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词典

傑瑞米柯賓

自然

　　人們可能會這樣想，由於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唯物主義，所以“自然”這個範疇也就不成其為問題了，然而事情遠非如此。在馬克思早期的筆記中就包含了對抽象的唯物主義的批判，以維護一種把注意力放在人類工業上的唯物主義。自然是獨立地存在的，但是對於人類來說，只有通過人類勞動的一種轉換關系，自然才顯示出其性質和意義。勞動既非自然，又非文化，而是它們的母體。因此，盡管沒有任何馬克思主義者會樂意被稱為“唯心主義者”（這個綽號通常被用來批判那些強調馬克思傳統中的黑格爾思想成分的人），但是也很少會有人希望馬克思主義的自然主義不具有批判的性質。
　　對於人類來說，自然是供其利用的事物，而不是為自然本身服務的力量。人們試圖發現自然的本身的規律，其目的在於征服自然，使其服從於人類的需要，即成為一種消費對象或生產手段。“工業是自然界同人之間，因而也是自然科學同人之間的現實的、歷史的關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頁。》）把自然加以歷史化的方法，是布哈林、盧林奇（早期的）、葛蘭西以及法蘭克福學派的論著的特點。這種方法可以用盧卡奇的話來歸結如下：“自然是一個社會的範疇。這就是說，在任何社會發展階段上凡是被認為是自然的東西，這種自然都是跟人發生關系的，同時無論自然在跟人發生關系中所表現的形式即自然的形式是什麽，它的內容、範圍和客觀性都是受社會制約的”（見“參考書目” ⑤，第234頁）。
　　但是，在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中，至少有兩種思想成分在自然觀方面傾向於縮小人類歷史和人類目的的中介作用。第一種——辯證唯物主義——源自於恩格斯，它在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中得到發展並成為蘇聯哲學的官方正統學說。這種方法主要不是從人類社會的中介作用出發來考察自然，而是把馬克思主義的概念和範疇加以本體論化，從而使自然不成其為人類對不可知的實體進行改造的東西，而是成為一種能夠直接地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中表達出來的東西。如果我們順乎自然並且對它的真實的範疇不加歪曲的話，社會主義就有了保障。第二種思想成分跟辯證唯物主義有密切的聯系，但具有更多的實證主義的因素，把它稱為實在論比較合適。它的追隨者們會否認他們把辯證法的範疇本體論化，會對那種認為自然範疇和知識範疇會一一相符的說法提出某種不同看法，列寧、巴斯卡爾和蒂姆帕納多的哲學論著都屬於這種傾向之列，他們的作品具有注重自然科學和以自然科學的模式為基礎的社會科學的特點。
　　對以上所探討的三種傾向性的特點可以概括如下：第一個集團把他們的哲學奠定在一種對自然的概念進行人本主義的批判的基礎上，並從這點出發來對自然科學、生物學和人文科學的概念和假設進行研究分析。辯證唯物主義的集團則把關於自然和科學的概念納入一套辯證法規律之中。至於實在論者，他們傾向於通過自然科學的方法和設想來考察自然的概念，並且把人文科學奠定在生物學的發現之中。




參考書目

① 羅依·巴斯卡爾：《科學的實在理論》，1978年英文版。
② 尼·布哈林等合著：《科學在十字路口上》（1931），1971年英文版。
③ 馬丁·傑伊：《辯證法的想像》，1973年英文版。
④ 大衛·佐拉夫斯基：《蘇聯馬克思主義和自然科學（1917—1932）》，1961年英文版。
⑤ 喬治·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1971年英文版。
⑥ 赫伯特·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1964年英文版。
⑦ 阿爾弗萊德·斯密特：《馬克思的自然概念》（1962），1971年英文版。
⑧ S.蒂姆帕納多：《論唯物主義》，1976年英文版。


需要

　　參看人的本性條目。


否定

　　在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上，否定不是象形式主義分析哲學在傳播中所說的那樣，僅僅是一種“表示不同意”的精神行為。它首先指的是這種否定的思想過程的客觀依據，沒有這種依據的話，那麽“表示不同意”就成為人的好惡的隨心所欲的表現，而不成其為認識過程的一個不可或缺的要素。可見，否定的基本含意是由它作為一種客觀發展的內在辯證要素的性質所限定的，這種要素包括：“形成”、中介以及轉化。
　　作為客觀過程及其發展和轉化的內在規律的一個完整要素，否定是跟肯定不可分割的，由於可體會到斯賓諾莎的如下格言仍未失去時效：‘omnis determinato est negatio’——一切規定都是否定，而一切“更替”出自於“保留”。黑格爾則說：“直接的東西依照這個否定的方面，便在他物中沒落了，但這個他物在本質上不是空洞的否定的，不是那被當做辯證法的通常結果的無，而是第一個的他物、直接東西的否定；因而，它被規定為中介物，一般說來在其內部包含著第一個東西的規定。所以，第一個東西本質上也潛藏和保存在他物之中”（見“參考書目” ②，下卷，第476頁）。列寧完全同意這種觀點，他在評論上述段落後寫道：
　　“這對於理解辯證法是非常重要的”。“辯證法的特征的和本質的東西不是單純的否定，不是徒然的否定，不是懷疑的否定、動搖、疑惑，——當然，辯證法自身包含著否定的因素，並且這是它的最重要的要素——不是這些，而是作為聯系環節、作為發展環節的否定，它保持著肯定，即沒有任何動搖，沒有任何折衷。”（《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195頁）。
　　費爾巴哈傾向於以一種片面的方式來過分地強調肯定性，同時又想入非非地把直接性注入被他嚴加拒絕的黑格爾的中介和“否定的否定”之中。與此相對照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則賦予否定以一種非常重要的作用。恩格斯認為“否定的否定”是一種普遍的“自然、歷史和思維的發展規律；這一規律，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在動物界和植物界中，在地質學、數學、歷史和哲學中起著作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81頁）。他還在他的《自然辯證法》中很詳盡地探討了這一疑難問題的各個方面。同樣地，馬克思也堅持認為這一規律在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說：“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於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資本論》第1卷，第832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因而，通過否定的否定，先前的“肯定”要素並不是單純地重新出現。它是跟一些否定的要素一道，在一個性質不同的更高的社會歷史發展水平上得到保存和更替。按照馬克思的看法，肯定性從來就不可能是一種一往直前、不存疑難、沒有中介的混合物；也沒有具有某種否定性的單純的否定能夠產生一種自立的肯定。這是因為任何特殊的否定都必然依賴於它所否定的對象，而隨後出現的結構則仍然依賴於先前的結構（參看《經濟學哲學手稿》）。同樣地，社會主義事業的肯定的結果，一定要通過發展和轉化的若幹連續的階段來取得（參看《哥達綱領批判》）。
　　薩特對否定的強調則截然不同，這不僅表現在他的作為自由結構的“自為”處於“虛無化”之中（見“參考書目” ④），而且表現在他後來的反思之中。根據這種反思，“局部的總體化的漩渦構成其本身對整個運動的否定”（見“參考書目” ⑤），這就預兆著肯定性的自立結構的最終瓦解。與此類似的是，在批判理論（參看法蘭克福學派條目）中，否定和否定性也占著統治地位。這無論從本傑明到霍克海默來看，還是從馬爾庫塞的《單向度的人》和《否定》到阿多爾諾的“使辯證法擺脫肯定的特征”這一綱領性意圖（見“參考書目” ①，第19頁）來看，都是如此。（參看辯證法條目）。




參考書目

① 西奧多·阿道爾諾：《否定的辯證法》（1966），1973年英文版。
② 黑格爾：《邏輯學》（1812），1929年英文版。
③ 列寧：《黑格爾邏輯學摘要》（1916），1961年英文版
④ 讓—保羅·薩特：《存在與虛無》（1943），1969年英文版。
⑤ 同上作者：《辯證理性批判》（1960），1976年英文版。


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只不過是把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結合起來從事生活的物質條件再生產的一種具有歷史特點的形態。在資本主義時代以前，生活的物質條件的再生產，如同目前世界上許多不發達的國家和地區那樣，是通過非資本主義關系來進行的。從嚴格意義上說，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應包括後資本主義社會在內，然而我們在這里只涉及前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這些制度指的是某種在歷史上先於資本主義發展而存在的社會形態，盡管它們目前在世界範圍內可能跟資本主義同時存在。
　　在馬克思的理論框架中，生產方式指的是生產組織的方式，這特別是從直接生產者和剝削階級之間的關系上來理解。馬克思有時把這種關系稱為“剝削方式”（或剝奪），它指的是剝削階級從生產者階級那里榨取剩余產品的方式。在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這種關系是社會的基礎，它在不同的具體的歷史條件下，決定著政治統治制度、思想意識和文化。直到近年，馬克思主義者仍普遍地把社會發展歸納為經歷過如下五種生產方式：原始共產主義、奴隸制、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以及共產主義。至於社會主義，有人認為是一種生產方式；有人則認為它只不過是後面兩種生產方式之間的一個過渡階段，沒有它自己的獨特而明確的生產關系，因而不能算作是一種生產方式。近年來，這種階段論產生了問題（參看發展階段條目），特別是奴隸制生產方式遭到人們的批判，因為在歷史上充滿了各種性質不同的奴隸制（例如在古代和在新大陸）。
　　確定一種生產方式的核心要素，是把生產者和剝削者聯系起來的社會生產關系（沒有剝削的生產方式即原始共產主義和共產主義顯然不在此例）。馬克思的著作首先關心的是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封建主義生產關系進行論證，而對前者的論證最為突出。相對來說，對歐洲封建主義（參看封建社會條目）的定義的認識還比較一致；它的特征被概括為在自給自足的生產單位（封建領地）中農民或農奴作為一個階級被人用超經濟的強制手段束縛在一塊塊他們賴以生存的土地上從事耕作，並且被迫把剩余產品繳納給地主。但是，我們今天在使用地主這個術語時應當慎重，因為從現代的法律的意義上說，把剝削階級的土地所有制定為封建所有制是沒有必要的，而且在社會上也是不通用的。
　　在確定其他幾種生產方式（包括過去的和現存的）的特點方面，則存在著不那麽一致的意見。把從古希臘到羅馬滅亡這段時期地中海盆地所具有的那些特征的生產方式定為古代生產方式（見“參考書目” ③，同時參看古代社會條目），這種概念會被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所接受，然而，再進一步就很難達到一致的意見了。特別是在有關落後的國家方面，許多假定的生產方式都沒有在馬克思主義者當中得到普遍的接受，諸如血緣生產方式（見“參考書目” ⑧），殖民地生產方式（見“參考書目” ①和⑦，盡管這兩位作者的用詞有所不同），以及最負盛名的安第斯山生產方式。比這種試圖說明具體的社會生產關系的看法更為基本的，是關於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能否以其內部矛盾來說明的爭論。這個問題就是說，這些生產方式在其內部再生產的過程中是否已經繼承了傾向於破壞同一再生產過程的不穩定的力量。
　　當然，這就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所作的論斷。馬克思通過圖解說明，資本的集中和無產階級的發展，在逐漸地瓦解著資本主義，從而創造了資本主義被工人階級所推翻的條件。至於是否所有的生產方式都具有同樣的矛盾，這是一件有相當大的爭論的事情。正如人們可以從任何革命和思想發展中所看到的那樣，馬克思的思想在一段時間里也會發生變化，因此，人們無論在這個問題或其他問題上，都可以從他的著作中找到不同的觀點。在人們經常引證的一段話中（參看《〈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馬克思明確地說明一切生產方式（除共產主義外）都會由於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而必不可免地瓦解。恩格斯大體上接受這種觀點。他認為生產力的發展，而且實質上是一種自主的發展，造成了一切社會的變更（參看《資本論》第3卷中恩格斯對“價值規律和利潤率”所作的增補）。
　　馬克思在他的關於印度和中國的論著中，制造了“亞細亞”生產方式這個術語。這種生產方式的特點，除了其他以外，就是對任何變革的抗拒並且缺乏破壞其自身的內部矛盾。這個論斷遭到安德森的廣泛的批判（見“參考書目” ②），今天還有少數人支持它（參看亞細亞社會條目）。至於認為馬克思關於矛盾的分析符合資本主義特點的看法，則流傳得比較廣，這種看法已由科萊蒂令人信服地加以論證（見“參考書目” ⑥）。根據他對馬克思的解釋，資本主義的矛盾源自於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對立，這種對立表現為商品拜物教，在這里剝削的社會關系是作為形式上平等的關系被投影在上層建築上。其結果是使得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階級鬥爭不僅具有對抗性，而且從其天生不穩定的意義上看，還具有矛盾性。如果科萊蒂的這種論斷是正確的話，那麽就不可能從對資本主義的分析中引申出有關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沖突的一般理論來。
　　盡管如此，科萊蒂的論斷仍然認為，階級對抗至少可以有力地說明一切階級社會的特征。在這種常理的基礎上，人們斷言在直接生產者和剝削階級之間的沖突乃是一切生產方式的基本活力所在（見“參考書目” ④、⑤）。布倫納認為，正是這種沖突而不是生產力的發展，決定了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再生產過程，並且使它們解體並轉變為一種新的生產方式。
　　現階段的理論和實踐對於什麽是資本主義，什麽是封建主義，也許還有什麽是“古代”生產方式，一般的見解比較一致。如果說有不太一致的意見的話，那就是在關於還可能有什麽其他的生產方式，特別是關於如何說明不發達國家的社會形態方面。後一個方面表現為人們在關於落後國家實行資本主義轉化的可能性及其實質的問題上展開廣泛的爭論（參看帝國主義；依附理論；不發達和發達等條目）。




參考書目

① H.阿拉維：《印度和殖民地生產方式》，載米里班德和沙維爾合編《社會主義記錄》，1975年英文版。
② P.安德森：《專制國家的世系》，1974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從古代到封建制的歷程》，1974年英文版。
④ 沙爾·貝特爾海姆：《蘇聯的階級鬥爭》第1卷，1974年法文版。
⑤ R.布倫納：《資本主義的起源——對新斯密派的馬克思主義的批判》，1977年英文版。
⑥ L.科萊蒂：《從盧梭到列寧》（1968），1972年英文版。
⑦ P.P.雷依：《階級同盟》，1973年法文版。
⑧ 同上作者：《血緣生產方式》，1975年英文版。

