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词典

傑瑞米柯賓

發展階段

　　馬克思和恩格斯繼承了18世紀關於四種生存方式：狩獵、放牧、農業、商業（通常被認為構成一個序列）的思想，著手把世界劃分為若幹階段，各有自己的社會經濟結構，按某種邏輯形式彼此更叠。它們最初的輪廓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第1卷第1章）中相當簡單，以歐洲史為限：書中提到四個時代，首先是原始公社或部落時代，其次是以奴隸制為基礎的古代或古典時代，再次是封建時代，然後是資本主義時代。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似乎把這個序列看成理所當然的，並把最早的時代稱為“亞細亞”時代。但是，他在前兩年寫的而未發表的關於前資本主義經濟形態的筆記（《經濟學手稿》，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70—520頁），表明他曾探索他意識到遠為覆雜的一種演進經歷。這時候他力圖鑒別各種類型的生產制度，而不是按次序加以排列，或是解釋為什麽一種制度為另一種制度所取代。然而，他的確很強調一種個人能力的質量和主動性，強調一種只是在一兩個階段出現的經濟因素，這顯然在他看來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歐洲不斷進化而亞洲達到一定程度就無法進化的原因。他認為這里有兩個根源：古典時期的地中海沿岸城市是亞洲所未有的市民生活的搖籃；早期西歐的一種所有制（他稱為“日耳曼”所有制，以別於“斯拉夫”或東方所有制），據他認為，土地歸個人而不是公社所有。在《經濟學手稿》中，他最感興趣的例子是羅馬征服盛行武裝爭奪土地的地中海世界。他看到一些農民如何由於人口過剩和發生征服戰爭而形成少數人壟斷的奴隸經濟。為什麽這種簡單的馬爾薩斯式的因果關系沒有在其他地方，特別是亞洲產生類似的後果？這個問題他並沒有提出來。
　　在《反杜林論》（第2篇四）中，恩格斯更直接地從原始生活中導出奴隸制，認為它是脫離原始生活的第一個進步。後來，他和馬克思同樣對摩爾根關於原始部落的研究（1877年）滿懷熱情，借助這種研究來分析“氏族”或部落社會的解體，以及在它的廢墟上，國家在雅典的出現；他解釋這種變化產生於商品交換逐漸發達，商品慢慢對商品生產者處於支配地位，隨著貨幣的流通，許多人債務累累。在這種影響下，隨著分工的發展和商人階級的出現，野蠻時代的“高級階段”就來到文明時代的門檻（參看《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第5、9章）。拉法格步他的後塵，生動地把這個理論通俗化，探索歷史上更替的各個時代，從原始共產主義到資本主義，後者的使命是為一個新的更先進的共產主義奠定基礎。他認為一切社會都經歷相同的道路，正如人人都有生有死（見“參考書目” ⑦，第1章）。
　　馬克思本人曾經頗為惱火地否定那種認為任何地方都要有固定順序的想法（見1877年11月致《祖國紀事》編輯的信稿）；而且在行將逝世的時候，他還設想有否可能借助歐洲的有利條件，使農村公社即俄國公社從曠日持久的原始共產主義直接進入現代社會主義。在他和恩格斯逝世以後，馬克思主義者遇到許多遺留下來的難題。普列漢諾夫闡述了歐洲的循環，但是認為亞洲離開它們的共同起點而向不同方向發展，因為地理和氣候環境促進了建立在治水基礎上的國家政權。但是，1931年，經過對分期問題的縝密考察，蘇聯學者終於擯棄了特獨的“亞細亞”方式（參看亞細亞社會條目）的概念（見“參考書目” ①，第180—181頁，196—198頁； ②，第165以次各頁）。隨之，馬克思曾經試圖找出理由解釋的亞洲長期停滯之謎也大有列入禁區之虞。斯大林（1938年）聲稱，生產方式“永遠也不會長久地停留在一點上”，而始終處在變化和發展的狀態中，以勞動群眾為主要動力。這樣一來，這個探討領域只適用於一種單一的、普遍的模式的假設了。本來，如果不把奴隸制視為必不可缺的一部分，這個模式是可以簡化的。這時候除開封建主義以外，在氏族和資本主義工廠之間就不會留下什麽了。但是庫西寧主編的教科書（見“參考書目” ⑥）還是把奴隸制計算在內，堅決認為，盡管有局部變化，“一切民族經歷基本相同的道路”，因為生產發展始終“服從相同的內在規律”（第153頁）。同時，雖然有些自相矛盾，但卻提到了“許多停滯和倒退的時期”和絕非少數的文明的崩潰（第245頁）。
　　另一個蘇聯理論家格列澤爾曼同意，歷史規律是不能廢除的，各個階段發生的順序是不可變更的，但他論述了某些階段如奴隸制被跨過的可能性，而且認為不可變更的順序的學說曾經有害於第二國際，因為它使人們得以論證帝國主義執行著必要的任務，即促使資本主義走向殖民地（見“參考書目” ④，第202，206頁）。值得注意，列寧曾經嘲笑認為中國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的長期準備階段向社會主義躍進的任何想法（參看1912年7月《中國的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但是，西方馬克思主義近幾年來已經傾向於越來越多考慮靈活多變的順序。所以，戈登·蔡爾德提出許多“跳躍”的情況。例如歐洲從近東學習冶金業，而不必經過它的預備階段（可參看他的《歐洲的史前遷徙》一書，1950年英文版；並參看考古學和史前史條目）。加羅蒂認為，如果笨拙地應用馬克思主義，把“五個階段”看成全人類的“絕對的和全面的真理”，就未免荒謬了。在意大利，梅洛蒂也認為分階段發展的模式是武斷的，同時他也不考慮在他看來從孟德斯鳩、黑格爾和英國古典經濟學家那里引申出的關於歐洲和亞洲兩種獨立的和不同的發展路線的假設（見“參考書目” ⑧，第46、156頁）。於是，他提出了一個列有五條並行但卻交錯的路線的覆雜圖解，這些路線都源自於原始公社（同上，第25—26頁）。
　　雖說如此，關於變化的機制以及為什麽變化似乎遵循不同途徑，或是在很長時期內根本不發生這一問題，在許多方面都很難理解。就中世紀封建制不是產生於單一的原有事物而是產生於羅馬晚期和野蠻時代的覆雜結合物這個問題，就有許多人思考過。馬克思和恩格斯論述資本主義產生於封建主義，所依據的是那種具有重大城市因素的歐洲封建主義的特殊形式；但是，即使在這方面，人們也往往會注意到，有關詳細的過程，以及封建主義促使資本主義產生的內在矛盾，他們說得並不多。歐洲從中世紀向近代的過渡，對於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仍然是最艱難而富有吸引力的問題之一（參看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條目）。
　　這里也包括歐洲以外的許多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他們紛紛提出他們自己的觀點。在印度，他們已經進而拒絕馬克思關於長期停滯的論述，而讚成這樣一種假設（但至今還找不到適當的論據）：至少資本主義早期形式已形成萌芽，而進步被英國的征服所中斷。某些亞洲的馬克思主義者並沒有把一種普遍的順序視為西方的強加之物而感到不滿，反而認為它具有與歐洲分庭抗禮的吸引力。1930年前後，這種普遍的順序在中國被討論過，而獨特的“亞細亞社會”的思想卻很少有人接受。在已有的種種困難中，其中之一就是很難在古代中國找到與希臘羅馬奴隸制時代相當的一個奴隸制時代（參看歷史唯物主義；生產方式；進步條目）。




參考書目

① 亞里夫·狄利克：《革命和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起源（1919—1937）》，1978年英文版。
② 喬治·M·安提恩：《蘇聯的學者兼官僚—米·尼·波克羅夫斯基和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協會》，1978年英文版。
③ M．伊萬斯：《卡爾·馬克思》，1975年英文版。
④ 格里哥里·格列澤爾曼：《社會發展規律》，1960年英文版。
⑤ R．H．希爾頓編：《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1976年英文版。
⑥ 奧·庫西寧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原理》，1961年英文版。
⑦ 保爾·拉法格：《從野蠻到文明時代所有制的演變》(1895年)，1910年英文版。
⑧ 翁貝托·梅洛蒂：《馬克思和第三世界》（1972），1977年英文版。
⑨ 格·瓦·普列漢諾夫：《捍衛唯物主義。論一元論歷史觀的發展》（1895），1945年英文版。


斯大林

　　1879年12月21日生於格魯吉亞哥里，1953年3月5日在莫斯科的孔策沃逝世。
　　斯大林是一個窮鞋匠的兒子，幾乎是出身於沙俄社會低層的唯一蘇聯共產黨最高領導人。他曾在梯弗利斯的一所正教中學讀書，但經常因為他的革命興趣（包括閱讀禁止的文學作品如維克多·雨果的小說）而受處分；1899年他離開了正教中學或是被開除，成為一個職業革命者。他在社會民主主義（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運動中一往直前，早在1904年就已與列寧和布爾什維主義取得一致，1912年被增選入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從1902年起他由於從事革命活動經常遭到逮捕、監禁、流放，後又逃亡；1913年，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北部邊遠地方，在1917年2、3月的俄國革命以後才獲釋。
　　在1917年10、11月的布爾什維克革命以後和隨後的國內戰爭中，斯大林擔任過許多領導職務，黨的政治局成立不久就當選政治局成員。1922年4月，他被任命為黨的總書記；1924年1月列寧逝世後，他相繼擊敗以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布哈林為首的三個反對派；1929年12月，當他50歲生日的時候，他是蘇聯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在30年代，在他的領導下出現工業化的勝利以及饑荒和清洗的恐怖；1941—1945年，他是與納粹侵略軍艱苦作戰的最高統帥；戰後，他是一直保持職位直至死去的唯一重要戰時領導人。
　　斯大林是一個傑出的軍事家，冷酷無情和毫不手軟的政治家；他運用他的權力打倒他前進道路上的一切人，並把農業的俄國改造為工業超級大國。為了這雙重特點，他既被人畏懼又被人敬重。他經常被描繪為純粹依靠無情的權術取得他的權力的才智平庸的人。托洛茨基把他說成是一個“頑固的經驗論者”，但這是一種過低的估計；斯大林所創立的普遍性的意識形態對於鞏固蘇維埃制度有著重大的意義。
　　斯大林的理論著作明晰易懂，而且十分簡單；這是它具有感染力的一個重要因素。1906年，他已寫了《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這是同克魯泡特金的論戰著作，同時對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作了論述；這篇論著在1938年經過修改作為《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四章重新發表。這種對社會規律的解釋在許多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中處於支配地位，直至斯大林死後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的發表。斯大林的第二部重要理論著作《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在列寧參與下寫於1912—1913年，主張為俄羅斯帝國的一切民族建立集中制的社會民主黨。1924年4月，斯大林的講演《論列寧主義基礎》大膽地宣布，列寧主義不只是應用於一個農民國家的一種馬克思主義；它是具有世界意義的“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斯大林強調黨作為工人階級的“先進的有組織的部隊”的作用，是“意志的統一的體現”，“靠清洗自己隊伍中的機會主義分子而鞏固起來”。列寧主義的工作作風是把“俄國人的革命膽略”和“美國人的求實精神”結合起來。這些說法與堅持（從1924年底起）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息息相關，既使沒有其他地方的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也可以在蘇聯完成。1928年在進一步闡發這個學說時，他宣布，隨著向社會主義的前進，階級鬥爭將劇化。（參看斯大林主義條目）。
　　這種獨特的斯大林主義的意識形態為工業化和集體化運動以及推行這種運動的雷厲風行方式，奠定了基礎。這樣，階級鬥爭劇化的學說，為1929年12月宣布“消滅富農階級”的必要性作好了準備。在30年代，斯大林也論斷說，無產階級國家不能隨著向社會主義過渡而消亡；由於資本主義包圍的存在，必須加強它。在1936年—1938年的清洗中，他宣布，社會主義已經在蘇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內部不存在對抗性矛盾意味著，一切敵對行動和信念來自外部。斯大林實際把一種馬克思主義性質的階級分析同俄羅斯愛國主義的呼籲結合起來。
　　1950年和1952年，斯大林的兩個小冊子《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和《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雖然主要地是在斯大林主義的正統觀念的既定範圍內，但卻奇怪地和試驗性地展開了意識形態的非斯大林化過程，強調了馬克思主義內部“意見沖突”（！）的重要性，而且承認在社會主義內部生產關系落後於生產力的可能性（參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條目）。但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任何人都只有在斯大林死後才可能懷疑他的任何思想；而且30年後的今天，斯大林的思想在蘇聯和其他地方仍然很有影響。




參考書目

① G．F．亞歷山德羅夫：《斯大林傳略》，1952年英文版。
② E．H．卡爾：《斯大林》，載《一國社會主義（1924—1926）》，1958年英文版。
③ I．多伊切：《斯大林》（1949），1966年英文版。
④ J．埃利斯和R.W.戴維斯：《蘇聯語言學的危機》，1951年英文版。
⑤ R．H．麥克尼爾編：《斯大林著作──書目注釋》，1967年英文版。
⑥ T．H．里格比編：《斯大林》，1966年英文版。
⑦ B．蘇瓦林：《斯大林──布爾什維主義剖析》（1935），1939年英文版。
⑧ 《斯大林全集》，第1—13卷（1901—1934年）。
⑨ 《斯大林基本讀物──主要理論著作（1905—1952）》，1972年英文版。
⑩ R．C．塔克：《作為革命家的斯大林（1879—1929）──歷史與人物研究》，1973年英文版。

