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词典

傑瑞米柯賓

列寧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的筆名。1870年4月22日生於辛比爾斯克（現名烏里揚諾夫斯克），1924年1月21日在哥爾克逝世。
　　列寧毫無疑問是20世紀最有影響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領袖和理論家；由於列寧強調由一個嚴密組織的政黨來領導的階級鬥爭的中心地位，使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有了新的活力。他詳盡闡述了帝國主義理論，這一理論認為，帝國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在為國際無產階級革命作準備，這個革命將依靠過渡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力量建立起來和維持下去。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中，他領導了布爾什維克黨並建立起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通過由他鼓動建立起來的第三國際（參看國際條目），他的思想傳遍全世界，為同社會民主主義相對立的現代共產主義的確立作出了貢獻。
　　列寧出生在一個有學識的小康家庭。他的父親是一位具有高度社會責任感的、持有自由主義（雖然是溫和的）觀點的中學視察員，他在列寧16歲時去世。次年，列寧在參加中學畢業考試時，他的哥哥亞力山大因參與行剌沙皇的陰謀而被處死。毋庸置疑，這些事件給年輕的列寧留下了創傷，但他的非凡的毅力使他以最高分數通過了考試，獲準進入喀山大學。進喀山大學不久，列寧就因參加學生抗議集會而被開除；在這以後，他即全力參加革命活動，就和他還活著的弟弟和兩個姐妹一樣。
　　列寧第一部有重大價值的著作《什麽是“人民之友” ……》發表於1893年。這本書的目的是清除俄國民粹主義的經濟、社會和政治觀點—一直到1900年，這都是列寧著作的持續論題。他已經確立了在聖彼得堡馬克思主義者中的領袖地位，在指導他們從純粹的宣傳轉到對群眾的經濟鼓動上產生了影響。1895年12月被捕後，在監獄中繼續寫作，支持1896年的大罷工。在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後，他完成了《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這一巨著，運用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早期發展階段的理論作了最充分的論證。
　　1900年，列寧同在日內瓦的普列漢諾夫小組進行合作。他制定了創辦一張全國性報紙（《火星報》）的計劃，以明確表達對沙皇主義的不滿，同時為建立一個由職業革命家組成並將領導民主革命的有紀律的黨奠定基礎。在他的綱領性的著作《怎麽辦？》（1902年）中，他總結了自己對於黨的目標的觀點，以及在非法條件下所應采取的必要的組織形式來實現這些目標的看法。
　　在1905年革命中，列寧認為，從經濟措施上反對封建土地所有制要比立法上的方案更為重要。因此，他強調了土地國有化措施的重要性，認為這一措施能使資產階級從土地所有者中分化出來，能推動農村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能把貧苦農民吸收到無產階級這一邊來。（根據他1905年的主張，他反對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反對孟什維克把領導權讓給自由黨人的路線，參看《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
　　為了對1914年戰爭的爆發和許多社會黨領袖所采取的護國主義立場作出解釋，列寧轉到了由希法亭和布哈林作了闡述的壟斷或金融資本主義理論上。他在1916年完成了具有論辯性的、最有影響和最有特點的著作《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他堅持認為，資本主義新的和最後的階段出現了，在這一階段里，壟斷取代了競爭，資本集中和社會階級分化已達到頂點；資本輸出取代商品輸出，全世界經濟上的領土已從屬於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寄生性的剝削；經濟壟斷在政治的一致性和在對公民自由權的侵蝕上找到了它的補充；社會和國家都從屬於金融資本的利益。列寧得出結論說，帝國主義時代的資本主義已是好戰的、寄生的、暴虐的和垂死的。然而，它使生產集中於托拉斯和卡特爾，使資本集中於銀行，由此極大簡化了使整個經濟置於社會控制和社會所有之下的任務。它自身已創造了“社會主義的完備的物質基礎”。
　　到1917年春，列寧的革命理論的所有因素都已聯結在一起。世界戰爭和經濟崩潰使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具有迫切性，野蠻狀況不再有其他出路。軍事官僚主義的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將被人民民主組織即巴黎公社式的管理組織所取代，它的現代形式就是蘇維埃（參看委員會條目）。銀行和托拉斯中簡化了的管理結構，將使所有的人都能參加社會經濟管理。在《國家與革命》（1917年）中，列寧詳細闡述了這些關於社會主義國家特性的自由主義者的觀點。1917年10月，在占領了大部分主要城市和軍事蘇維埃之後，列寧激勵布爾什維克黨在相對不流血的行動中奪取政權。
　　1918年春以後，列寧的著作極大地改變了調子。作為人民委員會主席，列寧面臨著一系列嚴重的危機：城市的饑荒、交通和軍隊的崩潰、外國的幹涉和內戰。他的當務之急是保證最有效地動員政權和貧乏的資源、灌輸嚴格的紀律和責任、堅持中央的權威。現在強調的是使黨（和國家）組織的較低的責任上升到較高的責任，這是列寧考慮的民主集中制的關鍵。巴黎公社模式中的自我管理和非集中化，被無產階級專政這一更嚴厲的形式所代替，列寧承認，無產階級專政必須由它的黨來實行。這種吸收了階級能量的政黨—國家模式，通過列寧寄以信任的共產國際而被具體化了。他仍然相信，如果革命不迅速地擴大到歐洲，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景就可能是脆弱的。
　　隨著外國幹涉和內戰的結束，對布爾什維克建立起來的集中化的專制政權的怨恨產生了。1921年3月，列寧領導他的黨進入新經濟政策的戰略退卻，這一政策采取了農民自由貿易這一極為寬松的形式。然而，列寧同時也堅持黨內應有更強的紀律性、禁止派別活動以及采取反對非黨批評者的嚴厲路線。列寧設想，在社會主義成分能夠有效地擴大之前，有一個漫長的混合經濟階段；他堅持認為，在這種情勢下，有必要提高警惕和加強紀律。
　　直到1922年末和1923年，在他第二次突然生病被迫實際退隱之後寫的最後著作中，他才有時間對俄國已經建立起來的東西加以思考。他苦惱的是國家機關繼承了沙皇時代許多最壞的陋習，共產黨員成為專橫的、不稱職的管理者，並逐漸地脫離人民。包括斯大林在內的一些人變得如此粗暴，他們應該被剝奪權力（1922年12月《給代表大會的信》）。而且這個機關膨脹起來，跟它所做的有用工作不成比例，列寧建議狠狠地壓縮機關的規模。他對於在這樣一個工業（和無產階級）已蒙受了如此嚴重的損害並受到農民群眾的包圍的國度中，黨是否有能力保持社會主義的價值，感到沒有把握。他最後的建議是，黨和國家應該把最好的成員熔進一個模範的機構，這一機構應該在孤立的、落後的俄國中，保持一絲社會主義的光亮（參看《寧肯少些，但要好些》、《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1923年）。
　　按任何標準來看，列寧都是一位非凡的人物。他的一生都貢獻給了革命事業，他生命的每一方面都在為這一事業服務。作為一位領袖，他在理論分析和實踐準備上的果斷、決斷和徹底性，使他在布爾什維克黨內和蘇維埃政府內享有無可比擬的權威和聲望。他嚴格要求自己，也同樣嚴格要求他的同事們。他生性謙虛，過著儉樸的、幾乎是節制的生活。他坦率地對那種過分的頌揚和對把他塑造成一個英雄的企圖表示反感。1924年1月列寧逝世之後，同他所表示的願望相反，他在盛大的典禮中被埋葬在紅場的陵墓中，被黨和國家奉為聖哲，受到了他自己的國家和整個共產主義運動以無數方式表達的紀念。
　　列寧是現代共產主義運動的創始者，共產主義政權和共產黨繼續崇拜他的著作和個人的榜樣，仍然感到必須用他的思想為基準來判斷當前的政策。（參看布爾什維主義；列寧主義條目）




參考書目

① E．H．卡爾：《布爾什維克革命》，1966年英文版。
② T．克利夫：《列寧》，1975—1979年英文版。
③ N．哈定：《列寧的政治思想》，1982年英文版。
④ 弗·伊·列寧：《列寧全集》，1960—1970年英文版。
⑤ M．列文：《列寧最後的鬥爭》（1967），1969年英文版。
⑥ M．利伯曼：《列寧統治時期的列寧主義》，1975年英文版。
⑦ H．里格比：《列寧的政府—蘇聯人民委員會（1917—1922）》，1979年英文版。
⑧ D．舒布：《列寧》，1948年英文版。
⑨ A．D．烏拉姆：《列寧和布爾什維克》，1965年英文版。
⑩ B．D．沃爾夫：《發動革命的三個人》（1956），1966年英文版。


列寧主義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者認為，“列寧主義”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對社會科學理解的發展。因此，列寧主義是一門關於自然和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它闡明了人和社會之間的因果關系，闡明了向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主要組成部分就是作為分析方法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作為研究階級同生產資料和生產力水平關系的政治經濟學，以及科學共產主義（共產主義社會的結構和過程）理論。在較為狹隘的定義上，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內部接受列寧對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所作出的主要理論貢獻的那種趨勢。它特別對為了無產階級和依靠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問題、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問題作了探討，使黨為了工人階級而采取革命行動合法化。它同布爾什維克主義是有區別的，布爾什維主義是以列寧主義為基礎的革命實踐或政治運動。
　　列寧主義者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一種革命階級的實踐，這一實踐首先就涉及奪取政權。列寧主義者強調，共產黨就是起著一種鬥爭武器的作用。共產黨是由有階級覺悟的馬克思主義者組成的，它主要是在民主集中制原則上組織起來的。作為社會黨基礎的工聯主義的危險在於，它注意的中心問題太狹隘，它以經濟條件上的改良為基礎，而不以革命行動為基礎。列寧主義者把黨看作是給受剝削群眾帶來革命理論和政治組織的催化劑，而不指望工人階級意識的自發發展。“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者看來，奪取政權是革命鬥爭的結果，無產階級專政最初是在黨的統治下建立起來的。列寧主義者反對那種認為能夠把資本主義國家拿過來使之服務於無產階級的觀念，或者那種認為能夠采取漸進的手段實現社會主義的觀念。
　　列寧主義者認為資本主義是一種國際的和帝國主義的現象。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積累規律導致商品和資本生產過剩的危機，導致利潤率下降的趨勢；而對利潤的追求則引起資本輸出，引起資本主義世界的暫時的穩定性。帝國主義造成了世界上占統治地位的發達工業國家和被迫進入這一世界體系的殖民社會之間的分裂，它導致了這些國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軍事沖突。這反過來又造成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不穩定性，創造了有利於革命的條件。列寧反對第二國際為社會民主運動參與民族戰爭進行辯護的政策。帝國主義還導致了不平衡的發展，使革命的社會主義大動蕩的焦點轉移到東方；在列寧看來，俄國就是這種典型的情況。資本主義的“最薄弱的環節”就在“不發達”地區或半殖民地區，在這些地區，本土的資產階級是軟弱的，而工業化卻足以產生一個有階級意識的無產階級。另一方面，依靠從殖民地勒索來的超額利潤，宗主國的資產階級能夠暫時地安撫本國的一部分工人階級。“不發達”國家中的社會主義革命的觀念，把農民也作為一種革命變化的力量包括進來。按照列寧和毛澤東看法，在資產階級革命中，農民首次成為重要的社會力量，然後，在社會主義秩序的創立中，貧民和中農又成為工人階級的主要支持者。在東方的社會主義革命以後，宗主國內的資本主義矛盾也變得更嚴重，從而引起了世界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只有在世界範圍內才可能最後完成。
　　同古典馬克思主義相比，列寧主義賦予革命的“苦力”（工人和農民）而不是賦予革命的無產階級本身以更大的作用，賦予“不發達”和半殖民國家而不是賦予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以更大的作用；它強調的是黨的領導作用而不是工人階級的自發行動（參看政黨條目）。羅莎·盧森堡是列寧主義這一論點的主要反對者，盧森堡強調了自發的階級意識的重要性。
　　布爾什維克在俄國革命中的成功使許多列寧主義者認為，列寧主義就是蘇維埃國家的實踐，是全世界範圍內的無產階級專政的“象征”。這種觀點特別同斯大林及其支持者聯系在一起，他們認為，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同蘇聯的利益是一致的。列寧逝世以後，在斯大林統治時期，列寧主義成為被蘇聯統治者和他們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支持者所利用的一種合法的意識形態。斯大林把列寧主義描述成“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策略”（《論列寧主義基礎》）。在這一意義上，列寧主義成了一種關於全世界共產黨從屬於蘇聯利益的學說。在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參看共產主義條目）範圍內同斯大林和蘇聯黨的統治者的對立，使其他的馬克思主義者得以把自己宣稱為列寧革命實踐的真正繼承者，其中最重要的兩個集團就是托洛茨基和毛澤東的追隨者。在以下的意義上，這兩個集團都是列寧主義者，即他們都擁護黨的領導作用，擁護革命的政治行動的首位重要性，他們都支持十月革命，讚同列寧的研究方法。第三個具有較多修正主義色彩的團體見諸歐洲共產主義的擁護者，他們斷言列寧的政策是列寧那個時代的俄國特有的。他們認為，列寧主義的本質特點就是對政治領導和對資本主義的具體分析這類論題的研究方法。按照這種觀點，一個更加公開、更為民主、較少集中化的共產黨，便適合於西歐的情況。如果共產黨要在議會民主制的條件下取得權力，不同階級的和政治的聯盟就是必要的。在堅持階級鬥爭信條的同時，這些思想家認為參與和利用資本主義國家機構在政治上會有更大的好處，認為這是資本主義條件下保衛和擴大工人階級權力的必要因素。他們特別把無產階級專政的觀念看作是列寧主義的特殊運用，而不看作是它的本質，認為這一目標不再適合歐洲無產階級的鬥爭。




參考書目

① P.科里根、H. R.拉姆賽、D.塞耶：《社會主義建設與馬克思主義理論—布爾什維克主義及其批判》，1978年英文版。
② 聖·卡里略：《“歐洲共產主義”和國家》，1977年英文版。
③ N.哈定：《列寧的政治思想》，1977年和1981年英文版。
④ B.克內—巴茲：《列·托洛茨基的社會政治思想》，1978年英文版。
⑤ D.萊恩：《列寧主義—一種社會學的解釋》，1981年英文版。
⑥ 弗·伊·列寧：《怎麽辦？》（1902），1961年英文版。
⑦ 弗·伊·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1916），1964年英文版。
⑧ 弗·伊·列寧：《國家與革命》（1917），1969年英文版。
⑨ 羅·盧森堡：《列寧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載《俄國革命和馬克思主義還是列寧主義》，1961年英文版。
⑩ A. G.邁耶：《列寧主義》1957年英文版。
⑪ 約·維·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列寧主義問題》，載B.富蘭克林主編：《斯大林著作精華》（1934），1973年英文版。

