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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傑瑞米柯賓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词典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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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12 21:46:30 |显示全部楼层
自動化

  馬克思是根據他發現的資本不斷地試圖擺脫勞動和勞動力依賴的趨勢,來論述勞動過程發展進入了機器和大工業的階段。機械作為一種對象化的勞動跟活勞動相對立,作為一種支配後者的力量存在於勞動過程中;活勞動變為僅僅是機器的附屬物。而且,由於采用機器的目的是通過盡可能地減少必要勞動時間來增加相對剩余價值,於是便提出了如何可能實現這一目的的問題。在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下,機械能不能發展成為一種完全自動化的系統,從而擺脫工人的勞動,使資本從它所依賴的無法預見的和潛伏著很大的麻煩的人的因素中解脫出來?

  首先,在競爭過程中,每一個體的資本被迫把追求機械化作為降低產品成本的手段。還有,由於在每個資本實現其剩余價值的方式中(參看生產價格和轉化問題條目),減少作為可變資本的比例,看來並沒有使資本失去什麽。但是,對於每一個體的資本是真實的東西,對於作為整體的資本卻不是真實的;因為在一定的條件下,一定量的勞動在同樣的時間內總是生產出同量的價值,減少勞動量就是減少生產出來的價值。生產率的提高則減少必要的勞動,而且只要必要勞動不降低為零,剩余價值率就能夠無限增長;但是,自動化根本不包含工人,因此,沒有保值問題和零點的剩余價值問題。

  這是典型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緊張關系;從使用價值的考慮中產生的趨向跟從價值的考慮中產生的趨向在矛盾中共存,並且所有這些都是由同一個追求相對剩余價值的機械化過程產生。對待這個問題的最普通的方法就是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出發,這也就是馬克思在《大綱》中如何看待自動化的方法。他在《大綱》中指出機器是“固定資本的使用價值的最適當形式”,但是“決不能從這一點得出結論說,從屬於資本的社會關系這樣一種情況,是采用機器體系的最適當和最完善的社會關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2頁)。只有處在共產主義關系下才是最適當的形式,這個社會奠基於“個性得到自由發展,因此,並不是為了獲得剩余勞動而縮減必要勞動時間,而是直接把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縮減到最低限度,那時,與此相適應,由於給所有的人騰出了時間和創造了手段,個人會在藝術、科學等等方面得到發展”(同上,第218—219頁)。

  但是,這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下是不可能的,在資本主義關系下,資本既試圖減少必要勞動時間,又把勞動當作財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不管怎樣,通過自動化,集體工人和社會個體的發展達到最高形式;勞動時間不再是財富的尺度,交換價值不再是使用價值的尺度。因此,提高機械化的趨勢最終必然破壞資本關系,因為自動化需要破壞這種關系。所以,這種趨勢就使資本在活動中“促進自身這一統治生產的形式發生解體”(同上,第212頁)。然而,資本主義生產的這樣的內在規律是需要工人階級能動地反抗才能實現。(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15章和32章,以及積累;經濟危機;利潤率下降條目)。

巴枯寧

  1814年5月30日生於普列姆基諾,1876年1月16日在伯尼爾逝世。

  巴枯寧出身於俄國貴族地主的家庭。他是把無政府主義推行於國際革命運動的創始人,是馬克思在第一國際中的主要對手。作為一個青年黑格爾派分子,巴枯寧強調否定在辯證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他曾說:“熱衷於破壞同樣是熱衷於創造!”(見“參考書目”②,第57頁)。在成為一名社會革命家的過程中,他接受了威廉·魏特林和蒲魯東的影響。然而,在他的早期活動中,他的自由主義思想主要反映在支持斯拉夫人民為反對俄國、德國和奧地利專制統治者而進行一致鬥爭的運動。由於在1848—1849年間發生的幾次起義中所起的作用,他贏得了堅定的革命者的聲譽。他在德累斯頓起義失敗後被捕,入獄7年,然後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於1861年潛逃。1863年波蘭起義失敗後,他不再相信民族解放運動的革命潛力,並且反對這種運動所反映的建立中央集權制的願望。接著,他試圖把社會革命推廣到國際範圍。他的突出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在許多組織中得到發展,其中包括半秘密的國際社會主義民主同盟,這個組織曾於1868年申請參加第一國際,這個申請被拒絕了,然而,在同盟宣稱它自行解散後,它的日內瓦支部被吸收入國際。在國際支部中,巴枯寧的思想日益得到支持,特別是在西班牙、意大利南部、法國的一些地方和瑞士。於是,一場激烈的派系鬥爭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會上達到了高潮。在馬克思的鼓動下,巴枯寧被開除了,理由是同盟是一個國際性的秘密團體,其政策是跟第一國際的政策相對立的,而其目的則在於瓦解國際。在開除巴枯寧的同時,作出把總委員會的會址從倫敦遷移到紐約的決定,於是國際便分裂成兩部分,其中每一個部分都在5年之內消失了。

  在論戰的過程中,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這兩種對立的革命理論之間的分歧趨於明朗。這些分歧包括關於國際應當如何進行組織的對立觀點,馬克思主張運動的集中制,巴枯寧則主張一種以自治支部為基礎的聯邦制結構。還有兩個思想分歧值得注意:(1)馬克思相信資產階級國家要被推翻,他堅持認為無產階級應建立自己的國家來取代資產階級國家,而隨著階級由於社會化措施的實行而趨於消失,無產階級國家也就“消亡”。(用恩格斯的話來說)。相反地,巴枯寧則強調國家及其所體現的權威原則必須在社會革命過程中取消。他預言,任何無產階級專政都會變成對無產階級的專政並導致一種新的、更為強大和有害的階級統治制度。(2)馬克思相信無產階級只有自己組織起一個跟一切有產階級的舊政黨相對立的獨特的政黨,才能夠作為一個階級來行動;因此,無產階級的政治行動,包括那些在議會舞台上爭取有利於本階級發展的各種讓步的行動,都是必要的。與此相反,巴枯寧則追隨蒲魯東,認為所有的政黨都毫無例外地是“專制主義的各種體現”;因此,他反對馬克思所說的政治行動。當他相信革命者應當組織起來有時甚至要秘密地組織起來的時候,他認為他們的使命主要只有一個,那就是鼓動被壓迫階級(農民和其他邊緣集團以及城市工人)起來,用自己的直接行動去推翻現存的制度。然後,人民會在它的廢墟上建設“未來的社會組織……它完全是自下而上地、通過工人的自由聯合或聯盟建立起來的,起先是在他們的工會里,然後是在公社、地區和國家里,最後是在國際和全世界的範圍內,建立起一個大聯盟”(見“參考書目”③,第206頁)。

  在《巴枯寧〈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摘要》(1874—1875)中,馬克思重申了自己的觀點,說明只要其他階級還存在,無產階級“就必須采取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他還認為巴枯寧“根本不懂什麽是社會革命,只知道關於社會革命的政治詞句。在他看來,社會革命的經濟條件是不存在的……他的社會革命的基礎是意志,而不是經濟條件”。


參考書目

①E.H.卡爾:《米哈伊爾·巴枯寧》,1937年英文版。
② 賽姆·多爾哥夫:《巴枯寧論無政府狀態》,1971年英文版。
③阿瑟·萊寧:《米哈伊爾·巴枯寧文選》,1973年英文版。
④《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無政府主義和無政府工團主義》,1973年英文版。


銀行
參看金融資本;銀行資本和利息條目。


基礎和上層建築

  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像建築物的基礎和上層建築這樣的比喻,來表達一種思想,即社會的經濟結構(基礎)決定著國家和社會意識(上層建築)的存在及其形式。對這種思想的最早的表達方式之一,見於《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部分。那里提到:“直接從生產和交往中發展起來的社會組織,在一切時代都構成國家的基礎以及任何其他觀念的上層建築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1頁)。然而,上層建築這個概念並不僅僅用以表示兩個依附的社會層次即國家和社會意識的。看來,這個術語至少有一次被用來表示一個階級的意識或世界觀:“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會條件上,聳立著由各種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觀構成的整個上層建築。整個階級在它的物質條件和相應的社會關系的基礎上創造和構成這一切”(《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29頁)。但在多數場合下,這個比喻還是用來解釋社會三個總的層次的關系,以說明上層建築的兩個層次是受基礎決定的。這就是說,上層建築並不是獨立的,它不能自行出現,而是以社會的生產關系為基礎。因此,任何一種特殊的經濟關系都決定著與其作用相適應的國家和社會意識的存在形式。一個社會的經濟基礎發生任何變化,都會導致國家和社會意識的轉變。

  馬克思曾在一段話中對基礎的含義作了更為詳盡的表述,這段話也就成為他的比喻的經典式的表述方式:“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2頁)。由此可見,經濟結構並不被看作是一種一成不變的制度、生產結合或物質條件;它倒不如說是一種由人結成的生產關系的總和,換句話說,也就是人與人之間階級關系的總和。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我們總是要在生產條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產者的直接關系——這種關系的任何形式總是自然地同勞動方式和勞動社會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級相適應——當中,為整個社會結構,從而也為主權和依附關系的政治形式,總之,為任何當時的獨特的國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隱蔽的基礎”(《資本論》第3卷,第891—892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然而,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關系的特征要比上面的表述更為覆雜。馬克思意識到,基礎的決定作用會被人曲解為經濟簡化論的一種形式。這就是為什麽馬克思要進一步闡明這種關系的歷史性和不平衡性,闡明它可以跟上層建築所起的影響作用並行不悖。就第一個方面來說,馬克思斷言:“要研究精神生產和物質生產之間的聯系,首先必須把這種物質生產本身不是當作一般範疇來考察,而是從一定的歷史的形式來考察。例如,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精神生產,就和與中世紀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精神生產不同。如果物質生產本身不從它的特殊的歷史的形式來看,那就不可能理解與它相適應的精神生產的特征以及這兩種生產的相互作用”(《剩余價值理論》第1卷,第296頁)。值得一提的是,盡管精神生產的特征是由物質生產的歷史形式所決定的,但精神生產仍然被認為能夠對物質生產起“相互作用”。換句話說,觀念的上層建築並不被設想為僅僅是一種消極的反映,而是被看作能夠起某種影響作用的東西。

  其次,馬克思認識到,物質生產的發展跟藝術生產和法律關系的發展是不平衡的。例如,羅馬私法同資本主義生產之間的關系,或者希臘藝術同不發達的生產力之間的關系,就是如此。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關於藝術,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時期決不是同社會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因而也決不是同仿佛是社會組織的骨胳的物質基礎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12——113頁)。但問題不在於理解一定的藝術或法律形式可以跟不發達的物質條件相適應,希臘藝術是以希臘神話為基礎的,而神話則是人們安撫還沒有很好地認識和控制的自然力的原始的方式。所以,用恩格斯的話來說,這些錯誤觀念“有一個否定性的經濟基礎”(1890年10月27日恩格斯致康·施米特的信,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89頁)。真正的問題是,希臘神話在更為發達的生產方式下仍然受到了高度的尊重,甚至被奉為典範或模式。馬克思試圖用人類歷史童年時代的天生魅力來說明這一點,這顯然是不夠的,但至少表明他認識到,藝術和法律的形式由社會所決定這一點,並不一定能夠限制它們對於其他的時代同樣適用(參看藝術條目)。

  第三,馬克思在回答那種認為上層建築的經濟決定作用只適用於資本主義,而不適用於基督教或政治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封建制度或古代社會的反對意見時,強調了上層建築的影響作用。馬克思重申了基礎起決定作用的原則,他說:“中世紀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但他又補充說:“這兩個時代謀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為什麽在古代世界政治起著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紀天主教起著主要作用”(《資本論》第1卷,第99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阿爾都塞和其他結構主義者在解釋這段引文時,區分了“決定”和“支配”的不同涵義。根據這種區分,經濟始終是最後的決定因素,但並不總是起支配作用的。它可以決定在一定時期內在上層建築的兩個層次之中何者居於支配的地位。這種區分究竟能否從馬克思的原文中引申出來,還是有爭議的,但原文至少表明了,基礎的決定作用並不就是把政治和思想歸結為經濟現象,這個方面被看作是上層建築的“相對獨立性”。

  恩格斯也反對以簡化論的觀點來解釋基礎和上層建築。他在強調經濟的“最高主宰地位”或“最終的決定作用”的同時,指出這種決定作用仍然只能“發生在各該領域本身所限定的那些條件的範圍內”(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85頁)。他擺脫了機械的因果論的觀點,按照這種觀點,經濟這個層次被看作是原因,而其他層次即上層建築則被看作是它的結果。然而,經濟起“最終”決定作用的觀點則使恩格斯得以用一種“辯證的”因果觀來取代上述概念,根據這種辯證的因果觀,最後的決定因素並不排除上層建築的決定作用。上層建築作為第二性的原因,也能夠產生影響並對基礎發生“反作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502頁)。為了強調這一論點,恩格斯補充說:“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里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77頁)。

  恩格斯還進一步把具有實際影響的不同決定因素之間的關系,表述為上層建築諸成分之間及其與基礎之間的相互作用,然而,這種作用“是在歸根到底不斷為自己開辟道路的經濟必然性的基礎上的相互作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506頁)。這種簡釋曾被人批評為把黑格爾關於自然——觀念的關系這種概念轉換到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系中來,也就是把第一性原因和第二性原因之間的關系理解為必然性與偶然性之間的關系。因為這樣一來,上層建築的作用就消失在“無窮無盡的一連串偶然事件”之中了。但不管怎樣,恩格斯的闡釋在馬克思主義者當中享有很高的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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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12 21:47:45 |显示全部楼层
雖然恩格斯竭力反對19世紀80年代摻雜在馬克思主義發展中對於基礎和上層建築這一比喻所作的機械論和決定論的解釋,然而他並沒有能夠扭轉這種部分地由他自己的論著所造成的趨勢。在恩格斯的晚期著作中,實踐概念(參看實踐條目)的缺乏以及貫穿在這些著作中的那種脫離社會活動的自然辯證法思想,對於助長以簡化論的方法來研究基礎與上層建築起了重要的作用。這種狀況還由於最初兩代的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的早期哲學著作和《德意志意識形態》(在這些著作中,實踐的觀念得到最有力的表達)不甚了了而更加糟糕。的確,由於缺乏一種起協調作用的實踐概念,對於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空間觀念便容易產生一些有爭議的解釋。

  一方面,觀念的上層建築可以被看作第二性的現象,即僅僅是一種其真實性歸根到底只能在生產關系中發現的反映。於是,意識也就失去其特殊內容和意義,並且被歸結為經濟關系。列寧的某些論述就時而給人以這種印象。例如,在他的一部早期著作中,社會的進化被看作是一個“自然歷史”的過程,它只能集中到生產關系上去理解。列寧宣稱,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僅僅是通過生產關系來說明經濟結構的,並且也是這樣地來論述相應的上層建築的(參看《列寧選集》第1卷,第9頁)。對於上層建築本身,似乎就不需要再進行分析了。列寧後來再次肯定了這一思想,他說“一般唯物主義認為客觀真實的存在(物質)不依賴於人類的意識、感覺、經驗等等。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社會存在不依賴於人類的社會意識。在這兩種場合下,意識都不過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確的(恰當的、十分確切的)反映”(《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18卷,第41頁)。這些論述同列寧那些為人所熟知的、但絕非簡化論的關於政治組織和革命理論的重要性的精心論證形成了鮮明對照。

  另一方面,某些解釋趨向於把上述空間觀念的諸“層次”加以區分,似乎這些層次竟是一些彼此外在並按先後次序出現的截然不同的“整體”和“領域”。例如,普列漢諾夫列舉了如下五種層次:(1)生產力的狀況;(2)由生產力所制約的經濟關系;(3)在既定的經濟“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社會政治制度;(4)生活在社會中的人的精神,它部分地直接決定於已有的經濟條件,部分地決定於在這些經濟基礎上產生的整個社會政治制度;(5)反映這種精神特征的不同意識形態(見“參考書目”⑤,第70頁)。然而,這種空間與順序相結合的結構,卻未能表達這樣一個關鍵性的事實,即所有這些“層次”都來自人的實踐活動。這些不同的社會“層次”被看作是互不相關的現成“實體”,而對於社會總體是如何出現的問題卻不作解釋。如果這樣提出問題,那麽基礎起決定作用的觀點就難以解釋了。作為客觀事物的經濟究竟是怎樣創造出作為另一種客觀事物的藝術或理論呢?

