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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傑瑞米柯賓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词典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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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12 22:23:16 |显示全部楼层
法西斯主義

  法西斯主義運動的興起和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期間幾個歐洲國家的法西斯主義政權的建立,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家面臨需要分析的新的迫切問題。主要的問題有兩個:一是什麽樣的經濟條件和社會條件導致了法西斯主義;二是什麽使得法西斯主義能得以取得勝利並摧毀了一些國家的工人階級運動?托洛茨基在1930年到1933年期間所寫的一系列小冊子和文章中,概述了法西斯主義的主要特征,他主要是系統地表述工人階級運動阻止德國法西斯主義推進的有效政治戰略的。他論證說,雖然法西斯主義群眾運動的社會基礎是小資產階級或中產階級,但它卻是晚期資本主義深刻的結構危機的反映,是壟斷資本主義(這是希法亭提出的)想以極權主義(參看極權主義條目)方式“組織”整個社會生活的趨勢造成的。鮑威爾(見“參考書目”2)對法西斯主義作了更系統的分析,認為法西斯主義是“三個密切相關的過程的產物”。第一,第一次世界大戰把許多人排斥於資產階級生活之外,使他們成為失去社會地位的人;大戰結束後,這些人成了法西斯主義的“民兵”,形成了具有軍國主義、反民主和民族主義思想的“保衛同盟”。第二,戰後的經濟危機使大部分收入較低的中等階級和農民趨於貧困,這些人於是拋棄了資產階級民主黨派,也糾集到上述“民兵”隊伍中去。第三,經濟危機減少了資本家階級的利潤,而要通過提高剝削程度來彌補利潤損失,就需要制服工人階級的反抗,但這在民主政權下顯然是難以或不可能做到的。
  法蘭克福學派的一些成員也對法西斯主義的興起作了詳細的探討。諾伊曼在對國家社會主義的德國所作的典型研究中,指出“在壟斷制度中,沒有極權主義的政權就不可以獲得利潤和維持利潤……這就是國家社會主義的與眾不同的特征”(見“參考書目”6,第354頁)。他還把這種制度說成是一種“支配經濟”,或者可以更廣泛地稱為一種“極權的壟斷資本主義”。諾伊曼認為,在德國,導致壟斷的資本集中和積聚過程比其它地方進展得要快。這一點再加上德國的經濟危機特別嚴重,就使法西斯主義占了上風。波洛克於1932年到1941年間寫的論文,對此所作的分析稍有不同,他雖然同意壟斷資本主義的重要性,但卻更強調實行幹預的國家的作用,並把這種制度稱做“國家資本主義”(諾伊曼認為“國家資本主義”一詞是一個矛盾的形容詞短語,“從經濟的觀點來看它經不起推敲”)。最後,從1945年起,阿多爾諾和霍克海默與幾個美國社會學家一起對歧視性偏見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特別是探討“極權主義的個性”和反猶太主義——其目的是揭示法西斯主義運動的精神心理基礎(見“參考書目”1,參看精神分析學條目)。
  最近對法西斯主義所進行的某些研究,雖然大都同意上述分析的主要方面,即把法西斯主義同壟斷資本主義、嚴重的經濟危機以及大部分中產階級的地位受到的威脅聯系在一起,但也提出了另外一些論點。普蘭查斯(見“參考書目”8)在一項主要致力於批判性考察第三國際和意大利、德國共產黨對付法西斯主義的原則及政策(特別是它們把社會主義民主主義描繪為“社會法西斯主義”的政策)的研究中,就討論中某些較為普遍性的問題,特別是探討了與“例外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其它形式有關的法西斯主義的具體特征,這些其它形式包括波拿巴主義和各種形式的軍事專政。梅森在一篇論述馬克思主義的法西斯主義研究所未解決的問題的短文中,特別提到了希特勒作為一個首領的重要性和反猶太主義的重要性;他還指出第三帝國也許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政權”,因而使人們注意到一個重要的帶普遍性的問題——雖然產生法西斯主義的條件在一切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都能出現,但它要取得勝利很可能要取決於具體的民族環境和歷史傳統。最後,似乎有必要較多地考慮其他作家(當然也包括某些馬克思主義者,其中就在阿德勒和鮑威爾)所強調的諸如失業這樣一些現象;比如卡斯吞(見“參考書目”4)就曾指出“正是從失業大軍中,沖鋒隊(德國社黨的沖鋒隊)才能在這幾年(1930—1932年)中糾集起一支30萬人的私人軍隊”。因此,從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其它的研究中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嚴重的經濟危機不僅可以導致更激烈的工人階級的激進主義,也可以使右翼政治運動得到迅速的發展。




參考書目

① 泰奧多·阿多爾諾:《極權主義的個性》,1950年英文版。
② 奧托·鮑威爾:“法西斯主義”(1938),載博托莫爾和伍德合編:《奧地利馬克思主義》,1978年英文版。
③ 戴維·比瑟姆:《面對法西斯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1983年英文版。
④ F.L.卡斯吞:《法西斯主義的興起》,1967年英文版。
⑤ 蒂姆·梅森:“關於納粹主義的懸而未解的問題”,載R.塞繆爾所編《人民的歷史和社會主義理論》,1942年英文版。
⑥ 弗蘭茨·諾伊姆:《龐然大物——國家社會主義的結構與實踐》(1942),1944年英文版。
⑦ 弗里德里希·波洛克:《資本主義的研究》,1975年德文版。
⑧ 尼·普蘭查斯:《法西斯主義和獨裁》,1974年英文版。
⑨ 列昂·托洛茨基:《反對德國法西斯主義的鬥爭》(1930—1933),1971年英文版。


女權運動

  女權運動在馬克思主義思想中的地位,是一個有爭論的主題。一方面,可以認為女權運動——被看作是爭取同男人具有同等權力的運動——從本質上來說是自由主義和啟蒙運動的一部分,很少受惠於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另一方面,人們又一直認為把婦女從壓迫和剝削中解放出來只有作為人類解放的一個組成部分才能實現,而人類的解放只在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做到。
  從歷史的角度確定女權運動的不同趨勢,無疑是正確的。在英國和美國,持續時間最長的傳統是旨在使婦女獲得平等的權利和平等的機會的民主、自由的女權運動。在19世紀,這一任務雖主要是掃除教育和職業的障礙,但這些改良運動背後的動力卻往往很有戰鬥性。這種爭取“平等權利”的戰鬥精神隨著20世紀初婦女爭取選舉權的激烈鬥爭而達到了高潮。爭取“平等權利”的女權運動的最低的勝利,是英國實行了關於同工同酬和消滅性別歧視的立法,美國也實行了相應的立法,以及目前正在爭取的在社會政策、就業等等方面的許多改革。
  女權運動的第二個主要傳統,可以說在性質上具有更大程度的“分立主義”的傾向。女權主義者的各種烏托邦著述常常描繪婦女的社會,在那里男人特有的那些所謂兇暴、好鬥、等級森嚴和獨斷專行的特征不存在了。女權主義思想的這一趨勢往往對男性的蠻橫行為的改善持悲觀的態度,傾向於建立女性社團和加強婦女彼此之間的聯系。從歷史上看,這一傳統往往包含著以感情而不是以性愛來處理婦女之間的關系,但是在這一點上也像在其它方面一樣,當代的分離主義傾向的女權運動的後繼者們較少采取調和和溫雅的立場。20世紀60年代後期在英國和美國所形成的當代的婦女解放運動(以費爾斯通和米列特這樣的早期典範著述為代表)從對男性的蠻橫(肉體的和精神的)和對男性的權力(經濟的、政治的和軍事上的)不妥協的批判中,收到了政治效果。許多女權主義者都認為男性統治(父權制)是主要的社會鴻溝,比階級或種族的劃分更為要緊。
  女權運動的第三個趨勢,是把爭取婦女解放的鬥爭同比較廣泛的社會主義前景和政治聯結在一起。指出下述這一事實是重要的,即當代英國的女權運動在政治上所受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傳統的影響,要少於受空想社會主義、自由意志論、毛主義、反殖民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影響。比如,“提高覺悟”這一女權運動的主要戰略,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於法農和毛澤東。這些特殊的社會主義傳統認真地對待意識形態、覺悟和文化革命的問題,並不是偶然的。
  那末女權運動在嚴格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中的地位究竟是什麽?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取決於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有多少解釋,就有多少種答案。女權運動同正義、平等主義以及人的自身實現的精神是一致的,而這在青年馬克思的異化理論中就可以找到。要了解《資本論》中的成熟馬克思在其詳盡探討資本主義賴以為基礎的原動力時如何為考察性的問題留有余地,是比較困難的。一般說來,從人道主義的角度去解釋馬克思往往比從反人道主義的角度去解釋,更能符合女權運動的需要。然而,近年來,阿爾都塞的追隨者們卻竭力從反人道主義的觀點出發來論證,可以把婦女受壓迫理解為出於資本主義的勞動力再生產(通過家庭)的需要和社會的生產關系的需要。這些論證並不十分令人信服,因為在一定程度上他們企圖把顯然存在於一切已知生產方式中的(壓迫婦女)現象看作是作為一種制度的資本主義的需要。
  馬克思主義的和女權主義的思想與政治實踐之間存在著很大的矛盾,馬克思本人在自己的作品中就很少提倡女權運動。然而,恩格斯除了對家庭作了有巨大影響力的分析之外,在他的一生中始終對女權運動采取比較讚同的態度。雖然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常常把女權運動看作是某些背離革命道路的“資產階級偏向”之一,而女權主義者也往往認為馬克思主義不願優先考慮性平等的問題,但毫無疑問相互同情和合作的基礎已存在了一段時間。除了女權主義思想本身之外,沒有任何分析婦女受壓迫的批判傳統可以與一個接一個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對這一問題所表示的深切關注相比了。特別是列寧、托洛茨基和倍倍爾。他們在這方面都是依賴恩格斯的著作的。那些試圖運用馬克思主義來實現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社會,其政策始終把解放婦女運動的問題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即使在蘇聯,雖然許多批評家認為它在婦女的問題上不象古巴這樣新近的社會主義國家那麽徹底,但那里在的婦女地位同鄰近的國家相比仍然要好得多(如果拿蘇聯的中亞同鄰近的國家如同伊朗相比,這種情況就十分明顯)。
  共產主義運動中爭取男女平等的歷史,可以通過像克拉拉·蔡特金和亞歷山德拉·柯倫泰這樣一些婦女的傳記來探究。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政權,雖基本上沒有從女權主義的角度去批判壓迫的人身關系和家庭關系,但他們卻努力改善婦女的物質條件,並制訂了大量的改革立法和政策。當然,可以證明男女平等主義在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綱領中所受到的重視,比那些新近以這種或那種宗教的原教旨主義為基礎的政權所奉行的綱領對這一問題的重視要多(參看家務勞動條目)。




參考書目

① 奧地弗·班克斯:《女權運動面面觀》,1981年英文版。
② 舒拉密斯·費爾斯通:《性的辯證法》,1970年英文版。
③ 凱特·米列特:《性的政治學》,1971年英文版。
④ 朱麗葉·米歇爾:“婦女和平等”載朱·米歇爾和A.奧克萊合編:《婦女的是與非》,1976年英文版。
⑤ 希拉·羅伯瑟姆:《婦女、反抗和革命》,1974年英文版。


拜物教

  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物質的東西具有某些由占優勢的社會關系賦予它們的特性,並表現出這些特性似乎生來就是屬於它們自己的。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生產中普遍存在的這種綜合性的特征叫做拜物教,它的基本形式是作為價值的容器或載體的商品的拜物教。馬克思把這比喻為宗教,人們在其中賦予某種存在物以一種虛構的力量。然而,這不是一種確切的類比,因為馬克思認為,賦予資本主義經濟中的物質東西的各種特性都是真實的,而不是想象的產物。不過,它們不是自然的屬性,而是社會的屬性。它們構成真正的權力,但不受人類的控制,相反卻支配人類,它們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經濟關系的客觀的“外在形式”。如果這些形式被認為是自然的,那是因為它們的社會內容或社會本質不能直接覺察得到而只能靠理論分析去揭示。
  雖然這並不總是為們所了解,但馬克思的拜物教的學說和他的價值理論是不可分割地聯在一起的。他們都強調資產階級社會中使用勞動力所采取的特殊形式。勞動本身是一切人類社會普遍存在的現象。但只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隨著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普遍化,勞動才表現為它自己產品的客觀屬性,即表現為價值。在其它經濟形態中,無論是公社制的還是剝削制的經濟形態,勞動由於是一種社會過程,故都能直接得到辨認。在這些情況下,勞動顯然是由權威機構或是通過協約來管理和協調的。相反,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單個的商品生產者是彼此獨立進行勞動的,這里所存在的協調是與個人的力量無關的——可以說是在他們的背後通過市場來進行的。這些個體的商品生產者都是在一種精心構築的分工範圍內活動的。但他們之間的這種社會關系只能靠產品的關系即商品買賣關系這種形式來實現。勞動的社會性質只是間接地體現在那些產品的價值之中,由於這些商品同樣都是勞動的體現,因而可以彼此用同一尺度來衡量。這樣,物就成了歷史特定的社會特征的承擔者。
  拜物教的幻覺產生於把社會特性同其物質形態混合在一起,價值似乎是商品所固有的,是作為物的商品生來就有的。由於這種初步拜物教的發展,起貨幣作用的一種特殊的物,比如金,就成了價值的化身,成了外觀上的權力的集中體現,而這種權力實際上是社會的權力。同樣,在資本的拜物教中,賦予生產資料以資本地位的特定的經濟關系則被掩蓋了。這種拜物教所支配的權力,即社會勞動的一切生產潛力似乎生來就是屬於它的;這是一種神秘的現象,即使沒有生產性勞動的幫助,它的最高體現也就是能生息的資本的能力。
  因此,作為賦予經濟過程的物的特性,使們屈從於物的統治的真正的權力,即資本主義特有的關系就戴上了假面具。這就導致了關於這些權力是天然產生的幻覺。但是假面具本身並不是幻覺。使自發的關於資本主義制度的感性認識神秘化和失真的種種現象是真實的;它們都是客觀的社會形式,既由主要的關系所決定又掩蓋主要的關系。這就是資本主義以偽裝表現自己的方式。比如,社會勞動的真實性被隱藏在商品價值的背後;再比如,工資就掩蓋了剝削,因為只相當於勞動力價值的工資似乎等於勞動力在生產過程中創造出的更大價值。實際的社會好像生來如此,剝削的關系似乎是合理的。理論的任務就是揭示每一神秘形式的本質的隱藏著的內容。然而,這些形式或現象並沒有因此得到解決。資產階級社會本身延續多久,上述形式或現象就會持續多久。根據馬克思的觀點,隨著共產主義的建立,對生產者來說經濟過程將是透明的並將處於他們的支配之下。(參看商品拜物教條目)





參考書目

① G.A.科恩:《卡爾·馬克思的歷史學說》,1978年英文版,第5章和附錄1。
② 諾曼·傑拉斯:《本質與現象——馬克思〈資本論〉中的拜物教的諸方面》,1971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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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12 22:24:38 |显示全部楼层
封建社會

