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词典

傑瑞米柯賓

殖民社會和後殖民社會

　　現代殖民主義的時代是從歐洲列強進行全球貿易擴張和全球征服開始的。但必須把前殖民主義的統治，特別是伊比利亞列強在中美和拉美的殖民統治，同新殖民主義區別開來；新殖民主義是同西歐資本主義的產生、發展和全球擴張聯系在一起的，它始於16世紀的商業革命而且本身涉及相繼發展的幾個階段。前資本主義的殖民主義的目標，是直接榨取被征服民族的貢物，其主要手段是政治控制。相反，新殖民主義是同資本主義的興起相聯系的，它的目標和手段主要是經濟方面——直接的政治控制盡管有時有幫助但並不是必不可少的。重點是尋求原料和尋求市場（特別是在英國工業革命之後）。要實現這兩個目標，就得對殖民地社會的經濟實行調整。與那種最初的強行侵入政策相結合的，是消滅或不消滅被征服領土土著居民的領土征服，並實行白人移民、建立奴隸種植園和采礦企業。除了後一類情況外，即使對作為當時在經濟上很突出、海軍力量強大的主要帝國主義大國英國來說，實現新殖民主義或不久被稱為帝國主義的目標，主要也不是靠直接統治。許多在形式上依然是獨立的那些國家，很快就處於世界帝國主義的經濟統治之下。只是在19世紀後期，特別是受到德國的挑戰時，才出現了對殖民地的重新爭奪，即重新瓜分世界；當時為獲得直接殖民統治的爭奪，基本上是出於各競爭的帝國主義大國彼此采取針對對方的先發制人的戰略，而不是出於殖民關系本身所必要的條件。因此，對第三世界的殖民社會與非殖民社會進行區分固然有一定的意義，但是區分得太清楚反而會使人產生誤解。

　　為了避免把前資本主義的殖民主義統治同資本主義世界的統治混淆起來，人們常用“帝國主義”一詞來表示後者，而不管是否實行征服也不管是否實行直接的殖民統治（參看帝國主義和世界市場條目）。但必須區分早期資本主義的“老帝國主義”和19世紀後期的成熟資本主義的“新帝國主義”。19世紀後期的成熟資本主義的壟斷資本主義時代，是列寧的著名小冊子《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研究的主題。帝國主義是同金融資本的統治聯在一起的，從而使資本輸出和帝國主義之間的激烈爭奪在兩次大戰中達到了頂點。就帝國主義統治世界這一點而言，它的兩個發展階段必然導致前資本主義社會的改變，和導致新的國際分工，從而使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在內部相互脫節，而在外部與宗主國的經濟融為一體。這些社會不再是國內自給自足，而是集中生產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所需要的原料和食品，常常依靠不可靠的單一經營。另一方面，它們卻為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制造業產品提供了市場，列寧主義的帝國主義理論首先強調這一個事實，即它們成了宗主國資本投資的場所。宗主國的投資最初主要是投在種植園和采礦業中，但後來也投向那些可利用殖民地廉價勞力的勞力密集型輕工業制造部門。近年來，人們爭論說，把重點放在輸出的資本量上是不對的，因為新帝國主義的最重要的方面是以“合夥”形式出現的等級關系；這是在宗主國資本與殖民地本土資本之間建立的以前者控制尖端的現代技術為基礎的一種等級關系；因此，宗主國對殖民地控制的實際程度，大大超出了宗主國投放於殖民地經濟中的資本的票面價值。

　　上述經濟關系的性質，為理解後殖民社會的問題提供了一把鑰匙。到20世紀中期，大部分第三世界都受到直接殖民統治的支配。由於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和在一定程度上由於世界力量對比發生的變化——蘇聯集團的出現和不再願意承認衰弱的歐洲國家對大部分世界的政治控制的經濟大國即美國的崛起——南亞國家才於1947年獲得獨立，從而開始了非殖民化的進程。許多新獨立的國家在冷戰期間選擇了不結盟政策這一事實，加上它們的社會主義言論，曾使許多學者歡呼第三世界是走上了一條既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共產主義的新的經濟、社會發展道路的範例。但是，這些國家由於同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固有聯系和在財政上欠它們的債而表現出明顯的經濟依附性，使這些學者的看法成了泡影。依附於宗主國資本的概念，不久就被看作是有關殖民地國家地位的另一種定義——某些極端的解釋則認為依附性意味著政治上受壓，經濟上受操縱（參看依附論條目）。

　　後殖民社會的概念，承認各階級力量結成的較覆雜的聯盟。在受殖民統治支配的社會中，破壞了前資本主義的結構。並建立起資本主義發展所必需的新的結構。這種新的結構不僅允許宗主國的資本發展，而且為本國資本在工業、商業和農業中的發展創造了條件。在殖民社會中，殖民地政府是宗主國資產階級的工具，是為反對本土的在權利上彼此沖突的各個階級而設置的。但在後殖民社會中，情況就不再是這樣了，那里的政府不再受宗主國資產階級的直接操縱了。後殖民國家的理論表明，把國家看作是某一單個統治階級工具的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或者按照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解釋，把國家看作是有利於整個統治階級的社會形態的相對自主的再生產者，這無疑都不適用於新的情況。宗主國的資產階級再也不能無條件地操縱殖民地的國家機器，盡管它們可施加相當的影響。宗主國的資產階級同後殖民地國家的關系由於下述事實而進一步覆雜化了。它要同其它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同本土的各個階級，爭奪對政府的影響。本土的各個階級現在雖力圖利用後殖民政府來促進自己的特殊階級利益，但並不能絕對地支配它，因為它在某種程度上還要受強大的宗主國資本家階級的左右。實際上，可以說上述階級中沒有一個單獨的階級能夠成為“統治階級”，因為這將意味著要排除後殖民社會中其它階級的有力存在。

　　後殖民社會的概念，同樣是以一種單一的和邊緣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基礎的；在這種生產方式中，各個階級都有自己的位置，而宗主國資產階級在這種社會中的存在則是結構性的，因此，這些競爭的階級之間沒有結構上的矛盾，而且在維護後殖民國家所支持的社會制度方面有著共同的利益。由於受這一共同利益的支配，後殖民國家對每個單獨行事的階級就享有自主權，因為只有憑借這種自主權它才能調停這些階級的競爭利益。因此，後殖民社會雖然是資本主義的，但卻具有不同於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和處於殖民統治下的國家所存在的階級結構和狀況。




參考書目

① 哈姆紮·阿拉維：《後殖民社會中的國家》，1972年英文版。
② 哈姆紮·阿拉維等著：《資本主義和殖民地生產》，1982年英文版。
③ 哈姆紮·阿拉維和泰奧多·山寧合編：《“發展中社會”的社會學導論》，1982年英文版。
④ 安東尼·布魯爾：《馬克思主義的帝國主義理論——批判性的述評》，1980年英文版。
⑤ 哈里·古爾伯恩：《第三世界的政治和國家》，1979年英文版。
⑥ 哈里·馬格道夫：《帝國主義——從殖民時代到當前》，1978年英文版。


殖民主義

　　馬克思主義對殖民主義的分析集中在下述的幾個大的問題上。第一，力圖證明對非資本主義社會進行直接的政治控制，在某種意義上是19世紀歐美工業資本主義經濟再生產需求的產物，或是其傾向性發展的產物。第二，考察了工業資本主義對非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及意識形態的影響。在這一點上，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主要關心的是這些影響對在工業資本主義社會和殖民化社會中發展社會主義可能產生的結果。因此，分析往往注重於殖民大國所創造的，並使之長期存在下去的殖民資本主義的發展形式及其意義。第三，評價了殖民社會中的社會主義發展對殖民國家的社會主義改造可能導致的後果。馬克思主義傳統內部一直從不同的理論和政治的角度來探討上述問題，而所得出的各種答案則為馬克思主義討論後殖民資本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發展的性質，提供了參數（參看殖民社會和後殖民社會條目）。

　　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殖民主義的大部分著作都是評論大不列顛在印度和中國的殖民統治所造成的後果的，這些評論包含在許多文章和信件中，其中最詳細的是馬克思在1853年寫的關於印度的文章。當時，馬克思在寫《大綱》的草稿，其中的一節——“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附帶探討了殖民統治對非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特別是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影響（參看亞細亞社會條目）。這些短文表明，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與殖民控制和殖民擴張之間的關系是覆雜的——不能把這種關系簡單地歸結為後來的許多馬克思主義作家所解釋的那種“基本上”具有經濟傾向的關系。馬克思和恩格斯論證說，殖民控制，不僅作為獲得市場和原料的手段是必需的，而且作為排除競爭的工業國家的手段也是必需的；在一些情況下，即在非資本主義的經濟的再生產對資本主義的滲透特別對抗的地方，也需要實行這種控制。因此，他們雖把殖民統治置於需要市場、原料和投資出路這樣一個總的經濟背景之下，殖民統治的存在和作用卻並不一定都能歸結為這種需要。《資本論》第3卷進一步發展了關於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抵制工業資本侵入的分析；在那里，馬克思強調了殖民國家對改造那些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重要性，因為對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再生產來說，國家的政治作用是很關健的（比如，亞細亞生產方式）。

　　在許多批評家看來，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中似乎有兩個矛盾的因素。比如，當分析殖民主義對印度社會造成的後果時，馬克思指出強行破壞紡織工業和忽視國家所組織的公共工程給經濟造成了危害，但是他又顯然自相矛盾地指出殖民統治是有益的，因為它輸入了可使生產革命化的經濟制度，輸入了可使土著居民長期受益的技術變革。殖民影響既有害又有益的這種表面上矛盾的看法，成了馬克思主義者關於“殖民地問題”爭論的核心。

　　盧森堡進一步分析了殖民主義的影響，認為它摧毀了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並把這種生產方式改造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一種消費不足論的觀點出發，即認為殖民控制是摧毀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手段（它的再生產不斷受到缺乏有效需求的阻礙），盧森堡提出了四種破壞性的工業資本主義機制。商品經濟的輸入和貿易同農業的內在分離都會削弱自然經濟的基礎；強行占有其肥沃土地、原料和勞動力也必然會削弱自然經濟的基礎。只有殖民主義才能成功地實施這種破壞；當諸如貿易、投資和貨幣化這樣一些經濟機制不能限制自然經濟的再生產時，作為最後手段的殖民主義便出現了。

　　隨著希法亭的著作問世，殖民控制就開始被明確地看作是工業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定階段的產物。希法亭把殖民主義同金融資本統治的出現，以及由19世紀後期的工業資本主義經濟所導致的資本輸出的增長聯系在一起。這就為工業民族國家之間在吞並和鞏固殖民地的問題上的沖突激化提供了基礎（參看民族主義；戰爭條目）。列寧發展並推廣了希法亭的分析，認為把資本輸出到殖民地地區將導致擴張和資本主義發展的深化。列寧對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的理論的駁斥，注重於帝國主義在各民族國家中的互相競爭限制了它們共同剝削殖民地的可能性；這一點，加上他所堅持的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的滲透基本上是進步的思想，為第三國際在殖民主義問題上進行爭論的某些論據提供了基礎。第三國際爭論的其它論據則是以考茨基的前提或布哈林（和希法亭）的主張為基礎的；布哈林（和希法亭）的主張認為資本主義生產不會在殖民地經濟中均衡地發展，它的發展將限於那些有利於工業資本主義的經濟部門。印度的馬克思主義者M﹒N﹒羅易和後來的尤金·瓦爾加對列寧的觀點作了極其重要的發揮；普羅寧則是關於必須部分限制資本主義生產的論點的最傑出的代表。

　　這些關於通過殖民控制來促進資本主義發展方式的討論，以及對這些方式給階級結構和國家造成的影響所作的各種不同分析，為不發達理論（參看不發達和發達條目）和依附理論（參看依附條目）的產生奠定了基礎，也為批判獨立後的“新殖民”時代的理論奠定了基礎。核心的問題依然是，工業資本主義的再生產是否必須要強制推行損害當地經濟成分並使殖民地人民貧困的一種特殊的殖民資本主義方式。

　　馬克思主義關於殖民主義的觀點，一直備受人們的批判；最重要的批判集中在以下幾點上：

　　（1）殖民主義並不是工業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的那一個特定階段所特有的現象。雖然在19世紀後期，吞並和擴張確實是加劇了，但並沒有足夠的證據來證實馬克思的一般立論，特別是不足以證明列寧的分析。

　　（2）關於存在一個特定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帝國主義”階段的經濟論證，如果不是站不住腳的話，那也是沒有說服力的。一些作者，特別是巴雷特—布朗（見“參考書目”①），沃倫（見“參考書目”⑩）和奧康納爾（見“參考書目”⑥）就曾具體說明了以下主要限制性因素：“金融資本”——其定義為銀行資本對工業資本實行支配——只存在於少數工業資本主義國家；資本輸出在19世紀後半期並沒有顯著增加；問題不單純在於殖民地的利潤率比較高，而在於可能實現的利潤量，而後者在工業化的經濟中卻要大得多；19世紀和20世紀初很少有跡象表明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衰落和在技術上停滯不前，而列寧卻把這種衰落和停滯同資本輸出的需要聯系在一起。

　　（3）不管殖民地國家的活動與工業資本主義經濟的再生產需求之間有多大的聯系，馬克思主義關於殖民主義的分析都最終把前者歸結為後者。這種經濟決定論大大限制了對諸如殖民地的階級結構及其經濟集團的再生產這樣一些問題的分析，而這些問題的存在是不能僅僅用工業資本主義再生產的需求來解釋清楚的。

　　（4）對在殖民主義影響之前就已存在的各種社會的分析，不是被忽視了，就是被置於無所不包的、未加確定的範疇之中，而這些範疇的普遍性從直觀上就使自己顯得毫無價值。這些範疇就是盧森堡的關於前資本主義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概念，或僅僅把前殖民社會跟資本主義出現之前的歐洲封建社會相提並論的觀念。

　　（5）對殖民資本主義可能為向社會主義經濟過渡創造基礎的強調，導致在政治上和理論上糾纏於民族資產階級的形成問題。這進一步束縛了馬克思主義對殖民社會的階級和國家進行嚴謹分析的可能性。




參考書目

① M.巴雷特—布朗：《帝國主義的經濟學》，1974年英文版。
② S.克拉克森：《蘇聯的發展理論》，1979年英文版。
③ 魯道夫·希法亭：《金融資本》（1910），1981年英文版。
④ 弗·伊·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1916），1950年英文版。
⑤ 羅莎·盧森堡：《資本積累論》（1913），1951年英文版。
⑥ J.奧康納爾：“帝國主義的經濟意義”，載R﹒羅德斯所編：《帝國主義和不發達》，1970年英文版。
⑦ A﹒普羅寧：《印度》，1940年英文版。
⑧ M.N.羅易：《轉變中的印度》，1922年英文版。
⑨ 尤金·瓦爾加：《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引起的資本主義經濟的變化》，1948年英文版。
⑩ B.沃倫：《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先驅者》，1980年英文版。

傑瑞米柯賓

商品

　　一切人類社會都必須生產自己生存的物質條件。商品是通過交換來組織這種生產時勞動產品所采取的形式。在這樣一種制度中，產品一旦生產出來，就成了有權把它們賣給別人的特定行為者的財產。擁有不同產品的行為者在成交的過程中，彼此打交道，交換各自的產品。在交換中，一定數量的某種產品與一定數量的另一種產品互換。因此，商品具有兩種職能：第一，它可以滿足人的某種需要，即亞·斯密所說的使用價值；第二，它具有通過交換獲得其它商品的能力，馬克思稱這種可交換的能力為價值。因為商品按一定的量的比例關系彼此交換，所以每一種商品都可被看作是包含有一定的價值量的。一個時期所生產的全部商品，可以看作是同質的價值總體，盡管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它是各種不同的、不能比較的、異質的使用價值的集成。各種商品，作為價值它們在質的方面是相同的，只是在量上即所包含的價值量不同。各種商品，作為使用價值在質上之所以不同，是因為每一種商品都是特定的，不能與另一種商品進行比較。

　　勞動價值論把這種價值總體看成是所耗費的全部社會勞動在商品生產制度中所采取的形式。因些，生產商品的勞動，或者可以看作是具體的即生產特定使用價值的特殊勞動（比如織布就是生產衣料的特殊勞動），或者可以看作是形成一般價值的抽象勞動。

　　只有當各種商品互相交換時，價值才表現為看得見摸得著的交換價值，而交換價值則獨立於任何特定的商品，表現為貨幣。某種特定商品買賣成交的貨幣量，就是這種商品的價格。單個商品的價格可能與按它們所包含的抽象勞動量來衡量的價值不符；但一般地說，或按總的計算，新生產出來的商品的總的貨幣價格與它們的總的價值應當是相等的（參看價值和價格；生產價格和轉化問題條目）。總的來說，商品是使用價值和價值的辯證的統一。對商品形態的分析，是抽象勞動理論和貨幣理論的基礎。

　　商品理論確立了許多基本範疇，在這些範疇的範圍之內可以表述和分析資本。資本是通過生產和交換過程而擴大的價值。一個資本家以一定數量的貨幣開始生產，他先用這些貨幣購買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然後出賣作為結果的產品，所得的貨幣要多於原先墊付的貨幣，其多出的部分就是剩余價值。因此，資本是基於存在著商品生產制度和出現了貨幣價值形態的一種形態。用於表述和考察資本、商品、貨幣、買賣和價值的基本概念，都是建立在分析商品生產形態的基礎上的。

