，否則發動罷工。

當工會第三次提出要求前，已做好一切罷工的準備。工會組織了「增加工資維持團」負責罷工事宜，另外亦組織如「征求隊」、「宣傳隊」、「防護破壞罷工隊」、「交通隊」等不同團隊以及各個秘密機關。

除香港外，工會亦在廣州設立辦事處預備工人罷工後回到廣州，還在汕頭亦另設有罷工辦事處。工會在廣州預備20間宿舍，購買兩個月糧食，並亦開始籌集罷工經費。罷工開始時蘇兆征便被選為總務科主任。海員工會還組織糾察隊維持廣州市面秩序，隊員80人，分為8隊，非常有組織。根據罷工工人劉達潮憶述，委員會更設有醫院，「誰要是有了病，可以到罷工工人醫院去治療。這裏簡直是一個非常有秩序的新社會。」種種準備可見工會在罷工前期工作上的精密。

更為難得的是海員工會的團結精神和國際主義，工會主動聯絡中國其他運輸工人以及外國海員，還發信到各國的工會要求援助。

二十四小時後罷工爆發，最初有1500人參與，所有香港開往廣東內地的輪船包括到廣州、江門、澳門、梧州，以及到港的英、荷、法、日、美各國輪船海員統統一致罷工，涉及90多艘輪船。港英政府非常震驚，即晚派官員到海員工會勸告，叫海員先覆工，將來再商量工資，工會堅持若不答認條件的話不會覆工，一同高呼罷工口號。

翌日，海員乘火車回廣州，罷工影響到新加坡，上海等口岸，而汕頭海員亦加入罷工。

罷工三日後，香港政府宣布戒嚴令。於第四日，政府發出通知，提出船主的加薪條件嘗試停止罷工，但加薪幅度與海員提出的相差甚遠，於是海員決定擴大罷工。

短短一星期內，罷工的海員人數已達6500人，輪船123艘。

罷工作為經濟武器的巨大力量

罷工作為工人的強大武器，能癱瘓資本主義的運作。海員罷工癱瘓整個香港經濟。香港的地理位置作為一個小島，本地的生產根本不足夠供給53萬香港人口使用，所有糧食及一部份日用必需品需從中國內地運來，如梧州的雞鴨、廣州的豬肉牛肉、汕頭的水果、上海的紡織原料及服裝用品等。海員罷工後，食品供給完全停頓，物價飛漲，可見工人的經濟力量。

同情罷工

罷工開始了半個月，直至一月三十日開始有運輸工人同情罷工，運輸工人的全體罷工令起落貨物完全停頓，當時罷工人數增加至三萬人以上。那時候，船都不敢停在香港，癱瘓了整個東半球航運。罷工包括運輸工人及艇戶，，但卸貨工人及苦力的加入罷工導致即使有米在倉庫也沒有人擡出，令糧食供應完全停頓。

港英政府的打壓

二月一日，香港政府下令封閉海員工會及其他同情罷工的運輸工會，拘捕罷工領袖和工人，將工會招牌拆去，指「海員工會打算陷本殖民地生命於危險之境」。政府軟硬兼施，叫華工總會到廣州協同中國航業公司向海員工會調停罷工但不果，工會表示對政府野蠻行為反感，誓必堅持到底。

談判不果，政府又叫東華醫院用街坊名義邀請廣州海員工會代表到香港商討，工會提出恢覆工會合法性，但政府表示要改變名稱，工會堅決拒絕，表示若不恢覆工會，加薪也絕無需談。之後政府又派華民政務司出面，但再一次無果，海員表示要回廣州去。第二日，西人商會又找海員代表討論，談判數小時不果，海員堅持原來立場，要求恢覆工會及加工資。

政府見談判無果，便派著名的大紳士羅旭初去賄賂工會代表，但被工會代表拒絕。第二日華民政務司又向海員展示公文，但條件與早前內容相同，海員又立即拒絕。從海員與政府及資方三番四次的交涉中可以見到，資方和港英政府站於同一立場。

政府嘗試破壞罷工

談判破裂，香港政府開始嘗試直接破壞罷工。政府在上海、菲律賓、印度等招集新工，但從上海招來的一千人，經過汕頭時被汕頭罷工辦事處說服了一大半，只有300人到了香港。海員工會通電各處工人團體請求阻止招募新工，又派「防護破壞罷工隊」暗殺招募新工者。罷工海員更提出新的策略，加緊封鎖香港，包括擴大糾察隊，到各海口去禁止糧食運往香港。

全市總罷工

香港其他工人均同情海員罷工，各工會開聯席會議決定一致舉行全市總罷工。此時二月中，工人必須等到二月底取得工資才罷工，於是各工會共派出7位代表，到廣州與海員工會商議及組織「全港同情罷工辦事處」。當時政府為了阻止全市總罷工，利用機器工會（原名為華人機器會，政府控制的機構）向工人宣傳若要真正幫助海員，便不應擴大罷工而是應透過經濟的援助如捐款，成立「全港工人調停海員罷工會」來援助他們。

群眾開始動搖，海員得此消息，在廣州的７個代表立即回港制止，海員工會召開大會，一致決議反對調停機關。消息在報上公開後，香港工人終於明白政府的真正目的，並取消了調停會，堅定準備即將來臨的罷工。直到月底，工人領得工資後，三月一日全市總罷工爆發，工人開始步行回廣州（因政府停止火車行駛）。當時，酒​​樓、郵局、銀行、酒店、街市、女仆、廚師、園丁、轎夫、報館、渡輪、印刷局、面包、牛奶房工人都一並罷工。參與總罷工人數更達14萬7千人，占當時香港54萬人口的​​27%，全港死寂，歇業者有三十多個行業。街上垃圾無人打掃，糞便無人清理，服務行業俱都罷工，使統治階級的日常生活都無法維持。 （各行業工人參與總罷工人數見表）

沙田屠殺

三月四日，二千多罷工工人步行返回廣州至沙田時，英國軍警阻止工人通過，並在沒有任何沖突的情況下向工人開槍，造成五死七傷，死因庭裁判更裁定政府動用武力沒有過失，並對其表示讚揚。英帝國主義對工人的鎮壓揭露其野蠻及暴力，視人命如草介。這進一步激發工人更堅決地進行罷工，反對帝國主義，而且引起香港市民公憤並更同情工人。這時，電力、鑄造、制模、舵手、汽艇船員、鍋爐修理等工會聯署，限令港英在48小時內解決海員罷工，否則將發動罷工。

罷工的成功

此時，因罷工而停泊在香港的輪船有168艘，加上帆船和運貨工人也一律罷工，香港水上交通完全停頓，市面食物短缺，物價飛漲。罷工導致船公司捐失約500萬，1922年全年度香港外洋輪船出入口減少了9%，貨運減少了1億5千萬元。

香港全市工人的總罷工顯示工人的經濟力量，工人因為沙田慘案揚言要擴大罷工，港英政府山窮水盡，只好作出讓步。於三月五日答應海員定出的條件，包括以下各項：

1. 實際加薪水平
2. 在廣州設立公斷處，由廣東政府代表，英國總領事代表，西船主代表，華船主代表，及海員代表組成
3. 罷工後覆工工人不能加以降職或解雇
4. 船主雇用海員須由海員介紹，避免經手人從中獲利
5. 簽定雇用海員合約時要有海員工會派人到場，否則無效
6. 海員或海員工會職員不得由無理原因遞解出境
7. 恢覆海員工會原狀，釋放被捕工會人員

而且，政府同意恢覆原有工會，發回工會匾牌，釋放被捕工人，沙田慘案死者每人恩恤金一千元。三月六日當政府送回工會招牌時，罷工全部海員和香港全市工人統統前來慶祝，十多萬人擠在街上，高呼「海員工會萬歲！」。海員大罷工歷時五十六日，至三月八日結束，終於大獲成功。

海員罷工與共產黨

海員工會罷工期間，工會領導人日常聯系廣州由第三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組建的華俄通訊社報告罷工消息，又致電法國共產黨的機關報《人道報》（L’Humanite）請其轉達尋求各國工人階級援助。因此，罷工也得到了國際上很多國家工會的聲援。

按蘇兆征的說法，在罷工時他們已經開始尋找中國的共產黨；聯系華俄通訊社，也是因為知道其與蘇俄和共產黨的關系，這反映當時的工人有意識地尋求工人階級的政治組織。

海員工會罷工期間曾電告中共外圍組織中國勞動組合（中華全國總工會前身）書記部，請其與長江各海員團體聯絡，阻止外地海員受雇香港船公司破壞罷工。共產黨在上海和北方等地還通過散發傳單和勸阻當地工人不受雇聲援香港海員罷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又成立上海「香港海員罷工後援會」，派主席帶捐款到香港及廣州聲援罷工海員。在中國北方的鐵路工人更發起「香港海員罷工北方後援會」，曾發出多次通電及文告為罷工海員打氣，又捐款援助罷工。

海員大罷工後，包括蘇兆征和林偉民在內至少有11名罷工領導人先後加入中共，並成為中共和中國工人運動的重要幹部，蘇兆征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等職務。

海員罷工與國民黨

罷工的領導者，如蘇兆征、林偉民和陳炳生等​​人當時都是國民黨員，而且海員工會的建立得到孫中山和國民黨的支援，孫中山親自命名工會名稱，並撰寫了工會匾牌。但海員罷工本身是工人自發的經濟鬥爭。

國民黨一方面是罷工工人與港英政府間的仲介人，另一方面對罷工財政上的支持很大。因陸續回廣州的海員不下五萬人，再加上同情罷工的運輸工人及香港工人，當時由軍閥陳炯明控制的廣東政府每日借出數千元，總共十萬元支持罷工。陳炯明之所以這麽做為了贏得工人民眾的支持和孫中山爭奪領導權。同一時間孫中山在廣西忙於準備與北方軍閥作戰，所以只是表示同情​​工人的罷工和支持他們的經濟主張。

可見，無論是孫中山還是陳炯明都不準備與港英政府直接沖突，國民黨支援罷工的目的是意圖煽動民族主義來動員群眾反對帝國主義，顯示小資產階級政黨在激進的社會運動中對工人運動表示支持以及利用工人運動來贏得群眾對自己的擁護，但同時又不願看見工人階級真正掌握去權力，而習慣與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進行妥協。

傑瑞米柯賓

罷工的鬥爭經驗與教訓

大罷工當初發起的動機只是純粹的經濟要求，但罷工過程中卻由經濟上的鬥爭擴大為一次反對英帝國主義殖民的政治鬥爭。當時中國航運業幾乎全由外國資本經營，中國資本遠洋船一只也沒有，在沿海的內河船則也不到外資公司的三分一。由於罷工重創香港經濟，港英殖民政府被迫向中國海員屈服，因此使之具有反對帝國主義的象征。

而且，此次罷工的勝利使中國政府把罷工非法的法律條文取消。所以，香港的海員大罷工不僅是贏得經濟上的勝利和對工會的認可，並且也從法律上贏得了罷工的合法性。

這次罷工的勝利有眾多原因：

第一是客觀條件，當時世界工人運動浪潮洶湧，工人階級意識高漲，正值俄國十月革命工人奪取政權，而中國內外均有罷工發生，抗爭的熱潮有利於工人運動。

第二是海員行業的性質，使海員們受到國際主義的影響。

第三，是海員工人和各行業工人間的團結、組織及一致性，領導堅決，工人拒絕作出任何妥協是罷工成功的其中一個關鍵因素。

第四，是其他工人階級的聲援，尤其、運輸工人及全港工人的同情罷工和外地海員工人拒絕為香港船公司工作。

第五，是工人由下而上的組織，當時在廣州的罷工總辦事處民主地選出代表組成罷工委員會及各機關部門，民主地進行決策，並由工會代表代表工人到香港進行談判。

罷工雖然獲得勝利，但結果是少數工賊陳炳生等人為了個人利益篡奪了工會的權力，而且貪汙公款。這對現在的工運也還是重要的教訓。如何實現民主公開地管理工會，防止工會官僚化，馬克思主義者強調工會領導只能領取普通工人的工資，能隨時被基層會員召回，通過基層選舉及集會限制領導層專權。

今天的工人鬥爭

曾有言論指香港的工人是天生奴才，沒有丁點戰鬥性。回顧九十年前從香港海員工人的鬥爭可以看出其實工人的階級意識一直存在，只是欠缺一個可信任的領導及組織。海員大罷工亦反映出需要一個堅實的工會及政黨的重要性，就像托洛茨基所寫，「沒有指導的組織，群眾的能量就會飛散去了，像沒有包藏在活塞箱中的蒸汽一樣。但是推動事物的，不是活塞或箱子，而是蒸汽。」

今天之所以沒有大型工人運動的原因，是由於歷史上社會民主派以及斯大林主義的背叛，特別是在1990年代蘇東劇變和中國資本主義覆辟後，世界性工人運動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陷入歷史性低潮。工人運動缺乏真正鬥爭和領導工人的工會與政黨，所以可見的只有零散的罷工而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組織及準備。

