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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人士谈保守党对英国的祸害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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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6 07:13:04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远航一号 于 2022-7-6 08:35 编辑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一九八四年

  在經濟繁榮時期,確立了一種廣泛的共同意識。左翼和右翼的主要政黨普遍接受了一種“混合經濟”的概念——即帶有一些國營企業的資本主義經濟。他們也承認工人作為工人應有的某些權利,尤其是關於自由工會的權利。另外,他們讚同政府作為政府應負的一定責任,特別是提供各種福利服務和保持大致的充分就業的責任。這種共同意識的確切參數,因國家不同而各不相同。而且在整個繁榮時期略有變化,同時對這種意識的界限問題也有過爭論。盡管這樣,主要政黨之間的意見仍帶有廣泛的一致性;在英國,這種共同意識被稱為“伯茨克爾主義”(Butskellism),這是用保守黨領導人伯特勒(Butler)的前一半姓和工黨領袖蓋茨克爾(Gaitskell)姓的後半部分拼起來的詞,表示保守黨和工黨的意見一致。

  到70年代末,由於經濟狀況不允許繼續安排好就業、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福利服務,這種共同意識陷入了日益緊張的狀態。在一些國家中這種共同意識已完全破滅。兩種對立的觀點已經或者正在出現。左翼選擇的觀點(雖然至今還是猶豫不決)正是本書下一章的主題。這里我們先考察一下新右翼政黨在80年代初期雷厲風行的經濟政策。

  首先采取這種政策的主要政府,是英國1979年當選的保守黨政府。一年以後,美國一位提出類似綱領的總統當選。因此,這種政策便把撒切爾和里根這兩個人的名字連接起來了。

  要解了撒切爾主義和里根經濟學,必須拋開經常用來描繪這兩個人的簡單化的口號,所以我們一開始便討論用來論證這些政策的修辭和政治、經濟理論,然後考察這些政策的實質和邏輯。

  修辭

  政治家們用來宣揚這些政策的引人注意的言辭,主要不外集中於兩個概念。一是認為通貨膨脹既不道德,又是頭號公害。因此撒切爾曾講到有必要恢覆“有信譽的貨幣”,她所委派的英格蘭銀行總裁羅賓·利伊彭伯頓也說,通貨膨脹對自由世界的危害,比共產主義更大。這些口號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說明必須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

  另一核心概念認為:以前的歷屆政府,乃至整個國家一直在肆意揮霍浪費。因此,“我們必須量入為出”的老調被作為一種深奧的見識一再重彈。受到削減教育經費打擊的學齡兒童並不僅僅是那些被告知停止供應免費午餐的學生。我們大家都必須為了“當好家”而“勒緊褲帶”,這些牧師式的說教主要目的是為攻擊就業、生活標準和福利供應提供依據。這種充滿高尚道德的論調有助於把犯罪思想逐漸灌輸給任何一個不願作必要犧性的人。

  政治經濟學

  對這些說教中所表現出來的觀點進行理論論證的,是一個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機構,該機構最著名的撰稿人就是哈耶克。

  這種觀點強調的中心是要“讓國家停止對人民的幹預”。共同意識所認可的愈來愈多的政府幹預,用哈耶克一本書所用的書名來說,就是將不可避免地《通向奴役制的道路》。一旦政府卷入,經濟結果就不再反映與人力無關的市場力量,而變成政治性的了。利益集團聯盟以一種實質上是專橫獨裁的方式,把他們的意圖強加於他人。這種情況與經濟效率和自由權利本質上是不相容的。

  人們可能會得出非常激進的政策決斷:“那些巧妙地保留國家權力觀的自由意志論者,把這種權力僅限於‘守夜人’的活動,主要著重於法律、秩序和國防方面。……當然不會有征兵,不會有反吸毒的立法,也不會幹涉私人性行為,但同樣也沒有社會保障——甚至連最低程度的社會保障都沒有——也沒有起碼的保健服務,更說不上市鎮和鄉村建設的規劃條例”(布里坦,第55頁)。哈耶克本人主張取消國家發行貨幣的壟斷權,提倡私人發行通貨;實行貨幣的競爭性流通。

  不論是撒切爾還是里根都沒有采取這種辦法。但是他們確實接受了這種理論的基本內核,而又不帶有任何真正自由意志論者的色彩。

  在政治經濟學的這類主要觀點之中,可以辨別出兩種比較狹義的經濟理論。一種是貨幣主義,這個理論的出發點是認為通貨膨脹的原因在於貨幣供應增長率過於迅速。因此,對於政府來說關鍵的經濟任務是控制貨幣和信貸的增長率。使貨幣供應增長放慢的最好辦法是減少政府的赤字(即減少公共部門的借款需求)。赤字的壞處在於它必須通過增發更多的貨幣或借款來籌集資金。在前一種情況下,貨幣供應增長太快,而在後一種情況下由於政府吸走了那些原本應該投向工業的資金,利率提高,故而“排擠”了私人投資,導致長時期的就業不足和低收入。

  貨幣主義者認為財政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無效的,特別是用赤字支出推動就業的辦法更是災難性的。無論如何,就業總是傾向於一種以自由市場供求關系為基礎的“自然”率。所以任何新職業的產生之後不久就將被經濟領域中其他方面的失業所完全抵消。政府的開收越大,其唯一的最終結果是:私人投資更少,或通貨膨脹率更高。政府不可能也不應該試圖提供比經濟自發產生的就業更為充分的就業。

  撒切爾政府起初支持純貨幣主義的論點,盡管後來它的觀點變得更實用主義了。里根政府總是分別采用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的方法。供給學派所提倡的就是構成新右翼經濟觀點的第二種理論。

