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词典

傑瑞米柯賓

馬克思主義和第三世界


　　在第三世界大多數國家里，對馬克思主義的注意主要是由於殖民地的關系產生的，而且是跟反帝鬥爭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的。帝國主義確定了這個方面的主要問題，而且給馬克思主義在（或關於）第三世界的理論和實際打下鮮明的烙印。中心的問題關系到：宗主國對前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影響；新階級的出現和由此產生的階級聯合的類型；以及對這些社會的發展和革命鬥爭的條件起重要決定作用的階級矛盾。
　　經典馬克思主義，即馬克思特別是列寧的馬克思主義，看到了宗主國的資本輸入對“落後社會”所起的作用，然而這種看法是跟現實的發展不符的。他們揭露並痛斥這種作用的破壞的和剝削的性質，不過他們認為：一旦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結構被引進到一個社會中去，那它就會讓它自身的發展邏輯起作用，打破前資本主義的結構，而且會以跟宗主國的歐洲所采取的同樣的方式來產生資本積累和增長的動力。列寧在《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這篇論文中提出了一個特殊的模式，並按照這種模式所提供的框架結構來對上述發展進行分析。他提出了一種（俄國的）社會形態的概念，在這種社會形態中存在著一種以上的生產方式，處於上升地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向占統治地位的封建生產方式和封建國家挑戰。在俄國社會中，主要矛盾是這兩種生產方式的對抗，這種對抗將通過前資本主義方式的解體而解決。這種階級力量的結合，標志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雖然在俄國，這個革命將要在堅定的無產階級而不是在軟弱的資產階級的領導下完成。這就是一種兩階段革命的理論，因為在社會主義革命能夠實現之前，必須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列寧很強調這一點，他否定了民粹派那種認為可以跳過資本主義而實現一個階段的社會主義革命的觀點（參看民粹主義條目）。還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引起了社會形態中前資本主義結構的解體。以上就是據以對第三世界社會的發展進行分析的框架結構，也就是近來的爭論所涉及的方面。
　　列寧把他對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分析用於殖民地社會，仿佛非殖民地化社會的資本主義是跟宗主國社會的資本主義同本同源似的；這是在近來的爭論中所提出的一個問題。按照列寧的見解，隨著資本主義的引進，一個強大的民主運動正不斷地在“亞洲每個地方”發展，正如俄國當時的情況一樣。但是，跟俄國有所不同，在殖民地里，資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處於先鋒之列。因為那里的資產階級仍然跟人民站在一起。這種情況是跟民族運動聯系在一起的，因為資產階級需要民族國家來實現資本主義發展的需要。這樣一種分析，直到1920年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才跟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使命及其階級聯盟聯系起來。這時候，先前凡提到資本主義的地方，如今一般都用帝國主義這一專門提法來代替。然而，除了認為帝國主義所代表的不是本地的資本這種觀點外，並沒有提出關於這兩種提法之間的結構性區別的問題。列寧在《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中，提出各國共產黨應當為殖民地國家的反殖民主義（和反封建主義）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做些什麽事情。他建議共產主義運動應當跟這些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結成“最密切的聯盟”，同時無產階級政黨應當“援助”（列寧不說“領導”）民族解放運動。列寧的這種觀點，在一場歷史性的辯論中，受到印度共產黨員馬·納·羅易的挑戰，他反對那種主張跟資產階級運動實行合作的號召，而是主張共產國際應當把它的全部力量用來建立和發展殖民地的無產階級和農民的組織，推動他們的階級鬥爭，領導他們去進行革命並建立起蘇維埃共和國。羅易的主張，回避了這樣一種困難，即當時在殖民地中幾乎不存在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政黨。
　　盡管列寧在1920年所提出的方案還有若幹理論問題尚未解決，但是它至今仍不失為馬克思主義運動中對待第三世界革命鬥爭的各種不同觀點的基本出發點。歷史唯物主義和列寧的分析性的框架結構，都提出這樣一種設想，即在一個社會形態中資本主義的發展必然要跟原先占統治地位的前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的社會結構發生矛盾，這種矛盾將會以後者的解體得到解決。這就勢必引申出處於不同的生產方式中的各階級之間存在著對抗性的矛盾和不可調和的階級鬥爭。那麽，我們怎麽能夠把這樣一種觀點跟那種認為宗主國的資本跟殖民地的本國的封建主義結成聯盟這種觀點進行調和呢？因為這兩個階級是分別處在資本主義和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之中的啊！同樣地，對於殖民地本國的（民族的）資產階級和占統治地位的宗主國資產階級之間的沖突，也沒有作出一種結構性的解釋，雖然這兩個資產階級都同樣地處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中。盡管如此，還是不妨這樣設想：以殖民地民族資產階級為一方跟以宗主國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為另一方之間的矛盾，決定著隱藏在殖民地民族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並限定階級鬥爭的聯合力量的那些結構性矛盾。
　　通過1920年的辯論，列寧確實在一個方面重新修訂了自己的觀點，他接受了用“民族革命運動”（這是共產黨人所要支持的）一詞來代替他原先的提法，即“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同時承認殖民地的資產階級既能夠反對帝國主義，又能夠跟帝國主義妥協，從而使運動變成共產黨人所不能支持的改良主義運動。這固然是承認了一種現實，但卻使上述的理論問題變得更加覆雜，因為究竟是什麽條件決定運動的性質，這點並不清楚。不過，這種修訂並沒有使列寧改變自己的基本觀點，因為他仍然認為：“毫無疑問，任何民族運動都只能是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334頁），不這樣看的話，那就是空想。在以後的年代里，進步的民族資產階級和改良主義資產階級的這種劃分，便成為一種現成的稱號，蘇維埃國家在同後殖民主義國家打交道時，便可以從蘇聯的利益的要求出發，輕易地利用這些稱號來使自己的行徑合法化。
　　1928年由共產國際為殖民地社會制定的政策，則根據中國的大失敗的歷史背景而略有修改。在中國，共產國際曾把一種跟國民黨（由民族資產階級領導的政黨）不分皂白地實行合作的政策強加給中國共產黨人，然而這種政策卻以使中國共產黨被蔣介石大批屠殺的1926—1927年反革命事變而告終。於是，共產國際在1928年召開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上，便不再把民族資產階級看作是民族的民主革命的領袖，認為該階級是易於動搖和妥協的。設想了無產階級實行領導的可能性，然而總的方案仍不明確。強調了來自下層的革命，同時也強調了這樣一個命題：“在主要的殖民地國家中，在進行民族解放鬥爭的同時，土地革命構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軸心。”這便是毛主義的出發點（見毛澤東條目）。然而，共產國際的這條路線在1935年召開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又有所變化，當時采納了人民陣線的政策，而對於殖民地國家來說，則恢覆了對“民族資產階級”的信心。
　　近年來，蘇聯共產黨以及追隨它的各國共產黨，持有一種嶄新的見解。他們以列寧為名，重新樹立起民粹主義的關於跳過資本主義階段的觀點，並將它應用於第三世界。那種長期確立的革命兩階段論，已被“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這一口號所取代；他們斷言，由於在今日世界上存在著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使得這一口號的實現成為可能。這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國家主義的革命概念，更精確地說，這是一種進化的概念，而不是革命的概念。他們認為，在第三世界里，一般說來，資產階級的力量比較弱，而工人階級還沒有成為一種領導力量。然而，在那里卻存在著建立一種“民族民主國家”的各種可能性，這種國家是要在蘇聯的幫助下，由任何一個民主階級領導下的“民族民主統一戰線”實行統治。這個領導階級可以是工人或農民，也可以是城市小資產階級、進步知識分子、革命軍官或者是民族資產階級。衡量“民族民主國家”的主要標準是它反對帝國主義並跟社會主義集團進行合作。他們還提出，“這種革命的一般框架結構，在其實現的過程中，是要超出資本主義的框架結構”，然而他們沒有講清楚這是為什麽以及怎樣去實現。這種見解，給馬克思主義的國家階級理論提出了重大的問題，同時也在階級聯合和階級矛盾方面提出了問題。
　　跟這種見解以及其他認為可以在民族資產階級領導下通過議會和平道路來實現民族民主革命的看法相對立的，是主張發動下層進行革命鬥爭的“毛主義路線”。毛主義這一標簽是這種性質的運動所自封的，而並非一定是受中國的支持和鼓勵。毛主義這種標志源自於中國人在跟蘇聯進行論戰中所使用的言辭。毛主義路線強調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進行武裝鬥爭的重要性，同時還十分強調土地革命，認為它是必須在社會主義革命之前完成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
　　以上所歸納的不同觀點，都是在列寧所預測的關於前資本主義的結構勢必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解體這種理論框架中制訂出來的。今天的馬克思主義者所關心的是像在非洲某些地區存在的那些小農占優勢的社會（他們認為這些社會屬於前資本主義的性質），他們發現了一種恰好相反的情況，即資本主義的發展看來非但沒有使這些前資本主義的農民社會解體，反而把它們保存下來並使它們服從於自己的需要。農民社會是工業生產的市場，而且還是市場的某些產品的生產者。它們首先是受雇於資本主義大企業的季節性廉價勞動力的再生產者。於是，起而代替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解體的論斷，是這樣一種看法：在第三世界的社會里，資本主義不是從社會內部發展起來，而是從外部強加的，這種資本主義對於前資本主義農民社會具有“保留—解體”的作用。目前，這種“生產方式（共生）結合”的理論，為人們所廣泛接受。
　　另一種觀點則對這種“結合”論進行挑戰，並把它指責為拋棄唯物主義的中心概念（即作為歷史樞紐的在不同生產方式之間存在矛盾的概念）的功能主義和唯意志論。這種觀點認為，在第三世界里前資本主義的結構實際上已經解體，在那里存在的就是資本主義。它反對把那里的土地生產關系仍然看作是封建主義的關系，同樣地，它認為目前的農民社會已經不像它們在轉變為殖民地以前那樣，能夠按照前資本主義社會的方式進行自身再生產。由於被卷入資本主義經濟的普遍的商品生產循環之中，它們不能像以往那樣在本地自供自給的基礎上繼續生存。輸出季節性的勞動力，也是它們發生結構性轉變的一種後果。它們是在資本的統治下被吸收了。不過，這樣一種論述也是有問題的。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的概念是以生產者和生產手段相脫離為前提的。然而，以這種農民社會而論，很清楚的是，它們在資本主義統治下被吸收（就當是有這回事）並沒有造成這樣一種脫離，因為農民還繼續擁有自己的生產資料。
　　從這種觀點變通出來的另一種觀點，則是關於生產控制的觀點，它認為第三世界的資本主義具有結構性的特征，因此它跟宗主國的資本主義是不屬於同一類型的。在宗主國，在生產資料和消費品生產方面具有一種“整體的”勞動分工的形式；而在第三世界，由於在這兩個經濟部門之間缺乏一種平衡的發展和對進出口的依賴性，因而呈現一種脫節的形式。總之，在論述第三世界和宗主國的關系方面有各種各樣的說法，從那種認為第三世界國家完全被資本主義控制的“依附論”的極端觀點，一直到認為第三世界的國家和經濟對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還有一定程度的自主地位的另一些說法，諸如“依附的發展”和“後殖民主義國家”等等（參看殖民主義；依附理論條目）




參考書目

① L.E.阿奎拉：《馬克思主義在拉丁美洲》，1968年英文版。
② H.A.阿拉維：《外國資本主義的結構》，載H.阿拉維和T.山寧編《發展中社會的社會學導論》，1982年英文版。
③ H.A.阿拉維等：《資本主義和殖民地生產》，1982年英文版。
④ S.阿明：《不平等的發展》（1976），1973年英文版。
⑤ F.H.卡多索和E.法列托：《拉丁美洲的依附與發展》，1979年英文版。
⑥ H.卡雷爾丹科斯和S.R.施拉姆：《馬克思主義和亞洲》（1965），1969年英文版。
⑦ J.克安和J.R.羅貝拉：《前資本主義社會的人類學》，1981年英文版。

