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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投身共产主义运动?一个中共党员的入党前史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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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1 21:41:12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俞聂 于 2022-7-1 21:49 编辑

转自:“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微信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IiiMr33oSNZ5z3CF30YGtw
作者:黄道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原载:《湖北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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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1920年代,中国共产党吸纳了一批优秀分子,这些人为何会加入共产党,他们入党前有着什么样的心路历程和个人经历,是一个值得追索的问题。应修人是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开始和中国共产党接触的,此前,从1917年开始,他留下了数年的日记,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共产党人的入党前史。应修人的经历显示,深切的民族生存忧思和爱国救国情怀是那一代人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思想背景,个人的经济生活和处境自然也会影响个体的选择,但不一定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
关键词:应修人; 入党; 上海; 新文化; 五四运动

--------------------------------以下为正文-------------------------------


1925年,应修人在五卅运动期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1月,应修人受中共党组织委派,赴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1933年5月,丁玲被捕,应修人去接头时被守候的特务发觉,搏斗时坠楼离世,时年33岁。

除了革命者的身份,应修人还是“湖畔诗社”的四位发起人之一,其他三人分别为冯雪峰、潘漠华、汪静之。后来又吸引谢澹如、楼适夷等加入。“湖畔诗社”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很大的影响。

投身革命前,应修人是上海一家钱庄的店员。钱庄的店员,在那个时代有着不错的收入,可以说是捧着金饭碗的幸运儿。这样一个有着良好经济地位的青年人,何以会走上革命的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最终为之牺牲生命,颇值得关注。实际上,应修人的革命之路并不是个案,当年的很多革命者,本身经济环境都不差,用经济地位解释他们的革命动机常常不能切中要害,应修人式的走向革命之路倒更可能是常态。以此,1917年到1923年,应修人陆续记下的数年日记,就成为了解当时青年人的一个窗口,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后来成长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年轻人的心理世界,这对理解一个时代的趋向弥足珍贵。更值得欣慰的是,应修人的日记记载详细,往来通信多有录入,比之一般只记载个人行迹的日记,有更强的史料价值。本文利用这些日记,呈现一位青年走向入党的思想史。


一、新文化


公开出版的《应修人日记》,内容始于1917年,这正是新文化运动滥觞的时代。1917年当年,应修人没有读《新青年》等刊物的记录。此时他是上海豫源钱庄的店员,拥有小学文化,喜好读书,但并不属于知识阶层。新文化运动初起时,影响基本限于知识层,应修人没有读到相关作品,应属正常。1917年时正在学校就读,高度关注新思潮的恽代英当年购入的书刊中也没有《新青年》。瞿秋白回忆,他是“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青年》刚创办时,它在一般青年中的影响,远远不及更大众化的《东方杂志》《妇女杂志》《教育杂志》等。

从现存日记看,应修人首次看到《新青年》是1919年1月7日,这天的日记中,他写道:“晚看曙帆君新买来的《新青年》杂志。这杂志提倡文学革命,改革。青年思想虽有一部[分]过于偏激,大半是很好的。这期是讲戏剧改良的,很多我很赞成。”或许是这期《新青年》给应修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年2月,他和朋友敌秋专门到群益书社,“各买《新青年》杂志十九本,计一卷一、四、五、六,二卷二、三、四、五、六,三卷一、二、三、五,四卷六,五卷二、三、四、五、六,三元一角八分。又定第六卷一份,一元。到泰东书局买《新青年》四卷一、五卷一,三角六分”。看得出来,应修人想把能买到的《新青年》一网打尽,特意去了泰东书局,补上群益书社缺期的杂志。此后,日记里多有购买《新青年》的记载,基本是新出的杂志必买。

应修人和《新青年》的初遇,缘于戏剧改革的专栏,这很能体现他的兴趣和关切。应修人爱好文学,学过绘画,常常去剧院听戏,虽然对国家兴亡有强烈的关怀,但对现实政治并不是十分敏感,1919年8月,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总结自己的思想变迁:“分前三年,为词章爱农,为高尚自己起见;中三年,渐改实学;今年,方激悟,并及共书社及以后小组织,希望。”应修人说到的彻悟,应该和五四有关,这也是那个时代多数都市青年的觉悟契机,即便如此,五四后的应修人直接谈论政治的时候还是不多,而且他对《新青年》还有“过于偏激”的判断,这可能也正是为什么应修人虽然在上海,却一直到五卅才和中国共产党结缘的重要原因。