  最後,基礎和上層建築的比喻不能表達一種確切的含義。這部分是由於人們同時要求它起兩種作用:既要描述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特定的社會層次的發展,又要說明其中的一個層次如何決定其他的層次。執行第一個職能看來是恰當的;這就是說,它有助於描述制度上的差異的發展情況以及特定的實踐領域——經濟的、政治的和知識的領域——的發展情況。這些特定的實踐領域是由特殊的機構所支配的。然而,它看來卻不那麽適合於用來解釋政治和社會意識的決定作用,或者用以說明作為社會整體的組成部分的每一層次的產生,這是因為只要它還勢必成為一種靜止的觀念的時候,它就傾向於把一些動態領域——諸如階級鬥爭或實踐——歸結為一種跟其他層次相脫離的層次。於是,上層建築由基礎所決定的觀點也就成為因果關系的外在模式。


參考書目

①斯圖亞特·霍爾:《對“基礎和上層建築”比喻的再思考》,載J.布盧姆菲爾德編《階級、領導權和政黨》一書,1977年英文版。
② 佐爾格·拉林:《馬克思主義和意識形態》,1983年英文版。
③列寧:《什麽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是如何攻擊社會民主主義者?》(1894年),1960年英文版。
④列寧:《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1908年),1962年英文版。
⑤格·普列漢諾夫:《馬克思主義基本問題》(1908年),1969年英文版。
⑥雷蒙德·威廉斯:《馬克思主義與文學》,1977年英文版。


鮑威爾,奧托

  1881年9月5日生於維也納,1938年7月4日在巴黎逝世。

  在維也納大學攻讀哲學、法律和政治經濟學。1904年,鮑威爾給卡爾·考茨基送了一篇有關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的文章,在《新時代》上發表,此後便經常為該刊撰稿。他曾應奧地利社會民主黨(SPÖ)領袖維克多·阿德勒的請求,寫了一本有關民族和民族主義問題的論著,該書於1907年出版,成為在這個問題上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同年,他任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議會書記,並跟阿道夫·布勞恩和卡爾·倫納一道創辦了該黨的理論刊物《鬥爭》,並任該刊主編。奧匈帝國崩潰後,鮑威爾曾在短期間(1918—1919年)出任外交部長。1919年他強烈地反對在奧地利進行布爾什維克式的革命(以匈牙利為模式)的思想。在以後幾年里,他制定出自己的“緩進革命”和“防禦性暴力”這樣一些概念,並按照這種精神發表了一部有關奧地利革命的巨著以及若幹篇對俄國革命進行分析的文章,其中最重要的幾篇收編為文集,譯成法文(見“參考書目”⑤)。在他的晚期著作中,有一部關於法西斯主義的著名論著(“見參考書目”④)和一部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資本主義經濟的合理化進行分析的著作(見“參考書目”③)。在1934年起義後,鮑威爾不得不離開奧地利,先是住在布爾諾(捷克斯洛伐克),後來移居巴黎(參看奧地利馬克思主義條目)。


參考書目

①奧托·鮑威爾:《民族問題與社會民主黨》,1907年德文版。
② 同上作者:《奧地利革命》(1923),1970年德文版。
③同上作者:《世界大戰後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第1卷:《合理化還是非合理化?》,1931年德文版。
④同上作者:《法西斯主義》(1938),載博托莫爾和古德合編的《奧地利馬克思主義》一書,1978年英文版。
⑤葉蓬·波爾代編:《奧托·鮑威爾與革命》一書,1968年法文版。
⑥尤利烏斯·布朗塔爾:《奧托·鮑威爾生平著作選》,1961年德文版。


本傑明,瓦爾特
1892年7月15日生於柏林,1940年9月27日在西班牙布港逝世。

  本傑明可能是屬於馬克思主義傳統的最重要的文化理論家,生前並不出名,他的影響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的時候廣泛傳播。可是,關於他的著述的確切含義是一直有爭論的,有一些人把他看作是超脫凡世以至賦有堪稱異才的悲劇性人物,另一些人則把他譽為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不移的支持者。

  在本傑明的最早作品中貫穿著對神學的深刻的興趣。他的第一篇主要文章是評論哥德的小說《親和力》,這篇文章的意圖是要用他自己的跡近清教徒主義的倫理來對抗20世紀初期文化理論中的非道德的象征主義。這種思想意圖在他的《德國悲劇的起源》這篇博士論文中,進一步發展為對精神生活中的那種不問政治的“禁欲主義”展開全面的批判,然而看起來卻是在反對17世紀路德教派的戲劇。這篇作品是本傑明在33歲的時候寫成的,最透徹地闡述了作者的理論觀點。然而,這篇東西也正如他所說的,“是我的德國文學階段的終結。”從20世紀20年代中期開始,本傑明幾乎把全部精力投入對馬克思主義對文化的理解問題進行研究,其出發點是認為學院式的文學史所提供的經典準則只能起很小的輔助作用。他的這種轉變也還受一個外來因素的影響,他的上述作品被法蘭克福大學所否決,從而使他想在大學里幹一番事業的希望破滅了。

  從1925到1933年間,本傑明主要靠寫新聞小品來維持生計,他開始跟布萊希特以及當時其他一些左翼知識分子密切交往。盡管他決定不參加共產黨,然而他在1926—1927年之交這個冬季里對莫斯科的訪問,確立並加深了他對新蘇維埃國家的文化生活的興趣。這反映在他這個時期寫的生動而帶有論戰性的文章(主要是評論)中。納粹的上台迫使本傑明離開柏林,並把他的新聞寫作的生計大部剝奪掉。然而,他從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那里獲得一些研究任務,依靠這項報酬以及其他小額的收入,得以在巴黎重新開始創作。在那幾年里,他在研究所的雜志上發表了許多主要的理論文章,其中第一篇的題目是《法國作家的目前社會狀況》。這篇文章分析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進步,他們正如本傑明本人一樣,從投身於純粹的文化先鋒隊伍轉而參與有組織的政治活動。他替研究所完成其他作品,則大都跟他以形象的方式、即所謂“連拱廊式”覆合結構的方式來闡述的法國19世紀思想意識形態史有關。其中包括《機械再生產時代的藝術作品》這篇著名文章,它闡明了這樣一種思想,即“藝術”是不能跟它的技術和社會階級環境分割開來的。本傑明這篇文章和論愛德華·富克斯一文中對技術(Technik)理論所作的發展,對於了解他所理解的關於思想和文化沒有獨立的歷史這一馬克思主義觀點,是很關鍵的。他所寫的關於鮑德萊爾的兩篇文章(當時只有《論鮑德萊爾的若幹動機》這一篇發表了),則把他對階級、技術和文化的理解融為一體,對法西斯主義和一般的反動意識形態進行比較廣泛的批判。本傑明在他晚期創作的這些非常傑出的文章中,大量地引用了弗洛伊德和法西斯人類學家路德維希·克拉格斯的著述。

  以上我們僅僅涉及本傑明本人提出發表的著作,這些論著給我們提供了他的思想順理成章地發展的情況。可是,在他逝世以後,出現了一股很大的壓力要把他從比較明確的馬克思主義的和布萊希特的立場(這是他很容易被歸並入的)中分離出來。本傑明的一些朋友,例如阿多爾諾和熱爾肖姆·肖勒姆,主要利用《德國悲劇的起源》一文中的一些費解的地方,以及主要是他早期創作的未發表的作品的章節,來把他說成是一位猶太神秘哲學家,說他的政治始終從屬於一種空想的彌賽亞主義。當然,從近年來發表的本傑明的主要著作來看,這種說法很難站住腳。不過,本傑明的最後一篇作品——《哲學史提綱》,確實很難把它解釋為具有馬克思主義的見解。這篇文章是他在1939年納粹德國和蘇聯簽訂條約後在精神上受到打擊的情況下寫成,它對參加有組織的政治活動完全抱悲觀的態度,把人的智力活動想象成為一種魔術般的回憶,並且把革命看作是在時間上的一種空想主義的停頓。然而,在本傑明的著作中出現的任何矛盾,都不能夠排除在其成熟時期的主要著作中所確立的以馬克思主義觀點對文化進行分析的基本原則。


參考書目

①《瓦爾特·本傑明全集》,1972年德文版。
② 同上作者:《啟明錄》,1973年英文版。
③同上作者:《德國悲劇的起源》,1977年英文版。
④同上作者:《了解布萊希特》,1977年英文版。
⑤同上作者:《單行道及其他作品》,1979年英文版。
⑥朱利安·羅伯茨:《瓦爾特·本傑明》,1982年英文版。
⑦熱爾肖姆·肖姆勒:《瓦爾特·本傑明——一段友誼的歷史》,1982年英文版。
⑧里查德·沃林:《瓦爾特·本傑明——一種贖罪的美學》,1982年英文版。


貝納爾,約翰·德斯蒙德
1901年5月10日生於愛爾蘭蒂珀雷里郡內納赫,1971年9月15日在倫敦逝世。

  貝納爾由於學識淵博並對自然與社會現象具有深邃的洞察力,因而被他的朋友和崇拜者稱為“聖人”。有一位還把他叫做“萬事通”。他是20世紀30年代“紅色科學院”中的佼佼者,雖然對此還有爭議。他在論證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概念方面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用,特別是在英國和蘇聯。作為一個科學家,他在X射線晶體學方面作出重要貢獻,此項成果有助於奠定分子生物學的基礎。跟他的發現同樣重要的是他本人所起的催化作用,他有兩名學生(多羅西·霍普金和麥克斯·佩魯茨)是諾貝爾獎金的獲得者。貝納爾是皇家學會會員和倫敦伯克貝克學院的教授,他既是斯大林獎金(後來從策略上考慮改為列寧獎金)的獲得者,又是美國棕櫚自由勳章的獲得者。也許由於他的想象力過於奔放,他不能夠像人們通常所設想的那樣長期和深入地集中鉆研某一個專門的問題,以便取得最高的科學成就。然而,他在解決覆雜的問題方面所采取的方法,卻使他能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軍事行動的科學方面作出貢獻,這特別是表現在策劃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海岸進攻即D日的聯合行動中。

  20世紀20年代初期,貝納爾在劍橋大學加入共產黨,他非常積極地在科學家當中宣傳馬克思主義思想。1931年,蘇聯代表團出席了在倫敦召開的科學技術史國際會議,這件事使他受很大的影響。在那次會上,布哈林和其他一些人雄辯地論證了應當把科學跟生產的發展聯系起來看,從而一反通常認為科學具有自供自給的性質這種信念。於是,貝納爾便以最大的熱情、像著了迷一般地去闡明科學緊密地反映經濟發展這一觀點,也許更有意義的是,他還認為應當把科學看作是對社會政策的先導。他寫了許多文章和書籍,其中最有影響的是《科學的社會職能》(1939年)和《歷史中的科學》(1954年)這兩部著作,它們始終被看作是用正統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考察這些問題的典範論著。出現了“貝納爾主義”,它的含義是:如果由資本主義以及其他非社會主義的社會經濟形態所造成的種種歪曲可以被消除的話,那麽社會就可以沿著由科學合理性所決定的路線前進。科學既是照耀著通向共產主義道路的燈塔,又是進步的發動機;貝納爾認為,在社會主義國家里,正在“對科學進行徹底的改造,這種改造使科學得以向全體人民開放,從而必定會給這些國家帶來巨大的新的力量”(見“參考書目”②,第900—901頁)。他的觀點當時在英國和蘇聯都很有影響,並且在蘇聯的影響還持續了一段時間。可是,他對冷戰和蘇聯制造的李森科主義這一事件抱有反感。他發現他自己很難把對蘇聯的進步模式的忠誠,跟斯大林主義和對科學研究的可怕的破壞(特別是在他的生物學這個專業領域中)協調起來。他曾經把蘇維埃國家作為好比是一種完美無缺的力量源泉來加以維護,而如今他越來越看到適得其反的東西。他從來沒有公開地反對正統的共產主義,但隨著在考察科學的社會關系方面的其他方法的出現(這些方法對資本主義社會和名義上的社會主義社會中科學技術合理性的作用,都持批判的態度),他在英國的影響日益降低。貝納爾對於在英國學術協會中建立起科學社會關系這一研究專題起了主要的作用,他在帕格沃希會議上的表現也很活躍。然而,在1949年,出於冷戰的原因,他被撤去在英國學術協會理事會中的職務。他在提倡科學的工聯主義方面的表現也很積極,並在建立英國科學社會責任協會中起了重要的影響作用。

  20世紀的馬克思主義毫不含糊地把科學看作是一種進步的力量,而貝納爾則在確立這種態度上起了帶頭作用,可是,以後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在對待專家的作用和他們的研究成果上所持的態度,卻很曖昧。直到最近,科學家們一般仍然認為科學從相對上說不那麽容易引起爭議,然而對貝納爾主義和正統馬克思主義持批判態度的人,卻越來越堅持認為,把科學本身運用來解決社會組織的問題,但卻把政治問題和應估價的問題分開或是弄得含含糊糊,那只能是回避問題。社會價值、優先權以及責任等問題,都應當在總的文化範疇內按照他們本身的要求來提出,而不需要交給一個新的官僚階層或專家團體來處理。


參考書目

①約·德·貝納爾:《科學的社會功能》(1939),1967年英文版。
② 同上作者:《歷史中的科學》(1954),1969年英文版。
③尼古拉·布哈林等:《科學在十字路口上》(1931),1971年英文版。
④莫里斯·戈德史密斯:《聖人約·德·貝納爾生平》,1980年英文版。
⑤莫里斯·戈德史密斯與A.L.麥凱合著:《科學之科學》,1966年英文版。
⑥多羅西·霍格金:《約·德·貝納爾——皇家學會會員對其生平活動的回憶錄》,1980年英文版。
⑦卓納森·羅森赫德等:《科學在十字路口上——50年來對激進科學之回顧》,1982年英文版。
⑧加里·威爾斯基:《可以看見的學院》,1978年英文版。
⑨羅伯特·M·楊格:《貝納爾的問題的關聯性》,1980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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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施坦,愛德華

  1850年1月6日生於柏林,1932年12月18日在柏林逝世。

  伯恩施坦是一個猶太人火車司機的兒子,從1866年至1878年在銀行里工作。1871年,他加入德國社會民主工黨(愛森納赫派),並在馬克思特別是恩格斯的影響下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這兩個人他都是在1880年結識的。從1881年到1890年,伯恩施坦任黨的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編輯(該報是俾斯麥實行反社會黨人法時期的一份非法刊物),這份報紙最初在蘇黎世,繼而在倫敦發行。伯恩施坦從1880年起住在倫敦,直到1901年才回德國。在倫敦,他成為恩格斯的一個親密的朋友,恩格斯使他成為自己的代筆人。同時,伯恩施坦還跟費邊派發生聯系並接受他們的影響。

  從1896至1898年間,伯恩施坦在《新時代》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企圖對馬克思主義中他所認為的過時的、教條的、非科學的以及含糊不清的因素進行修正,同時卻否認他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內核。1899年,他在《社會主義的前提》一書中以最透徹的形式闡明了自己的思想。在這部經典的修正主義的主要著作里,他對馬克思關於工業不斷集中和經濟危機不斷尖銳的預言以及工人階級不斷貧困化的理論提出質疑。“一種反對資本的剝削傾向的社會反作用……愈來愈使更多的經濟生活領域受到它的影響”。他主張工人階級要爭取一種“不斷的前進”的前景來防止“一場災變”。工人階級要奪取政權,就必需擴大自己的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以逐步地“朝著民主的方向來改造國家”,他反對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參看有關條目)的想法,號召社會民主黨要“表現為它今天實際上的那個樣子,即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改良政黨”。他寫道:“對我來說運動就是一切,人們通常所說的社會主義最終目的算不了什麽。”盡管歷次黨代表大會對伯恩施坦的觀點進行譴責,然而他在1902—1906年、1912—1918年、1920—1928年間,仍然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國會中的代表。他在以後的作品和講演中,擴大了對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批判,並采取了新康德主義的立場(參看康德主義和新康德主義條目),從這種立場出發,他主張把社會主義建立在倫理的基礎之上。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伯恩施坦呼籲實行和平解決,並在1915年12月投票反對軍事預算。在脫離社會民主黨後,他於1917年參加了更為偏向左翼的獨立社會黨(USPD)。戰後他又重新加入社會民主黨,並於1920—1921年間參加起草該黨的綱領。

參考書目

①愛德華·伯恩施坦:《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1899),1961年德文版。
② 愛德華·伯恩施坦:《克倫威爾與共產主義——英國大革命中的社會主義與民主》(1895),1980年英文版。
③G.D.H.柯爾:《社會主義思想史》,第3卷,1956年英文版。
④盧西奧·科萊蒂:《伯恩施坦與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1968),載《從盧梭到列寧》一書,1972年英文版。
⑤彼得·蓋伊:《民主社會主義的窘境——愛德華·伯恩施坦對馬克思的挑戰》,1952年英文版。
⑥卡爾·考茨基:《伯恩施坦與社會民主黨的綱領——一個反批評》,1899年德文版。
⑦羅莎·盧森堡:《改良還是革命?》(1899),載瑪麗—艾麗斯編《羅莎·盧森堡言論集》,1970年英文版。
⑧保羅·M·斯威齊:《資本主義發展的理論》,1949年英文版。


布朗基主義

  這指的是法國偉大的革命家路易—奧古斯特·布朗基(1805—1881)的主要政治學說。布朗基繼承了巴貝夫和邦納羅蒂的密謀傳統,他的目標是要組織一個比較小的、實行集中制和等級制的精英人物集團來舉行一次起義,以便用他們自己的革命專政來取代資本主義國家政權。由於布朗基認為階級社會和宗教的長期奴役使得大多數人不能認清自己的真正的利益,因此他反對立即進行普選,而是等到人民在他們的專政(以巴黎為基礎)條件下經過長期的再教育以後再進行。在共產主義的條件下,最後將會“沒有政府”(見“參考書目”①)。

  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讚揚布朗基,認為他是一位英勇的革命領袖。他們曾兩度跟布朗基的支持者發生短暫的聯系,一次是在1850年(見“參考書目”⑦),另一次是在1871—1872年,即在巴黎公社以後,而在這以前馬克思曾試圖把布朗基引進第一國際,但沒有成功。不過,馬克思和恩格斯反對那種試圖人為地預先制造革命發展過程的“革命的煉金術士”的密謀行徑(見1850年第4期《新萊茵報》的評論)。跟布朗基相反,他們把無產階級運動看成是“絕大多數人的自覺的、獨立的運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62頁),這種運動完全依靠工人階級由於他們的聯合行動和共同探討而勢必帶來的智能的發展。恩格斯、伯恩施坦以及其他一些人曾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合寫的《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1850年3月)帶有濃厚的“布朗基主義”色彩。然而,《告同盟書》認為德國革命的下一階段是要幫助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取得政權,而工人階級在他們自己取得政權之前必須經歷一條“較長的革命發展道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91頁)。

  有這樣一種普遍的看法,即認為布朗基創造了無產階級專政這個術語,而馬克思則是從他那里借用過來,這是沒有根據的。不僅多曼熱(見“參考書目”④,第171頁)和施比策(見“參考書目”⑧,第176頁)都認為布朗基從來沒有使用過這樣一個詞,而且恩格斯也極力強調馬克思主義的這一概念跟布朗基所設想的革命專政之間的根本區別。恩格斯寫道:“由於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象成由少數革命家所實現的突然變革,自然也就產生了起義成功以後實行專政的必要性,當然,這種專政不是整個革命階級即無產階級的專政,而是那些實現了變革的少數人的專政,而這些人又事先服從於一個人或者幾個人的專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589頁)。