傑瑞米柯賓

資本有機構成

　　隨著機器和機器生產的發展，勞動過程在資本追求剩余價值（參看資本；剩余價值條目）的過程中不斷地發生變化。機械化使一個工人能夠在一定的時間內生產出更多的使用價值，這就意味著每一生產出來的使用價值的價值下降了（參看使用價值；價值條目）。然而，要生產出更多的使用價值，只有相對地增加一個工人能夠在一定時間內將其變為產品的生產資料的數量，這反過來也就意味著在用於生產出一定的產量的生產資料單位上所需要的工人人數的減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率的提高通常就等於與使用生產資料相聯系的工人人數的減少。生產資料的數量和使用這些生產資料所需要的勞工之間的比率，稱為“資本技術構成”（TCC），它從使用價值上看就是資本有機構成。由於沒有辦法對各種各樣的生產資料和具體的勞動力進行衡量，TCC只不過純粹是理論上的比率，它的提高跟生產率的提高是同樣的意思。
　　資本有機構成當然是可以從價值上來衡量的，但其結果絕不是一種簡單的概念（這種概念往往是被歪曲的）。如果價值毫無問題地反映使用價值的話，那麽生產資料對勞動力的比率的提高，同時也就意味著在價值上固定資本對可變資本的比率的提高。但是，由於生產率的提高使價值降低，因此這一點對於從價值上來看資本有機構成究竟意味著什麽，還完全不清楚。舉例來說，隨著生產資料數量的增長，生產資料的單位價值下降了，而把這兩者放在一起的產物——不變資本——可能增長，也可能減少或維持不變，這要看具體的數量而定。在這種框架結構內，那些認為資本有機構成在價值上必然會提高的人，他們的論斷勢必淪為一種沒有實質內容的東西，除非是從一種含糊的形而上學的觀點出發去看待資本的實質。
　　然而，這個問題是很重要的，因為從價值上考察資本構成的動態，是馬克思對於工業周期、工資運動、失業以及利潤率的分析（參看積累；利潤率下降；勞動力後備軍；工資等條目）的中心。我們在這里要依據弗埃和哈里斯所提出的見解（見“參考書目” ①、 ②）來說明問題，因為他們的見解是不含糊的，而且是跟馬克思的分析相一致的（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23章，第3卷第8章）。馬克思把“資本有機構成”（OCC）定義為資本技術構成（TCC）的價值反映（按：馬克思認為，“由資本有機構成決定並且反映這種技術構成的資本價值構成，叫做資本有機構成”——譯者）。在這里，投入（生產資料和勞動力）是以它們的“老的”價值來估算的，並且從生產率提高而引起的價值變化中提出抽象的概念。由於OCC的變化只不過是TCC的變化的價值反映，所以OCC的變化是跟TCC的變化直接成比例的。與此相對照的是，“資本價值構成”（VCC）是TCC的價值表現。在這里，投入是以現行的或“新的”價值來估價的。VCC和OCC之間的差別，反映了由於生產率的提高而引起的價值變化（可參看斯迪德曼的指數，見“參考書目” ③，第132—136頁）。因此，TCC的提高總是引起OCC的提高，但其總的效果只不過是在VCC中記錄下來，它可能提高，也可能不提高。
　　那麽，這些範疇是怎樣使用的呢？通過從一切資本所共有的東西——它們的自我增值的能力——的角度出發來對積累進行分析，馬克思說明了相對剩余價值是如何通過機器的采用（TCC的提高，它使生產力不斷地發展，參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條目）來取得的。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工人使用更多的原料和運用更多的機器，投入的價值得到積累。與此同時，由於生產率的提高，產出的單位價值下降了。至於確切地說這些價值是如何下降的，這決定於在生產中形成的價值是如何地在交換中實現的（參看競爭條目）。但是，由於調整是需要時間的，所以在從先前的生產過程中產生的投入價值（OCC）和根據現有生產過程中出現的價值來進行計算的這同一投入價值之間（VCC），便出現了差異。對於大規模的固定資本來說，這種差異可以表現得特別明顯。“老的”價值必須在某種程度上根據現行價值進行調整（即貶值），如果這種差異是特別明顯的話，那就可能使積累過程發生突然的中斷（參看經濟危機條目）。因此，馬克思關於資本構成的各種概念，不是用來說明一些沒有時限的、四平八穩的增長過程，而且適用於一種辯證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價值關系的實質（通過生產力的發展不斷地增值）不斷地遇到這些關系的存在形式（如許多資本實行競爭）的障礙，而調整可能時而中斷。
　　以上的論述也提示我們，為什麽那麽多的馬克思主義者會在各種資本構成的問題上感到困難。這是因為增值過程包含資本的整個周轉過程，即生產和流通兩者。流通不是生產的一種附帶現象，但是也不能把資本一般地歸結為許多相互競爭的資本。因此，生產價值的形成和這些價值在競爭中的實現，會涉及各種矛盾的決定因素；而各種不同的資本構成，便是旨在抓住這些真正的矛盾的範疇（有關這個問題的最近的爭論見“參考書目” ① ④；同時參看矛盾；辯證法條目）




參考書目

① 本·法恩和勞倫斯·哈里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的爭論問題》，載米里班德和沙維爾合編《社會主義記錄》，1975年英文版。
② 同上作者：《重讀〈資本論〉》1979年英文版。
③ 伊恩·斯迪德曼：《斯拉法以後的馬克思》，1977年英文版。
④ 伊恩·斯迪德曼等：《價值的爭論》，1981年英文版。


有組織的資本主義

　　這個詞是由魯道夫·希法亭在他從1915年至20年代中期發表的文章中使用起來的，試圖來說明資本主義社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發生的變化；它大體上是在《財政資本》（1910年）一書中已經勾劃出來的思想的發展（參看奧地利馬克思主義條目）。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被認為具有以下特征：（= 1 \* ROMAN I）由於大公司和銀行占統治地位和國家在調節經濟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加強，經濟計劃得以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采用；（= 2 \* ROMAN II）這種計劃擴大到國際經濟中去，導致資本主義國家關系之間出現一種“現實的和平主義”；（= 3 \* ROMAN III）工人階級對國家的關系也要作必要的轉變，這意思是說，現在工人階級的目標應當是把那種由大公司所計劃和組織的經濟轉變為一種由民主的國家所計劃和管理的經濟。希法亭的這種想法在當時受到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家（其中包括布哈林）的批判，他們認為它誇大了資本主義在戰後的穩定性並且鼓勵了改良主義的政策。然而，在過去10年中，它又重新引起人們的注意；我們可以看到它跟近來關於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一些說法有某種近似之處。




參考書目

① 吉爾德·哈爾達克和狄特爾·卡拉斯；《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簡史》（1975），1978年英文版。
② 魯道夫·希法亭：《階級的事務合作？》，1915年德文版。
③ 同上作者：《當代的問題》，1924年德文版。
④ H．A．溫克勒編：《有組織的資本主義──前提與開端》，1974年德文版。


東方專制制度

　　參看亞細亞社會條目。


生產過剩

　　這是這樣一種情況，即各種單個的資本、工業和部門在它們的整個產品的銷售上遇到困難，從而引起總產量超過總需求的普遍狀況。在資本主義競爭的無計劃性的條件下，產品的產量和需求相適應、資本家的計劃得以實現、從而使一切部門達到平衡這樣一種狀況，只不過是偶然發生，或者是在理論上的理想化而已。生產過剩是危機的伴侶，但要說它是危機的原因，則有所爭議。古典派和新古典派的政治經濟學所依據的薩伊定律，否認生產過剩有持續的可能性，並且認為通過在利潤率不平衡的指導下進行活動的資本的運動，經濟是有能力實行自我調節的。主張生產過剩的理論家們則認為，危機開始於在一個部門中生產對需求的過剩，然後擴大到其他部門中去，形成越積越多的不平衡，而不是使平衡得到恢覆。杜岡—巴拉諾夫斯基曾運用馬克思的擴大再生產的公式（參看再生產公式條目）來演算出由兩個部門的產量不平衡而導致普遍的生產過剩的例子。對再生產公式的這種運用目前仍有人繼續研究，然而它並沒有能夠根據資本主義的表現（單個的或集體的）來解釋危機的始因，從而仍有爭議。（參看經濟危機；消費不足條目）




參考書目

① 保羅·斯威齊：《資本主義發展理論》，1942年英文版，第10章。

潘涅庫克，安東尼

　　1873年1月2日出生於荷蘭的瓦森，1960年4月28日在荷蘭的瓦赫寧根逝世。曾在萊頓大學攻讀數學，並於1902年獲天文學博士學位。在萊頓天文台工作，直至1906年，以後在阿姆斯特丹大學任教，1932年成為該校天文學教授。自1906年至1914年，潘涅庫克居住在德國，在這里他成為德國社會民主黨（SPD）左翼的領導成員，並在柏林黨校任教，直至受到驅逐出境的威脅；他還為《新時代》雜志撰過稿。他的馬克思主義有兩個特點。第一，它是直接從自然科學，並通過研究被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一書第四章）譽為獨立發現“唯物辯證法”的、自學成才的工人約瑟夫·狄慈根（1828—1888）的著作而發展起來的；它尤其側重於弄清楚科學和馬克思主義，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和達爾文主義之間的關系（見“參考書目” ①）。第二，在政治行動領域，它提出一種通過工人委員會（見“參考書目” ③）而使工人階級革命地自我組織起來的理論。1920年，潘涅庫克正是從這一立場出發和第三國際的政策決裂的，後來和科爾施、哥爾特一起成為“委員會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見“參考書目” ④）




參考書目

① 安東尼·潘涅庫克：《馬克思主義和達爾文主義》（1909），1912年英文版。
② 同上作者：《天文學史》（1951），1961年英文版。
③ 謝爾治·布里西安納：《潘涅庫克與工人委員會》，1978年英文版。
④ D．A．斯馬爾特：《潘庫涅克和哥爾特的馬克思主義》，1978年英文版。


巴黎公社

　　對1871年巴黎公社的分析，在馬克思各種著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例如組成《法蘭西內戰》一書的幾篇宣言（以及1891年恩格斯寫的導言）；在列寧的著作中也是這樣，特別是《國家與革命》（1917年）。考茨基在《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1919年）中，以及托洛茨基在為塔列爾的《巴黎公社》所寫的序言（1921年）中，都部分地對巴黎公社提出了有爭議的解釋。
　　歷時兩個月的巴黎公社並不是什麽有計劃行動的產物，也決非得力於什麽個人或具有明確綱領的組織的領導。然而，重要的是，1/3的當選者均是體力勞動者，且其中大部分是第一國際法國支部的活動分子。這個政府的成員是由巴黎選民在巴黎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意外地掌握國家權力一周之後所安排的一次特別選舉中產生的。這一事件發生在3月18日，當時法國臨時政府在其部分部隊和民眾舉行聯歡之後，匆忙地撤出了首都。
　　馬克思認為，“公社以其審慎溫和著稱的措施，只能適合於被包圍城市的情況。……它所采取的一些特殊措施只能表明通過人民自己實現的人民管理制的發展方向”（《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82—383頁）。在給多梅拉·紐文胡斯的一封信中（1881年2月22日），他重申公社不過是“在特殊條件下的一個城市的起義，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數人根本不是社會主義者，也不可能是社會主義者。”（《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22頁）。盡管公社不是一次社會主義革命，但馬克思仍強調指出它的“偉大社會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82頁）。在馬克思看來，決不應把公社看作是教條主義的模式或未來革命政府的方案，公社是一個“高度靈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舊有的政府形式在本質上都是壓迫性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78頁）。列寧堅持馬克思的這一觀點，強調指出，公社以這種方式為“無產階級專政”作了初步準備；這種專政，正如巴黎公社所表明的是一種能使大多數選民（如工人）對所有機構，包括強制性機構，實行前所未有的控制的國家，是一種最適合於建立社會主義而實現勞動解放的國家。
　　從20世紀20年代初起，馬克思和列寧對巴黎公社上述基本民主性質的關注，是馬克思主義著作研究中最重要的發展；特別是對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所出現的嚴格的一黨制國家進行馬克思主義批評的一個基本部分。（參看蒙蒂·約翰斯通：《公社和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以及政黨作用的概念》，載“參考書目” ①）。近期在公社史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工作上作出重大貢獻的是J·布呂阿的《1871年的政權和國家》，載《社會運動》雜志第79期（1972年4—6月號）。關於主要的經典馬克思主義闡述文選可參看舒爾金德的著作（見“參考書目” ③）。關於近來史學問題的爭論，包括馬克思主義的闡述，則收在利思所編的著作中（見“參考書目” ①）。




參考書目

① J．A．利思編：《公社的形象》，1978年英文版。
② J．羅熱里編：《一八七一年》，1972年法文版。
③ 尤金·舒爾金德：《巴黎公社—左派觀點》，1972年英文版。
④ 布呂阿、多特里、特爾生合著：《1871年公社》，1970年法文版。

傑瑞米柯賓

政黨

　　馬克思和恩格斯從未提出過一套完善的政黨理論，只是在他們的晚年政黨才開始表現為我們今天所熟悉的形式。恩格斯曾把政黨描述為“階級以及階級集團的多少確切的政治表現”《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2頁）。馬克思在《霧月十八日》（第2、3節）中，把法國保皇黨的奧爾良派和正統派之間的分裂歸之為“由資產階級分化出的兩大集團”（地產和金融資本）（《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29頁）。然而他並不認為每一次政黨鬥爭必然反映沖突的經濟利益，而主要是把“意識形態”因素看作是資產階級共和派反對資產階級保皇派的理由。他把法國社會民主派說成是“小資產者和工人的聯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31頁）。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思想和行動中，建立一個獨立的無產階級政黨的主張占有中心的地位。他們認為：“工人階級在反對有產階級聯合權力的鬥爭中，只有組織成為與有產階級建立的一切舊政黨對立的獨立政黨，才能作為一個階級來行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38頁）他們都是聯系不同的組織形式來談論這種政黨的。然而工人階級的理論認識和自覺行動是作為他們政黨概念的永恒因素而相互補充的，但情況不同，結合的程度也不同。這一思想在馬克思、恩格斯為他們從1847年至1852年曾擔任領導的共產主義者同盟起草的《共產黨宣言》中曾作過經典式的表述。在《共產黨宣言》中，他們曾談到共產黨人在理論方面對“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有較清楚的了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64頁）；而這個運動他們認為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自覺的獨立的運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62頁）。
　　第二國際在其1904年的阿姆斯特丹代表大會上，宣稱由於只有一個無產階級，因而每一個國家也只應有一個社會主義政黨。這一階段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基本上反映了一種經濟主義和半宿命論的觀念，即認為這些政黨的不可抗拒的發展是與工人階級的發展及其社會地位增長密切相關的。
　　相反地，在列寧的政黨觀中始終存在一種強烈的行動主義因素。列寧從理論和實踐上都高度重視這一因素。在列寧的著作中，如同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一樣，也可以看到關於政黨不止一個的“模式”，雖然它們全都被設想為致力於把社會主義理論和意識同自發工人運動結合起來的集中的先鋒隊。列寧在這一課題上最著名的著作《怎麽辦？》（見“參考書目” ⑤）指出，在沙皇制度所造成的非法狀態下，建立一個嚴密的、由職業革命家等級森嚴地組織起來的黨最適合於當時的運動發展階段。然而後來為了利用1905年革命以及隨之而來的1917年二月革命所提供的較大程度的自由，他更全力以赴地致力於建立一個基於民主集中制（他第一次在1905年使用這個詞，並強調其民主成分）基礎之上的廣泛的群眾性政黨。這個黨的領導人由選舉產生、對選舉者負責、而且可以罷免。正是圍繞黨的性質問題，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於1903年才第一次發生了分歧。後者批評了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的極端集中主義，第二年托洛茨基（見“參考書目” ⑩）和羅莎·盧森堡（見“參考書目” ⑦）也同意孟什維克的批評並加以擴大引申。
　　在《怎麽辦？》中，列寧效法考茨基提出：“階級政治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給工人，即只能從經濟鬥爭外面……灌輸給工人”（《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76頁）。他區分了“工聯主義意識”和“社會民主主義意識”，前者是工人能自發形成的，後者是政黨灌輸給工人的（參看《列寧選集》第1卷，第247頁，同時參看經濟主義條目）。盧卡奇又把這種區分向前推進了一步，並把由經驗地形成的“心理意識”同被認為是“工人階級及其組織形式，即共產黨的正確階級意識”的“賦予意識”對立起來（見“參考書目” ⑥）。 和這一思想相反（後來盧卡奇也把它作為“基本上是直觀的”和反映“救世主或烏托邦主義”的概念而拋棄），葛蘭西和陶里亞蒂認為，“相信黨不論在奪取政權之前的階段，或者在奪取政權之後的階段……都可通過外部強加的權威來領導工人階級的想法，是多余的。”它只有“作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即把自己和這個階級所有部分聯系在一起”而真正取得成功，才能領導（葛蘭西和陶里亞蒂於1925年起草的《里昂提綱》，載葛蘭西的《政治著作選集》，1978年英文版，第367—368頁）。後來，葛蘭西在獄中寫道，政治變革的首創者（“現代王子”）的作用取決於靠“政黨——把處於萌芽狀態的集體意識集中起來變成普遍的和總體的意志的第一個細胞”（見“參考書目” ①，第129頁）。
　　在蘇維埃俄國於1921年出現了一黨制——造成這種情況是由於歷史環境而不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之後，斯大林把一黨制說成是社會主義的一個必要特征。在1945年以後建立的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中，雖存在不止一個政黨，但共產黨領導人（有時是國家的憲法）堅持認為，這些黨派都必須接受共產黨的領導。歐洲共產主義的各個政黨（參看歐洲共產主義條目）和其他一些共產黨都反對這一觀點，它們主張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多黨制，包括承認和反對黨在法律範圍內所行使的各種權利（參看布爾什維主義；階級意識；國際；馬克思、恩格斯和當時的政治；中介；孟什維主義；工人階級運動等條目）。




