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一亿总忏悔论”（第二部分）

隐秘战线

10月9日，日本原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出台组阁。与此同时，GHQ相继颁发了五大改革指令，并对战犯嫌疑者予以逮捕收容审查。9月11日，东条英机等39人以
对和平有罪的嫌疑被逮捕，12月2日，皇族梨本宫守正等59人被收容，接着，又对天皇身边的重臣近卫文、木户孝一等人发出逮捕指令。GHQ宣称，“天皇制的支柱已被摧毁”。

由于日本旧政权的政治家、官僚所组成的币原内阁同东久迩内阁在“国体护持”上几乎没有什么分歧，因此为了维护天皇的统治体系，币原内阁于10月30日通过决议，成立一个“大东亚战争调查委员会”，目的是“调查战败的原因和实际真相”。11月5日，阁议做出《关于战争责任的决议》，内容指出，“大东亚战争是鉴于帝国周边的情势，而不得已发生的”，“天皇陛下坚决主张对英美交涉，和平的妥协”，“关于开战的决定，作战计划的实施，天皇陛下遵从宪法运用中确立的惯例，不能驳回大本营或政府决定的事项”。

这就是战后日本政界一贯坚持的
和平天皇论的最早雏型，也是币原内阁为昭和天皇圈定的
结论。因为这一“结论”迎合了GHQ利用天皇、推行美国占领政策的初衷，也与冷战初期西方营垒对抗共产主义的战略决策合拍——所以在当时没有受到应有的批判，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仍在政界和民间占据有一定的市场。

当然，GHQ对币原内阁的“大东亚战争”的称谓是不满意的，12月15日，GHQ颁发《关于国家神道的指令》，指出“大东亚战争”一词同“国家神道、军国主义和超国家主义紧密结合”，带有“美化战争”的意味，明令所有公文书中一律禁止使用“大东亚战争”的称谓。这样，币原内阁的“大东亚战争调查委员会”才把“大东亚”3个字删去，改称“战争调查委员会”，却继续进行带有主观意义的各项调查，直到1946年9月才宣布撤消。

为了“矫正”日本政界的战争认识，澄清民众对战争的“模糊观念”，GHQ从1945年末开始，加强了“太平洋战争史观”的宣传力度，利用NHK广播连续播放《真相是这样的》系列长篇报导，同时通过各新闻媒体连载《太平洋战争史——不真实的军国日本之崩溃》，把美国人的“太平洋战争史观”灌输给日本社会的各界民众。
美国人的“太平洋战争史观”的主要观点圈定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日本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经七七事变到最后发动太平洋战争，对外的侵略战争是具有连续性的。
第二，日本侵略的主要目标是中国。
第三，美国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做出了“最大贡献”。
第四，以军部为中心的军国主义者是侵略战争的主要责任者。而天皇、宫中派(天皇身边的重臣)、财界、舆论界等属于“稳健派”，是军国主义的“对立势力”。
第五，强调日本军国主义者“隐瞒了事实”，“欺瞒了民众”，日本国民也是“军国主义指导者的牺牲者”。

以上，美国人的“太平洋战争史观”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罪恶，抨击了罪大恶极的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否定了日本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种种借口和谬论。但是，不能不指出的是——这个史观是站在美国利益和西方殖民主义利益的基础上，以美国人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来评价这场战争，它带来的影响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极力突出了美国在战争中的地位和“最大贡献”，无视中国和亚洲抗日战场的存在，抹杀中国、朝鲜以及东南亚诸国为反法西斯战争所作出的历史贡献。
第二，忽略了日本对台湾、朝鲜的殖民统治问题。所以在后来的东京审判中没有追究日本的殖民统治责任。
第三，着意保护天皇和政界官僚、财阀等免受战争责任追究，更无意清理酿就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土壤。
第四，忽略了追究战时体制下舆论机构、社会团体对侵略战争的责任，以及普通民众应该如何正确认识战争等问题。

“太平洋战争史观”的结果是使本来就不认帐的战争责任者（除天皇外，还包括战争时期的政界、司法界人物、一部分帝国军人、财阀、右翼巨头等）逃脱了法律的追究，更固执地坚持他们的战争观，也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战后日本社会各界的战争责任意识，冲淡了日本国民对被侵略国家、人民的加害责任，并促成崇拜美国、轻视亚洲的战后日本社会风气的形成。曾任美国某新闻机关东京特派员的马库·盖因在当时的日记中这样写道：“《真相是这样的》的连续播放，让我感到困惑，它是政治性的。比如，把那位像有癔病的总理大臣币原喜重郎描写成军国主义的果敢的敌人，（广播）攻击的主要目标集中在军人，却把天皇、财阀首脑显而易见地排除在战犯名单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