  無論在1917年十月革命以前和以後,“布朗基主義”都被孟什維克(特別是普列漢諾夫)用來對列寧進行攻擊。當代一些作者認為,“列寧的行動指南基本上源自由特卡喬夫[19世紀的民粹主義者]用俄國詞句來表述的雅各賓—布朗基主義的傳統”(見“參考書目”⑥,第170頁)。然而,列寧在1917年4月則是否定了布朗基主義,說它是依靠少數人奪取政權。我們完全不同。我們暫時還占少數,但是認識到了解到必須爭取多數(參看《關於目前形勢和對臨時政府的態度的報告》)。布爾什維克宣稱他們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已經贏得大多數人的支持。盡管他們的反對者對此持有異議,但是毫無疑問,由於廣大的工農兵群眾通過蘇維埃參加了布爾什維克的革命,從而使這次革命跟布朗基主義的革命模式迥然不同。


參考書目

①賽米爾·伯恩施坦:《奧古斯特·布朗基與起義藝術》(1970),1971年英文版。
② 《路易—奧古斯特·布朗基文選》,1956法文版。
③G.D.H.柯爾:《社會主義思想史》,第1卷:《先驅者》,1956年英文版。
④莫里斯·多曼熱:《奧古斯特·布朗基的政治思想和社會思想》,1957年法文版。
⑤哈爾·德雷偑爾:《馬克思與無產階級專政》,1962年英文版。
⑥威廉·費施曼:《起義者》,1970年英文版。
⑦梁讚諾夫和大衛·波里蘇維奇:《論馬克思與布朗基的關系問題》,1928年德文版。
⑧阿蘭施比策:《路易—奧古斯特·布朗基的革命理論》,1957年英文版。


布洛赫,恩斯特

  1885年7月8日生於路德維希港。1977年8月3日在斯圖加特逝世。

  跟他的朋友盧卡奇和本傑明一樣,布洛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恐怖的驅使下轉向馬克思主義的,他把馬克思主義看作是足以防範使人類遭受毀滅的世界末日大決戰的手段。在納粹統治時期,布洛赫流亡在美國。後來,他試圖在民主德國尋找落腳點,可是由於他的非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在那里只博得很少一點同情,便在1961年離開,在圖賓根度過余生。但從那時候起,他成為一個有很大影響的人物,其影響範圍大大超出了馬克思主義這個領域。

  布洛赫的散文式的、沒有系統的馬克思主義,從最好的意義上說,也只是布道說教,而不是據理分析。他的學說的核心是一種世俗化的彌賽亞主義,即猶太教的關於贖罪始終可能在我們這個時代和這個世界上實現的學說。他相信,一個經過“贖罪”的世界,必不可免地會跟現今這個世界根本不同,從這個意義上說,那個世界會是一個“烏托邦”,然而,它是有可能實現的,而一個人大可不必沈溺於基督教的關於死亡和再生的未世學。這種論題,首先見於《烏托邦的精神》一書(1918年),並在《希望的原則》一書(1959年)中得到充分的發展。在這里,布洛赫重覆亞里士多德的兩分法,即所謂潛力(實物)和行動(理念),設想潛力能夠在一個充滿理智的光輝的世界中逐步得到實現。因此,原基的事物乃是宇宙的第一本源這種經院式的理論,在這里是同我們歷史的發展平行地得到闡明,而不是跟一個不能達到的天堂垂直地聯系起來進行闡明。馬克思主義本身是這個過程的歷史“外表”的一個部分。例如,在他寫的關於托馬斯·閔采爾這本書中,布洛赫把16世紀的再洗禮革命視為只有今天才在布爾什維克革命中得到充分實現的那種事物的前身。布洛赫認為歷史是一種“堅持不斷的啟示”,它激勵著當前的鬥爭。這種論調也在瓦爾特·本傑明在1940年寫的《提綱》中得到呼應。


參考書目

①瓦爾特·本傑明:《歷史哲學提綱》,載於《啟明錄》一書,1940年英文版。
② 《恩斯特·布洛赫全集》,1967年德文版,參看其中如下著作:
《烏托邦的精神》(1918)
《革命神學家托馬斯·閔采爾》(1921)
《希望的原則》(1959)
③同上作者:《論馬克思》,1971年英文版。
④韋恩·哈德遜:《恩斯特·布洛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1982年英文版。


布爾什維主義

  布爾什維主義這個術語雖然經常被人們作為列寧主義的同義語來使用,但它指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實踐或運動,而列寧主義則是對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分析(包括理論與實踐)。布爾什維主義這種政治傾向的奠基人是列寧,可是它也是被許多馬克思主義者(斯大林、托洛茨基、毛澤東)所采納的實行社會革命變革的一種方法。布爾什維主義是在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RSDLP)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誕生的。從那時候起,列寧已經認識到布爾什維主義是作為“一種政治思潮和一個政黨”而存在。在代表大會討論黨章第一條時,列寧和他的支持者圍繞著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黨員條件問題跟馬爾托夫實行分裂。列寧主張黨員應當是積極的和政治上可靠的,而不是象當時其他社會民主黨那樣把黨建立在職工會的基礎上,並且不要求黨員在組織上參加黨。在這個問題上所引起的分裂把該黨分為兩翼:布爾什維克(即“多數派”,源自俄語большинство一詞)和孟什維克(即“少數派”,源自俄語Мельшинство一詞)。只是到了第七次黨代表大會(1917年4月),布爾什維克一詞才出現在黨的名稱上——“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從1918年3月起,該黨改稱為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1925年12月,該黨又一次改稱為聯盟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從1952年起,黨的名稱最後改為蘇聯共產黨,不再標上布爾什維克這個詞。

  布爾什維克的立場是建立在一種政治戰略的基礎之上,這種戰略強調作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或領導者的馬克思主義政黨要積極參加政治。黨要由獻身於“社會主義革命”的、有戰鬥力的、積極的馬克思主義者組成,至於那些僅僅同情社會主義思想而並不積極的黨員,則應被排除出黨。黨在跟資產階級(以及其他從事壓迫的統治集團,如專制制度)進行革命鬥爭中負有領導的任務;此外,它還有一個重要作用,就是把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和革命經驗灌輸給群眾,因為根據布爾什維克的觀點,群眾是不會自發地接受一種具有階級覺悟的政治觀的。這是一種“新型”的黨,它的決策是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礎之上。黨員參與政策的制定和領導人的選舉。但是政策一旦決定,全體黨員就有義務執行並且必須對黨的領導保持完全的忠誠。人們認為,只有這樣,黨才能成為無產階級跟資產階級進行革命鬥爭的有力的武器。列寧所設想的黨組織的模式,是適合於沙皇俄國的政治壓迫條件的,至於生活在比較自由的社會里的布爾什維克黨人,則比較強調民主的因素。這也就使得在布爾什維主義內部的集中主義成分和民主主義成分之間存在某種分歧以至緊張的狀態,這兩者都有各自的積極份子,他們都強調各自的概念是可行的。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在1917年成功地奪取政權,在其他社會黨中引起了反響。共產國際在1921年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便以二十一條作為吸收成員的條件,從而使該國際得以按俄國黨的模式組織起來(見“參考書目”①)。此後,布爾什維主義便成為一種具有國際規模的運動。

  隨著斯大林在蘇維埃俄國的上台,布爾什維主義又跟他的政策聯系在一起。高速度的工業化,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集中化的國家機器,農業集體化,以及其他各國共產黨的利益服從於蘇聯黨的利益。在斯大林統治時期,賦予體現為國家的上層建築(見基礎與上層建築條目)以重要的作用,斯大林設想國家會通過社會主義工業化來建立起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而當這個目標在1936年蘇聯宣告實現後,斯大林便采取了一種經濟主義的觀點來看待社會主義,他認為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築將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而發展。斯大林還把蘇維埃國家看作是工人階級(全世界的)的政治表現。因此,從斯大林所提供的形式來看,布爾什維主義則是一種經濟主義的建設社會主義的觀點跟一種工具主義的政治觀點的結合。

  當蘇聯領導人把布爾什維主義看作是一種統一的政治運動時,這個運動的內部也就出現了若幹重大的分歧。主要的分歧見諸於托洛茨基及其第四國際的追隨者(見托洛茨基主義條目)的政策以及毛主義的理論。第四國際在嚴格地維護黨的絕對領導原則的同時,要求黨員在更大程度上參與黨的領導並對黨的領導實行更有效的監督作用。它把斯大林式的布爾什維 主義視為由一些領導人對工人階級實行非法統治的“退化現象”。此外,第四國際強調資本主義的世界性,認為社會主義不可能“在一國內”建成。因此,布爾什維主義運動的領導者應當為世界革命創造條件,而俄國革命則被解釋為實現這一目的的手段。至於毛主義者的主要貢獻,則在於強調上層建築的變化的作用,這種變化可以不依賴於基礎的變化,它對於社會主義的進化是必要的。不像蘇聯黨所強調的那樣,毛主義者並不認為社會關系要隨著生產力發展的變化而改變,而是強調甚至在經濟達到高度成熟的水平之前就要在人民當中建立起社會主義關系的重要性。這種關系應當表現在群眾的直接參與作用,以及縮小各類工人之間、幹部和群眾之間的差別。同時還大力強調了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國家在意識形態方面的作用,即鏟除資本主義的傾向和培育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思想。

  跟布爾什維主義相對立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已經對這種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從根本上進行了批判。羅莎·盧森堡從原則上反對一種集中制的黨組織和黨的絕對領導的思想,認為這會束縛工人階級的革命積極性。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前跟列寧處於對立地位時,也聲稱黨有取代工人階級之虞。孟什維克則采納一種比較漸進的馬克思主義,他們把布爾什維克的革命理論和策略視為一種早熟現象,並且認為革命變革只能通過以職工會為基礎的社會黨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里實現。在布爾什維克統治下的社會里,國家所起的主宰作用可以看作是生產力落後和人民群眾缺乏足夠的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自覺性的結果。從這種觀點來看,布爾什維主義是唯意志論的,在政治上則是機會主義的。至於共產主義國家和這些國家以外的布爾什維克黨的正統觀點,則仍然認為布爾什維主義是工人階級取得和鞏固政權的唯一正確的策略,雖然這種概念近年來已經越來越多受到歐洲共產主義的代表人物的批評。


參考書目

①E.H.卡爾:《布爾什維克革命(1917—1923)》,1953年英文版第1卷。
② P.科里根,H.R.拉姆塞,D.塞邦斯:《社會主義建設與馬克思主義理論——布爾什維主義及其批判》,1978年英文版。
③N.哈定:《列寧的政治思想》,1977年英文版。
④B.克內—巴茲:《列甫·托洛茨基的社會政治思想》,1978年英文版。
⑤D.S.萊恩:《列寧主義——一種社會學的解釋》,1981年版。
⑥列寧:《怎麽辦?》(1902),1961年英文版。
⑦喬·盧卡奇:《列寧》(1924),1970年英文版。
⑧羅·盧森堡:《列寧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載《俄國革命與列寧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一書。
⑨A.G.邁耶:《列寧主義》,1957年英文版。
⑩斯大林:《列寧主義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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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拿巴主義

  這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指的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一種政治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國家的行政部分歸一個人來統轄,它對國家的所有其他部分實行獨裁的權力,並淩駕於社會之上。因此,波拿巴主義乃是近年來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論著中稱之為“相對自治”的那種東西的極端表現(見“參考書目”③)。在馬克思一生中所見到這種政治制度的主要例證,便是路易·波拿巴的制度。路易·波拿巴是拿破侖第一的侄子,他在1851年12月2日政變後成為拿破侖第三。這個事件使馬克思寫出了他的最重要、最光輝的歷史著作之一——《霧月十八日》。至於恩格斯,他也相當注意俾斯麥在德國的統治,並且發現俾斯麥的制度跟波拿巴主義有許多相似之處。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波拿巴主義是這樣一種形勢的產物,那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統治階級已經不能依靠立憲和議會的手段來維持其統治,而工人也同樣不能確立自己的主導地位。在拿破侖第三的第二帝國由於普法戰爭的失敗而崩潰以後,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指出,波拿巴主義“是在資產階級已經喪失治國能力而工人階級又尚未獲得這種能力時唯一可能的統治形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74頁)。同樣地,恩格斯在《家庭的起源》一書中談到國家一般是統治階級的國家時說;“但也例外地有這樣的時期,那時互相鬥爭的各階級達到了這樣勢均力敵的地步,以致國家權力作為表面上調停人而暫時得到了對於兩個階級的某種獨立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6頁)。這些論斷都強調指出了波拿巴國家的高度獨立性,但它的獨裁的性質也是同樣值得強調的。

  波拿巴的國家的獨立性及其作為鬥爭著的階級的“表面中介人”的作用,並沒有使它——用馬克思的話來說,——“懸在空中”。馬克思還說,路易·波拿巴“代表”法國人數最多的一個階級——小農,這可以理解為他指的是路易·波拿巴聲稱自己代表該階級,並得到它的支持。然而,正如馬克思進一步指出的,路易·波拿巴還宣稱他代表社會上一切階級。事實上,波拿巴國家的真正任務是保障資產階級社會的安全和穩定,並使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成為可能。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論述波拿巴主義類型的國家的著作中,還突出了這樣一個重要概念,即國家在什麽程度上代表了那些實際上管理著國家的人們的利益。在《霧月十八日》中,馬克思談到:“這個行政權力有龐大的官僚機構和軍事機構,有覆雜而巧妙的國家機器,有50萬人的官吏隊伍和50萬人的軍隊,——這個儼如密網一般纏住法國社會全身並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機體……”(《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91頁)。實際上,正如馬克思在《內戰》中所承認的那樣,波拿巴的國家並沒有阻塞法國的一切毛孔;因為,——馬克思在那里寫到,——在它的統治下,“資產階級免除了各種政治牽掛,得到了它自己也夢想不到的高度發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74頁)。但這種論斷並不背離這樣一種觀點,即半獨立的波拿巴國家試圖為其本身的利益和資本的利益服務。


參考書目

①哈爾·德拉佩爾:《卡爾·馬克思的革命理論》第1卷,《國家與官僚機構》,1977年英文版。
② 尼古斯·普蘭查斯:《政治權力與社會階級》,1973年英文版。
③馬克西來利安·盧貝爾:《面對波拿巴主義的卡爾·馬克思》,1960年法文版。



資產階級

  恩格斯對資產階級的表述是:“大資本家階級,現在他們在所有文明國家里幾乎是一切生活資料以及生產這些生活資料所必需要的原料和工具(機器、工廠)的獨占者”(《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11頁);還有,“資產階級是指占有社會生產資料並使用雇傭勞動的現代資本家階級”(《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50頁)。從這個意義上說,資產階級是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並且掌握國家機器和文化成果的階級(參看統治階級條目),它跟工人階級互相對立,互相沖突。然而在現代社會的這“兩大階級”之間,還有“中間的和過渡的階層”,馬克思還稱之為中間等級。

  過去一百年來,對資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研究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個問題是關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分離的程度(即兩極分化),以及關於它們之間的階級沖突的強度。在這個問題上有不同的意見,有些人非常重視新生的中間階級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政治自由化所起的社會和政治作用;另一些人則強調中間階級的“無產階級化”,並且認為政治鬥爭在性質上沒有發生多大的變化。另一個大問題是關於在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里資產階級的本質和作用。特別是,一方面隨著股份公司的大規模發展,另一方面由於國家所進行的幹預,經理和國家高級官員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像“經理革命”的鼓吹者所說的那樣並入了“大資本家”的行列或是取代了他們,從而成為社會的統治集團?馬克思主義者對這種情況所進行的分析結果也迥然不同,主要有以下兩種觀點:

  普蘭查斯(見“參考書目”③)從分析資產階級的定義著手。他對資產階級下的定義不是以財產所有權這種法律範疇為依據,而是以“經濟所有權”(指對生產資料和產品的實際管理)和“支配權”(指運用生產資料的能力)為依據。根據這些標準,經理是由於他們行使資本的職能而屬於資產階級,而不論他們在法律上是否是資本的所有者。這種分析有一個問題,那就是很容易推斷出在現存的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經理和黨的官員這一統治集團也是資產階級,這樣的話,資產階級這個術語也就失去任何精確的歷史的和社會學的含義。在對待高級官員(以及一般的國家官員)方面,普蘭查斯則是按照他們同國家機器的關系歸為一類,而不太注意這一事實,即國家在生產中作用的提高而使一些官員的職能轉化為經濟管理的職能。

  另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對這些現象所作的分析(主要是希法亭在《有組織的資本主義》中所作的研究)則大不相同,他們把股份公司的增長和國家經濟活動的急劇擴大看作是資本主義一個主要變化,認為它推動資本主義沿著社會主義的道路向前發展。但據希法亭看來,這種漸進的經濟社會化,只有通過把政權從資產階級那里拿過來,並且把由大公司所組織和計劃的經濟轉變為由民主國家計劃和管理的經濟,才能完成。近來發表的一些研究成果則同這種概念相去甚遠, 奧菲認為“社會不平等的新形式的縮減已不再跟從經濟上劃分的階級關系直接聯系”;“關於統治階級從結構上形成特權利益的說法這種老框框”;應當被對制度問題的處理進行分析這一新的準則所代替,而對這些問題的處理“已經成為超越各種特殊利益的、絕不可偏離的一個目標”(見“參考書目”②)。屬於後來的法蘭克福學派的一些“批判理論家”也持有類似的觀點,他們所集中強調的是官僚和技術的統治,而不是資產階級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的統治。

  那些強調生產資料的法律上的所有制仍然具有重大作用的馬克思主義者,對資本主義的新近的發展進行了迥然不同的分析。例如,曼德爾(見“參考書目”①)透過多國公司和銀行(參看金融資本條目)的活動來對資本主義的國際集中化現象進行分析,認為一種新的、跨國的資產階級國家政權有可能伴隨著這種現象而出現。他接著考慮了國際資本與民族國家之間關系的幾種可能的表現,其中包括在西歐建立起一個跨國的帝國主義國家,而這種國家已經在歐洲經濟共同體中形成輪廓。根據這種觀點,資本主義在1945年後的發展的最大特點,就是形成了一個國際資產階級。人們比較普遍地認為,在大股份公司中法定所有權與經濟所有權之間存在部分脫節的現象,然而“形式上的法定所有權一般仍然是經濟所有權的必要條件”(見“參考書目”⑤);或者,換句話說,“所有權跟管理權脫節”的程度被大大地誇張了,實際上“有產階級”仍然在主宰著經濟。(見“參考書目”④)


