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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傑瑞米柯賓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词典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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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12 22:35:34 |显示全部楼层
領導權

  要對hegemony這個詞下任何定義都是比較困難的,這是由於它可以用來表達兩種截然不同的意思:第一,它有統治的意思,如“霸權主義”(hegemonism);第二,它有領導的意思,這就包含著某種同意的概念。例如,毛澤東用“霸權主義”這個詞來表達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統治,但這種統治又跟帝國主義的統治不一樣。第二種意思在馬克思主義著作中比較常用。安德森曾指出:無論孟什維克還是列寧,都把這個詞用來表達建立在跟農民成分實行聯盟的基礎上的民主革命的領導權(見“參考書目”①)。布西一格魯克斯曼則探討了布哈林和斯大林在20世紀20年代是如何使用這個詞的(見“參考書目”②)。然而,使這個詞充分地發展成為一種馬克思主義的概念則應歸功於葛蘭西。大多數評論家都一致認為,在葛蘭西的《獄中劄記》中,領導權是一個關鍵性的概念,同時也是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所作的最重要的貢獻。在他獄中寫的作品中,除了個別的場合外,這個詞都是用來說明工人階級的一種戰略。在1926年入獄前不久寫的一篇文章中,葛蘭西使用這個詞來表示工人階級為推翻資產階級國家所必須建立的並且應當作為工人國家的社會基礎的一種聯盟制度(見“參考書目”⑦,第443頁)。大約在同一時候,他用這個詞來論證;蘇聯無產階級應當犧牲自己的行業的、經濟的利益,以便保持跟農民的聯盟並為自己的廣泛的利益服務(見“參考書目”⑦,第431頁)。
  對這個詞的類似的用法還見於這個時期他在共產國際的辯論,然而在《獄中劄記》中,葛蘭西對這個詞的用法則超出上述的範圍,他還用它來表示資產階級建立並維持自己的統治的方法。在從這個意義上進行探討時,他援引了兩個歷史事例——法國革命和意大利的覆興,他把兩者作了對比,指出新的法蘭西國家是建立在比較廣泛的同意的基礎之上,而統一了的意大利國家則只得到有限的同意。在探討資產階級統治的不同表現時,他引用了馬基雅弗利和帕雷托這樣一些思想家的著作,把國家描繪為武力加同意。葛蘭西認為,在現代的條件下,一個階級其所以能夠維持自己的統治,不僅是通過一種特殊的武力組織,而且是由於它能夠超越自己的狹隘的行業利益而實行一種道德上和思想上的領導,並且跟結成一種社會力量集團(葛蘭西稱之為歷史集團)的形形色色的同盟者實行妥協(在一定限度內)。這種集團對於某一個社會制度來說,也就代表了一種同意的基礎,其中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參看統治階級條目)的領導權則在各種機構、社會關系和思想的網絡中建立和再建立。而這種“領導權的編織物”是由知識分子來編織的,因為根據葛蘭西的看法,他們都是在社會中具有一種組織作用的人。由此可見,葛蘭西的論述,超出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所用的那種把國家定為一個階級的工具的定義。
  盡管葛蘭西認為領導權的形勢寓於市民社會之中,然而他認為從合法的立憲意義上來說,政治社會乃是各種政治機構從事活動的舞台,同時他還說明這兩種社會的劃分純粹屬於方法論的性質,並且強調指出它們在現實的社會中存在著重叠的現象(見“參考書目”⑥)。的確,在國家對市民社會的幹預不斷擴大的政治條件下,在隨著工會和群眾性政黨的建立,隨著經濟開始轉變為所謂“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而出現了改良主義以回答對政治舞台所提出的種種要求的政治條件下,領導權的形式發生了變化,而資產階級也在從事葛蘭西所說的那種消極革命。這樣一來,領導權的物質基礎便通過改良和調和來構成,從而使一個階級的領導地位得以維持,而其他階級的若幹要求得到滿足。由此可見,在葛蘭西的定義中,領導階級或統治階級確實具有政治性質,因為它超越了自己眼前的經濟利益(它可能在政治舞台上曾為這種利益而鬥爭)而去代表社會的普遍進步。這樣,葛蘭西便使用領導權這一概念來論證:在政治學或意識形態中的任何一種經濟主義的觀念(即在政治和文化中追求眼前的階級利益),都不能對政治形勢和政治力量的對比作出精確的分析,從而不能夠對國家政權的實質作出正確的理解(參看經濟主義條目)。因此,這種觀念是不宜作為工人階級運動的政治戰略的基礎的。
  葛蘭西在他所說的試圖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科學方面所進行的探索,得出了種種的論斷。他認為,一種充分擴展的領導權必須建立在積極的同意即社會各種集團藉以聯合的集體意志的基礎之上。這樣,葛蘭西就超越了那種建立在抽象的公民權基礎之上的政治義務的理論,而論證了充分的民主管理是在領導權的最高形式中得到發展的。然而,他對領導權的各種不同形式(例如在意大利覆興時期起主宰作用的那種形式)所進行的分析表明,一種本質上是有限的同意,可能導致一種政治制度建立在薄弱的基礎之上,從而可能引起越來越多地依靠武力。領導權——可以說——是不能降低為一種由法律認可的東西,也不能降低為一種虛假的意識或對人民群眾的擺布。人民群眾的“共同意識”或世界觀,據葛蘭西看來,是由各種各樣的成分形成的,其中一些成分是跟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意識相抵觸的,這在日常的經驗中處處可見。占統治和領導地位的思想意識所能做的,就是提出一種比較嚴謹和有系統的世界觀,它不僅要能夠影響人民群眾,而且還能夠成為對社會機構進行組織的一種原則。他認為,思想意識並不是簡單地反映或反射出階級的經濟利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與其說是由經濟結構或社會組織所決定的“已知事物”,毋寧說是一個鬥爭的領域。它通過它體現在社會關系、機構和實踐中的途經來組織行動,並且使一切個體和集體的活動充滿活力(見“參考書目”⑧)。
  葛蘭西為無產階級制定了特殊的歷史規劃,即創造一個“經過調整的社會”。在這個社會里,領導權和市民社會,或者說同意的領域,得到充分的擴展,而政治社會,或者說約束的領域,則不斷地縮小。這就意味著無產階級必須創造一種不斷地擴大的同意的局面,從而使各種不同集團的利益能夠結合在一起去形成一個新的歷史集團。在發展一種戰略去實現這一目標的時候,一種新的領導權必須把人民的思想和實踐的各種因素納入正軌並加以系統化。可見,領導權這種概念也是葛蘭西對民俗學和大眾文化進行批判分析的基礎,他對宗教的探討以及關於哲學家的系統化的哲學與人民群眾的非系統化的哲學即世界觀之間關系的探討,也是以此為基礎。
  人們圍繞著葛蘭西的領導權這一概念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問題,其中有些問題就他對資產階級國家政權的分析以及他從中所得出的戰略結論提出質疑(見“參考書目”①)。在這種爭論中,有一個方面的內容牽涉到:工人階級的領導權在國家政權改變之前能夠或者必須發展到什麽程度,而留下來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任務去發展的領導權又該達到什麽程度。另一些問題則牽涉到革命政黨在建立無產階級領導權的作用是什麽。有一些作者強調的是領導權的同一性、一致性或是可能的總體性,而另一些作者所強調的則是它的不同成分(即不一定非以經濟上劃分的階級為根源的那些成分),以及它通過什麽方法來代表匯合在一起的如此不同集團和其中所表現的妥協。近來出現的一些解釋則認為,領導權不僅為分析資本主義社會和向社會主義過渡發展的戰略提供了概念性的工具,而且它還可以用來分析社會主義社會本身的成就和局限性。




參考書目

① P·安德森:《安東尼奧·葛蘭西的自相矛盾》,1976—1977年英文版。
② 布西—格魯克斯曼:《葛蘭西與國家》,1979年英文版。
③ 布西—格魯克斯曼:《領導權與同意》,載A.S.沙遜編《葛蘭西探討》一書,1982年英文版。
④ B.德.卓萬尼等著:《葛蘭西著作中的領導權、國家和政黨》,1977年意大利文版。
⑤ J.菲米亞:《葛蘭西的政治思想——領導權、意識和革命過程》,1981年英文版。
⑥ 安·葛蘭西:《獄中劄記選》(1929—1935),1971年英文版。
⑦ 《葛蘭西政治著作選集(1921—1926)》,1978年英文版。
⑧ C.莫菲:《葛蘭西著作中的領導權和思想意識》,載莫菲編:《葛蘭西和馬克思主義理論》一書,1979年英文版。
⑨ 安·S·沙遜:《葛蘭西的政治學》,1980年英文版。


希法亭,魯道夫

  1877年8月10日生於維也納,1941年2月在巴黎逝世。
  希法亭在維也納大學攻讀醫學後當醫生,一直到1906年(但他在1915到1918年服軍役期間再度行醫)。不過他從中學時代起便對經濟問題發生濃厚的興趣,從1902年起,他就經常給《新時代》雜志寫有關經濟問題的文章。1904年,他針對龐巴維克從奧地利的邊際效用說的觀點出發對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所作的批判,寫了一本書進行答辯,這本書被保羅·斯威齊評為“以馬克思主義觀點來對主觀價值理論所作的最好的批判”(見“參考書目”②)。在同一年,他跟麥克斯·阿德勒一道創辦了《馬克思研究》。1906年,他應邀到柏林德國社會民主黨(SPD)黨校講課,隨後任《前進報》的外籍編輯。1914年,他跟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左翼一道反對軍事預算,隨後他任獨立社會民主黨(USPD)《自由》雜志的編輯。1920年,在獲得普魯士的公民身份以後,他就在國家經濟委員會任職,並在1924至1933年任國會議員,擔任過兩屆政府的財政部長(1923年和1928—1929年)。納粹掌權後,他不得不流亡國外,並於1938年遷至巴黎。法國淪陷後,他遷往非占領區,但終於被維希政府交給德國當局,死在蓋世太保手中。他的最有名的著作是《金融資本》這部對“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後階段”進行分析的主要論著以及後來寫的關於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的作品(參看奧地利馬克思主義條目)。




參考書目

① 維爾弗里德·哥特沙爾施:《魯道夫·希法亭學說中有關社會結構變化和政治行動的說法》,1962年德文版。
② 魯道夫·希法亭:《龐巴維克對馬克思的批判》(1904),保羅·斯威齊編,1949年英文版。
③ 魯道夫·希法亭:《金融資本》(1901),1981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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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12 22:36:36 |显示全部楼层
印度教

  馬克思主義者對印度教發生興趣,可以追溯到馬克思本人,盡管他並不經常研究它。對於馬克思來說,印度教是一種壓迫的、衰落的社會的意識形態。他也跟大多數歐洲人一樣,對於該教的森然恐怖的面目感到厭惡。他在概括英國在印度的專制制度跟亞細亞的專制制度進行嫁接的現象時說道:“這兩種專制結合起來要比薩爾賽達廟里的猙獰神像更為可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63頁)。他跟他在印度的追隨者一樣,對於任何認為印度過去有一個“黃金時代”的看法都持懷疑的態度。在本世紀,印度以外的馬克思主義,主要把印度教作為一般宗教問題的一個部分來加以關心。至於印度國內,人們在很大程度上把注意力放在當前跟印度教有關的各種實際問題,包括該教在民族運動中的地位問題,以及由於獨立所引起的、往往伴隨著隔離和屠殺現象的部落感情問題。
  羅米拉·塔帕爾指出:把印度教這個名稱跟古印度聯系起來是一種歷史編年的錯誤,但是它卻是一個便於說明宗教發展的標志。印度教是大約在兩千年以前從雅利安入侵者的吠陀信仰中發展起來的,是一種內容十分龐雜的宗教,以至使人幾乎難以對它的信仰內容下任何精確的定義;它是雅利安人和德拉維人思想的混合物,但也接受佛教和耆那教的一些影響。塔帕爾還指出在《奧義書》和後來的吠陀經中出現的“梵”這一概念,以及隨後所采取的創造神、護持神和破壞神這三位一體的表現形式,可以看作是對自然、生育和生命、以及死亡這種秩序的反映。後來,這三位神中的第一個——梵天,退居幕後;其余的兩個,即毗濕奴和濕婆(這個神是雅利安—德拉維人思想的混合物,其祭典則跟生殖能力相聯系),作為兩個最高神明存在下來,分享著印度教徒的虔誠的信仰。在以後的年代里,出現了從崇向祭典儀式向一神崇拜的轉變,也就是尋求個人同神的交往並且通常是狂熱地信奉這個神,從而出現了“後期印度教的一種具有活力的形式”(見“參考書目” eq \o\ac(○,15)15,第131—133頁)。到中世紀末斯,像伽比爾和那納克這樣一些導師,把伊斯蘭教的思想結合在一神崇拜之中,使它具有新的含義。可以認為,他們的這種做法表達了比較卑賤的城市市民和接觸城市生活的農村手工業者在那個煩惱的時代里所產生的內心感情。(見“參考書目” eq \o\ac(○,15)15,第308頁)。
  個人信奉,猶如神秘教的任何變種一樣,本是擺脫傳教上的獨霸狀態的一種方法。然而在整個時期,婆羅門的優勢得到支持甚至不斷擴大。廟宇表現為它的組織的一個方面,這是一種擁有富足的財源的機構。通過對中世紀南印度的研究可以看到,一些商人和商會給予廟宇以巨額的捐助,捐助者的目的也許是為了取得更高的社會地位和特權,並且獲得神靈的保佑(見“參考書目”⑦)。
  在R.S.夏爾瑪寫的一篇論文中(見“參考書目” eq \o\ac(○,13)13第一部分),列舉了當代的論著中對古印度和印度教的各種見解,其中有一些受到歷史唯物主義的影響。他在另一篇論文中提出,在吠陀經典中,“禱文主要表現出對雅利安人的物質繁榮的關心”(見“參考書目” eq \o\ac(○,14)14,第39頁)。他還可以補充這樣一點,那就是至少印度教的教典——“達磨”(dharma)所主要關心的是男人和高級種姓的繁榮,而同時卻把婦女和低級種姓排斥在外。像他在文章的其他地方所指出的那樣,在經文中往往把婦女和作為種姓制度的苦役的首陀羅“混在一起歸為一類”,這兩種人顯然代表“社會上最為人所不齒的成分”(見“參考書目” eq \o\ac(○,14)14,第29、32頁)。根據德·恰托帕迪雅的說法,像摩奴這樣一些制定“達磨”原則的立法者,“對於自由思考或理性論表現出極端的敵視”;這並不奇怪,因為要維護一種“使千百萬勞動群眾安於受奴役”的社會秩序,神秘和強制是同樣地需要的(見“參考書目”①,第83頁)。恰托帕迪雅把印度思想中的一種不可知論的對立傳統放在突出的地位,他同意有些學者的觀點,即認為佛教在很多方面應當歸功於早期的數論哲學學派,因為這兩者都是“有意地和斷然地”否定神的觀點(見“參考書目”③,第95頁)。
  南布迪里巴德也提出了一些有關的問題,他是一位共產黨領導人,同時也是他所在的南部喀拉拉邦的歷史學家。該地區曾信奉佛教,但保留了自己的古老的社會實踐的種種特色;跟印度北方有所不同,它在中世紀時期是朝著一種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形態進行發展。在這一轉化期間,興起了一種旨在支持統治階級及其宗教意識的廣泛性的爭辯文學,它的目標之一就是要消滅佛教(見“參考書目”⑧,第三章)。
  一位著名的印度共產黨人佛學家——拉哈爾·桑克里提揚納寫了許多作品,其中有一部是以虛構的文學作品的形式來對印度教若幹世紀的演進作了批判性的敘述。近年來,一些試圖了解本地區和其他地區的歷史的宗教作家,也部分地采用了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在這方面,兩位在印度和斯里蘭卡工作的天主教人士,胡塔爾和勒穆辛尼埃,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們認為,吠陀的雅利安人所流傳的神話,首先是反映一種遊牧生活的需要,以後隨著一個很突出的萬神殿的發展形成,這種神話則又反映了向定居的農業生活的變化。從僧侶所扮演的中介人的角色中,推演出這樣一種論斷,即“只有神才能夠跟神交談”,這樣一來,婆羅門本身也就成為神,而他們的職能本來是“反映了這個集團無能為力解決其自身的矛盾”。屬於下層階級的個人,只有在完全接受這種社會秩序的條件下,其個人社會地位才有可能提高。因此,“任何建立在宗教基礎上的社會運動都是不可能的”(見“參考書目”⑥,第36—38,45頁)。從這里可以看出印度教和基督教之間的驚人對照。
  19世紀期間,以羅易為先驅者的許多印度進步人士,試圖把他們同胞的思想從一種由於信仰、習俗和祭儀三者的覆雜交織而形成的僵化思路中解放出來,以此作為他們的第一個目標。然而,民族運動的興起卻使印度教在一切方面,包括好的和壞的,得到了有力的覆興。維蘭加——另一位基督教在印度的代言人,在對印度的馬克思主義進行坦率的考察的過程中,談到了馬克思主義思想跟它的敵對思想意識之間的沖突(見“參考書目” eq \o\ac(○,16)16,第113頁)。關於這個問題,在英國共產黨的印度理論家帕爾米·杜德的著作中有簡要的敘述。他寫道:了解當代政治的領袖們曾試圖把民族主義建立在“仍然巨大的印度社會保守勢力的基礎上”,建立在古印度對現代歐洲的“假定的精神優越性”的基礎上。他提到像蒂拉克和奧羅賓多·高士這們的宣傳家,他們建立了“母牛保護會”,發起了紀念象頭神甘奈希和破壞女神時母(卡里)的民族節慶日。這些人雖然是具有獻身精神的愛國者,但他們實際上卻成為“社會的反動與迷信、種姓的分裂及特權的擁護者”(見“參考書目”⑤,第291—292,294頁)。
  甘地是理所當然地被人們視為覆興的印度教的新聖哲。他把政治問題變為宗教語言,談論神的統治時代(RamRajya),像人們對烏托邦的向往那樣,他主張恢覆這個黃金時代,以代替社會主義。他宣揚拋棄機器以及其他的現代事物,回到過去的簡樸的鄉村生活。杜德寫道,所有這一切都被他的崇拜者想象為真正的印度和農民的希望,然而它實際上只不過是一部分在“無情的經濟轉變過程的困擾和侵害下顯得驚慌失措的小資產階級”所發的思古之情罷了,他們渴望從“古代事實的輕撫中得到某種慰藉”(見“參考書目”⑤,第510—511頁)。至於尼赫魯,他雖然是甘地的學生,但卻像一位帶有濃厚的馬克思主義色彩的社會主義者那樣,經常對那種表現出“以貧為榮”的東西感到困惑不解,認為那是一種屬於過去時代的遺風,當時人類“只能從物質匱缺出發來思考問題”(見“參考書目”⑩,第1卷,第85—86頁)。
  尼赫魯以這樣一種想法來安慰自己,那就是甘地主要是通過為賤民進行聖戰而在“溫和地卻又不可抗拒地”瓦解著正統的觀念,因而他在促使印度上進方面所做的事情要比任何不切實際的左派理論家要多得多(見“參考書目”⑩,第1卷,第299—300頁)。共產黨人對甘地及其所推崇的印度教信仰持不可調和的反對態度,這就意味著他們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愛國主義鬥爭的主流,從而有陷入類似愛爾蘭社會主義者的那種孤立的危險。自從獨立以後,許多共產黨人(例如穆克吉等人)感到必須重新修正他們對於聖雄及其對印度的貢獻的估價,但是,聖雄跟落後的印度教渾然一體這種情況仍繼續是一塊絆腳石。至少,他們所存的某些疑慮證明是有充分根據的。貝特爾海姆在對自由印度所作的考察中,列舉大量材料說明種姓制度在地方和全國選舉中所起的惡劣影響。跟勢力仍然很大的穆斯林少數派的磨擦不斷地在醞釀,時而爆發出來。南布迪里巴德寫道:保守黨人所大談特談的“印度之魂”只不過是印度教的精神,而“倡導這種理論的人則滑進了把非印度教徒視為異已的沙文主義的印度教觀念”(見“參考書目”⑨,第295頁)