　　商品生產中所耗費的勞動是社會勞動。勞動的產品並不是由直接生產它的人消費的，而是由通過交換而獲得這種產品的其他人消費的。商品生產者依靠其他生產者通過交換來向他們提供了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不過，商品生產中的勞動，表現為生產者本人的私人勞動；這種勞動的耗費是為了通過市場交換來滿足自己的私人需要，與整個社會無關。商品生產者與其他人的現實的覆雜關系，由於商品生產所引起的社會分工，而變成了一種與個人無關的、無法控制的市場力量。生產者的世界實際上是由其他人創造的，生產者認為他們只存在於物即商品的世界之中。生產的商品形態一方面使私人勞動作為可交換的產品而具有社會性質，另一方面又把社會勞動分裂為私人勞動。這種把人與人的關系同物與物的關系相混淆的現象，是商品生產的主要矛盾。馬克思把這種現象稱之為商品的拜物教（參看商品拜物教條目）。由於這種現象，人的勞動產品表現為一種獨立的、不受控制的並與前不久生產了它們的人無關的東西。在馬克思看來，社會主義的歷史使命，不僅要揚棄資本主義生產的各種矛盾,而且要揚棄資本主義生產賴以為基礎的商品形態的矛盾。

　　馬克思運用商品的概念分析了在商品生產和交換充分發展的基礎上所產生的各種形式，但這些形式本身並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商品。比如，勞動力雖然不是作為商品生產的，其價值也不是直接源於生產它時所耗費的勞動，但它卻按一定的價格即工資出賣，從而在市場上表現為一種商品。在金融市場高度發達的經濟中，資本本身也成了一種“商品”，也就是說，它有了價格（利潤率），並在市場上進行交換（參看信貸和虛擬資本條目）。在這兩種情況下，商品的概念，都是在比擬和延伸的意義上而不是在原來的意義上使用的。




參考書目

① I﹒艾薩克·魯賓：《關於馬克思的價值論的論文集》（1928）,1972年英文版，第1—5章和第7章。


商品拜物教

　　馬克思對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大致上只限於《資本論》第1卷（第1章第四節）。商品生產規定了生產者之間的社會關系，這種社會關系使不同類型、不同技巧和不同數量的勞動作為價值而彼此相等（參看價值條目）；馬克思在證實了這一點之後，便考察了這種關系在生產者面前或在一般的社會面前是如何表現的。在生產者面前，這種關系“反映成存在於生產者之外的物與物之間的社會關系”（《資本論》第1卷，第89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裁縫與木匠之間的社會關系，表現為按一定比率彼此進行交換的上衣與桌子之間的關系，而不是上衣與桌子中所包含的勞動意義上的關系。但馬克思很快就指出，這種作為物與物關系的商品關系的現象並不是虛幻的。這種現象不僅存在，而且掩蓋了生產者之間的關系：“這種把一個人的勞動同其他人的勞動聯系起來的關系，不是表現為人們在自己勞動中的直接的社會關系，而是表現為人們之間的物的關系和物之間的社會關系”（《資本論》第1卷，第89—90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除了上述的以外，馬克思關於商品拜物教的理論，在《資本論》或其它地方再也沒有明確地、詳細地探討過。不過，它的影響在馬克思批判古典政治經濟學時仍可以看到。商品拜物教是資本主義經濟形態用以掩蓋主要社會關系的最簡單也最常用的一種手段。比如，不管什麽時候，它總是把資本（無論什麽形式的資本）而不是把剩余價值，看作是利潤的來源。因此，明確地提示商品拜物教，就成了分析非經濟關系的起點和範例。它在現象與被掩蓋的現實（前者不一定是虛幻的）之間確立了能在意識形態的分析中加以采用的兩分法。它探討了被當作和歸結為商品之間或物與物之間的關系的社會關系，而且這一探討已被應用於物化和異化的理論（參看拜物教條目）。




參考書目

① 本·法恩：《經濟理論與意識形態》，1980年英文版，第1章。
② 諾曼·傑拉斯：“本質與現象——馬克思《資本論》中的拜物教的諸方面”，載R﹒布萊克本編《社會科學中的意識形態》，1972年英文版。
③ 西蒙·莫恩：“意識形態、知識和新古典主義的經濟學”，載f﹒格林和p﹒諾爾編《政治經濟學的爭論問題》，1979年英文版。


共產主義

　　共產主義一詞源於1830年中期的巴黎秘密革命團體；馬克思是在兩種不同而又聯系的意義上來談共產主義的：一是作為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工人階級的實際政治運動；另一是作為工人階級通過其鬥爭要實現的一種社會形態。就第一種意義而言——這不僅可能受到羅倫茲·馮·施泰因（1842年）關於無產階級和共產主義描述（“整整一個階級的反應”）的影響，而且也受馬克思本人與正義者同盟中的法國共產主義者接觸的影響——馬克思寫道：“歷史的全部運動，既是這種共產主義的現實的產生活動即它的經驗存在的誕生活動，同時，對它的能思維的意識說來，又是它的被理解到和被認識到的生成運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頁）。幾年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又宣稱：“共產黨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黨相對立的特殊政黨。……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不同的地方只是共產黨人總是強調“整個無產階級的共同利益”和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64頁）。

　　在19世紀後半期，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兩個術語一般是作為描述工人階級運動的同義語使用的，雖然前者用得更為廣泛。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是遵循上述用法的，甚至對某些社會主義政黨，特別是德國和奧地利的兩個最大的社會主義政黨所采用的“社會民主黨”這一名稱(參看社會民主條目)也沒有提出強烈的反對，雖然恩格斯在1894年表示過某些保留。當時，恩格斯說雖然“這個詞也許可以過得去”，但“對一個其經濟綱領不單純是一般的社會主義的而直接是共產主義的黨來說，對於政治上的最終目的是消除整個國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政黨”來說，卻是不確切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90頁)。只是在1917年之後，隨著第三(共產主義)國際的建立以及共產主義政黨與其它工人政黨發生激烈沖突而導致了分裂，共產主義一詞才再一次取得類似於19世紀中期前後所具有的那種獨特的含義。當時，共產主義一詞，作為旨在用暴力推翻資本主義的一種革命形式，與作為一種只是比較平和的、漸進改革的立憲運動的社會主義，是完全不同的。後來，特別是在斯大林主義時期，共產主義才逐漸又有了進一步的含義。獨裁主義政黨所領導的運動，在這些政黨中，禁止公開討論馬克思主義理論或政治戰略，這一運動的特點是其它國家的共產黨在不同程度上都要服從蘇聯共產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共產主義才被看作是20世紀的一種獨特的政治運動；但它不僅受到馬克思主義反對者們的廣泛的研究和批判（這是很自然的），而且也受到許多馬克思主義者的廣泛研究和批判。克勞丁在研究30年代的共產國際的失誤（在德國，那個時期的人民陣線失敗了，在中國也是如此）以及研究蘇聯的政治影響，由於南斯拉夫的脫離、東歐的反抗、同中國共產黨的破裂而衰落時，對共產主義運動的衰退作了極其全面地敘述。克勞丁得出結論說：“隨著斯大林的去世，共產主義運動便走歷史下坡路了”（見“參考書目”④）。東歐內部的一項在許多方面有著類似之處的分析是巴羅提出的，該分析還提出在世界的那一地區重新確定可行的社會主義事業的方案（見“參考書目”①）。在西歐，共產主義運動的危機則導致並表現為歐洲共產主義；這種共產主義雖然強調歷史上形成的西方民主制度的價值，強調與社會民主主義實行暫時的和睦相處，但看來卻標志一個新階段的開始；在這個階段中作為政治趨勢的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明顯分離可能會再一次縮小或趨於消失。

　　第二種意義上的共產主義——即作為一種社會形態的共產主義——，馬克思在其早期和後期著作的許多地方都進行過探討；然而這種探討只是一般性的，因為他不想“為未來的飯店”開“（實證主義的）食譜”；在《經濟學哲學手稿》(第三稿)中，馬克思寫道：“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並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會的（即人的）人的覆歸，這種覆歸是完全的、自覺的而且保存了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頁）。後來，他和恩格斯又賦予這一概念以一種更確切的社會學含義，把消滅階級和分工作為共產主義社會的前提。比如，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第1卷，第一部分，C）中，馬克思論證說為了實現這樣一種社會，個人必須“重新駕馭這些物的力量並消滅社會分工。沒有集體，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從前各個個人所結成的那種虛構的集體，總是作為某種獨立的東西而使自己與各個個人對立起來；由於這種集體是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的聯合，因此對於被支配的階級說來，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集體，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實的集體的條件下，各個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並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4頁。）。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和恩格斯才把早期部落社會——沒有私有財產、沒有階級區分或廣泛分工的部落社會——看作是原始共產主義。在後來的著作中，馬克思強調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經濟特征就在於它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社會”；在《資本論》第3卷（第48章）中，他論證說經濟領域內的自由只能是“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於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資本論》第3卷，第926——927頁）。

　　只是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才把共產主義社會區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剛從資本主義脫胎出來的早期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個人將按勞取酬並購買消費資料（即存在著交換）；二是高級階段，在這一階段中每個人將盡自己的所能為社會做出貢獻，並根據自己的需要從共同的財富中領取自己的一份。是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才把這兩個階段表述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並使之流行起來（不過，杜岡——巴拉諾夫斯基早在1908年就提出這一用法了）。盡管蘇聯和東歐其它國家的官方迄今仍提這兩個階段，但這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今天討論的焦點。今天討論的焦點，主要與現存社會主義國家實際生活經驗所提出的兩個問題有關。一是市場在社會主義制度中的作用，或更確切地說，隨著逐漸引進市場關系，“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所起的有效作用看來是：既可以通過合理地配置生產資金和合理地進行分配而收到更大的經濟效益，又可以把決策權真正下放給“自我管理的”各種國營企業和私營的小規模的企業（見“參考書目”②和③）。然而，這應當放到這樣一個背景下去考察；非市場機制仍不斷以廣泛社會服務的形式調配著很大部分國民生產總值，盡管目前這也是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一種特征。

　　第二個問題涉及到馬克思關於人的需求和組織人的勞動以滿足共產主義社會中的人的需求的觀點；這雖然為馬克思主義設想未來的社會制度提供了模糊的背景，但直到近年來人們卻很少以一種明確的方式加以研究，涉及到社會主義的實際問題也是如此。赫勒爾的一項重要研究指出了馬克思自己概念中的某些矛盾之處（見“參考書目”⑤）。在《大綱》中，他認為克服了勞動的異化（其外在施加的特性），勞動就成為一種重要需要的吸引人的勞動，因為“所有的勞動基本上都成了腦力勞動即成為個人的自我實現的領域”；但在《資本論》（第3卷，第48章）中說，異化雖然終止了，而勞動並沒有成為吸引人的勞動，因為“物質生產領域始終是一個必然王國”，“真正的自由王國”只能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即在閒暇時間中開始。因此，在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社會中依然存在著勞動的義務（即強制性的義務）。赫勒爾論證說，在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可以找到解決這一問題的答案，即在這種社會中將出現一種新的“需求結構”，日常生活將不是圍繞生產性勞動和物質消費展開，而是圍繞作為人本身的目的並成了第一需要的那些活動和人的關系來進行。但是，赫勒爾一方面承認應當探討下述巨大困難，確定生產領域中的“真正社會需求”和確保每一個人對如何決定生產能力有發言權（如果共產主義社會，象預期的那樣，被設想為是一個全球性的社會，那末需要決定的數目就會大得非常驚人）；另一方面，她也承認馬克思關於新的需求的想法雖帶有空想性，但卻非常豐富，因為它們確立了一種與衡量當代生活質量標準相反的規範。斯托揚諾維奇（見“參考書目”⑨）則認為，馬克思主義從本質上進行創新的主要之處，在於它以批判的態度看待現存的社會主義社會；他以類似於赫勒爾的方法論證說：“只有從成熟的共產主義觀點出發去進行探討，才有可能”建設發達社會主義社會；也就是說，只有從道德的（甚至是空想的）規範出發，才有可能做到這一點。

傑瑞米柯賓

在近年來的馬克思主義關於未來無階級社會特征的討論中，“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與“高級”階段的共產主義之間的區別已基本失去意義，而且看來也太簡單化了。發展到這樣一種社會，可能要經過許多階段，當前還不能預見，而且也許要經歷許多挫折和反覆。現在對大多數參與這場討論的人來說，重要的是對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存制度、實踐和規範作較深入的、經驗的、批判的研究，發揮他們固有的潛力，去發展馬克思的理想，並對社會主義社會的道德規範進行更嚴密的探討（參看倫理；道德條目）。韋爾默爾在其論證中，反對“以經濟為基礎的解放的‘機械論’”，主張“必須把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正義、社會主義倫理以及‘社會主義覺悟’”包括在要在資本主義制度內部“孕育的”社會主義要素之中（見韋爾默爾：《批判的社會理論》，1971年英文版，第121—122頁）。這些主張，只要適當考慮其具體的特征和問題，也可以同樣適用於現存的社會主義國家（參看平等；社會主義條目）。




參考書目

① 魯道夫·巴羅：《東歐的抉擇》，1978年英文版。
② 弗洛基米爾茲·布魯斯：《社會主義經濟的市場》，1972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社會主義的經濟學和政治學》，1973年英文版。
④ 費南多·克勞丁：《共產主義運動——從共產國際到共產黨情報局》，1975年英文版。
⑤ 阿格涅斯·赫勒爾：《馬克思著作中的需求理論》，1976年英文版。
⑥ 弗·伊·列寧：《國家與革命》（1917），1964年英文版。
⑦ 斯坦利·穆爾：《馬克思論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選擇》，1980年英文版。
⑧ 漢斯·彌勒：《“社會主義”一詞及其詞類的起源和歷史》，1967年德文版。
⑨ 斯維托紮爾·斯托揚諾維奇：《理想與現實之間——關於社會主義及其未來的批判》，1973年英文版。


競爭

　　對馬克思來說，競爭是一個難以理解的和覆雜的範疇。一方面，它屬於資本本身的內在特性；離開了它，資本就難以理解了。另一方面，正如羅斯多爾斯基（見“參考書目”④）所論證的，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生產的大部分理論，是運用抽象的方法從競爭中推導出來的。羅斯多爾斯基甚至認為，只是到了《資本論》第3卷時，馬克思才有必要介紹競爭。在羅斯多爾斯基看來，在那以前，分析只涉及到與競爭中的眾多資本相對立的一般資本。羅斯多爾斯基的看法雖走得太遠，但卻澄清了這樣一點，即馬克思所分析的資本的生產是資本與勞動之間的一種關系；這種關系的存在不決定於在各階級內部出現的競爭。因此，人們常常認為馬克思把競爭所起的作用強調為是資本主義規律據以運轉或發揮強制作用的一種機制。正象分析資本主義經濟的各個具體方面一樣，競爭本身也應從許多不同的覆雜方面去理解。以上這種理解，無論跟資產階級經濟學還是跟斯拉法（參看斯拉法條目）或新李嘉圖學派（參看李嘉圖和馬克思條目）傳統內的馬克思主義，都有著很大的不同，因為這些理論從一開始就介紹資本家之間的競爭。

　　正是由於競爭如此覆雜，涉及到各個單個資本之間的最直接的關系，馬克思才在《資本論》的結尾部分最終下決心去系統地論述它，然而他的逝世卻使這一計劃未能付之實現。不過，《資本論》的各個部分以及其它文章，都多次談到競爭的意義；如果把這些拼湊在一起，我們就可以勾畫出馬克思對這一問題的完整的看法。在通常的情況下，馬克思常常提到競爭過程造成的各種假象，並常常強調競爭造成的經濟關系的現象恰恰是它們的真正基礎的對立面。這種對立通常是由個體的經濟承擔者所采取的立場同他們所涉及的整個經濟關系相脫節造成的。比如，在使利潤率平均化的競爭中，價值和價格之間的轉換就造成這樣一種印象，即利潤似乎源於整個預付資本，然而利潤卻全部來自僅直接取決於可變資本的剩余價值。

　　在討論地產特別是地租時，馬克思揭示了價值的結構和價格形態，這對分析競爭是十分重要的。在某一經濟部門內部，每一個別資本的生產率的水平多少是不平衡的。聯合的個別價值水平將導致正常的價值或市場價值，從而使某些資本得到剩余利潤，而有些資本則形成虧損。部門內部的個別價值變動的幅度主要由業已積累的資本的不同規模來決定，競爭將促使那些低於正常勞動生產率（和資本規模）的資本進行積累，並由此而把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確定為部門內部的標準。同時，其它資本則通過增加超出標準的預付資本來尋求剩余利潤，於是競爭就導致市場價值和使聯合資本達到最低限度的規模，其中一些資本的規模減小，另一些資本的規模擴大。在生產方面，競爭關系到剩余價值的榨取，不管這種榨取是絕對的還是相對的。競爭的手段取決於資本規模的增加，不管這種增加是導致更大的協作還是導致分工，也不管勞動過程是否會由於機器和大工業的進一步采用和發展而發生變化。

