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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一亿总忏悔论”(第三部分)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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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28 08:00:43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隐秘战线 于 2022-7-28 08:05 编辑

东久迩内阁总辞职后不久,东久迩宫稔彦会见裕仁,以本人在战时曾出任军司令官,对战争有责任为由,要求脱离皇族,并提案请天皇退位。为什么上台伊始为保护天皇和天皇制而效尽犬马的东久迩一反常态,竟然要求天皇退位呢?个中的内情颇为复杂。有学者分析,在东久迩内阁期间,GHQ开始逮捕战犯嫌疑者,裕仁对东久迩内阁把当年的股肱之士交给美国人心怀悻悻,对内大臣木户孝一说:“把战争责任者引渡给联合国,真是苦痛难忍,自己一人接受即便退位如何?”9月12日,东久迩向裕仁报告东条英机等39名战犯嫌疑人被GHQ拘捕以及阁议决议时,裕仁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称“敌方所谓的战犯嫌疑人,特别是所谓的责任者,都是曾经尽忠尽诚之人,不忍将他们以天皇的名义予以处理,故应再加考虑”。另据天皇近臣木下道雄的记录,裕仁对东久迩的提案十分不满,称“关于退位之事,退位了自己当然轻松,也就不必品味今天这样的苦境,可是秩父宫患病,高松宫是开战论者,曾居军的中枢部,不适宜摄政,三笠宫又年轻缺乏经验,东久迩此次的轻举特别令人遗憾,东久迩对这些事情一点也没有考虑”。可见,裕仁与东久迩内阁之间确实产生了一些芥蒂。

对于东久迩脱离皇族和昭和退位的两个提案,裕仁予以了否决。当时的《读卖新闻》报道称,有许多皇族赞成天皇退位,东久迩是其中之一,总辞职后不久就拜会陛下,请求脱离皇族和提案(天皇)退位,当时,以时机尚不成熟为由没有采纳两提案。

其实,战后初期,提出天皇退位论的重臣不只东久迩一人。

1945年末,鉴于GHQ和社会各界追究战争责任的呼声日高,天皇作为日本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作为宪法规定的三军大元帅,对战争负有不可推诿的重大责任。于是,天皇的重臣近卫文磨就建议天皇隐退或出家;内大臣木户孝一以及宫内府长官田岛道治也提出过天皇退位论。贵族院成员南原繁(东京帝国大学校长)、佐佐木偬一(京都大学教授),原文部大臣安倍能成,枢密院议长平沼骐太郎等人都提出过天皇退位说。他们的理由一是天皇作为国家元首负有败战的责任;二是容许军阀横行,负有怠慢之责;三是作为日本军队的统率者要求国民服从,陛下对献身而战的忠良将士负有背信之责等等。他们的理由中隐匿着一个最大的目的则是希冀摆脱裕仁战争责任的干系,退位后由皇太子即位,这样才能保证天皇统治的“万世一系”,使日本的国体得以维持下去。据当时日本舆论调查研究所发表的调查报告中,汇编了各界人士的意见:“为了纯正天皇制需要退位,如果不退位令后来史家难以书写历史。尊重天皇制,希望它永续,所以洗却太平洋战争的污垢是必要的,退位以后让位于太子,可使人心一新。天皇退位,皇太子在新宪法下成为天皇,可正确的保持天皇制,从历史的变换和道义的战争责任上,是最好的良策。采取此策是想存续天皇制的贤明之举”等等。

再看《读卖新闻》1948年8月15日发表的数据:赞成天皇制的人数比例为90.3%。对天皇退位说,有68.5%的人不赞同天皇退位,18.4%的人主张天皇退位后由皇太子即位,只有4%的人主张废除天皇制。以上的言论和数据可以说明天皇重臣们为什么要提出“天皇退位论”来了。

比起天皇的重臣们,美国人更深刻地体味到维持天皇制对于顺利贯彻美国的占领政策,构筑东方反共产主义阵营的桥头堡,实现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目标的重大意义。所以,重臣们苦心积虑的天皇退位论的苦肉计根本用不着实施,在美国人的庇护下,不仅天皇裕仁免去了战争责任的追究,连(象征)天皇制也得以保存至今。它带来的结果是关于天皇战争责任的研究和争论,直到今天仍没有停息。又因为天皇在东京审判中被免于起诉的实际后果,甚至连作为出庭证人都没有成行,为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解决日本政界和社会各界的战争责任意识,妥善处理战后遗留问题等都埋设了一块绊脚的顽石。