參考書目

1 巴隆·德等編:《紀念薩卡爾教授文集》,1976年英文版。
2 查理·貝特爾海姆:《獨立的印度》。1968年英文版。
3 德比普拉沙德·恰托帕迪雅:《印度的無神論——一種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1969年),1980年英文版。
4 同上作者:《印度唯心主義的社會功能》,1976年英文版,載巴隆·德同上引書。
5 帕爾米·杜德:《今日印度》,1940年英文版。
6 弗朗斯瓦·胡塔爾與熱納維埃夫·勒穆辛尼埃合著:《亞洲各大宗教及其社會功能》,1980年英文版。
7 D.N. 賈:《公元9至13世紀南印度的廟宇和商人》,1976年英文版,載巴隆·德同上引書。
8 E.M.S南布迪里巴德:《喀拉拉邦的民族問題》,1952年英文版。
9 同上作者:《印度社會主義模式的經濟和政治》,1966年英文版。
10 多羅西·諾曼編:《尼赫魯——第一個六十年》,1965年英文版。
11 拉合爾·桑克里提揚納:《從伏爾加到恒河》(1942年),1947年英文版。
12 R.S.夏爾瑪:《古印度政治思想面面觀》,1959年英文版。
13 同上作者:《談談印度早期的社會和經濟》,1966年英文版。
14 同上作者:《早期〈吠陀本集〉中的財產形式》,1976年英文版,載巴隆·德同上引書。
15 羅米拉·塔帕爾:《印度史》,1966年英文版,第1卷。
16 巴斯蒂安·維蘭加:《馬克思主義對印度的歷史觀》,1976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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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12 22:37:38 |显示全部楼层
歷史唯物主義

  這個術語指的是通常所了解的以唯物主義概念來解釋歷史的那種學說的主體,它構成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社會科學的核心。根據恩格斯在1892年為《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寫的導言,歷史唯物主義這個名詞就是用來表達一種關於歷史過程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一切歷史事件的終極原因和偉大動力是社會的經濟發展、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改變,由此產生的社會之劃分為不同的階級,以及這些階級彼此之間的鬥爭。
  恩格斯把馬克思奉為歷史唯物主義的創始人,認為它是馬克思的兩個偉大的科學發現之一(另一個發現為剩余價值理論),而馬克思則認為恩格斯獨立地達到了對歷史的唯物主義的理解。從這種理論本身出發,他們強調了這種理論形成的歷史的和物質的前提。
  雖然學者們對於馬克思所論述的不同主題在其早期和晚期著作之間的延續程度問題存在著不同的見解,但是很少有人會否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觀是在創作《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1846)的時候開始形成的(盡管不無其思想前提),而且也正如他們自己所相信的那樣,這種觀點構成了他們世界觀的獨特之處。在他們的早期著作中對這種概念所作的勾劃,難以肯定地表明在1844—1845年以前他們當中的任何一個人就已經具備成形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然而,到1844-1845年的時候,他們開始相當自覺地利用歷史唯物主義,——用馬克思的話來說,——作為他們以後的一切研究工作的“指導線索”。
  嚴格說來,歷史唯物主義並不是一種哲學;把它解釋為一種以經驗為依據的理論(或者更精確地說,若幹經驗論命題的一種綜合)倒是最合適。這就是為什麽馬克思和恩格斯經常強調他們的事業的科學性質,他們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宣稱自己的方法並不建立在由哲學理論引申出來的抽象和教條之上,而是建立在對現實的條件進行觀察和精確的描繪之上,簡單說來,是建立在“可以用純粹經驗的方法來確定”的前提之上。馬克思和恩格斯有時也給歷史唯物主義提供單純的先驗的論據,但這些論據並不是非常有說服力的。對於一種如此大膽地要求揭示歷史和社會的理論來說,只有當它有能力為社會和歷史的調查提供一種切實可行的研究規劃時,它的正確性才能得到充分的證實。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以一段非常緊湊的文字把上述的要求表達得淋漓盡致。盡管這篇《序言》的可靠性並不是沒有受到挑戰,但由於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至少兩次把它作為自己的唯物史觀的指導來提起,這個事實使它權威性得到加強。這篇《序言》的主題貫穿在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主體中,對它們的解釋當然還必須以其他地方的論述為依據。馬克思在《序言》中斷定,由生產關系構成的社會經濟結構是社會的現實的基礎。正是在這個基礎上豎立起“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另一方面,社會生產關系本身則又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相適應。就是這樣,“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1頁)。
  隨著社會的生產力的發展,它就跟如今束縛著它的發展的現存生產關系發生矛盾(參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條目)隨著這個矛盾使社會發生分裂,人民群眾也或多或少借助意識形態的形式顯示出“意識到這種沖突並力求把它克服”,於是“一個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這種沖突的解決會有利於生產力,為了更好地適應社會生產能力的繼續發展,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它的物質前提已經“在舊社會的胎胞中成熟”)將隨而出現。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代表了社會經濟形態的幾個演進時代中的最近的一個,但它也是最後一個對抗的生產形式。隨著它的消亡,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也將告終。
  上述表明,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核心命題(雖然有些馬克思主義者對它避而不提)就是:標志著人類歷史發展階段的不同社會經濟組織,它們的興起或衰落決定於它們是促進還是阻礙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因此,生產力的發展也就說明人類歷史的一般過程。然而,生產力不僅包括生產資料(工具、機器、工廠等),而且還包括勞動力——技能、知識、經驗、以及人在工作中所發揮的其他才能。生產力就是社會在從事物質生產中所掌握的各種力量。
  生產關系據說是要同社會的生產水平相適應,它們把生產力和人聯系在生產過程中。生產關系從廣義上說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在現實生產過程中所必須具備的技術關系;另一種是支配著生產能力和產品的經濟管理關系(在法律上則表現為財產所有權)。這是物質工作關系和它們的社會經濟外殼之間的對照,而馬克思曾尖銳地批評把這兩者混為一談的人。經濟結構的類型是隨著它們的占統治地位的生產關系的不同而各異。“不論生產的社會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因素……實行〔它們的〕這種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會結構區分為各個不同的經濟時期”。(《資本論》第2卷,第44頁)。
  與此相聯系的生產方式這一概念,也是具有類似的雙關含意。馬克思有時把它嚴格地用在生產的技術本質或方法的意義上,例如他曾說資本主義“在生產方式中帶來日常的革命。”而他更為經常地把這個概念用在另一種意義上,即用來說明作為某種生產關系結構的結果而出現並在其內部發展起來的生產的社會制度(方法或方式)。由此可見,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是說明人與生產力之間的一種特殊聯系,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則牽涉到商品生產(參看商品條目)、取得剩余的某種方式、勞動時間決定價值,等等。(此外,馬克思有時候還用“生產方式”來概括部門生產收益的技術特征與社會特征兩者)。在任何一個現實的社會形態中,可能存在一種以上的生產方式,不過在《大綱》的導言中提出,“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決定著其他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4頁)。
  生產力的發展決定生產關系及其所具有的生產方式,其原因正如馬克思在給安年柯夫的信中所寫的:“人們永遠不會放棄他們已經獲得的東西。”但為了保持“文明的果實”,他們將改變他們的生產方式——生產的物質關系或社會關系或是兩者——以適合於既得的生產力並有利用它的繼續發展。由此出現的經濟結構則又形成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可見,生產力並不對社會領域起直接形成的作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只能勾劃出歷史的大致的輪廓,即社會與經濟進化的主要形式。
  生產關系能夠影響生產力發展的勢頭和質的方向。資本主義的顯著特點,就是它的把社會提高到一個以前所夢想不到的生產發展水平的這種傾向。然而,這種現象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因為根據馬克思的命題,所出現的生產關系其所以能夠確切地做到這點,正是由於它們有能力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的緣故。與此相關的是,人們經常注意到,標志著資本主義誕生的那種生產力並不同於說明資本主義的特點的那種生產力——例如大規模機械化生產所特有的工廠和機器;可是,歷史唯物主義卻已預見到資本主義是作為對當時生產力的水平的反響而出現的。
  今天的某些馬克思主義者否認生產力的決定作用,而是讚同由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共同決定的思想。當然,馬克思承認這兩者的相互影響作用,事實上他也論述過生產關系對生產力影響作用的若幹特殊事例,可是在他的所有的一般理論見解中,卻都是強調了生產力所起的基本決定作用。由於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生產力顯然應居首要地位,這就能夠回答為什麽一般會出現不同的社會經濟形態這個問題。
  據馬克思看來,社會的法律和政治的機構顯然屬於上層建築機構,它們的基本性質是由現存經濟結構的本質所決定的。至於其他哪些社會機構可能成為上層建築的一部分,這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參看基礎和上層建築條目)。當然,馬克思認為社會的不同範圍和領域反映著占支配地位的生產方式,而一個時代的一般意識則是由其生產的本質所決定的。馬克思主義關於意識形態的理論還斷定,某些思想的產生或傳播,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它們承認現存的社會關系或維護特殊的階級利益。雖然經濟對法律的和政治的結構的決定作用相對來說比較直接,然而它對其他社會領域、文化和意識的影響一般說來則比較弱,而且程度也不一樣。歷史唯物主義看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之間的不同層次,可是它們之間的這些關系還必須進一步清理,使其不僅能泛泛地適用於社會,而且適用於每一種特殊類型的社會經濟組織。馬克思把上層建築來源於基礎看成是一個規律,可是這個規律是規律之規律。在每個社會形態中,都有更加特殊的規律支配著這種一般來源的具體的實質。根據這個道理,馬克思在《資本論》的一個重要腳注中(見第一章第四節)提到,一個時代的生產方式對該時代的社會領域的各個方面起著相當重要的支配作用。但是,以基礎和上層建築這一比喻所假設的各種機制的實質和力量,是屬於歷史唯物主義中最有爭議並且是長期爭持不下的問題之列。馬克思的理論並不把上層建築看作是經濟基礎的一種附帶現象,而且它也不忽視法律的和政治的制度的必要性。這正是因為上層建築是需要用來組織和穩定社會,而經濟結構所帶來的這些制度則是最能適合於這個社會的。同時,上層建築和基礎也不是像塑像和底座的那種關系;因為上層建築對基礎起“反作用”,乃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之一。
  法律是特別需要用來去固定現狀,使其具有“擺脫了單純偶然性和單純任意性”的獨立性(《資本論》第3卷,第894頁)。這種職能本身賦予法律領域以某種自主,因為現存的生產關系是以一種抽象的、法典化的形式來加以表現和合法化,從而孕育了思想意識的錯覺,即認為法律對於經濟結構是完全自主的。此外,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在自由行為者之間簽訂的合同的虛假的法律關系,掩蓋了生產的實質,特別是掩蓋了把工資勞動者束縛在資本之上的那些看不見的線索(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23章)。在前資本主義社會,譬如說在封建社會里,傳統和習慣也具有一種類似的穩定的職能,並且也可能有一定程度的自主。在那里,社會生產關系的實質則被封建社會的其他生活領域所特有的覆雜的人身支配關系弄得模糊不清。
  令人奇怪的是,在《序言》並沒有出現馬克思所強調的階級分析,而這種分析卻是在若幹重要方面跟上述的唯物主義命題相聯系的。在社會的生產組織中,人們對於生產力和產品有著不同的關系,而這些關系在任何一種生產方式中都具有某種特點。從現存社會生產關系這個意義上來了解個人的經濟地位,跟其他人一道確立了某種共同的物質利益,並決定了他們的階級身份。人們所熟知的關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定義,也就是通過人們各自購買或出售勞動力(其基礎則為擁有或不擁有生產資料)來確定的。
  通過以上方法確定的階級地位,決定著該階級成員所特有的意識或世界觀,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中心命題。例如,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談論到正統派和奧爾良派時,就強調指出其中每一個階級(應為集團——譯者)在它的社會—經濟地位的基礎上建立起“由各種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觀構成的整個上層建築”。不同的階級的物質利益使它們發生分裂並導致它們之間的鬥爭。階級的差異還表現在它們的成員在不同程度上意識到他們是屬於某一階級,因此階級之間的對抗並一定能夠被其參加者辨別出來,它也可能僅僅通過一種神秘的或思想意識的形式而被理解(參看階級意識條目)。
  一個階級的最後成功或失敗決定於它對生產力發展的關系。用《德意志意識形態》的話來說,“那些使一定的生產力能夠得到利用的條件,是一定的社會階級實行統治的條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76頁)。凡是有能力並有動力去建立和維護為促進生產力發展所需要的生產關系的階級,也就有穩當的領導權。因此,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的事業的最後勝利,如同資產階級早期的上升一樣,是由歷史的基本潮流所保障的,而古代世界的奴隸們的英勇起義則是注定要失敗的。由此可見,歷史唯物主義認為,階級統治對於強迫直接生產者提供高於維持其生存水平的生產率來說,既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哲學的貧困》一書這樣說道:“沒有對抗就沒有進步”,“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規律……到目前為止,生產力就是由於這種階級對抗的規律而發展起來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4頁)。然而,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生產力的進步,不僅正在消滅階級統治的可行性,而且還消除它的歷史合理性。由於國家主要是一個階級取得它的統治的工具,它將會在階級後的社會中消亡。
  歷史唯物主義斷言,階級的沖突和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軌道,都可以通過生產力的發展得到說明。然而,生產力的發展還必須根據說明各種特殊生產方式的性質的那種理論模式來進行理解。如果就任何一個特殊的社會而言,這種理論是非常抽象的。例如,馬克思是抽象地來論述資本主義的發展,而這種抽象的論述是有異於任何一個資本主義民族國家的特殊面貌的。《資本論》突出地宣稱社會主義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它並不據此去授權一個人去預計社會主義會在任何一個特定的時間或地點來臨,它只不過是肯定資本主義的發展傾向是會導致社會主義的。同時,也不是每一個社會的特殊發展過程都在單純地重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某種普遍的辯證法。社會是很少孤立存在、不受觸動和不受它們外界的生產力的影響的。因此,世界上每一個社會集團都不是注定要經過同樣的發展階段,而且任何一個特殊的社會形態的演進也不單純是一件內部生產發展的事情。盡管歷史唯物主義允許某些國家在發展上落後或者是跳躍前進,可是它們的發展進程仍然必須在社會經濟進化的圓拱形模式內加以說明,而且其發展原因還必須歸諸於生產力。
  《序言》把亞細亞、古代、封建以及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列為人類發展的幾個主要時代,但是這些時代只是從總體上標志著社會經濟演進的一般階段,而不是歷史要求每一個國家毫無例外地去攀登的具體步驟(參看發展階段條目)。馬克思在1877年11月寫的一封著名的信中,就否定了“任何一種要求每個民族非接受不可的關於普遍進程(marche generale)的歷史哲學理論”。然而,這段經常被人們引用的話,並不足以否定歷史決定論。馬克思可能是經常地相信一種必要的生產力決定著歷史的演進,但同時並不認為每個社會集團都事先注定要經過同樣的歷程。事實上,馬克思看來似乎曾經想修訂他的特有的歷史分期圖式(或者至少是封建社會以前的那些分期),因為他並沒有對人類早期的生產方式進行詳細的分析。從原則上說,馬克思對歷史發展圖式所作的這種變通以及他對資本主義所作的分析(還有所設想的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信條的。我們應當記住,歷史唯物主義並不自命要對歷史的每一個最終的細節作出解釋。在它的廣闊的視野之下,許多歷史事件,當然還有它們所采取的特殊的形式,都是帶有偶然性的。這種理論也不謀求對個人行為進行科學的解釋,雖然它試圖把這種行為納入其歷史的範疇。就歷史具有不可逆轉的傾向性而言,這些傾向性則不決定於個人的選擇。作為一種社會科學理論的歷史唯物主義所含蘊的解釋能力,使它不至囿於哲學的決定論。
  由於歷史唯物主義在馬克思主義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馬克思主義的不同政治派別和思潮便往往以各自對這種理論所進行的不同的解釋來相互區別。上面所介紹的是一種很標準的解釋,但是無論在這種理論的基本概念和定理方面,還是在它的不同組成部分的相對重要性這個問題上,都貫穿著激烈的爭論。要使歷史唯物主義成為一種以經驗為基礎的首尾一貫的理論,而不把它貶低為若幹陳詞濫調的湊合,這項任務證明是非常艱巨的。這個理論提出了的長遠要求但又缺乏一致的解釋,就這點來看,要對它的活力作出精確的估價是非常困難的。