傑瑞米柯賓

東歐馬克思主義

　　東歐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是作為一個完全分立的專題而出現，開始於這個地區並入蘇聯的時候。起先，一些生於或卒於今日東歐國家的主要人物的著作，不是被列入蘇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如季米特洛夫、瓦爾加和1930—1945年間盧卡奇的論著），就是被並入梅勞—龐蒂所稱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如布洛赫和1918—1929年間盧卡奇的論著）。同樣地，盡管頗有爭議，如今也只有把非正統的研究方法歸並入這一專題，至於1945年以後時期的正統的研究（包括它的內容、發展階段和社會功能），則屬於在東歐的蘇聯馬克思主義的成果。最後，南斯拉夫的馬克思主義，雖然在地理位置上屬於這一地區，然而就其思想內容而言，則主要屬於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體系。
　　對東歐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可以根據四個具有明顯含義的層次來分別進行。在有關的國家里——東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這些層次在時間順序上無疑是各不相同的。根據這種分析，修正主義一詞，除了目前所認為的對建立在自視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基礎上的現行制度的理論和實踐提出改革方案這層意思以外，還需要補充另外三層含義。第一，由於對馬克思主義的原本的、跟官方的觀點截然不同的哲學和社會理論進行恢覆，結果形成了對現制度實行批判性的對抗，這種情況被盧卡奇恰如其分地稱為馬克思主義的覆興。試圖把馬克思經典社會理論的某些觀點直接運用於蘇維埃類型的社會（這在東歐遠較西方為罕見），是這個層次所帶來的一個邏輯後果。第二，在以馬克思社會哲學的若幹主要成分作為典範的基礎上以及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一般模式上，發展起對各自社會的批判理論，但所運用的是嶄新的方法，這種情況被哈貝馬斯最好不過地稱為馬克思主義的重建。第三，在顯然試圖打破傳統的基礎上建立起後馬克思主義的批判觀點，不過這種建立還是應當稱之為馬克思主義的超越，這是從它具有舍棄和保留（Aufhebung）這種意義上來看的。況且它已經達到這樣的程度，即在這方面所作的努力已經包含著重要的、即使是暗含的有關“覆興”和“重建”的各種理論觀點。
　　顯而易見，在所有東歐馬克思主義的這些層次中，最普遍的仍然是修正主義（它還是唯一能夠在蘇聯找到鮮明的對比的東西）。然而，修正主義同時也是一個最自相矛盾的層次。一方面，它確實使極權主義的統治政黨跟它們自身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形成一種對抗，從而使一些相對來說非極權主義的原則得以從中精選出來。另一方面，修正主義又對遠非列寧主義的任何設想所能理解的民主主義和多元主義的挑戰實行明確的開放。這兩方面的內容有時候實際上被個別人如W.哈里希混同起來，然而這一事實並沒使他的這種混合物減少任何矛盾。在理論上最能夠反映修正主義的，自然是哲學和經濟學這兩個被官方認可的社會科學領域。在哲學界，像盧卡奇、布洛赫這樣的思想家和他們的學生，哈里希和他的《德國哲學雜志》，聚集在波蘭學生雜志《直言》周圍的集團，以及匈牙利的“斐多菲俱樂部”，都力求克服馬克思主義在認識論和人本學上的決定論和客觀論（即忽視人的主觀能動性）以及在倫理學中的科學主義和歷史主義。在許多場合下人們表示相信，像這樣一種經過修正的理論，不僅最終會成為人們原先期待的實現一般改革的工具（結束警察壓迫、改良法制、廢除書刊檢查制度、簡化中央行政制度），而且可以成為（至少對於某些修正主義者來說）實現民主化的手段（工人委員會、自由結社、自由討論、甚至在執政黨內實行多元主義，有時甚至還可恢覆多黨制）。然而，在某些場合下（特別是在波蘭），這樣一種綱領終於被看作是跟任何形式的列寧主義都不相容；而在另一些地方，人們試圖將寫作《哲學筆記》和《國家與革命》（甚至職工會的爭論）時期的列寧，跟寫作《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和《怎麽辦？》時期的列寧進行有利於自己的對比。不過對於大多數修正主義者來說，已經由科拉科夫斯基加以典型地刻畫的可以調和的和不可調和的反列寧主義，仍然是擺在未來的事情。
　　在經濟學方面，修正主義至少在那些能充分表達“市場社會主義”（它的來源有一部分是獨立的）的觀念中獲得初步的思想反映。可以肯定，就純經濟的水平而言，在說明東歐馬克思主義的所有層次的特點的研究方法中存在著許多聯系，其中包括後馬克思主義的關於可能的改革模式的探討。企圖使集中的計劃同非集中的市場機制實現理想的結合的願望，可以追溯到50年代初波蘭的蘭格，以及東德的F.貝倫斯和A.貝納里，同時有關的理論模式則在1956年以後被諸如W.布魯斯、M.卡萊斯基、O.錫克、J.科斯塔以及J.科爾奈這些經濟學家極大地豐富了。以上提到的這些可以說明修正主義所作的努力，幾乎完全是集中在純經濟的問題上，而避免涉及對制度實行結構性改革所需要的政治的和社會的前提條件。這大致上也就是“布拉格之春”的捷克經濟改革者們所持的立場。其他地方也是如此，經濟學這一專業跟覆興馬克思主義很少有共同之處，因為維護傳統根源的願望跟堅持這個專業領域的教條主義定義往往就是一回事。另一方面，重建馬克思主義的綱領，對於那些已經在運用非馬克思主義概念來構造社會主義模式從而涉入經典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有意回避的問題領域的經濟學家來說，肯定是多余的。只有對馬克思主義的超越在經濟學中得到反響，但這種影響僅局限於波蘭（如利平斯基、科瓦列克和流亡國外的布魯斯），而在匈牙利的影響則要小的多。
　　覆興馬克思主義（又稱“實踐哲學”）涉及對列寧主義的普遍拋棄，而主張回到馬克思主義的本源並恢覆歷史價值。總的說來，這種傾向是在社會運動休眠時期對各執政黨的不合時宜的思想框框的反應。從思想上說，東歐馬克思主義的這一層次跟西方的新左派和南斯拉夫的實踐派有許多共同之處。然而，在東歐，覆興馬克思主義的最突出的成果僅僅局限於哲學，這首先涉及回到青年馬克思，還有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對同樣的哲學思想的重新發現（如A.沙夫、科拉科夫斯基、盧卡奇、A.赫勒爾、G.馬爾庫斯等人）的觀點。在這方面，對青年盧卡奇、科爾施和葛蘭西的著作的研究和解釋，可謂普遍流行。有時候，原先的觀點為有關的非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傳統所豐富（如海德格爾和科西克，胡塞爾和瓦傑達，以及新康德主義和赫勒爾）。然而，唯一具有重要意義的事例，是莫德澤列夫斯基和庫隆的《公開信》，它是一種把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理論應用於蘇聯式的制度的一種微妙的方式。事實上，那些從事馬克思主義的覆興的理論家們（馬爾庫斯、基斯和本斯），都是深諳這種經典理論的最佳使用方法的，但總的說來，他們對於階級理論、實行社會關系變革的暴力模式、價值理論、商品拜物教概念以及作為上層建築的國家觀能否應用於東歐的情況，是抱懷疑態度的。因此，馬克思便作為一位哲學家被保留下來，然而這恰好是違背他本人意願的。認為馬克思主義的覆興在哲學上所表現的空想主義，意味著對布爾什維主義進行一種新布爾什維主義的批判，也就是進行一種企圖把現存制度置於那種只能淪為捍衛同樣是極權主義社會制度的思想的庇護之下的批判（見“參考書目” ⑦），這種論斷是不公正的。與此同時，實踐哲學家對社會理論所保持的沈默，則表明他們暗地相信：如果他們不退回到乞靈於神話或先鋒主義或是兩者的話，那末他們是不可能利用經典理論的，甚至是對這種理論的所能采取的最佳使用方式也罷。事實上，當庫隆和莫德澤夫列斯基僅僅依靠覆活工人階級和委員會民主制（參看委員會條目）的經典主義神話來防範列寧主義的時候，從事馬克思主義覆興的最後一位重要的理論家魯·巴羅，則在10年之後寫出迥然不同的東西；他公開地重新建立起經典理論和列寧主義政治之間的聯系。
　　新馬克思主義的重建和後馬克思主義的超越，代表了對波蘭和匈牙利新形勢的兩種反應。從最近這兩個國家的非官方領域就政治綱領所進行的討論來看，後馬克思主義占了壓倒優勢；而從理論成果來看，新馬克思主義的成就無疑給人們以更為深刻的印象。這種差別，多少可以根據兩者的淵源有所不同來進行解釋。1968年這一年，無疑反映了東歐各地（除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外）持批評態度的知識分子終於放棄了對於來自上面的體制結構改革所抱的一切幻想。布拉格之春失敗了，然而尤其重要的是各執政黨從這種失敗中所汲取的教訓。總的看來，在隨後一段時期，這些政黨堅決不再去冒可能秧及政治和文化的任何經濟改革或行政改革的風險了。面對著這樣一種新態度，那些秉承東歐馬克思主義傳統的人不得不認識到：能夠決定性地改變黨和國家對社會關系的結構性改革，只能從下面通過不同的途徑來實行。不過，任何足以探索這種可能性的途徑，都受到各有關國家的社會環境的決定性的影響。在一些國家里，高壓手段堵塞了建立一種多少能起作用的非官方領域的可能性，因而使政治說教不能添加任何新鮮語言，其後果要就是在缺乏任何熱情的情況下繼續使用陳舊的概念（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屬於這種類型），要就是撤退到一切持反對立場的人都能讚同的、像談論人權問題這樣一塊再小不過的陣地上（捷克斯洛伐克的類型）。至於匈牙利的由上層謹小慎微地推行的現代化，雖然只限於經濟方面，然而帶來的結果卻是保持了一種在相對上得到改進的法律框架，同時由於存在發展一種非官方領域（盡管它跟其他社會力量沒有關系）的可能性，從而導致一種主要是理論性質的討論。最後在波蘭，由於社會運動的不斷發展的需要，從一開始就存一個發達的非官方領域，因此所開展的討論主要是政治性和實踐性的。在匈牙利，至少在開始的時候通過對社會活力的分析而發掘出來的結構改革的種種可能性，不斷地受到一種行政的和經濟的合理性的危機的影響，同時還受到來自上層的為應付這種局勢而不斷翻新的意圖（“危機對策”）的影響；而在波蘭，理論家們則傾向於抱這樣一種觀點，即社會運動會在實踐中探求其本身的社會形態的限度和彈性，這是一種跟實踐哲學幾乎沒有什麽差別的看法。
　　在匈牙利所進行的探討其所以具有理論性質並使用了新馬克思主義的語言，還應歸諸於一個有影響的知識分子團體即布達佩斯盧卡奇學派的繼續存在（至少直到1977年）所起的作用。這個集團跟西方新左派的各部分人的聯系，使得在國際上有更多的講馬克思主義語言的聽眾。重建馬克思主義的綱領，正是在這種國際交流中產生的，這種交流使這個學派幾乎成為東歐唯一的接受法蘭克福和斯塔恩貝格類型的“批判理論”的團體。在其他地方，只有波蘭的社會學家斯坦尼斯基斯參與一種類似的事業，這個事業可以最一般地概括為試圖圍繞著博采自維貝爾、波拉尼、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以及馬克思本人的理論體系的種種概念，去建立一種動態的社會理論，不過這種理論仍然保持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的模式特性。在上述這些基礎上所采取的首要的步驟是：分析了蘇維埃類型的社會的經濟再生產的新結構（基斯、本斯——“馬爾克·拉科夫斯基”——馬爾庫斯）；分析了階層的新形態（赫格杜斯、康拉德、斯澤蘭尼）；分析了政治和思想制度（費爾、赫勒爾）；以及分析了各種社會運動在社會制度中的地位（斯坦尼斯基斯）。盡管人們時而有可能從新馬克思主義觀點出發來預測波蘭反對派的新政治成分（如斯澤蘭尼、康拉德和赫格杜斯），然而更為普遍的則是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傾向於掩蓋新社會運動中實際上是新的東西（如斯坦尼斯基斯，還有具有不同思想基礎的巴羅）。在波蘭，正當一個社會運動已經通過來自下層的創新而在前所未有的規模上進入現存制度的時刻，那些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寫出來的東西，不是傾向於構造一種封閉的、幾乎是沒有改變的社會結構，以便顯然能夠頂住或兼並無論來自上層還是下層的改革因素（如拉科夫斯基、馬爾庫斯、費爾、赫勒爾、斯坦尼斯基斯等人的作品），就是試圖制定一些具有極其僵硬的歷史唯物主義前提的社會變革模式，其後果則是使所設想的國家社會主義的改良主義、技術統治階段的勝利流於空想（如斯澤蘭尼和康拉德的作品）。
　　正是在波蘭社會運動充分開展的歷史條件下提出來的這些理論問題，導致幾乎普遍地采取後馬克思主義來代替新馬克思主義，這種情況在匈牙利也是如此，盡管在那里事實上沒有機會開展一種波蘭式的運動。今天，總的說來，新馬克思主義方法仍然為流亡國外的匈牙利的理論家（跟波蘭的這類理論家相反）所遵循，當然他們的作品也是為了寫給西方激進的讀者看的；後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則在波蘭和匈牙利的大多數在國內持反對立場的重要理論家中占統治地位，前者有如莫德澤列夫斯基、米切尼克、庫隆等人，後者有如基斯、本斯、瓦傑達等人（赫格杜斯和斯坦尼斯基斯這兩個人看來是國內唯一不屬於這種傾向的例外情況）。

傑瑞米柯賓

在哲學上說，後馬克思主義是建立在對最初由黑格爾和青年馬克思提出的國家和市民社會問題進行再思考的基礎之上的。當然，從這個意義上看，後馬克思主義是覆興馬克思主義的工作的直接繼續。在科拉科夫斯基的指引下，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們傾向於不采取馬克思主義的解決方法來處理國家——市民社會這種兩元性所固有的異化問題（也就是對國家和社會實行民主的統一的問題），認為這種方法必不可免地會成為一種獨裁主義的方法。為了取代這種方法，他們力求維護或重建溝通社會和國家之間關系的中介制度，如法制、多元制和公開性（瓦傑達的主張）。因此，新社會運動可以被解釋為市民社會的主動構成或自我構成的運動（庫隆的觀點），然而這種運動迄今卻一直受極權主義國家的壓制以至扼殺。後馬克思主義者（科拉科夫斯基、庫隆、米切尼克等）的一些最重要的著作，都論述了建立公民社會的戰略問題，它們本身既寄望於1980—1981年團結工會運動，又對這個運動作出了貢獻。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工人組織委員會的成就，它在知識分子和工人之間建立起一種新的、後列寧主義的關系。然而，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方法幾乎還沒有開始應用，就遇到兩個嚴重的問題。第一，從哲學角度來看，拒絕采取馬克思對市民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法，盡管是如何言之有理，但卻很少能夠澄清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們跟黑格爾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關於市民社會的觀點的批判之間的關系。如果截然拋棄這種批判（如科拉科夫斯基所主張），那麽理論家便大有替資本主義社會辯護之嫌；如果接受這種批判，至少是部分地接受也罷（如瓦傑達所主張），那麽理論家便仍然要去設想出這樣一種有關市民社會的可能方案，即這種市民社會不僅要擺脫獨裁主義國家的束縛，而且要擺脫它跟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聯系。事實上，這個問題的許多方面已經被1980—1981年的波蘭運動創造性地提出來，然而即使在這方面，理論上的反映也落後於客觀實踐。最近，米切尼克在一篇從比亞洛萊卡監獄中偷送出來的文章中，已經指出了這種落後的狀況。
　　第二，對於後馬克思主義主義研究方法來說，也存在一系列有待解決的問題。首先拿關於社會運動的觀點來看，這種觀點幾乎不可能恰當地說明現存制度的客觀約束力及其自身所引起的困難，而這兩者對於那些在不可能推翻所有東歐制度的條件下謀求改建市民社會的人們的活動領域來說，實際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作用。迄今為止，這樣一個問題在後馬克思主義的框架結構的範圍內，只是在對各東歐國家和蘇聯的不同社會獨立性傳統所作的歷史探索中才涉及到，這種探索到東歐和蘇聯的制度設想為在中心地區是穩定的，而在某些邊緣地區則有所不穩。但是，當這樣一種歷史主義的說法有助於克服新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結構主義偏見的時候，它本身跟社會變革的關系則主要具有追溯的性質（見“參考書目” (○,11)11）。單就這種研究方法而言，它充其量只不過是一種重要的防禦性的反應，以應付對蘇維埃社會中的記憶和傳統的破壞。（孔德拉的見解）。然而，這種方法只有在把歷史的和結構的方法兩者結合起來的情況下，才能建立起它跟動態的社會理論的聯系。近來，一些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如瓦傑達）重新恢覆了對結構主義分析的興趣，而一些新馬克思主義者（如斯澤蘭尼）則提出了關於社會主義的市民社會的問題，這說明不管有多大的爭論，在這兩種傾向之間畢竟有著重要的聯系，同時從這些傾向本身具有多元性來看，也說明東歐的精神生活有一些健康的成分。




參考書目

① R.巴羅：《東歐的抉擇》，1978年英文版。
② W.布魯斯：《社會主義所有制和政治制度》，1975年英文版。
③ Z.伊拉爾德和G.M.茲吉爾：《波蘭——一個持不同政見的社會》，1978年法文版。
④ 安·赫格杜斯等：《匈牙利的新左派》（1974），1976年德文版。
⑤ L.科拉科夫斯基：《關於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1968年英文版。
⑥ 同上作者：《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流派》，1978年英文版，第3卷。
⑦ G.康拉德和I.斯澤蘭尼：《知識分子在通向階級權力的道路上》，1979年英文版。
⑧ L.拉比茲編：《修正主義——馬克思主義思想史論文集》，1962年英文版。
⑨ M.拉科夫斯基《關於東歐馬克思主義》，1978年英文版。
⑩ F.斯爾尼茨基等編：《共產主義和東歐》，1979年英文版。
⑪ M.瓦傑達：《國家和社會主義》，1981年英文版。


日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歷史背景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最早是在本世紀初傳入日本。日本社會民主黨在1901年成立的當天就被取締，盡管如此，它卻為馬克思主義思想在日本的傳播奠定了基礎，當時這種思想主要在學術界以外的社會主義積極分子當中起影響作用。《共產黨宣言》的最早的日文譯本是在1904年發表在該黨的一份周刊上，而對《資本論》的節譯介紹則發表於1907年，同時還有其他一些日文書籍，力圖把馬克思主義思想作為社會主義的基礎加以介紹。
　　這時候，馬克思主義只不過是在1868年明治維新後很快就照搬進來的一系列歐洲（主要是德國）的思想和制度當中的一項。對於當時在日本經濟結構中所進行的這種變革的特點，一直是在日本馬克思主義者當中的一個有若幹爭論的主題（詳見下文），不過這種變革促使資本的擴張和外貿的增長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進行，這不僅是同歐洲早期資本主義發展的比較慢的增長率對比而言，而且甚至跟後來美國和德國的近代增長率相比，也是如此。跟這些比較老的資本主義經濟不同，日本的產業資本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直接由明治政府提供的基礎之上，該政府負責建造現代的工廠、碼頭和礦山來出售，以便使日本的資本有能力跟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實行競爭，雖然這種做法要大大地依賴工業技術和技術知識的引進。接著就很快地引進了制度的結構，在這方面普魯士所提供的憲政模式具有特殊的影響作用；根據這種模式，一個由選舉產生的議會的權力被一個行政機構緊緊地控制和限制著，而後者只直接對皇帝負責而不對議會負責。明治時代的憲政，其目的在於實行“現代化”而不涉及任何實質性的權力轉移，所以俾斯麥的德國給它提供了一種可行的模式。在當時的社會思想和經濟思想中，強調民族和歷史發展特點的德國“歷史學派”起著主導的影響作用。這種影響對於具有強烈幹預性質的日本國家來說，顯然要比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那種自由放任的政策更為適用，因此後者在各大學中很快就不受重視。這期間，日本自身通過1894—1895年對中國的戰爭和1904—1905年對俄國的戰爭所進行的帝國主義擴張，固然帶來了迅速的發展，但也導致一個貧困化的無產階級的出現，何況還有一個在人口比例上大得多的農民階級和農村失業者的拖累。
　　俄國革命重新喚起人們對社會主義革命的興趣和支持，這無論在日本和歐洲都是如此。日本共產黨成立於1922年，其它一些社會主義黨派、人民陣線、農工黨派等，也都在這個時期成立。日本資本采取一種加緊實現壟斷過程的辦法來應付世界危機。作為今天日本資本主義的一種特色的財閥集團，源自於日俄戰爭以後建立的卡特爾，然而金融資本則是在戰爭期間特別迅速地形成。雖然這些大商行的發展導致工會的迅速發展，然而城市的工資待遇和工作條件卻仍然非常之差，同時在農村有一支龐大的勞動後備軍；在就業的工人人口中，幾乎有一半受雇於農業和捕魚業，而在工業制造業中還不到20%（見“參考書目” ②，第16頁）。在社會主義政黨介入農民和地主之間的鬥爭，提出普選權的要求和工會問題的時候，馬克思主義思想便開始第一次進入大學。在新成立的經濟系甚至在還沒有正式建立經濟系的大學里，往往都由那些在德國受過教育的教師擔任教職，這些人一般都受大戰前後在德國盛極一時的馬克思主義文化的影響。馬克思主義著作的翻譯速度，幾乎可以跟日本資本的發展速度並駕齊驅。三卷本的《資本論》的第一個日文譯本在20年代就已出版，而在1933年左右則以日文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該全集所附的索引，其詳盡程度是其他文本所難以相比的。然而，30年代的嚴酷的政治迫害影響了日本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幾乎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者都失去了他們在大學里的職務，隨著中日沖突演變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大規模的逮捕和書報檢查制度實際上扼殺了馬克思主義在大學校園外的任何發展。
　　在大戰以後，學術性的馬克思主義大體上是跟所有的政治運動脫離的；在政治運動內部，社會主義的發展隨著日本資本主義的迅速擴張而停滯不前。但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卻在大學經濟系中占了優勢，並且事實上曾經一度成為正統的學派。然而，隨著跟美國的學術交流的擴大，新古典經濟學以至在某種程度上凱恩斯的經濟學也同樣站住了腳。目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現代（即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這兩個主要學派，在人數上大致相等。這兩個學派基本上是獨自發展起來的，但是在日本的多數大學里，基礎的訓練仍然包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這兩種成分，因此，跟西方有所不同，大多數日本的新古典派經濟學家是注意到馬克思主義的成分的。這就引起了某種有趣的折衷主義的發展，特別在數學運用的領域。數學的模式曾被越村信三郎運用來擴充馬克思的再生產公式，以對生產不平衡的危機進行思考（見“參考書目” ④）；同時還被置鹽運用來設計利潤下降和產業後備軍增長的趨勢（見“參考書目” ⑥、⑦）。森島則以一種更為廣泛的方式試圖把馬克思主義納入馮·諾伊曼的增長學說（見“參考書目” ⑤）。一些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家也把經濟計量技術運用在他們的實驗工作中。