傑瑞米柯賓

斯大林主義

　　主要指從20世紀20年代後期他掌握最高權力至1953年去世，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體制的性質。在斯大林生前，“斯大林主義”一詞在蘇聯並沒有正式使用。但是從赫魯曉夫1956年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譴責斯大林的罪引起，“斯大林主義”和“斯大林主義者”這些詞已經有了一種模糊的極度的貶意，特別在左的方面，被用來指左傾的個人和體制的專制的、獨裁的和鎮壓的行為方式。
　　斯大林主義的第一個和最突出的特點是斯大林運用25年之久的絕對權力。斯大林主義顯然不是斯大林獨自的產物，必須以俄國歷史、布爾什維克革命實行的條件，以及斯大林取得絕對權力以前布爾什維克政權所面臨的問題來考察（參看布爾什維主義條目）。但是，不管怎樣，斯大林在決定以他命名的體制的特殊性質方面起了關鍵的作用。在他統治的晚年達到簡直荒誕地步的對他的“個人崇拜”，是他所運用的權力的範圍的正確反映。
　　在它早期，即從1923年到1933年，斯大林主義代表斯大林本人所謂“從上而下的革命”，為把蘇聯改造為一個工業化國家奠定基礎。“從上而下的革命”一部分是蘇聯農業的“集體化”，把絕大多數農民引進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這個政策在農村中遇到激烈反抗，是以冷酷無情的決心，在人和物力方面付出可怕代價實行的。斯大林的“從上而下的革命”的另一部分是1929年通過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中所提出並在以後年代中推行的關於重工業化的勁頭十足的綱領。
　　這些政策如果沒有權力的極度集中，對不同政見的鎮壓，以及在一切方面使社會完全服從國家的支配，就不可能實施。在斯大林取得最高權力以前，這些方面的傾向已經有所發展，斯大林主義則使它們大大加強。共產黨本身被變成斯大林意志的馴服工具；外國共產黨也需要遵循和維護斯大林及其左右所決定的一切政策。
　　斯大林主義革命的第一階段看來在1934年已經過去；經過以前幾年的動亂，采取比較有節制的發展形式和在國家政權方面減少專橫高壓的作法的時候似乎已經成熟。然而，在以後的年代中，“大恐怖”吞噬了千百萬蘇聯公民，消滅了布爾什維克革命的許最多重要的人物。這些年代最驚人的特點（從一種可怕的字面意義上說）是舉行一系列的審訊，“老布爾什維克”如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許多其他人在公開的庭審中承認大量罪行，其中包括與托洛茨基（1929年已被從蘇聯驅逐出境）和外國情報機關同謀推翻蘇維埃政權，覆辟資本主義和分裂蘇聯。
　　當時和以後的這種鎮壓的獨一無二的特點是它涉及蘇聯“權力上層”的各個方面的範圍很廣，包括它的行政、軍事、科技、文化和其他幹部，特別是警察和保安機構本身。蘇聯上層人物被當局賦予大量特權，但他們為這些特權付出的代價是根據莫須有的罪名突然被捕、被驅逐出國、被處死的危險。這個制度使得蘇聯社會的官僚等級制度中異常迅速升遷成為可能，因為需要彌補由於鎮壓造成的大量空缺職位；但是彌補空缺的人們本身同樣也可能受到鎮壓。歷史上沒有任何政權如此兇狠殘忍地毀滅這麽多它過去所曾提拔起來的人們。
　　然而，到1939年前後，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取得很多成就；而且這種有目共睹的成就大大有助於模糊（至少是在國外）這個政權的鎮壓和專制方面。象1936年斯大林憲法（“世界上最民主的憲法”）的制定這樣一些事件，也起了同樣的作用。但是，有助於模糊這個政權的消極方面的最重要的因素，也許是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意大利的侵略威脅以及蘇維埃政權對法西斯主義的抵抗。
　　“斯大林化”的共產國際（參看共產主義；國際條目）從1928至1935年為各國民主黨制定政策，宣稱社會民主黨人是“社會法西斯主義者”，必須把他們看作是工人階級的最危險的敵人。這在一切地方大大分裂了工人階級運動，並在德國促成了納粹的勝利。然而，1934年，蘇聯加入了國聯，1935年共產國際采取的新“路線”宣稱現在需要建立“人民陣線”，共產黨人、社會民主黨人、激進派、自由派和其他一切具有善良意願的人們為了維護民主反對法西斯主義，都可以參加。在法西斯不斷進行侵略的隨後4年中，由於英國和法國執行綏靖政策，蘇聯在各國人民的心目中似乎是反法西斯的最堅強堡壘，事實上幾乎是唯一的堡壘。
　　1939年8月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對於這個形象是一個嚴重的打擊。但是，1941年6月希特勒進攻蘇聯，這一點很快也就被人忘卻。蘇聯軍隊和人民的英勇鬥爭對於盟軍戰勝法西斯主義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戰爭使蘇聯遭受將近兩千萬人的犧牲，損失不計其數。另一方面，戰爭的勝利也意味著，斯大林對蘇聯安全的關心可以通過把合意的制度強加於鄰邦來得到滿足。1939年，波蘭東部和波羅的海沿岸國家已經並入蘇聯。在戰爭結束時，斯大林所能接受的體制也在波蘭、保加利亞、匈牙利、羅馬尼亞和東德建立起來。到一定的時候，至少多少是在冷戰的影響下，這種體制終於具有完全“斯大林化”的形式。
　　無論戰爭的嚴峻考驗或勝利都沒有給蘇聯的斯大林體制本身的性質帶來任何變化。相反，這個體制仍然實行鎮壓，勞動營接收源源不斷遣返的戰俘和從德國的強制勞動機構送回祖國的工人們。在戰後年代中，又開展了在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一切領域灌輸斯大林主義正統觀念的運動，對被懷疑為思想不軌的知識分子和其他人進行全面迫害；在這些人中特別受影響的是猶太知識分子、藝術家等等，他們被譴責為“無根的世界主義者”。只是1953年3月斯大林的逝世才制止了鎮壓和恐怖的進一步的大規模的擴大。
　　從學說上來看，斯大林主義的特點在於企圖把馬克思主義變成一種正式的國家意識形態，它的主要原理和規定由斯大林憑權威制定，因此，要求完全的和絕對的服從。表現斯大林主義的這種正統觀念的最有名的文獻是《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初版出版於1938年，經常再版並按情況需要作適當修改。在出版時，只有《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一節被認為是斯大林寫的，但是，戰後據說他是全書的作者。無論如何，它對於斯大林時代的官方真理提供了歷史的、哲學的和政治的梗概說明。斯大林有時也幹預從歷史和經濟學到語言學的不同理論領域；他左右的人們也是一樣。他和他們的見解都對蘇聯一切公民有約束力。
　　不妨提一提斯大林主義的一些原理。也許最重要的就是斷言可能“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這是與托洛茨基的所謂冒險主義的國際主義針鋒相對的。“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含義，而且美化了列寧從前曾經譴責為“大俄羅斯沙文主義”之類的東西。斯大林主義的另一個原理是，按照馬克思學說能夠希望國家“消亡”以前，必須大大強化國家。斯大林主義的第三個原理與上一原理有關聯，認為隨著社會主義的發展，階級鬥爭將加劇。
　　斯大林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關系問題，一直是引起激烈爭論的問題。人們（斯大林主義者以及從右面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人們）經常提出這樣的主張：斯大林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直接繼續或“應用”。這種主張似乎站得住腳的主要根據之一是，斯大林維護和擴大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那就是說，經濟活動手段的公有制。這也是反對斯大林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在解釋這種制度的性質以及決定應把它看作一種“畸形的工人國家”、一種“國家資本主義”形式還是一種“官僚集體主義”制度（參看托洛茨基條目）體制時感到困難的主要原因。人們在反對把斯大林主義看作馬克思主義的繼續或“應用時”可能認為，斯大林主義在許多方面違反馬克思主義的最基本的原理，其中最主要的是它把社會完全置於暴君國家的支配之下。
　　斯大林的後繼者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他們所繼承的體系的主要結構。但是他們的確已經終止大規模的鎮壓和恐怖；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斯大林主義已經隨著斯大林的死亡而結束。




參考書目

① 托尼·克利夫：《俄國──馬克思主義剖析》，1970年英文版。
② 斯蒂芬·F·科恩：《布哈林和布爾什維克革命》，1974年英文版。
③ 艾薩克·多伊切：《被放逐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年）》，1963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斯大林》，1966年英文版。
⑤ 羅伊·麥德維傑夫：《讓歷史來審判》，1971年英文版。
⑥ A．諾夫：《經濟的合理性和蘇聯政策──或者，斯大林是真正需要的嗎？》，1964年英文版。
⑦ 麥克斯·沙赫特曼：《官僚革命──斯大林主義國家的興起》，1962年英文版。
⑧ 約·維·斯大林：《斯大林基本讀物──主要理論著作（1905—1952）》，1972年英文版。
⑨ 列甫·托洛茨基：《被叛賣的革命──蘇聯是什麽？它往何處去？》，1937年英文版。
⑩ 羅伯特·C·塔克：《斯大林主義》，1977年英文版。

傑瑞米柯賓

國家

　　馬克思主義思想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概念，因為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國家是超出其他一切以維持和維護階級統治和剝削為職能的一種機構。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觀點表現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的下列著名表述中：“現代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53頁）。乍看起來，這是一個比較覆雜的說法，但是它過於概括，也就過於簡單化；然而，它畢竟代表馬克思主義在國家問題上的核心命題。
　　馬克思自己從來沒有試圖系統地分析國家。但他在他的博士論文以後的第一篇長篇著作《黑格爾法哲學批判》（1843年），大部分牽涉到國家；而且這個問題在他的許多著作、特別是他的歷史著作，例如，《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1850年）、《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1852年）和《法蘭西內戰》（1871年）中占有重要地位。恩格斯也在他的許多著作中，例如，《反杜林論》（1878年）和《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94年），對國家問題詳加論述。
　　列寧的最著名的一本小冊子《國家與革命》寫於布爾什維克革命前夕，其目的在於重申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來反對他所認為的第二國際“修正主義”對這個理論的所謂歪曲；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一直有其他人關心國家問題，例如，“奧地利馬克思主義”學派的成員，如麥克斯·阿德勒和奧托·鮑威爾（參看奧地利馬克思主義條目），最突出的是葛蘭西。但是，20世紀60年代以後，國家才成為馬克思主義內部進行研究和討論的一個重要領域。這種相對的忽視多少由於從20年代後期到50年代後期斯大林主義的統治地位所造成的馬主義思想的普遍貧困化；也由於一種過分的“經濟”傾向性（參看經濟主義條目），容易賦予國家一種主要是派生的和“上層建築”的作用，不加思考地把它看成只是經濟上處於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奴仆。相反，最近許多論述國家的著作一直關心研究和說明它的“相對獨立性”以及它和社會的關系的覆雜性。
　　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曾經試圖把國家說成是社會普遍利益的體現，駕於特殊利益之上，因此能夠克服市民社會和國家的分裂、個人作為私人和市民之間的分裂。馬克思在他的《批判》中駁斥這些論點，認為國家在現實生活中並不代表普遍利益，而是維護所有制的利益。在《批判》中，馬克思對國家不能維護普遍利益提出了一項主要是政治上的補救辦法，即實行民主。但他隨機進而論述這樣的觀點，這遠遠不夠，僅僅“政治解放”並不能帶來“人類解放”。這就需要對社會進行遠為徹底的改造，這種改造的主要點就是消滅私有制。
　　把國家看作統治階級（由於擁有和控制生產資料而得名）的工具的觀點，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始終是基本的觀點。恩格斯在他所寫的最後一部書中說：國家“照例是最強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這個階級借助於國家而在政治上也成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68頁）。然而這里並沒有回答作為脫離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一種機構，國家為什麽和怎樣會起這種作用；而且這個問題特別關系到資本主義社會，在這里，國家和經濟力量之間的距離通常十分明顯。
　　近幾年來，兩種不同的方法被用來對這一問題進行回答。第一種方法依靠許多意識形態和政治因素，例如，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能夠對國家以及社會施加的壓力；這種階級和在國家中掌權的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上的一致。第二種方法強調國家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所受的“結構上的約束”以及下列事實：不管掌管國家的人們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傾向如何，它的政策必須保證資本的積累和再生產。從第一種方法來看，國家是資本家的國家；從第二種方法來看，它是資本的國家。然而，這兩種方法並不相互排斥，而是相輔相成。
　　盡管有它們的區別，兩種方法都把國家看成服從於和受制於外在的力量和壓力：國家從這種角度來看，的確是一種代理人或工具，它的動力和推動來自外界。這里卻沒有考慮馬克思和恩格斯構想的很大一部分馬克思主義國家觀。因為他們認為國家有很大程度的獨立性。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特別注意的現象，即獨裁制度，例如從1852年路易—拿破侖·波拿巴政變後法國的波拿巴主義體制（參看波拿巴主義條目）來看，這一點是特別明顯的。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說，法國作為政變的產物“逃脫整個階級的專制，好象只是為了服從於一個人的專制，並且是服從於一個沒有任何權威的個人的權威”。他接著說，“鬥爭的結局，好象是一切階級都同樣軟弱無力和同樣沈默地跪倒在槍托之前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91頁）。將近20年後，馬克思還在《法蘭西內戰》中說，波拿巴主義“是在資產階級已經喪失治國能力而工人階級又尚未獲得這種能力時唯一可能的統治形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74頁）；而且恩格斯也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指出：“也例外地有這樣的時期，那時互相鬥爭的各階級達到了這樣勢均力敵的地步，以致國家權力作為表面上的調停人而暫時得到了對於兩個階級的某種獨立性”（《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68頁）。17世紀和18世紀的專制君主制，拿破侖第一和拿破侖第三的政權，如同俾斯麥在德國的統治，都是這種時期的範例。恩格斯說：“在這里，資本家和工人彼此保持平衡，並為了衰落的普魯士土容克的利益而遭受同等的欺騙”（同上）。
　　這些表述簡直在暗示，國家不僅享有“相對的獨立性”，而且使得它自身完全不依賴社會，它按照掌管國家的人們認為合適的方式統治社會，而毋需求助於國家以外的任何社會力量。“東方的專制政治”（參看亞細亞社會條目）就是早期恰當的例子，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紀50、60年代曾經對此極為注意，但這種注意涉及的範圍比較廣泛。事實上，“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決沒有把國家變成受外力支配的一種代理人或工具，而更多的是把它看作具有自己的地位、利益和目的的一種機構。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馬克思也談到波拿巴國家的行政權力“有龐大的官僚機構和軍事機構，有覆雜而巧妙的國家機器，有五十萬人的官吏隊伍和五十萬人的軍隊”，接著他把這種力量描繪為“嚴如密網一般纏住法國社會全身並阻塞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機體”（《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91頁）。必須認為這種“國家機器”有它自己的利益和目的。
　　然而，這並不與認為國家為統治階級的目的和利益服務的觀念相抵觸。事實上，這里包含掌管國家的人們同擁有和控制經濟活動手段的人們之間的一種合作關系。應當把這個觀念看作是構成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概念，即“正式”的共產黨人作家稱呼今天先進的資本主義的概念的基礎。就它暗示政治領域和經濟領域的一種融合來看，這種說法是有毛病的，真實的情況是一種合作關系，其中政治領域和經濟領域都保持一種獨立的特性，國家能夠以相當大的獨立性行動，來維持和維護社會秩序，而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都成為主要受惠者。這種獨立性甚至在本條目開端就引用過的《共產黨宣言》的一段表述中也被暗示到，而這段表述卻似乎把國家變成了一種從屬的機構。因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里談到“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這顯然意味著，資產階級是由不同的特殊因素構成的；它有許多分別的和特定的利益，也有共同的利益；國家應當管理它的共同事務，它沒有很大程度的獨立性，就不能這樣做。
　　國家在與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合作關系中的一項重要職能是控制階級沖突和保證社會秩序的穩定性。國家才可和維護的統治階級具有許多不同形式，從“民主共和國”到專政；階級統治所采取的形式對於工人階級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然而，從私人所有和占有來看，它始終是階級統治，不管形式如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列寧和馬克思、恩格斯一樣，區分不同的政體，乃至提到美國和英國，把它們和沙俄對比，認為是有充分的政治自由的國家（參看《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36頁）。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開始，列寧不再認為這種區分具有意義。他在1917年8月為《國家與革命》寫的序言中說：國家同擁有莫大勢力的資本家同盟日益密切地融合在一起，它對勞動群眾的駭人聽聞的壓迫，愈來愈駭人聽聞了。各先進國家（我們在這里指這些國家的‘後方’而言）已經變成了囚禁工人的軍事苦役監獄。在小冊子本身中，他強調說隨著戰爭的發生，“英國和美國這兩個全世界最大的和最後的盎格魯撒克遜‘自由制’（從沒有軍閥和官僚這個意義來說）的代表，已經完全滾到用官僚和軍閥來支配一切、壓制一切這樣一種一般歐洲式的污濁血腥的泥潭中去了”（《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36頁）。由於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勝利，列寧的說法在馬克思主義世界享有巨大威信，他對“資產階級民主”和其他資本主義統治形式（例如，法西斯主義）的區別的實際抹煞，很可能促成以後年代中馬克思主義對這種區分的有害疏忽。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和其他地方所關心的是駁斥認為資產階級國家可以改良的修正主義觀念：必須“打碎”資產階級國家。這是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早已提出（“一切變革都是使這個機器更加完備，而不是把它摧毀”），而且在巴黎公社時期重申過的論點（“法國革命的下一次嘗試再不應該象以前那樣把官僚軍事機器從一些人的手里轉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應該把它打碎，這正是大陸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決條件”──1871年4月12日馬克思致庫格曼的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92頁）。國家將由無產階級專政所取代，這時將發生列寧所謂的“事實上意味著兩類根本不同的機構的更替……大多數人可以代替享有特權的少數人（享有特權的官吏、常備軍長官）的特權機構，自己來直接進行這些職能，而國家政權職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這個國家政權就愈不需要了”（《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0頁）。這忠實地反映了經典的馬克思主義在這個問題上的基本提法。恩格斯在《反杜林論》的一個著名段落中說過：“國家真正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個行動，即以社會的名義占有生產資料，同時也是它作為國家所采取的最後一個獨立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社會關系的幹預將先後在各個領域中成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來。那時，對人的統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20頁）。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關於國家的這一和許多其他提法表明經典的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有相似之處。二者的主要區別，至少就國家來說，在於經典的馬克思主義反對認為可以在革命的一天之內廢除國家的無政府主義觀念。
　　經典的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經常強調國家的強制作用，幾乎不顧其余一切。國家本質上是一個統治的和剝削的階級藉以對它所統治和剝削的一個或幾個階級推行和維護它的權力和特權的機構。葛蘭西對於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重要貢獻之一是他對下列事實的考察：統治階級的統治不僅是靠強制來實現，而且是經過同意而取得；而且葛蘭西還堅持認為，國家在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以及在同意的征求方面起著重大作用（參看領導權條目）。國家和許多其他社會機構參加這種合法化過程在最近20年間已經引起馬克思主義者的重視。近幾年來一些理論家在這方面所關心的一個問題是，在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下，國家在危機和經濟萎縮情況下能夠完成取得（統一）的任務的程度究竟如何：一方面，國家在這種制度下需要滿足人民的種種希望；另一方面，它也需要滿足資本的需要和要求。有人認為，越來越不適應這種條件將產生“合法化危機”，這種危機在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範圍內是不容易解決的（參看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條目）。
　　蘇維埃國家的建立必然對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提出一次重大的觀念上的挑戰，因為這里存在生產資料屬於公有制的社會，而其體制則是宣稱忠於馬克思主義的。這就提出了已經產生的國家的性質問題。然而，關於這一問題的任何討論都被斯大林主義的經驗弄得模糊起來，正如人們曾看到的，斯大林關於國家的思想強調它至高和持久的重要性，國家作為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主要動力，並為了對付它在國內外的許多敵人，國家決不是“消亡”，而是必須強化。他還談到，他所謂“從上而下的革命”是“國家主動地”進行的。
　　斯大林還認為，這種國家是一種“新型國家”，代表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換言之，全體蘇聯人民的利益。在這個意義上，它不再是一個極力維護統治階級的權力和特權而不利於絕大多數的階級國家；用赫魯曉夫統治下的話來說，它毋寧是一個“全民國家”。
　　這種主張受到蘇維埃政權的馬克思主義批評者強烈反對。他們自己關於蘇維埃國家（以及關於一切蘇聯類型體制的國家）的觀點，大大受到他門對蘇聯類型社會性質的評價的影響。那些把這種社會看成階級社會的批評者，也把其中的國家看作一個“新階級”的工具，既然如此，從概念上說，與其他階級社會的國家沒有重大區別。另一方面，那些把蘇聯類型社會看作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過渡社會”，拒絕關於“新的階級”的觀念的批評者，把這種社會中的國家說成是在貪圖權力和特權的“官僚”控制下的一種“畸形工人國家”，一次工人革命將最後把“官僚”趕跑（參看階級；托洛茨基條目）。這種爭論還在進行；但是不管怎樣，在它的參加者中間，在關於這種社會中的國家擁有巨大權力這一點上，是不存在不同意見的。既使國家本身受黨的領袖控制這個事實也不能影響這一點。
　　研究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者也面臨到許多不同的問題：今天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國家的確切性質和作用究竟如何？它的階級性是怎樣顯示出來的？它能被改造為從屬階級的工具的程度如何？在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中，怎樣才能預防它篡取過分的權力；或是像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所說的，怎樣才能把這種社會中的國家“由一個站在社會之上的機關變成完全服從這個社會的機關”？（《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20頁）。關於國家的這些和許多其他有待解決的問題，肯定會使它在今後許多年的馬克思主義探討中占有一個重要的位置。