作为向往新知的青年人,应修人更亲近的似乎还是五四前后由青年学生主办的《新潮》《少年中国》等杂志。1919年1月1日,由傅斯年、罗家伦等创办的《新潮》出刊,1月24日,应修人“到群益书社买北京大学出的《新潮》第一期”,同时还买了“北京出的《每周评论》一到五号”。次日,他在日记中感叹:“看《新潮》,这书很好,看了加我许多希望。快活!快活!”他不仅自己看,还推荐给朋友看,3月22日的日记记有:“看《新潮》。上半天也看,看了许多,做得真好。写给敌秋君信,说:昨来信,已带不及,所以不带来了。前几各有不署名的带给你三纸印刷品,今带上。又《新潮》三、《每周评论》十三,也带上。”应修人如此推崇《新潮》,应该和罗家伦回忆中说到的《新潮》的宗旨相关:“我们不但主张,而且实行彻底的以近代人的语言,来代表近代人的意想,所以全部用语体文而不登载文言文。我们主张文学主要的任务,是人生的表现与批评,应当着重从这个方面去使文学美化和深切化,所以我们力持要发扬人的文学,而反对非人的与反人性的文学。我们主张学术思想的解放,打开已往传统的束缚,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国故。我们推广这种主张到传统的社会制度方面,而对固有的家族制度和社会习惯加以批评。”《新潮》将文学作为改造社会的路径,恰好切合了应修人的文学偏好。

和《新青年》一样,《新潮》上的所有文章都是白话文,第2期发表的傅斯年的《怎样做白话文》一文,明确主张:“我们拿西洋文当做榜样,去摹仿他,正是极适当、极简便的办法。所以这理想的白话文,竟可说是——欧化的白话文。”这样的主张在当年引起的反激可以想象。应修人的朋友中就有人对白话文不以为然。“来建[民]君信,说:佩甚。惟白话,怪学也。古文佳,自能作。”建民称白话为怪学,以为其基础还在古文,显然在和傅斯年唱反调。不过,有趣的是,正是这个建民,在认真读过《新潮》杂志后,态度开始变化。应修人1919年7月7日的日记记有两人通信的内容:“建兄来函,……颇承认一部分白话之价值。并言《新潮》一时不能还,以看两篇,拟抄出也。”可见建民对白话态度开始有了改变。应修人复信:“白话可普及教育,论据请看《新潮》。送上二至三期,请收云。这书为吾青年的良友,兄当承认。”又过了几天,7月11日,建民已经完全是白话文的支持者了:“来建兄信说:《新潮》太好,我完全被白话文降服了。不是强制,是良心的。这样的书,源源赐假。”朋友的肯定,相信会让应修人感到欣慰。这一天,他又到群益书社买了《新潮》第5期,这一期有易卜生的戏剧《群鬼》,应修人对这个剧完全接受:“夜看《新潮》,先看别些,后看《群鬼》,易卜生原著,这样的新剧真好。”

除了《新潮》,1919年7月开始出刊,由李大钊主编、王光祈负责编辑的《少年中国》也为应修人所喜爱。《少年中国》刚刚创刊,应修人就到各书店购买,群益、亚东、救国日报馆都未买到。从年初应修人初识《新青年》,到此时追着购买刚刚创刊的《少年中国》,背后体现的是新文化声势的迅速壮大。书店买不到《少年中国》,不甘心的应修人便到全国学生联合会找黄一葵购买。黄一葵即黄日葵,北京大学学生,少年中国学会评议会成员,他此时到上海串联学生。应修人在黄日葵处买到5册杂志,回去路上就迫不及待地阅读,日记评价“很好”。抑制不住激动心情的应修人给黄日葵写信,盛赞杂志:“《少年中国》真好,我们青年又多了一颗‘明星’。近来‘明星’着实出的不少,东也一颗,西也一颗,照耀得中国已光亮非常,以后青年也许不再受‘迷途’的苦了。”“迷途的苦”这几个字,特别值得重视。学界常有人把当年年轻人的迷茫及对新文化的追求看成事后的讲述乃至建构,应修人的记述证明,起码对他而言这的确就是当时的心声。

趋新是人类的天性,青年人尤其喜欢追逐新观念、新事物。1920年代前后,青年人的趋新又有时代的内涵,这是一个刚刚从皇权统治下解脱出来的时代,青年在获得自主性的同时,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油然而生,而此时的国家、社会却又不孚期望,以此,求新求变就成了青年人负起责任的第一选择。当应修人向朋友推荐《少年中国》时,他写的是“这是最新的新思想的月刊”。只要是新思想乃至新说法就可以带来希望、打动人心。这样的追逐,后世看来,可能不无盲从,比如应修人看了张东荪的文章讲要防过激党,先要改革现社会制度,禁止制造奢侈品,土地国有。对此,他感慨:“我对于这几句话,除土地国有,还有些疑义外,其余都很赞成。所以几天来,很想专攻种植。那畜牧都有些不忍相。养蚕也不好,出来的丝、绸,是奢侈品。所以我养鸡,养蚕,养猪,等等,都不想了。”因为张东荪讲禁止奢侈品,连畜牧、养蚕都放弃,多少有点因噎废食,但这也是新思想传播难以避免的过程。