傑瑞米柯賓

語言學

　　語言學是一門涉及對特殊的語言現象進行系統描述，並對與這一目的相適應的概念體系和理論進行詳盡闡述的科學。它比較各種語言及其變化，解釋在各種語言中所發現的相似和差異，創立解釋語言形式上和職能上特點的理論。它也涉及哲學問題，如人類語言的起源、它在社會中的地位、它同思維和現實的關系等等。
　　馬克思和恩格斯偶爾地、然而卻是以相當系統的方式論述過語言學理論問題。馬克思對於語言學和語言哲學所作的觀察的首要傾向，是涉及語言的本質或性質問題。他們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提出社會理論，包括了物質社會的活動和語言的統一的論題。因此，交往並不是語言的一種機能。相反，語言在邏輯上和在事實上都以人們的相互作用為前提：“語言也和意識一樣，只是由於需要，由於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產生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5頁）因此，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理論的一個具有特征性的論題就是，從本質上而不是從偶然的或從屬的意義上看，語言是一種社會現象。這一假定同意識和語言互為先決條件這一前提聯系在一起，它最初證明的是意識的社會性質這一論題：“意識一開始就是社會的產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5頁）。社會決定的觀念似乎劃清了馬克思主義的語言學概念同強調的天生論說法——這一理論強調了語言能力的天生的、生物上的決定因素——的界限，這就是對喬姆斯基的語言學理論進行某些馬克思主義批判的根據（見“參考書目” ③）。它自然也反對關於個人語言在邏輯上可能性的推測，這為維特根斯坦的“馬克思主義的運用”提供了可能性（見“參考書目” ④）。恩格斯對語言的社會性質的論題作了補充，他從經驗上的假設說明，語言（象意識一樣）起源於勞動。自恩格斯以後，把語言的起源追溯到勞動，就成了各種馬克思主義研究方法的共同要素。對恩格斯首創的假設的最激進的闡述是由盧卡奇提出的，盧卡奇堅持認為，勞動不僅解釋了語言的起源，而且也解釋了語言的結構上的特征。在盧卡奇看來，勞動是包括語言活動在內的人類全部活動的基本的模型。
　　馬克思思想的另一個傾向就是指出了語言、思維和現實的相互關系。按照這些推測，在職能上，語言和思維就象它們的起源一樣，組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統一體，語言是思維存在的方式。這一概念甚至在它的實際的措辭上，都是後康德的“語言哲學”和德國哲學（海德、施勒格爾、博普、格林兄弟、威·馮·洪堡）傳統的直接繼續。按馬克思和恩格斯表述的方式，思維和語言統一的論題，在某種意義上使人聯想起語言學的一種松散的相對主義，即認為語言的結構決定了不同的思維、世界觀方式等等論題（薩皮爾—沃爾夫假設、新洪堡主義等等）。然而，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都不接受語言學的相對主義，他們通常只把這種或那種形式的反映論作為出發點，把重點放在人類思維形式的普遍性上。所產生的矛盾可以用幾種方式加以解決。人類思維的普遍性同語言類型學所描述的普遍的語言結構有關。這種觀點是從語言形式的角度來探討普遍性的。另一個解決方式就是言語從屬於行為範疇（如表現為言語行為理論），或者把語言追溯到作為人類生活普遍條件的勞動。
　　馬克思關於語言學理論推測的第三個傾向是要處理社會階級和意識形態的關系。能夠在語義學層次上加以解釋的這種思考，似乎證明了《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資產階級的語言”的假定。另外，馬克思還指出：“觀念不能離開語言而存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9頁），而且“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52頁）。這些思考所得出的結論就是，語言的使用具有階級關系和意識形態的特征，統治階級的權力擴展到語言的使用上。這里產生了一個極為困難的問題：語言是否具有上層建築（正如它把意識形態包含其中那樣）的特征？（參看基礎和上層建築；意識形態條目 ）最可信的回答就是，在馬克思看來，語言只是以社會所具有的一般性為前提條件（即人類活動必然的集體的性質），它同具體的社會意識形態結構的相互聯系是在語言使用的特殊的次要規則層次上表現出來的。這種相互聯系的經驗上的問題，現在屬於社會語言學的領域。
　　在博普·格林和狄茨著作中出現的歷史比較語言學或“現代歷史語法學”的結論，常常被馬克思和恩格斯作為科學上的準則而提及。恩格斯論述過比較語言史問題。他在論述古代日耳曼歷史，特別在論述法蘭克時代和法蘭克語言的手稿中，總結了他在比較語言史研究中的發現（恩格斯：《論德國的史前史》和《法蘭克時代》，見“參考書目” ⑥）。例如，恩格斯在研究了部落方言變音形式和語音特點之後，批評了德語方言的分類，這種分類以所謂第二德語元音的音變為基礎，並認為每一種方言不是高地德語就是低地德語（見恩格斯：《法蘭克時代》）。因此，他在地理學上和語言學上對法蘭克方言進行了更確切的重新構造。恩格斯這些手稿是以講這種語言的共同體的歷史為依據並把邏輯方法和歷史方法結合起來考察語言的發展，從而構成了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的基礎。
　　在20世紀前半期，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理論上顯示出兩種趨勢。第一種趨勢回到了馬克思關於語言和意識之間關系的理論上。就如盧卡奇所解釋的那樣，馬克思的某些分析揭示了對象化對語言的作用。在《歷史和階級意識》中，盧卡奇暗示可以在此基礎上貫徹“從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出發的語言學研究”的可能性（見“參考書目” ①，第209頁注釋16）。這在本質上是開始於20世紀60年代的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所走的道路，這種研究方法除了涉及其他論題外，還涉及“語言異化”的論題。結果，語言學理論加進了諸如“語言勞動”、“語言工具”、“語言資本”等範疇（見“參考書目” ⑤）。
　　語言是一種社會和意識形態現象的論題由蘇聯的語言學作了解釋，這主要受到馬爾觀點的影響，馬爾在20世紀30年代指出語言具有階級特征，因此是上層建築的組成部分。在馬爾看來，語言一開始就是作為階級統治的手段存在的，它由每一階段階級鬥爭的發展所決定。由於語言創造過程（語學發生）的這種統一性，因此所有已知的語言都可能歸結為相同的因素，而語言之間的區別則由它們出現在語言發展的不同階段這一事實來加以解釋。在馬爾看來，語言由階級決定就意味著不同的語言表現為不同階級的產物，而不表現為部落的、種族的和民族共同體的產物。馬爾的觀點戰勝了由巴庫丁（伏洛西諾夫的筆名，他的著作是語言哲學年代的傑作，見“參考書目” ⑧）提出的對立的概念，巴庫丁也把語言看作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的現象，但他並不認為語言的共性同階級的區別是一致的。各種階級使用同一種語言；因此，不能假定階級鬥爭決定語言，而應該認為階級鬥爭是在語言內部進行下去的。用他的話來說就是：“符號成為階級鬥爭的舞台”（見“參考書目” ⑧，第23頁）
　　對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研究產生長期影響的第二種趨勢，同伏洛西諾夫和馬爾關於語言的社會性質的概念形成奇妙的對照。它同巴甫洛夫的反映論有關，這種反映論認為語言同第二信號系統是一致的。同在辯證唯物主義結構內部對語言和認識內在關系學說的闡述相比較，上述觀點對一般語言學的影響較小。科學史和意識形態上的怪事是，巴甫諾夫的自然主義和馬爾主義一直是官方一致和同時認可的學說。
　　斯大林論述語言學的文章結束了馬爾主義的統治地位（見“參考書目” ⑦）。簡單地說，斯大林主要證明的是，語言不能歸結為基礎和上層建築二分法內的一個方面。按斯大林的看法，語言應該解釋成同勞動工具相仿佛，因為它能服務於不同的社會制度。
　　盧卡奇對運用和闡釋巴甫洛夫反映論作出了值得注意的嘗試，他在包括日常語言在內的日常生活理論中，提出了所謂“第一信號系統”的命題（見“參考書目” ②第2卷，第11—193頁）。他也批判了巴甫洛夫的自然主義，在以後的著作中，他討論了語言最初是社會再生產的一種因素，是社會生活繼續下去的一種手段問題。
　　關於馬克思主義同當代語言學關系的一個根本問題就是，我們現在是否能夠提“馬克思主義語言學”，如果能夠的話，又是在什麽意義上這樣提？馬克思主義史表明，在對人類語言的解釋中，存在著馬克思主義的獨特的研究方法（當然，有好幾種形式）。因此，存在著馬克思主義的語言哲學理論，這種理論把語言的社會特性和社會交往作用放在首位。這一研究方法甚至擴展到對語言結構問題的解釋上。然而，至少在當前語言學的研究中，在對語法結構形式表現的探討時，專注於社會特征的研究可能消失了，語法結構最終成為現代理論語言學研究的首要目標之一。一種理論是否具有馬克思主義特征，並不取決於對語法描述的水平，而是取決於把人類語言學的知識同我們知識總體結合在一起的水平。




參考書目

① 喬治·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1971年英文版。
② 喬治·盧卡奇：《美學的特性》，1963年德文版。
③ 奧古斯托·龐齊奧：《語言產生和社會意識—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理論及其傳播》，1973年意大利文版。
④ 費里哥·羅西—蘭第：《維特根斯坦對馬克思的利用》，1968年意大利文版。
⑤ 費里哥·羅西—蘭第：《語言學和經濟學》，1975年英文版。
⑥ H．羅斯欽斯基和B．雷查拉夫—克勒塞合編：《馬克思恩格斯論語言、文風和翻譯》，1974年德文版。
⑦ 約·維·斯大林：《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1950年英文版
⑧ V．N．伏洛西諾夫：《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哲學》，1973年英文版。

傑瑞米柯賓

文學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美學觀點通過他們關於文學（包括戲劇問題）的觀念而得到具體化，並受這些觀念的支配，而其他的藝術幾乎沒引起他們的注意。絕大部分是在他們的通信中提出的思想、看法和偶然的評論，累積了他們對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一些尖銳的、具有明顯獨創性的貢獻。但是，馬克思的這些論題並不構成文學理論的綜合體系，它們並不是完整無缺的，這主要是由傳統上稱作著作的“內容”，而不是著作的“形式”所確定的。而且以後的馬克思主義者雖然經常推動文學批評的“傳統”，但提供的卻是一種不可靠的“傳統”，因為他們的解釋既被當時的意識形態的潮流所中和，也被他們有時對馬克思和恩格斯已提出的文學研究的根本基礎的無知所弱化（馬克思和恩格斯論述這個問題的分散著作的第一部簡要的選集，直到1933年才由M．利夫希茲和F．P．希勒編輯出版，1945年前幾乎沒人利用過這一選集）。盡管在恩格斯逝世之後，在各種論題開始被系統地加以闡述和提出馬克思主義文學研究結構之前的這半個世紀中，也有過兩位值得注意的早期試圖發展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人物，這就是梅林（1893年）和普列漢諾夫（1912年）。
　　在這個領域中，嚴格地構成後來的馬克思主義作家著作基礎的有價值的東西，可以用表現現實加以概括。這一分析的基礎就是馬克思的歷史理論，這一理論涉及辯證的和唯物主義的研究方法。因此，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決不能被歸結為僅僅是道德的評判，更不能歸結為只是對政治的讚美和譴責。從這個角度來看，文學研究必定導致倫理上的和行為上的重新評價和抉擇，但是，這是為了理解和分析的目的而對（文學）現實性利用的結果。馬克思主義者注意的主要論題就是階級標準、現實主義作品的方法和接受，以及文學經驗中的異化和消除異化。

　　階級標準

　　用社會階級的方法，把作品中現實表現的重要因素分離開，在馬克思以前就已開始，這顯然是由斯塔爾夫人提出的。由於工業資本主義的興起，由於取代農民而成為主要的社會群體的貧窮的城市無產階級的興起，文學創作者和批評者同樣強烈地意識到社會形式的相對不穩定性，意識到“階級”的倫理和政治對於未來社會的形成所起的作用。馬克思是青年黑格爾派中的一員；在德國，青年黑格爾派把社會生活及其文學表現中的事件理解為歷史的和可變的。馬克思最先就打算成為一位富有熱情的幻想和使社會望而生畏的批判詩人，就像他的朋友恩·泰·亞·霍夫曼、亨利希·海涅和斐·弗萊里格拉特一樣，但是，他放棄了這一目標，因為他更多地沈浸在哲學和社會思想中，並在從事政治評論和政治活動中，成了國際工人運動的領導人物。
　　從馬克思發現（在19世紀40年代早期）無產階級是“現實本身的思想”的時候起，階級就是馬克思思想中的一個關鍵因素，因此，馬克思主義的文學思想必然以在文學創作和接受中受社會階級影響的一整套價值為準則。同時，這一論題也必然被看作是從大量批評者對特定文學作品的見解和錯誤中逐漸地產生的。實際上，對文學進行階級分析的關鍵性概念——階級標準的概念——不是由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而是由普列漢諾夫提出的，普列漢諾夫和梅林都被作是最早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家。
　　階級標準的概念能運用於與文學作品相關的一系列事物中，從對政治觀點的明確的闡述（這或多或少同階級關系有關，在青年黑格爾所謂的有傾向性的作者中最為常見），一直到馬克思在1860年2月29日給弗萊里格拉特的信中，頗為稱許地描述了對“按偉大歷史意義上來講”（即按人類進步運動意義上來講）的黨的讚成。然而，馬克思仍然懷疑大部分作家是否能夠跳出自身的利益（階級利益）而寄情於真正博大的文學上，但是，當這種情況發生時，馬克思還是頌揚其成就的，如對巴爾紮克的小說（盡管他自稱獻身於君主政體的原則）。另一方面，馬克思甚至（或者特別）嘲笑社會主義者和激進的作者，他們盡管樹起了平等和博愛的旗幟，但仍然受他們的階級出身和階級地位的支配，歐仁·蘇就是馬克思早期嘲笑的目標（參看《神聖家族》第5章；並參看“參考書目” ⑩，第4章）。
　　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對文學中和階級相關的事物的分析，廣泛地蔓延開了，從強調階級鬥爭（參見索羅蒙在1979年發表的論著，第292—300頁）的巴庫丁的激進人道主義（1929年，1965年），到戈爾德曼的“原生的結構主義”。戈爾德曼的著作（1955年、1964年、1980年）從一個階級所表現的“世界觀”的角度出發來對文學進行考察。列寧以故事情節分析為基礎來對文學所作的那些寥寥無幾的論述，完全被那些在20世紀30年代期間在布爾什維克文學批評中廣為流行的“庸俗”分析的著作所代替。在那些著作中，作者的階級出身被看作完全地和永久地決定他的態度和興趣。這種把“階級標準”的概念歪曲成一個簡單的貼標簽過程的分析，由蘇聯批評家V．弗里契作了示範；然而，這種觀點最近又被薩特恢覆了，薩特以極不相同的思想過程對福樓拜的階級教育作了大量的研究。不用說，在敏感的批評者手中，“內容”的價值是作品中主要意義所在，因為作品的文學成就終將控制讀者數量。

　　現實主義的方法

　　馬克思和恩格斯從本質上所進行的系統論述，為理解社會階級的描寫和在作品敘述的可能性之間的關系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在這里，新黑格爾者的“典型性”概念是關鍵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評論了拉薩爾在構造他的歷史劇《弗蘭茨·馮·濟金根》中的文學方法（見1859年4月19日馬克思給拉薩爾的信），這些書信以及恩格斯後來的一些書信，都仔細地推敲了他們關於小說中表現歷史現象的論題。因此，恩格斯在給瑪格麗特·哈克奈斯的信（1888年4月初）中，談到她的小說《城市姑娘》時指出：“如果我要提出什麽評論的話，那就是，您的小說也許還不是充分的現實主義的。據我來看，現實主義的意思是，除細節的真實外，還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0—41頁）。盧卡奇對文學現實主義的研究就是對這種說法的主要的、雖然是狹義的注釋。
　　對馬克思的文學現實主義概念的探討只是以這種說法開始的，這種說法就是寫小說可以像寫歷史著作那樣真實（甚至更為真實）。馬克思讚賞霍夫曼和巴爾紮克的充滿幻想的故事；而對於人們在閱讀那些遵循一種在敘述描寫上不受幹擾的“反映”論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作品時所提出的問題，沒作任何暗示。早期的馬克思主義作者，如美國的L．弗雷納（論舞蹈、未來主義）提出了布萊希特和其他人在20世紀30年代爭論中詳細闡述的問題，後者爭論的是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參見布洛赫等合著的《美學和政治》一書，1977年英文版）。最後，卡夫卡的著作似乎提出了決定性的論題。在具有更大自由的後斯大林時代，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家跟菲舍爾、加羅迪、芬特斯等現實主義的“叛徒”所讚賞的卡夫卡的觀點相對立。由於在蘇聯的正統觀念統治時期，在蘇聯執政黨在國外所控制的知識界內，許多馬克思主義的或馬克思式的藝術家曾自由地對象征主義、幻想、超現實主義、諷喻手法和主體性作了試驗，所以那些共產主義編者和獨斷者對一些爭論問題的提法，便在很大程度把人們引入歧途。只有在對電影制作者、詩人、小說家、畫家、工業設計者和其他創造性的貢獻者作了合適評價後，豐富的馬克思主義現實主義理論史才可能寫出來。這將是一項巨大的和具有啟發性的任務。

　　異化和消除異化

　　馬克思的異化概念是以他對的歷史理論中階級鬥爭論題為基礎的，這對文學理論來說也是正確的。開始在小說中作為階級標準（在其他有意義的因素中）理解的東西，卻使具有理解力和受過訓練的批評家和理論家得出虛幻的、以體裁為基礎的以及（或者）以沖突、混亂和失去人種潛力的社會生活為結局的文學上的形式標準。因此，馬克思在談到歐仁·蘇的小說《巴黎的秘密》對女主人公所期望的一般人性時，認為事實上她背叛了作者的觀念和經歷的狹隘性。他更廣泛地評論道，工業時代已生產出創作觀念上的貧困——古希臘的神話和美學的和諧將不再能看到—資本主義社會統治階級的特征受性欲驅使而失去了這些品質，而這些品質在文藝覆興時期在統治者圈子內獲得過最高的讚揚（參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導言〉》）。
　　詳盡闡述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學方面對個別文學作品的評論是可能的，而結果就將使許多馬克思主義追隨者的詳細得多的文學論述相形見絀。對生活質量的降低和對人類自我實現潛在性歪曲的憤慨情感，在馬克思的著作中(特別是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家手稿》中)是最重要的。正是這種作為動機的和有權威的因素，以及他意識到消除異化（這個術語雖是莫拉夫斯基在1974年使用的，見“參考書目” ⑨）作為一種道德的可能性和實踐的指導方針有助於促進憤慨情感強烈的範圍和程度，使馬克思主義有別於我們時代的其他哲學和歷史理論。
　　把一種被認為幾乎是空想的東西運用於對經驗事實的批判分析是極大的冒險。對喪失、縮減、無知、混亂和貧乏的感覺，可能會掩蓋事物的詳情。從方法上說，也不允許采取這樣一種研究方法，這種方法並不提出異化的事物及其存在空間的概念，而是武斷地假定，對存在物的解釋只能達到一定點為止，也就是在需要求助於可資利用而又缺乏的解釋手段之前。然而，一般說來，文學和藝術卻是推行上述方法的理想領域。巴羅（1978年）像目前其他的批判的馬克思主義者一樣，強調“一切藝術的解放的和人性化的力量”。藝術家和作家都是異化和消除異化難題的共同探討者，而美學（文學）的價值就是把最明確的消除異化的價值準則授予公眾領域。（參看美學；藝術條目）