　　在各個經濟部門之間，競爭將從市場價值考慮出發去形成生產價格（參看生產價格和轉化問題條目），價值與價格之間的這種關系，是以不同部門之間的資本流動性和形成年均的或正常的利潤率的趨勢為基礎的。在這方面，據馬克思看來，信貸制度的充分發展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它可以使資金在各個部門之間進行流動（以及用於各個部門內部的積累）。

　　在最覆雜的情況下，市場價格會隨著支配供求的最直接的因素的變化而偏離生產價格，但這些因素多少是暫時性的。比如，工資的價值由於消費品價格的影響而偏離勞動力的價值，就包括在這些因素之內。一般可以這樣認為：價值、生產價格和市場價值之間的關系，分別與個別循環的三種資本形態，既生產資本、貨幣資本和商品資本是保持一致的。商品的總流通包括作為收入（工資和供資本家消費的利潤）的開支，而不只是作為資本的支出，而正是這一點說明了即使生產價格形成的結構和過程決定著市場價格的形成，市場價格也會偏離生產價格。

　　上述分析是從形態上進行的，因為它主要涉及的是資本積累中的競爭的邏輯結構和價格形成的過程，但是，馬克思還依據歷史基礎分析了競爭的形式，即分析了生產方式不同發展階段的占支配地位的不同機制。對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初階段來說，積累主要是通過資本積聚來實現的（參看資本的集中和積聚條目），當時利潤率趨於平均化的傾向還不起作用。商品一般是按其價值交換的，而競爭就是建立在市場對商品和勞動力的或大或小的限制基礎之上的。在較高的發展階段，即在通過集中進行積累的階段，價格形態由於信貸制度促進各個部門之間的資本流動而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這里，馬克思含蓄地提出了資本主義的歷史分期，列寧在其關於帝國主義的研究中著手解決這一問題，並把帝國主義看作是壟斷資本主義的階段。

　　列寧在關於帝國主義的著作和其它文章中，都強調指出壟斷和競爭並不是相互排斥的對立物，隨著壟斷的發展競爭也在加劇。盡管存在著資本的集中，相應出現了卡特爾以及出現工業資本與銀行資本的相互滲透，但上述情況並沒有改變。然而，在現代馬克思主義內部，許多作家卻認為壟斷和競爭是互相排斥的，而且前者的發展是以放棄後者為代價的。像巴蘭和斯威齊這樣一些作家（見“參考書目”①）甚至得出結論說，資本積累的規律因此受到了破壞，資本主義將經歷一個長期停滯的趨勢。他們認為馬克思的分析現已過時，它只適用於19世紀的階段。相反，人們可以看到，馬克思關於競爭的理論，就其總體而言，恰恰是適合於壟斷資本主義確立所需要的那些條件的。




參考書目

① 保·巴蘭和保·斯威齊：《壟斷資本主義》，1964年英文版。
② K.考林：《壟斷資本主義》，1982年英文版。
③ 本·法恩：《論馬克思的農業地租理論》，1979年英文版。
④ R.羅斯多爾斯基：《馬克思的〈資本論〉的形成》（1968），1977年英文版。
⑤ J.威克斯：《價值與剝削》，1982年英文版。


消費

　　對人的勞動產品（使用價值）的消費，是人類作為個體的人和作為社會的個人用以維持生存和進行繁衍的手段，即是人類從精神物質意義上（作為具有一定個性的人）上和從具體的歷史社會結構的意義上（作為具體歷史階段的一定社會形態的成員），用以維持生存和進行繁衍的手段。在資本主義即商品生產普遍化（“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消費主要表現為對商品的消費，但有兩種消費不在此例，即對家庭內部生產的物品的消費和屬於自耕自足農業的消費。消費分為兩大部類：一是生產消費，它既包括生產者對消費資料的消費，又包括生產過程中對生產資料的消費；二是非生產性消費，它包括對一切不進入生產過程，不再參加生產的下一輪循環的商品的消費。非生產性消費，主要是由非生產階級（統治階級、非生產性勞力等）對消費資料的消費，以及國家的非生產性部門（軍隊和國家行政管理部門）對消費資料和投資設備的消費這兩種消費構成的。

　　消費既有生理上的因素又有歷史的因素。它們都同馬克思所說的“人的需求方式”聯在一起，人的需求方式也屬於上述兩大部類的消費範疇。基本的生理需求必須同歷史所決定的需求區別開來，歷史決定的需求源於生產力的新發展和各社會階級之間的力量關系的改變（消費品的“普及”和以前專供統治階級使用的服務的“普及”；參看勞動力價值條目）。但是，隨著大工業的發展，勞動機械化的普及，商品種類的日益繁多和勞動力在生理和精神上日益受到折磨，消費品越來越為生產領域中的技術創新和變革所決定。因此，資本主義的消費愈來愈依存於資本主義生產。這既意味著消費範圍的不斷擴大，也意味著消費的質量有可能退化。總之，這表明，資本主義的企業在生產、分配和宣傳方面正日益操縱著消費者。

　　相反，在社會主義乃至在共產主義的條件下，生產將日益由消費者來決定。消費者的需求得到自覺的表達（並由消費者民主地決定優先生產的項目），這種情況將越來越決定生產的格局。為需求而生產將取代為利潤、為獲得最大限度的收益而生產，即取代為生產而生產，因為基本需求一旦得到了滿足，積累越來越多的物質資料（而且越來越沒有用）將不再是消費的主要目的。消費將變得更富於人的創造性即造就全面發展的人，使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更加豐富多彩（參看平等條目）




參考書目

① 艾格尼斯·赫勒爾：《馬克思著作中的需求理論》，1976年英文版。


矛盾

　　雖然這一概念可用作表示任何一種不和諧、緊張和壓力的比喻，但就人的（或一般有目的的）行動而言，它首先具有這樣一個特定的含義：表示滿足一極而犧牲另一極的任何一種情況，即表示一種受束縛或處於緊張的狀態。因此，內在的矛盾是一種雙重的束縛或自我制約；在這種情況下，某個體系、作用物或結構S不再跟這一體系的規律R進行運轉，因為它是正在同另一個規律Rˊ進行運轉；或是這樣一種情況，即所從事的行動過程T將產生一個抵銷的、抑制的、不斷阻礙的或完全相反的行動過程Tˊ。形式的邏輯矛盾是一種內在矛盾，對主體來說它的後果在價值論上是不明確的，“A和－A”使行動過程（或信仰）尚待確定。

　　在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中，辯證的矛盾的特征既不同於（甲）排他的或“真正的”對立和沖突（康德的真正的排斥），因為它們的極限或兩極是互為前提的，結果構成了內含的對立；也不同於（乙）形式的邏輯對立，因為它們所涉及的關系在意義（或內容）上是依存的，而不僅僅是形式上的；所以，對A的否定並不導致其抽象的取消，而是產生新的、更高的、範圍更廣的內容。與第一種對比相聯系的，是“對立統一”的主題，這是從恩格斯到毛澤東所主張的一切馬克思主義的本體論辯證法的特征。與第二種對比相聯系的，是“有限否定”的主題，這是從盧卡奇到薩特所主張的馬克思主義的有聯系的辨證法。在這兩種情況下，辯證的矛盾在特征上都被認為是具體的。

　　在馬克思的成熟經濟著作中，矛盾的概念特別用於表示（1）邏輯上前後不一致或內在離題的理論上的反常現象；（2）外在離題的對立，如作為包含（相對）獨立起因的力量或趨勢的供與求的對立，它們以這樣一種方式互相影響以致其效果常常彼此抵銷——獲得暫時的或半永久性的平衡；（3）歷史的（或暫時的）辯證的矛盾；以及（4）結構性的（或體系上的）辯證的矛盾。

　　類型（3）的矛盾涉及起作用的非獨立起因的力量，因此，力量F常常導致這樣一種條件或它本身就是這樣一種條件的產物，這種條件將同時或隨後產生往往阻擾、取消、瓦解或改變F的抵銷的力量F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有組織的工人階級的鬥爭與資本的矛盾就是這樣一些矛盾的實例。這些歷史矛盾是以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的矛盾（4）為基礎的，這種結構性的矛盾從一開始就為歷史矛盾的產生提供了形式上的條件。在馬克思看來，這些矛盾中最重要的是具體的有用勞動與抽象的社會勞動之間的矛盾,商品的使用價值與價值之間的矛盾；商品的這種矛盾直接表現為相對價值形態與等價的價值形態之間的區別，並外化為商品與貨幣、雇傭勞動與資本的矛盾。所有這些矛盾都是“辯證的”，這既包括（甲），因為它們構成了真正內含的矛盾，它們的兩極在本質上是互為前提的；又包括（乙），因為它們在體系上或本質上跟一種神秘化的表現形式相聯系的。

　　類型（3）和（4）的辯證的矛盾，在馬克思那里，既是以特定主體為基礎的，又是以經驗為基礎的。但在馬克思主義的和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潮中卻存在一條長期的批判路線（從伯恩施坦到科萊蒂）；這條路線認為辯證矛盾的概念實際上與（Ⅰ）形式邏輯，從而與有條理的論述是不相容的，而且或者與（Ⅱ）科學的實踐，從而與唯物主義也是不相容的。但情況並非如此。因為內含的矛盾，不論是在存在內部的（可用（甲）表示），還是在存在與思維之間的（可用（乙）表示）都既可作有條理的表述又可作出科學上的說明。只是當矛盾受到約束（不同於所描述的情況）時，才會違背無矛盾的原則；而假如思維包括在覆雜交錯的現實（不是假定的現實）之中，那末它的拜物教的或其它範疇上的神秘特性，就不包含科學上的謬見（參看認識論條目）。




參考書目

① 羅依·巴斯卡爾：《辯證法、唯物主義與人的解放》，1983年英文版。
② 盧西奧·科萊蒂：《馬克思主義和辯證法》，載《新左派評論》第93期，1975年英文版。
③ M.哥德利埃：《資本中的體系、結構和矛盾》（1966年），1972年英文版。
④ 喬治·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1971年英文版。

傑瑞米柯賓

協作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中，專門用了一章來探討協作的概念。這一探討是在分析了絕對和相對剩余價值之後進行的。在這之後又依次考察了資本主義勞動過程所經歷的工場手工業和機器大工業兩個階段的發展形式。協作本身加上分工，是聯系絕對和相對剩余價值的抽象概念與具體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覆雜與分析的重要環節。在《資本論》第13章中，協作被簡單定義為“許多人在同一生產過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聯系的生產過程中，有計劃地一起協同勞動，這種勞動形式叫做協作”（《資本論》第1卷，第362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這一定義因其不以任何特定生產方式為轉移，而受到人們的注意。馬克思關於這一問題的許多觀察評論也是如此。比如，“勞動者在有計劃地同別人共同工作中，擺脫了他的個人的局限，並發揮出他的種屬能力”（《資本論》第1卷，第366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一般說來，馬克思關於不以特定生產方式為轉移的那些論述，通常都是從側重於協作的使用價值方面來考慮的。因此，他斷定協作形成的集體的勞動力量比同樣數量的單幹的個人勞動力量的總和要大。然而，從上述引語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即便就其總的方面來說，協作也是從社會的角度，而不是從物化的角度來考慮的。而且，這一總的分析是同分析資本主義所特有的特征聯系在一起的，即把協作當作生產者之間的一種（剩余）價值關系來研究的。在以前的各種生產方式中，協作雖然也為人們所知曉，但只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由於可以得到數量眾多的雇傭勞動者，才能得到有計劃地利用。此外，競爭也使協作成為一種必要的手段，因為要按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進行生產，就必須利用集體的勞動力量。因此，在競爭的條件下，僅僅考察資本主義的協作，就足以證明需要個別的和社會的資本積累，正如集體部分的勞動在使用生產資料方面會導致節約一樣。

　　就管理的特點來說，也可以從使用價值和價值兩個方面來研究協作。協同勞動，在任何情況下都需要組織的作用，但對資本主義生產來說，這種組織作用是同為榨取剩余價值而在勞動過程中利用有紀律的工人的行為完全攪在一起的。作為結果而產生的較大的生產能力，表面上似乎來自資本或資本家的力量並從而歸功於這種力量。這種情況往往掩蓋了作為（剩余）價值來源的勞動力所起的作用。






合作社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雖然沒有系統論述過合作運動或特定合作生產結構意義上的合作社，但關於這一問題的介紹和對此所采取的讚同態度，比人們有時想象的要多。洛維特（見“參考書目”①）對這些曾作過有益的核對和整理，以下就是他所提到的主要論述。

　　我們可以把洛維特提到的歸納為幾個要點。首先，在馬克思的著作中並沒有考察作為實際存在的或作為未來可能出現的生產方式（“聯合的生產方式”——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8頁）基層單位的合作社本身，但在一般展望工人階級解放時卻總提到它們。第二，“空想社會主義”並不是一個旨在表述合作社或合作的術語。合作的概念本身沒有受到指責，只是譴責它的各種失真的形式。比如，普魯士的由國家提供支援的合作社，以及拉薩爾把它們作為社會主義而進行的辯護，都受到了馬克思的抨擊。合作商店被認為是資本主義表面上的膚淺的事物，除非它們成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內部的生產性聯合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及通過工人階級的活動使“有組織的社會力量”（國家政權）轉交給生產者本身。在馬克思看來，合作社是對雇傭勞動的否定。就其肯定的形式而言，“帶著興奮愉快心情自願進行的聯合勞動”正如資本主義曾使奴隸勞動和農奴勞動成為過時的東西一樣，也可以使“雇傭勞動”成為一種陳舊過時的勞動（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33頁）。但在資本主義內部，合作社的各種形式必然帶有舊制度的殘跡和包含著新制度的萌芽。然而，這種自相矛盾的表述，是在推薦合作而不是從反面陳述取消它的理由。《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就明確地宣布了關於這一問題的主要觀點。合作運動業已是一個“重大的事實”，它代表了勞動的政治經濟學對財產的政治經濟學的一個更大的勝利。它不是在口頭上而是用事實表明雇主階級並不是大規模生產的必不可少的條件。正是由於這一原因，合作運動在1848年到1864年期間才得到了許多假朋友的支持，那些“資產階級的慈善空談家”切望利用它達到自己騙人的目的。必須反對這種現象，正如必須反對任何狹隘和自給自足的傾向一樣。只要合作勞動不在全國範圍內得到發展，它就永遠也不可能擊敗壟斷勢力。只有政權才能使合作勞動擺脫“個別工人的偶然努力的狹隘範圍”（《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33頁）。

　　馬克思不能容忍那些看不到資本主義已陷於重重矛盾的人，認為資本主義並不是一切都能適應其繼續存在的。在19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馬克思堅持認為在工人階級的實踐中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可以看到（部分）共產主義的事物。他此時所談到的合作工廠就是一個例子。由於他的這些看法在後來占統治地位的馬克思主義史中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因此只有通過引文來強調這一點。“庸俗經濟學家不能設想各種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發展起來的形式，能夠離開並且擺脫它們的對立的、資本主義的性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35頁）。馬克思認為，從政治觀點來看，通過公社社員們的合作形式這一點本應很清楚。但是：“說也奇怪，雖然近六十年來寫過和講過不少關於工人解放的話，可是只要工人們在什麽地方斷然當家做主，那些替兩極即資本和雇傭勞動……對立的現代社會辯護的人，立刻就彈起辯護的調子來反對他們。仿佛資本主義社會還處在童貞和白璧無瑕的狀態！仿佛它的對立現象還沒有發展，它的自欺欺人的妄想還沒有被揭穿，它的淫亂的實況還沒有盡行暴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78頁）

　　從工業觀點來看，勞動者的合作工廠本身就體現了類似工人階級創造的、現在——未來、外在——內在的或物質的辯證法，因而體現了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概念的特征。馬克思說，這些工廠是在舊形式內對舊形式打開的第一個缺口，雖然它在自己的實際組織中，當然到處都再生產出並且必然會再生產出現有制度的一切缺點。但是，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對立在這種工廠內已經被揚棄，雖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揚棄，即工人作為聯合體是他們自己的資本家，也就是說，他們利用生產資料來使他們自己的勞動增殖。這種工廠表明，在物質生產力和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生產形式的一定的發展階段上，一種新的生產方式怎樣會自然而然地從一種生產方式中發展並形成起來。沒有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產生的工廠制度，合作工廠就不可能發展起來；同樣，沒有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產生的信用制度，合作工廠也不可能發展起來。信用制度是資本主義的私人企業逐漸轉化為資本主義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礎，同樣，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國家規模逐漸擴大合作企業的手段。資本主義的股份企業，也和合作工廠一樣，應當被看作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為聯合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只不過在前者那里，對立是消極地揚棄的，而在後者那里，對立是積極地揚棄的”（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97—498頁）（參看委員會；自我管理條目）。




參考書目

① T.洛維特：《馬克思與合作運動》，1962年法文版。


公司

　　參看股份公司條目。


委員會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生中，只有一次運動預示了20世紀的工人委員會和蘇維埃，這就是巴黎公社。象後來的運動一樣，巴黎公社也是自發產生的，並代表了大眾權力的極端民主形式，馬克思稱讚它為革命運動開創了一個新階段。