  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歷史興趣相當廣泛,但他們的主要興趣還是在於確定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他們關於封建主義的著作,不僅集中考察了封建主義的生產方式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間的過渡問題,而且也常常反映了上述興趣。他們關心勞動的“存在形式”和統治階級用以占有勞動產品的方式。因此,這兩種生產方式之間的相似之處,就是在工業化的或工業社會中的資本家對剩余價值的占有與主要在農業社會中封建地主對農民佃戶的地租的占有之間的關系;資本家雇傭作為個人的無產者去生產商品,而封建地主擁有的佃戶則是以家庭為基礎的從事生計需要的小規模的生產者。
  馬克思把甚至是封建地租的最後的貨幣形式即貨幣地租也同資本主義地租區別開來;資本主義地租的水平最終是由資本的一般利潤率決定的,而封建地租的水平——除了土壤的肥力和農民耕作的效率這些基本因素外——則取決於封建統治階級在剝削地租過程中行使非經濟強制形式的能力。非經濟強制意味著在地主和佃農之間不存在一種由於土地的供求而形成的地租標準和就這種標準進行討價還價的市場,而是佃農由於地主行使著無法抗拒的權力而不得不交付地租。在封建主義成為既定的社會中,這種力量已被農奴制賦予合法的地位。雇農在法律上是不自由的,他們雖然有權使用土地,但卻被剝奪了所有權。他們在維持家庭生計和家庭經濟的簡單再生產的需要之外,必須交出他們的勞動或勞動成果。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封建社會從編年史和邏輯上來說,是古代奴隸社會(參看奴隸制條目)與現代的資產者和無產者社會之間的中間產物。然而,這種解釋,不足以說明我們所知道的從中發展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西方封建主義特有的特征。不能簡單地用在種植園或礦山從事勞動的奴隸與其主人之間的關系來說明古代社會的特征。情況可能往往是,只有少數的奴隸,而大多數卻是自由和半自由的農民及手工藝人。剩余勞動大部分不是來自於受控制的奴隸的無報酬的勞動,而是來自地租和稅收。另一方面,到封建時代還可以看到一些奴隸的存在,直到10世紀(英國甚至到11世紀)這些奴隸還在地主的莊園里勞動。而且在法律上農奴雖然是中世紀農民中的一個重要成分(盡管時多時少),但總有很大一部分身份自由的農民。因此,這是不是意味著從馬克思主義觀點來說沒有辦法區分封建社會和其它前資本主義社會呢?
  上面對封建生產方式的基本特征的簡單解說,基本上沒有反映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他們雖沒有探討中古社會的封建主義的全面演變,但卻把它看作是一個歷史過程。他們不僅對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感興趣,而且也對日爾曼種族影響日漸衰落的羅馬帝國這一點感到興趣,並把中古社會的特定形式看作是這種影響所造成的一種綜合。這點並沒有為人所理解,但它卻提醒我們,對封建主義作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應取決於把封建主義看作是一個歷史的發展過程,而不應把它看作是兩大主要的鬥爭的階級——地主和農民之間的一種靜止的關系。當然,這並不是說,不了解這種關系和其中包藏的高壓統治的特定(和變化)的性質,就能理解封建的經濟及其社會。不過,封建社會的內容遠不只是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和農民對這種剝削的反抗。
  首先,我們必須不僅了解勞動的“存在形式”,而且要了解地產的“存在形式”。這就使我們碰到一種以其名稱來命名封建主義的制度,即“采邑”制,這是資產階級歷史編纂學的一個主要論題(馬克思主義者對此有點忽視)。典型的采邑是封臣從君主那里得到的一塊地產,其交換條件是為君主服軍役,或提供幫助和獻謀獻策。這是封建統治階級內部一般關系的具體反映。君主和封臣就是通過宣誓效忠和長期發揚統治階級的風尚來表達這種有效的關系的。這可以追溯到羅馬權貴與其門客之間的關系,特別是可以追溯到日爾曼的武士頭領與其從屬之間的關系。下屬要指望從戰爭的好處即掠奪中得到封贈,就得效忠、提供服務和獻謀獻策。不動產的采邑,在某種程度上就相當於後來的贓物再分配,它最初是在加洛林王朝統治的相對穩定時期形成的。
  正是這種君主——封臣的關系及其通過采邑反映出來的財產占有制,決定了中世紀的和現代的封建社會的概念,這與工廠制度決定了資本主義的概念是一樣的。然而,特別需要注意的是,采邑在我們所說的“封建社會”中決不是普遍存在的。它主要是在羅亞——萊茵河流域和諾曼底人的英格蘭發展起來的,當時許多封建地主,特別是這一地區南部和東部的地主,都把土地作為自主地產,即作為絕對財產來占有。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作為“封建制度的典型表現”的采邑概念,不僅在各地牢固樹立起來,而且牢固到足以進入短暫的十字軍耶路撒冷王國的法規中去。
  即使在最強大的早期中世紀國家——卡洛帝國、奧斯曼帝國、英吉利王國和盎格魯——諾曼底王國——中,君主與封臣之間的關系也是一種重要的連結因素。當某些國家的權力分裂時,這種聯結因素就顯得更加重要了。由於交通不便和經濟具有地方性,有效的統治只能在較小的範圍內實施。在公爵領地和由城主控制的郡或領地內部,封建主與封臣之間的關系網也是內聚力的基礎。宗教制度(主教和修道士本身也是封建地主)則從意識形態的角度鞏固了這一點。這種統治主要是通過裁決權來行使的。召集自己的封臣參加禦前會議的權利是各個君主行使封建社會權力的主要手段,封臣們作為起訴人、法律顧問和習慣法的陳述者出庭,由君主解決爭端、懲處犯罪和習慣法的行為。禦前會議也是征稅和招兵的行政手段。在國家的規模擴大的情況下(如封建君主權的擴大),禦前會議首先是通過裁決權擴大等級控制。其次是制訂稅收制度、確立官僚和建立常備軍。
  上述司法制度與君主——陪臣之間的關系有關,這種關系並不總是平靜的,因為封臣在各方面基本上都是軍事貴族。司法權在維護地主對農民統治方面具有更為重要的作用。應當強調指出的是,大封建主與其自由的臣屬關系不同於作為一個階級的地主與農民佃戶之間的關系。軍事臣屬是自由人,他們的家庭產業權雖不是完全不可侵犯,但如果沒有出現嚴重問題是不可能受到挑戰的。而雖然對封建主忠心的改變可能招致叛逆罪,但這種改變並非決無可能。不過,即使具有自由人格身份的農民也很少有機會自由遷居和自由處置自己的財產,那些沒有自由身份的農民就更不可能了。封建主對後者行使裁決權的目的,是要迫使後者在領地(家用莊園)上從事無酬的勞役,交付各種實物稅甚至貨幣,這些都是按戶攤派。到12世紀(雖然發展的速度在歐洲的不同地區不盡相同),管轄範圍內的苛捐雜稅大大增加了。封建權力的分散化,意味著鄉村的小地主能對所有居民(不論是不是佃戶)進行勒索,強迫他們到地主的磨坊里碾自己的谷物,用地主的葡萄榨汁榨葡萄,用地主的烤箱烤面包——所有這些地主都可收取報酬。如果農民被判拖欠債務則要交付罰金,如果離開忙於女兒出嫁,也要被罰款,除了這些以外,還有程度不等的沈重的遺產稅。
  這種名目眾多的對農民的勒索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即封建地租的本質定義是什麽?在某些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基本的封建地租是在封建主領地上從事的勞役,這是封建統治階級占有剩余價值的一種直接明顯的方式。他們認為,實質地租和貨幣地租的形成並不十分重要,它只是西方封建生產方式崩潰的標志——這同東歐從16世紀到18世紀長期持續的大莊園制和勞役地租不同。鑒於整個期間封建領地耕作的勞動地租方式的不斷變化,這種看法是很難站得住腳的。如果這是9世紀法蘭克王國的卡洛林王朝、13世紀的英國和17世紀的波蘭的特征,那麽這也是11世紀的法國、12——14世紀的英國和13——14世紀的東歐的特征,雖然這種特征在重要性上有所削弱。因此,人民不能不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僅僅把封建地租的一種形式看作是封建社會全盛時期的特征,是不對的。
  西法蘭克王國從11世紀起把私人管轄範圍的收益附加到“通常的”封建地租上去,這一點使我們把注意力轉向了這些收益的性質。這些收益,以及大部分從占有土地上獲得的地租,常常是以貨幣的形式實現的。要以貨幣形式繳納地租和罰金,用貨幣獲得豁免權甚至許可權(這直到12世紀後期才出現),農民就必須生產出超過維持生計和再生產需要的剩余產品。這些剩余產品必須像商品一樣能在市場上出賣以換取現金。那末,封建社會中的商品生產的作用又是什麽?
  很清楚,與僅能維持生存的經濟相平行的,還有市場經濟。也許絕大部分社會產品(主要是食物)不會拿到市場上去。大部分非市場生產是在農民家庭內部消費的,或以實物的形式從農民的手中轉到地主的手中。還有一種維持封建主生活的經濟,因為領地的部分產品雖然拿到市場上去進行銷售,但有相當一部分產品是在封建貴族家庭、大手大腳的高等牧師的宗教機構中直接消費的,以及為頻繁地宴請家臣門客而消費掉。
  對市場農業生產的壓力來自兩個方面。耕作、創造、祈禱、統治和作戰之間的社會分工,畢竟是封建社會之前就已存在的。這樣的分工意味著耕種者要生產出剩余糧食,以便能使其他人從事全日或非全日的其它活動。根據當時的情況,即土地與勞動的比率、技術水平、戰爭對生產的幹擾(戰爭無疑是一種掠奪的形式)——可供使用的剩余產品在數量上或在利用程度上都會有很大的不同。當封建社會在11世紀開始穩定時,農民以上述方式就可以生產出剩余產品,因為局勢比較太平,人口開始增長,技術也有了進步。交換農產品和制造品的當地和區域性的市場已開始從大量的村落中湧現出來。
  中世紀封建社會的商品生產發展中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統治階級的特殊需要。這些特殊需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羅馬帝國的統治階級的消費習慣沿襲下來的,由貴族機構的地位高的宗教人員(大主教、主教、大寺院主持)傳下來的。所消費的東西在一定程度上幾乎都是享受性的,這也是炫耀和獎賞的問題——換言之,這種消費具有政治作用。這些消費品有絲綢、香料、地中海的水果和酒。這些消費品的特征,首先是數量少、價格昂貴,而且都是在遠離消費的地方生產的,特別是中東和遠東生產的。這些貨物都是國際貿易的商品;在一個封閉不變的封建社會里是不可能獲得這些東西的,或者只能通過戰爭和掠奪偶爾地獲得。封建統治階級要用貨幣來購買這些東西,貨幣是他們通過地租和法定的收益得來的,而農民則是通過在當地市場上出賣自己的剩余產品來換取貨幣的。
  封建貴族的需求,刺激了國際貿易路線上的主要城市的發展,它們變成了大的商業中心(如威尼斯、科隆、布魯日、倫敦等)。需求還集中在那些政治和行政管理方面具有重要性的地方,那里建有統治者、牧師、武裝侍衛以及官員的常設機構。這樣,高價的奢侈品再分發到各大寺院、主教的管區,再分發到包括君主的首都和地方首府在內的封建權力的要塞中心。此外,除了上層統治階級所需求的國際的貿易的商品,還要加上歐洲制造的一系列的新商品,特別是高質量的羊毛紡織品。這就導致了中部的意大利、低地國家和其它地方的進一步的都市化,從而使國際貿易的又增加了糧食、油類、酒和木材。
  商品的銷售、制造業和都市化的發展,使都市商人、零售商和工匠這樣一些階層的人數也增加了。人們業已提出這樣的問題,既這些是否構成了封建社會內部的對抗性的因素甚至是革命性的因素?有時這個問題還以另一種方式提出來。在封建社會中,如果生產是為了使用,那未生產向市場化發展是否同封建制度相抵觸並最終腐蝕了這一制度?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看法,在社會經濟形態主要由資本所有者對無產的雇傭工人的剝削決定之前,資本主義是不可能出現的。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問題就主要跟這一點有關,但這並不是全部,因為資本的形成也包括在內,更不必說資本家據以取代作為統治階級的封建貴族的社會政治進程了。
  商品生產的發展,遠途貿易的發展,專業化制造中心的發展以及都市化的發展,對當時以地主和農民這兩大階級之間關系為基礎的封建生產方式的危害究竟達到什麽程度?封建社會中的都市化的程度各不相同。英國中世紀的城市人口大約在總人口的10%到15%之間。一些特殊的地區(如低地國家)城市人口高達30%。先進的都市化是以大城市為代表的:威尼斯、佛羅倫薩、米蘭、熱那亞在13世紀未大約都有10萬居民;巴黎可能有20萬、倫敦有5萬人。然而,更重要的是城市的社會結構。在許多重要方面,這種社會結構更多的是反映了跟農村相對照的情況。基本的生產單位是擁有不超過中等土地農戶擁有的勞動力的手工藝作坊。基本的零售單位是由一個或兩個經營的店鋪或小販的貨攤。甚至富有的批發商貨棧的勞動力也只是幾十人而不是幾百人。只有在那些類似部族的商業顯貴的家庭中才集中了大批侍從人員,這種集中的侍從人員如果有的話,與其說是現代工廠制度的先兆,還不如說是封建貴族家庭的翻版。在每一個大城市,也有大批無家可歸和受排斥的人,他們大多是農業移民。但這些人絕不是無產者。
  人們會必然得出這樣的結論,即中世紀的城市與封建制度並不是根本對立的,也不對它構成威脅。中世紀城市的資產階級顯貴的利益同封建貴族的利益不是根本相對的。無疑,這些資產階級顯貴獲得了程度不等的政治自主和法律上的特權;這種情況主要是在12世紀和13世紀時出現的。有了這樣一些特權,他們就能輕易地成為封建貴族等級制中的一員。在意大利,商業資產階級的權力已能對農村的小貴族實行某些局部的控制,但即使在這樣的地方,我們也不能認為資本主義取得了部分勝利。商業資本家與封建利益之間與其說是對立,還不如說是融合。意大利大城市的資產階級統治者當時是在為整個歐洲封建統治者和貴族做北部城市較小規模所做的事情——提供必需品和放貸。處於危機的封建主義愈來愈陷入了戰爭,所以它的統治者也越來越需要商業銀行高利貸者提供的現金。而且,象往常一樣,高利貸者和貴族借貸者是互相依賴、互相需要的。
  封建社會的根本矛盾是地主與農民之間的對立。這種對立通常是隱蔽的,有時也公開化,如中世紀後期的農民大起義。這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根本矛盾。處於自己群體之中和作為獨立家庭企業的管理者的農民,在經濟上並不依賴於地主。因此,他們反抗的潛力是不可忽視的。所以,如果地租的標準不是由市場的力量而是由對抗雙方的力量對比來決定的,那末,農民抗拒的力量就能降低交納給統治階級的地租的標準,並降低交給國家的稅收的標準。這是封建制度危機的根源之一。
  如果我們從比較簡單的“封建生產方式”更為廣闊的角度去確定“封建社會”,那就不應該忽視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因素。正如我們業已看到的,權利基本上是通過管轄權來實施的。而管轄權是政治,因此可以說,地主剝削農民剩余產品的手段是政治的而不是經濟的。隨著封建社會變得比較覆雜,隨著統治階級熱衷的職業——戰爭,逐漸成為中心任務並需要協力進行時,管轄權就不得不用另一種榨取剩余勞動的方式—捐稅來加以強化,這主要是戰爭稅,但這種稅收必須盡可能少地觸犯地主和資產階級顯貴的利益;這種稅的征收要通過定期召開的會議(如議會、三級會議)來認可,這也是封建關系中議會因素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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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12 22:25:52 |显示全部楼层
這種會議往往反映當時社會制度的官方的觀點,而不反映當時的社會實際。在法蘭西王國和西班牙王國以及日耳曼各公國中,議會是以教會、貴族和“第三等級”(即市民等級)之間的三重社會區分為基礎的。這反映了神所創造的等級社會的意識形態的觀點,這些等級分為祈禱的人(教士)、從事戰鬥的人(貴族)和勞動的人(農民)。按照這一有機的社會觀,國家的各個等級是相互依存的,而且都有各自的特定作用,不是生來屬於或被指定為某一特定等級的人則必須排斥在外。如果不這樣做,那就不僅是觸犯社會制度的犯罪,而且也是冒犯上帝的罪孽。這種教義至少可追溯到9世紀,而且是由教士特別傳布的。這成了社會公認的準則,直到17世紀才被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各種原則所廢除。隨著都市化的發展,準則雖必須與除三個最初的等級以外的其它社會各階級相適應,但社會協調和靜止不變的實質依然未變。中世紀的資產階級從未對此進行有限地挑戰,采取最接近挑戰的立場的是農民的代言人,14世紀後半期,英國的約翰·博爾就曾宣言說:“當亞當耕作、夏娃紡織時,那時誰是紳士?”