參考書目

①厄內斯特·曼德爾:《晚期資本主義》,1975年英文版。
② 克勞斯·奧菲:《政治權力和階級結構——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1972英文版。
③尼古斯·普蘭查斯:《當代資本主義的階級》,1973年英文版。
④約翰·司各脫:《股份公司、階級和資本主義》,1979年英文版。
⑤埃里克·奧林·萊特:《階級、危機和國家》,1978年英文版。


布萊希特,貝托爾特

  1898年2月10日生於奧格斯堡,1956年8月14日在柏林逝世。

  布萊希特是劇作家、詩人和戲劇理論家,從他的創作生涯一開始,他就是一位熱情奔放、富於創造的“被詛咒的詩人”,他喜歡寫美國的事情(見《關於可憐的B.B.》、《太陽神》、《城市叢林》等作品),並且試圖把德國劇壇從感傷主義和表現主義的泛濫中解救出來。

  魏瑪共和國的經濟危機給布萊希特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在1928年下決心去創造一種“科學時代的戲劇”。他認為,超然冷漠、引人入勝而又發人深思的腳本、編導和表演,能夠刻畫出當代社會的矛盾;在這個社會中,個人是無能為力的(“一個人什麽也不是”——劇本《一個人就是一個人》的主題),而只有通過新的方法來進行思考、組織並產生效率,也就是當“人幫助人”的時候(《巴登學藝》一劇的主題),才能夠使被資本主義的盲目自我追求弄得野蠻不堪的生活煥然一新。

  博學多才而又對世事抱質疑態度的布萊希特,不僅持有上述的道德觀念,而且還通過終生學習馬克思的著作以及列寧的某些著作來豐富他的思想。在為《畜欄里的聖瓊》一劇的創作做準備時,他發現了《資本論》,他在1926年10月曾向E.豪普特曼(他的許多合作者之一)提到他“一定要把它全部弄懂。”20年後,他把《共產黨宣言》譽為“跟盧克萊修的《論物性》有異曲同工之妙,但卻是論述資產階級的條件違背天理人情的一部享有盛譽的佳作”(見“參考書目”⑩,第47、134頁)。

  布萊希特的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形成,一方面是受德國共產黨的科學主張的影響,另一方面則受一些被他視為朋友知交的知識分子導師的影響,在這些人當中主要有弗里茨·斯特恩堡、科爾施和本傑明。布萊希特反對阿多爾諾的辯證法,認為他不是plumpe(唯物主義的),他把法蘭克福學派這一集團諷刺為迎合資產階級時代的知識分子(見Tui—Roman,《杜蘭朵》)。布萊希特也不接受盧卡奇的在文學上的現實主義理論,認為這種理論不符合辯證法並傾向於壓制讀者的想象力和創造性(見《現實主義寫作方法的廣度和多樣性》一文),他還對盧卡奇在文學上和政治上行使莫斯科所賦予的權利表示嫌惡。

  布萊希特本人在蘇聯沒有什麽影響。他在那里的一些志同道合的藝術思想家,諸如他的朋友謝爾蓋·特列齊雅柯夫和導演V.邁爾霍爾德都被鎮壓了。在他活著的時候,只有《三分錢歌劇》這部作品在那里上演過。在希特勒上台以後,布萊希特從德國悄然流亡,他曾希望最後能在百老匯的商業舞台上獲得成功,然而,他既不去討好那些後台老板,又沒有讓美國的左派人士感到他有奇貨可居。在聖莫尼卡和紐約的那些年代(1941—1947),曾促使他的創作方法審時忖勢地進行滑行,而同時他的作品的感染力只是從夾縫中得到提高。回到歐洲以後,他依靠自己的公司——柏林劇團(由他的妻子、大演員海倫·威格爾領導)來促進戲劇和創作方法的發展。50年代期間,該團在法國、英國、意大利和波蘭等國所進行的巡回演出,給戲劇的實踐帶來肯定的效果。

  布萊希特立志要當後資本主義和後主觀主義戲劇界的馬克思。他用來闡明自己的實踐的秘方,也就是“史詩的”(後來又稱為“辯證法的”)戲劇觀念和在表演、導演、創作上的“間離”創造性技巧,這兩者都成為當代美學研究中的必讀材料。但是,布丁好壞,一嘗便知。象《母親》、《措施》、《大膽媽媽》、《阿圖羅·魏的發跡》、《高加索灰欄記》以及《伽利略傳》等劇作,都包含有內在的效果,當它們把觀眾陶醉在劇情中的同時,卻使他們獲得辯證地看待客觀現實的教益。


參考書目

①埃里克·本特利:《關於布萊希特的評論(1943—1980)》,1981年英文版。
② 《布萊希特戲劇集》,埃里克·本特利編,1961年英文版。
③《布萊希特論戲劇》,約翰·威列特編,1964年英文版。
④《布萊希特劇作選》,拉爾夫·曼海姆與約翰·威列特合編,1971年英文版。
⑤《布萊希特詩集(1913—1956)》,約翰·威列特與拉爾夫·曼海姆合編,1976年英文版。
⑥弗雷德里克·艾文:《貝托爾特·布萊希特》,1967年英文版。
⑦約翰·富濟:《布萊希特的本質》,1972年英文版。
⑧艾里卡·曼克:《布萊希特評論選》,1972年英文版。
⑨卡爾·H·舍普斯:《貝托爾特·布萊希特》,1977年英文版。
⑩克勞斯·費爾克爾:《布萊希特年表》,1975年英文版。
(11)約翰·威列特:《貝托爾特·布萊希特的戲劇》,1968年英文版。


布哈林

  1888年9月27日生於莫斯科,1938年3月13或14在莫斯科被處決。

  布哈林出身於一個教師家庭,1906年參加布爾什維克黨。在莫斯科三次被捕後,他於1911年逃亡國外,住在維也納,在那里對奧地利經濟學的邊際效用學說進行了批判性的研究(見“參考書目”②)。1914年,他從奧地利被驅逐到瑞士,在那里參加了1915年2月在伯爾尼舉行的布爾什維克的反戰會議。在這時期,他在民族自決權問題上跟列寧發生沖突,原因是列寧支持民族自決權。然而,列寧卻在1915年為布哈林的《帝國主義與世界經濟》一書撰寫了一篇推崇性的序言,布哈林在該書中斷言資本主義的國內競爭正不斷地被“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之間的鬥爭所代替。1916年,布哈林寫了若幹篇文章,這些文章認為有必要建立一個過渡性的無產階級國家,但卻主張“原則上對國家采取敵對態度”,同時譴責“帝國主義的強盜國家”,認為這些國家必須摧毀。這些思想起初遭到列寧的反對,可是次年卻反映在列寧所著的《國家與革命》中。

  在斯堪的納維亞和美國僑居一段時間後,布哈林在1917年5月回到莫斯科,那是在二月革命以後。他在十月革命發生的三個月以前被選進黨的中央委員會,直到1934年都是正式的中央委員,而從1934年到1937年則成為中央候補委員。布哈林從1917年12月到1929年4月一直擔任黨報《真理報》的主編。1918年,他成為“左派共產主義者”的領袖,反對跟德國人簽定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並號召進行一場革命戰爭。1920—1921年在關於職工會的作用的黨內辯論中,布哈林主張把職工會並入國家機器。1921年,在容許蘇維埃俄國內部開展自由貿易的新經濟政策實行以後,布哈林對他自己的思想進行了徹底的清理。從1922年末開始,他主張采取一種使俄國“長入資本主義”的漸進戰略。他最先設想了“社會主義在一國勝利”的理論,而這種理論卻在1924年12月由斯大林首先宣布出來,從而斯大林成為這種理論的最先的思想倡導者。布哈林還主張對農民作出讓步,主張擴大並平衡農民經濟與社會主義工業之間的交換。

  1928—1929年,斯大林放棄了這種政策,采取一種靠提高農民的“貢稅”來大大地加速工業化的政策,於是布哈林起來反對他。1929年,布哈林被公開攻擊為離經叛道者,並被撤去《真理報》編輯部的工作和他從1926年來就一直擔任的共產國際的工作,接著又被清除出政治局。

  從1934到1937年,布哈林任《消息報》的編輯。1935年,他在起草蘇聯的新憲法(1936年通過)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937年他被開除出黨。一年以後,在莫斯科的第三次大審判中,他以間諜和判國罪被判處死刑。他至今沒有得到平反,雖然在呼籲為他平反的人們當中包括西歐共產黨中的一些領導人。這些黨在近年來對他的思想予以關注(蘇共中央已於1988年2月4日為他平反——譯者注)。




參考書目

① 尼·伊·布哈林:《帝國主義與世界經濟》(1917—1918),1972年英文版。
② 尼·伊·布哈林:《有閒階級的經濟理論》(1919),1927年英文版。
③ 尼·伊·布哈林與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合著:《共產主義ABC》(1919),1968年英文版。
④ 尼·伊·布哈林:《改造時期的經濟學》(1920),1971年英文版。
⑤ 尼·伊·布哈林:《歷史唯物主義——一種社會學體系》(1921),1925年英文版。
⑥ 肯·科茨:《尼古拉·布哈林案件》,1978年英文版。
⑦ 斯迪芬·科恩:《布哈林和布爾什維克革命——一部政治傳略(1888—1938)》,1974年英文版。
⑧ 尼爾·哈定:《列寧的政治思想》,1981年英文版,第2卷第3、5兩章和結束語。
⑨ 悉尼·海特曼:《尼·伊·布哈林——一部帶注釋的傳記》,1969年英文版。
⑩ 莫希·列文:《蘇聯經濟辯論中的政治暗流——從布哈林到現代改良主義者》,1975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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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12 21:51:21 |显示全部楼层
官僚機構

  官僚機構問題從一開始就在馬克思主義思想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馬克思是憑他對摩塞爾地區饑饉時期國家行政機構運轉失靈的親身體會,形成了他的有關官僚機構的理論(參看他在1843年1月17、18、19日在《萊茵報》上發表的文章)。官僚機構這一概念,是他從存在於掌握權力的機構和從屬於這些機構的社會團體之間的官僚主義關系中引申出來的。他把這種關系稱為一種主宰著決策者本身的主要的社會關系。因此,在馬克思看來,一個官僚主義國家的行政機構,即使是懷著最善良的意圖、最充分的人性以及最大的智慧來行事,除了使日常生活中被稱為官僚主義這種現象一再重現之外,是不可能完成自己的實際任務的。這些機構是根據它們自己的特殊利益來行事的,然而它們卻把這些利益作為公共的或大家的利益來代表並強加給社會:“官僚機構掌握了國家,掌握了社會的唯靈論的實質,這是它的私有財產。官僚機構的普遍精神是秘密,是奧秘。保守這種秘密在官僚界內部是靠等級制組織,對於外界則靠它那種閉關自守的公會性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02頁)。

  盡管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官僚機構所進行的最初的批判是很激進的,但是他們對官僚機構的真正作用的估價決沒有擺脫種種設想,而這些設想並沒有被過去一個半世紀的歷史經驗所證實。馬克思無論在他的早期或晚期的著作中,都把官僚機構局限為國家的行政管理,並且認為生活(指生產和消費)始於權力消失之時。例如,在《霧月十八日》第7章中,他把法官的行政權力描繪為“有覆雜而巧妙的國家機器,有50萬人的官吏隊伍和50萬人的軍隊”,一個“儼如密網一般纏住法國社會全身並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機體”;而其效果則是:“每一種共同的利益,都立即脫離社會而作為一個最高的普遍的利益來與社會相對立,都從社會成員自己行動的範圍中劃分出來而成為政府活動的對象”,他並且得出結論說:“一切變革都是使這個機器更加完備,而不是把它毀壞”(《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91—692頁)。然而,從上世紀中葉以來,一種具有官僚主義性質的管理方式日益在經濟中產生影響,特別是在大工業企業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來沒有想象到工廠中的白領職工現在已經成為跟國家管理機關具有同等重要作用的社會關系的體現者。他們當時在寫到工業中職員和經理的日益增長的作用時,僅僅把它作為一個單純的、經驗性的事實來看待(“一個樂隊指揮完全不必就是樂隊的樂器的所有者”,《資本論》第3卷,第435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他們的另一個大錯誤是跟他們對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想象聯系在一起的。他們沒有考慮到即使在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以後,官僚主義的結構也還會繼續存在、不斷重現並且逐步占統治地位。他們的某些思想甚至為東歐國家的國家管理的辯護學說開辟了道路。例如,他們認為,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國民經濟會象一個大企業那樣進行運轉,而權威的原則無論如何必須加以維持(見恩格斯的《論權威》)。他們的關於由自由生產者組成社會的概念,跟他們關於官僚機構的早期觀點只發生支離破碎的聯系。

  在今天,形形色色、多種多樣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東方,都帶有以上兩種錯誤的痕跡。在高度工業化的西方社會里,官僚主義化的過程以各種不同的方式繼續著,並達到了高度的水平。在商業企業中,管理的權力擴大了,而國家行政機構對經濟決定的影響作用也大大地加強了。與此同時,工會和政黨的領導變得越來越官僚主義化。對於這些過程,馬克思主義未能及時地或是有效地做出反應。因此,對於這些變化進行分析,便主要留給其他學派的社會科學家去做了(從麥克斯·維貝爾和米歇爾斯開始,參看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家條目)。

  這一切對馬克思主義起了雙重的不良影響作用。一方面,在共產主義運動中依然保留著一種不合時宜的、浪漫主義的反資本主義傾向,這種傾向並沒有考慮到反官僚主義鬥爭的日益重要的意義。這種傾向是歐洲共產主義潮流(參看歐洲共產主義條目)的嚴重障礙,因為它阻礙了對西方現存力量對比關系展開現實主義的、批判性的社會主義分析。另一方面,在修正主義和改良主義的方針(即社會民主)中,這種情況則有利於一股官僚主義的而不是反官僚主義的潮流的興起。工業官僚主義的主要口號乃是“參與制”(即西德的Mitbestimmungsrecht——參與決定權),它實際上確保對各種工人運動實行幾乎是完全的控制。

  在東方,首先是俄國,新型的社會的經濟結構是在列寧主義的思想基礎上、作為馬克思主義的“東方大教派”的一種成果而出現的。但這種結構主要仍然具有反資本主義而不是反官僚主義的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類結構擴展到中歐和東歐的一些國家。在這些國家中,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廢除並沒有導致官僚機構的減少,事實上官僚機構甚至大有增加。這樣,盡管議會對國家行政機構的控制被取消了,盡管資本家對企業管理的控制也被取消了,但是卻沒有以非官僚主義的社會控制的新形式來代替它們。

  跟這種國家管理的模式相對立的,是南斯拉夫在1949年後所提出的自我管理的理論及其實踐。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理論也具有一種衛道的性質,它捍衛著這樣一種實踐,在這種實踐中,自治機構大都是在形式上起作用,而官僚主義機關才起著一種主宰的作用。因此,可以斷言,要使馬克思主義想在西方和東方覆興,其主要條件之一就是立即對官僚主義進行切中要害、卓有成效的批判(參看波拿巴主義;國家條目)




參考書目

① 安德拉斯·赫格杜斯:《社會主義和官僚主義》,1976年英文版。
② 羅莎·盧森堡:《俄國革命》(1922),1961年英文版。
③ 羅·米歇爾斯:《政黨》(1911),1949年英文版。
④ C.萊特·米爾斯:《白領》,1951年英文版。
⑤ 悉尼與比阿特里薩·維伯:《工業民主》,1920年英文版。
⑥ 麥克斯·維貝爾:《官僚主義》(1921),載《麥克斯·維貝爾選集》,H.H.格思與萊特·米爾斯合編,1947年再版。

資本

  在日常用語中,“資本”一詞通常用於表述個人所擁有的作為財富的資產。因此,資本可以表示為獲得投資收益率而投入的一筆金錢。也可以表示投資本身;代表對生產資料權益的金融證券、股票和股份,或物質生產資料本身。還有,所有者對之有合法權益的投資收益率,是以利息支付,還是表現為索取利潤的權利,均視資本的性質而定。資產階級經濟學對資本一詞的使用更為廣泛,還用它來表示任何一項可用作收入來源的資產,哪怕僅僅是潛在的資產也被看作資本;比如,一所房子就可以是個人資本的一部分,同樣,能獲得更高收入的專門訓練也可以是個人資本(人力資本)的一部分。因此,一般說來,資本是指可為其所有者不斷產生收益的資產(參看庸俗經濟學條目)。

  這種理解有兩個必然結果:第一,認為資本一詞適用於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各種社會,不是某個社會所特有的;第二,提出這樣的可能性,即作為無生命物的資本從不斷生成收益這一意義上來說,是具有增殖力的。馬克思主義的資本概念是建立在否定上述兩個結果之上的。資本,就其總的性質而言,是資本主義特有的現象;資本雖先於資本主義出現,但資本的生產卻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才占統治地位的,並支配其它一切形式的生產。不能離開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來理解資本(參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條目);實際上,資本根本不是物,而是以物的形式出現的社會關系。固然,資本的目的在賺錢,但“賺”錢的資產卻體現了擁有金錢的與沒有金錢的這部分人之間的特定的關系;這樣一種關系不僅是金錢“決定”的,而且也是造成這種情況的私有財產關系本身不斷再生產的結果。馬克思寫道:
  “資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會的、屬於一定歷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系,它體現在一個物上,並賦予這個物以特有的社會性質。……社會某一部分人所壟斷的生產資料,同活勞動力相對立而獨立化的這種勞動力的產品和活動條件,通過這種對立在資本上被人格化了。不僅工人的已經轉化為獨立權力的產品(這種產品已成為它們的生產者的統治者和購買者),而且這種勞動的社會力量及未來的……形式,也作為生產者的產品的屬性而與生產者相對立。因此,在這里,關於歷史地形成的社會生產過程的因素之一,我們有了一個確定的、乍一看來極為神秘的社會形式”(《資本論》第3卷,第920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因此,資本是一個覆雜的範疇,不是一個簡單的定義所能解釋得了的。馬克思著作的大部分就是致力於闡述資本的各種區分門類的。