參考書目

① 埃蒂納爾·巴里巴爾:《歷史唯物主義的的基本概念》,載路易·阿爾都塞和埃蒂納爾·巴里巴爾合著:《閱讀〈資本論〉》,1970年英文版。
② 尼古拉·布哈林:《歷史唯物主義》,1925年英文版。
③ G.A.科恩:《卡爾·馬克思的歷史學說—一種辯護》,1978年英文版。
④ 米哈伊爾·伊萬思:《卡爾·馬克思》,1975年英文版。
⑤ 約翰·麥克默特里:《馬克思的世界觀的結構》,1978年英文版。
⑥ 格奧爾基·瓦·普列漢諾夫:《論一元論歷史觀的發展》,1972年英文版。
⑦ 威廉·H·肖:《馬克思的歷史理論》,1978年英文版。
⑧ J·維特—漢森:《歷史唯物主義——方法和理論》,1960年英文版。
⑨ 艾倫·W·伍德:《卡爾·馬克思》,1981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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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主義

  在當代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中,歷史主義這個術語的用法,幾乎跟它在黑格爾以前的德意志社會思想中所具有的原始意義一樣地紛紜覆雜。它主要有以下兩種意思:
  第一,在卡爾·波佩爾的論著中所涉及的歷史主義。據波佩爾看來,黑格爾和馬克思都是有過錯的,因為他們散布了這樣一種錯誤的和有害的觀點,即認為歷史是具有型式和含義的,如果把它掌握住,就可以把它用於目前,以預測並造就未來。在波佩爾關於歷史主義的觀點中所涉及的形而上學和歷史的融合,可能曾出現在黑格爾那里,但並不是馬克思著作的主導思想的特征。馬克思的觀點是,歷史本身沒有含義,而只是人在其發展的不同階段上賦與它以含義。同樣明顯的是,後來出現的馬克思主義觀點,借助於所謂的對“歷史規律”的高度洞察力來論證並支持極權的政治,波佩爾則把這些觀點跟歷史主義聯系起來。公平地說,關於馬克思本人的思想是否能夠被判定為歷史主義這一問題,是應當跟他的思想的科學性、跟他對空想社會主義的批判,以及跟他對事物的判斷情況等問題聯系起來進行考察。
  至於目前這個術語的第二種意思,在許多方面是跟上面的那種含意相對立的。這種含意可以從青年盧卡奇和科爾施的著作中所提倡的“回到黑格爾”的歷史相對主義中找到,在某種程度上還可以從葛蘭西的論著中找到。科爾施在提到黑格爾時直接了當地聲稱:“我們應當盡力去了解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每一變化、發展及其不同見解,因為它原先來自德國的唯心主義哲學,是作為它的那個時代的必要產物而出現的”。葛蘭西在批判布哈林的時候,可能把馬克思主義說成是一種“絕對的歷史主義”。對這種馬克思主義的不同見解進行批判的主要人物是阿爾都塞,他在《閱讀〈資本論〉》第5章中把歷史主義跟人道主義一起作為他的主要攻擊目標。在這種爭論中主要是再一次牽涉到了馬克思的科學本質以及馬克思和黑格爾的關系這一覆雜的問題(參看黑格爾和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進步等條目)。




參考書目

① 路易斯·阿爾都塞:《閱讀〈資本論〉》,1970年英文版。
② 安東尼奧·葛蘭西:《關於對人民社會學的企圖的批判筆記》,載《獄中筆記選》(1929—1935),1971年英文版。
③ 卡爾·科爾施:《馬克思主義和哲學》(1923),1970年英文版。
④ 喬治·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1971年英文版。
⑤ 卡爾·波佩爾:《歷史主義的貧困》,1957年英文版。


歷史編纂學

  《德意志意識形態》宣稱,德國人由於沒有一個民族國家和歷史,不能夠像法國人或英國人那樣現實地考慮自己的過去,而是把宗教想象為歷史的動力。馬克思對德國史學家的看法一貫不好,甚至包括像蘭克這樣的傑出史學家在內,認為這位“手舞足蹈的矮子”把歷史貶低為“趣聞軼事和把一切重大事件歸為瑣碎小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23頁)。至於德國以外的史學家,基佐對於英國革命的研究和關於這次革命跟1789年的淵源關系的認識,曾經給予早期的馬克思以深刻的印象,雖然他不久就指出基佐在認識這些問題上的錯誤,特別是他的過於狹隘的政治觀點。
  跟馬克思比較起來,恩格斯則更像一位天生的史學家,他既傾心於寫史,又熱衷於從理論上研究應當如何寫法。他對歐根·杜林所指控的許多錯誤之一,就是說他不懂歷史發展過程,把歷史僅僅看成是一種令人厭煩的關於無知、野蠻和暴力的記錄,而忽略了“在這個喧器的舞台背後悄悄地進行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99頁)。在同一作品中,恩格斯還堅持認為應當把政治經濟學作為“歷史科學”來看待,因為它所研究的是物質的經常轉換。某些歷史學家,譬如說英國的史學家,他們只不過是剛剛開始意識到自己的壞習慣,那就是恩格斯在給梅林的信(1893年7月14日)中所抱怨的把歷史割裂為宗教的、法律的、政治的以及其他等等,仿佛所有這些都是各個互不相幹的部分。
  恩格斯曾作過這樣的自我批評,那就是當他在動手寫1524—1525年德國農民戰爭這樣一部論著時,他的最初的研究並沒有能夠從前人的著作中汲取一切能夠支持他所設想的命題的東西,以致使他未能充分地探明真理。不過,後來他完全意識到過於簡單化看待歷史過程的危險,在他的生命行將結束的時候,他還打算對他的《德國農民戰爭》一書進行徹底的修改。恩格斯有個學生,即青年考茨基,恩格斯一開始就感到自己有義務對他的粗枝大葉的、並由於一種忽視認真準備的奧地利式的訓練而變得更糟的工作作風提出嚴厲批評。他在1885年7月24日寫給倍倍爾的信中,說考茨基“完全不懂得什麽是真正的科學工作”。考茨基從恩格斯的指導中受益匪淺、從而得以繼續作出重要的貢獻。他很強調歷史知識對於事件特別是軍事事件所起的巨大的實際影響作用。他對非馬克思主義者編寫歷史的方法提出過尖刻的評論。他指出,蒙森對凱撒的歌功頌德最初出現在1854年,即在1848年巴黎工人起義幾年以後,而這正是許多自由黨人把拿破侖第三吹捧為社會的救世主的時候,特別是在德國,可見,正是拿破侖第三本人促進了對尤利烏斯·凱撒的崇拜(見“參考書目” ⑨,第168頁)
  在俄國,像列寧這樣一些傑出的社會主義者,對歷史也同樣地重視。布哈林對於他所發現的貫穿在歷史學和其他社會科學中的唯心主義發表了很多議論,從博胥埃那種認為過去的記錄顯示出上帝對人類的指引的觀念,一直講到菜辛、費希特、謝林和黑格爾,認為這些唯心主義觀點用“赤裸裸的神秘主義或其他各種鬼名堂”把所有的事情都搞混了(見“參考書目” ①,第59頁)。在1917年革命後,正如在其他一切部門中必須利用專家一樣,對於任何可以利用的歷史學家必須加以利用,但同時又極力引導他們接受馬克思主義的觀點。1925年,成立了一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協會,在該協會中,波克羅夫斯基這位老布爾什維克歷史學家在充當學者與官方之間的中間人方面起了傑出的作用。正如安提恩所指出(見“參考書目” ③),波克羅夫斯基在開始的時候試圖緩和對舊學派的學者們的沖擊,並在馬克思主義者和非馬克思主義者之間建立起一種和平共存的關系;但到1928年左右,這種作法開始變得困難起來。從1931年起,正如多伊切所指出的,斯大林的粗暴的幹預嚴重地打擊了蘇聯的歷史編纂學所要實行的雄心勃勃和令人鼓舞的計劃,而在斯大林主持下寫的布爾什維克黨史,那部“充滿斯大林的神話的粗糙而又離奇的史綱”,卻被樹為樣板。“西文的歷史編纂學”——多伊切補充說——“很少犯有全盤捏造的過錯,但就抹煞事實而言它並非清白無辜的”。多伊切對E·H.卡爾非常讚賞,認為他是“蘇維埃制度的第一位真正的史學家”,雖然“主要由於制度和政策的原因”,他對社會基礎的興趣並不像一位馬克思主義者所應有的那樣濃厚(見“參考書目” ②,第91—95頁)。
  歷史不僅在蘇聯受到宣傳的歪曲。在使葛蘭西入獄的主要問題當中,有一個問題是他對自己的同胞柯羅齊的兩部主要歷史著作(關於19世紀歐洲和意大利)表現的傾向所作的評價。葛蘭西認為柯羅齊把這兩段歷史的起點分別列為1815年和1871年是錯誤的,因為這樣一來就把法國大革命、拿破侖時代以及覆興時期的鬥爭略去,而這種處理方法反映了一種想讓讀者對當前事物產生非革命思想的願望,這在當時也就意味著把他們引向法西斯主義(見“參考書目” ⑤,第118—119頁)。
  在冷戰時期,蘇聯的發言人對於來自西方的批評,是不難予以反駁的。當時西方學者所引以為驕傲的客觀性在美國受到如此嚴重的敗壞,這種情況對於恢覆工作進行緩慢並有待完成的歐洲來說,在程度上則要輕得多。蘇聯所進行的反擊之一,就是針對在美國所廣泛散布的有關蘇聯民族政策的著作。蘇聯指責這種作品跟烏克蘭和中亞細亞民族主義者僑民所進行的宣傳如出一轍,說它們竟把哈薩克被開辟為糧食生產基地之類的事情曲解為“殖民主義化”,跟美國西部那種依靠犧牲土著居民的利益來進行的開發混為一談(見“參考書目” ⑧,第9、284頁)。另一方面,提出這種指責的蘇聯學者同時也承認,蘇聯在本世紀20年代動亂時期所出現的歷史著作,往往缺乏批判能力,因為當時“蘇聯史學作為一門科學,仍然處於繈褓時期”(同上,第14—15頁)。
  比較帶有普遍意義的是蘇聯學者I.S.康在1960年對西文史學家屈從於反動的宗教思想的批判。他認為,他們要麽像雅克·馬里坦那樣在恢覆基督教的歷史哲學,其手段是把歷史說成是受超驗的東西所支配;要麽像別爾嘉也夫那樣悲觀地貶低現世界及其事物,其辦法是把它們跟“永生”進行對比。康還指出:在西方,任何進化的觀點都被拋棄,他們要麽提倡那種“覆合的、獨立的、自我循環”的概念,如斯本格勒的“各種文化”和湯因比的“各種文明”,以及羅撒克爾所說的“生活方式”;要麽提倡C·比爾德的那種相對主義,根據這種理論,每一個歷史學家和每一代人,都享有對過去進行各自想象的有效權利(見“參考書目” ⑥)。另一位蘇聯批評家格列澤爾曼則參加了在馬克思主義者與維貝爾主義者之間進行的曠日持久的爭論,指責後者對封建主義或資本主義的認識只是停留在抽象的概念和精神的結構上。他認為,湯因比的世界史綱是為了跟馬克思關於生產方式的劃分進行抗衡而設計的,即旨在用孤立的“幾種文明”來取代社會經濟形態。他還指出,當代的資產階級學者(例如出席1956年召開的第三屆社會學國際會議的那些學者)是如何地拋棄任何歷史進步的思想,並且以“變化”這種中立的標志來代替它(見“參考書目” ④,第179、183—184頁)。
  在反對任何模糊或惰性傾向方面,出現了以《年鑒》雜志為代表的一股強有力的反潮流。這個雜志做了許多工作來使法國躋身於歷史寫作國家之先列。該雜志是在馬爾克·布洛赫和路西安·費弗爾的影響下,在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年代中創立的,並有費南德·布勞代爾這位傑出的繼承人,它在50、60年代期間使自己的論點臻於完備。《年鑒》雜志對盲目和偏狹的思想方法進行不懈的鬥爭,並且用一種對歷史的開闊的觀點來跟它們抗衡,也就是把歷史看作是一門主要的、對其他學科具有指導意義的社會科學。由於它賦予歷史研究以強大的推動力,從而促進了各種新的觀點和實驗方法的產生,其中馬克思主義也得以起顯著的影響作用,並且得以擺脫蘇聯的框框而獲得新的生命力。在英國,隨著一份有關歷史和歷史思想的雜志—《過去和現在》在1952年的問世,一個類似的新的起點也就獨立地出現了。這份雜志是由一個共產黨人集團創辦的,它盡管不是確定不移的馬克思主義的刊物,然而在思想上卻是開通的、合理的和進步的,跟冷戰時期的那種狹隘的偏見斷然決裂。該刊發行幾年以後,便發展成為一種具有更為廣泛的自由主義特色的刊物,在英語國家占有特殊的地位並享有盛譽,但它始終保持結合本國情況來解釋馬克思主義的刊物的本色。由於通過廣泛的辯論和思想交流,在西方歷史編纂學中,馬克思主義思想跟其他思想之間的鴻溝已經大大地縮小;今天,前者的重要性已經獲得承認,雖然後者近年來注重一些新的研究方法,諸如“生物歷史”、“心理歷史”、等等,它們難以跟馬克思主義的方法進行調和。




參考書目

① 尼·伊·布哈林:《歷史唯物主義——一種社會學體系》(1921),1925年英文版。
② 艾薩克·多伊切:《異教徒、叛教者及其他論文》(1955),1969年英文版。
③ 喬治·M·安提恩:《蘇聯的學者兼官僚——米·尼·波克羅夫斯基和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協會》,1978年英文版。
④ G.格列澤爾曼:《社會發展規律》,1960年英文版。
⑤ 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劄記選》(1929—1935),1971年英文版。
⑥ I.S.康:《歷史變革和進步的思想》(1960),載M.雅沃爾斯基編《蘇聯政治思想》,1967年英文版。
⑦ 喬治·盧卡奇:《歷史小說》(1937),1962年英文版。
⑧ L.澤努什金娜:《蘇聯民族政策和資產階級史學家》,1975年英文版。
⑨ 卡爾·考茨基:《基督教的基礎——對基督教起源的研究》(1908),1925年英文版。


霍克海默,麥克斯

  1895年2月14日生於斯圖加特,1973年7月7日於紐倫堡逝世。
  霍克海默先後就讀於慕尼黑大學、弗賴堡大學和法蘭克福大學,先是攻讀心理學,後來主要攻讀哲學,於1923年寫成有關康德的博士論文,取得博士學位。他自1930年就任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所長以後,聯合一些學者,形成著名的法蘭克福學派,從而成為非常有影響的人物。雖然他的專業是哲學,但是他的社會科學知識非常淵博,這就保證他能夠在該學派的發展中起決定性的作用(見“參考書目” ②、③)。他對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所采取的那種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方式持批判態度,認為那種宣傳是從表面上看待問題,並對歷史唯物主義作了種種“宿命論”和“實證論”的解釋。他的工作的中心是要使馬克思主義從哲學上和政治上獲得新生。
  在霍克海默的指導下,社會研究所的方針是發展一種批判的社會理論。雖然他的立場在一段時間內有相當大的變化,但是他至少突出了他的方案中的三個要素。第一,突出了一種對意識形態進行批判的思想,他認為這種批判在結構上跟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和交換的批判相似;第二,強調了通過學科之間的研究來重建各門學科的必要性;第三,強調了實踐在對理論進行最終檢驗中所起的主要作用。在實踐中必須堅持批判的要求,即“對社會進行自覺的有力的批判”。
  霍克海默的最主要成果如下:為批判理論奠定哲學基礎並對經驗論和實證論進行批判(見“參考書目” ⑤ );對工具主義理性的起源和本質所作的主要分析(與阿多爾諾合作,見“參考書目” ①);對現代文化的商品化的闡明(見“參考書目” ⑥);對凝聚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和思想意識上層建築兩者交叉之間(其交叉點就是家長制家庭)的極權主義的形成道路所作的探索,(見“參考書目” ④);以及對當代的文化和政治所作的大量的評論(見“參考書目” ⑦)。