現在迫切需要建立一個新的並具有社會主義綱領的群眾性工人政黨，組織工人階級並取得群眾支持，燃點工人的鬥爭意識，發動工人抗爭。所以，社會主義者當前需要由小鬥爭做起，逐漸提升工人的意識；毫不畏懼地推動有組織的工人運動的發展。

二零一三年

電影影評- 林肯(導演: 史提芬·史匹堡)

這 套電影重點介紹了政府通過第十三條修正案結束南北戰爭。在 1864 年贏得競選連任後，林肯趁機在即將卸任的日子內在國會會議上通過修正案。即使共和黨大多數黨員同意修正案，但亦不保證能通過。林肯除了需要處理內閣的反對 派外，他政黨內部反對，也需要贏得一些民主黨黨員的支持（民主黨當時為奴隸的主要政黨）。這套電影清晰地顯示了林肯 當時作為一個政治領袖在危機中運用了高明的政治技巧。除此之外，雖然林肯遭受抑郁癥困擾的元素沒有完全加入到電影中，但也試圖將其人性化; 同時，電影也充分展示了林肯傾向於與士兵和內閣成員群內講述故事和寓言來加強他的觀點。

特別在一些情節當中，他和妻子 瑪麗·托德·林肯(由 莎莉·菲飾演) 的交流戲和他們的11歲兒子 威利的過世悲慘劇情是最令觀眾感動的。這也包括了林肯的小兒子 泰德與另一名他的兒子 羅伯特·托德·林肯 之間的緊張關系。電影裏，羅伯特·托德·林肯爭取加入聯盟軍隊，卻遭 瑪麗·托德的反對。

偉大的領袖

丹尼爾·路易斯 籍著以條不紊的方法來演戲令他成為迷人的縮影。在史匹堡的感傷和宏偉的圖像構思及指導下，路易斯將其演變為林肯的精神和心靈，呈現了一個神般的身影。電影制片人選擇了拍一部在有限範圍內的修正案爭奪戰電影，毫無疑問地是在這事件中放大了林肯所扮演的角色。

在另一情節中，林肯在白宮向一位士兵提出了的一條問題，「我們是否生逢其時?」士兵便回答，「我不清楚我自己，或許你是吧。」對那些希望全面了解林肯在歷史中的角色的觀眾來說，問題是制片人對事件的挑選沒有能全面的描畫林肯「生逢」的「時代」。

在 幾乎大部份情節專註於華盛頓大廳的辯論下，這部電影並沒有完全探索群眾在歷史進程中的作用。如果奴隸、小農場主、工人以及其他人沒有被導致1861年戰爭 爆發的事件（以及之後的事件）激進化，林肯將沒有讓他發揮領導才能的平台。若要充分認識林肯的領導素質，把他的角色放在更廣泛的歷史進程中看是非常重要 的。而這其實可以在電影的開幕數分鐘展現出來。然而，導演卻選擇提供了狹隘的視野給觀眾，並且沒有提供一個完整的歷史背景下，令劇情呈現歷史是由偉人造就 的，而更大的權力規定誰是偉人。

第二次美國革命

「這個鬥爭之所以爆發，是因為這兩種制度不能再在北美大陸上和平共存了。它只能以一個制度（奴隸制度）或另一個制度（自由勞動制度）的勝利而結束。」-​​馬克思

多年來一直在美國政治占主導地位的種植園東主最終在革命戰爭中被推翻，,而奴隸制的廢除令他們的經濟和政治力量一一被連根拔起。而這次革命是必要的，因為美國爭取獨立的首次革命最終是以南方的種植園東主和北方的資本主義統治階級之間的妥協結束。

許多人當時認為奴隸制是一個正要垂死的制度。但由於軋棉機的發明到工業革命的發展，棉花的需求快速增長所導致出現了比資本主義之前更為殘酷的奴隸制，並通過了兩黨制度（民主黨和輝格黨 [Whigs] ）令這群擁有奴隸的東主強盛起來和主導了當時的美國政壇。

由於棉花種植破壞土壤，所以種植園東主不斷尋找新土地。北方人口迅速增長的小農場主希望獲得新的土地建設「自由土地」小農場而不是大型奴隸種植園。這導致了他們之間的沖突。1854年堪薩斯的小農場主和奴隸主就這個新的州是否應是蓄奴州而爆發戰爭。

隨著資本主義在北方快速增長，它有自己的政治議程，而奴隸制度和自由勞動力的資本主義制度之間也面臨更多沖突。支持奴隸制的種植園東主更拒絕放棄他們的權力更令革命成為必要的。

工 業界在反對奴隸主的運動中處於領導地位，但是他們必須動員群眾去做。在一場不斷增強的反「奴役力量」的民主運動中，共和黨於1854年建立。這個新黨除了 小農場主和工業家，還團結廢奴主義者和工人組織，他們將之示威一個建立強大的反「奴役力量」的運動的機會，將為社會快速變革打開大門。共和黨的綱領只有有 效目標要求停止蓄奴地的擴張，但這足以給奴隸制判死刑。

除了遭到北方的反對，奴隸的主人經常生活在奴隸起義的恐懼裏。隨著奴隸的人口增長 超過了四百萬人，恐懼日益增加。奴隸主人完全依賴於種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國家機器並無情地來執行他們的需要，這包括執行逃亡奴隸法和鎮壓廢奴煽動。反民主 的針對廢奴主義者措施在北方散布了恐懼的情緒，認為「奴役力量」是對民主自由的威脅。

當林肯在1860年當選總統時，奴隸主人已經認定捍衛自己的利益的唯一的希望是要對北美武裝起義和分裂國家。

這一廣泛的歷史進程導致了林肯的選舉和戰爭的爆發的。由於存在兩個對立的制度，沖突和戰爭是無法避免的。

林 肯下決心在內戰結束前廢除奴隸制是至關重要的，保證了接下來幾十年的資本主義後續發展。同時也導致發展出強大的工人階級，只有這一階級能夠建立一個真正平 等的社會。因而馬克思和他的美國盟友在內戰中支持林肯和北軍。他們反對認為廢奴會導致工人間更大競爭的觀點，而解釋說工人階級會由於黑人勞工擺脫枷鎖而變 得強大。「在黑人的勞動打上屈辱烙印的地方，白人的勞動也不能得到解放。」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寫道。

一個民族的歷史與荷利活

林 肯本身不是一個廢奴主義者並沒有廢除奴隸制，而他自己也同樣有種族歧視觀點。林肯於1858年9月18日和斯蒂芬·道格拉斯第一次辯論時說：「我願意說， 我現在不、過去也不曾以任何方式促成黑種人和白種人的社會與政治平等地位。我現在不、過去也不曾讚成黑人投票和做陪審員，不讚成他們擔任公職，不讚成他們 與白人通婚 ……我和其他人同樣讚成把優等地位指派給白種人。
（1858年9月18日在伊利諾伊州渥太華，林肯與道格拉斯的第一次辯論，亞伯拉罕·林肯文集，The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vol.3, pp. 145-146）

但是 林肯是「自由勞動」的支持者，這是重要因素來動員北方的小農民，商人和工人自願團結起來戰鬥。

林肯是一位天才演說家，可以和貧困農民什至律師互通，這是我們可在 史匹堡的電影的開頭窺見一斑。當 林肯與兩名一黑一白士兵討論的時候，他們兩人似乎受到啟發，靠記憶背誦出林肯當時在葛底斯堡的演說。

林克的思想和行為也被社會沖突的加劇所推動。奴隸自己向聯邦（北方）領導人施加壓力，戰爭中越來越多的奴隸逃到北方，使得廢除奴隸制度成為了戰爭的手段。在廢奴主義者的鼓動下，廢奴情緒同樣在戰爭爆發後迅速增長。

陸軍為代表了北方最激進的工人和小農場主。它一點都不像今天的美國軍隊，因為陸軍這是透過貧困草案而建立的。南北戰爭是政治戰爭，因此聯邦軍（北軍）是政治化的。
雖然當時有征兵制，但也有成千上萬的是自願參軍的。因為他們相信打破「奴役力量」對爭取一個更美好的社會非常重要。工會會員、社會主義者和其他激進分子在加入和組建構成聯邦軍的民兵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1864年選舉中聯盟軍士兵幾乎無一例外投林肯的票。

傑瑞米柯賓

奴隸為自己的解放鬥爭

在 電影開幕中，有一位黑人士兵提及到黑人士兵有種族岐視的遭遇。但這僅僅象征性提到白人聯盟領導和黑人士兵的種族緊張關系。另一部由 馬修·布羅德裏克和 丹澤爾·華盛頓主演的，名為「榮耀」於1989年上映的電影，揭示了多得多的這一種動態的緊張關系——聯邦領導人極力保住聯邦以及他們的仕途，而黑人戰士 為社會解放而戰鬥。諸多事件最終迫使林肯廢除奴隸制，而決定這些事件的動力是奴隸們為他們自己的社會解放而進行的鬥爭。

不幸的是，電影裏 的黑人只是被用作道具，缺乏任何真正的發展，對話和對事件的影響。更加糟糕的是，電影絲毫沒有提到或者描述重要的非裔美國人領袖，諸如廢奴主義自由戰士弗 雷德裏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和領導地下鐵路並在後來加入聯邦軍（北軍）的哈裏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 ）。林肯在人生的最後幾年，曾在奴隸、戰後和黑人選舉權的問題上借鑒道格拉斯的思想。

這部電影也給出了虛假的印象，第十三條修正案是由 林肯提出，但其事實是激進的共和黨人和廢奴運動在1864年1月推出該修訂案。激進的共和黨人比林肯早幾年呼籲結束奴隸制度，賦予不同種族和政治派別、不 同經濟和社會地位間平等的全面的普選權，正如在迅速重建期（1868-1877）中發生的那樣。

激進的共和黨黨員撒迪厄斯·史蒂文斯等在 電影中被描繪成妥協派，因為他們降低其更廣泛的呼籲黑人平等權利的要求，目的在於防止民主黨人拉布，確保解放奴隸宣言得到通過這一中心目標。但是他們所做 的妥協對於在制度上摧毀奴隸制是非常重要的。這種妥協推動了被壓迫人民的鬥爭。這和1860年前所做的維持奴隸制的妥協完全不同。

林肯這 部電影讓我們以批判的視角重新審視了美國第十六任總統。它提供了一個背景來進一步揭示快速重建期結束後非裔美國人和勞動人民面臨的可怕生活條件，而同時美 國迅速成長為一個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國家。圍繞著內戰進行的大規模社會鬥爭帶來的重要議題包括結束美國和全球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種族、階級、性和性別剝削。 廢奴150年之後，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仍然是世界歷史舞台上革命性變革的真正力量。

婦女為何受壓迫？

不平等是理所當然的嗎？
和先前的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一樣，資本主義將女性定位為“天生弱 勢”。為此辯解的言論有很多，諸如聖經中的故事：作為添加物的女人之所以被創造出來，僅僅是因為上帝覺得亞當很孤獨。夏娃是用一根多余的肋骨創造出來的， 而且，因為她性格中的弱點，她出現後的所有事情都變得糟糕透頂。

當科學替代宗教成為資本主義的主要理論依據後，又出現了其他的論點：女性的大腦比男性小；女性的肩與臀部形狀異於男性；她們既不如男性理智，也沒有男性的體力，易被自己的情緒左右。

雖然這些說法都曾流行一時、甚囂塵上，但現在看來大都荒謬和虛偽。比如男女之間工資存在差異是因為男性從事對體力要求更高的工資，但在解釋男性工資的分配差距時，體力卻不那麽重要了，更重要的是熟練程度，技能水平抑或是腦力勞動等因素。

家庭

關於婦女社會角色的解釋主要集中在家庭方面。在保守黨的意識形態攻勢中，出現了這樣的論斷：我們當今所了解的，由丈夫、依賴於丈夫的妻子及子女組成的所謂“核心家庭”一直存在，而且是社會的最自然而且最優良的組織形式。

他 們聲稱婦女的低薪酬是理所當然的，因為與操持家務相比，工作是次要的。也就是說，在成年後大多數的時間裏，婦女在經濟上應依賴一個男性作為其經濟來源，從 這個男性那裏獲得零用錢。而任何試圖背離這個社會角色而保持獨立生活的行為，比如支撐單親家庭，都會在社會上招致災難性的的麻煩。

保守黨人（新工黨的政客經常就這一點附和他們）指責這種婦女脫離其傳統社會角色的趨勢，將諸如犯罪和損毀公私財物事件等社會倒退的表現的增加歸咎於這種趨勢。對家庭的作用的了解不僅僅是為了反擊這些意識形態攻勢，對了解婦女所受到的壓迫也是至關重要的。