新文化的主要传播阵地是期刊报纸,五四前后,各种各样的社团兴起,带来新式社交和传播方式,讲演成为传播新文化的一个重要渠道,比如杜威、罗素的讲演,是当时社会极具影响的公共事件。应修人所处的上海,这样的讲演更是经常,他听过吴稚晖等名人的讲演,日记中记载参加一次关于新思潮的讲演,内容甚详:“夜和莳凡、伯研君到青年会,八点半听报界联合会干事包世杰先生演说《新思潮是什么?》:(一)、新思潮中各种主义之批评(俄式虽好,含危险。美式正当);(二)、新思潮之在中国;(三)、新思潮与爱国主义;(四)、新思潮与外交政策;(五)、……与内政改良;(六)、与社会问题;(七)、与人生觉悟;(八)、与旧人物;(九)、与宗教;(十)、与政党、政客;(十一)、就蔡孑民先生回任北大校长事;(十二)、国民今后人人自动的救国策。议论明彻,姿势很好。”仅从演说涉及的点看,讲演人对新思潮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应修人讲的“议论明彻”应非虚言。而最后一句“姿势很好”的评判则和他自己正在学习讲演有关。应修人所在的钱庄,经理秦润卿组织店员成立“演说练习会”,“入会者莳凡、敌秋、少谷、文卿、瑞庭及我六人”,大家轮流学习讲演。应修人后来的讲演内容即根据《新潮》杂志的文章完成,讲人和社会之关系,主题落在“人应极力发挥‘自由意志’,去谋‘公众幸福’”。

新文化的影响处处可见,包括日常生活的态度,1919年10月,应修人日记写道:“上午修整卧室,把旧挂对画等除去,桌椅另放。板壁洗净,用几个镜框参差挂上。陈腐气去,而新奇气来了!”传统中国的装饰多讲工整、对仗,固然庄严,却也不免刻板。受到新思潮影响的应修人,在墙上挂几个参差的镜框,不拘一格的审美,背后体现的是文化资源的多样性。应修人经常购买的《妇女杂志》曾于1917年专文谈到家庭陈设,认为:“器物陈列,要在能布置得宜,务使错落有致,绝无伧气,斯为得之。要之装饰之道,贵在能自出心裁,即一架一瓶之微,其位置方向,亦大有研究。”次年,又有人建议会客室“壁间饰名家书画图片”。《妇女杂志》不属于新文化一翼的刊物,但在清末民初知识界普遍面向外部世界的大环境下,其实也起了传播新的社会生活方式的作用。谈论新文化的影响,不必局限于新文化一翼的传播媒介,也不必限于原则问题的讨论。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的改变和新文化健将的振臂疾呼,常常互为表里,共同打开国人的视野,形成生活和文化变革的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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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1 21:43:26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俞聂 于 2022-7-1 21:44 编辑

二、家庭

民国以来,随着个体自主意识的增强,人们的家庭观念也不可避免发生变化。历史研究不能不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当谈论历史上的观念时,面对的通常是有讲述能力和自觉意识的那部分人,讲五四前后人们的家庭观念也如是。当年,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大多数农民乃至城镇普通居民的家庭,实际一直是3至4人的小家庭结构,五四时代革新家庭的呼声对他们不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但这并不影响五四时代家庭革新的讨论构成一个真问题,因为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社会观念变化的,实际只能是那些有地位、有文化、有言说能力的关键少数。而且家庭革新也不仅仅是针对家庭结构,还包括家庭观念。

应修人的家庭属于小康之家,其最后一任妻子曾岚回忆,应氏的祖父先在上海一家绣花店做店员,后来同几个朋友合资开了一家绣花店。父亲曾在宁波的一家布店里做店员。应是独子,出生后“全家的人如同栽花一样:把他放在屋子外面,唯恐阳光太强;放在屋子里面,又嫌太阴;不知道应该怎样才能让这个独生儿子健康地成长起来”。这样的成长经历,让应修人成年后,和自己父母的关系充满温情,当然也给他带来一些苦恼。

和那个时代多数青年人一样,应修人希望打破家族和亲缘关系中繁文缛节的传统习俗,他的日记显示,这也是很多年轻人的向往:“S.K.君信说:已离家庭独立,很乐。”1919年3月,应修人的朋友敌秋回老家结婚,准备破除一些旧习惯,得到应的激赏:“敌秋君今日回吴兴去,廿三婚。他决定不收礼,可敬呀!这是我们一件得意事。”不仅仅他自己,应修人告诉敌秋:“行人有新思想的都佩你不收礼。”这里的“行人”指的是银行里的人,1919年农历新年过后,应修人所在的钱庄改为豫源合资商业储蓄银行,这也是时代变化的标志之一,尽管不久后银行办不下去又转回钱庄,但银行兴起的趋势却难以逆转,应修人口中的行人,正是时代变迁的结果。