參考書目

① 佩·安德森:《從古代到封建社會的歷程》,1974年英文版。
② 馬爾克·布洛赫:《封建社會》,1961年英文版。
③ G.布瓦斯:《封建主義的危機》1976年法文版。
④ 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論封建主義》,1974年法文版。
⑤ M·多布:《資本主義發展研究》(1946)1963年英文版。
⑥ 喬治·杜拜《歐洲經濟的早期發展——武士與農民》(1973)1974年英文版。
⑦ B.熱爾梅克:《13——14世紀期間巴黎手工業者的雇傭勞動》,1968年法文版。
⑧ R希爾頓:《農奴成為自由人》,1973年英文版。
⑨ L.庫欣布赫和B.邁克爾合編:《封建主義——有關理論與歷史的材料》,1977年德文版。
⑩ W.庫拉:《封建制度的經濟理論》1976年英文版。


費爾巴哈,路德維希

  1804年7月28日生於巴伐利亞的蘭茨胡特,1872年9月13日在紐倫堡逝世。他是著名的唯物主義哲學家,他的《基督教的本質》(1841年)及書中所提出的宗教是人類願望的折射是一種異化形式的學說,引起了世界的注意;他對黑格爾以及對宗教的批判曾對青年馬克思恩格斯產生過重大的影響。
  他的父親是當時的進步的著名的法學家和犯罪學家(保爾·約翰·安澤爾姆·馮·費爾巴哈);費爾巴哈於1823年開始在海德爾堡學習,並由神學改攻哲學。1824年他轉學柏林,聽黑格爾的課;1825年他失去對宗教的信仰,成了黑格爾的哲學信徒並轉入哲學系,1828年取得了愛爾蘭根大學的學位。他的論文《論死與不死》(1830年),由於不承認靈魂永生不滅而受到了誹謗。1829年他在愛爾蘭根大學擔任哲學講師,一直到1832年由於抗議學校借口他反對宗教而不批準他當教授,他才辭去教職。此後,費爾巴哈作為一個私人學者度過了自己的余生。在19世紀30年代,費爾巴哈發表了許多有關近代哲學史的頗具開創性的研究成果,接著又從“唯物主義”的觀點出發寫了許多越來越具有批評性的批評黑格爾唯心主義的文章。《基督教的本質》(1841年)、《未來哲學的原理》和《關於哲學改造的初步提綱》(後兩書均發表於1843年),造就了一代費爾巴哈主義者;這些人都效仿費爾巴哈,反對君主制,把絕對理性和宗教看作是想使人的權利同人相分離、以觀念代替人的思考並用這些去統治人的非法的企圖。至少他的那些在海德爾堡的學生,對宗教做了進一步的研究並在1848革命爆發之際把費爾巴哈奉為這場革命的精神之父和英雄——雖然費爾巴哈本人對這一革命采取了消極的、懷疑的態度,認為德國尚未完全從神學的幻想中解放出來,還不具備實行共和政體的條件。1850年,費爾巴哈改信摩萊肖特醫學唯物主義,並把自己的觀點概括為:人決定於他所吃東西的質量,而不決定於針對原罪所作的令人不勝其煩的說教;用德國的雙關語來說就是“人吃什麽就是什麽”。此後,除了一些關於倫理的片段文章外,他就很少有什麽有價值的作品了。1868年他讀了馬克思的《資本論》,並讚揚他揭露了令人發指的、非人的狀況;1870年他加入了社會民主黨。
  費爾巴哈既不是一位全面的也不是一位嚴謹的始終如一的哲學家。他提出了很多警句和思想,但卻沒有留下一種對任何重大問題構想首尾一貫和深思熟慮的立場,而這些重大的哲學問題對他的著作來說都是極為重要的。他的“唯物主義”(叫做自然主義、非原子論的經驗主義也許更為恰當)和他的認識論都是解釋性的,且可能引起爭論。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把他看作是一個思辯的唯物主義者,因為他忽視精神的能動方面是完全錯誤的;所以指責他對於實踐只是從他的“卑污的猶太人的活動”(馬克思用以指庸俗的實踐活動的用語)的表現形式去理解。費爾巴哈在19世紀40年代的德國,而且直到該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俄國和法國,都有著巨大的影響,後來也一直得到公認和受到賞識;他從作為19世紀的主要反神學的人物,而成為20世紀的把人提升為宗教主要內容的神學的主要人物。費爾巴哈把愛提高到人與人之間統一的原則的高度,把“我”與“你”之間的聯系看作是一切人類活動(思維、說話和愛的最基本的內容,這些都受到現代神學家和某些其他堅持技術發展界限的哲學家的歡迎,但卻沒有引起馬克思主義者的多大的興趣,費爾巴哈的宗教批判、異化觀、唯物主義及其對黑格爾的批判,今年來引起了人們重新研究的興趣,並成為新哲學看待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組成部分。馬克思本人認為費爾巴哈的宗教批判最終提出了這樣一個命題,即對人來說人就是最高的存在物,從而為真正的革命哲學提供了出發點。費爾巴哈關於黑格爾顛倒了主詞和賓詞作用的論斷,無疑是促使馬克思決定“使黑格爾頭足倒置”的原因;而費爾巴哈所創的批判探討方法,即象探索宗教這樣的社會機構的始因和作用的那種方法,則被馬克思用來分析1843年的狀況,這也可以說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所包含的成分之一。然而,只是由於馬克思早期哲學著作的發現和重新發現,馬克思與費爾巴哈之間的關系才有了透徹的研究和更好地被理解。馬克思本人認為費爾巴哈在他的思想發展過程中是一個重要的、然而卻是短暫的一個階段;他對費爾巴哈並沒有持久的興趣,盡管1860年他曾從倫敦訂購了七卷本的費爾巴哈全集。恩格斯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雖然在官方的蘇聯辯證唯物主義的發展中是一本重要的教科書,但他對費爾巴哈本人的哲學並沒有進行有價值的研究,對深奧玄妙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主張也沒有做出什麽重大貢獻。在經典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直到最近任在蘇聯起作用的哲學家中間,對費爾巴哈雖在口頭上唱了許多讚歌,但實際上認為他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但並不成熟的先軀;只有阿·莫·德波林所作的研究才是嚴肅的,他認為費爾巴哈是一位重要的哲學家,並認為馬克思主義是費爾巴哈主義的變體(見他在1923年所著《路德維希·費爾巴哈》一書)。他有關這一問題的書第一版之後就沒有再版;當由於斯大林的指示而受到譴責並被撤消其哲學職務時,他受到的指控之一就是對馬克思與費爾巴哈之間的關系作了不正確是評價。卡門卡的研究(見“參考書目”6)認為費爾巴哈在歷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認為他的非原子論的經驗主義、能動的精神理論和對宗教的批判基本上是正確的但並不認為他是一個全面的或偉大的哲學家。瓦托夫斯基(見“參考書目”3)則認為費爾巴哈提出了深刻的問題,並認為費爾吧哈的哲學對辨證地理解思想的發展具有極其深刻的意義。




參考書目

① 路·費爾巴哈:《基督教的本質》(1841),1957年英文版。
② 同上作者:《未來哲學原理》(1843),1966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宗教的本質》(1851),1873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根據路德所了解的信仰的本質》(1844),1967年英文版。
⑤ 同上作者:《宗教本質講演錄》(1851),1967年英文版。
⑥ 憂金·卡門卡:《路德維希·費爾巴哈的哲學》,1970年英文版。
⑦ W.馬克斯·瓦托夫斯基:《費爾巴哈》,1977年英文版。
⑧ 費爾巴哈生前出版的10卷《費爾巴哈全集》,曾由博林和約德爾在1903——1811年間加以編篡出版。1960—1964年在漢斯·馬丁·薩斯的主編下,由斯圖加特和巴特坎施塔特的弗羅姆出版社和岡特·霍爾茲布格出版社聯合再版了這套全集,分12卷,另附補充材料1卷,共1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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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12 22:27:00 |显示全部楼层
金融資本

  金融資本是馬克思沒有作理論闡述、但已成為20世紀馬克思主義理論重要範疇的唯一的一種資本形式。它完全不同於銀行資本、生意資本或貨幣資本這樣一些其它的資本形式。根據希法亭第一次所公開揭示的概念(見”參考書目”5)金融資本具有兩個主要特征:第一,它是由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相融合而形成的;第二,它只是在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級段才出現的,希法亭認為,金融資本的出現對資本主義具有重大意義,它是壟斷集團(參看資本集中和積累條目)發展到帝國主義的必要的因素,也是推翻資本主義的前景所不可缺少的因素,正是這些趨於發展變化的方面才使金融資本在列寧和布哈林的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並使圍繞它的爭論一直持續到現在。就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運用於20世紀的條件來說,金融資本的意義,無疑就像考茨基和鮑威爾在其承認希法亭的《金融資本》一書時所指出的,是對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階段的初創思想的完善,金融資本是在馬克思逝世之前才剛剛出現的(見“參考書目”1和3中關於希法亭的著作和他同時代人的著作之間的聯系的論述)。
  就一般的意義而言,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的結合,並不是金融資本所特有的。在整個資本主義時期,所以可能存在持有、交易借入和貸出貨幣的專業銀行資本家。不過是由於他們與各個生產部門有著連接的關系。只有通過把貨幣貸給工業資本家,他們才能利用利息來占有剩余價值,而且只有通過整個經濟交易往來開辦支付和外匯系統的業務,他們才能利用剩余利潤來取得剩余價值(參看銀行資本和利息條目)。然而正是把這兩種資本合為一體的特殊方式才顯示出金融資本的特征,它的本質在於這種聯系不再是疏遠的。正如希法亭所寫的,金融資本起因於那些“使銀行資本和工業不建立起比以往更為密切的關系的力量”(著重號是本條目作者加的)。而且,這是各銀行在其中居支配地位的一種密切聯系,各銀行支配著工業並迫使其進行變革。
  希法亭和列寧雖然側重點各有不同,但都指出了銀行對工業實行控制的三條渠道:第一,股份公司的興辦使得各個銀行在工業企業中握有占支配地位的股份,這不僅有助於控制而且促進了兼並以致“各銀行……愈來愈變成工業資本家”。(見“參考書目5”,第225頁),第二,通過任命銀行的經理擔任工業企業的監事或任命工業企業的經理擔任銀行的監事而實現“個人聯合”(《列寧選集》第2卷,第762—763頁),即同一個人即握有銀行的主要股票又握有工業企業的主要股份。第三,各銀行通過處理自己的財務事項而詳細地了解了與自己有關的工業企業的事務:它們逐日了解自己銀行資產負責表的情況並操縱著企業日常經營過程中所產生的信貸(票據)。重要的是要看到,金融的資本的概念的發展所依據的不是銀行資本對工業資本的一般支配情況;而是要看這樣一些支配的渠道,那就是前者在機構上的特殊表現形式及銀行,跟後者在跟機構上的表現形式即股份公司實行結合並對它實行控制。實際上,這種結構還更具專門性,因為希法亭和列寧所指的是其它各個國家,但他們的想法主要是以他們對控制工業發達的中歐的銀行體制的考察為基礎的;在那里“通用銀行”是很有代表性的。聯合王國的商業銀行在歷史上一直集中於經營支付業務和向實業提供短期貸款,因為實業家對實業比銀行家更為熟悉,而德國的通用銀行則把這樣一些職能同控制股份、發行股票和擔任工業企業的董事職務聯系在一起。
  銀行與工業企業之間的連結並以銀行占主導地位的概念本身雖然很少改變,但金融資本概念的本質在於它是資本主義的歷史的一個發展階段所特有的,因而它既是歷史力量的產物,又有助於產生改造世界的力量。在列寧看來,金融資本本身並不是資本主義的一個階段,而是被稱之為壟斷資本主義的或帝國資本主義這一階段所固有的顯著特征(參看資本主義的歷史分期條目)。壟斷資本主義是這樣一個階段,即在階段中各個資本之間的競爭雖導致少數大企業、托拉斯或卡特爾控制著整個實業界,但金融資本卻是其主要特征。金融資本並不是任何銀行跟任何企業的結合,而是而工業家壟斷同盟的資本融合起來的少數壟斷性的最大銀行的銀行資本。這就是銀行控制大托拉斯並行使巨大權力的情況。非馬克思主義者把類似的情況說成是本世紀前半期出現的對“金融權力”所進行的民粹主義甚至是法西斯主義的進攻,但希法亭、列寧和布哈林則認為他們的任務在於揭示各種決定金融資本的興起及其前途的規律。金融資本是由馬克思所證實的兩種現象是作用所導致的。集中和積聚導致了工業的壟斷企業,而現代信用制度是產生則使整個社會的儲蓄集中到各個銀行;壟斷企業沒有其它地方可以獲得增進積累所需要的大筆資金,而銀行除了將其大批流動資金投入工業也別無其它有利可圖的選擇,這種情況就必然導致銀行和壟斷企業的融會。因此,表現為金融資本的融合本身也是推動壟斷進一步發展的動力,因為金融工業資本的集團都力圖進一步控制其市場的無政府的狀態。在這一過程中,銀行創辦新的工業企業是一個重要戰略,它可以通過創業本身生成一種特殊形式的利潤即創業者的利潤。
  壟斷即構成金融資本的基礎又從金融資本那里獲得新的動力;列寧認為壟斷的形成與帝國主義的資本國際化是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的。他在為布哈林的《帝國主義與世界經濟》一書所寫的序言中,解釋了金融資本的發展,他論證說,當“在交換發展的一定階段,在大生產發展的一定階段即大致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所達到的階段,交換造成了經濟關系的國際化和資本的國際化,大生產達到了十分龐大的規模,以至自由競爭開始被壟斷所取代”(《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第141—142頁)。然而,這又被看作是一種雙重關系。帝國主義是壟斷的條件,壟斷是金融資本的條件,但金融資本本身卻又是帝國主義的動力並是帝國主義的決定性的特征。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1916年)是這樣表述的:“帝國主義的特點,恰好不是工業資本而是金融資本。在法國,恰好是金融資本特別迅速的發展(在工業資本削弱的情況下),從上一世紀80年代開始,就使兼並政策(殖民政策)特別加緊地推行起來,這並不是偶然的”(《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第384頁)。把不同於工業資本或其它形式資本的金融資本,強調為帝國主義的特征,是列寧和布哈林從理論上批判其它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支柱。列寧譴責了考茨基把工業資本力圖征服農業領域看作是帝國主義特征的觀點,而布哈林在《帝國主義和資本積累》(見“參考書目”8),則把對盧森堡的帝國主義理論的一般批判置於這樣一個基礎之上,即盧森堡未能區分構成帝國主義基礎的特殊形式的金融資本和一般的資本。
  列寧和布哈林認為,現實即駁斥了把帝國主義看作是兼並農業領域的觀點,也駁斥了盧森堡所認為的帝國主義是資本在尋求市場過程中向非資本主義領域擴張的產物的觀點。因為在20世紀之交,帝國主義的特點恰恰是向資本主義工業已確定了的地區進行擴張。(布哈林曾把法國與1923年占領魯爾作為例子,而列寧則提到了德國對比利時的野心和法國對洛林的野心)。帝國主義為爭奪工業經濟和非工業經濟的鬥爭,只能用金融資本的統治來解釋。爭奪的特點是重新瓜分世界而不是單向未被開發的領土進行擴張,而且由於金融資本的統治和成熟,重新瓜分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前幾年中,金融資本就已成熟到形成了一個世界體系的程度,在這個體系中銀行資本和生產資本都向外輸出直到整個世界,已某種方式同金融資本集團聯系在一起。按照列寧的觀點:“金融資本的密網可以說是真正布滿了世界各國……輸出資本的國家已經世界瓜分了。那就是瓜分一詞的轉意義言的。但是,金融資本還導致對世界的直接瓜分”(《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第381頁。)。鑒於世界已這樣分割完了,因此托拉斯的進一步競爭發展必然會導致重新分割的鬥爭。
  這種爭奪被看作是產生帝國主義的戰爭的主要因素,因此列寧和布哈林認為戰爭是金融資本統治的必然伴隨物。在這一點上,列寧和布哈林同希法亭是有分歧的,因為希法亭的帝國主義理論(其核心是金融資本)雖是這兩位更知名作家的理論基礎,但他沒有把戰爭看作是帝國主義競爭的必然產物。布哈林和列寧都認為金融資本的帝國主義只是改變了社會主義革命將推翻資本主義並摧毀其國家的條件,而希法亭卻把屈從於金融資本的國家和托拉斯迫使國家所采取的幹涉主義看作是為這樣一種制度(他後來把它叫做“有組織的資本主義”)奠定了基礎,這種制度無須改造就可以迅速地為無產者所接管和加以利用。首先正是這一點標志著希法亭與列寧之間的政治分歧。
  然而,那些圍繞著帝國主義戰爭和托拉斯及國家對資本主義的調節可能對各階級之間的力量均勢和對資本主義的預測產生什麽影響的爭論,都不約而同地忽略了作為金融資本的核心的實力問題。巨大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的實力顯然都集中在各個銀行和少數控制著銀行的資本家手中。金融的資本的概念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是否有效,取決於這樣一個問題,即以各銀行控制與其有聯系的工業企業為基礎的這一實力是不是還存在。斯威齊在1941年的一篇文章和隨後的書(見“參考數目”10)中,挑起了關於這一問題的爭論;這一爭論主要涉及這樣一個經驗問題,即關於特有的股票和連鎖董事職務的數據是否證實希法亭所確認的控制渠道的存在;這一爭議一直集中於美國。金融資本概念的各種理論問題——統治的含義、權力的含義以及銀行與企業之間關系一體化的含義——還幾乎沒有探討過。
  斯威齊一方面認為希法亭和列寧證明了資本主義進入了壟斷資本主義這樣一個新的階段,另一方面又認為銀行家的統治在壟斷資本主義的孕育時期只是一種過渡現象。他說:“經歷過全盛時期的銀行資本正再一次下降到從屬於工業資本的地位”(“參考書目”10,第268頁)。對這一論點提出重大挑戰的是費奇和奧本海姆(見“參考書目”4)以及科茨(見“參考書目”6),他們認為在美國大銀行確實控制著大企業(雖然金融資本的理論強調金融資本導致托拉斯的力量的加強,但費奇和奧本海姆則認為銀行的政策已使鐵路和電力公司受到削弱)。他們認為美國銀行實行控制的一個重要機制(除董事會代表制之外)是由其信托部門以代辦養老基金和代表個人的方式來管理公司股票,從而使某些銀行能有效地控制對全局有影響的股份集團。在科茨的著作中,還考察了銀行集團內部的其它金融機構所擁有的股票的情況;而就英國的情況來說,明斯的著作(見“參考書目”9)證明說銀行對養老基金的有價證券的管理使銀行控制了大的股份集團,至少從表面上看起來有可能使用這一點去控制工業的發展。實際上,這種權力在現代的美國和英國是否行使了,依然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美國和英國在從20世紀60年代初起的20年中卷入資本集中的合並浪潮,並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經濟危機中致力於工業調整,這雖然難以提供確切的引證材料和用數量來表示,但卻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它們是否以象金融資本概念所包含的有效方法來控制這些變化並為這些變化提供動力,那就更不清楚了。
  作為與銀行統治這一命題的經驗效力相對立的金融資本概念的理論堅實性,雖然無可置疑,但實際上卻並非沒有問題。主要困難在於兩個不同的獨立的東西即掌握在銀行手中的銀行資本和有機地納入公司中的工業資本,雖被認為是融合在一起的,但依然是不同的,甚至依然是一個統治著另一個。在不是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解釋“融合”的情況下,這一概念仍能表明上述兩個因素雖然還有不同之處,但卻通過一定的渠道彼此相連結,並通過其聯系而相互轉化。某些轉化雖已在(諸如提高工業資本的壟斷程度)的概念中闡述過,但希法亭、列寧和布哈林卻是通過把金融資本的種種特征拆散在它的這個或那個要素中來表述這一問題的。雖然希法亭指出金融資本具有“相對獨立性”,但在有些地方又輕易地認為銀行資本簡直變成了工業資本:“銀行……愈來愈成為工業資本家的了”(見“參考書目”5,第225頁)。而列寧在為布哈林的《世界經濟和帝國主義》所定的序言中,則把馬克思賦予銀行資本的普遍特性(表現為生息資本)賦予金融資本,他說:“金融資本在國內和國際上特別流動靈活,特別錯綜覆雜;它特別不固定,脫離直接生產……”(《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第141頁)。
  一個不同的、然而又與融合的性質及金融資本諸要素的轉化有關的問題,是把銀行等同於銀行資本,把只是從事工業活動的公司等同於工業資本。這意味著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之間的聯系形式,只要不屬於上述的銀行和公司之列,都被排除在理論探討之外(也被排除在經驗的調查之外),雖然金融資本似乎是一個更帶普遍性的概念。作為這一理論限制所造成的經驗缺陷的一個例子,是現代跨國公司既包括工業生產活動、商業活動,又包括分配和控制投資資金的銀行貨幣活動(以留存盈余和儲備的形式和以與銀行相似的在大批貨幣融通市場上舉債的形式進行這些貨幣活動);它們把銀行資本、工業資本以及商業資本融為一體,但由於這是在它們自身範圍內進行的,所以根據銀行和企業的情況來確定的金融資本概念不能完全適用。
  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戰略來說,金融資本概念的現代有效性問題,最終取決於金融資本是否會形成這樣一種政治的或經濟的力量,即如果資本主義勢必被推翻的話,這種力量也必然會崩潰,希法亭和列寧都指出權力的集中就是這種力量所導致的;後者認為幾百個億萬富豪和百萬富豪便直接掌握了整個世界的命運,而前者則認為掌握了柏林六家大銀行就意味著掌握了最重要的大工業領域並將大大有利於過渡時期的社會主義初期政策的實施。在20世紀80年代,建設社會主義無疑仍需要廢除銀行的獨立力量,但這樣做與其說是與銀行在金融資本範圍內的統治地位不關,不如說是與它們作為銀行資本的性質有關。除某些例外(日本的經濟就是最突出的例外),資本主義體系範圍內的銀行的力量並不主要是它們參與和控制工業(即使這種參與確實存在)的結果。這種力量是由它們的(和其它的)銀行資本在外匯市場和貨幣市場所發揮的結構性力量導致的,從而決定著影響整個經濟的利率和匯率。這也是由各私人銀行為在國際範圍內開展信貸活動而具備的斟酌決定權所導致的,但這種信貸是銀行資本而不是與工業連在一起的金融資本。在20世紀70年代,國際銀行體系成了某些第三世界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貸款的主要來源,就說明了這一點。這種地位雖使這些貸款具有很大影響力,但卻並不構成金融資本。