　　爭論情況

　　在本世紀20和30年代期間進行的關於日本經濟的性質的爭論，從政治含義上說，跟本世紀早些時候在俄國發生的爭論並非沒有相似之處。共產國際曾在這樣一個問題上動搖不定，即日本下一步的主要變革，究竟是走向社會主義革命呢？還是仍然必須進行資產階級革命，然後才能開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日本共產黨終於在1932年采取了後一種觀點，它認為明治維新沒有給日本帶來資本主義，日本基本上仍然是封建主義社會。這條路線的擁護者便以封建學派聞名，而其對立面則是勞農學派，采納這一派的觀點的是共產黨以外的各社會主義黨派的左翼。
　　為了論證自己的觀點，封建學派指出了日本國家的專制主義性質，認為這個國家並沒有經過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所經歷過的那種改造。它斷言，明治維新只不過是對封建土地制度實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通過這種改革，一個新興的資產階級被安放到跟封建地主結成同盟的位置，而後者則在這種同盟保持其統治地位。在人數上占優勢的貧困化的農業部門中繼續存在主要以實物支付的高額地租這一事實，也支持了這一學派所堅持的意見，即認為對農民的封建剝削乃是在日本榨取剩余產品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勞農學派則把明治維新看作是日本的資產階級革命，認為在這場革命以後在日本經濟中占主導地位的是資本主義剝削而不是封建主義剝削，他們還斷言階級結構已經隨著農民的迅速無產階級化而發生變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一場類似的爭論竟在封建學派內部展開了。由於美國占領當局在戰後所實施的土地改革，資本主義是否終於被帶入日本？粟原認為，由於實行了土地改革，地主階級實際上已被掃除，但這並不意味著資本主義正在農業中發展起來；它倒不如說，由於國家對農業的生產關系實行直接控制，某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已經由上面強行加以實施。然而，正統的封建學派的理論家仍然反對這種觀點，理由是：正如勞農學派的批評家所指出的，如果認為戰後的土地改革已經從上面引進某種資本主義發展的話，那麽，同時卻斷言明治政府不能在更早的時候這樣做，這是自相矛盾的；從另一方面來看，如果認為明治維新由於缺乏一種革命目標而不成其為資產階級革命，它只不過是一種由上面實行的改組罷了，那麽，這種說法也應當適用於戰後由一種占領勢力所帶來的那些變化。這些正統的封建學派理論家斷言，占領後所實行的變革，事實上證實了他們所堅持的認為日本仍然屬於前資本主義性質的觀點，即日本仍然保持一種內在的半封建主義的結構，這種結構只不過是由美國帝國主義統治勢力通過跟專制制度國家的合作來加以主宰罷了。於是，這樣一種觀點再一次成為他們關於在政治上必須優先進行資產階級革命的論據。但是，面對著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日本本身從50年代起已經成為一個現代的帝國主義國家的事實，這種理論觀點失去了人們的支持。盡管如此，在日本共產黨內修正主義傾向的發展，其根源便在於這種觀點，而當這種觀點在黨的領導集團內部發展為接近於歐洲共產主義的觀點時，人們可以從中看到那種把一部分經濟定性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的早期描述的痕跡。另一方面，毫不奇怪，勞農學派的理論家們則把戰後的土地改革分析為對阻礙資本主義發展的土地私有制所進行的資本主義改革，這種改革是針對大土地占有者的勢力的。持這種觀點的是社會黨的左翼，該黨堅持主張把社會主義革命作為實現日本民主化的下一階段。
　　在這種關於日本經濟的性質、明治維新和戰後改革的實質的爭論中，有兩個方面在當時的方法論的爭論中具有重要意義，並且最終導致第三個集團即日本馬克思主義的宇野學派的發展。第一，導致封建學派把日本經濟定性為封建主義經濟的那些要素，被它們的批評者們視為可以作為描述一種資本主義發展的特殊形式的基礎，這便提出了關於一種生產方式的抽象特征和它的運動規律之間的關系的問題，以及這些關系在特殊經濟中的特殊表現形式的問題。第二，正統派的（封建學派的）理論觀點的動搖，反映了一個政黨的理論觀點的動搖，從而使經濟理論和政治鬥爭之間的關系產生問題。於是，宇野弘藏便在1964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中，堅持認為馬克思主義在分析中必須認識到下面這樣三個有明確區別的層次：

　　（1）原理源自於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分析，並且視情況的需要而發展。在這個層次上，資本主義生產活動的純經濟的運動規律可以制定出來。宇野認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其所以利用19世紀早期和中期的英國經濟作為他的主要例子，是因為當時這種經濟正在發展成為一種純資本主義經濟的範例，所以能夠從中抽象出那樣一些基本的原理。然而，這些原理是任何實在的經濟的某些方面所不能符合的抽象的東西。
　　（2）下一個分析層次是發展一種具有歷史形式的階段論，正在通過不同的歷史形式，經過不同的階段，資本主義發展的運動規律才在全世界發生作用，並且產生了種種政策。宇野提出了三個階段：首先是商業主義階段，在這個階段里占優勢的是建立在毛紡工業基礎上的英國商業資本；然後是自由主義階段，占優勢的是集中在棉紡工業的英國工業資本；最後是帝國主義階段，這時候占優勢的是建立在發展重工業基礎上的德國、美國以及英國的財政資本。
　　（3）第三是經驗分析的層次，這個層次將考慮各特殊國家的經濟發展情況，而且適用於分析各個過渡時期，這時候需要對各種政治考慮和純經濟性質的考慮進行分析。宇野把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整個時代看作是一個過渡時期，即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過渡時期，這時期由於內部的社會主義力量和外部的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的政治對抗對政策所起的作用，因此它不再是一個純粹的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他認為對這三個分析層次作出一種明確的區分，就可以免於陷入正統理論所陷入的那種窘境，即感到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並不符合《資本論》中所概括的資本主義發展的模式。《資本論》的分析是屬於原理的層次，而日本的資本主義發展則必須在經驗的層次上加以分析，這樣就能夠鑒別出日本農業和階級形成的特性。

傑瑞米柯賓

宇野學派還對價值和危機的理論（參看經濟危機條目）作出有意義的貢獻，它在保持上面所概括介紹的那些應用方法的同時，還表現出一種不那麽教條主義的健康傾向，而這種特點卻是許多日本馬克思主義者所不具備的。宇野派的理論家跟日本的其他理論家的主要的分歧領域之一，是宇野所堅持的關於經濟學可以脫離政治運動和思想運動而獨立的觀點。當然，該學派也以其本身的發展來證實這一點。盡管這個學派的一些追隨者屬於社會黨的左翼，但是它主要還是一個學派，它的成員認為他們對社會改革的主要貢獻在於發展對資本主義的科學認識。這種脫離運動的現象以及該學派對自身工作所作的種種限制，可能是上述各種層次的分析本身所包含的方法論上的脫節的內在反映。也許是過分狹隘地把注意力集中在資本主義運動的規律上，使它忽視了階級鬥爭的作用。宇野把階級鬥爭放到經驗的、政治的層次上，然而人們可以提出這樣的看法，即階級鬥爭可以被看作是在各種生產方式再生產的過程中所固有的東西，因此也可以說是在生產方式確立後（而不僅是在過渡時期）所固有的東西。宇野把諸如包含在勞動力的商品形式之中的資本主義矛盾，作為資本主義危機的基礎而放在原理的層次進行分析，而其實這些矛盾是階級鬥爭的結果，而不僅僅是階級鬥爭的原因。在這方面，那些強調必須看到階級鬥爭是資本主義運動的內在規律的思想傾向，可能會在對世界經濟的現狀進行分析中取得更大的成果。




參考書目

① 保羅·布爾克特：《評〈價值和危機——日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論文集〉》，1983年英文版。
② 伊藤成：《價值和危機——日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論文集》，1980年英文版。
③ S.H.金：《危機理論——對日本和歐洲若幹新說法的評價》（此為博士論文，作於1982年，未發表，原文為英文。）
④ 越村信三郎：《資本再生產和積累的理論》，1975年英文版。
⑤ 森島美智雄：《馬克思的經濟學》、1973年英文版。
⑥ 置鹽信雄：《有關馬克思的理論的數學筆記》，1963年英文版。
⑦ 同上作者：《有關技術進步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筆記》，1977年英文版。
⑧ 托馬斯·關根：《價值規律的必要性》，1980年英文版。
⑨ 同上作者：《宇野理論——日本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貢獻》，1975年英文版。
⑩ 宇野弘藏：《政治經濟學原理——關於純資本主義社會的理論》（1964），1980年英文版。


唯物主義

　　從最廣泛的意義上看，唯物主義主張任何存在的東西都是物質，或至少是決定於物質（唯物主義的比較普遍的形式是認為一切現實從本質上說是物質的，而它的一種比較特殊的形式則認為人類社會是物質的）。在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上，唯物主義通常是屬於那種比較稀松的、不可簡化的類型，然而它的概念卻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展開。為了從一開始弄清一些術語的含義，我們制定了以下一些定義。按照普列漢諾夫的觀點，哲學唯物主義有別於歷史唯物主義；而根據列寧的看法，哲學唯物主義則一般地有別於科學唯物主義。哲學唯物主義包括：

　　（1）本體論唯物主義，認為社會的存在單方面地決定於生物的（更一般地說是肉體的）存在，認為前者是從後者產生的；
　　（2）認識論唯物主義，認為存在是獨立的，承認至少某些科學思想對象的超事實活動；
　　（3）實踐唯物主義，認為人類的改造力量在社會方式的再生產和改造中具有構造的作用。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在人類歷史發展中，主要的因果關系是男人和女人的生產方式，他們的自然的（肉體的）存在的再生產和一般勞動過程的再生產。
　　科學唯物主義的定義則決定於科學對現實（包括社會現實）的信念的（不斷變化的）內容。所謂的“唯物主義世界觀”包括一系列松散的（歷史上變化的）實際信念和態度，即一種宇宙觀（它可能包括諸如讚同科學的立場、無神論等）。本條目主要涉及哲學唯物主義，但是對於它跟歷史唯物主義的關系也略加考察。
　　從哲學意義上看，馬克思關於“歷史的唯物主義概念”的主要含意是：①否認思想在社會生活中的獨立性，從而否認其第一性；②在方法論上主張進行具體的歷史研究，以反對抽象的哲學思考；③由此產生的一種關於人類實踐在社會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中占有中心地位的概念；④在人類歷史中，強調勞動在改造自然和協調社會關系中的重要意義；⑤強調自然對人的意義，而這是有變化的。在馬克思的富有表現主義色彩的早期著作（特別是《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由於采納了一種被理解為人種——人本主義的自然主義，馬克思把人想象為在本質上跟自然是一致的；而在他的洋溢著技術的普羅米修斯精神的中、晚期著作中，則把人設想為在本質上跟自然相對立並主宰著自然；⑥始終信仰日常的、樸素的實在論，並且逐漸發展對科學的實在論的信仰，通過這種辦法，馬克思把人跟自然的關系看作是一種不對稱的內在關系，因為人在本質上依附於自然，而自然則在本質上不依附於人。
　　在這里，我們只能對③，即馬克思的新的實踐和轉化的唯物主義進行比較詳細的考察。這種唯物主義必須依靠如下的觀點來闡明，即人其所以區別於動物和動物的活動，是由於人具有雙重的自由：擺脫本能的決定的自由和通過有計劃的、預想好的方式來從事生產的自由。這一概念的一般特點，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有精辟的表述：“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導致神秘主義方面去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8頁）。這個提綱有兩個主題：一是揭露了傳統的直觀的唯物主義所具有的被動的、非歷史的、個人主義的性質；二是弄清楚變革活動即實踐在社會生活中的基本作用，對此，德國古典的唯心主義雖曾隱約地看到，但卻以一種唯心主義的、異化的方式來表現它。盧卡奇首先在《青年黑格爾》一書中指出，馬克思對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進行批判的要旨，在於黑格爾把對象化和異化等同起來，從而把兩者混淆。通過把對象化的現在的、具有歷史特點的諸異化形式設想為一個絕對主體的自我異化的各階段，黑格爾立即從推理上使它們改變形態並且排除了存在一種充分合乎人性的、非異化的人類對象化模式的可能性。然而，一旦把兩者作了區分以後，馬克思本人在對“對象性”及其同性物的運用中仍然存在的模糊不清的含義，堪稱三倍於前。因此，弄清楚它們的含義，對於馬克思的唯物主義來說是至關重要的，這至少要從《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做起。例如，該提綱的第一條包含著對（甲）事物的對象性或外在性和（乙）體現為主休的生產活動的對象化這兩者進行區分的意思，但卻沒有明確地進行闡明；第六條則引申出（乙）和（丙）體現為社會形式的再生產或改造過程的對象化這兩者之間的區別。
　　提綱的第一條責成馬克思必須同時既保持事物不依存於思想這種唯物主義的洞察力，又保持把思想看作是活動這種唯心主義的洞察力，從而得以對（甲）和（乙）進行區分；用《大綱》導言的術語來說，就是對現實的對象和思想的對象進行區分；如果用現代科學現實主義的術語來表達的話，那就是對不可及的認識對象和可及的認識——生產過程或活動進行區分。這種區分使我們可以弄清楚這樣一個意思。即社會實踐對於馬克思來說，是自然科學的一種條件，而不是自然科學的對象，然而這種條件無論從本體論還是認識論上來看，都是社會領域中的結構因素。從這個角度來看，馬克思對唯心主義的意見是認為它不恰當地從不可及的領域中抽象出關於獨立的現實的思想。而傳統的唯物主義則是從可及的領域中抽象出人類活動在認識產生過程中的作用。
　　提綱的第六條對以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為主的一切個人主義和本質論的社會理論展開批判，並且單單提出人的歷史發展的社會性作為一把真正的鑰匙，來探明費爾巴哈從人類學上進行解釋的謬誤的癥結所在。這就引申出（乙）和（丙）之間的區別，即人的有目的的活動和先前存在的、歷史形成的社會形式的再生產和改造之間的區別；社會形式是人的活動的既定條件和媒介，然而它只能在這種活動中得到再生產和改造。
　　由於不能夠恰當地區分（甲）和（乙）這種已知對象的統一體的兩個方面，便既導致認識論上的唯心主義傾向，又導致傳統的唯物主義傾向。前者把（甲）歸結為（乙），從盧卡奇和葛蘭西直到科拉科夫斯基和施密特都有這種傾向；後者把（乙）歸結為（甲），這是從恩格斯和列寧直到德拉·沃爾佩和當代“反映論”的倡導者的傾向。由於不能夠恰當地區分（乙）和（丙）這種改造活動的統一體的兩個方面（或實踐和結構的兩重性），便既引起社會學上的個人主義、唯意志論、自發論等後果，即把（丙）歸結為（乙）（例如薩特），又引起決定論、物化、本質化等後果，即把（乙）歸結為（丙）（例如阿爾都塞）。提綱的第九條和第十條鮮明地表述了馬克思對於他的唯物主義同舊唯物主義之間區別的看法：“直觀的唯物主義，即不是把感性理解為實踐活動的唯物主義，至多也只能做到對‘市民社會’的單個人的直觀”。“舊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市民’社會；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化了的人類”（《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8—19頁）。傳統的唯物主義的問題方面，是基於一種抽象的、脫離歷史的個人主義和普遍性。孤立的魯賓遜式的人物，便又相互發生內在和外在的聯系，並且跟他們共同的、順乎自然的命運相關聯。據馬克思看來，這種概念引起了認識論的（參看認識論條目）以及實際上還有一般哲學的傳統問題的出現。因為一種脫離物質實踐的直觀意識，它跟自己的本體、其他思維、外部客體以至它自己過去的狀況的關系，都是成問題的。然而，無論是這些哲學問題還是引起這些問題的實踐，都不能單純靠一種理論的療法來加以補救。青年黑格爾派分子施蒂納認為一個人只要從自己的腦袋里出幾個主意，就可以消除產生這些主意的條件。針對這種見解，馬克思指出：“理論的對立本身的解決，只有通過實踐方式……才是可能的；因此，這種對立的解決決不只是認識的任務，而是一個現實生活的任務，而哲學未能解決這個任務，正因為哲學把這僅僅看作理論的任務”（《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7頁）。“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9頁）。
　　恩格斯在他的晚期哲學著作中（特別是《反杜林論》、《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以及《自然辯證法》）所制定的那種更富有宇宙性的唯物主義的樣板，其重要性是很難加以誇大的。這種唯物主義不僅是造就第二國際的主要理論家（伯恩施坦、考茨基和普列漢諾夫）的決定性因素，而且還由於它的理論核心後來成為眾所周知的辯證唯物主義，從而成為以後的大多數的爭論圍繞著它轉動的軸心。恩格斯的這些論著充滿了實證論和進化論的論題（特別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參看達爾文主義；實證主義條目），他主張以下兩點：一是跟機械的、“形而上學”的唯物主義相對立，認為世界是各種過程的綜合，而不是固定的和靜止的事物；二是跟簡化的唯物主義相對立，認為精神的形式和社會的形式都是不可簡化的，而是從事物中出現的（事實上作為它的最高產物）。後來，列寧發表的那部有影響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其直接靶子則是針對當時已經在他的布爾什維克同志（如波格丹諾夫）中散布的馬赫的實證主義概念。
　　恩格斯和列寧都使用許多有關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不同概念（這些概念是作為互相排斥和完全徹底的範疇來處理的），而且經常談到有關唯物主義的本體論和認識論的定義，仿佛二者可以截然相等似的。然而，僅僅是事物不依存於人的思想這一點，並不能從原因上導致它在存在中居於第一位；因為這一點也是可以跟柏拉圖、阿奎那、黑格爾的客觀唯心主義並行不悖的。當然，也有可能認為在上述的（1）和（2）之間存在著內在的聯系，也就是說：如果思想源自於事物的話，那麽達爾文主義對認識的可能性的解釋是講得通的；反過來說，一種完整的和嚴謹的實在論也會產生這樣一種關於人的概念，即把人看作是棲身於一個過分延伸的自然之中的一種自然原因的承擔者，但是，不論恩格斯還是列寧都沒有令人滿意地說明這種聯系。恩格斯所主要強調的無疑是本體論方面，而列寧則在認識論方面。我們也許可以用下面這兩段話來表達這種見解：