正如钱庄变银行,银行又变回钱庄一样,打破旧礼俗的行动也不会一帆风顺。应修人在日记中写道:“听别人讲‘敌秋在家大受家庭反对,他着布衣不跪,几种都不合。并且友人的信都被他父收拆或藏下’云云。”一个需要大家庭资助的青年,所谓的独立终究有点空中楼阁。应修人一直有弃商学农的想法,敌秋也打定主意,回家结婚即从钱庄辞职,出来学农。然而,回家结婚后不久,敌秋来信,改变了在上海时的态度:“我要去,都被我的祖母、生母阻住。我要去,伊们要同去。我现在来吴兴游玩,大约八月初十回汇。可以通信(前要被父查过)。前几乎气死,现实烦闷,惟望二君勉励、勤学。我想求学必要商界着手,他日入了商界,经济有余,你们求学有不足,我可补助。”显然,敌秋打了退堂鼓。

如果了解当时钱庄从业者的收入,就可以理解敌秋家人的阻拦。不说大商人,即便当时的钱庄店员,收入也颇不薄。1919年元月,应修人记下前一年的收支账目,收入240.22元,支出项里有寄往家中37.26元、还欠款及借出款70.99元、日常花费123.91元,实际有较大结余。春节前按惯例还有年终发放,这一年应修人得到加薪65元,分红50元,礼洋20元,共135元。随着服务年限的增长,收入更高,1922年2月,应修人的进账共2141.82元,这个月的花销包括:书报9.18元、绘画3.65元、音乐40.80元、捐助129.20元、游览7.05元、卫生0.32元、服饰10.09元、食品3.63元、交际31.47元、信邮2.32元、日用0.98元、杂支3.66元,共242.35元。2月份的高收入应该和年终分红相关,但即便除去分红,比之1919年也高了很多,在当时城市青年中,这样的收入算是相当丰厚的。守着这样的金饭碗去学农,在一般人看来,无异弃明投暗。此时,应修人刚刚从钱庄辞职回到家中,做去农业学校学农的准备,对朋友的变卦非常不满,在回信中写道:“你定的‘投身商界,去求学费’很好,求其次,还是这。你失败□要,因在自没学费,从这点去补救,去着力,收效一定佳。快用心努力,向这条路上奋勉前进罢。别叫恶魔笑人呀!末了还有一言,悲观二字是新青年字典所没有的。要死立刻去死,藏着死字做人最没志气。你不乐观,我愿绝交。”

不过,大概应修人很难想到的是,几个月后,他也步了朋友的后尘。应修人提出辞职之初,父母爱惜独子,不愿过拂他意,表面上首肯:“我弃商学农事,我父我母都已完全允我。父母因我志坚,恐不允于身体有碍。”对此,他高兴地写道:“真可喜,可乐呀!”然而,他有点高兴得太早了,接下来,亲戚都来家里相劝。岳父来的时候,应修人觉得:“他只知人生大目的,只在骗饭、赚钱,和我根本不同,怎讲得通呢?我原不为所摇,可惜我母听了,又加愁了。”姑父之兄来则:“主在劝我,说许多话,大旨在立志不差,但宜从缓。”一番劝解下来,应修人的父母都露出不想他辞商学农之意,令应修人颇为为难。

其实这样的情景,1917年已经上演过一次。17岁刚刚出徒的应修人迷上实业,尤其喜欢农牧业。是年8月,致信父亲,提出“弃商归农”,从“为国、为乡、为家、为身四项之皆有益,详细陈之”。并且表示:“如大人以为不佳,儿即不为,必惟命是从……天乎!甚愿父之亦喜农也,是则余志可偿矣。否则奈何,难言之矣。”[3](p58)10月,父母终于准许他回老家看看情况,应修人喜出望外,计划“再细计资本预算,初期常年预算,资本最好一千,少或七八百,亦尚可做。初期三四年,能养鸡五百只,养羊一百只,则也足敷开支。三四年植树,收利则可盈矣。此事最好请余父为公司如总理之职者,则一切皆可就正也”。但在家一月,应修人东奔西跑,寻觅各种机会,均不得要领,“亲友十之八不赞成,以为年既太轻,赀亦难筹,失败而受人欺,为亲友者将奈何?”母亲也发话,既然没有机会,“应仍回豫源”。应修人一开始就没准备违背父母之命,母亲既有意旨,他只能在日记中慨叹:“是岂余之本心也哉!慈命奈何!”应修人第一次的弃商归农,仅仅一个月即铩羽而归。