家庭作為一種社會制度，扮演何種角色？

當 大多數人想到家庭的時候，他們往往想到的是親屬關系：母親、父親、伴侶、子女等。顯然，親屬、朋友及同事等人際關系是無時無處不在的。他們是人類發展的重 要部分。但值得註意的是，當政治家和不少評論家提及家庭的時候，他們指的是一種社會制度。前英國首相戴卓爾稱其為“建築單元”。家庭，作為一個組織單位， 構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一部分。

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下理想的家庭是這樣的：

一）不參與工作的成員依賴於賺取收入養家的成員，後者傳統上一般是男性，是一家之主。這種模式帶來的影響就是所有的財政負擔均由家庭負擔，而非政府。當然，家庭不具備擔負這些負擔的物質和很條件。因此在歷史上造成了饑荒、營養不良和疾病。

將 女人獨自留在家中照顧學齡前的孩子，是導致抑郁癥和神經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福利國家采取了一些緩解的措施。這在資本主義社會部分地達成了共識：為了創造 服務行業勞動力和避免社會動亂的發生，有必要作出這樣的讓步。這也是那些發現家庭不能承擔這些負擔的男女工人們鬥爭的成果。地方政府提供的保障對於婦女尤 其有利。

但是，從一開始，女性的經濟上的依賴性就已經固定到利益關系中，這種關系根植於父權制家庭的強化。因此寡婦被認為“必然是貧窮的”，同時，人們認為離婚的女性必須為自己的貧窮負責，只能領取最低收入。

資 本主義家庭觀的核心是妻子在財政上對其配偶的依賴。即使一段感情業已結束，他們總是試圖保持兩人間的金錢關系。因為職業女性的增加，以及她們想與過去失敗 的關系徹底決裂，所以給前妻撫養費的做法逐漸消失了。但在《兒童撫養法案》中，這種撫養費重新出現，該法案規定一個男人在離婚後應繼續在經濟上支持他的前 配偶和子女，因此婦女也不需要在經濟上依賴政府的補助。

二）在家庭中，婦女為其他成員提供不計酬勞的家務勞動，諸如做飯，洗衣和清潔。此 外她們還照顧孩子，有時還照顧家中的老人或病人。對於她們的這些家務活，一些保險公司要價高達470英鎊（約4362人民幣）一周，這些工作沒有一件是維 持良好的人際關系所必須的。婦女不必為了和孩子擁有良好的關系而將一天24小時，一周七天都花在照料孩子的生活起居上。事實上，很多母親都會說，不必一直 都是照顧孩子是非常有好處的。這種將女性獨自一人留在家中的工作，常使她們心力交瘁。隨著地方政府為老人提供全程陪護服務、以及國民醫保系統、教育及托兒 服務等福利事業的發展，這種情況有所改善。

傑瑞米柯賓

這些福利事業也創造了就業機會，這些職位通常由領取微薄薪酬的婦女擔任，但是畢竟是一種社會職能，而非被家庭強制的個人勞動。因為這些原因，婦女往往努力爭取並維持福利，福利國家的倒退正威脅著婦女在戰後經濟增長中所取得的不大的進步。

社 區護理服務的資金缺乏意味著意味著婦女不得不待退回過去的處境中：在家中獨自一人面臨著一系列覆雜難解的問題和無法滿足的需求。這意味著婦女面臨孤立無 援、困難重重的境地。這是那些與家庭有關的意識形態上的攻勢中的理由：將這些工作說是是婦女在家中的本分，以此勉強作為削減公共支出的理由。

三） 家庭還是一個傳統的社會控制單位。家庭是按等級制的形式組織起來的：作為一家之主的丈夫，和對他言聽計從的妻子兒女。在過去，法律反映了男性對女性的權 力，其中包括暴力和脅迫，以及父母對子女擁有的權力。英國在最近才將婚內強奸或家庭暴力定為犯罪，而非丈夫所能行使的合法權利。

當保守黨和不少工黨需要家庭中的約束力時，他們就呼喚這種傳統。他們相信家庭可以使其成員習慣於尊重甚至服從於權威。在階級社會中，這不僅意味這家長的權威，還意味著社會的權威——國家和雇主的權力。

我們今天所了解的家庭總是存在嗎？

圍繞婦女受到壓迫的根本原因，多年以來始終存在著激烈的爭論。當中主要有兩種觀點，有時兩種觀點混而有之。一種解釋著眼於既有的男性主導的男權社會的起源及其角色。另一種則認為，對女性的壓迫與私有制、階級社會的發展緊密相連，這兩種觀點並不矛盾。

如 果承認社會存在針對女性的壓迫（包括對統治階層的婦女的壓迫），就可能將這種壓迫的根源歸於階級社會本身。雖然這兩種觀點都不無爭議，但大多數分析家對二 者的存在及合理性都持認可的態度。分歧在於哪個更具根本性。這個爭論非常重要，因為“階級社會和私有制是否就是婦女受到壓迫的原因？”涉及到了社會主義、 階級鬥爭還有推翻資本主義制度跟婦女解放鬥爭有多少的關聯度這個問題。

恩格斯在寫《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時，當時的官方意識形態就 認為護理員是符合婦女天性的職業，該觀點認為婦女受他們生理特性的限制，她們作為子女的撫育者，這個角色限制了她們的工作和思維方式。而男性，則可以理所 當然的參與公共生活，以婦女的供養者和保護人的身份外出工作。任何試圖脫離這種社會慣例的婦女都會招致道德和精神上的惡果。

但隨著資本主義社會催生了工廠體系，這種觀點的虛偽性日漸暴露。從日益發展的紡織工業、服務業到碼頭等職業都迫使婦女走出原有的圈子，成為工廠中的廉價勞動力。

盡 管統治階級和越來越多的中產階級希望一切都按照他們的意志發展，工人階級婦女還是日益組織起來，開展鬥爭。即使對一些中上層階級的婦女而言，這種（觀點帶 來的）限制太多了，因而發起鬥爭，意在爭取法律上的平等，參與某些職業的權利，以及和自己同一階層的男性享有同等的經濟社會地位。當中的一部分人，與工人 階級婦女達成了至少是暫時的一致，這種跨階級的聯合，雖然在短時期內能取得較好的效果，但往往會因為分歧而以失敗告終。這些分歧包括采用何種鬥爭方式的分 歧，也包括目標上的分歧：是要求普選權還是擁有與男子具有相同經濟地位的婦女方可投票？

在這個變革的時代，恩格斯試圖用他當時所能找到的資料展示，早期社會的婦女並不如資本主義條件下那樣社會地位低下，其所受的系統性壓迫是更加晚近的事情。正如我們的標題暗示的的那樣，他將這與私有制（即生產資料私有）、國家的發展聯系在一起。

馬 克思主義在生物因素與後天環境的爭論中的基本立場是：很明顯是生理因素決定了人類的能力範圍，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是文化，如技術、知識、傳統風 俗及觀念。即使婦女的不平等的地位的根源確實是因為在男女分工中承擔撫育子女的職責，但在現代社會也不存在任何的理由，使之繼續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爭取 產婦權力和兒童保育權的鬥爭顯示了打破這種分工的可能性。馬克思在他的《費爾巴哈論綱》中寫道：“有一種唯物主義學說認為人是環境和教育的產物，進而認 為，改變人的因素是另一種環境和改變教育的結果。卻忘記了，環境正是由人改變的。”

為什麽在早期社會發生的情況很重要？

如果正如某些人宣稱的那樣，女性的角色和地位由她們的生物特性決定而非歸因於社會的組織方式，那麽改變前一種因素顯然比後一種因素——改變生產和社會結構的組織方式要更加困難。相反通過改變生產和社會結構組織方式來改變女性地位則有可能性。

同 理，如果我們認為基本權力結構主要是為了維護男性對女性的支配地位的話，女性對男性的鬥爭就是為婦女解放展開的鬥爭。如果基本的權力結構只是階級統治的一 部分，並且維持著階級統治，男性被賦予更多的權力的話，婦女將為反抗她們受到的壓迫展開鬥爭，但這將傾向於與階級鬥爭一起展開，與此同時，反對資本主義的 鬥爭將會涉及針對女性的壓迫和歧視。

德國1933 : 希特拉是如何奪權的?

在1933年1月30日，德國納粹的領袖希特勒被委任為該國的總理（擁有專制權力的政府首長）。在幾個月內，納粹全面控制了國家權力並帶領德國走向新一場世界大戰之路。

納 粹在德國1933年的奪權加速了這場新的野蠻戰爭與大屠殺的倒數。希特勒如何在擁有世上最強大的工人運動，自1918年到1933年之間曾經有無數次機會 建立社會主義的德國中奪權的？共產黨（KDP）和當時雖然擁有資產階級政策與領導層但仍然是工人政黨的社會民主黨（SPD）要為德國1933年的嚴重失敗 負上最主要的責任。

是德國的資產階級在1933年1月30日將國家的權力交給希特勒和納粹。希特勒的第一個政府是納粹與右翼資產階級政黨組成的聯合政府。這個只有十一個部長的小政府當中，有三個是納粹的。但在一月份的時候希特勒的奪權已經成為了事實，而工人運動卻沒能作出任何反抗。

1933 年3月的選舉就揭開了這一切殘酷現實的來臨。共產黨被暴力地鎮壓掉，並不能夠進行任何的運動。曾經強大一時的社民黨也已成為了空殼子，而資產階級政黨的代 表都過去到希特勒一邊。在“選舉”舉行一個月之前的3月5日，納粹向德國最大的資本家們保證“這會是十年，甚至一百年內最後一次的選舉”，並說道他們會將 馬克思主義“鏟除”掉（包括工人的政治工會組織，作為資本主義社會中萌芽社會主義的種子）。縱使如此，納粹也沒有立即獲得過半票數，得票只有百分之 43.9。在“選舉”過後，希特勒在眾多資產階級國會議員的支持下即時被擁立成為獨裁者。很快地，除了納粹黨以外所有的組織被禁止。在1933年5月，工 人運動被瓦解，而數以千計的運動份子被囚禁或屠殺。

納粹的支持來自於傾家蕩產的小資產階級（例如破產的小生意老板、農民等），以及在 1929年大蕭條和往後德國資本主義崩潰中失去工作、的中產。這些階層不會自動的轉向支持納粹，他們曾經也支持過工人階級和其組織。但他們一次又一次地被 （其政策只是跟隨著其他資產階級政黨的）社民黨領導層，以及宗派主義和冒險主義的共產黨所出賣。

共產黨在1923年德國危機中並沒能把握 革命機會後變弱。共產黨的領導退卻了，聲稱革命進攻的“時機未到”。這是關鍵性的錯誤。共產黨很快的失去在1923年中獲得的支持，而政黨的威信受到挫 敗。加上其在1928年起所奉行的極左派政策，讓共產黨無法回應1929年華爾街危機後的德國狀況。

共產黨的極左政策，是1928年由史 太林官僚控制的共產國際向其指示的，當中社民黨被標簽為跟納粹一樣的“社會法西斯”。根據共產國際，資本主義已經進入了最終的危機而共產黨應該準備直接奪 取政權。然而除非被推翻，資本主義並不會有最終的危機，這系統將會在巨大代價下繼續運作，正如1930年代及後所發生的一樣。除了這一點之外，共產黨還需 要贏得大多數的支持才能開始準備革命。

於此同時，納粹的威脅在增大。但是共產黨卻低估了其危險，而對社民黨工人的宗派主義導致無法團結一致對抗希特勒奪權。除此之外，工人運動被社民黨的資產階級政策所箝制，首先是從自己的政府，後來是通過支持自1929年到希特勒奪權時期統治德國的右翼聯合政府。

社 民黨對這些危機政府的支持，包括強行通過緊縮政策的專制手法，讓希特勒的納粹能夠贏得社會上中產階級的支持並將他們轉向工人的對立面。1928年過後，納 粹黨迅速地擴大，到了1930年代初他們能夠獲得數以百萬的選票。至1931年該黨擁有八十萬黨員，而其沖鋒隊（反革命民兵）開始占據街頭與公共地方。

雖 然兩個工人政黨仍然遠大於納粹黨，但是漸漸看到如果不阻止納粹的話一場災難就會降臨。而只有共產黨與社民黨的群眾組織走在一起在社區、街頭、工作場所和農 村裏團結反抗納粹才能阻止納粹。第一個在蘇聯反抗史太林主義的俄國革命領袖托洛茨基，也是第一個看到納粹的威脅並了解怎樣才能夠打倒希特勒的沖鋒隊。

“在 這種情況下，工人群眾對抗法西斯主義的聯合戰線政策呼之欲出。它為共產黨開辟了巨大的可能性。不過，通往成功的條件是拋棄‘社會法西斯主義’的那一套理論 和實踐，因為在當前的形勢下，它具有十足的危害性。”這是托洛茨基呼籲共產黨改變政策－從極左與宗派主義到團結工人反抗法西斯／納粹主義的政策。