參考書目

① 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劄記》（1929—1935），1971年英文版，第二部分，第1章。
② 蒙蒂·約翰斯通：《馬克思和恩格斯與政黨概念》，1967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建立一種新型的政黨——列寧和先鋒隊政黨”，載E.J.霍布斯鮑姆編《馬克思主義史》，1980年英文版。
④ 弗·伊·列寧：《怎麽辦？》（1902），1961年英文版。
⑤ 同上作者：《〈十二年〉文集序言》（1907年），1962年英文版。
⑥ 喬治·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1971年英文版。
⑦ 羅莎·盧森堡：“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問題”，載《羅莎·盧森堡講演集》（1909），1970年英文版。
⑧ 拉爾夫·米利班德：《馬克思主義與政治》，1977年英文版。
⑨ 約翰·莫利紐克斯：《馬克思主義和政黨》，1978年英文版。
⑩ 列甫·托洛茨基：《我們的政治任務》（1904），1980年英文版。


貧困化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分析使他確定了該制度的兩種趨勢：一種是不可避免的或占主導地位的趨勢:比如形成勞動後備軍或利潤率趨於下降，它們按一定的方向引導起反作用的因素，從而使起反作用的因素最終處於自己的支配之下；二是可避免的或可調節的趨勢，不過這種趨勢的無情壓力可以用充分的反壓力的相反趨勢來抵消。
　　在分析工人階級狀況時，馬克思論證說資本主義必然要造成維持一批備用的失業和半失業的勞動力（即勞動後備軍）；這種備用的勞動力，加上盈利能力、競爭和資本流動等因素所造成的限制，必然會使工人的實際工資趕不上生產率的增長。實際上，實際工資與勞動生產率成反比，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實際工資下降，而剝削率卻在上升。勞動生產率與實際工資之間這種不斷擴大的差距，將使資本的能力增大，從而進一步拉大“勞動者的地位與資本家地位之間的巨大差距”。工人階級的相對貧困化是資本主義的固有特征。馬克思指出實際工資所以能繼續提高，是因為它的提高“不會妨礙積累的進展”（《資本論》第1卷，第679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馬克思還得出結論說：“勞動剝削程度趨向提高”不過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在資本主義借以表現的特殊形式”（同上，第3卷，第267頁）。在《雇傭勞動和資本》中，馬克思指出如果生產資本增加，工資也許會增加，但“工人可以得到的享受縱然增長了，但是，比起資本家的那些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為增加的享受來，比起一般社會發展水平來，工人所得到的社會滿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67——368頁）。
　　實際工資的增加一般不會超出上限這一事實，決不會妨礙資本家不斷地盡最大可能地力圖降低實際工資，而調節雇傭勞動力的條件卻對工人絕對貧困化的趨勢規定了客觀的下限。比如，在勞動後備軍多的地方，實際工資就可能甚至下降到低於維持生存的程度，因為當現有的工人“用完”時，新的工人又可以補充上來。然而，在繁榮期間，當某些地區的勞動儲備軍用完了，那末由於缺少立即可以使用的勞動力，實際工資也可能在輸入勞動力的費用或資本流動費用的範圍之內增加起來。更重要的是，通過成立工會和社會立法形式體現出來的工人鬥爭本身，也可以調節資本購買勞動力的條件，而且除危機期間之外，這種鬥爭都可成功地挫敗資本家削降實際工資的企圖。因此，工人絕對貧困的固有壓力是可以在適當條件下排除的。
　　然而，像米克這樣一些現代馬克思主義者卻認為:“無疑馬克思確實預見了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不管絕對工資會怎樣，相對工資（即相對於財產收入的工資）將下降”（見“參考書目” ②，第121頁），但實際上先進資本國家中並不存在相對工資的明顯下降。因此，米克得出這樣的結論，即認為有必要探索出當代資本主義的新的“運動規律”（見“參考書目” ②，第127—128頁）。對當代資本主義新的運動規律有這樣一種看法，即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既不存在“絕對”貧困化，也不存在“相對”貧困化，因此，任何形式的貧困化只限於邊緣地區的不發達國家（通常是宗主國資本發展的產物）。這種看法往往與中心地區的工資壓縮危機論有關（參看經濟危機條目），因為沒有貧困化就等於剩余價值率經常呈下降趨勢。然而，這一觀點的核心是這樣一種經驗的看法，即剝削率不會大幅度地提高。但只要人們稍微注意一下馬克思主義的範疇與反映現代國民收入的傳統經濟範疇之間的區別，這一看法就立刻站不住腳了（見“參考書目 ④）。




參考書目

① J．E．埃利奧特：《馬克思恩格斯論經濟、政治和社會》，1981年英文版。
② 羅納德·L·米克：“馬克思的‘不斷貧困化’學說，載《經濟、意識形態及其它論文》，1967年英文版。
③ R．羅斯多爾斯基：《馬克思的〈資本論〉的形成》（1968），1977年英文版。
④ A．沙克：“危機理論史導言”，載《危機中的美國資本主義》，1978年英文版。
⑤ T．索威爾：《馬克思的“不斷貧困化”學說》，1960年英文版。

傑瑞米柯賓

農民

　　這一詞通常是指那些在土地上從事勞動並擁有其生產資料即農具和土地本身的人。雖然這一詞常常適用於從事土地耕作的一切直接生產者，但也有助於較精確地確定農民的地位和辨別自耕農及其他並不從事雇傭勞動的農業工人。自耕農是土地所有者或是土地的承租者，他們在認為合適的時候可以適當地使用或處置他們的土地及其土地上勞動的產品。作為歐洲封建生產方式的主要階級之一的農奴，是通過非經濟的強制關系而與土地直接聯在一起的勞動者（參看農奴制條目）。隨著前資本主義的社會生產關系的瓦解，那些依然在土地上從事勞動的農奴變成了農民，他們獲得土地的手段是超經濟的方法，即依附於大地主。然而，在象印度和中國這樣的國家中，卻有從其它（非封建的）生產方式中形成的農民。農民的一個主要特點在於它為維持其對土地的占有而必須支付租金或納貢。這既可以采取勞役的支付形式（比如在地主的土地上勞動一定的時間），也可以采取實物或現金的支付形式。決定農民使用土地和進入該社會的經濟社會生活的特定社會關系，取決於社會形態的和這一社會形態範圍內的階級鬥爭的具體特征。
　　農民在發展資本主義中的作用，一直是馬克思主義者和非馬克思主義者們激烈而不斷爭議的主題。在馬克思主義的文獻中，這一爭論集中表現為：農民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範圍之內是否仍然是一個階級？他們是否構成一個獨立的和獨特的生產方式？或者他們是否是不僅體現了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痕跡而且具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特點的過渡性階級？特別是在革命前的俄國，土地的問題或農民的問題由於其政治重要性而成了一個主要爭論點。民粹派和民粹主義者認為農民代表了一種與資本主義相對立的獨特的生產方式。從這一點出發，“農民生產方式”就是一種基於小商品生產的方式，它只有一個階級，因而在農民中間不存在剝削的關系。農民進行生產的組織是以家庭單位為基礎的，而且據認為它代表了一種穩定的生產方式，這種生產方式並不包含會使農民產生內部分化和使這種方式解體的各種矛盾（見“參考書目” ④）。這一觀點的信奉者們往往把農民的生活浪漫化，認為資本主義的趨勢既不會使農業社會解體，也不會在農業社會內部得到發展。鼓吹這種觀點的民粹主義者，反對把農民的鬥爭同俄國無產者的革命鬥爭聯合起來，以極力維持農民的孤立狀態。
　　列寧反對上述論點，明確地駁斥了認為農民生產代表了一種特殊經濟形態的看法。他認為農民經濟是一種過渡經濟，它把封建生產方式的殘余同不斷發展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結合在一起。恰恰由於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其中得到改造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其中得到發展的具體歷史環境是各種各樣的，因而農民的社會關系也可以表現為不同的形式。列寧還把農民生產看作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見“參考書目” ⑩）。他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常常是在農民社會內部通過農民本身的分化而產生的。通過具體分析19世紀末的俄國農民，列寧發現競爭使大部分農民破產，而使少數農民擴大了自己占有的土地。這一進程產生了為維持生存而被迫出賣自己勞動力的貧農階層，和為不斷形成的富農耕種的農業無產者，而那些富農則發展成了農業資本家。處於這兩個對立階級之間的是中農，但他們中的大部分逐漸被驅入貧農的行列，從而成為農業無產者。
　　從上面的分析中，人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前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系殘余消滅的速度和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主要取決於先前存在的生產方式內的階級鬥爭。列寧概括了農業資本主義發展的兩條道路。其一是他稱之為“容克”的道路，這種道路的特點是大地主本身發起運動並指導了這一過渡進程。在這種情況下，大的前資本主義的莊園雖然慢慢被改造為資本主義的企業，但是它們不僅維持其廣大的土地占有制，而且對勞動者的許多控制制度也沒有改變。列寧認為如按這種模式發展，資本主義的成熟將極其緩慢，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許多特征將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繼續存在。他把這種道路同另一種即“農場主”道路進行了比較，“農場主”道路的特點是農民所領導的一場革命，它摧毀了大土地莊園、消滅了奴役關系。這一進程產生了一個人數眾多的擁有小片土地的農民或自耕農階段。農民分化的過程十分迅速，而且資本主義的發展也擺脫了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殘余的束縛，從而使生產力得以迅速發展。
　　雖然是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的階級鬥爭在制約著這種生產方式的滅亡和資本主義的發展，但歷史的事例表明，容克和農場主的道路特征也許並不普遍適用。在英國，凡農民被剝奪掉土地而卻保留了大土地莊園的地方，地主都把自己的莊園出租給使用雇傭工人耕種土地的資本家農場主，這樣，資本家農場主就能利用土地集中的有利條件而使資本主義得到迅速發展。相反，在法國，農民則成功進行了一場完全保有土地占有權的鬥爭，從而使占有小片地產的廣大小資產階級階層長期存在。這種摧毀大封建莊園的方式象英國的方式一樣，證明也非常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見“參考書目” ③）。
　　關於農民的性質及其政治作用的辯論迄今一直很激烈，當前它仍以類似本世紀初俄國爭論的方式在繼續進行。對於迄今依然存在、特別在不發達國家中存在的廣泛的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許多馬克思主義者都在進行理論分析和經驗的探討（見“參考書目” ①和 ②）。這些探討對於分析特定社會形態的農民的具體歷史狀況具有重要作用。顯而易見的是，在許多國家里農民的分化和無產階級化的進程其所以進展相當緩慢，其部分原因是在一定的階段上，保留前資本主義的社會生產關系的殘余卻有利於資本的發展。但是，農民的長期存在從根本上說是由前資本主義關系的力量和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的階級鬥爭所決定的。
　　農民的生產是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之外進行的，因而它並不包含剩余價值的生產，也並不需要利潤生產（見“參考書目” (○,11)11）。此外，環境也許迫使農民接受一種低於雇傭工人的生活水準。這兩種因素表明在一定的歷史時期，農民也許能夠比使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更廉價地生產出糧食。如果情況是這樣的話，那麽受資本控制的國家也許會采取措施保留非資本主義的農民的生產關系（見“參考書目” ⑤）。由於使農民無產階級化並消滅農民的資本主義趨勢同在一定歷史階段利用和加強現存非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反作用的趨勢之間存在著上述矛盾，以及由於農民階級鬥爭的力量，所以農民消失的趨勢並不是直線式的。




參考書目

① 埃德華多·阿切蒂：《拉丁美洲的農民和農業結構》，1981年西班牙文版。
② 羅熱爾·巴特拉：《墨西哥農業結構和社會階級》，1974年西班牙文版。
③ 羅伯特·布倫納：《工業化前的歐洲農民階級結構與經濟發展》，1976年英文版。
④ A．V．查亞諾夫：“關於非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理論”，載D.索納等人所編的《農業經濟理論》，1966年英文版。
⑤ 伊麗莎白·多爾和約翰·威克斯：《國際交換與落後的原因》，1979年英文版。
⑥ 阿薩爾·胡塞恩和基思·特萊布合著：《馬克思主義和土地問題》，1981年英文版。
⑦ 卡爾·考茨基：《土地問題》（1899），1970年英文版。
⑧ 弗·伊·列寧：《社會民主黨在俄國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綱領》（1907），1962年英文版。
⑨ 同上作者：《經濟浪漫主義的特征》（1897），1960年英文版。
⑩ 同上作者：《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1899），1960年英文版。
⑪ 約翰·威克斯：《資本與剝削》，1981年英文版。