  歐洲人錯誤地理解供給經濟學這個詞,他們把它與政府對工業的幹涉聯系在一起。這與美國對供給經濟學的理解幾乎完全相反。

  供給經濟學的核心是認為使經濟覆蘇的方法是大幅度地減稅。降低所得稅意味著儲蓄、工作和投資可以獲得較大的收益。所以,減稅以後人們工作將更努力,工作時間也將更長,投資也會更多。產量將會上升,失業率則將下降。供給學派相信雖然降低了稅率,但收入增加將使課稅基礎增加到如此大的程度,以致稅收總額反而上升。但是,供給學派認為政府的支出還是應該削減,一來可以更大幅度地減稅,而更重要的是因為政府的大量支出,尤其是福利費的支出因降低了勞動的必要性從而破壞了對人們工作的刺激。與失業是由於需求不足的解釋(這是凱恩斯經濟學的基礎)完全不同,供給學派斷言失業來自於缺少刺激工作的動力,經濟蕭條則來自於對投資的刺激不足。雖然大多數貨幣主義者同意供給學派注重減稅及增加刺激的觀點,但是他們對這種方法能使自然失業率降低到什麽程度以及會以什麽樣的速度來降低都持有很大的懷疑。所以貨幣主義者們並不認為應當在相應地削減政府支出之前,先削減稅率,因為政府赤字將引起通貨膨脹或利率上升,或二者共同上升。相反,供給學派卻認為貨幣政策如卡得太緊,將導致利率上升和破壞以減稅促進投資的良好效果,從而有害於經濟覆蘇。

  實際的方案

  雖然上節所述的觀點確實對撒切爾和里根的思想有所影響,但是,就像他們用這些理論來闡明政府的共同目標一樣,他們也用這些理論使政府的這些共同目標變得模糊不清了。這是因為這些理論故意完全避而不談階級問題。

  新右翼害怕的主要不是決策本身的政治化,而是做出一個工人階級有很大發言權的政治決策。他們所擔憂的不是任何老的利益集團的聯合,而是工人運動的政治力量。

  哈耶克明確表示:“一個多世紀以來,政府關於勞工工會的政策,已經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過去工會所做的事,如果不是完全被禁止,也很少是合法的。而現在工會成為一般法律規定對其也不適用的、唯一擁有特權的組織。工會已成為唯一重要的例外,政府的基本職能——防止強迫和暴力行為——對工會明顯失效。我們自由社會的整個基礎受到工會僭取的權力的嚴重威脅”(哈耶克,第66—68頁)。

  同樣,新右翼的目的不是使政府削減任何人和所有人的負擔,而是要減輕工人運動和在繁榮時期按工人意願制定的進步法律對雇主們的負擔。我們認為這種觀點構成了一種很清楚的而且是非常激進的企圖,即按資本主義的條件去解決近15年來的經濟困難。它企圖通過從根本上改變所有政黨過去已經同意的參數來對付繁榮時期最後幾年出現的主要問題——工人們逐步增長的獲得改善工資、國家福利和工作條件的能力。換句話說,它企圖將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恢覆到30年以前的狀態。而且,哈耶克很清楚這將意味著什麽。

  “然而,這條道路仍然被所有時髦理由中那種最愚蠢的理由,即‘我們不能使時鐘倒轉’堵住了。人們不禁要感到驚訝,那些習慣性地使用這種陳詞濫調的人是否意識到,這種論調只是表達了我們不能從錯誤中吸取教訓的宿命論信條。……只有把已被放棄的原則再次用於現行的政策才能使我們避免對自由制度的成脅”(哈耶克,第87—88頁)。

  對於哈耶克來說,“自由制度”只能是“資本主義”。新右翼認為,如果為有利可圖的生產和持續積累重新創造條件需要恢覆人們獲得共同意識以前的那種政治,那就應該這樣做。

  現將為達到這些結果而謀劃的一些最重要的政策對照60年代的正統作法概述如下。

  緊縮貨幣政策。政府的責任決不是去保證充分的就業,而是要防止因“過多的”就業(新右翼的語言)給物價和利潤帶來的後果。用哈耶克的話來說,傳統的需求管理僅僅是“以不負責任的態度把責任推卸給繼任者。在這方面我們自然正在遭受開創了這一處理方式的那個人(即凱恩斯)的報應,因為我們已經處在凱恩斯知道我們將會死去的那種結局之中”(哈耶克,第109頁)。

  削減福利供給。政府與其去保證改善福利事業,倒不如應該把福利服務減到整個經濟能夠負擔的較低水平,以便不致損害“創造財富”的私營部門。

  減稅。不是按富有者多負擔的方式征收為籌集福利事業資金所必須的各種稅款,而是應該減稅,尤其是減少收入最高層的稅收以減少政府對於收入分配的“幹預”。這種收入分配是市場產生的,並且是市場本身的高效率運行所需要的。

  私營化和放松政府管制。政府不必限制企業以損害工人和消費者利益來追求利潤的方式,應該擴大而不是限制私人謀取利潤的範圍。

  削弱工會組織。政府不應承認組織起來的工人擁有保障工會權利的立法,而應削弱勞工立法以便允許雇主擁有破壞工會組織的更大自由。同時政府應在與愈益重要的政府部門工會打交道方面,做出榜樣。

  在考察這些政策在英國和美國的實施情況時,我們把重點集中在這些政策的邏輯性和一貫性上。因為在寫這本書時,這兩個政府還在台上,所以要作出最後論斷,還為時過早。

  緊縮性貨幣政策

  在撒切爾政府執政初期,認為緊縮貨幣可以降低通貨膨脹而對其它方面毫無影響的意見很流行。這種觀點認為只要簡單地宣告對貨幣供應的增長規定強硬的指標,就足以抑制工資和物價的增長。貨幣主義理論的領袖米爾頓·弗里德曼在1980年談到英國時聲稱:“到1982年通貨膨脹降到1位數時,其副作用將僅僅是生產和就業的微弱降低”(斯圖爾特,第172頁)。毫無疑問,事實證明這只是一種荒謬的樂觀想法。緊縮貨幣的政策是通過引起經濟衰退甚至蕭條而起作用的。對經濟問題的治療,恐懼往往比魔術更有效。

  如果政府使信貸的增長低於通行的通貨膨脹增長率,那麽,利息率將會上升。這就減少了企業投資的收益,使得分期付款和抵押貸款更加昂貴,並由於籌集資金現在變得更昂貴而促使業企賣掉存貨。對這些影響的力量,多年來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急劇的信用緊縮無疑會降低支出。這種緊縮的動力是靠浮動匯率來支持的。高利率將吸收能提高通貨價值的外國資金,從而使出口品失去競爭力,而進口貨更有吸引力。國內生產的產品銷售進一步下降。這對一個象英國這樣的國家(其對外貿易額占產量的比例較大)要比對一個象美國這樣經濟開放程度較低的國家的沖擊更大。