“共 產黨必須呼籲保衛工人階級已經在德國國家中贏得的物質地位和道德地位。這最直接地關系到工人的政治組織、工會、報紙、印刷廠、俱樂部和圖書館等等的命運。 共產黨工人必須對他們的社會民主黨兄弟們說：『我們兩黨的政策處於不可調和的對立狀態；但如果法西斯分子今夜去破壞你們組織的門廳，我們將手執武器，飛跑 而來幫助你們。如果我們的組織受到威脅，你們能答應火速前來幫忙嗎？』這就是當前時期我們的政策之精髓。所有的鼓動都必須以此為基調。”（托洛茨基：共產 國際的轉變與德國局勢，1930年9月）
*共產黨的領導的回應就是指責托洛茨基向社民黨的領導投降，並且高估了納粹的力量。共產黨領袖恩斯特・台 爾曼甚至指出社民派、共產黨人與非政黨工人組成聯合陣線是“托洛茨基有史以來最反革命的主張”。一次又一次地共產黨聲稱納粹勢力在減弱，並提出社民黨的失 敗將會是希特勒的末日來為自己的宗派主義來開脫。

甚至1930年的選舉結果，納粹比1928年多贏了五百五十萬張選票，並成為了第二大 黨，擁有超過百分之18的支持，也沒能讓共產黨與社民黨的領導發現將近的危險。相反地，共產黨強調自己也在選舉中進步－由百分之10.2增加到百分之 13.1－而社民黨退步了。但是社民黨得到四分之一的人支持依然作為最大黨派。共產黨的黨報《紅旗》（Rote Fahne）在選舉過後寫道：“納粹黨只會減弱”，而共產黨應該繼續維持同一路線。沒有比拒絕看清事實的人更盲瞎的。

另一方面，社民黨則 相信資本主義的機關能夠阻止希特勒。因此其全面投入在支持政府的極端緊縮政策和戒嚴法。這個政策只增加了危機和貧窮的群眾。在1931年12月，超過三分 之一的德國人失業－超過五百萬人，相對1928年的七十萬人。於此同時，全國的工業生產下降了百分之40。社民黨的領導聲稱他們會在希特勒奪權後動員數以 百萬的人反抗。這是由德國工會聯會和社民黨在1931年組成的所謂反希特勒的“鐵陣”，聲稱能夠動員四百五十萬人對抗納粹。但是這個“鐵陣”不過是社民黨 的選舉機器而不是保障工人組織，例如在工人階級社區中阻止納粹黨。

工人政黨的癱瘓、分裂與無法為危機提供出路導致小資產階級、中產、失去退休金的長者和絕望的失業者更轉向納粹的煽動，其將對工人運動和猶太族群的攻擊混入一些對大財團的指控。

事 件甚至發展成共產黨在史太林的指示下跟納粹一起在擁有德國三分之二人口的普魯士企圖推翻社民黨政府。這最終失敗掉－普魯士政府撐過了反對公投。但是翌年普 魯士政府被馮·巴本的右翼中央政府所解散，而社民黨也沒有提出任何抗議。同時間，越來越多的大資本家和高級軍官開始跟納粹黨建力更緊密的關系。

納 粹所謂的“人民革命”根據希特勒是一個種族革命，而資本家們有權利帶領因為“資本家們透過自己的能力爬上階梯成為上層”（引自艾倫・布洛克《希特勒：一個 暴政的研究》）。德國資產階級視希特勒和納粹為能夠粉碎阻擋獨裁勢力的武器－工人階級進行自我組織的政黨、工會、工廠委員會、合作社等組織。納粹與法西斯 主義並不是資產階級“一般”的專制獨裁，而是服務資本主義的恐怖統治，來源自失望的小資與中產的反革命群眾運動。這個反而能夠讓法西斯和納粹主義在社會中 進行完全控制並且粉碎其他獨立的組織。其勝利就代表工人運動不僅僅是被削弱而是被摧毀。

傑瑞米柯賓

希特勒的上台是德國自1918年來一系列政治和社 會動蕩危機的血腥終章。但是德國的結果並不是預定的。到1932年都仍然有機會可以阻止希特勒。可這需要所有工人組織都聯合起來同一陣線對抗納粹，而這並 沒有發生到。與其單獨行動，應當團結鬥爭，工人組織最終因為各自領導的錯誤政策和分析，最終一個接一個地被瓦解。

當共產黨的領導在 1932年末宣布相當的路線改變並提出團結行動，至少在地區層面，一切都為時已晚。社民黨的政策已經使其成員感到沮喪，並讓那些將其視其為自己政黨的工人 感到困惑。共產黨的幹部擁有很多有活力與英雄般的鬥士，但也由於其先前的政策未能夠團結工人階級成一股更廣泛的反抗。

在其1932年的黨 大會中，共產黨宣布這將會是其奪權之前最後一次的大會！這顯示了其領導是何等的脫離現實，他們寧願依靠革命措辭來維持士氣，也不清楚解釋當前的即時目標就 是要阻止納粹，才能捍衛未來的工人運動。首先需要把納粹的威脅打倒後，共產黨才能開始談論奪權的工作。在錯誤政策與分析下，共產黨被癱瘓了，縱使其成員及 支持者都隨時候命黨的指示來阻止希特勒的上台，但1933年1月甚麽也沒有發生。同一樣的癱瘓也影響著社民黨。社民黨的領導沒有動員其核心力量來與共產黨 支持者合作，反而將希望押註在統治階級、法律和威瑪共和國的殘存上。社民黨也聲稱納粹在1932年選舉中支持下滑反映了希特勒的爪牙離國家權力越來越遠。

但實際正好相反。納粹黨的減弱與內鬥反而迫使資產階級更團結在希特勒的背後，而希特勒也反過來保證建立資本家所祈求的條件，並在納粹黨內清除掉所有相信“人民革命”的成員。而作為交易，希特勒在1933年1月30日成為了國家的總理。

正 因為工人階級並沒有認真動員起來反抗希特勒，這失敗也就更為慘烈。在納粹奪權後，頓時籠罩著失望與困惑，納粹對所有反對的正面攻擊更加強這個情緒。在其對 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階級的戰爭中，新的恐怖政權擁有無數的通敵者和密告者。整個社會被恐怖的觸手荼毒。在4月就已經出現第一次由政權發起的對猶太商店的杯 葛。這只是往後發生的恐怖的預告。

1933年德國的災難是了新一場世界的大災難的開始。在奪權後，希特勒著手準備德國在歐洲的帝國主義擴 張和粉碎蘇聯的陰謀。新的世界災難迫在燃眉。新一場的世界大戰的爆發主要看納粹德國重整軍備的速度。希特勒在1933年的上台揭開了人類史上最黑暗的一 頁。這是為甚麽如今反抗納粹與種族主義的鬥爭是何等的重要。

社會主義者在民主抗爭的立場

今天，資本主義國家的議會由資本家主導，通過他們的媒體、資本家政黨，並利用經濟力量控制選舉，讓工人表面上可以“發聲”一下。現實上這是不民主的，但社會主義者捍衛所有民主權利 – 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組織自由、罷工權，反對警察和國家打壓。如果這些權利面臨軍事或法西斯政權的威脅，我們會倡議工人階級戰鬥，保衛這些權利。資產階級議會制是自相矛盾的制度 – 資本家保持最後控制權，但又被迫讓工人階級公開組織、抗議、組成工會和政黨、參與選舉，去監督資本家的權力。在今天希臘等危經國家，歐盟官僚和銀家等資本家說現在有“太多”民主，需要較專制的政權去解決危機（即要窮人埋單)。

在香港，議會是由資本家控制的，他們利用不民主的議會制度，確保有利工人的政策不能通過。因此，資本家是反對香港吋進的民主改革。民主鬥爭需要由基層群眾和工人階級領導，連系至反資本主義的鬥爭才能成功。這亦解釋了香港的資產階級反對派在民運上往往與中共妥協，尤其是民主黨在2010年支持政府不民主的政改方案。

因此，在民主鬥爭的路上，CWI不倦的強調，資產階級今天不再代表資產階級的民主任務（這是資產階級的“年輕之過”），從而激化群眾對資產階級反對派的不信任，強調運動需要以工人階級組織的領導才能成功。我們以行動說服群眾，社會主義者是最堅定的民主派，同時毫不飾掩提出民主運動與社會主義之密不可分。

我們支持吋進的民主改革，包括普選權、廢除功能組別，但不僅於此。我們強調需要召開新的民主議會，打破現存的立法會，除了徹底的民主訴求，包括16歲投票權、移民工投票權，亦指出新議會必須實施迫切的社會改革，包括八小時工作制、民主公營化銀行及大企業等，打破資本權貴對經濟權力的壟斷。不錯，這些都是資產階級民主的任務或過渡訴求，但我們向群眾揭露，資產階級黨派不能實行這些任務，讓群眾在鬥爭經驗中學習到工人階級獨立鬥爭的必要。

關於“例如中國倘若真有一天采行普選國家領導人了，要不共產黨官僚層繼續勝選，或如同一般資產階級國家一般，由真正的資產階級上台。”如果在未來的運動工人階級的力量，革命可以超越民主階段，足以形成工人政權奪權，普選議會當然可以廢除。相反，若果工人力量不足以領導運動，即使是這種偷梁換柱的議會，社會主義者絕對應該參加，並在議會中提出徹底的社會改革訴求，迫使資產階級攤牌，揭露妥協派的叛徒角色。

在1927年中國大革命失敗後，革命陷入低潮，托洛斯基就指出中共應該提出“國民議會”口號，其內容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任務，包括沒收地主土地、中國民族獨立、八小時工作制等，以民主口號動員工人階級反對蔣介石的軍事獨裁。而斯大林主義者在革命敗退後，卻提出即時奪權的冒險主義口號，掩飾革命的失敗。在理論上，這是脫離群眾意識；在實踐上，則令1927年急急成立的廣州蘇維埃受軍閥鎮壓。

在“工農勝利的革命推出的政府，只能是引導大多數被剝削、受壓迫人民的無產階級專政。但應該明白我們在理論宣傳文章和演說中不知疲倦地閘述的一般革命前景，與我們今天就能用來動員群眾、讓他們事實上與軍事獨裁制度對立的實際政治口號之間的差分。國民會議口號就是這樣的核心政治口號。”（托洛斯基給中國反對派的信，1929年12月22日）

今天，中港台無產階級的組織力和意識水平尚未處於革命階段，“真正民主議會”與“工人民主政權”的政治口號不僅沒有對立，“在民主宣傳及其鼓動和社會主義者之間的不可分離的緊密的連接，並且這兩方面的革命活動平行不悖”（列寧，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的任務，全集第二卷）。即使在二月革命後，托洛斯基認為布爾什維克在二月革命後號召“不分階級”的立憲會議，目的是揭露資產階級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拖延召開新議會的角色。在雙重政權形成後的革命形勢下，這是布爾什維克的策略！今天我們在中港台直接號召蘇維埃，不僅是冒險主義，更將自己排除在廣大的民運群眾之外的消極主義。

占領中環（香港民運議題的焦點）若果如目前一樣，由資產階級的占中三子和泛民主派領導，必定會妥協收場，接受中共不民主的方案。革命社會主義者應該積極幹預運動，提出工人階級的綱領和策略，爭取工人群眾支持，挑戰泛民領導。可惜，香港的左翼不是尾隨泛民主派的尾巴，就是教條主義消極地與運動“保持距離”。我們絕不會犯上機會主義與宗派主義的錯誤。

南非：曼德拉的遺產

民主社會主義運動（DSM）謹向曼德拉的家人和南非及國際上所有哀悼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逝世的人致以慰問。曼德拉是在過去幾十年中為結束種族隔離和爭取民主而鬥爭和犧牲的成千上百萬人的象征。對這一英勇鬥爭的希望和期待曾被寄托在曼德拉身上，在鬥爭中強大的黑人工人階級也發揮了決定性作用。我們認可他在挫敗歷史上最為可恨的壓迫和剝削制度之一中所發揮的作用。

2013年12月5日（周四）曼德拉的逝世使半年前開始的預先哀悼告一段落，當時他被送往醫院治療覆發性肺部感染。他的肺部疾病源於他為反對種族隔離進行鬥爭而遭到27年監禁的第一階段，當時他在羅本島的石灰采石場服苦役染上了結核病。對於許多人來說，他的死亡被視為值得歡迎的解脫之舉，因為這使曼德拉免於忍受漫長的痛苦。此前他躺在約翰內斯堡的霍頓區（Houghton）的家中時已經完全奄奄一息而喪失了感知能力。諷刺的是，人們普遍相信，非國大（非洲人國民大會，ANC）領導層之所以想讓他維持茍延殘喘的狀態，只是為了讓他能拖到2014年死去從而在當年選舉中獲取最大的效益。