參考書目

① 西奧多·阿多爾諾和麥克斯·霍克海默合著:《啟蒙辯證法》,1947年英文版,1972年再版。
② 赫爾穆特·杜比埃爾:《科學組織與政治知識》,1978年德文版。
③ 大衛·赫爾德:《批判理論介紹—從霍克海默到哈貝馬斯》,1980年英文版。
④ 麥克斯·霍克海默:《猶太人與歐洲》,1939年德文版。
⑤ 同上作者:《理性的失色》,1947年英文版。
⑥ 同上作者:《批判理論》(1968),1972年英文版。(本卷中收集了“藝術與大眾文化”,“權威與家庭”,“傳統理論與批判理論”等論文,以及創作於30年代和40年代初期的文章)
⑦ 同上作者:《1950—1969年及晚年筆記》,1974年德文版。
⑧ 阿爾弗菜德·施密特:《論批判理論的思想——麥克斯·霍克海默的哲學原理》,1974年德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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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本性

  人的本性這一概念,牽涉到相信所有個體的人都具有某種共同的特點。如果這些特點能夠被解釋為實際上表現出來的特征的話,那麽人的本性這一概念便具有描述性;如果這一概念所包含的潛在的素質勢必要在適當的條件下表現出來的話,那麽它便具有規範性。
  描述性的概念包羅日益豐富的關於人類歷史的可靠的客觀信息。這些資料為任何健全的有關人的本性理論提供了經驗性的科學基礎。然而,一種單純的描述性的方法卻具有實證科學和史學通常所具有的弱點:(1)由於學術上的勞動分工和狹隘的專業劃分,便產生了把人的本性縮小到只是它的某一個方面的傾向,例如生物學方面(侵略性,對領土的覬覦,對占統治地位的男性的順從),社會學方面(列維—施特勞斯認為,禁止亂倫便是一例),或是心理學方面(弗洛依德所說的“利比多”和其他本能)。(2)描述性的概念被認為是不講求價值的,但這種看法往往是錯誤的;經驗性的科學研究始終是以某種利益為指導的(多少是不那麽自覺地),至少是暗地牽涉到某種包含著價值的概念。然而,如果上述看法是對的話,那麽描述性的概念便會在窺測人類發展的基本約束力和最佳可能性方面缺乏一種重要的實用的洞察力。(3)在描述性概念中,結構主義和歷史主義之間的二分法不能得到克服。那種分析性的、以結構為指導的經驗主義研究方案,把人的本性解釋為一系列跟歷史無關的行為模式;而歷史主義的研究方法所強調的則是行為方式的差異、習慣與規範的不同、以及時間和地點的不同。它以陷入相對主義告終。
  那種規範性的觀點避免了相對主義,並且為批判性的分析和評價提供了一種理論基礎。然而,它往往具有一種形而上學的性質,也就是說,它設想了人的結構,然而其效果卻甚至無法從原則上加以檢驗。例如,霍布斯認為人的基本特點是對權力的私欲。這種欲望只能在一種自然狀態中表現出來,而這種狀態則是一種假設性的構想,因此,對於霍布斯的理論,既不能肯定,又不能推翻。人們之所以偏好這樣的理論,在很大程度上並不決定於有充分的理由證明這種理論比其他的理論更符合現實,而是決定於一種特殊的利益。從這個意義上看,規範性的概念傾向於擁有一種意識形態的功能。由於把由歷史所限定的人類生活的若幹方式解釋為自然的、永恒的和必要的,這種概念也就把一些社會的統治集團的特殊利益加以合理化和合法化。幾乎沒有任何大思想家不試圖從一種合適的人的“形象”中“汲取”自己的理論。馬基雅弗利曾向他想象中的王子建議,不要單純靠法律進行統治,而且還應當依靠武力,因為據他看來,人都是“忘恩負義、反覆無常、弄虛作假、膽小怕事、貪得無厭的”;他還認為殘暴是可取的,因為“讓人害怕要比讓人愛慕安全得多”。一切維護法律和秩序的保守人物,都認為人的生性是自私的、侵略的、貪婪的,而且主要是關心滿足自己的欲望的,他們從這種觀點出發來推論出強制的國家機器的合法性。一切維護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的思想家,則都同意馬爾薩斯的觀點(《人口論》,1798年),即認為人是“生性懶惰、偷閒、厭惡勞動的,除非由於生活所迫才從事勞動”。隨著自由主義逐漸讓位給國家官僚主義,統治和等級觀念便作為人類的主要遺傳特征而愈益被強調。根據德斯蒙·莫里斯的說法是:“作為靈長目動物,我們早已有了等級制度,這是人猿生活的基本方式。”
  思想意識(參看意識形態條目)和人的本性的概念之間的相互關系,可以通過下列三條簡單的規則來表達:(1)現存的思想意識傾向於發展懷疑論的觀點;(2)這種懷疑論的一個變種,就是不願意去支持任何結構性的變化,因為人類的動物本能是不容放縱的;(3)另一個變種是把人的本性這一思想本身作為一種形而上學的概念來加以否定。在進行激進的社會變革的長期規劃方面還缺乏任何人類學依據的情況下,唯一妥善的辦法據認為就是對於被嘗試性的以至錯誤的方法所支配的發展持慎重態度。一些著眼於未來的理論家們,對現存社會的不公平現象持激進的反對態度,他們在自己的關於人的本性的概念中表現出非常樂觀的傾向。有時候,他們認為人的本質是好的這種信心,對沒有希望的形勢和革命任務的困難起了補償作用。至於那種著眼於過去的思想意識,則反映了那些希望恢覆歷史上已經過時的統治結構的人們的利益,只要它更多著眼於過去,它對人的看法也就更為陰暗,更為不恭,它把人基本上看成是壞的(懶惰、侵略成性、自私、貪婪、占有欲以至獸性)。它對人的想象越壞,那麽社會進步方案的實現希望也就越小,對自由實行限制的理由也就越多。
  馬克思的觀點則是自然主義與人本主義的統一。自然主義就是認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的觀點。人不是由某種超越人世的神明創造的,而是漫長的生物進化過程的產物。在生物進化到一定階段上,出現了一種新的發展形態,也就是出現了人類的歷史,它具有獨立的、自我反省的以及以創造性方式進行活動——實踐的特點。因此,人從本質上說就是實踐的人。 至於人本主義,則是這樣一種觀點,它認為人作為實踐的人,既改變著自然,又創造著人的本身。人能夠不斷地對盲目的自然力量實行控制,並且創造一種新的符合人類需要的自然環境。另一方面,人憑著自己的才能和根據自己的需要創造了財富,這種財富則又成為一種新的自我發展的起點。
  馬克思沒有把有關人的本性問題發展成為一種系統的理論,但是他卻作了若幹具有永久性價值的貢獻(包括他的早期的哲學著作和他的成熟的科學論著)。第一,他表明人的本性可以構成一種歷史的動態概念,從而不致於陷入相對主義。這種概念既包含具有普遍意義的不變成分,又包括那些因時代的更替而變化的成分。“想根據效用原則來評價人的一切行為、運動和關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後要研究在每個時代歷史地發生了變化的人的本性”(《資本論》第1卷,第669頁)。第二,馬克思超脫了那種介入利已的個人主義和抽象的、原始的集體主義之間的兩分法。人的個體,既是關心確證自己和讓自己的主觀力量客觀化的特殊的人,又是社會存在物,因為他的一切力量都經過社會的鑄型,而他的創造性活動則是為了滿足其他人的需要。“首先應當避免重新把‘社會’作為抽象的東西同個人對立起來。個人是社會存在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頁)。第三,馬克思賦予亞里士多德有關現實性和可能性這種區分以新的生命力。他認為,無論人的現實存在是何等墮落和異化,但人始終保存著一種進行解放和創造的能力。第四,馬克思詳細地論證了使人的能力遭到挫傷和浪費的各種條件:勞動分工,私有財產,資本,國家壓迫,虛偽的思想意識等等。廢除這些條件,便是實現全人類解放的必要條件。
  如果把馬克思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針對不同的對手,並在不同的段落中闡明的各種觀點匯集在一起,那麽一些相當難以解決的問題就會明顯地出現。在《經濟學哲學手稿》中,人的本性是根據人的自由、生產能力、創造性、社會性、大量的需求、以及人的理智的增長能力等來進行解釋,這是一種規範性的概念。然而一年以後,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把人的本質定義為“社會關系的總和”。後者是一種描述性的概念,它不能用來對現存社會進行批判。規範性的概念完全是樂觀主義的,它把人的消極的特征僅僅解釋為事實現象,解釋為一些短暫的特點,而這些特點看來會隨著產生它們的不利條件的消除而消失。然而,在馬克思逝世後這一個動蕩不安、激動人心的世紀中,許多經驗表明罪惡可能要比原先估計的根深蒂固得多。此外,人的本性這一概念缺乏一種內在的辯證法。由於它是一種歷史概念,而且它的發展不能由外部原因決定,因此,人的自我創造的源泉應當來自人的本性的內部矛盾。人們應當認識到在“本質”本身中就存在著人的一般特性的沖突,而不是把“本質”說成是積極的和把“事實現象”說成是消極的。
  在論證人的本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馬克思的人道主義傳統之間有著基本的差別。在一些“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里,官方的思想意識否定人的一般本性這一思想本身,因為這據說它是跟基礎和上層建築這一模式以及階級鬥爭的理論不相容的。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要求,人所具有唯一的一般特征,就是由一定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並且必須具有階級性質的那些特征。馬克思主義的結構主義(以阿爾都塞為例)所追隨的就是這樣一條路線,但其論證的方法則更為深奧,它用了這樣一種思想,即認為社會結構的不同形態之間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因而認為不存在一種經歷一個總體化(參看總體性條目)過程、超越時代的人的本性。
  對於那些自命為人本主義者和批判理論家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人的本性這一概念其所以極端重要,至少有兩個理由。第一,激進的社會批判,歸根到底是對人的條件的一種批判,但如果不了解什麽是人的話,那就不可能確定在不同的歷史時代什麽是人的條件中的消極的東西。第二,如果在一切變化過程中沒有某種不變的東西,也就是在歷史中的人的話,那麽關於人的歷史這一概念就會失去任何意義,就會把這個概念分割為不同時代若幹段歷史。一些馬克思主義的人本主義者對於基本問題作了比較不帶有批判性的正統的解釋,他們把問題擺出來;而另一些人則試圖通過重建歷史唯物主義和馬克思的哲學人類學的辦法來解決這些問題。關於歷史發展的那種嚴格的決定論遭到否定,人們采納了這樣一種觀點,即人的解放,人作為自由和創造性活動(實踐)的存在物的自我實現,並不是必然的,而只是可能的。對人的實踐能力的分析,導致了對人的一系列普遍的能力的確定(例如,理智培養的無限能力,符號構通能力,概念思維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從事獨立創造活動的能力,在社會中協調與其他個人的關系的能力)。以上這些都不是本質,而只是潛在的傾向,跟它們經常地處於沖突之中的是那些對立的傾向(例如,行動乖異、重覆以及具有破壞性,以統治力取代創造力,不是利用交往手段來建立起跟其他社團之間的橋梁,而是利用它們設置障礙,以及采取侵略性的行動,等等)。以上這兩種對立傾向(它們都列入人的本性的描述性概念之中)的沖突,構成了歷史辯證法的源泉。
  人的本性的規範性的概念,為整個人文主義的批判提供了根據,它事先設想了對不同的相互沖突的傾向進行估價的一種基本標準。那些被判斷為積極的和值得謀圖實現的傾向是:(1)人類所專有的;(2)對真正有意義的歷史發展時期起作用的。因此,在一切有生命的機體中,只有人能夠用符號交往並用概念進行思維。和平生活、自由和創造性,加速了進化並使文化的繁榮成為可能。侵略性和破壞性帶來了歷史時期的停滯和衰落。在認識到這一切都是構成現實存在的人的本性的成分的同時,人的實踐能力便是一種理想的目標,它賦予人類在歷史中的自我創造以指導的意念。




參考書目

① 路易·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1970年英文版。
② 埃里希·弗羅姆:《馬克思關於人的概念》,1961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人的破壞性的剖析》,1973年英文版。
④ 托馬斯·霍布斯:《利維坦》,1951年英文版,第一篇,第13章。
⑤ 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年英文版,1971年再版。
⑥ 米海依洛·馬爾科維奇:《當代的馬克思》,1974年英文版,第4章。
⑦ 加約·彼得洛維奇:《馬克思在二十世紀中葉》,1967年英文版。
⑧ 亞當·沙夫:《人的哲學》,1963年英文版。
⑨ 維農·維納布爾:《人的本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1945),1966年英文版。

唯心主義

  馬克思反對各種形式的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歷史的,倫理的。形而上學的唯心主義把現實看作是依賴於或包含在精神(有限的或無限的)或觀念(特殊的或超驗的)之中;歷史唯心主義把歷史變化的主要或唯一動因置於主體、觀念或意識之中;倫理的唯心主義則把一種在經驗上缺乏依據的(“更高的”或“更好的”)的狀態設想為一種對行動進行判斷或使之合理化的途徑。馬克思的反唯心主義,或者說他的“唯物主義”,其意圖不在於否定觀念的存在和(或)它的因果效力(相反地,跟簡化論的唯物主義明顯不同的是,它還堅持這點),而在於否定給這種觀念添加的獨立性和(或)把它解釋為第一性。
  馬克思在1843—1847年之間發表的著作,可以看作是對唯心主義展開廣泛的批判。在這個過程中,他和恩格斯清理了他們過去的哲學信仰,並開始對它們的主要科學調查領域進行規劃。這種批判由兩個層次組成:第一個層次具有費爾巴哈主義的特點,在這里觀念被置於有限體現的精神的屬性的地位;第二個層次具有馬克思主義的特色,這時候精神本身則處於歷史地發展起來的社會關系的產物的地位。
  馬克思在從事第一個層次的工作的過程中,他的注意力一開始是集中在黑格爾的辯證法上,其工作內容包含對黑格爾的把主客體顛倒的三段論法的批判。這種批判針對黑格爾的絕對唯心主義本體論,思辨的理性主義的認識論,實體的唯心主義社會學,以及黑格爾把顛倒的主題等同起來的做法——首先是把存在歸結為認識,然後是把科學歸結為哲學;馬克思提出前者的奧秘條件是一種無批判力的實證論,同時指明後者所產生的後果是對意識形態的百依百順。在按照費爾巴哈主義的精神完成了對唯心主義的批判以後,馬克思便進一步以發展中的人的社會性這一歷史唯物主義的命題,代替了費爾巴哈主義的固定的人的本性的命題。“人的本質並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第6條)。同時,馬克思還堅持認為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神聖家族》)。馬克思是既注意避免本體論的本質,又注意防止本質先於存在論的特性,既關心避免物化,也同樣地關心防止唯意志論,這是因為他是從人的實踐或勞動中形成他的社會形態再生產和轉化的概念,以及一般歷史過程的概念。
  恩格斯和列寧都曾對懷疑論和主觀唯心主義進行強有力的論戰,但與此同時,他們所倡導的辯證唯物主義的傳統卻往往淪為一種教條主義的和冥想的唯物主義。另一方面,由盧卡奇和科爾施所創立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則在重新強調馬克思唯物論的主觀的和批判性的方面的時候,卻又往往偏向某種認識論的唯心主義。第二國際時期的康德主義者,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和斯大林以後時期中出現的人道主義和存在主義的哲學家,都對馬克思的“倫理自然主義”持否定的態度。同時,歷史唯物主義的確切含義和地位,至今仍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因此,從不同方面來看,唯心主義的問題,正如它在開始的時候那樣,迄今仍然處於接近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中心的地位。(參看認識論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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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12 22:42:03 |显示全部楼层
意識形態