  引發一次衰退的目的是要恢覆生產和投資的贏利。這一目的是否成功主要不是取決於用衰退(即降低通貨膨脹)來降低工資和物價增長的程度,而是靠比降低物價增長更多地降低工資增長的程度(即壓縮實際工資和提高利潤)。衰退在促進生產率方面可能具有的影響也是同等重要的。

  在經濟衰退中,那些生產率最低的弱小企業首先破產。他們的退出使平均生產率上升。持續的通貨膨脹緊縮同樣給管理部門造成壓力,迫使其改變工作實踐——縮小經營規模,強迫工人加速生產而不增加工資等等。這種機制是可怕。經理們確實認為企業已到存亡攸關之時。最關重要的是,通貨緊縮削弱了工人對這些改變工作實踐的抵抗。害怕確實是問題的關鍵。工人意識到對抗可能使企業因冗員過多而裁員或倒閉,而且不可能找到其他工作。在同樣的壓力下,工資的上升已被壓低,可望降到低於物價的增長率。

  強調采取貨幣政策,而不是運用財政政策來促成通貨緊縮並引起一次衰退,不過是經濟方面的次要問題。無論如何,只要激進的供給學派熱衷於減稅,削減政府支出也會在這方面起同樣的作用。但是,利用貨幣政策時,由於它的所謂對通貨膨脹的直接沖擊,可能在總體經濟政策的制定中成為決定性因素。對於新右翼的觀點來說,主要困難是如何贏得選民對緊縮經濟方案的支持。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像貨幣主義那樣學究式的教條起作用了,它們作為一種基本原理被用來服務於背棄戰後各政黨共同意識的一個基本特征——政府的職責是保持充分就業。

  英格蘭銀行總裁的顧問福德在為該銀行頗有聲譽的《季度公報》撰文時,概述了這一策略:“……以眾所周知的凱恩斯關於有管理的需求趨於下降的解釋,以及將更多的努力集中於最終目的而不是中間目標,作為這樣一種策略的基礎和出發點將是可能的。但是這將意味著要專門宣布生產和就業的目標。這將是一種非常危臉的做法,這些目標,或是不會為公眾輿論所接受,或是不足以保證通貨膨脹率會大幅度下降,還可能是兩種情況同時發生。利用貨幣供給和政府借款這種有力的中間目標,能使當局與產量和就業問題保持距離,而只需強調工業成本趨勢在產量和就業方面所起的極其重要的作用。總之,不管利用中間目標的工作會帶來什麽樣的困難,為表示與過去決裂的決心,並能使當局滿懷信心地在沒有航標的海上航行,從一開始,它們就是極其重要的”(1983年7月,第207頁)。所以貨幣主義在推銷保守黨的策略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像政黨的廣告代理處一樣重要。

  撒切爾政府最初幾年確實采取了激烈的貨幣緊縮政策。利息率從低於通貨膨脹率的5%,增加到幾乎10%以上,這就打擊了商品銷售的機會,從而在各個方面打擊了生產和就業。高昂的借貸成本阻礙了固定資本投資。從1979年第二季度到1981年第二季度,固定資本投資的下降相當於產量的1.5%。強加於公司現金頭寸的限制,導致庫存的大量減少。在同一時期庫存的減少相當於產量的3.5%。高利率加上由於英鎊作為石油貨幣的新地位而產生的信心,明顯地扭轉了先前英鎊貶值的局面。英國制造業的競爭能力令人震驚地降低了50%。這使出口大受打擊,兩年中出口的下降相當於產量的2%。進口的增長則相當於產量的2.5%,排擠了國內的產品。這些發展彼此助長,他們的混合力量成為1980—1981年經濟下降的原動力。

  後果是嚴重的。產量的下降比60年來任何一次衰退(包括1929—1932年的經濟衰退)都要巨大。到1981年春,官方統計的失業率增加了一倍,失業人數占整個勞動力的12%。1982年,一年中宣布清理的公司達12000家,是1979年清理率的2倍半。工業部門受到的打擊最重。在1979年12月以後的12個月中,制造業的產量下降了15%,遠遠超過30年代的任何一年,那時最大的年下降率只有5.5%。1983年初,制成品的進口量比1979年高出24%,而國內制成品的產量卻停留在比1979年下降16%的水平。

  經濟的衰退集中於工業,尤其是制造業,這是至關重要的。這些部門最受國際競爭的制約。如果這種策略成功,這些部門必然要經受最強大的壓力,而對他們的回報也必然最為有利。

  1982年美國發生的經濟衰退的程度同1980年—1981年英國的經濟衰退差不多。但是,因為持續時間比英國短,所以產量只下降了大約2%,而英國則下降了4%。同時,利息率上升很快,實際利率達到了10%左右,這在美國是前所未有的。同英國一樣,庫存減少成為導致產量下降1%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私人投資也明顯下降。由於美元升值,美國工業競爭力下降了20%,促使出口迅速下降。同英國一樣,政府購買貨物和勞務的支出微有增加,轉移支付增加很多,有助於緩和收入降低對消費的沖擊。工業受到最沈重的打擊。1982年工業生產下降了8%,失業率上升到10%以上。

  摧毀福利事業

  撒切爾政府和里根政府都大大減少了國家的福利撥款。在第一屆撒切爾政府執政期間,廢除了許多現款救濟金。與原收入掛鉤的失業福利補助也取消了。在1983年,對拿平均工資的人來說,這筆補助金將是每周18.60英鎊。工傷福利補助也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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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6 07:14:23 |显示全部楼层
其他許多現款救濟金按實際價值也降低了,救濟金與物價或收入掛鉤的辦法也被削弱或取消了。養老金也不再同平均收入的變動掛鉤,這個變化在1983年使一對領養老金的夫婦每周少拿2.25英鎊。對喪失工作能力的救濟金削減了5%,並取消了與收入的掛鉤。這使得一個已婚的領傷殘救濟金的人,在1983年每周失去4.25英鎊。