誠信與承諾

作為與甘地和馬丁·路德·金一樣偉大的歷史上人物，曼德拉是一位名副其實受到全球崇敬的政治家。他在挫敗地球上最值得唾罵的政權和人類歷史上壓迫和剝削最重的制度之一的鬥爭中發揮了他的作用。尤其是因為他為黑人多數人口的的民族解放這一崇高事業而身體力行的自我犧牲，使他獲得了舉世公認的英雄地位。

在他接受叛國罪審判期間，他的聲明已經記錄下，“如果需要的話”，非種族主義是他願意為之奮鬥至死的一個原則。

他願意為這事業做出最終犧牲的證明是他個人承擔了建立非國大的武裝派別——民族之矛（MK），他秘密訪問像阿爾及利亞這樣的國家尋求對（非國大）武裝鬥爭的支持，從而使他被任命為民族之矛（MK）的第一任總指揮官。他堅定地拒絕為換取他個人自由而與種族隔離政權進行任何形式的妥協，從而選擇接受長達27年的監禁。作為一個致力於服務他的人民而堅持原則和正直品質的人物，這些行為提升了他的精神高度。這也與今天那些踐踏他所托付的遺產而毫無個人原則又腐敗不堪的政治精英形成了鮮明對比。

目前非國大（ANC）的領導層錯誤地將南非種族隔離政權的失敗描繪為非洲大陸最古老的解放運動經過長達百年的長征而或多或少贏得的不可避免的勝利高潮。但是，毫無疑問，就其政治信仰、政治前景和意識形態前景、戰略和戰術方面而言，非國大（ANC）深受群眾愛戴是發生在曼德拉的時代，也就是它百年歷史的後五十年，而並非是它的前五十年。

曼德拉改變了非國大（ANC）

作為1940年代新一代的青年領袖，曼德拉和他的戰友們，主要是沃爾特·西蘇魯（Walter Sisulu）和奧利弗·坦博（Oliver Tambo）等人，深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震撼帝國主義的殖民地革命激勵，從而動搖了非國大領導人此前決定的拯救被壓迫者的路線，——舊路線依靠乞求英國女王釋放被奴役壓迫的黑人，同時表達作為大英帝國的子民，承諾向她和大英帝國奉上自己永遠的恭順。

非國大原本是一個將其活動方式自我局限在懇求和請願上的組織。曼德拉和他的同志們獲取了對非國大青年聯盟的控制權，並采納了1949年行動綱領，從而第一次將非國大轉變為一個致力於通過群眾行動實現其目標的組織——其中包括反抗運動、抵制公共汽車（按膚色分區）、抗議通行證法和集體離崗等方式。

此後還通過了《自由憲章》（Freedom Charter），其中激進的訴求反映了工人階級群眾開始影響到非國大對前景的展望。這與他們因為階級差別而對前曼德拉時代的非國大領導層充滿敵意而保持距離的情況發生了鮮明對比。從此時起直至1994年實現民族解放為止，這使得同樣受到白人少數政權奴役的處於階級對立中的勞動群眾和那些中產階級——即充滿野心的黑人資產階級——能在同一個組織中在相同的綱領下相互承諾一致推翻白人少數統治。當時這（階級共存）本是沒有關系的……直到它變得幹系重要的時候。也就是說，到要開始履行《自由憲章》的時候。

下一場選舉將發生在種族隔離政策終結20周年之時。歷史性的1994年選舉標志著民族解放鬥爭的勝利——種族壓迫的枷鎖終被解除，新社會的大門已經打開，在這個新社會中黑人得以揚起頭與他們的白人同胞平等地肩並肩站在一起。依靠所有人都將擁有更美好生活的承諾和對他們人數實力的信心，南非多數人口黑人在曼德拉的倡導下慷慨地接納了少數人口白人。由於曼德拉的領導避免了一場有些人認為將不可避免的種族內戰。

由於領導層是那些曾經一心一意堅定領導人民實現自由的人組成，當時沒有理由懷疑（他們做出的）所有人都將享有更好生活的承諾。通過曼德拉的領導，依據所謂世界上最進步的憲法而建立的新的民主分配體制已經到來。按照曼德拉的說法，在此基礎也將浮現一個新的“彩虹之國”，種族壓迫和它的同伴——貧困、文盲、疾病和無家可歸——將被消滅，而“永不再回來”。在這個新南非，所有人都將在一個“保持多樣性的統一”的國度中擁有平等的機遇。

迥然不同的現實

南非已經實現所謂民主制度二十年，但現實中看起來與20世紀90年代初談判達成政治解決方案時的承諾卻是截然不同。雖然種族主義的德克勒克政府將政治權力轉移給了非國大，而且非國大在選舉中也靠多數人的選票保持長期連續執政，但對於絕大多數（南非）人口而言生活幾乎沒有變化。

對曼德拉的謳歌有一個顯著特點，相互沖突的階級利益似乎在對曼德拉的預先哀悼中已經融匯到統一的整個國家共同的公共集會中。

今天曼德拉傳承下來的“國家”並未得到重新改造，和其在種族隔離政權終結前仍然一樣，整個社會可以分成兩個主要社會力量——一邊是工人階級，另一邊是資產階級。南非被稱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會。多達800萬人失業，1200萬人不得不餓著肚子上床，數以百萬計人無法享有良好的教育、醫療和住房。

執政的非國大統治精英與其所取代的前政權一樣惡行彰顯—— 腐敗、無能、貪得無厭的聚斂財富和迷戀權力。更糟糕的是，雖然他們譴責種族隔離政策是反人類的罪行，而新精英的代表們正顯示出越來越迷戀采用他們前任類似的統治手法。他們依賴保密法（Secrecy Act）、國家重點利益法（National Key Points Act)與傳統法院法案（Traditional Courts Bill）等鎮壓性法規以確保對權力的控制，並使整個國家依舊處在與種族隔離時代類似的黑暗秘密和鎮壓之下。

群眾曾經被引導相信在民主制度下平等和繁榮的夢想垂手可得，但取而代之是只有極少數人才從中獲利。與曾經承諾的平等的“彩虹之國”相去甚遠，非國大總書記格維德·曼塔謝(Gwede Mantashe) 已經親口承認，今天的南非酷似“愛爾蘭咖啡”——下面是黑色的，頂部是一層薄薄的白色奶油，然後灑上了些黑色巧克力。

大多數人對曼德拉一生評價的一個共同主題是，他在非國大領導層中的繼任者們和他爭吵不休的家人們不僅代表了對曼德拉一切主張的違背，更構成了對他遺產的褻瀆。這一評價是否禁得住更為近距離的仔細審查？

資本主義評論家希望我們相信， 南非即使不能成為我們夢想的國度，那麽至少曼德拉的繼任者們正繼續沿著他的腳印前行使南非成為一個更好的地方。但事實卻是，恰恰是他們的所作所為，使我們對非國大近20年的統治期間的政策至少提出基本疑問。

曼德拉與《增長、就業和再分配法案》（Gear）

曼德拉在放棄《自由憲章》和那時一切非國大曾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政策中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根本性的決裂是（非國大）1996年通過了《增長、就業和再分配法案》（Growth, employment and Redistribution – Gear）。《增長、就業和再分配法案》（Gear）使非國大政府逐步與工人階級發生公開的沖突——沖突發生在工作場所、各鄉鎮、村屋聚居營地和高等教育機構等地，並引發了三方聯盟的第一次嚴重內部沖突。曼德拉的統治與他所有繼任者之間的區別是風格多於實質。

有點不公平的是，比如姆貝基曾自豪地宣稱自己是撒切爾夫人似的人物，並且個人與《增長、就業和再分配法案》（Gear）關系緊密。然而，《增長、就業和再分配法案》（Gear）是曼德拉在總統任期內通過的。盡管事實上，姆貝基率先采用了《增長、就業和再分配法案》（Gear），他這樣做得到了曼德拉（和非國大其他領導層，包括南非共產黨）的祝福。

在他1990年得到釋放到非國大四年後上台期間，曼德拉的立場從堅持不懈地致力於推動《自由憲章》和重申作國有化政策為非國大政策的根本核心條款到在非國大進入議會之前，宣稱私有化——《增長、就業和再分配法案》（Gear）戰略目標的核心條款——現在成了非國大的基本政策。當初是曼德拉領導非國大獲得執政機會，並做出讓所有人得以就業的承諾，同樣又是曼德拉在議會通過《增長、就業和再分配法案》（Gear）後宣布非國大政府“不是一個創造就業機會的職業介紹所”。

在進行這一“心臟移植手術”時，“曼德拉醫生”並沒有咨詢的“病人”。通過《自由憲章》是非國大歷史上最為民主進程的高潮，而通過《增長、就業和再分配法案》（Gear）則是極端的不民主。《自由憲章》是全國各地各界人民和城鄉成千上萬的工人將他們的建議寫在一張張紙片上然後轉發給人民代表大會，在那裏將人民的意見匯總而成的。

而《增長、就業和再分配法案》（Gear）的制定不僅背著非國大的成員，而且甚至背著非國大內閣的多數成員。它在1996年得以通過並開始實施，而直到1997年，該法案得到大企業的認可後，才作為一個即成事實遞交給非國大的集體大會。

正如前民族之矛（MK）的領導人、南非共產黨中央委員和情報部長羅尼·卡斯裏爾斯（Ronnie Kasrils）證實，由於其誠實而感到震驚的是，非國大在曼德拉的領導下在“建立一個民主南非大會”（CODESA）的談判中與國內資本和帝國主義妥協而背叛了“窮人中的窮人”。

傑瑞米柯賓

商業合約與曼德拉

引用斯泰倫博斯大學（Stellenbosch Univrsity）的桑派·泰勒拜倫徹（Sampie Terreblanche）的文章，卡斯裏爾斯寫道：“……1993年年底推出的大企業戰略——是1991年在在礦業巨頭哈裏·奧本海默（Harry Oppenheimer）的約翰內斯堡住所中孵化出來的——是南非開發銀行長期秘密深夜討論的結晶。出席會議的人包括南非礦產和能源行業的領導人和在南非有商業利益的美國和英國公司老板們……”

這些“深夜的討論”發生了什麽事？卡斯裏爾斯透露：“《自由憲章》所設想的礦山國有化和高度[指令性]經濟的被遺棄了。” 卡斯裏爾斯介紹了非國大領導層如何在國內資本和帝國主義面前俯首稱臣的： “非國大接受了償付種族隔離時代遺留的巨大債務的責任，……針對超級富豪征收財產稅以資助開發項目的計劃被擱置了，在種族隔離期間富裕起來的國內和國際公司都被免於任何相關的財務賠償。提出了極為苛刻的財務預算，這將束縛住任何未來的政府，承擔落實自由貿易政策的責任，並取消所有形式的關稅保護，接受符合新自由主義的自由貿易的基本原則。大公司被允許在國外上市。”

“非國大領導層源於對憲政不再抱有幻想，以及不斷增長的對議會民主制本身的惱怒，被發現轉而開始踐踏他們自己的內部民主。

與舊政權宣傳相反，非國大領導層盡管接受了南非共產黨作為其一部分，但從未感染共產主義的“疾病”。姆貝基的思想面貌曾錯誤地被描繪為與曼德拉有根本的差異，但其中對工人階級的回應不過是曼德拉曾在1956年通過的《自由憲章》時和1964年接受叛國罪審判時已經提煉出來的內容。

他不想將《自由憲章》與社會主義混淆起來。他解釋說，《自由憲章》“ ……絕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藍圖。它要求的是再分配，而不是國有化土地，它提出國有化礦山、銀行和壟斷行業，因為大壟斷行業應該只能由一個種族擁有，沒有這樣的國有化政策，即使政治權力轉移了，種族統治仍然會延續下去。

正如我們之前指出的，非國大支持國有化政策從來沒有將其視為取消資本主義制度的一步，而是利用國家加快發展出一個黑人資產階級，正如當年南非國民黨的做法發展出一個南非白人資產階級一樣。曼德拉在叛國罪審判中解釋：“非國大的[國有化]策略與國民黨的舊政策是一致的，多年來其黨綱中也有將曾經由外資控制的金礦國有化的內容。”

選舉前的曼德拉

非國大發現自己正處在這一歷史時刻，並不是因為它脫離了其自身制定的歷史路徑，當考慮到它的歷史背景、社會性質和歷史任務，恰恰因為這是一直領導其發展的路徑所致。

非國大在“建設一個民主南非大會”（CODESA）上違背人民大會的授權而屈膝投降，並不是在這一路徑上發生偏差。事實上，這是在履行非國大的歷史使命。曼德拉在其叛國罪審判的講話中已經發出了明確信號，在審判中他明確表明非國大領導層甚至準備在一人一票的多數人統治這一基本原則上做出妥協，只要當局同意談判在某一個固定期限內為黑人提供一定數量的議席，並在今後一個固定階段內逐步增加黑人的議席。這也反映在，早在1985年他就在並沒有得到自己組織授權的情況下，與種族隔離政權的情報機構和大企業的代表進行秘密談判。