　　第一個蘇維埃是1905年10月在聖彼得堡建立的。它雖然只具有地方色彩，而且存在的時間也很短，但參與建立的主要人物之一托洛茨基認為它在1905年的革命中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托洛茨基說：蘇維埃把工人群眾組織起來，開展政治罷工和示威，武裝工人並保衛人民不遭集體迫害。他斷言蘇維埃是一種“真正的民主形式”，因為它不象大多數西方民主政體那樣有什麽上下議院。它避免了職業上的官僚主義，選民有權在任何時候罷免他們的代表。它是以工廠中的工人階級為基礎的，它的權力實際上是“萌芽中”的工人政府。

　　盡管蘇維埃在1917年革命中顯得十分重要，但無論是列寧還是托洛茨基都沒有寫過一篇總的理論文章來把它作為一種政治組織形式加以論證。特別是列寧，從比1905年廣泛得多的基礎上，把蘇維埃看作似乎是一種可以實現奪取政權和摧毀資產階級國家的手段。但由於蘇維埃當時受到了孟什維克的影響，列寧撤回了“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並尋求其它的組織手段——比如比較窄的僅以雇傭工人階級為基礎的工廠委員會——去實現自己的目的。在所有這些策略的變化中，列寧關注的是強調摧毀資產階級國家的必要性，並尋求一種能取代資產階級國家和指導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新的國家形式；而在這一爭論中，列寧認為自己只是重申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比如《國家與革命》（1917年）基本上就是對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重新肯定。在1917年9月和10月，隨著蘇維埃恢覆其革命性，列寧才把它看作是新型的國家政權的體現。在1917年革命前的最重要的一篇論文《布爾什維克能保持國家政權嗎？》（見“參考書目”⑨）中，列寧宣布蘇維埃是新型的國家機構，“它有工農武裝力量，並且這個武裝力量不是象過去的常備軍那樣脫離人民，而是同人民有極密切的聯系……”（《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08頁）。他強調指出，這種國家機構比以前任何國家機構都民主得多，因為它能阻止職業政治家的官僚主義的滋長，它能把立法的職能和執行的職能授予選出的人民代表。同無政府主義者和工聯主義者相反，列寧極力主張蘇維埃政權實行集中制。

　　在整個1917年革命過程中，托洛茨基對蘇維埃問題的看法雖與列寧有相同之處，但他卻把這一期間存在的局面看作是一種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或者是資產階級將主宰舊的國家機構，為達到自己的目的只對國家機構作些枝節性的改變，在這種情況下，蘇維埃將最終被摧毀。或者是蘇維埃成為新型國家的基礎，這將既摧毀舊的政府機構，又摧毀舊的政府機構為之服務的那些階級的統治。奪取政權之後，列寧則經常強調蘇維埃政權與資產階級民主的不可調和性，認為前者是工人階級政權的直接反映。因此，在贏得蘇維埃中的大多數（包括左翼社會革命黨人）之後，列寧就解散了立憲會議，並為這一步驟進行了辯護，說蘇維埃與資產階級國會相比，是更高級的民主形式。在《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見“參考書目”⑩）一文中，他又為區分兩種類型國家的另一個標準提供了依據：“蘇維埃民主制即目前具體實施的無產階級民主制的社會主義性質就在於：第一，選舉人是被剝削勞動群眾，排除了資產階級”（《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183頁）。

　　在工人委員會的問題上，列寧和托洛基茨代表了極端左翼的立場，但在1918年後席卷中歐和西歐的、工人委員會在其中起著很大作用的革命浪潮中，他們的觀點就不怎麽流行了。這一期間，出現了另外兩種政治立場。由德國的艾伯特和柯亨這樣一些人所代表的是右翼立場，他們兩人同馬克思主義聯系甚少，認為委員會只是臨時行使職權的機構，一旦建立了議會民主機構，就應加以取消。最具代表性的馬克思主義立場是考茨基和阿德勒這樣一些“中派”人物的主張，他們力圖把上述兩種極端的立場調和起來。在《無產階級專政》（見“參考書目”⑥）一書中，考茨基雖然承認蘇維埃是我們時代的最重要的現象之一，但他又強烈地反對布爾什維克解散立憲會議，反對他們力圖把蘇維埃理解為政府機構，因為蘇維埃到那時為止一直是階級的戰鬥組織。他特別嚴厲地批評了把資產階級成員排除在蘇維埃之外的做法，理由是這在德國將意味著要剝奪許多人的權利；同時排斥的標準是很不明確的；而且排斥反對者勢必妨礙無產階級的政治階級意識的形成，因為這會使無產階級得不到任何政治鬥爭經驗。最後，他認為布什維克建立的蘇維埃必將成為無產階級內部的一黨專政。

　　以上提到的所有的作家，都是從直接的政治問題入手來考察蘇維埃形式的，而葛蘭西則對委員會的性質作了較多的理論分析，雖然這種分析有時帶有烏托邦思想的傾向（見“參考書目”⑤）。他對委員會同其它無產階級的組織形式的關系也進行了思考。工廠委員會（葛蘭西把它等同於蘇維埃），不僅是進行階級鬥爭的組織，而且也是“無產階級國家的模式。無產階級國家機構固有的一切問題都是工廠委員這種組織所固有的”（見“參考書目”⑤）。要把這些機構連結起來，並使之納入一個高度集中的權力等級制中，就必須創造一種真正的工人民主制，準備取代資產階級的一切行政和管理的主要職能。其它的無產階級組織形式都不能適應這一任務。工會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形式，不可能接替管理那種社會，它們是資本主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基本特征是競爭，而不是共產主義的，因為它們所組織的不是作為生產者的工人，而是出賣商品勞動力的雇傭工人。

　　工人委員會（相當於蘇維埃）具有政治的方向，應將它同工廠委員會（相當於勞動委員會）相區別，工廠委員會關切的是各個個體工廠的經濟管理。它主要被看作是實現“工業民主”的工具。這是包括悉尼·維伯和G.D.H.科爾這樣一些非馬克思主義者和科爾施及鮑威爾這樣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在內的形形色色的思想家們所主張的概念。鮑威爾的觀點如下：

　　“成立了工廠委員會，我們就在工廠中實現了君主立憲制。合法的統治權就由象世襲的君主那樣支配企業的老板與起議會作用的工廠委員會共同分享。超越了這一階段，就可邁向共和制的工業政體。老板消失了，對工業的經濟指導和技術指導就委交給管理委員會”（見“參考書目”③）。倫納則揭露了上述看待工廠委員會政治前景的烏托邦觀點中所固有的困境（見“參考書目”(11)）。他指出建立在工廠委員會基礎之上的民主只能代表有限的和局部的共同利益，而不同階級或集團之間的利益沖突只能用政治手段——即政治民主而不是用委員會的專政來解決。因此，他認為經濟民主是對政治議會民主的補充；工廠委員會只是經濟民主的一種形式，這種民主在英國已經通過其它的形式（如合作社、工會等）取得了成功。

　　在中歐的革命失敗以及蘇維埃在蘇聯的重要性下降之後，就很少有理論作品探討委員會的意義了。只有荷蘭的潘涅庫克的國際共產黨人和馬蒂克的委員會共產黨人團體例外，後者跟科爾施有聯系。這兩個團體認為委員會在政治革命中起著相當大的作用，這種作用比以前任何理論家所認為的都要大，它們還把蘇維埃政權看作是革命勝利的標志。因此，它們批評蘇聯沒有維持委員會的權力。它們傾向於把委員會看作是特殊的工人階級政權形式，看作是一種不應使其服從革命政黨指示的自發的工人階級組織形式。




參考書目

① 麥克斯·阿德勒：《民主制和議會制》，1917年德文版。
② 奧斯卡爾·安威勒：《蘇維埃——俄國的工農兵委員會（1905—1921年）》（1958），1974年英文版。
③ 奧托·鮑威爾：《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1919年德文版。
④ 謝爾治·布里西安納：《潘涅庫克與工人委員會》，1978年英文版。
⑤ 安東尼奧·葛蘭西：《政治著作選集（1910—1920年）》，1977年英文版。
⑥ 卡爾·考茨基：《無產階級專政》（1918），1919英文版。
⑦ 卡爾·科爾施：《工廠委員會的勞動法》，1922年德文版。
⑧ 同上作者：《社會論文集》，1969年德文版。
⑨ 弗·伊·列寧：《布爾什維克能保持國家政權嗎？》（1917），1964年英文版。
⑩ 同上作者，《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1918），1965年英文版。
⑪ 卡爾·倫納：“民主和委員會制度”（1921），載博托莫爾和古德合編《奧地利馬克思主義》，1978年英文版。

傑瑞米柯賓

信用和虛擬資本

　　就其最簡單的形式而言，出售商品就是用商品來交換貨幣。然而，商品出售者可以同意購買者用今後的付款承諾來代替貨幣本身。在這種情況下，商品出售者就向商品購買者提供了信用（信貸），在付款承諾兌現之前，他們便開始了一種作為債權人與債務人的新關系。債務人通過貨幣轉撥來跟債權人結帳，在這種情況下，貨幣就起了支付手段的作用。但在十分發達的信貸制度中，債務人常常用其他的當事人的付款承諾同債權人結帳。在許多情況下，這些付款承諾可以互相抵銷（比如A欠B1000美元，B欠C1000美元，而C又欠A1000美元，那末其債務就可以簡單地互相抵銷），而無需使用貨幣。在信貸交易集中的大的商業中心，由於可以互相抵銷信貸，貨幣只調節少量價值的轉撥。

　　因此，信貸在商品的流通和價值的轉移中可以代替貨幣。信貸減少為保持有價的商品貨幣所需的費用，加速資本的周轉。銀行為資本主義企業集中信貸。個體資本家彼此提供信貸，不僅會引起清帳所需要的費用，而且還要擔當信貸交易中所固有的風險，因此，他們總是以存款的方式把信貸轉入銀行，並以借款的形式按照自己的需要從銀行提取出來。此外，銀行也可以通過認可或“接受”個體資本家的付款承諾達到同樣的目的。如果原付款承諾人違約，則要擔保用銀行的資金賠償。這種辦法將用銀行的信貸取代原債務人的信貸。最後，銀行還可承兌私人付款承諾並在交易中簽發其本身的付款承諾（銀行券）。銀行以高於它自己借款時所付的利率進行放款，或在承兌的情況下，通過對私人付款承諾進行“貼現”，以低於其票面價值買進這些付款承諾，並按其票面價值來收帳。

　　信貸的發展將導致一系列不穩定的潛在的相互制約的金融因素，因為每一個當事人為向其債權人支付，都指望自己的債務人向自己支付。然而，舉例來說，由於出現危機，商品銷售下降，而導致一筆重大債務不能償付，就可能爆發信用危機或信用恐慌。在這種情況下，每一個當事人都會力圖把信貸變成貨幣，並要求以貨幣支付（參看經濟危機條目）。由於這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這種壓力先是引起利率急劇上升，接著就導致最弱小企業的破產和對它們的兼並。

　　馬克思把促進商品的購買和銷售的信貸同資本貸款進行了區分，因為資本貸款不包括商品的購買。資本放貸人是把貨幣交給某個資本家借款人，其目的是要以利息的形式分享由於使用這筆錢進行生產而得到的剩余價值（參看金融資本和利息條目）。實際上，商品買賣的信貸交易和資本貸款的交易在形式上是類似的，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金融制度中，兩者是互相交織在一起的。同一個機構，比如銀行，就常在這兩種業務中起中介的作用。

　　特殊形式的資本貸款也可以形成虛擬資本。在某個資本主義企業的合作或合股的組織形式中，企業的所有權及其資產是以可轉讓的股票投入的，其中的每一股都有得到這個企業剩余利潤的權力（參看資本和收入的形式條目）。這些股票的原持有人把實際貨幣投入企業。如果原持有人賣掉這些股票，則付給他們的貨幣就不進入該企業的資本循環，而僅僅只是出售者的收入。企業繼續使原投資本周轉，但這種原投資本已由企業不斷積累的資本所創造的各部分剩余價值增大了。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的股份所有權就代表從企業的剩余利潤中獲得一定數量的收入的權力。貨幣持有者或者可以放出自己的錢從中獲得一定的利息，或者可以購買股票從中分得一定的紅利。如果剩余利潤量同利息量相比風險較大，則股票價格的確定應使其象投資一樣具有吸引力，與放款競爭。但是股票的這種價格可以超過實際投入該企業的資本的價值。馬克思把這種超出部分叫做虛擬資本，因為它是與實際參與企業生產的資本價值不一致的股票價格的重要組成部分。比如，假定一家既沒有要償還的債務又沒有要交納的稅收的企業，擁有1億美元的資本，年平均利潤率達20%，那末每一年就可獲得2000萬美元的利潤。假定有100萬張已售出的股票，那末其中的每一張股票都有權每年獲得20美元的利潤。如果放款的利率為年利5%，而股息量的風險就使投資者要求股票的收益為年10%，那末每一張股票就按200美元作價，結果100萬張股票價格就成了2億美元了。馬克思把股票價格比1億美元的實際資本超出的那1億美元，叫做虛擬資本。

　　一般說來，每當金融市場以上述方法把人們的大量收入“資本化”時，就會出現虛擬資本。比如，國債就相當於沒有資本的投資，而完全是對某些固定部分的稅收的一種預支。然而，金融市場卻把國債看作似乎是一種生產性投資，並按照與放款的利率來為其確定資本的價值（參看金融資本條目）。




參考書目

① 魯道夫·希法亭：《金融資本》（1910），1981年英文版。


犯罪

　　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中有幾篇談到犯罪的文章。首先，犯罪被分析為階級社會的產物。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恩格斯就論證說，工廠生產的擴大所引起的英國工人的墮落，使他們喪失了意志，並無情地導致了犯罪。貧窮是動因，而家庭生活的惡化則使兒童不能受到適當的道德教育。恩格斯還指出，犯罪是個人對壓迫的一種反抗，但這種反抗難以收效並易於受到鎮壓，因此，工人不久就求助於集體的階級鬥爭形式。但這些集體反抗所培育起來的階級仇恨仍引起某些個人主義的犯罪形式。

　　在其它著作（《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在愛北斐特的演說》、《反杜林論》）中，恩格斯把犯罪歸罪於資產階級社會的競爭，這種競爭不僅導致貧窮的工人的犯罪活動，而且導致欺詐或其它的騙人的勾當。馬克思引用法國和費城的犯罪統計資料來論證說犯罪與其說是一個國家的特定政治制度的產物，不如說是“一般資產階級社會的基本環境”的產物（“資本的懲罰”）。

　　從上述犯罪因果觀可以看出，鎮壓的治安措施並不能消滅犯罪，而只能抑制犯罪。要根除犯罪就必須徹底改變社會狀況。文明的提高已減輕了暴力犯罪的程度（但卻增加了侵犯財產的犯罪活動）；共產主義社會，由於滿足各個個人的需求，消滅了不平等現象以及消滅了個人與社會之間的矛盾，將“徹底鏟除犯罪的根源”（《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08頁）。馬克思後來指出，工人階級在巴黎公社執政期間，實際上就消滅了犯罪（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84—385頁）。

　　荷蘭社會民主黨人威廉·A·邦格爾（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一位既受馬克思主義思想影響又受非馬克思主義實證論影響的刑法學家）通過論證資本主義的競爭引起利己主義——損害他人、追求個人的自我利益，而對資本主義與犯罪之間的聯系進行了深入的探討。雖然對社會有害的自私自利的行為在一切階級中都可以看到，但統治階級的政治實力地位卻使它的特定的剝削行為至少不被完全看作是犯罪行為。因此，犯罪統計上所提到的全都是工人階級的犯罪活動。他認為，只有當社會主義消滅了利己主義的社會根源，犯罪才會消失。最近，馬克思主義關於犯罪的分析，力圖把從屬階級中的犯罪行為看作是對階級統治的一種順應，或對階級統治的一種反抗；統治階級的犯罪行為則被認為是進行階級統治的手段。隨著一定社會形態的階級關系的變化，犯罪的方式也在變化（見“參考書目”⑥、⑦、⑧、⑨、(11)和③第二部分）。

　　馬克思主義關於犯罪文獻中的第二個主題，是批判資產階級的刑事審判。這種批判的一個方面，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法律實施，不能實現其本身所宣稱的公平和不偏不倚的理想。恩格斯於1844年發表在《前進報》上的幾篇文章，就指出英國的刑事訴訟程序（比如陪審員要具有財產資格）只對富有的階級有利。在執法過程中實行令人反感的歧視，這在美國的基本犯罪學中一直令人注目。批判的另一個方面，是刑事審判的意識形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聖家族》中就著手了這一批判。馬克思後來在《人口、犯罪和赤貧現象》一文中又一次提到了這一點；他在這里批判了統治階級對其治罪行為所進行的頭頭是道的辯護，即批判它的抽象性和不能把犯罪放到導致犯罪的具體社會環境中去考察。最近的一些著作，通過分析犯罪學對犯罪的因果關系、犯罪的控制對策的解釋以及大眾媒介對犯罪的描述，而批判了統治者的意識形態（見“參考書目”⑥、⑦、⑩、(11)、(12)）。