　　自然界先於並且在原因上不依賴於任何形式的思想和意識而存在，而不是相反。（恩格斯）
　　可知的世界不依賴於任何（有限的和無限的）思想而存在，而不是相反。（列寧）

　　恩格斯的唯物主義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強調對懷疑論從實踐上進行駁斥。沿著一條其中包括約翰遜博士、休謨、黑格爾等人所偏愛的思想線索追索下去，恩格斯斷言：從斷然拒絕相信關於一種獨立的現實（它在這樣或那樣的描述下已成為可知的）的某種觀念這個意義上說，懷疑論是站不住的，是不嚴肅的。雖然它在理論上能夠自圓其說，但卻不斷被實踐特別是“實驗和工業”證明是虛假的或矛盾的（這包括，恩格斯滿可以補充說——正如後來葛蘭西在他的關於理論上隱含的意識的觀念中所表明——，懷疑論者本人的言論實踐）。“既然我們自己能夠制造出某一自然過程，……從而證明我們對這一過程的理解是正確的，那末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結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21頁）。然而，在恩格斯那里，存在著哲學上的實證主義概念和科學上的形而上學之間的一種普遍的緊張關系；而在列寧那里，則明確地承認哲學對於歷史唯物主義和一般科學來說，具有一種相對自主的、洛克式的或充當下手的作用。這就隨之產生了以下各點：（Ⅰ）明確地區分了作為哲學範疇和作為科學概念的實物；（Ⅱ）在他的關於黨性的學說中強調了哲學幹預的實踐性和利益性；（Ⅲ）通過區分“相對的”和“絕對的”真理來試圖把科學變革跟進步思想協調起來，並且以一種規範的方式來分別對抗教條主義和懷疑論。
　　把自然辯證法跟一種反映論的認識論結合在一起，這就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傳統的標志。而這兩者卻都被盧卡奇在《歷史和階級意識》這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論著中所否定，他還認為兩者是不可調和的。葛蘭西甚至走得更遠，他在結合一種普遍的內在主觀性來重新給對象性下定義時，認為它在歷史上象漸近線那樣地臨近，但只有在共產主義制度下才能最終實現，他宣稱：“人們忘記了對於這種情況（指歷史唯物主義），應當把重音放在第一個詞‘歷史’上，而不是放在第二個詞上，因為它具有形而上學的來源。實踐的哲學是絕對的‘歷史主義’，是思想的絕對世俗化和塵世化，是絕對的歷史人本主義”（見“參考書目” ②，第465頁）。總的來說，西方馬克思主義對辯證法的動機抱有好感。而對唯物主義則懷有敵意。例如，薩特就認為：“從來沒有任何一種唯物主義能夠（對自由）作出解釋”（見“參考書目” ④，第237頁），這種說法確切地反映了人本主義——歷史主義的立場。另一方面，西方馬克思主義也宣揚它自己的唯物主義，這是一種純屬認識論的唯物主義，如阿爾都塞、德拉·沃爾佩和科萊蒂所宣揚的；同時，如果是涉及本體論的題目的話，例如蒂姆帕納羅對自然特別是生物學的“基礎結構”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所作的重要的再強調，那麽他們的探討則往往被本體論中的一種非反映性的經驗主義所損害。

傑瑞米柯賓

在對唯物主義進行的任何探討中，都潛在著關於物質的定義這一難題。從馬克思的實踐的唯物主義來看，它局限於社會領域（當然也包括自然科學），在那里，“物質”是從“社會實踐”的意義上來理解的，因此沒有引起特別的困難。但是從恩格斯起，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具有更多的全球性的要求，於是困難也就出現了：如果把物質的東西僅僅看作是一種持久地占據著空間、並且能夠從感覺上辯認和再辯的東西，那末許多科學知識的對象，盡管它們從屬性上說是依賴於物質的事物的，但卻顯然成為非物質的了。很清楚，如果人們把科學的本體論和哲學的本體論兩者加以區分的話，那麽諸如此類的考慮——正如列寧所認識到的那樣——就無須否定哲學的唯物主義。不過，這種唯物主義的內容又是什麽呢？某些唯物主義者讚成這樣一種想法，即世界是可以通過科學來徹底地認識的。但這又有什麽根據呢？這樣一種認識上的凱旋主義，看起來倒像是一種人類中心論的構想，從而也是一種唯心主義的想法。另一方面，一種比較淡薄的設想是，任何可以認識的東西必須通過科學來認識，這如果不是贅言的話，也只不過是在特殊的領域中把唯物主義的真理搬到自然主義的可行性上。
　　由於諸如此類的理由，人們可能更傾向於把唯物主義看作是采取一種立場，一種實踐的方針，而不是一套半描述性的命題，並且更為具體地把它看作：①一系列的否定，這大體上是傳統哲學的主張，例如在有關上帝的存在、靈魂、形式、理想、義務、絕對等等，或者是關於科學的不可能性（或下等的地位）和塵世的歡樂等等；②這些否定的不可缺少的依據，對它們進行科學解釋的義務，即說明它們是虛假的或不合適的意識或思想意識的類型。然而，這樣一種方針既事先要求對科學等方面進行某種實證主義的解釋，又在必須合乎規範地論證自身這種要求面前基本上處於易受攻擊的狀態。事實上，論證唯物主義是一種科學的和科學性的解釋，可能要比論證唯物主義自身來得容易；也許只有對唯物主義進行這樣一種特殊的闡明和捍衛，才符合馬克思對那種被想像為現實的抽象思維所進行的批判的精神（見《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第二條）。
　　盧卡奇以後的馬克思主義，從特點上說，是把馬克思的前提用來對抗恩格斯的結論。然而，從當代現實主義的科學改造的觀點來看，在上述兩者經過提煉的形式之間並不存在矛盾。因為作為對自然進行實際調查的一種科學概念，需要一種非人類中心的本體論，後者具有各種獨立存在和超事實效應的真實結構、機制、關系和領域。此外，這種超驗的現實主義甚至能夠從精神上而不是從文字上維護恩格斯關於“兩大陣營的命題”，理由是：①它既反對主觀唯心主義的經驗實在論；又反對客觀唯心主義的概念實在論；②精確地指出它們的共同錯誤在於把存在歸結為人的屬性——經驗或理性——這兩種“認識上的謬論”；③揭示了它們在體系上的互相依賴。在認識論上，客觀唯心主義需要以主觀唯心主義的物化事實為前提；在本體論上，主觀唯心主義則需要以客觀唯心主義的被設想為現實的觀念為前提；因此，在分別檢驗它們的精巧的結構的時候，它們看起來可能都會有表里不一的兩面：經驗上的肯定和概念上的真理。歷史的調查還給恩格斯的如下觀點提供某些根據：從圍繞著科學認識的變革的鬥爭的角度來看，更廣泛地說，從圍繞社會生活變革的鬥爭的角度來看，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是作為辯證的對立面而聯系在一起的。最後，還應當提到，對唯物主義所作的超驗的現實主義的闡明，是跟作為一種新興力量出現的自然主義方針相一致的。
　　最後這種考慮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從馬克思和恩格斯起，馬克思主義已經在進行兩方面的論戰：既反對唯心主義，又反對庸俗的、簡化的或“非辯證的”唯物主義，也就是馬克思所指的直觀的唯物主義和恩格斯所指的機械唯物主義。而為了對唯心主義所特地讚賞的某些主觀事物進行一種令人滿意的“唯物主義的”闡明或批判的這種打算，便往往導致人們在實踐中作出一種典型的“唯物主義的”反應，也就是力求防止簡化論（例如，把哲學歸結為科學，把社會或思想歸結為自然，把普遍性歸結為特殊性，把理論歸結為經驗，以及把人的代表力量或意識歸結為社會結構等），同時避免回到會使唯心主義十分滿意的二元論上。這樣一來，通常又有必要在兩條戰線上進行觀點上的交鋒：既要反對各種各樣的“客觀主義”，例如形而上學、唯科學主義、教條主義、宿命論以及物化；又要反對跟它們在形式上是對立的而實際卻是相輔相成的各式各樣的“主觀主義”，諸如實證論、不可知論、懷疑論、個人主義以及唯意志論等等。如果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是要在上述這些在歷史上形成的兩個方面尋找一條中間途徑，或是單純按照黑格爾的方法對它們進行綜合，那就錯了；我們倒不如說，它在對這些舊的對抗性共生體所共有的疑難——包括它們的錯誤和偏見——進行改造的同時，卻從一個新的據點上突出了批判的內容。
　　我們在一開頭就說明，從（1）—（3）中，沒有一項能夠產生歷史唯物主義。它是人們會從一種哲學觀點和一種經驗性的科學之間的關系中看到的東西。另一方面，歷史唯物主義根源於本體論的唯物主義，即要求以一種科學的、現實的本體論和認識論為前提，同時包含在實踐的唯物主義的實質性的制定之中。在這里，我們只能對前一個論點作進一步的評價。無論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慣於借助接近生物學的考慮來捍衛歷史唯物主義，他們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第1卷第1章中說道：“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因此第一個需要確定的具體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受肉體組織制約的他們對自然界的關系。……人們自己開始生產他們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時候（這一步是由他們的肉體組織所決定的），他們就開始把自己和動物區別開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4—25頁）。總之，馬克思主義者所主要考慮的只不過是自然和社會關系的一個方面，即技術方面，從而描繪了人類支配自然的方式，但實際上卻忽略了——可以這樣說，——自然反過來支配人類的方式（這在生態學、社會生物學等學科中都作了推測研究）。




參考書目

① 羅依·巴斯卡爾：《辯證法、唯物主義和人的解放》，1983年英文版。
② 安·葛蘭西：《獄中劄記選》（1929—1935），1971年英文版。
③ 列寧：《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1908），1962年英文版。
④ J.P.薩特：《唯物主義和革命》，載《文學和哲學論文集》，1962年英文版。
⑤ A.施密特：《馬克思的自然觀》（1962），1971年英文版。
⑥ S.蒂姆帕納羅：《論唯物主義》，1976年英文版。
⑦ G.韋特：《辯證唯物主義》（1952），1958年英文版。
⑧ R.威廉斯：《唯物主義和文化中的問題》，1980年英文版。


物質

　　參看唯物主義條目。


生產資料

　　參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條目。


機械唯物主義

　　參看唯物主義條目。


中介

　　辯證法的一個中心範疇。從字義上講，它指的是通過某種中間手段來確立各種聯系。中介本身突出地反映在認識論（參看認識論條目）和一般邏輯學上，它一方面涉及直接的或間接的認識的問題，另一方面則涉及推理或間接推理的問題。因此，認識的不同形式和多樣性可以根據一定的規則和形式上的程序來加以確定，然而對它們的解釋和論證則必須通過對存在的研究，而不是在它們本身的分類和規定效驗這種框架中進行某種循環的引證。這就是為什麽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中，中介要求有一種質的差別的意義；這種辯證法拒絕授予任何傳統的哲學派系以自主權，而且把它們的問題（其中也包括從過去的認識論和邏輯學承襲下來的，在特殊的意義上——例如“中間”或“手段”——還是從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承襲下來的“中介”問題）看作是對社會存在（包含其客觀決定因素、內部聯系以及覆雜中介構成的總體）進行不適當的研究的不可分割部分。
　　在最早提出中介的概念的人當中，亞里士多德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對道德所下的定義是“一種手段，因為它的目的旨在一種中間的東西”，同時他還堅持認為他的這一關鍵術語具有社會—人文的特征：“在對象的中間，我指的是來自每一極端的等距離的東西；它是一個東西，而且對所有的人都是一樣的；跟我們相對的中間，我指的是不太多也不太少的東西，而這不是一個東西，也不是對所有的人都是一樣的”（見“參考書目” ①，第37—38頁）。在認識論中，問題表現為在進行認識的主體和他的認識所及的世界之間的中介的必要性，也就是有必要“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6頁）。由此可見，在表明什麽東西可以被認識以及通過什麽方式和方法來保證其成功地實現方面，人的“實踐”概念這一作為意識和對象之間的真正媒介，具有越益重要的意義。所以，遠在歌德能夠說出“實驗是主體和客體之間的中介”之前（在一篇以這一論斷為標題的文章里），維科就曾這樣說道：“奇怪的是，哲學家們竟竭盡全力去研究自然，而自然由於是上帝創造的，只有上帝了解它；可是他們同時卻忽略了對各民族世界即文明世界的研究，而這種世界由於是人創造的，人卻是能夠了解它的”（見“參考書目” ④，第53頁）。
　　跟這種積累在黑格爾辯證法中的哲學傳統進行聯系時，馬克思否定了“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的片面的權宜性和它的狹隘的實踐概念，即“只是從它的卑污的猶太人活動的表現形式去理解和確定”（《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6頁）。在批判黑格爾在《法哲學》中對中介概念的運用時，馬克思指出他是通過一些虛構的“極端”來表現一種互相妥協的社會，這些極端“忽而起著極端作用、忽而起著居間者的作用”，因此，“每個極端忽而是對立面的獅子，忽而是中介的史納格”，盡管事實上“真正的極端之所以不能被中介所調和，就因為它們是真正的極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4頁）。不過，他也承認黑格爾的開創性的成就，即抓住“勞動的本質，把對象性的人、現實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為他自己的勞動的結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頁）。根據同樣的精神，馬克思指出勞動（或“工業”）是人和自然之間的中介，從而鑒別出在“自我中介的自然存在物”的生產活動中人類自我構成的主要條件。然而，對於黑格爾來說，外化的活動中介跟“異化”是同義語；而馬克思則突出了具有歷史特點的、可以超越的第二層次的中介——貨幣、交換和私有制（它們附著在生產活動之上），指出它們應對生產的自我中介的異化轉變負責（參看異化條目）。同樣地，“商品拜物教的秘密”（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1章第4節）則通過這樣的事實得到解釋，即使用價值的生產，不得不根據一整套起決定作用的社會關系的要求，被交換價值的生產所中介並從屬於後者（參看商品拜物教條目）。
　　列寧特別強調中介的動態轉化功能，他指出：“一切Vermittelt=都是經過中介連成一體，通過過渡而聯系的。”“不僅是對立面的統一，而且是每個規定、質、特征、方面、特性向每個他者（向自己對立面？）”的過渡（《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85、191頁）。他也同樣注意強調指出在黑格爾的推理中所強調的邏輯的格的實踐基礎。
　　對黑格爾說來，行動、實踐是邏輯的“推理”，邏輯的格。這是對的！當然，這並不是說邏輯的格把人的實踐當做它自己的異在（=絕對唯心主義），相反地，人的實踐經過千百次的重覆，它在人的意識中以邏輯的格固定下來。這些格正是（而且只是）由於千百次的重覆才有著先入之見的鞏固性和公理的性質。
　　第一個前提：善的目的（主觀的目的）對現實（‘外部現實’）的關系。
　　第二個前提。外部的手段（工具），（客觀的東西）。
　　第三個前提就是結論：“主體和客體的一致，對主觀觀念的檢驗，客觀真理的標準。”（《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186頁）。
　　在這里，如同在馬克思主義的其他著作中一樣，理論和實踐的統一是通過從中介角度集中強調實踐活動及其必要的工具性（參看實踐條目）來加以闡明的。中介的其他重要方面還涉及否定以及“具體中介”同“具體總體”之間的覆雜關系。




參考書目

① 亞里士多德：《尼可馬基倫理學》，1954年英文版。
② 列寧：《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1914—1916），1961年英文版。中譯文見《列寧全集》第38卷第81—257頁。
③ 喬治·盧卡奇：《赫斯·莫澤斯和唯心主義辯證法問題》，載《政治論文集》（1919—1929），1972年英文版。
④ 卓安巴蒂斯塔·維科：《新科學》（1744），1938年英文版。


梅林，弗蘭茨

　　1846年2月27日生於波美拉尼亞的施拉維，1919年1月28日在柏林逝世。
　　梅林早年是一位著名的自由派新聞記者，對俾斯麥的帝國政策進行抨擊，但是從1890年起便成為一個社會主義者，當時他作為《萊比錫人民報》的編輯跟社會民主黨（SPD）的左翼發生聯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激烈地譴責社會民主黨跟政府合作的政策，跟羅薩·盧森堡一道籌建斯巴達克團，並在這個基礎上於1917年成立獨立社會民主黨，成為該黨的領導成員。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在1919年1月遇害的消息，加速了他的去世。梅林對馬克思主義的主要貢獻是在歷史和文學方面。他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史》（1897—1898），廣泛地考察了19世紀德國的社會、政治和思想的發展。他的《馬克思傳》是第一部全面介紹馬克思生平的傳記，在該書的引人注目的內容中，包括為拉薩爾和巴枯寧進行客觀辯護，不同意馬克思對他們的某些批評。他的最傑出的著作《萊辛傳奇》（1893），有助於建立起在文學和思想史方面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同時他還在有關當代文學的論文中繼續從事這項研究。在他的有關歷史唯物主義的一般論述中（例如《萊辛傳奇》的附錄），他傾向於采用一種比較粗糙的“簡化論”的方法，這招致恩格斯的含蓄的批評（見1893年7月14日恩格斯致梅林的信）。恩格斯指出了“被忽略的一點”，也就是承認馬克思和他（恩格斯）曾把重點放在從作為政治基礎的經濟事實中探索出來的思想觀念，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這些觀念是由什麽樣的方式和方法產生的。這就給了敵人以稱心的理由來進行曲解和歪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500—501頁）。




參考書目

① 弗蘭茨·梅林：《萊辛傳奇》（1893），1938年德文版。
② 同上作者：《德國社會民主黨史》，1897—1898年德文版。
③ 同上作者：《卡爾·馬克思傳》（1918），1936年英文版。