參考書目

① C．博格斯和D．普洛特克編：《歐洲共產主義的政策》，1980年英文版。
② T．克利夫：《俄國──馬克思主義剖析》，1970年英文版。
③ H．德雷佩爾：《卡爾·馬克思的革命理論》，1977年英文版，第1卷《國家和官僚機構》。
④ D．戈爾德、C．洛和E．O．萊特：《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新近發展》，1975年英文版。
⑤ 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劄記選》（1929—1935），1971年英文版。
⑥ 尤爾根·哈貝馬斯：《合法性危機》，1973年英文版。
⑦ S．希賓編：《政治、意識形態和國家》，1978年英文版。
⑧ 弗·伊·列寧：《國家與革命》（1917）。
⑨ G．小約翰等：《政權與國家》，1977年英文版。
⑩ 拉爾夫·米里班德：《馬克思和國家》，載博托莫爾編《卡爾·馬克思》，1973年英文版。
⑪ 尼·普蘭查斯：《政治權力與社會階級》，1973年英文版。
⑿ R．C．塔克編：《斯大林主義》，1977年英文版。

傑瑞米柯賓

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的最新階段，以國家作為直接涉及資本積累的一種重大的經濟力量出現為特點（參看資本主義的歷史分期條目）。按照關於這一階段的大多數分析，國家以某種方式與一部分資本，即大企業和大財團所代表的壟斷資本相聯系。這個階段作為有別於壟斷資本主義的階段而存在這是有爭論的，但這個思想一直是各國共產黨的策略的一個重要理論基礎。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階級性，被認為取代於壟斷資本，而壟斷資本被認為與所有其他部分和階級相對立，所以，在奪取國家政權的鬥爭中可以建立包括中小資本、工人階級和中間階層的反壟斷聯盟。
　　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概念是20世紀50年代初期發端於蘇聯和東歐的著作，而斯大林死後有幾種不同的流派出現（見“參考書目” ⑤、 ⑨，特別是 ⑦，這是一部全面研究的作品）。一種流派強調壟斷組織的工具作用，認為壟斷組織在垂死的資本主義即總危機中的帝國主義範圍內爭奪利潤的鬥爭中使國家服從自己的目的。另一種流派認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資本的內在規律的產物：生產力的發展和資本的集中與積聚，促使國家站在壟斷組織方面幹預經濟，部分由於生產關系同日益社會化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部分由於壟斷組織對於整個經濟的重要性，部分由於壟斷組織對國家調節經濟周期的需要。
　　像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齊斯昌這樣一些作者特別強調國家通過凱恩斯的積累、生產、需求、資本保值政策來穩定資本主義的作用。博卡拉（“見參考書目” ③）和其他法國理論家從更加廣泛的範圍提出這種觀點，認為經濟危機是積累過多的結果，國家在當前的作用是設法通過資本的根本貶值來克服危機。跟法因和哈里斯（見“參考書目” ④）一樣，他們認為這一階段起源於20世紀30年代。然而，從垂死的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著眼看待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蘇聯作者，卻認為它起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而且認為這一概念起源於列寧關於這一時期的著作（雖然實際上列寧並沒有把這一階段同壟斷資本主義區分開來）。同樣，巴蘭和斯威齊反對這種區分，理由是，國家對於資本主義經濟一直是重要的（見“參考書目” ②）。而普蘭查斯則認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只是資本主義的第二大階段即帝國主義內部的一個階段（見“參考書目” ⑧）。
　　按照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理論，國家與資本聯結的方式是有爭論的。在蘇聯著作中，基本因素是國家與壟斷資本“融合”的思想。例如，在阿法納西也夫看來，這一階段包含一種嶄新的現象：“壟斷組織和資產階級國家日益融合，在國家和壟斷權結合的基礎上出現國家壟斷的監督和調節”，然而，“融合”思想並不是一切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概念都承認的；博卡拉（見“參考書目” ③）、法因和哈里斯（見“參考書目” ④）都否認它，而赫佐格（見“參考書目” ⑥）則從“統一中的對立”著眼強調國家的相對獨立性。




參考書目

① Ｌ．阿法納西也夫等：《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1974年英文版。
② 保·巴蘭和保·斯威齊：《壟斷資本主義》，1966年英文版。
③ 保羅·博卡拉編：《國家壟斷資本主義》，1976年法文版。
④ 本·法因和勞倫斯·哈里斯：《重讀〈資本論〉》，1979年英文版。
⑤ 吉爾德·哈爾達克和狄特爾·卡拉斯：《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簡史》（1975），1978年英文版。
⑥ 菲力普·赫佐格：《當前資本主義社會中國家的作用》，1971年法文版。
⑦ 鮑勃·傑索普：《資本主義國家》，1982年英文版。
⑧ 尼·普蘭查斯：《當代資本主義的階級》，1975年英文版。
⑨ 瑪格麗特·維爾特：《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資本主義理論》，1972年德文版。


罷工

　　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工人們對雇主的通常從屬關系的公開決裂。在整個19世紀（經常也在以後），在大多數國家中，罷工是非法行動，從而至少含蓄地地表示對國家的一種蔑視，罷工經常構成工人階級不滿的比較普遍的爆發的一部分。
　　罷工引起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對工會的熱情評價。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論證說，英國的罷工經常遭到失敗，但預告“社會戰爭”的到來，罷工“是工人的軍事學校，他們就在這里受到訓練，準備投入已經不可避免的偉大的鬥爭中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12頁）。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認為，孤立的沖突自然而然演變成“真正的內戰”，使無產階級作為“一個自為的階級”形成起來。同樣的啟示出現在《共產黨宣言》中。後來，第一國際（參看國際條目）的大量實際工作涉及對罷工工人的物質支援（在19世紀60年代罷工人數不斷增加）。但是馬克思承認，罷工可能只是比較保守的工會為了有限的目的的慣例行動。他提醒國際組織中的工會“不應當忘記：它……只是在反對結果，而不是在反對產生這種結果的原因”，意思是說，工會成員過去對“只局限於這些……必然經常出現的遊擊式的搏鬥”感到滿足（《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203頁）。
　　巴枯寧及其支持者闡述了關於罷工的另一種觀點，包括總罷工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832年本鮑關於“全國節日”的建議）。1868年，國際批準了抵制宣戰的罷工策略，使馬克思很不高興。後來，巴枯寧分子制定了革命總罷工的原則，它後來成為工團主義的中心口號。總罷工對於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黨也是一個重大問題，雖然只是作為一種有限的策略，特別是爭取或維護選舉權的擴大。1893年比利時的榜樣為許多歐洲國家所仿效，雖然政治罷工的信譽由於德國工會的日益反對以及1909年瑞典勞工的失敗而受到破壞。1914年8月，關於舉行總罷工來反對戰爭的任何殘余幻想都破滅了。
　　改良主義的總罷工的沒落（1926年英國的情況是一個證明）與馬克思主義的分析的重大發展是一致的。1905年俄國的革命高潮引起盧森堡的小冊子《群眾罷工、政黨和工會》的問世。她強調運動的自發性：“革命的生動的節奏，同時還有它最強有力的主動輪”。她論證說，這種自發的行動推翻了工會的陳規陋習，打破了政治和經濟之間的改良主義界限，而顯示出階級鬥爭的內在統一性。
　　列寧也受到1905年事件的深刻影響。19世紀50年代，他曾經響應馬克思和恩格斯強調罷工提高階級意識方面的重要性。但是，脫離政治組織和鬥爭的罷工不可能推翻資本主義的控制和國家政權，甚至總罷工也不可能。這一限制條件成為《怎麽辦？》的一個中心論點。“階級政治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給工人，即只能從經濟鬥爭外面……灌輸給工人”（《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76頁）。然而，他承認，1905年在國內一些地方，運動在幾天之內就已從單純的罷工演變成驚人的革命發動。和盧森堡一樣，他從此堅持認為，群眾罷工與革命意識的提高有著辯證的聯系。
　　在俄國革命後，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在工人國家中罷工工人是“對自己舉行罷工嗎？”列寧在1921年論證說，“在無產階級執政的國家里采取罷工鬥爭，其原因只能是無產階級國家中還存在著官僚主義弊病，它的機關中還存在著各種資本主義制度舊殘余”（《列寧選集》第4卷，第585頁）。在斯大林統治下，罷工雖未被正式禁止，實際上卻被作為違紀、曠工行為，甚至“反革命破壞行為”，加以鎮壓。
　　在西方，早期的一些共產黨極其強調罷工在政治鬥爭中的作用，特別是在“第三時期”（共產國際規定為1928年以後歐洲革命高潮的新階段）。但是，隨著1934年向“人民陣線”策略的轉變，這種強調減弱，在1941年以後，在俄國的參戰國中共產黨很快反對罷工。自戰爭爆發起，共產黨人的工會在許多國家中經常舉行全國罷工作為一種政治示威運動（與第二國際在20世紀初類似）。同時，鼓吹以罷工推動階級鬥爭的，主要是托洛茨基集團和其他集團，甚至包括“正式的”共產主義左翼。




參考書目

① J．布雷金：《罷工！》，1972年英文版。
② W．H．克魯克：《總罷工》，1931年英文版。
③ R．海曼：《罷工》，1972年英文版。
④ 弗·伊·列寧：《論工會》，1970年英文版。
⑤ A．洛佐夫斯基：《世界經濟危機、罷工鬥爭和革命工會運動的任務》，1931年英文版。
⑥ 同上作者，《馬克思和工會》，1935年英文版。
⑦ 羅莎·盧森堡：《羅莎·盧森堡講演集》，1970年英文版。