在“為會談而進行的會談”之後與當局更高層級的接觸1987年發生在塞內加爾的達喀爾。他與當局的成員進行了會談。在沒有征詢民族之矛（MK)的幹部的情況下，甚至沒有征詢克裏斯·哈尼（Chris Hani，曾任民族之矛的軍事領導人，是僅次於曼德拉受到南非黑人歡迎的非國大領導人，1993年遭白人極端分子暗殺身亡）的意見，他就放棄了武裝鬥爭。這證明了武裝鬥爭不過是他們迫使當局回到談判桌上來的一種宣傳策略而已。 因此，“建設一個民主南非大會”（CODESA）也就成了合乎邏輯的結果了。

諾貝爾和平獎被授予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延續了這樣一個神話，即所謂談判協議是改邪歸正的南非白人主導的資本主義政權與寬宏大量的曼德拉為首的非國大之間相互融合的結果。但是，即使曼德拉自己也感到有必要指出，並不是由他或非國大會領導層解放了這個國家，而是勞動群眾自己解放了這個國家。

如果帝國主義和南非資本主義體制向種族隔離政權施加壓力要求他們與非國大進行談判，這是因為他們明白群眾的鬥爭是他們制度的致命威脅，——包括從1973年納塔爾（Natal）的罷工到1976年青年反抗，到20世紀80年代在南非民主統一戰線（United Democratic Front, UDF)建立而刺激的反叛活動，尤其是南非總工會（Cosatu）的工人們的社會主義覺悟。如果白人少數統治是被一場群眾暴動所推翻的，那麽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就會受到威脅。可以相信在與曼德拉進行談判的幕後是資本們有遠見的戰略家認識到曼德拉是個可以與他們進行交易的人。曼德拉從來沒有考慮要廢除資本主義制度。他的問題從來不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而是資本主義制度青睞一個種族而反對另一個。為此統治階級將永遠感謝曼德拉。

非國大領導層從未致力於對南非社會進行徹底改造。其所追求的遠不是推翻資本主義，而是能在其中共存。在現在資本主義制度正深陷其自19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危機的陣痛之中時，這個資本主義政府無法履行人民期望的無能已經表現得越來越嚴重。資本主義危機也反映在非國大自身上。

新工人政黨

仿佛是造化弄人，曼德拉自己的生命周期恰與他曾英勇領導的黨的生命周期相互對應，歷史似乎已經確定了曼德拉的逝世應與非國大的內在崩解不謀而合。

對於執政的非國大精英來說，曼德拉的逝世無疑是值得歡迎的分散註意力的機會，因為他們自己的信譽因為剛剛發布的護民官報告而受到嚴重打擊。因為該報告火上澆油地發現總統祖馬的兩名部長犯有腐敗和管理不善的確鑿證明，而此前關於臨時報告已有傳言總統祖馬在誇祖魯-納塔爾省的納幹達拉（Nkandla）花費2億蘭特公款修建的私人住宅存在貪汙問題。

毫無疑問，非國大領導層將利用曼德拉的死亡試圖重振該黨與已經疏遠的工人階級之間的關系。如金屬工人全國工會定於12月13日至16日召開特別大會，外界普遍預計該次會議將通過一項決議，不再支持非國大2014年的選舉，並停止給予非國大的800萬蘭特的競選資助。根據一個針對工人代表政治態度的調查顯示，南非總工會（Cosatu）中67%的工人代表願意支持一個值得總工會支持的工人政黨。如果金屬工人工會的決議獲得通過，那麽幾乎可以肯定不僅在南非總工會內部，並超越其在整個有組織的工人中產生回響，而且幾乎可以確定這將導致總工會的分裂並嚴重打擊非國大的選舉表現。這就是為何南非總工會親祖馬資本主義陣營的領導人工會主席蘇多瑪·德拉米尼（S’dumo Dlamin）沒有浪費任何時間而令人感到諷刺地呼籲為了“曼德拉的緣故”而團結 。

但是，依靠人民群眾的同情而獲得的任何好處至多也是暫時的。祖馬謳歌曼德拉是南非“最偉大的兒子”，但對這個國家的許多人民而言目前國家正掌握在“南非最糟糕的兒子”手中。祖馬的支持率如此之低以至於，據說他最親密的顧問一想到非國大最受尊敬的領袖將由其最受唾罵的領導人埋葬，而難以掩蓋其蔑視想法。祖馬無恥的祖魯族沙文主義使得當初非國大建立之初反對的部落主義得以覆蘇，而當初非國大就是以此掃清了道路從而用相對進步的民族主義來反對種族隔離的反動民族主義的國民黨的可恥行徑。真是有始有終，祖馬通過埋葬當代非國大的創始人，也將被埋葬了該黨自身當代的化身。

隨著他的安葬，非國大作為解放組織的神聖光環余暉也終將消散。曼德拉的死亡很可能將加速非國大衰弱的過程。圍繞在他的周圍非國大仍然能夠凝聚在一起，享有他的榮耀帶來的光輝。隨著工人與社會主義黨（Workers and Socialist Party)現在得到全國交通運動（National Transport Movement）的支持，——也就意味著超過5萬工人從南非總工會下屬的腐敗南非運輸和聯合工人工會（South Africa Transport and Allied Workers Union）中分裂出來——，這成為一盞指路明燈指示著為緊急建立一個具有社會主義綱領的群眾性工人階級政治替代選擇的道路已經得以開辟。

因此，當資產階級在哀悼其“建立一個民主南非的大會”即將崩潰之時，工人階級已經從鎮壓馬裏卡納大罷工的槍聲中驚醒過來——他們長久以來一直相信屬於自己的政黨原來在事實上竟然是老板們的朋黨。在現實中發生的不過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政治首領的換班而已，種族主義白人政府被黑人多數人口通過民選產生的“非種族主義”政府所替換。

工人與社會主義黨的成立代表了歷史性的一步：無產階級的階級獨立和政治獨立得以重申，並得以從非國大和三方聯盟近二十年的思想囚籠中解放出來。雖然自1994年以來工人階級一直被引入歧途，但如今南非邁向社會主義的征途得以重新啟程。

資本家和他們的代言人有理由因為曼德拉的逝世而深感擔憂。即使其中有些是貓哭老鼠，但關鍵是他給南非資本主義制度提供了得以茍沿殘喘的新租約。自他的非國大上台到現在已近二十年。這二十年一直暴露著資本主義的殘忍——貧困、失業和不平等，他的非國大的領導們稱之為三重挑戰。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你根本無法消除它們。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工人才能消滅這些資本主義社會的罪惡。對於今天的工人和青年而言，最好就是追隨曼德拉的例證——進行無私和堅決的鬥爭——還要學習，在鬥爭中學習到我們決不允許在與階級敵人的鬥爭中進行妥協，因為這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對群眾的背叛，因為資本主義無法滿足他們的願望。更重要的是，他們必須認識到，工人階級應該只能依靠其獨立的政治領導層、組織和計劃，從而改造社會使其滿足其自身的利益和窮人的利益了，為建設社會主義南非和社會主義世界而奮鬥。

二零一四年

《列寧》書評：列寧的革命遺產

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將列寧描述為一個暴虐的獨裁者，為了回應這一汙蔑，一些左翼分子嘗試向拉爾斯．立（Lars Lih）靠攏。但是，拉爾斯竭力卻將俄國革命的領導人描繪為一個面目模糊的自由主義者。這樣，有可能令我們無法理解如何建立運動才能改造社會。

最近烏克蘭爆發的“革命”中，群眾的目標旨在反對普京要脅烏克蘭政府，並反對普京保持該國留在俄羅斯的勢力範圍內。當中，有人拆毀了首都基輔最後一座的列寧雕像。前“蘇聯”史達林派的官僚精英們建造這些雕像，希望利用列寧的政治權威為自己掩護，逃避人民群眾的憤怒。現實中，他們與列寧對社會主義和工人民主的真正思想之間，存在著難以逾越的鴻溝。

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幾乎沒有要被推倒的列寧雕像。所以，特別是在史達林主義，以及伴隨著的東歐俄國計劃經濟崩潰之後，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和學者做多了一件“好事”：詆毀列寧和與他共同領導俄國革命的托洛茨基，目的是有系統抹黑社會主義和真正的馬克思主義。

諸如理查．派佩（Richard Pipes）和奧蘭多．費吉斯（Orlando Figes）等一小撮所謂有分量的現代“歷史學家”，還有不得不提的羅伯特．薩維斯（Robert Service），都對歷史進行了徹底的重寫。費吉斯被揭發在批評其他歷史學家的作品之同時，卻暗地裏撰寫評論讚揚自己的書本！薩維斯撰寫的托洛茨基的“傳記”出版後，我們就立即予以回應，而該書因為缺乏客觀性，今天甚至在非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中也名譽掃地了。

在當下資本主義的持續危機裏，（人們）重新對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產生興趣，（資產階級）因而需要更有“技巧”地說明（歷史）。學術界開始拒絕服從泛濫的市場資本主義經濟學。因此，師生對於熟讀馬克思和相對“激進的”資產階級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都愈來愈有需求。這可以理解為，在“神聖的”學社中，一些類似於上世紀60年代的特征有所覆蘇。大批學生和學者急速激進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上世紀60-70年代群眾工運冒起前的先兆。

拉爾斯．立（Lars Lih）的一書《列寧》，就是對當前新形勢的回應。該書屬於“批判的生命”（Critical Lives）系列，在2011年首次出版的。作者在本書及其他著作中，比上述的歷史學家較為同情列寧。但至於所謂“嶄新地詮釋列寧的政治面貌”，至少是誇大失實了。

拉爾斯自己也承認：“我對列寧的觀點並不特別具原創性，而與列寧時代大多數的觀察者大致相同。”但不幸的是，“大多數觀察者”並不“同情”列寧的觀點。尤其是，當問題涉及到 － 若果推翻資本主義、實現社會主義的鬥爭要成功，工人階級需要的什麽性質的政黨 － 這問題時，就更是如此。

工人和農民

本書中只略談過托洛茨基，當中大篇幅但粗疏地描述了托未完成的《史達林傳》，提及書中關於布爾什維主義初始階段的真正歷史。他也清晰概述了列寧在一些關鍵問題的觀點：革命政黨需要什麽特征、革命政黨的結構和實踐，也包括民主集中制及其起源。

另一方面，拉爾斯以模糊難懂的文字誤導讀者：“列寧對於階級內部的領導架構持有浪漫的觀點。他試圖以崇高的理念來描述自己的領導層能如何實現宏業，從而激勵下層的活動者。”根據同樣的脈絡，在書中亦穿插著眾多諸如列寧“英雄場景”的描寫。然後，就是對俄國工人階級和農民之間關系的武斷陳述：“他雖然堅持農民作為從屬者的地位，但並無排除對農民在革命中崇高甚至浪漫的看法。英雄式領袖需要英勇的追隨者”。

當然，像眾多的馬克思主義者一樣，列寧是充滿熱情的。反過來，尤其是當革命達至高潮時，他們也被工人鬥爭場面的熱情所激勵。馬克思主義充滿著樂觀主義精神。同時，列寧整體上對於階級鬥爭的前景，以及涉及工人階級命運前途的一切問題，都保持著完全的現實主義態度。他對於領導的觀點，與需要政黨的觀點一樣，並不是出於“沖動的”想法，而是絕對實用的，並遵循必要之舉而產生的。

再者，我們該如何看待拉爾斯在書末中的結論？他寫道：“老布爾什維克主義將賭註押在農民的革命特性上。然而，在列寧死後不到十年，由列寧創立的政權則發動了針對農民的戰爭，並在集體化運動中將革命強加於農民身上，導致一場毀滅性的饑荒”。（202頁）

首先，布爾什維主義從來沒把“賭註”押在農民身上，反而認識到農民階層不可能發揮獨立的作用。因此，問題是誰將會在革命中領導農民，即誰能滿足他們的土地要求，工人階級還是資產階級？歷史證明了一個事實，即在資產階級及其政黨表明，他們絕不會將土地、和平與面包給予大眾（包括農民群眾）後，工人階級卻以行動滿足了農民。其次，拉爾斯將“列寧創立的政權”，等同在列寧去世十年後，特權官僚菁英控制的史達林政權，是十分可笑的。事實上，列寧的遺孀克魯普斯卡婭在1926年廣為人知地說過，如果列寧還活著，他會在史達林政權下會遭到監禁。

革命政黨

類似以上的誤導而錯誤的描述，書中出現很多次，因而無法正確闡述列寧的歷史作用。但該書卻得到了一些左翼的認可，甚至是某些半馬克思主義圈子的認可。原因是，拉爾斯的描述，特別是關於民主集中制的描述，得到了這群拒絕這一思想（的左翼）的認同。這撮人反對那個“強硬的”列寧，而更傾向於那個所謂“較開放的”列寧。這並非首次發生的現象。在上世紀60-70年代，《新左派評論》此等雜志，經常會“發現”一些面目模糊的“新突破的理論家”，但是這些理論家總是曇花一現，來得快、去得快。