傑瑞米柯賓

孟什維克派

　　這是從1903年到1912年期間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出現的一種派別，從1912年起則成為一個獨立的政黨。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在列寧的支持者和馬爾托夫、阿克雪里羅得的支持者之間發生了分裂，前者主張把“個人參加一個黨組織”作為黨員的一個條件，而後者則主張實行一種比較松散的辦法。前者所堅持的是建立一個比較有紀律和集中的黨，他們在黨的領導機構的選舉中取得多數，因而以布爾什維克派（多數派）聞名，而後者則被稱為孟什維克派（少數派），他們主張建立一個比較廣泛的政黨。在1905年俄國革命的推動下，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參看布爾什維主義條目）之間的分歧進一步發展了，這些分歧涉及階級領導權的性質、同盟者以及這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目標等問題。布爾什維克派主張這場革命應當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主要聯合農民來進行；而大多數的孟什維克派則認為這場革命應當由資產階級來領導，並主張跟自由派結成聯盟。孟什維克派還不同意布爾什維克派關於工人階級參加通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建立起來的臨時政府的想法，斷言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是工人政黨應當起“極端的革命反對派”的作用。在以後的一段歷史時期，他們所設想的是一種以西歐模式為基礎的圖式，即工人階級的組織和覺悟會隨著生產力和民主制度的發展而逐漸發展，從而為最終進入社會主義創建客觀的和主觀的基礎。
　　1905年革命期間，孟什維克派曾在蘇維埃起過重要的作用，革命失敗後，他們當中許多人脫離了俄國的地下黨組織，並集中精力從事建立合法的前沿組織。這導致列寧從1908年起譴責孟什維克派對非法黨所采取的“取消主義”；1912年，布爾什維克派決定自己組織一個獨立的政黨。然而，在馬爾托夫和他的朋友們的努力之下，在俄國卻建立起一個孟什維克派的非法組織的網絡，稱為“創議集團”。在1914年，大多數孟什維克派采取一種國際主義的立場，譴責戰爭是帝國主義的戰爭，但該黨的右翼則支持“保衛祖國”和協約國反對德國的戰爭。然而，在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後，在蘇維埃中居領導地位的大多數孟什維克派，卻在“革命護國主義”的口號下起來支持戰爭。在這方面，他們遭到了黨的左翼，即由馬爾托夫領導的孟什維克國際主義者的反對；馬爾托夫還強烈譴責黨在1917年5月作出的決議，這個決議要使該黨在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聯合內閣中充當小夥伴的角色。從1917年6月到11月，孟什維克這個四分五裂的政黨，無論在蘇維埃還是在全國範圍內，都很快地在布爾什維克派面前節節敗退。在11月舉行的立憲會議選舉中，他們只得到3%的票數，而布爾什維克派卻贏得24%的票數。
　　孟什維克派一致譴責1917年十月革命是布爾什維克的政變。而在一年以後，該黨以馬爾托夫為首的多數派修正了他們對蘇維埃政府的態度，並在內戰中給予它以關鍵性的支持。這一立場受到孟什維克右翼少數派的譴責，他們當中一些人甚至參加了帝國主義所支持的反蘇維埃的政府。
　　盡管經常有被取締之虞，孟什維克派仍繼續作為一個合法的反對派存在，直到1921年喀瑯施塔得叛亂（他們歡迎這個叛亂，但沒有參與組織它），這次叛亂實際上導致一切非布爾什維克黨派的取締。一些主要的孟什維克黨人被允許僑居西方國家，他們在那里發行了一份孟什維克派的報紙——《社會主義信使報》，直到1965年（參看列寧主義，馬爾托夫，普列漢諾夫條目）。




參考書目

① 阿伯拉罕·阿舍爾編：《巴維爾·阿克雪里羅得和孟什維主義的發展》，1976年英文版。
② 愛得華·卡爾：《布爾什維克革命（1917—1923）》（1950），1966年英文版。
③ 艾薩克·多伊切：《孟什維克派》，載《歷史的諷刺》（1964），1966年英文版。
④ 伊斯列爾·蓋茨勒：《馬爾托夫——一個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的政治傳記》，1967年英文版。
⑤ 同上作者：《孟什維克派》，1976年英文版。
⑥ 列奧波特·海姆遜：《孟什維克——從1917年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1974），1976年英文版。
⑦ 大衛·萊恩：《俄國共產主義的根源》（1969），1975年英文版。
⑧ 尤·奧·馬爾托夫和費·伊·唐恩合著：《俄國社會民主黨史》，1962年德文版。
⑨ 尤·奧·馬爾托夫：《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例行代表大會》（1904），1978年英文版。
⑩ 維多里奧·斯特拉達：《布爾什維克派和孟什維克派1905年俄國革命問題上的爭論》，載E.J.霍布斯鮑姆等編《馬克思主義史》第2卷。


商業資本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點是由特殊的社會生產關系決定的，即自由的工資勞動者（勞動力可以買賣）和生產資料的商品形式的存在。這就是說，資本主義不僅牽涉到貨幣交換，而且還包括資本對生產過程的統治。資本的生命周期包括三個連續的循環階段：M-C…P…C＇—M＇。第一個階段是貨幣資本轉變為生產資本（M—C，即以貨幣交換勞動力和生產資料），並由財政資本加以中介。第二個階段（生產領域）是生產資料在生產中的物質轉變，從而出現一系列新的商品（C…P…C＇）；這個階段是由工業資本來控制的。最後，第三個階段是商品或商品資本轉化為貨幣資本，也就是把商品銷售出去；這個階段就是商業資本的作用。
　　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可能出現在原始積累的過程（即自由工資勞動力的產生）之前，不過當時產品確實已經進入了貨幣交換。在這一點上，人們的看法有些混亂，特別是在有關依附理論的論著中（見“參看書目” ③、⑤）；而馬克思主義的作者們則普遍認為資本主義時代是跟資本對生產過程的控制相一致的（見“參看書目” ①）。在資本主義時代以前的社會里，商業也曾在存在某種形式的資本的地方得到發展，然而當時並不存在作為資本的發展基礎的基本社會關系。商業資本可以用M—C—M這一循環來說明，在這一循環中，生產過程是不包括在內的，資本是純粹處在流通領域或商品買賣領域之中。
　　關於商業資本的社會形態的轉變中所起的作用，是有若幹爭論的。有些人（特別是恩格斯）認為，商業資本是資本主義藉以取代封建主義的手段。然而，馬克思則明確地認為商業資本“就它本身來說，還不足以促成和說明一個生產方式到另一個生產方式的過渡”，“這個方法到處都成了真正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障礙”，他還斷言商業資本不僅沒有引起舊生產方式的變革，反而“不如說保存了這種生產方式，把它當作自己的前提予以維持”（《資本論》第3卷，第366、374頁）。根據這些論斷，有些作者認為：目前一些落後國家的不發達的狀況，乃是歐洲殖民主義時期（1500—1850）商業資本對這些國家的不良影響的反映。特別還有人認為：商業資本跟當地的前資本主義統治階級的最反動的分子實行勾結，從而增強了他們的實力，阻礙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產生（見“參考書目”④、②）。這種論斷是跟關於帝國主義的本質的爭論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的。
　　通常我們可以遇到商業資本主義這個術語，但這樣一個術語的含義是不確切的。我們在上面提到，商業資本從定義上說是跟生產領域相脫離的，而每一種生產方式都是由生產從中進行組織的社會關系決定的。因此，商業資本不能夠決定社會的基本性質，它是附加在社會之上，而這些社會的基本性質並不受它決定。商業資本主義並不是一種確定的社會和經濟制度，它倒不如說是操縱產品對貨幣的交換的一種機制。




參考書目

① R.布倫納：《資本主義發展的起源——對新斯密派馬克思主義的批判》，1977年英文版。
② 伊麗莎白·多爾和約翰·威克斯合著：《國際交換與落後的原因》，1979年英文版。
③ A.G.弗蘭克：《資本主義和拉丁美洲的不發達》，1969年英文版。
④ G.凱：《發達與不發達——馬克思主義的分析》，1975年英文版。
⑤ I.華勒斯坦：《資本主義世界體系》，1979年英文版。


中等階級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的情況下使用“中等階級”這個術語，但它們的含義並不總是首尾一貫的。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序言中寫道：“Mittelklasse〔中等階級〕這個詞我經常用來表示英文中的middle-class（或通常所說的middle classes），它同法文中的bourgeoisie（資產階級）一樣是表示有產階級，即和所謂的貴族有所區別的有產階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80頁）。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書中，他在描述資產階級在封建制度內部的發展時，也重覆了這種用法。然而，馬克思則把這個術語更多地用在“小資產階級”這個意義上，來表明處於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階級或階層。在《剩余價值學說》中，他曾兩次公開提到中等階級的規模的不斷擴大乃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參看階級條目）。但無論馬克思還是恩格斯都沒有對中等階級的不同成分進行系統的區分，特別是沒有對“老的中等階級”和“新的中等階級”進行區分。前者包括小生產者、手工業工人、從事自由職業的人們、小農場主和農民；後者則包括職員、管理人員、技術人員、教師、政府官員等。
　　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則注意到中等階級的兩個主要方面。第一個方面是，他們根據不同的情況分析了中等階級的政治態度，特別是它跟法西斯主義的關系。馬克思和恩格斯通常把小資產階級作為社會中的一種保守成分來看待，或者看作是跟工人貴族一道形成工人運動中的一種改良主義的成分（參看1850年的《新萊茵報評論》）；而在20世紀20和30年代，馬克思主義者則把它看作是法西斯主義運動的主要社會基礎。但是，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里，也還出現了人所周知的“中等階級激進主義”的現象，因此，在對中等階級的政治態度進行分析時，如果不對組成該階級的各種各樣的集團進行區分的話，那是不可能走得很遠的。這些集團包括：店主，小生產者，高收入的專業人員和管理人員（這個集團正並入資產階級），低薪資的專業人員、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以及職員等等。甚至把這些五花八門的集團進行區分以後，仍然難以在例如對“上層”和“下層”中等階級之間進行一種令人滿意的分類，而這種分類也許能夠充分地解釋不同的政治傾向。事實上，後者看來受到各種文化因素和特殊的政治條件的強烈的影響。
　　第二個方面是中等階級的人數的增長，這個方面甚至受到了人們更大的注意。伯恩施坦在1889年就提出了“中等階級沒有消失”這個事實，作為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修正的主要依據之一（他並非毫無道理地斷言，關於階級兩極分化的正統觀點，所要求的正是中等階級的消失）。後來，倫納則又作出關於“服務階級”人數的大量增長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結構的論斷（見“參考書目” ⑤）。新近試圖對中等階級下定義並劃清該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界線的人，是普蘭查斯（見“參考書目” ④），他在這方面使用了兩條標準：一是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的區分（他對生產性工人所下的定義是那些生產剩余價值和直接從事物質生產的工人）；二是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區分。使用這樣兩條標準所帶來的結果，——正如萊特所指出，——是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階級變得很小，中等階級變得很大（見“參考書目” ⑤）。這就給工人階級運動的前途提出了一個問題，而普蘭查斯並沒有去正視這個問題。
　　另一些馬克思主義者（例如布拉維爾曼）則在他們的分析中采取了截然對立的方針，他們或是認為中等階級由於辦公室工作的機械化和“喪失技能”而呈無產階級化（見“參考書目” ②），或是認為在公共服務部門和私營企業中工作的技術人員、工程師和專業技術工人已經成為一個“新的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該階級在本世紀60年代後期（特別是在法國）的社會運動中已經顯示出它的激進的力量（見馬勒：《新工人階級》，1975年英文版）。中等階級無產階級化的論點，是跟工人階級資產階級化的論點截然相對的。提出後一種論點的主要是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家，但也還可以從某些馬克思主義者的論著中（如馬爾庫塞的《單向度的人》）找到某種變相的提法。對於這兩種對立的觀點，最後只能根據政治態度和組織的發展情況來作出判斷。問題在於工人階級政黨事實上能否吸引無論在“喪失技能”意義上的還是在對待大公司和國家的態度上形成一個新工人階級的意義上已呈無產階級化的那部分中等階級，或是說“中派”的政黨能夠發展成為代表中等階級的特殊利益的實體。目前，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必須涉及當前資本主義社會的這兩種現實的傾向，一方面要注意到中等階級還缺乏同一性以及在該階級所特有的、歷史上形成的具有強烈表現的政治觀點的動搖性，另一方面則要注意到它的社會地位的某些明確的特點——它的市場地位和從它的社會地位考慮出發所起的影響作用，這是麥克斯·維貝爾在反對馬克思的階級學說時所特別加以強調的（參看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家條目）。




參考書目

① 尼古拉斯·阿伯克朗比和約翰·尤里合著：《資本、勞動和中等階級》，1983年英文版。
② 哈利·布拉維爾曼：《勞動和壟斷資本》，1974年英文版。
③ 馬丁·尼古勞斯：《馬克思著作中的無產階級和中等階級》，1967年英文版。
④ 尼古斯·普蘭查斯：《當代資本主義的階級》，1975年英文版。
⑤ 卡爾·倫納：《服務階級》（1953），1978年英文版。
⑥ P.沃克編：《資本與勞動之間》，1980年英文版。
⑦ 艾里克·奧林·萊特：《階級、危機和國家》，1978年英文版。

傑瑞米柯賓

生產方式

　　馬克思並沒有從任何單純的、一貫的意義上使用過這一術語。不過，這個術語從馬克思使用以後起，卻被制定為一種對歷史進行系統的說明的核心要素，即認為歷史是由不同的生產方式組成的一個連續的過程（參看歷史唯物主義；發展階段條目）。在這種說明中，各個歷史時代（或是這些時代的理論特征）被看作是由一種占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而一種生產方式被另一種生產方式所代替則是由革命決定的。這種說明在第二國際時期的“經濟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中是很普遍的，（參看經濟主義；幾個國際條目）並且在斯大林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一書中被重新提出，作為對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的正確的理解。這樣一來，它就成為辯證唯物主義的基礎（參看辯證唯物主義條目），成為共產國際對馬克思主義的官方解釋。至於馬克思本人的觀點，其權威出處則見於著名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2—83頁）。
　　根據這種觀點，辯證法便包含兩種因素的平行發展。生產力在一定的生產關系的基礎上發展，只是在“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當生產關系“變成生產力的桎梏”時，它們的內在矛盾才表現出來（詳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條目）。這種觀點導致對革命過程的一種決定論的看法：當生產力超過生產關系時，革命就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然而，革命在落後的俄國的成功和在先進的德國的失敗，除了說明其他的問題以外，還說明了意識在革命過程中的作用，同時也表明那種決定論的說法是有些毛病的。生產方式並不像馬克思所提示的那樣，通過直接的、自動的方式來制約上層建築，因此，生產方式的崩潰看起來也不像是一種可以一刀切的東西。在這方面有種種的情況，在這些情況下，上層建築制約了在基礎中所發生的事情，也就是思想的和政治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經濟的因素，從而促成或阻礙生產方式的轉變（參看基礎和上層建築；決定論條目）。
　　阿爾都塞（特別是他在他和埃蒂耶納·巴里巴爾合著的《閱讀〈資本論〉》一書中）試圖在仍然把生產方式作為中心概念的前提下來解決這個問題。阿爾都塞不同意基礎制約著上層建築這種觀念，並以下面這種看法來取代它：他把經濟、政治和思想意識這些層次看作是構成特殊的實踐的層次，而所有的層次結合在一起則構成一個結構的總體，一種社會形態。這樣，決定論的觀念便被結構主義的因果關系所取代（參看結構主義條目）。在這里，生產方式仍然是一個關鍵性的概念，因為它是經濟的層次，它制約著其他各種不同的層次，所以它便在有著內在聯系的結構總體內占著“主導”地位。經濟規定了種種限度，在這種限度內其他各種層次只具有“相對的自主性”，這是由於經濟給這些非經濟的層次規定了為生產方式再生產所必要的職能。
　　根據阿爾都塞和巴里巴爾的規定，生產方式是由兩套關系或“聯系”構成的：“對自然的真正的利用的聯系”和“對產品的占有的關系”（見“參考書目” ①，詞匯表）。這兩套關系據說是跟馬克思通過“兩個不可分離的要素”來對整個生產進行說明相一致的。“ 這兩個不可分離的要素是：勞動過程……和決定這一勞動過程的社會生產關系”（同上）。但這種說法的麻煩之處，正如批評者所指出的（見“參考書目” ③），在於它立即把不可分離的東西給分離開來了。因為勞動過程本身被看作是某種歷史的東西，而社會關系則被集中在產品的占有的範圍內，也就是僅僅被集中在財產和分配的關系的範圍內。阿爾都塞通過先驗地賦予一些界限和範疇以特性（而我們則必須在這種界限和範疇內尋找社會的特性）來使它們實體化。從而得以使生產本身實體化。然而，馬克思對資產階級思想所進行的基本批判則是，這種思想把資本主義的社會關系——最重要的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說成是持久不變的。
　　由此可見，盡管阿爾都塞跟原先的粗糙的經濟決定論的形式實行決裂，否定了它的簡化論，但是他對經濟基礎的理解基本上跟生產方式的概念沒有多大區別。在他所假設的那種新關系中，非經濟層次的相對自主性決定於這些層次對生產方式的再生產的必要性，這就造成了對生產條件的闡明和對這些條件得以再生產的條件的闡明之間的脫節。這種情況被人們批評為缺少馬克思的著作中有關過程和辯證法的基本思想（見“參考書目” ⑥）。另一種同樣旨在否定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的經濟決定論的研究方法，是通過重新制定和擴大這些國際的有關生產方式的概念來確立的，這種替代方法主要是由於對馬克思本人有關勞動過程的著作發生興趣而產生的，這一情況受到了當時一份鮮為人知的手稿的英文本（1976年發表）的推動。這份題為“生產的直接過程的結果”的手稿，原是打算作為《資本論》第1卷第6章而寫的。馬克思本人在這一章以外對於生產方式這一術語的用法，結合阿爾都塞的兩分法來看，肯定具有模棱兩可的含意。在一些場合下，這一術語用來確定經濟過程的類型，基本上是生產中的人和支配剩余產品之間的關系（例如，在上面引用的序言中所說的）。在另一些場合下，它的含意看起來則要狹隘得多，例如在第1卷的“機器和大工業”這一章中，把單個工業部門的機械化，如現代印刷機、現代蒸氣織機和現代梳棉機這樣的機器的采用，都說成是在各自部門中“生產方式的變革”。而在上述的手稿中，在意義上的銜接則比較清楚。由於對勞動是在形式上還是在實際上包含在資本之下作了區分，馬克思也就區分了資本主義剝削形式所藉以進行的形式上的條件（“辯證唯物主義”和阿爾都塞的定義）和這些形式所導致的並藉以進行自身再生產的現實的生產條件。因此，盡管前者可以從形式上確定生產方式，但是它的再生產只能在後者進行；其結果是，生產方式作為一種基礎來對社會的其余部分實行影響的途徑，決定於現實的條件，即生產方式能夠進行再生產的條件。阿爾都塞把非經濟的層次歸結為起再生產的作用，從而既重新建立起他所要避免的簡化論，又把生產方式的概念弄得貧乏到只剩下形式的、非歷史主義的軀殼的地步。這正是他的批評家們所指出的（見“參考書目” ②、⑥、③）。
　　所有爭論的各方都樂意接受馬克思下面這段經常被引用的話，作為“生產方式”的可行的定義（不過馬克思在這段話中恰巧沒有使用這一術語）：
　　“從直接生產者身上榨取無酬剩余勞動的獨特經濟形式，決定著統治和從屬的關系，這種關系是直接從生產本身產生的，而又對生產發生決定性的反作用。但是，這種由生產關系本身產生的經濟制度的全部結構，以及它的獨特的政治結構，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經濟形式上的。任何時候，我們總是要在生產條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產者的直接關系——這種關系的任何形式總是自然地同勞動方式和勞動社會生產力的一定的發展階段相適應——當中，……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隱蔽的基礎”（《資本論》第3卷，第891—892頁）。
　　爭論關系到對這段話的精確的解釋。爭論各方都同意最重要的問題是剩余勞動如何產生和它如何被使用，因為正是剩余勞動的生產促使社會的發展和變化。而分歧則在於：究竟在什麽程度上經濟可以被先驗地確定，以及從形式上跟其他的“層次”相區別。還有，決定是否意味著各個分立的實體相互間在起作用，甚至這些實體在結構上是互相聯系於一個總體之中也罷，還是說，它意味著在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中的各種內在關系的內在發展。