  並非每一筆金錢都是資本。有一個把貨幣轉化為資本的特定過程。馬克思通過對流通領域中的兩種對應的轉化進行比較而探討了這一過程,出賣商品是為了購買另外的商品,而買進商品則是為了隨後出賣(參看商品條目)。如果以C表示商品,以M表示貨幣,則這兩個過程就分別表現為C—M—C和M—C—M。但後一個過程,只有在運動終結時的貨幣量大於運動開始時的貨幣量,才有意義;而如果假定商品的價值與其貨幣形式之間不存在隨行就市的波動,那末這一過程似乎也不可能有意義(參看價值和價格條目)。因為,如果交換不是等價的交換,那末價值就沒有因此而實現,而只是由受損的一方轉到獲益的一方;但如果是等價交換,那末就有一個如何賺錢的問題。馬克思是通過重點考察一種特殊的商品來解決這一明顯的矛盾的,這種特殊商品的使用價值具有能創造比它自身所有的更大的價值的特性,這種商品就是勞動力。勞動力的買和賣是通過工資進行的,而工人隨後生產的商品卻能賣出比投入的總價值——勞動力的價值加上生產過程中消耗掉的生產資料的價值——更多的價值。但是只有在工人可以自由出賣自己勞動能力時,勞動力才能成為商品,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消除封建制度對勞動力自由流動所施加的束縛,而且必須使工人同生產資料相分離,使他們不得不進入勞動市場(馬克思把這些歷史前提叫做資本的預先積累或原始積累)。

  因此,一系列獨特的C—M—C的交易過程就表示作為商品的勞動力為換取工資而被出賣,然後用工資去購買那些為工人的再生產所必需的各種商品。貨幣在這里根本不起資本的作用,相反,M—C—M的一系列交易過程則包括資本家用於投入的預付貨幣,這些投入然後變成產出,並賣得更多的貨幣。資本家的預付貨幣不同於工資,工資用於消費品上,因而全部消失了;而資本家的貨幣只不過是預付,它會以更大的數量重新出現。因此,在勞動力變成商品的歷史條件下,貨幣就變成了資本,而M—C—M這一交易過程則應正確地表述為M—C—Mˊ;這里的 Mˊ=M﹢△M ,△M就是剩余價值。M—C—Mˊ“因此……是直接在流通領域內表現出來的資本的總公式”(《資本論》第1卷,第177頁)。鑒於資本是一個價值增值的過程,所以資本有時被表述為“自行增值的價值”或“價值的自行增值”。資本是運動中的價值,而且自行增值的價值依次所采取的特定表現形式相應地都是資本的形態。如果把資本的總公式進一步表述為:

  

  那就易於理解了;這里的LP代表勞動力,MP代表生產資料,P是表示把投入C變成具有更大價值的產出Cˊ的生產過程,而M和Mˊ仍與以前的意義一樣。M和Mˊ都是貨幣資本,或以貨幣形式存在的資本;C是生產資本;而Cˊ是商品資本。這整個運動叫做“資本的循環”,其中資本是經過一系列變化的價值,它的每一個變化都與增值過程中的一定職能相適應。貨幣資本和商品資本與流通領域有關,生產資本與生產有關;而在循環的不同階段采取上述各種形式的資本,叫做“產業資本”,它包括受資本主義關系支配的每一生產部門。
  “產業資本是唯一的這樣一種資本存在方式,在這種存在方式中,資本的職能不僅是占有剩余價值或剩余產品,而且同時是創造剩余價值或剩余產品。因此,產業資本決定了生產的資本主義性質;產業資本的存在,包含著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之間的階級對立的存在。……那幾種在產業資本以前,在已成過去的或正在衰落的社會生產狀態中就已出現的資本,不僅要從屬於產業資本,要和產業資本相適應來改變他們的職能的機構,而且只能在產業資本的基礎上運動,從而要和它們的這個基礎同生死共存亡”(《資本論》第2卷,第66—67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參看金融資本;銀行資本和利息;商業資本;信用和虛擬資本;以及資本和收入的一般形式條目)。
  資本家是增值的貨幣的占有者,但這種價值的自行增值是一個客觀運動;只有這個客觀運動成為資本家的主觀目的,貨幣持有者才成為資本家,即資本的人格化。這里的關鍵在於價值增值的客觀運動,而不在於賺取利潤的主觀動機;後者完全依情況而定,而前者則規定了一切單個資本所共有的特征。就資本能增加自己的價值這一點而言,一切資本都是相同的,馬克思把這種現象叫做“資本的一般”。當然,每一個資本獲得的利潤都是競爭的結果,但由於流通不創造價值,所以可供分配的只有在生產過程中實際生產出來的利潤。因此,為了理解資本在競爭中的表現,就必須首先考察這些想象的實質。馬克思寫到:
  “……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規律怎樣表現為資本的外部運動,怎樣作為競爭的強制規律發生作用,從而怎樣成為單個資本家意識中的動機。……只有了解了資本的內在本性,才能對競爭進行科學的分析,正象只有認識了天體的實際的、但又直接感覺不到的運動的人,才能了解天體的表面運動一樣”(《資本論》第1卷,第352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資本的一般”表現為許多競爭的資本,但後者是以各個資本在其構成、產生的使用價值等方面的差異為前提的;而由競爭造成的這些差異則決定著每一資本在上述所有資本所產生的總的剩余價值中占的利潤份額(參看剩余價值和利潤;生產價格和轉化問題條目)。在這種利潤形式中,資本似乎不依賴於勞動而生產財富;為了理解這種現象,就需考察資本是怎樣產生出剩余價值的,即考察資本如何不斷采取貨幣和商品的對立形式,資本如何表現為從屬於物的社會關系。只有分析“資本的一般”,才能分析資產階級社會的階級性質;只有在分析了工人階級的剩余勞動被資本家盜用為價值之後,才能確定競爭的現象怎樣以及為什麽會導致與實際不符的假象。因此,對“資本的一般”的分析必須先於對“多種資本”的分析,對資本的本質的分析必須先於對資本的表現形式的分析,對生產中的增值的分析必須先於對流通中的價值實現的分析。

  購置的投入物在生產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首先考察一下生產資料。原料將全部消耗掉,因此它們據以參與勞動過程的形態也消失了;勞動工具也是如此(雖然它們可以參與多次生產循環)。結果出現了新的使用價值即產品;勞動把一種使用價值變成了另一種使用價值。價值只能存在於使用價值之中;如果某種東西失去了使用價值,也就失去了它的價值。但由於生產過程是一個使用價值轉化的過程,所以當生產資料的使用價值被消耗掉時,它們的價值就變成了產品。因此,生產資料的價值被保存在產品之中,勞動是引起這種價值轉移的媒介;如果從其特殊有用的屬性或具體屬性來看,這種轉移則是一種特殊形式的勞動。但生產資料僅僅是生產資本的要素之一,馬克思把用於購買生產資料並在生產過程中不會改變其價值量的那部分墊付的資本叫做“不變資本”。

  其次,考察一下勞動。任何生產商品的勞動行為不僅是一種特殊的有用勞動,而且也是對人的抽象的勞動力,即一般的勞動或抽象勞動的消耗。正是這種勞動行為把新的價值加到生產資料上。正如具體的勞動和抽象勞動不是兩種不同的活動,而是從不同方面考慮的相同的活動一樣,勞動物質材料的價值的保存和新的價值的增加也不是兩種不同活動的結果。增加新價值和轉移生產資料的價值屬於同一個活動,但只有依據勞動的二重性才能理解這一區別。因此,馬克思把轉變成勞動力的那部分墊付的資本叫做“可變資本”;這種資本,第一將再生產出自己價值的等價物,第二除自己價值的等價物外,還將生產出另外的價值即剩余價值;所生產的剩余價值的多少視情況不同而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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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資本的組成部分的區分,第一,從勞動過程的角度來看有客觀因素(生產資料)和主觀因素(勞動力);第二,從價值增值過程的角度來看則有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區分,是馬克思著作的獨創,也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了解的關鍵所在,馬克思一旦提出這種區分,就可以利用它去批判早期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對資本的分析;早期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往往把資本區分為“固定的”資本和“流動的”資本。這種範疇的使用著眼於選定的某個期間(比如一年),而對資本各要素的考察則根據它們是在這一期間全部消耗掉的(流動資本——主要是購買勞動力和原料的資本),還是在這一期間部分消耗掉的(固定資本——主要是機器和廠房)來進行劃分的,馬克思嚴厲批判了這種劃分所使用的方法。首先,這種劃分只適用於資本的一種形態即生產資本,忽視了商品資本和貨幣資本。其次,他還說到:
  “現在的區別只是在於,價值轉移,從而價值補償,是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漸進行,還是一次進行。這樣一來,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之間的決定性的區別就被抹殺了,剩余價值形成和資本主義生產的全部秘密,即一定的價值和體現這些價值的物品借以轉化為資本的條件也被抹殺了。資本的一切組成部分,就只有流通方式的區別(而商品流通當然只和已有的、既定的價值有關);……於是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麽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本能地堅持亞·斯密的這種做法,即把‘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範疇混同於‘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範疇,並且不加批判地在一個世紀中一代一代沿用這種做法。在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那里,投在工資上的那部分資本,和投在原料上的那部分資本根本不加區別,而僅僅在形式上——看它是一部分一部分地,還是全部一次地通過產品而流通——和不變資本區別開來。因此,理解資本主義生產的現實運動的基礎,從而理解資本主義剝削的現實運動的基礎,一下子就被破壞了。問題就只是預付價值的再現了”(《資本論》第2卷,第244—245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這是拜物教的最典型的例子之一;由於社會生產過程而從屬於物的社會性質,憑借拜物教,就被變成了由這些物的物質本性所具有的天然性質。馬克思的資本概念以及把資本區分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思想,對揭示上述現實的顛倒是十分重要的。它為探討剩余價值的生產,為探討用於投資或作為新資本使用的那部分剩余價值,以及一般地為探討資本主義生產的運動規律,提供了分析的基礎(參看積累條目)。

  總的說來,資本是一種強制的社會關系;這種社會關系從屬於物,不管這些物是商品還是貨幣;這種關系還包含著以貨幣的形式表現的今天的資本家階級所占有的過去累積的未償付的剩余勞動。因此,它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占統治地位的關系。






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一詞是指一種生產方式;在這種生產方式中,以其各種形態出現的資本是主要的生產資料。資本可以表現為用於購買勞動力和生產材料的貨幣和信貸;也可以表現為有形的機器(狹義上的資本);或表現為成品、半成品的存貨。無論采取什麽形式,它總是某個階級——不顧人民大眾的資產階級——所掌控的私人擁有的資本;而這正是作為一種生產方式的資本主義的主要特征

  正如托尼和多布曾指出的,非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派很少使用“資本主義”這個詞。但即使在馬克思的著作中,這一詞也用得很晚。馬克思雖使用過“資本主義的”這個形容詞,或談到過“資本家”,但無論是《共產黨宣言》還是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都沒有把資本主義作為一個名詞來使用。只是到了1877年,在其與俄國的追隨者的通訊中討論俄國過渡到資本主義時,才使用了這個詞。這一詞用得不多,也許是由於在馬克思時代,它還比較新。《牛津大詞典》直到1854年才第一次列舉了它的用法(為薩克雷所用)。

  “ism”這個後綴可用於表示某種歷史狀態(如專制主義),某種運動(如雅各賓主義),某種思想體系(如千年至福說),或上述含義的某種綜合。例如,社會主義,既是一種生產方式(一種歷史階段)又是一種思想體系。然而,資本主義這個詞卻很少表示宣傳某種生產方式的思想體系。它只代表一個歷史階段。但這一有限的用法並沒有使這一概念變得明確起來。作為一個歷史階段,資本主義的歷史劃分界限一直是一個易於引起爭論的問題;為同它的起源的各種理論相吻合,它的起點不是被大大推遲,就是被大大提前了。特別是近年來,人們還對它的歷史分期進行了熱烈的爭鳴。還出現了通過在其前面加上各種形容詞如壟斷資本主義,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來擴大它的含義的企圖(參看資本主義的分期條目)。

  關於資本主義的起源及其分期的爭論,往往是由在眾多的均可表示這種生產方式的特征中突出某一點而引起的。因此,列舉一下這些特征,也許會有所裨益。作為一種生產方式,資本主義據認為有下列特征:

  (1)生產是為了銷售而不是由生產者本人使用;這不同於簡單的商品生產。

  (2)出現了買賣勞動力的市場,其交換方式是按一定的時間付給貨幣工資(計時工資制)或按某項特定工作付給貨幣工資(計件工資制);這種市場的出現及其所包含的契約關系,不同於早期的奴隸制或農奴制。

  (3)使用貨幣作為交換媒介,即便不是普遍的,也是一種占主導地位的現象。由於采取貨幣的形式,資本就可使其所有者握有最大限度的調度靈活性。這一特征也使銀行和金融中介發揮系統全面的作用。純實物交易與使用貨幣相比雖是理想的,但它的實際影響是有限的。可以同早期階段進行一下比較,那時雖已使用有限的硬幣,但通過借貸的手段來進行買賣的可能性並不存在,當時只有新生的商業資本向封建貴族提供消費貸款的例子(參看貨幣;商業資本;金融資本條目)。

  (4)資本家或他的代理人支配著生產(勞動)過程,這意味著不僅對工人的雇用和解雇有支配權,而且對技術的選擇、產品的配制、勞動環境以及產品的銷售也有支配權,這不同於轉讓制也不同於可供選擇的現代初級社會主義的諸如合作社、由工人管理的企業、工人所有或國家所有的企業等各種形式。

  (5)支配金融決策。貨幣和信貸的普遍使用促進了利用他人的資金進行積累的事業的發展。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這意味著資本主義企業主有權靠借貸、發行股票和抵押廠房來籌集資金。工人對此不僅沒有決定權,而且要蒙受由於資本家的失算如違約導致破產所造成的損失。然而,資本家不得不與債主或股東爭奪控制權。有些作家(如貝爾和明斯,見“參考書目”①)把普遍的控股制及股東的被動狀態看作是一個新階段的標志,這個新階段的特征是所有權與控制權相分離(參看股份公司條目);另一位作家(見“參考書目”③)則把代表參與養老金計劃的工人利益的養老金股份所有制看作具有社會主義性質。這些暗示資本主義正在消逝的說法,是要說明關鍵的因素是支配權,而不管它是否伴有所有權。這與社會主義的由計劃權威進行控制的中央金融管理制是不同的。

  (6)資本之間存在著競爭。個體資本家對勞動過程和金融結構的控制要受其在競爭環境中的日常經營的制約;在這種環境中,他們要和生產同一種商品或類似代用品、或只是爭奪市場和貸款的其它資本家進行競爭。這種日益加劇的競爭是作為一種不受個人意志左右的價值規律在起作用的,它迫使資本家采用能夠降低成本的新技術和新措施,迫使他們進行積累以購買更好的機器。價值的這種不斷變動,是資本主義動態的一個重要特征。應廣義地理解競爭,而不應把它狹義地理解為新古典經濟學的完全競爭,因為完全競爭在簡單商品生產中才有可能。競爭加劇了各大企業的資本的集中。壟斷組織和卡特爾的出現旨在抑制競爭。技術的不斷革命則導致了許多新的形式,如多種產品公司,乃至多國公司。但是這些不同形式並不會消滅競爭,只是改變了公司用以對付競爭的方式。某些作家(如加爾布雷思,見“參考書目”④)雖曾論證說現代的大股份公司能設法使自己同市場割裂開來,但美國汽車業和鋼鐵業最近在國際競爭中的經驗表明,這一看法是有局限性的。

  對資本主義起因的探索是多種多樣的,或者追溯到商業資本和對外貿易的發展,或者追溯到封建制度內部由於改變封建地租和勞役的支付方式而引起的貨幣交易的發展。這一探討涉及到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而且主要與首先出現資本主義的西歐歷史有關。關於資本主義的起因,不管會提出什麽樣的論據,但一般都公認經15世紀到18世紀這一期間是資本主義的商業資本階段。在這一階段,國家特許的壟斷組織所進行的海外貿易和殖民活動在荷蘭、西班牙、葡萄牙、英國和法國都起著重要作用。海上貿易由於快速船的發明變得比陸上貿易便宜,而且在此以前尚末(被歐洲)發現的許多地區,如今則通過包括買賣奴隸、貴金屬和簡單制造品在內的貿易而連結了起來。

  資本主義的工業階段是從普遍使用動力機械開始的,這就是人們所熟知的工業革命。從英國棉紡工業開始的這場革命,主要表現為普遍使用蒸汽機,它逐步發展到其它工業部門,並擴展到西歐和北美的其它國家。在這一階段,政治經濟學學科和自由放任主義的意識形態都同時得到發展。這一階段的標志是開展了一場剝奪或取消國家在控制勞動市場、對外貿易和國內貿易中的作用的鬥爭,而亞·斯密和李嘉圖的學說則成了這場鬥爭的強大武器(參看庸俗經濟學條目)。這場爭取自由放任主義的意識形態上的鬥爭,至少在英國19世紀40年代就取得了勝利。廢除了谷物法、通過了銀行法和撤銷了航海條例。經貿法的改革則使國家對窮苦人民的援助合理化,從而在理論上與自由放任主義相一致起來。從自由放任主義這一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國家在資本主義中的作用雖然降低到了最低限度而且英國的經驗也表明國家的作用不大,但它在法國、德國、意大利和俄國這些國家的後來的資本主義方式發展中卻依然很重要。與英國經驗類似的唯一的另一個例子是美國。