  削減了對地方政府的補貼以及對經費的限制,使得地方政府當年經費的實際價值減少了3.5%。地方政府的資本開支下降了40%。這嚴重地打擊了對住房、學校和老人之家等等的撥款。

  在教育方面,從1980年至1982年,撒切爾政府裁減了18000名教員。在1978/79年和1981/82年期間,對每個中學生書本費的支出,從22.70英鎊下降到19.90英鎊,考慮到通貨膨脹率因素,這一下降是很大的。學校夥食費的價格失控,平均上漲了一倍。社會大學(Open University)的收費在1981 至1983年期間上漲了79%。

  健康方面,盡管實際支出增加了,保健水平卻下降。主要是因為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超過75歲的人口在保健方面的花費幾乎是就業年齡人口的8倍。而超過75歲的人口每年大約增加4萬5千)。處方收費上漲了600%。一般牙科收費上漲了170%。

  在美國,1981年當里根試圖削減社會保障支出時,他在國會中首次遭到重大失敗,只好在這個問題上讓步。但是許多其他方面的福利撥款被砍掉了。

  貿易調整補助用於對因大量進口而失業的人提供一年的失業救濟。當里根上台時,有50萬工人領取這種救濟款,多數是被汽車工業及其配件工廠解雇的工人。1982年的預算把這個項目的經費砍掉了一大半。1981年,有14萬新的退役軍人加入領取失業救濟的大軍。現在救濟金不再發給那些可以重新應征入伍和因品行不良被開除的人。

  華盛頓也采用了許多州已經采用的“勞動福利”計劃。這些計劃迫使人們要麽在一周內花費很多時間去找工作——通過組織“職業俱樂部”,人們必須每周花費40個小時在這里閱讀招工廣告和填寫申請表——要麽按最低工資率為國家工作足夠的小時,取得用救濟費支付的工資。

  勞動福利計劃主要靠折磨領取救濟金的人,而不是給他們找工作來節省資金。新澤西州推行這種計劃後,有2879個人找到了工作,同時卻有9016個人失去了救濟金。在密執安州,任何個人脫離了這個計劃,就會按“不合作行為”被除名。

  具有領取食品券資格的4口之家的年收入上限已從14000美元下降為11000美元。福利費中生活費用的增加被長期拖延。有資格領受學校午餐津貼的條件更苛刻,午餐津貼的基金也減少了。結果,里根政府執政的第一年,在馬薩諸塞州,學校夥食的平均價格上漲了50—85%,就餐人數下降了三分之一。

  1983年,美國人口普查局關於美國貧窮狀況的報告中談到:有3440萬人生活在官方規定的貧困線以下(四口之家年收入9862美元——約合6500英鎊)。這就表明大約有七分之一的美國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這是1965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福利的削減采取了多種形式,它從不同方面打擊個人生活。他們可能砍掉一個人作為公民或者作為公民之中的一個特殊部分以現金和實物形式享有的權利。削減養老金的實際價值就是一個例子。削減的辦法還可能是使人們難以得到某種福利的權利,而不是正式廢除它。醫院等候住院的名單越來越長就是實例。另一種可能是要取得權利必須花很多錢(低收入階層很難、或者根本不可能享受這種權利)。處方收費是這方面一個明顯的例子。但所有福利的削減表明,政府削減了它應保證公民享有充分福利水平的責任。這樣就等於他們試圖從根本上破壞戰後確立的共同意識的一個參數。這一破壞起了兩個主要作用。

  首先,削減福利意味著政府不必花這麽多錢。這樣就緊縮了通貨、降低了赤字,如果達到足夠的程度,就使減稅成為可能。

  其次,與政府削減其它經費不同,削減福利使人們更加迫切地要保住自己的工作。人們愈是不能忍受失業,就愈能接受較低的工資和惡劣的工作條件。削減獲得補助金的權利使工作與獲得足以生存的物品和服務的能力二者之間的聯系加強了。這有助於強化資本主義強加給工人的主要紀律,即為了生活就要按照雇主的意願為雇主幹活。

  減稅

  里根在競選活動中,曾許諾對個人所得稅全面削減30%。他說他將實行“對任何人的稅率都同等削減”,而不是“納說人檔次之間的財富轉移”。實際情況卻是,不但削減稅額較小(三年中才削減23%),而且很不均衡地專對富人有利。首先,最高一檔稅率降低了29%,超過平均減稅率。其次,這個減稅法案中納稅等級越高,獲利越大(如:全部稅率一律減去一半,使原來要將收入的三分之二付稅的人的實際所得翻了一番。但是所有不用納稅的人卻沒有得到任何好處)。第三,不論是個人補助費水平,還是各累進稅等級的起征水平,都沒與通貨膨脹掛鉤。這就意味著最窮的人,其納稅等級將迅速上升,其速度將決於各納稅等級的減稅率。計算表明在1980年,年收入1萬美金的家庭實際要付更多的稅,而年收入25萬美金的家庭稅後收入將增加五分之一左右。

  里根的預算局長戴維·斯托克曼非常直率地說:“供應學派的減稅法案的困難在於要把最高納稅等級的稅率從70%下降到50%,其余都是次要的。最初的論據是最高納稅等級稅率太高,對美國經濟有著最大的破壞作用。後來,為了把減稅作為一項政治問題使大家滿意,不得不降低所有納稅等級的稅率。但是我認為肯普·羅恩提案(最初的減稅建議)始終是為了降低最高稅率的特洛伊木馬”(阿克曼,第43—44頁)。不要忘記,這個特洛伊木馬不是為了吞服苦藥用的白糖,而是實施一個騙局。

  這些新的逃稅法門是專為特殊集團開放的。例如,免除石油暴利稅將使石油公司從1986年開始,每年節省30億美元。戴維·斯托克曼在總結特殊利益集團為了使減稅法案得以通過而進行的遊說活動時說:“你知道在經濟的最前線出現的貪婪行為嗎?自私骯臟的人確實被喂肥了,貪婪的水平和機會主義的程度正在失去控制”(阿克曼,第50頁)。