  在以往的哲學批判思想中,有兩條線索對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意識形態的概念產生影響。一條是由法國唯物主義者和費爾巴哈所發展的對宗教的批判,另一條是對傳統的認識論的批判以及對德國哲學意識特別是對黑格爾關於主體活動的解釋(參看唯心主義條目)進行重新評價。然而,以上這些批判並沒有能夠把宗教和形而上學的歪曲跟特殊的社會條件聯系起來,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則力求表明意識的“顛倒”形式跟人的物質生活條件之間的必然聯系。意識形態的概念,正是通過對產生於並掩蓋著社會矛盾(參看矛盾條目)的思想的歪曲,來反映上述這種關系的。因此,意識形態從一開始就具有一種明確的否定的和批判的內涵。
  跟那種單純對馬克思的某一階段的著作進行研讀的方法相對照的,是有必要把意識形態這一概念放在馬克思的思想發展的不同階段來進行考慮,從而排除了這些階段之間任何突如其來的“認識論中斷現象”。這一概念的基本核心,是隨著馬克思對他的觀點的發展和對新的問題的探討,而不斷地取得新的範疇。第一個階段包括馬克思的早期作品,它可一直伸延到1844年。這個階段的標志是主要針對黑格爾和費爾巴哈而進行的哲學辯論。當時,意識形態這個術語還沒有在馬克思的著作中出現,不過這個未來概念的物質要素卻已在他對宗教和黑格爾的國家概念的批判中具備了,他把這些概念描述為掩蓋著事物的實質的“顛倒”。黑格爾的“顛倒”包含著把主觀轉化為客觀和把客觀轉化為主觀,這就是從觀念必須在經驗的世界中表現自己這種假定出發,普魯士國家便作為觀念的自我實現而出現,這樣,“普遍的絕對”便決定著世俗社會,而不是被世俗社會所決定。
  但是,黑格爾的顛倒並不是一種幻想的感覺的產物。如果說黑格爾的觀點是抽象的話,那麽原因是“這種‘抽象物’就是政治國家的抽象”。從這個意義上說,思想意識的顛倒,其根源在於現實本身的顛倒。同樣的思想也貫穿在馬克思對宗教的批判中。盡管馬克思接受了費爾巴哈的基本原則,即認為人創造了宗教,而上帝創造人是一種顛倒,然而他卻比費爾巴哈走得更遠。他提出這種顛倒不單純是哲學的一種異化或幻想而已,它反映了現實世界的矛盾和苦難。國家和社會產生了宗教,“即顛倒了的世界觀,因為它們本身就是顛倒了的世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序言)。宗教的顛倒使現實的缺憾在思想上得到補償,為了彌補現實世界的矛盾,它在超越現實世界的想象中重新制定了一種嚴謹的解決辦法。
  第二個階段從1845年跟費爾巴哈決裂起到1857年為止。這個階段的主要內容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重建,這時候他們自己的對社會和歷史的研究方法的一般前提已經具備,並終於放棄了第一階段的以費爾巴哈主義為指導的方針。在這方面,意識形態這一概念第一次被使用。“顛倒”這一觀念仍然保留,但這時馬克思已經打算用它來包括青年黑格爾派對宗教和黑格爾哲學的批判。馬克思認識到,青年黑格爾派的批判所依賴的仍然是黑格爾主義的前提,因為他們相信批判的任務在於把人從錯誤的觀念中解放出來。“不過他們忘記了”,——馬克思說,——“他們只是用詞句來反對這些詞句,……絕對不是反對現實的現存世界”(《馬克思恩格斯〈費爾巴哈〉》第9頁,1988年人民出版社版)。因此,如今被馬克思稱為意識形態的這種“顛倒”,把老的和新的黑格爾主義兩者都包含在內,它是以意識而不是以物質現實作為出發點。與此相反,馬克思則確信人類的現實問題不在於錯誤的觀念,而在於現實的社會矛盾,而前者不只是後者的後果。
  實際上,人由於受他們的物質活動方式的限制,只要他們不能夠在實踐中解決上述的矛盾,他們就傾向於把這些矛盾反射在意識形態的形式上,也就是說,采取純粹精神的和推理的解決辦法,而這些解決辦法實際上是掩蓋和曲解了這些矛盾的存在和性質。這種意識形態的歪曲,通過掩蓋矛盾的辦法來為矛盾的再生產效力,因而也就是為統治階級的利益服務。可見,意識形態是作為一種否定的和局限的概念出現的。它之所以是否定的,是因為它牽涉到對矛盾的歪曲和曲解;它之所以是局限的,是因為它並不包含所有的錯誤和歪曲。意識形態觀念和非意識形態觀念之間的關系,不能解釋為謬誤和真理之間的一般關系。意識形態的歪曲不能通過批評來解決,它們只能隨著產生它們的矛盾的實際解決而消失。
  第三個階段是從1858年寫作《大綱》時開始,它的特點是對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關系進行具體的分析,並以《資本論》的完成告終。在這些論著的行文中,意識形態這個術語簡直看不見了,然而馬克思通過對“顛倒”這一概念的不斷使用和再加工,表現出他對意識形態這一概念所作的恰如其分的經濟分析。馬克思在這之前已經得出這樣的結論:某些觀念把現實給歪曲或“顛倒”了,其原因是現實本身是顛倒的。但這是一種直接的、不通過任何媒介的關系。對資本主義社會關系所進行的特殊的分析,使他得出進一步的結論,即“顛倒了的意識”和“顛倒了的現實”之間的關系,是通過在一定水平上反映現實本身的本質的種種表象作為媒介的。這種“現象的形式”的領域,是由資本主義社會中市場和競爭構成的,是作為“現實關系”的隱蔽水平在生產領域的顛倒表現。馬克思是這樣表述這個問題的:“在競爭中一切都顛倒地表現出來。經濟關系的完成形態,那種在表面上、在這種關系的現實存在中,從而在這種關系的承擔者和代理人試圖說明這種關系時所持有的觀念中出現的完成形態,是和這種關系的內在的、本質的、但是隱蔽著的基本內容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概念大不相同的,並且事實上是顛倒的和相反的”(《資本論》第3卷,第232—233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由此可見,意識形態通過把注意力集中呈現在表面上的經濟關系的辦法來掩蓋隱藏的本質形態。這些由流通領域構成的大量表象不僅產生意識形態的經濟形式,而且這個領域本身還“確實是天賦人權的真正樂園。那里占統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資本論》第1卷,第199頁)。在這方面,市場同時還是資產階級政治意識形態的源泉。“可見,平等和自由不僅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產的、現實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上,第197頁)。不過,資產階級的自由和平等的意識形態,當然是掩蓋著在交換過程的表面下所進行的東西,在那里“個人之間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並且證明它們本身“就是不平等和不自由”(同上,第200、201頁)。
  從早期對宗教的批判直到對神秘化的經濟表象和貌似自由與平等的原則的揭露,都突出地表現出馬克思對意識形態的理解的一貫性。有關意識和現實雙重顛倒的思想一直是貫徹始終的,雖然這種思想最後由於要區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雙重方面而弄得比較覆雜。因此,意識形態始終保持著批判的和否定的涵義,然而它僅僅用在跟掩蓋矛盾的和顛倒的現實相聯系的那種歪曲上。從這個意義上說,人們所經常引用的認為意識形態就是虛假的意識這種定義,是不夠恰當的,因為它並沒有具體說明所批判的哪一種歪曲,這樣就為把意識形態跟各種各樣的錯誤混為一談開辟了道路。
  在馬克思逝世後不久,意識形態的概念開始取得新的含意。開始的時候,它並不是必定要失去它的批判的內涵,但卻出現了一種使其降為次要地位的傾向。這些新的含意具有兩種主要形式:一種是把意識形態當作社會意識的各種形式的總和,並以“意識形態上層建築”這個概念來表達;另一種則把意識形態這一概念當作跟某一階級的利益相聯系的政治思想。雖然這些新的含意並不是對馬克思主義內部的概念進行系統的再加工的結果,但是它們最後還是代替了原先否定的內涵。這種替換過程的原因是覆雜的。首先,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若幹論述中,可以找到關於意識形態這一概念的中性的成分。在他們的論著中,這個概念基本上是沿著否定的概念的方向推進,但其中仍難免有模棱兩可和含糊不清之處,這些地方偶而還可以被看作是指往不同的方向。例如,葛蘭西便經常引用馬克思的這樣一段話——“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沖突並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3頁),來支持他自己的對意識形態的解釋,即解釋為人從中意識到他們的對抗的社會關系的無所不包的上層建築領域(見“參考書目” ②,第133、164、377頁)。恩格斯也在個別場合下提到“意識形態、上層建築”“意識形態領域”、“意識形態範圍”,這就足以使某些人可能相信意識形態包括各種形式的意識的總和(參看《反杜林論》第9編)。
  有助於把意識形態這一概念發展成為肯定的概念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馬克思的《德意志意識形態》直到20世紀20年代中期才發表,這個事實說明馬克思以後的最初兩代馬克思主義思想家都沒有讀過該書。因此,普列漢諾夫、拉布里奧拉、還有特別是像列寧、葛蘭西以及盧卡奇這樣的有影響的思想家,在他們的早期著作中都不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確立意識形態的否定概念方面的最有力的論據。在該書還沒有出版的情況下,對意識形態這個概念進行探討的兩部最有影響的著作便是馬克思在1859年寫的《序言》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它們經常地被新的幾代馬克思主義者所引用。然而在這兩部著作中包含著重要的含糊不清的地方,因此當然也就無法在基礎—上層建築關系和意識形態現象之間進行恰當的區分。這樣,通過考茨基、梅林和普列漢諾夫這樣一些作者的著作,意識形態上層建築這一觀念便逐步地確立起來。但是直到1898年,在第一代的作者當中,還沒有人公開把馬克思主義本身稱為一種意識形態。
  第一個提出馬克思主義是否是一種意識形態這個問題的思想家是伯恩施坦。他的答案是:盡管無產階級的觀念在方向上是現實主義的,但由於它們是基於那些說明社會進化的物質因素,所以它們仍然被認為是反射出來的,因而屬於意識形態的東西。伯恩施坦把意識形態跟觀念和理想等同起來,他只不過是在重覆梅林和考茨基已經說過的東西。然而他卻得出了他們所沒有得出的這樣一個明確的結論,即馬克思主義應當是一種意識形態。可以作為一種征兆來看的是,人們對於意識形態的否定的概念沒有任何明確的認識,盡管伯恩施坦當時已經由於他對馬克思的“修正”(參看修正主義條目)而受到攻擊,但是沒有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批評家在那樣一個問題上對他展開批判。這就說明第一代的馬克思主義者並沒有把捍衛意識形態的否定的概念看作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不可缺少的問題。
  可是,意識形態這一概念的發展,其最重要的原因是具有現實意義的,它是基於19世紀最後幾個年代的政治鬥爭,特別是在東歐。這時候馬克思主義把它的注意力集中在創立一種政治實踐理論的需要上,因此它的發展越來越多地跟階級鬥爭和政黨組織聯系起來。在這方面,鬥爭著的階級的政治思想便具有新的重要作用,並且需要從理論上加以闡明,列寧擴充了意識形態這一概念的含意,從而提供了一種解決辦法。在一種階級對抗的形勢下,意識形態顯示出跟統治階級利益的聯系,而對它的批判則要觸動統治階級的利益。換句話說,對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的批判是要從不同的階級立場出發,或者引申來說,要從不同的意識形態的觀點出發。由此可見,對於列寧來說,意識形態已經成為跟不同階級的利益相聯系的政治意識,特別是,他把注意力集中在資產階級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之間的對抗上。因此,在列寧那里,意識形態在意義上的變化進程最終完成。意識形態已不再是為掩蓋矛盾所必要的歪曲,而是成為一種有關階級意識(包括無產階級在內)的中性概念。
  列寧的概念成為最有影響的概念,並且對於以後在這個問題上所形成的新貢獻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這在盧卡奇那里就很明顯,例如,盧卡奇從他的早期的著作開始,就把“意識形態”或“意識形態的”這樣的術語用來說明資產階級意識和無產階級意識兩者,而不包括一種必要的否定的涵義。盧卡奇認為,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的表現”,或者說是“準備戰鬥的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它確定是導致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的投降”的“最有力的武器”(見“參考書目” ⑥,第258—259、227、228頁)。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之所以是虛假的,其原因不在於它是一種一般的意識形態,而在於資產階級的階級狀況在結構上是受局限的。然而,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卻支配和感染著無產階級的心理意識。盧卡奇對這種現象的解釋超出了列寧的論述。對於列寧來說,無產階級在意識形態上的從屬地位是由於資產階級保持一種舊的意識形態並擁有更強大的傳播思想的手段;而對於盧卡奇來說,處於資本主義經濟的具體化現象之中的無產階級,其狀況及實踐本身就使它在意識形態上處於從屬地位。另外,正如盧卡奇後來所認識的那樣,他在自己的早期的著作中一直過高估計了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鬥爭的作用,以至達到使它們仿佛變成可以代替現實的政治實踐和階級鬥爭的地步。 列寧對意識形態的看法還影響了葛蘭西,後者顯然是拋棄了否定的概念。不過,葛蘭西對於否定的概念的想法跟馬克思不一樣,他把這個概念看成是“特殊的個人的任意杜撰”(見“參考書目” ②,第376頁)。於是,他闡明了“任意的思想意識”跟“有機的思想意識”之間的區別,並集中地對後者進行論述。從這個意義上說,意識形態是“明確地表現在藝術、法律、經濟、生活以及個人和集體生活的一切方面的世界觀”(同上,第328頁)。但是,意識形態並不僅僅是一種思想的體系,它還必須具有影響人們的具體態度和提供行動的方針的能力。意識形態具有社會浸透力,因為人的行動不能沒有行為準則,不能沒有指導方針。這樣,意識形態也就成為“一塊陣地,人們在這上面進行活動,並獲得對他們自己的立場和鬥爭等方面的意識”(同上,第377頁)。因此,就是在意識形態里並通過意識形態,一個階級能夠對其他階級實行領導權,也就是說,能夠爭取到廣大群眾追隨和同意。列寧和盧卡奇是把意識形態提到理論水平上來對待,而葛蘭西則把意識形態按其思想表現和嚴謹程度的不同劃分為四個層次,即哲學的、宗教的、通常的和民俗的。
  葛蘭西通過對知識分子和思想意識機構(教育、宣傳工具等)在意識形態產生中的作用所作的富有高度啟發性的分析,開辟了一個嶄新的領域。列寧和盧卡奇沒有能夠彌合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自發的思想意識之間,即階級的“歸屬”意識和心理意識之間的距離,而葛蘭西則發現了它們之間的雙重決定因素的潮流。的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是由知識分子發展起來的,但是不可能在知識分子和非知識分子之間作出絕對的區分,況且,階級本身創造出自己的有機的知識分子。因此,在這里不存在把一種科學從外部引入工人階級的問題,任務倒是在於去更新現存的智力活動,使其具有批判的性質。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不能夠取代一種有缺陷的意識,而是反映一種集體的意志,一種出現在階級面前的歷史方向。
  在馬克思主義傳統內關於意識形態的這兩種主要概念的存在,是引起許許多多爭論的根源。今天有一些作者相信,在上述說法中只有一種是真正馬克思主義的,而另一些作者由於不能夠接受在馬克思和列寧之間存在著分歧,便力圖把這兩種說法調和起來。阿爾都塞就屬於這種情況,他在過去20年中曾對意識形態作了最有影響的解釋。他把意識形態理論區分為一般的和特殊的兩種,前者把意識形態的職能看作是保障社會的團結,後者則認為前一種職能是由保障一個階級的統治這種新的職能所限定。意識形態之所以能行使這些職能,是由於它是“個人跟他們的現實生存條件的想象關系的一種表現”(見“參考書目” ①,第153頁),是由於它對個人提出質詢並把個人構成接受各自在生產關系體系中的地位的臣民。另一方面,阿爾都塞也肯定被統治的意識形態的存在,認為它們反映被剝削的階級的反抗。阿爾都塞還堅持認為科學是跟意識形態絕對對立的,但同時又把意識形態說成是社會的具有相對獨立性的一個客觀層次。這種看法的疑難之處在於這樣一個事實,它不可能把一種革命意識形態的存在跟整個意識形態都使個人服從於統治制度這種說法調和起來。此外,要把作為反科學的錯誤表現的意識形態跟作為社會客觀上層建築的意識形態調和起來,也是非常困難的,除非是上層建築所包含的只是意識形態的歪曲,而科學是安放在其他什麽地方,但即使這樣也是有問題的。




參考書目

① 路易·阿爾都塞:《列寧和哲學》,1971年英文版。
② 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劄記選》(1929—1935),1971年英文版。
③ 佐爾格·拉林:《意識形態的概念》,1979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馬克思主義和意識形態》,1983年英文版。
⑤ 列寧:《怎麽辦?》(1902),1961年英文版。
⑥ 喬·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1971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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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主義和世界市場