  然而,有這樣一種趨勢,即把資本主義的這一中間發展階段——處於迅速發展和技術進步之中的工業資本主義階段,這期間存在著只有國家最低限度參與的個人所有的小企業和普遍的競爭——看作是合乎規律的階段。因此,隨後的幾個階段便算做壟斷資本主義、金融資本主義、晚期資本主義等。壟斷的(金融的)資本主義階段據說始於19世紀末或20世紀初,當時隨著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到來,大規模的工業進程已成為可能。就上面所列舉的被認為是資本主義主要特征的每一點而言,許多作家都預言資本主義要崩潰。自由放任主義的思想家們(如弗里德曼和海耶克)把勞資談判的發展,控制經濟活動不利後果的立法的發展,看作是背離傳統資本主義的跡象。馬克思主義的作家們則把壟斷組織的規模不斷擴大,或國家的支配作用不斷增強,看作是不健康的跡象,或看作是資本主義晚期的跡象。列寧認為民族國家在幫助資本尋求海外市場中所起的作用(常常是從政治上控制殖民地),是帝國主義階段——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的標志。在後凱恩斯時代,一些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例如肖恩菲爾德和加爾布雷德,見“參考書目”⑩和④)把國家用公共經費來緩解現實問題所起的國內作用,看作是預示一個新的資本主義階段的到來;某些社會民主黨人也持有同樣的觀點(見“參考書目”②)。

  然而,在大多數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中,上面所列舉的種種特征依然可以看得到。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制占支配地位,使用借貸手段去籌措積累資金,買賣勞動力(雖多少受到了制止),由資本家掌握雇用和解雇工人的權力以及操縱技術的選擇權。從國際方面來說,資本主義經濟已不象過去那麽保守,而是變得比較開放了,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已面臨來自以前不發達的國家或西歐勢力範圍之外的國家的競爭。對所有這些經濟來說,追逐私人利潤依然是刺激企業活動的動力,也是制定和完成積累計劃的主要動機和原因。

  這並不是否認資本主義已經發生了變化和取得了進展。從廣義上來說,工藝和社會方面的發展對資本主義的演化一直有著重大影響。從蒸汽機出現和把蒸汽動力應用於鐵路、煉鋼業和電氣產品開始的接連不斷的發明浪潮,影響工業和農業的化學革命,輪船以及最近的雷達和電子技術的發明。已在個體資本的需求、控制的可能性及其限度和影響範圍等方面改變了資本主義。與此同時,爭取擴大公民權、爭取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的政治權利,爭取信仰自由的政治的和社會的鬥爭,也改變了資本主義運行範圍內的立法和行政環境。當然,資本主義國家政府所采取的政治形式是多種多樣的,有法西斯主義、獨裁主義的、共和制的、民主制的、君主制的等等,但國際事件的交流和了解的增進,意味著到處都存在著一種民主的推動力,它迫使無論什麽政治色彩的國家都要去順應或以有效的壓制辦法去對付民眾要在經濟過程中享有更廣泛支配權的要求。對資本主義國家所作的馬克思主義的探討就反映了這些思考(見“參考書目”⑥,⑦)。

  那些強調認為工人不能支配勞動過程乃是勞動屈從於外界力量(參看異化條目)主要表現形式的人,把蘇聯、中國和東歐國家的經濟都列入資本主義形態。鑒於沒有私有制(至少在非農業部門的活動中),所以這些人在資本主義的前面加上“國家”或“國家壟斷”的形容詞來表示上述經濟的特征。這一標簽還有一種更自由、隨意的用法,即用以表示國家對私人所有制的資本主義經濟不斷加強幹預(參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條目)。比如,某些作家把美國經濟就叫做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經濟。列寧曾用國家資本主義這一術語表示蘇維埃經濟的一個臨時過渡階段;在這一階段中,某些部門為國家所有,但資本主義方式在大部分經濟中卻普遍存在著。當時列寧以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德國為例,認為當時德國的資本主義經濟是由國家這個獨一無二的托拉斯來經營的。這種情況被看作是馬克思所預見的資本的集中和積聚過程的極限。列寧還強調蘇俄的政治環境不同於德國,因而把國家資本主義看作是超越資本主義階段的一種進步,後來的作家,特別是托洛茨基,則把其他人稱作國家資本主義的現象當作是社會主義的一種墮落的表現或是尚未實現的社會主義的一種跡象。

  在這些社會以及亞非新興非殖民化國家中普遍存在的匱乏和需要積累的持久壓力,曾使某些作家提出,應當用工業化而不是用資本主義來表述這一世界歷史階段。這一觀點最傑出的倡導者是沃·惠·羅斯托(見“參考書目”⑧),他提出一個劃分歷史時期的方案,故意避開馬克思的生產方式的範疇。用諸如人均產值、儲蓄率等經濟標準來劃分階段。把一切社會都貼上資本主義這一共同的標簽,無論是加上還是不加“國家”或“壟斷”這樣前綴也罷,都促使這樣一種觀點的形成,即認為不同的社會都趨於走向高消費和先進技術的普遍階段。這顯然是想同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一個特殊的短暫的歷史階段的觀點相抗衡。羅斯托的劃分歷史階段的方法,雖然受到來自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作家的許多批評,但它還是作為一種引人注意的東西而流傳下來。他向馬克思主義者提出了這樣一些問題:資本主義真的是一個短暫的階段嗎?社會主義的種種形式能與資本主義同時並行嗎?後資本主義社會的特征是什麽?這樣的社會走什麽樣的道路才能實現社會主義?(參看向社會主義過渡條目)




參考書目

① A.貝爾和G.C.明斯:《現代公司與私有制》,1932年英文版。
② C.A.R.克羅斯蘭:《社會主義的前途》,1956年英文版。
③ P.德魯克:《看不見的革命:養老基金社會主義在美國是如何產生的?》,1976年英文版。
④ 約·肯·加爾布雷思:《新工業國》,1967年英文版。
⑤ R.希爾頓編:《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1976年英文版。
⑥ 拉·米利班德:《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國家》,1969年英文版。
⑦ 尼·普蘭查斯:《政治權力與社會階級》,1973年英文版。
⑧ 沃·惠·羅斯托:《經濟成長的階段》,1960年英文版。
⑨ 同上作者編:《從起飛進入持續增長的經濟學》,1963年英文版。
⑩ A.肖恩菲爾德:《現代資本主義》,1965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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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12 21:53:29 |显示全部楼层
卡特爾和托拉斯

  參看壟斷資本主義條目。


種姓

  馬克思在19世紀50年代,就對印度十分關注(著重參看他發表於《紐約每日論壇報》上的一些文章和《大綱》中的若幹章節),但他的主要興趣是作為亞細亞社會一般特征的村社所存在的“公社所有制”和不列顛資本主義對印度社會所產生的影響;而且很少談到種姓本身(見“參考書目”⑧)。主要提到種姓的文章是《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其中馬克思問道;“既然在一個國家里,不僅存在著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對立,而且存在著部落與部落、種姓與種姓的對立;既然一個社會完全建立在它的所有成員普遍的互相排斥和與生俱來的互相隔離所造成的均勢上面,——這樣的一個國家,這樣的一個社會,難道不是注定要做侵略者的戰利品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69頁)。馬克思根據資本主義的影響,得出結論說;“由鐵路產生的現代工業,必然會瓦解印度種姓制度所憑借的傳統的分工方式,而種姓制度則是印度進步和強盛道路上的基本障礙”(同上書,第73頁)。

  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幾乎很少有人分析或解釋過種姓制度。那些這樣做的人,通常也總是力圖把這種明確劃分為四個等級的種姓制度比作階級制度。比如羅薩斯就論證說,在印度,種姓制度掩蓋了階級社會的性質,而封建的形式則往往掩蓋了印度作為一個亞細亞社會的性質(見“參考書目”⑥,第159頁)。然而,他也承認,就其各種覆雜性(涉及無數小的地方種姓團體)而言,種姓制度是印度所特有的現象;因此,僅僅依據目前的知識還不能明確地解釋種姓制度的發展(同上書,第162頁)。不過,一位讚同馬克思主義的印度歷史學家(科薩姆比)批評羅薩斯的觀點,說它“抹去了太多的細節,以致沒有什麽實用價值”(見“參考書目”④,第243頁)。另一方面,一些非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則承認種姓制度中存在著重要的階級因素;斯里尼瓦斯評論說:“一個擁有土地的種姓,不論其宗教地位如何,都會實行有效統治”(見“參考書目”⑦),而貝泰伊則爭論說:“在傳統社會中,而且甚至在五十年以前……階級制度就從屬於種姓結構。〔而〕有沒有土地所有權以及生產制度內部的各種關系,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與種姓聯在一起的”(見“參考書目”②,第191頁)。

  然而,大體說來,學者們都把地方種姓團體當作是麥克斯·維貝爾意義上的地位集團(見“參考書目”②,第188頁;參看階級;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家條目),這種集團是由“生活方式”而不是由在生產制度中的地位所決定的,從這一觀點出發,種姓便屬於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突出的一個範疇,他們寫到:“在過去的各個歷史時代,我們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社會完全劃分為各個不同的等級,看到各種社會地位構成的多級的階梯”(《馬克斯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51頁)。問題在於,這樣一種“多級的階梯”和作為這種多級階梯的特殊例子的種姓制度,能否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範圍內得到充分的說明,還是說在這些情況下還需要作些特別的解釋(比如宗教對種姓制度的影響;見“參考書目”③;參看印度教條目),盡管這些解釋也許仍然是在作為“研究工作指南”的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如恩格斯在1890年8月5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所說的)的影響之下。後一種可能性從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們都承認種姓與階級有密切聯系這一事實中得到了支持。此外,印度的經濟發展也開始使種姓制度發生了重大變化,其中的一點就是出現了重大經濟利益集團的“種姓聯盟”(見“參考書目”①,第122—135頁)。不過,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對種姓制度的研究,顯然還處於初級階段。




參考書目

① F.G .貝利:《政治和社會變革—1959年的奧里薩》,1963年英文版。
② 安德烈·貝泰伊:《種姓、階級和權力—變化中的坦喬雷特的階級分層模式》,1965年英文版。
③ 路易·杜蒙:《人類的等級制—種姓制度及其含義》(1967),1970年英文版。
④ D.D.科薩姆比:《印度的種姓和階級》,1944年英文版。
⑤ 同上作者:《印度歷史研究入門》,1956年英文版。
⑥ 保羅·羅薩斯:《印度的種姓和階級》,1943年英文版。
⑦ M.N.斯里尼瓦斯等人合著:《種姓—趨勢報告及書目提要》,1959年英文版。
⑧ 丹尼爾·索納:《馬克思論印度及亞細亞生產方式》,1966年英文版。


資本的集中和積聚

  資本有兩種不同的形態。就勞動過程來說,資本表現為支配勞動大軍的、集中起來的大量生產資料;而就單個的資本家來說,它則表現為集中在資本家手中的作為資本的那部分社會財富。馬克思把通過積累而不斷積聚的過程叫做資本的積聚,把通過競爭和信貸而不斷積聚的過程叫做資本的集中,這兩個不同的過程反過來又對資本的上述形態產生著不同的作用。

  積累是把利潤重新投入於更加新的、更有效力的生產方法之中。新的生產方法意味著最低限度的投資規模不斷增加,按每個工人計算的投入資本的比率也不斷提高——因此,資本的不斷積聚是相對於勞動過程而言的。然而,即使積累有助於增加供單個資本家使用的資本量,但家庭成員對財產的分配,新的資本同舊的資本的分裂以及新的資本的出現,所有這些都會增加資本家本身的人數,從而減少任何一個資本家手中所積聚的社會資本。就後面這些因素而言,積累相對放慢了,而對所有權的實際影響卻是趨於分散化。因此,總的說來,積累雖使勞動過程中的資本積聚了,但卻常常使所有權分散化了。

  另一方面,競爭和信貸從兩個方面使資本積聚。競爭促使生產成本的降低,從而有利於大規模的投資,而信貸制度則使單個資本家能為這種投資籌集必要的大量資金。因此,勞動過程中的資本的積聚比資本的純積累要快得多。同時,由於競爭摧毀弱小的資本家,信貸制度能使強者吞並弱者,因而競爭和信貸制度將導致資本所有權的集中,而這種集中則綽綽有余地抵補了由於單獨積累所引起的所有權的分散化。

  所以,總的來看,伴隨著資本主義的是生產的日益資本化和社會資本所有權的日益集中化(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23章;《資本論》第3卷,第15章;《剩余價值論》第3卷)。根據馬克思的分析,這兩種現象雖都源於競爭戰,但它們反過來又加劇了競爭。然而,在資產階級經濟學中,“完全的”或“純粹的”競爭概念本身意味著任何積聚或集中全部是競爭的對立物。人們一旦把資產階級的競爭等同於早期資本主義的競爭現實,或等同於馬克思對這種競爭現實所作的分析,那末資本的日益積聚和集中的歷史事實似乎就成了證明競爭崩潰,以及“不完全競爭”、少數寡頭控制和壟斷統治產生的初步證據。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內部,由希法亭首創並由卡萊斯基、斯坦德爾、巴蘭和斯威齊發展的主要傳統,恰恰把這兩種現象等同起來。這使得該傳統的支持者們這樣認為:現代資本主義最終將由壟斷者、工人以及國家之間的力量對比的結果來調節(參看經濟危機條目)。瓦尓加(見“參考書目”③)和某些較近的作家則從相反的角度爭論說,資本的積聚和集中不是取消競爭,而是實際上加劇了競爭;他們還說,盈利能力的經驗證據實際上證實了馬克思的競爭理論(見“參考書目”①,②)。應當指出的是,雙方都求助於列寧。不用說,這場爭論無疑對分析現代資本主義和當前的危機具有重大意義。




參考書目

① 詹姆士·克利夫頓:《競爭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演變》,1977年英文版。
② A﹒沙克:《新李嘉圖派經濟學:—一代數學的富有和理論的貧困》,1982年英文版。
③ E﹒瓦爾加:《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引起的資本主義經濟的變化》,1948年英文版。


偶然性和必然性

  參看決定論;歷史唯物主義條目。


基督教

  馬克思在其早期論文《論猶太人問題》中曾說,在現代社會中,人們通過把宗教降到私人領域,把它從公共競爭的喧鬧中驅逐出去,從而使自己擺脫了宗教的精神壓力。馬克思認為這種分離是人同人相異化的標志,它使個人不能成為一個完全的人。然而,這畢竟是一個必要的前進步驟,而開創這一步的宗教改革運動則是一種革命性的進展(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2—467頁)。他認為基督教及其對個人和靈魂的束縛,特別是它的資產階級形式新教,是無個性特征的商品交換經濟的最適當的宗教形式(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96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當恩格斯把路德教同他曾信奉過的加爾文教進行比較時也遵循同一個思想,認為加爾文教在性質上更成熟、更資產階級化和共和化(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52頁)。恩格斯宣稱,加爾文教的信條適合當時資產階級或早期資產階級中的最勇敢的人的要求;加爾文教的先定學說植根於這樣一個事實:在商業競爭的世界中,成功或失敗是無法預測的(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91頁)。

  馬克思於1847年猛烈地抨擊了那種認為基督教的原則可以為共產主義提供一種替代方案的論調;認為基督教原則只是意味著懦怯、屈從,而工人階級需要的卻是勇敢和自尊(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18頁)。在《共產黨宣言》(第3節)中,基督教社會主義則被作為工人階級一眼就可以看穿的封建保守的騙人的東西而不予置理。但不久馬克思就認識到,在一個像法國這樣的主要農業國里,牧師的影響可能會依然很大;因此,法國政府為恢覆教皇在羅馬的統治進行了武裝幹涉(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442—443頁)。幾年之後,在去萊茵地區的途中,馬克思就不得不感到以美因茲的主教凱特勒為其倡導者的社會天主教對工人所施加的有害影響了(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52頁)。

  恩格斯認為宗教改革運動是德國的經濟發展和日益參與國際貿易造成的。在其關於1524—1525年的德國農民戰爭的著作中,他把宗教改革運動說成是旨在進行資產階級的和反封建的民族革命的第一次嘗試;這場鬥爭由於市民同農民之間缺乏聯系受到了挫折,而被剝奪了繼承權、處於社會之外的社會最低層的人只能以早期基督教的至福千年的精神沈迷於對未來理想世界的幻想;再洗禮運動則是近代社會主義的最初的微光(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99—419頁)。

  恩格斯在其後來的歲月中,曾多次重新探討基督教的起源和早期發展問題。他在關於布魯諾·鮑威爾(研究基督教起源和早期發展的一位開拓者)的論文中指出,在世界歷史上起過如此重大作用的宗教,不能僅僅作為一種騙術而不予置理;應當了解它產生的條件。羅馬帝國的巨大苦難,無望獲得物質的慰藉,而代之以求助於精神拯救;它學會了譴責自己的罪孽,以求得神的贖罪。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原罪的信條是唯一的基督教的平等原則(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43頁),而這同奴隸和被壓迫者的宗教信仰是一致的。但他必然超出這一點,在其臨終前,對早期基督教與他那個時代的工人階級運動作了比較,認為這兩者雖都產生於被壓迫群眾,但基督教經過一段時期之後成了國教,而社會主義如今則無疑已爭得了一種可以絕對保證它取得迅速勝利的地位(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25頁)。他的最後一次表態是在1895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的結尾部分,在那里他稱讚早期基督教是“一個危險的變革黨”,它蔑視皇帝,拒不在他們的祭壇上獻祭,從而破壞了國家的基礎(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11頁)。

  下一代的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對基督教的起源問題也感興趣。考茨基就是對此作過徹底探討的一個人,此外,他在很多著作中還論述過後來基督教的歷史。比如,他追溯了法國大革命對德國神學的影響,把德國神學采用的康德的倫理學看作是反對唯物主義的基礎(見“參考書目”③)。正是考茨基對早期基督教采取了最坦率的態度。他強調指出奴隸服從的信條對奴隸主是有用的,否則他們就會用武力來維持自己的權力。他不承認早期基督教在羅馬社會的冷酷的條件下,能夠隨著自身財力和地位的改善而對社會的苦難起任何減輕或緩和的影響作用,而寧願把社會情況的改善歸之於政治的或經濟的客觀原因(見“參看書目”④)。後來官方的馬克思主義也常常持類似的觀點。用蘇聯學者的話來說就是“基督教的贖罪教義反映了被壓迫勞動群眾的軟弱、無能為力和末日感”(見“參考書目”⑥)。然而羅·盧森堡除被基督教向今世無望的窮人提供安慰的信條所吸引外,還對早期基督教徒均分財產的因素感到興趣,盡管這種共有因素只是消費共產主義而不是生產的共產主義而在意義上有很大的局限性。她在1905年革命的動亂期間從事寫作,並抗議基督教神父用以中傷社會主義者的手法。