  對於企業的最大減稅是加速折舊,這將使美國財政部到1986年時每年損失530億美元,而且以後的年份還將更多。

  總統的經濟報告,實際上承認了所有這些稅收減免的作用不是讓企業因繳納公司稅而使利潤率下降三分之一,而是使其稅後利潤率高於稅前收益率。正如有人評論所說:“我們大家都應該得到這樣的鼓勵”(鮑爾斯等人,第185頁)。

  撒切爾夫人卻沒有按照里根逐步實行全面減稅的步驟制定龐大計劃。她的政府雖然反覆聲稱它的長期目標是大幅度削減所得稅的基本稅率,但又試圖回避宣布明確的指標和時間計劃。

  撒切爾的第一屆政府削減了所得稅。1979年所得稅基本稅率從33%降到30%,個人津貼的提高也比4年來的物價上漲率超過5%。但是財產增值稅率在1979年從8%上升到15%。國民保險特別稅分三個階段從6.5%增加到9%。以750英鎊為起點的應納稅收入的所得稅率則從25%上升到30%。稅率平均水平也提高了。

  所有這些改變的真正結果和里根所制定的計劃一樣,大多數人最終要付更多的稅款。一個拿平均工資的工人全部稅款的負擔從1979年的44%上升到1983年的48%。但是那些收入高的人結果是付稅更少。所得稅的最高稅率從84%降低到60%。一個年薪4.5萬英鎊的公司董事每周實際所得增加了120英鎊,即上升了四分之一。

  到目前為止,發生在大西洋兩岸的稅制變化,等於是把經濟不富裕者的收入重新分配給那些同兩個政府成員有著同一背景的人。

  所以,所有有關減稅的討論無非是掩蓋大規模地把窮人的收入再分配給富人的騙局。正象J.K.加爾布雷思所指出的,提倡改進刺激,以便使富者愈富,窮者愈窮是最應時的理論。普遍減稅可能有這樣一種經濟邏輯:即以減稅從工人身上換取對工資的節制。工人的實得工資將會增加。因勞動成本增長緩慢而獲得的任何收益都將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和利潤。但是在英國和美國並沒有出現在政治上可能出現的對福利國家的更大攻擊。大規模減稅相應地意味著巨大赤字,從而破壞財政政策的緊縮立場。所以至今他們要麽不予實施,要麽增加其他形式的稅收,足以抵消減稅而有余。因經濟衰退引起課稅基礎的收縮,意味著稅收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實際上是上升了。如在英國已從1979年的39%上升到1981年的43%。

  私營化和放松管制

  兩國政府都采取了“不幹涉”經營管理的政策。他們認為最好是由資本家在盡可能不受政府幹預的環境中作出生產的決定。在美國,這方面的動向主要是采取對現存私人資本活動“放松管制”。在英國,其突破點是將以前國家擁有和控制的企業改為“私人”經營。兩國側重點的不同主要反映了美國強調的是國家通過法規而不是用國有化的辦法去控制私營企業(電力工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不要只是站在那里不動,做一些放開的工作”,這是放松管制的主要倡議者,里根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第一任主席默里·韋登鮑姆說的話。1981年政府放棄了要求汽車制造商在所有車輛里安裝防撞“氣袋”或其它消極的安全制動器的法律規定。美國通用汽車公司說這種改變將使他們每天節省50萬美元。如果確實如此,美國所有的汽車制造公司在4年中將節省大約15億美元,可是消費者的意外死亡、藥費和保險費等等所花費的錢估計達45億美元。

  供應學派聲稱企業已被煩瑣規章的蛛網牢牢地捆住了手腳,這種做法正在窒息創新和投資,正在限制個人自由。他們的主要目標是控制工作安全、能源消耗、環境污染以及消費者的健康和安全。韋登鮑姆把這描繪為“社會管理規章的新天地”。

  這些控制當然要企業花錢,據估計大約是120億美元。但這也同樣對生活的質量有確實的好處。整個70年代散發到大氣中的有害微粒下降了一半,二氧化硫下降了六分之一。平均每輛汽車行駛一英里所造成的污染下降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使水生物在一些重要水域又得以生存。對社會福利起作用的四個方面的常規分析表明,每年從“空氣清潔法”中得益210億美元;控制水污染年得益120億美元;因汽車安全水平提高而使死亡減少,能減少損失60億美元;工廠事故減少而節省的費用達100億美元。所有這些作用都被看成是放松管制的主要目標。

  能源工業是要求放松控制的特別強大的院外活動集團。代表石油公司的美國石油協會迫切要求開發美國本土屬聯邦政府擁有的第三大油田。他們保證說,國家公園、森林、大草原等等只會受益。動物是喜愛石油公司的:“可以看到北美馴鹿、駝鹿以及它們的幼仔在鉆井架周圍幾百碼以內的田野里吃草,或者在橫貫阿拉斯加的一部分高架的輸油管道下休息和吃草,因為那里氣候更溫暖,草更青蔥”(阿克曼,第131頁)。

  政府放松管制的熱忱似乎是沒有止境的。1980年詹姆斯·米勒第三在一份聯名報告中論證說:回避缺點不是無代價的,那些不願意在錢財上冒險的人,很可能買到價值便宜而不可靠的產品。政府機構把質量指標強加於人的行為與有效地表達消費者偏好是相抵觸的”(阿克曼,第119頁)。他後來被任命為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主席。

  在第一屆撒切爾政府時期,私營化主要采取兩種方式。一種是把政府資產,或是這類資產中政府的少數股權,賣給私營部門。英國航天公司、有線和無線電訊局、阿美善姆國際和英國合營港口都完全私營化了,股票在證券交易所公開出售。全國費運公司售給了“雇員”(主要是管理人員)。英國工藝技術集團(以前的英國國營企業局)賣掉了在弗蘭提(Ferlanti)的幾家高級技術公司並出售了在弗雷的英國國際計算公司還有其它24個小企業的股票。最大的一筆現金交易是英國國家石油公司的出售股票。