參考書目

① L.阿爾都塞和E.巴里巴爾合著：《閱讀〈資本論〉》，1970年英文版。
② J.巴納吉：《唯物史觀中的生產方式》，1977年英文版。
③ S.克拉克：《阿爾都塞的馬克思主義》，載《單向度的馬克思主義》一書，1980年英文版。
④ S.克拉克等著：《單向度的馬克思主義》，1980年英文版。
⑤ L.科萊蒂：《伯恩施坦和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載《從盧梭到列寧》一書，1972年英文版。
⑥ A.格魯斯曼：《一種心領神會的結構主義》，1972年英文版。
⑦ 約·斯大林：《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1938年英文版。


貨幣

　　貨幣是價值的一般等價形態，是商品的價值作為純粹交換價值來出現的形式。價值的貨幣形態，是通過交換來組織的商品生產形式所固有的。在交換中，一定數量的商品，例如20碼麻布，相等於一定數量的另一種商品，例如1件上衣。在這種等價交換中，上衣衡量出麻布的價值，麻布是上衣的相對的價值，而上衣是麻布的等價物。這種簡單的價值關系可以擴大為使20碼麻布相當於一定數量的跟它等價的任何一種其他商品：它可以等於1件上衣，10磅茶葉，40磅咖啡，或2盎司黃金。在這種擴大的價值形態中，每一種商品都起等價物的作用。擴大的價值形態可以轉變為價值的一般等價形態，在這種形態中，一種商品被看作是可以隨時衡量其他任何一種商品的價值的尺度。在上述的例子中，如果把麻布當作一般等價物，那麽它就可以衡量出1件上衣，10磅茶葉，2盎司黃金，以及其他商品的價值。從原則上說，任何一種商品都可以充當一般等價物。新古典學派經濟理論中所說的numéraire（鑄幣），就是一般商品等價物的一個特殊事例。
　　貨幣是一種為社會所接受的一般等價物，一種在社會現實中出現的起一般等價物作用的特殊商品，它排除了其他一切商品在這方面所起的作用。從原則上說，任何一種生產出來的商品都可以當作貨幣使用。馬克思通常把黃金作為貨幣一商品來看待，他認為由於黃金具有耐久、均勻、可分割等自然屬性，使它特別適合於擔當起純粹的交換價值尺度的職能。可見，價值的貨幣形態是潛伏在商品生產形態之中並直接從後者產生的。認為發展完善的交換關系可以不用貨幣而存在的那種“純粹物物交換經濟”的概念，在馬克思的貨幣理論中是找不到容身之處的。任何地方只要出現商品生產的形態，作為價值形態的貨幣就會發展，甚至在許多交易不用貨幣作為買賣媒介的情況下也是如此。根據馬克思的理論，貨幣的最基本的屬性是它作為商品的價值尺度的職能。在起這種作用時，一般等價物並不需要具體出現，因為一種商品的價格可以用黃金來表現，但並不真正地需要用黃金來交換它。一旦一種商品作為社會所接受的一般等價物出現，那麽這種貨幣—商品的一定數量便作為價格標準來使用，並且具有特殊的名稱，如鎊、元、法郎、馬克、比索以及其他等等。國家可以在調節和控制價格標準方面起作用，正如它在調節慣用的度量衡標準方面所起的作用一樣。
　　由於貨幣商品是一種生產出來的商品，它的價值也像其他商品的價值一樣受同樣的規律的制約。如果我們抽象地來看，把所有可能使商品交換的系數跟它們所包含的抽象勞動的系數發生差異的因素排除在外，那麽，包含一個小時的抽象勞動的貨幣商品量，將購買同樣包含一個小時的抽象勞動的其他任何商品量。貨幣商品的價值，如同其他商品的價值一樣，是不斷地隨著生產條件的變化而變化的。因此，雖然國家能夠對價格標準實行調節，也就是調節包含在鎊、元和任何貨幣單位中的含金量，但它卻不能調節貨幣商品（黃金）的價值本身。
　　貨幣商品一旦出現，它便開始起除了作為價值尺度以外的其他各種作用：作為流通的手段，作為價值貯藏的手段，作為支付的手段，以及作為世界貨幣。在作為流通手段時，貨幣起商品交換的媒介的作用。交換的形式是，先是售出商品以換取貨幣，接著再用貨幣購買另一種商品（馬克思把這一過程用C—M—C這一公式來表述）。如果我們從社會的角度來考察這一過程，那麽我們就可以看到，在一定的時間內需要一定數量的貨幣來使一定數量的商品得到流通。這一數量取決於商品的價值和貨幣商品的價值（這兩者一道決定流通的商品量的貨幣價格），同時還取決於貨幣的流通速度，即在這期間每一筆貨幣所能參加的交易的次數。根據馬克思的理論，這些因素決定了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貨幣量。至於這些貨幣是通過什麽機制來供應的，這屬於另一個研究課題。正是這個基本點上，馬克思的貨幣理論跟“貨幣數量論”迥然不同，後者認為商品的價格應當上漲或降落，以便使流通中所需要的貨幣量跟事先確定的現有貨幣量保持平衡。
　　由於貨幣只是短暫地出現在商品流通中，所以貨幣商品便有可能用標記或符號來代替，只要這些標記或符號事實上能夠憑它們的面值來兌換成貨幣商品。因此，一些金屬含量少於它們的面值的小額鑄幣，還有本身的價值是微不足道的銀行券，都可以取代黃金進行流通。一種不同的情況是由國家發行的紙幣，國家對這種紙幣不保證按其面值兌換成黃金。馬克思在分析這種現象時，是從設想黃金繼續跟國家紙幣一道起貨幣的職能的作用出發的。這種國家紙幣將代替黃金進行流通，但是如果國家發行的這種紙幣超過流通的需要量時，那麽這種紙幣在市場交易中將相對於黃金的比價而貶值，直到它的黃金價值恰好足以滿足流通的需求為止。在這種情況下，通過國家紙幣所反映的商品價值，便按這種紙幣發行量的比例而趨於上漲，然而形成這種變化的機制，卻是這種紙幣的價值在市場上相對於黃金的價值而下降。這時商品的黃金價格仍然由生產黃金和其他商品的條件來決定，只不過需要更大數量的國家紙幣來跟黃金的價格持平。然而，這種結果對於“貨幣數量論”來說，則具有不同的依據和機制，這種理論認為商品貨幣價格的一般上升是由於貨幣量的增加而引起的，而不是把它看作是國家紙幣相對於一種持久性的商品貨幣一般等價物的貶值。
　　由於有貨幣作為商品交易的媒介，所以購買和銷售是不一致的。可見，薩伊定律——認為供銷售的商品會跟購買商品的需求相一致，從而供給會在總的數量自行創造需求——是站不住腳的。因為購買是跟銷售相脫離的，所以交易危機（即商品賣不出去，從而不能換取貨幣）是可能發生的，雖然危機的決定因素是潛在於資本主義生產的特殊關系之中（參看經濟危機條目）。
　　貨幣的周轉允許和要求形成貨幣的貯藏，這是為了便於商品的流通，或是為了把積累具體化的社會抽象勞動作為目的本身。這種貯藏的存在，能夠為流通中的貨幣提供必要的機動性，以適應流通的需求，雖然馬克思在他的一般貨幣理論中並沒有對貨幣流入貯藏或從中流出的機制進行論述。在資本主義的危機中，貯藏貨幣的現象反映了資本家不願意把貨幣投入他所面對的陷入崩潰的市場。貨幣貯藏者積累貨幣跟資本家的價值積累是有區別的。貨幣貯藏者積累貨幣的辦法，是使自己投放到市場上的商品的價值大於購回的商品的價值。盡管貨幣貯藏者從流通中收回了貨幣，但他並沒有得到額外的或剩余的價值，因為他所銷售的商品的價值恰好等於他的所持有的貨幣的價值。可見，貯藏是對貨幣價值實行消極的積聚的一種辦法。資本的情況則與此不同，資本是通過一種恒定的流通過程來進行擴大的，即利用貨幣去購買商品來從事生產，並且從銷售生產出來的商品中獲得剩余價值。
　　如果銷售者給購買者提供信用的話，那麽支付商品的方式則有所不同。在這種場合下，貨幣的職能也就是作為償還債務的支付手段。在商品流通中，信用可以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代替貨幣，並且被看作是加速貨幣周轉的辦法。然而，在危機時期，貨幣又重申它作為支付手段的重要性，因為這時候生產者面對著無法在市場上銷售商品以換取貨幣的普遍情況，都爭先恐後地去籌集必要的現錢來償付自己的債務。
　　當同一種商品作為若幹不同的國家的貨幣出現時，這種貨幣商品也就起世界貨幣的作用，它可以用來清算國際貿易的帳目並實行財富在國與國之間的轉移。
　　在馬克思的理論中，貨幣資本是資本家在銷售商品後所貯存的貨幣（這些貨幣還沒有用來購買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從而沒有把這部分價值重新投入生產）。並不是所有貯存的貨幣都是貨幣資本，因為貨幣可以被資本家或工人的家庭用來支付它們的消費，或者被國家用作周期性收支的撥款。這些儲備是潛在的貨幣資本，因為它可以被資本家的公司所動用，即被它們借用來作為資本來投入資本循環。

傑瑞米柯賓

在現代的資本主義經濟中，貨幣制度和一般商品等價物之間的聯系已大大減弱；在正常情況下，信用制度就能起作用，而無須借助於貨幣商品。這時候，貨幣單位的價值並不取決於貨幣商品的生產費用，而是根據在資本循環和積累過程中產生的對價格的壓力而自由變動。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理論的基本結構（即從生產的商品形態中引申出價值的貨幣形態並且試圖了解貨幣制度是如何調節商品和貨幣流通的）仍然有效，但是貨幣商品的價值是由它的生產費用所決定這一觀點，必須以下列的觀點來代替，即貨幣單位的價值的變化是根據資本主義積累中的各種矛盾因素來決定的。馬克思的貨幣理論說明，貨幣在它的每一種職能中都對一種社會關系起媒介作用。當貨幣擔負價值尺度的職能時，它反映交換中社會所必要的抽象勞動的等值，從而表現了商品生產者之間的關系。在流通中的貨幣使私人勞動的產品有可能為社會所承認。作為支付手段來使用的貨幣，則對債務人和債權人之間的關系起媒介作用。貨幣資本反映了資本家對勞動力的支配。因此，國家在調節貨幣中所起的作用，也應當看成是對上述社會關系的一種調節作用。




參考書目

① 蘇珊·布魯諾夫：《馬克思論貨幣》（1973），1976年英文版。
② 魯道夫·希法亭：《金融資本》（1910），1981年英文版，第1—5章。


壟斷資本主義

　　認為在19世紀末出現的壟斷組織是資本主義的新階段的特征這一思想，是由列寧和金融資本的理論家們引入馬克思主義的。不過，自從巴蘭和斯威齊的著作（見“參考書目” ②）發表以來，壟斷資本主義一詞便具有不同的含意和新的突出點；在本世紀60年代中期人們其所以重新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發生興趣，該書是起了重大的影響作用的。在那本書中，這兩位作者發展了他們在先前發表的著作（見“參考書目” ⑦、①）中提出的一些觀點。它的論點隨後得到《每月評論》上的一個多產的寫作班子的支持，並由在同一思想框架中寫作出來的一些巨著（如布拉維爾曼的著作，見“參考書目” ③）加以論證。雖然巴蘭和斯威齊寫的關於壟斷資本的著作重新引起人們對於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興趣，特別是南美和北美，但是它卻具有修正主義的性質。面對戰後資本主義呈現的穩定和發展，他們斷言馬克思揭露的矛盾已經被其他矛盾所代替，而且資本主義已經有了新的方法去遏制這些矛盾。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的性質的主要變化是以壟斷組織代替了工業資本之間的競爭；換句話來，也就是每一家公司對它所銷售的產品的市場的影響力增加了，而且在這里面還發生了一種質的變化。據巴蘭和斯威齊看來，這些就是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的鮮明特征。盡管他們還是依據馬克思的資本集中和積聚的規律來解釋這種發展的原因，並且使他們的思想植根於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但是他們卻采用了新古典經濟學的一種標準定律來論證。這種發展的效果是壟斷資本公司的利潤的增加。
　　在巴蘭和斯威齊學派所使用的壟斷資本的概念中，壟斷公司的暴利是通過一種規律的存在而獲得的，這種規律取代了馬克思的利潤率趨於下降的規律。巴蘭和斯威齊認為全部利潤大致上相當於“社會的經濟剩余”，並據此制定出“一種壟斷資本主義的規律，即隨著壟斷制度的發展，經濟剩余趨向於絕對地和相對地增長”（見“參考書目” ②，第76頁）。據他們看來，把這種經濟剩余的增長的傾向用來代替利潤率趨於下降的的規律，是從理論上反映了“從競爭的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的資本主義所發生的結構變革的最本質的”事物。而且，正是從這種傾向中產生了新制度的最突出的一些方面。不過，重要的是應當指出，他們的“經濟剩余”的概念，是跟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的概念迥然不同的。
　　經濟剩余是以市場價格而不是以價值來計算的，更重要的是，這種計算是建立在他們對社會的必要費用的性質所作的一種基準的判斷之上。他們認為，對於社會來說，剩余就是總產量減去生產費用。由於後者指的是社會必要的生產費用，所以有些純粹屬於產品推銷所花費的商品費用不能列入它的項下。屬於這類費用有不僅包括銷售人員的工資，而且還包括嚴格說來不屬於商品的基本職能所需要的每種商品的外觀的費用；舉個例來說，像為了增添汽車的華麗而采用的鍍鉻工序以及使人眼花繚亂的廣告裝飾，都不屬於商品的基本職能所需要的費用，它們不應包括在社會必要費用之中，但卻必須被看作是構成經濟剩余的一個要素。這種把商品的部分價值斷定為不屬於使用價值的武斷的定義，是跟馬克思關於剩余價值或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概念毫不聯系的。還有，這種經濟剩余的增長來源是被置於交換過程之中，置於市場支配之下，而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則是建立在勞動過程之上，建立在這個過程跟價值實現過程相結合之上。
　　至於布拉維爾曼，則是注意到壟斷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勞動過程（見“參考書目” ③）。在一部著名的歷史性和理論性的著作中，他考察了“科學管理”的出現，把它跟壟斷資本主義的開始聯系起來。他還追溯了勞動過程中的轉變，勞動技巧的消失，以及在以後的年代中所顯示出來的工人階級的職業結構和地位的改變。然而，這部著作事實上並沒有把巴蘭和斯威齊所發展的有關壟斷資本主義的概論（以及它的例如經濟剩余這樣的要素）作為中心思想來采用。因此，盡管這部著作跟巴蘭和斯威齊的論著有聯系並且使用了《勞動和壟斷資本》這個書名，但是它對於那兩位作者的壟斷資本主義概念中那種以交換為主的考慮，並無進行修飾之意。
　　巴蘭和斯威齊的觀點是在受卡萊斯基和斯坦德爾（見“參考書目” ⑤、⑥）影響的傳統中發展起來的，因而他們認為經濟剩余的增長勢必導致經濟停滯，除非是能夠應付無能利用經濟剩余的情況（他們把這種情況設想為固有的），或者換句話說，能夠應付消費不足的情況。而壟斷資本主義的特點，正是發展起各種機制去吸收這些經濟剩余，從而能夠保持增長。這些機制包括軍事費用的增長，與群眾消費相聯系的“浪費性的”推銷活動，以及龐大的國家支出。隨著這些機制達到確實能夠維持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勢頭的程度，處於中心地帶的被剝削階級起來推翻壟斷資本主義的潛力也就削弱了。因此，巴蘭和斯威齊認為，壟斷資本主義的崩潰的種子只能在第三世界的革命中找到。他們預期：由於壟斷資本的帝國主義擴張和從第三世界榨取“經濟剩余”而產生的種種矛盾，將會引起這種革命的爆發。




參考書目

① 保羅·巴蘭：《關於增長的政治經濟學》，1957年英文版。
② 保羅·巴蘭和保羅·斯威齊合著：《壟斷資本主義》，1966年英文版。
③ 哈利·布拉維爾曼：《勞動和壟斷資本》，1974年英文版。
④ 基思·考林：《壟斷資本主義》，1982年英文版。
⑤ 邁克爾·卡萊斯基：《經濟動態理論》，1954年英文版。
⑥ 約瑟夫·斯坦德爾：《美國資本主義的成熟和停滯》，1952年英文版。
⑦ 保羅·斯威齊：《資本主義發展的理論》，1942年英文版。