  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所有概念中,帝國主義這個概念在使用上也許是最富有折衷主義的性質,同時也是最少照顧到它所依據的理論基礎的一個概念。這個術語的最通常的用法,是狹義地指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和落後的國家之間的經濟和政治關系。的確,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帝國主義這個詞已經成為強國對窮國和弱國實行壓迫和“剝削”的同義語。許多對帝國主義提出這種解釋的作者,都把列寧作為理論權威來引證,雖然列寧曾尖銳地批判考茨基對帝國主義作出那樣的解釋。
  帝國主義指的是壟斷資本主義時代在世界規模上進行的資本主義積累過程,而帝國主義理論則是在這種積累建立起一個世界市場的情況下來對它進行調查研究。這種理論有三個要素:(1)對資本主義積累的分析;(2)資本主義的歷史分期所劃分的時代;(3)根據世界的政治劃分來把現象納入“各個國家”。由於第一個要素包含著第二個要素,因此實際上只有兩個相互有別的要素。這些要素組合起來,產生了以下的密切聯系但又各有特點的調查線索:(1)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關系(“帝國主義的競爭”);(2)資本主義對非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影響(生產方式的表現);(3)受資本統治壓制的人民所受的壓迫(“民族問題”,參看民族條目)。在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內部,列寧的著作構成帝國主義理論的基礎。他的最有名的論著是專門論述這個問題的一部小冊子,書名就叫《帝國主義論》。但是,如果把這部著作看作是列寧對於資本主義在世界規模的發展的分析所作的理論貢獻,那就錯了。理論基礎是列寧稱之為“通俗綱要”的東西,可以在他大約20年前寫的兩篇長文中找到,即《論所謂的‘市場問題’》和《經濟浪漫主義的特征》。這兩篇論文的目的都是在於捍衛馬克思的積累理論,反對消費不足論的論斷,從而發展了關於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理論,並且展示了資本主義的進步性質,以對空想社會主義進行批判(參看蒲魯東條目)。
  在他的論帝國主義的小冊子中,列寧列舉了目前眾所周知的下列的現象特征:(1)在與商品輸出同時,“資本輸出”具有首要的意義;(2)生產和分配日益集中在大托拉斯或卡特爾中;(3)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日益融合起來;(4)資本主義列強瓜分世界勢力範圍;(5)這種瓜分進行完畢,這預示著資本主義內部將要為重新瓜分世界而鬥爭。其中第一個特征——“資本輸出”,往往被單獨用來標志帝國主義時代的因素。可是,“資本輸出”這個術語,正如列寧在他那兩篇論文中所指出,是不明確的。這種不明確性的產生,是因為商品是資本,而資本實現其循環的形式之一是:M—C…P…C’—M’(即貨幣資本——生產資本——商品資本,然後又回到貨幣資本)。
  在考慮為什麽貨幣資本和生產資本的輸出是帝國主義的特征之前,必須考慮到輸出這個詞的用法。在論著中,帝國主義的特征不是用資本運動這個術語,而是用輸出這個特殊的詞來表述,這就在資本運動跟資本輸出之間作了明顯的區分,即前者是指國內的運動,而後者是指國際的運動。由於資本在僅僅越過國界或關卡時並不發生形態的變化,因此這種分析性的區分就必須通過這樣一種說明來論證,即說明政治界線對於資本的運動究竟意味著什麽。換句話說,就是必須解釋為什麽在從一個抽象的資本主義社會轉移到一種比較具體的,即根據不同的國家來考慮世界劃分的表述方式時,就一定需要若幹附加的概念(就像對帝國主義本身那樣)。這里明顯地牽涉到對一個國家的概念所附加的意義。明確地進行政治劃分,這就是列寧的帝國主義概念跟考茨基的概念不同之處。在列寧的表述中,資本輸出是在世界被不同的統治階級瓜分的情況下出現的,這些階級的勢力是由每個國度中的國家來代表的。因此,資本輸出意味著國家的媒介作用和統治階級在利益上的勢力沖突。這種勢力沖突可能發生在資本主義國家之間(資本主義內部的競爭),也可能發生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和一個前資本主義國家或其統治階級之間(表現為不同的生產方式和民族問題的沖突)。列寧特別強調資本主義內部的競爭,並把他的主要的政治結論發展為,帝國主義時代的積累產生資本主義內部戰爭的傾向。正是從這種框架出發,他把第一次世界大戰定為帝國主義戰爭,同樣地,共產國際在納粹入侵蘇聯以前,也把第二次世界大戰定為帝國主義戰爭。
  至於考茨基,則是把帝國主義定義為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和不發達國家(農業地區)之間的關系,並且明確地斷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之間的沖突會在帝國主義時代過程中趨於消失。這就是考茨基的理論的兩塊基石,它們有助於說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出現的有關帝國主義論著的特點,這特別清楚地表現在依附論上。這種理論十分強調帝國主義對落後國家的統治,並且時而含蓄時而明確地表達這樣一種觀點,即認為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的資本家階級已經強大到足以把其他一切資本家階級下降到附庸的地位。
  關於帝國主義的這兩種闡述究竟哪一種是正確的?這是一個兼有經驗性和理論性的問題。列寧所發展的帝國主義理論,是從馬克思的積累理論那里來的。資本主義代表著階級社會的一種特殊形式,它的特殊的發展規律反映著從直接生產者那里榨取剩余產品的方式。這種對剩余產品的榨取是在生產中發生的,因為資本主義社會是建立在購買和出售勞動力的基礎上。購買和出售勞動力,既反映資本主義的實質,又決定這種實質。它反映工人跟生產資料的脫離(參看原始積累條目),而一旦這種脫離得以實現,勞動力作為商品這種狀況便決定資本主義社會的再生產的方式。這種再生產一定要通過商品流通來完成。一無所有的工人必須掙取工資來購買那些他們不再為自己而生產的商品,而資本家則必須出售商品來取得貨幣資本,以便購買勞動力和生產資料來重新開始生產過程。
  資本主義社會的再生產,是通過交換、生產、銷售(資本循環)的不斷重覆的周期來進行的。由於這個道理,馬克思把資本稱為自行增殖的價值。資本是通過把一定數量的貨幣形式的價值用來交換勞動力和生產資料來開始再生產的過程,並在生產過程中出現一批已經增殖的價值的商品,而這些商品又必須通過銷售而成為貨幣資本。這種在競爭條件下實現的自行增殖的過程,不斷在擴大的規模上進行,這就是資本增殖的理論。這種增殖的理論完全是抽象於任何空間條件的一般理論。一旦我們要對世界的政治劃分進行考慮的時候,就不需要專門的資本增殖理論了。跟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發展的這種理論相對照的,是消費不足論者特別是盧林堡所進行的分析,後者否定資本主義是在進行自我再生產的結論,因而認為有必要制定一種關於資本在不同地理區域之間進行運動的特殊理論。
  馬克思的研究方法導致對資本主義進行一種明確的分期,以說明資本的國際運動的不同形式(貨幣資本、生產資本和商品資本)。如上所述,資本具有增殖的本質,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階段,由於社會生產關系不發展,貨幣資本和生產資本的活動範圍是有限的。就在馬克思所說的“工場手工業階段”,資本主義的信貸機構相對來說是不發達的,從而使得貨幣資本的運動發生困難,這無論在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內部或這種形態跟前資本主義形態之間,都是如此。況且,在這種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階段,世界的很大一部分地區還屬於前資本主義形態,而貨幣的作用受到極端的限制,因此,貨幣資本和生產資本的運動同樣受到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以外的社會關系的限制。結果是,這個時期資本的國際運動主要是商品與資本的運動,即商品貿易,而這種貿易逐漸為資本主義的生產開辟了一個世界市場。在這種貿易中,作為資本主義起源的工場手工業的產品,往往用來換取在前資本主義社會關系(例如新大陸的奴隸制)內部所生產的原料和食品。
  至於這種貿易給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所帶來的後果,這是一個很有爭議並在帝國主義理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問題,特別是當我們結合到對生產方式的表現進行分析的時候。有一些作者(斯威齊等)斷言,單靠貿易就足以使資本主義實質上在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中占主導地位,而且在19世紀過程中世界的落後地區實際上就是這樣改變的(參看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條目)。然而,馬克思則斷言,由商業資本占統治地位的單純貿易,只能具有加固前資本主義關系的傾向。人們根據這種論斷所得出的結論是:世界市場的早期發展,往往限制資本主義在列寧所說的“落後”國家或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區中發展。由此可見,在工場手工業這個時期,資本主義的發展改變了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社會關系,發展了這些國家的生產力,然而卻限制了其他地區實現同樣的改變和發展。
  可是,到19世紀中期,資本主義進入了馬克思所說的現代大工業的階段(主要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13—14章),其特點是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同時伴隨著資本的集中和促進這種集中的信貸機構的發展。這樣就開始了所謂的壟斷資本主義階段,也就是在日益擴大的規模上所進行的生產(集中),產生了在國內和國際範圍實行壟斷的傾向。在馬克思和以後列寧的理論表述中,伴隨這種壟斷化過程的是競爭的加劇。這也是一個有爭議的論點。如同上文所指出的,考茨基把壟斷化完全解釋為跟競爭截然相反的東西,即認為它預示著資本主義內部競爭的結束。布哈林和普列奧布拉仁斯基則采取一種中間的立場,即斷言在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競爭會在資本主義國家內部消滅,但卻會在這些國家之間繼續進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個術語,就是用來說明這種狀況的。
  根據馬克思和列寧的論斷,壟斷化和競爭加劇這兩者結合起來,便宣告帝國主義時代的到來。這種情況產生了一種在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發生資本主義內部戰爭的傾向,並使經濟領域中的沖突采取資本輸出的形式。信貸制度的發展,促進了財政資本和工業資本的結合(參看金融資本條目),從而使貨幣資本的大規模輸出成為可能。在整個帝國主義時代,貨幣資本(還有生產資本,下面要談到)的輸出無論過去和現在大都由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來進行,還有商品資本的運動也是同樣如此。這反映了落後國家的社會關系和生產力都不發達。在有關帝國主義論著中有兩個主要爭論之點,資本主義內部的競爭能否說明這個時代的特征,以及貨幣資本特別是生產資本的輸出對落後地區的影響如何。後一個問題的實質在於,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這樣一些形式的資本輸出,是否有助於使落後的國家發生變化並使資本主義在那里得到發展。如果是的話,那麽資本主義在帝國主義時代便可以被認為是進步的,這指的是在落後國家中出現的資本主義這種傾向,將意味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和作為階級鬥爭的重要力量的無產階級的出現。
  正是在這個問題上,關於帝國主義的理論便有必要對世界的政治劃分進行明確的考慮。如果像馬克思所說的,單純的交換並不能帶來資本主義的發展的話,那麽就有必要采取強制力量來打破阻礙自由工資勞動力發展的前資本主義社會關系,而使用這種強制力量則要求有國家的操縱。現在再看看以列寧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學派的說法,它認為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傾向於跟落後國家的前資本主義統治階級結成同盟,而這種同盟則阻礙落後國家的本國資產階級去成功地進行一場資產階級革命並取得政權(參看民族資產階級條目)。在沒有取得政權的情況下,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始終是軟弱的,同時那里的資本主義也是不發達的。
  在這種分析中,資本主義本身還是被看作是進步的,然而,由於資本主義統治階級對世界實行帝國主義的統治,便阻礙了資本主義在不發達的國家的發展。這些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由於它們跟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矛盾,便被視為重要的反帝力量。有許多作者,特別是毛澤東,從這種分析中得出不發達國家的革命鬥爭有兩個階段的結論。首先是反對帝國主義的階段,即推翻前資本主義的統治階級和帝國主義資本的聯合統治;接著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毛澤東把第一階段稱為“新民主主義”,它要求無產階級、農民跟本國資產階級(或至少是該階級的分子)結成聯盟,因為後者跟帝國主義資本有著強烈的矛盾。
  認為在一個由前資本主義統治階級統治下的國家里,以反帝為主的鬥爭是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提,這個總的論斷相對來說是沒有什麽爭議的。可是,就一個資本主義占主導地位的不發達國家而言,如何對帝國主義進行分析,這個問題倒是大有爭議的。有些人認為,在一些國家里一旦資本主義占主導地位,這些國家就有希望發展到跟目前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相類似的水平和結構,而這種情況實際上正在諸如巴西和墨西哥這樣的國家里發生(見“參考書目” ⑥)。可是,主張依附論的理論家卻反對這種看法,認為這種情況連可能性都不存在。他們使用“依附的資本主義發展”(或“歪曲的”資本主義發展)這個術語來說明世界落後地區中資本主義占主導地位的社會形態。由於這個術語有它的吸引力,它便以一種相當主觀的方式被普遍地使用。這種依附論給“依附的資本主義”所規定的特征,基本上就是目前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實現其資本主義轉變的早期階段所具有的那些特征。然而一個不同的特征是,目前的不發達的國家必須在世界已被資本主義列強所統治的時代里實現其資本主義轉變。這個事實就是依附論的理論家藉以奠定其全部分析的基礎,這樣一來,不發達國家的全部動力只不過是對外來統治的反應,而帝國主義這個術語也就在極端局限的意義上被用來說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和落後國家之間的關系。此外,依附論的理論家們對依附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所提出的假設,在邏輯上是奠定在這樣一個命題上,即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和它們之間的競爭已經消滅。正是這種所斷言的競爭已經消失,使得帝國主義資本關心限制不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的發展,以此作為維護它們的壟斷地位的一個方面。這種關於壟斷資本主義的平庸之見,近年來受到相當多的抨擊(見“參考書目” ②、⑦)。
  可以不誇張地說,從列寧那個時代直到本世紀70年代,帝國主義的理論基本上停滯不前,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人們發表了若幹帶有經驗主義性質的作品。不過近年來又出現了理論上的爭論,這是由於資本主義在世界不發達地區的發展這種客觀條件所促成的。這種進展,充其量只不過以帝國主義跟前資本主義結成聯盟來阻礙資本主義的發展作為依據,來對不發達的情況提供一種不完整的分析。在另一個極端上,依附論所持的那種觀點,即認為資本主義在世界不發達地區雖然普遍但卻是“依附的”或“歪曲的”,則需要增加令人難以接受的許多特別的論據,以便說明許多不發達國家的顯然成功的資本主義積累現象。其結果是,在馬克思主義作家當中產生了一種健康的理論動蕩,人們重新對資本主義內部競爭發生興趣,並把它作為對壟斷資本主義時代的積累動力的一種可能的解釋。




參考書目

① 安·布魯爾:《馬克思主義的帝國主義理論——批判性的述評》,1980年英文版。
② 詹·克利夫頓:《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競爭和演進》,1977年英文版。
③ 羅德尼·希爾頓編:《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1978年英文版。
④ T.肯潑:《帝國主義的各種理論》,1967年英文版。
⑤ 列寧:《帝國主義論》(1916),1964年英文版。
⑥ B.沃淪:《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工業化》,1973年英文版。
⑦ 約翰·威克斯:《資本與剝削》,1981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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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12 22:44:27 |显示全部楼层
個人

  馬克思在《剩余價值理論》中寫道:“人類的發展雖然在開始時要靠犧牲多數的個人,甚至靠犧牲整個階級,但最終會克服這種對抗,而同每個個人的發展相一致;因此,個性的比較高度的發展,只有以犧牲個人的歷史過程為代價”(《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124—125頁)。這段話表明,馬克思把世界歷史看作是人類力量展現的過程,這種力量在人的背後通過“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2頁)來運行,直到階級社會的終結。然而隨著資本主義制度的廢除,就可能締造一個在共同協作的聯合生產者的管理之下,使人的個性得到多方面的發展並且使人感受到個人自由的世界。
  這樣,作為一種歷史哲學,馬克思主義提出了一種關於個人發展的理論(正如19世紀提出的其他許多理論一樣)。作為社會科學,馬克思主義藐視根據個人的目的、態度和信念來說明問題,而是寧可把這些東西看作是它們本身需要加以說明的事情。另一方面,象每一種宏觀理論那樣,馬克思主義需要一種微觀的理論來加以運用,但是它並不把注意力集中在這種理論的細節上。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理論,馬克思主義認為,個人主義的理論和思想方式,特別是那些脫離歷史內容、根據抽象的個人來闡述的東西,都是仿效《魯濱遜飄流記》編造出來的“魯濱遜故事”(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它們掩蓋著社會關系(首先是生產關系),而正是這些關系反過來說明個人的思想和行動。“人”——馬克思寫道,——“並不是抽象的棲息在世界以外的東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頁)。還有,作為對良好的社會和人類所要實現的目的的一種設想,馬克思主義提出人的個性可以得到充分的和多方面發展的概念,認為這種個性發展是可以衡量的(但所依據的不是一種跟德國的浪漫主義有明顯的聯系的,事先規定出來的尺度),盡管它只有在社會聯合和集體控制大自然的條件下才能實現。
  因此,馬克思主義相對來說是很少在微觀的水平上論述人類的相互影響作用的,諸如關於個體的人的心理本質,關於個人的關系,關於國家和個人之間的關系,以及關於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之間的關系等等。馬克思主義把個人看作是社會的產物(如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所強調的),然而它還需要有一種關於個體的人的行為跟社會的相互關系的理論來支撐歷史唯物主義。而馬克思主義的目的(如同馬克思主義的人本主義者所認為的),在於既要對生產和交往的物化的社會關系作出解釋,又要參與實現這些關系,使它們受制於“結合的個人的力量”,因為共產主義所創造的現實,正是使任何事情不可能不依靠各個個人而存在的基礎,這是由於現實無論如何只不過是各個個人先前交往的一種產物(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5—516頁)。




參考書目

① 喬治·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年英文版,1971年再版。
② 斯蒂文·魯克斯:《個人主義》,1973年英文版。
③ C.B.麥克弗遜:《關於占有欲的個人主義的政治理論》,1975年英文版。
④ 約翰·普拉門納茨:《卡爾·馬克思的人的哲學》,1975年英文版。
⑤ D.F.B.塔克爾:《馬克思主義和個人主義》,1980年英文版。