對那些背離真正馬克思主義與列托傳統的人來說，拉爾斯的思想成為了他們追逐的新潮流。這方面的關鍵是，需要根據民主集中制的傳統來建立革命政黨。在現階段，這與廣泛的任務 － 建立一個工人群眾政黨 － 並不矛盾。群眾性工人政黨需要在遠較寬松的基礎上組織起來，並以聯邦的形式運作，在英國的情況來看，此黨需要植根於工會中。但在這種較廣泛的組織形式內，維持一個清晰的馬克思主義核心是有絕對必要的。若非如此，工人階級贏得的獲益並不會長久。

歷史上，包括最近的歷史都進一步證實了這一點。例如，1998年建立的蘇格蘭社會黨（SSP）背後的主要力量來自於我們（CWI蘇格蘭支部）。戰鬥派（The Militant）的領導層首先推動這一想法，並支持建立這一基礎廣泛的政黨。但是，蘇格蘭工黨戰鬥派（SML）的領導人在建立蘇格蘭社會黨時，瓦解了自己的組織，而直接並入其中。但是，這反過來令他們在國際上和蘇格蘭脫離了工國委（CWI）。他們並非被驅逐去出，而是自願離開我們的隊伍。

我們當時就曾警告，這不僅意味著蘇格蘭這一特立的革命組織和傳統，會悲劇性地被弱化，且在某一階段令蘇格蘭社會黨本身完全解體。不幸的是，這一斷言被證實了。意大利也發生了類似過程，不同的馬克思主義組織加入了1991年成立的意大利重建共產黨（PRC），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卻沒有能力爭取該黨的成員走去清晰的馬克思主義立場。現在，重建共產黨實質上已經瓦解了。

與此相比，戰鬥派有著更大的成就，無論是當初在英國工黨內（1964年我們的支持者不超過40名），還是此後我們在1980年代後期被開除出工黨。從中可以得出的結論是，在蘇格蘭和意大利的案例中，（失敗）在於沒有充分組織化和經過政治訓練的馬克思主義核心，有能力能贏得黨內的多數，或至少贏得相當數目的成員，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一個新的組織或政黨。

傑瑞米柯賓

階級、政黨和領導層

一些馬克思主義力量誤解了階級、政黨和領導層之間的關系，造成了上述錯誤。 “民主集中制”一詞，本身並非由列寧發明，而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的孟什維克，最早在俄國工運開始使用的。而早在馬克思恩格斯時代，在研究政黨的概念、組織方式，以及應如何進行討論和內部爭論等問題上，就已經有悠久的歷史。

例如，在1847年馬克思恩格斯作為成員的共產主義同盟裏，就有組織規則所反映。甚至在使用術語“民主集中制”前，這一概念早已被工人階級第一國際所采納。

在規定共產主義者同盟會員資格條件的章程中：“服從聯盟的決定…每個圈子的機關[今天理解為由幾個‘支部’組成的]是該圈子一切群體的執行機構…一個國家或省的各個圈子機關，都應服從於一個領導核心圈…中央機關是全聯盟的執行機構，因此向全體成員大會負責…全體成員大會是整個聯盟的立法機關。所有改變規則的建議，都應該通過領導核心提交給中央機關和全體成員大會…任何人違反了會員條款…都將根據情況，從聯盟中被撤職乃至開除。”

列寧從工運的歷史經驗中，汲取了這些和其他一些例子，包括學習德國社民黨的經驗，並嘗試將之應用到俄國的具體情況中。列寧於1901年撰寫的著名小冊子《怎麽辦？》裏，就強調俄國需要一個集中化的政黨。拉爾斯對這部分歷史的交代並不很充分，而只談到列寧在回應與“經濟學派”在公式上之分歧。“經濟學派”專註於純粹的日常鬥爭。但是，列寧在書中描述社會主義意識如何在工運產生時，就如他自己後來所言，當時是“矯枉過正”的。

列寧曾錯誤斷言社會主義的覺悟只能由革命知識份子從外部引入工人階級中。他也是從當時的德國社民黨領導和馬克思主義者卡爾．考茨基那裏借用了此一概念。雖然列寧此後糾正這觀點，但細小的組織曾經利用這一點，以合理化自封“領袖”、宣稱自己為工人階級領導的傲慢手法。

列寧通過布爾什維克的鬥爭，以建立群眾政黨的艱苦工作，是為托洛茨基所讚頌的。不過，托強調，工人階級才是革命原動力的“蒸汽”。黨如果能正確行事，則能扮演“活塞”的角色來將這動力轉化成革命。

列寧也強調了相同觀點，反對在地下工作中形成的“委員會派”。“委員會派”懷疑工人的積極性。托洛茨基曾在1904年出版的小冊子《政治任務》（Political Problem）中裏警告，這些人物的出現所帶來的危險。他指出，這類型的委員會派都“不承認需要依靠工人，因為他們已經在‘集中制’原則裏建立了支持基礎。列寧知道自己所建立的理論被片面解讀時，寫道：“當我聽到有人說工人不適合成為委員會成員時，我實在無法克制自己了。”

托洛茨基評論到：“列寧比任何人都理解集中制組織的必要，但他理解到，這主要是一個推動先進工人活動的杠桿而已。迷信政治機器的想法，不僅是異化的，也令人反感。”（《史達林傳》，103頁，潘舍出版社）

民主集中制

拉爾斯對民主集中制的評論完全不正確。他寫道：“這個術語的含義並無明確闡述，列寧只是隨便用它來傳遞特定的觀點”。他還指出：“列寧的觀點應該是：在地下狀態並不可能行使民主集中制的。在可能實行時，真正的黨內民主就應該是必須的；而在不可能實行時，則是無必要的。”

拉爾斯認為，民主集中制是某一階段可以執行，在另一個階段則可以完全武斷地取消。這主張是完全錯誤的，並非依據布爾什維主義的實踐而得出的。布爾什維克與所有其他真正的革命組織一樣，在任何時候都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在達成決定前，盡可能的討論，然後全黨、團體或組織的一致努力去執行這一決定。即使作出決定後，也並不表示討論和辯論結束。從真正的工運歷史都見過，在黨代表大會框架之外，例如黨內會刊、辯論等，討論尚未解決的問題。

孤立的知識份子可能難以掌握這問題的不同方面，但對工人階級（特別是當中的先進階層）來說則很容易理解。這恰恰是源自於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地位。

歷史上，資本主義從來沒有比今天更為集中，也從未如今天將強制工具如此集中到資本主義國家的手中。維基解密（Wikileaks）揭發各國資本主義政府對本國民眾乃至外國政府的大規模監控，就證明上述論點。因此，我們無法想像一個松散的網路能夠動員起來，並戰勝這一龐大權力。如果沒有一個能夠聯合勞動人民，並在適當時候果斷行動的集中化的群眾政黨，就不可能令社會徹底完成社會主義改造 — 這一人類史上最偉大的社會變革。

工人階級本能上理解到，需要集中制政黨和與之相伴的紀律。從工人階級每一場嚴肅的鬥爭中，尤其是罷工，都得以體現出來。例如，工人代表被召集起來，就一個議題進行內部討論和辯論時，有時是可以很激烈的。但當他們將議題帶向群眾大會時，通常會先致力得出同一立場。當然，有時少數工人代表和工人會持反對意見，並提出自己建議，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主義者會主張進行全面的辯論。

以上方法就涉及到民主集中制的要素，而都為勞動者本能上所理解。這也表現南非全國金屬工會(NUMSA）最近發布的聲明中。當宣布脫離非國大（ANC），並支持新的工人群眾政黨 － 工人與社會主義黨（WASP） － 時，他們宣稱：“南非全國金屬工會會是一個革命性的工會，在擊敗資本主義及其帶來的剝削中，扮演領導作用。我們支持民主集中制，我們相信透過強硬而激烈的民主辯論，得出統一的決策和行動。”

討論和決定

接著提出的問題是，在民主而全面的辯論討論、維護全體成員參與制定政策的權利、集中制、采取統一行動的需要等問題之間，在每一階段如何作出平衡。這不可能先驗性地決定，即不可能忽視具體情況，在任何時間都應用大體原則。對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言，即使在一個群眾革命政黨中，組織從來不是一個獨立因素，而是由政策而推論出來的。政治、願景、綱領，以及具體情況，決定著何種組織形式適用於不同階段。但拉爾斯認為，民主集中制僅於某些情況適用，是不正確的。對於馬克思主義者而言，民主集中制是指民主與集中之間的一種“動態平衡”，何時強調民主，何時強調集中，則取決於具體情況。

在地下活動的情況下，集中制傾向於支配著民主討論、民主權利和民主原則的全面表達。但是，這完全不表示全面的集中而只有極少民主。相反，在向暴虐的沙皇政權及其警察鬥爭時，俄國革命者就政策綱領等問題，都堅持辯論與互相鬥爭，包括布爾什維克在內。為了磨練政治武器及理論武器以準備革命，這是必要的手段。無論在地下活動期間，還是在內戰期間，當時甚至有定期的大會。

在這時期都有著充分討論辯論的自由。但是，對布爾什維克而言，特別是對列寧和托洛茨基而言，這並不表示應該讓革命黨淪為辯論俱樂部。有人定義這一方法為本質上“不健康”，托洛茨基就曾對他們有一句忠告。托氏面對20世紀30年代法國追隨者內部的混亂時，他評論道：“一個規模較小但一致的組織，若有明確的政策，可以獲得巨大的成功；而如果一個組織因內亂而撕裂，就註定走向腐化。”對於今天一些英國以至國際上的組織來說，托洛茨基這句話恰到好處。

拉爾斯試圖描繪一個較溫和、“開放”和“民主”的列寧，而不是那個“集中制”的人物，不同於資產階級和許多所謂“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往往描繪的那個“獨裁者”。這個“新”列寧幾乎是一個“自由派”，據說他支持在革命黨內進行開放公開乃至不受限制的討論。

這新的描述扭曲了列寧的真實觀點。確實很多時候，列寧和托洛茨基主張最開放的討論，在公開平台，以及在困難時期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允許討論發生在黨外。在1918年的布列斯特和談爭論（1918年十月革命後蘇俄與德國談判停戰）時，布哈林和所謂的“左派共產主義者”竭力宣揚其“革命戰爭”論。他們甚至擁有一份日報，極力反對列托的思想。

意法兩國的群眾共產黨，曾經在其日報上反對統一戰線的思想。但兩年後，他們被迫執行共產國際的決定。

但同時有很多其他（相反）的例子，包括20世紀30年代，托洛茨基最初支持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WP）內的少數派，公開討論蘇聯的階級性質。然而，托氏後來從其美國同志了解到，這些少數派求助於黨外小資產階級，後者在所謂“民主”的輿論壓力下，背棄了對蘇聯的支持。於是，托氏就改變初衷，不再支持他們公開辯論了。但是，這並無阻止社工黨內部對這問題進行激烈的討論。

抗拒政黨的情緒

在史達林主義崩潰後，資本家發動的輿論攻勢中，包括引導群眾（尤其是新一代）的情緒去抗拒政黨，並抗拒據說封閉而專制的列寧黨模式。我們反對“抗拒政黨”，但同時也認知到，任何留有史達林派印記的事物，都會將尋求政治替代的新一代排斥在外。

這種“抗拒政治”和“抗拒政黨”的情緒，在現實中就代表對任何“官方”和“傳統”政黨懷有深刻敵意。換句話說，就是一切被認定為舊秩序一部分的資本家政黨，包括社民黨，甚至是共產黨。

這種情緒持續了相當長時間，在今天許多國家的政局中仍是一個重要因素。在西班牙2011-12的占領運動（indignados），以及其他國家的運動中，我們曾經看到相似趨勢。在西班牙，這反映出對所謂“社會黨”的西班牙工社黨（POSE）的完全合理的仇恨，其本身在初期反而是形成此一運動的重要因素。但是，這種仇恨也經常指向馬克思主義團體。然而，這場運動中最積極的推動者，本身也是一些細小政治組織的成員，因此他們實際上是“抗拒團體的團體”。

但戒絕政治的最終結果是什麽呢？在西班牙，右翼人民黨（PP）政府雖然經歷了毀滅性的經濟危機（青年失業率超過50%），但卻成功再次當選執政，是災難性的選舉結果。因此，新一代青年開始重新評估過去的運動，且再次回歸至建設政治替代的想法。

全球占領運動也出現類似情緒。這一運動緣於美國，再擴展到全世界。而此後的經驗表明，一場無定形的運動，縱使燃燒著年輕活力和理想主義，但若果缺乏明確的方向和組織，對於高度集中和有組織的資本主義勢力來說，只能帶來細微的威脅。