相较第一次,1919年这次应修人坚持更久一些。但是,当应修人以父母的意向作为最终选择时,结果其实早已注定。虽然这时新思潮鹊起,应修人也堪称其中的弄潮儿,但由于他的独子身份,所谓的个人独立其实还未完全超脱出家庭。11月14日,他的朋友白梅来信说:“腐败的社会,黑暗的家庭,都是中国进步的大阻碍。我们一定要先把他们推翻,然后从我们青年起,去创造新社会、小家庭。这就是革新中国的根本计划。……我望作早些离开旧家庭,恐受他的影响。”新社会、小家庭,大抵是此时新潮青年的追求,这样的追求和自我意识相伴而生,无足为异。应修人自然也是新社会、小家庭的拥护者,不过,对于白梅推翻旧家庭的说法,却又存疑,他在回信中说:“你的着眼处非常赞佩。……下手处有些怀疑。……我想现在立足未固,宜用缓和改造手段——改良对付。……一面去改良,一面随创造新社会、小家庭,免有青黄不接之虞。”应修人的想法,绝不是孤例。恽代英当时也说,对父母的反抗精神“应该审慎和婉”,“自然有时要用得着坚决的态度,但总要以能生效而不太伤感情为标准”。另外,应修人此时这样说,应该还多少顾及自己的处境,因为此时,他已经越来越倾向于放弃学农的想法,而以家庭为重。他最终决定回到钱庄,是因为父亲出面为其舅舅担保的一笔债务遭人逼债,让他受到刺激,决定:“求学志暂抛,以慰家,以与恶社会敌。”恶社会某种程度上成了应修人与家庭妥协的一个台阶,那个年代的家庭革新,其实多数不脱这一结局。应修人独子的身份,更使他和那些大家庭出身的知识青年相比,对家庭有着更多的依恋。

相较与父母的关系,跟妻子的情感纠葛更能显示应修人受到的新观念的影响。1917年,应修人已经结婚,妻名郑秀娟。像很多少年夫妻一样,日常生活中免不了磕磕碰碰,但两人关系还算融洽,应修人从上海回老家时,常教妻子读书习字。1919年,当妻子提出想到上海读书时,应修人更极力支持:“妹忽动念,也想明年去读书,学费向伊父借。伊说:‘大约可允。’我欢喜非常,连忙赞助。允伊在我母亲处慢慢请求,叫伊先预备起来。”

夫妻关系不时出现一些不好的苗头。1919年底,应修人回家暂住,发现“寒妹有谎,戒之”,次日又记:“寒妹悔过,允改。”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对于有精神洁癖的应修人来说,这样的事多少埋下了阴影。1922年寒假,妻子没有回应修人老家,而是住在上海。应修人记:“夜到女中陪寒妹乘电车到恒章泰寄住过寒假。”这样的举动,极大可能是由于应妻和应父母关系紧张,当年,春节不回家几乎就是无法相处的宣言。对此,夹在父母和妻子之间的应修人显然不无苦恼,以致他的朋友来信劝他:“说寒不归也好;劝我努力于画。”不过,这一年春节,应修人是在上海过的,几乎每天都去妻子寄住的地方,看得出来,他内心还是更倾向妻子一边。日记中记有:“晚到商、群为寒印名片买手册”,“教寒算”。然而,接下来,学校的报告单让应修人大失所望:“来女中[信],寒熙成绩报告学乙行丁。”这里的“学乙行丁”可能给了应修人夫妻关系致命一击,如果说之前应修人还会对从父母那听来的妻子劣行存疑,学校的品行评定等于坐实了父母的指责。失望的应修人给朋友写信说到与妻子的关系:“说寒无决心求学,只学些浮耒,我已无厚望,再供给伊几年学费,使伊有自立能力,我志了了……。去瑜信,复前信,说伊诗好,并及寒事。”

在给朋友写信一天后,应修人终于向妻子摊牌:“夜同姑母、父亲、寒妹到新舞台看旧戏,全是胡闹。归已十二点多了。和寒妹约离婚。”这里的“约”,大致可以理解为双方协议,是新一代人面对婚姻失败的方式。晚清民初,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离婚逐渐被社会所接受。1922年,《妇女杂志》专门出版“离婚问题号”,讨论离婚问题,内称:“维系夫妻间惟一的原素,是爱情。由爱情结成的婚姻,方为正当;……夫妻间到了爱情消灭的时候,应该立刻离婚。不然,就玷污了两方的人格。”不过,应修人夫妻离婚,似乎家庭因素占了很大比重。新处理方式背后,又有着千百年来婆媳纠葛的老套。所以,应修人后来说:“过去事,我自信未负人,我自不戚戚,未来事难竭力,但以父母只当媳妇是服侍伊他的,所以也很危急。”道出了内心的无奈。