工業化

  雖然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沒有出現“工業化”這個術語,但這個概念還是顯然存在的。馬克思把“現代工業”、“工廠制度”或“機器體系”跟工場手工業作了區分。現代工業其所以區別於工場手工業,是由於機器起了主要的作用。“只是在工具由人的機體的工具變為機械裝置即工具機的工具以後,發動機才取得了獨立的、完全擺脫人力限制的形式。於是,……單個的工具機,就降為機器生產的一個簡單要素了”(《資本論》第1卷,第415頁)在跟工場手工業進行對比之下,馬克思把機器體系的發展劃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里,是“簡單協作”,即僅僅是“同種並同時共同發生作用的工作機”在工廠中的“集結”,它們使用著一個單一的動力來源。在第二個階段里,是一種“有組織的機器體系”,這時候通過各局部機器之間不斷地交接工作,產品便從一個生產階段傳送到另一個生產階段。當這種有組織的體系臻於完善,並且只需要工人從旁照看就能夠進行整個生產過程的時候,它就成為“自動的機器體系”(同上,第416、418頁。)
  人手操縱的工具變為機器工具,這就把工人降為“只是”一種動力的來源,而隨著生產的擴大和人的體力的局限性,便需要用一種機械的動力來取代人的肌肉。在工廠的制度下,所有的機器都是由一個單一的“動力”即蒸氣機來發動。然而,馬克思強調指出,蒸氣機在現代工業出現之前就早已存在,但它“並沒有引起工業革命。相反地,正是由於創造了工具機,才使蒸氣機的革命成為必要”(同上,第412頁)。改進蒸氣機的一個重要的推動力,是現代工業對新的交通運輸工具的需求。遠洋和內河輪船、鐵路和電報系統,這一切都需要“龐大的機器”來建造,而像蒸氣錘、鉆孔機、機械旋床這樣的機器,則又需要一種能夠完全受人控制的大型發動機。莫茲利發明的轉動力架,解決了在建造這種發動機方面的加工問題(同上,第421頁)。在具有自動化機器體系的工廠中,工人被降低為機器的侍從,而且“生產過程的智力同體力勞動相分離”的現象日益加劇,因為這時候對技巧水平的要求甚至比在工場手工業時期還要低(同上,第464頁;有關這個問題的進一步論述可參看“參考書目” ①)。
  “現代工業”還改變著農業。農業使用了機器,同時還有工業生產出來的化學產品和其他新的技術。在農業競爭中所需要投入的越來越多的資本,迫使農民離開了土地,而新的機器則取代了大量的農業勞動者,並使其他一些人陷於貧困。因此,人口從農村遷徙到城市的過程加速了,形成了城鄉之間的分裂。農業的工業化過程既破壞了土地的肥力,又使農業勞動者陷於貧困(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13章,10)。無論在工業還是農業中,機器的使用和它在越來越多的生產部門中占有支配的地位,造成了“人口過剩”和“失業後備軍”(參看人口條目),這是因為活的勞動不斷地被機器所代替(見《資本論》第1卷,第23章,3;以及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第三部分)。
  雖然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在工業化以前就已存在,但是“現代工業”乃是這種生產的最高形式,這種形式終於把所有其他形式掃在一邊,並且建立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經濟中的統治地位和資產階級在政治中的統治地位。現代工業通過對鄉鎮地方工業和工場手工業的制服和摧殘,以及通過霸占全部的國內市場來實現其經濟的統治(見《資本論》第1卷,第13章,參看“參考書目” ②)。與此同時,資本家之間的競爭,使機器和工廠體系不斷改進和擴充,從而引起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中的不斷革命。“現代工業從不把……生產過程的現存形式看成……最後的形式。因此,現代工業的技術基礎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產方式的技術基礎本質上是保守的”(《資本論》第1卷,第533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雖然馬克思把現代工業在英格蘭的起點定在18世紀的後期,然而他卻把1846—1866年這期間列為這種工業發展最迅速的時期(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23章,5)。不過,這種工業發展所引起的反響並不局限在英國。在實現了國際的交通運輸工具的革命以後,現代工業便以它的廉價的商品破壞了外國的手工業,從而建立起一種新的國際分工,即由世界的一部分地區生產原料,供給世界另一部分地區的工業的需要(同上,第13章,7)。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論述僅僅涉及資本主義的工業化,而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則利用他們的分析作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現工業化的理論和實際的基礎。盡管在俄國所實行的“轟轟烈烈”的工業化,通常是跟斯大林的名字聯系在一起(參看斯大林主義;蘇聯馬克思主義兩個條目),但是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卻是第一個試圖把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工業化的分析用於蘇聯的條件的馬克思主義者。在這種運用中,特別強調了不變資本部分在積累和工業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參看《資本論》第2卷,第21章和再生產公式)。在斯大林統治時期,這種觀點導致對基本產品工業即“重工業”的重視,並從此成為蘇聯和東歐的工業化的一個顯著特征。




參考書目

① 哈·布拉維爾曼:《勞動和壟斷資本——20世紀期間的工作墮落》,1974年英文版。
② 列寧:《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大工業的國內市場的形成過程)》(1899年),1960年英文版。
③ 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新經濟學》(1926年),1965年英文版。


知識分子

  馬克思主義既關心知識分子在歷史中所起的作用,又關心社會主義知識分子跟各種運動之間的關系。在第一個問題上,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知識分子截然劃分為保守的和進步的。他們對人數比較多的前者的看法,是跟他們關於意識形態的概念聯系在一起的,即認為意識形態是任何社會都利用來纏繞在自己身上的種種信仰的保護繭,而這樣做主要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由意識形態形成的假象,是跟這樣一些人的利益息息相關的,他們對於勞動分工的擴大,對於腦力活動脫離體力活動而成為抽象的、不現實的思維活動的現象,已經習以為常了(參看《德意志意識形態》,第1卷,第1章A.B.;恩格斯致梅林〔1893後7月14日〕)。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狹隘的專業分工使人們固定成為學者或體力勞動者(見“參考書目” ⑩)。
  跟上述觀點相對照的是,恩格斯曾對過去時代例如文藝覆興時代的思想家致以敬意,認為他們的思想朝氣蓬勃地流動在當時的翻天覆地、欣欣向榮的生活中(參看《自然辯證法》導言)。他和馬克思認為,像這樣的人物,都反映和闡明了新的先進階級或社會潮流的動向。例如馬克思就曾把培爾(他在早期寫了一篇論法國唯物主義的驚人之作)提出來作為推翻一切形而上學的一個人物,認為像他這樣的人完全可以被看作是當時正迫不及待地準備向君主制和貴族階層提出挑戰的法國資產階級的代言人或同盟者(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62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則以類似的方式把自己跟新興的產業工人階級聯系在一起。但跟這些幾乎目不識丁的群眾的關系,是不可能跟以往的知識分子和先前的運動之間所保持的關系相同。至於這種關系究竟可能或者應當是怎麽樣的,他們兩個人都沒有留下最終的結論。一個覆雜的情況是,他們從一開始就很看不起當時牽手或涉足於德國社會主義運動的中產階級分子,那些自命不凡而又一知半解的學者。他們在《並產黨宣言》(第三部分)中對德國或“真正的”社會主義進行嘲諷,指責那些咬文嚼字的人們試圖把法國的思想變成毫無意義的抽象物和虛構的幻想。恩格斯在跟杜林進行的大規模的論戰中,流露出他和馬克思對那種販賣假知識的活動表示厭惡,他們還擔心工人運動有被它蒙騙和引入歧途的危險(參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9年9月致倍倍爾等人的信)。
  他們不時表示希望工人階級將會自己找到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但當時沒有多少跡象表明這樣的事情會發生,只出現了極少數的像約瑟夫·狄慈根這樣的出身於無產階級的思想家。對於列寧來說,事情顯然是這樣的,即除了工聯主義的那種簡單的觀點外,思想只能從外面傳入工人階級。用普列漢諾夫的話來說,馬克思主義者應當為作為革命工人的知識分子而感到自豪(見“參考書目” ⑧,第28頁)。但是,列寧是懷著極其覆雜的感情來看待知識分子特別是俄國的知識分子的,他對他們的缺點的尖刻批評使人聯想起馬克思對德國知識分子的批評。他指責他們軟弱、散漫、動搖,這種責難在1905年革命失敗以後更為突出,當時他感到連布爾什維克知識分子也都向失敗主義低頭,其中有些人甚至以空虛的幻想來自我安慰。他敢於告訴高爾基,說他歡迎這些人開小差,並且要用工人來代替他們。可是過了不久,他又鄭重地告訴他的朋友,說他沒有像“愚蠢的工團主義者”那樣排除知識分子的想法,並說他是完全注意到知識分子對工人運動是多麽不可缺少(見1903年2月7日和13日的信)。在1917年以前的實際情況是,在169名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人當中,受到高等教育的有79人;在普通黨員的隊伍中有15%的人上過大學(見“參考書目” ⑦,第100頁)。
  在向一群全神貫注的專職的聽眾講解社會主義的時候,考茨基對於這樣的人會有足夠的數量改變自己的信仰抱有希望。他向他們保證,社會主義將會給腦力和藝術工作不僅帶來更多的社會支持,而且還會帶來更大的自由,因為企圖在這個領域實行任何政府監督都將是愚蠢的,而口號將會是:“在物質生產中實行共產主義,在腦力勞動中實行無政府主義”(見“參考書目” ④,第178—179,183頁)。隨著布爾什維克革命的發生,進行了一種實驗,而由於俄國的落後,這種實驗是在不利的條件下進行的。列寧在1920年指出,有必要在每個領域中利用舊的知識分子,他們必須接受改造和再教育,而工人階級也同樣如此(參看《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當時,技術知識分子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斯大林的方法指導下所實行的高速工業化,導致這類知識分子跟政權的沖突,而其他各類知識分子則受到嚴格的監督。在任何場合下,受過教育的人都實在太不夠用了,於是培養起來一支新的隊伍,人員首先是盡可能地從工人階級隊伍中招募,對這些人的忠誠和效率的培訓甚於對他們的獨立思考的培訓。類似的困難後來也在中國發生了,由於這個國家的情況更為落後,所以困難也就更大。文化大革命並沒有使境況好轉,這場革命有一陣子看來準備把知識分子統統撇開,並且回到原始共產主義。
  在西歐,葛蘭西曾經對這個問題作了許多思考。他區分了這樣兩種知識分子:一種是任何一個國家的“傳統的”知識分子,他們把自己看作是一個獨立的階級或社團,抱著一切唯心主義哲學所表現的那種不現實的超然態度;另一種則是每個階級(農民除外)從自己的隊伍中“有機地”產生的思考集團(見“參考書目” ③,第118—120頁)。他還希望看到從工人階級中產生更多的知識分子,雖然他對知識分子的定義廣泛到足以包括所有的管理和組織人員在內。他寫道:今天所需要的知識分子,應當是社會的實際的建設者,而不是單純能說會道的人。他還指出在“中等知識階層”中的高失業率已經成為現代生活的一種規律性的特征(同上,第122—123頁)。
  在西方,人們對於工人階級能夠作為社會主義的擔負者的信心日益降低,於是便更加重視起知識分子的作用來。但是,在美國,還沒有一個自己承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人會走得像菜特·米爾斯那麽遠,以至把知識分子提高到進步使命的履行者的地位,以補充由於工人階級的過錯而形成的空白。不過,西方馬克思主義已經日益重視思想意識對歷史的影響,從而也不斷地重視跟思想意識最密切相關的男人和婦女的作用。這樣就達到一種提高的認識,也就是社會主義要有前途的話,那它就必須跟對待面包和黃油的利益那樣,把知識和藝術列為自己的一邊。




參考書目

① 阿拉斯蒂亞·戴維森:《安東尼奧·葛蘭西—學術傳記》,1977年英文版。
② G·羅斯·岡迪:《馬克思和歷史——從原始社會到共產主義的未來》,1979年英文版。
③ 安東尼奧·葛蘭西:《〈現代王子論〉和其他著作》,1957年英文版。
④ 卡爾·考茨基:《社會革命》(1902年),1916年英文版。
⑤ 同上作者:《倫理學與唯物史觀》(1906),1918年英文版。
⑥ 《列寧和高爾基——書信、回憶錄和論文集》,1973年莫斯科英文版。
⑦ 馬塞爾·利伯曼:《列寧統治時期的列寧主義》,1973年英文版,1975年再版。
⑧ 格·瓦·普列漢諾夫:《唯物主義戰士》(1908—1910),1973年英文版。
⑨ 馬丁·塞里格:《馬克思主義關於意識形態的概念》,1977年英文版。
⑩ 維農·維納布爾:《人的本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1946年英文版。
⑪ 菜特·米爾斯:《馬克思主義者》,1962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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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

  參看銀行資本和利息條目。


國際主義

  這個問題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和活動是很重要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賦予法國大革命所宣布的人類博愛的觀念以階級為基礎(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恩格斯把以下兩者作了對比:一方面是目前正由最激進的無產階級政黨在各地實現的各國之間的博愛;另一方面是舊的本能的民族利已主義和虛偽的、自私自利的自由貿易的世界主義。由於每個國家的資產階級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因此,所有國家的無產階級都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敵人和共同的鬥爭。(參看《在倫敦召開的各民族的慶祝大會》)。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這種共同的利益不僅在於為捍衛當前的階級利益而進行超過國界的合作,而且在於帶來一個偉大的社會革命。這個革命將支配資產階級時代的成果——世界市場和現代的生產力,並且使它們接受最先進的人民的共同管理(參看馬克思《英國在印度統治的未來後果》)。
  當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參加共產主義同盟的時候,把“人人皆兄弟”這個口號改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他們在說明共產黨人的特征時,首先提到這樣一個事實;“在各國無產者的鬥爭中,共產黨人強調和堅持整個無產階級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64頁)。他們同時承認:“如果不就內容而就形式來說,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首先是一國範圍的鬥爭。每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當然首先應該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同上,第262頁)。馬克思還強調指出,國際工人黨在為建立波蘭國家而奮鬥中是絕對不存在任何矛盾的(參看《為了波蘭》,重點是原來的)。馬克思還致力於愛爾蘭的獨立,認為它是對英國革命的一種促進(參看馬克思致齊·邁耶爾和奧福格特的信,1870年4月9日)。
  如果說,第一國際設立目的,是要成為“各國工人團體進行聯絡和合作的中心”的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37頁),那麽,馬克思和恩格斯也並沒有把這樣一個組織看作是對於國際主義是始終不可缺少的東西。恩格斯在1885年寫道:第一國際已經成為國際運動的“一種桎梏”,因為這時候的運動“單靠那種認識到階級地位的共同性為基礎的團結感,就足以……建立……並使它保持團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05頁)。恩格斯的這種期望是過於樂觀了,即使第二國際的建立也沒有解決問題,該國際在1914年戰爭爆發時出現的民族主義高潮中破產了。
  列寧從1914年起就號召國際主義者要“變當前的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第118頁)。他還主張在沙皇俄國(以及其他地方)被壓迫的民族實行民族自決,認為這“並不是因為我們想實行經濟上的分裂,或者想實現建立小國的理想,相反,是因為我們是想建立大國,想使各民族接近乃至融合,但是這要在真正民主和真正國際主義的基礎上實現”,(《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第85頁)。列寧無論在戰爭期間還是戰後,都不斷地強調:“已經把資本主義國家、先進國家的革命無產者,同那些沒有或者幾乎沒有無產階級的國家的革命群眾,同東方各殖民地國家的被壓迫群眾聯合起來了”,反對帝國主義(《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221頁)。列寧還堅持認為:“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第一,要求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鬥爭的利益服從全世界範圍的無產階級鬥爭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戰勝資產階級的民族,有能力有決心為推翻國際資本而承擔最大的民族犧牲”(《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164頁)。
  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人曾指望1917年十月革命將成為國際社會主義的先驅。可是蘇聯的孤立狀況導致在斯大林時期以民族利已主義的因素代替了列寧時期的國際主義的許多內容。這種現象,盡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蘇聯的孤立狀態已經結束的情況下,仍然沒有消失。然而,蘇聯政府在1956年10月30日發表的一個聲明中,承認發生了“忽視社會主義國家關系中的平等權利原則的粗暴行為和錯誤”(見《蘇聯新聞》,英文版,1956年10月31日)。從那時候起,在實行互助(這對於古巴、越南和安哥拉這樣的國家特別重要)和試圖彌合“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的同時,卻出現了民族主義覆活和某些國家之間的沖突(在某些極端的場合下導致了戰爭和在“為反對反革命提供國際援助”的口實下所進行的武裝幹涉)。這些發展在今天對馬克思主義者提出最嚴重的挑戰,因為他們在傳統上認為“民族內部的階級對立一消失,民族之間的敵對關系就會隨之消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0頁)。這些發展還促使共產黨之間形成緊張的關系。有些共產黨還像30年代那樣認為“對蘇聯的態度是國際主義的試金石”,而像意大利共產黨(PCI)那樣的歐洲共產主義政黨則公開地對蘇聯進行批評,並宣布“一種不需要跟任何人發生特殊的或享有特權的聯系的……新的國際主義”(《意大利共產黨領導的決議》,1981年12月29日;見“參考書目” ①,第28頁)。




參考書目

① 恩利科·貝林格:《在波蘭之後——走向新的國際主義》,1982年英文版。
② 艾薩克·多伊切:《我們時代的馬克思主義》,1964年英文版,1972年再版。
③ 帕爾米·杜德:《國際》,1964年英文版。
④ 蒙蒂·約翰斯頓等著:《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沖突》,1979年英文版。
⑤ 詹姆斯·克魯格曼:《列寧對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問題的處理方法》,1970年英文版。
⑥ 列寧:《論民族問題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1970年英文版。
⑦ 拉爾夫·米里班德:《軍事幹涉和社會主義國際主義》,1980年英文版。
⑧ 同上作者:《世界社會主義體系和反共主義》,1972年英文版。
⑨ V.V.紮格拉丁:《世界共產主義運動》,1973年英文版。