　　另一方面，對刑事審判的批判，則是抓住犯罪管理的政治經濟形式。魯舍和基爾希海默（見“參考書目”(13)）從勞動管理的角度，闡述了從中世紀到20世紀的治罪慣例的歷史變革。在勞動不足的時代，刑罰機構（監獄、勞動教養院、苦役船等），可以以低價向雇主或國家提供穩定的強制勞動力，而在勞動過剩的年代，懲罰則可用來控制可能爆發的過剩人口。雖然這一直被當作經濟主義（參看經濟主義條目）受到批判，但這種分析在當代卻被人們所發展和提高，用以說明建立少年法庭、監獄和警察的起因以及隨後對這些所進行的改造，而且以這種形式出現的治罪方針的短期變化與商業周期有關。昆奈（見“參考書目”⑤）則沿著某種不同的方向，暗示犯罪會促成國家的財政危機。國家要維持其合法性，就必須增加其控制由於資本主義制度而滋長的犯罪的費用。當國家這樣做時，它的確保其繼續積累的資本能力就會受到威脅。因此，犯罪和資本主義的各種矛盾是糾纏在一起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中關於犯罪的第三個主題，是對刑法的分析和批判，在這里就不再進行考察了。

　　馬克思本人對犯罪的某些評論，所涉及的問題與上述三點無關。在《剩余價值論》的帶有諷刺性的一節中（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冊，附錄“關於一切職業都具有生產性的辯護論見解”），探討了犯罪的社會後果。在評論一切有報酬的職業都是有益的主張時，馬克思指出，按照這個標準，那末犯罪也是有益的，因為它導致警察、法庭、劊子手乃至講授刑法的教授的出現。馬克思接著說，犯罪使資產階級生活不那麽單調，並為偉大的文學作品提供了情節。它使失業勞動者離開了謀職的市場，並使其他人得以被雇傭來從事執法，從而防止競爭把工資壓得太低。從推動防範工作這方面來看，犯罪還促進了技術的發展。在這里，馬克思為從功能主義的角度分析社會生活中的越軌行為與正常行為之間的覆雜的相互關系留下了伏筆。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通常把官方提供的逮捕和審訊的數字當作有效的犯罪指數，但在《人口、犯罪和赤貧現象》一文中，馬克思指出這些統計數字至少部分地反映了定罪方法的專橫性。他認為，動不動就訴諸於刑法的做法，既可能治罪，又可能致罪。這一段話對於現時代從社會學角度分析出發來確定越軌行為的任務，是有啟示的。




參考書目

① 威廉·A·邦格爾：《犯罪行為與經濟狀況》（1905），1916年英文版。
② 莫林·凱恩和艾倫·亨特合編：《馬克思和恩格斯論法》，1979年英文版。
③ 戴維·F·格林伯格編：《犯罪與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犯罪學讀本》，1981年英文版。
④ 保爾·菲力普斯：《馬克思和恩格斯論法和法律》，1981年英文版。
⑤ 理查德·昆奈：《階級、國家和犯罪》，1977年英文版。
⑥ 伊恩·泰勒、保爾·沃頓和喬克·揚：《新的犯罪學——關於不法行為的社會理論》，1973年英文版。
⑦ 同上作者：《批判的犯罪學》，1975年英文版。
⑧ E.P.湯姆森：《輝格黨人與搜捕者——恐怖法令的起因》，1975年英文版。
⑨ 道格拉斯·海等合著：《阿爾比安的致命之樹——18世紀英國的犯罪與社會》，1975年英文版。
⑩ 弗蘭克·皮爾斯：《強者的犯罪——馬克思主義、犯罪和不法行為》，1976年英文版。
⑪ 斯圖亞特·霍爾：《對危機的警戒——搶劫行兇、國家、法律和秩序》，1978年英文版。
⑿ 迪恩·克拉克：《馬克思主義、司法和司法模式》，1978年英文版。
⒀ 喬治·魯舍和奧托·基爾希海默合著：《治罪與社會結構》，1939年英文版。

傑瑞米柯賓

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

　　馬克思主義者在傳統上認為危機是社會運轉的規律發生了故障。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這種故障被認為是由積累進程導致的，而積累進程則取決於利潤率下降的趨勢（參看經濟危機條目）。但必須劃清局部危機或局部衰退與導致一個社會或社會形態的變革的危機界限。前者是指象商業—政治周期這樣一種現象，它意味著繼表面上不斷繁榮的景氣後出現的經濟活動急劇下降，這是資本主義的慣常的特征。後者是指一個社會的基礎或有機規律遭到破壞，也就是說，那些決定著經濟和政治活動（除了其他活動以外）的範圍、限度及其變化的社會關系遭到腐蝕或破壞。

　　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社會的有機規律等同於雇傭勞動與資本的關系，並且把這種社會的根本矛盾表述為社會生產與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假定馬克思的看法是正確的，那末就會提出以下的問題：過去百年來的事件是否改變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矛盾據以支配社會動態的方式？危機的邏輯是不是已由受危機困擾的增長和不穩定的積累的發展方式變成了一種根本不同的東西？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末它對社會鬥爭的形式又產生了什麽後果？

　　馬克思準確地預見了一切資本主義社會向資本密集工業和資本更加集中的方向發展的總趨勢。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則證明了企業和實業是如何逐漸形成相互依存的局面的（見“參考書目”③、(15)）。雖然根據許多部門（競爭的和壟斷的私營部門，剩余勞動部門和國營部門）來分析當代資本主義是有益的，但引人注目的是許多企業和實業的命運是相互聯在一起的。相互依存的網狀體系頂多只能確保脆弱的經濟平衡。經濟生活的任何失調或混亂，都可能潛在地浸透整個體系。比如，一個大企業或銀行的破產就會影響到許多貌似健全的企業、整個共同體乃至政治的穩定。因此，如果當代社會的經濟和政治秩序要得到維持，就需要有國家的全面幹預。從這個角度來看待20世紀的國家活動的發展，擴大“幹預主義的機制”就應被看作是不可避免的。體系內部的變化所導致的日益廣泛的影響（政治商業周期的低潮和高峰時期的高失業率和通貨膨脹）和（或）外部因素的沖擊（比如，由於國際政治事件而導致原材料短缺），都必須認真地加以對付。

　　調節經濟活動和保持發展的長期企圖，即與凱恩斯和財政貨幣管理思想密切相關的企圖，已使國家的幹預深入到越來越多的領域（參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條目）。國家的幹預本身已造成了許多困難，這些困難表明，即便某些特定的國家在本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期間成功地把經濟波動降低到了最低限度，那也只是靠把問題和潛在的危機往後拖延而實現的（見“參考書目”④）。為了避免經濟危機和政治動亂，各個政府和國家都要承擔越來越大的生產成本份額。此外，政府和國家為實現其越來越多樣化的作用，也不得不擴大其官僚結構，從而增加了內部的覆雜性。這種日益增加的覆雜性，反過來又需要加強合作，而更重要的是需要增加國家的預算。國家必須通過稅收和從資本市場上借款為自己籌措資金，但這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不可能做到的，因為這會妨礙積累進程和危及經濟增長。這些抑制性因素已造成幾乎永久性的通貨膨脹的局面和公共財政危機（見“參考書目”⑦）。如果國家不能在它所碰到的制度上的抑制因素範圍內提出適當的政策戰略，結果就很可能形成一種使政策和計劃不斷改變而又不斷遭到失敗的局面（見“參考書目”①）。這些問題有深刻的結構上的原因，所以象英國和美國這樣的右翼政府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內扭轉其發展進程。

　　人們對這種情況的政治後果一直有不同的解釋，哈貝馬斯（見“參考書目”④）和奧菲（見“參考書目”⑧）論證說，即使各種經濟問題和隨之而來的民族國家之間的鬥爭不導致戰爭和使當前一直存在的核災難威脅變成現實，西方的階級民主政體也會面臨日益深化的合法性危機。國家將陷入種種矛盾，對經濟的幹預雖不可避免，但對經濟實行政治控制卻要冒向整個社會制度的傳統合法性基礎——即只有各個個體在競爭的孤立的條件下活動以及在最低限度的國家幹預的情況下追求自己的目的，才能恰當地實現集體目標的信念——進行挑戰的風險。國家對經濟和其它領域的幹預，會引起人們對選擇、計劃和控制這樣一些問題的關注。“國家的手”比市場的“看不見的手”要明顯並較易於看破。一般的居民會認為越來越多的生活領域被政治化了，即落入國家（通過政府）的潛在控制範圍。這一發展，反過來又對國家提出比以往更多的要求。比如要求參與審議各種決策。如果這些要求在可供選擇的範圍內得不到滿足，那末國家也許就會面臨“合法性危機”。尤其是關於收入、關於控制工作場所、關於國家提供的商品和服務的種類及質量的鬥爭，也許會超出現存經濟管理和政治控制的制度的界限。在這種情況下，就不能排除要求根本變革這種制度的可能性。但這種變革不可能起因於象舉行起義來推翻國家政權這樣的事件，而可能是一個不斷腐蝕現存制度的再生能力和逐漸出現替代制度的過程。

　　那些擬訂這一方案的人，傾向於削弱使人們的社會經驗破碎化、原子化，從而個人主義化的各種社會力量。象差別工資結構、長期通貨膨脹、政府財政危機和不平衡的經濟發展——它們把經濟危機的影響分散到諸如消費者、老年人、病人和中學生這“類”人身上去——這些因素都是旨在不斷分裂階級反對陣線並使其變得難於理解的一系列覆雜趨勢的重要組成部分（見“參考書目”⑤）。這些趨勢的一個突出之處，就是在許多西方社會中出現了所謂的“合作安排”。國家在力圖維持現存秩序連續性的過程中，有選擇地支持那些默許和擁護對國家說來極為重要的集團，壟斷資本和有組織的勞工。這些“具有戰略重要意義的集團”（工會或行業同盟）的代表將日益介入，與國家的代表一起，通過完全非正式的、議會外的協商程序，來共同解決影響政治安定的威脅性因素，以增進他們的集團的利益（見“參考書目”(12)、⑩和⑧）。這樣，在那些強大的集團之間便實現了“階級妥協”（見“參考書目”⑥）；但這卻是以犧牲如老年人、病人、非工會成員和非白種人的脆弱團體的利益，以及犧牲那些在經濟上不再重要、只有“日趨衰落”產業的脆弱地區的利益為代價的。因此，社會鬥爭的主要陣線可以不斷地被分化。在這些情況下，政治後果依然是不確定的。

　　但是卻存在著可能加劇嚴重危機的重大趨勢。這種合作安排所反映的對統治集團的偏袒和三方在討價還價後所達成的協議內容，將影響較脆弱的團體對選舉和議會制的支持，而這種支持也許是政權生存所需要的。更重要的是，合作安排會影響群眾對在傳統上疏導沖突的各種制度的接受，比如政黨制和集體交涉的慣例。因此，這種新的安排也許會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導致反對現狀的運動的形成。這些反對現狀的運動的基礎就是那些被排斥在重大決策進程之外的人，如車間工人和工人代表、關心生態問題的人以及婦女運動的積極分子（見“參考書目”⑨）。

　　然而，不能把上述趨勢理解為可以不受國際條件和壓力制約的東西。資本主義世界的產生離不開國際市場，而且越來越依附於國際貿易。任何一個民族國家所無法控制的民族國家之間的經濟相互聯系的覆雜性（見“參考書目”(14)），在先進工業國和第三世界國家內部以及它們之間的不對稱的經濟發展和不平衡的經濟發展，將可能加劇關於誰是經濟世界的中心、誰是邊緣以及誰控制什麽樣的資源這樣一些鬥爭。不應忽視的是，民族國家的國際體系所具有的高度偶然的、固有的危險性質，這種危險性質在資本主義發展之前雖就存在了，但卻受到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深刻影響（見“參考書目”(11)）。

　　因此，為了理解當前的危機趨勢，就必須有區別地分析制約當代社會政治並構成其背景的國際形勢。恰恰是國家舞台的各種進程和事件——特定國家形式的危機，新的社會政治運動的出現，各個政權、政黨以及經濟制度之間的沖突——與國際形勢發展的相互交錯，業已成了影響社會有機規律的、具有改造作用的危機的主要決定因素（見“參考書目”(13)）。但是，還很難看出這樣一種說明如何能采取經典馬克思主義所規定的形式及其所強調的重點。如歷史是生產力的逐步累積的產物，或歷史是各個社會通過階級鬥爭逐步演變的產物（見“參考書目”②）。各個社會內部和它們之間的發展，似乎已突破了這一概念圖式的界限。




參考書目

① 邁克爾·貝斯特和威廉·康諾利：《政治化了的經濟》，1976年英文版。
② 安東尼·吉登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當代批判》，1981年英文版。
③ A.R.L.古蘭德：《國家社會主義條件下的技術發展趨勢和經濟結構》，1941年英文版。
④ 尤爾根·哈貝馬斯：《合法性危機》（1973），1976年英文版。
⑤ 大衛·赫爾德：《危機趨勢、合法性和國家》，載約翰·湯普森和大衛·赫爾德合編：《哈貝馬斯——批判性的辯論》，1982年英文版。
⑥ 大衛·赫爾德和喬爾·克里格合著：《國家理論——某些對抗性的主張》，載斯蒂芬·波恩斯坦等編《資本主義歐洲的國家》，1982年英文版。
⑦ 詹姆斯·奧康納爾：《國家的財政危機》，1973年英文版。
⑧ 克勞斯·奧菲：《資本主義國家的結構問題》，1972年英文版。
⑨ 同上作者：《自由民主黨政治中的形式與內容的脫節》，1980年英文版。
⑩ L.潘尼特：《自由民主制中的社團主義的發展》，1977年英文版。
⑪ 吉安弗朗哥·波吉：《現代國家的發展》，1978年英文版。
⑿ P.C.施米特：《西歐的利益調介方式和社會變革模式》，1977年英文版。
⒀ 泰德·斯科波爾：《國家與社會革命》，1979年英文版。
⒁ 伊曼紐爾·華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1974年英文版。
⒂ 保·巴蘭和保·斯威齊合著：《壟斷資本主義》，1966年英文版。

傑瑞米柯賓

批判理論

　　參看法蘭克福學派條目。


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家

　　在19世紀的最後一個10年中，就開始出現了對馬克思主義學說進行系統的批判性的研究了。在經濟學方面，最早的批判性評論似乎是阿道夫·瓦格納的《國民經濟的一般特性的或理論性的學說，第一部分：基礎》的第二版（1879年）所提出的，馬克思本人（1879—1880年）對此已作了回答。但較重要的批判性的探討是1894年《資本論》第3卷出版後展開的；著名的有威爾納·桑巴特的《卡爾·馬克思經濟學體系批判》的長篇評議（1894年）和龐巴維克的《卡爾·馬克思及其體系的終結》（1896年）。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經濟學說的批評家們把這一學說的邏輯連貫性作為自己的評判標準。龐巴維克是那些企圖破壞這一學說、迎合新古典經濟學的人的代表，而馬克思主義者（如希法亭）則不得不一代又一代地對付他的批判。斯蒂德曼則代表了這樣一些批判者，他們的批判雖然很有力，但批判的企圖卻是要鞏固馬克思主義（見“參考書目”(25）；他把斯拉法提出的框架（對新古典學派經濟學批判）運用於評價馬克思的邏輯，但結果卻為拋棄馬克思理論的整個結構提供了論據。批判的主要方面，一直是馬克思關於價值、利潤來源以及利潤率趨於下降的各種理論；這些都是精心挑出來的靶子，因為它們都是馬克思經濟學說整個體系的核心。

　　馬克思關於價值並把它與社會必要的抽象勞動聯系起來的概念，常常招致這樣的批判：即認為把勞動看作是使商品在交換中具有共同尺度的因素，是武斷的（見“參考書目”②和⑤）。人們把更大的注意力投入對“轉化問題”進行攻擊，並把這個問題解釋為馬克思宣稱能夠揭示價值與生產價格（及剩余價值與利潤）之間的關系。批判者們認為，生產價格是一個可以觀察得到的範疇，而價值論在解釋經驗現象時是否有效，取決於它是否能夠（或必然）形成這種價格。波特基維茲論證說馬克思本人的量的解決辦法是不完全的（見“參考書目”③），而他和後來的作家（見“參考書目”⑥和(23)）則提出了替代的解決辦法。斯蒂德曼認為薩繆爾遜關於價值是通向生產價值的道路上的“無謂的迂回”的說法（1971年）是對的，因為在斯拉法的體系（或季米特里耶夫和波特基維茲的體系）中，價值和價格都分別直接源於實際的投入材料。這一觀點得到了相當大的支持，但也遭到了馬克思主義者的反對（參看“參考書目”⑦和(26)）

　　《資本論》中的價值概念能使馬克思把剩余價值當作利潤的基礎來分析。然而，斯蒂德曼證明說，在他本人的體系中實際剩余價值並不是實際利潤的必要條件（如果存在固定的資本和聯合生產的話）；根據森島的說法，則需要有一種不同於馬克思的剩余價值概念。如果剩余價值不是利潤的源泉（或它的必要條件），那對利潤的解釋就必然會超出馬克思的理論範圍。龐巴維克針對馬克思的說法而斷言：利潤來自於生產資料的生產能力和資本家對於時機的選擇；利潤是對等待的一種報酬。這種理論依然是以新古典學派經濟學為核心的。而熊彼得（見“參考書目”(22)）則放棄了價值論，把源源不斷的利潤與創新及企業家的能力等同起來，同時批評馬克思忽視了企業家在資本主義中的恰當作用。