正因为应修人的离婚多有无奈,所以,两人一度复合。1922年6月,应修人写道:“我和寒因怜悯的悲哀,终至离而倏合,互能谅解了。明日二点睡去。”看得出来,应修人对妻子还有感情,因这一夜的情感波动,应修人写成一首诗《弃妇的将别》,“以昨夜底凄婉参以想像,写成那诗,苦未能传出所感者千分之三四”。再过了几天,应修人“给寒信,说女子多是柔情如水的,于今我尽信了”。

从日记中看,一直到1923年1月,两人关系还正常。1922年8月,日记中说:“去寒信,告万竹不收高小,下半年只能家里读。”10月1日,记有:“夜饭后,到家,见涵妹已自定课程,很欣慰,因伊以眼病误考期,下半年难入校了。”1923年1月,日记中最后一次出现妻子的名字:“尝涵妹手调的羡[羹],这是新年第一乐。”

然而,仅仅一个月后,应修人在给一位女性笔友写信时已经这样说:“我家底冷静,不亚于你的。本来还多一个,如今是只有爹爹,妈妈,和我,三个了。那本来有而如今没的一个,是爹妈底媳妇,于上月三愿离婚而归伊家,但伊父母还未表示愿意。我底爹妈是吓不怕的,一面还未离好,一面又在着意探听婉淑的女子,硬要儿子再顺从庭训!我是无力的弱者。我将奈何!”这里面除了透露应修人和妻子已经离婚外,还有几个关键词:爹妈的媳妇、婉淑的女子、无力的弱者,应修人想要表达的是这个妻子实际是父母的,从前面的日记看,这应该不完全是事实,但其中传递的他在妻子进退出处中的无力,则应该是真实的。

一个经过新文化熏陶的新青年,一旦进入琐碎的家事,看来能够挣脱的程度终究有限,很多束缚常常来自自我,而这又是超越时代的。应修人所能做的,大概就是给双方的离异赋予平等的自愿离婚的色彩,至于在这样的离异中,女方真实的处境和地位,大概是他很难真正面对的。应修人本人很快又相亲、结婚,日记中说:“西乡芳稼渡一个姑娘儿桃仙的性情和一切。总之是和幼年时一模一样。伊说样样都舒齐,只要我答应,就可去说定。能照伊所说,自是我所爱的,而姨妈我又是十分信仰的,我问过姨妈和爹爹,就毅然给姨妈一个‘嘎’。大家都大喜,甚至讨论起婚事来。”

应修人真正摆脱家庭的束缚,应该是他参加中国共产党之后。他的好友,一起创办上海通讯图书社的楼适夷回忆后来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的应修人:“我曾陪同他的母亲,在一个小菜馆,同他见面,不管痛苦、留恋、眼泪和怨诉,他又飘然地离开了。每次见到他和家人的分离,都使我感到他的冷酷。因为经常与他的家人往来,我亲眼看见他老母亲日夜流泪、梦想,甚至向宗教去找求安慰。他的父亲为生活劳苦地挣扎,他的妻子惨白而寂寞的脸色,我觉得他太冷酷了,然而当我看见过着地下生活的他,默默地为工作而奔走,冒着被特务跟踪随时可以被逮捕的危险,他恐怖而愉快地活动着,我又感到他的心胸是多么博大,充满着爱和理想,而觉得自己的脆弱是可耻的。”

作为革命者的应修人,和日记中的应修人已经判若两人,或许,这就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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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1 21:45:10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俞聂 于 2022-7-1 21:46 编辑

三、政治

一个收入颇为丰厚的钱庄店员最终何以走向革命?从应修人的日记中可以看到的线索应该是国族情怀。1917年,当朋友信中有“国家兴败我何忧”句时,他力辟其非,称:“非有人心者之吐属,国亡何有此乐?乞勉力自图。”1919年始,他日记中多次出现国家、公益、社会。一个具有公共关怀的内心世界的养成,是他后来投身革命的重要思想资源。