資本主義的歷史分期

　　作為一種歷史理論的馬克思主義，不只是運用辯證法闡述一種生產方式過渡到另一種生產方式，而且還涉及每一生產方式內部發生的歷史變化。資本主義，象其它生產方式一樣，也被認為經歷了幾個不同的階段；隨著其內在矛盾的成熟，資本主義的發展不是沿著一條平穩的曲線，而是沿著一條具有不同階段的起伏不平的道路前進的。比如，資本主義到本世紀50年代已達到的階段，就被認為完全不同於資本範例的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這一階段的叫法很多，或者叫做壟斷資本主義（見“參考書目” ①）、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見“參考書目” ②）或者叫做晚期資本主義（見“參考書目” ⑤）。
　　每一種生產方式都有自己的歷史這一思想是歷史唯物主義所固有的，因為社會由一種生產方式過渡到另一種生產方式只能從理論上概括為一種方式的矛盾逐漸成熟以致摧毀它自身並為新的生產方式奠定了基礎。但是這一歷史為什麽要用不同的階段來表述呢？對資本主義作這種歷史階段劃分的原因在於：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生產關系（無論狹義上定義的生產關系，還是作為總體社會關系的生產關系）所采取的形式發生了重大變化。資本主義固有的矛盾，比如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雖隨著制度的成熟而加劇，但在這一過程中也有所變革。這些影響它們據以存在的整個社會關系和制度結構的變革，在任何社會的歷史中都會引起不同類型的資本主義。然而，構造各種生產方式內在歷史在原則上雖然是一種理論上的需要，但實際上分析資本主義的各個階段卻是受現實的壓力所驅使的，即是受對業已發生的歷史變化所作的經驗的考察和表述支配的。列寧提出的帝國主義理論，巴蘭和斯威齊提出的壟斷資本主義概念，都是出於適應社會主義運動當時實際面對的制度的變化和重新預測資本主義滅亡的政治需要。
　　某些作家把資本主義劃分為三個連續的階段，即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壟斷資本主義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但無論是從個別特征上還是從順序上來看，人們對這些範疇的有效性都有不同的看法。這種爭論部分源於不同的政治見解。比如曼德爾（見“參考書目” ⑤）就認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概念是同各共產黨的政治戰略連在一起的。當然，這種爭論也部分源於理論上的模棱兩可的解釋：表述各階段之間差異的原則問題既沒有得到解決也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參看日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條目，有關宇野《政治經濟學原理》（1964年）一書中所提出的批判性評論）。
　　資本主義各階段之間的差異，在於生產的社會化（從廣義上說）的程度不同。馬克思關於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性的觀點，主要強調的是這樣一點，即生產日益具有社會化的性質，而資本和剩余價值則由私人所占有和支配。不過，這種占有和支配本身也被認為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不斷采取社會化的形式。比如，在《資本論》第3卷中，馬克思在其扼要評論股份公司（這代表壟斷資本主義的特點）時就指出：“那種本身建立在社會生產方式的基礎上並以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社會集中為前提的資本，在這里直接取得了社會資本（即那些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資本）的形式，而與私人資本相對立，並且它的企業也表現為社會企業，而與私人企業相對立”（《資本論》第3卷，第493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資本主義各連續階段都以經濟的一切方面日益社會化為特征的。隨著分工發生質的變化，生產本身就不斷社會化了。比如，隨著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過渡到壟斷資本主義，占支配地位的生產方法就由據以生產絕對剩余價值的方法變成相對剩余價值成為積累的主要動因的方法，因為此時機器（參看機器和機器大工業條目）已支配了勞動過程（即馬克思稱之為真正把勞動納入資本的方法）。而隨著壟斷資本主義的機器大工業的建立，生產社會化的程度比前一階段更高了：生產性勞動（參看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條目）逐漸表現為集體勞動，即成為結合在一起的勞動力而不是個體化的手工工人，而且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將意味著任何一個行業的剩余價值的生產都依賴於一切其它行業的勞動生產率，直接或間接地降低了工資貨物的價值，從而降低了勞動力的價值。
　　要把資本主義日益社會化的歷史分成幾個不同的階段，固然要對生產方法中的上述變化進行區分（見“參考書目” ⑤），但占有方式的變化以及指導和支配經濟再生產和社會分工的結構和關系的變化，也同樣可說明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壟斷資本主義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三個階段之間所存在的明顯區別。在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條件下，剩余價值的占有主要表現為利潤，分工則由銷售商品的市場調節和指導的。資本在國際範圍內的擴張是通過進出口商品來進行的。在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信用制度逐步居於支配地位並與商品市場一道來指導分工，因為它可使信貸從不能盈利的部門轉向可盈利的部門。利息成了占有剩余價值的主要形式，因為它把利潤分為利息和企業主收入，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整個利潤都表現為利息的形式：“即使後者所得的股息包括利息和企業主收入……這全部利潤仍然只是在利息的形式上，即作為資本所有權的報酬獲得的。而這個資本所有權這樣一來現在就同現實再生產過程中的職能完全分離,正象這種職能在經理身上同資本所有權完全分離一樣”（《資本論》第3卷，第493—494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當這一階段的金融資本占據過去由銀行資本體現的統治地位時，另一種占有形式即創業利潤就變得十分重要了。而在國際範圍內，這一階段的社會分工則是通過作為金融資本的輸出來實現的，希法亭、布哈林和列寧都把這種金融資本看作是帝國主義的特征；實際上，人們把帝國主義看作是與壟斷資本處於同一時期的資本主義的一個階段。
　　最近的階段即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特征，是國家（與信用制度和商品市場相結合在一起）在調節社會分工中所起的作用。在這一階段中，國家通過執行凱恩斯式的宏觀經濟政策，通過由公共部門提供商品和勞務（或者作為商品，或者作為與市場相脫離的東西，如免費教育），以及通過建立有利於執行各階級合作計劃、指令性計劃或收入政策的框架結構，起著支配經濟結構的積極作用。而作為占有剩余價值一種形式的稅收，在這一階段變得舉足輕重。在世界範圍內，資本則被以跨國公司範圍內的生產資本的形式國際化了。生產過程由不同國家的工廠分別承擔，而不是僅以商品交換的形式或外國貸款的方式來輸出資本。按照這一階段的理論，國家通常是與大的壟斷資本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參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條目）。
　　這里采用的劃分資本主義歷史階段的原則，與馬克思劃分封建主義歷史階段的原則有著許多相似之處。在《資本論》第3卷、第47章中，馬克思就依據封建主義的三個不同階段來分析“資本主義地租的產生”的。這些階段的標志（當然並不是它們的全部特征）都認為是由占有剩余勞動的方式所決定的，這些方式分別為勞動地租、實物地租和貨幣地租。由於占有方式不同，支配經濟再生產的手段也不同，分別表現為強制、契約以及契約加市場（以貨幣命名的契約）。
　　然而，普蘭查斯（見“參考書目” ⑥）認為只有資本主義才能劃分為歷史階段。跟他在其它方面所采取的方法有所不同，他在這里斷言，資本主義的分期不能以從理論上說明生產方式的抽象標準來劃分，而只能以較覆雜的社會形態（這一概念雖是較低一級的抽象，但卻比較充分地包含了實際社會的覆雜性及其特片）的標準來劃分。巴蘭和斯威齊（見“參考書目” ①）也提出了一種迥然不同的分期方案，他們主張在馬克思所著重探討的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同標志最近階段特征的“壟斷資本主義”之間進行截然的劃分。他們關於後一階段的概念也完全不同於這里所使用的概念（參看壟斷資本主義條目），而且沒有把壟斷資本主義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分開。他們劃分階段不是以各種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形式的變化（這種變化反映了社會化程度的提高）為界線，而是以積累規律的變化為界線，然而後者所反映的只不過是一種主要的變化，即在競爭轉變為壟斷時企業所面臨的市場結構的變化。我們在上面所采取的方法是以這樣的假定為前提的，即產生其積累規律的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但從中產生這些矛盾的各種關系的形式卻在變化；每一階段的資本主義都受利潤率趨於下降和經濟危機的影響，而實際上，大的經濟危機宣告了新的階段的到來（比如18世紀70年代的經濟危機就標志壟斷資本主義的開始，19世紀30年代的危機則標志主要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開始）。然而，在戰後長期繁榮期間（盡管已將近到頭）從事著述的巴蘭和斯威齊則認為，壟斷資本主義似乎已改變了這些規律。

傑瑞米柯賓

曼德爾關於最近資本主義階段的重要研究（見“參考書目” ⑤）雖沒有遵循上述三重劃分模式，但他的晚期資本主義階段與這里所說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並沒有什麽不同之處。重要的是，他詳細探討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動力，即考察了導致資本主義由一個階段過渡到另一個階段的積累規律。他對這一問題的探討也同樣認為，馬克思所確定的積累的矛盾仍然是新階段的主要矛盾，但這種矛盾反過來又為新階段的新的結構關系所促進。在曼德爾的著作中，在經濟的一切層次中所發生的變化，從生產的新的社會分工到國家的金融和經濟活動，都從理論上作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來加以闡明。




參考書目

① 保·巴蘭和保·斯威齊：《壟斷資本主義》，1966年英文版。
② 保羅·博卡拉編：《政治經濟學論文——國際壟斷資本主義》（1969），1976年法文版。
③ 本·法恩和勞倫斯·哈里斯：《重讀〈資本論〉》，1979年英文版。
④ 安德魯·弗里德曼：《工業和勞動》，1979年英文版。
⑤ 尼·曼德爾：《晚期資本主義》，1975年英文版。
⑥ 尼·普蘭查斯：《當代資本主義的階級》，1975年英文版。


小資產階級

　　參看中等階級條目


哲學

　　作為一種社會主義形式的馬克思主義，主要是一種實踐的政治運動。使馬克思主義在社會主義中顯示出特色的是它把革命的實踐同激進的和全面的社會理論結合在一起。但這種理論的目的和主張並不是（社會的或政治的）哲學而是一種社會科學。那末這種科學和政治實踐的結合與哲學之間的關系是什麽？馬克思主義又是如何理解這種關系呢？
　　馬克思本人在向歷史唯物主義科學（這在《資本論》中達到了頂點）轉變之前，是作為哲學家開始自己的研究活動的。這一轉變的性質是什麽？它與整個歐洲文化的那次較大轉變是怎樣相聯系的？由於那次較大的轉變，哲學一般地使自己的學術統治地位讓位於科學，先是讓位於17世紀的自然科學，後又讓位於馬克思所處世紀的社會科學。
　　因為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是同資產階級的政治相對立的，所以它同資產階級的理論和觀念也是對立的。不過，資產階級的理論不是被簡單地拋棄，相反，是被辯證地吸收和改造了。特別顯著的是，作為主要是社會科學的馬克思的學說，在抨擊資產階級社會科學的同時，力圖繼承資產階級文化在自然科學方面所確立的科學性這一傳統，即也認為自然科學在歷史上是不斷發展的，特別是認為自然科學已開始承認自然的歷史性並從理論上對它加以說明。然而在確定與資產階級科學的這些關系時，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對亞里士多德哲學、科學革命和啟蒙運動時期的唯物主義以及黑格爾的辯證法這三種資產階級哲學思潮作出了明確的回答。盡管這些哲學內的主要因素被加以利用，但它們都被改造成全面與資產階級哲學相對立的理論體系。在馬克思主義看來，資產階級哲學就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
　　這里要提出的問題是：馬克思主義是否通過把資產階級哲學並入自己哲學來利用和反對資產階級哲學？是否存在一種外在於馬克思主義科學或內含於這種科學之中的獨特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歷史唯物主義是不是同哲學本身相抵觸並取代了哲學本身？自從馬克思逝世以來的一百多年中，馬克思主義本身對這些問題所作的回答，多半認為確實存在一種馬克思主義哲學，因此應依據這種哲學來理解馬克思主義同資產階級哲學的對立。實際上，迄今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一般是根據兩種馬克思主義哲學來進行理論闡述的，這兩種馬克思主義哲學在運動中已相繼取得支配地位，一種與恩格斯的晚期著作密切相關，另一種則與馬克思的早期著作密切相關。

　　辯證唯物主義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哲學是辯證唯物主義，它把科學的唯物主義同黑格爾的辯證法結合在一起，認為現實界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這個統一體的矛盾驅使現實在不斷的歷史變化、演變和革命的過程中前進。由於充滿矛盾，這個現實界只有用矛盾的命題才能得以真實地描述，從而需要一種取代形式邏輯及其無矛盾原理的特殊辯證邏輯。這種觀點的唯物主義認為精神和物質本身在統一體內是對立的，而其中物質又是第一性的。因此，辯證唯物主義是一種“世界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49頁），是一種關於整個現實界的性質的理論。特別是，它需要用特殊的科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加以具體說明，因為這些科學是逐步成熟的，這樣就構成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統一”觀，並在這一過程中為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性進行辯解。因此，它認為自身既是概括科學發現的又為科學發現檢驗證實。那末辯證唯物主義是哲學還是科學？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第二版序言和在所謂“舊序”（原為第一版所寫，但後來放棄，最後又作為《自然辯證法》的材料）中談到了這一問題。他的論證幾乎不能證明把辯證唯物主義看作是哲學的傳統趨勢是正確的。他認為自然科學的發展是有助於證實辯證唯物主義，這種發展是理論自然科學的發展。恩格斯在這里所說的“理論”，指的是各科學的概念的發展，特別是指相對思辯的概念發展，這些概念的發展雖為純粹的經驗發現所證實，但卻超出了經驗的證據範圍。他認為，這些概念將有助於把獨立的特殊的科學統一起來。這種非經驗的概念統一過程需要迄今一直屬於哲學領域的技巧與觀念。盡管恩格斯本人是從哲學即從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哲學出發來探討這一問題的，但他卻認為也許自然科學本身的進步將最終會“使我的工作……成為多余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3頁）。他的“自然哲學”將變成“理論自然科學”。哲學本身將使自己成為多余的，其中有價值的東西將為科學所利用並被改造為科學。

　　馬克思主義的人本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

　　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隨著俄國革命的倒退和“Diamat”（主要在俄國流行的辯證唯物主義的縮寫詞）成為共產黨正統觀念的精髓，上述第一種哲學的統治地位就開始讓位於第二種哲學了。第二種哲學並不是一套界定明確的統一學說，而是一種聯系松散的趨勢；最初提出這一哲學的理論家是盧卡奇和科爾施，但幾乎在此同時重新發現了馬克思的早期哲學著作；這些新發現的著作支持的似乎是這一新的哲學而不是辯證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是關於整個現實界的理論，認為人民和社會是在具體顯示普遍的自然進程，把社會科學看作是社會的自然科學；而新的哲學趨勢則是人本主義的，它重新肯定了“人是衡量一事物的準則”的舊的人本主義學說，維護人民和社會的中心地位及其獨特性，不僅駁斥自然科學型的社會認識，甚至還駁斥了資產階級的科學和技術本身，從而抨擊了異化的和操縱的探究和實踐模式。黑格爾式的異化概念，雖在《反杜林論》中完全沒有涉及，但卻是馬克思的《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的核心；這種異化概念實際上象《經濟學哲學手稿》一樣已處於主導地位。與此同時，象物化和拜物教這樣一些有關的概念，顯然也都成了評價性和道德性的概念。但重點還在於人是主詞而不是賓詞，即人是意識和價值的中心，從而在實質上不同於科學所描述的自然界的其它事物。
　　在辯證唯物主義看來，馬克思主義理論是完全符合科學的，辯證唯物主義本身則是“自然科學”意義上的科學哲學；而隨著“理論自然科學”的發展，辯證唯物主義必然失去其哲學特性而完全成為科學。相反，在馬克思主義人本主義看來，馬克思主義理論基本上不是科學而是哲學，即任何科學都是作為總體化的人本主義哲學觀範圍之內必然組成部分存在的。它的論題是對浪漫主義運動反對啟蒙運動理性主義的一般文化的反響，它們所繼承的哲學傳統主要是最接近於浪漫主義的哲學德國唯心主義：康德（參看康德主義條目）、黑格爾和人文科學的詮釋哲學。所有這些都一致認為我們所知道的現實並不是不依賴於那種認識而存在的，而是由這種認識（部分）構成的。特別是詮釋學，它抵制經驗論的科學統一的學說，認為了解人和社會的事務不能使用象經驗自然科學那樣的邏輯和方法論，與其說它想要從因果關系上解釋事件還不如說是想要理解觀念和語言的意義。實際上，理解社會的語言是理解這種社會本身的基本組成部分。因為在理解他們自己的語言時，也就是在理解他們的社會，這是沒有任何科學能阻礙的。這種理解的理論的清晰表述並不需要經驗觀察的超然的客觀性，而是需要對探討中的社會活動進行“神入”，甚至參與其中；這種理論的清晰表述比經驗的和科學的表述更富於理性和哲學性。
　　上述趨勢在法蘭克福學派、薩特和當代南斯拉夫持不同見解的哲學家的馬克思主義（體現在《實踐》雜志中）的著作中，都多少有所反映。但在過去的20多年中，這種馬克思主義的人本主義及其對馬克思早期哲學的高度評價，已受到馬克思主義哲學內部，特別是阿爾都塞及其追隨者們的譴責。如同意大利的德拉——沃爾佩學派一樣，阿爾都塞也反對馬克思主義人本主義中的黑格爾的和唯心主義的趨勢。阿爾都塞認為，馬克思主義主要是科學，但歷史唯物主義包含著一種需要用分析才能揭示清楚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而且，如同辯證唯物主義一樣，這種馬克思主義哲學也是科學哲學。不過，與辯證唯物主義不同的是，阿爾都塞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不是“自然科學”，即不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先進的自然科學共同具有的世界觀。相反，它是某種較接近於正統的科學哲學觀的東西，即認識論。科學是“理論的實踐”，而哲學是“理論實踐的理論”。然而，在其後來的自我批判中，阿爾都塞限定了這一概念，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盡管仍是科學哲學，但在作為標準和意識形態，特別是在政治方面，它不同於科學。與馬克思主義科學相比較，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歷史領域中的政治學”，是“理論上的階級鬥爭”（見“參考書目” ①，第68和142頁）。