參考書目

① 李·巴克森德爾：《馬克思主義和美學—書目選注》，1968年英文版。
② 喬治·比茲特雷：《馬克思主義的文學現實主義的模式》，1978年英文版。
③ 克里斯·布洛克和大衛·佩克合著：《馬克思主義文學批判指南》，1980年英文版。
④ 彼得·德梅茨：《馬克思、恩格斯和詩人—馬克思主義文藝批判的起源》，1967年英文版。
⑤ 特里·伊格爾頓：《批評與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研究》，1976年英文版。
⑥ 盧西恩·戈爾德曼：《論小說社會學》（1964），1975年英文版。
⑦ 弗雷德里克·詹姆森：《馬克思主義和形式——20世紀文學的辯證理論》，1971年英文版。
⑧ 喬治·盧卡奇：《我們時代的現實主義—文學與階級鬥爭》，1964年英文版。
⑨ 斯蒂芬·莫拉夫斯基：《美學基本原理研究》，1974年英文版。
⑩ S．S．普勞厄：《卡爾·馬克思和世界文學》，1976年英文版。
⑪ 羅伯特·韋曼：《文學史的結構和社會》，1976年英文版。
⑫ 雷蒙德·威廉斯：《馬克思主義和文學》，1977年英文版。

傑瑞米柯賓

邏輯學

　　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論著的特征，就是對取自傳統邏輯範疇表中範疇的自覺利用。起著重要作用的範疇有否定、量、關系、必然性。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方法是在這些範疇的結構內展開的。對這些範疇的解釋是一種現實主義的解釋；範疇被看作包括思維在內的現實的形式（參看實在論條目）。

　　範疇

　　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邏輯學的最重要的特征，但是，對辯證法的理解是以馬克思主義對傳統範疇的看法為基礎的。

　　否定

　　否定是內在的而不是外在的，這是馬克思主義邏輯學的基礎。在論述判斷形式的形式邏輯中能找到類似的東西，人們可能發現，“所有的都不是紅的”中的賓詞否定跟“不是所有的都是紅的”中的判斷否定相比，要更接近於內在的否定。然而，更為直接的考察必然超出形式邏輯的範圍。
　　在一個體系的發展中，每一種新的決定因素以數種方法中的一種來否定這一體系。它要麽把自身加到這一體系上，從而斷定以前統一體中存在著多重性。現在存在的是這一體系和這一體系內部發展起來的增加的決定因素；或者就是破壞這一體系，從而斷定它本身就是一個不同於以前統一體的統一體。否定在其內在意義上是統一體中多樣性發展的過程。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就是一種內在的否定。它不是一種以超越社會原則為基礎的否定，而是一種以資本主義社會內部工人階級觀點為基礎的否定（參看法蘭克福學派條目）。

　　量

　　交換價值（參看價值條目）和抽象勞動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中根本的量。對質上不同的使用價值之間（為了獲得交換價值）和質上不同的勞動的具體耗費之間（為了獲得抽象勞動）的抽象，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建立是至關重要的。對這種抽象和其他類似的抽象闡述，是為了在量的變化的基礎上解釋質的變化這一顛倒的過程。質的變化是由量的變化引起的這一變動規律，賦予馬克思主義以唯物主義的特點（參看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第2章）。在這里，量具有外延量值——超出部分之外的部分——的意義。同黑格爾把量看作是要在統一體中加以克服的外在性相反，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認定量的概念是它基本理論結構的組成部分（參看唯心主義條目）。

　　關系

　　盡管量的組成部分之間的關系可以是不相通約的外在的，但是，馬克思主義者利用了內在關系的重要性。這些關系應該是圍繞著整體的，整體內的這些關系都有其名稱。社會生產關系是圍繞著社會制度的行為者之間的關系。社會整體一直保持著邏輯主體的作用，這種邏輯主體不可能消失在一連串的多重關系中（見“參考書目” (○,12)12，第3章）。社會整體具有多重的方面，這些多重的方面內在地聯系在一起（參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因此，由於確定了內在關系的這種重要性，也就排除了原子論者的世界觀。其推論就是，一個原因並不是孤立地而是作為整體的一個方面產生其結果。另外，在原因和結果是同一體系的兩個方面的時候，它們就相互作用或相互影響，因為結果所表現出來的變化就是原因所屬的那個體系的變化。

　　必然性

　　趨勢決定必然性。但是，趨勢的實現也可能受到阻礙。因此，與傳統的模態關系相對比，必然性並不意味著現實性，至多只意味著可能性。如果某一事物是必然的，那麽，它是否發生和在什麽時候發生，以及它的出現都是以趨勢為根據的。對趨勢的阻礙並不總是偶然的；整體的否定性是這些整體內對抗或矛盾趨勢的基礎。由於這種對抗，必然性以及科學的規律所指出的是理想的發展，而不是現實的發展（見“參考書目” ⑥，第2篇第1章（C）節（b）；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第13章）
　　勞動場所社會化的趨勢必然導致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然而這一趨勢是同懲罰勞動力的趨勢相稱的，這必然導致勞動過程越來越少地受勞動者的控制。這兩種理想的發展其中——每一種發展都顯露出必然性——同勞動場所實際的發展趨勢不相一致。

　　辯證邏輯

　　現實是辯證的，因為現實的變化是由矛盾產生的（參看矛盾條目）。非馬克思主義者是難以讚成矛盾的，在馬克思主義者中間對矛盾的性質也有爭論。

　　矛盾

　　為了理解矛盾，只要把上述幾個範疇集中在一起就可以了。首先，矛盾的極點包含在一個整體內，因而具有內在的聯系。其次，矛盾本身反映了多重性據以從統一體中產生的那種現實的否定性。這類矛盾並不都象“a是紅的和a不是紅的”這樣的形式上的矛盾。形式的矛盾是“a是H和a是G”的一種特殊情況，它代表了統一體a內部的多重性——H和G，因而是矛盾的基本類型。如果H和G是外在的決定因素，就像柏拉圖的賓詞理論那樣，那麽，a的統一和它的決定因素之間就不存在緊張關系。但是，這里的決定因素是內在的。第三，統一體和多重性之間的緊張關系是通過自身的變化得到解決的。這種特殊類型的變化是由同矛盾的每一極點聯結在一起的趨勢所確定的。這些趨勢的相互作用是一種否定之否定；最初的否定是一個一元整體內部的多重性的確定，後一個否定則是由統一體和多重性之間的緊張關系所造成的變化（參看恩格斯：《反杜林論》第13章；另見“參考書目” ④，第4章）。

　　選擇邏輯

　　非馬克思主義者否定矛盾的一個根據，就是既然相信矛盾包含在一切事物中，那麽，在辯證法的體系中，豈非一切都能加以證明。然而，在把所指的東西解釋為具有“永存性”或是一種“相關的”關系的形式體系中，矛盾可能被孤立起來，而無須一切都加以證明。更使人感興趣的是這樣的事實：一個具有永存性的完整的形式體系，能夠在這一體系內的一定的命題和否定都是定理的基礎上建立起來，非矛盾的古典規律——非（A和非A）——也是一個定理（見“參考書目” ⑩）。其意義就是，在形式邏輯中，不存在確切的理由來反對世界為某些形式的矛盾提供基礎的觀點。因而，在形式邏輯中，更不存在確切的理由來反對世界為表現統一體和多重性之間緊張關系這種更基本的但更松散的矛盾提供基礎的觀點。這種證明一個不協調的世界是可能的意圖，同康德那種認為矛盾只是屬於思維本身的觀點是背道而馳的。按康德的觀點，辯證法必須歸結於思維，因而不可能成為物質世界的組成部分。

　　解釋方法

　　辯證的觀點並沒有給解釋提供圓滿的方案，但它是以把社會科學中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方法和它對手們的方法區分開來。

　　抽象

　　理論和實踐都是社會存在的組成部分。它們的孤立趨向從來沒有充分地實現過。它們作為社會存在的對立要素而相互作用。由於量變構成質變的基礎這一事實，這種相互作用必然同那種認為解釋概念和假定的結構也是實踐的觀點相一致。這同那種認為它們是作為觀念的產物產生的觀點是對立的，這種觀點對於它們所表現的現實是否存在的問題陷入了不可知論中。理論的概念是抽象的，但這並不是因為它們是觀念的產物。對它們的抽象是以實踐為起點的（見“參考書目” (○,11)11 ，第5章）。在實踐中，一個現實的一定方面總涉及對總體的抽象。一個概念表現的是在實際的或在可能的實踐中所要加以強調的現實的方面。
　　作為一個理論整體，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就是抽象的，這種抽象所表現的就是社會存在的一個極其有限方面的趨勢。為了對所要獲得的具體要求有用，一種抽象理論必然同社會存在的其他方面的要求結合在一起。經濟關系、政治關系、性別關系以及意識形態，是我們社會的全部方面（見“參考書目” ①第6章）。那種認為存在著包括一切方面的理論觀點，同理論的抽象和實踐可選擇的性質是不相一致的。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假定，這些方面的任何一方面理論，都將把經濟理論看作是起作用的結構。

　　決定

　　馬克思主義者是通過找出決定事物的因素來解釋事物的（參看決定論條目）。馬克思主義內部仍然在兩種決定觀點之間搖擺不定。一種觀點認為，決定是一種作為前提的事物，它對結果起促進、產生或提供時機的作用。對於這是否能夠成為這種事物的結果的懷疑，來自對這種決定觀點怎樣適合辯證法的考察。如果關系對整體來說是內在的，並且對所有的關系來說都依靠這些整體，那麽，決定——作為一種促進或者產生的關系——本身必然是由潛在的整體特點所決定的。因此第二種觀點就是，決定是一種能使整體內部的關系成為可能的整體的本質的事物。由於這些觀點不是互不相容而是互相補充的，因此，重要的是承認這兩種決定在馬克思主義中都有其地位（見“參考書目” ②第1章第3節；“參考書目” ⑤）。
　　唯物主義在對歷史的闡釋中，斷定經濟理論在解釋中具有首位重要的作用（參看歷史唯物主義條目）。這種首位重要性所容納的不是作為前提促進的決定，而只是作為能使整體內部的這種前提促進成為可能的整體的性質的決定。在很多方面，經濟學在社會科學中具有的首位重要性，就象物理學具有的首位重要性的例子一樣（見“參考書目” ⑦，第5章）。

　　目的論

　　不容懷疑，許多馬克思主義解釋中都有目的論的特點。有時候，生產資料的發展要求改變生關系；有時候，生產關系的保存要求改變生產資料。這類說法不可能簡單地用前提的促進加以表現，前提促進已經卷入其中。這一觀念是指，我們解釋一個事件就在於：如果這一事件發生了，那麽，它就是合乎事物狀況的某種要求的促進（見“參考書目” ③，第9章）。裝配線就是由這樣的事實加以解釋的，如果存在著一條裝配線，生產工人就可能更容易被管束。目的論的解釋沒能消除對以整體的特點為基礎的決定的需要。只是在某種社會整體內——在一種服務於特權的剝削社會內——裝配線的存在只是因為它更易於管束工人。

　　現實的層次

　　在馬克思主義者中間，上層建築的地位和現象的地位是有爭議的（參看基礎和上層建築條目）。經濟基礎決定意識的上層建築（參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這可以用兩種決定觀點加以解釋。認為上層建築是由作為前提促進的經濟基礎引起看法，留下了難以克服的問題，即沒有發展的觀念體系，經濟基礎怎麽可能存在。於是，人們便試圖運用第二種決定方式來解釋基礎—上層建築這一比喻，即認為基礎是一種經濟結構，在這一經濟結構內，文化的、政治的及經濟的情況的混合能夠促進觀念的變化。
　　現象不是作為經驗主義的認識基礎的那種感知（參看經驗主義條目）。現象，如作為產品客觀特征的交換價值現象，在本質上是意識形態的。可見，現象和現實的區分是一種社會區分，而這種區分是經驗主義的那種感覺和理論的區分所從來不打算做的。現象需要用理論武器加以評判，而不能用來作為理論基礎（參看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1章第4節）。

　　相對性

　　馬克思主義全部的解釋邏輯是一種相對性的邏輯。在實踐範圍內形成的理論和概念是為了推動實踐。因此，理論和概念同既定的客觀環境有關。只有當整體內事物的內在聯系被放棄了，概念和理論才可能被認為超越了實踐。另外，因果上的和目的論上的聯系同使它們成為可能的那些整體有關，因此，它們沒有普遍的適用性。
　　馬克思主義關於概念的觀念不同於那些強調關於語言學相對性的觀念，這類觀念起始於語言學，並且不可避免地受語言學限制。但是，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概念的相對性是同社會、從而最終是同階級，以及包含了物質體系的環境有關。因此，這是一種唯物主義的，而不是唯心主義的相對性。
　　許多馬克思主義者承認，相對性是通過理論和實踐的統一來達到的，但是，他們尋求的是超越實踐的出路。有些人尋求出路的觀點是認為，在感覺的判斷上，我們得到的是現實本身（見“參考書目” ⑧，第2章第5節）。其他一些人尋求出路的觀點是，賦予無產階級前途以特殊的地位——這種前途能夠與眾不同地確定不被歪曲的現實的觀點（見“參考書目” ⑨；第3節）。以上這些觀點都同賦予概念和理論以相對特點的辯證法觀點相抵觸。




參考書目

① 路易·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1970年英文版。
② 埃蒂耶納·巴里巴爾：《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概念》，載路·阿爾都塞和埃·巴里巴爾合著：《閱讀〈資本論〉》，1970年英文版。
③ G.A.科恩：《卡爾·馬克思的歷史學說》，1978年英文版。
④ 米爾頓·菲斯克：《辯證法和本體論》，載J.梅法姆和D.H.魯賓合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爭論問題》第1卷，1979年英文版。
⑤ 米爾頓·菲斯克：《決定和辯證法》，1981年英文版。
⑥ 喬·威·弗·黑格爾：《邏輯學》（1812—1816）第2卷，1929年英文版。
⑦ 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1970年英文版。
⑧ 弗·伊·列寧：《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1908），1962年英文版。
⑨ 喬治·盧卡奇：《物化和無產階級意識》，載《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1971年英文版。
⑩ 理查德·勞特利和羅伯特·K·邁耶：《辯證邏輯、古典邏輯和世界的一致性》，1976年英文版。
⑪ 阿爾弗雷德·索恩—雷瑟爾：《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1978年英文版。
⑫ 金德里奇·澤倫尼：《馬克思的邏輯》1980年英文版。