  國營工業的附屬機構也被賣掉了。英國鐵路公司賣掉了氣墊船服務部、洗衣廠和旅館及其公司在蘇波布雷克的假日驚險遊樂場。英國煤氣公司把他們懷奇農場油田股票的50%投入市場。政府部門也拿出資產出售。這些資產有國家海事研究所、11個皇家兵工廠、24個公路服務站、倫敦北部的1個小酒店和1個家畜詞養中心。

  國家的建築物和土地也被出賣。40多萬棟地方當局營造的房星,以低於市價多達50%的價格出售。整個房地產都賣給私人開發者,包括默色賽德的3312棟住房的地產。英國國民保健事業的建築物和土地也同樣在出售中。

  私營化的另一主要形式是雇用私人承包商承辦原先是國家雇員所做的工作,也就是簽訂契約,把活包出去。政府各部門、國民保健事業局以及保守黨控制的一些地方當局承包出去的工作,從清潔工作、垃圾收集、洗衣、下水道的保養到供應夥食,從安全保衛、打字、照相覆制、車輛維修到計算機服務、攝影、設計以及審計工作。里根政府把這種做法更加推進了一步。他打算將政府準備花400萬美元在得克薩斯建造的監獄交給美國教養協會管理,並按每個犯人每天23.5美元付酬。

  放松管制的作用是非常簡單的,即允許資本通過合法地打破壟斷而賺取更多的錢。巨大的社會性開支之所以被認為是可接受的,是因為這些費用基本上都不用企業承擔。這樣放松對私營企業的管制表明,戰後確立的共同意識中政府應負的一項責任己差不多被政府放棄了,這項責任是保護工人免受“過度”污染、危險工作和劣質產品的危害。

  私營化有著更覆雜的影響。它為私人資本開辟了一些有利可圖的活動領域,但是它對私人積累可獲得的總財力的影響卻不顯著。在政府拋售國營企業資產的那幾年,以及隨後的幾年中,如果企業原先是為了使投資額超過當時的利潤而借款,那麽私營化的作用肯定會降低政府的債款數額。但是,如果私人資本貸款給國營企業或是貸給做同樣事情的私營企業,私營化在這方面就基本不起什麽作用了。如果政府賤價出售資產,那麽很明顯,投資者或購買股票的投機商人將獲益,然而損害納稅人的利益。但是假如政府按實際市場價值出售其資產,那麽,私人投資者僅僅是從持有政府公債轉變為持有同等價值的股票。

  如果私營化能夠增加這些企業的贏利,那也只能是增加了私人積累能夠得到的總盈余。害怕被新的資方解雇,可能迫使工人接受較低的工資或增加勞動強度,特別是在以工會組織較弱的私營部門工人接替工會力量很強的國營部門工人的地方。資方作為一個整體從增加了的利潤中得到了好處,但私營化工業中的工人卻付出了代價。如果私營化使企業服從市場的壓力,刺激資方砍掉虧本的服務部門,那麽利潤的總額還要增加,這一次付出代價的就是消費者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情況是,資方只是在生產上組織得較好,以致於效率的提高不需要工人付出較大的努力,那麽這一次利潤的增加就是以工人被解雇為代價。國營企業的工人本已贏得有利條件,或者說,那些企業的行為反映了社會的考慮,就這方面來說,私營化只是對工人所得權利發動攻擊的一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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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6 07:15:24 |显示全部楼层
打擊工會

  1980年10月,主演過電影《邦佐的壞時光》的前明星——不久就將成為第一個曾擔任過工會領導人的美國總統,里根——寫信給支持他競選總統的少數工會組織中的一位主席時說“請你放心,一旦我當選總統,我一定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驟,給你的會員們提供可能得到的最先進的設備,調整職工的層次與工作日,以便使他們相應地得到最大程度的公共安全。……我向你保證,我的政府將與你們攜手共事,來實現美國總統與你們會員之間相互合作的精神”(阿克曼,第110頁)。這個工會組織就是航空控制專業人員組織。10個月之後,1981年8月3日,里根下令解雇了這個組織1萬1千名全體成員,這個工會的領導人都帶著鐐銬被粗野地投進了監獄。打擊工會一直是里根處事方式的特點。航空控制專業人員組織主席羅伯特·波立本來應該更多地注意他的候選人的演說,而不是去注意他信里寫的什麽。1980年4月23日,里根曾說道:“我們應該密切注視是否應當對工會組織進行限制,就像用反托拉斯法去限制企業一樣。勞工力量已變得如此強大,他們是在全行業基礎上與資方進行討價還價。我已考慮了一段時間,他們應受到與施加於工商企業的同等限制”(阿克曼,第101頁)。里根還沒有嘗試用反托拉斯法去對付工會組織,也沒有提出廢止最低工資和其他保護勞工的法律(盡管他從來沒有停止公開指責這些法律),但是他用其他方法懲罰了工人。

  航空控制專業人員組織事件是個典型例子。此事可追溯到70年代初期,當時聯邦航空局己斷定控制塔台上的士氣不佳。一份1978年的專家報告書責備了苛刻的管理辦法(航空控制人員對監督者“限制自由”的評價,比士兵對軍官的評價還低)。這個報告提出一項由“工會和管理當局共同合作,提高工作活力的方案”。聯邦骯空局采納了這個方案,因而避免了一場預料中的罷工。

  1978—1981年間航空運輸增長了五分之一,控制人員或設備卻沒有任何增加。為了移動飛機就不得不扭曲規章和冒生命危險。像這樣過度緊張的工作是要付出重大代價的。控制人員得潰瘍病的比率高於其他大多數人,並且有許多人成為酒徒。盡管工作25年以後可以退休(如果超過50歲,工作20年就可以退休),但只有11%的人做滿這樣長的時間,半數的人因病而退職。

  里根在聯邦航空局打擊罷工的計劃里加進了兩個新辦法。一個是立即解雇(卡特也曾打算以解雇相威脅),另一辦法是制定一項極為重要的減少飛行的計劃以減輕對控制空運的壓力。這個計劃還可以使主要航線得以減少虧損,因為那些航線正苦於飛機容量過剩大約50%和新近放松管制後來自其他經營者的降低價格的瘋狂競爭。罷工失敗後,新的空運控制人員不得不簽署同意不參加工會行動的協議。