傑瑞米柯賓

結構主義

　　一種研究方法──或是，按照某些說法，一種同實在論有近似處，而又反對經驗主義和實證論立場的較為一般的科學哲學──，發端於語言學，擴展到文學評論、文藝社會學、美學理論、社會科學，特別是人類學，以及馬克思主義，雖然它在許多學科中已有較早的前提（見“參考書目” ⑥）。結構主義方法的主要特點是，它把一個“體系”，既一批事實的相互關系，而不是孤立地考察的特殊事實，作為它的研究對象；它的基本概念，在皮亞傑看來，是總體性、自我調節和轉化。在人類學方面，結構主義特別和列維—斯特勞斯的著作有關，在這種形式下，它對晚近的馬克思主義人類學有強烈影響（特別參看“參考書目” ②）。然而，一般來說，馬克思主義思想中的主要結構主義思潮起源於阿爾都塞的著作，雖然他一直把他的觀點同他所謂“結構主義意識形態”區分開來。按照阿爾都塞的看法（見《保衛馬克思》，1969年英文版；“參考書目” ②），馬克思從社會理論中取消了人的主題，而創立一門關於嵌在社會總體結構內的各種人類實踐層次（經濟、政治、意識形態和科學）的“新科學”。因此，馬克思主義理論不是“人道主義的”或“歷史的”（從目的論意義上說），而本質上涉及對社會總體（例如，生產方式、社會形態）的結構分析；這種分析的目的在於揭示支撐和產生可以直接觀察到的社會生活現象的“深層結構”。所以，哥德利埃在駁斥人類學中的經驗主義和功能主義時說，對於列維—斯特勞斯如同對於馬克思一樣，“結構不是直接可以看到或觀察到的現實事物，而是處於人的視覺關系之外的許多實在層次，它們的功能構成一個社會體系的比較深刻的邏輯”（見“參考書目” ③，第45頁）。這種關於現象之外的實在結構的思想不僅在人類學中，而且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都很有影響（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商品的分析被視為結構主義分析的典型例子），在社會學中，特別是在對社會階級和國家的研究方面，也很有影響（參看普蘭查斯：《政治權力與社會階級》，1973年英文版）。
　　馬克思主義的結構主義和歷史研究的關系引起很多爭論。阿爾都塞寫道：“馬克思把現代社會（以及任何以往的其他社會形式）既看成是一種結果，也看成是一種社會”，關於結果，“也就是說特定生產方式、特定社會形態的歷史產物”的問題需要提出和解決（見《保衛馬克思》，1970年英文版，第65頁），但是，阿爾都塞很少或是沒有顧及歷史的變化。哥德利埃也自稱注意歷史，但認為，“變化規律涉及常數，因為它們反映社會關系的結構性質。因此，歷史並不說明什麽：它需要被說明”（見“參考書目” ③，第6頁）；在另一著作中（見“參考書目” ②），他強調（像馬克思那樣）矛盾是社會體系產生變化的基本特征，從而在馬克思主義的結構主義說法中引進了不同的特殊因素。但是，哥德利埃並沒有試圖從這種觀念中創立一種歷史理論。某些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者把他們觀點發展到一個極端，下結論說：“‘歷史’不是真正的對象；關於存在真正的歷史的觀念，是經驗主義的產物。‘歷史’一詞應當局限於指由歷史哲學和歷史編寫實踐所構成的意識形態的非主體”（參看欣德斯和赫斯特：《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1975年英文版，第317頁）。這就引起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對於這種結構主義的抽象的貧乏進行猛烈的反批評（特別參看“參考書目” ⑧）。但是，也曾有過把結構主義方法同歷史方法結合起來的嘗試，特別是戈爾德曼的“起源結構主義”（受盧卡奇和皮亞傑的強烈影響）。他表述這種結構主義的基本原則如下：“按照這種觀點，構成人類行為的種種結構，實際上並不是普遍地設定的事實，而是產生於過去的起源並經歷預示未來演變的種種轉化的特殊現象”（見“參考書目” ④，第21頁）。
　　阿爾都塞及其追隨者否認人類動因有任何因果影響和他們所主張的那種嚴格的結構決定論，都曾引起人們的批評，這特別是反映在普蘭查斯和米里班德的爭論中（參看“參考書目” ②中布萊克本的著作），後者認為，一味強調“客觀關系”的這種“超決定論”忽視和模糊了從民主立憲國家到軍事獨裁和法西斯主義的資本主義國家的不同形式之間非常重要的區別。更一般地說，結構主義同盧卡奇、葛蘭西和法蘭克福學派所解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觀點呈鮮明對比，後者強調人的意識和行動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把他們的思想建立在一種包含進步觀念的歷史觀基礎上。因此，泛而言之，結構主義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兩極之間長期存在的緊張局面的一種新的表現，即一方面把馬克思主義看作一門嚴格的社會科學，另一方面把它看作一種人道主義學說，這種學說用葛蘭西的話來說，包含“產生一種完整的實際的社會組織，也就是說，形成一種全面完整的文明必不可缺”的一切要素（葛蘭西：《獄中劄記選》，1971年英文版，第462頁）；這樣一來，便再次提出關於馬克思的理論的決定論的一切基本問題。




參考書目

① L．阿爾都塞和E．巴里包爾：《閱讀〈資本論〉》，1970年英文版。
② 莫里斯·哥德利埃：《〈資本論〉中的結構和矛盾》，載羅賽·布萊克本編：《社會科學中的意識形態》，1972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馬克思主義人類學的觀點》，1977年英文版。
④ 盧西安·戈爾德曼：《起源和結構》，載《馬克思主義和人文科學》，1970年英文版。
⑤ 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結構人類學》，1963年英文版。
⑥ 讓·皮亞傑：《結構主義》，1970年英文版。
⑦ 亞當·沙夫：《結構主義和馬克思主義》，1974年法文版。
⑧ E．P．湯普森：《理論的貧困》，1978年英文版。


上層建築

　　參看基礎與上層建築條目。


剩余價值

　　榨取剩余價值是資本主義制度下剝削的特殊方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殊性。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剩余采取利潤的形式，剝削產生於工人階級的純生產額出售所得比工人作為工資所得要多。因此，利潤和工資是剩余和必要勞動在受資本雇傭時具有的特殊形式。但是，利潤和工資都是貨幣，從而只是勞動通過一系列歷史上特定的中介作用（其中剩余價值概念具有決定性作用）對象化的形式。
　　資本主義生產，是一種商品生產形式，的確，是最普遍的商品生產形式。因此，產品的生產是為了按價值出售，價值是通過價格形式，那就是說，作為一定數量的貨幣衡量來實現的（參看價值和價格條目）。產品屬於資本家，他從產品的價值和投入生產過程的資本的價值的差額中獲得剩余價值。資本分為兩部分：不變資本，相當於在生產過程中只是轉移到產品中去的生產資料的價值；可變資本，用於雇用工人，工人被付給他們所出售的勞動力的價值。其所以叫可變資本，是因為從生產過程開始到結束，它的數量是在變化的；作為勞動力價值開始的東西卻以勞動力發揮作用所產生的價值而告終。剩余價值就是二者的差額，即資本家沒有付給等價物作交換而占有的工人所生產的那部分價值。這里，沒有不公平的交換；然而，資本家得以占有無償剩余勞動的成果。
　　其所以可能如此，因為勞動力是具有能夠創造價值的唯一特殊的商品。因此，它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必要成分。生產資料在生產過程中被使用掉（消耗掉），它們的使用價值體現在生產過程中，而且將以新的形式在產品中重新出現。它們的價值只是轉移到產品價值中去。勞動力在生產過程中也被消耗掉，但勞動力的消耗就是勞動本身。既然勞動在商品生產中具有既是具體勞動，又是抽象勞動的二重性，勞動力的使用價值也具有二重性：勞動力既有能夠創造使用價值（具體勞動）的使用價值，也具有能夠創造價值（抽象勞動）的使用價值。資本家感興趣的就是後者。當勞動力消耗掉的時候所產生的價值是新的價值，只是預料這種新的價值將大於他們的勞動力的價值，資本家才雇用工人。工人階級是由除開自己的勞動力外一無所有的人們組成的。因為工人沒有接近生產資料的其他途徑，為了糊口必須出賣點什麽，他們就勢必出賣他們的勞動力而且無法自行利用它的創造價值的特性。所以，工人們不是在勞動市場中受不等價交換的剝削，因為他們是按價值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的，他們卻是通過被迫加入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階級地位受剝削的，剝削實際上是在這個過程中發生的。雖然每一單個的雇傭勞動合同，像任何其他自由交換合同一樣，不是強加於當事人雙方的，工人們卻根本無法不去出賣他們的勞動力，因為他們沒有其他辦法謀生。所以這種自由雖然從單個的雇傭勞動合同來看是真正的自由，實際上是馬克思所謂工人的雙重的自由：出賣他或她的勞動力的自由或是挨餓的自由。
　　馬克思對剩余價值的分析大大不同於古典政治經濟學早期作者的分析。後者，特別是李嘉圖傾向於認為剩余價值產生於工人和資本家之間勞動和工資的不公平交換。工人被迫低於它的價值出賣他們的勞動；那麽，剩余產生於交換。但是，馬克思對勞動和勞動力作了區分，就能說明如何在不存在不公平交換的條件下，勞動力能夠按它的價值被出賣並在生產中產生剩余價值。這樣，他證明，資本主義剝削，像以前一切生產方式中的剝削一樣，產生於生產過程中；確定公平交換比例，並不能消滅剝削；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地位是階級地位，取決於能否取得生產資料，而不是如後來新古典經濟學所認為的取決於個人收入，因為個人收入是交換合同的個別協商的結果。
　　既然價值是一定的量，剩余價值的數額也是一定的量。一個工人生產的剩余價值量，是他或她生產的價值和他或她的勞動力的價值的差額。前者決定於特定的工人參加的勞動過程的條件以及它的產品的市場。後者決定於個別的勞動過程以外的勞動市場條件以及工人消費的必需品的價值。價值規律（參看競爭條目）傾向於保證不同生產部門的工人生產的價值相同，勞動市場的競爭傾向於保證勞動力有平均價值，至少是對於普通勞動。這樣，我們就可以談一種經濟的平均剩余價值率，其中剩余價值率（有時稱剝削率）規定為下列比率：

　　　　　剩余價值
　　s/v= ────
　　　　　可變資本

　　如果熟練勞動生產的價值被認為是非熟練勞動的若幹倍，並得到與此相稱的額外報酬，即使這樣，它的剩余價值率也保持不變（關於這是否是一個合理的假設的討論，見“參考書目” ④、 ⑤、 ⑥）。
　　雖然工人所產生的價值可以這樣區分，那麽工人創造價值所花費的時間也就可以這樣區分。因此，工作日可以同樣區分為兩部分：必要勞動，在這段時間內工人生產他或她得到的工資的等價物；剩余勞動，在這段時間內，工人只是為資本家而生產。顯然，這兩部分這樣區分，那麽，剩余價值率就是：

　　　　　剩余勞動　　 工人為資本家工作花費的時間
　　S/V= ──── = ───────────────
　　　　　必要勞動　 工人為個人消費而工作花費的時間

　　資本主義生產的歷史可以看作是資本家極力提高剩余價值率而工人則極力反對以致彼此鬥爭的歷史。這發生在兩種主要的情況下。第一，榨取絕對剩余價值，涉及通過擴大每個工人所生產的全部價值而不改變必要勞動的數量，來提高剩余價值率。這可以通過在強度上或長度上延伸工作日來實現，但是二者不僅遇到工人階級有組織的反抗，而且有自然的限度，因為整個資本（即使不是個別資本家）所依賴的階級的健康狀況由於勞動時間過長，勞動強度過高和工資過低將日益惡化。所以，我們可以看到，1847年在英國，工人階級的組織、博愛的資本家以及在長遠利益上跟小資本相對立的大資本三者結合在一起，使10小時工作日的法案得以通過（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8章特別是第6節）。
　　當榨取絕對剩余價值達到極限的時候，增加每個工人生產的全部價值的另一種辦法，是按對資本更為有利的比例來分配相同的量，那就是說，在工作日的時間不變的條件下來進行重新分配，使更多的時間可以作為剩余勞動時間而被資本所占有。這就需要縮短必要勞動時間，那就是說，降低勞動力的價值。這就是榨取相對剩余勞動，可以通過兩種辦法實現。必須減少工人所消耗的使用價值的數量，或是縮短生產同等數量的使用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前面這種方法將遇到榨取絕對剩余價值所遇到的那種限度；工人階級的反抗和它的身體條件的惡化。後面這種方法使資本主義成為迄今為止最有生氣的生產方式，不斷改變它的生產方法和實行技術革新。因為只有通過技術改革，生產特定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才能縮短。生產率由於實行死勞動以機器的形式取代活勞動的新的生產方法得到提高，使生產的個別商品的價值降低。如果這種情況涉及其價值在勞動力的價值中有所反映的商品，即構成工人的部分消費品的商品，勞動力的價值就會下降，更大一部分工作日就可能花在剩余勞動方面。
　　榨取相對剩余價值，導源於一切資本分享某一生產工人的消費品的部門中生產率提高帶來的好處。這種分享是流通過程和資本主義競爭的產物。一旦競爭者都采用新技術，產品價值下降，那革新的資本家的額外利潤便逐漸消失。如果革新是在工資商品生產部門，這種好處便以降低勞動力價值的形式為一切資本所分享；如果革新是在終於進入工人消費品的生產部門的生產資料的生產方面，效果將同樣被感到，因為工資商品的價值將同樣縮小。然而，如果革新是在專為資本家消費而生產的部門中，或是在生產專供這種部門使用的生產資料的部門中，最後的結果就不會是剩余價值率的變化，而只是某些奢侈品價格的降低。
　　所以，榨取相對剩余價值，就資本家來說，並不是作為一個自覺過程而發生的，資本家的目的在於減少他們自己的單獨成本以便增加他們自己的利潤。競爭將促使他們喪失他們對他們的競爭者所取得的直接的利益，因為任何好處最後將在一切資本中間普及。究竟最後結果是不是榨取相對剩余價值──那就是說，產品是不是能對勞動力價值有任何影響──對於個別革新的資本家是無關緊要的。在兩種場合下，他都受競爭勢力的約束，最後喪失一切個人優勢。
　　許多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歷史，都可以從榨取絕對和相對剩余價值的角度加以考察（參看“參考書目” ②第7章； ③）。雖然前者是資本主義發展早期的特點，二者攜手並進，隨著技術的改革，榨取相對剩余價值又為榨取絕對剩余價值新的勢頭奠定基礎（參看勞動過程條目）。許多過程也能分析為榨取相對剩余價值和絕對剩余價值的混合物；例如，已婚婦女參加有酬工作，這既容許榨取相對剩余價值，因為她們的低工資代表勞動力的較低的個人價值，這同時也為榨取絕對剩余價值打下基礎，因為更多的創造價值的勞動是整個家庭完成的，而她們的成本再生產和資本付酬的必要勞動量並沒有相應地提高（參看“參考書目” ①）




參考書目

① V．比奇：《資本主義生產中婦女雇傭勞動評述》，1977年英文版。
② 本·法恩和L．哈里斯：《重讀〈資本論〉》，1979年英文版。
③ S．希梅爾韋特：《增長和再生產》，載F．格林和P．諾爾編：《政治經濟學的爭論問題》，1979年英文版。
④ A．尤卡格利亞：《覆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折合》，1947年英文版。
⑤ R．羅索恩：《資本主義、社會沖突和通貨膨脹──政治經濟學論文集》，1980年英文版。
⑥ R．托塔傑達：《評覆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折合》，1977年英文版。