國際

  國際工人協會即第一國際(1864—1876),是在西歐和中歐的工人階級組織的基礎上建立的國際聯盟,當時這些地區的工人運動在經過1848—1849年的失敗後正在覆蘇。雖然這個組織的建立,是出於對1863年波蘭民族起義表示支持的倫敦和巴黎工人的自發的努力,然而馬克思(1864至1872年間)和恩格斯(1870至1872年間)都在它的領導中起了關鍵的作用。馬克思立即認識到該組織“顯示了真正的‘實力’”,但是在“重新覺醒的運動要做到使人們能像過去那樣勇敢地講話,還需要一段時間”(《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2、17頁)。這里所提到的像過去那樣勇敢地講話,指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從1847到1852年間所領導的那個規模小得多的組織——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特征。因此,馬克思為國際工人協會起草了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並使它們得到通過,這些文件的內容能夠為跟英國工聯的自由派領袖以及大陸上的蒲魯東、馬志尼、拉薩爾的追隨者進行合作提供一個基礎。協會既接收個人會員,也接納地方性和全國性團體會員入會。它的總委員會(在正常情況下)由年度代表大會選舉產生,會址設在倫敦,直到1872年。
  在第一國際的早期,馬克思幾乎起草了總委員會所公布的全部文件,他把自己局限於“這樣幾點,這幾點使工人能夠直接達成協議和采取共同行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60—361頁)。這里面包括采取行動反對從國外輸入工人來破壞罷工,抗議對被囚禁的愛爾蘭芬尼黨人進行虐待,以及舉行反對戰爭的鬥爭。隨著國際的發展,馬克思得以使一些日益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要求獲得通過。例如,國際工人協會在開始的時候沒有對實行公有制作出任何特殊規定,而在1868年,盡管有為數不多的蒲魯東派的反對,它宣布了要對礦山、鐵路、耕地、森林和交通運輸實行集體所有制。
  1871年的巴黎公社標志著國際工人協會歷史的一個轉折點。恩格斯對這次巴黎春天的革命作了這樣的描述:“公社無疑是國際的精神產兒,盡管國際沒有動一個手指去促使它誕生”(《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13頁)。國際的法國支持者,主要是蒲魯東主義者,在巴黎公社中起了重要作用。總委員會組織了一次對公社的國際聲援運動。馬克思對公社所作的熱情洋溢的具有歷史意義的辯護詞——《法蘭西內戰》被總委員會的多數委員通過,並且以總委員會的名義作為一個宣言來發表。公社的歷史經驗以及工人階級的普選權的發展,使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強調需要采取有效的政治行動形式。1871年9月,在他們的倡導之下,國際工人協會在倫敦代表會議上第一次公開主張必須“把工人階級組織成為政黨”(參看政黨條目)。這個目標被列入由馬克思起草的、在1872年國際海牙代表大會上通過的新章程(第7條甲)中,在那里還規定“奪取政權成為無產階級的偉大的任務”。
  這些觀點遭到巴枯寧和他在國際中的追隨者的反動,他們從無政府主義的設想出發(參看無政府主義條目),主張放棄政治。巴枯寧的國際社會主義民主同盟曾在1868年申請加入國際工人協會,馬克思盡管不讚成該組織的綱領,但仍然根據國際工人協會應當“讓每個支部自由地形成其理論綱領”的原則(見《第一國際文件》,英文版,第3卷,第273—277、310—311頁),於次年支持它的支部加入國際。馬克思的支持者和巴枯寧的支持者之間的沖突首先集中在國際工人協會應當如何進行組織這個問題上,這種沖突從1869年到1872年間不斷升級。巴枯寧攻擊總委員會的“權威主義”,而同時卻設法把國際置於由他控制的、按等級制組織起來的一個或若幹秘密團體的監護之下。面對外受當局的迫害、內遭巴枯寧的分裂的情況,馬克思和恩格斯主張擴大總委員會的權力。巴枯寧反對這樣做,他在瑞士、意大利、西班牙和比利時找到支持者,同時還在英國得到相當一部分人的支持。
  1872年的海牙代表大會有來自歐洲13個國家和澳大利亞、美國的代表共65人參加,其代表人數比以往任何一屆代表大會都要多。大會同意擴大總委員會的權力,並把巴枯寧和他的夥伴吉約姆開除出國際工人協會,理由是他們試圖在國際內部組織一個秘密團體,以及巴枯寧進行了欺騙活動(這方面的罪證是比較有爭議的)。大會還以微弱的多數通過了以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們的支持者的名言提出的一個建議——把總委員會的會址遷到紐約。提出這個建議的主要動機,也許是擔心總委員會在倫敦會被他們為了擊敗巴枯寧而不得不與之結成聯盟的法國布朗基主義流亡者(參看布朗基主義條目)所操縱。而這樣一來,實際上也就意味著國際工人協會的結束,它最後是在1876年的費城會議上解散的。一個叫做“反權威的”國際曾試圖接過國際工人協會的衣缽,它在開頭的時候得到一些成功,可是在1877年左右發生的分裂使它感到毫無希望,它在1881年召開了它的最後一次純粹無政府主義的收場代表大會。
  在以後的年代里,各國的工人階級政黨有了重要的發展,這些政黨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馬克思主義的性質,這是國際工人協會曾經為之如此艱苦奮鬥(特別是在1871—1872年間)的東西。馬克思直到他在1883年逝世的時候,恩格斯甚至在第二國際成立的前夕,都反對再搞國際組織。恩格斯認為“在目前搞這些組織,既沒有可能,也沒有用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32頁)。不過,恩格斯後來還是給這個國際提出重要的建議,並給它以大力的支持。

  第二國際(1889—1914)實際上是由馬克思主義者組織、1889年7月在巴黎召開的一次國際工人代表大會上成立的。跟第一國際一樣,它主要是以歐洲工人運動為基礎,但在規模上要比它的先驅者大得多。第二國際主要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其中起主宰作用,它的成員黨當時都已經具有群眾基礎(或正在爭取過程中)。到1904年,它們在21個國家里參加了競選,得到選票660萬張以上,贏得261個議席。到1914年,它們共擁有黨員400萬人,得到選票1200萬張。第二國際基本上是各黨派和職工會的一種松散的聯盟。1900年,在布魯塞爾成立了國際社會黨執行局,由卡米爾·胡斯曼任專職書記,該局只起技術性和協調的作用,而不具有指導的職能。除了英國工黨(它在1908年加入國際)作為一個主要的例外情況,對於大多數成員黨來說,馬克思主義乃是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雖然其他方面的傾向和影響也還存在。這里面首先包括無政府主義者,他們在1893年和1896年這兩次代表大會上,在政治鬥爭的問題上遭到挫敗後被開除出國際。恩格斯在1895年逝世以後,有兩位理論家對於維護第二國際的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性質作了突出的貢獻,他們是考茨基和普列漢諾夫。
  第二國際每隔兩年或四年召開一次代表大會,以決定采取共同行動或辯論有關政策的問題。在共同行動中包括號召每個國家從1890年起每逢五一節組織支持八小時工作日的示威行動。最初出現的各國黨內左、中、右三種傾向的鬥爭也在國際舞台上進行。在1900年巴黎代表大會上,對“米勒蘭主義”問題展開尖銳的論戰,即爭論法國社會黨人米勒蘭在前一年參加資產階級政府這種作法是否容許。最後通過了由考茨基起草的一個調和性的決議,決議指出如果得到黨的批準,“在特殊情況下”采取這樣一個步驟作為“一個臨時的權宜措施”,是可以接受的(引自布勞恩塔爾的著作,見“參考書目” ①,第1卷,第272—273頁)。
  接著的一次代表大會是1904年在阿姆斯特丹召開的,人們要求這次大會對於德國社會黨前一年召開的德累斯頓代表大會所通過的譴責伯恩施坦修正主義思想的決議予以國際性的支持和肯定。這就導致在策略問題上進行一場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主要爭論。在這場爭論中,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倍倍爾起來反對法國社會黨領袖饒勒斯對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指責,饒勒斯指出該黨一方面得到越來越多的選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在改變德國君主專制制度上無能為力,認為所以出現這種驚人的對照現象,其責任在於該黨在理論上的僵化。這次大會支持了德累斯頓決議,其表決結果是:25票讚成,5票反對,12票棄權。不過,修正主義者仍然留在國際內和德國黨內,他們使自己的思想繼續浸透(參看修正主義條目)。
  另一個主要爭論的問題是殖民主義。在布爾戰爭期間召開的1900年國際代表大會就已經對殖民主義進行譴責。然而過了7年以後,在斯圖加特代表大會的殖民地問題委員會中的多數委員則提出這樣的主張,即認為他們不應該“在任何時候都譴責一切在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下可以起傳播文明作用的殖民政策”(見“參考書目” ①,第1卷,第318頁)。在經過針鋒相對的辯論後,大會以127票對108票否決了上述觀點,並且通過一項譴責資本主義殖民政策的決議,認為“資本主義殖民政策從其最深刻的本質來說必然要導致奴役、強迫勞動或滅絕殖民地的本地居民”(見“參考書目” ①,第1卷,第3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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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12 22:46:39 |显示全部楼层
反對戰爭的鬥爭是第二國際的中心問題,這個問題從該國際成立時起就反映在代表大會的決議中。它在1907年召開的斯圖加特代表大會上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因為這次大會是在歐洲上空戰雲密布時召開的。盡管在辯論這個問題的過程中出現嚴重的分歧,但最後還是在吸收了列寧、盧森堡和馬爾托夫的修正案的情況下,通過了一個決議。該決議在主張“竭盡全力……制止戰爭爆發”後接著說:“如果戰爭仍然終於爆發,那麽(工人運動——本條目作者)就有責任主張迅速結束戰爭並全力爭取利用戰爭引起的經濟和政治危機喚起人民,從而加速資本主義階級統治的消滅”(見“參考書目” ①,第1卷,第363頁)。這個聲明在以後兩屆代表大會上又得到重申。在戰前召開的最後一次代表大會,即1912年的巴塞爾代表大會,是爭取和平的一次動人的表現,它號召(又是全體一致地)一旦戰爭爆發的話就要采取革命的行動。然而,兩年以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表明,人們所讚同的這些豪言壯語“只不過是掩蓋著根深蒂固的民族主義的一層薄薄的面飾”(見“參考書目” ⑥,第102頁)。第二國際的主要政黨都支持它們本國政府所進行的戰爭,因而導致國際的可恥的破產。資本主義擴張和工人運動民族統一這整個歷史時期,也就此發展到頂點。
  只有俄國、塞爾維亞和匈牙利這幾國的黨以及其他各國黨內部的一些小集團,依然忠於國際所一再重申的原則。在戰爭期間,主要是一些中立國家的政黨曾為恢覆第二國際(當時它的執行局已遷往荷蘭)作了一些嘗試,但沒有成功。不過到1919年,一個老第二國際的模糊翻版在伯爾尼代表會議上重新組合起來,即“伯爾尼國際”,它於次年在日內瓦召開了有17個國家代表參加的第一次代表大會。1921年,有10個黨的左翼社會黨人,其中包括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USPD),奧地利社會民主黨(SPÖ),以及英國獨立工黨,在維也納開會並組織起來社會黨國際工人聯合會(“維也納聯合會”),外號“第二半國際”。這個組織把自己看作是走向一個包括整個革命的國際的第一步。1923年,在漢堡代表大會上,它跟重新恢覆的第二國際聯合,組成社會主義工人國際。該國際在1940年停止活動。1951年,它為現在的社會黨國際所繼承。社會黨國際是由世界各地主要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組成的一個松散的組織,它的總部設在倫敦。

  第三國際(1919—1943)。在第二國際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瓦解以後,列寧在1914年11月寫道:“第二國際死了,它被機會主義所征服……第三國際萬歲!”。第三國際叫做共產國際,是在布爾維克黨人的倡議下於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的,當時正值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以後中歐革命形勢高漲之際。在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上致詞的時候,列寧宣布“國際蘇維埃共和國的建立已經為期不遠了”(《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503頁),從而表達了當時普遍的思想狀況和期望。他後來還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和承認用蘇維埃政權代替資產階級民主定為第三國際的基本原則在第三國際的存在的整個期間,它的正式目標始終是建立一個“蘇維埃共和國世界同盟”(見“參考書目” ⑤,第2卷,第465頁),雖然在1935年以後讓這樣一個目標退居到幕後。1920年7至8月間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有來自41個國家的政黨和組織的代表參加,此外還有一些列席代表,其中包括法國社會黨和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的代表。這兩個黨的多數派將在年底以前召開的代表大會上投票讚成參加共產國際。出於對新國際會受不堅定的社會民主黨分子的滲入而變質的擔心,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嚴格規定了加入共產國際的二十一個條件。根據這些條件,凡是願意加入共產國際的一切黨派,都必須“撤銷改良主義者和‘中派’分子在工人運動中所擔負的比較重要的職務”,必須把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結合起來,其中包括在軍隊中進行經常性的宣傳鼓動工作。在指出目前時代是“激烈的國內戰爭時代”的同時,它要求有“鐵的紀律”,要求實行最大限度的集中制—國內在本國黨中央的領導之下,在國際上則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的領導之下加以實現,並且規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決議在代表大會之間都具有約束力(見“參考書目” ⑤,第1卷,第166—172頁)。
  共產國際的章程宣布要跟“只把白種人放在眼里的第二國際傳統永遠決裂”,認為它的任務是要聯合和解放各種膚色的工人。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了由列寧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它強調指出民族和殖民地的解放運動有必要同蘇俄以及在跟資本主義作鬥爭的工人運動聯合起來,組成一個反對帝國主義的同盟(見“參考書目” ⑤,第1卷,第138—144頁)。列寧在1920年寫的小冊子《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目的在於跟共產國際內部的“左的”傾向作鬥爭,並且主張共產黨人可以有原則地參加議會選舉,可以在反動工會里工作。然而在1921年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列寧卻遇到上述的傾向,當時他所看到的是革命浪潮已經衰退,原先基本上以俄國經驗為模式的進攻性的革命策略已不再適於西方的情況。於是,大會號召工人階級各黨派在國內和國際範圍內結成一個統一戰線,以爭取工人階級的切身利益。出於這種需要,共產國際、第二國際以及維也納聯合會的執行委員會於1922年在柏林召開了一個代表會議,但沒有達成任何協議。
  在人們曾寄予希望的德國革命在1923年10月失敗以後,共產國際認識到一個資本主義相對穩定的時期已經來到。在以後的幾年中,蘇聯黨內的鬥爭被帶到共產國際里來。在關於一國建成社會主義、英俄工會團結委員會以及中國革命在1925—1927年的戰略和策略等一系列問題上,托洛茨基派反對斯大林的政策。在經過許多激烈的鬥爭以後,托洛茨基反對派被擊敗了,而托洛茨基本人也在1927年9月被開除出共產國際執委會。在1928年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通過了主要由布哈林起草的一個內容廣泛的綱領。這次大會同時也引導共產國際進入其發展的“第三個階段”,在這個階段里,社會民主主義被譴責為“社會法西斯主義”,跟社會黨領導人建立統一戰線的各種建議統統被否決。1931年,共產國際執委會宣布沒有必要再在“法西斯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之間,以及資產階級的議會專政形式和它的公開的法西斯專政形式之間”劃什麽界線(見“參考書目” ⑩,第313頁)。這種政策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首先是在德國,這就導致共產國際從1933年起修正自己的策略。1933年3月,在納粹專政政權建立以後,共產國際執委會公開建議其成員黨跟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接觸,以便向後者提出采取反法西斯主義的統一行動的建議。這就促使法國的共產黨人和社會黨人采取了聯合行動。1935年,共產國際召開了它的最後一次代表大會,也就是七大。這次代表大會有65個黨參加,代表100多萬黨員(其中在資本主義國家的黨員有785000人),它是各國工人階級政黨為遏制法西斯主義浪潮而建立統一戰線並擴大為人民陣線的一個強有力的事例。在季米特洛夫所作的主要報告中強調指出:目前不是要在無產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民主之間進行抉擇,而是要在資產階級民主和由法西斯主義所代表的資產階級公開恐怖專政之間進行抉擇。共產國際的新策略有助於促進法國和西班牙的人民陣線的形成。它動員起國際的力量去支持西班牙共和國的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去支持蘇聯政府提出的關於蘇聯和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結成和平戰線來制止法西斯侵略的建議。
  始終在蘇聯共產黨的有效控制下的共產國際,全力支持斯大林在30年代發動的大清洗,在這個過程中它的一些領導成員被鎮壓了,而且波蘭共產黨也在1938年根據莫須有的罪名被解散了。隨著1939年8月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簽定,它修訂了自己過去以嚴格區分西方民主國家和法西斯國家為基礎的策略。從1939年到1941年,它譴責當時的戰爭是在帝國主義雙方進行的非正義的、反動的戰爭。然而在1941年6月德國進攻蘇聯以後,它則全力支持蘇聯及其西方盟國反對軸心國的鬥爭。共產國際在1943年6月按照它的主席團的建議進行解散,該主席團認為當時大大發展了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必須在不同的條件下開展工作,這使得從一個國際中心作出指示成為不可能的事情。共產國際的解散還有安撫斯大林的西方盟國的意圖(見“參考書目” ②)。

  第四國際是在1938年由托洛茨基倡導成立的,它由對第二和第三國際持反對立場的托洛茨基支持者的小集團組成,它們把前者譴責為“反革命”。第四國際一直很小,並且始終存在嚴重的分裂。(參看托洛茨基主義條目,另可參看國際主義條目)




參考書目

① 尤利烏斯·布勞恩塔爾:《國際史》(1961—1971),1966—1980年英文版。第1—2卷。
② 費爾南多·克勞丁:《共產主義運動——從共產國際到共產黨情報局》(1972),1975年英文版,第1部分。
③ G.D.H柯爾:《社會主義思想史》,1954—1960年英文版,第2—5卷。
④ 亨利和阿布拉姆斯基·柯林斯,契曼·柯林斯合著:《卡爾·馬克思和英國工人運動——第一國際的年代》,1965年英文版。
⑤ 珍妮·德加拉斯編:《共產國際文件集(1919—1943)》(1956—1965),1971年英文版,第1—3卷。
⑥ 艾薩克·多伊切:《論國際和國際主義》,(1964),載《我們時代的馬克思主義》,1972年英文版。
⑦ 《第一國際文件集》,1—5卷,1963—1968年英文版。
⑧ 《第四國際文件集。創建時期》(1933—1940),1973年英文版。
⑨ 詹姆斯·卓爾:《第二國際(1889—1914)》(1955),1975年英文版。
⑩ A.I.索波列夫等著:《共產主義史綱》,1971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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