參考書目

① 湯姆·博托莫爾:為希法亭《金融資本》所寫的“譯序”,1981年英文版。
② 尼古拉·布哈林:《帝國主義與世界經濟》,(1917),1972年英文版。
③ 傑里·科克萊:《金融資本》,1982年英文版。
④ 羅伯特·費奇和瑪麗·奧本海姆:《誰在主宰公司》,1970年英文版。
⑤ 魯道夫·希法亭:《金融資本》(1910),1981年英文版。
⑥ 大衛·科茨:《美國銀行對大公司的控制》,1978年英文版。
⑦ 弗·伊·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1916),1964年英文版。
⑧ 羅莎·盧森堡和尼·布哈林:《帝國主義和資本積累》,1972年英文版。
⑨ 理查德·明斯:《養老基金和英國資本主義》,1980年英文版。
⑩ 保·斯威齊:《資本主義發展的理論》,1942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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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資本和利息

  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中,銀行資本作為存在於生產過程之外的大量資本起著重大的作用,它表面上似乎不受生產過程的支配,但在若幹方面它既支配著生產過程又受生產過程的支配。銀行資本具有包括證券、股票和貸款在內幾種形式。雖然希法亭對其覆雜的相互關系提出了一種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但馬克思本人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生息資本和與它有聯系的虛擬資本(獲得收入的所有權)的各種形式。(見“參考書目”2,第9章)。
  生息資本是一個特定的時間內脫離其所有者的商品。按照馬克思的理論,它不包括諸如貸給工人的消費信貸(這屬於高利貸一類),而只是貸給從事生產的資本家的貸款。使用這些貸款去資助生產,就產生了剩余價值,並將剩余價值的一部分以利息的形式付給放貸的銀行資本家。生息資本的交換價值是必須償還的利息,而它資助剩余價值生產的能力就是它的使用價值。
  支配利率變動和總的利息變動的各種因素,在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並不是一目了然的。在《資本論》第3章第5篇中,他強調指出利率是由供求的“偶然”力量所決定的,它反映了借貸資本家與工業資本家之間的力量對比。由於借貸資本家和工業資本家在本質上是同一個階級的不同部分,因而不存在產生決定作用的規律,而象工資這樣的反映資本主義兩大階級根本區分的收益形式,卻有規律可循。然而利息,無論是利率還是利息的總體,則被認為是受生產所導致的總的利潤所限制的,而利潤率趨於下降的規律以及銀行業和靠利息為生階層的發展,則預期會導致利息水平的長期下降。從短期來看,利率的波動被認為是潛在的商業周期的產物;在繁榮階段利率一般較低,但隨著危機的爆發利率則會上升到高峰。希法亭把這些變動置於商業周期過程中出現的各個部門之間的失調基礎之上(見“參考書目”3),並把這一分析擴大到揭示這些周期性的變動如何反過來影響整個周期間的金融活動,以及如何在總的經濟危機爆發之前就能預見到金融危機(雖然前者只不過是“後一危機的一種癥候、一種預兆”)。
  根據馬克思的理論,生息資本雖最終取決於產業資本,但確獨立於它之外,而且是一種較普遍、較無約束的範疇。因為它同馬克思賦予與商品相對的貨幣的那些外在的、普遍的和自由的特征相當(參看《資本論》第1卷)。同樣,利息率則是作為一種比利潤率單純的範疇而出現的;與不同的資本產生眾多不同的利潤率相比(雖然馬克思在這里有些言過其實),利息率的計算是一目了然的,而且只有一種形態(參看資本的形態和收益;信息和虛擬資本條目)。




參考書目

① 勞倫斯·哈里斯:《論利息、信貸和資本》1976年英文版。
② 大衛·哈維:《資本的局限》,1982年英文版。
③ 魯道夫·希法亭:《金融資本》(1910),1981年英文版。


武力

  參看暴力條目


生產力和生產關系

  馬克思的成熟經濟著作中都貫穿這樣一個思想,即生產力於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動態的一個基礎。一般說來,這一矛盾是歷史上相繼出現一系列生產方式的原因,因為它會導致一種生產方式的必然衰落及其為另一種生產方式的取代。任何生產方式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結合,不只構成經濟進程的基礎,而且構成整個社會進程的基礎。馬克思以極其簡明的話闡述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於社會結構之間的關系:“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它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它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溝,則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現實基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2頁)。在同一個地方,馬克思還指出生產力與生產之間的矛盾是社會歷史的動力:“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系……發生矛盾”;而且,“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從而導致社會革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2—83頁)。
  馬克思認為生產力包括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因此,生產力的發展就包含機器的發展、勞動過程的變化、新能源的開發以及無產階級的教育這樣一些歷史現象。然而,也有一些組成因素,人們對其解說是有爭論的。某些作家把科學本身包括在生產力之內(不只是作為結果而發生的生產資料的變革),而科恩(見“參考數目”2)則把地理空間作為一種力量包括在內。
  生產力的經濟所有制構成生產關系;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最基本的生產關系是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無產階級所擁有的只是自己的勞動力。經濟上的所有權不同於法律上的所有權,因為它關系到對生產力的控制。從法律的意義上來說,有權獲得養老金的工人也可以說擁有那些把養老基金投入生產的公司的份額,從而可以說在法律上成為公司生產資料的間接所有者(但即使是這樣來解釋法律地位,也易於受到批評,因為這種份額所有權只是在法律上有權獲得收益,而不是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但若如此,則他們當然不是握有生產資料的權力,從而也不會有經濟上的所有權(參看財產條目)。
  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據以發展的方式以及這種發展所導致的影響,一直是馬克思主義中的主要爭論的議題之一。對《〈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那一段著名引語的最明確的解釋是:生產方式內部存在著這樣一種一致性,即使生產力與生產方式相一致,並由於這一點,生產關系與法律的、意識形態的和其他的社會關系也相一致(後者是指基礎於上層建築的一致)。這種一致性所以好象是一個,是因為在其中生產力是主要的,生產關系由生產力決定,而生產關系本身又決定著上層建築。這三個因素在因果關系鏈條中的各自地位從其對歷史發展的意義而具有重要性。比如,生產力的發展將導致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生產關系“變成生產力的桎梏),而這種矛盾的激化又將導致現存生產方式及其上層建築的崩潰。這樣來解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主要歷史作用就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把生產力看作是基本動力,正確嗎?
  在本世紀第三個25年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覆興中,對馬克思的論點作這樣的特定解釋,引起了許多批評。在某些人看來,一個重要的需要考慮的問題是上述論點似乎具有一種不為人們所接受的政治含義;他們論證說,斯大林的加速實現工業化及其強行實行合作化的政策和在政治上進行鎮壓活動,都源於他把生產力看作最主要的東西的觀點(托洛茨基也持有同樣的觀點),結果形成了這樣一種結局,即如果蘇聯的生產力能成為現代工業的生產力,那麽社會主義的生產力關系就會具有真正的基礎。此外,馬克思本人的著作在關於生產力是首要問題的看法上似乎也是模棱兩可的,他在有些地方就寫過仿佛生產關系支配並引起生產力變化的話。比如,在《資本論》第1卷中,特別是在探討勞動實際從屬於資本的發展中(見1933年第一次發表的“直接生產過程的結果”這一章的手稿,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馬克思似乎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使生產工具和勞動過程革命化。如果馬克思主義提出一種關於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相互影響的聯系概念的話,即生產力在某種意義上既是生產關系的決定因素又是這兩部分據以相互作用的方法的決定因素,那末這樣一種描述對那種生產力是首要的觀點來說就不應成為問題了。但馬克思本人的著作對此並沒有提及,而且某些作家已提出他們將排除這兩種不同因素之間起相互作用的可能性,因為他們將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合並或“融合”在一起,使生產力成為生產關系的一種形式(見“參考書目”3第5章,1第235頁)。
  盡管以生產力為主的觀念會引起許多問題,但科恩卻一直有力地重申這一點(見“參考書目”2以及5)。科恩證明了這一論點本身的一致性,並認為這在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確實具有一種有效的、邏輯的重要地位。理解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聯系的基本困難在於,這兩者在生產方式內部被認為是必然互相協調的,而其中的一個方面又必然以導致矛盾或不相容性的方式發展;因此,它們的發展具有不對稱的因素,而且這是體系上的不對稱,而不是偶然的不對稱。因此,“一致性”並不能意味著是相互的,甚至是決定性的。這可能意味著生產關系的發展,引起生產力的發展,而生產力的發展然後又反作用於生產關系,以致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影響是倍增的,而生產力對生產關系的影響卻是不斷減弱的;如果這樣的話,那生產關系就成為主要的了,而生產力的成熟則會沖撞顯示矛盾特征的“桎梏”。然而,科恩沒有采用這種解釋方法。相反,他認為生產力的發展是主要的,因為它是由在某種意義上是外部發生的力量所導致的;存在一種動力,它外在於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並首先對生產力產生影響。在科恩看來,這一動力就是人的理性,是人類通過發展生產力而力圖改善自己的處境和擺脫匱乏的一種合理的、永遠保有的推動力。
  科恩強調人類在克服物質匱乏過程中合理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但這對其維護馬克思關於生產力是第一位的觀點來說卻是一個薄弱環節,而且是一個致命的薄弱環節。正如萊特和萊文(見“參考書目”4)所論證的,即使從階級利益的角度來看待人類追求利益的行為,從而避開非馬克思主義的個人主義,但這種看法也忽視了階級能量的問題。階級利益並不能保證它具有改造歷史的效力。萊文和萊特把階級“能量”定義為“各階級在階級鬥爭中可以利用的組織的、意識形態的才略和物質資源”,並認為“把利益變成實踐行動,對於任何合適的歷史理論來說,都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當然,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理論觸及將導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崩潰和社會主義建立這種矛盾問題時,理論就成了一個特別尖銳的問題了。那些讚同階級能量和階級利益在這樣一種變革中具有重要作用的作家,認為他們的出發點是看到階級鬥爭的作用,這跟那種認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發展是為了適應人類的某種利益而不可抗拒地在進行經濟決定論,恰成鮮明的對照(參看歷史唯物主義條目)。




參考書目

① E.巴里巴爾:“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概念”,載阿爾都塞和巴里巴爾合著的《閱讀〈資本論〉》,1970年英文版。
② G.A.科恩:《卡爾·馬克思的歷史學說——一種辯護》,1978年英文版。
③ A.卡特勒等合著:《馬克思的〈資本論〉和當代的資本主義》,1977年英文版,第1卷。
④ A.萊文和E.O.萊特合著:《理性與階級鬥爭》,1980年英文版。
⑤ 威廉·H·肖:《馬克思的歷史理論》,1978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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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的形成和收益