傑瑞米柯賓

羅曼·羅斯多爾斯基



　　1898年，羅曼·羅斯多爾斯基（Roman Rosdolsky）出生於當時隸屬奧匈帝國的倫貝格（Lemberg；現為烏克蘭的利沃夫，L’vov）。作為著名烏克蘭語言學家的兒子，他在烏克蘭民族主義的環境中長大，但尚在讀高中時就加入了社會主義運動，並成為了一名有堅定信仰的國際主義者。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和朋友們成立了在地下活動的“加里西亞國際革命社會主義青年” 組織（The International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Youth of Galicia），該組織編輯了一份致力於反戰鬥爭的非法期刊。俄國革命爆發後，該組織的一些成員成為了西烏克蘭共產黨（該黨後來加入了波蘭共產黨）的領導人。30年代初，黨的幾乎整個領導層成為了於蘇共和蘇聯內部開始發生的大清洗的犧牲品；羅斯多爾斯基當時不住在烏克蘭，因此免遭毒手。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羅斯多爾斯基移居到了布拉格，此後又到了維也納。在維也納，他為“莫斯科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Marx-Engels Institute, Moscow）工作了幾年，為此他對維也納檔案館的歷史資料進行了研究。他在三十年代初加入了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直到生命的盡頭都認同托洛茨基的思想。
　　作為一個遭受民族壓迫的農民國家的一員，羅斯多爾斯基的主要興趣是對民族問題和農民歷史的馬克思主義分析。他以所寫的名為《馬克思與恩格斯和“沒有歷史的民族”的問題》（Marx and Engels on the problem of the nations without a history，德語）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1934年奧地利法西斯主義者奪取政權後，他不得不離開維也納，回到自己的祖國，而烏克蘭已經淪落到波蘭的境地。他在倫伯格大學經濟史研究所工作，隨後出版了《東加利西亞村莊社區及其解體》（The village community in East Galicia and its dissolution，Lwow，1936，波蘭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打斷了他的兩卷關於加利西亞農民壓迫的著作的出版工作，這套書直到1962年才在華沙出版。
　　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羅斯多爾斯基居住在克拉考（Cracow）。1942年，他被蓋世太保（Gestapo）囚禁。隨後幾年，他在德國的奧斯威辛集中營、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和奧拉寧堡（Oranienburg）集中營度過。戰爭結束後，他在奧地利一所工會學校教了一段時間。 1947年，他前往美國。在那兒，他的政治經歷使他無法獲得學術職位。但他偶然地在美國一家圖書館中發現了“在西方只有三到四份的莫斯科版原件（1939—1941年出版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他立即意識到該手稿的巨大理論意義，並花了幾年的時間對其作系統性的評注，這項成果便是羅斯多爾斯基最著名的著作《馬克思〈資本論〉的形成》（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在他去世後才得以出版）。
　　在美國居住的最初幾年，羅斯多爾斯基從他的論文《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沒有歷史的”民族的問題》（Frederick Engels and the Problem of the Peoples Without a History，《社會歷史年鑒》（Archiv fur sozialgeschichte）第四卷，漢諾威，1964年）入手完成了另一項理論工作：他批判了1848年革命期間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一些斯拉夫小民族的立場，並提出了這樣的論點，即由於革命中的波蘭與匈牙利貴族不願真正地解放農民，因此後者投靠到奧地利君主勢力的陣營。
　　羅斯多爾斯基在《1848-1849年奧地利國民議會中的農民代表》（The peasant deputies in the Constituent Austrian Reichstag 1848-9）一書中也考察了農民在1848年革命中的作用。在這部作品中，羅斯多爾斯基根據他對奧地利檔案館的詳盡研究，從自由資產階級和貴族無法對土地問題實施雅各賓主義”式的解決方案這一角度解釋了1848年革命失敗的原因。
　　羅斯多爾斯基在其晚年打算寫一部關於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的歷史著作。這項工作是為了反駁自列寧去世以來逐漸傳開的謊言，即他會支持“和平共處的政策”。羅斯多爾斯基只寫完了兩章內容：一章考察機會主義的社會基礎、帝國主義時代戰爭的物質根源，以及布爾什維克與考茨基主義的鬥爭；另一章則考察了1918年1月在維也納舉行的罷工——這是表明當時的社會民主黨人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背叛工人階級鬥爭的具體案例。
　　1967年10月20日，羅曼·羅斯多爾斯基在底特律去世。


盧卡奇，喬治

　　1885年4月13日生於布達佩斯，1971年6月4日在布達佩斯逝世。
　　盧卡奇作為哲學家、文學批評家和匈牙利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人（1919年到1929年間）之一，度過了漫長而緊張的一生。他是多產的作者，他的第一本書出版於1902年，幾乎是在70年後他完成了《社會本體論導論》，在他逝世前不久，還留下了最後打算寫的著作，即他的回憶錄的提綱，這部回憶錄恰當地取名為《經歷過的思想》。
　　1918年以前，盧卡奇曾信仰客觀唯心主義體系，受到柏拉圖、康德、黑格爾和克爾愷布爾的影響。（1908年前，盧卡奇就第一個覆活了克爾愷布爾的著作）。他是喬治·西梅爾、麥克斯·維貝爾和恩斯特·布洛赫的朋友，他在德語上花了很多時間，後來他的許多著作都是用德語寫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是匈牙利“星期日俱樂部”的知識上的領袖，這個俱樂部同弗里格斯·安塔爾、貝拉·巴拉斯、貝拉·福加拉西、阿爾諾德·豪澤爾、卡爾·曼海姆、卡爾·帕蘭尼、威廉·斯澤拉斯、查理·托爾納、尤金·瓦爾加和其他人聯系在一起。1917年，盧卡奇和他的朋友們組織了“精神科學自由學派”，巴爾托克和科達利也參加了這個學派，這一階段他的主要著作有：《心靈和形式》（1910年）、《現代戲劇發展史》（1911年）、《美學文化》（1913年）、《小說理論》（1916年）、《海德爾堡的藝術哲學》（也就是他逝世後出版的《海德爾堡美學》，這部著作開始寫於1912年，1918年放棄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最後一年，盧卡奇全心全意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觀點，並在1918年12月參加了共產黨。在1919年匈牙利公社的幾個月中，他擔任教育和文化部長（“人民委員”），他任命了他的一些朋友和同事（安塔爾、巴爾托克、科達利、曼海姆、瓦爾加和其他人）擔任政治文化的重要職務。匈牙利公社崩潰之後，他逃離匈牙利；直到1945年，他為了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才回到匈牙利，把霍爾蒂政權對他作出的死刑判決置之度外。他在奧地利、德國和俄國過了若幹年僑居生活後，於1945年8月回年匈牙利，擔任布達佩斯大學美學系主任。
　　盧卡奇作為馬克思主義者，他的活動表現為5個不同的階段。

　　（1）1919—1929年。作為匈牙利共產黨的領導人之一，盧卡奇大量地參與日常的政治鬥爭，這一政治鬥爭被內部因素的對立敗壞了，並不斷地遭到貝拉·庫恩和他在第三國際的朋友們的攻擊。他的許多著作都涉及政治上鼓動性的論題，涉及對可行的政治策略的闡述，其頂點就是《勃魯姆提綱》。《勃魯姆提綱》寫於1928年，這一提綱的觀點同“人民陣線”的觀點極其相似（7年以後，在季米特洛夫講話後，這一觀點成了第三國際正式的政策）。由於這些觀點過早地提出來，被第三國際指責為“半社會民主黨的取消主義的理論”。他在這一階段的主要理論創作收集在以下三本著作中：《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年）、《列寧：對他思想的統一性的研究》（1924年）、《政治論文集》（1919—1929）》。其中受到第三國際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和其他人譴責的《歷史和階級意識》一書，對從科爾施到本傑明和梅勞一龐蒂，從戈爾德曼到馬爾庫塞以到20世紀60年代的大學生運動，都產生過巨大的影響。
　　（2）1930—1945年。由於《勃魯姆提綱》的失敗而宣告放棄積極的政治活動之後，盧卡奇主要寫了文學批評的論文和兩本大部頭的理論著作：《歷史小說》（1937年）、《青年黑格爾》（1938年）。他對文學的研究後來收入題為《歐洲現實主義研究》、《哥德和他的時代》和《論托馬期·曼》著作中。在這一階段，隨著馬克思的《經濟學哲學手稿》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及列寧的《哲學筆記》的發表，他在理論上以對他早期的“反映”觀點的修正並以對“同一的主體—客體”（他在《歷史和階級意識》中所表述的）的否定為標志。1941年他曾被短期監禁，後在季米特洛夫的幹預下被釋放，季米特洛夫與盧卡奇持有同樣的觀點。
　　（3）1945—1949年。回到匈牙利後，盧卡奇大量地參與文化政治活動，發表了許多文學論文和通俗的哲學文章，他創立並在學術上主宰了文化月刊《論壇》。1949年，他受到黨的理論家盧達斯、哈福特和里法的粗暴攻擊，因為他在《文學和民主》和《保衛新的匈牙利文化》中所表述的觀點，重提了《勃魯姆提綱》的看法。這些攻擊（法捷耶夫和其他俄國人也參加了）表明了匈牙利文化和政治上的完全斯大林化，這迫使盧卡奇退回到他的哲學研究上去。
　　（4）1950—1956年。他著手寫了一些重要的綜合性的著作，這一階段他主要完成了兩部著作，即《理性的毀滅》和《特殊性：一個美學範疇》。1956年，他寫了《當代現實主義的意義》。這年10月，他在依姆雷·納吉的短命政府中任文化部長。起義被鎮壓後，他同納吉政府的其他成員被驅逐到羅馬尼亞，1957年夏回到布達佩斯。
　　（5）1957—1971年。這一階段他完成了兩部大型的綜合性的著作：一部是論美學的著作（《美學的特殊性質》，1962年），一部是論社會本體論的著作（《社會存在的本體論》，1971年），後一著作用英文發表的三章是：“黑格爾”（1978年）、“馬克思”（1978年）和“勞動”（1980年）。

　　盧卡奇的主要成就涉及從美學和文學批評到哲學、社會學和政治學廣泛的領域。在美學上，他除了從強烈的反現代主義立場出發寫了許多闡述馬克思主義現實主義理論的著作，還創立了一種關於藝術和文學理論的最根本的、最綜合性的命題。在哲學上，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主要人物，他堅定地擁護辯證法主張，反對形形色色的非理性主義、機械唯物主義和教條主義。在《歷史和階級意識》中，他詳盡闡述了異化和物化的理論，這一闡述出現在馬克思那部論述這一問題的早期著作發表之前。在他活動的最後幾年中，他還創立了不朽的、但還幾乎沒被人理解的社會本體論。。在社會學上，他關於階級意識的理論對“知識社會學”和法蘭克福學派及更現代的理論，都產生過極大沖擊和極強烈的影響。在政治學上，他最先被人記得的就是他關於組織問題的思想，他是最初擁護“人民陣線”和以群眾在政治上參與為基礎的“人民民主”的人物之一。




參考書目

① 弗蘭克·本塞爾編：《紀念喬治·盧卡奇80歲誕辰文集》，1965年德文版。
② 盧西安·戈爾德曼：《盧爾奇與海德格爾》，1977年英文版。
③ 米歇爾·洛維：《革命知識分子的社會學——盧卡奇在政治上的演進（1909—1929）》，1976年法文版。
④ 莫里斯·梅勞·龐蒂：《辯證法的先驅》（1955），1973年英文版。
⑤ 依斯特萬·梅查諾斯：《盧卡奇的辯證法觀》，1972年英文版。
⑥ 吉多·奧爾德尼編：《盧卡奇》，1979年英文版。
⑦ G.H.R.帕金森編：《喬治·盧卡奇的生平、著作和思想》，1970年英文版。
⑧ 西奧·平克斯主編：《同盧卡奇的談話》，1974年英文版。


流氓無產階級

　　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第5部分中，把流氓無產階級描繪成“由所有各個階級中淘汰出來的”、“被分解出來的人群”，它包括“資產階級可憎的敗類中的冒險分子……流氓、退伍的士兵、釋放的刑事犯……扒手……妓院老板”等等，路易·波拿巴在奪取權力的鬥爭中就依靠了這些人（《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52頁）。以後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分析法西斯主義的興起中，也用了類似的方式，他們偶然也提到流氓無產階級，盡管在他們的分析中，這一概念已不再占十分突出的地位。鮑威爾（1938年）區分出法西斯主義運動中的重要因素就是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沒能找到恢覆到資產階級生活中的、失去社會地位的人，以及中下層階級和農民中窮困的群眾。但是，當他提到“整個流氓無產階級”都被趕到法西斯主義者那一邊去時，這一範疇所包含的內容卻不夠清楚，他進一步有力地強調了失業工人可能補充到法西斯主義隊伍中去的限度。托洛茨基在他論法西斯主義的著作（1971年）中，簡要地提及“工人中更大的群體轉變為流氓無產階級”，但他更為注意的是小資產階級成為法西斯主義群眾運動的社會基礎。
　　流氓無產階級術語的主要意義，與其說是指出了具有較重要的社會政治作用的、清楚地加以確定的社會群體，還不如說是注意到了這樣的事實：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和崩潰的極端條件下，很多人都可能從他們的階級中分離出來，組成一個“自由漂浮的”人群，他們特別容易受到反動的意識形態和運動的影響。

傑瑞米柯賓

盧森堡，羅莎

　　1871年3月5日生於波蘭的紮莫什奇，1919年1月15日在柏林逝世。
　　羅莎·盧森堡出生在一個相當富有的、有文化的中產階級猶太人家庭，她是這個家庭的5個孩子中最年幼的一個，她是在華沙長大的。她是一個具有獨立精神的聰明和學業上成功的姑娘；在她很年輕時，她就反抗籠罩在俄羅斯波蘭中學中的那種約束性的制度，參加了社會主義政治活動。後來，為了逃避逮捕，她不得不在1889年離開波蘭去蘇黎世。她在那里進了大學，起先學習數學和自然科學，後來學習政治經濟學；最後，她完成了論述波蘭工業發展的博士學位論文。同時，她也積極參加來自俄羅斯帝國的革命流亡者的政治生活，反對波蘭社會黨的民族主義；1894年，她同從事相似活動的親密同志利奧·約吉希斯一起，領導創立了波蘭王國社會民主黨，約吉希斯是該黨的主要組織者，盧森堡則是該黨最有才智的人和該黨的喉舌。他們倆人已形成了一種長久的和熱切的關系，他們之間的緊密的政治聯系超過了以後個人間的疏遠。為了有一個適合發揮她的能力的更廣闊的政治舞台，羅莎·盧森堡在1898年移居德國。
　　在這以後，她在歐洲社會主義內部的重要辯論中嶄露頭角。在同修正主義爭論中（參看修正主義條目），由於《社會改良還是社會革命》一書使她一舉成名，這本書可能仍不失為一般馬克思主義對改良主義所作的最好反擊。她堅決主張，隨著資本主義的持續下去，它的危機和矛盾不可能得到緩和，因而不能像伯恩施坦所提出那樣，把馬克思主義核心砍掉，否定社會主義綱領的客觀基礎，而把社會主義變成一種抽象的倫理上的烏托邦。工人運動確實要通過工會和議會活動為實現改良而鬥爭。但是，由於這些改良不足以廢除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因此，工人運動決不能忘記它的最終目標：通過革命奪取政權。1904年，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問題》一書中，盧森堡介入了列寧和孟什維克之間的爭執，她批評了列寧關於高度集中化的先鋒黨的概念；她認為這一概念試圖把工人階級置於監護之下。在這里，她的命題——這也是她所有著作的特點——就是，工人獨立的首創精神即自我活動使他們有能力經過自身的經歷和自身的錯誤，認識到相應地需要建立在廣泛基礎上的民主組織。在這些年中，她還有其他同列寧不一致的地方。盡管她痛恨一個民族對其他民族的壓迫，但是她同列寧不一樣，她既不支持波蘭獨立，在更一般意義上，她也不支持民族自決權的口號。
　　然而，對1905年革命的共同反應使他們更接近了；他們都設想，只有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經過無產階級的鬥爭方式，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才能進行到底。此外，在關於俄國工人的群眾行動的問題上，盧森堡被認為是發現了一種有關國際聯系的策略思想，而且她還開始敦促德國社會民主黨去接受這種策略，說明這和其他事情一樣，也是這一組織左派的事情。在《群眾罷工、黨的和工會》中，她提出群眾罷工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典型形式。最廣大群眾的創造力和消除官僚惰性毒害的自發表現，把政治鬥爭同經濟鬥爭聯系在一起，並同更長遠的要求直接聯系在一起，在這中間潛伏著對資本主義秩序的全球性的鬥爭。1910年，這一觀念使她同考茨基決裂了，考茨基主張重整黨領導的謹慎的、以選舉為特征的政策。她關注的另一個問題是同戰爭威脅有關的帝國主義問題。在她1913年的主要理論著作《資本積累論》，她對帝國主義的基本原因作了解釋。她證明，一個封閉的資本主義經濟，如果不同非資本主義社會接觸，必然會因為沒有能力吸收所生產的全部剩余價值而崩潰。帝國主義就是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為了殘存的非資本主義環境而展開的競爭鬥爭，但是，由於後者受到了侵蝕，就造成資本主義關系的動搖和這一體系的不可避免的崩潰。
　　盧森堡在德國領導反對第一次世界大戰。革命的國際主義者的理智的傑出倡導者集合在斯巴達克派中，她在《尤尼烏斯小冊子》和其他著作中，譴責社會民主黨的護國立場是一種叛賣。戰時的大部分時間她是在監獄中渡過的。在那里，她寫了《俄國革命》，她與列寧、托洛茨基和布爾什維克派休戚與共，完全一致，她讚同他們社會主義革命的嘗試；但是，她也對他們的土地政策和民族主義政策，首先是對他們剝奪社會主義民主，以及對於他們以冠冕堂皇的名義來做這些不幸的、勢所必行的事情作了批判。她在1918年後期獲得自由後就參加了德國革命，在一次流產的起義被鎮壓後，她在柏林被右翼軍官殘酷地殺害了。
　　羅莎·盧森堡的著作有時被解釋成一種政治上的宿命論，因為她提出了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崩潰的理論；她的著作也被解釋成一種無限制地相信群眾自發性的理論。然而，這是對她的誤解和歪曲。資本主義的崩潰表現為無產階級的選擇：一方面是危機、反動、戰爭，最終是災變和野蠻狀態；另一方面是社會主義。因此，參加實現社會主義的鬥爭是必然的和緊迫的。在她看來，這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心命題，這種鬥爭的實質確實是由工人階級的自發性、自我解放的結果所提供的。但是，她並不否認需要組織，也不否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有能力的領導的重要性。她同列寧的分歧常常被誇大了。他們在很多方面是一致的。盧森堡畢生所關注的民主和解放，這毫無疑問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所關注的。因此，不應該把她同對這一傳統持批判態度、跟她完全對立的人——自由主義者、改良主義者或無政府主義者——混為一談。