  政府對航空控制專業人員工會組織的處理辦法,威脅著其他國營部門的職工。在私營部門,工人被迫以降低工資、凍結工資、過早調整現行合同和放松了的勞動規章等形式向資方做了重大的讓步。1982年在貨車運輸業出現了最大的工資讓步:不再普遍增加工資,生活費的調整既低於過去(只能彌補通貨膨脹率的一部分即70%),也不得經常進行。汽車制造業工人接受了這樣的合同,即不再普遍增加工資和推遲調整生活費(在這種情況下,只能得到90%的保護費)。勞動規章的重大改變,也被接受了。這也許是更有深遠意義的事——它加速了已經發生的變化過程(見第十七章)。《商業周刊》報導了鋼鐵工業、汽車制造工業、鐵路運輸業、肉類加工業、橡膠工業,航空運輸業、建築業以及其它工業的很多實例,即通過增加職責和合並工藝使工作範圍“擴大”,以及資方在采用新技術後在規定工作時間和改變人員配備上取得更大的靈活性。一個觀察家評論道:“你可以退回到任何一次經濟衰退中去,找到有工會組織的企業更放肆地追求勞動控制的例子,但是你只有回到30年代經濟大蕭條時才能找到眼下出現的追求勞動控制的如此多的事例”(《商業周刊》1983年5月16日)。

  撒切爾在她執政的頭兩年對待政府部門工會組織的辦法,同里根對付航空控制專業人員工會組織的辦法截然不同。1979—1980年,她批準了一系列大幅度提高工資的解決辦法,這是前工黨政府建立的類似做法的結果。甚至在1981年,一些勢力較強大的政府部門工會也贏得了很大的成功:礦工和自來水工人均增加工資9%,消防人員人均增加工資10%,地方政府工作人員增加工資了7.5%。只是在1982—1983年,政府才有準備地安然渡過了一次自來水工人罷工和兩次鐵路工人罷工。盡管制定了在1976—1984年間裁減15%文職人員的目標,但在頭18個月中,撒切爾卻幾乎沒有裁減過一個多余的行政人員。早期私營化運動主要集中在那些很少有工會反對活動的公司,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國國家石油公司,英國航天公司和電訊局。那些本來是私營化對象的但預料將會有強烈反抗的企業,如英國航空公司和英國電信公司一開始就被擱起來了。一眼就可以著出,這種情況同政府的整個激進方針是很不一致的。

  對這種情況的解釋是,要力圖避免國營和私營部門工會聯合起來反對政府。1970—1974年,就是這種工會聯合行動曾反對希思領導的前英國保守黨政府的政策,並最終導致希思政府下台。從那以後,國營部門的工會勢力已經增強,並成為1978—1979年冬季罷工浪潮的先鋒。所以在失業已經把私營部門工會削弱到足以防止他們對國營部門里的兄弟姐妹們作有力支援之前,對國營部門工會要慎重對待。而對於1982年以前的情況是否已經如此還不能作出判斷。

  希思政府的教訓同樣也體現在對待私營部門工會的方針上。他們的策略集中於以立法來限制工會的權力,把權力從工廠轉移到國家手中,準許雇主到法院去控告工會破壞新限制規定的行為。雇主普遍不願利用這種立法手段,並且直到希思政府執政末期,雇主同盟——英國工業聯合會的總裁仍在明確地譴責這一方針。在利用這種法律手段的少數場合,工會住往拒絕履行法院的判決,而政府只好被迫讓步。

  撒切爾夫人從希思的慘敗中得出兩個主要的結論。其一是立法手段作為一種調整勞資關系的武器其作用是有限的。所以她決定在用其它方法削弱工會組織以前,不進行重大的法制改革,換句話說,她把反工會的立法主要是看作在用其它手段達到改變勞資力量對比時起支撐作用的方法,而不是作為改變這種力量對比的首先采用的手段。

  1980年和1982年的就業法要比希思的勞資關系法溫和一些。第一次立法還規定可為舉行秘密罷工的投票和選舉提供資金,但是,是否使用這種方法由工會決定。它限制工會在罷工期間設置的糾察人員不得超過6人,並取消了從豁免到民事訴訟的幾類次要訴訟。最後,第一次立法規定,在一座現在只雇用某一工會會員工人的工廠里,將工人開除工會或拒絕工人參加工會都是非法的,同時,成立這種只雇用某一個工會會員的新廠,要求這一工會的會員必須占全廠工人的80%以上。

  第二次就業法案規定行業糾紛的定義和範圍,不包括工會之間和政治上的爭議,並使得工會要對他們的代表的非法行為負責,除非這些行為明顯地與工會無關。這個法案還宣布規定只雇用工會會員的商業合同是不合法的,並要求對於只雇用某一工會會員而被開除的工人給予補償,但在一些主要問題上,如宣布只雇用某一工會會員的工廠為不合法,將非正式的罷工視為非法或要求協商合同應受法律約束,這一法案並沒取得什麽進展。

  勞工大臣詹姆斯·普賴爾在總結了希思政府三個方面的教訓時說:“保守黨沒有打算使自己卷入到試圖通過雇主們要求我們通過的法律,然後又不去執行的困境中去。……如果我們現在采取某些行動表明我們僅僅是以反保守黨政府的姿態再次與工會聯合,那將是大錯特錯了(《商業周刊》1979年4月16日)。

  繼而采取的“溫和再溫和”的策略非常有效地起到了分裂工會運動的作用。1983年大選後不久,印刷工會,即英國全國書畫刻印協會,由於它的會員試圖阻止一家工廠只雇用單一工會會員而采取的行為,被這家小雇主控訴於法院。在以格外強硬的警察行動來對付工會設置的大量糾察員之後,法院對全國書畫刻印協會強行課以總數達50多萬英鎊的罰款,並下令凍結該協會的全部財產。英國工會理事會面臨是否全力支持這個工會組織與政府鬥爭的困境。工會理事會會議匆忙作出支持這一鬥爭的決定,但法院卻不予理睬,隨後工會理事會同意只支持合法行動。這就剝奪了全國書畫刻印協會為取得罷工勝利而可能采取的任何方法。這對政府來說是一次重大勝利。但是法律措施只是對政府主要策略起了輔助作用。為了改變私營部門勞資間的關系,政府采取了“雙刃劍”的策略。其主要目標是大規模的工業工廠——即那些廠一級的工會組織最強大,並使雇主在工作程序和操作標準上作出了最重大讓步的工廠。