　　除有關利潤來源的理論外，支配利潤運動的規律（對馬克思來說，這是“最重要的規律”），也引起了爭論，即認為據以推論出利潤率趨於下降規律所運用的邏輯是錯誤的。一般說來，許多作家都特別提到馬克思的假定不足以得出關於利潤率下降的經驗預見（依據價值或生產價格來計算），某些作家還由此認為馬克思的規律沒有實質內容（見“參考書目”(13)）。置鹽提出了一個更為尖銳的、顯然是反駁馬克思關於技術進步作用設想的批判，這一批判力圖證明如果不是實際工資上升的話，資本家對新技術的選擇決不可能導致利潤的下降（見“參考書目”(19)），而希梅爾韋特（見“參考書目”(12)）和斯蒂德曼（見“參考書目”(25)）則把上述企圖納入斯拉法的體系（參考利潤率趨於下降條目）。

　　雖然這些批評涉及到馬克思論證中邏輯上的失誤，但一般說來，只有運用不借助於馬克思抽象方法的理論結構（比如斯拉法的結構）才能揭示這種失誤（參見法恩和哈里斯合著的《馬克思經濟學理論中的爭論問題》，1979年英文版）。然而，批評者凱恩斯就不肯承認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關系。他曾指望從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得到“解開經濟之謎的線索”，但他卻寫道：“我所能發現的只不過是過時的爭論精神”（1935年1月1日致肖伯納的信）。實際上，馬克思在抨擊薩伊定律和貨幣數量論時，已為凱恩斯埋下了伏筆，但一些對馬克思主義的某些方面持同情態度的左翼凱恩斯主義者卻拋棄了馬克思命題的理論基礎。比如，瓊·羅賓遜就認為“他依據價值概念所表述的重要思想，如果不用價值概念可以表述得更好”（見“參考書目”(21)）；她還拋棄了馬克思有關剝削和剩余價值的概念。因此，凱恩斯主義的、新古典學派的和斯拉法主義的批評者們的批判有一個共同的論點，即認為馬克思的價值論不是多余的就是錯誤的。

　　在社會學方面，這一現代學科的兩位奠基之父——麥克斯·維貝爾和埃米爾·杜爾凱姆——所闡述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有意識地反對馬克思主義社會學說的。這在維貝爾的著作中表現得最為明顯，他不僅選擇十分近似於馬克思論述過的那些問題來分析（西方資本主義的起源和發展，社會各階級和勞工運動的意義，現代國家和政權的性質），而且明確地（雖然很簡單）批判了“唯物史觀”。根據卡爾·勒維特的說法，可以認為馬克思和維貝爾主要關心的都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人類命運問題，不過一個是從“異化”角度來解釋，另一個則是從“理性化”的角度來解釋（見“參考書目“(16)）；他們各自的社會科學概念與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實際社會區分是一致的。維貝爾對歷史唯物主義所作的總的批判，是認為以一種特定的價值傾向為基礎的歷史唯物主義，只不過構成歷史的一種可能存在的前景，而其它的前景同樣是可能存在的；他通過揭示宗教觀念（新教倫理）在資本主義發展中可能起的重要作用來具體說明這一點；但是他也堅定地表示，他並不打算用同樣片面的“唯靈論的解釋”去取代片面的“經濟的解釋”（見“參考書目”(27)）。在其詳盡的探討中，維貝爾通過強調地位集團的作用而沖淡了馬克思關於階級和階級沖突是最重要的觀點，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從而使他的政權觀接近於傑出人物論思想家的觀點，雖然他特別強調民族國家的獨立作用（見《經濟和社會》（1921），1968年英文版）。維貝爾還特別重視官僚主義的病態現象，並把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的部分批判置於這樣一個論點基礎之上，即社會主義運動與其說是導致“無產階級專政”，不如說是導致“官僚專政”（見“參考書目”(28)）。

　　杜爾凱姆雖然沒有以同樣的程度去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也許因為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和社會主義運動在法國不象在德國那樣發達），但他在《社會學年鑒》和其它地方評論馬克思主義著作時，在其探討“反常的分工形式”（1893年）時，以及在其關於社會主義的講演（1928年）時，卻不得不屢次面對馬克思的社會學說，盡管在對德國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作系統的考察之前他已放棄了上述論題。他雖然承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特殊價值在於它“不是以參與其中的那些人的觀念，而是以意識不理解的更為深刻的原因”去解釋社會生活的（見他在1897年發表的著作，第648頁），但卻認為從總體上看馬克思主義過分重視經濟因素和階級鬥爭。比如，他論證說（1893、1897年）階級沖突是一種次要現象，是由於對歐洲業已存在的新型工業社會和分工缺乏管理所導致的。杜爾凱姆還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反對把國家看作是整個社會的“智慧”和道德的執行者（1950年）。

　　在這一期間，馬克思主義內部也出現了由愛德華·伯恩施坦所提出的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批評（1899年）。他的主要論點之一，是認為由於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中產階級的發展，階級的兩極分化並沒有發生。而此後這一論點在重新解釋馬克思主義理論，如倫納的“服務階級”的概念（見《服務階級》，1953年英文版），普蘭查斯的關於當代資本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的分析（見《當代資本主義的階級》，1975年英文版），和批評馬克思主義理論（如帕金，見“參考書目”(20)）中，占有突出的位置。近年來，關於階級問題的爭論，已導致“新工人階級”（見馬勒1975年的論著）或新的階級結論（見圖倫1971年的論著）的概念（參看工人階級條目），和導致對諸如少數民族運動（參看種族條目）或婦女運動（參看爭取女權運動條目）以及階級沖突關系的研究。它還導致對社會分層和社會主義社會中可能出現的新的階級問題的研究（如康拉德和斯澤蘭尼合著的《知識分子在通向階級權力的道路上》，1979年英文版）。

　　在卡爾·曼海姆的著作（特別是《意識形態和烏托邦》，見“參考書目”(17)）中，可以看到後來從社會學角度對馬克思主義所作的重要批判。曼海姆企圖用一種較一般的認識社會學取代馬克思的意識形態的理論。他的批評和修正有三個主要特征：（1）反對意識與經濟利益有直接聯系，而認為在“思想方式”和與經濟利益間接有關的一系列態度之間存在一種相互關系；（2）把馬克思主義本身看作是階級的意識形態，認為一切社會思想都具有“相對”性，而不能自稱體現了科學的“真理”；（3）認為除階級以外的其它社會集團（如以代劃分的集團）對意識也有重大影響。最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從社會學角度所進行的批判，來自兩位大的社會學家。在觀點上深受維貝爾影響的雷蒙德·阿隆，他不承認“經濟解釋”的主張是歷史科學，強調使政治從經濟中獨立出來，並在一項較全面的研究中批判地考察了薩特（他本人在許多方面也是一個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批評家）和阿爾都塞的馬克思主義（見阿隆1970年的論著）。C.賴特·米爾斯，也受到了維貝爾的影響，他雖然很少批評整個馬克思主義，但對把經濟領域與政治領域分開也持有類似的觀點，並喜歡用“權力精英”而不喜歡用“統治階級”的術語(他認為統治階級是以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相一致為其前提條件的)。

　　新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所進行的大部分批評，實際上集中於國家和政治問題。許多批評家從“民主多元論”出發（如利普塞特，見“參考書目”(15)）力圖證明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理論對西方政治制度的描述是不真實的；不存在能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國家和把國家變成自己“工具”的“統治階級”。總之，西方政治制度的性質及這種制度能夠做到的政治競爭和選舉競爭，制約著國家，使其不能長期執行偏袒任何特定階級或集團的政策。一些批評家，從不同的角度出發，還論證說“國家相對自主”的概念並不完全適用（參看國家條目）；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者沒有充分考慮這樣一個事實，即處於國際環境之中並與其它國家競爭的國家，除社會中的各階級和集團的利益之處，還有自身的利益（如斯科克波爾的觀點，見“參考書目”(24)）。

　　新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批評和重新評價的另一個重要主題，是作為“歷史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地位問題，但這一問題也要追溯到維貝爾那里。哈貝馬斯在其歷史唯物主義的“重建”中論證說，早期的社會發展階段必須不僅依據社會勞動和物質生產而且要依據家庭組織和行為準則來表述，而且這兩方面都主要取決於語言(見“參考書目”⑩)，這種批判是跟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實證論”所進行的總的批判是一致的(參看法蘭克福學派；實證論條目)。波佩爾和阿爾都塞則從相反的角度，依據所謂的歷史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提出了更徹底的批評。另一方面，一些新近的作家卻堅決捍衛強調生產力發展具有決定影響的“老式歷史唯物主義”（科恩：《卡爾·馬克思的歷史理論》，1978年英文版）。但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還有一些更為細致的問題有待探討，特別是關於由一種社會形態過渡到另一種社會形態和各個階級在過渡中的作用的問題。

　　把現代研究源源不斷地揭示出來的覆雜的實際現象同廣泛構想出來的總公式協調起來，在這方面一直碰到很大的困難。這種情況使馬克思主義者受到了這樣的指責，即認為他們是有傾向性地選擇適合於自己圖式的證據。比如指責他們在研究一直是他們探索領域之一的歐洲革命時就不適當地突出了階級鬥爭。人們常常提出階級鬥爭是否真的貫穿於整個歷史，或如何才能全面地確定歷史中的“各個階級”等問題。馬克思主義在這些問題上的主張，正像海爾布倫納所說的，一直被認為是“它的心照不宣的目的論，它的未加闡明的千年至福的臆說”的重要組成部分（見“參考書目”(11)）。

　　“生產方式”一直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重要概念，但在馬克思的著作中“無論什麽地方都沒有對它作過精確的闡述”（見威廉·肖：《馬克思的歷史理論》，1978年英文版，第31頁）。馬克思主義者雖已討論過它的許多難解之處，然而隨之而來的還有諸如經濟基礎如何與觀念、宗教、法律相聯系等問題，而他們發現自己在這些問題上觀點還不是一致的。正像人們責備馬克思本人一樣，人們也責備他們在對“基礎與上層建築”關系的問題上的看法“時嚴時松”（見“參考書目”⑧，第67頁）。一位曾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提出過範圍廣泛的不同意見的中世紀研究學者認為，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可以發生顯著的變化，而生產制度卻不一定發生相應的變更。查理曼大帝時的歐洲與巴巴羅薩時歐洲之間的區別，比經濟方式的任何潛在的連續性要重要得多（參看戈登·列夫：《歷史和社會理論》，1969年英文版，第137—140頁）。

　　一種“方式”或社會經濟結構讓位於另一種方式或社會經濟結構的過程或步驟，同樣難以設計得那麽令人信服，在早期時代尤其如此。許多批評家把馬克思的歷史變革理論看作是以技術變革為起因的理論。馬克思主義者常常否認這一點，雖然正像岡迪所說的，也許不得不承認馬克思有時“由於疏忽而滑向技術決定論”（見“參考數目⑨，第131頁）。但不能說，他們已提出了一種把充分的精確性與充分的概括性相結合的可供選擇的方案。在這種情況下，過分強調觀念、理想及其自主程度也是有問題的。盧貝爾曾談到馬克思本人思想中關於經濟決定論與創造性的人本主義之間存在著“不能解決的矛盾”（參看奧馬利和阿爾戈津合編：《盧貝爾論馬克思主義——論文五篇》，1981年英文版，第51頁）。馬克思的後繼者們多半繞過歷史中的倫理因素（參看倫理；道德條目）。而所有這些令人困惑的問題如今又同歷史是否在任何地方都遵循同一個或類似的“規律”這個問題糾纏在一起。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產生於西歐的經驗這一事實，已越來越為人們所承認。西方的作家把它運用於其他地區(如印度等國家)迄今已在許多學者，包括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中間，引起了很多批評。

傑瑞米柯賓

近年來對整個馬克思主義思想所作的最有價值的批判性的研究，無疑當推列澤克·科拉科夫斯的《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流派》，它分清了作為“解釋過去歷史”的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和作為政治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的“幻想”性，並論證：馬克思的精神遺產基本上已被現代社會科學所吸收，因此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獨立的解釋體系或方法已“名存實亡”，而把它當作一種有效的政治學說來吸收，則只是“一種粗劣模仿和偽造的宗教形式”。但是，恰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在許多領域中的獨特的解釋力量（盡管還有某些未解決的問題）及其不是導致一種宗教而是為社會主義社會提供一套合理規範的能力，在許多思想家看來，才使馬克思主義對其它思想方法構成了永久的挑戰。



參考書目

① 愛德華·伯恩施坦：《進化的社會主義》（1899），1961年英文版。
② 歐根·馮·龐巴維克：《卡爾·馬克思及其體系的終結》（1896），保·M·斯威奇編，1949年英文版。
③ ＆·馮·波特基維茲：《對〈資本論〉第3卷中馬克思的基本理論結構的訂正》（1907），保羅·斯威齊編，1949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馬克思主義體系中的價值與價格》，1952年英文版。
⑤ A.卡特勒等合著：《馬克思的〈資本論〉和當代的資本主義》第1卷，1977年英文版。
⑥ V.K.季米特里耶夫：《關於價值競爭和效用的經濟文選》（1904），1974年英文版。
⑦ 戴安內·埃爾森：《價值——資本主義勞動的體現》，1979年英文版。
⑧ M·伊萬斯：《卡爾·馬克思》，1975年英文版。
⑨ D.R.岡迪：《馬克思和歷史》，1979年英文版。
⑩ 尤爾根·哈貝馬斯：“歷史唯物主義的重建”，載《交往和社會的演變》，1979年英文版。
⑪ R．L．海爾布倫納：《馬克思主義——讚成和反對》，1974年英文版。
⑿ S．希梅爾韋特：《利潤率趨於下降的長篇連載——對馬里奧·科格伊的答覆》，1974年英文版。
⒀ G.霍格遜：《利潤率趨於下降的理論》，1974年英文版。
⒁ 列澤克·科拉科夫斯基：《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流派》，1978年英文版。
⒂ S.M.利普塞特：《政治的人》，1960年英文版。
⒃ 卡爾·勒維特：《麥克斯·維貝爾和卡爾·馬克思》，1932年英文版。
⒄ 卡爾·曼海姆：《意識形態和烏托邦》（1929）1936年英文版。
⒅ 森島美智雄：《從現代經濟理論的角度來看待馬克思》，1974年英文版。
⒆ 置鹽信雄：《技術變革與利潤率》，1961年英文版。
⒇ 弗蘭克·帕金：《馬克思主義和階級學說——資產階級的批判》，1979年英文版。
(21) 瓊·羅賓遜：《一篇關於馬克思經濟學的論文》，1942年英文版。
(22) 約瑟夫·阿洛伊·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1976年英文版。
(23) 弗·西頓：《轉化問題》，1957年英文版。
(24) T·斯科克波爾：《國家與社會革命》，1979年英文版。
(25) 伊恩·斯蒂德曼：《斯拉法以後的馬克思》，1977年英文版。
(26) 同上作者和其他人：《價值的爭論》，1981年英文版。
(27) 麥克斯·維貝爾：《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1904），1976年英文版。
(28) 同上作者：《社會主義》（1924），載W.G.朗西曼編《麥克斯·維貝爾翻譯文選》，1978年英文版。


文化

　　從意識形態這個意義上來說，文化並不是馬克思主義所固有的概念。這一概念的許多用法，無論是用於為“為藝術而藝術”進行辯護，還是用於反對人類學中的唯物主義的研究方法，往往引起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的異常反感（見“參考書目”(14)）。然而，20世紀對美學以及一般的文化問題所作的最重要的探討，卻都是馬克思主義者提出來的。而且，整個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事業也有一個重要的文化方面，而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問題對西方馬克思主義則十分重要，以致使某些作家認為存在著一種獨特的“文化主義”的馬克思主義。

　　我們業已指出文化一詞的極端的兩種用法。就第一種用法來說，它主要是指藝術和文學及其彼此關系的審美領域。另一種是人類學的用法，它指一個社會的“整個生活方式”，而且常常被看作是以意圖、價值等為基礎的唯心主義方法。在這兩種極端的用法之間的某個地方，我們會隨時發現它們的許多含義完全是在德國唯心主義思想範圍之內發展起來的。按照德國的唯心主義思想，文化被認為是客觀意向或客觀精神領域及其在人類制度中的體現。這里，“文化”保留了它原來的關於修養、發展、開化（Bildung）的含義，有時與文明同義，有時又區別於文明，被看作是某種更深刻的、但幾乎總是被賦予積極評價的現象。

　　很少有馬克思主義的作家同意上述任何一種用法，是毫不奇怪的，因為他們提出應把人的實踐的不同方面進行區分——把藝術生產領域或觀念、價值領域同其本身的內在邏輯分開。但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和非馬克思主義的用法，文化的概念也可以表明企圖破除上述的區分，並依據馬克思主義思想對觀念與人的實踐條件等方面的相互關系進行唯物主義的解釋。正是這種廣義上的文化，在馬克思關於“最蹩腳的建築師”（他至少是在設計他的建築物）與“最靈巧的蜜蜂”之間的著名比較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202頁）。

　　換句話說，文化的概念處於意識的存在物即意識概念的核心，其中意識既同現存的事態聯系在一起，又同可使現存事態發生變化的條件聯系在一起。從一種粗糙的馬克思主義的形式來看，這將導致二元論的文化觀。文化既被看作是對經濟基礎的反映，又被看作是階級鬥爭的宣傳工具，顯得自相矛盾。這可以用其他的例子來說明：一方面是認識（在這里認識似乎只是一個獨立存在的現實的反映）和現實主義的藝術的“反映論”，另一方面是強調黨派的正面作用的精神生產的工具觀，這兩方面令人費解地共存一起。