傑瑞米柯賓

剩余價值和利潤

　　資本家墊付貨幣購買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在工人們借助生產資料生產一種新的商品以後,資本家通常出賣商品取得的貨幣比他墊付的要多。馬克思用M—C—M′（貨幣—商品—貨幣）的公式來表示這個過程，M，即出售商品獲得的貨幣超過M，即墊付的貨幣。如果支付和取得的價格與價值相當，額外的貨幣就是剩余價值，它在這種表現形式下相當於傳統會計項目的毛利，即銷貨收入超出出售的商品的直接成本的那一部分。馬克思認為，就整個資本來說（而不是就個人資本來說），從價值觀念來規定的全部剩余價值相當於從價格觀念來規定的全部利潤，即使每一件商品的價格並不等於它的價值。和馬克思的其他原理同時存在的這種“相當於”的可能性一直是生產價格和轉化問題理論中的爭論問題。
　　勞動價值理論闡明，資本主義生產制度中的剩余價值的來源是工人的無償勞動。工人平均每天（或小時，或任何單位勞動時間）生產一定數量的貨幣價值，但他所得到的工資只是這個價值的一部分的等價物。所以，工人只是被付給工作日的一部分的等價物，在其他部分即無償部分中生產的價值，就是剩余價值。工資的形式使這個事實模糊起來，因它使人感到工人每小時都到報酬，但是，從勞動價值理論來看，一部分勞動被耗費掉，工人都沒有得到等價物，因此，它是無償勞動。在資本主義生產制度中，對工人的剝削，並不違反資本主義社會的道德和法律，資本主義社會把工人看成是一種商品即勞動力的所有者，只有在市場上的交換中他能保證這種商品的全部價值，才受到保護。但是，既使工人被付給勞動力的全部價值，這個價值還是低於他們所生產的價值，因此，從一種社會觀點來看，他們的一部分勞動被資本家階級作為剩余價值占為己有。
　　工資被工人們用於自身的再生產。與工資相當的勞動時間可以認為是生產為工人的再生產所需要的商品的必要勞動時間。如果我們撇開不以商品關系為中介的對社會勞動再生產的貢獻，例如家庭和家務勞動，或在非商品生產方式中耗費的勞動，總工資就相當於生產者本身的再生產的必要勞動，剩余價值則相當於社會剩余勞動。從社會再生產的觀點來看，我們把剩余價值看作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剩余勞動具有的特殊形式。因此，資本家階級占有剩余價值乃是占有剩余勞動的一種特殊方式。資本主義社會象其他階級社會一樣，建立在特定階級占有社會剩余勞動的基礎上。能夠發展的一切社會，都生產一種剩余，從而也都使用了剩余勞動；在一切階級社會中，剩余勞動都被一個階級通過某種剝削方式所占有；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特殊的剝削形式就是通過剝削雇傭勞動占有剩余價值。
　　資本家被迫放棄一部分剩余價值，作為向土地所有者交納的地租（參看地產和地租條目）。全部剩余價值中剩下歸他的那部分，對於資本家來說，就是利潤。這種利潤一部分還要支付給其他人。資本家要對非生產勞動（參看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條目）付給報酬，非生產勞動包括監督生產和維持生產秩序以及推銷商品的工作。如果資本家以借款作為生產經費，那麽一部分剩余價值就要作為利息支付給貸款人（參看銀行資本和利息條目）。在這些支付之後，資本家口袋中剩下的，馬克思稱之為企業利潤。國家可以對這種剩余的利潤課稅，取得其中一部分。
　　在運用常規的利潤核算方法時，必須找出每一種方法究竟包括哪一部分剩余價值量。馬克思通常用“利潤”一詞表示全部剩余價值，因為他在他的許多分析中，撇開了地租、利潤進一步分化出利息、商業利潤，等等（參看《資本論》第3卷第1—4章，第21—24章）。在資產階級經濟理論中，投資的平均利潤率被看作是“正常利潤”或“利息”，或“資本服務的要素成本”；而“利潤”或“經濟利潤”一詞是專供壟斷或革新的額外利潤用的。在這個意義上，正常利潤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





工團主義

　　“工團主義”原為法語，即英語工聯主義。革命工團主義通常指法國勞工聯合會書記費南德·佩盧蒂埃（1867—1901）的理論，以及該聯合會在1902年並入法國總工會（CGT）後，由後者所制定的原則。工團主義學說從來不十分明晰或確切：強調的是行動而不是理論。其基調是要求會員發揚主動性；提倡戰鬥精神（包括怠工破壞活動）；通過純粹的工業組織和鬥爭來推翻資本主義和國家。索列爾則宣傳自發性和暴力（包括富有戰鬥性的少數人的行動）以及革命總罷工的“神話”，雖然他和工團主義的工會實踐的聯系既不密切，也不持久。他的著作特別對意大利左翼有影響，其中有些人，著名的有墨索里尼，轉向了法西斯主義。
　　在1914年以前，主要是在具有無政府主義傳統（參看無政府主義條目）、深厚的手工業基礎而又缺乏制度化的勞資談判經驗的國家中，革命的工團主義成為工會運動的重要派別的正式立場。除法國總工會外，著名的範例還有西班牙的全國總工會和意大利的工聯。其他地方的工團主義者反對采取正式的工會政策。在英國，工業工團主義教育聯合會是1910年由湯姆·曼等積極分子成立的，他們反對集中化的勞資談判而宣布團結一致和直接行動的口號。在美國，工團主義一詞很少應用，但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產聯）同歐洲的革命工團主義顯然有相似之處。
　　在北歐許多地方，工團主義的主要含義是拒絕迎合社會黨的需要。人們認為，這些政黨是官僚主義的，為議會制度所腐蝕，容易同資產階級國家妥協；為了摧毀資本主義，工人階級必須把力量集中在工業戰場上。這些論點，還往往跟反對集中制的國家社會主義的目的聯系在一起。介乎這種工團主義者和正統的社會民主黨之間的中間立場，是德·利奧尼特的傾向（1908年他被開除出產聯）及其在英國的追隨者──特別是康諾利──，他們強調工業鬥爭的首要地位，但也認為革命政黨具有一定作用。
　　工團主義的第一次重大危機是戰爭的爆發，這時許多擁護者放棄了他們以前狂熱的反愛國主義立場。在反戰立場的人們中產生了許多戰時工業鬥爭的領導人，在工人委員會運動中（參看委員會條目）在闡述工人監督生產的要求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俄國革命引起又一次危機。早在1907年，列寧就曾攻擊工團主義，和他更早揭露過的經濟主義如出一轍。布爾什維主義同工團主義顯然是不相容的；許多戰前和戰時的工團主義者都放棄他們的反黨學說，表示忠於布爾什維克革命。早期運動的某些特殊目的──工廠組織、產業工會制度、直接行動——被帶進了新成立的共產黨。但是，關於從下面實行的社會主義和工人管理的基本理論──在俄國本身是工人反對派提出的──，完全被拋棄了。
　　那些遠離共產國際立場（或與此決裂）的工團主義者，傾向於拒絕莫斯科的工人國家模式以及列寧關於黨的主張（參看列寧主義條目）。逐漸地，在1922年聯合為工團主義國際的那些留存的工團主義組織中，無政府工團主義處於支配地位。但是，隨著20世紀20年代工人階級接二連三遭到失敗，工團主義（至少是在西班牙和拉丁美洲以外）逐漸受到排斥，被認為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工會正統觀念的大敵。在新近關於工人監督的宣傳和基層的左翼集團中，可以看到與工團主義思想的聯系。但“工團主義”本身幾乎已只是一個貶詞。




參考書目

① G．布朗：《怠工行為》，1977年英文版。
② G．D．H柯爾：《勞工世界》，1913年英文版。
③ M．杜波夫斯基：《我們要作世界的主人──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的歷史》，1969年英文版。
④ B．霍爾頓：《英國工團主義1900—1914》，1976年英文版。
⑤ A．D．劉易斯：《工團主義和總罷工》，1912年英文版。
⑥ S．G．佩恩：《西班牙革命》，1970年英文版。
⑦ F．F．里德利：《法國的革命工團主義》，1970年英文版。
⑧ D．D．羅伯茨：《工團主義傳統和意大利法西斯主義》，1979年英文版。
⑨ W．韋斯特加德—索普：《走向工團主義國際──1913年倫敦會議》，載《社會史國際評論》，英文版1978年第XX= 2 \* ROMAN II卷。
⑩ G．A．威廉斯：《無產階級秩序》，1975年英文版。

技術

　　人們可能認為，馬克思主義是關於特殊的技術社會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那就是說，如果為了人類的集體目的改造自然的人類勞動是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的核心問題，那麽，技術就是體現價值並具有使用價值的產物和產品。馬克思主義對生產的分析集中在勞動過程方面，在勞動過程中，有目的的人類活動（勞動）對原料進行加工，利用生產資料產生使用價值。這個模式可以從生產推廣到人類活動的其他領域，科學和非生產部門包括家庭。馬克思強調，至關重要的不是自然界，而是技術：“自然界沒有制造出任何機器，沒有制造出機車、鐵路、電報、走錠精紡機等等。它們是人類勞動的產物，是變成了人類意志駕奴自然的器官或人類在自然界活動的器官的自然物質。它們是人類的手創造出來的人類頭腦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識力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9頁）。人類區別於動物的地方在於，人類的創造首先是在想象中完成的；我們是建築師，而不是蜜蜂（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5章）。技術史就是階級力量不斷分化的歷史。“可以寫出整整一部歷史，說明1830年以來的許多發明，都只是作為資本對付工人暴動的武器而出現的。我們首先想到的是走錠精紡機，因為它開辟了自動體系的新時代（《資本論》第1卷，第477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按照這個模式，工場手工業──無論過程或產品──的歷史就是階級關系的歷史。在馬克思看來，這是真正人類學的自然界，通過人類勞動而出現的自然界。
　　資本主義革命和產業革命中從工場手工業向機器大工業的發展（參看機器和大工業條目），再到向泰羅制、福特制、生產自動化和機器人的發展，被看作是生產領域的技術史。它們提供日益覆雜的生產資料以及在消費領域構成技術的資料。人類活動永遠以技術為中介，而且在家庭生活和文化生活中也越來越是這樣，當然，技術也開始被看作是第三世界的發展狀況的標準以及第一和第二世界的軍事和內政成就的尺度。




參考書目

① 萊斯·萊維多和羅伯特·M·楊格編：《科學、工藝和勞動過程：馬克思主義研究》，1981年英文版。
② 喬治·盧卡奇：《技術和社會關系》，載《馬克思主義與人類解放》，1973年英文版。
③ 菲爾·斯萊特編：《工藝學批判大綱》，1980年英文版。
④ 羅伯特·M·楊格：《科學是勞動過程》，載《人民科學》，1979年英文版第43、44期合刊。


極權主義

　　馬克思主義者不常使用這個詞，政治科學家在20世紀20年代首次用它來形容意大利法西斯政權，後來又把它推廣應用於國社黨的德國和蘇聯（特別是斯大林時代，參看斯大林主義條目）。在50年代冷戰時期，它在西方政治科學和報刊的詞匯中逐漸確立。最著名的定義之一（見“參考書目” ①）列舉了極權主義政權不同於其他專制政治以及民主政治的幾個特點：極權主義意識形態；信奉這種意識形態的黨；十分完備的秘密警察制度；在大規模通訊系統、作戰武器和包括經濟組織在內的一切組織方面實行的三種壟斷性控制。
　　然而，兩個馬克思主義者曾經嚴格地使用這一概念。諾伊曼（見“參考書目” ④）把德國國家社會主義體制看成是“極權主義的壟斷經濟”（參看法西斯主義條目），並詳細地分析了“滲透到公共生活一切領域”（戈培爾語）的“極權主義國家”學說。希法亭在他最後兩部著作（見“參考書目” ②、 ③）中認為，蘇聯是“極權主義國家經濟”，不同意把它說成是“國家資本主義”（他和諾伊曼一樣認為這一概念經不住認真的經濟分析）或官僚統治的制度（托洛茨基提出的），並指出：布爾什維克“建立第一個極權主義國家，是在這個詞發明出來之前”。所以他進而對馬克思的國家理論提出比較全面的修正。他認為，現代國家現在已具有獨立性，使種種社會集團服從它自己的目的：“歷史這位‘最好的馬克思主義者’教導我們，與恩格斯的期望相違，‘對物的管理’可能成為不受限制的‘對人的統治’……”從而導致“經濟受國家政權掌握者支配”。最後，希法亭論證說，“國家政權的發展與現代經濟的發展是攜手並進的”，國家成為極權主義國家已到了這種程度，以致使一切歷史上有意義的社會過程都屈從於它的意志。諾伊曼和希法亭的分析，從馬克思主義者關於一切現代社會中幹涉主義國家的形成的爭論來看，仍然是有意義的。




參考書目

① 卡爾·J·弗里德里希：《極權主義體制的演進理論和實踐》，載弗里德里希、柯蒂斯和巴伯：《極權主義展望：三種觀點》，1969年英文版。
② 魯道夫·希法亭：《國家資本主義還是極權主義國家經濟》，1940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歷史問題》（1941），1954年德文版。
④ 弗蘭茨·諾伊曼：《龐然大物──國家社會主義的結構與實踐》（1942），1944年英文版。

傑瑞米柯賓

總體性

　　形而上學的和形式主義的觀念把它看作一種抽象的、沒有時間性的、因此是“無生氣的總體性”，認為其中各部分在一成不變的整體中占有固定的位置；辯證的概念與此相反，是一種能動的概念，反映著客觀實在的全面的但在歷史不斷改變的中介和轉化。正如盧卡奇所說的：“唯物辯證法的總體性觀念，首先意味著相互作用的矛盾的具體的統一性……其次，一切總體向上和向下具有體系的相對性（這就是說，一切總體由許多從屬於它的總體構成，同時，這里所講的這個總體由具有更高的覆雜性的總體淩架其上……）；第三，一切總體都具有歷史相對性，也就是說，一切總體的總體性不斷變化、蛻變，受特定的具體的歷史階段制約”（見“參考書目 ④，第12頁）。
　　在黑格爾哲學中，總體性概念極為重要。作為有其內在的差異的“具體的總體”，它構成進行和發展的開端（見“參考書目” ①，第472頁）。發展的結果是“與自身同一的整體”（同上，第480頁），它以“揚棄了的規定性”的形式，通過“總體的體系”恢覆原有的直接性（同上，第482頁）。因此，“在有中，最初一切規定都熄滅了，或者說由於抽象，似乎都扔掉了，‘有’的純粹直接性就是通過中介，即中介的揚棄，而達到相應的自身等同的理念。方法是僅僅與自身相關的純概念；它因此就是單純的自身關系，這個關系即有。但這現在又是充實了的有，是以概念理解自身的概念，是作為具體的同時又是絕對內涵的總體那樣的有”（同上，第485頁）。
　　可見，黑格爾的總體性觀念既是辯證方法的組織核心，也是真理的標準。列寧對後者格外強調，他這樣讚揚黑格爾：“真理就是由現象、現實的一切方面的總和以及它們的（相互）關系構成的。概念的關系（=轉化=矛盾）=邏輯的主要內容，並且這些概念（及其關系、轉化、矛盾）是作為客觀世界的反映而被表現出來的。事物的辯證法創造觀念的辯證法，而不是相反。黑格爾在概念的辯證法中天才地猜測到了事物（現象、世界、自然界）的辯證法”（《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116頁）。
　　社會的總體性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是一種結構化的和受歷史制約的包括一切的覆合物。它寓於許多中介和轉化之中，通過它們而存在，它的各個特殊部分或覆合物──也就是說，“局部性的總體”──，彼此聯結在一系列不斷改變和變化、能動的相互關系和相互制約之中。因此，一種行動、措施、成就、法律等等的意義和範圍，只有在辯證地理解總體的結構的情況下，才能加以估計。這又必然要求辯證地掌握構成特定社會總體的結構的許多具體的中介（參看中介條目）。
　　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觀念是把“世界歷史”的要點加以總體化，從而把社會發展加以理論化，認為世界歷史產生於物質的人與人間的過程的客觀規定。“社會結構和國家經常是從一定個人的生活過程中產生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9頁），盡管異化和物化的客觀現實可能看來完全與他們無關。這種全面的觀點本身就是一種社會歷史產物。因為“人體解剖對於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低等動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動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動物本身已被認識之後才能理解。因此，資產階級經濟為古代經濟等等提供了鑰匙”（《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08頁）。所以只有當總體化的相互聯系客觀上產生於資本主義發展和競爭的條件的時候，世界歷史才是可以理解的，資本主義發展和競爭“首次開創了世界歷史，因為它使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於整個世界，因為它消滅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國的孤立狀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7頁）。因此，“……現在情況就變成了這樣：個人必須占有現在的生產力總和，這不僅是為了達到自主活動，而且一般說來是為了保證自己的生存。這種占有首先受到必須占有的對象所制約，受自己發展為一定總和並且只有在普遍交往的範圍里才存在的生產力所制約……對這些力量的占有本身不外是同物質生產工具相適應的個人才能的發揮。僅僅因為這個緣故，對生產工具的一定總和的占有，也就是個人本身的才能的一定總和的發揮。其次，這種占有受到占有的個人的制約。只有……現代無產者，才能夠獲得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動，這種自主活動就是對生產力總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來的才能總和的發揮”（《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74頁）。
　　盧卡奇以跟上面這段文字類似的口吻論證說，“只有當提出客體的總體性的主體本身具有總體性的時候，才能談到客體的總體性”（見“參考書目” ⑤，第28頁）。同時在批評資產階級理論的“個體觀點”時，他堅持說，“馬克思主義同資產階級科學的根本區別，並不是經濟動因在解釋社會方面的主導地位，而是總體性觀點。總體性範疇，即整體對各部分的全面的、決定性的優勢，是馬克思從黑格爾方面接受過來並以獨創的方式改造為嶄新科學的基礎的一種方法的精髓”（同上，第27頁）。盧卡奇圍繞“總體性觀點”，闡發了一種極有影響的意識形態和階級意識理論。後來，盧卡奇的這一方法論原理被卡爾·曼海姆化作具有一種“對總體方向和綜合”的要求的“自由流動的知識分子”（freischwebende Intelligenz）的假想的社會學實體。有賴於下列公認的事實，即知識分子把“充斥社會生活所有一切利益與他們自身相結合，知識分子即使已經參加一個政黨，仍然可能具有總體的方向”（見“參考書目” ⑥，第140—143頁）。
　　馬克思的《資本論》以第3卷《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達到高潮。因為只有從社會總資本和總勞動之間的必然的結構性的相互關系著眼，而且充分考慮到有利於排除資本的矛盾從而延長它的社會歷史生存期的對立趨勢和結構規定，馬克思所發現的資本自我膨脹和最後崩潰的趨勢和規律才有它們的真正意義。列寧在較晚的社會對抗歷史階段，特別注意識別歷史上特定的而且必然不斷變化的客觀杠桿或戰略“環節”（見“參考書目” ③），藉助這種杠桿或“環節”，通過有組織的社會政治行動，可以最有效地控制一定的社會總體，如果有適當的、自覺的集體力量來實現這個全面的戰略設想的話。
　　相反，在薩特那里，“總特性”是一個有疑問的概念，因為總體化本身是一種內在的個體活動行為。所以，“必須注意，我們這里所講的不是總整體性，而是總體化，那就是說，一種多樣性使自己總體化，以便從某種角度使實際領域總體化，它的共同作用通過每一有機的實踐，作為一種不斷發展的對象化，呈現在每一個普通的個體面前，（見“參考書目” ⑦，第492頁）。從這種規定來看，“結構”本身只能是一種假定的慣性，“總體”實質上是一個內在化問題。因為“結構是對於整體以及以整體為中介彼此間的一種以互惠關系為條件的特定關系。而且整體，作為一種不斷發展的總體化，以內在化的多樣性的統一性的形式存在於每一個人身上，而不是其他地方”（同上，第499頁）。