參考書目

① 萊里奧·巴索：《羅莎·盧森堡》，1975年英文版。
② 霍萊士·B·戴維斯主編：《民族問題—羅莎·盧森堡著作選》，1976年英文版。
③ 保羅·弗羅利克：《羅莎·盧森堡》，1972年英文版。
④ 諾曼·傑拉斯：《羅莎·盧森堡的遺產》，1976年英文版。
⑤ 迪克·霍華德編：《羅莎·盧森堡政治著作選》，1971年英文版。
⑥ 羅伯特·盧克主編：《羅莎·盧森堡政治著作選》，1972年英文版。
⑦ 羅莎·盧森堡：《資本積累論》（1913），1963年英文版。
⑧ 羅莎·盧森堡和尼古拉·布哈林：《帝國主義和資本積累》，1972年英文版。
⑨ J.P.奈特：《羅莎·盧森堡》，1966年英文版。
⑩ 瑪麗—艾麗斯·沃特斯編：《羅莎·盧森堡言論集》，1970年英文版。


李森科主義

　　李森科主義一詞起源於特羅菲姆·傑尼索維奇·李森科（1898年生於烏克蘭波爾塔瓦省的卡爾洛夫卡，1976年11月20日在蘇聯逝世）的生涯、影響和醜聞。李森科原是一位不引人注目的植物種植者，他狂妄地主張利用溫度、濕度和其他簡單的技術對種子加以處理，能夠戲劇般地改變谷物季節形式和產量。他還主張，這些變化的有益結果可能傳給後代——獲得性的遺傳。他的方法、主張和理論公然違抗了發展的植物遺傳科學。結果，蘇聯和受蘇聯影響的國家的生物學的和農業的理論和實踐，同國際上科學家和農業學家完全對立起來。1927年他開始出名，到1948年以斯大林為靠山結束了他的勢力的全部對立面，李森科一直上升到控制了涉及遺傳概念的所有學科。西方遺傳受到了譴責，它在蘇聯的實踐者也受到了迫害、監禁，有的還被殺害了。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他的勢力一直沒受到挑戰，斯大林逝世後他的勢力衰落下去，但在赫魯曉夫的保護下再度擡頭，直到1965年兩者都被廢黜為止。在西方，李森科主義被看作是一種足以引以為訓的實例：不要幹預科學的相對自主性和它的中立地位的價值。對科學的政治幹預會產生不利於科學、技術和社會的結果。李森科主義成功地被當作一根棍子來使用，以此打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科學和社會觀念，在冷戰時期特別是這樣。它疏遠了許多進步的科學家，在歷史、哲學和社會的科學研究中產生嚴重的後果。
　　毋庸置疑，李森科主義窒息了蘇聯遺傳學和相關領域的學術研究，雖然人們已證明它對蘇聯已經困難的谷物生產的影響是驚人地微小。作為一種保護制度和作為一種科學方法論的基礎，它都造成慘重損失。然而，主要的問題卻是，李森科主義醜聞的所作所為一方面有效地排除了對更為覆雜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力量之間關系的探討，另一方面也有效地排除了專家們的作用。李森科作為一個農民或無產階級科學家的出現，部分是因為蘇聯的資本階級科學家極不願意進行合作。在列寧同資產階級專家的妥協結束後，完成“文化革命”和促進“紅色科學家”的意圖使許多十足的機會主義者被羅致。同樣，需要余糧以供給城市無產階級和出口（為了實現工業化而購買資本物品），導致了激烈的措施（見“參考書目” ⑧）。對蘇聯科學、技術和農業政策的輕易批評，有助於轉移對較細微的但並不是不重要的方面問題的注意，在這些方面，西方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優先作了具體的研究和發展。“李森科主義”起到了一種煙幕作用，在這種煙幕後面，人們認為西方的研究和發展走在更為細致地介入研究的資助制度下受到資本家的控制，因而使自鳴得意的情緒得以增長。在蘇聯人造衛星發射（1957年）之前。西方制度已經被認為取得了較為巨大的成功；但自此以後，強調軍費開支導致在西方研究和發展中獲得大量的軍事讚助，也增加了在安排研究任務上對顧客合同的直接依賴。李森科主義作為遺傳學和農業的理論基礎是完全不可信任的，但作為一種引以為戒的實例和作為一種進一步深入了解研究和發展重點過程，應該說它仍然有許多教訓可以吸取。




參考書目

① 洛倫·格雷厄姆：《蘇聯的科學和哲學》，1973年英文版。
② 朱利安·赫克斯利：《蘇聯遺傳學和世界科學—李森科和遺傳學的意義》，1949年英文版。
③ 大衛·佐拉夫斯基：《李森科事件》，1970年英文版。
④ 多米尼克·勒庫特：《無產階級科學？李森科的事例》，1977年英文版。
⑤ 理查得·勒溫廷和理查得·萊文斯：《李森科主義問題》，載H·羅斯、S．羅斯主編的《科學的激進化》，1976年英文版。
⑥ 若列斯·亞·麥德維傑夫：《李森科的浮沈》，1969年英文版。
⑦ V．薩馮諾夫：《開花的土地》，1951年英文版。
⑧ 約瑟夫·斯大林：《在糧食戰線上》（1928），載《列寧主義問題》，1953年英文版。
⑨ 羅伯特·M·楊格：《李森科主義的開端》，1978年英文版。
⑩ 康韋·澤克爾：《俄國科學的死亡》，1949年英文版。

機器和大工業

　　在工場手工業條件下，生產工具是工人的手工工具，這種工具的使用受到人的體力和技能的限制。隨著以使用機器為特征的大工業或現代工業的發展，所有這些限制都消除了。機器由發動機、傳動機構和工具機組成，它能夠完成工人所進行的操作，但卻能夠擺脫手工工人使用手工工具操作所受的器官的限制。然而，機器並不是簡單地代替在工場手工業的勞動分工中就已經簡化了的那些勞動操作。這時候，工場手工業的勞動分工對人的專業和技能（馬克思稱之為主觀原則）的依賴，被一種完全客觀的過程所代替，這個過程以機器的型號、大小、速度之間的客觀關系作為特征，從而也是以生產的連續性和自動化原則（參看自動化條目）作為特征的，現代的資本主義工業使用機器來生產機器，而只有這樣做才為它本身創造一種適當的技術基礎，一種完全客觀的生產組織；在這種組織中，勞動過程的協作性質已經成為一種技術上的必要性，它對工人來說是一種事先存在的物質生產條件。利用機器來從事生產有時又叫做“大工業”，以區別於工場手工業的手工生產。
　　由於協作和勞動分工而產生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便成為能夠被資本家無償地利用的社會勞動力。至於在勞動工具方面，情況則並非如此。機器的價值是在機器的經濟壽命期內轉移到產品上的（必須把機器的經濟壽命跟機器的“精神磨損”區分開來，後者是從機器的經濟壽命和物質壽命之間的差異中產生的）。跟工場手工業的生產形式下的工具比較起來，在大工業的條件下，從機器轉移到產品價值上的那部分價值，在產品的總價值中占有較大的比重，盡管產品的總價值是絕對地變得比較小了。機器的勞動生產率能夠相應地按照它所取代的人的勞動力來衡量。總的說來，使用機器是為了使產品變得低廉，這就要求在生產機器上所耗費的勞動要小於使用該機器所代替的勞動。但是由於資本家所支付的是勞動力而不是勞動的價值，因此資本家使用機器的限度，便由機器的價值和它所取代的勞動力價值之間的差別來決定。這就意味著在共產主義社會里使用機器的余地要比資本主義社會大得多。這是由於在共產主義社會里，使用機器是為了減輕人們的工作負擔，而在資本主義社會里，機器則是純粹用來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成為生產相對剩余價值的動力（參看價值；剩余價值；積累條目）。
　　然而，機器本身並不能夠生產剩余價值。剩余價值只能從資本的可變部分中產生，而所產生的數量則決定於剩余價值率和雇傭工人的人數。因為在任何具有一定長度的工作日的情況下，機器的使用只有通過降低商品成本才能提高剩余價值率，也就是通過減少一定數量的資本所雇傭的工人人數來降低勞動力的價值。可變資本必須轉化為不變資本，這種必然性成為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動態研究的中心問題。馬克思認為它帶來以下幾種後果：
　　第一，機器這個減少勞動時間的最有力的手段，在資本主義的關系下卻成為把全體工人階級家庭轉化為由資本所支配的（為其自身的增值）單純的勞動時間的手段。勞動力被加緊剝削；工人喪失了技能並且不得不在機器的主宰下進行工作；工廠成為實行嚴酷紀律的場所，成為一個專制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縮影，它對有關勞動過程的社會立法是一種諷刺；科學、自然和社會勞動都被納入機器制度之中，它們構成了資本家的實力，以對付處於勞動過程中的工人，從而使死的勞動統治著活的勞動。在每一勞動過程亦即價值增殖的過程中，客觀現實是：不是工人支配他的工作條件，而相反地，是工作條件支配著工人。
　　第二，由於機器取代了工人，從而產生了剩余的工人人口，即勞動後備軍。這種剩余人口的浮動則又對工資起調節作用，並且在通常的條件下保證資本家對剩余價值的占有。
　　第三，由於不變資本有依靠可變資本的減少而增加的傾向，這就造成馬克思所說的生產領域中的“內在矛盾”，因為只有活的勞動才能夠創造任何價值，然而為了增加剩余價值，這種活的勞動的數量卻必須減少。這種情況，對於分析資本構成的運動傾向具有肯定的意義（參看資本有機構成；資本價值構成條目，在分析利潤率方面可參看利潤率下降；經濟危機條目）。

傑瑞米柯賓

工場手工業

　　馬克思把工場手工業定義為建立在手工業生產的勞動分工基礎上的那種協作形式（見《資本論》第1卷第14章）。在英國，從16世紀中葉到18世紀下葉，工場手工業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占統治地位的形式。它有兩種形式。第一種，適用於生產那些從各個獨立的手工藝過程中產生的產品（馬克思舉了機車和鐘表生產為例，並稱之為“混成的工場手工業”，見《資本論》第1卷第12章）；這時候，獨立的手工工人被聯合在一個工場里，在一個資本家的監督下進行工作。然後在一段時間里，這些獨立的生產過程被劃分為各種細小的工序，它們成為專門的工人的專職，每一個工人只是一個完成局部工作的工人，而把所有這些局部的工序聯合起來，則構成工場手工業的整個過程。第二種，適用於生產那些原來完全由一個手工工人在一系列工序中完成的產品（馬克思舉造紙和制針生產為例，並稱之為“有機的工場手工業”，見同上引書）。同樣地，這些工人也是同時受雇於一個工場之中，開始的時候他們都從事同樣的工作。逐漸地，這項工作被劃分了，一直到商品不再是一個獨立的手工工人的個人產品，而是一個工場的手工工人的社會產品，而其中每一個工人只不過完成所組成的一個局部的工序。無論是前一種還是後一種形式，都采用了勞動分工，或者使勞動分工在生產過程中得到進一步的發展。這時候，除了個別大規模的、需要花費大量人力的生產過程以外，很少使用機器（雖然在17世紀期間對機器的偶爾使用，對於為數學提供實際運用的基礎並促進機械學的創立起了重要的作用）。這說明在工場手工業時期從來沒有達到一種技術上的統一，當時唯一具有機器生產的特征的項目，就是每個工人都已具有馬克思所說的“集體工人”的那種片面性，即每一工人的專業分工都迫使他或她不得不作為在機器的調節下的集體工人的一個部分去工作。
　　但是，從工場手工業的勞動分工中所產生的專業化，造成了工人跟生產資料的進一步脫離的後果，因為工人由於專業化而喪失的東西，已集中在雇傭他們的資本的手里。這就是說，資本的社會生產力已投放在集體工人的身上，而這種生產力的增長則只有通過個體的勞動生產力的貧困化來實現。在工場手工業中，勞動分工不僅使工人專業化和把他們聯合在一個單一的機制中，而且由此創造了一種使勞動生產力為了資本的利益而得到新的發展的社會勞動組織，同時還從歷史上創造了資本統治勞動的新的條件。可見，工場手工業的勞動分工是創造相對剩余價值的一種特殊的方法。不過這是一種有限的方法。手工技術仍然是生產的技術基礎，而工場手工業所發展的技術等級制度，則為勞動相對於資本而自立創造了重要的條件。工場手工業還不具備一種能夠不依靠工人本身而運行的客觀框架結構；它基本上是一種以城市手工業生產和鄉村家內作業為基礎的人為的經濟結構。如果不采用機器的話，資本就無法突破那種需要工人畢生從事他們的局部職能的局面，這種狹隘的技術基礎意味著資本要經常地關心維持勞動紀律的問題，而這只有通過強制才能做到。為了取消工藝和技巧作為調節社會生產的原則的作用，便需要發展機器。
　　最後，在工場手工業時期，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而出現和發展起來。古時候的作者們所關心的質量和使用價值；而到工場手工業的早期，作者們（從威·配第開始）便著手去發展減少商品生產所必要勞動時間的原則，從而不斷地強調數量和交換價值（參看價值條目）。事實上，馬克思其所以把亞當·斯密稱為“工場手工業時期集大成的政治經濟學家”（《資本論》第1卷第386頁），是因為他強調分工，並且透過工場手工業的勞動分工這面折光鏡來觀察社會的勞動分工（參看積累；勞動過程條目）。