  作為一種社會關系的資本是從事資本循環的動態現象,它在循環的不同階段表現為不同的形態。如果我們從貨幣資本的形態(M)開始,它先轉化為商品(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然後變成生產資本(P)。生產過程的結果就是商品資本(C1),它得通過出賣來實現,從而再變成貨幣資本。在這個意義上說,資本雖采取不同的形態,但M和C1本身卻是不活躍的;只有談論在循環的每一個階段內執行特定職能的資本時,這才有意義。
  生產資本P是一個過程。它是正在運轉的工廠或農場。如果把資本主義制度設想得不那麽覆雜,那麽開辦工廠的企業對商品和貨幣交易也可能進行充分的控制,但實際上這些過程具有特定的職能,並且屬於不同的資本形態。商業資本的特定職能是經營商品。通過為工業買賣原料來獲取利潤的大貿易商號或經營制成品(循環中的C)的主要街道上的連銷商店,都反映了商業資本的特點,但也有許多中間形式。就只通過匯總而經營貨幣(循環中的M)的銀行來說,它們所經營的也是一種商業資本。但是,與這些經營活動有關的貨幣制度的發展導致信用和另一種專門形式的生息資本的出現(參看銀行資本和利息條目)。生息資本參與向工業資本提供貨幣資本的過程,因而工業資本循環中的最初的貨幣資本M就是從那部分資金中預借的。
  《資本論》第3卷的第四和第五篇就論述了這些特定形態的資本。它們是證實了馬克思關於從考察高度抽象的一般範疇所揭示的原則出發就可以說明世界覆雜性的主張的重要因素,因為馬克思是在考察了無差別形態的資本性質之後才寫出這些章節的。在《資本論》第1、2卷和第3卷的前半部中,馬克思揭示了一般資本的規律和許多工業資本在競爭中的規律,而且認為只有依據這些規律才能理解各種特定形態的資本。特別是,前面的分析所揭示的是產生剩余價值和在各工業資本之間分配剩余價值的方式,而在《資本論》第3卷的第四、第五和以後的第七篇中論述的問題則是這種剩余價值如何以各種不同收入的方式在不同的特定資本形態之間進行分配的。行動者從只是一個的工業資本變成了工業資本+商業資本+生息資本了。在前面的分析中,剩余價值表現為利潤的形式,現在工業資本得到的只是企業利潤,而生息資本得到的是作為利息的一部分剩余價值,商業資本得到的則是作為商業利潤的利潤,這種利潤是從總剩余價值中扣除出來的。商業資本和生息資本所得到的收益,以及它們同其它形式的剩余價值的分離,值得進一步探討。
  在流通領域中運轉的商業資本雖不直接產生剩余價值,但卻以利潤的形式占有只能在資本主義的工業和農業的生產領域中才產生的某些剩余價值。商人所做的不過是買賣商品;為了發揮自己的作用,他們也把資本用在商店的工人、雇員等勞動力上。但根據馬克思的定義,這種勞動不是生產性的勞動(參看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條目);這種勞動雖並不直接生產剩余價值,但卻把流通的費用減低到非商業內行的工業資本家來經營時所需的成本以下,因而也可以說對剩余價值的創造起了間接的作用。在商業資本並不在由它控制的生產過程中產生剩余價值的條件下,它的利潤是從它同工業(和農業)資本的買賣中獲得的。商人從工業那兒購買的商品低於它們的價值,然後再以它們的價值進行出售。商人占有的這個差額往往相當於一般利潤率。競爭確保商人從其所預付資本中獲得的利潤率相當於工業資本家從其資本中所獲得的利潤率,而且每一種利潤率都相當於總的剩余價值除以(商業和工業)資本的總和。
  對商業利潤的這種考察忽視了利息的扣除;而對生息資本性質的考察也只是集中於它與工業資本的關系方面。利息是工業資本家從其利潤中支付的,余下的是作為總利潤一部分的營辦企業的利潤。馬克思認為這種分配所導致的各種比例是供求的“偶然”力量所決定的,所以不能要求有確定利息率(或企業利潤率)的一般規律,只能要求對它可能涉及的幅度有一個一般的限制。
  源於剩余價值的最後一種收入是地租,但這種歸於地主的收入不同於以專門的資本形式出現的收入。
  各種特定形態的資本不僅僅是把剩余價值分為不同形式收入的基礎,因為每一種資本形態的發展都有重大的歷史沖擊力。雖然商業資本依賴於作為其利潤來源的工業資本,但在工業資本之前它就以一種古老的形式出現了。無疑,貿易和掠奪在資本主義產生中的作用,即原始積累的過程,意味著商業資本對積聚財源和促進資本所必須的社會關系的形成是極其重要的。早期的壟斷貿易公司就典型地體現了這一作用。然而,商業資本雖源於歐洲的資本主義,但人們認為它在歐洲與第三世界的關系中所占的優勢已妨礙了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推進資本主義發展的能力。凱(見“參考書目”2)論證說歐洲範圍內的商業資本由於工業資本的發展已失去其獨立性,因而並未妨礙後者的發展,即沒有妨礙通過組織生產而賺取利潤的階級的興起。然而,在許多第三世界的國家中,商業資本至少直到最近仍占有支配地位的,它在通過貿易而不是發展其資本主義生產來尋求利潤方面仍具有很大的獨立性。凱認為這種獨立性至少從19世紀中期起就一直具有一種自相矛盾的特點,因為它“既保留其獨立性又失去其獨立性”。在作為不發達國家的唯一的資本形態的意義上,商業資本保有獨立性,但鑒於它是在世界範圍內與工業資本相共存的,因而它必須調節自己的活動以部分地充當工業資本在第三世界的代理。作為代理角色,商業資本必須以工業資本所需要的方式進行貿易(向資本主義國家運送原料和食品,在較貧窮的國家出售資本主義國家的制成品),而為了滿足歐洲對原料和食品的需要,而只能必須以最低限度的必要手段來左右當地的生產(參看不發達和發達條目)。
  馬克思是部分依據信貸制度對資本集中的影響(參看資本集中和積聚條目),特別是依據信貸制度對股份公司形成的影響,來確定生息資本在歷史上的作用的。信貸制度的這些發展被認為是一個新時代的標志(參看資本主義的歷史分期條目),並具有重要意義。它們導致了一種馬克思的抵銷利潤率下降的趨勢,因為據認為貸款給股份公司的人會由於作為剩余價值一種形式的利息的支配而獲利較少。而且它們會引起階級構成的變化,因為實際起作用的資本家有別於產業所使用的資本的所有者。然而,生息資本一旦形成就不會靜止不變;它將形成許多更為覆雜的特點,特別是希法亭(見“參考書目”1)等人所確定的生息資本轉變為金融資本,就是一個特別重要的特點。




參考書目

① 魯道夫·希法亭:《金融資本》(1910),1981年英文版。
② G.凱:《發達與不發達——馬克思主義的分析》,1975年英文版。


法蘭克福學派

  本世紀二三十年代在德國興起的法蘭克福學派,其產生是與下述問題的爭論密不可分的。馬克思主義的本質是什麽?或為實際的目的而批判和推翻一切形式的統治的理論範圍有多大?為把握這一學派的思想發展中心,就必須正確評價能說明其背景的一系列重大紛擾的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歐左翼工人運動的失敗,德國大部分左翼政黨墮落為改良主義或變成聽命於受莫斯科控制的運動,俄國革命蛻變為斯大林主義,以及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的興起。這些事件向下述人士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問題,這些人雖受到馬克思主義的鼓舞,但又準備承認,那種認為社會主義是“歷史預計進程”的必然組成部分的觀點,或者認為只要制定了“正確的”黨的路線。就會有“正確的”社會行動的觀點,是多麽的錯誤和危險。
  我們可以把法蘭克福學派同反布爾什維克的激進主義和自由的或批判的馬克思主義直接聯系起來。由於既敵視資本主義又敵視蘇聯式的社會主義,該學派的著作企圖找到使社會發展可能保持活力的另一條道路。許多在六七十年代致力於新左派運動的人,發現法蘭克福學派的著作既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作了令人感興趣的解釋,又突出了一些很少為較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所能及的問題(如官僚主義和極權主義)。
  法蘭克福學派的思想一般都是在“批判理論”的標題下提出的(見“參考書目”11和羅·雅科比:《馬克思主義和批判學派》,1974年英文版)。但應強調指出的是批判理論並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理論;也並不表明該學派的所有信徒都信奉同一思想(見“參考書目”5和9)大致可以歸入“批判理論”這一標簽的思想傳統分為兩個分支。一是以社會研究所為中心,它在1923年建於法蘭克福,1933年從德國流亡,不久後遷居美國,50年代初又重建於法蘭克福。該研究所的主要人物有麥克斯·霍克海默(哲學家、社會學家和社會心理學家),弗里德希·波洛克(經濟學家和國民計劃問題專家)、西奧多·阿多爾諾(哲學家、社會學家和音樂研究家)、埃里希·弗羅姆(心理分析學家和社會心理學家)、赫伯特·馬爾庫塞(哲學家)弗蘭茨·諾伊曼(政治學家·特別精通法律)、奧托·馬基爾希海默(政治學家、精通法律)、列奧·洛文紹爾(大眾文化和文藝研究者)、亨利克·格羅斯曼(政治經濟學家)、阿爾卡狄·古蘭德(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以及研究所的“外圍”成員瓦爾特·本傑明(散文家和文藝批判家),研究所的全體成員通常被稱為“法蘭克福”學派。但這一叫法容易使人產生誤解,因為這個研究所的成員的著作並沒有形成一套嚴密的、相互補充的體系。能真正算是這個“學派”的人,只有霍克海默、阿多爾諾、馬爾庫塞、洛文紹爾、波洛克以及(該研究所早期的)弗洛姆;而甚至在這些人中,其觀點的分歧也是很大的。批判理論的第二分支源於尤里根·哈貝馬斯最近的哲學和社會學著作,他的著作重新確定了批判理論的概念。對這一事業有過貢獻的其他人有阿爾布雷希特·韋爾默爾(哲學家)、克勞斯·奧菲(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和克勞斯·艾德爾(人類學家)(見“參考數目”15)。
  下面談談法蘭克福學派的傑出成員霍克海默、阿多爾諾、馬爾庫塞、和哈貝馬斯的情況。他們是截至目前為止闡發社會批判理論的最主要人物。他們著作中的許多共同要素可以看作是這一批判理論的思想。批判的概念曾從(康德的)理性和認識的可能性條件發展為(黑格爾的)對精神形成的思考,然後又發展為(馬克思的)對特殊歷史形態及資本主義和交換過程的集中探討。法蘭克福學派的主要人物進一步發展了批判概念。他們在探討一切社會實踐中力圖提出批判的見解,即提出貫注於意識形態批判的見解,因為這種意識形態戲台系統了現實以掩蓋不合理的權力關系並使之合法化。他們關系的是社會利益、沖突和矛盾是怎樣通過思想表述出來以及他們是怎樣在統治體制中展示和再現的。他們希望通過對這些體制的考察能加強對統治根源的認識、削弱意識形態的基礎以及促使人們改變意識和行動。
  所有這些批判理論家由於都具有哲學素養,因而寫的大都是評價德國哲學遺產的內容。這些著述被認為既是對德國哲學傳統的分析,又是對這一傳統的批判;因為他們的目的是打破一切封閉思想體系的束縛、摧毀妨礙批判事業進展的各種傳統。這四位思想家雖保留了許多德國唯心主義關心的問題(如理性、真理和美的性質),但卻重新表述了康德和黑格爾理解上述問題的方法。他們像馬克思那樣將歷史作為研究哲學和社會的核心(如馬爾庫塞,見“參考書目”12)。但是,他們每一個人在堅持一切知識都受歷史條件限制的同時,又堅持可以脫離具體的社會利益(如階級利益)而合理地判定真理的主張。他們捍衛自主的批判要素的可能性(見“參考書目”10和1)。
  這些批判理論家的大部分著作都是采用與過去和當代的重要哲學家、思想家進行一系列的批判性的對話方式展開的。法蘭克福學派的主要代言人物都試圖綜合康德、黑格爾、馬克思、維貝爾、盧卡奇和弗洛伊德等人著作中的觀點並與之進行爭論。對哈貝馬斯來說,某些英美思想傳統,尤其是語言哲學和近代的科學哲學也是重要是綜合和爭論的對象。每個批判家這樣做的動機時候似乎都是相同的——在交叉學科的研究中,為探討社會覆興和改造的條件、文化的意義以及個人、社會與自然關系等問題奠定基礎。
  批判理論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認識到;既然馬克思主義表現為斯大林主義時就成了壓制的思想意識,因而證明馬克思主義的學說並不一定就會提供真理的鑰匙。它不僅認為“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的概念不足以解釋一系列現象(斯大林主義、法西斯主義以及其它等)產生的原因,而且認為維貝爾和弗洛伊德這樣一些人的思想和理論為解決馬克思主義者所面臨的問題——為什麽西方預期發生的革命始終沒有發生——提供了重要線索。批判理論家們評價和在可能時發展非馬克思主義思想,並不表明他們要削弱馬克思主義的基礎;相反,而是要恢覆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並發展它。因而,他們一方面承認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重大貢獻,另一方面又認為它並不足以成為認識當代社會的基礎。國家權力所涉及的領域愈來愈多、“基礎與上層建築”愈來愈相互滲透、批判理論家稱之為“文化工業”的現象不斷蔓延、極權主義的發展,凡此種種都表明政治經濟學必須與其他學科融合在一起。因而,政治社會學、文化批判、心理分析以及其它學科,都在批評理論的框架結構中占有一席之地。通過提出分工、官僚主義、文化模式、家庭結構以及所有制和管理的問題,法蘭克福學派就大大地擴大了批判的範圍並有助於改變政治的概念。
  他們的著作企圖揭示各種妨礙將生產方式——這可能是馬克思主義體系中最核心的部分——說成只是客觀的結構和在人“以外”發展的事物的覆雜關系和中介。他們尤其反對歷史唯物主義作“決定論的”和“實證論”解釋,因為這種解釋強調歷史發展的各個階段是不可變更的(在一種貌似獨立的經濟“基礎”的推動下),並認為能夠按照自然科學方法論的模式來理解這些歷史階段。他們論證說,後來對馬克思所作的解釋正是馬克思本人早年曾駁斥過的一種思想——“思辯的唯物論”,卻忽視人的主體性的重要作用的唯物論。正統馬克思主義(如德國共產黨的理論)的傳統的觀點沒有認識到既必須研究行動的客觀條件,又必須研究理解和解釋這些條件的方法的重要性,例如,對文化或同一性的形式的各種成分進行分析,就是必要的,因為“歷史是由從事局部認識的主體在既定條件下的活動創造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定不是並不是定期爆發危機的原因。這種危機的過程和解決它的辦法的性質,都取決於代表各種社會力量的人物的實踐和他們如何理解本身的處境。批判理論所致力研究的是結構與社會實踐的相互作用,即研究在特定社會現象中的主體和客觀以及他們的關系如何通過這些現象來進行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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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12 22:30:42 |显示全部楼层
批判理論家們提出問題的方式雖千差萬別,但他們認為通過對現代社會和政治問題的探討就能闡明未來的前景,這些前景如果實現了,就會提高社會的合理性。然而,他們關心的不僅僅是闡明那些不明顯的現象,也不是像霍克海默和阿爾多諾說的那樣只是“記憶”或“回想”有被忘卻危險的往事——爭取解放的鬥爭,從事這一鬥爭的種種原因,批判思想本身的性質。他們還提出自己理論和實踐的新的重點和新的思想。比如,馬爾庫塞就為個人的舒適享樂——(與堅持苦行僧式和清教徙式觀點的革命者相反)、為個人的自我解放(與那些簡單地認為這種解放只來自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變革的人不同)和為人類與自然之間可能有與現存關系截然不同的關系(與要加速發展現存各種技術的人不同)進行辯解。這些觀占顯然偏離了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學說(見“參考書目”13)。然而,霍克海默、阿爾多諾和馬爾庫塞卻從未提出一套嚴格的政治要求。因為他們以及哈貝馬斯的思想的一個重要原則是:革命的過程也就是自我解放和自我革命的過程。因此,列寧的先鋒組織的觀點受到了批判性的評價,因為這樣的組織被認為會導致一種根深蒂固的分工、官僚階層和極權主義的領導。雖然這些批判理論家沒有提出一貫的政治理論,但他們同意傳統的看法,即社會主義和自由是一致的,合理社會的目標必須體現在這種社會的方法上,而且必須與這種方法相一致。
  整個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社會研究所在霍克海默任所長期間,對包括個人的身份形成、家庭關系、官僚主義、國家、經濟和文化在內的許多領域進行了研究與分析。雖然被稱為“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理論往往是從人們所熟悉的馬克思主義原理出發的,但得出的許多結論卻與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相反,因為他們的研究成果突出了在可預見的將來進行社會改造的許多障礙。以下就是他們研究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核心觀點。
  第一,他們證明,經濟和政治融合在一起的趨勢將不斷增強。壟斷組織出現並幹預國家事務,而國家也進行幹預以保護和維持經濟過程。
  第二,經濟與國家組織愈來愈交織在一起,以確保地方的主動性從屬於官僚政治的考慮、市場上原料的分配從屬於中央的集中計劃。社會的協調工作是由強大的公、私行政機構負責的,這些機構愈來愈自成體系,而且只考慮生產。
  第三,在官僚主義泛濫和機構臃腫的同時,由於實用理論——關心完成預定目標的手段的功效——深入人心,社會生活合理化的進程也在擴大。
  第四,勞動分工的不斷發展把工作任務分得愈來愈細。隨著工作任務和機械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工人幾乎不可能對自己的工作進行思考和組織。整個勞動的過程更難於了解,大部分職業成了完成各種孤立的、極小的產品的片斷生產。
  第五,隨著工作和知識的細微化,階級的體驗正在消失。統治愈益成為非個人的統治,人成了完成目的的手段而這種目的卻似乎是獨立存在的。決定這些過程的特定的社會關系的形式——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物化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愈來愈只具有商品的性質,從而加劇了物化,社會關系也愈來愈難以為人們所了解(參看商品拜物教;交換條目)。沖突日益集中在那些並不能觸及社會基礎的邊際問題上。
  法蘭克福學派對這些過程的分析,力圖揭示似乎無個性特征的統治的特定社會基礎,從而揭示是什麽東西在妨礙人們“意識他們自己”是能采取主動和積極行動的“主體”的。在進行這一分析時,集中評價了“大眾文化”傳播思想與信仰的途徑,即自我外(家庭外)的社會化用以摧毀個人、私人領域的方式。
  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都認為,資本主義時期、基督教的中古時期和文藝覆興時期的大師們的作品,都對單純注重實效的世界保持某種程度的獨立性(見“參考書目”2)。這些大師們的作品通過自己的形式與風格,體現了個人的經驗,表達了他們的意圖。阿爾多諾通常所說的“自主的”藝術將產生出美和秩序或矛盾和不協調的形象——即美學領域,它與現實相脫離同時又突出表現了現實(參看美學;藝術條目)。它的對象世界來自現存的秩序,但它卻是以非因襲的方式來描繪這一秩序的。這樣,藝術就具有認識和破壞的特點。它的“真理內容”就在於它能重新構築成傳統的意義模式。
  法蘭克福理論家們認為,現今大部分文化產品已變成商品,而文化本身也業已成為一種“工業”。“工業”這個詞,在這里是指文化產品的“標準化”,“虛假的個體化”或只有極細小的差異(如西方的電視和電影音樂),也指推廣和傳播技術的合理化。文化工業不尋求藝術形式的統一,它關的是“效果至上”。它主要是為了消遣和娛樂,提供一個機會使人們暫時逃避日常生活的負擔和單調乏味的工作。但是文化工業並不能使人真心地逃避現實。它提供的娛樂——沒有壓力、比較自在——只是使人從生活的基本壓力中輕松一下,使其重新產生工作的願望。在分析電視、藝術、流行音樂和星相學時,阿多爾諾特別試圖證明這種“工業”產品只不過是再現和加強了人們想要逃避的那種世界的結構。它們強調的信念是:生活中的消極因素是由自然原因和偶然原因造成的,從而宣傳了宿命論、依附感和責任感。文化工業為現存秩序生產了一種“社會膠合劑”(阿爾多諾並不認為一切藝術和音樂的命運都如此。比如,他曾不厭其煩地強調舍恩伯格的無調性音樂具有一種批判的、否定的功能)。法蘭克福學派想通過對現代藝術和音樂的考察,來評價各種文化現象的性質。在這一探討中,他們試圖揭示人們是如何安排和控制大多數閒暇活動的。生產和消費這兩個領域對個人的社會化有著重要的影響。非人的力量不僅控制著個人的信仰,而且支配了人的活動的動力。
  這個學派使用了許多心理分析的概念來考察社會是怎樣造就個人、形成各類社會性格的。他們發現,在社會化的過程中,父母的重要性逐漸減低了。由於家庭愈來愈不能對外界的巨大的壓力提供保護,因而父親權威的合法性就從根本上動搖了。其結果是,男孩不希望長大後成為象父親那樣的人,而是愈來愈想趁格外象文化工業所提倡的那種形象的人,(在納粹德國,這種形象就是法西斯主義)。父親雖保有一些權力,但他的要求和禁令,充其量也只是在家庭內勉強起作用。因而,父親的權力就顯得專橫。在這種情況下,孩子對力量的概念只是抽象的,並尋求符號他們心中想象的、更有力的“父親”這樣,就造成了一種普遍的、易於受外界力量影響(如法西斯主義的煽動)的狀態。
  《極權主義的個性》(見“參考數目”3)這一典型的著作的目的,就是依舊上述壓力所形成的性格綜合癥來分析這種易感性。這份研究試圖將某些性格與政見(如民族擴張主義和民族偏見這樣一些有法西斯傾向的政見)聯系起來(參看種族條目)。它揭示出一種“標準化”的個人,這種人思想僵化、墨守成規、盲目屈從於傳統的價值關、權威和迷信。研究揭示了意識形態是如何地根深蒂固和人們為什麽會接受“與他們的利益相違背”的信仰體系。這種極權主義類型的性格同樣會在能獨立思考、能提出批評性意見的人身上出現。
  法蘭克福學派論述當代文學和獨裁主義模式等的目的是要促進解放鬥爭,雖然必須補充指出,該學派內部對這一鬥爭的確切含義是有爭議的。不過,他們的著作明顯地表現出一種自相矛盾的東西,由於他們堅持人類和社會變革的可能性必須要受歷史條件的制約,這種矛盾就更為突出了。他們提出的關於社會根本變革重要性的理論並沒有多少社會鬥爭的基礎。他們擴大了批判的範圍和政治概念;這是他們把相互矛盾的觀點捏在一起的一個重要方法。正是由於看不到資本主義必然會轉化,他們才如此重視意識形態的批判,從而有助於可與現存統治結構決裂的意識,但矛盾主要是由一個有問題的論點引起的,這個論點使他們即低估了某些類型的政治鬥爭,又低估了他們的著作對這些鬥爭的重要意義。
  他們主要關心的問題之一,是解釋為什麽馬克思所設想的革命沒有在西方發生。在試圖解釋革命沒有發生的原因時,他們低估了重大政治事件的覆雜性。他們設想,與現存秩序作斷然的決裂就一定會發生社會變革;但這一設想使他們不恰當地看重了可穩定社會的各種力量的作用。在試圖解釋他們預期的事情沒有發生的原因時,他們誇大了“制度”吸收反對勢力的能力。其結果是;批判理論忽視了西方內部的和西方以為的一系列重要的社會政治鬥爭——以改變並在繼續改變政治面貌的鬥爭(參看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條目)。雖然他們對不斷變化的重大政治事件並不總能作出正確的評價,但他們對理論和批判的興趣,,對各種壓制激進政治運動的統治方式進行分析的興趣,卻頗有實際影響。他們在這些領域內的著作是馬克思主義傳統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
  還可以對法蘭克福學派的立場作些批判,但這里就不贅述了(見“參考書目”4、9、14和6)。值得注意的是,該學派的些最重要的失誤已在第二代批判理論家的著作中提出來了;其中,哈貝馬斯最為突出,他是在完全不同於霍克海默、阿爾多諾和馬爾庫塞的框架中發展自己的思想的。他特別深入探討了批判理論的哲學基礎,試圖闡明關於合理性的“好社會”的預言,並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前景重新作了說明(見“參考書目”7和8)。他的研究仍在繼續,這證明進一步闡明社會的批判理論是很有生命力的工作,盡管我們目前還不能無批判地接受它的許多理論教義(參看認識論;西方馬克思主義條目)。