道德

　　馬克思主義關於道德的觀點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它宣稱道德是一種意識形態，宣稱任何一種道德都是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產生並且跟一定的生產方式和階級利益相聯系的，宣稱不存在永恒的道德真理，宣稱每一種道德形式以及像自由、正義這樣的意識形式“只有當階級對立完全消失的時候才會完全消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1頁），宣稱馬克思主義反對一切道德的說教，以及宣稱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和政治經濟學所進行的不是道德的批判而是科學的批判。另一方面，在馬克思主義的論著中則又充滿著道德的判斷，包括公開的和含蓄的。從馬克思在《經濟學哲學手稿》和《德意志意識形態》這些早期著作中通過對異化的探討所表現出來的對奴役制的痛恨，直到他在《資本論》中對工廠的條件和不平等現象所進行的猛烈的抨擊，都可以清楚地看到馬克思的滿腔憤慨之情和追求一個更美好的世界的熱望。恩格斯和以後的大多數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的情況也大抵如此。的確，至少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們大都基於道德的原因而成為馬克思主義者，這是一個可以商榷的問題。
　　上述的自相矛盾的情況在馬克思的論著中比比皆是。請想一想，馬克思對蒲魯東等人關於正義的呼籲是何等蔑視，他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對道德的詞眼又是多麽反感，而同時他卻憤怒地描繪了資本主義對工人所起的駭人聽聞的異化作用，還有在他對共產主義的往往是一帶而過的看法中，則又提到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會在“最適合於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工作和生活（《資本論》第3卷，第926-927頁）。再想一想，恩格斯對道德教條的反感和他的“道德始終是階級的道德”的觀點卻跟他相信道德進步和“無產階級未來的道德”的信念相依並存（《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33—134頁）。再不妨想一想，考茨基、盧森堡和列寧在攻擊“倫理社會主義”的同時，難道不是也對資本主義的罪惡進行譴責，並且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提出自己的設想。我們還可以把托洛茨基的關於一切道德都是階級的意識並且是“階級欺騙的機器”的一部分這種觀點，同他所接受的“無產階級的解放道德”進行比較（見“參考書目” ⑩）。
　　從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來看，這種自相矛盾的情況卻得以在各種各樣的離經叛道的傳統中得以避免。秉承這些傳統的有如：德國和奧地利的受康德主義影響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倫理社會主義者”，主要是在法國的受存在主義影響的馬克思主義者，以及東歐特別是波蘭和南斯拉夫的持不同政見的馬克思主義者。諸如此類的離經叛道者，都拒絕接受或蓄意抵制反道德的思想，而傾向於使馬克思主義包含道德的成分（不論是通過無上命令的形式、存在主義的信仰還是人道主義的解釋和原則。）
　　這種自相矛盾的情況也許可以通過兩種辦法來著手解決。第一種辦法是提出這樣的見解，即馬克思和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對待道德的態度始終是混亂的甚至是自我欺騙的，即錯誤地認為自己已經擺脫或超越一種道德觀。當然，馬克思主義中實證主義和唯科學主義的成分是有助於認為這種見解是可能成立的。不過，第二種辦法所提出的解決方案是比較切中要害的。這個辦法在於劃清以下這兩個領域之間的界線。一個是關系到權利、義務、正義等等（即相當於德語的“Recht”一詞的含義）這種道德的領域；另一個領域則是關系到人的權力的實現並從阻礙這種實現的障礙中擺脫出來，這個領域的最好的表述方式就是馬克思所說的“人類解放”（參看解放條目）。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前一個領域中的道德是固定在思想意識中的（這是值得爭論的），因為它是由階級社會的條件（首先是貧窮和利益沖突）所造成的，可是它對於這種社會的對抗和矛盾既作了錯誤的描述，而又試圖去解決它們。對於這個意義上的道德，馬克思主義所持的觀點類似它對於宗教所持的觀點：號召人們拋棄宗教幻想，也就是號召人們去消除需要這種幻想的條件。同樣地，消除貧窮和階級沖突，作為權利、義務等等意義上的道德也就會消亡。解放的道德就是要求消除需要前一種道德的條件。
　　這種見解，正如近來一些作者所注意到的，可能會產生以下兩種觀點：一是馬克思似乎放棄了認為資本主義是不正義的看法，二是馬克思缺乏一種發展的有關權利的理論。一般地說，人們可以認為馬克思主義具有一種感人的道德觀，但並沒有一種發展的有關道德約束（即采取什麽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的理論。當然，馬克思主義有實現它的目的的理論，而且自從列寧以來就進行了大量的有關策略和戰略手段的討論，但除少數例外，它始終拒絕從一種道德觀出發來對這個問題進行討論。




參考書目

① 艾倫·布坎南：《馬克思和正義——對自由主義的政治批判》，1982年英文版。
② 馬歇爾·科恩、托馬斯·納格爾、托馬斯·斯肯隆合著：《馬克思、正義和歷史》，1980年英文版。
③ 尤金·卡門卡：《馬克思主義和倫理》，1969年英文版。
④ 卡爾·考茨基：《倫理與唯物史觀》（1906），1918年英文版。
⑤ 《馬克思和道德》，載《加拿大哲學雜志》1981年第7期增刊。
⑥ 莫里斯·梅勞—龐第：《人道主義和恐怖》，1969年英文版。
⑦ 約翰·普拉門納茨：《馬克思的人的哲學》，1975年英文版。
⑧ 馬克西米利安·盧貝爾：《社會主義倫理學選編》，1948年法文版。
⑨ 斯維托紮爾·斯托揚諾維奇：《理想與現實之間》，1973年英文版。
⑩ 列甫·托洛茨基、約翰·杜威.喬治·諾瓦克：《他們的道德和我們的道德——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的道德觀點對比》，1969年英文版。
⑪ 艾倫·伍德：《卡爾·馬克思》，1981年英文版。

傑瑞米柯賓

跨國公司

　　這個術語指的是超出一個國家的範圍進行經營的資本主義企業。它在廣義上可以指在歐洲殖民主義早期階段（從17世紀開始）進行經營活動的公司，然而這個術語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使用起來，而且特別指的是資本主義壟斷階段的產業資本國際化這一現象（參看壟斷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歷史分期；金融資本條目）。
　　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觀點來看，產業資本國際化應當用資本主義本身的發展來解釋。價值的擴大或積累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固有的。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階段，這種積累主要是在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國界內，靠犧牲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來實現的（參看原始積累條目）。在這個被馬克思稱為“工場手工業階段”的早期發展階段中，還不存在貨幣資本或生產資本輸出的條件。在這個時期，商業資本的實力雄厚，它操縱著資本主義地區和前資本主義地區之間的貿易。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信用制度也發展了（參看信用和虛擬資本；資本集中和積聚條目），從而有利於貨幣資本的輸出，這種情況已由列寧在他論帝國主義的著名小冊子中作了記述（參看帝國主義和世界市場條目）。生產資本（固定的生產資料）的輸出，旨在瓦解落後地區的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因為生產資本或產業資本，是要建立在對以商品形式出現的勞動力進行剝削的基礎之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這種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瓦解，開始在全世界範圍內發生（參看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農民條目）。
　　不難想象，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資本的輸出，首先是采取向采礦業和種植園進行投資的方式，因為這些行業的產品可供出口，而無須依賴於當地市場，這種市場只有隨著資本主義的社會生產關系的擴大才能發展起來（列寧）。只有當資本主義在落後的國家里發展起來以後，生產資本的廣泛輸出（即廣泛跨越制造業部門）才成為可能。生產資本的廣泛輸出，便產生了跨國公司。這種公司的總部設在一個國家里，而其生產設施則遍布全球。
　　有關跨國公司的論著大多是介紹性的，並且往往具有折衷主義的理論傾向，特別是傾向於運用建立在依附論基礎上的論斷。不過，在這些論著中也有一些頗有價值的作品，它們記錄了貨幣資本和生產資本的國際化的覆雜過程，尤其重要的是對發達國家向不發達國家轉移技術所作的分析。在這個問題上的一些經驗性的論著，涉及到在馬克思主義者之間所進行的一個主要的爭論，即從世界範圍來看，處於發達階段的資本主義，其傾向究竟是發展還是阻礙了生產力？（參看帝國主義和世界市場條目中有關這一點的論述）。同樣地，對有關轉價問題（同一公司下屬各子公司之間的國際交易）和各公司之間的市場協定問題所作的研究，便涉及這樣一種爭論，即在帝國主義階段的資本主義是否仍然受資本之間的競爭矛盾的支配？
　　一些經驗性的論著提出的最根本的理論問題，也許是資本家階級和民族國家之間的關系問題。對於著眼於資本主義競爭的大多數馬克思主義理論來說，其基本點是放在資本家階級和在國際舞台上追求自身利益的國家之間的聯系上。而據某些作者看來，認為資本的國際化導致資本的民族性這種說法，變得含義不清了，因為跨國資本的利益是如此覆雜，以致不能將其納入一個民族國家的結構內。這個問題以及其他的問題，說明要想了解資本的國際化，還有大量的理論綜合工作和經驗性的工作要做。




參考書目

① R.巴爾奈和R.穆勒合著：《遍及全球—跨國公司的權力》，1974年英文版。
② 列寧：《論所謂“市場問題”》（1893），1960年英文版。
③ H.拉迪斯編：《國際公司和現代帝國主義》，1975年英文版。

民族

　　引人注意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許多著作中都強烈地意識到民族的結構或性格問題。但是，民族性本身並不是一個使他們非常感興趣的題目，他們盼望它盡快地消失；當時他們遠為關心的則是民族的結構成份和社會階級。在他們看來，許多民族都已經在消逝，諸如威爾士和較小的斯拉夫民族，對此他們不感到惋惜。他們很早就想到，工業的發展正在加速上述的過程的發生，把所有文明的國家合並為一個單一的經濟整體；一個資產階級可能仍然保持其特殊的利益，而在工人階級中民族意識則消失了（參看《德意志意識形態》）。在《共產黨宣言》中，他們甚至宣布“工人沒有祖國”。
　　實際的政治情況使他們不得不更加認真地去對待民族問題，然而，系統地提出一種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則是由他們的後繼人來做。這種觀點先是在鮑威爾的經典著作（見“參考書目” ②）中提出，然後在斯大林的1913年寫的小冊子中定型。斯大林（他的作品跟鮑威爾有許多共同之處，盡管還有若幹分歧）認為，民族不是一種種族的或部族的現象，它具有5個基本特征：一個穩定的、延續的共同體，一種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經濟生活，以及共同的心理素質。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即資本主義上升和上升的資產階級反對封建主義這一特殊歷史時期，才出現了民族這種肯定的政治形式。跟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先的見解不同，斯大林把民族的出現歸結為一個民族市場（同類居民的共同市場）的產業發展的需要。它最初出現在西歐，而當時比較靠近歐洲東部的則是一種性質不同的多民族國家，然而，工業的到處發展，燃起了人們同樣的願望。所有哈布斯堡和沙皇帝國統治下的人民，都可能具有民族的特征，因而有權要求獨立。其中只有俄國猶太人除外，只有他們沒有自己的領土。他們的左翼組織，即成立於1897年的崩得，曾要求承認猶太人的民族地位，並要求它本身脫離社會民主黨而自主。在經過1903年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激烈爭論後（會上對民族問題特別是猶太人問題進行了大量的討論），終於引起了分裂。
　　把斯大林的公式用於早期的事例，則還有種種問題。舉例來說，蘇格蘭人在中世紀反抗英國征服的時候，他們是否還不是一個民族，而只是具有單純的民族性而已，還有，對於羅馬人來說，是否也不應當給予民族的稱號。同樣地，把這個公式用於西歐的人民，也還在若幹疑點，例如，一些甚至過去就夠不上是真正的民族的西歐人民，如今卻舉行運動來爭取他們的民族地位。恩格斯相信布列塔尼人、科西嘉人以及其他一些人民是相當滿意他們被合並入法國的（參看《暴力在歷史中的作用》第6部分）。如果當時的情況是如此的話，那麽今天的情況就遠遠不是這樣了，在這方面我們可以舉西班牙的巴斯克人、蘇格蘭人以及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注定要消滅的一些民族（特別參看恩格斯的《民主的泛斯拉夫主義》一文，載《新萊茵報》1849年2月15—16日）來說明。在亞洲，則進一步出現一些問題，看來，如果不把古老的伊朗、中國、日本或是越南看作民族的話，那就越來越困難了。在非洲，能夠滿足斯大林的5項要求的政治實體，是微乎其微的；在那里，民族和國家一樣，都必須通過人們在深思熟慮下作出的努力來加以鍛造，由卡布拉爾的馬克思主義領導集團統治下的葡屬幾內亞，便是一例（參看民族主義；鮑威爾；倫納等條目）。




參考書目

① 阿努阿爾·阿布德爾—馬列克：《意識形態和民族的產生》，1969年法文版。
② 奧托·鮑威爾：《民族問題與社會民主黨》（1907），1924年德文版。
③ 阿米卡爾·卡布拉爾：《幾內亞革命——非洲人民的一次鬥爭》，1969年英文版。
④ 約瑟夫·契列波夫斯切克：《論歐洲的小民族和年青的民族》，1980年英文版。
⑤ 若爾日·豪普特等：《馬克思主義者和民族問題（1848—1914）》，1974年法文版。
⑥ R.A.卡恩：《多民族的帝國》，1950年英文版。
⑦ 約·維·斯大林：《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1913），1936年英文版。


民族資產階級

　　這個詞純粹應用於落後的或不發達的國家的情況，其落後性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前資本主義的社會關系跟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共存，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可能對後者占有優勢。在一個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里，階級鬥爭可以根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進行分析；而在落後的國家中，則至少必須考慮到以下四個階級之間的相互作用：處於出現過程中的無產階級，資本家階級，前資本主義的剝削階級，以及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直接生產者。在落後的國家中，階級鬥爭其所以特別覆雜，有以下兩個原因：第一，從經典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看，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具有瓦解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傾向，所以在兩個剝削階級之間便可能產生一種對抗性的作用，而這種對抗則與出現在勞動和資本之間的沖突同時進行；第二，帝國主義對落後國家的統治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引起對全體人民的壓迫，雖然它有時需要得到代表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統治人物的支持（參看殖民社會和後殖民社會；帝國主義；民族主義諸條目）。落後國家的這些特點，已經在如何采取正確的策略來實行革命轉變的問題上引起尖銳的爭論，這種爭論的中心問題是，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是否能夠在革命鬥爭中起任何作用。
　　從這個角度出發，人們通常使用民族資產階級這個詞來指落後國家中反對帝國主義的那個資本家階級集團。這意味著這個資本家集團在反帝鬥爭（這個鬥爭的特點是得到小資產階級和農民的支持）中可以成為工人階級的有力同盟者。可見，這個詞通常用來斷定一部分資產階級在政治領域中所起的作用。然而，對民族資產階級所下的這種定義是難以令人滿意的，因為它預定好在當地的一些資產階級集團和帝國主義之間會有矛盾。至於“買辦資產階級”一詞，則是用來說明當地的那部分傾向於跟帝國主義結成同盟的資產階級。有一些作者區分落後國家的這兩部分資產階級時，試圖通過它們對生產資料的關系來說明，並從這種關系中推斷出它們的政治作用（見“參考書目” ①）。
　　根據這種方法，買辦資產階級被定義為其資本是處在流通之中（如商業、銀行等）的那部分當地的資本家階級。由於完全從事商品流通，這個資產階級集團便具有跟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本特別是商業資本結成同盟的特點。另一方面，民族資產階級則被定義為其資本是處在該落後國家的生產領域之中的當地的資產階級。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競爭是固有的現象，而在民族資本和帝國主義資本之間的競爭，則提供了民族資產階級能夠起一種反帝的作用的可能性。由於帝國主義國家的生產力有較高的發展水平，不發達國家的民族資本在跟帝國主義資本進行競爭中便往往處於不利地位。從原則上說，這便使民族資產階級可以成為爭取擺脫帝國主義統治的民族解放鬥爭中一個同盟者。但是，這也還可能產生一種相反的作用，即在競爭上的不利地位可能迫使當地的資本家階級集團跟帝國主義資本結成同盟，從而使自己成為多國公司的供應者或附庸。民族資產階級實際上是否在任何時候都是“民族的”，決定於任何一個特殊社會形態當時的具體情況。
　　民族資產階級參加反帝同盟的可能性，並不單純地從狹隘的經濟利益中產生。帝國主義傾向於壓迫落後國家中所有的階級，這不僅在經濟領域中如此，而且在政治、社會和文化上也是如此。正是由於這種壓迫，使得民族資產階級有可能在一定的歷史時期起進步的作用，跟無產階級結成暫時的同盟，或者是試圖發動工人階級去支持反帝鬥爭。
　　可是，無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任何聯盟，在本質上是不穩定的。資產階級是資本的化身，它是靠對工人階級的剝削來生存的。此外，目前在不發達的國家里，資產階級往往統治著國家，因此它是工人階級必須推翻的階級。盡管存在著這種實質上的對抗，然而大多數革命理論家和領袖們都主張無產階級在其奪取國家政權和改造社會的革命鬥爭的特殊歷史階段上，應當跟民族資產階級結成同盟。列寧在1920年寫道，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有義務“利用敵人之間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或是在資產階級之間，“利用一切機會，哪怕是極小的機會，來獲得大量的同盟者，盡管這些同盟者可能是暫時的、動搖的、不穩定的、靠不住的、有條件的”（《列寧全集》中文第2 版第39卷，第50頁）。大多數主要的革命領袖也都持同樣的觀點。斯大林在他的論述中國革命（1925—1927）的文章中，建議跟資產階級結成同盟，雖然他小心翼翼地警告不要讓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勢力在這種同盟中處於附屬的地位。毛澤東則具體實現了斯大林的這種建議，他通常被看作是跟資產階級結成同盟的主要支持者。不過，只要認真讀一讀毛的著作，就可以明顯看到他並不主張把跟資產階級結成同盟看作是必須在一切不發達國家中加以運用的普遍的革命策略。相反地，他強調指出任何同盟都是一種特殊的歷史形勢的結果，同時他還警告人們不要采取一成不變的公式來武斷地在一切地方加以運用。毛澤東在主張跟民族資產階級結成同盟時，是很謹慎的。而且得出這樣的結論：“當著帝國主義向這種（指半殖民地）國家舉行侵略戰爭的時候，這種國家的內部各階級，除開一些叛國分子以外，能夠暫時地團結起來舉行民族戰爭去反對帝國主義。……然而，……當著帝國主義不是用戰爭壓迫而是用……比較溫和的形式進行壓迫的時候，半殖民地國家的統治階級就會向帝國主義投降，二者結成同盟，共同壓迫人民大眾”（《矛盾論》）。這個問題也是在印度長期不斷地進行爭論的問題（見“參考書目” ⑤）。