毛澤東

　　1893年12月26日生於中國湖南省韶山，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
　　毛澤東作為一位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家，或者在任何情況下，作為發動一場他相信是在馬克思主義原則影響下的革命的領導者所起的重要作用，是得到普遍公認的。但是，另一方面，他事實上是否曾作過任何首創性的理論貢獻？如果是的話，那麽這種貢獻究竟是發展還是歪曲了馬克思主義？這是一個引起熱烈爭論而又懸而未決的問題。難以否定的是，毛澤東不僅講了，而且做了一些與眾不同、富有意義的事情。至於這些創新活動在性質上是否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這是人們的一個爭論不休之點；然而，人們可以舉出事例來支持這樣一種觀點，即認為這些活動是真正馬克思主義的，至少是部分如此。毛澤東往往被人們譽為或貶為一位“農民革命家”。他確實對農民起了一種作用，一種首先在首創性的程度上要大於通常被看作是正統主義者的作用；那麽，對於他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或者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也許最好能夠用這樣一種態度來對待，即首先要全面地考慮到中國社會的結構以及他從中所得出的結論。
　　本世紀20年代，當毛澤東開始其革命生涯的時候，中國無疑是一個在經濟上非常落後的國家。這意味著，當時無論對於無產階級的領導權（或其先鋒隊的作用）是怎麽說的，可是共產黨必須依靠農民這個支持革命事業的最大的一股社會力量。然而，當時中國社會的性質，既不主要是資本主義的（如同托洛茨基所想像那樣），又不單純是“封建”或“半殖民地”的。在這個社會里，除了數量有限但卻在迅速增長的城市工人外，還包含：中國的實業家或稱“民族資產階級”，人數很少但卻很有勢力的地主階級，農民（富有的和貧苦的，有地的和無地的）以及其他各種各樣的階層——從手工業者和小販到為外國資本家服務的“買辦”，從官僚和軍人到僧侶、土匪以及農村無業遊民。這種覆雜的社會結構，源自於從不同歷史時期沿襲下來的各種成份和階層的共存的局面，並且在本國和外國的種種影響下形成的。
　　這種情況所造成的後果，反映在“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這些對於毛澤東所闡明的辯證法起了如此重大作用的概念中。幾乎沒有必要指出，馬克思在19世紀在談到法國或英國的情況時，是從來不會提出“什麽矛盾在今天是主要的？”這個問題的。他把下述情況視為公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是基本矛盾，而這種種情況將維持不變，直到通過社會主義革命把矛盾解決為止。至於毛澤東，他是根據他所認為的馬克思主義分析方法，認為他的更為迫切的實際任務是斷定應當在什麽地方劃清具有決定意義的分界線，認為這無論在中國和世界都是如此。當然，從一定意義上說，他只不過是追隨了馬克思所擬定的、由列寧（和斯大林）所進一步發展的那條分析線索；根據這條線索，不僅是農民，而且前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其他階級和集團都可能參加革命的民主階段，而在一個國家中，外國統治這一事實可以影響到各個階級的不同表現。但是，毛澤東把這些思想加以系統化和整理加工，從中得出哲學的結論，並賦予這些結論以普遍的效準。
　　成問題的是，毛澤東對革命所進行的這方面的探索，結合著他認為實踐的第一性、理論是第二性和派生的觀點，已經引起了對他本人和他的思想如此廣泛而且往往是截然對立的解釋。一方面，那些強調他的策略的靈活性和善於適應形勢變化的人（如60年代以來的蘇聯馬克思主義者），會根據他在1938年和1945年所作的妥協，以及在50年代初期對“民族資產階級”的讓步，而斷言他是一位投降主義者，或是一個不講原則的機會主義者，或是兩者兼而有之，然而，相反地，那些對他強調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價值以及百折不撓地把革命進行到底的做法抱有深刻印象的人，則會把他刻畫成在所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主要領導人和理論家中最激進的人物（特別是從50年代後期以來）。
　　可以認為，這兩種觀點都有若幹真實的成分，前者針對的是他的策略，後者指的是他的比較一般的思想原則。也許，最關鍵的一個問題是毛澤東所說的“無產階級”究竟是什麽意思。當然，至少從20年代後期開始，他就注意到馬克思主義賦予城市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並且從原則上接受了這一原理。毫無疑問，他對“無產階級”這個術語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帶有中文在這個詞義上所包括的色彩，即沒有財產的階級；然而，他始終認識到城市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地位。一個比較重要的、有意義的地方通常被加以強調，但卻是含糊不清的，那就是有關無產階級的客觀本質和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或無產階級道德）之間的關系問題。
　　早在1928年毛澤東就提出，農村的無業遊民和其他類似的成分可以通過學習和參加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方法來轉變成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這種思路一直貫串在他後來的半個世紀的思想中。眾所周知，這特別明顯表現在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間，但即使在那個時候，毛澤東也沒有（像人們有時所斷言的那樣）對一般階級特別是無產階級下一種完全主觀的定義。他是把客觀標準和主觀標準結合在一個覆雜而又可變的樣板之中，這部分是出於權宜之計，部分是出於他對主觀力量在歷史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的信念。在這個比較廣泛的問題上，阿瑟·科恩曾斷言：若非斯大林在1938年和1950年所發表的論著開辟了道路的話，毛澤東是不太可能提出關於在某些情況下上層建築在歷史變革中起了“主導和決定的作用”的觀點的（見“參考書目” ①）。然而，新近發現的《矛盾論》原稿證明，事實上毛澤東是先於斯大林提出這種觀點的。這可以被看作是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在毛澤東思想和黨的政策中所出現的，如今被中國人自己打上“唯意志論”的烙印的那些傾向的根源所在。但是，應當補充指出，當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今日如此地批判對主觀力量的過分強調時，其主要論點還是不能低估“人的自覺行動”是一種社會力量。
　　在本條目開頭曾提到毛澤東強調必須在每一場合識別“主要矛盾”的重要意義，除了這一點以外，他的辯證法的最重要的方面便是把黑格爾和馬克思提出的三條規律歸結為一條：對立面的統一和鬥爭。這在1937年發表的《矛盾論》中就已見端倪，當時他把對立統一的規律說成是“思維的根本法則”，從而明顯地把這條規律置於否定的否定和質變到量變規律之上。到1964年，他明確地否定了後兩條規律，說他並“不相信”否定的否定，而從質變到量變只不過是對立統一的一種特殊事例。有一些人把毛澤東思想的這種思想發展看作是道家傳統的“陰”“陽”辯證法的表現，另一些人則認為是反映了斯大林的影響。不管怎樣，它在邏輯上無疑是跟毛澤東的下面這種傾向性攜手並進的，即他日益把歷史發展看作是一個模糊不清和疑難重重的過程，同時把革命繼續向前推進看作是一種奇跡，而這是跟我們所有的人內在的修正主義傾向大相徑庭的。
　　那末，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所作的正面的貢獻究竟是什麽呢？首先是“群眾路線”的概念，這甚至在理論上（更不用說在實踐上）也不意味著把革命鬥爭（在1949年前）或國家管理（在1949年以後）交給人民自己去幹，但是它畢竟引進了一種來自下面的民主參與的因素（在嚴格限制的範圍並在黨的領導下），而這是列寧主義和蘇聯的傳統所完全沒有的。第二，盡管他有時候荒謬地誇大群眾的能量，認為只要在黨的正確領導下把群眾動員起來，就能夠隨心所欲地改造自然和社會，然而，與此同時，他確實給馬克思主義哲學帶來了（或者說是重驗了）一種為大多數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所普遍了解的思想，即人的變革應當伴隨並促進經濟和技術的進步，而不單純是作為一種副產品從中產生。他在1949年前後提出的關於資產階級參加革命的思想，雖然大體上源自於列寧（工人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和斯大林（四個階級的聯盟），但卻在一種較諸亞洲的介於民族革命和社會革命之間的綜合體前進一步的程度上把非無產階級成分結合到中國的革命過程中來（當然，有的人把這看作是好事，有的人則不然）。他對官僚主義進行了一場巨大的戰爭，這場戰爭進行的方式是如此殘暴和不公正，以至引起混亂，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生產的發展，然而它畢竟把這個問題提到將來有待解決的日程上。最後，再回過來看看我們先前提起的他的思想的一個方面。在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工人階級對農民的領導權的原理上，毛澤東絕沒有什麽古怪的地方。他在1959年就曾提到工人在跟農民的關系上是“老大哥”。但是，他試圖把這個原則（也許他沒有領會到這個原則的一切含意，至少是呈現在馬克思面前的那一切含意）跟中國社會的引力中心是在農村，而農民應在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中起一種積極作用這種信念結合在一起。同樣地，這個問題他也是提出來了，而沒有解決；在他死後，中國城鄉之間的矛盾仍然存在。不過，無論是好是壞，看來通過工業化和工人教育農民那種常規的馬克思主義解決方案，如果不根據毛澤東所擬定的方向加以重大的改進的話，是不宜在將來采用的。




參考書目

① 阿瑟·A·科恩：《毛澤東的共產主義》，1964年英文版。
② 詹姆斯·Chieh Hsiung：《思想意識與實踐——中國共產主義的演進》，1970年英文版。
③ 《毛澤東選集》（1961—1977），英文版。
④ 《毛澤東思想拾零》（1949—1968），1974年英文版。
⑤ 斯圖亞特·R·施拉姆：《毛澤東的政治思想》，1969年英文版。
⑥ 同上作者：《未經彩排的毛澤東》，1969年英文版。
⑦ 同上作者《馬克思主義者》，載狄克·威爾遜編《毛澤東在歷史的天平上》，1977年英文版。
⑧ 約翰·布萊恩·斯塔爾：《繼續革命——毛澤東的政治思想》，1979年英文版。
⑨ 布蘭特利·沃馬克：《毛澤東的政治思想基礎》，1982年英文版。


馬爾庫塞，赫伯特

　　1898年7月19日生於柏林，1979年7月30日卒於慕尼黑。
　　馬爾庫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服兵役後，不久就在柏林一個士兵委員會中從事政治活動。1919年，他曾一度參加社會民主黨，但很快就退出，以抗議該黨背叛委員會運動（參看委員會條目）。他先後在柏林和弗賴堡攻讀哲學，在短時期內當過海德格爾和胡塞爾的學生。由於他從一開始就關心哲學跟政治的聯系，於是便在1933年加入了社會研究所（同年被迫離開納粹德國），隨後成為法蘭克福學派的一位重要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在美國定居。盡管他的許多觀點跟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這兩位法蘭克福學派的主要人物所提出的觀點相似，然而由於他對經典馬克思主義抱有濃厚興趣，因而在這方面所作的研究要比他們兩人更多。他對政治和社會鬥爭的毫不曖昧的態度，使他成為本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的新左派運動的理論家和傑出的代言人。正是通過馬爾庫塞的著作，使得法蘭克福學派對當代文化、獨裁主義和官僚主義的批判傳播甚廣，特別是在北美。
　　馬爾庫塞的事業，反映了一種堅持不斷地對馬克思主義的成果進行檢驗和重建的意圖。對革命前途的高度關心，相信社會主義的巨大潛力，以及對那些看來不可能實現的“空想主義”目標的捍衛，這一切都明顯地貫穿在他的著作中。他所采取的對社會進行批判的方法，其目的在於實現自我解放、扶植一種非集中化的政治運動以及協調人類與自然的關系。“早年馬克思”的著作的重要性固然為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所承認，然而則更為馬爾庫塞所強調，特別是馬克思的《經濟學哲學手稿》。有關勞動和異化的一般理論成為他的所有論著的襯托。把這種理論跟弗洛依德的論著精心地結合在一起，也許首先可以標明馬爾庫塞的理論方案的特色。
　　馬爾庫塞對社會和政治理論所作的最主要的貢獻包括以下這些：早期發表的一部試圖把海德格爾的現象學跟馬克思主義綜合在一起的著作（見“參考書目” ④）；一部對黑格爾論著的理論和政治意義進行重新考察的著作（見“參考書目” ⑤）；一部通過綜合馬克思和弗洛依德的理論來對個人與社會的關系進行再研究的著作（見“參考書目” ⑥）；對國家社會主義和工業資本主義進行批判分析的著作（見“參考書目” ⑦、⑧），對作為一種統治形式的現代科學進行富有刺激性的評價（見“參考書目” ⑧）；以及提出一種新的美學的概論（見“參考書目” ⑨）。




參考書目

① 保羅·布雷恩斯編：《批判的解說》，1972年英文版。
② 尤根·哈貝馬斯編：《答赫伯特·馬爾庫塞》，1968年德文版。
③ 威廉·列斯：《自然的統治》，1974年英文版。
④ 赫伯特·馬爾庫塞：《論歷史唯物主義的現象學》（1928），1969年英文版。
⑤ 同上作者：《理性與革命》，1941年英文版。
⑥ 同上作者：《愛欲與文明》，1955年英文版。
⑦ 同上作者：《蘇聯馬克思主義》，1958年英文版。
⑧ 同上作者：《單向度的人》，1964年英文版。
⑨ 同上作者：《美學的廣度》，1978年英文版。
⑩ 保羅·羅賓遜：《性的激進主義者》，1969年英文版。

傑瑞米柯賓

馬爾托夫


　　1873年11月24日生於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爾），1923年4月4日卒於德國舍姆貝格。
　　馬爾托夫曾跟列寧一道創建彼得堡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1895年）和革命馬克思主義的《火星報》集團（1900年），然而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1903年），卻成為孟什維主義（參看孟什維克派條目）的創始人。從那以後，他對列寧的那個狹隘的、高度集中的、由職業革命家組成的精英黨的組織綱領進行挑戰，而主張用一個廣泛的社會民主黨來取代它，以適應俄國當時的非法的（1905年革命後）和半非法的條件。
　　在1905年跟列寧和托洛茨基就政權問題進行論戰時，馬爾托夫維護普列漢諾夫的關於資產階級革命的學說，痛斥那種要求過早地實現社會主義執政的主張，理由是在落後的俄國缺乏實現社會主義的客觀的經濟前提和社會前提，而且它的愚昧無知的小資產階級群眾還顯然沒有實現社會主義的意願。馬爾托夫和他的孟什維克夥伴亞歷山大·馬爾丁諾夫一致認為，社會民主黨沒有權利奪取並利用國家政權來“壓制小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意願的抗拒”。然而，以馬克思在1850年對德國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勸告為依據，馬爾托夫讓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擔當一種戰鬥的、革命反對派的角色，即埋伏在諸如蘇維埃、工會、工人俱樂部、合作社以及城鎮杜馬這樣一些“革命自治機關”里，以便在出現“兩個政權”的情況下，促使官方的資產階級民主政府去實施“民主的”政策。
　　在大戰期間，馬爾托夫是齊美爾瓦爾德社會主義和平運動的中堅分子，並在1917年成為孟什維克國際主義者的領袖；他反對官方的孟什維主義的“革命護國主義”和“聯盟主義”，主張建立一個人民陣線的政府，而在十月革命後，則主張建立一個包括從民粹社會主義者到布爾什維克派組成的社會主義聯合政府。
　　作為一個半忠順、半叛逆的孟什維克反對黨的領袖，馬爾托夫反對列寧的少數人專政，認為這種做法既明目張膽地背離馬克思關於由多數人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又跟巴黎公社的民主實踐背道而馳。馬爾托夫斷言，馬克思並沒有像列寧那樣，把無產階級專政設想為一種由“有革命覺悟的少數人”強加給“沒有覺悟的多數人”的國家政權，從而使後者成為“社會實驗的消極對象”。他宣稱，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體現無產階級多數人的“自覺意志”，它的“革命力量”只是用來對付“少數資本產義統治者”對於“把政權合法地轉移給工人群眾”所進行的反抗。
　　據馬爾托夫看來，正是由於堅定地信仰“國家政權屬於勞動大眾”，才使那些“把自己稱為社會民主黨人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跟共產主義者斷然分裂。他認為後者不僅篤信一種“少數革命派的專政”，而且致力於創造“那些旨在使這種情況永遠維持不變的制度”。馬爾托夫被人們看作是俄國社會民主的馬克思主義的真正代言人，他跟列寧的布爾什維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及其實踐實行對抗。




參考書目

① 安娜·布爾奎納：《俄國社會民主黨——孟什維克運動及書刊介紹》，1968年英文版。
② 伊斯列爾·蓋茨勒：《馬爾托夫——一個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的政治傳記》，1967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馬爾托夫和革命前後的孟什維克派》，載《馬克思主義史》第3卷，1980年意大利文版。
④ 列奧波特·海姆遜：《孟什維克派——從1917年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1974），1976年英文版。
⑤ 尤利·馬爾托夫：《國家與社會主義革命》，1938年英文版。