　　哲學、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

　　馬克思是作為一個哲學家開始自己的理論研究生涯的，他承認哲學要求在思想領域中所占據的傳統的和確定的最高地位。但即使在其早期階段，馬克思對這種要求以至哲學本身也持批判態度。馬克思不是從其經驗主義形式，即不是從以經驗科學取代先驗的形而上學的角度來接受“哲學的目的”這一觀念的，而是相反，把哲學的目的或目標看作是哲學自身的實現，從而認為哲學的終結或取代是不必要的。然而，他逐漸認識到哲學不是在現實本身中“實現”的，而是以另一種理論形式即科學來實現的。在各種理論中，最接近於現實和最能描述現實的是科學，而哲學是一種甚至使其最深刻的見解也易於受到故意歪曲的理論。因為哲學的本質恰恰是它尋求對概念本身之內的一切（其它）觀念的認可，從而尋求那些構成一般思維的永遠有效和先驗基礎的概念。正是這種探求迫使哲學在先驗的獨斷論與完全的懷疑論之間搖來搖去。哲學的認可是科學不能容許也不需要的某種現象。科學在理論本身中並沒有基礎。實際上，一切理論在物質現實中均有其基礎，而科學則是能認識這一點的唯一理論形式，從而也是能充分描述現實的唯一的理論形式。象哲學這樣的其它理論形式雖由於其物質基礎能在一定程度上表述那種物質現實，但都是以一種神秘化的方式來表述的。在取代哲學的過程中，科學將占用哲學洞察的內容並把它們改變成比較適合科學本身的形式。
　　馬克思既把這類的考慮和論證融入自己所維護的唯物主義中來反對唯心主義，又在構築自己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科學時加以闡明。那種認為馬克思把唯物主義的社會科學作為一種哲學來進行維護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使人們確信存在一種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原因。傳統的唯物主義也許是哲學，但它似乎更符合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認為的下述觀點：哲學在一定程度上保有宗教中的唯心主義，因此哲學唯物主義盡管本身是對哲學唯心主義的一種進步，但它本身作為哲學依然是唯心主義的，它設想的思維基礎不是物質現實而是（超驗的）關於物質現實的不可避免的觀念。從哲學上用以替代總的懷疑論的東西，往往是某種本體論、形而上學或認識論。非哲學的替代及其所承認的物質現實基礎本身就是科學。對科學來說，認識現實是可能的，但任何觀念，盡管深深埋置在概念結構之中，卻並非完全無可爭議的，一切觀念最終都需要依據其是否適合於現實進行即使是間接的、但卻是科學的驗證。
　　傳統的認識論認為，認識是某一主體對已知客體的掌握。這種認識是客體在主體頭腦中的觀念。而在唯物主義看來，客體是示範的“物質材料”或“物質”。假使哲學的傳統出發點處於主體的觀念範圍之內，而且這種出發點一般受“思想方式”的約束，那末就會提出這樣的懷疑問題：這些觀念怎麽會構成對外在於並獨立於觀念本身的物質對象的認識？在黑格爾的唯心主義看來，認識的對象不是物質的而是觀念的，即是某一活動的精神產物，精神在其中對象化或異化了。異化包含著喪失和幻覺，即自我的喪失和關於失去的不是精神自身的產物而是某種其它東西的幻覺；而這就為黑格爾關於回覆或調和的歷史的長篇敘述提供了背景，這種認識上的長篇歷史敘述被置於意識範圍之內並導致絕對認識的終極目的。
　　馬克思並不是把這種哲學唯心主義改變成它的哲學的對立物即哲學唯物主義，而是把它改造成一種社會科學的要素。在這一過程中，馬克思提出了一種獨特的社會唯物主義，把物質的概念從物質轉移到（物質的）實踐上來。通過自然科學所獲得的對自然界的認識，也就是對（這種認識本身所認為的）外在和獨立於意識的客體的認識。但是，在接受哲學唯物主義的大部分內容時，馬克思反對以個人主義的主—客體關系作為這種唯物主義的基礎。他雖然按照黑格爾的看法，強調指出認識的實現是一種能動的社會歷史生產過程，但卻賦予它以唯物主義的解釋，認為認識的內容是從精神活動中抽象出來的，而精神活動則是從（物質的）實踐中抽象出來的，因此它最終源自於物質資料的經濟生產。這樣，思想和物質這一傳統的兩重性，也就為物質的實踐所中介。物質的實踐是我們認識自然界的恒定不變的條件。然而，對社會科學來說，社會歷史的實踐不僅是認識的不可缺少的條件，而且也是認識的對象（參看認識論條目）。作為科學的認識對象的社會，是實踐的整體結構，其基礎是物質的實踐。雖然我們並不生產自然，當然也不象唯心主義所認為的那樣用純精神活動生產自然，但我們確實在生產物品和手工制品，而在這樣做時，我們也就不知不覺地生產或再生產了我們的社會關系，從而生產了社會本身。無疑這里存在著異化即存在著一種涉及喪失、幻覺和屈從的關系（但這不是由於自然的對象和活動而是由於社會的對象和活動造成的）。比如，勞動生產出商品，而商品卻被資本占有從而不是成為勞動者的產物而是資本的產物，也就是說是產品支配生產者而不是生產者支配產品。社會本身就是這樣一種異化的產物，成為其成員所無力改變的一種自然的客體。但是，這種異化不應從哲學上理解成是人類狀況的永恒特征，而應從科學的角度看作是某種可以發生變化的現象，而且科學能夠並必然會對這種變化起有效的作用。社會結構的統一體是充滿矛盾的，是一種以矛盾的資本主義方式為其基礎的矛盾的階級結構。在這些矛盾的壓力下，其中以馬克思的科學作為自己的理論意識形態而武裝起來的工人階級，將最終消滅這些矛盾，使社會置於人的控制之下，並在這一過程中解放自己和整個人類。

傑瑞米柯賓

科學的實在論和辯證法

　　在駁斥傳統認識論的主—客體關系時，馬克思拒絕了它的經驗主義的特殊形式。馬克思這樣做時提出了一種獨特的概念。這一概念在尋找現代科學哲學的支持的過程中，不僅削弱了經驗主義的基礎，而且削弱了其替代物詮釋學的基礎，並進一步削弱了維特根斯坦在其語言理論中所使用的哲學方法的基礎。在利用和改造體現在柏拉圖著作中極其著名的古代哲學學說時，馬克思認為社會的經驗外觀，如同自然界一樣，是表面的，並同其主要現實特征相矛盾。正是這些實際的然而卻是表面的外觀（社會參與者們本能觀念所記錄的外觀）被以日常語言概念化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都明確地介入和影響著社會的理論工作。在馬克思看來，科學理論的真正作用是透過現實的經驗外表來揭示那些既導致現實的“現象形式”又導致現實的基本歷史趨勢的“真實關系”、主要結構及其力量。因此，科學中的理論概念既不可歸結為經驗概念，如經驗主義，也不是由理論家對現實所作的主觀解釋，如唯心主義。科學中的理論概念相當精確地描述了（物質）現實的那些觀察不到的特征。馬克思的科學觀是唯實的（參看實在論條目），最近發展起來的英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集團就論證過這一點（可參看“參考條目” ③和 ⑩）。
　　由此可見，在馬克思看來，發達的科學包括那些既不完全是經驗的也不完全是先驗的概念。它們超出嚴格的經驗證據，但不是“從哲學上”而是“從科學上”作為在一定程度上適合於現實的概念結構的組成部分而存在或發生的。由此還可以看到，科學方法的主要因素是概念的批判和創新。作為一種具有明確的歷史和文化背景的社會實踐的馬克思的科學，使日常語言和現存理論的概念經受批判的檢驗，從而運用智力勞動把這種原材料改造成較適當的理論產物。但由於這些流行觀念是社會本身的組成部分，是社會科學而非自然科學要理解和闡明的對象，因此馬克思的科學在批判地反對這些觀念的同時還力圖通過追溯其物質狀況來解釋它們。馬克思在這點上並沒有屈從於“認識社會學”的強大誘惑，即假定對思想作唯物主義的解釋跟它在認識上的評價是不相容的，從而包含著一種無凝聚力的懷疑的相對主義。相反，馬克思由於從認識上探討了有缺陷的觀念所必需的物質條件，而揭示了社會特別是社會的主要生產方式，認為它是一種神秘的客體，是一種產生掩蓋其基本現實而使其參與者迷惑不解的現象的客體（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1章、第4節的“商品拜物教”）。這種客觀的神秘化是社會據以再生產自身的過程的一部分。因此，它具有政治作用，在階級鬥爭中支持統治階級。因而馬克思對其它觀念和理論所展開的科學的批判，其本身也具有政治的作用。他揭露這些觀念和理論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並在批判它們的同時批判了它們的物質條件，因為“要求拋棄關於自己處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拋棄那些需要幻想的處境。”（《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3頁）。這樣，馬克思的科學就拋棄資產階級科學哲學的主要原則，即拋棄了科學對其客體而言的價值中立的準則。這種中立的準則也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但是，馬克思的唯物主義與下述主張即認為僅靠理論批判就能改變這些有缺陷的觀念或其神秘化的物質條件並不一致。他的科學是“批判實踐”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並把這種“批判實踐”活動等同於“革命”（參看“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第1條），不是與旨在實際推翻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社會的社會主義運動相脫離，而是它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從工人階級的觀點來看，馬克思的理論是科學，而且具有認識上的優越性，這種優越性是任何新興階級所共有的，但又是別的階級不能取代的階級所特有的。馬克思學說的科學性不僅與作為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地位是一致的，而且也確實需要這種地位。這同阿爾都塞的看法完全不同，阿爾都塞認為構成馬克思主義“理論階級鬥爭”的本質是科學，而不是哲學。
　　辯證法以其唯物主義的形式把這些關系理論化了。從資產階級哲學觀點來看，馬克思所采取的嚴厲而令人不能接受的步驟，是把矛盾的邏輯範疇從思想擴大應用到物質現實界。這一步驟既可理解為前述論點的組成部分，也可理解為是異化和拜物教概念的普遍化。無論它們有什麽相似之處，但社會科學在這方面也不同於研究無機現實的自然科學；思想本身是社會科學對象的現實即社會的一部分，因此這種思想不僅需要從認識上（科學上）進行評價和批判，而且需要聯系其物質條件進行闡發理解。塑造物質生活和物質勞動的基本結構和力量，也塑造精神生活和智力勞動。在力求以其明確的內容來反映現實的過程中，思想將以它本身也可能不知道的固有的結構方式來反映物質實踐的現實。思想與行動之間的這種可以辨明的聯系，為對觀念的分析提供了某種余地，從而有可能通過一定的方式去揭示現實的秘密。更重要的是，它能夠提供一種可以把對觀念的批判跟對需要這種觀念的（物質）實踐的批判結合起來的渠道。辯證的矛盾觀所範疇化的就是這種統一，而其中的異化則是一種特殊的情況。對科學來說，矛盾是一個關鍵性的範疇，是一個邏輯的範疇，它意味著它所適用的事物具有不合邏輯或不合理的成分。但是，實踐以及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是不合理的。在辯證的科學看來，矛盾的思想體系由於包含著幻覺和神秘，因而反映了矛盾的、與自身相抵觸的（物質）實踐體系的結構上的不合理性。從根本上來說，造成其參與者思想混亂和迷惑不解的正是那些實踐的不合理因素。因此，馬克思的批判意味著一種不屬於道德範疇而是屬於理性範疇的評價。
　　然而，這些現實的社會矛盾不是“哲學的”，不是人類狀況的永恒組成部分，而是歷史的具體的。這一情況也同樣適用於其它有關的哲學學說。隨著革命消滅了社會的結構矛盾，使這種社會結構的組織將變化得比較合理，較易於受參與者的控制，並較易於為參與者們的本能思想所理解（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1章、第4節的“商品拜物教”）。詮釋學的真實性將得以實現，但不是以其哲學形式來實現的。經驗主義的真實性也是如此，因為科學實在論的真實性被取代了。社會現象與現實之間的矛盾將消失，與其一道的社會的神秘性也不覆存在。對理論即社會科學將不再有任何需要，甚至可能不再需要理論（見“參考書目” ④）。
　　如果這一解釋成立，那麽就會顯示出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哲學及其與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關系的觀點的最終含義。對馬克思的唯物主義來說，不僅宗教和哲學，而且整個理論本身，甚至包括社會科學在內，歸根到底都是唯心的。它最需要的是各種形式的分工、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區分以及由此而來的神秘化和異化的社會。科學正在吸收並取代哲學，把它的內容改造成具有較多的唯物主義內容、形式和存在方式的理論，這正是我們當代社會的一個特征。但是，完全的社會唯物主義是某種要以實踐並作為實踐歷史地加以實現的事物，這種社會實踐的可理解性和透明性將使社會唯物主義為其沒有理論的行為者的本能思想所理解。因而唯心主義，那怕只是殘余，都是與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脫離實際生活的活動方式連在一起的（參看《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第8條）。