參考書目

① 西奧多·阿多爾諾:《否定的辯證法》(1966),1973年英文版。
② 西奧多·阿多爾諾和麥·霍克海默:《啟蒙辯證法》(1947),1973年英文版。
③ 西奧多·阿多爾諾等合著:《極權主義的個性》,1950年英文版。
④ 佩·安德森:《西方馬克思主義思考》,1976年英文版。
⑤ 赫爾穆特·杜比爾埃:《科學組織與政治知識》,1978年德文版。
⑥ 雷蒙德·葛斯:《批判理論的概念》,1982年英文版。
⑦ 尤爾根·哈貝馬斯:《知識與人的利益》(1968),1971年英文版。
⑧ 同上作者:《合法性危機》(1973),1976年英文版。
⑨ 大衛·赫爾德:《批判理論介紹——從霍克海默到哈貝馬斯》,1980年英文版。
⑩ 麥克斯·霍克海默:《批判理論》(1968),本卷由30年代和40年代初所寫的論文組成,1972年英文版。
⑪ 馬丁·傑伊:《辯證的想象力——法蘭克福學派和社會研究所的歷史1923—1950》,1973年英文版。
⑿ 赫伯特·馬爾庫塞:《理性與革命》,1941年英文版。
⒀ 同上作者:《愛欲與文明》(1955),1966年英文版。
⒁ 約翰·湯普森《批判的注釋學》,1981年英文版。
⒂ 阿爾布雷希特·韋爾默爾:《批判的社會理論》,1974年英文版。


自由

  參看解放;決定論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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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

  地理知識是對形成社會生活的物質再生產基礎的條件(包括自然條件和人類創造的條件)的空間配置進行描述和分析。它同時還試圖了解在一定的生產方式條件下社會生活的質量跟這些條件之間的關系。
  地理知識的形式和內容決定於社會的條件。一切社會階級和社會集團都有其獨特的“地理學識”,也就是關於它們的領土和各種價值在利用上的空間配置的實用知識。這種通過經驗得到的“學識”,是作為個人和集團跟世界打交道的概念工具的一部分而加以編纂整理並在社會上傳播的。它既可以作為一種不加嚴格限定的有關空間環境的意象來傳播,又可以作為一種正規的知識實體來傳播,後者也就是社會全體成員或一些享有特權的優秀分子從中接受教育的地理學。這種知識既可以利用來征服自然,也可以利用來統治其他的階級和人民。它還可以用來從事把人民從所謂的“自然”災害和國內外壓迫中解放出來的鬥爭。
  作為一種正規的知識實體,資產階級地理學在不斷改變的實踐要求的壓力下經過了一系列的變化。在早先幾個世紀所關心的是航海的精確性,接踵而來的是為確定私有財產和國家領土權所需要的治國實踐。與此同時,世界市場的形成意味著“從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發現“新的、有用物體的新的屬性”,從而促進“普遍交換各種不同氣候條件下的產品和各種不同國家的產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2頁)。一些按照自然哲學的傳統從事工作的地理學家,例如亞歷山大·馮·洪堡(1769—1859)和卡爾·利特爾(1776—1859),開始著手對地球表層進行系統的描述,從而形成對各種價值(包括自然和人為的)進行開發利用的知識庫存,並確定了經濟和社會再生產的地理差異形式。到19世紀後期,地理的思想和實踐深受以下各種因素的影響,對探求商業機會的直接參與,對原始積累的展望和勞力資源的開發,以及帝國的經營和殖民地的管理。隨著世界被各主要帝國主義國家劃分為各自的勢力範圍,地理的作用也進而提高,在這方面,像弗里德里希·拉特策爾(1844—1904)和霍爾福特·麥克金德爵士這樣的地理學家,都致力於控制空間的鬥爭,也就是直接根據地理控制的辦法來對原料、勞力供應和市場實行控制。近年來,地理學家們關心對自然資源、人力資源以及空間配置的“合理安排”(所謂“合理”,通常是從積累的觀點來看的)。
  從資產階級地理學的歷史中,有兩種明顯地強烈對立的思潮。第一種思潮在方法上具有深刻的唯物主義性質,盡管它在某些方面堅持環境或空間決定論(這是一種認為經濟、社會再生產和政權的形式是由環境條件或空間位置所決定的學說)。第二種思潮在精神上具有深刻的唯心主義的性質,它把社會看作是為了遵循上帝的意願或受人的良知和意志的支配而在積極地從事地球面貌的改變。在資產階級地理學中,這兩種思潮的緊張關系從未得到解決。此外,後一種思潮往往保存著一種強烈的思想意識的內容。盡管它希望對社會生活的多樣性有一種普遍的理解,然而它卻往往對這種多樣性進行狹隘的、種族優越論的解釋,從而使自己經常地成為散布種族、文化、民族優越論的工具。諸如“地理決定論”、“命定擴張論”、“白人天職論”以及資產階級的“文明使命論”等等思想,都在地理學思想中自由泛濫。地理信息(例如地圖)可以輕而易舉地被利用來制造恐慌和加劇民族之間的敵視,從而為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的統治和國內的壓迫(特別是在城市地區)進行辯護。
  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對地理這門學科進行正面的論述,但他們卻經常引證一些地理學家(例如洪堡)的論著,而且在他們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行文中充滿了對歷史事件的評論。他們認為資產階級思想中的那種根本對立是可以互相彌合的。他們斷言:當我們作用於外部世界並改變它的時候,我們也就改變自己的本性;還有,雖然人們創造了自己的歷史,但他們不是在自己所選擇的社會條件和地理環境下來進行創造的。不過,馬克思顯然注意使自己跟資產階級思想中的決定論潮流保持距離,因此他通常是貶低環境和空間差別的意義,其結果是對地理問題采取一種矛盾的處理辦法。
  譬如說,馬克思往往把歷史說成是從一種生產方式到另一種生產方式的單純循序漸進的發展過程。然而他同時也承認亞細亞社會具有一種特殊的生產方式,它部分地是由於在半幹旱的環境中興修並維持大規模的水利工程而形成的。他後來還批判一些人,說他們把他的“關於資本主義起源的史綱”改變為“一種所有的民族都命定要走的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同時強調指出他自己只不過是探求了“西歐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從封建主義經濟制度的胚胎中出現所經過的道路”(1877年11月寫給奧·查皮斯基的信)。甚至在西歐,也由於資本主義社會關系浸透的不平衡而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原因是不同的地方條件表現出無窮無盡的差異和層次(參看《資本論》第3卷第47章)。
  此外,馬克思在對資本主義的歷史動力進行分析時,並不引用地理的論據,理由是這樣一來不僅不能增加任何新的東西,而且只能使事情變得覆雜。然而實際上他也不得不承認勞動生產率受環境條件的影響,這種條件反過來又形成社會勞動分工的物質基礎(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16章)。因此,勞動力的價值(和工資率)是根據再生產的費用以及自然和歷史的條件因地而異。由於土地肥沃程度和地點的不同,一部分級差地租也就由此產生。至於這些級差的程度即隨著地理條件的差異而引起的工資和利潤率的差異程度,馬克思認為可以通過資本(如貨幣、商品、生產活動等)和勞動的流動來加以縮小。在這方面,他不得不考慮到地理擴張對資本主義歷史動力的影響作用——殖民地化、對外貿易、資本輸出、金貯備的枯竭等。他認為地理擴張有助於阻止任何利潤率下降的趨勢,但不認為資本主義的危機傾向能夠經常地通過這種方法來緩和。因為它只不過是資本主義矛盾在世界舞台上的投影而已。但是,馬克思並不打算對這樣一個過程進行任何系統的分析。他曾計劃寫一部關於危機和世界市場的著作,但未能實現。
  馬克思的評論具有一種嚴整的主題。雖然大自然可能成為勞動的課題,但是我們與之打交道的大自然的許多方面卻是社會的產物。例如,土地的生產能力既不是天生如此,也不是不可破壞的(李嘉圖的觀點),因為土地肥沃性可以隨著資本流通而提高或破壞。空間關系還受到交通運輸業的積極影響,這種工業在資產階級時代旨在縮短資本在流通中的周轉時間(即馬克思所說的通過時間來消滅空間)。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獨特的空間結構(物質和社會的基礎設施的投資,城市化,勞動的地域分工,等等),都是通過歷史發展的特殊過程產生的。資本主義是按照自己的想象來創造一種地理圖像,然而它只能發現這種圖像有嚴重的缺憾並充滿矛盾。它所創造的環境,既有利於資本主義未來發展的道路,同時卻又堵塞這些道路。
  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往往不了解在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處處可見的那種纖細入微的“地理學識”。列寧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是早期著作中的一種例外。一種占主導地位的傾向是把大自然和地理環境不容置疑地看作是社會的一部分。卡爾·維特福格爾(1896— )試圖重新把地理決定論引入馬克思主義思想,盡管這種作法本身有嚴重的缺點,但它畢竟重新提出了生產方式和環境條件之間的關系的問題。在蘇聯,出於對覆興、計劃、工業和地區發展的實際需要,也導致了地理學在馬克思主義的框架內作為一門正式學科出現。那種對於發展這個國家的生產力的深刻而幾乎是徹底的關心,是跟這樣一種分析聯系在一起的,即認為這種生產力的具體發展應被看作是具有地理差別的社會歷史的一種動力。這種思想主要通過法國地理學家諸如比埃爾·若爾日(1909— )等人的著作傳播到西方來。
  在20世紀早期,對於帝國主義和世界市場的研究(這是馬克思留下來沒有觸動過的一個題目)給馬克思主義思想帶來一種明確的有關空間的意象。希法亭、列寧、布哈林和盧森堡把有關剝削、地理擴張、領土沖突和統治等主題,生動地跟資本積累的理論聯系在一起。後來的一些作者則大力地繼續貫徹有關空間的意象。中心地區剝削邊緣地帶,都市剝削窮鄉僻壤,第一世界征服並無情地剝削第三世界,不發達的狀況是由外部強加所造成的,等等(參看不發達和發達條目)。階級鬥爭是通過邊緣地帶反對中心地區、農村反對城市、第三世界反對第一世界的鬥爭來解決。這種有關空間的意象是如此強烈,以致它自由地流回到甚至去解釋資本主義腹地內的各種結構。一個占統治地位的都市在剝削著各個地區,在這個都市中的少數民族居住區被形容為“內部新殖民地”。在某些馬克思主義著作中,《資本論》的語言(一個階級剝削另一個階級)看來正讓位給一種使人不容置疑的意象,也就是說一個地方的人民在剝削另一個地方的人民。然而,在馬克思主義的這種慣有的說法中,很少涉及階級對抗如何轉化為空間結構的具體過程,或者說空間的關系與組織是如何在資本主義的規則下產生的。
  在60年代期間,隨著對資產階級地理學進行激進批判的力量不斷加強,在這些問題上透出了新的氣息。從社會主義觀點出發來對地理學的正統觀點進行改造的嘗試取得了某種特殊的優勢。然而,由屬於帝國思想意識範疇的保守思想家所主宰的資產階級傳統地理學,在對不同的自然和社會環境下生活方式和社會再生產的研究方法上,卻仍然具有全球性的、綜合性的和急功近利的影響作用。不過,從相對上來說,它已經比較容易成為批判的靶子,而且也比較容易為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效勞。盡管如此,馬克思主義地理學思想還是沒有多大的吸引力,所出現的只不過是埃利澤·勒克律(1830—1905)和克魯泡特金(1842—1921)的那種無政府主義的土生土長的激進傳統的短暫風暴。
  這種激進主義的沖擊最初是集中在對意識形態和地理學實踐的批判上。它對地理書籍和教學中的種族主義、階級論、種族中心論、性別歧視觀點等等提出質疑。它對在地理學家中普遍存在的實證主義立場進行攻擊,認為它是資產階級統治意識的表現。它揭露了地理學家在替帝國主義效勞中所起的作用,揭露了他們在城市和地區的規劃過程中如何貫徹社會統治的目標,以利於資本的積累。它試圖通過對地理的哲學基礎進行一種徹底的批判來揭露該學科的隱蔽企圖和階級偏見。
  此外,這種激進主義還謀求使地理學中有關社會主義改造的各個方面一致起來並加以維系,同時力求吸取資產階級地理學的積極方面並且對埋藏在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地理學觀點加以重新理解。雖然那些比較常見的技術——從繪圖到庫存資料分析——都可資利用(如同蘇聯的經驗所表明的),但是這畢竟跟資產階級的實踐過於接近,況且那種認定這些技術具有社會中立性的想法也在制造麻煩,因此需要更多的東西。長期以來,資產階級地理學家就在設法了解,不同的人民如何形成各自的物質的和社會的圖景,以反映他們的需要和要求;他們同時還表明不同的社會集團(包括兒童、成人、各社會階級和各種文化程度的人)掌握著不同形式的、而且往往是難以互相比較的地理知識。這已經是在確立一種比較合乎辯證主義的觀點方面邁開一小步,而這種觀點則是建立馬克思的這樣一個命題之上,我們在作用於並改變外部世界的同時也在改變我們的本性。從這樣一點出發,可以為地理學安排一種新的日程,即通過對社會過程的考察,以及對由此所得出的對地理學知識(這種知識本身就是有助於這些社會過程的實現)的批判性的回顧,來對物質環境(包括物質的和社會的)的積極建設和改造進行研究。這樣就可以看出,在一個社會過程中的各種矛盾(諸如建立在勞資對抗基礎之上的那些矛盾)勢必要反映在現實的地理圖景(社會組織的空間)和我們對這種圖景的解釋之中。
  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地理學研究仍處於繈褓之中。它正對資產階級的問題重新進行探討,並且探索有關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踐的新觀點。它試圖更深刻地洞察不同的社會形態是如何按照各自的想象去創造其物質的和社會的圖景的。它在探討資本主義是如何地改變和創造著大自然,它一方面使新的生產力固定在大地上,但同時又使生態變化處於不可逆轉而且往往是有害的過程之中。它正在考察生產力和社會關系的空間結構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們的影響作用——地理上發展的不平衡、世界資本主義通過對資本和勞動力在地理上的動員而實現其空間的統一等等。它正在設法解釋在一種由勞資對抗所主宰的社會形態中,一個地方的人民受另一個地方的人民剝削的現象(邊緣地帶受中心地區剝削,農業地區受城市剝削)是怎樣發生的。它還正在調查空間組織(例如種族隔離)跟階級關系的再生產有什麽關系。總而言之,地理學家們正在通過地區的興衰過程、地區內部的競爭和改組、失業的輸出、經濟膨脹和生產能力過剩等現象,來設法了解危機在地理上是如何表現並墮落為帝國主義內部鬥爭和戰爭的。