參考書目

① 喬·威·弗·黑格爾：《邏輯學》（1812），1929年英文版。
② 弗·伊·列寧：《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1916），1961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1922年3月27日報告提綱。
④ 喬治·盧卡奇：《克思主義哲學在新民主中的任務》，1948年匈牙利文版。
⑤ 同上作者：《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年），1971年英文版。
⑥ 卡爾·曼海姆：《意識形態和空想》（1929），1936年英文版。
⑦ 讓—保羅·薩特：《辯證理性批判》（1960），1976年英文版。


工會

　　同一行業和工業部門的工人們的聯合有很長的歷史，但工會制度作為一種廣泛的運動是資本主義雇傭勞動的發展的產物。早期的工會通常被看作是顛覆性組織，國家往往進行鎮壓（工會在法國迄至1884年還是非法的，在德國迄至1890年也是非法的）。非法地位往往又引起社會抗議的狂暴形式。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早期英國工人鬥爭的激進主義的強烈影響下極為詳盡地分析了工會問題。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的一章中論述了“工人運動”（主要集中論述郎卡郡的棉紡工廠工人），他也探討了煤礦工人的工會問題。馬克思在結束《哲學的貧困》一書時對英國工會的鬥爭給予了熱情的評價；關於局部的聯合產生“工人的愈來愈擴大的團結”的這一觀點在《共產黨宣言》中得到重申（《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60頁）。這些早期的著作闡明了三個主要論點。首先，工會是資本主義工業的自然產物；工人被迫聯合反抗削減工資和以機器替換工人。其次，如同蒲魯東和後來拉薩爾所主張的，工會在經濟上不是不起作用的；工會可以阻止雇主將勞動力的價格降到它的價值以下。但是它無法把工資提到這個水平以上，而且甚至它的防禦力量也被資本的集中和周期性經濟危機所破壞（參看馬克思《雇傭勞動與資本》）。因此，第三，防禦性的經濟行動的有限效果促使工人們日益在廣泛的階級基礎上組織起來，提出政治要求，並最終從事革命的階級鬥爭（在英國可舉的例子有棉紡廠工人爭取10小時工作日運動、憲章運動和1845年的全國行業大聯合）。首先，工會經驗提高了工人的自信和階級意識；“作為鬥爭的學校來說，工會是無與倫比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13頁）。
　　但是，英國蓬蓬勃勃的運動很快崩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說明了他們的醒悟；工會成了工人貴族的活動場所，工會領袖被資產階級政客腐蝕拉攏，而且整個工人階級被殖民地剝削果實所收買。然而，在19世紀60年代，馬克思曾與第一國際中的主要英國工會領袖合作，認為他們的參加對於第一國際的成就極其重要。在《工資、價格和利潤》（1865年）以及翌年日內瓦代表大會的決議草案中，他督促他們擴大他們的目標，雖然在這一方面的任何希望很快失去，馬克思和恩格斯可能還堅持認為，工會是“無產階級的真正的階級組織”，批評哥達綱領沒有就這一問題作任何討論（恩格斯致倍倍爾，1875年3月18—28日）。
　　從19世紀50年代起，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經歷和著作中，在把工會看作一種已經合法的而且自鳴得意的機構同關於一種比較激進的潛力和作法的觀點之間，存在一種嚴重的矛盾。奇怪的是，這種矛盾從來沒有被系統地或是從理論上正視過；《資本論》只在一些地方順便提到工會（雖然限制工作日的政治鬥爭討論得頗為詳盡）。
　　以後，可以區分關於工會的四種主要情況。特別和美國勞聯有聯系而且也是大多數英國工會所特有的“單純的”工會制度，或明或暗地承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是工會的目的和方法的範圍。19世紀90年代起在歐洲建立的天主教工會也是一樣。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工會卻具有革命抱負，認為具有戰鬥精神、階級覺悟的工會是推翻資本主義的必要的和充分的條件（參看工團主義條目）。第二國際的主要的、而且實際上日益具有改良主義性質的立場是，工會和社會民主黨具有彼此補充但各不相同的職能範圍。在歐洲很多地方，全國性工會在社會民主黨指導下成立，進入20世紀以後，它們大都取得了它們的獨立自主的地位。最後，存在一種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例如，盧森堡認為，工會的作用是一種“無效勞動”；工會往往受一些官僚支配，只關心狹隘的就業問題。列寧的“工會意識”概念表明類似的傾向。二者都堅持必需在工會內部為革命策略鬥爭，反對經濟和政治的劃分；而且主張讓社會民主黨指導這種幹預（參看罷工條目）。
　　在1914—1918年戰爭期間，以基層工廠組織為基礎的委員會在歐洲的出現，在黨和工會的辯證關系中產生一種新的因素。馬克思主義者如葛蘭西強調“脫離群眾”的工會組織的保守的官僚主義性質，以此與工廠工人委員會的生命力、可靠性和革命潛力對比。這種經驗勢必擴大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前景，而且以“工人委員會共產主義”模式使非布爾什維克馬克思主義者受到啟發（參看潘涅庫克條目）。然而，俄國革命在以後幾十年對馬克思主義者對工會的態度具有顯著影響。在俄國本身內部，關於工會在工人國家中的作用的爭論在1920—1921年“工會問題辯論”中達到高潮。工人反對派主張工會接管經濟管理，而托洛茨基則認為工會應成為國家的機構。列寧的立場是，工會應當保持在形式上脫離國家，但應成為“共產主義的學校”，黨的幹部要竭力在其中起決定性的領導作用。他給工會下定義為“把共產黨和群眾連結起來的傳動裝置”的邏輯，被斯大林嚴格地加以運用；在斯大林在黨內獲得勝利和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後，工會領導受到清洗，工會被改造為生產競賽的機構。1932年批準這種改變的工會代表大會到1949年才再次召開。這時，斯大林的工會模式已經成為東歐的樣版。
　　就西方的共產黨來說，介入工會鬥爭被認為是關鍵行動領域。為了提供中心領導，1921年根據共產國際的創議，成立了紅色工會國際。人們力求把工廠組織作為對“反動工會官僚”的一種牽制力量。在工會和工廠內秘密建立黨的基層組織，是這一策略中的一個必要因素。在“階級與階級對抗”時期，隨著“革命工會反對派”和某些脫離組織的工會的形成，以及包括非工會成員的工廠委員會的鼓動，對現有工會領導的敵對情緒加深了。但是，由於奉行“人民陣線”政策，工會的情況又徹底改觀；一個標志是，1937年，紅色工會國際（它1930年以來從未召開代表大會）正式解散。1945年，由於世界工會聯合會的成立，國際統一很快實現，但1949年，大部分西方工會又得以成立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主要的例外是法國和意大利的共產主義工會）。
　　由於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內部的分化，原來的世界天主教勞工理事會內部的非團體化趨勢，以及世界工會聯合會內部的歐洲共產主義的影響，冷戰的分裂近來已經緩和，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很少進展。正式的共產黨人主要堅持“傳動裝置”觀點；其他的馬克思主義者一直傾向於或是不把工業化西方有組織的工人階級作為革命動力，或是重申早期關於“基層”行動策略。




參考書目

① H．柯林斯和C．阿布拉姆斯基：《卡爾·馬克思和英國工人運動》，1965年英文版。
② I．多伊切：《蘇聯工會》，1950年英文版。
③ W．Z．福斯特：《世界工會運動史綱》，1956年英文版。
④ 安東尼奧·葛蘭西：《政治著作選（1910—1920）》，1977年英文版。
⑤ T．T．哈蒙德：《列寧論工會和革命》，1957年英文版。
⑥ R．海曼：《馬克思主義與工會社會學》，1971年英文版。
⑦ 同上作者：《勞資關系理論──一種唯物主義分析》，載D．博爾漢姆和G．道合編：《勞動與不平等》，1980年英文版第2卷。
⑧ 弗·伊·列寧：《論工會》，1970年英文版。
⑨ A．洛佐夫斯基：《馬克思和工會》，1935年英文版。
⑩ 羅莎·盧森堡：《羅莎·盧森堡講演集》，1970年英文版。
⑪ D．A．斯馬爾特：《潘涅庫克和哥爾特的馬克思主義》，1978年英文版。


轉化問題

　　參看價值與價格條目。

傑瑞米柯賓

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


　　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來說，這從來不是他們主要關注的問題。然而，它卻是在討論一些比較具有核心意義的問題，如歷史唯物主義方法（參看歷史唯物主義條目）、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或歷史上的階級沖突時，經常涉及的一個問題。因此，對“過渡”的注意是斷斷續續的，幾個主要的場合（按年代順序）是：《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暗示的描述、《共產黨宣言》的直接提法、作為《前資本主義經濟形態》發表的馬克思的豐富多采的筆記、以及在《資本論》中對原始積累和商業資本的持續探討。
　　這一工作有兩個特點特別值得注意。首先，對向資本主義的過渡的研究，在一段時期沒有被認為是可以從某種有關社會變革的一般公式中進行推斷的。從馬克思不再像19世紀40年代那樣突出地強調有時表現為“技術決定論”（如在下列名言中：“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為首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為首的社會”──《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08頁）的“生產力”決定論來看，這是顯而易見的。相反，在《前資本主義經濟形態》中，馬克思的方法涉及使用一系列正式概念（例如，生產方式、所有權等等），不管怎樣，這些概念是在不同方式下應用於社會變革的特定場合的。換言之，不存在一般的過渡理論。
　　其次，馬克思對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的實質性解釋自相矛盾，極不一致，提出了兩個主要的看法。第一個看法，這在40和50年代很明顯，強調商業活動、世界市場的形成和新的不斷擴建的城市對封建制度的腐蝕性影響。商業資本主義在獨立自主的城市範圍內，提供了走向資本主義的原動力。第二個看法，在《資本論》中特別明顯，集中論述“生產者”和“生產者”成為商人和資本家的過程。馬克思把這稱為“真正的革命道路”。這時因果關系的分析，被引向某些生產者成為資本家的先決條件，特別是，絕大部分生產者與生產資料所有權的脫離以及一無所有的雇傭勞動者的產生。在《資本論》中，馬克思談到這兩種看法，認為是向資本主義發展的兩條道路，但抉擇後者作為過渡的真正決定性的特點。商業活動誠然可以使越來越多的產品成為商品（參看商品條目），但它不能說明怎樣和為什麽勞動力本身會成為商品。所以，它無法解釋過渡。因此，第一位的因果關系並不存在於交換關系方面，而存在於社會關系方面。因此，在《資本論》中，注意力不太放在世界市場或城市的擴大的動態方面，而更多地放在通過階級鬥爭表現出來的所有制關系的改變方面，例如在都鐸王朝的英國，農民喪失了自己的土地，逐漸產生沒有土地的無產階級。然而，盡管如此，馬克思更為關心的是確定資本主義產生的結構性的先決條件，而不是這些先決條件得以實現的詳細的因果關系過程。
　　馬克思在對過渡的說明方面的這種理論上的矛盾和經驗上的不足，有助於解釋為什麽這個問題始終是長期爭執問題。在戰後，特別是斯大林以後的馬克思主義中，更多的注意力是放在西歐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方面，而不是放在這種過渡能否被認為是一切社會必須經過的一個普遍的社會進化階段這一更有爭論的問題方面（參看發展階段條目）。在前一範圍內，自從20世紀50年代初斯威齊和多布之間眾所周知的交換意見以來，已經出現三種主要的不同觀點（見“參考書目” ⑤、 ⑦）。
　　“交換關系”觀點（見“參考書目” ⑨、 ⑩）從通過市場交換為利潤而生產來說明資本主義，以別於封建主義的近乎維持生活的經濟。資本主義是通過貿易和國際分工出現的，這些力量被認為是封建主義“外在的”。但是，貿易和市場如果不是源自封建主義內部，究竟從何而來？而且，把它們兩者結合在一個通過市場為利潤而生產的制度內部，是否就足以把資本主義同其他生產方式區分開呢？
　　“所有制關系”觀點（見“參考書目” ⑤、 ⑥、 ③、 ④）是在考慮到上述難點後提出的，它更接近於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觀點，而不是他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觀點。資本主義現在是從社會生產關系來說明的，這種生產關系建立在自由雇傭勞動的基礎上，產生不斷進行資本積累的結構性原則。相反，封建主義建立在農奴制和附庸制度這些慣例中的人身依附、相互承擔義務、法定的強制榨取剩余的關系之上。這種觀點認為，封建主義的破產是由於內在的矛盾，而不是由於斯威齊和沃倫斯坦著作中所默認的外在的“斯密式的”無形的有力的手（見“參考書目” ④）。這些矛盾表現在階級沖突中，階級沖突逐漸破壞農奴制，而產生比較自由的土地占有制度的趨勢。經過一段時期，產生了以資本主義農場主和無地的勞動者為基礎的一種社會結構。這種觀點有助於解釋交換關系觀點中的一些問題，如農奴制的結束和市場勢力的存在之間聯系的缺乏。然而，還有很多問題有待弄清，例如，為什麽領主和農奴之間的鬥爭在歐洲不同地方有不同結局，為什麽農奴的自由在有些地方會導致農業資本主義，在另一些地方卻導致農民的農業（參看封建社會；農民條目）。
　　安德森關於過渡的觀點（見“參考書目” ①、 ②）涉及綜合非馬克思主義論點（如新馬爾薩斯主義人口論）和通常的馬克思主義論點。雖然他以馬克思主義為依據，他卻自由地遊移於以上兩種觀點之間。安德森認為，社會關系的改變先於資本主義所特有的生產力的發展，這使他跟多布等人的觀點接近。然而，他拒絕認為封建主義內部的階級鬥爭對於“封建危機”到來起決定性作用的任何簡單的關於變革的演進理論。像斯威齊和華勒斯坦一樣，他強調城市和國際貿易的重要性。然而，城市文明的動力沒有被置於封建主義之外，而是被認為是希臘和羅馬的古典世界的遺產。這里，安德森同麥克斯·維貝爾都讚成認為古典世界的遺產對於資本主義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的觀點。安德森無疑是從出現一種能夠普及古典奴隸制社會的城市文明和政治遺產的具體秩序來解釋人類歷史的。這與斯威齊和華勒斯坦著作中包含的斯密式的關於人的觀點呈鮮明對比。這也改造了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目的論，按照這種理論，歷史是通過駕馭自然和克服異化的社會關系，作為人類努力實現它的創造實踐的本質力量的結果而展開。