　　在俄國革命的情況下，這種工具觀成為列寧的文化革命觀以及成為他和托洛茨基反對旨在創造一種新的無產階級文化的無產階級文化運動的最突出的主題，是毫不奇怪的。後者當然是有黨派性的，但列寧和托洛茨基認為它在許多方面是不恰當的，是會起反作用的。在他們看來，社會主義文化的形成是一項長期的事業。它的基礎必須靠發展文化和教育以及造就新的社會主義知識分子來建立，這樣能夠吸收和體現資產階級文化中有價值的東西（正如它吸收象泰羅制這樣較先進的工作制一樣）。本世紀50年代，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和其它社會主義國家就提出了文化革命的概念。然而，在中國，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卻以列寧曾經反對過的激進主義的態度去攻擊資產階級文化。

　　列寧的文化革命概念，盡管在藝術問題上有其保守性，但看來卻為廣泛的文化概念定了調子；這在社會主義國家的當前討論中仍占有重要地位。在蘇聯，文化的概念常常同“生活方式”的概念聯在一起，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接近於作為開化（Bildung）的早期文化含義。（比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憲法不僅把藝術，而且把“體育、運動和旅遊”也包括在“社會主義文化要素”之內）。

　　人們一般把西方馬克思主義看作是從盧卡奇和葛蘭西開始的，而這當然也就成了極其重視文化問題的傳統的起點，實際上，把這兩個人看作是這一領域的後來作品的一對極其相似的先驅並不過分。盧卡奇所受的是德國新康德主義的教育，他的1920年的關於“新舊文化”的文章就是對源於這一總的傳統，特別是源於西美爾傳統的文化概念所作的馬克思主義的新表述。他還把文化跟文明相對起來，認為文化是“有價值的作品和才幹的總匯，這些作品和才幹對直接維持人的生活而言並不是不可或缺的。比如，一所房子的內在美和外在美……跟房子的耐久性能和防護性能就是相對的東西”。這個意義上的文化已被資本主義的市場生產所破壞了，而且由於“文化社會學的前提是作為目的本身的人”；因此，其特征當前還無法預見的新文化，只有隨著社會主義的到來才可能出現。盧卡奇後來的作品主要致力於美學。而且，《歷史和階級意識》所涉及的無產階級世界觀也完全不同於資產階級歐洲的物化的思維方式。

　　盧卡奇的早期著作，是戈爾德曼關於文學和思想史的社會學著作的基礎，盧卡奇也是對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有過重大影響的人之一。法蘭克福學派與此有關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阿多爾諾、霍克海默和馬爾庫塞。阿多爾諾與本傑明有重要交往。本傑明既與社會研究所有聯系，又與布萊希特有聯系。阿多爾諾在美學上的造詣是最深的，但他在廣義的文化概念上與霍克海默和馬爾庫塞持有同樣的觀點，這種廣義的文化觀在很多方面可能受惠於弗洛伊德在《幻想的未來》（1927年）和《文明及其不滿者》（1930年）中所使用的概念。馬爾庫塞在其《文化的肯定概念》的文章中所闡述的思想頗具代表性。

　　他說：“存在一種……反映精神在社會歷史進程中意義的一般文化概念。它指特定環境中的社會生活的總體，因為觀念再生產的領域（狹義上的文化，即“精神世界”）和物質再生產的領域（“文明”）構成了歷史上既可區別又可理解的統一體”（“參考書目”(13)，第94頁）。這個意義上的文化雖不能看作是獨立的，也不能“依據本身”去理解，但它也不是對獨立的現存基礎的純反映。在美學方面“批判的任務不應全都探討文化現象必然依附的特殊利益集團，而應洞察體現於這些現象中並通過這些現象實現自身強大利益的總的社會趨勢。文化批判應成為社會的觀相術”（同上，第30頁）。

　　從商品拜物教和（特別是阿多爾諾的）物化的角度來分析，文化表現為兩種主要形式。第一就是馬爾庫塞所說的“肯定的文化”。資產階級社會中的肯定的文化，在馬克思看來就是宗教，它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沒有精神的狀態的精神一樣。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3頁）。

　　正如馬爾庫塞所指出的：“肯定的文化是指資產階級時代的文化，它在其發展過程中使精神世界與文明分離成為一種獨立的價值領域，且被認為高於文明。它的主要特征是維護必須無條件肯定的普遍需要的、永遠美好和更有價值的世界。這一世界雖本質上不同於為生存而鬥爭的日常實際世界，但由於每個人本身都‘來自其中’，因而是可切實感到的，對實際狀態無需作任何改造”（“參考書目”(13)，第95頁）。

　　因此，文化，特別是藝術，具有一種不明確的調和的作用。它一方面支持在現代社會中受到阻撓的對自由和幸福的向往（即幸福的許諾），一方面又把這些向往投入幻想的領域，從而通過“撫慰反抗的願望”來肯定現狀（同上，第121頁）。文化的概念，正如阿多爾諾後來所認為的，與行政有著密切的聯系。

　　但如果說傳統的資產階級文化至少還支持一種超驗存在的話，那末在阿多爾諾和霍克海默的《啟蒙辯證法》（1947年）中所分析的“文化工業”中就不存在這種傳統了。在這里，商品原則被推到了極端，不僅表現在“藝術”的生產中，甚至滲透進人的存在的領域；人的存在至多不過是露出潔白的牙齒而無人的氣味和感情的某種東西（見“參考書目”②，第167頁）。馬爾庫塞則把這種“‘文化商品化’的過程看作是‘高級文化’墮落成了‘物質文化’；在這一過程中，前者失去了自己的批判潛力。文化，象性活動一樣，雖變得比較易於理解，但卻是以一種墮落的形式體現出來的”（見“參考書目”(12)，第3章）。甚至對這一狀況所作的最激進的批判，也是作為另一種商品重新出現的。馬爾庫塞的《單向度的人》就獲得了相當的商業性的成功。任何想提出一種真正替代文化的企圖（馬爾庫塞對這種前景的看法比阿多爾諾和霍克海默要樂觀），看來只不過像是（落水的人）抓住稻草那樣靠不住。

　　批判理論第二代的主要人物哈貝馬斯，對文化問題的關注則要少得多，但他在分析現代文明的合法性問題時卻逐漸轉向這一主題，並正在提出一種關於文化現代性的概念。在這一概念中，合理化的社會進程將日益被排除在那些受這些進程支配的人的常識性的判斷力之外。這種探討也許可對早期批判思想家們所確認的進程提供一種較全面、較有力的分析。

　　盧卡奇對德國的文化批判傳統作了馬克思主義的重新表述。如果存在一條來自盧卡奇的明顯的影響路線的話，那末從擴散的角度來說，葛蘭西對社會（在那里資產階級更多的是利用領導權而不是靠武力進行統治）中社會主義政治的文化方面的強調，對於像雷蒙德·威廉斯和阿爾都塞這樣形形色色的當代馬克思主義者則具有重大的意義。強調文化，在英國是最為明顯的，這在威廉斯、歷史學家愛德華·湯普森和由理查德·霍加特所創辦的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成員們的著作中都是極其明顯的。然而，甚至那些依據法國結構主義來批判這一研究方法的人，也持有同樣的看法，雖然在涉及上層建築現象時有所不同（見“參考書目”⑥和③）。比埃爾·布爾丟和他的法國同事的重要著作也是如此，該著作使用象征性的和文化的資本概念來追溯在教育制度、政治和狹義上的“文化消費”中的階級關系的再生產（見“參考書目”⑤和④）。帝國主義也被認為是一種文化的、經濟的和軍事的現象。因此，發達國家對電視、書籍、雜志和通訊社的有效壟斷只是這一進程的一個方面，在這一進程中，第三世界既受西方生產領域中的“商業文化”的影響，又受其消費文化的影響，而消費文化則導致資金配置的失當（見“參考書目”(15)）。

　　西方馬克思主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片面地專注於上層建築這一點，不管它是從文化、意識形態的角度，還是從較散亂的含義和表現的概念角度來看待上層建築的，都有待於進一步探討。然而，顯然它已越來越意識到（部分由於女權運動）生產與再生產的相互關系了，而且看來馬克思主義者很可能不是依據“名正言順的文化”（culture with a capital K）而是依據覆雜的機制來看待現存生產方式範圍之內的文化的生產和再生產。




參考書目

① 西奧多·阿多爾諾：《多棱鏡》（1955），1967年英文版。
② 阿多爾諾和霍克海默合著：《啟蒙辯證法》（1947），1972年英文版。
③ 米歇爾·巴雷特等編：《意識形態與文化生產》，1979年英文版。
④ 比埃爾·布爾丟：《差異》，1979年法文版。
⑤ 比埃爾·布爾丟和讓·克勞德·帕塞隆合著：《教育、社會和文化的再生產》（1970），1977年英文版。
⑥ 特里·伊格爾頓：《批判與意識形態》，1976年英文版。
⑦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幻想的未來》，1927年英文版。
⑧ 同上作者：《文明及其不滿者》，1930年英文版。
⑨ 盧西安·戈爾德曼：《現代社會的文化創造》（1971），1976年英文版。
⑩ 喬治·盧卡奇：《舊文化與新文化》（1920），1970年英文版。
⑪ 同上作者：《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1971年英文版。
⑿ 赫伯特·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1964），1968年英文版。
⒀ 同上作者：《否定——批判理論文集》，1968年英文版。
⒁ 馬歇爾·塞林斯：《文化與實踐的理性》，1976年英文版。
⒂ 哈伯特·希勒：《交往與文化統治》，1976年英文版。

傑瑞米柯賓

達爾文主義

　　查理·達爾文於1859年發表了《物種起源》，並把他的發現概括為遺傳性規律、變異性規律、人口增加規律、生存鬥爭規律和引起形質趨異、不能改進的種類的淘汰天然選擇的規律。馬克思在1862年6月18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讀到使他感到驚異的事，他寫道：“達爾文在動、植物界中重新認識了他自己的英國社會及其分工、競爭、開辟新市場，‘發明’以及馬爾薩斯的‘生存鬥爭’”。（《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52頁。）但當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把這一點顛倒過來並以達爾文的動、植物的概念來描述人類歷史時，馬克思便作了嘲弄式的回答，因為不管選擇適應性的調節在塑造整個自然的和歷史的環境中起著多麽大的作用，他的理論主要重視的只是人類在其生產方式中所開創的進步。1873年馬克思雖然將一本附有題詞的《資本論》贈給了達爾文，但他也同樣贈給了其他人，而且並無令人信服的理由認為他打算把《資本論》的任何部分、版本或譯本獻給達爾文。
　　恩格斯在《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1883年）中，曾對馬克思的著作與達爾文的著作從方法論上作了類似的比較。恩格斯說：“正象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74頁）。恩格斯還力圖在自己的《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的論文中把馬克思的理論和達爾文的理論綜合起來。在恩格斯看來，人類歷史的最初發展主要取決於人的勞動特性，於是天然選擇給一種非達爾文主義的遺傳靈巧性的理論讓路，以解釋猿的後裔是如何逐步從事生產性勞動的。盡管恩格斯偶爾也談到歷史的演變和種族、民族及階級的興衰，但他實際上並不信奉人類歷史中適者生存的達爾文理論，而是信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即“人類的全部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即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之間鬥爭的歷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37頁）。人類生產活動方面的進步和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的鬥爭，是不會自然而然地納入任何可以通過選擇來保證只有最適應者才能生存和再生產的系統的。此外，恩格斯歸之於馬克思和達爾文的共同方法論，是否真的適合兩位作家中的任何一位，這還是一個問題。
　　進化論者認為達爾文的自然選擇，意味著包括人的存在在內的自然界，是逐步發展起來的。有些人，如潘涅庫克，則企圖把這種漸進的發展同馬克思主義者所信仰的必然到來的社會主義結合在一起。這些進化觀點的主要障礙涉及到這樣一些問題：即各個個人或階級的鬥爭是漸進的還是革命的，自然界與歷史領域之間的區別，以及人類行為的科學規律與人在改造社會中的有目的的行動之間的關系。




參考書目

① T.博爾：《馬克思和達爾文——一種再思考》，1979年英文版。
② T.卡弗：《馬克思和達爾文的“主要思路”》，1982年英文版。
③ 艾爾弗雷德·凱利：《達爾文的傳人——達爾文主義在德國的普及（1860—1914年）》，1981年英文版。


民主

　　從其早期著述開始，馬克思就致力於實現直接民主的理想。他的早期直接民主觀涉及到對代議制原則所作的盧梭式的批判，以及認為真正的民主應意味著國家的消亡，從而結束國家同市民社會的分離。他所以提出這一主張，是因為“社會是一個有著休戚相關和相似利益的有機體，而且‘普遍利益’的獨特的‘政治’領域將隨著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區分的消失而消失”。（見“參考書目”5，第44頁）。這一觀點後來在馬克思關於巴黎公社的著作中再一次出現過，馬克思稱讚巴黎公社說，它主張每一個代表“必須嚴格遵守選民的確切訓令，並且隨時可以撤換，”所以在那里“普選制不是為了每三年或六年決定一次，究竟由統治階級中的什麽人在議會里代表和壓迫人民，而是應當為組織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務……”（《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76頁）。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由於這也是馬克思本人的觀點，所以他從未提出過在共產主義條件下，無論是初級階段還是高級階段，集體選擇或決策應當采取什麽形式的程序問題。
　　然而，馬克思對資產階級民主（以普選制、政治自由、法治和競爭為特點）的看法是覆雜的，而且對它的相反的前景極其敏感。關於資產階級民工共和政體，馬克思寫道，它的憲法雖批準了資產階級的社會權力但卻剝奪了維持這種權力的政治保證，把資產階級統治“塞進民主主義的框子里，而這個框子時時刻刻都在幫助資產階級的敵人取得勝利，並使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本身成為問題”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427—428頁）。從恩格斯1895年為《法蘭西階級鬥爭》所寫的序言開始，馬克思主義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就是強調這後一種可能性，即設想通過選舉和議會鬥爭爭取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值得注意的是，當時闡述這一思想的人是考茨基，而現在則是所謂的許多“歐洲共產主義者”（參看歐洲共產主義條目）。
　　與此相反，列寧明確地不同意考茨基的觀點，認為“對自由主義者來說，談一般‘民主’是很自然的。馬克思主義者卻決不會忘記提出這樣的問題：‘這是對哪個階級的民主？’” （《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235頁）。資產階級民主，象任何其它國家形式一樣，是階級統治的一種形式，它將被表現為蘇維埃的無產階級專政所打碎和取代。這一觀點在本世紀的所有列寧主義者和托洛茨基主義者中一直占有主要地位，它的含義是很清楚的，實行造反的過渡政治，對資產階級國家形式之間的區別不感興趣，並傾向於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取消資產階級的民主同社會主義事業並不是不相容的。
　　在葛蘭西的思想中，雖然還是初步的，但可以看到一種替代的馬克思主義傳統。在葛蘭西看來，在資產階級民主範圍內通過政治鼓動和政治組織去壯大人民的力量，發展反統治的文化，就可以推動它們所包含的有利於社會主義改造的各種可能性的發展。這種觀點已涉及著手解決民主的讚同和如何為社會主義爭取民主的問題，而上述其它兩種觀點則未涉及。
　　對社會主義條件下的民主問題，無論是經典的馬克思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的列寧主義都沒有詳細地論述過（盡管出於不同的原因），但某些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列寧主義的某些思想學派（如奧地利馬克思主義）卻對此進行過批判性地探討。最近，東歐的許多思想家一直在力圖解決“實際現存的社會主義”怎樣才能民主化的問題，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思想家所在的社會中的人民卻很少聽到這樣的聲音。


參考書目

① 魯道夫·巴羅：《東歐的抉擇》，1978年英文版。
② 弗羅基米爾茲·布魯斯：《社會主義經濟的市場》，1972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社會主義所有制和政治制度》，1975年英文版。
④ 盧西奧·科萊蒂：《從盧梭到列寧》（1968），1972年英文版。
⑤ 同上作者：《卡爾·馬克思早期著作介紹》，1975年英文版。
⑥ 艾倫·漢特編：《馬克思主義與民主》，1980年英文版。
⑦ 理查德·M·漢特：《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思想》，1974年英文版。
⑧ 約翰·馬圭爾：《馬克思的政治學說》，1978年英文版。
⑨ 米哈伊洛·馬爾科維奇：《民主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1982年英文版。
⑩ 拉·米里班德：《馬克思主義與政治》，1977年英文版。