參考書目

① V.阿努欽:《地理學的理論問題》,1977年英文版
② D.格雷哥里:《意識形態、科學和人文地理學》,1978年英文版。
③ 大衛·哈維:《資本的局限》,1982年英文版。
④ R.J.約翰斯頓編:《人文地理學辭典》,1981年英文版。
⑤ M.基德隆和R·西加爾:《世界地圖情況》,1981年英文版。
⑥ R.皮特:《激進地理學》,1977年英文版。
⑦ 馬西莫·奎尼:《地理學與馬克思主義》(1974),1981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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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12 22:32:47 |显示全部楼层
戈爾德曼,盧西安

  1913年6月20日生於布加勒斯特,1970年10月3日在巴黎逝世。
  戈爾德曼30年代期間在維也納求學時,接觸了盧卡奇的早期著作——特別是《悲劇的形而上學》(選自《靈魂與形式》)、《小說的理論》以及《歷史和階級意識》,最後這部著作對他的思想起了深遠的影響作用。其他的主要影響來自讓·皮亞傑的“遺傳認識論”,還有60年代期間馬爾庫塞提出的關於有組織的資本主義乃是控制資本主義內部矛盾的手段這一論點。這種觀點在戈爾德曼的《論小說社會學》和他的新版《人文科學與哲學》中可以看到。
  戈爾德曼從盧卡奇關於階級意識的探討中受到啟迪,從而制定了他自己的有關批判理解的概念結構。這種概念結構是以“主體和客體的部分一致”這種觀念作為中心,從而使一種“超個人主體”的“統一世界觀”的產生成為可能。據戈爾德曼看來,只有“超個人主體”才具備這樣的客觀能力,即通過一種“盡可能高的意識”而在哲學、藝術和文學上達到很高的水平,而相形之下,個人的意識則具有種種偶然性和局限性。由此可見,從事文化創造的真正主體便是“集體的主體”,它表現出歷史意識的各種“重要結構”,以回答置身於能動的社會總體之內的一個社會集團或階級的決定與要求。
  戈爾德曼發表了兩篇博士論文:一篇關於康德,發表於蘇黎世;另一篇關於拉辛和巴斯噶,發表於巴黎;這兩篇論文都涉及詳細的歷史調查。在這以後,他的興趣主要轉移到方法論和超理論問題上。他在許多文章中探討了這些問題,這些文章最初以論戰的形式發表,後來被收集為多卷本。他從事創作的時候,正是結構主義在法國處於高度流行的時期,他力圖闡明自己的立場,極力要在這個領域中發出批判的呼聲。然而,當他把結構主義稱為教條主義的片面性並對它持反對立場的同時,卻把他自己的方法稱為“本源的結構主義”,以此來堅持其歷史的廣度。大大出乎他自己意料的是,他的最流行的作品竟是一卷本的文集《論小說社會學》,該書曾幾度再版,發行量很大。該書在重新恢覆盧卡奇的《小說理論》中的若幹重要原則的同時,要比那位匈牙利哲學家以極端得多的形式強調了物化的力量;它把盧卡奇早期著作中的原始主題跟馬爾庫塞的《單向度的人》中的觀點結合起來,並且在所謂積極的中介要從大規模具體化的現代資本主義世界中消失的情況下,尋找理解“新的小說”的關鍵。在這個時期,否定性的概念在他的思想中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他把“結構化”與“非結構化”兩者對立起來,堅持認為“工業社會的進化創造了若幹不可逆轉的形勢”(見“參考書目”②,第19頁)。由於把這樣一種背景看作是具有毀滅性的社會癱瘓並對它持反對態度,戈爾德曼熱烈地歡迎1968年5月事件,把該事件看作是一種解放的行動。他曾希望把自己的樂觀主義政治觀點轉化為一種新的理論洞察力,但他並沒有活到實現自己願望的那一天。




參考書目

① 盧西安·戈爾德曼:《伊曼努爾·康德》(1948),1971年英文版。
② 同上作者:《人文科學與哲學》(1952,1966),1969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隱蔽的上帝》(1956),1967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辯證法研究》,1958年英文版。
⑤ 同上作者:《論小說社會學》(1964),1975年英文版。
⑥ 同上作者:《智力結構與文化創造》,1970年法文版。
⑦ 同上作者:《盧卡奇與海德格爾》,1977年英文版。
⑧ 同上作者:《文學社會學的方法》,1981年英文版。
⑨ 薩米·納伊爾:《戈爾德曼的遺產》,1981年英文版。
⑩ 雷蒙·威廉斯:《文學與社會學—紀念盧西安·戈爾德曼》,1971年英文版。


葛蘭西,安東尼奧

  1891年1月22日生於撒丁的阿萊斯,1937年4月27日在羅馬逝世。
  葛蘭西出生在貧瘠的撒丁島上一個中下層階級的家庭,1911年獲得都靈大學的獎學金。在那里受到意大利唯心主義哲學家貝奈戴托·柯羅齊的著作的影響。在都靈工人階級運動的感召下,他在1913年參加了意大利社會黨(PSI),並且開始為社會主義報刊撰稿。他對於落後的農民文化和工業城市的體驗,影響了他的觀點的形成,即認為在意大利從事任何社會主義革命,都要具備一種全民的觀點,並且必須使工人階級和農民結成聯盟。在他的作品中始終貫串著這樣的主題,即工人階級必須擺脫它的集團利益,同時必須強調文化和思想意識所具有的政治作用。葛蘭西歡呼十月革命的成功,認為這場革命是由社會群眾而不是由一些精英人物所實現的社會變革的範例,他還認為這場革命說明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中所讀到的東西都已失效,因為這些東西可能提示人們革命要等到資本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參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條目)得到充分發展以後才能實現。在他的著作中,社會主義的社會變革被定義為民主管理的擴大。
  1919年,在葛蘭西的協助下,在都靈創辦了一個新的社會主義周刊——《新秩序報》。該報為當時正在迅速發展的工廠委員會運動(參看委員會條目)進行鼓吹,以便把俄國革命的經驗教訓移植到意大利具體環境中來。在索列爾的那種認為生產領域可以為一種新文明提供基礎的思想的影響下,葛蘭西認為工廠委員會有助於把工人階級聯合起來,讓他們了解自己在生產和社會制度中的地位,並且在資產階級已經不能夠保證生產力發展的時期培養起工人階級為創造一個新社會和新型國家所需要的技能。摧毀舊社會和維持工人階級權力的唯一途徑是去著手建立一種新秩序。由此可見,葛蘭西關於領導權這一概念的根源,在這個時期就可以找到(見“參考書目”②)。這種新的工人階級機構是在這樣一種條件下產生的,即個人企業家的作用的削弱,銀行和國家的投資的增加,以及由於這些在政治、社會、經濟領域之間關系的變化所引起的自由民主制的危機。1920—1921年間法西斯主義的進攻,導致葛蘭西對它群眾基礎進行分析。他認為法西斯主義的群眾基礎是小資產階級中一些有不滿情緒的階層,他們被大地主、一部分工業資產階級以及國家機器的成員當作工具來加以利用。他還認為法西斯主義可以給意大利國家的統一提供新的基礎,並且預言會發生政變,雖然他傾向於過高地估計新制度的脆弱性。
  1921年1月,在葛蘭西的幫助下建立了意大利共產黨(PCI)。1922—1924年間,葛蘭西先後在莫斯科和維也納為共產國際工作,當時正是共產國際內部出現了爭論的時候,爭論的問題是關於在蘇聯應當采取什麽樣的政策來建設社會主義,以及西文的社會黨人和新建立的共產黨之間的關系是什麽。由於在1924年被選入意大利議會,葛蘭西回到意大利,擔任黨的領導工作,致力於把意大利共產黨從其早期的宗派主義改造成為一個紮根於群眾運動的政黨而鬥爭。他於1926年11月被捕,並被判20多年的徒刑。他曾寫道,他在監獄中從事研究的出發點是為了對知識分子的政治功能進行考察。葛蘭西在獄中寫劄記並從事各種專題的創作,這些作品受到監獄官的檢查,而且可利用的資料也零星不全,但他最後竟寫出了34本劄記。由於他所作的每一劄記都往往包含若幹概念,深入到對某一個特別有爭論的問題和歷史事件進行探討,而且它們當中許多問題往往有好幾種說法,因此要對他在《獄中劄記》里的思想進行編年的或分階段的描述,是不可能的。
  葛蘭西對意大利的統一進行了分析,特別是分析了意大利知識分子的作用,以及新的民族國家如何作為一次“消極革命”的結果而出現,而在這次革命中農民群眾充其量只能對新的政治秩序予以消極的同意。他把知識分子分為有組織的和傳統的兩種,前者是任何一個新的進步階級為組織新社會秩序所需要的,而後者則具有一種走回到一個早先的歷史時期的傳統。他給知識分子所下的定義非常廣泛,認為知識分子應包括一切“在廣義上具有組織功能”的人們(見“參考書目”⑤,第97頁)。他還認為所有的人都具有理性的和智慧的能力,雖然他們當中目前只有一些人在社會上發揮一種知識的功能。
  知識分子組織著信仰的網絡,組織著制度和社會關系,也就是葛蘭西所說的領導權。因此,他又把國家定義為武力加同意,或是用強制武裝起來的領導權(見“參考書目”⑤,第263頁),其中政治社會組織武力,市民社會提供同意。葛蘭西把“國家”這個詞用在不同的意義上,把它用在狹隘的法律和憲法的意義上作為政治社會和市民社會之間的一種平衡,或者把它用來概括兩者。一些作者批判葛蘭西在國家觀點上很“弱”,認為他過分強調了同意的因素(見“參考書目”①);另一些作者則強調指出葛蘭西試圖對起幹預作用的現代國家進行分析,然而其中區分市民社會和政治社會的界線,卻越來越模糊(見“參考書目”eq \o\ac(○,12)12)。葛蘭西聲稱,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里,由於市民社會包含著覆雜的機構和群眾組織,這些國家的政權性質也就決定了只能采取這樣一種戰略來破壞現秩序並導致社會主義改造的徹底勝利。陣地戰,或者戰壕戰,至於運動戰或正面進攻,則是在沙皇俄國這種迥然不同的環境下取得成功,它只不過是一種特殊的策略而已。由於受馬基雅弗利的影響,葛蘭西斷言“現代王子”(指革命政黨)是能夠促使工人階級創造一個新社會的有機組織,其辦法是幫助該階級去發展它的有組織的知識分子和另一種領導權。不過,資本主義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的危機有可能通過各種各樣的消極革命來導致領導權的改組,這樣做是為了預防工人運動對少數統治者操縱政治和經濟的狀況造成威脅,同時為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葛蘭西把法西斯主義、形形色色的改良主義、以及歐洲所采用的科學管理和生產流水作業線等,統統列入這一範疇。
  在有關知識分子的想法方面,葛蘭西還提出:固然專業的哲學家在發展他們的抽象思維的技能,而其實所有的人在解釋世界的時候都在從事一種哲學實踐,盡管這往往是采取一種不系統的和非批判的形式。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哲學正在成為一種“物質力量”,它對一個時代的“常情”起影響作用。應當把一種哲學體系放在歷史條件下進行考察,也就是說不能把它單純地放在抽象的水平上進行批判,而是應當把它跟它幫助各種社會力量形成的思想意識聯系起來。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實踐的哲學”,能夠幫助群眾成為歷史的主人公,這是因為越來越多的人民群眾掌握著專業化的、批判性的知識技能並具有一種統一的世界觀。葛蘭西對他那個時代具有影響的兩種觀點進行批判,他認為這兩種觀點可以用“我們遇事應抱逆來順受的態度”這句話來反映,那就是柯羅齊的唯心主義觀點和布哈林的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葛蘭西認為這種解釋是簡單化和機械的)。葛蘭西的這種態度也反映在他對於文學、民俗學以及大眾文化跟“高層”或“官方”文化之間關系的批判觀點上。對於後一種關系的分析是從這樣一種觀點出發的,即作為社會集團的知識分子究竟是如何跟人民群眾和民族大眾文化的發展發生聯系的。
  在抱病多年以後,葛蘭西終於在1937年因腦溢血逝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他的著作的出版發行,出現了各種不同的爭論(見“參考書目” eq \o\ac(○,⑨)⑨;eq \o\ac(○,11)11)。提出這樣一些問題:他的思想的關鍵領域究竟是具有意大利特色還是具有國際性?他的思想跟列寧的思想有什麽關系?他的各個不同時期著作之間的聯系為何?他在獄中跟意大利共產黨的關系是什麽?以及他在這段期間對蘇聯的發展起什麽作用?最近的一些解釋集中在他的社會主義胚胎理論及其在批判性地考察現存社會主義社會的經驗方面所作的貢獻。他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意大利共產黨所起的影響作用以及他的思想跟歐洲共產主義的關系,也屬於爭論問題之列。




參考書目

1) P.安德森:《安東尼奧·葛蘭西的自相矛盾》,1976—1977年英文版。
2) 布西—格魯克斯曼:《葛蘭西與國家》,1979年英文版。
3) A.戴維遜:《安東尼奧·葛蘭西—學術傳記》1977年英文版。
4) G.費奧里:《安東尼奧·葛蘭西—一個革命家的生平》(1965),1970年英文版。
5) 安·葛蘭西:《獄中劄記選》(1929—1935),1971年英文版。
6) 同上作者:《獄中劄記》,I—IV卷,1975年意大利文版。
7) 同上作者:《政治著作選集(1910—1920)》,1977年英文版。
8) 同上作者:《政治著作選編(1921—1926)》,1978年英文版。
9) G.C.約克多:《讀葛蘭西—各種解釋指南》,1975年意大利文版。
10) C.莫菲編:《葛蘭西和馬克思主義理論》,1979年英文版。
11) C.莫菲和安尼·S·沙遜合著:《葛蘭西在法國和意大利》,1977年英文版。
12) 安尼·S·沙遜:《葛蘭西的政治學》,1980年英文版。