不过,从日记看,应修人并不是一开始就主张政治革命的,他很长时期的选择毋宁说是实业救国。有意思的是,他对自己置身的商业、金融业,则目为陈腐,不以为然。1917年,他多次在日记中表达想要做实业的愿望。1919年后,随着新思潮的洗礼,实业救国愿望日益坚定。6月,刚刚经过五四运动的他在日记中写道:“诚知在商亦可救国,而媚上咒下,贪利忘义,改革非小商人所能,求高职非没良心不可。六年忍辱,都为成志。农家清高之生活,农家贫苦之惨况,均闭目如见。在商不能救国,何如为农尽力。”稍后又说:“修士求学,欲成一较有新智识之小农,非望高位厚俸。欲望此在商尤易,且钱业更为人所羡。……国人重商轻农,已非一日。商一位空,待补者真无其数。农则如何?不敢言矣。”他想学农,固有个人兴趣在内,更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命运思虑居于其间。当然,经过五四运动的新青年,确也形成把个人志趣捆绑于国家命运之上的讲述习惯,比如应修人所在钱庄组织的演讲中,店员范少谷演说的题目为《中国如何可以富强》,途径则是“普及教育,提倡实业”,这在那个时代好像已成习见话语。

五四时代的应修人,政治态度不明确,这时期,和当时多数青年人一样,他读过不少无政府主义的作品,比如1919年3月到四马路一带旧书摊购买江亢虎的《洪水集》,还买过《无政府主义》杂志。他讲救国、救社会,却对政府和政局不关心,在意的是培养国民的公德和公心,这当然也是新文化极力弘扬的道德。他的日记中多次提到公德,1919年1月记有:“讲到做人,应该做公益事。我乡风俗快要改良、纠正,都和我心相同。真欢喜咧!”10月份,批评一个朋友:“志还未定,想学诗,劝不必。已允先去学英文,抄音号与之。并竭力攻击他要先为己,后为公,又不喜做平民的意思。”正是从公德出发,他对浪费行为非常在意,1919年的年夜饭由钱庄提供,非常丰盛,应修人慨叹:“这样吃法,三桌要三十多元,可怜足足够贫家的一年粮咧!我们贪口欲,作大孽,真是可愧。”

正因为应修人满怀公心,又受到新思潮的涤荡,五四运动爆发时,他义无反顾投身其中。瞿秋白曾精当指出新思潮和运动的关系:“经八九年中国社会现象的反动,《新青年》《新潮》所表现的思潮变动,趁着学生运动中社会心理的倾向,起翻天的巨浪,摇荡全中国。”巧合的是,5月4日这天,应修人正好“到广货店买丝光灰点色爱国布一丈三尺,每一角四分”。爱国布正应了北京这天运动的主题。当然,由于消息滞后,上海这一天并无动静。直到5月6日,应修人才在日记中首次做出反应:“北京专门校以上学生□多人举行示威行动,到曹汝霖家,数卖国罪,有章宗祥及日人在。章受伤极重,曹逃其家。电灯走火,焚数间。学生三十二人被拘,校长往保,不许。”7日,上海开始集会,“本埠因山东问题开国民大会,到二万多人”。12日,应修人等仿效救国十人团,亦成立十人团组织,“以提倡国货(一面不用侵略国货)、奖励储蓄(每人每月两角以上)为大旨。推冯蕙生君为代表,我为书记。”

此后一段时间,应修人起草救国十人团章程,和“救国联合会”联络,投入到全市的抗议运动之中。17日,“救国联合会”来信,定次日下午二时在环球学生会开会,请应修人所在的救国十人团派代表参加。应修人等开会决定在次日大会上的提案:“(一)、竭力推广十人团案;(二)、注重储蓄;(三)、诘问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究入日籍否?请会去函。”正当众人全力以赴时,银行经理秦润卿出面劝告,“外面团呀、会呀,不要写信去云云。我不答应,只管写。本来代表准定去,这一来代表不肯去。团友多数主张不如写信去。遂写信,述不能自由,附议案请代主持”。有职业者,顾忌较多,经理劝告之后,十人团的精神立即无形溃散,20日,“救国十人团”决议解散。

沪上运动重起是6月5日。应修人记载:“昨北京学生拘四百人,今天商界、华界先罢市,渐推至北市都闭门(交易仍有)。”应修人等在钱庄内发起捐款,他本人捐出5元,加上其他人共14名青年店员捐款30元,送交“学生联合会”。6日起,上海全市罢市。应修人是罢市的坚定支持者,日记中记有:“回,与协理谈开市,屈之。彼老羞成怒,我言汝怒我不讲了。遂止。夜,兴仁里中聚集多人,民气极盛。”6月10日,北京政府让步,12日,“各业以学生来劝,一律开市。初军官、商业等来劝,都不开”。上海的市民运动收获了良好的结果。

应修人日记中记下了当时民众的反日情绪,5月16日记有:“本团代表闻磐君因前曾买日草帽,打破以示决心。”19日,应修人“到永安、先施,想买笔尖,恐日货不敢买”。可见当时民间心理之一斑。而市民对学生的支持从下面一则日记中也可以清楚看出:“同事都佩服学生,代[巡]捕维持秩序,劳苦不怨。”