參考書目

① 路易·阿爾都塞：《自我批評論文集》，1976年英文版。
② 路易·阿爾都塞和E.巴里巴爾合著：《閱讀〈資本論〉》，1970年英文版。
③ 羅·巴斯卡爾：《自然主義的可能性》，1979年英文版。
④ G.．科恩：《卡爾·馬克思的歷史學說》，1978年英文版。
⑤ 盧西奧·科萊蒂：《馬克思和黑格爾》（1969），1973年英文版。
⑥ 尤爾根·哈貝馬斯：《知識與人的利益》（1968），1971年英文版。
⑦ 卡爾·科爾施：《馬克思主義和哲學》（1923），1970年英文版。
⑧ 費·伊·列寧：《哲學筆記》（1929—1930），1971年英文版。
⑨ 喬治·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1971年英文版。
⑩ J．梅法姆和D．H·魯賓合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爭論問題》，1979年英文版。


普列漢諾夫


　　1856年11月29日生於坦波夫省的古達洛夫卡，1918年5月30日在芬蘭的特里奧基逝世。他開始自己的革命生涯時，是一個革命民粹主義的信徒。他反對當時居支配地位的政治恐怖主義路線，是最早傾全力於城市工人工作的民粹派鼓動家之一。到1878年，他已公開地運用馬克思主義來捍衛自己的下述觀點：俄國公社的公社土地占有制是，並將繼續是俄國的占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1882年，他所翻譯並由馬克思作序的《共產黨宣言》出版，次年，他發表了他的第一篇反對民粹主義的長篇論文，並在日內瓦組建了勞動解放社。這個受普列漢諾夫才智支配的勞動解放社是19世紀晚期俄國馬克思主義的領導中心。它的權威出版物有助於確立俄國馬克思主義的正統觀念，並對列寧1914年前的思想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被恰當地譽為“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的普列漢諾夫，在他所撰寫和編輯的書籍、小冊子和雜志上，不僅對民粹主義作了廣泛的批判，而且使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知識界取得支配地位，並概略地提出了支配1914年以前的運動的長期戰略。由於認識到俄國多類型混雜的社會經濟結構具有獨特的和病態發展的特點，所以普列漢諾夫堅持革命必須分兩個階段進行。第一個階段應當是進行反對沙皇制度和封建殘余的民主革命。這一民主革命將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從而加速階級分化，並為第二階段，或社會主義革命的發展提供結社和出版自由的條件。這兩種革命雖然目的截然不同，但在時間上卻並不一定相隔很遠。普列漢諾夫還斷言，由於俄國資產階級的特殊軟弱性，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不得不領導這場民主革命，加之俄國無產階級政黨在人數上相對較少，在思想意識上又很落後，因此，它的任務就特別艱巨覆雜。因而，普列漢諾夫要求社會民主黨的知識界發揮重要作用，使工人階級具有組織性、覺悟性和凝聚力。他一貫堅持，沒有“知識界這一革命疫苗”的堅定的能動作用，運動就不可能取得勝利。
　　作為一位具有創見和權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普列漢諾夫在廣泛的和國際的範圍內所贏得的聲譽僅次於考茨基。他的《論一元論歷史觀的發展》，探討了近代哲學和社會思想的整個發展，並特別強調黑格爾和費爾巴哈對馬克思成熟思想的貢獻，普列漢諾夫是把馬克思成熟思想表述為辯證唯物主義的第一個人。他認為這種辯證的和唯物的方法闡明並統一了一切知識，他是把這種方法運用於政治學、經濟學和哲學，而且也運用於語言學、美學和文藝評論的一位先驅者。由於他相信以辯證方式加以運用的經濟決定論是一種完美的世界觀，是無產階級的整個使命所必需的，因而強烈反對任何用輸入其他哲學要素來“改良”馬克思主義的企圖。因此，他是使馬克思主義“一元論”不受伯恩斯擔及其支持者的折衷主義影響的主要捍衛者。
　　從1905年開始，普列漢諾夫作為俄國社會民主的政治領導者的地位迅速下降了，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他對1905年革命持猶豫態度。於是他愈益獻身於歷史和哲學的研究。他在1914年成了毫無保留的“護國主義者”（即戰爭的支持者）。他在流亡35年後於1917年3月返回俄國。在其余生中，他堅決反對他認為是無原則的布爾什維克的活動，並痛心地認為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為時過早並有可能導致災難性的後果。盡管如此，列寧仍極高地評價他的著作，認為它們是戰鬥唯物主義的，而且這些著作已成為共產國際和蘇聯幾代積極分子的主要讀物。




參考書目

① A．阿舍爾：《巴維爾·阿克雪里羅德和孟什維主義的發展》，1972年英文版。
② S．H．巴倫：《普列漢諾夫：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1963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介於馬克思和列寧之間的格奧爾基·普列漢諾夫》，1962年英文版。
④ L．H．海姆森：《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和布爾什維主義的起源》，1955年英文版。
⑤ 格·瓦·普列漢諾夫：《我們的分歧》中的“勞動社的社會民主主義綱領”（1885），《論一元論歷史觀的發展》（1894），這兩篇文章均載《普列漢諾夫哲學全集》第1卷，1961年英文版。
⑥ 同上作者：《馬克思主義基本問題》（1908），1969年英文版。
⑦ 同上作者：《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1898），1940年英文版。

傑瑞米柯賓

政治經濟學

　　政治經濟學一詞常常用作研究資源分配和總體經濟活動傾向的經濟學的同義語。就馬克思的用法來看，這一詞的較具體的含義一般是與某些探討經濟剩余的分配及其積累以及探討確定價格、工資、就業和促進積累的政治安排的得失等有關問題的作家們的主要著作相聯系的。特別是與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的著作以及像馬爾薩斯、詹姆斯、約·斯·穆勒、麥克庫洛赫和西尼爾這樣一些作者的著作相聯系的。馬克思本人明確地區分了科學的政治經濟學（亞當·斯密和李嘉圖，但主要是後者。參看李嘉圖和馬克思條目）和1830年之後發展起來的庸俗政治經濟學（參看庸俗經濟學條目）。馬克思把自己的主要著作《資本論》看作是政治經濟學批判，但近些年來讚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經濟學家們已把政治經濟學用作激進經濟學的代稱以使它有別於資產階級的或新古典的經濟學。然而，理論經濟學的另一個派別也稱自己是政治經濟學，它所研究的是民主政治進程與市場經濟的經濟關系之間的相互作用。這一派別的著作認為政治進程會扭曲市場經濟，因此政治進程並不是建立在市場（商品）關系的基礎上的。
　　所有這些派別，盡管表面上似乎完全不同，但卻都源於亞當·斯密的著作，而亞當·斯密著作的關鍵則是被稱之為市民社會的自發的、自我調節的經濟這一思想。正是亞當·斯密的天才發現了有可能把市民社會同政治領域（國家）分開，發現了如果任其不受阻礙市民社會可具有自我調節的能力，發現市民社會具有達到最大限度收益狀態、任其所有的人追求自己利益的潛力，從而發現了要求產生一種能使市民社會處於獨立於國家狀態的哲學理想。
　　雖然亞當·斯密為後來一些學派和分支的出現奠定基礎，但他的著作卻應當放在適當的背景中去考察。除了孤立的個別的早期經濟學家（特別是約翰·洛克和理查·康替龍）以外，政治經濟學的起源可以在18世紀的啟蒙運動中找到。宗教權力的逐漸削弱造成了需要對各種社會事件作出新的解釋，造成自然科學特別是17世紀牛頓著作的自然科學得以發展的局面，並表明有可能運用科學方法來作出這種解釋。在力圖構築一門關於是社會事件的科學的努力中所產生的一種思潮，就是孟德斯鳩的《法意》。他的著作是分類學的，但所提出的說明人類社會安排多樣性的“模式”並沒有提供有力的解釋。一群在整個17世紀堅持邊教學邊研究的蘇格蘭哲學家，寫出了一批構成社會學起源的著作，他們把這些著述稱之為政治經濟學。弗蘭西斯·哈欽森、亞當·弗格森、大衛·休謨、亞當·斯密、約翰·穆勒、洛德·凱姆斯就是這一派哲學家的主要成員。他們集體地而且是日積月累地提出了人類歷史所經歷的發展階段，每一階段的關鍵以及由一個階段過渡到另一個階段的思想，提出了任何一種社會獲得生存的方式。打獵、放牧、種地和經商被認為是四種主要方式，並依據生存方式來解釋各種社會情況──政治權力的性質、道德的發展、婦女的地位、“階級結構”等。這種解釋並不是單一地說明因果；歷史發展的模式既不是直線的、單向性的，也不是決定論的。這是一種大膽的思考，並為旅行家們記載的不同社會的情況和希臘、羅馬時代以後的不同國家的歷史記載所證實（參看發展階段條目）。
　　亞當·斯密雖不是最“唯物主義”的蘇格蘭哲學家（約翰·穆勒才是），但卻是最有影響和最有名氣的一位。《國富論》中的四階段理論雖不是最突出的，但這一理論的邏輯卻使斯密把商業與自由聯系起來。商業的發展和自由的發展是彼此相通決定的。商業可以看作是繁榮的關鍵，但只有不受阻礙的商業追求才能導致最大限度的繁榮。因此，自由又是商業發展的關鍵。在世界範圍內發展並可用流動（即可輸送的）形式來積累財富的商業，使商人不受政治專制的支配，從而增加了發展自由的可能性。
　　在產業革命初期從事著述的亞當·斯密看到了工業生產的重大意義。工業生產中的分工可使產量和生產率獲得空前的增長。如果能在廣大的市場上出售這種提高了的產品，那麽這種分工就證明是有利的，所獲利潤也可重新投資於進一步的創利活動。在探討分工與市場發展相互作用所引起的財富增長的過程中，斯密既使經濟學擺脫了重農主義者所施加的農業傾向，又使經濟學擺脫了重商主義者所施加的狹義商業傾向。剩余不只源於土地，獲取財寶（貴金屬）也不再是經濟繁榮的唯一的或理想的方法。比如，財富可以表現為（能再生產的）可銷售的商品。如果財富的占有者把財富用於進一步提高生產率的投資，則財富就會增長。
　　斯密所提供的啟示的另一個方面是必須讓各個個人在不受外界（政治）幹擾的情況下去追求自身的自我利益。在論證尋求其自我利益的個人也間接和無意識地促進了集體利益這一點時，斯密把市民社會的概念具體地表述為是一種自我調節的、有益的體系。個人的理性導致集體的利益；個人追求自我利益的表面上的無政府狀態導致一種有秩序的世界；這種秩序不是由有意識的政治行動而是由許多個人的無意識的行為所促成的。私人利益的領域因而變成了與公共利益有關的自主的領域，私有的個人也從市民中分離出來。以前人們曾有種種擔心，即認為如果沒有國家對經濟領域的監督，秩序就可能崩潰，私人利益之間的沖突會引起內戰的爆發；與這些擔心相反，斯密描繪了一幅關於恰恰由於國家不涉足私人領域而出現的一種和諧、友善和繁榮的景象。
　　因此，市民社會被證明是一種自主的、有益的和能不斷進步的體系。鑒於財富是由可銷售的、能再生產的商品構成的，因而作為生產主要動因的勞動（和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關鍵的分工）就成了衡量這些商品價值的明顯的尺度了。但是勞動不只是衡量價值的尺度；它還被看作是產生價值的起因或來源。然而，如果勞動是價值的來源，那麽人們如何能證明非勞動收入的兩個主要範疇──地租和利潤──是正當的呢？
　　隨後的政治經濟學成果──它們所涉及的範圍廣泛，足以包括大部分社會科學——均源於斯密著作中的下述要素。它們是：（1）歷史發展的經濟理論；（2）通過分工和發展貿易進行積累、使經濟增長的理論；（3）重新把財富定義為由商品而不只是由財寶構成，從而激起了對重商主義政策的批評和對自由貿易的提倡；（4）把追求自我利益同集體利益協調起來的個人行為的理論，它為實行自由放任和盡量縮小國家的作用的政策提供了綱領；（5）勞動價值論，它斷定勞動既是衡量價值的尺度又是產生價值的來源。
　　李嘉圖雖對上述斯密著作中的狹義的經濟思想的（2）、（3）和（5）條進行了去粗存精，但卻忽視了歷史發展的經濟理論。黑格爾在其國家歷史的政府中所使用的歷史發展的理論和市民社會的概念則源於斯密。馬克思是通過自己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而涉及斯密的經濟學的。在這里，市民社會的概念及其與政治社會相脫離的思想十分重要。黑格爾通過論證市民社會同政治社會的分離既是基本的社會分離的起源又是歷史進步的障礙，從而力圖從理論上把普魯士世襲君主制看作是理想的國家。在黑格爾看來，作為私人利益領域的市民社會與作為公共利益領域的政治社會之間的這種矛盾，只能用高於市民社會和處於市民社會之外的政治安排──“超階級的”途徑來協調。這些就是等級制、官僚政治和世襲君主制。在批判黑格爾理論的過程中，馬克思提出了與之對立的普選權、無產階級和民主制三位一體的思想，它能夠通過引入共產主義而廢除市民社會的矛盾，從而促進人類的自我解放。但馬克思把市民社會的自主性作為論點的基礎。馬克思後來的研究脫離了國家理論而轉向研究市民社會運轉的理論，即轉向政治經濟學批判。
　　無疑，歷史發展的理論在馬克思的手中變成了歷史唯物主義。他的價值論使作為價值尺度和來源的勞動二重性所固有的矛盾加劇了。馬克思雖然同意積累的理論，但卻力圖運用內在批判的方法使資本主義機能的有利方面成為問題。他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證明資本主義的歷史性──資本主義不過是一個歷史階段──並運用價值論中的矛盾形成階級鬥爭的理論；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這種階級鬥爭表現為資本與勞動的對立。他力圖證明個人追求自我利益絕不會導致集體的理性或公共利益，而是導致危機的不斷爆發，並且證明資本家克服這些危機的企圖會導致資本主義的最終崩潰以及資本主義將為通過政治鬥爭而實現的社會主義所取代。
　　於是，馬克思把自己的著作叫做政治經濟學批判，因為他證明了他的著作的基本範疇是歷史的，而不是無所不包的。這樣，純粹的經濟學也就變成了與其特定時代有關的經濟學，變成了有時限的經濟學了。但後來的經濟學的發展有意無意地忽視了馬克思的批判。從19世紀70年代起，新古典經濟學雖然忽視了亞當·斯密著作中的（1）和（5）兩個要點（特別是後一點），但卻吸收了他的關於個人行為和提倡自由貿易的理論，並把它改造成純經濟學。在熊彼得和後凱恩斯派作家使積累的理論再度流行之前，除馬克思主義者外所有的作家都忽視了這理論。英國經濟學在馬歇爾和庇古的影響下曾指出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這一簡單的方程有許多例外，並提出為促進經濟福利應由國家進行幹預的論點。被粉飾為可充分利用資源的經濟能力的市民社會的自主性，在凱恩斯批判薩伊定律之後再一次成了有爭議的領域（參看消費不足條目）。最近又出現了自由放任的思想意識的覆活。在芝加哥學派的手中，自由放任的思想鋒芒既被利用來打擊馬歇爾──庇古為克服“看不見的手”失靈的問題而主張實行幹預（特別是對經濟活動進行幹預）的論點，又被利用來打擊凱恩斯關於反對經濟的自我調節性的論點。這一新的古典學派雖通過回到斯密的論點而給自己貼上政治經濟學的標簽，但卻忽視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歷史性。這一覆歸學派的一個趨勢是把民主看作是有效發揮自由市場的障礙，並力圖使政治從屬於經濟，即按市民社會的形象去改造國家。因此，把政治經濟學定義為市民社會的理論仍然是廣泛有效的。