參考書目

① 伊利沙白·多爾和約翰·威克斯：《秘魯的階級同盟和階級鬥爭》，1977年英文版。
② 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
③ 毛澤東：《矛盾論》。
④ 斯大林：《論中國革命》（1925—1927），1975年英文版。
⑤ M.N.羅易：《印度在轉變中》，1922年日內瓦英文版。

傑瑞米柯賓

民族主義

　　人們普遍地感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民族主義這個問題上是走了彎路的，這在他們早期的時候最為明顯，當時他們大大地低估了這樣一種行將爆破性地發展的力量。由於僑居國外並具有理性主義的觀點，他們自然而然地對愛國主義的熱情很少了解。他們把希望放在階級鬥爭上，因而可能不太喜歡一種宣揚超越社會差別和模糊了階級意識的情感。但是事情迫使他們承認民族問題的重要性。同時，作為實踐的組織者，他們也就不難了解到民族環境和民族傳統是工人階級運動所不容忽視的事情。
　　在他們關於民族問題的言論中，沒有任何東西要比他們的譴責小斯拉夫民族時所表現的激烈情緒更能惹起人們的批評了。他們激烈地譴責哈布斯堡帝國統治下的小斯拉夫民族在1848——1849年革命期間起來反對比較強大的講德語的奧地利人和馬劄爾人，從而幫助保守主義重新取得統治。他們試圖把當時湧現出來的形形色色的勢力都弄得黑白分明，把它們分成反動的和進步的。依他們之見，奧地利人和馬劄爾人簡直都是自由主義者，盡管事實上從這些人對待少數民族的態度來看，他們最低限度也是強烈的民族主義者或沙文主義者。當然，恩格斯也曾一度寬宏大量地提到世世代代受德國的壓迫而憤忿不平的“英勇的捷克人”，但是他認為不管他們的鬥爭是輸是贏，都是沒有什麽前途的（參看《新萊茵報》，1848年6月18日），而且他在戰鬥結束以後，還說了一些遠為激烈的話。這種激烈的感情可以被看作是出於他們的一種疑慮，即懷疑當時使一些領導人受到影響的泛斯拉夫主義就是對反革命的最有力的同盟者俄國的支持。列寧後來（在1916年）則把這種敵對情緒加以合理化，他斷言在1848年所提出的斯拉夫民族的要求，不管它們本身是如何正義，而在當時卻是不合時宜的，因而使這些要求服從於更大的進步的需要的做法，乃是正確的（參看《列寧選集》第2卷，第722—723頁）。
　　對於波蘭這樣一個比較大的國家，是不能用同樣的方式來看待的，況且波蘭為重新獲得其自由所作的努力，不僅具有浪漫主義的魅力，而且具有政治吸引力。波蘭的獨立會削弱沙皇制度，在俄國和德國之間建立起一道屏障，從而使德國能夠不受幹預地進行發展。馬克思克確實曾經對波蘭能夠靠自身的力量生存感到擔心（論東方問題，第59條）。一個重要依據是波蘭的自由曾經由於農奴貴族階級的不負責任而喪失，然而直到19世紀後期，該階級卻在跟天主教會結成聯盟之下領導著民族運動。在《共產黨宣言》的最後一部分中，曾宣布支持那個把土地革命當做民族解放的條件的比較進步的黨派。後來，恩格斯對這件事情的論述有所不同：波蘭應當首先得到民族解放，才有可能取得任何社會進步；沒有一個民族能夠在擺脫外國統治之前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其他任何目標之上，而且一個國際工人運動只能在自由人民的和睦的基礎上繁榮發展（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27—430頁）。除了波蘭這個事例以外，恩格斯和馬克思還認為獨立對於愛爾蘭來說是非常重要的，這不是出於他們對愛爾蘭的民族主義或其領導人有什麽特殊的尊重，而是考慮到英倫諸島整體的進步的利益。
　　民族解放戰爭是名正言順地得到社會黨人的支持的，不過這種支持很容易建立在一種浮移不定的基礎之上，因為每一個戰爭都必不可免地具有各種不同的動機，一些動機要比另一些更成問題。除了勾起對舊日的沖突或壓迫的回憶之外，戰爭還留下了使各國工人階級的友好聯系難以發展的怨恨。一切階級都受到影響，而且政府也熱衷於維持敵視外國的感情以轉移國內的不滿情緒。在社會主義運動中，巴枯寧派跟馬克思主義派發生分裂，是跟那種自以為是地反對德國或西方優勢的親斯拉夫情感不無聯系的。巴枯寧就曾經希望建立一個斯拉夫人民的聯盟，以保證使他們享有平等的地位（見“參考書目” ③，第42頁）。那些試圖把馬克思的思想灌入法國工人運動的人，如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往往很不舒服地意識到那種由於1870年戰爭失敗所遺留下來的惡感，以及對馬克思這種“德國的”學說的不信任感。在1893年，拉法格、蓋得等人感到非得發表一個宣言來反駁對他們所進行的所謂反對愛國主義的指控不可，當時在無政府主義者的胡言亂語之下，這種指控是比較容易被利用來對付一切左派的（參看拉法格致恩格斯的信，1893年6月23日）。饒勒斯是一位不那麽完全信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具有一種認為一切人民都自然地屬於他們本國的強烈意識，他把《共產黨宣言》中“工人沒有祖國”這句話解釋為：工人在國家生活中的地位被不公平地剝奪掉，因而必須加以恢覆。
　　意大利和德國都曾經是爭取統一的分裂的國家。當時這些國家的人民力圖掙脫他們所不想要的那種統一，而這種統一卻是列寧這一代通常所向往的。列寧本人敏銳地感覺到沙皇帝國這個多民族國家的覆雜性——所有這些民族都在不同程度上對沙皇和大俄羅斯的統治表示不滿。列寧的策略是要建立一種在實踐中不容易實現的良好的平衡，這種平衡的一方是占統治地位的國家中的社會主義者有為被壓迫民族的解放而奮鬥的義務，另一方則是被壓迫民族的社會主義者必須反對狹隘的、自私的民族主義。斯大林在1913年寫的小冊子《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提出了布爾什維克的標準觀點。這本書很可能是在列寧的指導下寫成的，不管怎麽說，它是跟這位導師的觀點非常吻合的。
　　跟馬克思主義原則中的許多論斷一樣，這本小冊子在很多地方都跟當代形勢所提出的問題難分難解。斯大林從考察1905年革命失敗以來的形勢著手，認為隨著工業在俄羅斯帝國的進一步發展而引起的動亂，地方民族主義普遍地擡頭，從而使工人有受到感染的危險，因此，社會主義者的任務就是去遏制這種影響，而在少數民族地區有些人是缺乏這種義務感的。然而，要遏制少數民族的民族主義，只能靠對民族自決權實行一種充分的社會主義保障。斯大林接著對奧地利的社會黨領袖（參看奧地利馬克思主義條目）所采納的綱領進行詳細的批判，認為這個綱領是替哈布斯堡帝國（如今轉變為奧匈雙重王朝）解憂排難，而讓其他所有的民族在樊籠中掙紮。盡管這個綱領試圖給予這些民族以一種充分的文化自治來滿足它們的要求，但是斯大林認為這是很不象樣的東西；它沒有能夠防止社會主義運動和工會運動分裂為吵吵鬧鬧的民族派別。
　　對於俄國人來說，波蘭是一個大問題。早些時候的那種地主貴族的叛逆活動已經消沈下去，還沒有一種新的東西來代替它。一些波蘭的社會主義者，其中最雄辯的是盧森堡，認為對民族主義的支持目前已經成為落後倒退的東西，而波蘭工人和俄國工人的聯合則具有高得多的要求。這種觀點遭到列寧的反對，列寧認為如果不承認波蘭的自由權利的話，就不可能有健康的聯合。在1916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所有的社會主義者都在改變對民族自決原則的看法，列寧則重申社會主義的目標是聯合各民族並使各國人民合並為一個大家庭，但是如果不給每一個民族以選擇自己的道路的機會的話，這個目標是不可能實現的（參看《列寧選集》第2卷，第719—720頁）。
　　1917年以後，馬克思主義思想中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一個很大的多民族國家的理論學說的建立，這個國家沿襲了過去的許多爭端，甚至芬蘭和波羅的海一些省份也跟波蘭一樣分裂出去。為了給予每一個種族的共同體按照其規模和歷史以一定程度的自治和發展本民族文化的充分自由，制訂了一些非常覆雜的措施。但是，由於各民族的發展水平參差不齊，加上對過去的慘痛的回憶，磨擦仍然難以避免。斯大林在第16次黨代表大會上曾談到兩種對立的“蔓延著的偏向”的威脅：一種是地區的分裂主義，另一種是以國際主義面目出現的、主張過早地實行各民族合並的大俄羅斯主義。然而，要在不斷受到外國入侵威脅的情況下竭盡全力地建設經濟，這意味著必須求助於群眾的愛國主義，如今這種作法由於已經滌除階級社會的罪惡而獲得凈化，因而可以被認為合理合法的了。這在1941—1945年“偉大的衛國戰爭”期間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由於一支主要由農民組成的軍隊是不能夠以保衛社會主義的名義來進行號召的，所以設置一種蘇沃洛夫勳章，並且制作了一部電影來歌頌這位沙俄帝國主義的英雄。所有這一切都遠遠地背離了馬克思的宗教懷疑論的理性主義。
　　1916年在都柏林起義中獻生的詹姆斯·康諾利，曾致力於把社會主義跟民族主義的起義結合起來。這項實驗在愛爾蘭所取得的成就甚微。然而，分離主義的運動在西歐如同過去在東歐那樣地不斷擴散。例如蘇格蘭民族黨人——一種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成分，已經產生使人感受到的力量。各國共產黨則傾向於把這些運動視為不受歡迎的分散活動，或者視為開倒車和破壞工人階級團結的活動。這種情況甚至在歐洲以外的地區也屢見不鮮。許多亞洲國家以及實際上所有非洲的國家都包含著少數民族，這些民族的願望可能產生各種棘手的問題。無論在伊朗還是巴基斯坦，共產黨人的觀點都跟俾路支少數民族的觀點格格不入，共產黨人認為這些少數民族應當跟其他進步的省份進行合作，而不是試圖去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
　　但是，在那些對帝國主義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的地方，社會主義跟民族主義的融合和聯系則取得許多成就，列寧在1914年以前一直歡呼亞洲的起義，認為這種起義對於社會主義在世界各地的成功是非常有利的；同時，第三國際也跟它的對手第二國際很不一樣，它對殖民地的解放運動進行全力的支持。在亞洲，可以跟歐洲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現代的民族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幾乎是同時嶄露頭角，而後者由於有更好的組織和更明確的理論，往往取得領導地位，如同中國在反對日本的侵略和越南反對法國的統治所表現的那樣。印度則是一個例外，在那里，由於跟西方有那麽悠久的聯系以及政治活動的寬容，使得民族運動沿著解放路線的開展有一個漫長的發動過程。在印度馬克思主義者之間，對於是否跟這種民族運動進行合作以及根據什麽條件進行合作，長期爭論不休；他們其所以沒有能夠得到更多的支持，在很大程度應歸咎於他們所表現的脫離民族鬥爭的姿態。
　　在某些國家里，特別是在中國，最終會占上風的力量究竟是社會主義還是民族主義？現在來斷定還為時過早。在歐洲，1943年共產國際的解散，是標志著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全盛時期結束的一個里和碑（見“參考書目” ⑦，第84頁）在這以後，蘇聯和中國之間的爭論，則加強了每一個民族政黨探索自己的前進道路的傾向（參看民族；革命條目）。




參考書目

① 伊恩·庫明斯：《馬克思、恩格斯和民族運動》，1980年英文版。
② 巴塞爾·戴維遜：《非洲走什麽道路？一個新社會的探索》，1967年英文修訂版。
③ 霍萊士·班克羅夫特·戴維斯：《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1967年英文版。
④ 托馬斯·霍格金：《越南——革命的道路》，1981年英文版。
⑤ 列寧：《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自決權》（1916），1964年英文版。
⑥ 湯姆·奈恩：《英國的分裂——危機和民族主義》，1977年英文版。
⑦ 奧爾加·A·納爾基維茨：《馬克思主義和權力的現實（1919—1980）》，1981年英文版。
⑧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和殖民地問題》，1936年英文版。
⑨ 托爾·多納編：《馬克思主義、民族和戰爭》，1940年英文版。
⑩ R.圖茲穆罕麥多夫：《蘇聯中亞細亞的民族問題是怎樣解決的》，1973年英文版。


自然科學

　　在馬克思主義歷史上，有關自然科學的問題往往給人們提供一種唯心主義和空想主義的誘人的選擇。好幾十年以來，從恩格斯的《反杜林論》中摘錄出來並以小冊子形式發表的那本《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一直是最流行的馬克思主義的讀物。馬克思和恩格斯兩個人都深刻地體會到科學是表現出19世紀的思維特點的一種進步，而他們的學說的一些最有影響的解釋者——伯恩施坦、考茨基和普列漢諾夫，則借重於自然科學的模式和類比來闡發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特別是借重了從達爾文的進化論中引申出來的東西。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對達爾文主義發表了或深或淺的見解，而他們的理論的解釋者則把這些見解作為把人類和社會的概念跟科學的方法和設想進行聯系的理論依據。馬克思曾提到達爾文主義是他們歷史觀的自然史基礎（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31頁），而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也把馬克思對人類歷史的基本規律的發現跟達爾文對有機界的發展規律的發現相提並論。但是，他們對於從達爾文主義引申出來的關於有生命的自然界的形象——馬爾薩斯的鬥爭規律和霍布斯的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規律，都同樣地感到震驚（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51—252頁）。恩格斯甚至在他的對自然科學最為關注的著作中，也要對猿和人之間的勞動概念加以區分（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08—517頁）。
　　馬克思，特別是恩格斯，都密切地關注著數學、生物學、物理學和化學中的科學發展。在把辯證法跟自然規律進行結合方面，恩格斯的進展要比馬克思大得多（參看自然辯證法條目）。馬克思則更多地把科學作為一種生產力和一種對勞動力進行管理的手段來關心。他指出：“自然科學通過工業日益在實踐上進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並為人的解放做好準備，盡管它的直接效果是加深人的非人化”。他接著又說：“自然科學將失去它的抽象物質的或者不如說是唯心主義的方向，並且將成為人的科學的基礎，正象它現在已經——盡管以異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礎一樣；至於說生活有它的一種基礎，科學有它的另一種基礎——這根本就是謊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頁）。馬克思在《大綱》中強調指出工業和科學之間的密切聯系，並且預見到這種聯系將會繼續發展。（參看“資本”一章）。而在《資本論》第1卷，他在冷冰冰地敘述技術發明是如何用來控制工人的段落中引用了尤爾的話：“這一發明證實了我們已經闡述的理論：資本迫使科學為自己服務，從而不斷地迫使反叛的工人就範”（《資本論》第1卷，第478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馬克思主義中的許多思想派系，都強調認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但是只要我們打開“科學”這個詞來看一看，就可以看到它往往是被用來作為樹立其正統性的一種手段，而且它所指的也往往不是自然科學（參看科學和技術革命條目）。當談到自然科學的時候，通常所指的也就是為滿足生產需要而進行的科學研究的資料。最能夠說明問題的是鮑里斯·黑森的“論牛頓‘定律’的社會和經濟根源”一文（見“參考書目” ②），它把科學革命中最著名的文獻跟17世紀的經濟問題聯系在一起。其他一些立意相同的論文則強調認為科學理論是實踐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布哈林認為，那種認為科學具有自給自足的性質的想法是一種錯誤的意識，它把職業科學家的主觀熱情跟科學的客觀社會作用混淆在一起。科學的社會職能保留在生產過程中（見“參考書目” ②，第19—21頁）。
　　葛蘭西則認為一切科學假設都是上層建築，而一切知識都有歷史上的聯系（參看《獄中劄記》，第446、468頁）。他說：“因此，事物本身不是我們的主觀，而是怎樣地從社會上和歷史上為生產而進行組織，所以自然科學從本質上應當相應地被看作是一個歷史範疇，一種人的關系……能不能在一定意義上和某種程度上這樣說：自然所提供的機會不是預先存在的那些力量的發現和發明，也就是不是事物的預先存在的各種性質，而是跟社會的利益、生產力的發展以及這種發展的進一步需要密切地相聯系的‘創造’？”（《獄中劄記》，第465—466頁）。
　　自然科學的作用和作為生產力的科學的發展，導致科學和技術之間的差別的縮小，從而使資本主義得以圍繞著諸如微電子學、生物工程學等學科進行調整；同時，由於對進度、監督和管理采取日新月異的手段，使人們更加注意到有必要把政治學運用到科學、技術和醫學中去。總的說來，秉承辯證唯物主義傳統（參看辯證唯物主義條目）的馬克思主義者，把科學實踐看成是具有中性價值和居於階級鬥爭之上的東西（參看貝納爾條目），而“批判的理論家”（參看法蘭克福學派條目）則把自然科學的範疇、假說及其正統作用視為革命轉化問題的核心。然而馬克思和恩格斯則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說道：“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1頁）。




參考書目

① 安德魯·阿拉托：《第二國際的再考察》，1973—1974年英文版。
② 尼古拉·布哈林等：《科學在十字路口上》（1931），1971年英文版。
③ 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劄記選編》（1929—1935），1971年英文版。
④ 羅塞爾·雅科比：《對自動化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哲學的政治學。從盧卡奇到法蘭克福學派》，1971年英文版。
⑤ 喬治·利希海姆：《馬克思主義——歷史和批判的研究》，1961年英文版。
⑥ 基本科學雜志社集體創作：《科學、技術、醫學和社會主義運動》，載《基本科學雜志》1981年第2期，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