  這把利劍的一邊是強制性的懲戒。政府利用了其在英國雷蘭德汽車公司里占多數股的地位試圖並且顯示了:甚至在像汽車工業那樣有強大的工廠工會組織的陣地上,強硬的新型的管理方法也能夠達到目的。一位觀察家作了如下的概述:“政府宣布要獲得持續的財政補貼要靠在減少虧損方面取得令人滿意的成效。雷蘭德汽車公司管理部門的目的在於單方面地控制基層車間,以便減少技術工人和非技術工人配備過多的現象並引進節省勞力的機器,特別是焊接和噴漆工藝方面的機器。他們的方法是,向車間工人直接傳達工作要求。威協說要開除那些要罷工的人,並警告說:如果引起政府撤消補貼,就關閉工廠。如果工會號召罷工,就從勞動大軍中挑選工人。1980年2月和4月,英國運輸工人工會和英國機械工人混合工會(後者情緒不高)先後號召罷工,遭到了大多數人的拒絕。從那以後,資方一直實行一種單方面控制的體制(雖然各工廠之間有些不盡一致)。結果是:降低了熟練工人的職業界限;提高了裝配線上的勞動強度,尤其是大量地減少了多余的半熟練和不熟練工人”(索斯凱,1984年,第26頁)。

  這把利劍的另一邊是猛烈的通貨緊縮。迫使那些本來願意和工廠工會組織商議“君子協定”的經理們,只得按雷蘭德汽車公司的樣板行事,同工人努力進行面對面的較量。

  所有與工會較量、繞過工會、降低工會的合法地位、或者以大量解雇工人來削弱工會組織的企圖集中到一點,就是實行從根本上改變舊的共同意識的參數的策略。自由工會有效地行使代表權的權利本身就是原先共同意識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但是由於強大的工會對於工人來說始終是共同意識的其他部份——就業和福利服務的保護者,削弱工會的重要性現在更普遍地認識到了。

  政策見效嗎

  對撒切爾主義和里根經經濟學作出最終評價,還為時過早。但是可以指出以下幾點:

  首先,激烈的通貨緊縮對利潤率帶來的好處似乎只限於眼前。1981年英國制造業的生產率確實引人注目地上升了10%,但這僅僅補償了幾個月以前經濟衰退間的下降幅度,當時產量下降之快使企業來不及著手解雇工人。把第一屆撒切爾政府的4年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制造業生產率年增長3.1%,比前工黨政府執政時1.4%的年增長率要高,然而這不是大量投資和較快引進新技術的結果。1982年英國在戰後第一次出現制造業新投資低於通常的舊設備報廢水平的情況。所以固定資本存量下跌,如果把由衰退導致的強行合理化所造成的額外報廢計算在內,其下跌的幅度是相當大的。

  所以生產率的增長主要是通過對效率低的領域進行合理化和實行提高工作強度、改組生產的計劃而取得的。少數公司聲稱已經取得可觀的效果,其中引人注目的是英國鋼鐵公司和雷蘭德汽車公司,它們利用國家所有制取得很好的效果,辦法是威脅工人,如果不接受管理局的計劃,就關閉工廠。在進行了4年“撒切爾試驗”以後,現在還不清楚這些情況是不是一種更為普遍的進程的先導。有些生產率增長僅僅是靠實現了一種更集約地利用生產能力的改進而取得的。1981年的一個調查表明,企業只須增雇工人20%,產量就能增加10%。在產量下降的1979—1982年間,實際工業利潤下降了19%。1983年扭轉過來了,當產量稍有增長時,利潤增加的速度卻是工資增長的3倍。但是這時的利潤率仍低於60年代的水平。

  1983年,以庫存和消費者支出的增加為基礎,美國的生產有了明顯的恢覆。頭三個季度利潤回升的速度大約是以前的平均回升速度的兩倍,反映了工資的緩慢上升趨勢以及許多企業在過去困難的4年中對降低成本所作的努力(摩根保險信托銀行的調查報告,1983年11月,第6頁)。經過計算,1983年生產率大約增長了3%左右,反映了在70年代生產停滯下後“成本的降低”,它是對進口貨不斷增長、廢除管理規章以及經濟衰退的反應(同上,第11頁)。但是1983年利潤率的上升,不過是扭轉了前一年的下降,生產率還遠遠低幹高水平,這就使人們懷疑,企業的投資是否會躍增到足以保持產量和生產率恢覆勢頭所需要的程度。

  里根經濟學的實施中有一個重要方面,與撒切爾夫人熱切支持的緊縮政策截然不同。當其它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正忙於削減政府的總支出和增加稅收時,里根卻在推行供應學派削減高收入者的稅收和增加軍費的政策,使得1982—1984年期間用於促進美國經濟發展的政府支出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2.1%。美國政府的赤字從70年代末期微乎其微的數字上升到發達本資主義國家的平均水平,即占國內總產值的4%。預計還會進一步增加。在財政上受保守的銀行家控制的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不得不出面制止擴張,他們極力壓縮信貸,並把實際利息率保持在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上。由於對防止資金外流無法進行嚴格控制,其它國家只能跟著提高他們的利息率而別無選擇。所以當其它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出口從高值美元中獲利時,高利率就成為其它地區經濟回升緩慢的一個合適的理由。

  最後,重要的是要搞清楚,成功是由什麽構成的。這並不是政治家和金融評論員們通常引述的那些準則。通貨膨脹並不是根本的問題,主要基於增加庫存、住房貸款和消費信貸而取得的微小回升幾乎也不相幹。真正的成功是由於進行有利可圖的生產和持續積累而重新建立的條件所構成的,這些條件包括對勞工運動給予嚴重打擊以便足以阻止勞工運動在積累上升和經濟條件大幅度改善時進行有效的反擊。到1984年初,還未能做到這一點,現在還看不到更加擴張的政策的總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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