參考書目

① M．德賽：《馬克思主義經濟學》，1979年英文版，第199—213頁。
② R．L．米克：“蘇格蘭對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貢獻”載《經濟學、意識形態及其他論文》，1967年英文版。
③ J．奧馬利：《卡爾·馬克思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編者序》，1970年英文版。
④ A．斯金納：“蘇格蘭對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一種貢獻？”，載布雷德利和霍華德合編：《古典政治經濟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1982年英文版。

傑瑞米柯賓

人口

　　馬克思在《大綱》的導言中對方法進行探討時，認為人口是一個應看作許多規定綜合的具體結果的範疇的例子，要充分理解它取決於先對“比較簡單的範疇”進行闡述或抽象。如果以無差別的形式來考察人口，即不首先考察構成人口的階級，那麽人口就成了無根據的和貧瘠的抽象，因為構成人口的階級本身又取決於構成特定生產方式的剝削的社會關系。因此，馬克思認為“每一種特殊的、歷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規律”，工業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人口規律是“相對過剩的人口”規律。（《資本論》第1卷，第692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他在駁斥“牧師”馬爾薩斯的自然主義決定論（關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對馬爾薩斯的評論見“參考書目” ⑧）時，指出工資的水平與人口的絕對增長之間並不存在必然的聯系，認為使工資下降的“過剩人口”並不是工人階級的惡習造成的，而是工人階級為資本進行勞動的產物，工人人口“在生產出資本積累的同時，也生產出使他們自身成為相對過剩人口的手段”（《資本論》第1卷，第692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因為工人階級的勞動生產出剩余價值，這些剩余價值作為累積的資本又被利用於購買生產資料（也是由工人階級生產出來的），而這些生產資料在以死勞動替代活勞動的過程中擴大了勞動後備軍，確保一部分人口在正常情況下始終超出資本的需要，從而找不到工作。
　　早期資本主義力圖阻止工人在蕭條期間遷移，這就證明了造成和保持過剩人口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十分重要的。英國在1815年之前，是不允許從事機器工作的技工向外遷移的，那些企圖這樣做的技工受到了嚴厲的懲處；而在美國南北戰爭的“棉荒”期間（當時大量的棉工失業），工人階級關於要國家通過援助或國民自願捐款資助郎卡郡的多余人口外遷的要求，也遭到了拒絕。相反，“他們被關進棉紡織工業的‘有道德的貧民習藝所’，他們仍然是‘郎卡郡棉紡織企業主的力量’”。（《資本論》第1卷，第633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工資只是提供給就業的人的收入，但又必須養著失業者以構成今後剝削可隨時得到的過剩人口，這就是工資形式的基本矛盾。現代國家已力圖提供旨在維持遠低於就業者生活水平的失業津貼來克服這一矛盾。但是，正如關於國家福利津貼的爭論所表明的（見“參考書目” ④），福利津貼並沒有消除矛盾本身，這些矛盾依然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殊人口規律的反映。
　　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很少提出較充分的人口理論，庫恩茲的著作（見“參考書目” ③）是個明顯的例外。他認為在資本主義時代人口的增長以及人口的分布是由勞動的需求決定的。在表述這一論點時，他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蘇聯人口學家特別是烏爾蘭尼斯的著作；烏爾蘭尼斯依據經濟發展分析了歐洲的人口增長，並特別強調19世紀最後25年期間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與競爭的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過渡之間的相互關系。但是，庫恩茲對這一說法提出了某些批評，認為它沒有超出“與勞力需求據以支配勞力供應的因果聯系或方式相關的”交互作用的範圍（見“參考書目” ③，第133頁），並進一步詳細分析了勞動需求及家庭的不斷變化的經濟職能。
　　馬克思主義者對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人口問題也較少注意。但米雅蘇（見“參考書目” ⑨）認為自新石器時代起就存在的家庭單位依然是這樣一種唯一的經濟和社會組織，即通過支配作為“活的再生產資料”的婦女而從事社會組織不可缺少的組成要素的人類肉體再生產的組織。資本主義生產依然通過宗法家庭而與這種尚留有痕跡的形式聯在一起，但這種聯系現正被婦女和未成年人的解放所切斷，使家庭單位失去了其直接向資本剝削提供勞動力的能力。曾一度是“自由勞動者”的再生產所不可缺少的宗法家庭正逐漸被取代，這樣自由勞動者就變成了總的異化的條件。米雅蘇能夠正視勞動力變成資本主義條件下產生的“真正商品”這一事實。在他看來，這造成的極權主義的情況遠比最官僚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幹預家庭所造成的情況要野蠻。
　　歷史學家一直從另一個角度關心人口變化的影響。馬克思本人在《大綱》（“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一節）中談到了人口增長和移民（以及戰爭）在早期社會（如羅馬）發展中的重要性。最近，馬克思主義的和非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都參與了關於人口的變化在西歐的“封建主義危機”和資本主義過渡中的重要性的重大討論。（見“參考書目” ②和專題論文集，載《過去和現在》第70—80，85，97期，同時參看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條目）。參與爭論的一位馬克思主義者（見“參考書目” ⑥）認為人口統計方面和其它方面都是重要的，不過這些都應放到“整個社會經濟制度”的危機的背景中去考察；他還得出目前的研究還不能提供明確的答案的結論，“因為關於人口、生產和商業的量的證據還不充分”。
　　像米雅蘇一樣，恩格斯也認為對自然界的不斷控制和生產力的發展都需要有更多的勞動力投入，因而需要對人的生產進行更大的控制。在回答考茨基（1881年2月1日）所提的關於人口過度增長的問題（社會主義的批評者也常提到這樣的問題）時，恩格斯指出：“人類數量增多到必須為其增長規定一個限度的這種可能性當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說共產主義社會在將來某個時候不得不象已經對物的生產進行調整那樣，同時也對人的生產進行調整，那麽正是那個社會，而且只有那個社會才能毫無困難地作到這一點”（《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45頁）。列寧（見“參考書目” ⑦）對他稱之為“反動和貧乏的新馬爾薩斯主義”持極端反對的態度，而且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人口學家一般都強烈反對馬爾薩斯主義。但是，蘇聯和東歐的實際人口政策大都受實際考慮（包括勞動力的需求，擔心人口出生率下降）的支配。（見“參考書目” ①）。然而，在中國，迅速增長的人口已導致采取減少人口出生率的有力措施，當然這也多半是出於經濟上的考慮（參看再生產條目）。




參考書目

① 約翰·F·貝 濟梅爾斯：《社會主義的人口政策──蘇聯和東歐人口統計學趨勢的政治含義》，1980年英文版。
② 羅伯特·布倫納：《工業化前的歐洲農民階級結構與經濟發展》，1976年英文版。
③ 悉尼·H·庫恩茲：《人口理論和經濟解釋》，1957年英文版。
④ &·德·布律諾夫：《國家、資本和經濟政策》（1926），1978年英文版。
⑤ F．埃德霍爾姆、O．哈巴斯和K．揚：《不斷概念化的婦女》，1977年英文版。
⑥ R．H．希爾頓：《封建主義的危機》，1978年英文版。
⑦ 弗·伊·列寧：《工人階級和新馬爾薩斯主義》（1913），1963年英文版。
⑧ 羅納德·&·米克編：《馬克思和恩格斯論馬爾薩斯》，1953年英文版。
⑨ C．米雅蘇：《未婚女子、膳食和金錢──資本主義和家庭》（1975），1981年英文版。
⑩ 《過去和現在》，1978、1979和1982年刊載的關於“西歐農民階級結構與經濟發展”的討論。
⑪ B．T．烏爾蘭尼斯：《歐洲人口的增長》，1941年俄文版。


民粹主義

　　這是一個用於稱呼形形色色的社會政治運動、國家政策和意識形態的具有多種含義的概念。要想提煉出民粹主義的一般概念，往往是徒勞之舉。但是，我們可以有效地區分出使用這一術語的四種主要含義。
　　第一，民粹主義是指19世紀最後20年期間向北美南部和西部農業地區出現的激進運動。它主要表達了美國鄉村中占主導地位的獨立農場主（他們並不是農民）的要求，反映了他們對經濟權力特別是銀行和金融機構的集中以及大的土地投機商和鐵路公司集中的懷疑。他們還關心財政政策特別是貨幣改革的問題，要求有鑄造銀幣的自由以防止農產品價格下跌。
　　第二，是俄國的民粹主義，它是這里所要談的最重要的一種，因為它與馬克思、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運動中的爭論密切相關。文圖利在一本權威性的著作（見“參考書目” ⑥）中，把冠以民粹主義標題的運動都包括了進去，其範圍比後來的權威著作（見“參考書目” ⑦）所要列入的要廣泛。俄國的民粹派運動受到赫爾岑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思想的啟發，其策略則來自拉甫羅夫、巴枯寧和特卡喬夫的思想。這些首先充分反映在“到民間去”的運動中，後來又反映在19世紀70年代的爭取“土地和自由”的運動中，據文圖利看來，19世紀80年代的“民意黨”運動的（精英統治論）恐怖主義則使它們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但是，普列漢諾夫和追隨他的最近的一些權威（比如瓦利斯基）則認為，民意黨是對民粹主義本質的否定。俄國民粹主義所以仍值得注意，就因為它是一種廣泛的思潮──一種內部就有區別，既對革命的個人和運動又是對非革命的個人和運動有影響的思潮。它的中心思想是實現非資本主義的發展，認為俄國可以而且應當越過資本主義階段而依靠農民公社和小商品生產的力量去建設社會主義的、平均主義的民主的社會；它反對大規模的生產組織。
　　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發展的分析曾對俄國民粹主義思想的形成有過很大的影響。《資本論》第1卷就是由民粹主義者尼古拉·丹尼爾遜譯成俄文的，而且民粹派知識分子都認真學習過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者的著作。但是，與馬克思本人不同，民粹主義者只把馬克思的著作解釋為是對資本主義發展及其異化後果的毀滅性的批判，認為資本主義是一種倒退的而不是進步的社會進程。俄國可以避免經歷資本主義，因為那里存在著可作為建設社會主義潛在基礎的農民公社（參看俄國公社條目）。馬克思本人並沒有立即駁回這一觀點，他給維·查蘇利奇關於這一問題的覆信（1881年3月8日）和《共產黨宣言》俄文版的序就證明了這一點；在那里，馬克思承認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的話，那麽俄國公社便可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31頁）。
　　列寧從歷史和社會學的角度把民粹主義的意識形態看作是小生產者特別是農民對資本主義的反抗，因為這些人的地位受到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損害，但他們又想消滅封建社會制度。列寧雖把民粹主義意識形態的特點歸結為經濟浪漫主義，歸結為一種向後看的、小資產階級的烏托邦，但卻反對片面地譴責民粹主義，這些在他同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司徒盧威的辯論中都有所反映。列寧還區分了早期民粹派運動和作家的較激進、反封建和民主的意識的形態，和後期的像米海洛夫斯基這樣的民粹派知識分子的右翼傾向，米海洛夫斯基是反對發展資本主義的主要代表。列寧寫道：“由此可見，不加分析地把民粹派的全部綱領整個地推翻是根本不對的。應該把它的反動方面和進步的方面嚴格地區別開來”（《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462頁）。
　　第三，民粹主義一詞是指拉美一些國家的意識形態，在這些國家中，民粹主義是弱小的本地資產階級用以同各從屬階級結成反農業寡頭聯盟的政治戰略，其條件是為促進工業化而不讓這些從屬階級發揮獨立的作用。這種做法從意識形態上說，是同以農業運動為基礎、反對國家統治力量的民粹主義的思想意識相對立的。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拉美民粹主義的範例是瓦加斯及其後繼者領導下的巴西的民粹主義和阿根廷的庇隆主義。但應補充指出的是，這一術語在拉美的每一個國家和其它地方實際上一直用得相當隨便並不那麽嚴格，可用於國家權力的形形色色的結構及其在人民群眾中的基礎。這個意義上的民粹主義的基本特征，是它具有旨在動員下層社會集團支持的動聽言辭和控制“邊際集團”的操縱本領。這里主要強調的是國家的作用。不過，它基本上還是靠這樣一種政策來展開的，這種政策的基礎是由一種巧妙的恩賜制度所鞏固的領導人的個人感召力和對他個人的效忠。民粹主義的意識形態是道德的、感情的和反理智的，而其綱領也是非特定的。它認為社會區分為有權力的群眾與反對群眾的有勢力的小集團。但是，階級沖突的思想並不是民粹主義宣傳的內容。它所頌揚的是作為群眾保護者的領導人的作用。這樣一種政治戰略與其說是民粹主義還不如說是個人至上論，而按這種形式它就與法西斯主義有某些類似之處和聯系了。
　　最後，我們也可以認為民粹主義是指一種國家意識形態，但卻是一種信奉類似於俄國民粹派的關於社會和民族發展觀點的意識形態。奉行這種民族發展方式的（迄今）最突出也是最一貫的例子，便是坦桑尼亞，它追求一種以農村為基礎的小規模發展戰略，避免大規模的工業，至少在口頭上鼓吹非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然而，由於置身於世界資本主義的網絡中，它發現很難完全擺脫資本規律的支配和無視這些規律而造成的不利後果。




參考書目

① G.．約尼斯庫和E．蓋爾納合編：《民粹主義》，1969年英文版。
② G．基欽：《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發展和不發展》，1982年英文版。
③ 弗·伊·列寧：《什麽是人民之友》（1883），1960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民粹主義的經濟內容》（1894），1960年英文版。
⑤ 托爾誇托·迪特拉：“拉丁美洲的民粹主義和改革”載克勞迪奧·貝利斯編《拉丁美洲的變革障礙》，1965年英文版。
⑥ F．文圖利：《革命的根源》，1960年英文版。
⑦ A．瓦利斯基：《關於資本主義的爭論》，1969年英文版。
⑧ F．C．韋福特：“巴西的國家和民眾”，載I.L.霍雷維奇編《拉丁美洲的群眾》，1970年英文版。