格律恩堡,卡爾

  1861年2月10日生於羅馬尼亞福紮尼,1940年2月2日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逝世。
  格律恩堡在維也納大學攻讀法律後,成為一名法官,後來有一個時期當律師,但同時繼續從事農業史和社會主義史的研究。1893年,他和別人一起創辦了《經濟社會史雜志》。1894—1899年間,他在維也納大學當講師,1909年他當上政治經濟學的教授,從而成為一個德語大學的第一位“馬克思主義者教授”。1924年他被任命為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參看法蘭克福學派條目)的第一任所長,但在1928年由於中風而不得不辭退。格律恩堡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貢獻有以下三個方面:第一,他是所有傑出的奧地利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的導師,被稱為“奧地利馬克思主義之父”;第二,他創辦了著名的《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史文庫》(又稱《格律恩堡文庫》),收集了那個時期所有主要馬克思主義者的論著,據他說,該《文庫》旨在對學者個人和研究集團進行專門調查的基礎上為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提供一個總的看法;第三,在他擔任法蘭克福研究所所長的短暫任期內,他使該所從事了富有成果的歷史研究和理論探討;盡管他的後繼人麥克斯·霍克海默給予這方面的工作以一種非常不同的指導方向。




參考書目

① 卡爾·格律恩堡編:《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史文庫》(1910—1930),I—XV卷,德文版。
② 《紀念卡爾·格律恩堡70誕辰文集》,1932年德文版。
③ 《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史文庫索引》(卡·格律恩堡),1973年德文版。其中包括君特·南寧寫的格律恩堡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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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12 22:34:04 |显示全部楼层
哈貝馬斯,尤爾根

  1929年6月18日生於杜塞爾多夫。
  哈貝馬斯成長於納粹德國時期,直到50年代末期才變得激進進來。他當過阿多爾諾的助手,在阿多爾諾(還有其他人)的影響下,認識到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學說對於政治學和社會科學的極端重要性。在海德爾堡從事哲學教學以後(1961—1964年),他在法蘭克福大學任哲學和社會學教授。1972年,他轉入西德施塔恩貝格的麥克斯·普朗克協會。盡管他所從事的業務跟法蘭克福學派是重覆的,但他的思想卻在一種跟該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阿多爾諾、霍克海默、馬爾庫塞)所采用的迥然不同的框架中發展起來。例如,阿多爾諾認為認識和價值是沒有最終的基礎的,而哈貝馬斯則堅持認為基礎的問題(也就是為批判理論提供可靠的、標準的根據的問題)是可以解決的,他並且還很關心批判理論的哲學支柱的發展。這就牽涉到重新建設古典希臘哲學和德國哲學的若幹中心命題,真理與道義的不可分割性,事實與價值的不可分割性,以及理論與實踐的不可分割性。他的最終目的是要建立這樣一個框架結構,它能夠兼收並蓄社會科學研究中許許多多顯然是互相匹敵的方法,其中包括意識形態批判,行動理論,社會制度分析以及進化理論等等。
  對於哈貝馬斯來說,重新制訂批判理論的必要性是由於20世紀歷史的發展進程所決定的。俄國革命蛻化為斯大林主義,群眾性革命迄今在西方的失敗,無產階級群眾沒有革命的階級覺悟,以及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經常性的瓦解——不是變成決定論的、客觀主義的科學就是淪為一種悲觀主義的文化批判,這一切,都被哈貝馬斯看作是現時代的重要特征。此外,他還斷言,資本主義社會正在發生許多根本的變化。國家幹預在加強,市場得到維護並覆原,資本主義變得越來越有組織,工具的合理性(這種合理性僅僅是指采取適當的手段來達到預定的目的)和官僚機構威脅著“公共領域”(指政治生活由公民公開進行討論這一領域),以及新型的危機傾向正威脅著社會和政治秩序的合法性。
  為了對付這些問題,哈貝馬斯發展了一種理論方針,一種可以跟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形形色色的學科進行聯系的方針。截至目前為止他所作的最基本的貢獻有以下這些:對公共領域的形成和瓦解所進行的歷史探討(見“參考書目”①),對資本主義社會中現代科學技術的地位所進行的考察(見“參考書目”④),為批判理論制訂一種哲學框架(見“參考書目”②,③),對行動理論的發展(見“參考書目”⑦),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的類型所進行的分析(見“參考書目”⑤),以及對社會進化論的重新建設(見“參考書目”⑥)。




參考書目

① 尤·哈貝馬斯:《公開活動的結構變化》,1962年德文版。
② 同上作者:《理論與實踐》(1963),1974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走向合理的社會》(1968),1970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知識與人的利益》(1968),1971年英文版。
⑤ 同上作者:《合法性的危機》(1973),1976年英文版。
⑥ 同上作者:《交往和社會的演變》,1976年英文版,1979年再版。
⑦ 同上作者:《交往的理論》,1981年德文版。
⑧ 大衛·赫爾德:《批判理論介紹——從霍克海默到哈貝馬斯》,1980年英文版。
⑨ 托馬斯·麥卡錫:《尤爾根·哈貝馬斯的批判理論》,1978年英文版。
⑩ 約翰·湯普森和大衛·赫爾德編:《哈貝馬斯——批判性的辯論》,1982年英文版。


黑格爾,喬治·威廉·弗里德里希


  1770年8月27日生於斯圖加特,1831年11月14日在柏林逝世。
  黑格爾出身於一個稅務官的家庭。他在圖平根大學攻讀哲學、古典文學和神學,先後在伯爾尼和法蘭克福當過家庭教師。他在1801年任大學講師(Privatdozent),1805年在耶拿大學當上教授,並且在那里完成他的主要論著《精神現象學》(1807年)。1808—1816年,他在紐倫堡艾吉迪安文科中學當校長;接著任海德爾堡大學教授(1816—1818);從1818年起直到去世,他一直在柏林;在那里一個黑格爾學派開始形成。
  對於馬克思來說,黑格爾的哲學的重要作用有兩個方面:第一,他深受黑格爾對康德的批判及其歷史哲學的影響;第二,他從最完整的形式上即從邏輯學上接受了黑格爾的辯證法,並利用它去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動態結構。康德在對認識論所作的批判中,把人類對真實的科學認識的要求局限在“現象”的範圍,認為認識僅僅來源於兩個方面的活動方式的結合:一方面是進行認識的主體的內在直覺與範疇,另一方面則是外部產生的感性材料。而在這種通過批判性的反映建立起來的關系之外,則存在著“自在之物”,它從根本上來說是不可認識的。黑格爾則反對康德的這種說法,他認為現象和本質兩者是必然在一起的,而現實的最本質的結構是符合於自我認識的人的精神的。用神學的術語來表達的話,這就是說,上帝(絕對)通過人的認識去實現自我認識。因此,人的思想範疇同時也就是存在的客觀形式,而邏輯同時也就是本體。
  黑格爾把歷史解釋為“對自由的意識的前進”。社會組織的形式符合於對自由的意識,因此意識決定存在。一個歷史時代及其人民的意識,首先表現在宗教中。“宗教是人民斷定真理的地方……宗教是人民對最高存在的意識”(見“參考書目”⑤)。因此,那些把石頭或動物當作“神”來崇拜的人民,是不能自由的。自由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其所以成為可能,首先是對具有人的形態的神或一種“靈”(“聖靈”)的崇拜。歷史的前進要經歷過艱苦與貧困,災難、戰爭與死亡,以至整個文化與民族的衰落。然而,黑格爾認為,通過這些歷史的掙紮,更高的自由原則,對真理的進一步接近,以及在更高的水平上對真理的洞察,將會逐漸地出現。人類歷史是朝著基督教運動、宗教改革運動、法國革命以及立憲君主制這個方向前進的。宗教概念和哲學思想的進步,是跟社會和政治的進步相適應的。
  青年黑格爾主義者(馬克思正是通過他們了解到黑格爾的哲學)則是利用他們的老師的學說作為對當時已經變成保守的普魯士王朝進行批判的武器。他們在這樣做的時候,越出了黑格爾關於國家就是由一些開明官吏管理的立憲君主制度這一概念。黑格爾認為,只有受過哲學教育的官吏們才具有一種發展了的洞察力,他們能夠洞察到主觀精神(個體的人)與客觀精神(國家)的統一;而青年黑格爾主義者則認為,所有的公民都能具備這種能力。基於這個理由,他們還主張通過普及黑格爾的邏輯學中那種哲學洞察力,來克服傳統的基督教的那種只不過是寓言般的宗教信念。這樣一來,就用人類的觀念取代了像寓言一般提出的基督教的神的地位:
  “人類是兩種本質的結合:神成為人,無限客體化為有限,而一種有限的精神則又銘記著它的無限。迄今為止,在人類歷史的進程中,是奇異的工作者在主宰著自然,包括人類內部及其外部,而且是越來越完整地這樣做,它使自然作為一種無能為力的材料從屬於它自己的活動。只要它的發展過程無可指責,它也就無罪可言。墮落只是具有個人的特性,而對於人類和歷史來說,則是超脫的。”(參看大·弗·施特勞斯的《耶穌傳》(1839年)),(參看黑格爾和馬克思條目)。




參考書目

① 施洛莫·阿文勒里:《黑格爾關於現代國家的理論》,1972年英文版。
② 黑格爾:《精神現象學》(1807),1931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邏輯學》(1812),1929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法哲學》(1821),1942年英文版。
⑤ 同上作者:《歷史哲學》(1830—1831),1956年英文版。
⑥ 讓·依波利特:《馬克思與黑格爾研究》(1955),1969年英文版。
⑦ A.科葉夫:《閱讀黑格爾著作導論》,1947年法文版。
⑧ 卡爾·勒維特:《從黑格爾到尼采—19世紀的思想革命》(1941),1964年英文版。


黑格爾和馬克思

  馬克思的思想從許多方面受到黑格爾的辯證法哲學的影響。他最初是在柏林求學的時候了解黑格爾的哲學,當時首先是接受了諸如愛德華·甘斯這樣的學者對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所進行的共和主義的解釋。跟黑格爾一樣,馬克思把世界歷史解釋為一個辯證發展的過程,但隨著費爾巴哈對黑格爾重新作了唯物主義的解釋,馬克思也就把物質的勞動理解為人的本質力量的公開的展示(參看《經濟學哲學手稿》)。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所進行的批判的改造包含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消除了世界的虛假的主體即所謂的“世界精神”,另一方面則是把歷史發展的辯證過程延伸到未來。黑格爾所強調的在此時此刻已經完全實現了的自由王國,對於馬克思來說則是目前存在的一種真實的可能性,而其實現則在未來。跟黑格爾的世界精神的辯證法不同,馬克思認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辯證法盡管影響著歷史的進步,但並不能保證自由王國(參看解放條目)的實現,它只為這樣一種發展提供客觀的可能性。如果社會革命化這種歷史可能性沒有得到實現,那麽社會倒退到野蠻時代(盧森堡)或是陷於“敵對的階級同歸於盡”(馬克思)的境地也是可能的。
  黑格爾把資產階級的立憲國家設想為歷史發展的終點,馬克思則以“生產者的自由聯合”這一概念來代替它。這是一種擺脫了任何淩駕於它之上的強制力量的社會秩序,它的成員是通過共同協商的辦法來管理自己的事務的。據黑格爾看來,個人把自己從自然存在、從外部強制中解放出來的過程,是一個“精神化”的過程,個人通過哲學的直觀看到自己的客觀狀況,從而了解到那些表現為從外部對自己的意志實行強制的東西,實際上是他作為一個具有自己的意志的思維人而存在的必要條件,個人也就是憑著這種直觀來跟客觀現實進行調和。黑格爾和保守的黑格爾派認為,只有受過哲學訓練的國家官吏才完全具備這種直觀、調和以及解放的能力,而青年黑格爾派在對這種思想進行歸納時,則把“精神化”的過程跟個人的公民身份成熟的過程統一起來。然而,這兩種解釋都使個人具有某種“雙重特性”,一方面,他是感到自己必須受外部強制力量支配的自然個體;另一方面,他又是具有認識能力的“精神存在”,即認識到那些顯然在否定自己的東西事實上就是他的自由和現實本身。解放也就是調和。但是,據馬克思看來,只有當人的這種雙重特性——既是人又是公民,既是自然個體又是精神化的存在——被克服而不再成為必要時,只有當人類不再把自己所受的社會約束客觀化為一種淩駕於他們之上的“異化本質”(即國家,後來又指資本)時,解放才是可能的。盡管馬克思對黑格爾作了種種批判,但是他仍然保持黑格爾的關於人類在歷史過程中不斷進步的信念。他同時還順理成章地接受了黑格爾的歐洲中心論,至於他自己的歐洲中心論,則最明顯地表現在他的關於印度和中國的論著中。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這部著作可以使人感受到黑格爾的第二個影響。了解這種影響,對於正確理解馬克思的主要著作《資本論》是特別重要的,因為它關系到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分析的基本方法。馬克思利用黑格爾的辯證法——他宣稱把它從倒立著的狀態倒過來——來剖析資本主義生產的內部的動態和制度結構。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體系是一個總體,也就是說,是一個無所不包的統一體,因此它必須作為一個有內部聯系的整體來進行考察和闡明。然而,以經驗為基礎的研究和對特殊的經驗性材料的整理,必須先於對這個總體的闡明。同時既是主體又是客體的範疇——價值、貨幣和資本所進行的辯證法的自我運動,應當體現被考察的對象的特性,而不是一種從外部強加進來的方法論體系所產生的結果。馬克思曾強調指出他對經驗性關系和事實的處理方法跟黑格爾的不同之處,他在他的早期創作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指出,黑格爾首先在他的《邏輯學》中發展了一種包含若幹範疇的體系,然後把社會制度——諸如家庭、市民社會和國家以及它們的內部結構抽象地納入它的體系。據馬克思看來,對一個被考察的對象所作的唯一適當的辯證法的闡明,就是這種闡明能夠使人感受到對象的動態和結構的個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自動的“主體”(資本主義的全部生產正是為它而進行),也就是資本本身。然而,資本並不是一種獨立的現實事物,而是由於個人和階級的不自覺的相互作用和協作而產生的東西,它將會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的被超越而消逝。因此,它不是生產的真實的主體,而是“虛假的主體”。基於這個理由,如果把馬克思的“資本”這一範疇在他的思想中所起的作用,跟“精神”在黑格爾的思想和體系中所起的作用相提並論的話,那至少也是一種曲解。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哲學認為(世界)精神實際上在創造歷史,可是馬克思所說的資本只不過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表面上的真實主體。馬克思在方法論上的成就絕不僅限於揭示這種生產方式的實際上的“無主體性”(阿爾都塞);馬克思認為資本一方面以生產的獨立的現實主體的面貌出現,而另一方面它既非“真正現實的”又非真正的主體,這種思想不言而喻地包含著對構成資本的那種生產方式的批判。根據馬克思的看法,生產者的自由聯合注定要取代資本主義這種無情地和短視地掠奪自然的社會制度,那種無論個人或階級都受為“虛假的主體”即資本服務的生產方式的結構性規律支配的制度。因此,馬克思認為生產者的自由聯合將會合理地調節社會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轉換,並且跟資本主義社會那種使生產僅僅從屬和符合於資本的利益那種情況截然相反,它的生產將旨在滿足生產者的物質需要以及他們的(社會)活動、社會生活和個人發展的要求。它將作為生產的真正的主體來取代資本這種僅僅作為一種生產主體的“現象”而客觀存在的“虛假的主體”。而黑格爾的世界精神只不過是在這種尚未實現的主體中找到自己的經驗的化身。
  馬克思僅僅從方法上而且是含蓄地利用黑格爾的辯證法來奠定自己對歷史進步的信念。然而,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卻試圖越出這一範圍,制定了一種唯物辯證法的本體論和發展學說(參看唯物主義條目)。從這種意圖中產生了所謂的“辯證唯物主義”,它的出現事實上應當更多地歸功於達爾文和19世紀的自然科學以及科學世界觀,而不是黑格爾。普列漢諾夫、列寧、斯大林以及蘇聯的許多思想家則對辯證唯物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和提高作出貢獻。




參考書目

① 盧西奧·科菜蒂:《馬克思主義和黑格爾》(1969),1975年英文版。
② 依林·費切爾:《馬克思同黑格爾的關系》(1967),載《卡爾·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一書,1970年英文版。
③ 讓·依波利特:《馬克思與黑格爾研究》(1955),1969年英文版。
④ 卡爾·科爾施:《馬克思主義和哲學》(1923),1970年英文版。
⑤ 喬治·利希海姆:《〈從馬克思到黑格爾〉及其他文章》,1971年英文版。
⑥ 赫伯特·馬爾庫塞:《理性與革命——黑格爾和社會理論的出現》,1941年英文版。
⑦ 奧斯卡·涅格特:《黑格爾哲學的現實與後果》,1970年德文版。
⑧ 曼弗列德·里德爾:《黑格爾和馬克思》,載《制度與歷史》一書,1974年德文版。
⑨ 迪特爾·沃爾夫:《黑格爾和馬克思》,1979年德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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