学生运动乃至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却也倏聚倏散。运动高潮过后,应修人记下朋友的来信:“来焕堂兄白话信,痛论政局之坏,人民之热度已过。”这应该会是很多人的感受。不过,这时的应修人参与五四运动,目的在于爱国,不在于政局,所以他回复朋友信时说:“政局我不管,因我志在农。救农、救民、救社会、报国,实行社会好‘政治’没用,‘无治主义’不是空想。”这时,他虽然倾向民主政治,看到民主思潮推广会感到兴奋:“《时事新报》登日本黎明会消息(在《学灯》内),知日本民主主义也大发动,可喜也。”但并不热衷政治,日记中写道:“夜小琴去,持《孙文学说》来,略看。”似乎并没有什么太大感触。

正因此,在1920年代初开始激荡的政治风潮中,应修人更多还是沉浸于文学世界。这期间,他和政治走得最近的一次算是康白情成立新中国党时,邀请他加入,而他也首肯。1923年8月13日的日记写道:“康洪章从美国,旧金山来信,和新中国党旨趣书,和入党愿书。新中国主义是‘咸宏中国魂而掇其菁英,极[汲]用泰西制度文物而准乎实用。’党纲是:政治——国权统一,国民自治,四权并立(行政、立法,司法、考工);经济——差别生产,中庸分配,惠侨保商;社会——文化奖励,劳工保护,男女平权。已设筹备处,康是执行主任。我想加入。”应修人之所以这时改变之前不直接参与政治的立场,答应加入新中国党,在写给冯雪峰劝其一同入党的信中,透露了内心想法:“文学事迟,时不我俟,试看国门外蹲满饿虎,门里又豺狼当道,我们一手放不下笔,一手要去捏把雪亮的刀;非同时分一分力以杀贼不可。”看得出来,1923年的应修人,已经和五四时大不相同,这里面,不光是个人思想的变化,还有时代思潮的激荡,改造现实和社会政治呼声的不断高涨,让一个文学青年,终于也准备“捏把雪亮的刀”,出力杀贼。

循着应修人这样的思想变化轨迹,再看他走向共产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就觉得不突兀了。有意思的是,1919年的日记中他就提到过共产主义,这年元旦他说:“望二十岁起很竭力地做一个人,种种志愿决不可一时忘却,要一日一日的做近去,可爱的大同呀!共产呀!农村呀!我努力的来预备。”8月18日又写:“敌秋君信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这时已经不是稀见的名词,1919年5月,恽代英的日记中也写到共产:“为吉珊改《奇异的世界》。吉珊仍是均产之见,改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之见,游戏笔墨,颇为得意。”恽代英所谓游戏笔墨,大抵是这一时代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态度,有兴趣,但并不切实了解。真正能看出应修人思想重大变化的是孙中山去世后他写的一篇感想:“这汽管今天叫得破格地响,是在我屋外挑战,声声是“你们底孙先生死了!你们底孙先生死了!”这便是一切资本家的喉咙吗?可怜只会黑夜里狂吠的资本家呵!看出去全是昏暗,听到的只有强暴的威吓,这样的中国,而弱者这面一员有力的战将又已是死了将有一昼夜了。”应修人把对孙中山去世的哀悼转换成对资本家的愤怒,可以看出,如果当年应修人还有实业救国的想法,那么此时资本家已经成了应修人心目中的敌人。正如瞿秋白所说的:“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应修人对资本主义的愤怒,很容易就可以转化为对帝国主义的痛恨。楼适夷回忆:“和当时许多先进青年一样,他到处去找寻真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孙中山先生的逝世,给予他以极大的震动,他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楼适夷的说法,贴切道出了应修人的思想变化。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变化,五卅运动的大潮掀起后,应修人迅速站到了运动的第一线,并由此实现了和当时中国最具行动力的政治力量的结合。

应修人出身小康之家,到钱庄做店员后收入不菲,生活无虞,单纯从个人处境说,很难找到他参加革命的动力。不过,从个人处境寻找革命动力的做法,本身或许就不无问题,斤斤计较自己得失的人,通常不会冒风险参加革命。革命初起时,前途未卜,不具备利益生产的能力,这个阶段主动投身革命者,多半具有理想主义精神,不甘现状,愿意思考,精神的召唤是他们投身革命的原动力,这是虽属老生常谈却还要强调的事实。应修人的案例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应修人的经历还说明,五四新文化开放的其实是多种可能,后来被视为“激进”的共产主义思想,在五四时代还是多种思想元素中的一种,五四后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壮大,是多种因素集合的产物,和五四并不是直通的单向关系。应修人通向了革命,他的通向革命不能说和五四没有关系,却不能在双方间简单画等号,这更是后来时势演变及个人思想交互影响的结果。(正文完,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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