  從那以後,西歐出現了大量從不同的歷史和政治背景出發探討基督教的馬克思主義的思考。在天主教的國家中,作為保守主義支柱的天主教會的力量仍很強大,因此,在這些國家中上述思考如同處於天主教會所參與的法西斯統治之下的意大利的葛蘭西的思考一樣,往往必然涉及實際的路線。在英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則把17世紀的沖突當作最豐富的主題,因此,認為天主教盡管不是獨立的,但卻與新興的有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加爾文主義和無產者的再洗禮教的分枝的意識形態一道起著積極的推動作用。另一個突出的問題是衛理公會派與工業革命之間的聯系。許多人都同意這樣的結論即衛理公會派雖給予初期的工人階級以有益的教訓,但其總的影響卻“阻礙了”工人階級的“政治發展”(湯姆森的觀點,見“參考書目”⑧,第23頁)。

  但是同一位作家(湯姆森)指出,每一種宗教運動既有進步的作用又有反動的作用。“有兩個救世主”,一個是統治者的救世主,另一個是勞苦者的救世主(見“參考書目”⑧,第4頁)。在最近的幾十年中,過去教會敵視共產主義的那種情況已有所變化,至少象後者對前者的敵視程度那樣在不斷減少。雙方“對話”的大門已經打開;像法國的加羅第和英國的克魯格曼這樣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對促進這種對話都很積極。基督教徒和各個教會都常常支持進步事業,包括支持殖民地的造反活動。馬克思主義者也許應當問一問自己,過去是否過於斷然地否定這樣的事實,即社會主義在許多方面是基督教的產物。




參考書目:

① 羅傑·加羅第:《馬克思主義與二十世紀》,1970年英文版。
② 克里斯托弗·希爾:《革命前的英國社會和清教主義》,1964年英文版。
③ 卡爾·考茨基:《倫理與唯物主義史觀》(1906),1918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基督教的基礎——關於基督教起源的研究》(1908),1925年英文版。
⑤ 羅莎·盧森堡:《社會主義與教會》,1905年英文版。
⑥ 瓦·伊·普羅科菲耶夫:《宗教道德和共產主義道德》(1959),1967年英文版。
⑦ E﹒P﹒湯普森:《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1963年英文版。
⑧ 喬治·湯姆森:《論宗教》,1949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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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

  在馬克思的理論中,是把產生剩余價值的生產領域同買賣商品和籌集資金的交換領域明顯加以區別的。在積累資本過程中,這兩個領域之間不斷運動,從而構成資本的流通。如果說“批判地分析資本主義的生產”是《資本論》第1卷的主題,那末“資本的流通過程”就是《資本論》第2卷的主題(雖然《資本論》第3卷也綜合了分配的各種關系並冠以“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的副標題)。

  資本的流通可以從單個資本家的角度來進行考察,正是這種流通導致產業資本的循環:M—C…P…Cˊ—Mˊ。貨幣資本M,是預付用以購買包括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商品C的。然後這兩者結合起來就開始了生產過程,並構成生產資本的要素P。商品資本Cˊ是勞動過程的結果,它包含著剩余價值。出賣或變賣這些商品又使循環回到貨幣形態,但它在數量上已擴大為包括利潤在內的Mˊ。這種循環只有周而覆始,才能不斷提供積累。…P…構成生產領域,而且它將引起資本流通中的交換領域的中斷,正如交換領域將引起生產領域中斷一樣,因為要使循環繼續就必須買賣商品和生產商品。

  就資本的總體而言,流通把上述許多單個產業資本的循環結合在一起。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建立多種不同的經濟平衡。從使用價值方面來說,必須生產出適當比例的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並加以交換,以便在不同的經濟部門能從事生產和雇傭勞動力。從交換價值方面來說,則應確立價格和得到貨幣和信貸,以使資本家和工人能按適當的比例獲得適當的商品和所需要的利潤。資產階級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傳統內部的某些用階級觀點來看待上述流通關系的經濟學家,常把這些平衡中的這種或那種平衡當作分析的重點,把它的崩潰看作是產生危機和蕭條的原因。可以認為馬克思在強調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時雖也持有類似的觀點,但他還指出必須建立第三種平衡,這是把其它兩種即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平衡結合起來的一種平衡。這是作為價值關系一種平衡的流通。只有做到這一點,資本主義生產的各種矛盾才會在分析流通過程中呈現出來。

  這可從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里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時所證實的結果中推斷出來。馬克思揭示說,隨著價值關系的形成,這種關系也就受到資本積累的改變,因為資本的積累通過采用機器、提高生產能力將減少價值。如果從生產的角度抽象地考察流通,那末只有在一定的使用價值、交換價值或價值關系的基礎上才可能理解經濟危機。經濟關系危機的必然性只能來自資本的流通,因為它通過交換協調著積累過程。馬克思在論述利潤率趨於下降的規律時就是以這一點為指導的。

  在馬克思主義內部,由於理解流通過程的角度不同而產生了不同的政治經濟學派,盡管這些學派的認識並不總是很明確。在消費不足論看來,資本的流通取決於需求水平,並明顯地處於交換關系的運動之中。對新李嘉圖學派來說,流通取決於分配關系,而分配關系則被看作是工資和利潤之間逆關系的體現。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者,或資本邏輯學派,雖用生產來決定流通,但卻把矛盾僅局限於生產領域,而不是把矛盾看作是整個流通及作為決定因素的生產的結果。




參考書目

① 本·法恩:《馬克思的〈資本論〉》,1975年英文版,第7章。
② 同上作者:《經濟理論與意識形態》,1980年英文版,第2章。
③ 本·法恩和勞倫斯·哈里斯:《重談〈資本論〉》,1979年英文版,第1章。


城邦

  參看古代社會條目。


市民社會

  雖然像洛克和盧梭這樣的作家早就用“市民社會”一詞來表述不同於自然社會或自然狀態的公民社會,但馬克思的“市民社會”的概念卻源於黑格爾。在黑格爾那里,市民社會或資產階級社會,作為離開家庭單位而參與經濟競爭的各個個人的領域,同國家或政治社會是對立的。這是一個有著特殊需求的、自私自利的和分裂的領域。它可以自我毀滅。黑格爾認為,只有通過國家,才能夠有普遍的利益;他不同意洛克、盧梭或亞·斯密所說的市民社會具有什麽可以導致公益的固有的合理性。

  馬克思在其批判黑格爾和德國唯心主義時,即在《論猶太人問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經濟學哲學手稿》等著作中,使用了市民社會的概念。他對市民社會的探討,在他那個時期的著作中是用黑格爾的語言來進行的。這一術語在他後來的著作中實際上就不再使用了,雖然可以認為他關於這一概念的某些政治含義依然存在。在其早期著作中,馬克思還把市民社會用作衡量從封建社會轉變成資產階級社會的一種尺度。他把市民社會定義為粗糙唯物主義、近代財產關系、每個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和利己主義的領域,認為它是在中古社會滅亡的基礎上產生的。先前的各個個人是許多不同團體如同業公會和等級的一部分,每一個同業公會或等級都具有某種政治作用,因而不存在獨立的市民領域。隨著這些局部性的團體的解體,才出現了市民社會;在這種社會中,個人高於一切。舊的特權契約所規定的義務被彼此之間以及同社會相脫離的各個個人的利己需要所取代了。他們之間的唯一聯系是法律,但這種法律既不是各個個人的意志的反映,也不符合他們的本質,而是靠懲罰的威脅來支配人們之間的關系的。市民社會的這種分裂的、相互傾軋的特性及其財產關系,必然需要一種不反映這種沖突而是抽象化的、遠離這種沖突的政治。市民社會的上述特征必然導致現代國家的產生(同時也限定了現代國家)。但局限於形式上的、消極的活動和由於經濟生活本質的沖突而變得軟弱無力的國家,並不能抑制市民社會的分裂和苦難。因為作為現代社會公民的個人的政治身分,是跟他們的社會身分以及他們在生產領域中作為商人、散工或地主的活動相分離的。

  根據馬克思的分析,在私人生活範圍的各個個人之間,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之間或國家與社會之間,同時逐漸形成了兩種區分。作為現代國家和作為市民的抽象概念(這種市民是道德的,因為他超越了自身的狹隘利益)代表了普遍利益,而作為市民社會的具有真實官能享受的人則代表了實利主義;馬克思認為這兩者是有區別的,是大不相同的。在馬克思看來,值得諷刺的是,在現代社會中體現為國家理想的最普遍的、道德的、社會的宗旨,只是為處於偏狹的和墮落狀態的人們服務,這些人充滿個人利己主義的欲望,從經濟利益的需要出發來行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市民社會的特征即經濟關系就是現代國家的本質。要真正消滅市民社會的沖突,要充分實現人類的潛力,就必須消除市民社會及其產物政治社會,這就需要以解放人類為目的的社會和政治革命。

  雖然葛蘭西也繼續使用“市民社會”一詞來指私人的或非國家的領域,包括經濟領域,但他所描述的市民社會根本不同於馬克思所說的那種市民社會。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個人需求的領域,而是各個有機體的領域,是一個能合理地自我調節、具有自由的有機體的領域。葛蘭西堅持認為市民社會是一個覆雜的有機體,是“通常稱作‘私人的’有機體的總體,在這里領導權和‘自發的同意’是有機結合的”(見“參考書目”③,第12—13頁)。他認為在市民社會與國家之間的任何區分只屬於方法論上的問題,因為即使象自由放任這樣的不幹預政策也是由國家本身制訂的(同上,第160頁)。在其《獄中劄記》中,用了各種不同的比喻來說明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的關系。比如,他把一個充分發達的市民社會說成是能夠抵禦經濟危機“侵入”和能保護國家的塹壕體系(同上,第235頁)。而在《劄記》的另一個地方當把1917年的俄國及其“原始的”和不發達的市民社會同西方國家進行比較時,他又把國家說成是一個外部溝渠,認為在它的背後有一個強有力的市民社會的防禦體系(同上,第238頁)。馬克思強調國家和市民社會兩者的分離;而葛蘭西則強調這兩者之間的相互聯系,認為日常在狹義上使用的國家一詞可以指政府,而國家的概念實際上包括市民社會的要素。他指出狹義上看作是政府的國家是靠市民社會中所形成的領導權來保護的,雖然統治階級的領導權要靠強制的國家機器來鞏固;然而,國家也具有“道德的職能”,因為它要力圖影響公共輿論,要支配經濟領域。葛蘭西還認為,法律概念本身必須擴大,因為風俗和習慣的因素可以在市民社會中形成一種服從的集體壓力,而無需強制或制裁。

  在任何一個實際社會中,市民社會與國家之間的界限都是很難劃清的,但葛蘭西卻反對任何想把這兩者等同起來或混為一談的企圖;他認為形形色色的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思想家或法國雅各賓派的著作就表現了這種企圖。另外,葛蘭西雖然承認國家在發展市民社會方面的作用,但卻警告不要使中央集權制或國家崇拜論永久化(同上,第268頁)。實際上,葛蘭西是以充分發展的、具有自我調節屬性的市民社會來重新解釋國家消亡的。

  在馬克思的著作中,市民社會被描述為個人利己主義的領域,而葛蘭西卻引證黑格爾關於作為有機體要素的等級和同業公會的探討,認為這些有機體要素以集體的方式代表了市民社會的共同利益,代表了管理市民社會和把它同國家聯系起來的官僚機構和法律制度的作用(見“參考書目”④)。不過,他也指出黑格爾沒有關於現代群眾組織的經驗,馬克思雖然深為同情群眾,但也缺乏這方面的經驗(見“參考書目”③,第259頁)。這里所談到的葛蘭西與馬克思的區別,可以同葛蘭西強調分析市民社會的實際機體,同強調國家和包括經濟在內的市民社會之間的相互聯系有關。但應當指出的是,無論在馬克思那里,還是在葛蘭西那里,“市民社會”一詞既包含經濟基礎的因素,又包含上層建築的非政治方面的因素(參看基礎和上層建築條目)。因而同基礎和上層建築這一比喻是不符合的。

  要了解馬克思主義者和非馬克思主義者著作中關於市民社會的概念,就得考察政治這個概念本身。它涉及到個人之間的關系,也涉及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看一個社會是不是有機的,其分界限就在於它是公共的還是私人的。市民社會一詞雖然在馬克思的後期著作中不再使用了,但是不受社會支配的、作為獨立領域的政治消亡並代之以一種新的民主主義的主題思想,卻在《法蘭西內戰》中多次出現過;這在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中也可以看到,葛蘭西則進一步發展了這一思想。




參考書目

① N﹒博比奧:《葛蘭西和市民社會概念》,載莫非編《葛蘭西和馬克思主義理論》,1979年英文版。
② 盧西奧·科萊蒂:《卡爾·馬克思早期著作介紹》,1975年英文版。
③ 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劄記選》,1971年英文版。
④ L﹒拉紮多·米格里柯羅和P﹒米蘇拉卡合著:《現代官僚機構理論》,載《葛蘭西批判下的社會學和馬克思主義》,1928年意大利文版。
⑤ J﹒特克希爾:《上層建築的理論家葛蘭西》,載莫非編《葛蘭西和馬克思主義理論》,1979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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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12 21:55:42 |显示全部楼层
階級

  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對階級的概念都未曾作過系統的闡述,但這一概念卻在馬克思主義的學說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階級的概念是馬克思整個學說的出發點;正是由於發現無產階級是“現實本身的思想”(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5頁),是一支從事解放鬥爭的新的政治力量,才直接導致馬克思對近代社會的經濟結構及其發展進程進行了分析。在這一期間(1843—1844年),恩格斯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也作出同樣的發展,這在他發表在《德法年鑒》上的那些論文(1844年)中有所概述,並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5年)一書中得到了發展。因此,早期資本主義的階級結構和這種社會形態的階級鬥爭,就成了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說的主要基準點。後來,作為歷史動力的階級沖突的概念擴大了,《共產黨宣言》用一句著名的話宣稱:“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然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承認階級是資本主義社會的鮮明的特征的同時——甚至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暗示“階級自身是資產階級的產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86頁),對其他社會形態的主要階級和階級關系卻沒有作任何同樣的分析。考茨基在其探討階級、職業和地位時(1927年),曾認為《共產黨宣言》中所提到的許多階級沖突,實際上是地位集團之間的沖突;他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對這一點很清楚,因為他們在同一個《宣言》中曾指出“在過去的各個歷史時代,我們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社會完全劃分為各個不同的等級,看到由各種社會地位構成的多級的階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51頁)。並把這種情況同資產階級時代的“特點”進行了比較。而在資產階級時代“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同上,第251頁)。這里有一點很清楚,即馬克思是想表明在除早期部落公社以外的一切社會形態中都存在重大的階級區分。因為他後來曾論證說:“生產條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產者的直接關系總是為整個社會結構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隱蔽的基礎”(《資本論》第3卷,第891—892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大多數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效法馬克思和恩格斯,把其注意力都集中在資產階級社會的階級結構上,從而不得不對付下述兩個主要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與基本階級有關的社會等級或社會階層的“覆雜性”。在被恩格斯作為《資本論》第3卷最後一章出版的關於“現代社會的三大階級”的手稿片段中,馬克思曾指出甚至在英國,即使經濟結構“無疑已經有了最高度的、最典型的發展……也還有若幹中間的和過渡的階段到處使階級界限規定模糊起來”(《資本論》第3卷,第1000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在《剩余價值論》中探討經濟危機時,馬克思也表明他已把原先的分析置之度外,認為“社會決不僅僅是由工人階級和產業資本家階級組成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Ⅱ冊,第562頁)。在《剩余價值論》的其他地方,馬克思把中間階級的成長看作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現象,指出:“〔李嘉圖〕忘記指出:介於工人為一方和資本家、土地所有者為另一方之間的中間階級不斷增加……成了作為社會基礎的工人身上的沈重負擔,同時也增加了上流社會的社會安全和力量”(同上書,第653頁)。在談到馬爾薩斯時,馬克思又進一步指出:“他(馬爾薩斯——譯者注)的最高希望是,中等階級的人數將增加,無產階級在總人口中占的比例將相對地越來越少(雖然它的人數會絕對地增加)……然而,實際上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進程卻正是這樣”(同上書,第Ⅲ冊,第63頁)。這些論述同資產階級社會日益分化為“兩大階級”的分析並不完全符合;而且鑒於中等階級在繼續增長,所以從伯恩施坦到普蘭查斯這樣一些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家就不得不反覆考察這種現象,特別是與社會主義運動有關的這種現象的政治含義。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資本主義社會兩大階級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狀況及其發展。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第7節)中,馬克思曾對一個業已充分形成的階級下了一個否定性的定義,他說:“既然數百萬家庭的經濟條件使他們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與其他階級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並互相敵對,所以他們就形成一個階級。由於各個小農彼此間只存在有地域的聯系,由於他們利益的同一性並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任何的共同關系,形成任何的全國性的聯系,形成任何一種政治組織,所以他們就沒有形成一個階級”(《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93頁)。但在其《哲學的貧困》(第2章,第5節)中描述工人階級出現時,馬克思卻以肯定的方式闡述了同樣的思想:“經濟條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變成工人。資本的統治為這批人創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關系。所以,這批人對資本說來已經形成一個階級,但還不是自為的階級。在鬥爭(我們僅僅談到它的某些階段)中,這批人逐漸團結起來,形成一個自為的階級。他們所維護的利益變成階級的利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6頁)。在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中間,普蘭查斯就反對這種“自在的階級”與“自為的階級”的區分(認為這是黑格爾的殘余),他的見解似乎是認為階級一出現就具備了充分的階級意識和相應的政治組織;而這同盧卡奇(1922年)所闡述的觀點針鋒相對,盧卡奇認為階級意識的形成是重要的,而這種意識是由革命政黨從外部灌輸給無產階級的(參看列寧主義條目)。實際上,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都清楚地認識到(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越來越認識到),對工人階級來說,要形成“社會主義的”或“革命的”意識,包含著許多覆雜的因素,而這是需要進行認真徹底的探討的。“階級利益”本身已不再(像馬克思所認為的那樣)被看作是一個客觀的和明確的“社會事實”,而被賦予了這樣一層含義,即通過對日常生活經驗的探討和相互影響以及依據各種政治學說對這些經驗的解釋所產生的含義,因而是某種可以表現為不同形式的東西;工人階級運動中的歷史上的不同派別在某種程度上就反映了這種覆雜情況。然而,有些馬克思主義者(比如馬爾庫塞,見其《單向度的人》一書)卻認為工人階級的特有的階級利益和階級意識,由於這個階級本身已完全為現代發達工業社會所同化,實際上已消失了。而其他的馬克思主義者如韋爾默爾則對政治行為主要取決於階級關系的觀點從根本上持懷疑態度,或不承認在國家全面調節社會生活的時代還有什麽統治階級的利益(見奧菲:《政治權力和階級結構》,1972年英文版;參看法蘭克福學派條目)。這些人一直認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先進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主義運動只部分地取決於工人階級,而越來越取決於各個集團的聯合(參看歐洲共產主義條目);這似乎是從近年來占突出地位的激進政治運動得出的一種看法,因為這種運動就不是以階級為基礎的,婦女運動和形形色色的種族的、民族的運動就屬於這類運動(參看女權運動;民族主義;種族條目)。