然而，從美國西雅圖和明尼阿波利斯耀眼的競選運動可見，一批工人和青年已經發現了一條新的道路。社會主義者百年來首次當選西雅圖市議會，代表著一個事實：不僅在美國而且在全球，政治鬥爭大躍前進的潛在可能。在這例子上，社會主義替代（CWI美國）起了帶頭作用，但類似的激進政治運動也發生在其他地方：紐約市新任市長比爾．布拉修歐（Bill Blasio）在選舉中，靠著訴諸“雙城記”的口號（以民粹手法揭露紐約的嚴重貧富分化），贏得了73%選票；在俄亥俄州洛雷恩縣（Lorain County），有24名獨立的勞工代表當選縣議員。

阿根廷也出現了類似過程。在當地最近的選舉中，托派的一個選舉聯盟獲得了120萬張選票。這是由於目前形勢與過往（例如2001年）相比截然不同。當時，盡管經濟處於災難中，但諸多政黨早已名聲掃地，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政黨進展甚微。

這些選舉結果表明，局勢完全改變了，現在更多有覺悟的工人意識到需要組織和政黨，因而當中一批群眾將希望投放到這些“左翼陣線”的身上。工人階級新分子在將至的戰鬥中，會尋求自己的群眾政黨。如果（左翼陣線）采用正確戰術，並與上述的工人分子開放對話，這形勢是特別有利於組織增長的。這很可能要維持一個革命核心，即一個獨立不同的組織，同時在大規模的群眾組織中尋求廣泛基礎。在過去，（左翼）曾經因為沒有采納這種開放的路線，而錯失其他機遇。

全方位觀看列寧

千千萬萬的工人正在尋找新前路。（我們）可以通過建立新工人群眾政黨，以提供這條出路。因為我們經歷過的時期，目前在大多數國家，新的工人群眾政黨並不大可能立即采納明確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綱領。但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組織如果以誠實開放的方式工作，將為那些尋找出路的最優秀工人所歡迎。

但不幸的是，像拉爾斯這本書，以及那些不加批判地讚美他想法的人，在未來混沌但激烈的時期裏，將無法為勞動者做好準備。該書並無清晰地表達列寧思想，尤其在於可恥地無視了托洛茨基的貢獻。

我們對該書批評，並不僅局限於組織層面（的內容）。作者也沒有充分解釋列寧思想與俄國革命展望之間的關系。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和農民民主專政”的核心思想，與孟什維克的主張是截然不同的。後者認為俄國應該沿著資本主義方向發展，而將社會主義推到不可確定的未來。列寧完全拒絕那種想法，認為衰弱的俄國資產階級無法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如土地改革、解決民族問題和引入民主等。只有工農聯盟，即絕大多數的俄國人口，才能夠貫徹這些任務。

而且，拉爾斯未能充分探討列寧願景中的弱點，即在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誰會是聯盟中的主導力量。整個歷史進程證明，農民上層往往與資本家合作，下層則走向工人階級的行列。由於其內部的相異質性，所以從未扮演過獨立的政治角色。

這正是托洛茨基著名的不斷革命論，其正確預計了俄國革命如何發展。雖然工人階級在人數上是少數，但是由於其社會地位及特征（在大工業中的動能和有組織性），使其能夠在革命中率領農民群眾，推翻專制制度。而工人階級一旦掌權上台，將在俄國乃至全球直接推動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在列寧的《遠方來信》和《四月提綱》中，他完全讚同托洛茨基以上的想法，但本書並無提及這些內容。

相比那些惡意扭曲列托思想的（出版物），拉爾斯的書無疑進步不少。但在同時，除非對書本進行補充和修正，否則將進一步混淆列托的真正主張。

傑瑞米柯賓

影評：荷李活電影《華爾街狼人》引發巨大爭議

這部電影是根據金融巨鱷Jordan Belfort的回憶錄而寫成的作品，而據美國政府資料顯示，主角仍欠其被害人一億美元。這部電影在尼泊爾和馬來西亞被禁。

社會主義行動完全反對政治審查，並極力捍衛表達自由，但不代表我們不會批評在流行文化和藝術創作中反動落後的思想。以下是我們的影評者Caroline Holmgren考究這部電影如何描繪女性。

《華爾街狼人》是關於在資本主義堡壘紐約的成功男士，他們欺騙普羅大眾的血汗錢來豪花，花在所有代表著經濟能力的東西：車、毒品和裸女。

我從未看過像《華爾街狼人》般如此物化女性的電影。電影中的第一個鏡頭，是主角Jordan Belfort（裏安納度狄卡比奧　飾）從一名女性的股溝吸食可卡因。接下來的場景，是安排一些女人圍繞著成功男士。她們像生產線上倒模出來的產品，個個身體赤裸、態度親切。

導演馬田史高西斯早前也表明立場：一切都關於資本主義重鎮裏中的西裝、成功男士，透過欺騙一般勞動者的金錢來購買快樂。這部電影將我們帶進一個世界：金錢和成就可帶給你名車、無限量的毒品和裸女，當然這些情節並不遠離現實，但將之浪漫化並呈現於觀眾眼前，才是可怕之處。主要的幾名女角被貶低人格，實在難以置信，幾乎達到荒謬的程度。

性別主義貫穿了整部電影裏，因此不可能將之忽略而只看到故事的另一邊。Jordan Bedfort在一情景說到：“我正式提出離婚，Naomi會搬到家裏。”在此前，他形容Naomi的生殖器是“他的海洛英”，當時我在想為何我仍坐在戲院裏，但我堅持坐下，希望那些女角會反駁，或講些有價值的說話，令場景回覆到正常的對話裏。

但這並無發生，導演在三小時的情節裏，將女角描述成思想簡單的生物和性對象，生殖器官就是她們最強的武器。

在流行文化裏，所謂“Bechdel測試”（由卡通大師Alison Bechdel於1985年創作的）是一種量度女性如何被描繪的方法。一部電影要通過測試，就一定要符合以下條件：＜1＞最少要有兩名具姓名的女角＜2＞這兩名女角要有互相對話＜3＞這些對話是關於男人以外的事情

這三個條件似乎挺簡單的，但《華爾街狼人》沒有一節符合第二及第三條件。但是，我們當然還是要給予Martin Scorsese一點小嘉許，因為四名女角都具姓名，當中三名都是幾名主要男角的妻子。

一部如此貶低女性的電影，卻有著備受推崇的成功，可謂非常荒謬。我們真的不能進步一點嗎？

在爆出Chris　Brown羞辱Rihanna的新聞不久後，Chris Brown發行了新的專輯。一名評鑒此專輯的人大概這樣說：“不要購買這張碟去支持暴力”，立場清晰。

一部影片不會純粹因為大卡士或名導演制作而成功的。我們每天都被性別歧視和物化女性的輿論宣傳包圍著。任何人性別歧視言或行都是不可接受的。

影評：《白米炸彈客》

電影由農村的畫面展開，稻田、面攤、電視機、農民抗爭的新聞帶領著我走進農村​​的生活，平鋪直述的旁白讓故事顯得很生活化，仿佛就像隔壁鄰居的故事一樣。 事實上，《白米炸彈客》是改編自台灣的真實事件。家中務農的楊儒門見台灣加入WTO後，農民的權益頻頻被政府忽視，四處陳情未果的情形下，在台北放了17次爆裂物，以引起政府及大眾對台灣農業的重視，而被稱為白米炸彈客。

電影中藉由人物的對話和新聞的畫面，默默地呈現了台灣農業的變遷、政府對農民的壓榨、原住民的弱勢等問題。楊儒門長大後到軍中服役卻遭到欺淩，最後他選擇了反擊，的確「沒有人是天生給人欺負的」，一昧地忍讓，只會讓對方得寸進尺，最終受傷害的仍然是自己，那麽究竟是誰允許別人傷害了自己？

台灣加入WTO後，政府追求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依舊在農地裏辛勤耕作的農民們並未跟上政府的腳步，只得任由自己的命運被政府主宰，政府征收農地、催收貸款、犧牲農民的利益，換來的獲利卻從未與農民共享。 楊儒門兒時的稻田間只有水溝，跌進了水溝拍拍汙泥爬起來就好，工業化後的台灣在稻田間居然出現了為丟棄廢土所挖的大洞，為什麽工業區的廢物卻要農村來承擔？

跌進了大洞裏的孩子再也爬不出來了，經濟策​​略改變了農民們習以為常的生活環境，媒體采訪時卻一直關心著隔代教養的問題，追問傷心的家人。 媒體略過其他人的發言，只想報導自己想報導的，最後受害者的家人以請民代協助的回覆作了結尾，在如此切身的問題之下卻還是需要借助他人之手，期盼他人可以為自己追求正義。

當看到汙泥被惡意傾倒在楊儒門袓父的田地上時，袓父心中充滿不舍與無奈，卻妥協地說：「若他們要就給他們吧！」原本辛勤耕種，就怕農地被征收，袓父在面對恐嚇之下也只能退讓。

民代鼓吹農民上街參與抗議，表面上是協助農民，為的還是自己的私利，民代表示若不是農民自己沒志氣，那他早就去吃土了。 原來被農民視為救星的民代心中是這樣看待這些敬重他的農民的，很諷刺卻也很寫實。民代的女兒攪和角是和楊儒門對比的角色，雖然口口聲聲喊著革命，卻還是經濟起飛下的受益者，和大多數人一樣，雖然對社會懷抱不滿也無可奈何，但面對死囝仔留下的三個弟妹，她對楊儒門說的話有一定道理，救濟貧苦總是救濟不完的，但與其說「給他們魚不如給他們釣竿的道理」，不如說要把搶走我們魚獲的人還給我們，才能道出制度性的問題。

楊儒門到了台北以後，向政府機關陳情總被敷衍，於是他選擇了放置炸彈，告訴台灣當權者他的聲音，一開始媒體還推測炸彈客可能是高學歷份子，沒想到卻是出自農家子弟之手，實在是刻板印象，遺憾的是媒體卻著重於他個人的報導，而忽略了他的主要訴求。 為發展經濟，政府哄騙農民休耕，卻不顧農田是農民耕耘了一輩子的資產，政府追求的經濟成長，沒有將利益建立在國家所有人民，但事實上卻總是圖利資本家，犧牲了基層，唯有基層人民真正的看清事實，並采取行動才能捍衛自己的權利。

普選鬥爭處於拉弦狀態

近月，北京打壓真普選的輿論攻勢一浪接一浪，態度極為強硬。 泛民主派與和平占中並無率領群眾還擊，令群眾心急如焚。民主黨、公民黨、工黨等溫和泛民派發起絕食爭普選行動，其中四名泛民中人斷食17天。可是，泛民不敢提出清晰的普選原則，例如為「公民提名」或「取消提委會」而抗爭。隨著群眾的激進化，沿用多年的絕食、跳海、遊行三部曲，逐漸被群眾視為「政治騷​​」。

相反，台灣占領立法院運動令不少港人眼前一亮，令更多人質疑為何占中遲遲未起步，為占中三子造成更大壓力。 戴耀庭回應，占中尚未有爆發點，並傲慢地表示「有本事你們可以先占」。而陳健民則表示，需要等待政府提出的方案是否有「真普選」。

泛民被動的策略似乎令群眾暫時寂靜下來，目前未來大規模運動尚未爆發。但是，中共更強硬的打壓將會引起群眾反彈，迫使泛民在壓力下向前走一步。

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在兩會的言論，清楚表明中央否決真普選。 普選特首必須符合「一個立場，三個符合」的原則，一個立場是指，「香港根據《基本法》循序漸進發展民主」，即任何繞過小圈子提名委員會的方案都不會接受。 三個符合指的是普選要「符合香港實情」、「符合基本法與人大規定」，而特首必須「符合愛國愛黨港條件」。 張德江強硬表明，特首候選人必須是北京屬意的，有些人「打著爭普選的旗號出來攪局……另起爐竈、另搞一套」，效果是阻礙香港民主發展進程。很明顯，言論是針對占領中環。

身兼基本法委員會委員的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饒戈平，在三月出席研討會時，強調不論是公民提名、政黨提名，還是公民推薦或政黨推薦方案，一律都有違《基本法》立法原意。 同場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會後形容饒的言論有「一錘定音的效果」。言論惹起群眾反感，令更多群眾認清，普選是無商無量。 政府宣傳「有商有量﹐實現普選」的口號，但實際上要確保只有提委會才能唯一提名權，任何其他提名方式都不能繞過提委員的篩選。

對於為何中共竭力打壓香港真普選，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的解釋比任何泛民政客更誠實、更清晰。 李飛指，首選舉程序中的提名委員會提名，目的是「必須保障工商金融界的政治經濟利益，不能搞民粹主義，不能推行高福利政策」。 香港資本家依賴不民主制度維護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中共害怕真普選打開威脅其既得利益的大門。

公民推薦　魚目混珠

真普選聯在今年年頭提出三軌制方案，其中一軌的「公民提名+提委會確認」，本來是用來討好基本法的。 真普聯召集人鄭宇碩表示，中央立場愈來愈強硬，為普選特首劃設底線，否定公民提名，但他不認為三軌方案會削弱提委會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