馬克思，卡爾·亨利希

　　1818年5月5日生於特利爾，1883年3月14日在倫敦逝世。
　　作為社會科學家、歷史學家和革命者的馬克思，無疑是最有影響的社會主義思想家。雖然他在世時基本上不為當時學者所注意，但是從他在1883年逝世後，他所制訂的社會政治思想體系日益迅速地為社會主義運動所接受。目前，世界上幾乎有一半人口生活在號稱為馬克思主義的制度之下。然而，這種成就本身也就說明：由於人們試圖把馬克思的思想用來適應千差萬別的政治形勢，從而模糊了它的本來面目。此外，還由於馬克思的許多著作未能及時出版，所以只是在比較晚的時候才有機會對他的思想的涵量作出公正的評價。
　　馬克思出生在德國摩澤爾河畔特利爾城的一個生活優裕的中等家庭里。他的家庭，不論是父方還是母方，都有悠久的猶太教傳統。他的父親雖然是一個諳熟伏爾泰和萊辛作品的典型的啟蒙派唯理論者，可是他作為特利爾的最受尊敬的律師之一，只是出於害怕失去他的職務，才同意接受洗禮，成為一名新教徒。馬克思在17歲那年進入波恩大學法律系學習，接受了該校所流行的浪漫主義的影響，特別是當時他剛跟燕妮·馮·威斯特華倫訂婚，她是特利爾的社會名流馮·威斯特華倫男爵的女兒。馬克思曾在這位男爵的影響下對浪漫主義文學和聖西門主義的政治學（參看空想社會主義條目）發生興趣。第二年，馬克思被他的父親送進一家比較大的和思想比較嚴肅的大學——柏林大學，在那里又讀了4年，在這期間馬克思放棄了浪漫主義而接受了當時在柏林十分盛行的黑格爾主義（參看黑格爾和馬克思；青年黑格爾主義者條目）。
　　馬克思開始深深地卷入青年黑格爾派運動。這個集團包括鮑威爾和斯特勞斯等人物，他們正對基督教進行一種激進的批判，這同時也意味著對普魯士的專制制度采取一種自由派的反對立場。由於他發現大學執教的前程已被普魯士政府封死，馬克思便於1842年10月在科倫一份有影響力的報紙—《萊茵報》里當編輯，這是一份由萊茵地區的工業家支持的自由派報紙。馬克思在報上發表的那些富有煽動性的文章（特別是經濟問題上），導致政府封閉了該報，於是馬克思便決定僑居法國。
　　在1843年底到巴黎後，馬克思很快就跟德國僑民工人的有組織的團體和法國社會主義者的各種派別進行聯系。他還編輯了那份很快就夭折了的《德法年鑒》，該刊的目的是要在新生的法國社會主義和德國激進的黑格爾主義者思想之間架起一道橋梁。在巴黎逗留的頭幾個月里，馬克思很快就成為一個堅決的共產主義者，並且在一系列著作中發表了自己的觀點，其中包括著名的《經濟學哲學手稿》，這部作品直到1930年左右才發表。在那里，他概括地闡發了共產主義的人道主義觀點，這種觀點是在費爾巴哈哲學的影響下形成的，並且建立在把資本主義制度下異化的勞動本質跟共產主義社會里人們在協作生產中自由地發展自己的本性進行對比的基礎之上。也就是在巴黎，馬克思第一次跟恩格斯建立起終生的合作關系。
　　馬克思在1844年底被驅逐出巴黎，跟恩格斯一道遷往布魯塞爾，在那里住了3年，在這期間曾到英國進行訪問。當時英國是最發達的工業國家，恩格斯的家庭在曼徹斯特經營棉紡業。在布魯塞爾期間，馬克思廣泛地研究歷史，並且制定了後來大家所知道的唯物史觀（參看歷史唯物主義條目）。這種觀點是他在一份手稿（也是在他死後發表的）即著名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提出來的，這部著作的基本論點是“個人的本質決定於制約他們生產的物質條件”。馬克思追述了各種不同生產方式的歷史，並且預見到目前的制度——資本主義的崩潰及其為共產主義制度所代替。在從事這種理論工作的同時，馬克思開始參與政治活動，跟他認為不合事宜的蒲魯東的唯心主義社會主義進行論戰（在《哲學的貧困》中），同時參加了共產主義者同盟。這是一個德國僑工組織，它的總部設在倫敦，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它的主要的理論家。在該同盟於1847年底在倫敦召開的會議上，馬克思和恩格斯受托寫作《共產黨宣言》，這個文獻是他們的觀點的最精辟的反映。《宣言》剛一發表，1848年的革命浪潮就席卷了歐洲。
　　1848年初，馬克思回到最早爆發革命的巴黎，然後到德國，在那里，他還是在科隆創辦了《新萊茵報》。這份具有廣泛影響的報紙，支持一條反對普魯士專制制度的激進民主主義路線；由於當時共產主義者同盟實際上已經解散，馬克思便把他的主要精力投入到該報的編輯上。然而，隨著革命趨於低潮，馬克思辦的這份報紙也被取締，於是他便於1849年5月到倫敦避難，開始了“漫長的、不眠的流亡之夜”，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他去世。
　　在倫敦定居後，馬克思由於對一場新的革命行將在歐洲爆發持樂觀態度，他便重新參加和整頓了共產主義者同盟，並且寫了兩本分量比較大的小冊子來論述法國1848年革命及其後果，這兩本小冊子的題目分別是《法蘭西階級鬥爭》和《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但很快他就開始認識到一場新的革命只能是一場新的危機的後果，於是便致力於研究政治經濟學，以確定這場危機的原因和條件。
　　在19世紀50年代上半期，馬克思一家住在倫敦索荷區的一套三居室的住房里，飽受貧困之苦。到倫敦的時候，這個家庭已經有四個孩子，而且不久又添了兩個。但是在索荷居住的時期，只有三個孩子成活下來。這時期（以及後來）馬克思的主要收入來源是靠恩格斯的接濟，而後者則從他的父親在曼徹斯特經營的棉花生意中領取一筆不斷穩步增長的收入。除了恩格斯的接濟外，馬克思還靠他作為《紐約每日論壇報》的一名國外通訊員的每周投稿所得來貼補生活。在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初期，馬克思接受了幾筆遺贈，因而使他的經濟狀況有所改善，然而只有從1869年起，他才從恩格斯那里得到一種足夠的、有保障的收入。
　　因此，不足為怪，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方面的主要論著進展緩慢。在1857—1858年前後，他已經寫出了一部厚達800頁的手稿，這是他打算用來寫作有關資本、土地所有制、工資勞動、國家、外貿和世界市場的草稿。這部手稿就是人們所知道的《大綱》或《草稿》，它直到1941年才發表。可是，19世紀60年代初，他突然中斷了這項工作，而去創作一部共有三大卷的題為《剩余價值理論》的論著，這部著作對他的政治經濟學的前輩特別是斯密和李嘉圖進行了探討。然而，直到1867年，馬克思才有可能發表他的研究工作的首項成果——《資本論》第1卷，該卷對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進行了研究。在那里他制定了自己的勞動價值學說和關於剩余價值和剝削的概念，以及論證了後者最終必然導致的利潤率的下降和資本主義的崩潰。《資本論》第2卷和第3卷在60年代期間已大體完成，不過馬克思在生前還一直繼續從事手稿的創作，這兩卷是在他死後由恩格斯出版的。
　　馬克思之所以推延了他的《資本論》的創作，其原因之一是他把許多時間和精力花在第一國際上（參看幾個國際條目），他在該國際1864年成立時被選入總委員會。在籌備國際的各屆年會和領導反對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派別的鬥爭中，馬克思的表現尤為積極。雖然馬克思贏得了這場鬥爭的勝利，但是在他的支持下總委員會的會址在1872年從倫敦遷往紐約，從而使國際迅速衰落。在國際存在期間發生的最重大的歷史事件是1871年巴黎公社，當時由於普法戰爭所造成的後果，巴黎公民舉行反對政府的起義，並且掌握了巴黎達兩月之久。在這場起義被血腥鎮壓的時候，馬克思寫出了他的一部最著名的小冊子——《法蘭西內戰》，這部作品熱情地捍衛了公社的活動和目的。
　　馬克思在他生命的最後10年中，健康狀況急劇惡化，使他不能夠像他在過去工作中所突出表現那樣不斷持續地進行創造性的綜合分析。不過，他仍然能夠對當代的政治特別是德國和俄國的政治情況進行實質性的評論。在德國，他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反對他的追隨者李卜克內西和倍倍爾為了建立一個統一的社會黨而同拉薩爾的國家社會主義進行妥協。在俄國，他在跟維拉·查蘇利奇的通信中，曾設想俄國超越資本主義發展階級並在具有和平村社特色的土地公有制的基礎上建立共產主義的可能性。然而，由於健康狀況不斷惡化，馬克思經常到歐洲一些溫泉療養地甚至到阿爾及利亞去療養，以求康覆。他的大女兒和妻子的去世，給他的余生蒙上了陰影。
　　馬克思為我們對於社會的了解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的思想並不是一個無所不包的體系，如同他的某些追隨者在辯證唯物主義的名義下所引申出的那樣。他的方法的辯證實質本身，意味著這種方法通常具有試驗性和無約束性。此外，作為政治活動家的馬克思和作為政治經濟學研究者的馬克思之間，還往往存在著一種緊張關系。馬克思對於革命運動的未來發展的許多期望都沒有實現，至少是截至目前如此。然而，他對社會的經濟因素的強調和對階級所作的分析，都對歷史學和社會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參考書目

① 施·阿文勒里：《卡爾·馬克思的社會政治思想》，1968年英文版。
② 博托莫爾編：《卡爾·馬克思》，1979年英文版。
③ G．科恩：《卡爾·馬克思的歷史學說》，1978年英文版。
④ R．漢特：《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思想》，1974年英文版。
⑤ 大衛·麥克萊蘭：《卡爾·馬克思——其生平和思想》，1974年英文版。
⑥ 貝·奧爾曼：《異化——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概念》，1971年英文版。
⑦ 約·普拉門納茨：《卡爾·馬克思的人的哲學》，1975年英文版。
⑧ 馬克西米利安·盧貝爾：《馬克思——生平和論著》，1980年英文版。

傑瑞米柯賓

馬克思恩格斯和當時的政治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待他們當時的政治所采取的態度，主要是期待一場無產階級革命的爆發並努力去促其實現。在清算了自己原先的哲學信仰後，他們就把注意力放在另一種革命的社會主義運動上。一些敵對的理論，諸如空想社會主義、基督教社會主義以及“真正的”社會主義，都由於跟革命的社會主義相去甚遠而在《共產黨宣言》（第3章）和其他著作中受到批駁。與此同時，他們對於當時的某些革命運動也進行了批判，認為這些運動過於狹窄地局限於致力於純政治的革命，而不是像他們所主張的那樣應結合著比較廣泛的社會改造來進行。因此，恩格斯總是樂於協助馬克思去跟巴枯寧和其他無政府主義者進行論戰，後來，他還教訓俄國的激進分子彼·尼·特卡喬夫“需要再學一學社會主義初步知識”（《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1頁），因為後者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在前資本主義的俄國比在更先進的西方更有可能發生。
　　在批駁特卡喬夫的觀點時，恩格斯所堅持的還是關於歷史發展的一般概念，即先前在諸如《共產黨宣言》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這類著作中所表達過的那種概念。不過，他們對政治的實際態度，特別是在馬克思的晚年，時而表現出一種脫離唯物主義的嚴格教義的意願。這種情況，也許可以明顯地從他們（特別是馬克思）對19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俄國事態發展的評價中看出，而當時在俄國嶄露頭角的實質上是非馬克思主義的運動。盡管恩格斯跟特卡喬夫有爭論和馬克思自己過去也對許多俄國革命者不信任，但馬克思在他有生的最後幾年，還是在某種程度上比較傾向於讚同民粹派關於通過農民公社（參看俄國公社條目）來走向社會主義的這一特殊的俄國道路，雖然在他公開發表的言論中，這種讓步不是沒有條件的。在《〈共產黨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表達了這樣的希望：俄國革命會成為西方無產階級的信號，它們之間能夠相互補充。這實際上表明了他們基本上所關心的還是想看到無產階級革命在經濟上更先進的國家獲得成功，認為這些國家具備了社會主義的物質和文化方面的先決條件。
　　由於沙皇政府明顯地具有普遍的和有害的影響，馬克思和恩格斯把它看作是謀求推翻的許多歐洲制度的主要支柱。然而他們對匈牙利和波蘭（它們的革命先後在1849年和1864年遭到鎮壓）的同情，也許更多是出於他們在國際局勢上所持的方針，而不是出於對這些國家的民族運動的前景和社會性質的看法。至於其他一些民族，主要是那些跟匈牙利人、波蘭人或“舉止文明”的德國人有矛盾的東歐斯拉夫人民，則被他們——主要是當時任《新萊茵報》（這是馬克思在1848和1849年編輯的日報）國外編輯的恩格斯譴責為“反革命”（參看民族；民族主義條目）。
　　恩格斯正是在《新萊茵報》上和隨後發表的一些文章中，提出了他的“沒有歷史的民族”的概念，這個概念起源於黑格爾。列入這個概念範疇的有巴斯克人、布列塔尼人、蘇格蘭的蓋爾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克羅地亞人以及其他南斯拉夫民族，這些民族是“被那個後來成了歷史發展的代表者的民族所排擠和征服了的以前的居民的殘余”（《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02頁）。基於同樣的理由，恩格斯支持德國在1848年為奪取什列斯維希——霍爾施坦的控制權而對丹麥發動的戰爭，認為這是“文明對於野蠻的權利，進步對於停滯的權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66頁）
　　在恩格斯把有些民族貶為“沒有歷史的民族”所提出的理由中，有一條是他認為這些民族除了在語言、文化和地理上是支零破碎外，它們當中沒有一個能夠把相當大量的人口集中到一個適當密集的地區去發展現代經濟。由於創造這樣的經濟需要市場的發展和一個建立在全國範圍基礎之上的階級結構，馬克思和恩格斯便傾向於反對聯邦制的觀點，而主張建立大規模的單一制國家，這是跟他們的某些奧地利繼承者（參看奧地利馬克思主義條目）的觀點是不相同的。因此，他們的《共產黨在德國的要求》（1848年）的第一條就是建立“一個統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頁）。由於這種期望以及在1848年所表述的其他願望沒有得到實現，他們把普魯士在1866年對奧地利的閃電般的勝利看作是最終有利於他們的事業的，因為“使資產階級集中起來的一切，對工人來說當然都是有利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45頁）。
　　盡管普奧戰爭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喜歡的一種促進德國統一進程的手段，但是他們相信在某些情況下，戰爭本身會偶爾有助於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在1848年，他們曾號召對俄國進行一場革命的戰爭，以便不僅使波蘭能夠從沙皇壓迫下解放出來，而且可以藉此鞏固國內的革命。恩格斯甚至在這以前就把軍事征服視為社會進步的一種有力的手段，他認為法國征服阿爾及利亞盡管很殘暴，但卻不失為“文明進步的一個重要的幸運的事實”；同樣地，他還歡迎“精力充沛的美國佬”從“懶惰的墨西哥人”手里奪取了加利福尼亞（《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26頁）。後來，由於他和馬克思預料西方會發生大規模的經濟危機，克里米亞戰爭的爆發使他們燃起了希望，希望“俄國代理人”帕麥斯頓和其他人所進行的據說是半心半意的戰爭會引起歐洲“第六強國”即革命的幹預（《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8頁）。盡管馬克思在這時期跟托利黨議員大衛·烏爾卡爾特這位仇俄分子有聯系，但他對這場戰爭的興趣與其說是對土耳其政府有任何偏愛，不如說是出於對革命利益的關心。同樣的考慮也影響了他對1859年奧法戰爭的態度，也就是他盡管仇視哈布斯堡王朝控制意大利北部，但卻認為奧地利的失敗似乎是有利於作為革命的最危險的敵手的歐洲兩大強國——俄國和拿破侖第三統治下的法國。當法國在1870年普法戰爭中失敗時，馬克思對此表示歡迎並且指出，一旦波拿巴投降，德國就不再是進行一場防禦戰，而有陷入已經擴大的俄國勢力範圍的危險。他在1870年9月為國際工人協會寫的關於普法戰爭的第二篇宣言中，以驚人的洞察力預言了德國那條後來一直奉行到1914年的外交路線：德國首先跟俄國進行比較緊密的聯系，然後經過短暫的喘息之後，再代之以準備一場規模更大的戰爭，這時候所反對的便是“斯拉夫種族和羅曼語種族聯合勢力”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48頁）。
　　馬克思很少對歐洲的帝國（突出的是法蘭西第二帝國）使用“帝國主義”這個詞，不過在他到英國定居以後，歐洲殖民主義的問題便更多地引起他的注意。他和恩格斯對於歐洲以外的世界的看法，是跟他們關於資本主義是一個全球性的體系的概念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的。這個體系在追求市場和原料來源的驅使下不斷地進行擴張，從而為社會主義的到來鋪平道路。盡管這種擴張可能有助於延緩那些地區的資本主義危機，延緩可能在這些地區中爆發無產階級革命，但馬克思和恩格斯卻把像“太平天國”這樣的起義看作是加速下述情況發生的可能的手段：“使醞釀已久的普遍危機爆發，這個普遍危機一旦擴展到國外，直接隨之而來的將是歐洲大陸的政治革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6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西方國家在東方實行的許多政策——從“邪惡的”鴉片貿易到對印度大起義的鎮壓，都從道義上表達了強烈的譴責。然而，他們同時也對傳統的東方社會保持高度的批判態度。在他們看來，“舊中國”只是靠“與外界完全隔絕”來保存。至於印度，馬克思的論述則要比中國廣泛得多，他認為至少在西方入侵之前，那里始終過著“失掉尊嚴的、停滯的、茍安的生活”。由於建立在與外界隔絕的、自給自足的鄉村經濟的基礎上，東方專制制度在印度“使人的頭腦局限在極小的範圍內”；而在破壞這種制度的經濟基礎方面，英國的幹涉“就在亞洲造成一場最大的……歷來僅有的一次社會革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67頁）。（參看亞細亞社會條目）。在此後的幾十年里，馬克思在其論述資本主義對東方社會的沖擊的著作中，傾向於不那麽強調其革命性質，而是更多地指出它所造成的破壞和災難。而且，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對殖民主義現象的分析中，還指出宗主國工人有被帝國用掠奪物收買的可能（後來列寧也是這樣認為的）。因此，恩格斯在1858年10月7日寫給馬克思的信中說道：“英國無產階級實際上日益資產階級化了，因而這一所有民族中最資產階級化的民族，看來想把事情最終導致這樣的地步，即除了資產階級，還要有資產階級化的貴族和資產階級化的無產階級”（《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38頁；同時參看工人貴族條目） 。恩格斯還認為，在使英國工人資產階級化的各種力量中，突出的是愛爾蘭成為“英國的第一殖民地”的地位（《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5頁）。由占有者階級人為地制造的英國工人和入遷的愛爾蘭工人之間的對立，被馬克思看作是“英國工人階級沒有力量”和資本家能夠保存它的勢力的“秘密所在”。因此他聲明，他原先認為愛爾蘭的解放將在英國工人階級勝利之後，如今則得出相反的結論：“不是在英國，而只有在愛爾蘭才能給英國統治階級以決定性的打擊（而這對全世界的工人運動來說是有決定意義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78、380頁）。
　　英國工人運動盡管有種種缺點，但在第一國際內部，它仍然不失為馬克思在反對蒲魯東和巴枯寧的影響的鬥爭中的有用的同盟。然而，英國工人運動雖然反對蒲魯東和巴枯寧的學說，但並沒有因此采納馬克思的革命政治學觀點。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所認識到的，從19世紀40年代中期以來，特別是由於《十小時法案》的通過和合作運動的發展，英國工人已經得到一些好處。同樣地，盡管憲章運動本身在1848年後已趨衰落，但“人民憲章”的許多目標已經達到或是實現在望。在國際存在的最初幾年期間，由於1867年的《改革法案》的頒布和工會組織條件的改善，英國工人領袖們便更加相信只要采取一種改良主義的而不是革命的策略，就足以實現他們的目的。事實上，他們有可能通過馬克思關於1872年國際海牙代表大會的演說而感到心安理得。馬克思在演說中宣稱：像英國、美國也許還有荷蘭這樣的國家，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達到目的。
　　馬克思認識到，雖然國際領導人中的英國工聯主義者並不總是跟他的長遠的政治抱負相一致，然而他們對於諸如波蘭的鬥爭、意大利統一運動和美國南北戰爭等問題所表現的關心，說明英國工人運動正從19世紀50年代的長期休眠狀態中重新覺醒。上面提到的三個問題之一——意大利的統一事業，在英國獲得最廣泛的支持，這不僅在工人當中，而且在其他階級當中也是如此。然而這個問題卻是馬克思及其追隨者在實現其目標上所最不抱希望的一個問題，這是因為馬克思的對馬志尼在意大利有強大的影響，而且在國際也有一定的影響力。在馬克思看來，馬志尼的政策是欠考慮的，它重視感情和道德修辭甚於意大利人民特別是農民的需要的實際價值。除了對馬志尼和後來巴枯寧的影響感到擔心外，馬克思還認為，在強權政治的情況下，意大利的獨立會在一定程度上損害奧地利，而後者不論其國內政治的性質如何，畢竟是對付俄國擴張的一個有力的緩沖器。
　　在美國南北戰爭的問題上，英國社會中的對立分裂要遠遠超過意大利的統一運動。馬克思的《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1864年）提到了英國上層階級各界對南部聯邦的支持。另一方面，在馬克思看到，維護聯盟是未來社會、政治和經濟發展的必要前提。他和恩格斯對南北戰爭的關心，從感情上說是出於他們對奴隸制的痛恨，而從戰略上說，則是出於他們希望由於這場沖突所造成的英國棉花的短缺，會促使在這個資本主義大中心爆發一場他們期待已久的經濟危機。
　　在第一國際成立前發生的並在某種程度上促使國際建立的第三個國際性大動亂，是1863年波蘭起義。正如奧哲爾和國際的其他奠基人所指出的，在19世紀60年代早期對波蘭的普遍同情，事實上成為促使英法兩國工人運動進行更緊密的合作的一種力量。然而，像蒲魯東主義者集團還有後來比利時的塞紮爾·德·巴普這樣的人，則並不懷有同樣的感情，他們宣稱波蘭的恢覆僅僅有利於貴族和教士。這種論斷遭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反對，這兩人仍然堅持他們在1848年的看法，即認為波蘭的分割構成了連結俄—普—奧神聖同盟的紐帶，因而他們的結論是：恢覆波蘭不僅可以削弱普魯士在德國的優越地位，而且在歐洲和“處於俄國管轄下的亞洲專制主義”之間安置了“二千萬英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24—229頁）。對於像路德維克·瓦倫斯基這樣的波蘭革命家的觀點——認為民族獨立鬥爭沒有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的鬥爭事業顯得重要，恩格斯反駁道：“無產階級的國際運動，無論如何只有在獨立民族的範圍內才有可能”（《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61頁）。
　　盡管恩格斯在19世紀50年代初期曾經表現出某種憂慮，但是他和馬克思始終關心波蘭的獨立事業，把它看作是對歐洲整個社會主義有利的事業。同樣的策略考慮也影響了他們對待70年代和80年代在俄國出現的革命運動的態度，特別是在波蘭革命和巴黎公社都被殘酷地鎮壓下去，而革命潮流到處呈現低落的時候。他們並不要求那些積極跟沙皇制度作鬥爭的人嚴格遵循他們的理論。事實上是，由於馬克思對於沙皇在歐洲的影響作用有所估計，所以他反而比較讚賞在俄國國內為革命積極從事活動的民意黨人和民粹派分子，而不那麽賞識像普列漢諾夫這樣的在理論上比較“正統的”俄國流亡者信徒。他讚同1881年暗殺亞歷山大二世的行動，理由是別無其他辦法可供選擇，這跟他譴責歐洲其他地方發生的這類行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例如他曾譴責赫德爾和諾比林在1878年行刺德皇威廉一世的圖謀以及1882年發生在都柏林公園的謀殺案。
　　在馬克思逝世兩年之後，那位在理論問題上通常更為正統的恩格斯宣稱，俄國在1885年形成了“很少幾個人就能制造出一場革命來”的例外情況，但他又補充說，這個革命可能迸發出一種革命者本身所無法控制的力量（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51頁）。當然，這種革命在恩格斯有生之年並沒有發生。由於看到俄國在19世紀末期加快了工業化的步伐，恩格斯還推斷俄國很可能不得不追隨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而不是依賴衰敗的農民公社作為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恩格斯所作的這種結論，論證了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例如後來列寧在《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1899年）中所表述的觀點的正確性。（參看布朗基主義；波拿巴主義；馬克思時代的帝國；拉薩爾條目）