依附論

　　依附論是企圖解釋經濟發達和不發達原因的一種思想學派。該理論雖然包括一大批體現多種概念和方法的論著，但所有依附論作家都有一個顯著特點，即把不發達國家的社會和經濟發展看成是由外部力量制約的，也就是說，是其它的較強大的國家在統治著不發達國家。這使依附論思想家都采用一種流通論的方法（參看流通條目）。他們認為可以從交換中的支配關系出發來解釋不發達的原因，這就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分析幾乎排斥在外了。
　　這支配關系的最突出的方面就是“剩余榨取”。依附論思想家認為“剩余”是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從不發達國家那里榨取來的。不發達國家所以貧窮和不能發展，就是因為它得不到自己的“剩余”。這種“剩余”相應地被掠奪、被投資到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去了，而這正是這些國家經濟得以迅速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依附論斷定，這種既榨取又盜用的雙重性，既造成了國家之間的不平等又使這種不平等永久化。從歷史上來看，“宗主國”對殖民地的掠奪和搶劫是宗主國發展和殖民地停滯不前的最初原因，而這同一個原因則造成今天的不發達現象。
　　對據以榨取和盜用剩余的確切機制的描述，在上述論著範圍內也各不一致。屬於最早提出依附論之列（而且也許是最著名之列）的人有巴蘭（見“參考書目”2）和弗蘭克（見“參考書目”5），他們強調剩余榨取是世界最初成分富國和窮國（或地區）的原因，榨取是國家之間而不是階級之間的關系的一個方面。雖然他們並不特別關心描述榨取和盜用過程的機制，但人們可以從他們的分析中推導出這樣一點，即殖民時代的榨取主要表現為直接盜用產品（掠奪和搶劫），而現代的榨取則表現為將利潤收回本國。
　　這種分析提出了許多理論問題。首先，如果世界不是分成先進的地區和落後的地區，那末支配的關系就是有先決條件的，即一些國家可以榨取另一些國家的剩余。但這種榨取或盜用不能同時作為發達和不發達的原因，因為這只是一種假定的前提。其次，這種剩余產品的榨取是從國家的角度來分析的，沒有涉及到階級，而實際上生產剩余產品和隨之對剩余產品的占有是階級關系的一個特征。最後，這一理論沒有論述剩余產品是如何生產和最初是如何被盜用的，而只考慮了它是如何交換的。分析還很少涉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或生產方式，而這些是分析發達和不發達的基礎。實際上這是暗示，資本主義主要不是依靠對無產階級進行剝削而是依靠其對其它國家的剝削而發展起來的。此外，把利潤收回本國當作榨取剩余產品的一種機制，也是缺乏內在連貫性的。正如依附論思想家所假定的，如果資本投到不發達國家是由於那里的利潤率高於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話，那末把利潤收回、撥出和投資到發達這國家這一總的趨勢顯然就是矛盾的了。人們從邏輯上必然會認為要利用利潤率較高的條件，就應把利潤重新投入不發達國家。
　　雖然其他作家如馬里尼（見“參考書目”7）、艾曼紐埃爾（見“參考書目”4）和阿明（見“參考書目”1）反對否認階級在占在剩余產品中的作用，但基本上是同意巴蘭和弗蘭克對發達和不發達所作的解釋的。他所認為不發達是受外部力量制約的，並認為不發達的原因也存在於交換領域。因此，他們用以解釋剩余產品榨取的機制雖不同於巴蘭和弗蘭克，且極其覆雜，但仍可認為屬於依附論學派。馬里尼論證說，所以存在不發達，是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受到資本主義市場規模的限制。在不發達國家中，工人階級的作用就是從事生產，其產品供出口。既然產品供出口，所以不需要工人階級作為消費者，工人在“依附”國中受到超級剝削（他們的工資無法提高，因為不存在實現的必要性）。由於工資不能提高，國內的市場也就不會擴大，依附國的積累也必然受到阻礙或“受到損害”。根據馬里尼的方案，不發達國家商品出口是靠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的消費來實現的，因此發達國家就需要高工資。實際上，馬里尼是在論證，剩余價值是“邊緣”國家提供而被“中心”國家所占有的。消費不足僅僅提供了上述占有得以進行的機制。馬里尼的分析犯了與建立在一般消費不足論之上的各種理論同樣的錯誤。列寧曾極其明確地駁斥過這些分析（見“參考書目”6），這是他抨擊民粹派經濟學家的一部分。簡單地說，列寧證明了資本的擴張並不具有實現的問題，因為大批的剩余價值是通過生產性的資本消費而不是靠工人的消費實現的。由於把兩種國家納入了分析，所以馬里尼未能擺脫消費不足論所遇到的理論問題。
　　在艾曼紐埃爾和阿明看來，剩余價值的榨取和隨之占有是通過不發達國家與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不平等交換實現的。他們論證說，由於國際市場上利潤率的平均化，先進國家通過交換占有的勞動工時比它們在生產中占有的工時要多，從而導致剩余價值由落後國家轉到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他們不僅不能從理論上證實這一論點，而且就其對不發達本身的解釋而言，也是不能令人滿意的。由於強調利潤率的平均化，這就預示可以發生的最壞的情況，不過是相對的剩余價值在先進國家和落後國家將是一樣的；也就是，無論怎樣壞，留在落後國家的“剩余”也足以跟先進國家的積累率持平。
　　雖然關於資本輸出的分析必須是探討資本主義在帝國主義階段發展不平衡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對不發達的理解既不能把它本身只局限於交換關系也不能以此為起點。如果交換關系是從生產得以進行的生產和社會關系的分析中得出並成為其組成部分，交換關系就能得到充分的理解了。


參考書目

① 薩米爾·阿明：《不平等的發展》，1976年英文版。
② 保·巴蘭：《關於增長的政治經濟學》，1957年英文版。
③ 伊麗莎白·多爾和約翰·威克斯：《國際交換與落後的原因》，1979年英文版。
④ 阿吉里·艾曼紐埃爾：《不等價交換——帝國主義貿易研究》，1972年英文版。
⑤ 安德列·龔德爾·弗蘭克：《資本主義和拉丁美洲的不發達》，1969年英文版。
⑥ 弗·伊·列寧：《經濟浪漫主義的特征》（1897），1960年英文版。
⑦ 魯伊·莫羅·馬里尼：《依附的辯證法》，1972年西班牙版。

傑瑞米柯賓

決定論

　　通常被理解為這樣一種論點，即任何事情的發展都是有條件的，以致在這種條件下不會發生其它條件其它情況。比如，由於深受牛頓物理學引人注目的天文學成就的影響，拉普拉斯就曾堅持認為要是知道宇宙在某一特定瞬間完全處於一種機械的狀態，那末就沒什麽事物“不能斷定，未來就像過去那樣，會呈現（我們的）眼前。”在休謨和穆勒所闡述的富有影響的哲學形式中，這一論點表現為規律性的決定論，即對任何一個事件x來說，都存在一系列的事件y1……yn，以至這些事件會按某種說法有規律地結合在一起。在這種情況下，得出決定論的結果是有現實可能性的（作為形而上學論點的，決定論就是從中推出其表面上的道理的）；然而，最近科學哲學對這種條件所作的反思卻表明，除了少數特殊的——實驗上確定了的或自然發生的——限定的情況以外，規律是在進行限制，而不是規定唯一固定的結果；還表明，一般來說規律應看作是機制的傾向性而不應看作是各種事件的恒定的結合；所以，象規律般的結合或普遍的連結，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表面現實的，而是必然的和真正實現的（見“參考書目”3）從這一角度來看，科學據以設想決定論的唯一含義就是（非休謨的、非拉普拉斯的）無處不在的決定論，也就是說現實的起因普遍存在，因而分層解釋是可能的。因此，通常所理解的“決定論”，可以看作是建立在兩個基點之上的：一是假設的錯誤，即一個事件是歷史的因素導致發生的，因此在它發生之前就認為它會必然出現（這把“決定”和“注定”相混淆了）；另一個是天真的現實論者的本體論規律觀。
　　在馬克思主義的範圍內，關於決定論的爭論一直是圍繞下述問題展開的：一定的或甚至是日期確定的未來結果（條件、事態、事件等）是否（1）不可避免的；（2）是否可以預見。（3）是否是注定的（不管人們怎麽做，總是要發生的）。就第一點而言，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可以從兩個方面引申。在形式上，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的經濟規律，如利潤率趨於下降的規律，看作是受反影響支配的趨勢；而且他顯然承認影響歷史結果的原因或決定因素具有多樣性。他寫道：“經濟基礎——按主要條件來說相同——可以由於無數不同的經驗的事實，自然條件，種族關系，各種從外部發生作用的歷史影響等等，而在現象上顯示出無窮無盡的變異和程度差別”（《資本論》第3卷，第892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與此同時，他也希望避免折衷主義：“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支配著其他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因而它的關系也支配著其他一切關系的地位和影響。這是一種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隱沒其中，它使它們的特點變了樣。這是一種特殊的以太，它決定著它里面顯露出來的一切存在的比重”（《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09頁）。在恩格斯致約·布洛赫的著名的信中，則可以明顯地看到一種對立的觀點：“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鬥爭的進程發生影響並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鬥爭的 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這里表現出這一切因素間的交互作用，而在這種交互作用中歸根到底是經濟運動作為必然的東西通過無窮無盡的偶然事件……向前發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77頁）。阿爾都塞在其有影響的一篇論文（《矛盾和多元決定》，見“參考書目”2）中，力圖通過他的“多元決定”的概念（借自弗洛伊德）達到這樣的要求，即要避免一元論——包括經濟簡化論者（如考茨基，布哈林）和歷史的本質先於存在論者（如盧卡奇、葛蘭西）的方法，又要避免多元論。他論證說，起決定作用的是經濟，它決定著哪一個具有相對自主性的上層建築的層次在重要時刻或新時代開始時起決定作用。（參看馬克思：“這兩個時代（指古代世界和中世紀——譯者）謀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為什麽在古代世界政治起著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紀天主教起著主要作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章，第4節，第99頁腳注）。
　　就其最抽象的意義而言，馬克思似乎致力於整體化的（但結構上是不對稱的）多元論，這種多元論既不走出歷史唯物主義的範圍，又存在於歷史唯物主義與各種附加的或甚至是替代的解釋範疇之間。但在後一個範疇內，把不在歷史唯物主義描述範圍之列作為真正獨立起因起作用的某些決定因素（如天氣）的事例，同歷史唯物主義所描述的其效力受歷史進程的中介支配的事例區別開來，也許是很重要的。總之，只要人類歷史範圍的各種事件的起因具有覆雜性和不平衡性，那末把馬克思主義解釋為第一種意義上的決定理論就毫無道理。
　　至少在表面上，歷史似乎具有多元和多重原因的特征。在這一點上，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與《資本論》第1卷，第1版的序言，就存在著明顯的矛盾。在《資本論》第1卷第1版的序言中，他指出“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後者未來的景象”（《資本論》第1卷，第8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這暗示了一種直線發展的歷史觀。而在其致米海洛夫斯基的信（1877年11月）中，他又指責這樣一些人，說他們想把“我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第346頁）；在《大綱》中也有許多章節談到這一點；這些都表明了多線的歷史觀。
　　關於第二點，這里只需指出的是——除了一兩處顯然是誇張的用詞外——所有馬克思的預見都是附有條件的，而且都受假定其他情況相同的從句的制約；因此，他不是波佩爾意義上的歷史主義者（參看歷史主義條目）。
　　至於第三點，馬克思顯然不是宿命論者。在馬克思看來，未來所以會發生什麽事，那是由於或至少是依靠人們的努力，而不能無視人民的這種努力。任何其它的觀點都是對歷史進程的粗鄙的具體化，而且同馬克思一再強調的“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的論斷是相違背的。另一方面，盡管馬克思不是宿命論者，但葛蘭西（他的《政治著作選集（1910—1920）》，1977年英文版）仍認為把1917年說成是“違背卡爾·馬克思《資本論》的一場革命”是恰當的；而最近由哈貝馬斯（見其《哲學政治概論》，1971年英文版），和韋爾默爾（見“參考書目”9）所代表的批判路線，則認為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2版“跋”中引用的一位評論家對他的方法表述的那一段話，雖然馬克思本人是讚同的，但卻是從主觀主義的角度誤解了馬克思的科學實踐；這段引文說“只要證明現有秩序的必然性，同時證明這種秩序不可避免地要過渡到另一種秩序的必然性……而不管人們相信或不相信，意識到或沒有意識到這種過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頁）。
　　正象關於決定論的一般爭論與關於“自由意志”的爭論糾纏在一起的一樣，關於必然性的爭論同關於自由的爭論的也糾纏在一起。在《資本論》的第3卷的一段有趣的章節中馬克思把兩種自由觀並列在一起；第一種自由觀在於合理地調節必要勞動並把這種勞動減低到最低限度；第二種自由觀在於把“人類能力的發展”當作“目的本身”（《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927頁）。馬克思是否認為在共產主義社會中，這種自由創造活動完全不受社會形式（中介）和歷史環境的限制或制約，尚不清楚。總之，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提出了一種具有不同色彩的一般形而上學的自由理論，他論證說：“自由不在於幻想中擺脫自然規律而獨立，而在於認識這些規律，從而能夠有計劃地使自然規律為一定的目的服務”（《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53頁）。雖然恩格斯把這一概念的出處歸之於黑格爾，但他和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很可能是根據培根和實證主義所主張的只有我們服從自然界，自然界才服從我們以及知識就是力量的論述去理解黑格爾的格言的，而不是根據斯賓諾莎或黑格爾的原義去把握的。如果這樣解釋恩格斯是對的，那末自然界和社會之間就仍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因為在社會科學中，知識或行動對所描述的必然性來說並不是外在的。另一方面，象從自然主義角度描述的那樣，正是這樣一種使來自社會進程的力量明顯的錯置，才成為第二國際的實證主義進化論（參看實證主義條目）和第三國際的歷史辯護論（或極端唯意志論）的特征。普列漢諾夫在其著名的《論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1908年）中，力圖證明決定論的信念與高水平的政治活動是一致的，認為個人雖可能“使各個事件的單個外貌以及各個事變的某些局部後果改變一個樣子”，但不能改變事變的“總的趨向”（見“參考書目”6，第169頁）。雖然阿德勒和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力圖以各種方法調和目的論和因果性，即以非唯意志論的社會形態觀對人的能力作用作出有意義的說明，但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總的傾向一直是反自然主義、反因果論和反決定論的。這一傾向在薩特那里達到了頂點，他力圖把歷史的可理解性建立在個人可自由選擇事業這一點上，雖然他也堅持中介所起的多程序和多層次的作用，這種作用使通常歷史唯物主義所描述的各種力量都受其支配。在薩特那里，正如在費希特那里一樣，需要加以解釋的，是限定而不是自由（或解放的可能性）。（參看辯證法；個人；認識論；唯物主義；實在論；科學條目）。



參考書目

① 麥克斯·阿德勒：“科學爭論中的因果關系和目的論”（1904），載博托莫爾和古德合編：《奧地利馬克思主義》，1978年英文版。
② 路易·阿爾都塞：“矛盾和多元決定”（1965），載《保衛馬克思》，1969年英文版。
③ 羅依·巴斯卡爾：《自然主義的可能性》，1979年英文版。
④ G.A.科恩:《卡爾·馬克思的歷史學說》，1978年英文版。
⑤ A.吉登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當代批判》，1981年英文版。
⑥ G.普列漢諾夫：“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1908），1969年英文版。
⑦ 讓—保羅·薩特：《方法問題》1963年英文版。
⑧ S.蒂姆帕納羅：“恩格斯與自由意志”（1975），載《論唯物主義》，1976年英文版。
⑨ A.韋爾默爾：“對馬克思的實證主義的批判”載博托莫爾編，《當代對馬克思的解釋》，1981年英文版。
⑩ R.威廉斯：《決定論》，1976年英文版。


多伊切，艾薩克

　　1907年4月3日生於克拉科夫附近的切讚諾夫，1967年8月19日在羅馬逝世。他出生在一個猶太教家庭，家中原想他成為一個猶太教的學者，但在青年時代他就放棄了宗教信仰並於1927年在華沙參加了當時處於非法狀態的波蘭共產黨。1932年，由於他反對當時流行的針對法西斯主義的路線——那條認為對工人階級威脅更大的是社會民主主義，而不是法西斯主義路線，而被開除出黨。多伊切雖與反對斯大林主義的托洛茨基反對派有聯系，但卻加入波蘭社會黨。1938年，他反對建立第四（托派）國際，理由是當時並不存在能使該國際有效地進行活動的條件。1939年，他離開華沙去倫敦。1940—1942年期間，在波蘭部隊服役。此後，他一邊為《經濟學報》和《觀察家》這樣一些報刊寫新聞稿，一邊著書立說，偶爾也從事講學和播音工作。1966—1967年這個學期，他曾在劍橋大學開設的特里維廉講座主持，他的講稿後來作為《未完成的革命——1917至1967年的俄國》一書發表（1967年）。
　　多伊切的主要作品有關於斯大林的“政治傳記”和關於托洛茨基的三卷本著作。這些都是以馬克思主義方法寫作傳記題材的傑出範例，並因其文學價值而著稱。在這些和其它作品中，多伊切力圖公正地評價蘇聯的經驗。他是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的堅定而嚴歷的批判者，但他在譴責的同時也對斯大林所策劃的“從上面進行的革命”所取得的成就給予了肯定的評價。多伊切的作品一個重要主題在於，認為蘇聯已出現了一個新的工人階級，他們總有一天會實現1917年10月開始的“未完成的革命”所確定的目標。



參考書目

① 艾薩卡·多伊切：《斯大林—政治傳記》（1949），1966年英文版。
② 同上作者：《武裝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年）》，1954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解除武裝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年）》，1959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被放逐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年）1963年英文版。
⑤ 同上作者：《異教徒、叛教者及其它論文》，1969年英文版。
⑥ 戴維·霍羅維茨：《艾薩卡·多伊切—其人及作品》，1971年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