  上述這些問題,實際上同考察非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結構的研究結合得更緊。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在亞細亞社會中,作為社會變革主要力量的各個階級的發展,看來由於缺少私有財產而被排除了,這種社會形態的統治集團可以說不是由生產資料的所有者而是由國家機器的管理者構成的。在古代(奴隸)社會(參看奴隸制條目)中,實際的社會沖突的界限並不是十分清楚——雖然奴隸主和奴隸的區分是明顯的——。馬克思本人把這種沖突有時看作是自由人與奴隸主之間的階級鬥爭,有時則看作是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的階級鬥爭。此外,劃分導致封建主義解體的各種社會沖突也有困難,而且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實際上既不同意封建領主與農奴之間的階級鬥爭所起的作用,也不承認新階級——城市市民——的出現和馬克思所強調的城市與農村之間的沖突有什麽重要性(參看封建社會;發展階段;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的過渡條目)。一個更具普遍性的問題是如何看待農民在階級結構中的地位及其在不同社會形態中的政治作用。正如業已指出的,馬克思沒有把19世紀法國的小農看作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階級,更談不到把它看作一個革命的階級。然而,20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卻主要是在農業社會里發生的,而且農民階層在革命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農民的情況依然如此)。雖然領導他們的常常是以城市為基地的政黨或城市知識分子(參看殖民主義;殖民社會和後殖民社會條目)。

  當代馬克思主義者所面臨的是另一類不同性質的問題,即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是否出現了新的階級結構。概括起來,他們對這個問題的態度有兩種。第一種態度認為一個新的統治階級、階層或新貴階層已經掌握了政權。比如,托洛茨基就是一個例子,他雖不承認蘇聯出現了新的階級,但卻把官僚機構看作是“變了質的工人國家”的統治集團。最近對此作了極為詳盡研究的康拉德和斯澤蘭尼則認為:“初期社會主義的社會結構”是階級結構,“而且無疑是一種兩極的階級結構……一極是不斷發展的知識分子階層,他們占據了進行再分配的職位;另一極是工人階級,他們生產社會剩余產品,但卻無權處置它們”。他們還認為:“這種兩極模式的階級結構並不足以對社會上所有的人進行分類(正如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兩極區分本身不足以確定資本主義社會中每個人的身分一樣);其中相當大的一部分應劃為中間階層”(見“參考書目”③,第145頁;參看中等階級條目)。第二種態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韋塞洛夫斯基,他分析了波蘭的階級結構的變化,認為在波蘭,由於個人同生產資料的聯系的重要性日益減少,階級差異已趨於消失;與勞動性質、與諸如收入、教育和文化素養等社會地位屬性有關的次要差別也相應減少了(見“參考書目”⑦)。因此,他雖不同意出現新的統治階級的說法並強調階級統治的解體,但卻承認還存在著地位的差異,這表現為不同社會集團和社會階層之間的利益沖突。在評價上述兩種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結構的觀點時,有兩個重要問題需要考慮。第一,個人與生產資料的關系是否真的發生了變化,這意思指的是生產資料是否真正地在公共的、集體的控制之下,而不是由某個社會集團通過政黨和國家機器行使權力來控制,從而實行新的“經濟所有制”和“占有”(即是實質上的控制而不是法律上的所有權;參看所有制條目)。第二,社會主義社會的沖突僅僅是地位集團之間的沖突,還是具有較明顯的階級性的沖突;這些國家發生的各種各樣的社會動亂——比如波蘭最近發生的動亂——就會使人們聯想到這一點。

  馬克思主義者自19世紀末以來所作的研究充分地表明,階級結構是一種比馬克思和恩格斯大部分著作想象的要遠為覆雜和疑難的現象。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點,無疑深受早期資本主義社會那種無疑是鮮明突出的階級關系的影響,特別是受他們介入工人階級政治生活的影響。這里簡略提到的許多問題——其中有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結構的變化及其政治含義,第三世界的階級構成及其作用,階級和階級鬥爭同包括民族在內的其他社會集團的關系以及與其他形式的社會沖突的關系——依然需要進行更深入、更嚴密的研究。用馬克思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這些問題不可能“用一般歷史哲學理論這一把萬能鑰匙”去解決,而要把“這些過程中的”每一個都分別加以研究才能解決(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1頁)。




參考書目

① 古格里埃爾莫·卡切迪:《論各社會階級的經濟特征》,1977年英文版。
② 安東尼·吉登斯:《先進社會的階級結構》,1973年英文版。
③ 喬治·康拉德和伊萬·斯澤蘭尼:《知識分子在通向階級權力的道路上》,1979年英文版。
④ 馬丁·尼古勞斯:《馬克思著作中的無產階級和中等階級》,1967年英文版。
⑤ 斯坦尼斯拉夫·奧索夫斯基:《社會意識中的階級結構》(1957),1963年英文版。
⑥ 尼·普蘭查斯:《當代資本主義的階級》,1975年英文版。
⑦ W﹒韋塞洛夫斯基:《階級、階層和權力》,1979年英文版。
⑧ 埃里克·奧林·萊特:《階級、危機和國家》,1978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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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12 21:56:43 |显示全部楼层
階級沖突

  《共產黨宣言》上說:“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50頁)。但自這句話第一次提出來之後,其命題的含義已作了各種各樣的修改。恩格斯把它修改為指有文字記載的歷史(為《共產黨宣言》1888年版所加的注,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51頁注①),這是考慮到還有尚未出現階級區分的早期原始公社社會。後來,考茨基在1927年則爭論說,《共產黨宣言》中所提到的某些階級鬥爭實際上是各地位集團之間的沖突;並說這一看法同馬克思和恩格斯他們在《宣言》中所表述的思想是一致的,因為他們在《宣言》中曾指出“由各種社會地位構成的多級的階梯”是資本主義以前的各個社會的特征。比如,就封建社會來說,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對階級沖突的性質和意義的看法就不一致:有些人強調農民造反的重要性,另一些人則注重階級親緣關系和階級區分的覆雜性(參看發展階段;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條目),馬克思和恩格斯他們指出——而這已成為普遍性的馬克思主義觀點——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各主要階級之間的劃分最為明顯,階級意識發展得最為充分,階級沖突也最為尖銳;資本主義在這些方面使社會的階級分裂形態達到了歷史發展的頂點。從這一觀點來看,現代階級鬥爭在馬克思主義的學說中就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為鬥爭的結果被認為是向社會主義的過渡,也就是過渡到無階級的社會。

  因此,後來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和討論的中心,在很大程度上一直集中在從19世紀工人階級運動的出現到當前的現代階級沖突的發展這樣一個問題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這一期間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階級沖突是否真的一直在激化。馬克思主義內部首先明確提出這一問題的是伯恩施坦——盡管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談到工人貴族和工人階級較普遍資產階級化(至少在英國)時,已提出了某些疑問——,他認為到19世紀末,階級的兩極分化和階級沖突的加劇顯然並沒有發生。他解釋這一情況的原因是:中等階級的發展,階級結構日益覆雜和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他所列舉的這些因素都成了後來所有爭論的主要論題。但最近的歷史研究也注意到了其它一些特征,比如福斯特在一項關於英國19世紀時三個城市勞工運動的研究中(見“參考書目”①),就詳細地考察了“1825—1850年期間的革命階級意識的發展及衰落”,並把它的衰落看作是與自由主義化(擴大普選權、群眾性政黨的發展、從法律上承認工會)有關的變化所造成的,這種自由主義化使得重新加強資本主義的權力有了可能。很顯然,這是在後來的各個歷史時期中以不同形式重覆出現的一種過程。而美國社會的發展卻常常提出特殊的問題,在那里既沒有出現過群眾性的社會主義政黨,也沒有出現過大規模的政治性的階級鬥爭。自本世紀初以來,“美國的例外現象”一直是許多馬克思主義的和其它的社會分析家們的研究對象(參看桑巴特:《為什麽美國沒有社會主義》(1906),1976年英文版)。這種情況曾使美國的某些馬克思主義者和其他激進的思想家徹底修正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比如米爾斯就把基本的階級沖突概念(和工人階級是社會變革的主要動力的思想)當作“勞動形而上學”而加以拋棄了(見《權力、政治和人民——萊特·米爾斯文選》,1960年英文版);馬爾庫塞也從廣義上提出類似的論點(1964年),認為工人階級已同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融為一體。

  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沖突則提出了另一種性質的問題,即確定象1956年(匈牙利)、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和1981年(波蘭)那樣一些反對派或造反的運動是不是階級沖突;如果不是,那末這些運動又代表什麽樣的社會力量?這里的解釋取決於事先作出一種判斷,這些社會中是否已形成新的階級結構,特別是是否出現了新的統治階級。同樣明顯的是,在某些這樣的社會中,民族鬥爭已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參看卡雷爾·丹科斯:《爆炸的帝國——蘇聯的民族騷亂》,1978年法文版),而且這種現象具有十分廣泛的意義,因為在過去的幾十年中,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沖突不僅包括階級沖突,而且(甚至是主要的)包括民族的、種族的或宗教集團的沖突,乃至包括象女權運動、生態運動、反核運動這樣一些廣泛的社會運動的沖突。當前馬克思主義分析的任務,是在一種嚴謹的理論框架內理解上述形形色色的鬥爭,並從實際經驗出發去確定階級沖突在不同結構的和歷史條件中的重要地位。正如最近許多馬克思主義研究(如普蘭查斯,見“參考書目”④)所表明的那樣,這一任務也意味著不僅要依據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抗,而且更要依據不同社會集團之間所結成的聯盟,去考察20世紀後期的階級沖突,因為這些社會集團的聯盟的一方支配並指導著經濟和社會生活,另一方則處於從屬和受支配的地位。




參考書目

① 約翰·福斯特:《階級鬥爭和工業革命》,1974年英文版。
② 卡爾·考茨基:《階級鬥爭》(1890),1910年英文版。
③ 弗·伊·列寧:《國家與革命》(1917),1964年英文版。
④ 尼·普蘭查斯:《當代資本主義的階級》,1975年英文版。
⑤ A﹒路易絲·蒂利和查爾斯·蒂利合編:《階級沖突和集體行動》,1981年英文版。


階級意識

  馬克思從早期階段起就對階級的客觀狀況和它主觀上對這種狀況的認識作了區分,也就是說對階級的地位和階級的意識作了區分。嚴格地說,社會的差別最初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表現為“各個階級”的,因為只有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條件下,社會各個集團的成員地位才是由擁有(或支配)生產資料或不擁有生產資料來決定的。在前資產階級的等級社會中,法律上認可的等級地位比生產資料所有權的差別更重要。一個貴族始終是一個貴族,他是某種嚴格限定的特權的占有者。財產關系的制度隱藏在等級結構的後面,只要土地依然是最重要的生產資料,而且通常是貴族和教會的財產的話,那末等級制度同財產關系的制度就會完全一致。但隨著城市資產階級的興起,隨著商業資本、工場手工業資本以及最終產業資本的發展,還有隨著(部分被封為貴族的)資產階級大規模地侵入農業領域,上述一致性就日益受到了損害。等級意識與階級意識是有根本區別的。等級成員的資格通常是世襲的;從授予權利和特權或剝奪這些權利和特權的角度來看,這一點是很明顯的;然而,階級成員的資格則取決於對自己在生產過程之中的地位的逐漸了解;因此,它常常依然是隱蔽的,其背後仍有對舊的等級制的懷念情緒,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農民的“中間階層”尤其如此。

  馬克思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的出現看作是第三等級同舊制度的統治階級不斷進行政治鬥爭的產物。他以法國小農的例子具體說明了產生階級意識的艱難;這些小農不是用革命的方法使自身成為統治階級,而是利用選舉權使自己屈從於某一個君主(拿破侖第三)。馬克思寫道:“既然數百萬家庭的經濟條件使他們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與其他階級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並互相敵對,所以他們就形成一個階級。由於各個小農彼此間只存在有地域的聯系,由於他們利益的同一性並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任何的共同關系,形成任何的全國性的聯系,形成任何一種政治組織,所以他們就沒有形成一個階級。因此,他們不能以自己的名義來保護自己的階級利益,無論是通過議會或通過國民公會。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93頁)。

  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的形成可以看作是小農中的政治階級覺悟必然失敗的變異的產物。在這種情況下,最初的有限沖突(比如某個特定的企業或工業部門中的工會鬥爭)在利益一致的基礎上得到了發展,直到成為整個階級的共同事務,並產生一種適當的工具即政黨為止。工業資本主義所需要的大工廠和工業企業的集體勞動以及交往手段的改進,則促進了這種統一體的形成。階級覺悟的形成過程同全面的階級組織的產生和發展是相吻合的。它們彼此互相促進。

  馬克思清楚地知道:認識並積極追求整個階級的共同利益常常會同單個的工人或工人團體的特殊利益發生沖突;至少會使那些只顧自己發展的個別熟練工人的短期的、眼前利益同整個階級的利益發生沖突。因此,團結顯得特別重要。但工資結構的分化和不斷富裕的誘惑卻常常使高度工業化社會中的階級團結和階級意識受到削弱。在這一過程中,個人為競相獲得高檔消費品而產生的“離析影響”(這至少已影響了部分工人)所起的作用,同1851年法國小農的“自然孤立狀態”所起的作用是一樣的。

  在考茨基和列寧看來,充分的即政治的階級覺悟只能“從外面”灌輸給工人階級。列寧還進一步認為工人階級中自發形成的只能是“工聯主義的意識”(《列寧選集》第1卷,第247頁),即只能產生同資本相對立的、代表工會利益的那種需要和實用的意識。政治的階級覺悟只能由知識分子來啟發;他們由於受過較好的教育、消息靈通、同直接的生產過程又有一定的距離,因而有條件了解資產階級社會及其整個階級關系。但知識分子所提出的、依據馬克思學說確立的階級意識,只能為工人階級所接受,而不會被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所采納。列寧把一種“新型的政黨”即由專業革命家所組成的幹部政黨看作是向具有實際經驗的工人階級灌輸階級意識的組織工具。盧森堡與列寧不同,她強調社會經驗即階級鬥爭的經驗在形成階級意識過程中的作用;甚至階級鬥爭過程中的失誤也可以有助於形成能獲得勝利的適當的階級意識,而知識分子傑出領袖人物對工人階級的恩賜卻只能削弱工人階級的行動能力,導致工人階級的被動性。

  盧卡奇則提出了受到列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民主黨馬克思主義者同樣指責的形而上學的階級意識(見“參考書目”①)。不過,盧卡奇的闡述,比如關於黨的作用,同列寧主義的理論是完全一致的。盧卡奇關於階級意識的定義,象列寧主義的定義一樣,都是從這樣一個論點出發的,即“充分的”或政治的階級覺悟必須有自己的內容:
  “作為具體總體性的社會、特定歷史時期的生產制度和由此而產生的社會階級的區分。……如果人們能夠根據自己對直接行動和對社會的整個結構的影響去評價它和由此而產生的利益的話,那麽通過把意識同整個社會聯系起來,就可能推斷出人們在某種特定情境中會產生的想法和感情。也就是說,可以推斷出合乎人們的客觀情境的思想和感情。……階級意識,實際上是由“歸因”於生產過程中的特定的典型環境所產生的各種適當而合理的反應構成的。因此,這種意識既不是構成階級的各個單個人的所想或所感的總和,也不是其平均數。然而,作為一個整體的階級的重大的歷史行動,最終卻是由這種意識,而不是由單個人的思想所決定的——這些重大的歷史行動只有依據這種意識才能得到理解”(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71年英文版,第50—51頁)。
  因此,以上述方式來確定其意識的階級,不是別的而是“歷史歸因的主體”。經驗的現存的階級只有以上述定義所規定的方式認識自身,或用黑格爾的話來說,由“自在的階級”變成“自為的階級”,才能(順利地)開展行動。如果某個階級(比如小資產階級)不能做到這一點,或沒有徹底完成這種轉變(象1918年的德國無產階級那樣),那末它的政治行動就必然會失敗。就盧卡奇關於階級意識定義來說,其問題在於它可能會被政治傑出人物所利用,這些政治傑出人物會利用他們所“占有”的理論,對真正的無產階級擺出一副恩人的架勢,或者實際上使真正的無產階級失去其鬥志(參看階級;階級沖突;意識形態條目)。




參考書目

① 喬治·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1971年英文版。
② 米歇爾·曼:《西方工人階級中的意識和行動》,1973年英文版。
③ 依斯特萬·梅查洛斯編:《歷史和階級意識的諸方面》,1971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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