參考書目

① S．阿文勒里編：《卡爾·馬克思論殖民主義和現代化——他的有關中國、印度、墨西哥、中東和北非的專稿和其他作品》，1968年英文版。
② S．F．布盧姆：《世界民族——對卡爾·馬克思時代的世界民族問題的研究》，1941年英文版。
③ 亨·柯林斯和契·阿布拉姆斯基：《卡爾·馬克思和英國工人運動——第一國際的年代》，1965年英文版。
④ 伊·庫明斯：《馬克思、恩格斯和民族運動》，1980年英文版。
⑤ 霍·班·戴維斯：《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和工黨有關民族主義的理論》，1967年英文版。
⑥ 若·豪普特、M．洛維和C．魏爾合編：《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1848—1914）》，1974年法文版。
⑦ V．G．基爾南：《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1974年英文版。
⑧ E．莫爾納爾：《馬克思主義的同盟政策（1848—1889）》，1976年法文版。
⑨ A．瓦利斯基：《馬克思恩格斯和波蘭問題》，載《辯證法和人道主義》雜志（華沙英文版），1980年第1期第5—32頁。

傑瑞米柯賓

馬克思主義的發展

　　“馬克思主義”這個詞，在馬克思在世時是沒有人知道的。據恩格斯說，馬克思曾針對他的女婿保爾·拉法格說的話評論如下：“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當然，我們不能由此推斷馬克思從原則上否定能夠從他的著作中產生一個理論體系的想法，但是卻可以明顯地看出他並不宣稱要提出一個無所不包的世界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按照世界觀的方向進行發展，始於第二國際時期。例如普列漢諾夫曾在1894年寫道：“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完整的世界觀”，並采用了辯證唯物主義一詞來表述它；而對於考茨基來說，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不啻是一種包含自然和人類社會兩者在內的全面的進化論，而其中一部分是自然主義倫理學的和唯物主義（生物學的）世界觀。恩格斯本人應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請求而寫的《反杜林論》（1878年）一書，是朝著這個方面邁出的第一步；這部著作（其中一小部分是跟馬克思合作的）在當時對社會黨黨員的覺悟所起的影響作用，要比馬克思的主要著作《資本論》大得多，因為《資本論》在馬克思在世時只出了第一卷（1867年），而其余兩卷是恩格斯根據馬克思的手稿和筆記編輯整理並分別在1885年和1894年出版的。
　　看來，馬克思本人把他的理論著作主要地（如果不是完全地）看作是從革命的無產階級立場出發來對政治經濟學進行的一種批判，看作是一種唯物主義的歷史觀。這里所說的唯物主義是要從這樣一個意義上來理解，即物質生產進行的方式（廣義上說即生產技術）及其組織的方式（用馬克思的術語來說即“生產關系”，在其早期著作中還使用“交往關系”一詞），是一個時代的政治組織和思想表現的決定因素。這種觀點是在有意識地反對青年黑格爾派的主觀唯心主義的立場中發展起來的，後者的目的僅僅在於通過意識的改變來變革社會的和政治的狀況。他們的觀點在無政府主義思想家麥克斯·施蒂納的著作中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施蒂納號召他的公民同胞們“把國家和財產從他們的思想中排除出去”，並且一道加入一個“自由的聯合體”。針對這種觀點，馬克思指出國家和財產（金錢等等）決不是主觀的幻想，絕不是只要不去想它就會從地球上消失的東西，而是實際情況的反映，然而也不必把這種情況看作是永恒不變的。
　　“政治經濟學批判”是跟這種唯物史觀的概念相一致的，它的內容不僅包含對“錯誤的表現形式”（古典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批判，而且包含對必然產生這種表現形式的客觀的（物質的、社會的）條件的批判。從這種意義上說，古典政治經濟學並不單純是“謬誤的”，而且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內在關系的種種現象的適當的（如果不是完善的）反映。價值、貨幣、利潤、剩余價值等是這種生產方式的必然表現形式（客觀範疇），因此，它們只能隨著這種生產方式的消亡而消亡。從原則上說，這種批判理論（如同任何科學理論一樣），是能夠為任何個人所接受的。但是它卻不能為整個階級所接受，除非該階級的存在並不需要竭力使生產關系的一整套覆雜制度不被人們所認識。唯一能夠吸取政治經濟學的批判而又不損害它本身的階級，是無產階級，而且事實上，吸取這種批判還是該階級爭取自身解放的必要前提。資產階級中的個別成員能夠超越他們階級地位的限制（如恩格斯），然而如果整個階級這樣做就等於自殺，馬克思認為這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說，有一種客觀的障礙阻止著資本家階級去接受馬克思的理論，因為這種理論跟該階級的生存利益攸關；相反地，資本家階級對於這種理論要就充耳不聞，要就進行反駁。
　　馬克思的革命理論跟巴枯寧或布朗基的革命理論（參看布朗基主義條目）是對立的。後者強調“主觀因素”，強調對革命的不折不扣的奉獻，並認為從原則上說革命在任何時候都是可能的，而馬克思則斷言只有在革命的客觀條件成熟以後，無產階級革命才能取得勝利。事實上，馬克思沒有能夠確切地說明這些客觀條件是什麽。他有時候說，在一個現存的社會形態中，當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最充分的可能限度之前，革命將不會發生。在這種情況下，生產力的停滯將成為革命的前提條件；在《資本論》第3卷（第13、14節）中所論述的“利潤率下降的趨勢”，提出資本主義制度將最終達到這樣一個停滯點。恩格斯則斷定現代社會主義所追求的社會革命，“不但需要有能實現這個變革的無產階級，而且還需要有使社會生產力發展到能夠徹底消滅階級差別的資產階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0頁）。
　　德國工人運動盡管受到政府的壓制，然而在1875年以後卻發展很快，由於德國工運實際上不可能實行革命的變革，但又有必要把工人階級組織從文化上團結起來，所以便產生了建立一種明確的“世界觀”的需要；這種需要因工人階級教育的需求和工人階級被排除在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還有封建殘余的）文化之外而更顯得必要。這就導致馬克思主義這種關於世界的無所不包的學說的發展，這種學說往往是直接地取代了宗教的觀念。結果，像考茨基和普列漢諾夫這樣的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便把流行的大眾的唯物主義思想成分引進到馬克思主義中。恩格斯和其他人則把馬克思的歷史觀運用來解釋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並把它看作可以跟達爾文的進化論相提並論的科學成就。達爾文所取得的成就是在自然界方面，而馬克思則是在人類社會方面。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就這樣被研制出來，並在工人運動中（不僅在德國）創造了一種銘記著客觀發展過程是不可戰勝的意識，從而加強了它的自我認識。達爾文主義的普及者海克爾（1843—1919）對這一世界觀的形成，要比黑格爾和他的辯證法重要得多。作為第一個幾乎是清一色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一方面是在黨員數量上表現出力量不斷增長，另一方面則在政治上表現軟弱無力，這種脫節情況，卻通過它本身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思想基礎的亞文化群的形成而被掩蓋和得以彌補。
　　跟實行半立憲主義的帝制德國的情況比較起來，在革命前的俄國出現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希望和社會、政治現實之間的脫節情況，甚至更為嚴重。在那里，馬克思主義是由一些知識分子精英傳播給當時已受雇於大工業的少數工人的。列寧關於政黨的理論很清楚地表現了這種關系。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無所不包的世界觀和政治理論，它必須通過一個專門為其傳播而建立的組織——“新型的黨”來從外部灌輸給無產階級。後來在斯大林時代，則又把這種作為世界觀的馬克思主義學說不容批判地稱為意識形態，認為它的使命在於保證這個幹部政黨的紀律性和排他性，以及保證黨對領導權的無可爭辯的要求。這樣一來，工人階級和工人階級意識之間的關系就被顛倒了：這種以“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為核心的思想意識，首先是由幹部政黨在黨內知識分子的幫助下發展起來的，然後再把它灌輸給在革命後迅速發展的工人階級。雖然列寧曾經打算根據實際經驗的情況來修改自己的理論，然而在斯大林領導下建設一個官僚社會主義國家的時期，這種世界觀的學說卻凝固為教條。馬克思主義成為國家和黨的官方學說，它無論過去和現在都是全體蘇聯公民必須接受的觀點。這個時期，即大約從20年代開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成為一件“緊身衣”，不僅全體公民，而且連科學和藝術都受它的束縛。在蘇聯，有“馬克思主義語言學”，還有馬克思主義的關於宇宙論、遺傳學、化學等等的觀點。在斯大林逝世後和新的領導人執政的情況下，自然科學在黨的意識形態專家的偏狹監護下而使蘇聯的科技跟西方比較起來大大失利的狀況日呈明顯，於是便在自然科學領域中撤銷了這種監護，但它仍然保留在社會科學、文教、藝術和文學之中，雖然在這些領域中也有了某種程度的自由化。
　　把馬克思對批判理論的貢獻納入一種馬克思主義世界觀，這不僅無助於發揚這些貢獻，而且反而貶低了它們的價值。顯然，馬克思是一位令人信服的無神論者，但是他把宗教看作是不自由的社會環境的產物，並且確信隨著生產者自由聯合體的建立（在共產主義制度下），宗教將會完全消失。他是絕不會主張以一種“唯物主義的思想意識”來代替宗教的。他所喜愛的格言——de omnibus dubitandum（懷疑一切）——是會使他懷疑那種做法的。相反地，如果按照馬克思本人的見解，這樣一種意識形態和那種由國家強加的、依靠權威決定的世界觀的出現以及它們的堅持，只能解釋為不自由的社會和政治環境的表現；只要這種意識形態的唯一服務對象——官僚主義統治的社會和政治結構被超越，那麽蘇聯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的世界觀將會自行消失。
　　跟這種蘇聯馬克思主義的無所不包的世界觀相對立的，是所謂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它是從盧卡奇和科爾施的早期著作開始發展起來的。西方馬克思主義首先拒絕那種由恩格斯開始的、試圖把自然辯證法列入馬克思主義的做法，並且強調“主觀因素”的重要性和批判的自由。此外，對於這種“西方的”或“批判的”馬克思主義來說，同樣重要的是運用馬克思主義來對馬克思主義本身進行批判，這種主張是由科爾施在1923年首先提出來的。蘇聯馬克思主義正是由於沒有能力進行這種批判性的自我糾正，才使它變得貧乏不堪，雖然在蘇聯為馬克思主義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經費。
　　從本世紀20年代以來，一種非教條的馬克思主義已經在許多領域對西方思想產生深遠的影響。在劍橋，皮爾羅·斯拉法、瓊·羅濱遜和莫里斯·多布在幾十年期間不斷研究馬克思主義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其中確實吸取了新李嘉圖理論的若幹成分（參看多布；李嘉圖和馬克思；斯拉法條目）。在美國，保羅·巴蘭在1957年創始了把批判的馬克思主義方法用來解決第三世界的不發達和發達的理論問題。馬克思主義在社會學和歷史學領域中的影響也有相當大的增長，這種影響往往是跟麥克斯·維貝爾和法國年鑒學派史學家們的學說結合在一起形成的，特別是後者，他們在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上取得了廣泛的和豐碩成果（參看歷史編纂學條目）。這些西方研究者中某些人受到了“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尖銳批評，然而後者本身的研究工作，自從列寧逝世以後，除少數人（如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和瓦爾加）例外，並沒有顯示出任何顯著的成就。至於蘇聯哲學和社會理論所作出的任何進步，卻不是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取得的，而首先是在諸如數理邏輯和控制論這樣的高度專門化的領域中取得的。這些尖端學科在技術上（包括軍事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應用價值。馬克思主義思想其所以在西方遠為活躍並具有大得多的首創性，其主要原因之一，無疑是它對其他非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哲學以及其它學科的進步的影響，一直抱開放的態度。



參考書目

① 尼古拉·布哈林：《歷史唯物主義》（1921），1925年英文版。
② 依林·費切爾：《卡爾·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1970年英文版。
③ 艾里克·霍布斯鮑姆等編：《馬克思主義史》（1980—），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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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卡爾·科爾施：《馬克思主義和哲學》（1923），1970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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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喬治·利希海姆：《馬克思主義——歷史和批判的研究》，1961年英文版。
⑧ 喬治·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1971年英文版。
⑨ 赫伯特·馬爾庫塞：《蘇聯馬克思主義——一種批判的分析》（1958），1964年英文版。
⑩ 斯大林：《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1938年英文版。
⑪ 普列德拉格·弗蘭尼斯基：《馬克思主義史》，兩卷本，1972、1974年德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