參考書目

① 佩·安德森：《專制主義國家的世系》，1974年英文版。（中文版為《絕對主義國家譜系》）
② 同上作者：《從古代向封建制的歷程》，1974年英文版。
③ R．布倫納：《工業化前的歐洲的農民階級結構與經濟發展》，1976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資本主義發展的起源──對新斯密派馬克思主義的批判》，1977年英文版。
⑤ M．多布：《資本主義發展研究》，19４６年英文版。
⑥ R．希爾頓：《農奴成為自由人》，1973年英文版。
⑦ R．希爾頓編：《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1976年英文版。
⑧ R．霍爾頓：《馬克思主義的社會變革理論和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1981年英文版。
⑨ 保·斯威齊：在R．希爾頓編前述著作中重新發表的論文，1976年英文版。
⑩ I．華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的起源》，1974年英文版。


向社會主義過渡

　　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概念意味著，必須有一個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資產階級革命是推翻貴族政權，作為資本主義經濟和資產階級文化在封建社會範圍內的長期發展過程的終結。與此相反，奪取資產階級政權，按照馬克思的說法，不過是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革命轉化的“第一步”。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第1部分第3節）區分了共產主義低級階段（還缺乏它自己的基礎的一種混合的社會）和它的高級階段（“在迫使人們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之後”財富如此豐足，對每個人可以“按需分配”──《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2頁）。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把低級階段看成“社會主義”，而把高級階段看成“共產主義”。在社會主義中，還存在階級、職業分工、市場經濟因素和表現為按照提供給社會的勞動量進行分配的原則的資產階級法權因素。
　　馬克思和恩格斯原來表述在《共產黨宣言》中的綱領十分靈活，把向共產主義的過渡解釋為最終使整個生產方式革命化的一系列步驟。第一步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奪取政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2、264頁）。馬克思意識到，政權只是一個階級用以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有組織的權力，但是，在他看來無產階級“迫於形勢”才運用它，以便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系、一切階級和它自己這個階級的統治。為了說明工人國家的性質，馬克思使用了“無產階級專政”一詞，這個詞在當時就引起爭議，今天也遭到許多民主的社會主義者非議。無政府主義者（特別是巴枯寧）反對說，這個思想會促使一種獨裁主義國家和一種專橫的官僚統治上層長期存在下去。另一方面，改良主義者（例如，伯恩斯坦）反對政治革命的觀念，因為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的經濟過程本身會自發地導致社會主義。
　　《共產黨宣言》中闡述的過渡的經濟綱領包括旨在“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手里”，“並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的各項措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2頁）。剝奪地產，廢除繼承權，沒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亂分子的財產，其他企業逐漸才轉移到國家手中。後面這一要旨後來卻被遺忘。1917年布爾什維克掌握政權的時候，立即把全部經濟（農業除外）收歸國有，這一先例在20世紀其他社會主義革命中都被仿效。在一切“現實的社會主義”國家中，這成為官方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一部分，以一種特別的高度集中的形式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把生產資料收歸國有，乃是向社會主義過渡必不可少的步驟。經驗已經充分表明，以這種方式創立的新國家無不逃避工人階級的一切監督，而成為領導黨的統治工具。經過一系列的清洗，革命的先鋒隊變成一種強大的官僚機構，對公共生活的一切方面，政治、經濟和文化進行相當全面的控制。刻板的行政規劃保證了穩定的一般的增長，但扼殺了主動性和革新精神，而且它對那些需要靈活的、分散的決策的一切經濟部門（農業、小規模生產、商業、服務業）具有特別有害的影響。一旦異化的權力的新中心確立，向社會主義的進一步發展便無法進行。有其強制機關和專門機構的國家，傾向於強化而不是“消亡”。工人委員會（蘇維埃）失去任何意義。預期的文化自由繁榮沒有實現，相反，官方意識形態支配的文化驚人的大量增長。“大量需求”的發展主要被對物質財富的追逐取而代之。
　　這種社會遠非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描述的整個過渡過程的目的：“……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3頁）。達到這樣的目的，需要通過過渡過程的不同的途徑和不同的階段。在強大的社會運動和解決各種內在矛盾的需要的壓力下，甚至在舊的資本主義社會範圍內，已經完成一些重大的改革（累進稅、某些重大經濟部門的國有化、工人的參與計劃、社會福利、公費醫療、普遍義務教育、免費培訓進修、勞動的人道化，等等）。激進的社會主義力量的政治優勢產生於這個過程的終結，而不是它的先決條件。一旦他們成功，這種力量就可能把國家變成一種自治的而不是獨裁的結構。職業化的軍隊將被非職業化的自衛組織所代替。非特權社會集團（婦女、被壓迫民族或種族）首先要取得權利的平等，然後是地位的平等。生產資料要社會化，置於自治團體的監督之下（參看社會化條目）。資本和勞動的市場將要消失，工人工資將代之以工作組織的純收入的一份，與他們的工作的數量、強度和質量相當。商品市場在一個長時期內始終是社會需求的指示器，但越來越多的東西會喪失商品的性質，因為它們是為了滿足人類需求而生產的，或多或少由社會補貼（藥物、教育和文化用品、餐具、住房、主要食物）。既然所有的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滿足，物質生產的增長就將減緩。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將是一個長期的政策，但它的目的將不再是物質產量的增加，而是從繁重勞動中擺脫以及減少勞動時間。高標準的文化、精神和公共需求越來越重要。勞動將逐漸擺脫異化性質（參看異化條目），工人參加決策，自由選擇可供挑選的工藝，改組生產過程以便強調工人的自主和自我監督以及他們之間的合理配合。聯合原則將支配各級社會組織。在個人的社會化方面，為參加工作進行的準備將失去今天所具有的原有意義，隨著選擇工作比較自由，而且就業不分性別、種族、民族或年齡，也越來越靈活得多。分工不再是如此刻板地職業化，工作者有更多的機會改變他們的職務，如果增添的知識和技能使他們適合新的職務的話。不僅如此，最重要的活動將是個人創造能力得到表現的活動，不論在生產工作範圍以內或以外。
　　社會主義並不是完美的社會，而只是目前歷史時代的最佳的前途展望。它不能解決人類一切矛盾，它也許會產生今天無法預見的某些新的矛盾，但它將結束為利潤而生產的浪費、階級統治和剝削以及國家的壓迫。




參考書目

① 愛德華·伯恩斯坦：《進化的社會主義──一種批判和論斷》（1899），1961年英文版。
② 安德列·哥茲：《勞工戰略》， 1967年英文版。
③ 弗·伊·列寧：《國家與革命》（1917）。
④ 米哈伊爾·馬爾柯維奇：《從富裕進入實踐》， 1974年英文版。
⑤ 羅易·梅德維傑夫：《讓歷史來審判──斯大林主義的起源和後果》，1971年英文版。
⑥ 斯維托查·斯托伊諾維奇：《理想與現實之間》，1973年英文版。

傑瑞米柯賓

部落社會

　　雖然馬克思（特別是在他就路·亨·摩爾根的《古代社會》所寫的筆記中，見“參考書目” ⑤）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偶爾使用“部落”和“部落的”這些詞，他們並沒有把“部落社會”規定或分析為一種獨特的社會類型。恩格斯認為摩爾根“想給人類的史前史建立一個確定的系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7頁）具有特殊的意義，摩爾根關於從蒙昧時代到野蠻時代，然後到文明時代的史前文化各個階段的概念，完全與唯物史觀一致。馬克思在1879—1882年間的筆記中對人類文化進行了比較系統的研究（見“參考書目” ⑤），主要也是關心早期社會的歷史發展，不僅評論了摩爾根的著作，而且也評論了梅恩、拉伯克、柯瓦列夫斯基等人的著作。可見，馬克思和恩格斯都主要對──不同形式的“原始社會”中──階級劃分和國家的出現產生興趣。
　　在現代學術界的人類學中，“部落的”一詞和“原始的”一詞一樣，是模棱兩可地看待的。雖然克羅伯（1948年）首先對關於“部落”是北美土人的社會形態的基礎這一概念提出挑戰（見“參考書目” ⑥），他的反對意見基本上沒有引起注意，直到弗里德（見“參考書目” ③）大肆攻擊對一切土著社會使用這個詞。兩位學者指出，部落——宗主國理論和實踐中所稱的部落——是在殖民地範圍內強加於一些在其他方面各不相同的政治上自治的集團的一種行政單位。李科克（1983年）補充說，“部落”作為一種具有等級結構的政治集團，也可能是對防禦帝國主義極力統治一定地區的必要性的一種內在的反應。
　　晚近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作品，既關心概念問題（見“參考書目” ④），也關心歷史和政治現實。譬如說，如果我們考察一種由過去平等的土著集團構成，而這些集團又有可能跟統治上層發生某種從屬關系的政治等級結構（或是從中產生上層的人們本身內部也有類似的等級劃分），“部落”一詞是不關痛癢的，除非從原始國家（這是戴蒙德的術語，見“參考書目” ②）著眼來使用它──因此產生塞維斯所使用的“部落國家”一詞。另一方面，如果“部落”的名稱也應用於一個平等的、無階級的，也就是說原始的社會，那麽範疇的含糊是顯而易見的。必須指出，“平等的”並不指存在種種地位、級別或世代的等級制度，而只是指不存在經濟剝削。既然“部落”一詞也和“種族”以及其他模糊的說法（例如，“傳統的”、“不開化的”）有聯系，於是，一種狹隘的、天生的、有血統聯系的和兇猛地自衛的單位的形象，便產生於具有高度文化的文明同目不識丁的可能比較簡單的和技術“低劣”的文化之間的接觸。這種種族優越感的標準容易推翻部落國家和無國家的部落社會的區分。但是也應當注意，一個無國家的部落社會可能由於外來的帝國主義的直接或間接的攻擊而形成它的社會團結。這樣一種派生的結構，是不應與早期部落國家混為一談的。
　　“部落”的不同意義產生的問題是現實的，但可以通過重新下定義來解決，雖然哥德利埃（見“參考書目” ④，第93—96頁）認為，需要有一種更帶根本性的理論改造，少注意這些社會出現的“形式”，而要更為嚴格地分析其中不同生產方式的作用。“部落”不應當適用於歷史上所已出現的由中央集權控制經濟的各種社會形態（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但是沒有理由對無國家的、原始的社會放棄這個詞的使用。因此，一種以園藝為基礎的原始社會，例如在尼日利亞中部偏北地區由若幹村落組成，它們承認彼此的建立在共同名稱、語言、文化以及只限於在村落內通婚的基礎上的傳統關系，也可能承認超越村莊的宗教權威機構，這種原始社會符合“部落”的定義。這種社會是無階級的，通過正式的或近似的血統聯系來活動，沒有行政結構和行政當局。組成這個社會的若幹村莊是自治的而又是有聯系的；正如它們保持一種內在的平等，它們也在非剝削的框架內與其他村莊相聯系。合作的工作團體，軍事和（或）狩獵單位，在“部落”範圍內也可以跨越村莊。文化聯系在一個“部落”內是很明顯的，然而也存在於沒有明確的部落結構的條件下，可能包括延伸在大片地面上的許多局部集團，例如在尼日利亞東部原先保持接觸的說伊博語的人民中。這樣的集團可以認為是一種原始的部族；由於不存在政治聯合，不存在廣泛的宗教儀式的或貿易的聯系，在一定範圍以外，這種共同的文化特點，甚至人民本身也可能不知道。
　　所以，部落社會按其基本特點，是一種原始社會。當“部落”一詞用作實詞的時候，既使涉及對帝國主義侵略的直接的或間接的“派生反應”，它所反映的是若幹局部集團之間的某種類型的相互關系。當“部落的”用作形容詞的時候，它可能涉及一個團夥（它也是原始社會的一種）或一種早期國家，其中在局部地區原始特點被保留下來，即使有所改變也罷，而其外在的、完全行政的關系卻具有階級和（或）種姓性質。易洛魁人也許是“部落”的典型，達荷美是一個“部落國家”，布須曼人則是一種“部落的”團夥社會。馬克思自己似乎是把部落國家類型的社會形態列在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總標題下面（參看原始共產主義條目）。




參考書目

① 斯坦利·戴蒙德：《研究原始人──文明時代批判》，1981年英文版。
② 同上作者：《達荷美──過渡和國家形成中的沖突》，1983年英文版。
③ 莫頓·弗里德：《論“部落”和“部落社會”概念》，1966年英文版。
④ 莫里斯·哥德利埃：《“部落”概念》，載《馬克思主義人類學展望》（1973），1977年英文版。
⑤ 勞倫斯·克拉德爾編：《卡爾·馬克思的人種學筆記》，1972年英文版。
⑥ 阿爾弗雷德·克羅伯：《人類學》，1948年英文版。
⑦ 埃莉諾·李科克：《兩性不平等起源的解釋──概念和歷史問題》，1983年英文版。
⑧ 埃爾曼·塞維斯：《原始社會組織──一種進化觀點》，1962年英文版。