一亿总忏悔论出笼后,就遭到社会各界和舆论机关的批判和抨击。9月8日,爱知县知事在报告中指出:“我们为了打赢战争,忍受了所有的无奈,今天才明白知晓国力真相的领导者们的欺瞒政策,为什么不信任忠良的国民,公布事实的真相,甚是遗憾,直到最后,指导者还欺瞒国民,实在该死,历来的指导当局在国民总忏悔前,必须负起自己的责任。”在佐贺县,也有舆论反映“如果说败战的责任,应该是最高为政者的责任,今天,对民众论起败战责任没有道理”。

一亿总忏悔论虽然受到日本社会各界的抵制和批判,但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由于美国人的主导作用和包庇天皇及政界“稳健派”的意图,使批判“一亿总忏悔”的社会舆论并未真正到位,甚至出现扭曲的倾向和趋势。尤其是逆反心理等因素的作用,使社会舆论和思想理论界的矛头几乎一致对准军部集团,缺乏冷静思考或自我反省意识。这样,在追究战争责任问题上就不可避免的存在着某些偏颇,其结果是转移了舆论界或知识界的视线,淡化了国民的战争加害意识,这对扭曲战后日本政界和社会各界的战争认识,及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等都是不容忽视的。

第一,模糊了战争责任和败战责任的界限。东久迩内阁抛出1亿总忏悔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脱天皇的战争责任,所以故意只在败战责任上做文章,而不去追究战争责任,甚至把败战责任转嫁到1亿国民的身上。他们认为,“国民道义的颓废”也是原因之一,再就是日本同美国在战争实力上差距过大,所以“日本战败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而对于发动侵略战争的指导者及天皇的责任,东久迩内阁却是讳莫若深,这便带来了战争责任意识的极度混乱。

这一观点直到今天仍有相当的市场,并且经过一番包装或演化。曾任内阁总理大臣的中曾根康弘在台上时,曾承认过日本对外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但是,他又说过:“明治以来日本人的努力,大东亚战争和我们过去的历史都被淹没在詈骂和诽谤之中——大东亚战争是错误的战争,受到了那么大的被害,死去310多万人,其中约80万人死于空袭,230多万人战死,一半的领土被占领,迎来了这样的悲剧,从现实看,大东亚战争是误算的战
争,是错误的战争,国民不能不做出这样的历史判决。”这里,中曾根批判战争的立足点完全站在被害者的角度上,站在为日本国家利益和日本民族利益考虑的立场上,他认为战争使明治以来日本人的努力都付诸东流,而且,死了那么多的人,一半的领土被占领,所以,这场战争实在是不划算,是一场误算的战争。至于被侵略的亚洲各国所遭受的巨大损失和沉重代价则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无独有偶,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头面人物藤冈信胜也认为,日本参与大东亚战争是战略选择错误。他说:“日俄战争后,随着美国敌视日本政策的出笼,日本犯了战略选择错误,对朝鲜半岛的对策是否有其他选择有待充分探讨,在摸索走过曲折道路的同时,日本出现种种政策性错误,其结果突入毁灭的大东亚战争”。

藤冈的这席话并非是指责日本的战争责任,只是认为日本政策“选择错误”,才突入毁灭的大东亚战争,而导致日
本选择错误政策的责任者,是美国敌视日本政策的出笼。所以他认为,日本虽然在原理上选择了错误的战略,但是由于美国对日舆论决定性的恶化,为了打破ABCD包围圈,为了保卫自己的“南方生命线”,才不得已与美国开战,所以“大东亚战争也是自卫战争”。可见,藤冈的政策选择错误同中曾根的误算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的共同之处是在败战责任上做文章,不是去指责当局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而是责怪他们的误算或选择错误,从而给日本带来的悲剧或毁灭。

第二,指导者战争责任观的形成。1945年9月22日,美国政府颁发了对日方针,明确提出要“追究使日本国民的现在和将来都陷入苦境的陆海军指导者及其协力者的责任”。而对昭和天皇以及包括政治家、宫内派、右翼、财阀在内的稳健派则予以庇护,这就是美国人划定的指导者战争责任观,并且成为东京审判的指导方针。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对昭和天皇的免责——尽管是出于美国政府的意旨,但是,至少是获取了相当数量的国民的赞同;同时也使日本政界的官僚、财阀、右翼巨头等逃脱了正义的审判,削弱了对日本法西斯国家战争机器的彻底追究。在东京审判的25名甲级战犯中(原28人,松冈洋右、永野修身期间死亡,大川周明因突发神经免于起诉),有陆军派人物15人,海军派军人2人,其他才是(对美)开战内阁的首相、国务相、外交官之类人物。7名被判绞刑的战犯中,除1人是文官外,其他6人都是陆军派人物。可以说明,美国人认定的指导者主要是指日本的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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