傑瑞米柯賓

實證主義

　　奧古斯特·孔德（1798-1857）被公認為是實證主義或“實證哲學”的創始人。孔德的主要學術和政治研究課題是把自然科學的方法擴大到社會研究中去，即創立科學的“社會學”。他的科學方法觀是進化論的和經驗主義的。每一門知識都經歷了三個必然的歷史階段：神學階段、形而上學階段和最後的“實證的”或“科學的”階段。在這最後的階段，要擯棄探討現象終極的或感覺不到的原因，以有助於尋求可感現象的像法則一樣的規律。與現代經驗主義的科學哲學家一樣，孔德致力一種解釋的“總規律”的模式，根據這一模式解釋與所預言的事物是對稱的。現象的可預見性反過來又是確定支配現象的條件，而這就是有可能使用技術和工程學科學的原因。
　　根據孔德的看法，由於心理上和制度上的原因，人文科學沒有過渡到“實證的”或科學的階段，但這種過渡現在已提到歷史的日程上來了。本質上是批判的因而是“否定的”啟蒙運動哲學雖十分清楚如何埋葬舊的社會制度，但新的制度的鞏固卻需要把實證哲學擴大應用於人類本身的研究。人文科學的領域一旦置於經驗科學的研究範圍，理智上的混亂狀態就不覆存在了，新制度的秩序也將從取得一致認識這一事實本身中獲得其穩定性。認識社會的規律將能使公民了解可進行改革的範圍，而政府則可運用社會科學知識作為漸進而有效的改革的基礎，從而進一步確定認識的一致性。新的社會制度──科學的工業社會──將以科學作為自己的世俗宗教，其功能則與舊的社會制度的天主教相似。
　　實證主義雖成了某種有組織的、國際政治和學術運動，但其中心論題在當今社會中的影響遠比任何特定運動要大。維也納學派的更有力、更系統的“邏輯實證主義”或“邏輯經驗主義”雖已成為20世紀經驗哲學中的最有影響的趨勢，然而直到最近幾十年，把自然科學方法（經驗主義哲學所解釋的方法）擴大運用於社會科學的課題仍然一直是這些學科的主要思想趨勢。有關社會發展的進化的或“分階段”的各種理論都具有明顯的實證主義的歷史淵源，而且也一直有巨大影響，在這種理論中財產形式和社會關系中的差異都從屬於被認為是決定性的技術的現象。
　　在馬克思主義本身範圍之內，從哲學上把歷史唯物主義當作科學和主張把這種科學與革命的政治實踐統一起來，就可能導致實證主義的或新實證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維也納”學派的主要成員之一的奧托·紐拉思在20世紀30年代就提出在“唯物主義的基礎”之上發展經驗的社會學。這種經驗的社會學提出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作為有計劃的重新組織社會生活的基礎。社會主義的計劃可以看作是類似於自然科學中的實驗，而社會重新組織的規模越大，它對社會學理論的促進也就越大。反形而上學的和反神學的經驗科學的趨勢及其有關世界觀曾使當時的統治階級感到不快。把經驗科學擴大運用於社會同樣也會受到今天統治階級的抵制，因為統治階級是依賴宗教和形而上學在群眾的心目中制造假象的。紐拉思的科學觀與維也納學派其他成員的科學觀一樣，是同經驗的預測從而同技術是緊密相連的。因此，馬克思主義與實踐之間的聯系就可以理解為一種大規模的“社會工程學”事業。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就是以把馬克思主義看作是一種社會工程學的實踐相聯系的經濟科學的這種看法為基礎的，但類似的觀念在形成斯大林主義的形式來說，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地位是通過“科學的世界觀”來確立的，這種科學的世界觀有效地使其基本主張教條化，並使依據歷史的“鐵的規律”而進行的專制的技術統治合法化。
　　“批判理論”的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家們就屬於對以“社會工程學”觀點看待理論與實踐關系的理論進行批評的最重要的批評家的行列。真正解放的社會理論將是反省的和解釋性的，它注重的是現實環境之外的潛在因素，而不是恭順地束縛於對經驗的現實的描述。像哈貝馬斯和韋爾默爾這樣一些思想家認為，當代社會人類統治的最有力的形式就依賴於技術統治的意識形態，而這種意識形態正是實證主義的遺產；他們在馬克思本人的思想中就發現了“潛在的實證主義”（見“參考書目” ⑧）。因此，依據馬克思主義傳統創立的理論，只有隨著它不再把自身看作是科學並放棄這種觀念所從屬的技術統治意識形態，才能成為解放的理論。當然，人們也可以反駁這些批判的理論家，說他們對實證主義的批判並不十分嚴密。第一，他們對社會科學的自然主義綱領的拒絕是建立在沒有充分批判自然科學的實證主義的和經驗主義的哲學基礎之上的。第二，他們也像實證主義者一樣，認為科學與“技術理性”之間存在著本質聯系。這里可爭辯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獨特貢獻就是一直企圖發展一種既是客觀的又是解放的科學觀，而且哈貝馬斯和韋爾默爾也確實承認批判的自我反省需要用綜合，即科學傳統提供的那種因果分析來進行補充（參看認識論；科學條目）。




參考書目

① S．安特萊斯基編：《孔德的本質》，1974年英文版。
② A．J．艾爾：《語言、真理和邏輯》（1939），1964年英文版。
③ T．本頓：《三種社會學的哲學基礎》，1977年英文版。
④ A．吉登斯編：《實證主義與社會學》，1974年英文版。
⑤ 尤爾根·哈貝馬斯：《知識與人的利益》，1972年英文版。
⑥ 哈伯特·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1964年英文版。
⑦ 奧·紐拉思和R．S．科恩合編：《經驗主義與社會學》，1973年英文版。
⑧ A．韋爾默爾：《批判的社會理論》，1971年英文版。

傑瑞米柯賓

實踐

　　這一概念一般是指行動、活動；而按照馬克思的含義則是指自由的、普遍的、創造和自我創造的活動，通過這種活動創造（制造、生產）和改造（塑造）自己歷史的人類世界及人自身；實踐是人所特有的活動，由於有了實踐人才區別於一切其他生物。在這個意義上，人可以看作是實踐的生物；由於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心概念，因而馬克思主義可以看作是“實踐”的“哲學”（最好是“思想”）。這一詞源於希臘，而根據洛布科維奇的說法的，它是指“自由人所可能從事的任何一種活動；特別是指各種商業活動和政治活動”（見“參考書目” ⑤，第9頁）。這一詞由希臘文演變成拉丁文，從而成為現代歐洲的語言。在進入哲學領域之前，這一詞在希臘神話中既用作地位低微的女神的名字又具有其它許多含義。另一位現代作家法伊·韋爾頓（他在1978年把實踐用作一部小說主人公的名字）對實踐作了如下的解釋：“實踐意味著轉折點、頂點、行動和亢奮；有些人則認為應指女神本身”。這一詞雖是早期希臘哲學特別是柏拉圖哲學中所使用的，但它的真正哲學史卻始於亞里士多德，他力圖賦予它以更貼切的含義。比如，他雖有時用其覆數形式（praxis）來描述動物的生命活動乃至星辰運動，但卻堅持從嚴格的意義來說它只適用於人類。他雖有時用這詞表示一切人類活動，但卻認為這一詞應只看作是人的三項基本活動中的一項（其它兩項活動是理論活動和制造活動）。這是為具體區分科學或知識而提出來的，根據這種區分，有三種基本知識即理論知識、制造知識和實用知識；這些知識又依據其目的進行區分，理論知識是真理，制造知識是生產某種東西，實用知識則是行動本身。實用知識又細分為經濟的、道德的和政治的行動。亞里士多德的實踐概念由於既與理論和制造知識相對立，它本身又分為經濟學、倫理學和政治學，因而看來是相當嚴密的，不過他並不是嚴格地拘泥於這一概念。在好幾個場合下，他都把理論與實踐的關系看作是人類的一種基本對立，據此看來他似乎把制造包括在實踐之中或把制造當作某種次要的東西而不予置理。然而，他有時似乎又把實踐限於倫理學和政治學的範圍（不考慮經濟學）或只限於政治學的範圍（在這種情況下，倫理學又包括在政治學之中）。此外，他有時似乎又把實踐等同於與壞的實踐相對立的好的實踐。然而，如果把所有上述覆雜的說法看作是一種混亂，那就不恰當了；這些表述恰恰反映了對各種問題的覆雜性的深刻理解。
　　在亞里士多德本人的學派中，究竟是把一切人類活動區分為兩種還是三種，這個問題決定於是否有利於把活動劃分為理論活動和實踐活動。而這種兩分法也為中世紀的經驗哲學所接受了。由於很難對諸如醫學或航海這樣的應用科學和技藝（這些似乎既不適合於放到理論科學也不適合於放到實踐科學中去）進行分類，所以休聖維克多提出把技藝作為第三種要素（除理論要素和實用要素之外），但這一建議沒有得到響應。然而，在題為《實用幾何學》的短篇論文中，他又提出區分理論的幾何學和“實用的”幾何學，從而提出在“應用”的意義上使用“實踐”一詞；這一建議立即被廣泛接受了；這樣，把“實踐”看作是“對理論的運用”的思想，一直保持到今天。弗蘭西斯·培根賦予這一意義上的實踐概念以重要地位，並同時堅持認為真正的知識是能在實踐中收效的知識。不管是否同意培根的看法，但介於培根與康德之間的這一時期的許多哲學家都持有類似的實踐知識觀，即都把它看作是有益於生活的應用知識。比如，達蘭貝爾在其為《百科全書》所寫的序論中，就把所有的認識分為三種：“純實踐的”、“純理論的”和那些試圖“從其對象的理論研究中得出可有利於實踐的”認識。不過，在其他許多作家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亞里士多德關於實踐的知識是獨立的人類活動本質的知識（特別是倫理的和政治的知識）的觀點。比如，洛克就對所有的知識和科學作了三重區分，即物理學、實踐學和符號學，並把實踐學定義為“教人如何可以正確的運用自己的能力和行動，以求得良善和有用的事物。在這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倫理學”（《人類理解論》，商務印書館1959年中文版，第721頁）。
　　我們在康德那里，可以看到他對兩種傳統的觀念作了修改：（1）實踐是對理論的運用，即“運用於經驗中所碰到的情況”;（2）實踐是人在倫理上相應的行為。第一個概念在康德的《談談“道理上可以說得過去的，可是實踐上卻行不通”》這句俗話的論文中，顯得特別突出。第二個要領，對康德則更為重要，是他區分純粹理性和實踐理性的基礎，也是他把哲學相應地分為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的基礎。比如，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就區分了“理論的認識”和“實踐的認識”，理論的認識是我藉以知道“存在什麽”的認識，而實踐的認識則是我據以想象“應存在什麽”的認識。當康德堅持認為知識可以看作是與理論的或思辨的知識相對立的實踐知識時，上述實踐觀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他寫道：“實踐的認識或者是（1）絕對命令並迄今與理論認識相對立；或者包含（2）潛在的絕對命令的前提並迄今與思辨認識相對立”（參看《邏輯》，1800年德文版，第96頁）。另一方面，康德又支持認為盡管區分為理論（或思辨）的理性和實踐的理性，但理性“歸根到底是同一個東西”。理性的統一是通過把實踐的理性（或理性的實際運用）置於理論（或思辨）的理性之上來實現的。“一切都涉及到實踐”，而“道德”則是“絕對的實踐”。康德關於哲學區分為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的觀點在費希特那里又得到了改進和補充。費希特比康德更強調實踐哲學的重要性。而謝林則力圖找到更高的、第三種“既不是理論的又不是實踐的而是兩者兼而有之”的因素。
　　黑格爾像謝林一樣，承認要區分理論和實踐，把實踐置於理論之上，並認為理論和實踐的統一必須通過第三種更高的因素來實現。然而，他認為康德哲學的基本缺陷之一是把“絕對形式的要素”外化為體系的各個獨立部分。因此，黑格爾拒絕把哲學分為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而是在自己的體系中依據不同的原則把哲學分為邏輯、自然哲學和精神哲學，理論和實踐的區分則再現於上述三個方面的每一個方面之中（和在更高的綜合中被不斷地超越）。這樣，理論和實踐的區分就在純思維（邏輯）領域、自然領域（具體地講就是有機生活領域）和人類現實領域（即“有限精神”領域）中具有同樣的地位。邏輯領域中所闡明的區分在自然領域中的實現並不完全，而在人的現實領域中的實現才是充分的。至於運用於作為主觀精神和作為個體的人來說，理論和實踐就是有限精神的兩個組織要素了。個體的實踐雖高於理論，但兩者都不是“真實的”。理論和實踐的真理是自由，這在個體水平上是不能實現的，而只能在社會生活和社會機構的水平上即在“客觀精神”領域中才能實現。這一點可以為人們所充分了解，因而這種自由只有通過藝術、宗教和哲學在“絕對精神”領域中實踐。
　　在黑格爾的體系中，實踐雖成了絕對真理的要素之一，但同時卻失去其獨立性。首先提出把絕對真理這一要素從體系中排除出去並反對黑格爾的主張的，是黑格爾分子采什可夫斯基；他雖捍衛絕對真理的黑格爾體系，但卻認為這種真理必須通過“實踐”或“行動”來實現。（參看采什可夫斯基的《歷史哲學引論》）。馬克思是否讀過這本書，不得而知，但他的朋友莫澤斯·赫斯深受這本書的影響。比如，在《歐洲的三頭政治》（1842年）和《行動哲學》（1842年）中，赫斯就曾提倡過實踐哲學，並堅持認為“精神哲學的任務，現在在於變成行動哲學”。在馬克思那里，實踐的概念成了新哲學的中心概念，這種新哲學並不想繼續作為哲學存在，而是想以新的超哲學思維和在對世界的革命改造過程中超越自身。馬克思雖在《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充分地闡述了自己的實踐觀，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也意義深遠地表述了這一點，但這種思想在他早期的著作中就已有所預示了。比如，在其《博士論文》（《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的差別》第1部分、第4節）中，他就堅決主張哲學必須具有實踐性。“一個本身自由的理論精神變成實踐的力量，並且作為一種意志走出阿門塞斯的陰影王國，轉而面向那存在於理論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現實，──這是一條心理學的規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58頁）。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他則宣稱實踐是真正哲學的目的（即是思辨哲學批判的目的），並把革命看作是真正的實踐（原則高度的實踐）。
　　在《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闡述了他對人的看法，認為從“肯定”還是“否定”的形式來看，人都是自由創造的實踐的存在物，所謂“否定”就是通過批判實現人的自我解放。至於“肯定”的方面，馬克思則寫道：“人的類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覺的活動”，“實踐創造對象世界，即改造無機界，證明了人是有意識的類存在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頁）。這里的實際生產的意思是通過比較人的生產和動物的生產來進行闡述的：“動物的生產是片面的，而人的生產是全面的；動物只是在直接的肉體需要的支配下生產，而人甚至不受肉體需要的支配也進行生產，並且只有不受這種需要的支配時才進行真正的生產；動物只生產自身，而人再生產整個自然界；動物的產品直接同它的肉體相聯系，而人則自由地對待自己的產品；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建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並且懂得怎樣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到對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建造”（同上，第96-97頁）。在《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有時似乎認為理論應被看作是實踐的形式之一。但接著他又重申理論與實踐的對立，並堅持實踐在這種關系中的首要地位：“理論的對立本身的解決，只有通過實踐方式，只有借助於人的實踐力量，才是可能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7頁）。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實踐或“革命的實踐”就成了中心概念了。他寫道：“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並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7頁）；同樣，“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導致神秘主義方面去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8頁）。在《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通常把“勞動”與“實踐”對立起來，並明確地把“勞動”描述為“實踐的人的活動的異化行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4頁）；但他有時又矛盾地把“勞動”用作“實踐”的同義語。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他強烈主張“勞動”與他以前稱為實踐的東西之間存在著對立，並認為一切勞動都是人的生產活動的自我異化形式，應當“消滅”這種異化形式。以前稱之為實踐的人的活動的非異化形式，現在稱之為“自主活動”，盡管用詞上有這種變化，但馬克思的基本思想並未改變：“勞動轉化為自主活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75頁）。這一思想在《大綱》和《資本論》中都未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