托洛茨基

　　1879年12月7日（10月26日──俄歷）生於烏克蘭的亞諾夫卡，1940年8月20日在墨西哥的科約坎逝世。
　　列甫，達維多維奇·勃朗施坦，筆名“托洛茨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黨員，在1905年和1917年10月的俄國革命中嶄露頭角，1918年任外交人民委員，然後在1918—1925年任軍事和海軍人員委員。從1923年起，他領導反對蘇聯官僚“叛賣”革命的反對派運動。1929年他被斯大林逐出俄國，在國外成立了第四國際（參看國際條目）反對斯大林主義。他批評共國際關於法西斯主義和社會民主黨的政策，被斯大林的代理人暗殺。
　　托洛茨基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主要貢獻是“不平衡和聯合發展”的理論和由此得出的“不斷革命”學說。一個落後的國家要克服它的落後，不是要經歷先進國家所已經歷的各個階段，而是要縮短甚至越過這些階段，這就要把落後的特點同先進發展階段（通常可以達到的最高水平）的特點結合起來加以考慮。這個過程被認為對於西歐和北美先進的資本主義核心以外的國家都有典型性。實際的政治後果是，既然通常是以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方式（參看殖民主義條目）采用先進工業，有關國家就需要有比本國資產階級更為強大的無產階級。由於前者沒有能力或害怕實行資產階級革命，這個任務便落到了無產階級身上。它要領導前資本主義成分的下層參加直接從消滅封建殘余著手（參看封建社會條目）進而采取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措施的革命。“不斷革命”的說法是從1850年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中借用的。
　　勝利的無產階級必須極力在其他國家，特別是先進國家推進革命，因為單獨一個國家、特別是具有前資本主義關系的頑固因素有待克服的國家（如俄國）的範圍內，不可能取得深遠的社會主義成就。在這樣一個國家推進革命的環境本身也妨礙它的社會主義發展。“不斷革命”反對下列觀點：在反封建的革命之後必須有一個持久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中由資產階級實行統治，或是由社會力量的某種聯合（例如，“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代為統治（參看列寧；列寧主義條目）。托洛茨基分子認為，列寧在1917年4月采納了托洛茨基的觀點，並在十月革命中付諸實施。
　　當斯大林闡述“一國社會主義”學說時，托洛茨基警告說，這將使俄國蒙受災難性的遭遇（過早的農業集體化）並使共產國際變成不革命的俄國對外政策的單純工具。當蘇俄必須發展工業並使整個社會現代化的時候，這些成就不能被看成與社會主義是一回事。社會主義不應當只看作是工業化加上提高的生活水平，而應當看作是比最先進階段的資本主義社會具有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因此也具有更高的生活水平的社會。這就要求無產階級在世界經濟的“制高點”奪取政權。托洛茨基認為斯大林統治下俄國的社會秩序只是處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過渡”階段，要不前進到社會主義（這就需要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革命加上俄國的一項補充的政治革命），就會倒退到資本主義。統治的官僚不被看成是一個“新的階級”，而被看成是一種寄生的贅物，蘇聯社會不被看成是“國家資本主義”，而被看成是一個“蛻化的工人國家”，然而，其中十月革命的一些主要成果還殘存著，所以，如果發生戰爭，各地的革命者必須捍衛蘇聯。
　　托洛茨基的思想的特點是反對把馬克思主義當作為一切問題提供鑰匙的一種普遍體系的錯誤要求。他反對在“軍事科學”領域內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行騙；反對以馬克思主義的名義使科學研究、文學和藝術接受領導，嘲笑“無產階級文化”概念。他強調非理性因素在政治中的作用：“在政治上，人們不應當憑理性思考，特別是在牽涉到民族問題的時候。”雖然從馬克思和恩格斯本身的傳統來說他是一個有修養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卻在那些提倡把狹隘和無知同提出荒謬主張的癖好結合起來的馬克思主義（這種馬克思主義弄得馬克思說他自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們中間，樹立了許多敵人。
　　假如今天托洛茨基還活著，他很可能會說，他“不是一個托洛茨基主義者”，因為他所創始的運動極端分化，其中若幹集團可以說是徒有其名。然而，20世紀60年代以來，自稱托派的組織在好幾個國家都有影響，而且托洛茨基自己的著作比他生前廣為流行得多（參看托洛茨基主義條目）。




參考書目

① 理查德·B·戴伊：《列甫·托洛茨基和經濟孤立政策》，1973年英文版。
② 艾薩克·多伊切：《武裝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1954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解除武裝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9）》，1959年法文版。
④ 同上作者：《被放逐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1963年英文版。
⑤ 巴魯克·克內—巴茲：《列甫·托洛茨基的社會政治思想》，1978年英文版。
⑥ 路易斯·辛克萊：《列甫·托洛茨基傳記》，1972年英文版。
⑦ 列甫·托洛茨基：《俄國革命史》1932—1933年英文版。
⑧ 同上作者：《被叛賣的革命》（1937），1972年英文版。
⑨ 同上作者：《我的一生》，1963年英文版。
⑩ 同上作者：《不斷革命及其成果與前途》，1962年英文版。

傑瑞米柯賓

托洛茨基主義

　　象任何重要思想學派一樣，托洛茨基主義被作各種不同的解釋，在不同的歷史情況下突出不同的方面。托洛茨基主義的奠基石一直是不斷革命論，這種理論最初是馬克思提出來的，1906年由托洛茨基針對俄國的情況重新加以表述，隨後又在1928年進一步闡發。托洛茨基把向社會主義過渡看成是在不同水平上和在不同社會結構（封建的、不發達的、工業化以前的和資本主義的）中進行的和在不同歷史關頭發生的一系列相互聯系、彼此依存的社會、政治和經濟變革。這種“聯合的和不平衡的發展”，要在形勢和它本身的動力的推動下，從它的反封建的資產階級階段推進到它的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階段；在這個過程中，它將超越地理的和人為的界限，從它的民族階段過渡到它的國際階段，直至建立世界規模的無階級和無國家的社會。雖然革命必須在一種民族的基礎上開始（而且甚至可能使革命的國家在一段時期陷於孤立），這必然只構成戲劇的第一幕，隨之在國際舞台上其他地方將上演第二幕。所以，國際主義──不斷革命的另一方面──構成托洛茨基主義的一種不可磨滅的標記。
　　這個理論在它起源的國家中同斯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理論發生最激烈的沖突，（在托洛茨基主義看來，後者在提法上就是一種矛盾），而且在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占優勢的世界各地被作為異端中之異端加以排斥。但是，它在該地區以外仍然存在，而且雖然它必須與天生敵視它的民族主義的發展作鬥爭，它已經成為新生的社會主義意識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
　　1938年托洛茨基所建立的第四國際（參看國際條目），並沒有證明是推動革命的有效工具，但它對於推動托洛茨基主義基本原理在世界範圍的爭論來說，以及對於促進從事探索當代的正確革命策略的許多托洛茨基主義集團的建立來說，都起了深遠的影響作用。先進的西方的階級鬥爭的僵局（參看階級沖突條目）和亞非各國人民中民族和社會意識的覺醒，可以解釋為革命的持久性的證明。“落後”國家的解放運動重新提出了誰應當被看作是主要的和決定性的革命動力問題；是經典的馬克思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所提出的產業無產階級，還是像1948—1949年間中國的情形那樣把革命從農村推向城市的農民（參看毛澤東條目）。
　　按照托洛茨基主義，建立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只能通過與現存秩序的革命決裂。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投票箱的進化的議會道路，認為這是一種幻想；被剝削階級如果不同維護其經濟統治的有產階級作鬥爭，就不可能取得政權，這是理所當然的。無產階級在這種階級鬥爭中所取得的勝利，按照托洛茨基主義的模式，必須通過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來維護。這一概念從極權主義體制的經驗（參看極權主義條目）來看，已經充滿令人反感的附加物，它對於托洛茨基（如同對馬克思和恩格斯 一樣）卻不是意味著一種政體，而是意味著一個階級的社會政治統治。所以，他把西方的議會民主描述為資產階級專政；那就是說，保證有產階級的統治的體制。
　　無產階級專政將通過政黨奪取政權而建立，托洛茨基認為這個政黨在革命中起領導作用。但是，他警告說，一旦它的任務完成，這樣的黨要提防用自身代替無產階級或是支配無產階級。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無產階級民主將通過由全體勞動者自由選舉的、由合法的蘇聯各黨派代表構成的蘇維埃（參看委員會條目）對政府實行有效的監督來保證。蘇聯各黨派，包括那些先前擁護資產階級的分子在內，是遵守建立在社會主義生產和分配組織基礎上的工人國家憲法而不企圖以暴力推翻它的那些政黨。此外，無產階級的主權將通過在生產方面依靠工廠委員會將工業置於工人監督與管理之下來加以維護。生產者的聯合與消費者的聯合相輔相成，後者監督消費品分配和價格。
　　托洛茨基的革命政黨概念不是始終一致的，在不同歷史時期有所不同。在今天的托洛茨基分子中，有些集團完全讚成托洛茨基青年時期（1917年以前）對列寧嚴格的集中制原則的批評，認為政黨是一個廣泛而松散的組織。另一些集團雖然不完全反對列寧的集中制，但卻比較強調政黨的民主形式，他們以1923年以後托洛茨基的著作和隨後他同斯大林主義化的蘇聯黨的官僚專政作鬥爭時期的著作為依據。還有一些集團，這是少數，嚴格奉行列寧的集中制，他們則引證1917—1923年托洛茨基最講求集中制的階段作為依據。
　　多元論的社會主義原則和需要工人監督的信念，是自稱忠於托洛茨基主義的大多數集團所共同的；它們拒絕把蘇聯看成一個社會主義社會，這也是它們所共同的。然而，它們對蘇聯的性質的說法卻有所不同。突出的是兩大思潮：一種認為，蘇聯還是一個工人國家，雖然如托洛茨基過去所說的，它經歷著蛻化的過程；另一種認為，蘇聯已不存在工人國家，它的體制是國家資本主義體制。第三種不甚普遍，認為蘇聯集團是新類型的特殊形態。這些理論觀念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托洛茨基主義與蘇聯對立的性質。問題是這樣提出的：蘇聯將通過從上面實行的、下面迫切要求的逐步改革，擺脫斯大林主義的殘余而走上社會主義道路，還是需要有來自下面的暴動來實現1917年列寧、托洛茨基和布爾什維克著手實現的一切呢？關於西方政府和西方輿論為了促使蘇聯社會民主化所能夠和應該對蘇聯政府施加的經濟、政治和道義上的壓力的程度和形式，也存在不同意見。這關系到對兩大勢力集團的關系的評價，隨之也關系到今天代表托洛茨基主義的那些人們的政治活動。
　　托洛茨基主義在經典的馬克思主義中有它的根源，和經典的馬克思主義一樣，處於一個基本的困境之中，對革命發展的看法同現實的階級鬥爭趨勢向之間的脫節。每當階級鬥爭激化和統治階級被革命怪影纏住的時候，它們給這個怪影的命名之一，就是托洛茨基主義，而且它們就極力去驅除它。在蘇聯及其勢力範圍內，以及在中國，這個怪影仍然受到遏制。




參考書目

① T．克利夫：《俄國的國家資本主義》，1974年英文版。
② 艾薩克·多伊切：《武裝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1954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解除武裝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1959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被放逐的先知──托洛茨基（1920—1940）》，1963年英文版。
⑤ 《第四國際文件》，1973年英文版。
⑥ M．洛維：《聯合和不平衡發展的政策》，1981年英文版。
⑦ E．曼德爾：《今日革命的馬克思主義》，1979年英文版。
⑧ 列甫·托洛茨基：《俄國革命史》1932—1933年英文版。
⑨ 同上作者：《被叛賣的革命》（1937），1972年英文版。
⑩ 同上作者：《不斷革命及其成果與前途》，1962年英文版。
⑪ 同上作者：《社會主義革命的過渡綱領》，1973年英文版。


真理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甲）“真理”通常意味著“與現實相符合”，（乙）評價真理（各種主張）的標準通常是，或是說，涉及人類實踐；也就是說，馬克思和恩格斯讚成一種古典的（亞里士多德式的）概念和一種強調實踐的真理標準。
　　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符合”通常是用“反映”或某種類似概念作比喻來解釋的。這個概念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中有兩個方面。馬克思談到（1）被“反映”的事物的直覺形式和（2）內在或基本本質，但是，在第一種情況中所涉及的是一種說明的假設或方法論的起點，在第二種情況中這是描述或科學的適當性的準則。所以，就第一種情況說，馬克思批評庸俗經濟學只反映“各種關系的直接的表現形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18頁），就第二種情況說，他所關心的恰恰是在思想上對它們的內在聯系產生一種適當的表象或“反映”──這一任務涉及理論工作和概念轉化，而不只是對現實的消極的重覆。必須指出，通常理解的“反映”， ①涉及不以它為轉移而存在的某種事物，而且是， ②根據某種投影原則或表象規則產生的。如果說前者是實在論的因素，後者則是與一種強調實踐的論點以及下列思想一致的。現實沒有無中介的表象。然而，如果前者在認識論上不會成為多余的（像在阿爾都塞那里它傾向的那樣），現實事物本身對表象過程必然有某些約束。例如，一種實驗的結果或它所產生的信念在因果關系上依存於被觀察的結構。
　　馬克思和恩格斯談到“映象”和“覆寫”，列寧談到“攝影”和“反映”。這些比喻很容易促使比喻的認識功能在說明原因的功能面前崩潰，上述（2）的情況在（1）的情況面前崩潰，以及認識和證實的理論在感知和解釋的理論面前崩潰。實在論以事物不能簡化的認識為前提，而且它承認這種認識的產生於社會的、因此在歷史上是相對的（但不是判斷上的相對主義的）性質。但是，在正統的恩格斯的“反映論”中，存在一種把真理物化和以解釋和感知的方式說明反映的傾向，從而回到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曾經痛斥的“直觀的唯物主義”哪里，因為忽視人類實踐在形成社會生活其中包括認識方面的能動作用。
　　正是這一論點以及認識客體不是絕對不以認識過程為轉移（象自然科學中可能設想的那樣）的有關思想，構成反對反映論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參看西方馬克思主義條目）在認識論方面的出發點；按照這種理論，真理本質上被理解為主體的實踐表現，而不是理論上客體的適當的表象。所以，根據盧卡奇的真理統一論，真理是在關於主體和客體在歷史上的被意識到的同一性（無產階級的自我意識）中實現的總體性；根據科爾施的實用論，真理是與階級有關的特殊需要和利益的現世表現；根據葛蘭西的一致論，真理是在歷史上逐漸接近的、但只有在共產主義制度下在一種實際的意見一致已經取得之後才終於實現的一種理想。這些理論和後來一些和它們有關的理論，都傾向（= 1 \* ROMAN I）判斷的相對主義和（= 2 \* ROMAN II）（集體的）唯意志論。因此，如果說反映論和客觀經驗論的馬克思主義的真理論的一般弱點是忽視真理判斷的產生於社會的歷史性，認識方面的唯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般弱點則是忽視這種判斷對象的獨立存在和超事實的功效。
　　現在談一談（乙）真理的標準。在社會經濟領域內，既無法人為地建立，也不能自發地產生一些封閉的研究系統（參看《資本論》第1卷序言）；這意味著從經驗上評價理論的標準不能是預言性的，所以應當只是解釋性的。這樣一種非歷史主義的但仍然以經驗為根據的標準，不同於德拉—沃爾佩和實證主義馬克思主義（參看實證主義條目）的無差別的經驗標準、盧卡奇和阿爾都塞的理性主義的（但在其他方面很不相同的）標準、從葛蘭西到哈貝馬斯的人道主義理論的道德實踐標準和從科爾施到科拉科夫斯基的主觀實用主義標準（並參看辯證法；認識論；唯物主義條目）。




參考書目

① 羅依·巴什卡：《辯證法、唯物主義和人的解放》，1983年英文版。
② O．德拉-沃爾佩：《邏輯是一門實證科學》（1950），1980年英文版。
③ 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劄記選》（1929—1935），1971年英文版。
④ 列塞克·科拉科夫斯基：《卡爾·馬克思和真理的經典定義》（1958），1968年英文版。
⑤ 卡爾·科爾施：《馬克思主義和哲學》（1923），1970年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